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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是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它的运行效率决定并购交易的效率。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是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1]。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企业迁移现象变得异常活跃。尤其是依赖自然资源为开采、加工对象的资源型企业的企业,在东部发达省份环境管制日益严格、所在地资源耗竭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迫于竞争激烈、成本上涨、环境质量、产业结构布局等多重压力之下,资源型企业正在通过生存空间的转移来完成其战略性升级的目标。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对资源型企业的迁入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甚至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这些政策对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具体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对于各地区根据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引导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企业迁移理论最早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学者关注的是当时美国制造业从东北部向东南部的迁移现象。随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也对企业迁移现象进行研究。国外关于企业迁移的研究多是实证和案例研究,其主要内容是研究企业迁移的动因[3-6]、影响因素[7-10]、决策过程[11-15]以及政策对企业迁移的影响等方面。
国内学者对企业迁移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始于本世纪初,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动机、模式等方面。而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也主要是从产业转移的宏观视角进行研究。
从企业迁移视角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但成果还比较少。徐敏燕、黄祖辉从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无标度网络性出发,研究了资源型产业集群企业迁移的效应,认为企业外迁有利于突破内部的强联系,加强外向关联,化解风险[29]。李存芳等运用组织行为学和系统工程学的理论,从决策偏好,法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成本,经济区位,政策引力,民众素质7个因素研究了可耗竭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认为只有区位成本最终表现为负的影响,其他因素都为正的影响[30]。刘颖、周沂、贺灿飞基于32 家浙江省上虞市污染企业及相关部门的访谈,研究了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内部因素。
对资源型企业而言,无论是原区位的管制政策还是目标区位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的迁移决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目前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研究还不多见,更鲜见政府政策对企业迁移影响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不同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
2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
企业的迁移既受地方或中央政府各种政策的影响,也受到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和成本、竞争力的获取和保持、情感寄托和个人偏好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借鉴Eenennaam和Brouthers以及Burmester等学者的研究,将影响企业迁移意愿与决策的因素分为四大类: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战略因素和情感因素,同时加入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两个控制变量(见表1)。
表1中的政策因素下共有七个二级指标,包括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
(1)环境管制:政府通过制定有害物质的排放标准来控制、最优收费水平来提高环境污染者的生产成本。而治理污染的高成本是一般的企业无法承担的,苛刻的环境管制政策阻碍一些企业的进入,迫使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迁往郊区或欠发达的地区。
(2)行政效率: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本文中主要指政府机关为以最少的成本、快速低为企业办理合理的事项。对于迁出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企业外迁的可能性小些;而对于迁入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3)土地优惠:为了鼓励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的迁入,政府给予减征或分期缴纳土地使用费,鼓励和引导客商以租赁等形式使用区内企业闲置的厂区、厂房等 。土地优惠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4)税收优惠:免征或减免企业所得税,同时给予技术和研发费用的支持。税收优惠的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5)政府配套设施:政府配套设施包括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政府在配套设施方面的投入的倾斜,更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带动一批相关或配套企业跟随迁入。
(6)信贷支持: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和新建厂房所需的资金,企业搬迁过程中要支付高额的运输费、损失迁走期间的销售额,并且伴随大批员工的流失,政府加大对企业搬迁的补偿,和企业、银行三方建立保证金制度,放松信贷条件但并不降低风险,为企业迁移解决资金衔接的困难。
(7)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制定标准使企业的产品更容易获得认证,竞争力更强,销售业绩更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让企业在区域间占据一席之地,分享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企业在当地稳定发展,迁移倾向越小。
3数据收集与模型分析
3.1数据收集和数据预处理
本次研究对象为江苏徐州、湖北武汉、湖南新晃、贵州铜仁等地的资源型企业,样本点跨越了东中西三个区域,数据真实且代表性较强。源型企业的有效问卷数为124份,其中食品加工业企业43家,纺织业和羽毛绒制品业企业15家,造纸及纸制品企业3家,金属矿产品加工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包括水泥制造、砼制品、陶瓷制品及石灰建筑材料、重晶石)15家,黑色金属矿采加工业31家,有色金属开采加工企业17家。
调查问卷以选择题为主,同时用李克特5级打分法将定性指标量化,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调查、企业迁移意愿调查以及企业迁移效果,涉及政策、经济、情感、战略因素,区位、内部以及外部因素。
对情感因素、政策因素、战略因素和经济因素使用加权方法,得出综合性衡量指标,权重为二级因素的列总和占全部总和的比例,分别用情感、政策、经济、战略表示四个综合性指标。
当各政策因素对企业具有影响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对于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当企业做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1;当企业不作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0。企业规模的指标采用国家分类标准,按照行业门类、大类、中类和组合类别,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将我国的企业划分为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共四级,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企业规模分为小型和中大型,小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微型和小型,中大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中型和大型,分别用0和1表示。企业年龄分为两级,10年以下和10年以上的,分别用0和1表示。
本文首先用经济、情感、政策、战略和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共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做logit回归,观察这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概率的影响情况,再引入政府政策的各个二级因素,以考察在控制其它三个一级指标和两个企业属性指标的情况下,各个政策二级因素对企业迁移的影响。
3.2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大因素分析的总样本容量为124个。表2给出了这四大因素和企业年龄的描述性统计量,包括极小值、极大值、均值和标准差。
资源型企业迁移样本中,未发生迁移行为和发生迁移行为的企业数量占比分别约为66.1%和33.9%。企业年龄中,10年以下的企业占比71.8%,10年以上的占比28.2%。小型企业和中大型企业占比分别约为29.8%和70.2%。研究对象认为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对其企业本身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的占比分别约为31.5%、79.0%、37.9%、21.8%、40.3%、45.2%和61.3%(见表3)。
3.3参数估计
对各变量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为企业迁移行为,第一个模型中将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将战略、情感、政策和经济因素对企业迁移行为做Logit回归,第二个模型将战略、情感、经济、企业规模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政策因素的各个二级指标对企业迁移行为做Logit回归,分别记为
①对模型做初步回归时,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且方差来源为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三个变量,故将三个变量的交叉变量引入模型。另外,cook距离和残差显示出样本存在六个异常观测值,删除异常值后实际使用样本容量为118个。
模型1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的情况下,模型1中情感、政策和经济因素均通过了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P<005)。这说明作为综合性指标的政策、经济和情感因素确实对企业迁移行为发生了影响。其中,政策和情感因素都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因素则为一个阻碍因素。政策因素的作用力度大于情感因素,分别约会导致企业迁移行为发生概率增加8倍和6倍。经济因素之所以成为企业迁移的阻碍因素,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有着强大的市场力量和消费群体,市场辐射力强大,企业愿意留在原地,保持市场份额,有利于未来发展。而企业迁移的目标区位虽然在原材料、土地与劳动力成本上可能具有优势,但是信息与技术、交通物流成本、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对落后于企业原所在地,因而成为阻碍企业迁移的障碍性因素。
模型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因素有环境管制、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配套设施是影响企业发生迁移行为的最显著因素,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为阻碍因素,行政效率因素低的地区企业发生迁入行为的概率只约为行政效率高的地区的6.8%。
3.4模型检验与预测
对模型系数的整体显著性、模型适宜性、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多重共线性、异方差进行检验(见表5)。卡方统计量对应的P值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估计的参数整体是显著的。
表6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通过判决系数R方的两个指标Cox & Snell R 方和Nagelkerke R 方,可以看出模型2的拟合优度好于模型1,说明控制经济、战略和情感因素和企业年龄、规模的情况下,政策因素整体上对企业迁移行为有良好的解释。
表7说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个模型都是适宜做Logit回归的。
多重共线性检验采用VIF和容差统计量,一般认为,VIF大于10时,容差接近于0时多重共线性问题才是一个
严重问题,而结果如表7所示,VIF均小于10,容差指标均远大于0,两个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的异方差检验结果表9。使用Levene方差齐性检验,原假设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Levene统计量的值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两个模型均不存在异方差。
表10给出了两个模型的预测情况,模型1对被解释变量已迁移行为的预测准确率为70.7%,对未迁移行为的预测率为66.3%。模型2的这两个比例分别为87.8%和63.2%。两个模型预测效果均较好,回归结果可靠。
4结论与启示
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受外部环境与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其中政策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大于战略与情感因素,而经济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中具有阻碍作用。而在政府出台的各项具体政策中,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配套设施是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则是阻碍企业迁移的因素。因此,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各地政府应在考虑影响企业迁移的各种因素基础上,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应针对不同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程度的不同,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从而鼓励和引导企业合理迁移。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推动本地资源型企业外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仅靠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是不够的。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等经济要素的建设以及使得企业家在新区位获得归属感等情感因素,也是影响企业迁入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要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与营造创业、壮业、强业、乐业的环境与氛围,吸引包括资源型企业在内的更多类型企业主动来投资创业。
另外,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会造成污染的空间转移,中西部地区应高度重视资源型企业迁移中的环境负外部性,否则,中西部地区难免会重新走上沿海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最终导致严重的环境退化甚至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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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财政支农资金的平稳增长机制,将财政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更多地向“三农”分配倾斜,提高支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面,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与实证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与实证分析
继党的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后,2014年中共中央又下发了新世纪以来第十一个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这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第十五个“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要促进农民增收,在增加投入和提高劳动效率的基础上,国家政策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包括财政方面的支农政策,也包括金融信贷方面的支农政策。由于在我国,财政与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各自的作用边界,因此有必要对财政支农与农村金融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效率进行进一步分析,在机制运行上强化财政金融的协调整合,实现两种机制的融合,从而不断提高财政支农与农村金融促进农民增收的效率,为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的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提供支持。
(一)变量的选择及数据说明
1、变量的选择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Y),即农民家庭可支配的劳动收入。与家庭总收入相比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更能反映农民的真是收入水平。
财政支农(G),通过农业的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其中,国家用于农业的支出包括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支援农村生产的支出和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以及农业科技三项费和农村救济费用。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F),根据金融结构理论之父戈德?史密斯(1990)对金融结构相关理论的定义,本文采用金融相关比率作为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也即一国的金融资产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结合农村金融现状,用农村的信贷总额来反映农村金融资产状况,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代替农村GDP。故农村金融发展规模(F)=农业贷款/农村农林牧渔总产值。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1980―2012年的年度数据,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Y)数据由1980―2012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整理获得,为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采用以1980年为基期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处理得到真实值,以利于进一步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财政支农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财政年鉴》。财政支农的总额包括:农村生产支援的支出和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以及农村救济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F)指标中,农业贷款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在1994年以前农业贷款包括乡镇企业贷款,之后作分别统计,为便于分析,1994年之后的农业贷款是两者之和。
(二)模型的检验与估计
1、平稳性检验
利用ADF检验方法对LY、LG、 LF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一阶差分指标都是平稳的,水平非平稳与趋势非平稳的原假设均在5%甚至1%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拒绝,所以LY、LG、 LF均为一阶单整I(1),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滞后项的确定采用SIC原则。
2、协整关系检验
利用恩格尔―格兰杰(Engle-Granger)提出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法即协整分析法来检验这些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首先建立农民收入、财政支农、农村金融之间的回归模型,即 ,对回归方程生成的进行单位根检验,如表2,残差序列ecmt不存在单位根,说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三者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趋势,即存在协整关系,也即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对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滞后阶数检验
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前,首先采用似然比即LR(Likelihood Ratio)检验法,从最大滞后阶数开始检验,发现LR、FPE、AIC、SC、HQ均指向1阶滞后,所以文章选用1阶滞后。接下来验证VAR(1)模型是否稳定,通过计算AR特征多项式根,发现所有根的倒数的模都小于1并且处于单位圆之内。因此,该模型满足了稳定性条件,根据它建立的VAR模型是平稳的。
