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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媒体来说,一些盲目追求“噱头”的失实报道绝不能成为其营销手段,否则到头来,损害最大的还是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公信力”。怎样才能正确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首先要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强化媒体社会责任感。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媒介可以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它要求记者在从事新闻报道的时候,遵从客观性原则、真实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和自由性原则。如果在工作中缺乏科学责任和质疑精神,就会让媒体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例如2005年7月,一篇标题为《啤酒业早该禁用甲醛》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报道开头引用了一名被称为“啤酒研究工作者”的来信,信中指出,目前很多啤酒厂为了控制成本,用可疑致癌物甲醛充当稳定剂,并称这是我国啤酒业的“行规”。这篇报道还引用了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啤酒分会秘书长杜绿君的观点:“就产量比例来看,95%的国产啤酒都加了甲醛”[4]。虽然事后杜绿君马上发表声明指出,这篇针对她的采访报道是以讹传讹,但由于文章在短时间内已经被迅速广泛转载,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引起了韩日等邻国的关注。
最后经多方调查,中国啤酒基本上已实现无甲醛酿造的主流,所以国产啤酒95%甲醛超标是没有根据的。可见,掌握着公共资源的媒体只有秉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才能杜绝以公共利益之名炒作、追求轰动效应、谋求商业利益的可能。报道食品安全事件本是媒体塑造形象,提升公信力的好机会,但媒体只有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以理性、科学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报道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其次,要加强记者职业道德修养,杜绝恶意新闻炒作。新闻记者在工作中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采访过程中应尽可能查证所有消息源内容,不任意曲解客观事实。如果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恶意炒作之实,则是职业道德缺失的表现。恶意炒作对新闻的影响除了制造虚假新闻、愚弄受众以外,更恶劣之处还在于削弱了新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恶意炒作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普遍反感,是因为这种操作手法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也使新闻丧失了应有的尊严和存在根据,更遑论新闻功能和作用的实现。因此,媒体应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肩负的社会责任,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实事求是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再次要培养记者的科学素养,倡导新闻报道的科学精神。新闻记者在日常工作中,涉及科技、卫生、教育等众多领域的报道工作,要想向公众传达更多、更全面、更科学的信息,就必须不断加强学习,具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如果在进行专业领域报道时,记者既不去做资料搜集等案头工作,又不去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很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牢记使命,树立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多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增强报道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确保报道出的内容客观真实。
此外,要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使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维护和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舆论行为权,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舆论监督也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有效途径。社会公众可以在重大决策制定前后或实施过程当中,对决策进行广泛的评议和论证,为政府部门提供可靠的民意和社情参照,从而,为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完善贡献力量。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要搭建好大众知情权的信息平台。应充分发挥信息渠道丰富、动作反映灵敏的优势,对社会环境信息实行及时采集,随时发现和掌握各个方面有价值的信息,及时、客观、真实、可靠地提供给广大群众,为他们参政议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保证。无论何时,舆论监督只有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充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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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能在新闻、出版与宣传部门从事编辑、记者与管理等工作的新闻学高级专门人才。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发展方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键词:新闻传播 教学
近年来,中国传媒行业特别是新媒体领域的飞速前进,对新闻传播类人才的数量要求日益增多,同时对能力的要求也悄然发声转变,传统的“采写编评”人才已经无法适应新媒体时代对于全能型人才的要求。另一方面,学校的教学改革显然没有跟上传媒行业的改革步伐,“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传统观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到无法与就业需求良好对接。因此,实践教学就变成了新闻传播教学的“重中之重”,实践教学不是一句空谈,而是要培养学生的全媒体意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创新意识,实践动手能力,将他们打造成与社会接轨的人才。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的思路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新的新闻传播思路推动着新闻传播的教学改革,面对媒介融合,我们的新闻实践教学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实验教学条件有限
文科实践教学和理工科相比有其特殊性。理工科实践教学主要依赖精密仪器设备,文科实践教学则依靠于一些基于信息技术的数码设备和编辑软件。例如,数码照相、摄像机、视、音频编辑、网页制作、报纸编辑软件等等。
然而很多高校往往只注重对理工科一些精密仪器设备的投入,却不愿花大力气在文科实验室器材的投入上,尤其是新闻传播专业的数码相机、摄像机等器材的更新换代非常之快,基本四、五年一些机型就淘汰了,学校对设备的资金投入不足造成资源短缺,软件和硬件跟不上时代步伐,学生自然就缺少了很多实践锻炼的机会。
1.2 实践教学体系割裂
新闻实践教学一直是教学的重点,新闻的动手能力培养相较于其他学科要好很多,熟不知,“扛机子”、“剪片子”这些技能固然不可或缺,但是实验教学绝不是造就只懂一两项技能却没有感悟能力的“拍摄机器”。电视新闻作品的诞生,需要经过一系列流程,有新闻的策划、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拍摄、后期剪辑、文字编辑、设计、评论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流程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因此各流程之间需要进行很好的衔接,从而保障新闻作品的质量。然而,在新闻实践教学中,大多人都的对新闻作品制作过程并理解,认为不全面,认为实验课程中只包括技术和制作部分即拍摄、编辑等部分。因此,在实验课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也重在向学生传授这一部分的知识,譬如电视摄像这门课,老师主要灌输的是电视摄像的方法和技巧,然而,如果缺乏好的新闻策划、新闻采访、相关文字的表达能力,那么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技能掌握得再好,也很难打造出一个高品质的新闻作品。
而新闻策划、新闻采访这些课程又在课堂上以理论课的形式进行,策划方法和采访技巧都是靠书本和老师口头传授,更别说和后期的节目制作融合在一起了,这种割裂的片段化的教学体系很难让学生把各项知识和能力融会贯通。
1.3 传统的实验教学过于落后
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新闻实验教学中已经根深蒂固,理论学习是新闻学习的常见方法,通过理论学习后再进行实践演练,这对于其他学科效果很好,但对于新闻学却不是最好的方法。学生是一群被动接受知识的群体,其主观能动性很难发挥出来,学习成果更是很难检验。然而在全媒体新闻生产过程中,必要的时候,需要一个人掌握所有的职业化技能,同时也隐含着专业分工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有很好的人际协调、统筹调控的能力。
而目前大多数高校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环境与学生未来的媒体工作环境存有很大的差别,对学生之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学生毕业之后,到工作岗位中还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在新环境下进行学习,从而去适应一个新的媒体环境。
2.1 专业教师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
据相关统计,国外新闻传播教育人士的媒体工作经历相当丰富,大多由媒体人升华为媒体相关专业教师。根据近些年的调查,全美最佳的五大新闻院校中,很大部分的教授都有十年以上的媒体相关工作经历,所以可见从业经历对于教师的重要性。
