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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资源匮乏并极端依赖进口,高度发达的制造业是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其科学研发能力十分强大,拥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和科研机构,每年科研经费约占全国GDP的3.1%,该比例位居发达国家榜首。此外,以动漫、游戏产业为首的文化产业和发达的旅游业也是其重要象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日本历史与文化相关论文范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从古代开始,日本和中国就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从远古时期的旧石器时代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日本本来就是和我们接壤的土地,只不过是由于地壳变迁等原因,日本才从亚洲大陆渐渐分离出去,一步一步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岛国。而且,日本本来是没有人在那居住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日本没有它的本土居民。它岛上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后来迁移过去的,其中相当多一部分还是由中国迁移过去的。如此说来,有相当多的日本人的祖先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可见,日本与我们的渊源不是一般的深了。
关键词:旧石器时代 绳文时代 弥生时代 飞鸟时代 奈良时代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都和日本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从古代开始,日本都是和我们关系相当密切的国家了。从远古来看,日本岛本来就是和我们相连的陆地,只不过是后来地壳的运动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使其渐渐的分了出去,日本也由此渐渐的变成一个岛国,而与我们的大陆板块逐渐分离开了。但有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个叫大陆桥的通道使人们可以相互往来,据说日本岛本来没有人,日本岛上的人都是从亚洲板块上过去的,由此形成了日本岛的原始居民。
到了绳文时代,日本才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岛国,真正与大陆板块完全分离,形成了自己的国度。到了日本的弥生时代,日本的经济开始飞速发展,这大都归功与中国秦汉时期的所谓的移民,这些移民将中国的知识和技术传到日本,使日本国的科技以及经济都飞速的发展。最重要的一次当属徐福东渡了。带走了大量的童男童女,以及许多的先进的技术,这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损失,但对日本来说确是一个飞跃,一个转折点。这使日本一夜暴富,科技和经济大幅度发展,这都要归功于中国。
之后的飞鸟时代是日本和中国外交的频繁的时代,日本圣德太子改革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和中国进行外交。到了之后的奈良及平安时
代,日本也在各个方面借鉴中国,使自己不断壮大。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日本古代和中国在各个方面的联系。
(一)旧石器时代
在这个时代,日本还与我们接壤,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它还不是一个岛国,它还只是亚洲大陆板块的一部分。据史料记载1万3000年前由于的火山喷发造成地壳运动,日本的弧状列岛脱离亚洲大陆,成为现今的日本原貌。但在当时,还有一个叫做大陆桥的通道,使日本岛与大陆板块相连。
据史料记载,日本岛上本来并没有居民,日本岛上的居民全部都是由大陆板块上的人迁移过去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日本岛上的原始居民都是大陆上的人,根本不存在日本岛上土生土长的原始居民。关于日本民族的祖先从何处而来,考古学者樋口隆康指出,进入日本列岛的外来移民主要有五条途径:北路(来自桦太即库页岛、经北海道进入本州北部)、南洋路(来自南太平洋诸岛进入本州东部)、朝鲜路(来自北西伯利亚和中国华北、经朝鲜半岛仅进入本州中部)、东中国海路(来自中国长江流域直接东渡至九州北部)和冲绳路(来自中国华南及东南亚经台湾、冲绳至九州南部)。【1】
毋庸置疑,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中国人了。也就是中国和日本在早期都是相同的人。日本的旧石器时代就是日本岛形成的开
端,但实际上在这个时代中,日本并没有真正的岛国,因为有大陆桥的存在,日本岛上的人和大陆板块上的人还是可以相互来往。
(二)绳文时代
时间一点一滴,日本渐渐进入了绳文时代,绳文时代是日本旧石器时代后期,约一万年以前到公元前一世纪前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随着气候的变暖,大陆桥逐渐消失。日本才真正与大陆板块相分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岛国。绳纹人的生活是一个以聚落为中心的闭塞世界,居住竖穴和铺石洞穴,他们的生活用具有打制的石镞、石枪以及用鹿骨制作的骨镞,还有陶制或者木制的、涂有漆的腕饰以及玉石制作的耳饰、骨制的发饰等工艺品。 【2】人们驯养狗以捕获鹿和野猪,同时发明了弓箭,大大增加了猎物捕获量。除捕鱼外,人们也采集七叶树籽、橡实、核桃和植物的球根等。
人们努力获得足够的食物,并且有空闲时间来磨制石器和烧制陶器。又因为开始食用熟食而扩大了食物范围。绳纹时代的各种技术随着时代前进多少有些进步,但就制陶技术来说,不是直线发展的,绳纹文化的发展明显地带有“畸形性”。“尽管在陶器和石器加工上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才能,但是生产力的停滞却使石器时代人的精神内容不能不停留在低级阶段。以物质为材料进行造型的能力之高涨,与组成社会的人类思想认识之低下,形成了原始社会文化奇特的不平衡。”【3】作为掘土工具的石斧和摘穗用的石刀,在近畿、九州、四国地区等遗迹中已广泛发现。近年来,一些绳纹后期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炭化米、大麦粒等的压痕;北九州福冈市板村遗迹中,发
现了绳纹后期的水田遗址,水田置有调节水量的堰水栅、水沟、田间小道。这些发现生动地说明在绳纹后期已栽培栗、麦、稻等作物了,后期绳纹人耕作经验的积累,为后来弥生时代水稻的广泛耕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在这个时期日本在一步一步的发展。
同时,在这个时期,日本也开始盛行巫术,出现石棒、土偶,并有拔齿等习惯。人们开始信奉鬼神,而且相当尊崇鬼神。从后边的时代更可以看出这一点,人们相信鬼神都到了相当不一般的地步,甚至在弥生时代的邪马台国,人们推举卑弥呼作邪马台国的国王仅仅就是因为她“通鬼道”。由此可见一斑,日本人信奉巫术已经到了不一般的地步了。通晓巫术的都可以做国王,而且卑弥呼在做国王期间根本不理政事,整天只在宫殿中作法,干一些跳大神的事就行了,从来都不去过问朝政。所有的政事都是由她的弟弟代为受理的。但是,绳文时代确实有其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它为日本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时期,是日本人在解决吃饭等基本问题的时期,正是因为能很好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才能为日后日本的飞速发展奠定基础。
(三)弥生时代
弥生时代是日本在各方面都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原本发展相当缓慢的日本原始社会忽然一夜暴富,飞跃进入全新的农业社会。这一切毋庸置疑要归功于中国。弥生时代发生飞跃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秦汉时期的移民进入日本,他们将中国先进的农耕文明引入到了日本。这是日本的一个相当大的飞跃,为农耕基础相当薄弱的日本带去了中
国最先进的农耕技术,对日本人来说,这简直就是捡了一个相当大的便宜,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得到了中国最先进的农耕技术。只是可惜当时秦始皇的暴政,迫使人民到外面寻求生路。
而且当时地理环境也对中国向日本移民的人创造了相对来说有利的条件。人们当时其实只需要坐上一只小船,借助环流的力量就可以到达日本岛了,即使他并不知道方向是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也可以相对安全的到达日本岛。就是这样,很多的人都通过这种途径到达了日本。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这对我们国家是一种人力资本的严重流失现象,这是相当大的一种损失。但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日本可以完全无成本的获得中国当时很先进的农耕技术。这也是日本为什么能在原本发展极其缓慢的条件下忽然之间一夜暴富。
但是,在这个时期,对中国损失最大的就是徐福东渡所带来的损失了。徐福本来就是一位修仙之士,是负责为秦始皇找长生不老药的人。也是因为秦始皇老年糊涂,又加上对长生不老的渴求,对徐福极度信任。徐福也正因为此才能成功的向秦始皇要到那数千的童男童女及各种徐福的所求。其实徐福本来相帮秦始皇找长生不老药的,但是又怕找不到会受到秦始皇的惩罚,所以就留了一手,可以自立为王。据说后来徐福爷再找长生不老药,他后来认为富士山上的一种植物就是长生不老药,并因此把富士山命名为“不死山”,后来因为读音比较像才逐渐改名为富士山。
到了弥生时代中、后期的日本,当时日本总称为“倭”,分
成许多小国,有“王”、“大夫”、“下户”、“生口”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从那个时候起,日本和中国才开始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对于3世纪来往于中日两国的使者来说,未必能以一个统一的称谓来称呼当时的神道教,他们拿当时中国人的价值标准,结合东汉末年诞生的符水道教(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而称倭女王的祭祀场所为“楼观”、其所事的神道为“鬼道”。我们认为,从祭祀场所为固定的“宫室楼观”来看,卑弥呼所事的“鬼道”已隐约表现出神社神道的性质。当时日本有许多的国家,处于战乱,每个国家都希望被中国当时的汉朝所承认,把自己作为正统。其中最早向中国进行朝贡的是其中的邪马台国,当时的国王就是那个通鬼道的卑弥呼。邪马台国还建立了一套包括辅臣、“大率”、“大倭”、“大夫”等机构的国家机器,其应是日本列岛上第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关。他们希望借汉朝的威势巩固其地位。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地位还是相当不一般的。日本的弥生时代可以说是和中国脱不了关系的,没有中国也就没有日本弥生时代的飞速发展。
(四)飞鸟时代 飞鸟时代日本最大的变化就是实行改革,而在改革中最重要的当属圣德太子的改革了。圣德太子改革中很多的内容是和中国有关的。例如推崇佛教、编写史书等等。圣德太子非常推崇中国的佛教,宗教方面,采取兴隆佛教和敬神的政策。提倡造寺、写经、念经;崇敬伊势神宫,创始祈年祭等,借以提高天皇的地位。他非常提倡佛教的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涅槃等教义,并且要求民众安于现状,追求来世。推古朝通过振兴佛教以达到树立全国共同崇拜的宗教,来削弱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权。
其次,圣德太子改革的另一主要方面就是恢复中日邦交。中国在589年,由北周重臣杨坚建立隋朝。589年隋灭南朝陈,实现全中国的统一。隋朝对亚的外交是结交百济、新罗,征伐高句丽。隋炀帝继位后,从612年起,陆续发动3次对高句丽的战争。7世纪初,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推古朝决定派遣隋使,恢复与中国断绝一个多世纪的国交,并积极吸取别国文化,充实国力。
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位很有名的日本使臣——小野妹子,他多次来到中国,对两国的建交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圣德太子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室的地位,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圣德太子的改革是大化改新的准备和先声。但圣德太子的改革是极不彻底的。冠位制是在没有废除氏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只在畿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中下级贵族中实行。宪法17条作为训诫,只能起到教化作用,没有更大的约束力。更主要的是没有触动当时社会症结的部民制,所以削弱氏姓贵族势力,提高皇权是极为有限的,更不可能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挽救社会危机。由此可见,日本在飞鸟时期是和中国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五)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是和中国交往甚密的时期。奈良朝与唐朝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遣唐使来完成的。在这个时期,日本从多方面借鉴中国,但在这个时期,从中国借鉴最多的方面当属文化方面的借鉴了。首先,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佛教文化了。奈良时代,随着起源于日本本土的佛教以及和从印度经中国和朝鲜传入的佛教宗派的不断传入,逐渐形成了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佛教史上称之为“奈良六宗”,相对于平安时代的京城(今京都),又称“南都六宗”。奈良六宗与平安时代以后出现的诸宗相比,更注重经典学问的研究。僧侣常兼数宗之学。佛教在日本所占的地位愈来愈高。同时奈良佛教的制度逐步完备,从僧官设置、僧位授予、僧尼的品行衣食住行等均有详细规定。
同时影响日本的还有我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儒学。儒学从治政理念、官吏的选拔和考核、对人们道德生活的影响等三方面都在影响着日本。日本早期儒学曾影响当时日本社会各领域,而其最主要的影响则是为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提供了政治理念。儒家政治的核心内容,其一是“政在养民”。把富国安民的基点,放在农村的安稳和农民们摆脱贫困上。奈良时代“农者天下之本”的思想,始终成为统治者治政的首要大事。其二是“简人任能”。对于各级官吏的选拔、政绩良劣都十分注意。其三是“俭约”。儒家认为,帝王崇尚俭约,则民心不乱,国可兴盛。奈良时代虽然大造佛像,用尽国库,但从全面来看,历代天皇均比较注意俭约。
同时,奈良时代的建筑风格也深深的受着隋唐时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平城京的建设和佛寺的建造上。还有日本的绘画、雕刻、乐舞等多方面也在深深受着中国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在深深的影响着日本奈良时代文化的各个方面。
日本从远古就是从亚洲板块中分离出去的 ,日本岛的居民也是由欧亚大陆上过去的,说明日本从古代开始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之后的各个时代中,从旧石器时代到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到飞鸟时代再到奈良时代,中国从各个方面都在影响着日本,无论是旧石器时代人口的迁移,绳文时代日本的一点一滴进步,弥生时代中国帮助下的日本一夜暴富,还是飞鸟时代日本仿照中国进行的改革,奈良时代日本在文化上从各方面借鉴中国。
完全可以说,日本从古代就和中国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日本,没有中国也就没有日本的今天。所以,日本的发展是和中国密切相关的。中国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便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点一点的影响着日本,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古代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实现当密切的。
【1】 樋口隆康著:《日本人来自何方》及《新选 日本史图表》(坂本赏三、福田丰彦监修,第一学习社, 1995 年改订 22 版,第 5 页)所绘图表
【2】 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二》,《考古与文物》1996 年第 6 期。
【3】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第二版),岩波书店,1996年
【4】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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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读懂中国”的钥匙
“一心中国梦”,中国永远是有梦的国度;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上,始终不乏有“一夜梦千回”的诗人,中国又被称之为诗的国度。梦与诗相随,诗与梦相伴,诗人们创造梦的世界,追寻梦的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与历史文明的象征。“诗言志”,梦之魂、诗之魂、国之魂、民族魂,梦以诗为载体,诗以梦为意象,数千年倾诉报国之梦,民族振兴之梦,国强民富之梦,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华民族整部辉煌史诗中。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生存奋进之歌,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动力。
“中国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异想天开的结果。“中国梦”传承了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总结了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包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汇集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
在中国迈向现代化新的历史征途上,将“中国梦”上升为整个国家、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共识,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内涵的提升,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感情和价值观认同的扩展与升华。
“中国梦”激活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和中华儿女心灵深处的集体意识,表达出13亿中国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当代“中国梦”,处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我们将之概括为“五个统一”,即历史性、现实性、时代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的统一;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统一;中国国情、世界潮流、时代精神的统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的统一。
读懂“中国梦”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价值导向,国际社会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中国梦”:不是恢复昔日的“天朝帝国”
国外有评论认为:“中国梦”是“重返”昔日“辉煌”,是“恢复中国失落很久的荣耀的梦想”,是“恢复”旧日的“中央王国”,是“恢复中国历史上那种帝国秩序”和“昔日的帝国地位”;有的把“中国梦”说成是“雪耻梦”;少数周边国家“担心可能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属国”。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确辉煌过。美国著名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过,在世界历史上,“中国被视为古老而高度文明的国家”。在18世纪以前长达一千多年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3世纪,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中国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和生机勃勃的商业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6世纪之前,人类约有300项重大科技发明,其中175项是中国发明的。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了近100年。英国著名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曾计算过,18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乾隆末年,全世界10个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中国就占了6个。历史上的中国“鹤立鸡群”于世界长达1500年之久。
中国拒绝历史虚无主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而自豪但不自满,永远不会躺在祖先创下历史辉煌的功劳簿上,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但不搞民族自大,更不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中国梦”不是重返汉代雄风、大唐伟业、康乾盛世,即言之,不是恢复昔日的中央王朝。
“复兴”一词(意大利语:Rinascimento,由ri-“重新”和nascere“出生”构成,等同于英语的Renaissance ),有“继承”、“再生”、“新生”、“创造”的本义和引申义。就像文艺复兴继承和发扬光大古希腊罗马文化、“创造”出资本主义人文主义文化一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继承但超越历史的辉煌境界,是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精神的结合,具有崭新的时代内容。
论文摘要:2012年初,中菲两国的黄岩岛之争再次将南海问题推向了国际社会的风口浪尖,其实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南海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越南、菲律宾等国不断侵占中国的南海诸岛,挑战我南海主权,再加上美国,日本等国在背后推波助澜,使得南海局势异常复杂。众所周知,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南海诸岛享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为什么到了今天,南海诸岛却成为一个有争端的地区,而且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也变得越来越被动?本文将对南海问题的产生由来,发展变化以及当前状况做出全面的阐释,并对过去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所采取的举措进行剖析,此外,也还会对当前南海问题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关键词:南海问题;由来;现状;新的思考
前言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却迟迟难以得到解决,反而处于越来越被动的状态。当前,南海主权争端问题日趋复杂化,并使中国的南海海权与海洋权益面临严峻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南沙群岛岛礁多数被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占据;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主权与资源争端时有发生,冷战结束后尤其是1995年以来,南海周边的东南亚相关国家与中国围绕南海主权和资源的争端频频发生;南海周边国家不断扩充军备,并加强合作;菲律宾在南沙问题上异常活跃,不断叫嚣要把南沙问题提交国际法庭,以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面对目前复杂的局势,我们应该冷静思考,沉着应对,既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也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产生的争端。
本文将叙述南海问题的由来及现状,并浅析由南海问题引起的新思考。
一、南海问题的由来
"所谓南海问题主要是指涉及南海的岛屿主权、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三方面的争议,争端方为中国,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一般称之为'六国七方' 。"其实质就是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地区主权归属上的争端,焦点是南海群岛的主权归属。
有关南海问题的争端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南海争端问题。1969年,联合国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在南海周围海域进行石油资源的预测研究,认为南海海底可能是世界上蕴藏石油和天然气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南中国海海底蕴藏着丰富的油气、矿产等资源,被称之为第二个"波斯湾"。 再加上南海是世界上一条重要的海上国际运输航线,使南海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和资源价值。一时间,南海的战略价值凸显。南海地区所蕴藏的战略价值使南海地区的周边国家对南沙诸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也纷纷以种种借口抢占和争夺我南沙诸岛。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觊觎中国南海的油气资源,近些年来,他们侵犯中国主权的动作不断发生。越南曾声称在南沙"决不放弃一寸土地","不惜与中国一战"。马来西亚则在中国南沙地区大肆开采石油资源,并鼓动东南亚国家联合起来成立南沙集团,共同对抗中国或增加与中国谈判的筹码。菲律宾则根据所谓的"近邻原则","时效原则","安全原则",以民间探险为呼,以政府介入为应,两者相互推动,相互促进。
20世纪80年代,为了和平解决本不存在任何主权归属问题的南海问题争端,中国政府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但时至今日,南海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变得异常复杂,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也变得越来越被动。仔细审视南海问题复杂变化这一历史过程,不难发现,除了表面上的南海周边国家争夺天然气石油资源的因素外,还存在着一些其他深层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
首先,一些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片面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法律漏洞,在抢占中国南海诸岛的同时,还谋求使他们的抢占行为合法化,扩大和保护其既得利益,1982年4月3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获得通过并付诸实施,从确立新的海洋秩序的层面来说,该公约的实施确实发挥了积极地作用。但同时,该公约规定:每一个国家有权确定其邻海的宽度,但必须限制在从按照本公约确定的基线量起不超过12海里的界限。并规定专属经济区是指从测算邻海基线量200海里,但在确定"专属经济区"界限区域时,却忽视了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明确的规定。这样一来,"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就可以存在多条分界线,这为那些"专属经济区"重叠的国家产生冲突,埋下了隐患。文莱曾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为由,对位于南海群岛南部的南通礁提出声称。菲律宾、马来西亚也宣称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位于他们所谓的大陆架上,对这些岛礁也提出声称。而实际上,他们的说法并不符合国际法和海洋法的规定,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陆地支配海洋,中国对南海诸岛享有领土主权是毫无争议的。陆地支配海洋,意思是说,只有某个国家对该岛礁拥有主权,才能对该岛礁周围的海域提出声称,反之则不能提出声称。对于南沙群岛的岛礁,其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享有无可争议的主权。所以,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即便这些岛礁与中国的海岸线相距甚远,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做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美日等区域大国利用南海问题的争端,牵制中国的崛起,企图将南海地区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以及双方依赖的不断加强,在遏制中国崛起上,美国所能抓到的把手越来越少。对于美国来说,介入南海问题不失为一个有效可行的举措。长期以来,美国在战略上一直非常重视南海,但在策略上却相对滞后,在南海问题上并未给中国制造太多麻烦。但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以及对南海利益需求的不断上涨,美国的顾虑也日益加重。其南海政策也由"间接介入"转向"积极介入"。近年来,美国不断与东盟国家举行联合军演,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就是其政策转向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日本,作为唯一一个曾经大规模侵占过南中国海的国家,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对该地区局势的发展表现出高度的关注,成为该地区安全格局变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毫无疑问,中国是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围绕着钓鱼岛以及东海大陆架的主权归属问题,中日两国进行着积极的相当激烈的博弈。而此时,介入南海争端,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以此求得中国在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上立场的松弛,对日本来说是万利而无一害。其实,很显然,日本必定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以获得更大利益。美日的算盘就是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他们可以介入南海问题,从而他们从中谋得利益。