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本文为了直观反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以及农村金融规模的关系,在建立的VAR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渐进解析法计算响应函数的标准方差(如图1),以直观地展示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1 农民收入对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农民收入对财政支农的冲击响应,刚开始的2期效果不是非常明显,第3期起就有有一个较大的提高,随后逐渐上升,总体来说是正向冲击,这说明财政支农对促进农民增收刚开始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中长期来看有显著的作用。,农民收入对于来自农村金融一开始就有一个较大的冲击响应,随后稳步上升,总体来看,呈现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的趋势。从两者的对比来看,在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绩效上,农村金融发展比财政支农更有效,也即农村金融的发展能够更快、更好地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一结论与武剑(2000)在对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贡献度中的研究结果是一样的,当时结果显示为:在我国现阶段,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为60.1%,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会使我国农村市场更活跃。
基于上述对我国农民收入、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关系的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促进农民增收上,农村金融比财政支农更有效。据此,根据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金融与财政措施: 首先,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政策性”资源配置机制应该先行发挥作用,提高政策性金融支持农村的力度。政策性金融是针对农业面临自然、市场双重风险而采取相应补贴的重要手段。财政资金主要应无偿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卫生、农业科技研究、公共道路等非直接生产性领域,支持小城镇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农村政策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先行发挥来纠正市场失灵,帮助农村、农业这一特定区域和行业走出商业性金融下容易出现的“资金贫困恶性循环”,逐步实现资金需求良性循环。
转变农村金融服务的理念和思路,最大限度地实现“三农”服务与商业运作的融合,农村金融具有客户弱势、需求小频急、经营成本高、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等特性,其独特诉求和风险特征要求要加快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户金融服务供给。积极推进农村金融在产品、渠道、组织方式上的创新。不断创新农村金融产品。适应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需要,积极创新土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业主联保贷款、订单贷款、供应链融资、厂房按揭贷款、通用设备贷款等多种信贷品种,探索建立“统贷统还”、“先支后收”等专业服务模式,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城镇化建设提供配套金融服务。
创新金融服务渠道。引入特许经营机制,促进大银行和小额信贷机构、资金互助组织等加强业务合作和资本联合,积极开办流动银行服务,研发适应农村特点的新型自助银行设备,在农村地区推广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业务,延伸农村金融服务触角。创新服务组织形式。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设立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的规模,引导和扶持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加快发展。组建涉农金融租赁公司,为“三农”客户提供大型农机具和成套设备租赁服务。
其次,财政支农方面。构建财政支农资金的平稳增长机制,将财政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更多地向“三农”分配倾斜,提高支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面,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强制度建设,始终明确中央和省级财政在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农中的主体地位,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要不断加大对财政支农的力度,确保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超过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在努力增加支农资金投入量的同时,要探索开辟支农资金投入的新渠道,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农业,逐步形成新稳定的农村建设资金来源。着力财政支农资金的创新机制,支农资金整合要有新突破,积极探索财政在支持农业保险、农业担保方面的有效途径,完善财政支持防灾减灾机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支持小型公益设施建设“民办公助”机制。
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责,积极推进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支农资金分散使用的问题。整合支农资金就要从调整管理机构的职能入手,改变纵横交织的管理机制网状结构,使资金按照有序方向进行流动,减少资金使用的交叉和重复,从而使有限的资金最优配置,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和关键领域给予有力的支持。此外,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集中使用,加强支农项目管理,提高项目建设水平。
对符合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结构调整,并能够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项目纳入支农项目库,适时根据发展规划对现有资金进行适当归并,以主导产业或重点建设项目打造支农资金整合平台,适时加强对项目库的更新管理,从而使选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提高。着力强化管理,建立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管理的绩效考评和奖罚等管理制度,加强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的监督检查。按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支农建设资金的监管,深入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科学量化考核指标,逐步构建以绩效为导向、过程监管为重点的管理模式,建立健全覆盖水利建设资金和建设项目运行全过程的监管机制,确保财政支农资金专款专用,发挥资金效益最优效用。在支农项目工程建设上,制定刚性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办法,实行严格的项目绩效评价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
上级主管部门和县级财政部门要经常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开展进度调查统计和中期评审,及时掌握工程建设情况,对竣工决算、竣工验收要加强管理,将检查和验收结果作为下年度申报项目的重要依据。通过开展支农资金绩效评价、支农资金使用情况分析,强化支农资金管理,提高财政支农项目建设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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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是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人们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并且已经有人对此进行了回归建模分析。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我国国债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根据年度数据建立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长期均衡和动态调整模型,对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与相应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国债需求量是由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额两个因素所决定,我国国债实际发行量向需求量进行调整的速度为0.75,即国债需求量与年初发行量之间的缺口有75%的部分在年度内得到调整。说明我国国债还有一定的发行空间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国债,适度规模,动态调整模型
论文正文:
我国国债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国债是以国家财政为债务人,以国家财政承担还本付息为前提条件,通过借款或发行有价证券等方式向社会筹集资金的国家信用行为。自从1981年我国政府重新发行国债以来,每年国债发行的规模从数十亿元提高到数千亿元,国债发行累计余额在2000年就已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已超过2万亿元。如此大的国债规模是否适度,国债市场的容量与空间还有多大,是当前财经研究方面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国债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
总体而言,对于国债发行规模的研究,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两大类研究方法,定性研究(规范研究)方法提供了很好的思想,但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数量结论。现有的几种定量方法(实证研究)试图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但其方法的采用有待改善,预测的精度有待提高。本文根据年度数据建立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长期均衡和动态调整模型,对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与相应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我国国债的长。期均衡模型
国债规模的大小在客观上受到很多宏观经济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本文得到与国债规模(C),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的四个影响因素,即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本文采用这四个因素作为国债规模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根据1981~2003年的历史数据,运用OLS回归法,建立我国国债的需求模型。
运用Eviews3.1软件,建立回归方程,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系数上看,我国国债规模(C)与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都呈正相关关系。其中,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的系数最大,是影响我国国债规模的决定性因素,说明我国的国债需求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偿付国债本息,而不是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的市场主动选择的结果。
从回归效果上看,R2=0.9994,拟合优度较好,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高;F值所对应的概率为0.0,说明回归模型整体拟合效果显着;由于模型的观测个数n=23,解释变量个数k=4,水平α=0.05,查表可知D.W.的临界点为d1=0.986,du=1.785,而回归方程D.W.=1.84227,大于1.785,不存在一阶自相关;L、S系数的t检验值较小,所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1724和 0.2041,均大于0.1的显着性水平,说明L、S对模型的解释能力不强。因此,我们要对回归模型进行调整。根据惯例,逐个剔除t检验值较低的变量。经检验,若单独剔除L,会使S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显着增大,回归方程拟合优度降低;同样,若单独剔除S,会使L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显着增大,回归方程拟合优度也会降低。因此,应将L、S两变量同时剔除,回归结果见表2所示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FD、PD的符号方向与调整前的一致,能较为合理地解释与国债规模的关系;拟合优度R2=0.9987,说明在国债规模的变动中,有99.87%的变动是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均小于0.05的显着性水平,说明各解释变量作为个体对国债规模有较显着的解释能力;F=8289.02,所对应的概率为0.0,说明模型中所有的解释变量作为一个整体与被解释变量B的线性关系显着。
回归方程为:B=44.28+1.028FD+0.99PD(1)
回归方程的两个结论;
1.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是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人们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并且已经有人对此进行了回归建模分析。但是,这种回归模型的有效性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GDP虽然和国债发行规模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但二者不是同阶单整,因此不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实际上,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年的国家预算赤字和到期国债的还本付息决定的,结合本文前面的实证分析,很容易得出真正与国债发行规模有较强因果联系的因素是财政赤字和国债到期还本付息这两个因素。
2.振兴财政与提高“两个比重”刻不容缓。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与国债发行规模的因果关系最为紧密,这从侧面说明我国财政对于国债的依赖过于严重,国债的发行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和偿还国债本息,而不是用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建设。国家财政之所以出现很大的财政赤字,无力偿还到期国债,这一方面与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中央财政实力不是很强,因此振兴财政,提高“两个比重”是很迫切的。
如果假定国债的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是一致的,那么上述回归方程就是国债需求函数的均衡方程,否则上述所拟合的回归方程就不能代表需求方程,它只是我国国债发行量的回归方程。因为国债的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一致是很偶然的,大多数年份实际发行量和需求量是不一致的,所以必须对上述方程进行动态调整,才能得到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实际需求模型。
(二)我国国债适度规模的动态调整模型
动态调整模型也称为局部调整模型,是非均衡模型中最简单的一种,其模型
Bt-Bt-1=θ(Bt*-Bt-1)(2)
其中,B*t是第t期国债需求量或意愿水平,Bt和Bt-1分别是第t期和第t-1期国债实际持有量,θ是调整速度。
假定我国第t期的国债需求量B*t是确定的,并且政府总是打算弥补期初实际持有Bt-1量与这一需求量间的缺口,但由于受国债调整成本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一国在第t期内不大可能将期初实际水平Bt-1调整到本期需求水平或意愿水平B*t,因而本期的实际水平Bt只是作局部调整,调整速度为θ。均衡模型假定实际持有量就是需求量,即θ=1,那只是这里所讨论模型的一种特殊情况;B*t-Bt-10,表示期初的国债发行量不足以满足该期的需求;B*t-Bt-10,表示期初的国债发行量超过了该期的需求量。根据动态调整模型确定需求函数可以避免用实际持有量代替需求量,但需要得到国债需求的均衡模型。
由于一国的国债实际发行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债需求的客观反映,所以根据前文所确定的国债需求的均衡方程(1),我们可以设定我国国债的需求模型具有下列形式
B*t=α0+α1FDt+α2PDt+εt(3)
其中,B*t表示我国国债需求量,这是不可直接观察的;εt是随机扰动项;FDt、PDt分别为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额。
假定我国国债的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之间满足下列动态调整模型
Bt-Bt-1=θ(B*t-Bt-1)+μt (4)
将关系式(3)代入(4),经整理后可得
Bt=θα0+θα1FDt+θα2PDt+(1-θ)Bt-1+θμtεt(5)
根据国家国债发行的年度数据对模型(5)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回归方程为
Bt=39.98+0.77FDt+0.81PDt+0.25Bt-1(6)
根据以上的回归结果可知,回归模型(5)符合OLS的要求,具有良好的统计属性,具备一定的说服力。因此,本文将回归方程(6)作为模型(5)的最后估计结果。比较模型(6)和(5)得
θα0=39.98 θα1=0.77 θα2=0.81 1-θ=0.25
可解出各个参数值为
θ=0.75 α0=53.31 α1=1.03α2=1.08
将上述参数的估计值代入(3)式,即可得出我国外汇储备的需求模型
B*t=53.31+1.03FDt+1.08PDt(7)
同时,我国国债的动态调整模型为
Bt-Bt-1=0.75(B*t-Bt-1)(8)
由(7)式可以看出,我国国债需求量是由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额两个因素所决定,并且都与国债需求量呈正相关。由(8)式可知,θ=0.75,也就是说我国国债实际发行量向需求量进行调整的速度为0.75,即国债需求量与年初发行量之间的缺口有75%的部分在年度内得到调整。这说明我国国债还有一定的发行空间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根据我国国债需求模型(7)可以算出1990年以来我国国债需求量,再与当年实际发行量相比,可以得出各年度我国国债发行的缺口,如表4所示
本文采用动态调整模型这种非均衡方法间接地估计了我国国债的需求模型,并找出了国债实际发行量与适度规模之间的动态关系。
1.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基本是适度的,没有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90年的国债发行缺口是34.02亿元,到2002年这一缺口达到386.48亿元,1990年至2003年的国债发行平均缺口达137.99亿元。这说明我国的国债政策是稳健的,国债发行规模的大幅增加是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国债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之间存在缺口,除1993年国债实际发行量略高于需求量之外,其他年份国债实际发行量均低于需求量,但缺口数量并不是很大,所以说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和我国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国债规模基本适度。
2.我国国债还有发行的空间,国债政策依然是有潜力的。我国国债规模逐年大幅度增加,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开始担心国债规模扩张给国家财政带来风险。但我们不能据此片面理解控制国债规模,甚至走向淡化国债或消灭国债的极端。中国财政每年出现财政赤字难以避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都依赖于政府的推动,而发行国债是政府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应该按照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来安排适度的国债规模,及时调整实际发行量和需求量之间的缺口,以保证我国宏观经济正常运行,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
3.我国国债发行空间并不是很大,所以国债规模也不能盲目扩张,要注意风险的防范。今后一段时间,如果我国能一方面通过优化国债的使用结构,提高具体国债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扩大国债投资对经济总量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通过财政体制和税收体制改革,控制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那么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我国政府将有能力保持适度的国债规模,并且完全可以避免因国债规模失去控制而导致的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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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动人口整体的全部样本来看,除婚姻状况对工资收入不显著外,其他各变量都对工资收入起到显著地效应。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工作技能培训、性别、年龄这四个变量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强烈的。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流动人口收入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流动人口收入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流动人口群体正在发生分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务工的第一代流动人口正在逐步退出城市,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劳动群体―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子女开始加入劳动大军并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
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和老一代流动人口由于出生和成长时代背景不同,从而具备了显著的不同人格特征。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因而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与此同时,他们受到户籍的限制,难以扎根城市,因此,工作稳定性很差。这一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将会加剧收入差距,阻碍城市化进程,威胁社会稳定,最终影响整个社会发展。