我认为,国内新闻教育的一大缺憾就是在很多普通二本院校中,专业教师从业经历严重缺乏。目前,各大院校聘请的新闻专业教师大多都是高学位人士,其基本上是硕士及以上学位,甚至是副教授以上的职称;但真正具备丰富实战经验、媒体从业经历的教师却寥寥无几。也正是因为很多新闻专业教师缺乏从业经历,导致教师在讲授实验课程时使得自身也缺乏足够的底气,因而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事实上,如果教师自身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都不好的话,在教学中便便无法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及实践操作进行深层次的指导。因此,各新闻专业教师必须通过种种途径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复合全能型的新闻专业教师。
2.2 建设学生媒体团队
在新闻传播的教学中,可开创实验课程,建设学生媒体团队。通过实验课程的教学,为学生提供一个开放性、实战性的新闻传播学习的平台。在实验课程中,建设学生媒体团队,改变传统的新闻传播的枯燥、固定的教学模式;将课堂变为媒体空间,让班级成为媒体团队,让学生来扮演新闻作品成产过程中的不同角色,体验每个环节的工作。因此,新闻传播实验课程教学可以让学生真正带入到媒体的工作环境中,有利于提高学生专业学习的成效,实现教学的目的。以纸媒为例,学生可分别承担记者、编辑等角色,记者负责报道新闻;编辑则负责分析与选择稿件、修改稿件和制作标题,配置版面的内容。同时,学生组成的媒体人团队内部也按个人能力、经验、专业的不同划分不同级别的职务,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责。
除了服务于课堂教学的团队以外,也可以成立学生实践活动组织,搭建一个实践平台。如建立以新闻专业为依托的传媒网站,增强新闻学子之间的交流,网站由学生自主管理,内容、管理、运营、推广均由学生自主完成。成立学校的微信宣传平台和微博协会,在学生和社会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学生边干边学,增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2.3 为学生提供展示新闻成果的平台
学生的劳动成果需要一个展示的平台,激发他们实践的积极性。如开创作品展示,学生编辑制作成的校园新闻、拍摄的宣传片、创作拍摄的广告作品等均可通过作品展示的活动平台向校内外受众进行展示。此外,学科可以定期进行新闻成果的评选活动,根据平台展示的作品,选取部分优秀新闻作品进行相应奖励。
同时,学校不妨放眼校外,依托当地的地域资源,紧密联系当地传媒及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与当地政府、大型媒体集团、典范的文化产业企业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渠道,开发实验教学资源,组建学生创意团队,举办一些大型比赛、展览等等,给予学生走出校门参加实践的机会,从而帮助他们毕业之后能够顺利地走向传媒和文化产业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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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的历史相对年轻,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闻学在德国和美国形成学科,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新闻学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以及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端,通常以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标志;而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首次公开介绍传播学,通常被视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起点。现在“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五个二级学科。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当今的新闻信息处于新媒体时代,面对众多的新闻信息,人们越来越关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在构建新闻传播体系时,应该使用先进的技术,使信息能够快捷的传播,覆盖的范围进一步扩展,新闻信息应该多多注意原创率,同时首发率和落地率也应该注意。在对新闻传播人员的教育时,应努力将这些人培养成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能够跨学科的进行新闻传播创新。
随着新闻传播载体如电视机、互联网、手机等的大众化,新闻传播实现了全民化。新闻传播不再是传统的提供内容,而是对新闻内容进行筛选和加工之后在进行发布。在传播的时间上,表现为信息的即时性,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持续性存在。与经济全球化相同的是,信息也出现了全球化,信息的传播打破了传统的局限性。在新闻信息的针对方面来看,新闻信息的所关注的范围成了各行各业。同时新闻传播媒体的职业化和资本化不断成型,并衍生了相关产业。
随着新闻信息量的增加,人们对新闻信息的正确性和原创性等要求有所增加,所以对新闻人才的要求也有所提高,需要在各种新闻载体有所了解和熟知,这是由新闻传播市场所决定的。新闻人才需要具有社会责任心和专业素养,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新闻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能够更加的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求。在新闻传播工作时,需要学会与其他行业的沟通,努力成为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需要进行改革。在传统新闻传播教育中,落后的教育理念和功利化的教育使得新闻传播教育着重的方面有所偏差,培养的新闻人才在不同的素质方面有所欠缺,最终会被社会所淘汰。新闻传播教育课程方面也不能很好的满足,表现在课程的相对单一,对新闻人才的创新精神和学术的教育方面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2.1 真实性和合理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新闻教育方面的学科较为单一,内容不够灵活,较为死板,采取集中管理,加上教育机构的数量相对较少,所以在对新闻传播的认知较为相似,缺乏创新。造成这种原因的因素除了继承以往的历史之外,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政策的制定也是相关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逐渐的对新闻传播教育进行了关注,相应的态度也有所变化,相关人员通过对在国内外新闻传播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并从中进行了以下总结。
1)在政治上,新闻传播能够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进行传递,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在经济上,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带来的是知识经济的腾飞,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的经济性,通过新闻传播,能够有效的带动社会经济发展。
3)在文化上,新闻传播能够为大家呈现博彩缤纷的艺术盛宴,能够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
4)在国际方面,新闻传播作为一项软竞争力,能够很好的传播国家的形象,使得国家之间相互了解从而加强合作交流,所以需要做好新闻传播工作。
通过上文可以发现,在进行新闻传播教育时,应该尊重各学科的规律,顺应时代的发展,在传统学科方面要做好巩固和加强工作的基础上加强新学科的学习,努力与国际接轨,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将新闻信息更高的进行传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加强与他人的合作交流,不断的完善自我。
2.2 传播环境的适应
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相对来说相对落后,主要表现在传播实务、现实和应用人才的需要相对较低,面对激烈的竞争和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媒介需要合理的进行应对,否则将很难在传媒行业生存下去,非常的被动。知情人士根据这些情况进行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增加相应的专业科目,专业科目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动,设置了满足市场需求和高度职业精神的培养目标。新闻传播教育部门积极的进行自我调整,根据新闻市场的变化进行改变来适应新闻市场的变化。注意培养具有专业职业技能的新闻传播人才,广泛的适应各种工作面,扩大工作范围,不断的适应新闻传播教育的环境变化。另外,教育人员也可以通过削弱专业之间的界限、减少专业必修课和增加专业基础课来对学生进行新闻传播教育,学生在选择专业时能够获得较多的基础性知识,选择的方向也能有很多,这样也能够培养适应性人才。
2.3 超越课堂限制
新闻传播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书面教育,这样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所以我们应该在新闻传播教育时加强实践性和实战性的练习。在教育时,提高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应该超越课堂的限制,在课堂时学习理论能力之后,通过众多的实践活动来完善自我,切实的对新闻传播的核心和要领进行感受和理解。同时提高学生的复合能力,不断的跨行作业。通过“学科交叉”来熟练掌握服务“全媒体”的技能,实现自我价值。同时,超越课堂限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通过与国际上的新闻传播方面的大成者进行沟通了解。
2.4 媒介集团的转型
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可以与广播电台进行合作,通过成立一定的广播节目来加强对学生的锻炼,能够使学生对已学知识进行消化学习。学校可以通过与其他媒介单位的整合,联合的进行办学,在学校里就可以进行文化产品的创意、生产、传播等,使媒介集团的功能在校园里得到了体现。通过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合作,共同建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的篇章。
在新媒体时代下,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该拓宽新闻传播教育的涉及领域,大力开展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活动,为我国培养出大批的创新型高素质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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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移动互联网为平台与依赖的新媒体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流通平台,但这其中却隐藏着不少或虚假或浮夸等不实信息,这也折射出自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在快速、自由的发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基于这一情况,本文研究了自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所可能存在的包括真实性有待考究、合法性尚不规范、客观性有失中立等风险,并结合当下实际提出了风险规避策略,以期可以给新闻传播事业带来具有价值性的文献参考。