再次,对于我们自身而言,过去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的举措存在着不少弊端,在客观上为某些国家提供了可称之机。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谈及南海问题上讲到:"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屿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中国采取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虽然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下,南海问题也取得一些成效,比如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但与此同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也正逐渐走入一种困境。一方面,东南亚的某些国家根本无视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一直不断侵占中国领土岛礁,损害中国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却不能拿出很好的举措,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利益被一点点的吞食。可以说现在只是中国是在单方面执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原则,而其他国家根本对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置若罔闻,如若中国继续罔视这一现象,那么中国的南海利益将会受到更大的侵害。以后再解决南海问题将是难上加难。
二、南海问题的现状
自南海诸岛争端产生以来,南海周边的部分东南亚国家也逐步加快了其抢占中国南海诸岛的步伐,,南海问题也变得异常复杂。形成了当前"六国七方"对峙和角逐的局面,"四国五方"的军事占领的武装割据局面。目前南海问题争议方多达七个,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上述七方所占岛屿所形成的犬牙交错局面,使得彼此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南海问题复杂化的趋势看似不可阻挡。此外,随着美日等区域外大国的介入,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倾向也日益凸显。对中国来说,解决南海问题更加棘手。
(一) 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在南沙实际控制的岛屿
南沙群岛最早由中国发现并命名,中国并一直对其行使着主权,这一点在国际社会上一直是予以承认的,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南海地区。二战结束后,根据战争后期所签署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其中规定,日本将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45年10月25日,中国国民党政府收复了台湾,之后又正式收复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1946年11月24日,由国名党将领姚汝玉率领的"永兴"舰抵达西沙群岛的主导--永兴岛,并竖起"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12月12日,由林遵率领的"太平舰"到达南沙群岛的主岛,对它以"太平岛"命名,并在岛上竖立"南沙群岛太平岛"的碑石。随后,中国政府的接收人员又到达了中业岛,西月岛和南威岛,并立碑为证。目前,太平岛仍在中国台湾的管辖之下。中国大陆真正开始"关注"南海诸岛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3月后,中国大陆陆续在南沙群岛控制了七个岛礁:渚碧礁、南薰礁、东汀礁、赤瓜礁、永暑礁、华阳礁和美济礁。后期所签署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其中规定,日本将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45年10月25日,中国国民党政府收复了台湾,之后又正式收复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1946年11月24日,由国名党将领姚汝玉率领的"永兴"舰抵达西沙群岛的主导--永兴岛,并竖起"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12月12日,由林遵率领的"太平舰"到达南沙群岛的主岛,对它以"太平岛"命名,并在岛上竖立"南沙群岛太平岛"的碑石。随后,中国政府的接收人员又到达了中业岛,西月岛和南威岛,并立碑为证。目前,太平岛仍在中国台湾的管辖之下。中国大陆真正开始"关注"南海诸岛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3月后,中国大陆陆续在南沙群岛控制了七个岛礁:渚碧礁、南薰礁、东汀礁、赤瓜礁、永暑礁、华阳礁和美济礁。
到目前为止,越南已占据我南海岛礁达29个,具体为:南子岛敦谦沙洲、鸿麻岛、景宏岛、南威岛、安波沙洲、染青沙洲、中礁、柏礁、毕生礁,西礁、无乜礁、日积礁、大现礁、东礁、六门礁、南华礁、舶兰礁、奈易礁、鬼喊礁、琼礁、蓬勃堡礁、广雅礁、万安礁、西卫礁、李准礁、人骏礁、金盾暗沙、奥南暗沙。在这些被越南占据的岛礁中,越南不但驻有军队,还设有各种军备设施,在一些较大的岛屿上,甚至设有机场、无线电雷达、气象站等。近年来,越南方面又有向上述某些岛屿"移民"或开发为旅游圣地的举动。越南在侵占我南海利益上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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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小曲作为甘肃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代表作,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景泰小曲来源于民间,创作于民间,流传于民间,它是景泰老百姓文化娱乐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地地道道的景泰民间传统文化,它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生活状态。景泰小曲是促进社会文明和农村文化建设﹑建立和谐景泰不可缺少的重要文化素材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甘肃景泰小曲的历史渊源及音乐文化特征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景泰小曲是流行于甘肃景泰县境内的一种民间传统小戏剧,景泰小曲的历史渊源复杂,它适合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和思想。景泰小曲被当地人民俗称为“小曲子”。景泰小曲是人们结合历史传说、人民生活及歌颂性质等多方面内容弹唱的一种地方性的曲艺。
关键词:景泰小曲 历史渊源 音乐文化特征
(一)历史渊源
景泰小曲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短小精悍,活泼多样,对演出场地要求不高,特别适宜于广大人民群众排练和演出。景泰小曲的历史渊源复杂,它的发展趋势如下:据历史文献记载景泰小曲属于一种综合艺术,在唐朝就开始有人表演,当时它只是作为一种“地摊戏”①在外演出;到清朝时有所发展,当时由人们自我编曲填词演唱,就在芦阳镇席滩村成立了一个唱小曲的班子;到民国十五年小曲遍布景泰各地,致使更多的人民开始学习并传唱;到民国末年,由于社会原因及历史原因,其发展形势渐衰;到““””时期,景泰小曲由于历史原因被禁唱,随之进入低落时期;但在改革开放以后,景泰小曲又逐渐兴盛了起来,人们将在唐朝时期流传的小曲和清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小曲进行整合改编,随之景泰小曲就此而演变成型,流传了下来。
(二)生存环境特征
景泰小曲作为一种民间曲艺,历史以来深受景泰人民群众的喜爱,使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至今仍然是人们茶余饭后?p喜庆之余,在街道?p地摊?p广场?p公园等活动时的主要文化娱乐内容,它带给百姓生活的真切感,百听不厌,久唱不衰。景泰小曲常以“地摊”的方式在民间娱乐活动,与大戏相比,规模小?p参与人少。它演出没有华丽的舞台,不用专业的剧务。一把乐器?p一把椅子就能把人们心中的悲与乐表演得淋漓尽致。
(一) 景泰小曲的基本内容
景泰小曲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有小曲弹唱内容?p表演形式及所需伴奏乐器。它具有不同于其它音乐的内容形式及特点。
1.景泰小曲的弹唱内容
景泰小曲内容是根据民歌整理和民歌改编而来的。它是由小曲爱好者经常深入田间地头?p柴院茅屋搜集民歌?p民曲,并加以整理翻新,取精去伪,整理而来的。小曲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淳朴的乡风、炽热的爱情、悲情感天的孝道、金戈铁马的征战、历史逸闻趣事。小曲是民间流行的俚语?p歌谣,是祖宗留下的?p世代口耳相传的?p十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曲的演唱内容是乡土的?p本色的。它扎根景泰,植根民众,说的是老百姓身边的事,不事粉饰,不事雕琢,朴朴素素,本本色色。
2.景泰小曲的表演现状
景泰小曲表演形式方便灵活,五六人即可,十多人不限,经常在“村口”?p“大队”以自娱自乐为主,用景泰当地方言演唱,不同的乡镇,方言也是有所不同的。在平时的晨练和晚饭后的娱乐中,常看见几艺人围坐在一起表演小曲,他们自我尽情的陶醉于小曲音乐之中。
3.景泰小曲的伴奏乐器
景泰小曲的伴奏乐队是由我国民间乐器组成,乐队的配置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最常用的第一类乐器是弦索类,有三弦?p板胡?p二胡?p扬琴等,其中最主要的乐器是三弦。第二类乐器是击乐类,有梆子等,梆子主要是掌握节奏的作用,当一曲结束时,常常用连敲以示终止。
(二)景泰小曲的音乐文化特征
景泰小曲通常在人们休闲娱乐和集体劳动中演唱,形势比较规整,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有时一人演唱,多人欣赏;也可集体表演,集体娱乐。景泰小曲独具四大特征:
1.演唱语言特征
演唱语言简单,通俗易懂,大部分都是描述人民生活的唱词。用方言演唱,这就方便了人们开口就能演唱。小曲具有差异性特征,由于口传心授,没有固定版本,在一代接一代的传授中必然形成了腔调和唱本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个腔调?p同一段唱词,地域不同,唱法也就不同。小曲故事情节浅显?p表演风格缠绵悱恻?p使人喜怒哀乐随性而发。
2.节奏多样
景泰小曲节奏多样,旋律行进流畅,小曲中的节奏接近戏曲,不同于西方音乐中的强弱拍,景泰小曲用梆子敲出板?p眼来控制小曲的速度与强弱对比。在这样的情况下,小曲演奏没有机械式的平均速度,而是随着小曲的曲调?p剧情发展?p感情起伏来即兴的演奏的。旋律行进流畅自如,演唱朗朗上口,一般都是旋律不变,唱词进行反复,在清唱前有时会加入引子和开场白,在必要的情形中会加入念白。小曲的演唱中多加以修饰,通常在旋律中加入“花音”②?p“苦音”③等。景泰小曲音乐旋律是经过了众多民间艺人?p传唱者的传承和二度创作才最终确定下来的。小曲节奏多以四分?p八分?p十六分音符为主。
3.演唱风格突出
在景泰小曲的演唱过程中还频繁出现“帮腔”的表现方法,在演唱中加入帮腔,可以营造一种欢乐宏大的氛围,要求伴奏人员和主唱者一起合唱。这一特色在小曲音乐中更为独特,它有力地烘托了欢快?p热烈的演唱氛围。在帮腔演唱中,一般重复主唱的最后一句唱词或最后一句旋律而不加唱词,节奏较简单,格式稳定。帮腔的大多是衬词,将曲调的最后一句重复演唱。
4.调式与调性的特色
景泰小曲的调式与调性明朗?p欢快。景泰小曲属于我国民族七声调式。在七声徵调式清乐音乐体系中,主音“5”与属音?p下属音之间分别构成了纯五?p纯四度音程关系,加上“清角”和“变宫”的不稳定性,尖锐的倾向性,使曲调表现出明朗?p愉快的调式色彩,极具民间特色。景泰是一个历史渊源复杂,历史悠久的文明县城。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勤劳善良?p聪明智慧的景泰人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景泰民族民间独有音乐文化。
①地摊戏流行在西北,是当地的小曲、小调糅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有说有唱,唱腔老而缓慢,幽而雅,柔和而动听。地摊戏出场人物少,服装、道具简单,同时不受地点限制,随时可以演出,广受当地群众喜欢。
②花音又叫欢音,因具有欢快爽朗的风格色彩而得名。
③苦音又叫哭音,因擅长表现悲愤哀伤的感情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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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月历史学相关的论文:
上海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概述
论文摘要:城市遗产保护工作是上海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近20年的探索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律与管理制度。文章对这一制度做了全面概述,并对其运作特点和利弊进行了分析。
论文关键词:上海 遗产保护 法律制度 管理制度
论文正文:
上海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历史建筑和历史地区的保护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严格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保护了城市历史风貌提升了城市品位弘扬了都市文化塑造了城市精神进一步凸现了上海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互交融的独特魅力。
上海市现有1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9, 1994, 1999, 2005年先后分四批确定了663处共2154幢.总面积约400万m=的建筑为优秀历史建筑(其中6}处为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上海确定了中心城区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包括外滩、老城厢、人民广场衡山路复兴路、南京西路.愚园路.新华路、山阴路.提篮桥.江湾、龙华、虹桥路历史文化风貌区总面积为27km’占上海市老城区的I/3e2。。5年上海又确定了郊区及浦东新区3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总面积约14km’。上海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和管理机制。
.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逐步完兽的历程…学术研究为先导
早在20世纪5。年代上海就开始着手进行有关城市建筑历史的三史(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调查工作对上海建筑历史特别是近代建筑历史有了初步的归纳为后来的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出版的《上海近代建筑史稿》(陈从周.章明编著)和《上海近代城市建筑》(王绍周著)即为这一工作的记录。
自80年代起学术界对上海近代城市和建筑的研工作逐步展开并不断深入。}993年罗小未教授指导博士研究生伍江完成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I 840.1949)并于1997年正式出版。1999年郑时龄教授的专著《上海近代建筑风格》出版。这些成果使上海城市建筑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工作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还有阮仪三教授及其领导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以及同济大学一批教师和研究生对上海外滩.老城厢、提篮桥等历史风貌地区和大量历史建筑所做的长期调查与研究为上海城市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打下了重要的学术基础。与此同时有关上海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高潮涌现出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并在国内外掀起一场上海热一。上海学俨然成为一门显学。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上海历史遗产保护工作
1.2率先提出保护名单.颁布保护法规
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真正全面开始是20世纪80年代。1986年上海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a 1989年在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推动下上海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名单。199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上海市第一批共59处优秀近代建筑(后来又增补至61幢)。由于当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这6}处保护建筑只能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参照文物保护的有关规定进行保护与管理。1991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上海初步形成了由规划局.房地资源局和文管委共同负责的管理机制。此后按照《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1993年、1999年和2005年上海又陆续公布了第二批175处.第三批}62处.第四批230处优秀历史建筑一批近代产业建筑和解放以后建成的建筑也名列其中:并由规划局负责编制保护建筑的规划控制要求(技术规定)。
除单体建筑保护工作的有序推进之外上海市还较早地开展了历史风貌特色区域成片保护工作。1991年上海市规划局开始着手组织编制上海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外滩等日片区域被列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1999年上海市规划局又组织编制了《上海市中心区历史风貌保护规划(历史建筑与街区)))对199}年划定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明确了保护范围和要求确定了234个街坊.440处历史建筑群共计1000余万平方米的保护保留建筑
1.3进一步健全法制,强化风貌区整体保护
2002年上海又在原保护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通过市人大立法正式颁布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进一步提高了历史建筑保护的法律地位并正式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了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同时还将保护建筑的刘像由一94,年以前建成的近代建筑扩大到包括产业建筑在内的具有30年以上的历史建筑。根据这一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正式公布了中心城区一2片共27km’历史文化风貌区。上海市规划局随即组织编制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0 2004年《上海市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并得到市政府正式批准为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的编制作了富有开创性的探索0 2005年上海市中心城区一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规划全部编制完成并得到市政府的批准同年上海市规划局又开始着手郊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划定工作。32片共141an}的郊区历史文化风貌区在经过专家反复讨论和公共媒体公示后正式划定。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也随即开展
2003年一0月上海市召开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建立最严格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制度将上海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工作提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5年上海市政府正式成立一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并下设由规划局房地资源局和文管会组成的办公室上海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又迈入一个新时期。
2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与机制
1992年一月l日起开始施行的《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是我国第一部有关近代建筑保护的地方性政府法令。在其颁布实施后的整整「年时间里一直规范和指导着上海近代建筑的保护工作对于上海历史建筑的保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保护工作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者如分类保护原则).制度框架(其中最重要者如规划、房地.文管三个政府部门共同管理.各司其职的管理模式)自此基本形成
作为一部政府行政法令其法律地位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该管理办法仅涉及近代建筑的保护对于城市大规模改造中成片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护难以约束。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和各方面专家的反复讨论zooz年初上海市人大会第36次会议正式开始审议由市规划局等政府部门和有关专家起草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2。。2年7月上海市人大会第4一次会议通过该条例并正式公布于2003年一月l日起施行。自此上海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一部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地方性法规这部条例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法律制度.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
2:保护原则
该条例不仅是对原管理办法法律地位的提升也更加完善了原有的管理内容与管理制度条例明确了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中统一规划.分类管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利用服从保护一的原则
2.2保护对象
根据该条例上海的保护工作由单体建筑的保护扩展到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并明确要求规划管理部门应组织编制风貌区保护规划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了区域保护的要求
条例也扩展了保护对象由原先对建于一949年以前的优秀近代建筑的保护扩展到对建成30年以上的一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条例所确定的保护对象为l建筑样式.施工工艺和工程技术具有建筑艺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值2反映上海地域建筑历史文化特点3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斗在我国产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坊.商铺.厂房和仓库5其他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优秀历史建筑值得注意的是条例在国内首次提出了产业建筑的保护
2.3分级保护
在历史建筑保护管理上延续并进一步强调了分类保护原则即根据保护对象的价值及完好程度分为四个保护等级第一类建筑的立面结构体系.平面布局和内部装饰均不得改变第二类建筑的立面.结构体系.基本平面布局和有特色的内部装饰不得改变其他部分允许改变第三类建筑的立面和结构体系不得改变建筑内部允许改变第四类建筑的主要立面不得改变其他部分允许改变
2.4仍存在的问题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为上海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设定了基本法律框架为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与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也留下了一些管理上难以处理的矛盾目前上海市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保护管理是采用由规划.房地文物三个部门分工.协同管理的体制n文物部门负责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房地部门负责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规划部门负责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上述保护建筑的规划管理但由于文物管理执行的是文物法文物法中的一些规定难以适用于还处在使用状态中的历史建筑而条例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规定又与文物法的个别条款不尽一致这样对于那些已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建筑就面临着适用法律上的矛盾。为加强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协调上海市政府在原有三部门沟通协调机制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了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使三个政府部门能够有一个常设的协调机制
3上海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制度的实施与操作
3.」规划管理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为上海的保护工作制定了一个总体框架但在具体管理中还必须有细化了的规定与要求。首先是必须针对历史文化风貌区编制具有法律地位的保护规划对各保护建筑制定明确的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对每一幢保护建筑提出明确的保护要求
在规划管理上上海逐步形成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总体规划).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详细规划)单体保护建筑规划与建设管理及风貌区建设项目管理等不同层面规划管理内容其中控制性详细规划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既是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要求的具体体现又是具体建设项目规划管理的直接依据。
2004年上海市规划局以《衡山路一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为试点组织开展了历史文化风貌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为全面开展中心城区的风貌区保护规划提供了范本目前上海中心城区一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已全部编制完毕并获得市政府的正式批准
同时上海市规划局还会同市房地部门和文管部门编制完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和各优秀历史建筑的技术管理规定和规划控制要求为单体保护建筑的保护与规划管理提供了依据
3.2建筑管理
根据《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市房屋土地管理部门负责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为此市房地资源局组织制定了各保护建筑的具体保护要求并负责将保护要求和保护义务书面告知房屋所有人.使用人和有关物业管理单位「保护建筑若发生转让.出租行为转让人出租人有义务将保护要求书面告知受让人.承租人受让人.承租人应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若需对保护建筑进行修缮或有任何改扩建等改变保护建筑现状的行为必须得到有关部门审核批准。若仅涉及建筑内部使用性质和室内布局由市房地部门负责审核批准若涉及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准内容(如改变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面形式.主体结构.面积.层数高度等)则必须得到市规划局的审核批准。对于擅自拆除.迁移或不符合保护要求进行修缮的行为房地管理部门有权责令其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并可对擅自拆除者处以相当于被拆建筑重置价三到五倍的罚款对擅自迁移者处以相当子被迁移建筑重置价一到三倍的罚款对违反保护要求修缮者处以该建筑重置价犯%以下的罚款
由于条例不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因此保护建筑属文物保护单位的其保护管理由市文物管理部门根据文物法并参照《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负责管理。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工程若涉及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准内容的也必须得到市规划局的审核批准4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