对于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很多,主要是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例如罗锋、黄丽在2011年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证明了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
钱雪飞在2012年描述了两代农民工收入的代际差异,综合选择了8个自身因素、8个工作因素、5个生活负担因素、10个社会资本因素,合计31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对新时代农民工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而对于两代流动人口收入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一般来说是将两代流动人口分为两个群体,分别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例如,刘美玲在2011年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 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等变量对老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性别和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
在学者关于两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代际差异的分析中,大部分学者认为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并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做了分析,认为个体特征与人力资本的差异是造成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模型的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Mincer基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由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决定的假定,于1974年提出著名的“Mincer模型”,之后此模型成为测算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影响的经典模型,国内外众多学者都结合自己的研究特色利用改进的“Mincer模型”来具体研究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Mincer模型的对数工资回归方程为:
Lnw=βX +μ
其中,w表示工资率,X代表一组个人特征的向量,μ为随机误差项。本研究根据研究假设和变量的选取,对“Mincer模型”进行拓展和修正,利用改进了的“Mincer模型”来研究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构建的回归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Inw=β0+β1 edu+β2 train +β3 time+β4 sex+β5 trade+β6 age+β7 age2+β8 child+β9 marry +μ
其中,w为流动人口的日工资收入,考虑到年龄与工资收入存在“倒U”的非线性关系,于是,将年龄的平方项也加入回归模型中。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数据是基于2011年国家计生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全国范围进行,按照随机原则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取样本点,样本总量128000人。该调查给出了流动人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详细的个人特征方面数据。在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因素分析中,两代流动人口所面临的社会歧视与工作环境是一样的,造成他们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两代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与就业观念的不同,因此,本文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采取个人特征方面的指标并提出研究假设。
1.因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日工资率的对数做为因变量。
2.自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工作行业、每天工作小时数、家庭等因素做为自变量。
年龄。年龄是研究收入影响因素中的主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根据贝克尔(Becker)的年龄-收入曲线,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的轨迹,因此,本文将年龄、年龄的平方两个自变量同时纳入模型中,假设预期年龄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年龄平方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性别。性别是影响收入的重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男性获得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要高于女性。因此,本文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的工资水平高于女性。
受教育程度。教育水平在各种研究收入的影响因素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一般来说,教育可以提高就业人口的知识水平,获取信息等能力,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收入增加。因此,本文假设受教育程度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就业人口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并会提高工作的稳定性。因此,本文假设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都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工作行业。不同的工作行业,流动人口的收入相差很大,一般来说科研和技术行业收入偏高,农林牧渔行业收入偏低。因此,本研究假定工作行业因素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有正有负。
每天工作小时数。一般来说,工作时间越长,收入应该越高,因此本文假设流动人口工作小时数与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家庭因素。流动人口的婚姻状态和抚育子女数代表了流动人口的家庭状况,一般来说,已婚、有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稳定,家庭负担较重,收入更高。因此,本文假定婚姻状态与流动人口收入为负相关系,抚育子女数与流动人口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表1对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说明,同时预期各变量的作用方向。
(三)计量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因素以及新生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的不同和影响程度的差异,本研究使用SPSS11.O软件分别对流动人口整体、老一代流动人口样本、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三个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表3、表4)。
结果显示,从流动人口整体的全部样本来看,除婚姻状况对工资收入不显著外,其他各变量都对工资收入起到显著地效应。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工作技能培训、性别、年龄这四个变量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强烈的。
其中,性别对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最为显著,整体上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男性流动人口相差30%以上,这表明无论新生代还是老一代流动人口都存在严重的就业性别歧视。比较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发现,性别因素在老一代中的影响程度更大,新生代流动人口男女工资收入差距略有缩小。
年龄对总的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越高,年龄每增加一年,收入增加2.4%。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工资收入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年龄增加,收入也更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这一个体特征对其工资收入的作用不显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龄代表着工作经验,一般来说,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
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从全部样本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档次,工资收入均值会相应的提高11.3%。
外出后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重要的影响。在流动人口的全部样本中,进城后未曾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的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均值要比曾接受过培训的流动人口的低9.3%,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参加技术培训的收益率更高。这一数据反映出新生代流动人口接受新事物快,岗前培训和在职教育对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更有效。
另外,抚育子女数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一定影响,要抚育的子女数越多,家庭负担越重,因而可能在选择工作时提更高的工资要求。尤其是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抚育子女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家庭压力。
总之,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主要受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培训、性别和家庭负担的因素影响。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工资收入还属于社会较低层次,增加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迫在眉睫。一方面,工资收入作为大部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劳动所得,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迁移的决策,只有他们认为有足够高的收入可以弥补其迁移成本时,才会做出迁移的意愿,有了迁移意愿,就会成为潜在的城市劳动力供给,促进我国城市化建设;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诉求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已不仅是单纯地在城市中打工挣钱,而且要在城市中消费、生活,但如果要增强流动人口消费能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其根本条件在于提升就业收入水平。
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求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打工收入水平相对于城市生活成本来说,依然较低,难以支撑其在城市中成家立业的梦想。提升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意味着其在衣食住行上的消费能力将会迅速增强,从而必将对城市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需求拉动作用。这一庞大而生机勃勃的劳动者群体,不仅能够在各个产业中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且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成为重要的消费者群体。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使流动人口的工资提高到合理的水平上。
为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针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以下提高其收入的具体措施:
(一)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能力
首先,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是流动人口文化程度的决定因素。新生代流动人口是一个固定在某个年龄段的群体,今天农村受教育的儿童,可能就是下一个阶段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城市的产业工人。因此,对于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的要求,必须通过农村基础教育的增强来实现。改善农村基础教育,首先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建设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同时,要改革教育评估方式,切实以培养人才为主,让流动人口全面提高文化素质。
另外,还要加大专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流动人口技能素质。当前,流动人口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的需要,是造成流动人口“就业难”主要障碍之一。因此,要大幅度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我国制造业发展不断提供合格的产业工人。政府应当加大培训资金投入,健全和规范培训信息的发布渠道,并对有关培训机构给予适当培训补贴,鼓励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成为培训流动人口的主体,高素质的流动人口劳动技能强、接受能力快,企业聘用他们也会得到更高的收益。同时,鼓励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自我投资接受培训,为他们提供真实可靠的培训信息与培训机会。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个体劳动生产率
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转变企业经营方式,不再以压榨工人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为赚取利益的方式,而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单个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创造条件,使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实现同步提升。
(三)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
提高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就要在就业方面消除各种歧视流动人口的现象,实现同工同酬,待遇均等。
首先要加强立法执法建设,从根本上保护流动人口的权益。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为打击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依据。政府要严格的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流动人口的就业环境,真正维护流动人口在企业工作的合法权益。
其次,要转变对流动人口歧视观念,营造平等就业环境。社会应该给予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多的关注,使他们可以与城市人一样真正拥有平等就业的权利,能参与到正常的就业竞争中去,能享受与城市职工同等的待遇。要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歧视与偏见,不仅要借助公共媒体进行宣传,政府还应该加快社会改革的进程,为流动人口营造平等的就业环境,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就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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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社会压力、传统文化、法治环境给纳税人的行为造成的影响最为显著。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影响纳税人守法因素之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影响纳税人守法因素之分析
偷税是纳税人违反税法规定的一种行为,情节严重者会触犯刑律。偷税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各个国家都会遇到。所不同的是,偷税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有别。长期以来,我国税制软化、税收领域存在无序性,严重损害了我国税法的权威性。新税制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偷税逃税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到了法不责众的程度。目前,我国纳税人的税法意识比起10年前税制改革初期已有所提高,但是偷税逃税仍有“市场”。
要弄清上述问题,首先应该对影响纳税人守法的因素进行研究,弄清了影响纳税人守法的因素,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像其他社会活动一样,人们的纳税活动也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本文拟从纳税人心理和环境两个方面对影响纳税人守法的因素进行探讨。
不同的心理因素,能促进人们纳税或阻碍人们纳税。影响纳税人守法的心理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纳税人的需要
心理学认为,需要是行为发生的动力。在人的多种需要中,生存需要是最低层次的基本需要。纳税人的生存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对其能否遵守税法影响很大。当一项纳税活动危及纳税人的生存条件时,不守法的行为就很可能发生。群体纳税人也有生存需要的问题。如果税负过重,危及企业的生存,同样会促使企业产生偷逃税或长期拖欠税款的动机。
需要也会对纳税人遵从税法产生促进作用。纳税人产生了尊重的需要之后,会对其名誉、地位、得到社会承认等方面看得很重。当企业意识到以损害自己的声誉来换取少缴税款得不偿失时,就会主动进入纳税守法户的行列。对基于上述需要而产生的主动纳税的热情应该予以积极保护和引导。
(二)纳税人对税收的态度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态度,是对物或对人的一种心理倾向,包括认知、情感、行为三种成分。认知是人们形成对某一对象的某种态度的基础,常常表现为一种成见。情感对态度的作用也很大,可以说态度扎根于情感之中。态度在认知和情感的影响下,可以转化为行动,如对不喜欢的人表示冷淡。纳税人对税收的态度往往与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态度紧密相联。可能因为对税收厌恶从而对税务人员也反感。反过来也可能因对个别税务人员或其做法不满从而对其执行公务的行为也不积极配合。征纳双方的冲突中,往往也有税务人员的态度因素。北京地区过去曾经发生过为了几元钱的自行车税而暴力抗税事件,究其原因,就与态度有关。税务人员对纳税人有时也带有成见,正如有的文章所指出的,有些税务人员过去常把纳税人当成偷税者加以防犯,这种出发点本身就是错误的。如果征纳双方都能消除成见,采取正确的态度,征纳双方的冲突就可能减少甚至避免发生。
纳税人的态度对守法行为的影响较大。从我国目前状况看,仍有许多纳税人对税收所持的态度并不十分端正。有资料表明:纳税人采用“积极主动”态度的人不多,采用“抗拒”态度的人也很少,大多数人处于一种中间状态,主要是“消极观望”:能不缴税就不缴,让缴再缴。
(三)纳税人对税收的认识
人们对税收的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税收意义的认识。这是一种较高级的理性认识,对于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影响较大。形成正确的税收价值判断,有利于激发人们主动纳税的热情。第二,对税收内容的认识。包括对税法的实体内容和税收程序内容的认识。
我国纳税人大多对税收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上述两方面的认识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很多人没有认识到依法纳税是在“购买”“公共产品”,在这个特定的契约关系当中,人们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纳税,否则无权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一些人因为无知而违法,有的是对税收程序弄不清,有的是对税收的实体规定弄不清,更多的人是对偷税行为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缺乏清醒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在纳税人对税收认识的形成过程中,税务人员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客观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往往更大,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纳税人的行为同样也会受到来自外界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能促使大多数纳税人遵守税法规定。
社会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社会压力、传统文化、法治环境给纳税人的行为造成的影响最为显著。
社会压力对人们的行为起着直接的影响。在各种社会压力当中,群体压力和舆论压力的影响力最大。当一个人在群体中与多数人的意见相左时,会感觉到群体的压力,有时这种压力非常大,甚至会迫使他违背自己的意愿做出完全相反的行为。舆论是指人们在共同关心的有争议问题上多数人意见的总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公论”。舆论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那些受到舆论谴责的个人,会感到四面楚歌,很可能被迫放弃自己原来的意愿。
社会压力对于纳税人的行为,可能起到正面作用,也可能起到负面作用。一个纳税人可能本不想缴税,但见到人们都缴也只好去。反过来也是如此。一个纳税人本来想主动纳税,见没人呼应,因怕人家说自己“假积极”,也只好作罢。