关键词:自媒体;新闻传播;传播风险;规避策略
自媒体又称“个人媒体”或“公民媒体”,它指的是普通大众以电子信息化的手段,借助博客、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虚拟平台,向不特定的个人或部分人群传递信息的新媒体总称。简而言之,就是公民个人的信息传播。在信息碎片化、爆炸化的大数据时代下,随着网络平台的日益开放,信息工具的日益多元,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信息分享与传播的其中一员,这就催生了以个人传播为主,以信息化为手段,向不特定人群输送信息的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人民网评指出:“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客、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改写了‘舆论引导新格局’。[1]”在自媒体时代中,每个人既是信息的受众者,又可能是信息的传播者,这给“新闻”这一特殊的信息形式带来了一定的传播风险。
早在丹吉尔默提出“自媒体”概念时,他就指出:“草根新闻的兴起伴随着严重的道德问题,包括真实性和公然欺骗。”在自媒体时代下,新闻的传播速度已然超越了传统媒体,而这其中被忽略的恰恰是事件调研这一环节,表现于外就是自媒体传播的新闻其真实性通常有待考究。特别是对于一些容易引发恐慌的事件,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分析,当公民看到这类容易引发恐慌情绪的信息时,第一反应不是确认信息的真假性,而是恐慌并迅速传播以避免身边的亲人朋友遭到伤害。2015年4月3日起,“珠海清明后将迎来17级超强台风美莎克!65年来最强!” 、“65年来17级最强台风美莎克清明后登陆登陆广东”等信息开始在微信朋友圈上热传,造成不少市民恐慌,甚至影响到一些人的清明假期出行安排,后经记者查证发现此为谣言。这一虚假谣言虽然只是小群体事件,但也反映出自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真实性有待考究。
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自媒体作为让个体声音得到释放的媒介,它也是个人言论自由的一个表现。在自媒体时代下,有不少企业都开始尝试自媒体营销,为了增加曝光度,增加粉丝数量,部分企业开始生产标题党新闻,故意夸大事实或打法律的“擦边球”而罔顾可能会越过法律雷池的危险。“自媒体的新闻生产者没有任何准入标准,个人道德素质无法甄别评价,特别是一些网络水军混迹其中,发布虚假消息兴风作浪,扰乱人们视线。[2]”加之由于目前我国并没有法律对自媒体的新闻传播行为进行过严格的规定或限制,这些因素都导致自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合法性尚不规范。以当前我国一个比较热门的社会化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为例,作为一个自媒体平台,许多网友都在该平台上进行问题的问与答。但自2013年3月向公众开放注册后,越来越多的“知乎”创作者表示自己的作品屡次被未经授权的媒体转发,且没有得到署名和稿费。虽然事件经报道并得到有关部门的介入后,部分侵害了“知乎”创作者的媒体都相继删除了侵权内容,但就经济赔偿这一问题却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纵然知乎事件只是我国自媒体传播领域的一个缩影,但传播的合法性尚不规范这一事实却不容忽视。
新闻的本质就是还原事件本身,新闻传播就是由报道者向受众者介绍说明事情的原委与真相,因此,新闻传播应当是客观的,不带有报道者个人喜恶偏好的职业行为。然则在自媒体时代下,由于每一个都可以是新闻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但与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对比起来,绝大部分公民都是没经过专业培训的,这代表着公民在进行新闻传播时,并不会遵守或者并不懂得遵守新闻传播的特点――客观性,而是更倾向于将自媒体平台作为个人情感的宣泄与释放,表现于外就是在新闻传播时融入了大量个人感情而无法保持中立的态度。以2015年年初的姚贝娜事件为例,1月15日及1月16日期间,微博与微信都引起了一场媒体、明星、草根阶层关于某报社对姚贝娜死亡之后的报道争辩。《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她的死亡》一文中的部分字眼因含有非常强烈的个人情绪,迅速在网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作为旁观者,即使不清楚整件事情,但类似字眼的确很容易在心理上引发强烈的不满及谴责之情,而这恰恰成为事件发酵并愈演愈烈的诱因。抛开事件真相,单从自媒体这一新闻传播的内容来看,不仅无法还原事件本身,更引发了社会的负面情绪,这直接体现出自媒体在新闻传播的客观性上容易有失中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想意识会影响行为选择。在自媒体时代,由于平台的开放性与多样性,每一个人都可能并且也可以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因此,要规避新闻传播风险最基础的策略是应当加强全民新闻意识的教育。第一,对专业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来讲,在自媒体时代下,应当始终遵守在传统媒体环境下的职业道德操守,即无论是以何种渠道,通过哪一个自媒体平台,其传播的信息都必须是有效的、真实的,而不能是虚假的、片面的。例如2014年昆明的“3・01”火车站暴恐事件,作为一件突发性、敏感性事件,媒体人员在报道时更加秉着还原事件的初衷,而不是为了博取眼球,在撰写新闻标题时私自贴上“新疆”标签,事实证明这一舆论导向致使部分人群燃起了对整个新疆的反感;第二,对企业的市场营销人员来讲,自媒体时代下催生了更加繁杂多样的媒体营销方式,部分从业人员为了增加企业曝光度而在自媒体平台中发布娱乐性过强或存在争议性的新闻,这一行为也应当尽量避免;第三,对每一个公民来讲,虽然绝大部分普通公民都没有受到过新闻传播方面的正规专业培训,对新闻传播时的操守也不尽了解,但最根本的底线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即是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应当始终谨记不破坏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不对他人造成任何损伤或引发各类误会或恐慌。只要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强化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自然就可以规避在传播新闻时可能存在的风险。
自媒体时代依赖的工具与技术是新媒体,而它本身也是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与日益完善的事物,因此,每一个借助自媒体平台进行新闻传播的公众都应当有意识地通过学习来掌握其使用技能,而这依赖于自媒体传播环境的有序、健康与和谐。不论是微博还是微信,产品制造者(这里指的产品的开发商,如新浪、腾讯等)都在不断地升级产品并开发出更多的使用功能,这意味着新闻传播也更加多样化与个性化,这在刺激民众使用积极性的同时也会在无形中滋生更多传播的风险。因此,政府应建立主流舆论导向,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来充当起新媒体新闻传播使用者的角色,在传播新闻的过程中也会让民众看到正确的使用方式,即是“领袖意见”效应,让民众在提高认知的过程中去跟随“领袖”的传播新闻,以正确的方式去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价值。通过这样类似的由点成线、由线成面的方式来自逐步打造一个和谐友好的自媒体传播环境,以减少新闻传播的风险。
诚如上文所述,目前自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存在合法性尚不规范的风险,究其原因就是相关法律的欠缺与监管部门的模糊。考虑到法律的修缮绝非一朝一夕且需要经过多次探讨审议才能够出台,因此,笔者在这里不对完善自媒体平台的法律条文进行过多的笔墨陈述。除了法律强制性规范监管外,目前,可以得到执行的策略是相关部门应当有意识地对网络平台进行舆论的监管,特别是注意发现公民或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的不实信息传播,及时予以澄清,避免不实信息进一步扩大以影响到公民的判断。同时要责成不实信息传播者负起相应的舆论责任,如国务院国资委就在近日发表了关于“中央企业将进行大规模兼并重组,数量或减至40家”这一虚假信息的澄清说明,该信息最早是由某媒体发表,但事件当事人,中石油、中石化均表示未得到来自于任何政府部门有关中石油与中石化重组整合传闻的书面或口头信息。对此,央视也在个人的官方微博上进行了这一不实信息的澄清报道,及时消解了民众的误会。针对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在自媒体新闻传播相关的法律条文还未落地前,政府应当深入发挥自身的舆论监管职能,比如成立相关部门专门对自媒体平台上的信息进行监管,以减少不实信息在民众中传播的几率。
随着民众对自媒体新闻传播方式的认可及对自媒体平台的高频度使用率,越来越多的政府职能部门意识到自媒体传播的重要性,随之也根据自身实际开设了本职能部门的微博或微信等。这一现象也代表着政府积极融入到新媒体的决心与行动,除了在平台上及时发布信息并与网民进行沟通交流外,还应当做好两个方面的职能。其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大众媒体舆情。特别是对于一些突发性、偶发性、社会影响广泛性的社会事件,政府新媒体相关人员应当及时出来回应并以最快的速度去播报并同步跟进事件进程,如近期发生的尼泊尔8.1级地震,除了传统的电视新闻与报纸外,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也在其官方微博与微信上不间断地报道事件进程,让民众了解到“尼泊尔8.1级地震”这件事情整个过程的真实性,避免民众从其他不良渠道获取了错误信息而引发误解甚至恐慌;其二,联合主流新媒体同行,扩大自媒体影响力。“在自媒体时代,掌握着主流话语权的媒体依然是传统的电视和报纸等大众媒体,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依然是社会和网络议题的设置者。[3]”要规避自媒体时代下可能存在的新闻传播风险,各个主流媒体的新平台应团结一致,保持信息畅通,以在转播真实新闻的过程中逐渐扩大影响力。诚如上文所述,唯有从整体上优化自媒体的传播环境,打造一个健康有序的自媒体传播系统,才能尽量减少可能存在的传播风险。
总的来讲,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催生了舆论的多样化与丰富化,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了“发声”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它也给新闻传播带来了包括传播的真实性有待考究、传播的合法性尚不规范、传播的客观性有失中立等传播风险。对此,我们应当积极应对,不论是政府还是媒体,不论是企业还是公众,作为自媒体时代下的传播者,应当联合起来,从新闻意识、传播环境、平台监管、舆论导向这四个方面去规范并优化整个自媒体的新闻传播链条,以发挥科学技术的最大价值,让其更好地服务于新闻,服务于生活。
人民网舆情检测室.打通“两个舆论场”――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EB/OL].人民网,2011-07-11.
周晓红.自媒体时代: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J].新闻界,2011(4).