根据《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从2003年起开始着手组织编制并于2005年完成了各风貌保护区的保护规划这一规划的编制完成并得到市政府的及时批准为上海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严格.规范并具有很强操作性的依据
4:创新编制模式,强调整体保护,细化控制指标
该规划属于控制性详细规}}l层面但又希望超出一般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深度它不仅要包括一般控详规划的内容(如用地性质与建设容量控制.道路交通.市政设施.绿化景观.公共设施配套等)同时更突出保护的要求(如保护要素的认定.保护对象的分类风貌街道与空间的保护等)建筑尺度适宜且密度适中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一大特点因此规划明确风貌区内严格控制建筑总量核心保护区内坚持原拆原建即严格保持现有建筑总量并严格控制风貌区内新建建筑的高度
城市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护不等于最有保护价值的建筑单体的保护真正意义的城市保护是整体意义的保护。它不仅包括那些重要建筑物的保护也包括那些重要建筑物所在整体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完整历史街区的保护。除建筑物外道路和街巷格局街道尺度.街廓景观.城市空间肌理.地块尺度与形状、绿化环境.墙面装饰.地面铺砌.典型材料和色彩等等都是保护的要素「
在建设控制方面规划首先将风貌区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范围。核心保护区内的建设行为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一般不允许大规模建设且坚持原(面积.高度)拆原建原则。在建设控制范围内明确只有允许建造的范围需要整体规划的范围和一般历史建筑.‘其他建筑拆除后的空地内才有可能允许新建.改建和扩建行为在建筑高度控制万面按沿街建筑高度一非沿街建筑高度.相邻建筑高度和住宅建筑高度来控制。在建筑密度方面更多考虑地块原有密度.周边地区平均密度等因素进行控制且规划建筑密度不得超过本街坊现状建筑密度的ioi以确保原有城市肌理得到延续.为保证原有街道尺度和界面得到延续允许在建筑退界.后退红线.绿化覆盖率等方面适当突破一般规划技术规定。
毛2通过规划控制,保证整体风貌达到.大程度保护
该规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风貌区内所有建筑进行分类用历史的眼光细致地对规划区域内的每一座建筑进行分类在认真的甄别与鉴定的基础上明确每一座建筑的留.改牛fit生质。事实上法定保护建筑只能保护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优秀建筑。而仅有少量保护建筑是不可能真正保护和延续城市的整体历史文化环境的。因此必须在更大范围内保留那些有历史文化特色构成风貌特征的大量背景建筑一并通过规划审批程序确保其法律地位同时使其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这次规划除法定的保护建筑外对其他所有建筑是保留还是允许拆除都予以明确。充分考虑规划及房屋土地管理的操作性将风貌区内所有的建筑划分为保护建筑.保留历史建筑.一般历史建筑.应当拆除的建筑和其他建筑五类。具体地说就是所有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都属于保护建筑其他具有较高保护价值或风貌特征明显的历史建筑在本规划中被列为“保留历史建筑规划要求予以保留.一般不得拆除。其他历史建筑(主要指建于一949年以前房屋质量较差但却是整个区域历史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一般历史建筑允许拆除重建但重建建筑一般要求原面积原高度且必须与原有风貌相协调第四类建筑为一应当拆除建筑-即那些与历史文化风貌不协调的各类违章搭建.危棚简屋。第五类称之为其他建筑即各类合法建造的多.高层建筑虽与历史文化风貌不协调但暂时没有条件拆除或不可能拆除的。这种分类使得风貌区内每一幢建筑留.改拆的整治措施都得到了明确的落实」
4.3确立分街坊图则.确保规划落地
在规划文本上的最突出之处是分街坊图则。风貌区内所有街坊均设单页。规划的所有控制要求和控制指标都在每一幅街坊单页上明确表示每一幢建筑.每一条街巷每一个空间.每一片空地和每一处庭院的规划控制要求都在图上清楚标识。尤其是对建筑保护分类(留改.拆性质).可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容量要求具体的建筑高度控制等图上都应有明确规定这种图则表达方式非常便于日常规划管理已在目前的规划管理中发挥了非常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4.4建立特别论证制度.杜绝抽自改变规划
制定好的城市规划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划的实施是一个动态的实现过程。问题是如何保证规划变更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合法性为保证规划的有效实施同时也为能使规划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规划中特别设计了专家特别论证制度一。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需要改变规划的决定都必须经过专家组的专门论证后方可做出而对该专家组的组成成员有明确的规定其一半以上的成员必须来自市政府批准的保护专家委员会。将规划变更纳入合法程序这对于改变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中随意更改规划的现象将是一个有效的探索。
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艰巨性和迫切性。 建设是发展保护也是发展一这一观念已在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共识。而健全法律制度完善政府管理机制是做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随着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卜海的城市遗产保护工作一定会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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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是指用非法手段夺取他国的财物等。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迨秋奴复至,南卫收获,大肆侵略。公(袁可立)命将设伏,乘风纵火刍茭,糗粮尽归一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战后日本缘何美化侵略历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战后,某些日本人否认过去的侵略战争,美化侵略历史,其根源何在?人们纷纷探究,本文认为“皇国史观”是某些日本人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思想根源。
所谓“皇国史观”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史观,是日本天皇制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将日本的种族、天皇、宗教、文化等说成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视为“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将为侵略战争卖命看作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英灵”。
幕末的复古思想家们,从古代日本神话传说中找到了日本是“神国”的依据。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但由神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我国是天照大神的本国”,“其他诸国则皆……卑贱之邦。”据此,日本被说成是“代代天皇适从皇祖之神敕,天壤无穷统治帝国,万事一系而不渝,国民皆忠顺奉戴皇室为宗家,形成一大家族”。(注:荒川几男、生松敬三:《近代日本思想史》,有斐阁1973年版,第 264—265页。)他们认为,欧美的国体是民主主义的合议制, 而“日本的国体以万事一系的皇统作为基础”,后者之所以“优越”,是因为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无限景仰和忠诚,也就是以“忠”、“孝”为基础的天皇崇拜。与“大和民族优越”论相伴而生的就是对其他民族的贬低。
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 被称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福泽谕吉(1835—1901),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中说:中国固陋之至,“不知改进之道”,一味“眷恋古风旧习”;学校教育的宗旨只讲“仁义礼智”,“不知真理原则”;等等。并把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人种来历的特殊”。(注:《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39—240页。)福泽谕吉又认为“方今东洋列国之中,作为文明的中心并堪任盟主以阻挡西洋诸国者,舍日本国民又其谁也!”因此,福泽谕吉认为在文明进军中走在前列的日本,有责任对邻国“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速使其仿效日本进入文明之域,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武力胁迫其进步”。
在“大东亚圣战”中,日本人视日本民族高于其他任何民族和国家,认为日本是亚洲唯一的“救世主”。被称为“大东亚论客”的大川周明在其《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中说:“我们今日的意识,实在是亚细亚意识的综合,我们的文明,是全亚细亚思想的表现”。还有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认为只有通过战胜和征服别国,才能表明日本人是所向无敌的。因此日本人逐渐沉浸于一种适应其国民性的仇外的民族主义精神之中。他们宣传暴力崇拜、绝对服从和坚信只有战争才能摆脱国家面临的困难。这同样是“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子弹”的翻版。
由上可见,日本人的这种自傲、自负的心理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精神起源。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所说的:“日本的民族主义原就坚信日本具有神圣的使命,又由于它新近学到的西方技术而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注: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5页。 )正是“大和民族优越”论,成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之一。日本人认为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就像日耳曼民族一样,因而征服亚洲、进而征服世界乃是天经地义的。在历史上,日本多次侵略中国和朝鲜,都是以这种蔑视观为动力的,受其影响,有些日本人至今仍把自己标榜为亚洲的“一等人”,以“优越”民族而自居,蔑视亚洲他国人民。
这种“民族优越”感使许多日本人念念不忘本国在战争中死去的几百万人,而将在战争中惨死于日军屠刀下的5000多万亚洲他国受害者弃之一旁。为了维护日本的“优越”地位,一些日本人告诉国民,决不能承认“侵略”,决不“反省和道歉”,否则,日本民族就将“被贴上耻辱的标签”,永远抬不起头来。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论证,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不是败给了中国等亚洲国家,而是败给了美国的物质力量,尤其是败给了美国人使用的“野蛮”的核武器。这些人看到如今日本经济实力直逼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心中自然渴望重温昔日“大东亚战争”、“皇军赫赫战果”的梦想。如今,日本要返回亚洲,但只要日本不放弃“种族优越”意识,不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就不可能与亚洲各国和睦相处。
“侵略有理”论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为否定、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而编造的“理论”。他们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为了捍卫日本的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自卫战争”。其根据就是因日本被英、美、中国和荷兰包围,日本生存所必需的石油、铁矿石、橡胶等战略资源被切断,威胁了日本的生存,为此,日本必须向这些国家开战以突破包围。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起因,主要有“中国压力”说和“中国侵犯日本在满洲的主权”说。说什么“满洲事变”是“谋求发展的日本民族的生产力在满洲受到抵抗和激烈冲突的产物”,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主要有中国军队“非法射击”说和中国对抗日本“重建东亚”说。称“七七”事变是中国驻军“开枪挑衅引发的,责任不在日军”,日军动用武力是“自卫”。还有一些人除了用“国土狭小”、“人口过剩”作为侵略“理由”外,又制造侵略负有“文化使命”的谬论,如宣扬“在历史的必然性上,在历史的特异性上,更在其文化的使命上,日本民族之大陆发展,为宿命的事实”。(注:河相达夫:《中日提携之原理》,《新民周报》第15期,1938年12月。)其实,他们标榜的“文化革命”就是推行军事封建法西斯主义。
“侵略有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久驻不散的表现,是历史上“侵略有理”论的翻版。早在幕府时期出笼的“海外雄飞论”和“攘夷论”,对对外扩张思想作了最初的表述。伊藤信渊和吉田松荫是极力鼓吹侵略大陆、夺占中国“满蒙”的代表人物。二人把多年流行于日本的侵略扩张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在他们分别著的《混同秘策》和《幽囚录》等书中都公开宣扬侵略扩张思想,显示出日本要“以支那为枢轴统一世界”,为后来统治者制定侵略政策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依据。明治政府建立后,先后有明治天皇的《宸翰》和木户孝允等人的《征韩论》问世,确定日本征韩侵华的基调。声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时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曾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他在向天皇上奏的《外交政略论》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
这里所说的“邻近区域”,无疑包含着中国和朝鲜,而“防护利益线”就是把中国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其实,日本就是以“防护利益线”为由发动甲午战争的。1927年,田中义一首相在《田中奏折》中声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注:刘景富、杜文君:《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 264页。)它成为以后日本历届军国主义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指导方针,这难道也是为“自存自卫计”?1934年,日本陆军省炮制了一个题为《国防之本义与强化国防之倡导》的小册子,煽动侵略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它对个人是“考验”,对国家是“生存竞争”。“七七”后日本赤裸裸地宣扬“侵略有理”论。声称“七七”事变是国民党受英、美和苏联唆使,采取“容共抗日政策”造成的。说什么“忘失东方精神,提倡完全基于西洋思想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以国家为私物,破坏东方道德,以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政策,……把东方和平陷于危殆。加之……苟合与数年抗争的共产党,容许苏联赤化中国,遂酿成中日事变。”1941年末,天皇发布的“宣战诏书”也是如此标榜“为自存自卫计”。
“侵略有功”论是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战争的“理论”。他们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作战的对象是英、美等西方国家,日本作战的目的是从白人的压迫下“解放亚洲”这些国家。1988年,时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说:“什么是侵略,什么是军国主义,这些国家当时已沦为殖民地受白人压迫,我们的目的是去解放他们。”樱井新宣称:“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他们民族强盛起来。”(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4年8月15日。 )“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其“成立意向书”中写到:“日本今日之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200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之上。 这些殉难者为了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有甚者,曾在东北统治14年日本殖民地官员们所写的《满洲全史》竟称“创建”“满洲国”政权的“善良动机”,是“立志革新,扫除祸根,为保全东亚,建立近代模范的王道仁政国家”的“壮举”和“忘我无私……在异国土地上努力实现王道乐土,建设近代国家……日本的功绩。”甚至说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和“奇迹”,构成今日中国建设的“楷模”等。
这种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战争,也有其历史渊源。其直接来源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家、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大川周明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要使所有的民族从不义的压迫下面解放出来”,在日本领导下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殖民扩张计划。起初,日本提出要“建设东亚新秩序”,扩张范围仅限于中国,其目的是要排斥英美在华势力,独占中国”“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利用英美在欧洲战场的不利局势,策划南进夺取英法荷等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940年,日本近卫内阁在《基本国策纲要》中正式提出“共存共荣”的主张,称日本要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国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后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对外声明中开始称作“大东亚共荣圈”。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不断扩大,“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即“凡大日本帝国势力所及之处,即是大东亚。”(注:转引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国公论》,第4卷第5期。)
为了制造理论根据,日本以“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为名,称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反对英美称霸,“打英美的旧秩序,求得大亚细亚民族解放”,“建设‘亚洲人之亚洲’之新生活圈。”建设“以强国与弱国共存共荣为目的的秩序”,即“道义的秩序(注:《东亚共荣圈之法的性格》,《华文大阪每日》,第9卷第4期,1942年6月15日。)其实, 日本所标榜的“道义”根本不是“道义”,而是侵略和奴役,是打算把亚洲国家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按照他们的战争史观,日本发动战争对亚洲有功,东南亚各国获得独立日本有份,这样就把“罪行榜”改为“功劳簿”了。
日本武士的“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忍让的封建伦理规范—“武士道”。它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得到广泛流传,为日本文化传统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武士道”内容中有一条强调主从关系中的“忠节”。武士必须无条件的效忠封建领主。明治维新后,虽在法律上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仍被新的统治阶级沿袭下来。将原来这种主从关系改为“效忠天皇”,将“武士道”看作“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人民和士兵。以后又将军国主义同“武士道”结合起来,使之“现代化”,不遗余力地向军队灌输。1882年,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语》规定:“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军人训诫》进一步规定:“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来崇拜”,即把天皇视为“超人”的“神”来崇拜,“这是军纪的唯一的最高根源”。天皇还把日本固有的“神道教”定为国教。从而宣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是神的化身,是现人神,日本人凡是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成神。并特别提倡“武士道,”称军人精神的根本就在于“忠诚”(效忠天皇)“勇敢”(勇于为天皇而战死)、“服从(作驯服工具)。将忠诚、勇敢、服从作为军人的主要品德标准。
忠诚、勇敢、服从,具有职业军人的荣誉感,是世界各国对日本军人的普遍看法,但军国主义者用棍棒、皮鞭等训练工具培养士兵的野蛮性格,纵容上级对下级、老兵对新兵、教师对学生的粗暴的惩罚行为,使日本军人在“施虐狂”的熏陶下,极其残忍凶悍、灭绝人性地屠杀他国平民和战俘的做法,是应该否定的。日本战败后,其军国主义制度虽废除了,但其野蛮性、盲目性、愚昧性都被保存着。
日本近代史,实际上是一部以未加明言的“天皇教”为国教、驱使国民响应军国主义对外频繁发动战争的历史,而《教育敕语》在此间起了“天皇教”教典的作用。
1890年,天皇发布《教育敕语》,要求国民在国为“忠臣”,在家为“孝子”,像武士一样“忠君爱国”,使武士文化渗透、灌输到广大日本人的灵魂中。《教育敕语》提倡“尊皇爱国”的伦理,倡导“自己的身体应该献给国家”,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一旦有缓急,应义勇奉公”,“为君父牺牲”,贯穿着强烈地向外扩张主义的主导思想,为以后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确定了方向;以未加明言的天皇教作为蛊惑人心的“强力磁场”,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扩张的意志当作神圣不可动摇的“皇祖皇宗之遗训”,让“子孙臣民俱应遵守”。
1936年,文部省的《国体之本义》对《教育敕语》的内容加以引申,指出“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福之神敕永远统治,是为我万古不易之国体。基于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戴圣旨,充分发挥忠孝之美德,是为我国体之精华。此国体为我国永远不变之根本原则,贯通于国史而虎炳生辉”。“皇位属于皇祖之神裔,乃继承皇祖皇宗肇始之国,担负使之成为安定开化国家之大业之‘天皇’之御位,系与皇祖之一体,于当今显彰其雄心,繁荣国家,慈爱百姓之天皇御位。臣民于尊仰作为现人神的天皇之同时,叩拜皇祖皇宗,于其恩惠之下而长外我国之臣民”。
将《教育敕语》中的神政的、家长式的国家主义因素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军国主义就以经《国体之本义》诠释的《教育敕语》作为天皇教的教典“教化”国民,引诱国民投入到侵略战争中去。因此,日本中小学的例行活动都要拜读、背诵《教育敕语》,四大节日(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和元旦节)时,由校长、教务长和数名教师把天皇、皇后的照片从学校设置的奉安殿上恭敬地搬到举行仪式的场所,庄重地朗读《教育敕语》。天皇的照片来到时,发出口令,行90度鞠躬礼,拜读《教育敕语》后,齐唱《君之代》歌。军国主义正是通过这种虔诚地拜读仪式,使国民在不知不觉中泯灭理性和自我,从而狂热地去应征参战。日本军国主义在这种疯狂的“为天皇而死即成神”和“武士道”精神的驱使下,野心膨胀,野蛮残忍,世所罕见。
如此尊崇天皇、服从天职的民族,再加上“拯救弱民”、“解放亚洲”等的宣传,视侵略为“进出”,如果没有天皇授意承认侵略及国家政府出面澄清历史事实,那么日本国民是没有能力弄清史实、悔过自新的。其结果,教育误导了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残留的军国主义流毒才会在日本有继续存在的市场;右翼团体才能从60年代的400个增至今天的800多个,其成员以每年12万人的速度递增。
由上可知,在日本,战前的“皇国史观”根深蒂固,战后仍有一定影响,近年呈泛滥之势。一些受过战前“皇国史观”毒害的人,不仅长期麻醉自己,而且对下一代隐瞒历史事实,进行自欺欺人的“精神贩毒”。他们甚至公开为日本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和地区开脱罪责。战后以来,一些战争遗属不愿正视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等地犯下的罪行;他们不愿从内心承认其父辈曾经侵略过他国和所犯的罪行;他们甚至认为其父辈是“为国捐躯”的,反对将过去的战争称为侵略战争。这些都是因受“皇国史观”的蛊惑所致。因此,不根除“皇国史观”,日本就不会正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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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再现存在的缺失因素忻城民俗虽丰富而具趣味性.但这些民俗处于土司制度之下,文化再现存在缺失因素.如不少民俗带有鲜明的等级特征,呈现“异化”状态。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与历史学相关的论文:
浅谈忻城土司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理性思考
【论文关键词】:土司制度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
【论文摘要】:忻城莫氏土司文化源于土司制度,忻城土司制度文化既是多种制度文化的结晶,本身又立体地呈现了土司制度文化的基本特征。土司制度文化本身的进步因素与落后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土司制度下的其他文化.如民俗文化与建筑文化。民俗文化与建筑文化既存在特色因素。也存在文化再现的缺失。从制度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三方面探讨土司文化的历史源流.并对这些制度文化进行理性思考。
【论文正文】
忻城土司文化源于土司制度.这一源头本身的特质决定了我们应该用理性的眼光来探讨与思考土司文化。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在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之余.多一点理性的思考。客观、历史、辩证地看待土司文化的现实意义.可以更好地做好文化的继承工作。
一、土司制度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理性思考
忻城莫氏土司制度由来已久.考证它的历史源流.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
(一)土司制度文化的历史源流。忻城土司制度首先是多种制度文化的结晶。我国在历史上可谓地广物丰.为管理好这样一个东西南北跨度都很大的国家.历来.朝廷都是采取多种管理制度。隋朝以前.大多是世袭制,隋唐以来.朝廷采取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并通过铨选派遣官员到各地任职管理地方。但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为便于管理.朝廷不得不采取多种管理制度。对于广西这样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就经历过郡县制.羁縻制和土司制由于羁縻制不编户上籍.不向朝廷纳税.各州县处于“互不统属”的分散割据状态。明代。为加强地方管理,朝廷最终采取编户上籍“皆赋役之”的土司制度取代羁縻制土司制度一方面是中央通过少数民族土著首领对少数民族实行间接统治.另一方面还由此获得各民族首领承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忻城地属广西.瑶壮土民聚居.实行的土司制度正是多种制度文化之下的结晶。
明代是广西土司的极盛时期.大小土官有300多人。清初,仍有大小土府、州、县等128个。广西历史上被称为“南蛮”之地,忻城更是地处山区。要了解土司制度全貌,通过忻城土司制度可见一斑。忻城土司制由莫氏世袭.莫氏土司管理的忻城的土地、经济、教育等制度都是比较清晰的。他们“世官其土.世有其民”,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立体地呈现了土司制度文化。
(二)土司制度文化的理性思考忻城土司制度正式源于明弘治九年(1496年),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第十七任土司.莫绳武因“纵匪殃民”罪被撤职废除.历明清两朝4l1年。而若从其始祖莫保协理算起,时问跨度为500年。奠氏土司能够长时间地统治地方.而又最终被取消.其进步因素与落后因素均值得我们思考。
1.进步因素。首先.忻城土司制度是固有社会生存发展的主动脉。忻城是山区.自古以来以农业为主。莫氏土司是当地土著居民,熟悉忻城的主要交际语言瑶话壮话,编户上籍.帮助朝廷征收赋役,并且确立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比较顺应当地的社会发展。
土官不领朝廷俸禄.但得到中央王朝的确认.对土县境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有权对境内土地进行分配对于为土官及家人服役的土民。土官是不发银两的。但为了让士兵、厨子、厨娘、轿夫、鼓手甚或捕鱼捞虾的等人能够比较忠心地为土官服役.土官把能够维持其生活的地分给他们,这就是役田管理制。耕种役田的虽实为农奴,服劳役世世相袭.但对役田也能够世世相袭.并且无需缴纳租税.这就使得耕种的人能够相对独立地耕种役田.积极发展生产并维持生活。在阶级矛盾激烈的明清时期.这一举措满足了土民的愿望。基本符合社会生存发展需要。