传统文化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当现行法律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传统习俗等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更倾向于遵守传统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法律规范与道德、风俗、习惯等社会规范往往不一致。在一个国家法律规范只有一种,而其他社会规范却可以有多种。人们对税法的态度往往更多地受其他社会规范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性善、和为贵、忍为先、重义轻利、“君臣父子”等观念,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在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下形成的中国人的个性(人格)特征,更多地表现为中庸、随和、内倾、谦逊,比西方人更为顺从,具有反社会心理的人更少,不愿与众不同的人更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唤醒中国人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比要求人们“遵从”更为困难。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纳税人不遵守税法?究其原因,主要是新中国建立后,长期没有税法,税收与民众无关,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非税论”对人们影响很大,现行的税收法律规范与人们已经形成的习惯又不同,因而在观念上不能适应,纳税观念淡薄,加上税法知识的贫乏等等,这些都是导致人们不守法的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纳税人能否遵守税法、遵守得如何,取决于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这些力量有来自自身的,如内心压力(良心、价值观),由需要形成的动力;有来自外界的如社会压力(群体、舆论压力)、法律强制力。当人们的法律价值观、道德观与法律规定一致时,就会采取自觉的纳税行动。当群体规范与法律规范趋于一致时,绝大多数人都会遵守税法。当人们养成了纳税的习惯,在惯性的作用下,只要没有其他因素的严重干扰,按期申报纳税就会形成一种循环往复的自发行为。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如果纳税人没有形成纳税习惯,不遵守税法,不受良心谴责,没有社会压力,违反税法不受法律制裁,那么,由其自身的某些需要未满足而形成的偷税、逃税的动机就会膨胀,结果就会出现不遵守税法的实际行动。
由此可见,自觉性、惯性、强制性是推动人们遵守税法的三股力量。
自觉性主要来自纳税人的正确的价值观。纳税的自觉性可以转化为出于纳税人心甘情愿的积极纳税的实际行动。唤醒人们的纳税意识,达到人人都把纳税作为一种自觉的行动,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利益驱动、生存需要未能满足、人们的税收观与法律观的要求相差甚远等因素的存在,给纳税自觉性的形成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应大力启发人们纳税的自觉性。建立宽松的纳税环境有利于启发这种自觉性。但是由于阻碍纳税人守法的诸多因素的存在,不能单纯依靠纳税人的自觉。人们即使树立了正确的税收价值观,也可能因受外界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变自觉为不自觉,如前所述可能迫于群体压力而选择“随大溜”,不积极纳税。
惯性是人们长期以来养成的纳税习惯产生的一种力量。在惯性的作用下,纳税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纳税期限到来时,人们就会自动据实申报纳税,习以为常。不过纳税习惯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完成的。
强制性是一种外界的力量,它包括来自各种社会规范的强制力和其他社会压力,其中法律规范的强制作用占主导地位。法律的强制力是促使人们遵守税法的坚强后盾,必不可少。税收法律制度“软化”时,其他社会压力的作用比较突出,阻碍人们遵守税法的力量往往就会占上风。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压力可以产生两种方向完全相反的作用力,一种是促进人们遵守税法的力量;另一种是阻碍人们遵守税法的力量。
上述三股力量既相互配合,又形成互补关系。当自觉性、惯性的力量较强的时候,强制性无需加强;当自觉性、惯性缺乏时,强制性措施就应该适度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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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职业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个体对于所从事职业的肯定性评价。美国学者阿瑟·萨尔兹认为“职业”是人们为了获取经常性的收入而从事连续性的特殊活动,是社会分工体系中人们所获得的一种劳动角色,是最具体、最精细、最专门的社会分工。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的表现形式,职业群体内部成员对职业的认同遵循社会认同的基本规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全文如下:
所谓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在内心中认为所从事的职业有价值、有意义,并能够从中找到乐趣。黄炎培先生提出职业教育要实现“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其中“使有业者乐业”即是要实现人的职业认同。对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现实考虑:首先,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高职毕业生就业情况也不乐观,如果学生在校期间能够逐步明确自己将来做什么,并为以后职业做些准备,将有利于毕业生实现就业并迅速适应工作岗位要求。其次,面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企业不仅需要具备一定技术技能水平的员工,更需要热爱该职业、具有较好职业认同并对企业忠诚的员工。
关于职业认同测量维度方面的已有研究各有不同角度和侧重点。美国学者Holland 从单一维度测量个人与职业有关的特点的清晰度和稳定性,其量表由18个题目组成[1];Melgosa 按照获得、延缓、早闭、扩散四种状态将其分为四个维度,根据各维度上的得分将其归类[2]。国内的相关研究中,薄艳玲等认为职业认同可以划分为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意志、职业期望、职业价值观和职业行为倾向六个维度[3]。分析已有研究发现:目前的职业认同测量维度主要针对在职人员,而且在维度也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叠,比如职业认知与职业价值观、职业期望之间,职业情感与职业意志之间等。结合已有研究和高职院校学生特点,本研究拟提出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认同包括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倾向三个维度的假设。
关于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研究,国外的学者主要是从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如Penick和Jepsen研究发现家庭风格可以显著地预测职业认同[4];Gushue等研究认为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具有正向相关[5]。国内相关研究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有一些有针对性的研究,比如,魏淑华在研究中认为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因素有个体特征、个体传记及教学环境等[6]。应该说,影响个体职业认同的主客观因素众多。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以天津市高职院校为例,从高职学生实际出发,拟主要从学生专业认同、自我认同、职业生涯规划以及人口统计学等因素出发,探索其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自于天津市三所高职院校在校生,包括大一、大二和大三学生。调查时间是2014年5月,共发放问卷650份,回收问卷621份,回收率为95.5%,其中有效问卷为561份,有效率为90.3%。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男生225人,女生336人;大一学生219人,大二学生183人,大三学生159人;城镇学生298人,农村学生263人。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文献研究和访谈的基础上,参考已有其他群体的一些职业认同调查问卷,编制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分为职业认同、专业认同、自我认同及职业生涯规划4个分问卷,其中自我认同分问卷采用加藤厚1983年编制、张日?N1989年修订的自我认同测试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7]。调查问卷及其他各分问卷经过多次修改后形成,采用5点计分法。
2.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使用集体施测的方式,施测前向被试说明填写的要求,施测完毕,对问卷进行编码处理,使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录入和统计分析。
3.研究变量
(1)被解释变量
职业认同。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将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拟分为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及职业行为倾向三个方面。
(2)解释变量
专业认同,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将其分为专业认知、专业情感及专业行为三个方面。
自我认同,主要包括过去的危机、现在的自我投入及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三个方面。
职业生涯规划。
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主要考虑性别、年级及生源等因素。
4.问卷分析
使用SPSS18.0对职业认同、专业认同、职业生涯规划分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剔除负荷值小于0.4的题项,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得到表1、表2、表3所示的因子结构。从表中显示内容来看,职业认同、专业认同及职业生涯规划分量表的KMO值分别为0.818、0.874、0.840,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p<0.05),说明观测变量可以做因子分析。在信度检验上,职业认同分量表Cronbach a系数为0.773,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及职业行为倾向的Cronbach a系数分别是0.733、0.569、0.764;专业认同分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为0.849,专业认知、专业情感及专业行为的Cronbach a系数为0.666、0.769、0.800;职业生涯规划分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为0.797。职业认同、专业认同、职业生涯规划分量表及因子Cronbach a系数在0.569~0.849之间,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3 职业生涯规划相关的因子分析及信度分析
题项 职业生涯规划 因子负荷
职业生涯规划
KMO值 0.840
我对未来的职业有清晰的战略规划 0.793
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职业目标 0.792
我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充满信心 0.748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0.733
我非常清楚自己职业发展面临的优势与劣势 0.601
我对学校提供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及就业指导服务很满意 0.553
Cronbach a 0.797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现状
表4 天津市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及其维度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职业认同维度 总体
项目 职业认知 职业情感 职业行为倾向 职业认同
平均数(M) 3.5624 2.9759 3.4999 3.4385
标准差(SD) 0.7078 0.9121 0.6655 0.5215
调查发现,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总体良好,处于中上水平。基于问卷采用5点评分法,估计的总体均值取3为参考值。从表4来看,高职学生在职业认同上的平均得分为3.4385,超出均值3,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职业认同平均得分与参考值3进行单样本t检验比较,p=0.000<0.05,差异显著。
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具体表现。从构成职业认同的维度来看,职业认知平均得分最高,其次是职业行为,最低的是职业情感,也就是职业认知>职业行为倾向>职业情感。从表4看出,职业情感均值为2.9759,没有达到一般水平,这说明,总体来讲高职学生虽然对要从事的职业有所了解,也表现出一定的倾向行为,但在情感上没有较好的接受。
(二)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影响职业认同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众多,本研究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来探讨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一是从性别、年级、生源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出发,考察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感在人口统计学因素上是否存在差异;二是从专业认同、自我认同和职业生涯规划等因素出发,考察各因素是否影响高职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各因素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
1.人口统计学因素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
表5 不同被试特征在职业认同及各维度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职业认同维度 总体
项目 职业认知 职业情感 职业行为倾向 职业认同
M SD M SD M SD M SD
性别 男 3.5522 0.7584 2.9222 0.9171 3.6171 0.6900 3.4903 0.5536
女 3.5692 0.6729 3.0119 0.9084 3.4213 0.6377 3.4038 0.4966
生源 城镇 3.5822 0.6960 2.9379 0.9340 3.5398 0.6922 3.4602 0.5303
乡村 3.5399 0.7217 3.0190 0.8865 3.4546 0.6322 3.4139 0.5111
年级 大一 3.4189 0.7059 3.0907 0.8873 3.3762 0.6415 3.3454 0.5295
大二 3.6321 0.6868 2.8023 0.8936 2.5562 0.6671 3.4636 0.4850
大三 4.0449 0.5789 3.3846 0.9697 3.9414 0.5823 3.8876 0.4601
注:M代表平均数;SD代表标准差。
性别因素。从表5可以看出,在职业认同上男生均值为3.4903,女生均值为3.4038,男生高于女生,经过t检验,p=0.054(>0.05),两者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职业认知和职业情感维度上,男生和女生得分均值非常接近,t检验结果分别为:p=0.781(>0.05),p=0.254(>0.05),职业认知和职业情感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在职业行为倾向维度上,男生均值为3.6171,女生为3.4213,t检验结果:p=0.001(<0.05),说明在职业行为倾向上男生和女生存在极其显著差异。这一结果可能是受我国传统男女社会分工观念影响,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是体力劳动者、技术工人,更适合男性,女性认同度稍偏低。同时,在现实不可改变的情况下,男生更加倾向做出积极应对,在职业行为倾向水平上要显著比女生高。
生源因素。从表5可知,在职业认同总体情况上,城镇生源得分均值为3.4602,乡村生源均值为3.4139,经过t检验,p=0.293(>0.05),城镇生源和乡村生源在职业认同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职业认知和职业情感上城镇生源和乡村生源得分均值接近,虽然在职业行为倾向维度上,城镇生源比乡村生源稍高,但经过t检验,两者在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倾向维度上均没有显著差异。
年级因素。从表5可知,在职业认同上,大一学生的均值为3.3454,大二学生均值为3.4636,大三学生的均值为3.8876,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结果:大一和大二显著性为0.008(<0.05),大一和大三显著性为0.000(<0.05),大二和大三显著性为0.000(<0.05),这说明大一、大二和大三学生相互之间在职业认同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样,在职业认知维度上,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结果:大一和大二显著性为0.000(<0.005),大一和大三显著性为0.000(<0.05),大二和大三显著性为0.001(<0.05);在职业情感维度上,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结果:大一和大二显著性为0.000(<0.05),大一和大三显著性为0.057(>0.05),大二和大三显著性为0.000(<0.05),这说明在情感维度上大一和大三之间差异不显著,大一、大三和大二之间均有显著差异。在职业情感维度上,大一和大三得分较高,这可以解释为:大三学生经过专业学习和实习对所要从事的职业认识更加深入,情感上易于接受;而大一学生在职业情感上接受度比大二学生要高,可能是因为大一学生并不完全了解,存在盲目性。在职业行为倾向维度上,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结果为:大一和大二显著性为0.002(<0.05),大一和大三显著性为0.000(<0.05),大二和大三显著性为0.001(<0.05),说明在职业行为倾向维度上大一、大二、大三相互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2.专业认同、自我认同及职业生涯规划等因素的影响
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众多,本研究从学生专业认同、自我认同及职业生涯规划三个因素出发,考察其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1:专业认同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有显著影响;假设2:自我认同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有显著影响;假设3:职业生涯规划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有显著影响。为验证以上假设,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以上各因素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
表6 回归模型
R R2 adjR2 F F(P)
三、主要因素和职业认同回归结果0.748 0.559 0.557 235.630 0.000
各子因素和职业认同回归结果 0.751 0.563 0.559 119.103 0.000
由表6可知,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235.630,P=0.000(<0.05),说明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adjR2=0.557,说明回归模型能够解释因变量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总变异的55.7%。
表7 专业认同、自我认同和职业生涯规划因素对职业认同的回归分析结果
B t t(P)
常量 0.852(0.120) 7.124 0.000
专业认同 0.482(0.032) 14.935 0.000
自我认同 0.134(0.027) 4.967 0.000
职业生涯规划 0.131(0.030) 4.437 0.000
从表7可以看出,专业认同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B=0.482,P=0.000<0.05);自我认同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B=0.134,P=0.000<0.05);职业生涯规划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B=0.131,P=0.000<0.05),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全部得到验证。
为全面了解专业认同、自我认同和职业生涯规划三因素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各子因素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结果见表8。从表8可以看出,在专业认同因素中,专业认知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140,P=0.000<0.05);专业情感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203,P=0.000<0.05);专业行为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119,P=0.000<0.05),因此专业认同因素中三个子因素专业认知、专业情感和专业行为均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自我认同因素中,过去危机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具有显著负向影响(B=-0.061,p=0.003<0.05);现在投入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114,P=0.000<0.05);而将来自我投入愿望因素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没有显著影响。
表8 各子因素和职业认同回归分析的结果
B t t(P)
常量 1.193(0.106) 11.210 0.000
专业认知 0.140(0.027) 5.233 0.000
专业情感 0.203(0.026) 7.779 0.000
专业行为 0.119(0.025) 4.665 0.000
过去危机 -0.061(0.021) -2.959 0.003
现在投入 0.114(0.026) 4.308 0.000
将来愿望 0.036(0.043) 1.018 0.309
职业生涯规划 0.113(0.030) 3.721 0.000
(一)高职院校要加快人才培养改革,以专业认同培养为基础,发展学生的职业认同
专业认同是个体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以自我认同为基础,通过自身学习经验建构起来的对某一学科专业的整体认可。专业认同是职业认同的基础,高职学生只有对所学专业认同,才能在就业时选择相应职业,在工作中实现职业认同。因此,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要以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为基础。首先,要尊重学生的专业选择权,增加学生在专业选择上的灵活性。