谭立立.自媒体环境中的危机信息传播研究[J].新闻界,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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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意见,公民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社会舆论变得更加多元、复杂。我国传统媒体过去被简单看成是政府的喉舌,今天它却集信息载体、舆论机关、公共论坛和经济主体于一身。因为传统媒体是专业人群从事的职业活动,所以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下,传统媒体的声音依然最清晰、最权威。政府要想引导社会舆论,必须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充分利用好传统媒体的权威性,这样才能分散掉新媒体空间内的舆论能量。
【关键词】传统媒体;舆论引导;权威机构
新媒体的出现给新闻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媒体对新闻生产的垄断被打破,公众进入自己生产内容的时代,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就能瞬间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的媒体。网络的自由传播和无限容量,让公众找到了一个意见表达的天堂,痴情的网民每天都向虚拟空间上传大量的文字、图像和视频。然而,天堂并非绝对完美。公众自己生产的信息,其消息来源值得怀疑,内容的可靠性、准确性和真实性难以检验。重新检视多元、复杂的舆论环境,传统媒体的声音依然最清晰、最权威,人们对世界的了解最终还得依靠职业性的新闻传播。我国传统媒体(主要指报纸、广播和电视)拥有国有身份,占据优越的媒体资源和社会资源,但很多媒体却屡屡在重大新闻、突发新闻报道中无所作为,一些媒体的日常新闻采访不断被弱化、恶化,沦落为依靠摘编网络、尾随网络来生活。舆论理性与否影响国之兴衰,在当前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巩固好传统媒体的权威性,让传统媒体成为检验社会流言的最后标尺。
一、媒体身份的裂变与媒体舆论的多元化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一直被认为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在现实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国家有一整套制度保障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任何媒体只要偏离制度设计必将遭到惩罚;媒体作为“人民的喉舌”则明显制度建设不足,经常要靠领导人的开明和恩赐。改革开放后,市场的诱惑和财政的断奶,使传统媒体逐渐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市场放大了媒体的经济基础,带来了媒体身份的不断裂变,媒体单一的喉舌功能被打破。今天媒体不仅是政府的喉舌,而且是信息载体、公共论坛和经济主体。媒体身份的多元必然带来媒体舆论的多元,舆论一律的格局在不同地区正在不同程度地被改变。
1.媒体作为信息载体,需要及时发布世界变动的信息
我国近代报刊诞生之初就注意到“信息沟通”的功能,林则徐曾主张“探访夷情,知其虚实”;魏源提出“夷情备采”,“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后梁启超更是提出“去塞求通”的思想。但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报刊更加注重宣传功能,主动承担起启蒙、革命和国家现代化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坚持把党报作为舆论宣传、联系群众、发动革命的重要工具。1929年9月党刊《布尔塞维克》刊登了《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一文,引用了列宁的“报刊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说法。1942年,《解放日报》经过改版,中共党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了完全的党报,并由此奠定了中共党报理论”[1]。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致读者》中明确了党报的工作原则:“不仅要在自己的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动向密切关联,呼吸相通,是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和倡导者。”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的新闻媒体都被纳入党的管理之下,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报维护党的权威、统一全党思想是必要的,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行政权力对媒体日常事务的频繁干预,使媒体蜕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被严重忽视。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新闻规律开始回归,报道经济、社会信息逐渐成为媒体的重要任务,“读者需要论”、“社会需要论”得到了新闻界的肯定。中国媒体回归信息载体功能,强化了国内外新闻的报道,舆论控制在面对“受众需要”时有所松动。同时,媒体上“假、大、空”式的文章相应减少,帮助公众绘制社会地图成为媒体的重要任务。
2.媒体作为舆论机关,发布政治信息的技巧不断改进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强调党报身份和宣传功能。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党委宣传部都直接管理各类媒体,政府部门和文件习惯于将媒体称为宣传部门、宣传机构。《人民日报》社论长期被等同于政府文件,其他各地党报社论也各自代表本级政府意图,报纸社论甚至具有法律法规的效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我国媒体都曾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也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舆论氛围中拉开序幕的,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中,中央级媒体更是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但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集中宣传、舆论一律的做法,传播效果越来越不理想。近年来政府的政治传播思路正在不断转变,空话、套话相对减少了,政治传播的人情味、民生性增强了,舆论宣传越来越注重普通群众的感受。
3.媒体作为公共论坛,需要呈现不同阶层的典型意见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办报延续了中国士大夫“文以载道”的传统,开启了“文人论证”、“言论救国”的办报风气,主张报纸要做人民的喉舌,“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2]。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报业的理解有限,更难理解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他们也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声音,他们在功利的“救国心态”指导下,只能成为“观念的自由主义者”,“救国有心,行动无力,只能在国共斗争的夹缝中讨空间,最后奄奄一息,惨遭失败”。[3]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传媒崇尚自由主义理念,为言论自由挣扎奋斗。中国共产党的传媒,本是承接上述传统、在与国民党新闻管制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4]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国家权力渗透到私人领域,个体的意见表达受到了很大限制。表现在媒体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了党媒一统天下的格局,媒体成为单一的政府喉舌。经过一次次运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垄断了媒体话语权,各地媒体只能“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媒体的经济基础、媒体规模和产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随着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社会渐趋形成;再加上新媒体的崛起,公众发表意见的平台不断延伸。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当代中国传媒不得不重视民间的声音,媒体上的声音和观点变得更加多元,政府意图、集团利益、民间呼声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兼顾和反映。
4.媒体作为经济主体,必然会在市场竞争中追逐利益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媒体很快实现了完全的国有化,媒体的日常开销都由财政负担。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对传媒的要求不断提高,由财政全包的媒体发展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于是媒体开始走向市场,传媒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媒体的成本意识、质量意识明显提高。如凤凰卫视就曾因“务实”的风格而深受业界的追捧,其控制成本的策略曾被归纳为一句名言:“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最好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在节目制作上凤凰卫视往往采取“广告先行”的战略,“首先是在真正开始制作播出之前,必须进行广告分析,如果广告前景不好的节目则坚决不上。[5]其次是通过节目策划案、制作节目样片等方式先找到节目广告,然后再开始制作播出节目。”[6]其他如南方报业、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第一财经等媒体,都将经济效益作为重要的标准。媒体进入市场分解了财政的压力,壮大了媒体的实力,也提高了信息产品的质量。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媒体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后,市场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那些原本只在西方媒体出现的负面现象,今天在我国媒体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媒体炒作耸人听闻的新闻、媒体内容过度娱乐化、资本力量控制媒体生产等等。在医药、房地产、股市等行业,资本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很多媒体,媒体舆论成了资本的婢女。
二、传统媒体依然是舆论引导的权威机构
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完美的民主和自由,将来也无法实现完美的民主和自由,但人类在精神上始终不会放弃对民主和自由的执著追求,这恰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今天,公民社会逐渐成熟,个体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人人都能发表意见,人人都要维护自身权益,每个个体都能主张自己的权利,这必然会增加舆论环境的复杂性。社会舆论可以促进民主,也可破坏民主,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舆论更容易被金钱所收买、被强权所控制。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崛起,我国公共领域不断被放大,公众更能自由地表达意见,然而,舆论的情绪化、肤浅化却日益突出。传统媒体虽然身兼四种身份,但总体上发出的声音是理性和平衡的,他们仍然是舆论引导的权威机构。
1.传统媒体是特定人群从事的职业活动
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是职业化的新闻传播工作者,他们接受过专门的新闻传播理论教育和专业训练,能够把握新闻传播事业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同时,新闻传播工作是新闻传播从业者的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的来源,他们会更加珍视这份工作。在没有强大的外力作用下,新闻工作者首先会按新闻规律从事新闻传播活动。