其次.忻城土司制度还是维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基础。世袭土官们不仅注意修正与朝廷的关系.还制定与完善一套适合忻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一定历史作用。如土官及其官族还通过建立学馆,撰写诗文。加强教化,安抚民心,维护统治。
第四任土官莫廷臣开始举办学馆.“嘉靖年间,忻城土官莫廷臣在县城办学.延请名士专教莫氏官族子弟。”而第十五任土官莫振国不仅创立义塾.以儒家正统思想教授官族及堡目子弟,还亲自制定类似今人校规的《教士条规十六则》示于学堂.从思想意识,道德修养到做学问和日常行为都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土官当中有不少土官及族人勤于撰文的,土官莫镇威、莫宗诏、莫元相、莫振国、莫景隆等人及官族诗人莫震、莫云卿、莫煦南等人都有诗文传世。诗书礼乐教化显然对维护土司统治.安抚民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落后因素。忻城土司制度的落后。首先体现在它等级森严的统治上“土司土官对辖境内从土地到臣民有自主之权……土司土官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而一般州县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较高.属封建地方制。”日(p印6)生产关系是封建农奴制的忻城土县.生产力低下.土官对土民的统治等级森严土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要严格体现出对土官的毕恭毕敬.不得有半点越级之举。如土民“入市不准撑雨伞,吃饭不能与土官、官族同席。出行必须给土官、主人让路,见官必须跪拜土官出巡……路过村庄,村民须收藏所晒之衣物,人屋回避,小孩不许啼哭。村民如回避不及,或就地低头站立,或跪于路边迎候。所到村庄,村庄头人负责招待,按户派要食品,贡纳钱物.供土官及随员享用。”聊(嘲)在这样等级森严,尊卑分明,黄发垂髫不能怡然自乐的情况下.自然会延缓社会发展的步伐。
此外.莫氏士官在教育上也实行严格的等级制。由于阶级的局限,私心的考虑,土官一方面鼓励官族子弟人学,另一方面对于经济上相对较宽裕的土民百姓.虽然允许他们人私垫读书.但却不允许他们参加科举,唯恐失去对他们户籍的控制对于大多数土民,则实行愚民政策,不准他们读书。这样的等级教育制度显然是极不公允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忻城教育的滞后。这样等级森严的统治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土民暴动。
利用手中武器进行军事镇压.是忻城土司制度的又一局限及落后因素。忻城莫氏土司始祖莫保在元代即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记录.其后代均有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表现.得到皇帝的信任.如第六任土官莫镇威甚至还在镇压瑶壮人民起义中得到万历皇帝的嘉奖土官们针对土民的军事镇压以维护封建统治、土官利益为出发点,大大激发了社会矛盾,从而影响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二、土司民俗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理性思考
莫氏土司统治忻城500年问,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岁时节日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等组成的民俗文化多姿多彩。这种民俗文化既有多种民俗文化的特征.又带有土司统治的等级烙印。
(一)土司民俗文化的历史源流。忻城人民自古以来世代种田,缺乏商品经济观念,加上身处山区的封闭和地理障碍,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物质追求。但是,他们在精神上自得其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忻城民俗文化是多种民俗文化融合的结晶忻城自古以来生活着壮、瑶、苗、汉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在生活生产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风俗。如过年时赶歌圩.开展苗侗族人们喜爱的上刀山、下火海等竞技类娱乐活动。三月清明节祭祀,家家户户要煮五色饭.七月鬼节吃鸭,端午节吃粽子等等。
(二)土司民俗文化的理性思考。
1.特色因素。首先.丰富多彩的民俗缓和了社会阶层间的矛盾。比如过年,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土司封官印停止办政事,~直到十五闹元宵后才又“开官印”办理政事。在封印期间.土官与土民同乐土民在这一个时候可以自由享受过年的快乐.猜拳划码,赶歌圩。此外,颇具生活趣味的传统竞技类娱乐活动,比如上刀山、下火海、踩梨嘴、斗牛、斗鸟、斗鸡等。也颇能吸引人这些传统娱乐活动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缓和了社会阶层间的矛盾.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温情。
其次.忻城土司民俗文化凸显了壮族特有的生存状态。
歌圩是壮族人民的情人节.明清时期.都有地方官严禁歌圩。而在“以故俗治”的忻城.歌圩得以保持下来,不仅土民平时的禁锢得以释放.而且土官甚至也可以参加歌圩。同享子民的这一盛大节日。如让人记忆深刻的电影《刘三姐》中与刘三姐对歌的莫怀仁的生活原型就是莫氏第十一任土司莫元相。歌圩上.除对歌外.还有抛绣球、碰红蛋、放花炮等节目。热闹的歌圩体现了壮族人民奔放热情、乐观豪迈,向往美好的人性化需求。
忻城还有织壮锦的风俗。这些壮锦图案别致。有“狮子滚球”、“双龙戏珠”、“丹风朝阳”、“鲤鱼跳龙门”、“字纹”等十多个品种.体现了壮族人民的美好愿望。歌圩、织壮锦等民俗凸显了壮族特有的生存状态。
2.民俗文化再现存在的缺失因素忻城民俗虽丰富而具趣味性.但这些民俗处于土司制度之下,文化再现存在缺失因素.如不少民俗带有鲜明的等级特征,呈现“异化”状态。即使是在最欢乐的年节也如此如除夕要给土官家族送扫把等礼物.而要进庙上香也要等土官祭拜之后方可。袭任的土官上任前一天要到城隍庙烧香.举行大祭。土民要承担这些活动的所有费用。土民的衣服颜色不能鲜艳.只能着蓝、灰、黑三色衣服.长袍不能穿在身.嫁娶等人生大事不能坐车骑马。
这些民俗文化呈现出的“异化”状态.其实也与忻城土司民俗文化的封闭有关。土司时期,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外人很少进入.忻城土民也很少外出.基本已经处于封闭状态因此,民俗也就很少有变化.有些落后的习俗也无从改起。
三、土司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理性思考
忻城土司衙门建筑群被誉为“壮乡故宫”.它的建筑艺术历来备受称赞忻城土司建筑是第八任土司莫镇威于明万历十年始建.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它雕工精致,气宇轩昂,既包括土司办公的衙门.也包括官族府.也就是土司官族的住所。这个建筑群,积淀着丰富的历史底蕴。折射出厚重的地域色彩。
(一)土司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
1.南国自然山水天然的结晶。首先,忻城土司建筑群是南国自然山水天然的结晶。土司建筑群背靠翠屏山而建.尽得自然山水的精华。林语堂先生在《官家令》中说:“最优美的建筑是以融合而混入自然风景中.成为风景之一分子.亦即属于风景而不可分离。这个原则控制所有的中国建筑。”土司建筑群无意间得到了山川地形之美。而且.为了配合这种地形之美,土司建筑的色彩也很巧妙和谐地与青山映和为了避开帝王的宫廷建筑常用的金黄颜色.它的镶镂窗栏.屋梁大量使用赤色,并且,I赤色为主调,以绿、黑、白颜色为补充。与苍翠的山色、明朗的青空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2.南国人居生存心理的再现。忻城土司建筑群还体现了南国人居的生存心理。基于地理环境以及族群关系的考虑.南国的建筑无论在选址、建筑形式还是结构与朝向上,无不体现着遵从自然法则,追求天、地、人与建筑相和谐的理念。忻城土司衙门基于军事上的考虑.把北方以坐北朝南为尊改为坐南朝北,这不仅体现了注重实用的居住心理.满足了功能的需求.而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莫氏土司衙门的祠堂兴建在土司衙门之东.便于祖先享祭.说明了宗教信仰是壮族建筑文化的内核.体现南国人居尊祖重孝的心理。弟妹、叔侄等家庭成员的住所定在土司衙署的西面,韦、刘、杨三姓亲戚的住所则在官族府第西侧,关帝庙、三界庙及关帝庙的附近。这些安排.反映着莫氏土官注重家庭关系,族群关系、邻里关系,充分体现了南国人居“以亲为贵.共荣共患”的思想。
(二)土司建筑文化的理性思考
1.土司建筑文化的特色因素土司建筑群首先是多种建筑文化融合的结晶。它被称为“壮乡故宫”.其实即可说明它既有壮族建筑的特色,又有汉族民居建筑艺术的特点。土司们引入了汉族民居建筑艺术,因此,忻城土司建筑群在布局上与明清时的故宫有诸多相似之处.甚至有些可以说是汉族建筑的翻版,比如四合院式的内部结构。但它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又使它具有浓郁的壮族特色。
土司建筑群非典型的壮族的传统干栏式民居.但从它的建筑细节中仍然可以看出它立体地巧妙地呈现出了壮族的建筑特色。如大量运用石鼓作装饰。据《桂海虞衡志》,“铜鼓,古蛮人之所用”.“藏至二、三面者,即将雄居一方,僭称王号”。可见.铜鼓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土司建筑群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装饰物就是石鼓。它们或在门口,或在庭院,或在百余座柱础之上.它们与铜鼓一道彰显出了莫氏土司的财富与地位.同时也体现出壮族的建筑特点与图腾崇拜。建筑色彩上,屋顶仍然选择壮族传统的黑、青灰为主的色调。而选择以蝙蝠、葫芦、鹭鸶、鹿为装饰,则寄托了壮族人民祈求福、禄、寿、举家富贵的美好意愿。而以草龙、草凤为装饰。更体现“龙风绕脊.瑞气盈门”的心理需求。
2.土司建筑文化再现存在的缺失因素忻城土司建筑群虽是多种建筑文化的结晶.具有一定的特色,然而。这种建筑群仍然没有很大程度地脱离汉族建筑的模式.没能巧妙融人壮族传统的干栏式建筑特点。当然.由于这是莫氏土司衙门.既为土皇帝的居所.又为衙门,出于实用的考虑,建筑形式上它无需采用“人居其上.牛羊猪圈于下”的上下层结构。但作为壮族土司的代表性建筑。我们在看到的“故宫”式的秩序井然.稳定牢固的同时.不免遗憾于壮族建筑艺术的缺失,遗憾于这种建筑文化再现的缺失
李自然先生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及特征刍议》中说:“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的选择都是为适应所在的社会场景.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的产物。……换言之.文化只是解决人们现有生存场景的问题与危机的不足。”传统的土司文化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相对平和地解决了人与自然,土官与土民的矛盾,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精神需求。而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说:“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这并非说那些第二性的现象都是直接从生产那个主干上枝生出来的.乃是说它们虽然各有独立的根源.但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却受着最占优势的这个因子的巨大影响”忻城土司文化源于土司制度.其生产关系是封建农奴制.土司制度文化本身的进步因素与落后因素影响着其他的文化.如民俗文化与建筑文化。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着制度文化的影响。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做好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并且说:“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研究忻城土司文化就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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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历史以来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精神财富、发明创造。智慧生物为更好地认识世界而团结协作,就构成了文明的物质基础。也就是文明存在的前提是智慧生物。其余由智慧生物创造出的各种现象只是文明的附属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文化研究论文范文: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源远流长,其灿烂的文化成就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代欧洲科学文化起源的基础。然而,起步就生机蓬勃的古希腊科学文化却不是奥林匹克山上诸神创造出来赐予欧洲人的。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这样说过:“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因此,讨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必须首先从西亚和北非的文明中去寻找答案。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雕刻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传说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收藏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____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____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9]。
[1][5][6]商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1、94页。
[2]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第100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第61页。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第23页。
[8]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9][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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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通过百年的保护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保护观念和方法,尤其是保护意识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性宪章和保护文件将他们的保护思想和修复哲学向世界范围进行传播,率先影响到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吸收各国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对于遗产价值的普遍共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与历史学相关的论文:
浅谈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
论文关键词:普适性价值;文化多样性价值;战略性价值;边缘文化价值
论文摘要:针对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混乱的价值认识是保护观念不能得到统一的根本原因。以历史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多维度探讨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提出以目前西方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总体认识为核心,以代表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对遗产价值内涵的发展”为两极,形成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完整格局。
论文正文:
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矛盾和问题比较多,最主要表现为“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保什么,如何保”的问题。不同的观点实质上代表了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观点的冲突反映出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这些问题集中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彼此交织,产生出当前比较混乱的价值观。尝试以价值判断的方法对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现象进行发现并做出深入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生活中的“多元化”,理解做出价值选择的重要性,从而确立起应对遗产保护多元化现实的健全心态,以更加科学严谨、宽容、求实的态度对待遗产保护中的困惑与矛盾。
长期以来,理论界从价值论层面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结构并不普及,谈及历史遗产的价值,人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它的艺术美学价值,科学教育价值等客观性本体价值,基本回避了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以及社会、经济等外部环境对遗产价值取向的影响角度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体系还缺乏一个完整的建构,在需要自觉运用价值判断以决策保护行为,平衡方法措施的“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或接受遗产价值的概念。这成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缺憾。
在2002年《世界文化报告》中与会者普遍谈到,“在遗产保护领域的项目计划中,运用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方法正在不断地赢得支持。”以价值评价为基础的保护观正是支持西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方法不断发展的基础。所以从剖析人类对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人手,探讨保护观念的发展与变化,对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十分必要。
1保持我国传统遗产价值认识中的文化多样性特点
1.1以“普适的多元化主义”取代单一价值的普适性保护观念
当代,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要求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呼声越来越高。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就表达了这样的共识:“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各地区,各民族对自身文化不同的理解和价值认识也是文化多样性的直接反映。
但是在普适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方面,我们还需要“文化的综合创新”。要超越‘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和‘抛弃传统的西化主义’两极性、单向度立场,理性诠释、多向度评价”。在对传统价值观的取舍方面,既不能盲目自大过高的评判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广谷大川自风气,岂能八表之外皆六经”;(引自l9世纪魏源的《海国图志》)也不可全盘西化,以西方价值观代替中国传统价值体系;而应该保留那些代表了传统文化价值观中优秀的、合理的、可发展的价值观。在理解和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继而保留本民族地区传统保护观念和保护技术方面独特的内容,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历史遗产的情感需要,尊重不同历史,审美,民族及宗教背景人们的习俗。以“普适的多元化主义”以取代单一价值的普适性保护观念。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我国保护理论的推陈出新,一方面,摆脱对西方保护修复哲学体系的片面依傍和简单比附,构成自己独特的保护观念,在对西方保护观念的引进中做到“以中释西”;另一方面,弘扬中国传统保护观念的本土化、个性化特色,“以中释中”。
1.2传统文化体系影响下建筑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1.2.1“重道抑器”的实用主义建筑价值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建筑属于“器”的范畴。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十分重视建筑物质实体,转而强调内部空间的功用性,它才是建筑的“大道”。重视实用功效的营造理念因而也成为我国工艺思想形成初期最重要的价值追求,战国技艺家墨子谓公输子日: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与建筑的器相联系的整个建造行为也就是“奇技”,它们不是人们追求的根本目标。在这种文化认知的指引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对于建筑价值取向一直是“实用主义占上锋”,保护、维修旧建筑的行为也多是实用主义的态度。
1.2.2“借物咏志”中历史古迹的审美与历史价值重叠再则,中国建筑的审美多与依附建筑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结合产生,体现出特有的美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重叠辉映。人文历史的积淀,一方面丰富了历史古迹蕴涵的历史信息,无形中高大了它们的艺术形象。这和西方以“真实”为美的基本价值观差异较大,可以说,西方社会崇尚通过实证获得对对象知性认识的“真”,而中国社会追求“道德、修养、心性”和谐的“真”。
1.2.3“体用二分”思想注重建筑文化价值的传承相比较西方建筑潮流的多变和建筑文化的“否定性思辩”,我们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的稳定性,建筑形态上的一贯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延续性保护方法。这样的特征来源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体用二分”的思想。中国人对待器物之“用”,往往是“喜新厌旧、除旧迎新或革故鼎新”;但是在文化方面,人们却“厚古薄今”,讲究文化思想体系的传承关系。
因此,建筑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换,而建筑的体系,与社会宗法礼仪制度的关系却通过“法式”,“则例”等不断传承下来。也就是说,中国人更加珍视建筑本身的文化价值。
1.2.4东方的物质观认同建筑自然更迭中的“生命价值”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谈到,“中国建筑有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从最初,中国并没有产生出象古埃及金字塔一样刻意求永存不灭的工程。并不想以人工建造物与自然比久长,而是以“新陈代谢”的自然主义物质观,看待物质的生与死。
在东方人看来,物质本身的意义就体现在“生生不息的循环”之中,而不是本身物质形态的留存。作为建筑的物就如同时常生活中的用具,并不担心原物是否永存,也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恰如国人心目中对自然生命的重视,“它要求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要求在这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2吸收西方遗产价值体系的普适性成果
2.1普适价值: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共识
无论人类个体或群体之间,都是差异和一致性并存。一方面,彼此间特性和追求千差万别,呈现出天然的多样性,但又在基本特性和需求上有着一致性,在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上有着天然的共通性。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表现,同样是差异与共性并存。文化差异背后的共性建立在基本的人类共性上,这是人类不同群体以及文化间实现沟通的基础。这种共通性同样表现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道德观方面,它们都是具普适性的人类价值,给人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共同目标和评价尺度。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并存的前提是要尊重那些代表人类基本价值共识的公约。正是这种认同和尊重才使各种相异的文化独特性得以保持,并可能成为现代地球文化村的一部分。脱离普适性价值原则去追求独特性表现是无意义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率世界之先就人类诸多价值认识展开了深入探索。其他地区、民族的古老文明结合自身特点逐渐有与西方现代文明结合趋势,比如在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上,我国近代即开始了学习过程,魏源的《海国图志》中说,“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提出了中西一体的思想。当代,我国加入WTO,认同《世界人权宣言》,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都代表了对人类普适价值观的认同。
2.2吸收普适性价值为建设本民族遗产价值体系提供基准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通过百年的保护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保护观念和方法,尤其是保护意识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性宪章和保护文件将他们的保护思想和修复哲学向世界范围进行传播,率先影响到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吸收各国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对于遗产价值的普遍共识。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通过专家学者的交往,不断的引进了当时西方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主要成就,从而摆脱了传统保护观念的局限,超越了传统价值观。但是在后来的40余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交流中断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国际社会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资源价值以及历史价值的思考并没有被我们了解接受。我国的文物保护观念一直主要停留在对历史遗迹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教育作用,甚至政治作用的理解上。当代,随着交流的恢复和加强,加快学习吸收西方成熟的遗产价值体系成果,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全面理解。但是仍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分清哪些成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和汲取;哪些是属于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这才是我们在了解和审视西方遗产价值认识成果时应当抱有的正确态度。
3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看遗产在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价值
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还要关注并发扬全球文化与地区与民族的多样性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时代价值观。张岱年先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关于“文化选择论”的思想,即“肯定文化的可折取性和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通过彼此之间的广泛交流,产生文化的杂交,进而获得新的文化类型,这也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结合我国国情,从促进国家建设角度思考我国历史遗产的社会价值十分重要。
国务院温家宝指出:“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保护之间,不是相互割裂、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有机关联、相得益彰的。”只有积极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才能有效促进城市现代化进程,历史文化遗产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因素,是城市发展和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3.1发展文化产业,优化城市经济结构要挖掘遗产的文化产业价值
现代城市的经济构成,已从传统的以工业生产为主的模式逐步转变为多元构成的新经济形态。第三产业和新兴的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大城市的指标评价体系中,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反映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其中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是遗产价值市场化的最直接途径。
在国外,遗产大国无一例外都是旅游大国。例如:法国依靠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每年吸引7000万旅游者,旅游收入达299亿美元,是世界第一旅游大国。目前为什么“世界遗产”的品牌含金景越来越高,对这一品牌的竞争从国际到国内也日趋激烈,实际上反映出各个国家对遗产价值的探求“愈发具有一种资源博弈的性质”,“凯恩斯”决议背后是资源和利益的争夺。