高职学生由于对专业不了解或者分数限制等因素可能造成对所学专业并不满意。为提高高职学生对专业的认同,在现行的招生考试制度下,高职院校可以在学校层面采取一些合理措施,适当允许学生调整专业,尽可能增加学生在专业选择上的灵活性。其次,要加强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提高专业含金量。专业建设是加强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核心,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高职学生对专业的认同度会受到该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情况的影响。因此,要提高高职学生对专业的认同,关键在于加强高职院校自身专业的建设。
(二)高职院校要以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为路径,促进学生的职业认同
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个人结合自身情况和所处环境和制约因素为自己确立职业目标、选择职业道路、确定发展计划,并为自己实现职业目标而确定行动方向、行动时间和行动方案[8]。个体对自己职业生涯进行有意识地规划是建立在一定的职业认同基础上,同时个体通过对职业生涯进行规划也会进一步发展和产生职业认同。综上研究,职业生涯规划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当前来看,高职学生在职业规划上存在着规划意识淡薄、规划方法不明及自我认识不清等问题。高职院校应该从学生实际出发,更新职业规划教育观念,加快专门的职业规划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实践环节培养,帮助学生树立职业规划意识,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指导,从而帮助学生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以此为路径发展学生的职业认同。
(三)高职学生要增强自我认同,要增加对职业世界的探索,加强职业规划,发展自身的职业认同
认同可以解释为在认识的基础上认可和赞同的态度,因此可以说,职业认同是建立在个体对职业具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之上的。高职学生在发展自身职业认同的过程中,有一部分障碍是来自于自身的职业目标不清晰、对所要从事的职业认识不足或者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所以,高职学生也要从自身角度出发,加强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规划,积极参与实习实践和探索职业世界。职业规划要建立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当前高职学生确实也存在自我认识不清晰的问题,这必然影响到对自身职业的规划。
因此高职学生要增强对自我的认识,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职业兴趣以及自身优势等,从而为职业规划奠定基础。另外,职业规划需要对职业具有一定的了解,高职学生尚未进入职场,对职业的认识有限,但是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增加对职业的认识,特别是高职学生应该积极抓住实习实践的机会,增加对职业世界的探索。总的来说,高职学生要增强对自我的认识,增加对职业世界的探索,加强对自身职业的规划,从而促进自身职业认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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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为了培育良好的性格品质、开发智力潜能、增强心理适应能力、激发内在动力、维护心理健康、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即育性、启智、强能、激力、健心、导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全文如下:
1.1不成熟性与可塑性
现代的大学生理论知识比较丰富,但社会实践知识比较匮乏,对社会的复杂与生活的艰辛估计不足,其心理承受能力不强,对社会适应性差,常常表现出情绪化、极端化、人格障碍等不成熟的心理健康现象,这表现出大学生心理不成熟现象。但是大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在校期间我们高调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大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人生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想,能使大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在工作岗位上游刃有余,当面对挫折,能用一个正确的姿态去解决问题,表现其非常成熟的一面。
1.2多样性和复杂性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对生活的适应性,情感问题,人际交往问题、就业问题,每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就失业,尤其对一些985高校的一些大学生,心理根本承受不了,必须加强正确的心理疏导,情感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由此可见,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1.3矛盾性与困惑性
适应社会市场经济和网络、视频等现代传媒而产生现代功利性的价值观和网络价值观,必将对大学生原有的价值观念产生较大的冲击,这就要求大学生有较深刻的辨析能力,否则大学生在心理抉择的过程中很可能迷失方向,产生矛盾和困惑的心理。是‘见义勇为’还是‘见死不救’,社会上道德价值观这种格外引人关注而又无休止的争论,存在于当代大学生中。”
1.4不稳定性和易变性
大学生的年龄是一个不成熟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人具有很高的心气,一旦受到挫折,心理会产生很大影响,不能正确解决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其心理健康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导思想,会很快解决其问题,心理会更加阳光。
2.1国家与社会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宣传
(1)加强宣传力度。利用新闻媒体,互联网、文艺作品等大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大学生都要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树立正面典型。对一些社会雷锋精神等要积极宣传,树立一批正面典型,比如最美女教师张丽莉等等。对这些正面典型案例,有条件让其宣讲团到学校给学生宣讲,在心灵深处理解。
2.2高校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心理健康教育的互动
(1)转变观念,高度重视两者的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就包含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今后高校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把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共同教育学生。(2)创新两者结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大,传播媒体及互联网等为我们更新两者结合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以及提高教育效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3)注重培养两者结合的高素质教育人才。在培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同时,要注重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让二者同等重要,培养出社会认可的高素质人才。
大学生的价值观多元化,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取向指明了方向,同时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促使二者同等重要地位,现在社会也需要二者结合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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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宽带无线接入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迫切希望能够随时随地乃至在移动过程中都能方便地从互联网获取信息和服务,移动互联网应运而生并迅猛发展。然而,移动互联网在移动终端、接入网络、应用服务、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其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研究,对于国家信息产业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移动互联网的安全性问题的影响因素及措施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互联网技术应用中,通信、存储等能力飞速提高,网络使用覆盖率的增加也为移动互联网融入人们的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技术环境。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冲击了传统行业领域的工作方式,推动了互联网格局的进一步完善,带动了与互联网行业相关联的行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刺激了科学技术的水平的提高。
移动互联网是建立在基本互联网技术上诞生的,主要是采用移动终端技术。现阶段,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移动终端。在移动互联网应用中,业务操作平台移动终端平台交融合作成为了重中之重,为相关业务的拓展创造了机会。第二,移动网络。移动互联网中主要采用3G 技术作为主导接入技术,互联网的核心系统正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整体朝着IP 化演进。第三,移动业务。移动互联网涉及到了基本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两部分,在业务推出中逐渐将“移动”优势放在重要位置,令人耳目一新的应用方式层出不穷,如移动位置类业务。
1、因素分析。
第一,移动网络中的不安全因素。网络使用中存在一些不正当的连接方式,对于非法连接的移动网络,一旦开始使用就会受到各类网络攻击,使网络超负荷运行,发生系统和程序方面的漏洞,完成网络数据的丢失、紊乱。
第二,移动终端中的不安全因素。通信技术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内存与芯片处理方式的改进。当网络终端应用系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逐渐提高,智能化的终端应用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现象对网络数据操作能力进行提升的同时,也给移动网络带来了诸如非法访问、强行控制之类的隐患问题。
第三,移动业务中的不安全因素。移动业务主要是在网络运行中实施的数据信息和业务往来,在这个层面中的威胁性因素就是对此类工作进行的非法操作和强行抵制等一系列内容。第四,网络用户隐私保护中的不安全因素。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很多私人信息也暴露在大众视野中,个人用户信息的泄露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生活困扰。
2、诱因分析。
第一,网络管理政策不健全。任何新的技术应用的诞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相关政策的保障,政策的完善是提高技术应用安全的重要手段。虽然我国设立了很多专门的机构来支持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但总体来看,系统完整的管理政策的缺失仍是移动互联网安全问题的硬伤,现存制度规定也因为不能及时更新而与实际情况相差较远,可行性较低。
第二,网络技术存在缺陷。当互联网技术被非法使用,不良信息就会随之产生而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因为互联网信息传播具有高速性,并且网络操作越来越简单化,技术层面没有严格把关,使得任何一个网络用户的不正当操作都有机会对移动网络使用造成威胁。
第三,社会层面的影响。移动互联网中对于使用者信息的保护使得一些有不正当举动的网络用户网络受到隐藏,用户接收到来自互联网中的欺骗信息也无法得知对方的信息内容,因而用户在这种虚幻世界中面临着比现实生活更大的危险。
1、完善政策保障,加强监管力度。国家在制定移动互联网管理的相关政策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在了解我国移动互联网管理现状的基础上,完善和丰富制度内容。同时相关部门要加大惩罚力度,制定相关软件的审核力度,避免非法软件的就出给社会发现带来不利影响。
2、完善移动业务流程,强化安全保障工作。在移动业务操作中,应当采取措施对非法操作实现及时监管,利用DPI 系统来屏蔽不恰当的网络操作行为,提高网络监管的可视化程度及时清楚垃圾信息和病毒软件,对网络中的相关内容适应定期审核,减少网络受到侵害的可能性。
3、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从整体强化安全保障。移动互联网并不是以单独形式存在的,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构成,因此在在提高安全性时,要确保设备供应来源可靠,软件的性能效果良好,能及时更新,不被社会所淘汰,加大操作平台的开发力度,建立起运营商与供应商之间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全方位地提高移动网络的安全性。
移动互联网应用安全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工作,在具体实施中,不仅要在软件、硬件等方面进行完善,还要关注与技术有关的其他环节,加快相关管理制度的健全,用制度来约束认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强化监管力度和技术革新,使移动互联网应用安全能够得到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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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面临新型城市化、工业化,正在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流动人口约2.36亿,其中75%由农村流向城市,在工程建设中,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约2700万人。移民问题正是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工程移民的安置,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大规模移民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公共服务供需变化,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地区经济增长要素的改变等亟需解决,所以,移民研究势在必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移民政策的影响因素与启示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移民政策的影响因素与启示探讨全文如下: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全球化显得最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国际移民的数量持续增长。 从联合国 2013 年 9 月 11 日公布的世界移民报告数据来看,2013 年全世界共有 2.32 亿移民,占全球总人口的 3.2%,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占 69%,发达国家占 31%. 这一数据表明世界移民的规模日益庞大起来, 移民问题体现着全球化的特质,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Howard F.Chang(2007)在研究国际人口自由化迁移的过程中 ,发现 国际人口自由迁移不仅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得到增长,缩小了国际收入差距,还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对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普遍上升。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技术移民的净效应表现为积极的,它能促进知识创造和经济增长(Mark C. Regets,2001)。
移民问题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关系着一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政策制定者逐渐重视移民政策对国家人口迁移的影响,看到了国家这一主体在人口迁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国家政府的强制性手段,最大限度地影响人们的迁移决策,决定移民的发展、规模与迁移方向。 移民政策开始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并日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当下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新的议题。
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针对移民是如何发生的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比较着名的有 E.Ravenstien 的推拉理论、OdedStark 的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以及刘易斯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21 世纪以来,学者们纷纷以具体的国家为例对迁移的动机进行了新的探索。 Thomas K. Bauer 和 Magnus Lofstrom等(2001)对 12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移民的跨国迁移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报酬,最大化收入总量。 迁移过程中的难民则是由自己国家的政治状况导致的,社会动荡、战乱等因素迫使人们背井离乡。 另外,影响国际移民的重要因素还包括地区工资差异、移民的成本、连锁迁移以及政府的经济激励 (Barry R.Chiswick,Timothy J. Hatton,2002)。 Mathias Czaika 和 Marc Vothknecht(2012)还认为移民相比非移民来说具有更远大的目标,他们进行迁移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收获未来的幸福生活。 除了政治、经济的影响,迁移行为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EmekBasker(2002)认为教育因素对迁移有着重要影响 ,他讨 论了美国公民的教育程度和迁移行为之间的关系, 把教育作为自变量研究迁移的变化,发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人们迁移的倾向也增加。
国家制定的移民政策是决定移民迁移、 以何种形式迁移的重要因素。 个人的迁移愿望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家庭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国家的移民政策最终决定人们的迁移行为能否实现,移民政策的制定同样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
(一)政治因素
移民政策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政府以及各种政党势力由 于 政 治 原 因 , 对 人 口 迁 移 进 行 规 范 和 强 制 . CarineGuerassimoff(2003)对法国的移民政策进行了研 究 ,他认为移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因素, 指出法国的不同政党对移民问题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右翼党派极力排斥外来移民,左翼势力则坚决支持外国移民的进入。 此外,欧洲其他国家如荷兰、意大利等,政党政治对移民政策的影响也是颇为显着的。极右派具有强大的民族正义感和排外心理,为了迎合本国公民,获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禁止接受外来移民和难民。
利益集团对移民政策的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 传统的移民国存在着不同的种族和民族,由于种族主义的盛行,白人与黑人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 黑人通过成立协会组织来反抗白人的歧视与压迫,保障自身的利益。 19 世纪以来,美国的工会组织持反对移民的态度,原因是外来移民的流入,使当地人的就业遭受了极大的影响,因此,这些工会、教会等组织对政府提倡的鼓励技术性移民持反对态度。
(二)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各国制定移民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国在考虑移民政策的过程中, 往往结合当前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以及人口的数量和结构,通过政策来删选所需人才,确保所需的人力资源。
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老龄化问题尤其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影响较为突出。 因此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劳动力需求这一现实因素。 法国最初对移民实行无限制政策,就与法国的人口数量密切相关,需要大量的外来青年以满足本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此外,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制定与加拿大长短期目标有关, 加拿大的长期目标是实现经济和人口数量的增长,短期目标是满足当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还发现,移民对接收国的就业和福利有很大影响, 政府不得不重视这一问题。 Tim Krieger 和Steffen Minter(2007)发现有些国家的移民政策中强调限制非技术移民的进入,原因是一方面他们认为移民是净福利接受者,担心移民对本国的工资水平和失业率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本地人有严重的排外情绪,政府担心移民会带来一系列安全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
(三)社会文化与民众心理
不同国家因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信仰,对移民政策的制定也有很大差异,这其中涉及到了移民的同化问题、民众的态度等。 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在对待移民问题上,也是自由、不加干预的。 种族主义盛行的国家,会采取各种手段限制移民的流入。