近年来新媒体不断出现,信息传播领域不断放大,但最具社会责任感的传播者,还是传统媒体的职业新闻工作者。网络、手机等领域有更加专业的技术人员,但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不是生产传播内容,而是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技术服务,内容生产则由公众自己去完成。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还是自然科学层面上的技术工人,缺乏必要的新闻素养和人文素养。那些在网络中不断制造轰动事件、热点效应的幕后推手,更是把经济效益当做第一追求,经常通过践踏道德底线获得利益回报,他们更不能算职业新闻传播者,顶多算信息营销的高手。至于那些泡在网络中的芸芸众生,他们更不可能有系统、专业的新闻职业训练,期望每个公民都有很高的媒介素养,能够非常自觉地自我把关,不仅是苛刻的而且根本无法实现。只有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他们会主动核实新闻来源、进行自我把关,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尤其是舆论环境异常复杂、媒体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传统媒体更是将权威性和可信度,作为在社会上赢得职业地位、社会地位的资本。李瞻认为“世界上具有最高可信度的报纸,是英国的泰晤士报(The Times)、法国的世界报(Le Monde)、美国的纽约时报(The N.Y.Times)与日本的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等,而世界上享有最高可信度的广播电视公司,是英国的BBC、德国的ARD与日本的NHK”。[6]这些媒体“有独立的董事会,固定的资金来源,以及编辑权与所有权的划分制度”。[6]近年我国传统媒体更是把公信力、权威性看成媒体的“命根子”,努力建设、小心呵护。如《南方日报》提出“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口号;《扬子晚报》的宣传广告是“公信力、引导力、影响力,三个力量撑起勇担责任的扬子品牌”。
2.传统媒体能够相对自觉地遵守职业和社会规范
任何行业都有自身的职业规范和运行规律,只有遵守这些规范和规律,这个行业的发展才是健康的、有序的,才能赢得稳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对于传媒来说,及时报道新闻是其基本功能,而突发事件报道是其核心业务。如果媒体经常性地在突发事件中缺位,传媒行业的信心和士气就会受到打击,整个行业就可能萎靡不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媒体在进步运动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形成了不畏强权客观报道的传统。虽然新闻专业理念过于理想化,但它确实为媒体赢得了社会声誉。罗斯福总统曾经将揭丑报刊贬为“扒粪者”(muckrakers),指责他们是“不仰头看天国的王冠,而只顾扒集污物的‘带粪扒的人’”。[7]然而,美国新闻工作者不以为耻,反而欣然接受了总统的“无私馈赠”。《纽约时报》在创办之初就坚持“无所畏惧,不偏不倚,并无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这一信条和“刊载所有适宜刊载的新闻”、“力求真实可靠”被永久地印在报纸一版的左上角,成为《纽约时报》的招牌和受人尊重的最大因素。泰德·特纳在创办CNN时就期望开创电视新闻“公正、精确、负责任”的全新面貌。BBC WORLD 24小时电视新闻频道恪守的信条是:独立(independence)、客观(objectivity)、准确(accuracy)、公正(impartiality)。
媒体在新闻实践中形成了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虽然这一原则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绝对兑现,但它至少反映出整个媒体行业对理想新闻状态的追求。2008年我国汶川发生大地震,CBS、BBC、CNN等世界知名媒体在对地震进行报道时,都自觉对画面进行了技术处理,尽可能地保持遇难者的形象和尊严。中国报业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新闻理念,它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互通,其中以天津《大公报》的“四不原则”为榜样。《大公报》提出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办报方针,其实质是效法《纽约时报》“无私、无惧”(without favor,without fear)的纲领。
3.我国传统媒体有良好的自我把关传统
我国传统媒体基本上都属于国有资产,党委和政府对媒体具有绝对的行政管理权和资产支配权,在此基础上成长的中国传媒一直有很强的自我把关传统。在长期的媒体管理制度下,媒体管理队伍均被纳入干部队伍管理,主要领导不仅是媒体的管理者,更是久经考验的党的干部。因此,我国媒体不仅严格遵守党纪国法、文件规章,而且会进行自我把关、自我审查,自觉将党和政府的要求内化为新闻的生产标准。多年来,我国媒体一直坚持政治家办媒,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始终保持舆论的连续性、稳定性。在重大节日和重大问题上,新闻媒体都会对报道风险进行判断和预测,充分考虑到舆论的影响力,该加温的不丧失时机,不该加温的把握好分寸。在复杂的事物面前,媒体都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看不准的,宁可不要匆忙宣传,不要追风赶浪,误导群众”。[9]近年来,在传媒市场化过程中,我国媒体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专业主义精神,一些媒体和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明显提高。在2009年的邓玉娇案件中,与新媒体疯狂的舆论相比,传统媒体始终以保护邓玉娇合法权益为底线,没有一家媒体出现一边倒的现象,媒体普遍有了独立的判断和冷静的思考。因为消息来源缺失,传统媒体只能从律师处获取信息,但多数媒体对律师的言行始终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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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时代构建了新的人际关系网络,微博、数字报刊、手机短信、移动网络、SNS社区等新媒体的兴起正改变着人们接收信息的习惯。新媒体以其交互性、非强迫性、多元性、时空广泛性等特征弥补了传统媒体公益宣传存在的一部分缺陷,在一系列公益事件中发挥出强大的宣传功效,其与公益的结合已成为趋势,而更多更好的结合方式则需要各公益主体在实践中进行不断的探索。与此同时,相关制度与管理体系的不完善、技术手段的局限,使得新媒体公益传播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集结政府、公益组织、媒体等多方力量进行完善与解决。
【关键词】新媒体,公益传播,互联网,信息,
公益传播是指具有公益成分、以谋求社会公众利益为出发点,关注、理解、支持、参与和推动公益行动、公益事业,推动文化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非营利传播活动。大众传媒作为公益传播的载体,在公益传播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传统媒体公益传播。传统媒体公益传播往往是以公益广告、公益节目的形式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进行宣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传统媒体的公益传播占据了绝对的主流位置并取得了可观的社会效益,但网络技术的进步在悄然改变着大众的行为习惯以及舆论的传播方式,传统媒体的公益传播渐渐显露出较为明显的问题与局限。
以公益广告在报纸杂志的传播为例,报纸杂志的公益传播依托的是其作为历史较长的媒体所积淀起的公信力,好的报纸杂志具有强大的“品牌”价值,而公益广告的公益价值恰恰需要建立在海量的发行基础和良好的公众形象之上。但是,平面的公益广告往往缺乏创意,由于创意不足,导致其所传达的理念不能深入人心,大众从“看到”到“参与”之间的转化率极低。另外,随着报纸杂志市场的细分化与专业化,许多媒体不再具有公益广告所需要的“量”的基础,广告投放效果甚微且成本增加,同时,公益广告也很难与专业媒体的定位和内容相融合。此外,由于报纸杂志有固定的发行周期,时效性相对较差,间断的、相对独立的公益广告、公益活动不能起到从根本上增强全社会公益理念的作用,针对社会事件的公益宣传有滞后性,同时缺乏反馈与互动。
新媒体公益传播。近年来,技术进步带动了新媒体指数化的成长,数字电视、数字报刊、网络、手机短信、触摸媒体等媒介成了更为广泛应用的传播手段,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而传播公益理念的公益广告、公益新闻、公益活动等发起者和受众都极其广泛,可以说公益尤需传播,而新媒体独具优势。
相较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的互动性与及时性极强,每个接收者同时也可以是传播者、监督者,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的知情与传播“特权”被弱化,信息的监察权力也分散在受众之中,且传播者、接收者、监督者的身份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变换频繁,信息制造与传播在广泛的受众群体中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整个过程具有很强的互动性与及时性。此外,新媒体制造与传播信息的成本极其低廉,近乎为零,对受众多为免费,每个人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大众传播,大大提高了受众的主动性,同时,形式、内容多样的新媒体体现出小众化、个性化的特点,在某些特定人群中具有极高的关注热度和极强的影响力。
基于新媒体的特点与优势,结合传统媒体公益传播所遇到的问题,新媒体环境下的公益传播能体现出以下特质:
1.交互性。新媒体传播是双向的,尤其是通过网络,在公益传播的过程中可以及时得到受众的反馈信息并引起主动的再传播,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传播者,对信息具有再加工的权力,交互性极强。
2.非强迫性。基于新媒体的互动性特征,受众对信息具有选择权,在公益传播中,受众可以自由转换身份,其主动性对传播效果具有显著的影响。互联网环境下,受众并不是完全分散的,多以兴趣、行业等细分化标签为基础聚集起来,彼此之间有一定的信任度,对于信息的传播热情相对较高,同时,参与感能带来一定的愉悦,使传播的主动性更强。
3.时空广泛性。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覆盖的时空范围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基于公益传播的教育性、观念性、倡导性等特征,新媒体所提供的传播环境更适合进行公益传播,同时,新媒体环境大大降低了公益传播的成本。
4.多元性。新媒体环境有利于公益传播形式的创新,例如,视频、动画、短信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在公益广告中运用,微博、社区、主页等可以积极运用在公益组织和公益活动中,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可以进行有机结合,针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事件进行差异化的包装宣传,使公益传播不仅仅停留在平面图文、电视广告的层面,更加生动、富有创意,进而深入人心,达到更佳的传播效果。#p#副标题#e#
新媒体构建新的人际关系网络。公益活动往往通过“滚雪球”式的人际关系加之媒体宣传进行传播,而网络包括移动网络等媒介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构建出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和互动性特征,在不断的分享与互动过程中很容易培养起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而集体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吸引认同感的过程。
新媒体环境使以往的“大公益”碎片化,“微公益”渐渐成为趋势,公益活动的主导角色不再由政府、企业、公益组织所担当,每个网民都可以是公益活动的发起人、倡导者、参与者,公共意识代替传统的官方意识进行着公益引导和动员,公益传播的方向由传统的自上而下变成了自下而上。同时,即时的互动交流使公益活动的每一步过程透明化,使得更多的潜在参与者能够及时获取信息。微公益的参与方式多种多样,在不断的互动、分享、传播中,公益理念得到了可持续的传播,参与者也获得了精神上的快乐,由此激发出更多的参与倾向。
线上线下融合。目前,完全的在线公益活动往往规模较小、缺乏有力的组织,同时,在线集体活动因存在“搭便车”、公信力不足等问题,往往难以取得显著的成效,而利用新媒体优势,对公益活动进行造势宣传,融合线上线下渠道,则能进一步整合公益资源,扩大参与人群,传播公益理念。
2011年的“地球一小时”活动是新媒体公益传播的极好案例,该活动并未通过新闻发布会等传统模式进行前期宣传,而是录制了活动主题曲的视频放在活动主页上,同时转载到搜狐、腾讯等门户网站,并在人人网、新浪微博等SNS社区得到了广泛的分享和传播,许多明星以及其他公众人物也通过网络互动积极地进行了宣传,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地球一小时”官网与百度、优酷、人人网、新浪微博等20余个在线平台进行合作,依靠网络所得的主页点击率及活动影响力是传统媒体远远不能达到的。而活动规模通过新媒体扩大之后,具有权威性的传统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后期报道,进一步强化了传播效果。
助推公益事业发展。政府、公益组织、企业、传统媒体等是公益事业的有力组织者、引导者,也都是具有丰富线下资源的公益传播主体,在新媒体环境下,公益传播依然需要有力的组织与正确的引导,因此,线上宣传、线下运作的融合模式较适合当下的公益活动,而对各方公益传播主体来说,卓有成效的传播技术与公益热情同样不可或缺,必将强有力地推动公益事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新媒体公益传播的主要问题。根据霍夫兰的“可信度效果”研究,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信源的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而公益传播尤其需要可靠的信源,其公信力是影响公益活动最终效果的关键。然而,新媒体传播在公信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劣势。以网络媒体为例,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平台,各主体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来往,在此平台建立起的人际关系、兴趣和感情不够牢靠,在牵涉注册、捐款等公益活动中常见的环节时,往往参与度不高,因为网络本身就带给很多人不信任感。另外,由于网络传播环境错综复杂,虚假信息、非法传播常常无孔不入,在微博中打着“献爱心”的名义私募善款骗取钱财、“网络乞丐”等现象偶有出现,而受众对于公益活动本身就很敏感,一旦有人产生质疑,负面情绪便会通过网络迅速扩散,导致人们对公益活动及公益组织的信任度大大降低。