到2020年以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其中,人文景观无论从构成旅游卖点,还是从保持持续强劲吸引力来讲,自然景观都是无法与其比拟和抗衡的。随着旅游业逐步从走马观花式的观赏旅游过度到体验、品味和参与型旅游,文化旅游正在成为旅游业的主体。而文化旅游的主要内容就是寻觅地方历史遗产踪迹。
不仅如此,以旅游业带动的相关服务业以及地区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对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表现在: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文化产业是增加就业的重要渠道;是偏远地区传统产业结构整体调整的重要依托等等。
3.2城市形象营造与开发遗产的文化品牌价值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不是保护落后,完整地保护“昨天的文明”恰恰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3.2.1它是构建现代城市良好人文环境的重要基础文化历史遗产是千百年来人类文化创造的精华,有其浓厚的不可再生的特定文化内涵,有其无法替代的美学情趣和韵味,是现代城市中最能引人人胜的文化景观,因而是构筑现代城市良好人文环境的宝贵遗产。城市公众素质的提高,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城市公众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它可以使城市公众产生潜在的历史责任感,激发醉心城市发展的热情,净化他们的心灵空间,从而自觉地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城市不断发展的新形势。
3.2.2它是城市综合实力的构成要素城市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城市强大的辐射和影响力来源于城市的这两大基础。目前我国大城市的综合实力还比较弱,即便是上海,2000年GDP总量只达567.5亿美元,是伦敦1987年的1/2,是东京1991年的1/9。对城市而言,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营造城市特色、提高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加强文化实力,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都会起到重要作用。2l世纪的城市面临竞争,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文化资本”,就是指城市的“文化传统、习俗,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城市文化精神”。它是构成现代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就象城市的名片,勾勒出它给予人们的第一印象。文化品牌经营得好,可能会带来许多无形的有利影响。
4反思全球化社会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的“边缘文化”价值
在2004年6月的《经济观察报》中有这样一篇报道“新天地——青砖和玻璃的双重神话”其中谈到“新天地的青砖意象和玻璃意象的交织性书写产生出两种事物——中产阶级的西方神话和海外游客的东方神话,它们在那个地点被双重地书写,这是它受到消费者广泛欢迎的原因”。文章强烈的传递出人们对于这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方式既困惑又充满兴趣的现实状况。而且伴随着类似“新天地”这种再利用式保护项目的不断推出,国内专家们的讨论和质疑声令我们必须面对现代建筑意念对历史遗产的“干预”。它们给我们的启示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历史文化遗产这个维护民族文化最直接,最稳固的领域,成了民族文化向外传播的“急先锋”,同时可能成为东西方建筑文化最直接碰撞的“实验田”。它仿佛就是张岱年先生所说“文化杂交”的现实版本,历史遗产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在这个层面也需要我们做出解释。
由此,以目前各国基本达成共识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普适性价值认识为核心,以代表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对遗产价值内涵的发展为两极,将形成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完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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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俗仪式中出现的筷子多用洁净的原木或青竹制成,被视为神灵依附之物。日本各地至今仍残留着分手时在门口摔碗的习俗,这是由于人们不想让自己的灵魂留在上面,碗筷承载着的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也促使了“割り箸(わりばし)”(方便筷)的发明。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从筷子看日本文化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本文通过筷子这种取食工具分析日本文化的内涵。日本和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和筷子文化圈。从中国引入日本后筷子后在饮食生活中得到普及和发展,并产生了独特的筷子文化。筷子的长度和形状也进行了改造,与中国多用竹筷子不同,日本筷子多木制、稍短、尖头粗尾,更好的适应日本饮食多生冷、分餐制的特点。日本筷子还因使用者而有所区别,有儿童专用筷、成人专用筷、客人专用筷,还分男女筷。公用筷和方便筷的产生都缘于日本人认为筷子用后灵魂会停留在上面,不能让别人玷污了自己的灵魂而使自己遭受灾祸。在筷子的使用上有多达几十种禁忌,其中除了不雅举止外,有的还和葬礼有关系。
关键词:箸;筷子文化圈;灵魂;禁忌;日本文化;职称论文
论文正文:
浅谈从筷子看日本文化
在日语中筷子称为“箸”。按照《箸の文化史》的记载,日本首次正式使用筷子是在隋朝裴世清使团的访问时的日本宫廷宴会上。圣德太子听了遣隋使者小野妹子对隋朝宫廷宴会的描述,决定用中国礼仪款待中国使团,“箸食制度”就此引入日本。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710-784),随着唐风盛行,筷子进入到日本的普通家庭中,“唐箸”在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中得到普及和发展。
如果以吃饭时获取食物的方式为基准,世界可以被划分成三部分:用手的占四成,用筷子和用刀叉的各三成。筷子文化圈包括中国、越南、朝鲜和日本等,这恰好和汉字文化圈重合。与其他用筷子的国家兼用汤勺不同,日本人只用筷子,包括喝酱汤的时候。日本料理中允许直接用嘴接触碗去喝汤汁,而在中国喝汤时要用“レンゲ”(调羹,因形似凋谢的莲花得名)。
日语中“箸”的训读和日语汉字“端”、“桥”相同。日本认同儒家文化,“箸”基本沿袭中国理念。“端”指制作箸的材料仅是竹子或木头的局部,也可以用来表示筷子形状“首方足圆”,将“天”与“地”连为一体,表现人们对天地赐予食物的感恩。汉字“端”又有端庄、端正之意,所以也要求拿筷子时举止要端庄。碗中的食物与嘴巴之间,需要一个“桥”才能进食。可见,“箸”在日语训读中的读音非常巧妙和讲究。庆祝活动时使用名为“太箸”( ふとばし) 的竹筷字,这种筷子中间鼓起,据说一头由神使用,另一头由人来使用,筷子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体现了日本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
日本虽不是发明筷字的国家,但于1975年将8月4日定为“箸の日”,因为日语中“箸”读作“は(8)し(4)”。每年的筷子节,主妇们纷纷购买新筷子,焚烧旧筷子,提倡正确使用筷子,感谢筷子为人类进餐做出的贡献。日本的研究显示,筷子巧妙运用杠杆原理,用其吃饭使人手巧,可以训练大脑使之灵活,人在用筷子夹取食物时,有80多个关节和50条肌肉在运动,并且与脑神经有关。
多田道太郎将筷子视为“高级工具”,“仔细考察叉子,就会发现叉子其实从纵向延伸了人类的手指,也即叉子是人类手指的延长。”“与之相比,筷子必须手握两根小棒加以操作。如果不加操作,根本无法发挥其工具的作用。”筷子的实用功能很多,能挑、拨、翻、扒、捡、捞、戳、夹。无论烹饪方法是煎、炒、煮、烧、炸、烤,也无论对象是丝、片、条、丁、丸、块,只要灵活转动挑拨张合伸缩,全部都可以实现。“若从用手指灵巧操作这一点来看,或许能说筷子是最高级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叉子无论如何都不占优势”。
日本的筷子和中国的竹筷子相比,多木制、稍短、尖头粗尾。因为饮食中多生冷食物,如生鱼片,日本人将筷子前端改成又尖又细的圆锥形,使用起来更方便。中国人在很多人围着桌子吃饭时,使用长筷子可以轻松夹到远处的菜品,还可以帮别人夹菜。而日本人就餐时,每个人跟前都有一份饭菜,所以日本的筷子不需要那么长。
日本的筷子因使用者而有所区别,有儿童专用筷、成人专用筷,还有客人专用筷。甚至还分男女,男用的筷子比女用筷子粗且长,夫妻饭碗也一样,男用的比女用的大,这样看起来女子吃得少,可以显出女子的文雅。
烹饪时用的筷子有“菜箸”和“真鱼箸”,比就餐用的筷子长,约有三四十公分。为了防止串味,往盘子里摆放菜时用“菜箸”,切割和摆放鸡、鱼时用“真鱼箸”,这样的情景在古代的画卷中也可以看到。从火盆里取炭时用的金属制筷子叫“火箸(ひばし)”(火筷子)。
直接用自己的筷子从盘里取菜被称为“直箸(じかばし)”。吃生鱼片拼盘或火锅的时候如果没有配备“取り箸”(公用筷),日本人会向服务员索取,或者把自己的筷子倒置,用自己的嘴没有碰到的另一端夹取食物。“洁癖”的日本人还准备有“取り皿”(小碟子),将食物先用“取り箸”夹到“取り皿”后再食用。在接待的场合,如果喝醉了忘记用筷子的哪一端从大盘里夹取食物,招待方会很体贴的告之不用倒置筷子,以显示其亲切与体贴。
在明治三十年(1897)之前日本人进餐时都有属于自己的“食案”,类似于现在的“矮脚饭桌”,上面放着各种分好的饭菜和碗筷。虽然这一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并未消失。现在的日本家庭中,成员都有属于自己的碗筷,孩子会说自己父母的碗筷“不干净”而拒绝使用。虽然大多数家长并没有对碗筷一定属于某人进行教育,但是在传统的日本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心里,还是有一种碗筷是专用的意识,不允许别人碰。而对于西洋传过来的咖啡杯子和咖喱盘子以及刀叉,却很少有人在意之前是否有人使用过。
在民俗仪式中出现的筷子多用洁净的原木或青竹制成,被视为神灵依附之物。日本各地至今仍残留着分手时在门口摔碗的习俗,这是由于人们不想让自己的灵魂留在上面,碗筷承载着的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也促使了“割り箸(わりばし)”(方便筷)的发明。在古代日本,人们出门都会带着自己的筷子,因为外出就餐无法忍受别人用过的筷子。方便筷是江户时代(1603-1867)后期随着“二八荞麦面”(两成面粉和八成荞麦粉做成的荞麦面)在街头的热卖而出现的。一次性的筷子用过后就不会再有人用了,但是当时的人们还是会在吃完面后将筷子折断扔掉。因为人们相信自己的灵魂会停留在用过的筷子上,随便丢弃会给自己招致灾祸。至今仍有人会在吃完便当后随手将筷子折断。
虽然日本人只用筷子作为夹取和进食的工具,但吃寿司时却是用手的。原先寿司在江户末期的街头摊点作为站着食用的快餐出售,肚子饿时拿起来就可以吃,使用筷子却显得很麻烦。现在的日本,在讲究的寿司店吃寿司不仅仅是用手这么简单,还要按照鱼游泳的方向握寿司。触觉也是进餐时的重要感觉,从触觉的角度来看,用手进餐的效果最佳。舌头得到的触觉使得品尝寿司成为感动。而用筷子夹着寿司翻动蘸取酱油时,会因寿司松散而无法达到这种效果。
日本人在筷子的使用上有几十种禁忌,这些不雅动作称为“嫌い箸(きらいばし)”。日本习俗认为,死亡是从“此岸”抵达“彼岸”,使用“骨箸(コツバシ)”捡拾火葬后的尸骨,这种筷子的长度或者材质要不同。亲朋两个人一起用筷子把死者的骨头从骨灰中捡出来放到骨灰罐中,或由一个人用筷子传给另一个人,再由这个人放入罐中。筷子在这种习俗中承担了逝者到达“彼岸”的桥梁的作用。所以在日本人看来,就餐中两个人用筷子传递食物,或给别人使用长短或材质不同的两根筷子是不吉利的。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与自己的民族特点结合进行相应的改造,我们通过筷子这一生活中极为普通的餐具可以窥见日本的独特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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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论文就是高等院校要求学生每学年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这是一种初级形态的学术论文。其目的在于指导学生初步学会对一学年所学专业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每学年写一篇,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将来写毕业论文打基础。撰写学年论文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年论文相关范文:试论日本侵华的历史根源。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其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日本侵华也不例外。本文就"日本侵华这一历史事件的必然性何在"这一问题,来寻找和探讨日本侵华的历史根源。就时间而言,它始于亚洲的大门被欧美列强打开之后;就其发展程度而言,它又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步伐相一致;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又可划分为政治根源、经济根源、人口根源和思想根源等几个方面。本文就是以其具体内容为载体,其他方面容入其中来论述的。
【论文关键词】日本侵华 政治根源 经济根源 人口根源 思想根源
[RESUME OF THESIS]As Marxist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tells us, the happening of any historical affair is a result of the inevitability and the contingency, so is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What‘s the inevitability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is the content of this academic thesis. That’s to say,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and inquire into those historical source for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With regard to the time, it began with the door of Asia open by the big powers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As to the expand extent, it also marched in step with the developing of Japanese capitalism. As far as the specific substance is concerned, it lied in the political source, economic source, population‘s source and thought’s source, etc. This thesis mainly discusses the specific substance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includes the time and the expand extent.
[KEY WORDS]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Political Source, Economical Source, Population‘s Source, Thought’s Source
中国和日本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中日两国人民有着数千年的友好交往,但到了近代,当中国逐步衰落后,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却成了侵略中国的元凶之一。日本长达五十年的侵华,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和巨大的伤亡,严重威胁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本位试从政治、经济、人口和思想四个角度来探讨日本长期侵华的历史根源,从而为现实的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日之间的邦交关系一直非常友好,日本侵华的政治根源始于近代亚洲遭到西方列强入侵之后。日本在近代之初,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炮火下被迫打开国门的,与此同时也不得不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直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才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由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日本人民通过革命取得的政权,因而在掌握了政权的日本统治阶层中,就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这样的看法:企图通过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侵略,以求得本国的发展,进而充当欧美各国在亚洲的尖兵,以提高其"国际地位"。吉田松阴是明治维新"元勋"们的导师,他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统治阶层有过巨大的影响。他在1855年曾说:"俄美肯定讲和,我等决不能违次而失信于戎狄(欧美各国)。唯应严章程,笃信义,乘其间培养国力,换取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使失之于俄国之土地,偿之于鲜、满",①,"失之欧洲,取之亚洲"②。
这两段史料都反映出日本近代初期就已经存在的两种倾向:一是对欧美强国卑躬屈膝,唯唯诺诺,二是对中国、朝鲜这样的弱国处处掠夺,企图在牺牲中国和朝鲜的条件下弥补自己的损失,扩充自己的国力。因此,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就确定了对外扩张政策,宣称要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③。由此可见,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这一点还可以从与吉田松阴关系密切的木户孝允的日记中看出:"希遣使节赴朝鲜,问彼无礼。彼如不服,则责其罪,攻其土,大张神州之威。"④木户孝允是1868年新成立的明治维新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日记中虽只提到朝鲜,但我们知道日本在近代早期一直是把朝鲜和中国一起作为侵略对象的,而且侵略朝鲜是侵略中国的跳板。
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日本统治集团的侵略欲望更大。它进一步鼓吹"大陆是日本生命线"的所谓大陆政策,准备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公然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国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⑤这里所说的同日本"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就是指朝鲜和中国。日本军国主义正是从这种强权主义出发,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开始走上大规模扩张道路。同年3月,山县有朋在给外务大臣的指示《外交政略论》中说:"我邦利益线实在朝鲜、满洲。"⑥这也表明了日本的统治者所主张的不单纯是保卫国土,而是为侵略朝鲜、中国,迅速扩张军备。
如果说以上的史实中侵略的政治蓄谋还不十分明朗的话,那么日本在一些重大的侵华事件,如甲午中日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侵占华北和全面侵华前日本政府的决策中,我们便一目了然了。
1876年,日本海陆军开赴朝鲜,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从而获得了在朝鲜的诸多特权和利益。随着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不断膨胀,它对中国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中法战争后,在对中国的策略上,日本统治集团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不给清政府以喘息机会,立即乘机夺取朝鲜,与中国一战;另一派则主张,日本应积蓄力量,"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⑦,待三五年后日本官商"充裕"时,看中国情形再定。1885年6月,日本政府采纳了伊藤博文等人的后一派的主张,除继续向朝鲜渗透势力外,提出了一个以十年为期的扩军计划,作为发动对华战争的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征讨清国策》,准备以主力进攻北京,并分并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阻止江南清军北上;如果日本战胜,则将中国的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和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之地,都划归日本版图,同将中国其余地方则分割成若干小国,分别受日本监护。这份狂妄的计划还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⑧从中可看出,日本侵略野心跃然纸上,而且已经制成具体的行动计划,一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
日本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垄断资本迅速膨胀,侵略胃口越来越大,时刻妄图独霸中国。日本大隈内阁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就是其典型一例。从二十一条的五号内容上看,二十一条一旦实现,中国就要整个沦亡!因此它遭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欧美列强的不满。鉴于此,随后的日本寺内内阁主张采取比较隐蔽的侵略方式,即实行所谓的"菊分根"政策⑨,也就是利用日本垄断资本在一次大战期间膨胀起来的机会,以投资的手段使中国殖民地化。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加速了侵华的步伐。1927年六七月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回顾和确定对华政策,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⑩。会议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形成了一个会议文件--《对话政策纲领》。该文件中声称,中国东北是同日本的生存"有重大关系"的"特殊地区",强调日本"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的思想准备"。据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洛事后透露,这次会议的意图是"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由日本来参与该地的主权,并由日本担当该地的治安工作。如果这样露骨地说,可能招致麻烦,所以给它包上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衣"⑾。这样日本政界就把目光瞄准了中国东北。
这一点还深刻表现在田中义一首相在东方会议后,将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一个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同年7月奏呈天皇。奏折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⑿。他还主张对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铁血主义",即武力征服的手段。他还狂妄地认为,日本占领了满蒙,"就可以用满蒙作基地",征服全中国,"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小亚细亚及欧洲"⒀。事实证明,《田中奏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陆政策"的一个标本,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已势在必行。
日本帝国主义野心极大,它的侵略目标是要吞并中国,称霸亚洲。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它的下一个侵略步骤就是要占领华北。为了制造舆论,日本军阀公开叫嚷:华北"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并毫不掩饰地指出,日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华北国"。日本关东军驻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司令部的秘密情报中也说:"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短时期内亦难再行扩大,------帝国原料与市场的解决,实不能不注意于进攻中国东北。故华北诚帝国之最好殖民地。"⒁这些疯狂的叫嚣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急于要把它的侵略魔抓伸向华北,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然后以华北为基地,向华东和华南扩张。
最后,日本于1936年8月7日召开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为核心的五相联席会议,为其第二年的全面侵华制定了所谓"国策基准":"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当前应该确定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⒂。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综合其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以全面进攻中国为突破,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的侵略扩张总纲领。它进一步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将随时掀起吞并中国并向亚洲其他国家扩张的侵略战争。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告诉我们,经济决定政治,因此上述日本侵华的政治根源又与其内在的经济根源密不可分。在日本看来,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且近代中国当局落后无能,无法维护自己的领土和资源。这样,日本就把中国的资源、人力、市场当作自己发展经济的动力。日本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隈重信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曾说:"要说作为销售日本产品的市场哪里最有希望?那么不用说是中国。因为文明程度低的国家要把生产的物品销售到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去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只好把它销售到文明程度低于自己国家的地区去。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相距最近,文明程度又比中国高。------现在正在逐渐发展中的日本的各生产行业,除了满足国内的需要之外,正把将近一亿日元的产品输出到中国。即便仅仅从输出工业产品这一点看,中国也是我日本重要的称心如意之市场。若中国因内乱而使商业陷于不振,交易被迫停止,则我日本经济上所受之损失将会十分巨大。
革命(辛亥革命)发生以来,已经历时一月,即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大阪、神户的商店所受之打击已经非常巨大。如若此种情形持续一年以上,则以向中国输出为目的之企业主必将完全崩溃。"从大隈重信的这一段话中,我们可看出,中国已经成为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市场,同时也提出要确保和巩固中国市场的问题。以后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侵略要求的具体体现,当时的大隈重信是主张依仗军事力量扩张经济的,因此对中国各种经济资源的企图也构成了日本侵华的经济根源之一。比如,1931年3月,日本陆军步兵大佐、首要战争罪犯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所作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讲话,其中叫嚷:"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的地区"。
另外,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其固有的经济危机也构成了侵华的经济根源。1890年,日本资本主义发生最初的经济危机时。工人大批失业,农业连年歉收,米价不断上涨。广大城乡的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不断掀起米粮暴动,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国内的困境,把"激奋人心"导向国外,便加速了对外侵略的步伐。又如,1937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处于内外交困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的垂危统治,决定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1937年6月近卫内阁一上台,就致力于建立战时体制,并表明要以战争来摆脱经济危机,因而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在二战后的监狱中所写的《昭和的动乱》一书记载:"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日本)有三千余万人口,其后三十年增加了一倍达到六千万,每年人口增加近百万。"⒄ 而日本是一个小岛国,其国内耕地狭小,其他矿物资源也不足,因此如何保养这样众多的人口,这是可以动摇日本国策根基的大问题。在不可能实行海外移民的情况下,日本积极开发朝鲜和台湾,更以在满洲的经济活动来不断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满洲问题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侵华也成了解决日本人口膨胀的企图和幻想。