Carine Guerassimoff(2003)在分析法国移民政策时指出 ,在文化这一层面上,法国对移民政策有很大争议,实质上是法国存在的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所导致的,是对民族融合理念的严峻考验。 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学者就移民数量增长这一现状,对群众进行了民意测评。 结果表明,将近一半的公民认为当前法国的外来人口过多,他们无法顺利融入法国社会中,若政府不能很好地对移民进行控制,社会各不同种族团体之间的关系会造成紧张,整个社会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民众对移民的态度也影响着移民政策的制定。 民众普遍认为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威胁,他们往往采取行动抵制外来者的进入,并对政府施加压力,希望政府对移民进行限制以保护他们原有的权益。Timothy J. Hatton,Jeffrey G.Williamson(2009)发现发达国家的公民比较敌视外来人口,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都促使公民在选举中对限制移民的政策进行投票。 此外,接收国家中还存在着一类特殊的群体---移民群体,事实证明大批的国际移民对接收国的社会经济影响也是十分重大的。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成为了接收国的说客、国家议员,在该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大批的移民还可能影响一国的文化认同、选票结构以及政治势力分布。 这类群体则坚持支持外来移民进入,反对政府限制移民的政策。
一个国家和地区政策的制定都是为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所服务的,移民政策也毫不例外。 移民政策是否合理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社会能否稳定,民族能否和谐。 如果说个人的迁移意愿受个人思想和家庭成员所支配,那么他能否顺利迁移、以何种方向迁移、迁移到何处去都取决于国家的移民政策。 从美国的移民政策变化来看,每一时期移民政策的制定都是政府当局充分考虑当时的形势所采取的最有效手段。 国家的劳动力短缺时,就会打开国门,鼓励外籍劳工进入;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排外主义情绪又使得接收国关起大门,多次限制移民。
总之,移民问题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各国政府应正确看待这一问题,根据本国的发展状况和所处的形势,充分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更好地引导和规范国家人口的迁移行为,发挥移民政策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应尤其注重对高科技人才争夺,采取吸引高技术人才的移民政策,对于促进各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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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策的影响因素与启示探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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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WIFI、3G、4G网络的普及,手机价格的平民化,手机上网已经成了人们离不开的一种生活方式。微信作为众多手机即时通讯软件中的“宠儿”,有着高达6亿的忠实用户,朋友圈是微信的重要功能之一,肩负着网络社交的重任。微信朋友圈凭借着私密性强、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内容丰富、表达方式更具吸引力等优势,在大学生群体中有着极其广泛的使用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微信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移动网络的迅速发展,微信已成为高校大学生进行信息获取与交流的主要手段,而微信自身具有的传播特性势必会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造成一定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与主渠道,随着微信的普及与蔓延必然会遭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作用。为了使微信更好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我们必须充分挖掘并发挥微信对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积极因素,同时对于微信的消极因素予以重视并采取措施降低乃至消除其对于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消极影响,从而提高微信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微信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1.微信提升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思政教育不同于自然科学学科的教育活动,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与学的过程,而是通过施教者的组织跟引导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思想观念、价值规范纳入到大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范围之内,使其成为自身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最终外化为自身的外在行动的一个延续的过程。这意味着传统的课堂教学远远不够,因此思政教育者不仅应该重视课堂教导更应该着眼于日常生活中的引导,而且后者更为重要。所以对于大学生思政教育而言,“微信打破了传统思政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课堂教学的局限性,为大学生与思政施教者之间建立了一个课堂之外自由交流沟通互动的平台。”[1]教师可以根据朋友圈对学生的思想动向进行把握,针对偏离思政主题的因素及时通过沟通予以纠正引导,而针对积极正面的思想因素予以肯定鼓励,由此来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提升师生之间的信任感,同时建立师生之间的一种平等交流的关系。长此以往,必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2.微信更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与方式
传统高效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采用课堂教学,即以枯燥乏味的说教法为主,一方面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可能认为思政教育课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产生逆反情绪。微信作为互联网发展的衍生物,它的丰富性首先表现在它对于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颠覆,它将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功能结合的形式比以往媒体更为直观、生动多样,相比传统思政教育方式,微信把过去教科书的静止与抽象的知识点以动态的、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大学生,微信平台极大地增强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另外,微信传播信息的及时性与开放性使得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迅速公开,而作为微信使用主体的大学生会在第一时间掌握这些信息并就自己的看法进行反馈,这样会无形中增加自身参与政治的效能感。思政教育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与微信平台的信息传播双管齐下,共同达到对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引导,从而更好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微信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
大学生的阅读习惯与取向与其思想政治观念的形成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而当今的大学生普遍存功利化倾向,即只阅读有助于未来就业的信息内容而对于其他跟自身利益不直接相关的东西涉猎很少甚至充耳不闻。微信的出现乃至普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阅读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了一种数字化的阅读模式。微信依托于手机等移动设备客户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阅读不再局限于纸质的书籍阅读,使我们进入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时代,即纸质书籍刊物阅读与电子阅读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时代。高校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对于新兴事物具有浓厚兴趣且接受能力较强,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其思想意识开放、前卫,这说明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点,所以说微信所带来的新的阅读方式必然会体现在他们的阅读习惯当中,全新的阅读方式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大学生内在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及价值规范的定位。
(二)微信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1.微信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构成威胁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产生和传播逐渐进入了自由、开放、即时、深入的时代,可以说只要愿意大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地通过微信获取各方面的信息内容。因此微信从其诞生开始便大大提升了大学生对于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等的关注热情。在这种条件之下,一些落后腐朽的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甚至是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等通过微信平台进行大肆宣扬。例如在微信平台中出现的一些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等涉及价值取向的信息也频频出现,如“豪车相撞、千万豪车、黄金做嫁妆、辣妈为三岁女儿置办上百万奢侈品做生日礼物...”等等一些炫富题材的事件层出不穷;把“中国式过马路、中国人丢人丢到国外去了”等等一些部分国民低素质表现上升到中国的体制弊端问题,而这些信息很多都没有经过实证,有的已经辟谣,有的漏洞百出。而当代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这些繁杂的信息缺乏理性识辨能力,比较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和干扰。
2.微信增加了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难度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引导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以往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培养与教育,亦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来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还有部分传统媒体的传播,使得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然会经过层层过滤和筛选,只保留符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需求的内容和信息。而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及发展,高校思政教育者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可控性越来越低,就微信而言,它作为目前最热门的信息交互平台,其信息的传播具有超时空、跨地域、跨文化的开放且隐匿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信息传播不受任何的时间、时空、资讯的限制状态,传播内容丰富多样但良莠不齐,可以说微信的使用使得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一系列的改变使得高校越来越成为各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相互激荡的前沿领地,从而给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引领增加了难度。
3.微信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一直以来,一般高校所开设的思政教育理论课是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育工作者是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组织者而存在,也因此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微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正如前文所述,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微信新媒体承载了巨大的信息量,同时微信为高校大学生与思政教育这之间提供了自由沟通与交流平台,老师或者学生作为信息的发布者跟评论者其地位是平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思政教育者的权威性构成了一种挑战。微信向大学校园的渗透,在更新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同时,也削弱甚至替代了部分思政教育者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所具备传播职能和主导角色,同时来自微信平台的大量自由传播的信息也削弱了教师在传统思政课堂教学的影响力。
1.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公众平台作为传统课堂教育的补充
数字媒体时代的微信新环境决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不能单纯依赖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高校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微信时代的常态发展,建立起思想政治教育专用的微信平台,有效发挥微信传播信息的及时性与时效性,号召学生全体积极关注思政教育平台,通过此微信平台发布与学生思政教育相关的信息内容,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从这一专用微信平台中发布的信息并不仅仅局限于浅显的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直接相关的内容,而应该是一个宏观的泛化的内容体系趋势,只要有利于大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品质的信息都可以进行发布。例如,教师可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件通过微信平台向学生公开发布,以此节约学生在课堂上抄课件内容的时间,学生可利用这部分时间跟老师进行更多的互动讨论,对所授内容有个更加深刻的理解与体会;教师还可以通过这一专用微信平台发布一些通过课堂讨论学生仍旧理解不到位的知识点或者学生感兴趣、有疑问的内容,将教学延伸到课堂之外。
2.加强对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的媒介素养的培养与教育
微信时代信息的自由、广泛传播对大学生的思想素质与政治素养的形成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提高大学生对良莠不齐的各种信息的辨别能力,同时提高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中对于不良信息的自觉过滤、抵制能力,有必要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进行专项的培养与教育。随着电子科技的不断发展,媒介教育不仅属于一个长期的社会教育活动,而且发展成为大学教育的有机的、具体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更新观念,以媒介教育的标准和要求重新寻找、开辟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新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中坚力量,对其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与培养活动,对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学校可以以专题讲座、主题学习活动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分别对大学生及思想政治教育者开展新媒体媒介素养的教育与培养,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向隐性教育辅助显性教育、信息传播辅助课堂教学的新趋势发展。
3.“疏”与“堵”双管齐下,强化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在微信时代,信息开放自由传播,大学生青年团体由于涉世未深,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更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煽动和影响,从而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怀疑乃至不认同。面对微信中流传的纷繁复杂的不良信息,禁止或者删堵都属于下策,应该是“疏”与“堵”双管齐下。在尊重群众、相信群众的基础上作好疏导工作是当前微信环境下最有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途径。
为了更好地实现疏导,我们有必要有意识地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政治素养、掌握专业传播技术、思想政治理论素质过硬的网络人才,将他们作为微信新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代言人”,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对传统的意识性形态教育所一直使用的一些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进行改革、创新,转换成富有时代气息、简洁平实、生动灵活的“网络语言”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传播的形式。与此同时,应将这批“代言人”积极应用到微信传播平台当中去,充分利用其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传播技能对一些网络流传的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信息去伪存真,实现社会思想纠错,并利用全方位的传播手段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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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生命在于流动,风险投资的活力就是资金的循环流动,一旦高收益难以变现,资金就无法继续流动,风险投资就失去了其能够赖以生存发展的动力,也就无法继续发展。 风险投资退出在风险投资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与风险投资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风险投资的成功退出是其获得投资收益,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前提。文章重点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角度出发,在分析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权转让、清算三种退出方式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影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选择的各种因素,最终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关键词:风险投资 创业企业 IPO 股权转让 清算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又可以称为创业投资,是指对高科技创业企业的资本支持,同时为其提供相应的非金融服务,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从而获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风险投资的发展带来了活跃的资金,为中小创新型企业注入生命力,有利于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实现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两轮驱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风险投资的运作经历融资、投资、管理、退出四个阶段,退出是此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决定风险投资是否成功,能否获得高额风险收益决定性的一步。据估计,风险投资的20%-30%是完全失败的,60%是受挫的,只有5%~10%是可能成功的(张树中,2001)。而成功的风险投资能够促进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快速发展,孙少青(2002)对不同国家发展风险投资行业的经验进行了国际比较,认为完善的退出机制和畅通的退出渠道是推动风险投资业不断发展的基础。
本文从我国风险投资退出现状入手,先后探讨了三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优劣,并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着手分析影响风险投资退出决策的因素,最终对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作出评价和建议。
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一般可以分为四种: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并购、回购和清算。本文为方便研究,依据其性质将并购和回购统一称为股权转让方式。
(一)首次公开发行
首次公开发行(IPO)是指通过创业企业股份公开上市,风险投资机构将其拥有的私人股权转换为公共股权,交易后实现资本增值。股份公开上市一致被认为是风险投资最理想的退出方式,通过良好的证券市场,风险资本家可以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但风险投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机构所投资的创业企业中,只有少数企业能够成功上市并获取巨额利润,大约有1/3的创业企业是亏损甚至无法收回投资的,而另外1/3只能收回初始投资额。(黄大柯,2015)
图1给出了2006年~2013年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上市概况,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实现首次公开上市(IPO)的数量和融资额大体呈上升趋势,2007年和2010年分别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转折点,但在2008年和2011年却大幅回落。IPO个数和融资额在2007年的大涨幅是受当时大牛市的影响,IPO个数较2006年增加了250%,融资额增加了1264.23%。而2010年的大涨幅是受IPO重启和创业板的带动,IPO个数增幅为380.30%,融资额增幅为595.34%。2008年和2011年IPO个数和融资额骤跌分别是受到金融危机股市震荡下调和IPO市场低迷的影响,可见股市的活跃度以及金融危机均会影响风险投资选择IPO方式退出。