新媒体的灵活性、交互性、低成本、广覆盖在使其能够便捷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导致监督管理难度增大,如身份认证体系不完善、信息审核体系不健全等重要问题都亟待解决。具体到公益事业上,网络上大大小小的公益组织成千上万,但大多并未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官方认证,且彼此之间缺乏合作与沟通,导致广大网民对网络公益组织普遍缺乏信任,公益活动难以真正推行。许多网络公益人士对公益事业满腔热忱,却没有法律法规赋予的合法“身份”,许多公益行为究其本质却是“非法”活动,不仅难以真正践行公益,反而受到网民的非议。在网络公益传播过程中,信源不唯一且难以确定,虽然透明度高,但信息往往真假难辨,容易导致善款去向不明、组织者身份不明等问题。追根溯源,新媒体公益传播的劣势主要是制度缺陷导致,然而目前,实体化的公益事业尚且难以推行,相关制度并不完善,网络等新媒体的公益传播管理自然需要更多的时间。
解决当前问题的思路。基于新媒体公益传播的发展趋势以及当下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新媒体传播技术培训,创新新媒体环境下公益传播方式以及完善相关制度。
公益传播过程牵涉的主体很多,在新媒体环境下,公益传播的各主体都应对相关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政府相关人员通过掌握新媒体传播技术,可以对公益传播进行有力的推进和正确的引导,同时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对于企业、各公益组织来说,掌握新媒体技术是传播公益、策划网络公益活动最关键的因素。而对于广告公司、媒体来说,技术是新媒体公益传播形式不断创新的保障。
新媒体的特征尽在一个“新”字,新媒体环境下的公益传播也需要不断创新。公益传播应跳出以固定的“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对广大受众的心理及差异化需求进行分析,利用新媒体环境下丰富的资源进行更为广泛的公益传播。网络群体的聚集往往基于兴趣、行业、地域等特征,针对不同的群体,公益传播应有对应的策划方案。另外,许多草根NGO及意见领袖对网民的影响极大,加强身份认证体系以及提高传播技巧将使得现实生活中的公益组织、媒体等在网络环境中获得强大的公信力,有力地引导公益传播方向以及受众的行为。
新媒体环境下用户众多、覆盖广泛、资源丰富,为公益的关联营销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使公益传播成本低廉且效果显著,并为未来公益传播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如将公益与网游适当结合,将公益理念渗透到游戏设计当中,对网游的主要用户,即青少年群体起到积极引导的作用。新媒体环境下公益营销的创新方式不胜枚举,企业也可利用新媒体进行各式各样与公益相关的关联营销,但要将每一种思路都付诸实践还缺乏成熟的条件,各种创新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公益传播的各个主体长期的共同努力。
此外,制度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目前,针对实体公益事业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体系,在新媒体环境下对公益事业进行监督管理更加无法实现。此外,如公益组织的法律认定,组织公益活动的权利界定,善款筹集的监督责任等相关规定在实体公益中尚不能完全落实,且并不适用于错综复杂的新媒体环境下的公益事业。因此,政府应建立与新媒体特征相适应的公益传播制度体系,以促进监督管理体系的完善,使得新媒体环境下的公益传播有法可依,秩序井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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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是深刻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舆论发生的主客体条件,使得公众舆论已渐渐地走向了可能,但互联网作为新兴传播媒介的弊端也在日益暴露中,如何使网络时代的公众舆论走向正途,除了如李普曼所说,需将希望寄托与于社会精英阶层外,更多的是需要每一位网民能够剔除内心的成见,以理性和自觉去了解事实的真相,然后再依据理性和真相表达出公正的意见。这样形成的公众舆论的质量才会逐渐提高,也才会构建出更加明晰而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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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构建新的人际关系网络。公益活动往往通过“滚雪球”式的人际关系加之媒体宣传进行传播,而网络包括移动网络等媒介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构建出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和互动性特征,在不断的分享与互动过程中很容易培养起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而集体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吸引认同感的过程。
新媒体环境使以往的“大公益”碎片化,“微公益”渐渐成为趋势,公益活动的主导角色不再由政府、企业、公益组织所担当,每个网民都可以是公益活动的发起人、倡导者、参与者,公共意识代替传统的官方意识进行着公益引导和动员,公益传播的方向由传统的自上而下变成了自下而上。同时,即时的互动交流使公益活动的每一步过程透明化,使得更多的潜在参与者能够及时获取信息。微公益的参与方式多种多样,在不断的互动、分享、传播中,公益理念得到了可持续的传播,参与者也获得了精神上的快乐,由此激发出更多的参与倾向。
线上线下融合。目前,完全的在线公益活动往往规模较小、缺乏有力的组织,同时,在线集体活动因存在“搭便车”、公信力不足等问题,往往难以取得显著的成效,而利用新媒体优势,对公益活动进行造势宣传,融合线上线下渠道,则能进一步整合公益资源,扩大参与人群,传播公益理念。
2011年的“地球一小时”活动是新媒体公益传播的极好案例,该活动并未通过新闻发布会等传统模式进行前期宣传,而是录制了活动主题曲的视频放在活动主页上,同时转载到搜狐、腾讯等门户网站,并在人人网、新浪微博等SNS社区得到了广泛的分享和传播,许多明星以及其他公众人物也通过网络互动积极地进行了宣传,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地球一小时”官网与百度、优酷、人人网、新浪微博等20余个在线平台进行合作,依靠网络所得的主页点击率及活动影响力是传统媒体远远不能达到的。而活动规模通过新媒体扩大之后,具有权威性的传统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后期报道,进一步强化了传播效果。
助推公益事业发展。政府、公益组织、企业、传统媒体等是公益事业的有力组织者、引导者,也都是具有丰富线下资源的公益传播主体,在新媒体环境下,公益传播依然需要有力的组织与正确的引导,因此,线上宣传、线下运作的融合模式较适合当下的公益活动,而对各方公益传播主体来说,卓有成效的传播技术与公益热情同样不可或缺,必将强有力地推动公益事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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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和新闻理念的变化,新闻媒体传播的信息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新闻媒体传播文化的社会责任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论文关键词】民生新闻 公共新闻社会责任
【论文摘要】民生新闻及公共新闻,因其“受众本位”核心,一直深受公众认可,而随着新闻传播渠道的延展,受众媒介素养提高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新闻传播理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新闻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入手,解析新闻媒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随着社会发展和新闻理念的变化,电视新闻的形态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趋势,其中包括最近几年引起关注和热议的民生新闻以及公共新闻。而科技的发展推动着媒介不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除了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网络、手机等新兴的传播媒介,也迅速发展起来,信息的传播力度和流动性大大增强。新闻类型和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使得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风格、品位、讲述方式以及对生活的影响面,都有了更多的要求和期望,也赋予其更多意义。
“社会责任论”,在20世纪40年代末出现在美国,后来传到西欧和其他发达地区。这一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还要对社会负责。主张通过讨论来解决冲突,注重保护个****利和重大的社会利益。
民生新闻是关注人民生计、关注市民生活的新闻,即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取材,内容上锁定群众的生存状况、生存空间,关注群众的冷暖痛痒、喜怒哀乐,其基本原则是 “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民众话语。”而形式上则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手段,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和互动性,拉近电视与观众的距离,因而得到受众的欢迎和认可。
公共新闻理论于1990年左右在美国新闻界出现,我国学者孙旭培曾把“公共新闻”概括为:“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从国内一些电视新闻栏目的发展看,公共新闻是民生新闻从平民化走向公众化的升级版。
网络技术为“公共新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更新的天地,因为“读者和观众现在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渠道,他们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丧失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敬畏。”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从受众转变为传播者,主动地加入到传播活动中。2004年8月,美国“公共新闻网络”主席Leonard Witt教授正式提议,考虑将“公共新闻”与“参与式新闻”相结合,改称为“公共与参与式新闻”,强调公众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性。
无论是民生新闻、公共新闻还是公共参与式新闻,这类型新闻从诞生到发展核心都是人,它们所关注和打算传达到的人群、希望塑造和引导出来的群体也从平民提升到公众再提升到公民。这一步步的渐进过程无不彰显着新闻媒体的目标和志向,同时也意味着新闻媒体自身要承担更重要的社会责任。换句话说,这类型的新闻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它们将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力地促进和推动公众应享有的权利,这正是新闻媒体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
一、坚持真实报道,扩大公众知情权范围
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有力载体,应反映公众意见,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维护公众利益,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并在满足人们新闻需求上推动政府的民主开放,促进公众知情权的进一步深入。这其中,记者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着名报人普利策曾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但是,当湖南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长面对媒体调查竟质问记者:“空饷吃的是地方财政,不是国家财政,关你记者什么事?公务员吃空饷的更多,你们记者怎么不去关注?”如此荒诞的言行、无知的举动实质是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
公众知情权赋予媒体采访权,但如果采访权使用不当,也会造成新闻侵权,或者陷入新闻监督的误区。2007年的“纸包子”事件成为滥用媒体公信力的恶劣范本。虽然当事人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也在业界和社会上身败名裂,但是不实的新闻、虚假的报道已严重侵害了公众的知情权。
新闻媒体报道及时、深入、全面、真实与否反映了一个政府的民主开放程度和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特别是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由于新闻媒体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冲在了最前线,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均第一时间及时、充分地报道了地震的消息,充分体现了媒体的责任意识,这在建国以来突发性事件报道中有着诸多突破,意义重大。电视媒体更是借助本体优势在此次报道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追求事实真相、开放、透明地全方位报道,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增强了媒体的公信力。