日本近代学者、翻译家高田早苗在抄译美国政治学者赖因施的《受东洋问题影响的十九世纪末的世界政治》而以《帝国主义论》为名出版的书中说:"人口之增加使土地增加成为必要,因此使彼等(近代民族国家)不能不以帝国主义取代以往之民族主义。亦即所谓帝国主义,无非彼等在力量与机会所允许限度内分割大量领土之一种希望。"⒅这里同样说明了要为新增加人口寻找新的土地--侵略以中国核心的其他亚洲国家。
在诸多侵华的历史根源中,日本思想界"脱亚论"的思想根源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所谓"脱亚论",就是指由已经通过明治维新而发展起来的日本通过武力帮助中国、朝鲜等其它亚洲国家"摆脱亚洲之陋习",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共兴亚洲"的思想言论。"脱亚论"最早见于1885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一文:"今日如欲成事,则我国不应犹豫不决地等待邻国文明开化,------而应脱离其行列,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和朝鲜的方式,亦不必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和善,应按西洋对待之法予以处置。"⒆福泽谕吉曾对日本近代思想的成长给予过很大的影响,他这篇文章中认为日本比其它亚洲国家优越,主张日本要充当欧美国家的尖兵。日本以后的发展也确实起了欧美国家在"亚洲的宪兵"的作用,而"脱亚论"就成了它的精神支柱。
福泽谕吉在甲午中日战争一开始就说:日本"能否成为东洋文明之领袖,取决此一战"。他还向政府捐献了当时的钱1万日元;战后又称这次胜利是"官民一致的胜利",说"幸获长生,得此见闻,既感愉快,又是庆幸。‘’[20] 可见,福泽谕吉不仅是一个"脱亚论"得倡导者,更是一名狂热的侵华主义者。
福泽谕吉的弟子尾崎行雄继承了他的"脱亚论",并将其发扬、扩散。尾崎行雄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时,也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主义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幸福也",并说"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为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如此狂暴无道之国,亦等闲视之,断行我之天职可也。今虽等闲视之,他日中国果能踏上开明革新之途,列国皆能分享其福利则会豁然感悟,唯感谢我之恩泽而不遁也。"[21] 这些说明了"脱亚论"方针的结果必然导致对中国的侵略。同时还出现了"为了中国的进步,由日本使其殖民地化"的强盗言论。"脱亚论"的提出和发展对以后的日本侵华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实质是为日本侵华寻找借口。
总之,种种历史根源最终导致了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反过来说,"对华战争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依赖乃民族生存和国家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条件"[22]。
而且日本侵华的历史根源有多个方面,逐次地深入探讨每个历史根源,都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为今后的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注释:
①④⑥⒃⒆[20][21] :《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1868-1945)》(日)依田熹家 著 卞立强 陈生保 任清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3、P3、P15、P117、P10、P22、P22
②⑤⑦⑨⑾⒀⒁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 刘惠吾 刘学照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P5、P11、P13、P57、P79、P80、P100
③⑧ :《中国近代史》(第四版)李侃 李时岳 李德征 杨策 龚书铎 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P92、P193
⑩⑿ :《中国现代史》(上) 王 桧 林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297、P297
⒂:《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136
⒄:《日本侵华内幕》(日)重光葵 著 齐福霖 李松林 张颖 史桂芳 译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P33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日)井上清 著 宿久高 林少华 刘小冷 译 孙连璧校对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67
[22] :《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日)倔场一雄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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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中,文明也可以指有人居住,有一定的经济文化的地区,例如两河文明、黄河文明。也可以指文化类似的人群,例如____文明、儒家文明。文明出现的判定标准,主要是城市(人群聚集)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国家制度的建立。文化变迁对于文明的产生有很大的作用。农耕方法的改变,劳动的分化,统治阶级,也就是中央政府的出现以及社会阶层的出现都是文明产生的重要特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文明起源的三大阶段新论。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文明起源的三大阶段新论全文如下: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人类文明起源时代的5000年历史长河,可以说先后经历三次大的波澜,大体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文明起源三段论”的观点,理论渊源是摩尔根的“野蛮时代三段论”,特别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在综合这两个思想源头基础上,我们认真汲取了20世纪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试图做出“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的理论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野蛮时代三段论”,大体上相当于他所提出的“文明起源三段论”。他采用三分法,来看待整个人类历史,提出整个世界历史的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在这个“大三段论”中包括两个“小三段论”。比较低级的原始社会是蒙昧时代,又包括三个阶段:原始人类产生的初级阶段——开始学会人工取火的中级阶段——使用弓箭进行狩猎活动的高级阶段。这个时代,相当于人类历史早期阶段,通称旧石器时代,几乎占据了人类历史长河绝大部分,下限就是距今一万年前。
比较高级的原始社会是野蛮时代,距今一万年到五千年间,前后是大约五千年时间。这个时代也分为三个阶段,先后有五大创新:制陶术的发明导致野蛮时代初级阶段开始——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有三大发明,畜养动物、灌溉农业、房屋建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以冶铁技术的发明创造为标志。
这里讲的野蛮时代三阶段,大体相当于文明起源三阶段。现代考古发现基本上肯定了摩尔根的基本思路,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重新思索的重大问题。一个特别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究竟是什么?
由马克思奠基、恩格斯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吸收、改进摩尔根等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相当于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三段论”。
在接近尾声并且富于总结性的最后一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开头,恩格斯提出了自己探讨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的新思路与哲学理论上的新基础:“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著作同样必要的。”[1](P158)
在野蛮时代最初的低级阶段,“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
在野蛮时代转为发达的高级阶段,“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1](P160)。
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第三次大分工,“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处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的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1](P163-166)
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起源论,甚至具体到“文明起源三阶段论”的基本思想,都包涵着至今仍有生机活力的闪光思想。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停留在他们的个别结论上面,我们要学习借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活的方法,循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对于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做出全新的理论概括,提出现代水平的“文明起源三阶段论”。
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农业起源革命——新石器革命——陶器革命。
“文明起源第一阶段的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这是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论”,汲取了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科学因素,又扬弃了个别过时结论,立足20世纪考古发现最新成果,力图作出理论上的综合创新。
20世纪考古发现充分肯定了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文明起源论的奠基开创之功,在此前提下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在文明起源历史起点问题上就提出了五点质疑:文明起源时代的最初起点究竟是制陶业还是农业?
农业最初起源是在西半球还是东半球的亚非欧大陆?
最早的农业是水作农业还是天然旱作农业?
东半球亚非欧大陆是畜牧业起源在先,还是农业起源在先?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本质内容,究竟是从野蛮部落中分化出游牧部落,还是农业部落?
这五个问题不是机械罗列关系,其中最本质、最核心、最深层的一个问题是: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究竟是什么,是制陶业、畜牧业,还是农业起源?
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起点论”,首先着重强调了制陶术发明的发端作用:“低级野蛮社会始于制陶术的发明。”不过,看来他自己当时也已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我们以制陶术的发明或制陶业的流行作为划分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的界线,这样做固然不免有武断之嫌,但从多方面考虑,最确当的分界标准大概还无过于此。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这两种状态显然有别,这是久已公认的,不过,以前不曾提出过某种进步现象作为由前一种社会进入后一种社会的标志。”后来他仍感到理由不够充分,并一再做出解释:“对于人类文化顺序相承的诸阶段的起点,我们选择了陶器的使用作为其中的一个分界标志,其意义不像饲养动物、使用铁器和发明标音字母那么鲜明,因而对于这一抉择需要加以解释。人类必定先有村居生活,并且,简单的技术必定先已达到相当进步的水平,然后才会制造陶器。”[2](P11,10,12)那么,究竟是什么产业兴起,才造成了“村居生活”呢?这里离真理只差一步!
这里反映出一个深层重大的理论问题:对于文明起源时代起点的犹疑不决,偏重陶器技术,对于农业起源在文明起源物质前提中的决定意义认识不足,也没有注意到与农业起源直接相关的新石器革命。这个理论缺陷的产生,有一个理论根源,就是摩尔根在考察社会发展时有一个六项式:生存技术——政治——语言——家庭——居住方式——财产。其缺憾在于,他从比较表层的生存技术、生活资料出发,而没有更加深入注意到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妨碍了他把“农业起源——新石器革命”,提到野蛮时代——文明起源时代的出发点上去。
在这里,我们需要一方面坚持发展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论基本方法,另一方面根据20世纪考古学的新实践,对于恩格斯的个别提法作出修正与发展。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角度,来探究国家起源、文明起源的深层经济根源,唯物史观的这条基本思路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关于“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却值得推敲:“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问题在于,为什么这里只提畜牧业,而不提农业呢?恩格斯下文中摆出了当时掌握的考古学事实:“园圃种植业大概是亚洲的低级阶段野蛮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为田野耕作的先驱而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没有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1](P160-161)然而,由于这样的表述,就产生出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当下面讲到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业与农业分离”时,并没有农业起源在先的前提,没有明确回答农业何时分化出来的问题。
20世纪考古发现修正了这里的提法与判断,证实了北非与亚洲,包括西亚两河流域、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在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农业起源是多元化、多中心的,最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是四个,四种主要粮食作物分别创造出来:
大麦、小麦——首先起源在西亚两河流域以北的新月形地带的山前台地上,而后首先传播在北非的古埃及;
稻米——首先起源在华南广西、长江中游、下游地区;
粟子——首先起源在华北平原与太行交界的山前台地上;
玉米——首先起源在中美洲。
西亚两河流域的考古发现还表明,在这个西方文明发源中心,是农业起源在先,陶器起源在后,在陶器于距今八九千年前起源的时代以前,还有一二千年的“无陶新石器时代”,或叫“前陶新石器时代”。
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尤其是农业考古学最新发现,我们有必要对“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作出精确化,也对摩尔根提出的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理论,作出必要的修改与补充: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最初原点,是新石器时代起点上的第一次大分工,从根本上说首先是农业起源,再加上从农业起源派生出来的畜牧业起源、家畜起源,从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中分化出来,人类定居、剩余劳动增加、其他文明质前提的确立、文明要素的萌生,全部建立在农业起源这个基点上。如果说整个文明大厦全都建立在剩余劳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的话,那么最初的剩余劳动,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必然首先产生在农业起源之中。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必然逻辑,也是经过考古学发现证实的科学事实。柴尔德所谓“新石器革命”,本质上首先是农业起源革命。
农业起源必然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伴生物,也就是文明起源的第二大物质前提——新石器技术革命。为了农业起源中刀耕火种、割穗收获、研磨加工的需要,距今一万年至八千年间逐渐创造出新石器农具群。新石器的本质特征,按照西方长期流传的传统说法,就是从打制石器走向磨制石器,更科学地说是走向切、钻、琢、磨四大工艺综合运用于农用石器的深加工,由此引出工具上的大革命,生产力上的大革命,也为文明起源过程事先铺垫下第二块物质技术的奠基石。
确立了“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在文明起源中应有的物质前提地位之后,陶器的发明创造也就有了应有的历史前提,又有了应有的历史地位。由于农业起源加上新石器,造成了生产力的大变革、大发展,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出生活方式的变革:谷物产量大大增加,贮存粮食的器皿需要增加了,必需有较多的粮食贮存,才能度过冬季,贮备灾荒,饲养牲畜;农业起源之后,定居生活开始了,对于各种容器的需要增加了;随着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人们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范围都扩大了,与自然水源的距离也拉大了,如何用人工容器保持人工水源,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随着农业起源、畜牧起源、新石器起源过程的展开,人们迫切要求发展熟食,从石烹时代发展到陶烹时代,出现了陶釜、陶灶、陶鼎、陶锅等一系列陶制炊具群。
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从西方到东方,大多数是把这个阶段排除在文明起源时代之外的,最多上溯到铜器、城市、文字起源。这里提出的新主张,是把“农业——新石器——陶器”这三大物质前提的奠定,作为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
历史与文化论文:文明起源的三大阶段新论
文明起源时代第二阶段——三大文明要素生成期:“铜器—城市—文字”的多元发生。
“文明起源三大要素发生期”这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论”与恩格斯“第二次大分工”这两个概念的合理内核,又综合了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最新成果,力争有所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闪光思想,即把文明起源过程,区分为两个相互衔接而又相互区别的历史阶段——“文明要素发生时期”和“真正进入文明状态”。
关于文明要素有哪些的问题,摩尔根的回答看来是初步区分了两个层次:“基本要素”与“诸多要素”。应当声明的是,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这样明确区分的两个不同概念,但从《古代社会》全书看来,却蕴涵着这种区分的基本思想。
第一章《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趋向于从宏观世界历史高度,谈到野蛮时代文明起源过程中先后生成的五大要素:制陶术——动物驯养——农业种植业——房屋建筑——冶铁术。后来他还说:“文明的一切要素,包括文字在内。”
而第三章《人类发展速度的比例》,则接近于用追溯法,列举了野蛮时代三个阶段上文明起源过程中的诸多要素发生过程:野蛮社会初级阶段文明起源过程中的10个要素——中级阶段的20个要素——高级阶段的近20个要素。[2](P28,274,32,31)后来马克思晚年在做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时,基本肯定了“文明要素”这个提法。在《古代社会》一书第二编第八章《希腊人的氏族》中,把私有财产制度作为推进文明起源的新要素:“财产已经成为逐渐改造希腊制度而为政治社会开辟途径的新要素,这个要素既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也是它的主要动力。完成这样一个根本的变革,不管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是多么简单明了,在当时却是一件艰巨的任务”[2](P218)。马克思在摘要中用自己的话概括了这段论述,并倾向于肯定文明“新要素”这个提法:“私有制是新的要素,经过延续了若干世纪的在氏族基础上建立国家的尝试以后,这种要素逐渐改造希腊的制度并为上述变化(即向政治社会或国家过渡)作好了准备。”[3](P16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没有专门论及文明要素问题,但在《雅典国家的产生》这一章中,也用了“新社会要素”这个提法;同时,他把国家称为“文明社会的概括”,与“文明起源要素”形成鲜明对照。
由此看来,把整个文明起源过程,除了前面的物质前提奠基期之外,还可进一步区分为“文明要素发生期”与“文明整体形成期”两个阶段,是有理论根据的,也有历史渊源。现代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也有助于证实这种区分。
这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属于文明起源过程中产生的诸多要素?哪些属于有全局意义的基本要素?
我们不妨仿照“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列出一系列前人探索的“文明起源要素表”。
摩尔根先后列出了近50个文明起源要素,在“文明起源诸多要素”的基础上,他当年看重突出的“六个基本要素”是:(1)陶器;(2)畜牧业;(3)农业种植业;(4)房屋建筑术;(5)冶铁术;(6)文字。
马克思的摘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于摩尔根提及的文明起源诸多要素,特别是有重大意义的六个基本要素,大都作过肯定性概述。恩格斯在论及文明形成前夕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时,特别突出了两大要素的关键作用:一是铁器;二是文字。他有一个十分简明的概括:“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而在“文明起源诸多要素”这个层面上,他曾历数古希腊文明起源中的十来种要素:铁器、风箱、手磨、快轮制陶、榨油、酿酒、车轮、建筑术、城市、荷马史诗与全部神话。[1](P22,23)
20世纪世界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1936年用英文发表了影响颇广的《人类创造了自己》一书。他把人类文明起源的主要轨迹,总结归纳为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间,先后发生的三次大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人类知识上的革命。柴尔德关于头二个革命的学术观点,多为世人关注,而关于后一个革命的论述,则较少为人论及,而对于我们清点“文明起源要素”的工作,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该书最后两章,认为构成文明形成重要因素的人类知识上的革命,主要要素是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间,即城市革命之前2000年间,有16项影响人类历史走向文明的重要发明创新:
(1)使用运河和沟渠的人工灌溉法;(2)犁耕;(3)牲畜动力;(4)帆船;(5)轮车;(6)果园种植;(7)发酵作用;(8)铜的冶炼与使用;(9)房屋建筑用砖;(10)拱门;(11)在陶器表层上釉;(12)印章;(13)太阳历;(14)文字;(15)记数法;(16)青铜。
而城市革命之后的2000年间,即公元前2600年—前600年间,他又补充了四项影响人类文明过程的四项重大发明创造:(1)十进位法;(2)经济实用的冶铁术;(3)字母文字;(4)城市供水系统。[4](P217)
面向21世纪世界考古与中国考古最新发现,对于前人探索足迹作出比较研究,并且努力做出理论创新,我们或许可以引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文明起源是一个长达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除去头两三千年是“农业——新石器——陶器”这文明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之外,还有两三千年时间,即距今7500年—5000年之间的两三千年历史长河;
这两三千年时间,是在物质基础初步奠定前提下,文明直接起源的历史过程;
文明直接起源过程之所以拉得这么长,是因为文明起源是诸多要素、多元发生,逐渐萌发、不断生成的复杂历史进程,而不是一下子或一次性的生成过程;
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在“物质奠基——文明形成”这两大阶段之间,专门分出一个“文明要素生成期”是完全必要的;
文明要素又有必要区分为两个层次;铜器是经济基础上首要文明要素;城市是社会交往上的首要文明要素;文字是精神文化上的首要文明要素;其他方面还有层次稍低的诸多文明要素。
文明起源第三阶段——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文明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各种要素、各种片断的简单罗列、机械相加。
文明起源过程中,要素与总体、渐变与质变、起源与形成、诸多要素与文明整体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难度甚高的重大问题。
对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总体标志问题,从19世纪到20世纪,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与争论,有以下四种学术观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文字主要标志论。这个观点流行最为普遍,较有代表性的首推摩尔根1877年的《古代社会》一书,另外还有大体同时的泰勒的《原始文化》、《人类学:人类与文明研究导论》等论著。
第二,城市革命重要标志论。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是20世纪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1950年他专门发表了专题论文《城市革命》,论证了城市形成是文明降生的决定性标志,并列举了城市革命的十项标准。
第三,社会秩序主要标志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Edward McnallBurns)等四人编写的《世界文明史》,该书提出城市是文明的表征,社会秩序是文明的内在本质规定:“探讨城市的起源实际上与探讨文明的起源是一样的。文明可定义为人类组织的这样一个阶段,其行政机构、社会机构和经济机构已发展到足以处理(不论如何不完善)一个复杂社会中与秩序、安全和效能有关的问题。”[5](P38)美国学者维尔·杜伦(Will Durant)在《东方的文明》一书开头,就从社会秩序角度对文明作出定义:“文明是社会秩序,它促进文化创造。文明包含四大要素:经济支持、政治组织、道德传统以及知识和艺术的追求。”[6](P3)
第四,国家主要标志论。这个观点是由马克思进行理论奠基,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以三次社会大分工为文明起源主线,而最后的总体标志则是国家的形成。“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个提法是恩格斯1884年提出的,而基本思想都渊源于马克思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1857年—1858年写成的《资本论》第一手稿。
下面我们对上述四种文明起源总体标志论做出比较研究,试比较它们的得失曲直。
文字不失为文明起源的重要表征,但由于文字形成是一个至少长达3000年的历史过程,作为文明形成标志,看似明确,实则难以准确把握。人们在常识中,倾向于这种认识,因而自然而然把文明史说成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把在此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或“史前时期”。从摩尔根、泰勒,到马克思、恩格斯,都首肯过这种较为公认的说法。
然而细致推敲起来,象形文字产生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字母文字产生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二者相距二三千年,究竟把哪一个作为文明形成标志,却是不十分明确的。摩尔根写作《古代社会》那个时代,由于考古发现有限,这个界限分得不明确,因而常把二者相提并论,都作为文明时代形成首要标志,认为文明社会“这一阶段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并且申明“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视为与标音字母相等的标准”。恩格斯也采用了类似的说法。可是,现代考古发现已经把文字形成史的基本轮廓大体澄清了:
公元前4000年,甚至更早一些,东西方都有原始形态的象形文字起源;
公元前3500年—前1000年东西方古典文字逐步构成体系,初步走向成熟;
公元前1500年—前1000年,从腓尼基到古希腊,形成了字母文字,中国则走向部首文字。由此可见,抽象文字、字母文字的产生,是一个至少长达近3000年的历史进程,上溯到原始象形符号、刻画符号,更是长达7000年以上的漫长历史过程,把如此漫长的文字形成过程,作为文明形成的总体标志,今天看来很难说是优化选择。
20世纪中后期,对柴尔德的城市革命主要标志论,也有人提出质疑。质疑集中在两个方面:有人认为柴尔德的理论观点主要立足于两河流域,而古埃及在相当长时间里曾是灌区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曾是文明在先,城市在后;而还有人认为两河流域、古希腊、中美洲,则有一段历史,有文明起源,有文明个别要素,却未达到文明时代的整体要求。
“社会秩序主要标志论”,注意到社会关系的总体性是合理的,但社会秩序比较抽象,比较一般,没有找到一个明确标志社会秩序总体尺度。这个尺度,不是国家又是什么呢?