(二)股权转让方式
股权转让方式有两种形式,分别是股份出售和回购。股份出售最常见的形态是企业并购(M&A)。风险投资并购方式退出可以实现双方获益,一方面风险投资可以取得现金或可流通证券,从创业企业中迅速撤出,只需要付出搜寻买方和谈判的成本;另一方面战略并购者能快速有效控制相关领域的新技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并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同时由于并购者希望独享被并购企业的企业价值,通常愿意高价全部并购,风险投资能以一个较高的价格实现退出。但对创业企业而言,并购后就失去了独立性,受限于并购方的战略计划,难以维持自身的发展目标,这是创业企业家不愿意接受的退出方式。
除了企业并购,股权还可以转让给其他投资机构,多为另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即第二期收购。第二期收购是风险投资机构被迫采用的一种退出方式,是投资失败的一种表现。风险投资周期长,投资到产出需要较长时间,同时还会面临未知的风险及障碍,因此当风险投资机构错误预测投资周期时,会面对投资基金到期要退出的压力。这迫使风险投资机构将自己持有的创业企业股份转让给其他风险投资公司,由其他风险投资公司接手二期投资。此时风险投资公司议价能力弱,并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退出价格,是较劣势的一种退出方式。
回购则是指创业企业家本人或管理层出资购买风险投资机构手中的股份,可细分为原股东(创业者)回购和管理者收购。回购退出方式一方面可以使创业者或管理者获得创业企业的全部股份,有利于发挥其自主性,避免风险投资机构干涉创业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它是风险投资机构为防止创业企业在后期发展受限,资金被无效占用,无法收回投资回报而签订的一种保障性措施,保障其仍能收回全部或部分投资。
图2列示了我国2006~2013年风险资本股权转让退出方式的细分结构,从图中可以看出原股东回购是主要的股权转让形式,占比30%-60%,尤其是2009年从41.38%上升到62.28%,增幅为51.51%,这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关。金融危机导致创业企业发展受限,同时风险投资者很难从其他渠道收回投资,故采取回购方式。这进而表明回购是风险投资企业的备用退出方式。管理层收购占比在2009年骤降到3.51%后于2011年再度回升到17.31%,但2013年又有所回落。企业并购占比在2008年、2009年和2012年均处于8%的低位,其余则处于20%左右的占比,并不是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转让给其他投资机构即第二期收购的占比较高,2010年最高占比达到33.04%,仅次于原股东回购方式,可见我国风险投资机构投资效率不高,以较为不利的方式退出。我国暂时还没有形成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通过IPO退出障碍颇多,故股权转让尤其是原股东回购是我国占绝对性主导地位的退出方式。
(三)清算
清算是在风险投资不成功或创业企业经营不善,受到市场和大环境的不利影响或无法顺利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时所采取的一种退出方式。虽然此种方式将带来部分损失,但可视其为沉没成本,为避免更大的损失,风险投资应从不成功的创业企业中撤离。通过破产清算,风险投资还能收回部分初始投资,再将其投入到下一个有潜力的项目中去,实现资本增值,弥补亏损。
图3反映了我国2006~2013年风险资本退出方式分布,从中可以看出清算方式退出的比例极低,仅占6%以下,不是我国风险投资主要的退出方式。
(一)内部因素
1.创业企业的发展阶段。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资金的需求量、需求结构、运作效益都是不同的,因此作风险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创业企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相应地选择合适的退出方式。若企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则外界会看好创业企业未来发展前景,因此市场会追捧从而促使其股价上涨,此时最有效的退出方式便是IPO。若企业处于成熟期,发展稳定,股权转让将是有效地退出的方式,尤其是股份回购。由于内部人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股份回购不仅能降低谈判成本,还能使双方达成满意的价格,不仅使创业企业收回控制权,还能使风险投资机构收回资金流的同时获得高额利润回报。
2.风险基金存续期。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是基金的组织形态,同时管理几只风险投资基金,因此为了保持资金的流动性,需要合理选择投资项目,错配基金到期时间。当一只基金的存续期届满清算时,资金将会注入到新的基金中继续进行投资循环。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受到基金时间长短的影响,若基金将终止,即使风险投资运行良好,将来会带来持续收益,还是需要考虑退出。此时为了比较快速高效地实现退出,风险投资机构会选择股权转让方式退出。
3.风险投资机构的独立性。我国的风险投资业主要由政府支持和推进,风险投资机构大致可划分为政府、民营、外资及混合型四种形式,其中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机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出资,直接介入资本市场成立风险投资机构,成为主要的投资人,此时会面临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没有分开,没有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难以实施高效的投资计划;另一方面缺乏独立性,投资决策受到政策的制约,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往往缺乏效率,影响风险资本退出的效益。
4.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良好的声誉对风险投资机构而言是一项重要的资本,拥有良好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容易吸引高质量的创业企业,从而降低投资的风险。在风险投资退出时,良好的声誉可以使其投资的创业企业得到市场认可,不仅退出渠道畅通而且可以以较高的价格退出,获得更高的投资溢价。IPO是风险投资最优的退出方式,高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关系网络,熟悉IPO的退出流程,能以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审查,实现上市目的。而且高声誉会带来投资者的追随,从而可以减轻IPO折价,以较高的股价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
(二)外部因素
1.经济景气程度。经济景气程度会影响资本市场的活跃性从而影响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时,资本市场活跃,资金充裕且投资者信心增强,此时风险投资选择IPO退出成功率高,而且能获得较高投资收益;当经济不景气时,资本市场低迷,投资者会持观望态度,此时风险投资以IPO方式退出风险较大,因此大部分风险投资会选择股权转让形式退出。部分创业企业受到经济不景气影响会使得其产品滞销,发展受阻前景暗淡,此时风险投资只能选择以清算方式退出,宣告投资失败。
2.资本市场制度限制。IPO退出方式对企业的资质限制较多,尤其是主板市场的上市条件比较严苛,一般的风险企业大多属于中小型高科技企业,难以达到上市要求,只能寻求条件相对宽松的创业板的支持。而股权转让方式所依赖的产权交易市场没有诸多限制条件,只需有明确规范的产权界定规则,企业间的并购就可以在投资银行等中介组织的协助下完成。当企业的资质达不到主板和创业板的上市条件时,只能以股权转让这一次优方式退出。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使更多的风险投资能够以IPO的方式退出。
3.信息不对称。由于创业企业没有和上市公司一样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故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外部投资者由于缺乏对创业企业产品和市场的认识会低估企业价值,从而产生IPO折价问题。股权转让退出方式中,由于交易双方对创业企业的了解深入,能够真实评估创业企业的价值,故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风险投资企业达成一个合理的转让价格。如战略收购者和创业企业同属一个行业或同一个产业链,管理层和创业者属于内部人,充分掌握创业企业的真实信息,所以都能以专业的眼光评判创业企业价值。因此,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购买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
4.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没有针对风险投资形成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通过《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约束,且对股权转让退出和清算退出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如《公司法》相关条例禁止公司回购自身股票,堵住了风险投资回购退出方式的口子。《证券法》针对上市公司的收购也有相关限制条例,增加了风险资本通过并购来实现退出的成本。另外目前《破产法》不适用于大部分企业,众多创业企业只能采用民事诉讼来解决破产问题,阻碍了风险投资通过破产清算来实现退出。
本文对我国风险投资三种退出方式分别作了分析,从现状入手研究风险投资退出决策的影响因素,为增强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畅通和多样化,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多样化的退出渠道。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主板市场、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和地方股权交易市场。虽然创业板上市门槛较主板低,但大部分创业企业仍然无法达到上市条件,IPO退出渠道不通畅。针对这一问题,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在筹备战略新兴板,拟实行差异化上市条件和制度,为暂时达不到要求的新兴产业企业、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降低门槛,为风险投资退出拓宽渠道。同时,证券市场现行股票发行核准制也将改革,转变为注册制,减少监管机构的种种限制,为风险投资实现IPO退出减少障碍。我国应在现行改革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上市门槛,加强监督,根据创业企业的需求设计资本市场,使得更多的风险投资能通过IPO这一有效方式退出。同时应大力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降低股权转让的成本,提高效率,促进股权转让方式的进一步发展。
(二)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
我国缺少对风险投资的法律保障,为使风险投资更好地运作,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使风险投资业务有法可依。如完善《公司法》对创业企业股权回购的限制条款,以及《证券法》中对风险投资股份限售的条例。同时对创业企业的破产清算,应制定相应法律措施,保障各方的利益,尽可能为风险投资创建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风险投资机构的利益。
(三)增强风险投资机构独立性
政府应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干预,以确保风险投资机构的独立性。政府投资基金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应分开,由专业的投资管理人来市场化运作风险投资基金。同时政府作为引导者,不应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基金中,而应最大限度地集合公众投资人,集合社会资金来发展风险投资业。
(四)风险投资机构自身建设
风险投资机构应提高声誉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增加所投创业企业的市场估值,提升投资回报率。同时风险投资机构应提高合理安排基金存续期的能力,以减少投资失败的几率,尽量避免以第二期收购方式退出。在投资决策方面,风险投资机构要完善甄别和挑选创业企业时所用的评估体系,确保所投创业企业有较高市场潜力,从而在将来能有更多的退出渠道选择及较高议价能力。
[基金项目:杭州市软科学重点项目“杭州市‘十三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编制研究”(20140834M-203)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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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质量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各高校工作任务的重心。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系统分析影响高等教育质量因素十分有必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等教育质量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从高校教育体制、大学生学习目标和学习态度、初等教育状况三个方面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了论述,高校教育体制导致教师素质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教育利益化,教育责任感淡漠;大学生学习目标和学习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控能力差,重文凭轻知识;初等教育“全能型”培养方式,以及教育资源匮乏、不均衡和“填鸭式”教学现状对高等教育质量起到本质上的影响。
关键词:高等教育 教育质量 教育体制
目前,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不高,高等教育质量也出现逐年下降趋势,很多研究人员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学校招生规模扩大、高校自身的运营机制、师资队伍建设和管理不完善、对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松懈等因素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1}。笔者作为高等教育者,从事普通高等教育一线教学工作已经18年,从自己走过的求学之路、目前初等教育改革以及在教学中接触到的历届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变化,认为以上因素不尽然,也许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更能体现其本质。
目前,一些高校教师的薪资与教学水平和质量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教好教坏都一样,用心不用心一个样,高校没有任何实际有效的评价和奖惩制度,教育只是一种工作,没有了责任心,变成了良心活。大家更看重经济了,而忽略了教育责任,“以教学带科研”和“以科研促教学”的教学理念本来无可厚非,但需要教师准确把握教学与科研两者之间的均衡关系,科研水平高,教学水平却不一定高,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大部分教师很难做到二者兼顾。现在高校教师都在忙于搞科研、拿项目、套经费,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还是为了名和利,科研搞得好,项目大、资金多,在高校的地位就高,因为高校对教师教学水平的评价标准重点集中在学术科研上,过分强调教师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特别是在教师晋职称、评优评先、年度考核等方面,通常将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放在首位,而将教学水平和能力以及教书育人的目标放到了后面{2}{3}。只要科研搞得好,一切好处和利益都来了,人际关系广,领导也看重,没有人会看你教学质量和教学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因为他是科研能人,身上的光环太多,没人敢质疑。而对于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却得不到任何肯定和评价,因为教学质量没有评价指标,也没有奖励制度,即便有奖励,考核的还是项目、论文、获奖和教材。
所有的教师都在搞科研、编书立著,还有多少精力去研究教法、去备课,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所以,一些高校的“知名人士”都不是纯粹的教育者,教学质量是不可能靠他们来提高的,但他们又是高等教育一线的“明星”,大家都会向他们学习,因此十几年下来,在一些学校教育已经变了味,高校教师的素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育变成了某些人“发家致富”的途径和工具,失去了其原本的面目{4}。
十几年前,一名青年教师要想走上讲台,必须给两名老教师助课一年以上,经过多次试讲才可以走上讲台,而且第一轮只能讲授一门课程。现在青年教师已经没有这个经历了,刚毕业就能上讲台了,没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怎么能提高教学水平,这样下去教学质量也不可能提高。
由于高校扩招的影响,大学生整体素质有所下降。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大学生学习目标和学习心态的变化才是导致其素质逐年下降的根本原因。
目前,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学生一直都是在学校和家长的全面监管下学习,可以说起早贪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上大学后,失去了监管,时间自由了,大学生的学习心态发生变化,认为自己的学习任务完成了,该放松、该玩了,于是天天玩电脑、玩手机、处朋友,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没在学习上。在这种环境下,真正能抵挡住诱惑的学生太少了。大学生的这些状态让高等教育质量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大学生的学习目标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我国,文凭还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仍是学生走向成功的最佳“跳板”,文凭比知识更重要{1}。上大学不是为了学知识、学技能,而变成了混学历和文凭,在课堂上用心学习听课的同学少了,看电子小说、打游戏的多了,虽然不是绝对的,但这种现象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教师、学生,甚至教学督导、学校领导都默许了。这也导致一线教师对教育失去了信心,学生认真听课的越来越少,和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越来越少,向教师问问题的也越来越少了,学生的注意力没在课堂上,教师慢慢地也不会去认真备课,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讲授技巧了。有的学生以考研为目标,也是为了考研而学习,只学考研的科目,正常学习的课程也不学,甚至课都不上,天天去图书馆学外语和高数了。先不说这样的学生能否考上研究生,他们的专业知识是匮乏的,专业技能也是欠缺的。这样下去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不可能提高。
初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没有一个良好开放的初等教育,将直接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我国的初等教育就是一种“填鸭式”教育,教育改革多年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还有越演越烈之势。教育改革措施的制定,如果没有从事教育一线的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参与,无法深切体会到初等教育的现状和困惑,改革措施就可能事与愿违,虽然改革的目的和愿望是好的,但有的措施不切合实际,执行起来却很难或者执行的效果和初衷不一致了,目前家长和学生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成本上花费越来越大,就目前高考来说,如果到2017年不分文理,家长和学生将来在教育上的投资会更大,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力上,感觉现在的教育理念变成培养孩子“文理兼通”全能型学生了。初中生现阶段的学习科目已经达到10多科,总计几十本书,几乎不分主次,每科在中考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连会考结业的科目都占有50分以上,所以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天天补课,学生的减负也只能是形式上的,学生负担越来越重。这种现象如果不从教育本质上来改变,将会导致教育体制越改学生越累,越改效果越差,更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教师补课收费现象,原因是现在家长求着老师补课了,不补不行,课程太多,孩子在学校消化不了,不补就考不上好高中,上不了好大学,说来还是教育资源缺乏,教育资源不平均。现在的初、高中学生变成了学习的机器,而且是接收器,只会学习,动手实践能力、思维创新能力越来越差,真正成了高分低能,到大学再想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就太难了,思维已成定式,创新思想受限,中小学开发创新思维的最好时期已经过去了,这样的学生又能有多少的创造力。而且,这样承受12年压迫的学生一到大学对外面的新环境,自控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处理问题和事务的能力都很弱,又出现了部分家长在大学陪读的现象。
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要想改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的体制和初等教育现状。尊师重教,提高一线教师待遇,改变教师晋职条件,促进初升高、高升大的教育制度,逐步培养具有特、专等一技之长的学生。开发思维,培养创新思想,鼓励中、高、大学生的实践与创新,从小就开发培养学生创新思想和创新意识,让学生真正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循序渐进地逐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
[基金项目:佳木斯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基于幕课教学模式在本科生公共选修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基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机械类单片机教学方法的改革研究”,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教改工程项目(JG2013010521)和佳木斯大学科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Cxtd-2013-01)。]
[1] 周阳,张忠华.对高等教育质量影响因素的再探讨[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6)
[2] 郑景云.高等教育质量影响因素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4(1)
[3] 王新叶.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师,2010(4)