二、反映民意,为受众提供表达平台
古人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就是意见和情况的表达和传播,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没有“言”,人也不成其为人了。尊重受众表达权是新闻的手段,为扩大受众表达权提供平台,也是媒体吸引读者眼球、增加亲和力的重要支撑。一直以来,民众的表达权大多是由主流媒体来代言的,这也符合社会参与论的主要观点,即“大众传播媒介应是公众的讲坛,而不是少数人的传声筒。”所以,较早出现的由北京电视台制作的代表民生新闻品质的电视节目《点点工作室》(后改为《元元说话》,至今叫《第七日》)备受欢迎,紧随其后的《北京特快》和成都电视台的《今晚8:00》也都呈现了典型的民生新闻特质。直到2002年,江苏电视台推出的《南京零距离》一度成为民生新闻的巅峰之作。不管这类新闻发展到哪个层次,“受众本位”,“民本取向”都是其核心,为观众设置热线、互动话题、短信平台、观众播报等环节,给受众意见的表达提供了平台和空间。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带给传统媒体近乎颠覆性的变革,这让民众表达权的代言者范围进一步扩大。论坛、个人空间、博客以及微博等新平台的出现,使得传播的门槛再次降低,碰碰键盘、点点鼠标,只要会上网就能将自己的观点、态度和情怀传播出去。从前几年的孙志刚事件、史上上最牛“钉子户”到最近几年的华南虎、躲猫猫事件、3Q大战以及方舟子微博打假,一系列关注民主、关注国家的事情经过了一个从“虚幻”的网络空间摆到各级政府桌面上的过程,普通受众拥有了表达权,人们发言、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
三、引导舆论,保障公众监督权施行
在当代新闻传播中,真正对新闻媒介握有生杀大权的,往往是广大的受众。新闻媒介在国家公共事务中真实、广泛、全方位的报道,使得公众的监督权在法治的轨道上日益发挥出规范公权、镜鉴政府的作用。而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制度、住房保障、金融秩序、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的每一阶段也都有新闻媒体进行追踪报道,这使得更多的民意被吸取,改革过程也更加公开透明。
同时,新闻媒体特别是新兴的网络媒体也是监督反腐的一股重要力量。由网民予以曝光的女检察长豪车事件,政府官员境外旅游、被停职的过错官员低调复出,“我爸是李刚”事件等等问题人物和事件逐渐由网络空间延伸至现实社会,不断扩大的社会影响和公众关注度最终使得这些不符合规定、常理的非制约并加以改正。
四、加强公民意识,提升公众的参与能力
进入“公共参与式新闻”层次后,新闻报道就不单单是反映事实本身,还包括提升公众对新闻事件及其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判断力,增加公众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和主观能动性。社会治理离不开公民权益的充分表达,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媒体来实现。目前人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很高,但在现实生活中能拿出精力、肯花时间来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况还不常见。参与途径不多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公民意识还不太强烈,再加上共同利益诉求较为松散,不能很好传达公众诉求。因此,新闻媒体应加强这一方面责任感,认清自身在社会生活中最佳的参与方式,并通过引导公众,加强公民权利意识,促使公众参与到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中来,推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效维护公民权益,和平表达,逐步提升公众的“参与能力”。
参考 文献
①李舒、胡正荣,《“民生新闻”现象探析》,《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6)
②蔡雯,《美国“公共新闻”的 历史与现状》,《国际新闻界》,2005(1)
③邵培仁:《传播学》(修订版),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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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巨大发展与广泛传播的辉煌时期。在历经二十多年的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愈加成熟的姿态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拓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方向;统一战线政策思想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多角度全方位的传播手段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路径保障。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不仅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工作的开展仍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
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国内的政治环境变得复杂而微妙,各种理论思潮的碰撞拉锯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与革命经验的不断总结,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一套独有的宣传体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使得,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其独特的历史特点。
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与命题,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全新的理论与实践要求。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外延。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向处于革命浪潮中的人民提供的是一种“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不同的客观实际必然导致历史发展的不同结果,将马克思主义机械与教条化并不能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反而会造成反面作用,王明“右倾”错误完全性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②成为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在充分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基础上,身体力行的在理论创作与推广工作中将中国性格与实际环境通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扩宽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
其次,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性的发展要求,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落脚点。毛泽东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③,而这种中国特性的形成则必然要从思想内涵与表现形式两方面进行构建。在思想内涵方面,对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中华文化的采纳与吸收显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渗透中国社会的最好切入点,而毛泽东本人所著的《实践论》则成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提供了最佳范本。在表现形式方面,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④,这一思想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改变了单项化的宣传与灌输模式,为多元化多角度的宣传方式提供理论前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使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暂时让位于民族矛盾,却并又没有完全消弭。争取政治话语的艰难过程,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为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以指导的革命发展和满足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普遍深入得研究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作为宝贵材料,通过概括、提炼与总结,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成果也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既有对于中国革命进程与发展的总体把握,也有对于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某一个方面的单独论述,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客观全面的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与革命前途等重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深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
与此同时,随着党内政治活动的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与综合性文集开始大量出版与广泛发行,报纸期刊的宣传报道亦紧随其后,这使得包括《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多篇文章在党内外广为流传,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在其后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著作材料、讲话知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而在整风过程中对于“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⑤的强调,加快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落实。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马克思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广泛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得以开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因此要做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首先就要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神被底层民众所了解,最终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政治效果。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这部分群众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获得系统性的学习的机会,具有知识素养的人很少,甚至有99%以上人缺乏识文断字的能力,这部分群众对于学习与了解艰涩的理论术语与体系有着客观上的困难,因此说老百姓的话,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成为做好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重要原则。正如列宁曾经说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 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⑥。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对于革命发展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该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而他本人亦在众多的文章著作中流露出符合底层群众阅读与理解习惯的行文风格,以《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为例,毛泽东以极其口语化的表达方式,通过类比的手法从生活中寻找例子生动形象的解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而“法宝”、“糖衣炮弹”、“两条腿走路”等通俗化的表达方式更是比比皆是,为底层群众直观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提供条件。