相比之下,唯物史观的“国家形成总体标志论”,更经得住考古实践的历史检验,更富有总体性与确定性,可以作为文明起源期的制高点和文明形成期的出发点。
国家形成也是一个更易于把握的具有确定性的历史过程,便于在考古学、历史学上精确把握。
文明起源过程,好比五千年初步建成人类文明大厦:
第一阶段,是距今一万年开始的头二三千年,文明大厦的物质奠基期;
第二阶段,是距今七八千年开始的二三千年,文明大厦的要素发生期;
第三阶段,是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国家形成期,文明大厦的总体形成期。
中日考古最新发现,还提出了更新的问题: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近1.5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和陶片;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庙岩先后发现了近1.5万年前的陶片;日本也先后发现了1.5—1.2万年前的陶片。
中国与东亚文明起源时代的最初历史起点,有可能再向前上溯五千年,达到一万五千年前。这个中国特色的新问题,尚待从考古发现与理论概括两方面的统一中进一步探索。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3]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V·G·柴尔德.远古文化史[M].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
[5]爱德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6]维尔·杜伦.东方的文明[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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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三国演义》里将关羽塑造成为一个忠义仁勇的武将形象,出场时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打造兵器后参加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而后虽然与刘备东奔西走,颠沛流离,但仍能斩将杀敌,大显神威。在传统戏曲中,关羽属于”生“角,脸谱也非常有特色,面生七痣,眉心中间三粒,鼻子左右各两粒;七粒朱砂痣,红似点血,因此显得格外威风。以关羽为主要角色的京剧故事有《斩熊虎》、《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虎牢关》、《屯土山》、《月下斩貂蝉》、《过五关》等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神明崇拜指由官方和民间组织、个人举行的对神明的崇把、礼拜等仪式行为。对于神明崇拜象征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研究者多从历时、共时的角度强调这种仪式行为及相关神话、象征在时(不同时期)、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方面展现的不连续的形态。他们强调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崇拜诸神的实用功利动机不同,对诸神象征的没释也不同。华琛(James L.Watson)对天后的研究,即认为女神天后貌似统一的象征性的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不同社会组织之崇拜天后的重大差异。。过分强调崇拜者的实用功利,有将宗教史研究减化、归结为心理学研究的危险。
本文希望通过对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个案分析,考察神明象征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笔者认为,神明崇拜的发展和变化,不单有因时因人而异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内在本质上的连续性:从象征包含的意义上说,神明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虽有一定差异,但是其中的连续性缕缕可辨,这构成了杜赞奇(Prasenjit DMara)所说的“语意链”(semanticchain);从发展过程看,诸神崇拜及相关神话、象征存在于文化传统的发展河流之中,前者发展受到后者的制约,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成为一套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从而有可能造成神明象征在时空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共通性。因此,在神明象征的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共存。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乃是吸取了上层士大夫文化的因子塑成的;这种经重塑的关羽在明清时期渗透到民间社会和士大夫阶层,成为官方和民间塑造关羽崇拜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因为如此,官方把典和民间崇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一般认为,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因此,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词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己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860—873)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⑥这是关中一带的情形。
这些资料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对关羽的映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这一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至宋代,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羽形象的踪迹。四川大概是宋代关羽崇拜比较盛行之处,陆游《入蜀记》即云:“雷池昭勇庙,吴大帝时折衡将军甘兴霸也。兴霸尝为西陵太守,故庙食于此。底下有关云长像。”⑦渲州亦有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琶,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在官方崇拜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故称太公尚父庙。“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至上元元年(760),“尊太公为武成公,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十哲”有为张良、田楞宜、孙武、吴起、乐毅,左为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勋,关羽并末列其中。关羽进入武庙始于建中三年(782),此年礼仪使额真卿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这**位配享者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古名将。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⑧至此,关羽始成为武成王庙的**位配享者之一。
不过,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把典中无足轻重。至北宋初期,宋廷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把的位置。⑦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救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方“令从把武成王庙”⑦。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明代以前关羽在官方把典中地位较低,也不稳固,其形象受佛教化和道教化的关羽的较大影响。⑩
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的一部分。据学者考证,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⑩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等书看来,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前者提到: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⑥,而后者载徽宗时,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⑩苏东坡也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顺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名目。《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及武汉臣的《三战吕布》等名目。⑩宋末元初,在“说三分”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三分事略》(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和《三国志平话》(刊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两书。⑩至元末明初,就出现了上承“说三分”与《平话》传统、并依据史书改编、摘录和复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演义》与“说三分”有清楚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35个故事,都见于《演义》。”
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宋《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班。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④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
关羽听后,沉吟半晌,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邱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著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 —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皖、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五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溢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邱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埋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棋《燕下乡腔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蹋糜蒙古之说。④《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抬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
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肥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⑤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矩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②章学诚也指出:《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正因为如此,清人感叹道:“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至《演义》平民百姓的影响,清王侃云:“《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厘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⑥
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干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⑥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抵,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⑥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救封。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匝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
从雍正到乾隆年问,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⑩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记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祟,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⑩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把遍天下”之说,‘其词于京能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⑥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结社所崇拜。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在讨论诸神崇拜时,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机。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视为崇拜者对政治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的“工具”是从何而来的,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速普及的原因。显然,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受当时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也可能是民间文化(在本文中,构成文化资源的是民间文化)。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官方宗教的创立、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化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帝国官员,他们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逆旅”,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他们很大部分时间(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而这为两者塑造各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从唐代至明清,官方与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实际有三个周期: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从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逐渐走向一致性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当与唐宋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提高有内在联系,因为它必然带来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②明清时期,关羽不仅为王朝所推崇,成为国家保护神,同时深入民间,成为财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为秘密宗教、结社所尊崇,而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崇奉关羽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关羽忠义神武的神格。如此之高的一致性,乃是由于这一形象基本上来自共同的文化资源——宋元民间“说三分”的传统。由此我们注意到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文化史讨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认为,1792—1832年间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出现,是对政治经济压力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并不是对统治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而是受到一个更长远的“道德文化”或者“小传统”的影响的。⑥笔者引出汤氏的观点,并不是要重申民间文化的重要性,本文对关羽崇拜发展过程的分析,也并非想强调民间文化对上层文化的影响。
事实并不那么简单。象宋元民间文化塑造的关羽形象,虽然对于明清时期的官方崇拜有很大的影响,但假如宋元讲史和演戏传统在塑造关羽形象时没有吸收正统的忠义观,那么它的影响力或许会大打折扣的。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或者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纯粹单向的流动,正如俄国中古史学家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对欧洲中古前期和盛期民间文化所作的精辟分析和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Carlo Ginzburg)对一桩异端审判的研究中显示的,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统治阶级文化与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实际上有循环往复、互相影响的关系。
由官方、民间的关羽崇拜和民间文化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我们还注意到传统创造的问题。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或快或慢的创造过程,不同时代都有自身创造的传统。不同的传统,变化的节奏不尽相同。有的节奏较快,阶段性较明显(如官方的关羽崇拜),有的则比较缓慢,并且在交替过程中出现交叉,阶段性不明确(如关羽的民间形象)。正如关羽形象的发展中显示的,在传统创造、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有连续性,亦有变异性,传统本身往往就是由新旧因素层层累积叠加而成。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正统文化与地方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关系时,不能将文化传统视为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要在动态的过程和具体的环境中去把握各种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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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截至2015年6月,国务院已审批的历史文化名城共有125座(琼山市已并入海口市,两者算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文化名城论文相关范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转型时期背景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思考
摘要: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目前城市文化发展,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发展,面临着文化遗产保护转型过程与目前正在推进的中国社会的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巨大挑战。
Abstract:city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culture is the soul of the city. At present thedevelopment of city culture, especially the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development, facing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is currently promoting the Chinese society of city modernization, rural urbanization challenge.
关键词:转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Protection planning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在当前国家全面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形势下,历史文化名城与一般城市相比,以其独特的文物古迹遗存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城市的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发挥着更大的经济作用
所谓转型时期,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不同转型主体的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多样性。转型时期是主动求新求变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例如:一个企业的成功转型,就是决策层按照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体制机制、运行模式和发展战略大范围地进行动态调整和创新,将旧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符合当前时代要求的新模式。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现在中国的许多重要城市,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和第二批的62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的中国全部4个直辖市和中国的华北、东北、西北、东南、华南、西南六大行政区中心城市,号称中国七大古都的西安、洛阳、北京、安阳、南京、开封、杭州,均在历史文化名城之列。
在上述历史文化名城中,广义上看绝大多数均属于历史上的中国古代都城,这些古代都城涵盖了几乎所有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或王国、帝国时期的都城,还有国家分裂时期的重要王朝、王国的都城,以及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历史文化内涵应该是其古代遗址,由于这些古代遗址分布范围巨大、历史意义重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将其形象的称之为“大遗址”,如西安作为中国古代建立都城时间最长、历史地位最为重要的都城,是因为西安是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故都所在地,特别是周秦汉唐等中国古代重要王朝均建都于此。洛阳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夏商王朝都城所在地,被誉为“九朝故都”。
象西安、洛阳等这样一些在中国文化遗产事业上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们的主要文化遗产内涵是作为古代都城的城址及其宫城、宫殿、宗庙、官署、库厩、池苑、宅邸、里居、市场、作坊遗址等,以及都城附近的帝王陵寝、贵族和百姓墓地等。古代都城作为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成为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成为承载古代国家、民族历史的内涵最为丰富、意义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一般均在“地下”,它们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下博物馆”,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活化石”,是古代国家与民族的“历史百科全书”。因此,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于“大遗址”文化遗产保护,从人力、财力等诸多方面,给与极大重视,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
但是,毋庸讳言作为古代都城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其涉及领域之大、社会相关问题之多是其它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所很少遇到的。
文化遗产保护转型过程中现代城市的“大遗址”,必须以保护为主、利用为辅,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应作为“大遗址”文化遗产保护的“副产品”,不能将其视为这里的“主业”。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是“生业”,不属于经济活动范畴,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管理。但是,文化遗产事业具有“经济功能”,可以产生“经济效益”,而且随着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其“经济效益”也会越来越大,但这永远是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副产品”!我们需要牢记的是,历史文化名城、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主体,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
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是辩证关系。所谓保护,是在历史城市和村镇的演化过程中去粗取精,优势劣汰,对历史精华的保留、呵护与传承;而发展则是顺应人类社会进步需要,在持续创新中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延展和扩大。人类社会循序渐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没有保护文化遗产作为基础,割断历史,抛弃既有文明,就无从谈起发展、创新和进步;而没有发展、创新和进步,也就不可能再产生新的历史文化遗产积淀,无法持久永续地丰富历史城市和村镇的文化内涵。
于是在悠久的岁月长河里,一些具有生命力的历史建筑物、构筑物、建筑群体形态、街道格局和传统风貌必然会延续下来,作为历史信息的载体,伴随一代又一代人相继保护与传承;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具有特殊历史价值、实用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建筑物、构筑物也会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人类社会正是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替变化中一路走来,进入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和信息化时代。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而言,保护与发展构成的对立统一体从来都是相辅相成,遵循着一条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则。只有在不断传承文明中创新发展,在不断创新发展中传承文明,才能始终保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生命与活力。无论怎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和名村,都是无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凭借这座历史时空大舞台传承社会文化的缩影,都是铭刻在不同特色的物质形态上的历史教科书。由于它们的存续方式具有动态属性,因而承载着历朝历代和各个时期的丰富信息,绝不是某一历史瞬间的“定格”,更不能视为静态的馆藏文物。
如今进入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给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不断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因而要求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加快建立保护监管机制,把科学合理的控制、整治、更新作为保护与发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有效途径,坚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形态保护与文脉传承的统一。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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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仅能使员工产生使命感和责任感,而且能激励员工积极的工作,使员工对未来充满憧憬,反之,会使员工产生消极,悲观厌世,甚至自杀。象最近富士康公司的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成功的企业文化对外具有一定的引力作用,对内要具有一定凝聚力,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武士道精神在日本企业文化中的价值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浅析武士道精神在日本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论文全文如下:
一般大企业的平均寿命为50年,然而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是6年。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哪里?勿庸置疑,企业文化已成为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长期经营有着重大的作用,是决定现代企业竞争力强弱的重要因素。世界500强胜出其它公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善于给他们的企业文化注入活力。
“忠”是武士所奉行的最高准则,武士道的下对上的绝对忠诚,是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日本企业最注重对员工忠诚度的培养,无论是涩泽荣一还是松下幸之助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他们将“为主人效忠,对家长绝对服从等传统武士道的观念演变为对企业效忠,员工即为企业的武士”,传统的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就这样的完美的融合,当二者结合之后,员工不会轻易的离开自己的岗位,他在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技术和管理就可以越来越熟练,对自己企业的忠诚、热爱,就会转化为工作上的加倍努力,它可以产生巨大的生产效率。
“终身雇佣制”是日本企业成功的因素之一。它要求大部分的员工一辈子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除非由于疾病、辞职等个人原因离开企业,企业也避免解雇员工。效忠的文化观念极为深入地渗透到日本的企业精神当中去。沃特曼和波得斯在《成功之路》一书中所指出的:“生产率这件事,并不在日本人有什么奥秘,而纯粹是在于人们的忠诚心,在于他们经过成效卓著的训练而产生的献身精神,他们个人对公司的认同感。”
武士道中的“和”精神造就了高效的团队精神。“和”最初是儒家的思想元素,其主要内涵是指仁慈、爱人、团结、和谐、合作等, 这些内容很早就被日本武士吸收了。在日本公司里,“和”是员工努力争取达到的境界。企业中的“和”是通过上级与下级一致,培养企业内部的“团结感”、“和谐感”, 从而形成一种团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使员工自发地自觉地为公司作贡献。企业培养和谐气氛, 使职员感受到家庭般的呵护和温暖,即“以社为家”,是日本企业“和”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集团主义作为日本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集团主义重视协调,强调个人在处理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时,个人以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在企业中,企业的生存总是优先于个人,企业内的“和”超越了对个性、创造力的尊重。松下员工信条之一就是:唯有公司每一位成员亲和协力,至诚团结,才能促成进步与发展,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这一信条,努力使本公司不断进步。
日本民族被称为大和民族,“和”是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和”保证了员工在企业中与他人和谐相处、团结合作,使人际关系的内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和”成为了企业高效能团队的精神主导,是日本企业文化的基础之一。
武士道的“恩赏观”规定, 凡主家对从者施以“恩赏”, 从者必然对主家“尽忠奉公”, 全身心投入, 甚至不惜“以生死委君心”,这是“义理”之所在。日本企业在“恩赏观”观念的影响下,都很强调使命感与责任感。日本企业很重视社会责任,从社会整体利益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归宿点和出发点,承担社会责任,注意顾全大局,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松下七精神”中就有“工业报国”、“感恩戴德”等信条,用心经营企业被认为是对国家发展的贡献。
企业员工认为,企业发给的薪俸就是一种“恩赏”,因而,拿了薪水俸禄就要对工作尽忠职守。因此,整个民族养成了一种工作第一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松下电器公司创业之初,员工都是积极主动地要求加班,后来甚至弄到得老板出面制止的地步。日本员工一年的劳动时间至少比欧美等国多出几百小时,日本人将自我发展与工作业绩联系起来,讲究奉献、追求高业绩和完美,甚至可以牺牲自己和家庭。就是因为这种积极工作的精神,使得其他国家的人惊讶地称日本人为工作狂。日本民族的使命感与敬业精神换来的“日本制造”代表着“质量与价值”,日本产品走向世界的原因也在这里。
综上所述,武士道精神是推动日本企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武士道作为日本文化的内核,现在及将来仍会发生其特定的影响和作用,今天的武士道在形式上没落了,但是武士道精神已经渗透到了每个日本人的灵魂深处,成为日本人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经济在战后不到40年的时间里,从战争废墟上一跃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日本企业能够在全球具有强劲的竞争力,这些成绩的取得,除有利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境外,武士道精神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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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文化名城论文范文:掀起“历史真实”的盖头来。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历史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那里埋藏着我们的想象和希望,生长着我们的快乐和忧伤,成为历史剧创作的宝藏。戏剧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会对此感到不快,这似乎也是“自古而然”的。新编历史剧的流行,更使历史学家的愤怒到了“于今为烈”的地步。最早的“新编历史剧”《戏说乾隆》令国人耳一新,历史学家颇有雅量;《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随后登场,一石激起千层浪。以纪昀(晓岚)为主人公的两大部“历史剧”(《风流才子纪晓岚》和《铁齿铜牙纪晓岚》),改写了历史上主管《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赫赫有名的学者形象,导致了某些历史学家的切齿之恨。
随之而来的,是对历史剧的严厉指责和苛刻要求,甚至大有必欲除之而后快之势。对历史剧的指责包括:胡编乱造,随意臆造,迎合低级趣味,背离历史的真实,模糊历史的真相……对历史剧的要求包括:不仅要注重艺术真实,还要注重历史真实,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以便“艺术地再现历史”……只有“忠于历史”,“回归历史”,认可“基本史实”,注重历史的发展趋向,与历史保持一致,才是历史剧脱离苦海的惟一出路。
我们应该承认,历史剧的确存在着“关公战秦琼”、“罗成戏貂蝉”、“张飞杀岳飞”、“宋版《康熙字典》”、“我孝庄皇太后”之类的细节失真(即硬伤)。但是说到“背离历史的真实”和“模糊历史的真相”,说到“忠于历史”和“回归历史”,我们则不得不问: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的真实?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我们是如何获知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真相的?历史本身是否包含着艺术性,即包含着修辞性和文学性(形象性、想象性、虚假性)?如何理解这种修辞性和艺术性?一句话,历史是真实的吗?