[4] 孙法浩,衡旭辉.试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J].枣庄学院学报,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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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的安全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网站组成结构上分,有计算机信息系统的,通信设备设施的;从内容上分,有技术上的,管理上的;从管理上分有内部的和外部的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影响网站安全的几大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网站系统软件是否安全直接关系网站的安全,网站系统软件的安全功能不全,以及系统设计时的疏忽而留下的漏洞,都为网站安全留了后门。
1.1 一般操作系统的体系结构造成其本身是不安全的,这也是计算机系统不安全的根本原因之一。操作系统的程序是可以动态链接的,包括I/O 的驱动程序与系统服务,都可以用打“补丁”的方式进行动态链接。许多UNIX 操作系统版本的升级、开发都是采用打“补丁”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法既然厂商可以使用,那么“黑客”也可以使用,同时这种动态链接也是计算机病毒产生的好环境。
1.2 一般操作系统的一些功能必然带来一些不安全因素,例如支持在网站上传输文件的功能,包括可以执行的文件映像,即在网站上加载程序。
1.3 一般操作系统不安全的另一原因在于它可以创建进程,甚至支持在网站的节点上进行远程进程的创建与激活,更重要的是被创建的进程可以继承创建进程的权利。这一点与上一点(可在网站上加载程序)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可以在远端服务器上安装“间谍”软件的条件。若再加上把这种间谍软件以打“补丁”的方式与一个合法的用户结合,尤其是与一个特权用户结合,黑客或间谍软件就可以做到系统进程与作业的监视程序都监测不到它的存在。
1.4 操作系统运行时,一些系统程序进程总在等待一些条件的出现,一旦有满足要求的条件出现,程序便继续运行下去,这都是“黑客”可以利用的。
1.5 操作系统安排的无口令入口,这原本是为系统开发人员提供的便捷入门,但它也是“黑客”的通道。另外,操作系统还有隐蔽信道。
1.6 Internet 和Internet 使用的TCP/IP(传输控制协议/ 网际协议)以及FTP(文件传输协议)、E-mail(电子邮件)、RPC(远程程序通信规则)、NFS(网站文件系统)等都包含许多不安全的因素,存在着许多漏洞。
网站中的信息数据是存放在计算机数据库中的,通常也指存放在服务器中的信息集,供不同的用户来共享。数据库存在着不安全性和危险性,因为在数据库系统中存放着大量重要的信息资源,在用户共享资源时可能会出现以下现象:授权用户超出了他们的访问权限进行更改活动:非法用户绕过安全内核,窃取信息资源等。因此提出了数据库安全问题,也就是要保证数据的安全可靠和正确有效。
对数据的保护主要是指针对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并发控制三方面。
数据的安全性就是保证数据库不被故意地破坏和非法地存取。数据的完整性是防止数据库中存在不符合语义的数据,以及防止由于错误信息的输入、输出而造成无效操作和错误结果。并发控制的数据库是一个共享资源,在多个用户程序并行地存取数据库时就可能会产生多个用户程序通过网站并发地存取同一数据的情况,若不进行并发控制就会使取出和存入的数据不正确,破坏了数据库的一致性。
3 传输线路的安全与质量问题
同轴电缆、双绞线、光纤或无线方式引入了新的物理安全暴露点,被动方式如搭线窃听;主动方式如模拟对方进行窃听。利用计算机通信设备天然存在的电磁泄露进行窃取活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隐患。部分对整体的安全威胁,任意单一组件的失密都可能造成整个网站的安全失败。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没有绝对安全的通信线路。同时,无论采用何种传输线路,当线路的通信质量不好时,将直接影响联网效果,严重的时候甚至导致网站中断。例如,当通信线路中断,计算机网站也就中断,这还比较明显。而当线路时通时断、线路衰耗大或串音杂音严重时,问题虽然不那么明显,但是对通信网站的影响却是相当大,可能会严重地危害通信数据的完整性。为保证好的通信质量和网站效果,就必须有合格的传输线路,如在于线电缆中,应尽量挑选最好的线路作为计算机联网专线,以得到最佳的效果。
网站安全管理最重要的是从体系结构上要实行最小权限原则。世界上现有的信息系统绝大多数缺少安全管理员,缺少信息系统安全管理的技术规范,缺少定期的安全测试与检查,更缺少安全监控。我国许多企业的信息系统已经使用了许多年,但计算机的系统管理员与用户的注册还是大多处于默认状态。
另一方面,由于网站是由各种服务器、工作站、终端等集群组成,各种服务器各自运行着不同的操作系统,各自继承着自身系统的不同安全特性。所以整个网站天然地继承了他们各自的安全隐患。随着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组件数目的增大,积累起来的安全问题将十分可观。
其他威胁网站安全的典型因素如下:
5.1 计算机黑客
依据Financial Times 的统计,全球平均每20 秒钟就有一个网络遭到入侵。通过偷窃码、非法进入电话系统和IP 欺骗等手段,黑客正在不断地偷窃企业内部宝贵的数据资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理由坚信任何一个网络能够免受黑客的入侵。
5.2 内部人员作案
防止内部人员的攻击也很重要。据估计,有80%的攻击来自于内部人员。任何安全系统都需要安装、维护和更新,为了降低开支,理想的安全系统应具备灵活性、可扩充性和透明性。
5.3 窃听
主要手段是搭线窃听。
5.4 程序共享造成的冲突
共享同一程序可能会造成死锁、信息失效或文件不正确的开关状态。
5.5 联网后互相侵害
对互联网而言可能有更多的威胁,即使各网均能独立安全运行,联网之后,也会发生互相侵害的后果。
5.6 计算机病毒
出于网站的设计目标是资源共享,所以网站是计算机病毒滋生和发育的理想家园。
综上所述,对于网站建设与管理者应从这五个方面切入根据实际情况,针对不同的网络结构和不同的网络应用,采用不同的网络安全管理方法,构建综合立体网站网络环境,在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的同时,还必须有完善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切实可行的安全管理机构,才能有效地实现网站安全、可靠、稳定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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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我国国内旅游收入不断增加,国内旅游业在国民经济第三产业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试通过对国内旅游经济与国内旅游人数、居民人均旅游支出和交通运输状况的相关分析了解各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程度,提出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旅游消费支出水平、提高旅游业整体服务水平以及科学发展国内旅游等政策建议。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内旅游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我国旅游业一直保持强劲势头,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但我国的旅游业存在发展不平衡,地区旅游效率和生产率发展存在差异等现象。所以为了研究旅游业发展规律,将对相关变量和指标进行OLS回归分析,系统研究对旅游收入增长因素,以便于规划未来旅游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旅游收入;影响因素;人均旅游消费
①我国旅游业的现状。中国幅员辽阔,风光秀美,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国内外的游客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这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旅游业具有拉动内需、改善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增长的作用,又因为它低污染、低能耗和高经济性,又被称作“无烟经济”和“朝阳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旅游业便飞速发展,国家也制订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来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各地政府也都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大力支持旅游业的发展。据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4.4%,远高于同期GDP9.76%的增长率。2011年实现国内旅游总收入12579.8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3.14%,相当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7.27%。据估计,未来10年间,我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10.4%的增长速度,其中个人旅游消费将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企业以及政府旅游的增长速度将达到10.9%,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②文献综述。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国内许多学者也就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占祥(2008)认为人均GDP、国内旅游人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国内旅游收入都成正相关;许建国(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要增加国内旅游收入,需要从增加旅游特色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改善交通条件等方面入手;唐文萍(2012)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旅游人数、居民可收支配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假日经济制度是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主要因素;聂晓庆(2014)认为国内旅收入的变化不仅取决于旅游人数、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农村居民旅游花费、铁路运营里程、利率水平的变化,而且取决于上期国内旅游收入对均衡水平的偏离。综上所述,针对我国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较多,而且研究角度也不同,总体来说,国内旅游人数、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旅游花费和铁路运营里程等因素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本文也将从其中的角度出发,同时加上国内不同时期的旅行社数量这个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1.1 数据的收集
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因素众多,因为旅游业具有很多特点,其中综合性即旅游业是集行、游、住、吃、购、娱等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大产业,旅游活动的综合性决定了对旅游业的影响分析较为复杂。旅游收入来自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花费(以城镇居民为代表),同时还可能受到基础设施如旅行社数量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涉及的变量有:
Y: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X2:国内旅游人数(人次);
X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元);
X4:国内旅行社数量(个)。
1.2 变量的选择
通过观察数据,根据收集到的1994到2011年的统计数据建立模型,其模型表达式为:
Yt=β1+β2X2t+β3X3t+β4X4t+μt
其中:Y为t年的全国国内旅游收入(亿元);X2为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X为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元);X4为国内旅行社数量(个)。各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预期都大于零。β1表示在不变的情况下,旅游收入的固有增长率,可近似地认为旅游收入Yt是各因素的加权和,βt表示个因素的权数,βtXt表示个因素在旅游收入增长中的贡献。μt为随机扰动项。
■=-4320.224+0.0994X2+2.8069X3-0.2764X4
由于X4不符合经济检验,所以将其去掉,再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ln■=-12.5390+1.0728lnX2+1.2781lnX3+0.0153lnX4 该模型R2=0.985603,R2=0.982518,可决系数很高,F检验值为319.4809,明显显著。当α=0.05时,t0.05/2(n-k)=2.160,只有X4的t统计量小于2.16,t检验不显著。说明多重共线性虽没有完全消除,却也被修正一部分。对系数的估计值的解释如下: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国内旅游人数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1.7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1.28%;国内旅行社数量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0.015%。所有的解释变量的符号都与先验预期相一致,则国内旅游人数、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国内旅行社数量都与国内旅游收入成正相关。经过检验该方程不存在异方差性。
从上述的模型估计的结果分析可得,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内旅游人数、城镇居民旅游花费和国内旅行社数量都和国内旅游收入成正相关。这和现实相一致,符合经济意义,即各解释变量的增加会使得国内的旅游收入增长。所以想要增加国内旅游收入,改善旅游结构,就必须先是国内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花费出现增长,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2.1 鼓励居民出行,增加旅游人次。针对居民生活水平挺高,追求更好地生活质量的心理,积极选出旅游理念,并且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来游玩。政府应该积极扶植当地的旅游产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理论上的指导,积极引导旅游业的发展。旅游部门应该增加旅游活动中的创新点,提出特色旅游和实惠旅游。比如在景色良好,民风淳朴的乡村开展“农家乐”特色旅游,游客来到此处不仅能够欣赏到美好的景色,还可以感受到此地的民风文化,吃到地方特色美食,一举多得。另外,针对不同人群和不同时期可以采取收取不同票价的方法来吸引游客。
2.2 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以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力度,能够增加游客们出行的便利,使游客们玩得舒适,更增加旅游的吸引力。比如,畅行无阻的铁路和公路路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游客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减轻旅客在途中的疲劳。加快对这些地区的基础交通建设,有利于促进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还应该建立舒适的住宿环境和服务,可以使游客们舒缓疲劳,并为他们的旅程锦上添花,同时还可以增加这些景区的吸引度。
2.3 建立合理的休假制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人均旅游花费。消费支出受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想提高居民的旅游花费,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节假日旅游人数过多,使得很多人避免出行,所以应该完善合理的休假制度,这样不仅可以使人们在繁重的工作生活之余享受生活,而且还可以使旅游收入增加。另外,改善旅游景区的购物市场环境也很必要。现在,各旅游景点“强买强卖”的现象十分严重,给游客们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也因此减少了景点的人流量。因此,景区的商家应该改善服务态度,为游客们提供具有本地区特色并且富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商品的定价也要合理,让游客们觉得性价比较高,值得购买,从而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消费。消费支出受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想提高居民的旅游花费,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在经济越发达的情况下,旅游的收入才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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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德档案是人们在医院就医期间形成的医德考评档案,是日常医疗过程中医德医风的真实、动态、全面、确切的反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影响医德档案管理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通过对医德医风档案管理现状的分析,提出若干解决的方法,以期为医德档案管理做出新的探索。
[关键词]医德医风;档案管理
医德医风建设是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医德医风档案是医务工作者进行医德实践活动的真实反映,是建立医务人员规范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提高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和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
医德医风档案的建立和应用是一个持之以恒、不断完善、持续改进的过程,是医院作为奖优罚劣、评比先进、晋升职称、聘任时的重要依据,与人事档案有同等利用价值,建立医德医风档案对加强廉洁行医、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起着重要作用。
目前,医德医风档案的管理现状存在下面几个问题:
一、缺乏正确认识。医院管理层和医务人员对医德医风档案的作用了解不够充分,对医德医风档案管理的重要意义认识还不够,甚至理解扭曲、观念模糊。同时,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对医德医风档案管理工作有不规范现象,导致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归档工作滞后,不能充分发挥档案应有的作用。
二、制度不健全。没有完善的制度约束,导致档案资料收集不全、内容不详实,档案的建立及更新整理不及时。不能做到档随人走、档如其人,容易产生有档无人、有人无档现象。
三、内容不全面。档案内容只局限于自我评价和单位评价,没能将群众评价、社会评价融入到其中,致使档案不能发挥最大的利用价值。
对于管理而言,把握好医德档案迈向科学发展道路的主要因素有:定位、资源、服务。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医德档案管理制度的定位,二是医德档案管理制度的定位是否准确。若定位于一个内容单一、重复、不具有个性化记录和记载的内容制度,是毫无意义的,资源包括医德档案资源的广度、精度和组织方式;服务涉及医疗档案工作管理者提供医德档案的信息收集、整理、查询等功能。其次,在准确定位的基础上,必须拥有自己的档案资源和服务。因此,医德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应主要从制度的定位、资源建设与服务三个方面入手:
1.依据管理制度准确定位,建立医德档案的基础
确立医德档案正确的发展方向,不仅需要医疗档案工作人员的不断实践和探索,还需要有管理制度的准确定位。制度的定位就是确定档案的特征、特定的使用场合及其特殊的使用群体和特征带来的作用。根据工作职责,将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内容进行细分,作为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和人事调整和任免的重要依据。落实到具体负责部门和责任科室,将每位医务人员的医德考核情况定期由各责任科室通过院域网络递交档案管理部门,并在医德档案库中确认。同时,引入领导监督机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更新观念,不断加强对医德档案管理工作的领导,继续积极主动地将医德考评归档纳入议事日程,为做好医德档案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2.加强资源建设,提高医德档案的实用性
医德档案的资源建设要有一个总的原则,即:要充分实现档案的实用性,使医德档案工作不仅成为推进医院职工医德医风教育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的有形载体,更是提高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加强内部管理的重要环节。
2.1拓展医德档案资源的广度。管理工作中,档案资源的范围应基本涵盖医德档案的自我评价、社会监督及本院医德评价、上级主管部门评价等方面,以保证录入文档的准确性、一致性、完整性、可靠性与适应性。这就需要我们科学判定医德档案的资源范围。
2.2加强医德档案资源的精度。与其他医疗档案相比,医德档案的管理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由于医德档案在资源量方面急剧增长,医德档案的建设在发展过程中对档案资源的精度要求不言而喻。我们要认真、及时,采取平常搜集与集中收集相结合的原则,注意日常原始材料的积累。收集时,要鉴别真伪,去伪存真,保证医德档案真实反映客观现实情况。
2.3优化医德档案资源的组织模式。医德档案资源的组织模式应主要放在整章建制、明确职责方面。结合本单位档案工作实际,构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责权统一、执行、监管互相配合和制衡等方面实现科学优化的设计和业务、资源整合。
3.对医德档案管理服务与完善的若干思考
3.1依据归档范围进行收集和整理。准确设置医德档案的文件流转与归档管理的文件捕获点,按照原始顺序进行整理,其大致步骤有四:一是盘点已有的医德档案管理系统。二是实现存储的系统性整合。三是根据档案的价值确定服务级别并实施有针对性的整理。四是实现正确说明档案的原始联系。了解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文件组合的变化,应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丰富和发展来源;对于需要长久保存的医德档案,备份复制,以防止信息流失。
3.2加大医德档案高级检索功能的开发和利用。医德档案管理的技术依托是信息技术手段。利用医院内部局域网管理医德档案,对其逐步开发高级检索功能,实现医德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使医院领导直观、快捷掌握医务人员的状况,有效提高医德档案的利用率和使用价值,更好服务于医院管理的总体目标。
3.3拓展新的服务功能。拓展新的服务功能可以针对医德档案的服务项目加以开发。首先,开展活动,通过参观档案馆中的荣誉档案、名人档案等,激励广大医护人员以本院名人的医德为榜样,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救死扶伤的职责紧密联系起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次,开设开放式评论栏目,任何患者均可在网上对医护人员进行评论,审核后,对发表评论的患者给予及时回复,保障患者的知情权,提高医疗服务的透明度;要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积极开展医德档案知识的普及性宣传教育,调动社会各界,尤其是医学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影响医德档案管理因素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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