在谈及历史与历史剧的关系时,我们一方面承认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方面把历史与历史剧严格区分开来。我们认为历史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历史剧属于艺术创作的领域;认为历史体现的是历史真实,历史剧体现的是艺术真实;因此历史是客观存在,历史剧是艺术想象的产物。其实这种区分是靠不住的。何以知之?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前者才是客观的,后者则是被主观化了的。在英文中,“the historic”(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与“the historical”(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前者指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人物或事件,后者是对前者的记载或“反映”。比如说到“古建筑”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 building”,而非“a historical building”;说到“历史剧”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al play”,而非“a historic play”——“a historic play”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为朴素的唯实论者,我们相信,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与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之间的关系是“被反映者”和“反映者”的关系。这是不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是通过“反映者”来认识“被反映者”的,我们也只有通过“反映者”才能认识到“被反映者”,这无异于以“反映者”征服“被反映者”。离开了“反映者”,我们就无从认识、理解和把握“被反映者”。我们触及的只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而无从触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建筑”(historic building),也几经风雨,几经粉饰,与原物大异其趣,不再是纯粹的古建筑了。虽然“今月曾经照古人”,毕竟今天的月亮不再是古代的月亮。月亮尚且如何,何况建筑物呢?
我们不妨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称作历史(history),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称为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以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在此我们要讨论的是:历史编纂与历史剧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历史编纂是否只具有客观性而不具有艺术性?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历史编纂究竟包括多少种类型?据我们所知,历史编纂至少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它注重数据,强调实证,倾心于语言的明晰性、意义的明确性、逻辑的一致性,以“科学”自诩;一种是叙事意义的历史编纂,即所谓的叙事性的历史编纂(narrative historiography),与“科学”的僭妄相比,修辞性和文学性乃其本源之所在,它也坦然地承认这一点,并得意于这一点。实证性的历史编纂是分析性而非描述性的,它关心的是环境而不是人,着眼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因果性,关注“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转换和巨大社会结构的变迁;叙事性的历史编纂是描述性而非分析性的,它注意的是人而不是环境,关心的是人的情感和命运。西方的历史编纂传统一直是叙事性的,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实证主义的勃兴,史学的科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把历史编纂转化为一门严密的科学,甚至要以“总体史”代替“事件史”,以便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变迁。此后,历史著作开始充斥大量的图表、公式。即使如此,它还是难以掩盖其修辞性和文学性之踪迹。
在这方面,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述甚为详尽精辟。海登•怀特认为,即便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也无法掩盖其修辞性和文学性,尽管千余年以来它一直都在极力摆脱自己与修辞性和文学性的干系。别的且不说,它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书面话语,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决定其特性——具有修辞性和文学性。
修辞性和文学性的核心在于隐喻(metaphor)。隐喻是一种想象性的理解方式,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历史话语体现的并非逻辑性关系,而是隐喻性关系。历史编纂包含了艺术性的成分,因此不能忽视历史话语的隐喻之维。“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更有益于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海登•怀特,《叙事与诗性的历史》,《中国学术》,第17期。又见《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尽管修辞性和文学性会造成信息失真,甚至引发逻辑矛盾,但它会使过去“产生意义”,否则历史就会变得不可理喻。总是有人认为历史是对往昔事件所做的完全真实的记载,所谓“史笔如铁”是也,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对于往昔事件的记载常常伴随着必不可少的解释(包括事件的起因、过程与结果),夹杂着编纂者自己的想象,而意义也源于此,这种解释或这种意义就是修辞性和文学性的。
意义的另一个来源是语言,因为只有借助于语言符号,才能赋予过去的事物以意义。语言以想象和概念将描述的对象固定下来,想象的方式和概念的数量又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描述的对象被固定的途径可谓多矣。语言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标准,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用法,什么是“不正确”的用法。传统的历史编纂大师深谙此道,并能灵活地掌控之。
至于叙事性的历史编纂,其修辞性和文学性更是自不待言。西方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代表作《历史》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诗,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战争编年史。相传他在奥林匹亚朗诵他的著作时,把当时青春年少的修昔底德感动得泪水涟涟。近年来这种历史编纂传统得以复兴,实乃学界之幸。
比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就极力肯定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他的历史著作以叙事为主导,当然也包含少量的理论分析。在他看来,叙事借助其故事和细节,能够发挥阐释之功能,而理论概括是无法穷尽历史现象的具体性的。人们是通过生动的形象而不是枯燥的理论来把握历史踪迹的,理论充其量也只是辅助性的。我们不难发现,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与历史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也需要借助于想象把零散的事件连缀成完整的故事。在那里,事实与幻想、史实与虚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魏斐德的《伟大的事业:中国17世纪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就是照此原则写成的,读来引人入胜。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大量历史著作,包括已经译成中文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史景迁)、《王氏之死:大人物背后的小人物的命运》(史景迁)、《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以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都是这样写成的,读起来同样魅力无穷。
我们完全可以说,其实这种叙事性的历史编纂,我们也是“古已有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对于各色人等、各种事件的精彩记录,源于其生花之笔,读来令人赏心悦目,而忘乎其历史精确性。比如司马迁在叙述“鸿门宴”时,写到樊哙闯入,“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史记•项羽本纪》)不仅有悖于史实,而且有悖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垓下之围时,说项羽只剩下二十八骑,发出了“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感慨。虽然为数千汉骑围困,项羽毫不屈服,“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但稍后不久,项羽又对乌江亭长说过“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也就是说,项羽最后的二十八骑也已被汉军歼灭。既然如此,“非战之罪”、“吾为公取彼一将”之语,是如何记录下来,又是如何历经两百年后传到司马迁那里的?
即使在自称最为严密的社会科学中,虚构也是无所不在的。虚构是一种想象性构造,是一种“仿佛”式的描述,“或然性”(或者干脆“莫须有”)是它最大的特点。海登•怀特提到了边沁的“虚构观”(conception of fiction),提到了欧文•巴菲尔德(Owen Barfield)的论文《诗歌措辞与法律虚拟》(Poetic Diction and Legal Fiction),以便告诉我们,即使在严密的法律话语中也是允许虚构的:所谓“法律虚拟”,指在法律事务上为权宜计在无真实依据情况下所做的假定,这个假定被认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比如“法人”就是一种虚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
海登•怀特的理论表明,无论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还是叙事性的历史编纂,都离不开修辞性和文学性,都包含着想象性和虚构性的成分。对于历史编纂而言,无论是修辞性还是文学性,是想象性和还是虚假性,都具有积极和正面的意义。可以说,没有修辞性和文学性,没有想象性和虚构性,就没有往昔的人物与事件,更无法理解之。既然如此,认为“历史真实”是客观的,就是没有根据的。
历史编纂,无法遮蔽自己的艺术性。所谓“历史真实”的盖头,应该掀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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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都应该建立图书馆法规。图书馆立法旨在为两个方面的工作提供法律保障:一方面是为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为图书馆有效、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目前,虽然我国陆续颁布了多项关于图书馆的法律、法规、决定、条例、标准、通知、管理办法、工作意见等,但是却仍旧存在着诸多问题,阻碍着图书馆健康、稳定的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日本大学图书馆文化分析与启示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阐述日本大学图书馆的总体情况,并从人性化的读者服务、丰富的多文化服务,以及注重弱势群体方面分析了其特点,最后对我国图书馆的服务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日本大学图书馆;人性化;读者服务;馆际联盟;多文化
我受在日学习的女儿邀请,对日本大阪等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在此期间,我着重参观了日本关西地方部分大学图书馆,与多位馆员和学者进行了交流,获得了近期日本图书馆发展与变革的一些新信息。与此同时,日本图书馆工作者的高素质服务,以及他们的专业水平,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外,日本图书馆界对中国图书馆界学者的友好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日本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教育系统发达、水平一流的国家,以及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帮关系,我深深地意识到,其图书馆的发展与变革的经验对我国图书馆来说有很多地方可以学习、借鉴。
1.1 概况
在日本,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机构,还体现着一种公共生活的理念。日本图书馆界普遍认为,设立图书馆的目的并不只是收藏文献,而是以文献服务于社会。所以其图书馆自觉奉行“人人借阅,不取分文”的公益性原则,将享有图书馆服务列为基本人权之一。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图书馆,所有图书均可以免费借阅,只要你拥有当地的居民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借阅附近图书馆的书籍、音像制品,以及图书馆提供的一切服务。
与此同时,本着对社会知识创新做贡献的原则,日本许多大学图书馆实施了“开放大学图书馆,服务周边社会”的政策。国立和公立的大学图书馆对周边地区普通市民免费开放;私立大学图书馆也向社会开放,部分图书馆采取了向社会人员收费的办法(1年大约6000日元,比如,关西学院大学、上智大学等)。日本大学图书馆对外开放有以下几点好处:(1)可以有效地利用大学的各种资源;(2)私立大学向社会开放,可以得到文部科学省更多的补贴;(3)有利于大学的对外宣传,提高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
在日本,对外开放图书馆的大学每年呈增长趋势,因此,利用大学图书馆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日本近年来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现象日渐突出,在这个终身学习社会中,大学所起到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校内,同时向地域社会扩展。
1.2 日本大学图书馆的数量以及在校学生人数
1.3 日本大学图书馆建设的总经费
日本大学图书馆的经费包括资源购置费,人工费,运营费等,由于近年来日本国库在不断削减大学预算,日本大学图书馆建设与运营费占大学图书馆总经费的比例有所减少,具体如表2。
1.4 日本大学图书馆资源购置费
日本大学图书馆的资源主要包括纸质图书、期刊、电子资源及音像制品。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购置电子资源(数据库、电子期刊等)的支出比例也在持续增加。
2.1 人性化的读者服务
日本的大学图书馆给我最直接的感觉是,这里的图书馆并不单单是严肃的学习场所,而是兼顾阅读与休闲的双重功能来设计并管理。我所参观的几所图书馆普遍重视内外环境的和谐与美观,四周一般都辟有大面积的草坪,内部也设计有别致的日式庭院,并以花草假山加以美化。图书馆的外墙,大量采用隔热玻璃,在室内随处可以观赏室外的美景,也可以在眼部疲劳时放眼远眺。因此,玻璃外墙边都放置了软靠椅,便于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可以饱览美景,愉悦身心。
从内部装修上来说,日本的图书馆多倾向于使用木质材料,无论是桌椅还是书架、地板,全部采用木质地板制成,而且基本都会铺上色调简单但很舒适、温暖的地毯,不仅可以减小读者在走路时不可避免产生的噪音,还可以增加读者的舒适感。
2.2 丰富的多文化服务
近年来大量的外国劳工人员涌入日本,另外在日定居的外国人也急剧增加,各公共图书馆为了很好地提供服务,大都在外国语资料的收集上加大了力度,比如大阪大学综合图书馆在二楼大厅设置了一块很大的中国语、朝鲜语图书期刊杂志阅览专区;还比如,以儿童服务为特色的东京都立多摩图书馆在外国语儿童读物的收集上尤为重视,有许多在我们国内也不多见的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儿童画本也有大量收藏。此外还有很多公共图书馆为满足外籍儿童阅读的需要,积极与各国图书馆建立资料交换关系,通过图书交换获取一些国外的儿童读物,来为这些外籍儿童服务。除了在收集方针上的重视外,在其它方面也是下尽功夫,比如很多图书馆的目录查询系统可以用英/中/韩等多国文字检索;在标识设计中突出了多语言标识的制作;发放给读者的介绍和使用指南也有多种语言的版本;聘用懂多种外语的职员为外国人提供咨询服务;还有专门面向外国人的讲座和交流会等等。
2.3 注重弱势人群(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的服务
194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身体障害者福祉法》,对设置点字图书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69年,日本盲人读书权益保障协会向国立国会图书馆和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正式提出了“图书馆要为残疾人服务”的要求。目前在日本公共图书馆界开展的为残疾人服务已非常普遍,首先在硬件设施上非常完善:大量收集点字图书、录音图书、大字体书、录像带等资料;设置无障碍通道,在各通道及楼梯台阶铺设点字道路;设置残疾人专用电梯、专用卫生间;为身体残疾者提供轮椅;设置点字图书/录音图书制作室;提供视觉残疾者专用的点字计算机;提供弱视者专用的放大阅览器;设置残疾人专用停车场等等。
其次在提供的服务方式上也是多样化的,设立了专门的“面对面朗读室”,给视觉残疾者提供图书资料的“当面朗读”服务;对行动不便的残疾者提供资料的邮寄外借服务;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还制作了《点字图书、录音图书全国综合目录》,所收录的资料可提供馆际互借服务;为视觉残疾者免费提供印刷资料的点字图书制作或录音制品制作服务;为残疾儿童提供特殊的图书馆服务;为病人、老年人和犯人提供送书上门服务;有些条件好的图书馆还对残疾人提供计算机服务,通过利用画面音声化软件、点字化软件、扩大化软件实现了OPAC检索和网上信息的查询和浏览。
对于未成年人,1938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关于改善儿童读物的指示纲要》,并进行了“推荐好书”活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日本国民中提出了“给孩子们好书”、“给孩子们新书”的口号,为70年代公共图书馆开设“儿童室”、充实儿童图书等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各公共图书馆为儿童提供的服务逐渐多样化起来,如“为乳幼儿服务”、“为残疾儿童服务”、“为YA(young adult)服务”等相继开展起来。
1995年日本政府举办了“为儿童着想”研讨会,认为在高科技的吸引下,日本儿童及青少年正逐渐远离铅字阅读,因此有必要重振儿童阅读的兴趣。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决议规定2000年为“儿童读书年”,并于同年,国际儿童图书馆正式开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为儿童提供图书信息的国立机构。这对儿童读物的保存和研究以及增强儿童阅读的兴趣,有着实质性的意义。2001年l2月日本国会又颁布了《儿童阅读推进法》,指定每年的4月23日为“儿童阅读日”,旨在为儿童提供读书机会,养成儿童早期阅读的习惯,帮助他们喜欢读书,并最终形成主动读书、终身读书的良好习惯。
上述的日本图书馆服务特色充分体现了日本图书馆“积极贯彻全民阅读”的服务宗旨。在我国,虽然也在开展这些服务,但在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上与日本差距甚远,进而导致我们的读者对图书馆的依赖度和信赖度处于较低水平。我认为,要缩小差距可从以下三方面加大力度:
(1)日本是世界上图书馆法律较为完备的国家,已形成了以图书馆专门法为核心,各类相关法律法规互补的完整法律体系。因此,加快我国图书馆法及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将起到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针对日本《图书馆法》、《图书馆自由宣言》、《图书馆员伦理纲领》等图书馆相关法律的研究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2)转变图书馆的服务观念,即“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然而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的很少,主要是“为本校师生服务”的观念没有改变,而这种狭隘观念是不利于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同时,在为残疾人、儿童、外籍人士、周边地区居民服务方面,也应适当调整适合这类群体读物的收集方针,改善基础设施。同时,也要在服务方式的多样化上加大力度并主动提供服务,从而真正实现读者走近图书馆变为图书馆走近读者的转变。
(3)加大图书馆的宣传力度,政府和图书馆员努力为读者创造软、硬读书环境的同时,如不做好宣传工作,扩大图书馆在全社会的影响,提高读者对图书馆作用、功能的认识、了解,进而把图书馆当作学习知识,接受教育的好场所,则会出现读者寥寥无几,门可罗雀的尴尬现象。在日本,很多图书馆都设有专门的广告企划部门,通过各钟媒介进行宣传以吸引读者前来图书馆。
总之,我认为分析研究日本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借鉴他们的服务经验,定能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所启示;对提高全民阅读,共建和谐社会有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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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城乡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历遗产必不可少的部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城市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也开始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为此,笔者通过深入研究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间的关系,得出历史文化是现代城市的基础与重要内容,进而分析了当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试图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促进两者之间更好的发展。
关键字:城市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为了顺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构建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已成为城市建设的最终目标。但在城市建设和更新的过程中,要注意保留城市文化的地方特色,使城市的历史文化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和保存。这不仅是建设和发展现代化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一个城市走向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根基,更是其内在品质和内涵的体现。
1历史文化为特色城市的基本
由于城市特色是指该城市为区别于其他城市,而表现出的外在特征与内在气质,因此,贯穿于城市发展始终的历史文化,是展现城市特色魅力的有力法宝,更是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的依据。同时,历史文化也集中表现了城市的内涵,如:历史文化遗产可展现该城市独特的民俗风情,以及其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精神财富,从而增强国际吸引力。此外,一定程度上,文化遗产也是一座城市的财富,是一座城市的品牌与个性,是建设、创造现代城市的基础[1]。如:著名的绍兴沈园,虽是一座小园林,且亭台等建筑亦十分普通,然而绍兴沈园正是依靠它自身的文化浓郁气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吸引了无数骚客、文人,至今游人不断。
笔者经研究发现,城市特色是构成该城市物质环境与社会文化的总特征,能够充分反映出城市的社会现实。同时,一个城市的长期存在,说明了它对社会、自然的适应能力获得了社会各方面的肯定。因此,城市的独特之处,标志着它的社会水平与能力。而部分历史城市出现了衰落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的外部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且社会水平也无法满足变化需求,从而丧失了存在优势,例如:过去比较发达的古河沿边城镇,无法适应河道、运输方式等因素的变化,而变成了荒芜的小村庄。
2历史文化为现代城市的重要组成
2.1经济水平与历史保护
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城市的文明程度,以及历史文化保护措施的实施效果密不可分。同时,由于城市不仅是文明的起源地,还是文化的产物,且城市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与人文创新息息相关。因此,现代城市是发达经济与现代文明的聚集地,而不具备文化水平的城市无法得到可持续性发展。此外,对人类而言,通过长期的积累,历史文化逐渐成为了遗留至今的宝贵财富,所以城市的一片瓦、一块砖都有可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反映着城市本身的思想、社会与历史的变迁[2]。这也表明,历史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载体,是象征特定时期文化特色的活化石,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2.2精神需求与历史保护
当今社会,有许多游客仍热衷于参观中世纪城镇,仍喜欢看古遗址、古城堡,以了解历史时期的文化,满足自身精神需求。中世纪的城镇展现着平淡、古朴的生活情趣,充分显示了那个年代独有的文化与城市生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城市的作用与贡献在于,它能留传、保存并发展历史文化,为后人了解文化发展史提供依据。此外,中华民族有着独具魅力的历史、灿烂丰富的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保持着强有力的感召力与生命力,有助于提高我国各民族的自尊心,有助于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3],因此,弘扬民族文化,保护历史遗产,成为了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城市历史文化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3.1面临的问题
我国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引发的历史文化破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①建设性破坏。即相关部门在改造旧城的过程中,打着开发城市建设的幌子,肆意破坏城市历史遗产,并用推土机等设备大面积铲除历史建筑物,使历史文化受到致命损害,并失去了其原有的历史文化韵味;②不能妥善处理历史文化保护与改善居民居住环境间的矛盾。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历史文化保护与改善居民居住环境间的矛盾,如:在北京市,胡同的存留问题倍受争议,为改善胡同居民的居住条件,相关部门决定完全拆除胡同、老四合院等建筑,然而千城一面的高楼大厦,却使北京城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与个性[4]。
3.2解决方案
为构建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间的和谐关系,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应分层做到以下三点:①保护文物古迹。这就要求在发展城市的过程中,需特别注重保护历史环境,从而体现该城市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②保护特定历史街区。即在城市改建时,对于具有完整历史风貌的个别街区,需尽量保存原真历史文化遗产,以维护该城市的典型特色,维护居民生活环境的延续性;③保护历史名城。由于我国的历史名城承载着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且历史名城的风貌、现状格局,具有历史特色,存在占地面积较大的历史街区[5]。因此,不仅要保护古城的实体历史遗产,还要保护其原生态的、无形的文化,从而发扬特色区域中的民族精神。
4结论
综上所述,保护我国城市中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各市各级政府及所有市民的职责与义务。其中,政府应加大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力度,并积极发动群众,从而让市民自觉提高珍爱历史文物的意识。此外,政府还需加大舆论监督力度,以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任务落到实处,避免为后代人留下历史遗憾。
参考文献
[1]叶炳辉.泉州市开展创建“安全发展城市”工作宣传推动重要性之我见[J].安全与健康:上半月.2012(11):40-41
[2]蒙雪琴.“城市与文化、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J].外国文学.2012(1):155-155
[3]周健.提升城市文明的内在动力:市民归属感和幸福感[J].宁波通讯.2012(19):40
[4]康红梅,徐苏宁.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与城市规模的互馈研究[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2(5):325-328
[5]许文娟.城市公共交通与城市发展的适应性研究[J].价值工程.2012(29):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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