其次,为了贴近底民众的生活,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融入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生产生活之中,各式各样的宣传方式纷纷涌现。即有以民间文化形式为依托的革命戏剧、民歌与舞蹈;也有以学习教育为表现形式的识字班、夜校、学习监督组,并提出了“群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将生产运动与学习运动相结合”教育理念;甚至墙画、标语、黑板报等与群众生活细节方面均称为政治思想教育的阵地。以戏剧为例,几乎所有较大一些的村镇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革命戏剧班子,而《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等富有农村革命气息的戏剧类目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反响,并在休闲娱乐中获得了革命的体验,激发了革命了热情。而从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兴起并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学习运动的冬学运动则成为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理念传播工作的有效形式,冬学运动的最初目的是期望通过集体学习让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并最终与民族革命意识和群众正式觉悟结合起来,以造成把学习文化知识的能力这一“老百姓翻身的武器真正的交到广大人民的手上,使广大人民能够更好的用它来加强自己战胜敌人,在战斗中把广大人民这一个无限丰富的文化源泉更好的开发起来”⑦的良好局面。
传播主体多层次发展成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显著特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工民群众的上下结合、横贯联通构成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受众体系。
党员干部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核心力量,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信仰的党员干部一直是在党内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重要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干部学校、发展在职教育、发动学习运动、制定规范化的教育流程与制度等方式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基本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的优良学习风气,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坚实保障。知识分子群体受文化背景与阶级属性双重因素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工作中,既是传播的对象也是桥梁。他们在向往与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情感驱动下,开始学习与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在理论学习与实践观察的基础上逐渐改变自由散漫等小资产阶级习气,在思想上得到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洗礼。而具备进步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可又以通过运用自身的专业素养,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翻译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参与马克思理论教育,并在文学艺术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式,帮助党内干部与党外群众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其中以艾思奇、范文澜、张培森、张如心等为主要代表。工农群众的知识水平虽然远落后于知识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了限制了工农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与掌握,但是工农群众在我国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着可不代替的重大意义,首先,工农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载体,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运用思想理论的力量焕发群众的革命力量,并以此促进革命的斗争形势与马克思主义新的发挥在那;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要依靠工农群众对于理论的实践程度来检验,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根本目标所决定的,也就是使人民掌握理论,并以理论为指导外化成具体的实践。
可以看出,虽然党内干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所承担的职责并不完全一样,但却在相互连接与共同发展之中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形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合力。(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
⑤唐宝林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 页。
⑥《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7页。
⑦《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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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学经典内容生动形象化 学龄前的儿童大都是五六岁的孩子,此时正处于接受知识的萌芽时期,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然而传统的诵读和死记硬背等方式难以迎合他们的求知心理,一旦内容复杂枯燥,便会降低他们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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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媒体传播国学经典培育儿童情感认知
多媒体教学是伴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多媒体技术是利用电脑把文字、图形、影像、动画、声音及视频等媒体信息都数字化,并将其整合在一定的交互式界面上,使电脑具有交互展示不同媒体形态的能力。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传统方法,符合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水平的人在信息时代的阅读方式。而将这种多媒体技术引入学龄前儿童教学,可以化死板为生动、化抽象为具体,极大地激发儿童学习的兴趣爱好,更好地接受传统经典文化,同时也让教学课堂气氛更加活跃。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影响极大,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重要作用。中华文化经典即是中华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最有价值的典范性著作,它们是经过时间淘漉和历史沉淀的文化精品。而狭义上的经典国学通常指的是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目前学龄前孩童学习的经典国学大多是指《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和《唐诗三百首》等。这些经典著作是传统文化千百年历史的积淀,不管从文化内容上还是道德上,都能启迪孩子们的智慧,都能达到积极教育孩子的目的。
完善多媒体教学设施 多媒体设施是前提,任何多媒体教学都依赖于多媒体设施进行。然而当前很多幼儿园或小学由于缺乏对多媒体设施的建设或者是受到教育经费条件的制约,学校并没有多媒体设施,或者有也是数量很有限,并不能达到当前多媒体教学的基本要求。因此,不管是学校还是相关的国家教育部门,首先应该重视学校多媒体教学设施的建设,适当增加其经费投入。此外,对幼儿教师进行相关的多媒体技术培训,为教师更好地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提供保证。有些学龄前儿童教师为了省事,觉得做相关课件麻烦而不使用多媒体对儿童进行教学。对于这种情况,学校可以将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纳入教学考核当中,这对孩子们也是一种更加负责任的表现。
将国学经典内容生动形象化 学龄前的儿童大都是五六岁的孩子,此时正处于接受知识的萌芽时期,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然而传统的诵读和死记硬背等方式难以迎合他们的求知心理,一旦内容复杂枯燥,便会降低他们的学习兴趣。通过日常的生活也可以发现,有些心理相对抑郁的孩童便会不情愿上学,而幼儿往往很容易就会遭受到身边很多环境事物的影响,且自控能力较差。例如,如果他们想吃零食,想买什么自己喜爱的东西,而父母没有满足他们,他们便会情绪失控然后大哭大闹。
通过学习经典文化,教育他们慎思笃行,做什么事情都得谨慎,都得冷静思索再三而行。这些文化内容可以通过媒体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教师可以给孩子们播放一段古代儿童们学习《弟子规》的视频,让孩子们从声音和图像当中深刻地体会到古人们认真学习的态度。另外在听的过程中,也无形当中强化了孩子们对其中《弟子规》内容的记忆,多听别人说别人念,自己也就会了,毕竟在这个时期孩子们的记忆水平是相对比较高的。
另外像《三字经》里面提及的“昔孟母,择邻处”,从字面上难以理解其中的含义,教师便可以通过播放一段“孟母三迁”的影片,来让孩子们很容易就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因此,这种逼真的古人诵读情景的再现以及历史典故影片可以很快让孩子们去接受这些枯燥难懂的知识。
多媒体教学以“德行”为主 学龄前时期的孩子都处于一种“无知”状态,不能很好地分辨生活中的青红皂白,不知道什么是对与错,教师如果盲目地对孩子进行思想教育,只讲一些大道理,对于孩子来说是基本听不进去的,甚至会让他们产生一些烦躁和抵触心理。综合幼儿们的这种年龄状况,把“德行”内容借助多媒体的形式给他们展现出来,可以对幼儿的行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给孩子们播放《弟子规》里的“陆绩怀橘”的故事片:“陆绩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历算,注《易经》。”通过这部影片便可以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到作为同龄人的陆绩是怎样从小孝顺父母的。另外,通过多媒体形式展现出来的故事也可以加深幼儿们对“孝”字的印象,进而也能让他们初步懂得如何孝敬父母。
促进学龄前儿童思想道德的发展 道德感是人依据一定的道德需要和规范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言行时所产生的内心体验,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可以通过道德理论教育、具体的道德事实或情景教育、现实生活中的先进榜样和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影响感化社会成员强化人们的道德感。学龄前的儿童在五六岁的时候道德感逐步发展起来,国学经典是传统文化文明千百年的历史道德经典,借助于多媒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能够有效地促进学龄前儿童的思想启蒙,达到道德情感上的共鸣,有利于培养他们关爱父母、尊敬师长、热爱生活的意识。
促进学龄前儿童美感的发展 美感是人接触到美的事物所引起的一种感动,是一种赏心悦目、怡情悦性的心理状态,是人对美的认识、评价与欣赏,不是人的自然的禀赋,而是人在自然的禀赋的基础上经由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通过多媒体,儿童们可以对美的事物的色彩和声音不断感知与理解,加上教育的作用,不断提高他们的审美观和认知感。同时,多媒体呈现出来的诵读音律、节奏和发音都是比较准确的,这对儿童语言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意义。
如《登鹳雀楼》里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通过多媒体标准的铿锵有力的朗诵,可以让儿童一方面感知祖国的大好河山,另一方面粗略地体会到人应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从而促进身心的不断发展。
多媒体传播国学经典对当前学前教育教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其中也必须重视对传统经典内容的取舍,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适合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内容引入多媒体教学,切实尊重儿童的天性。同时,多媒体教学不能生搬硬套,内容应该由易到难、由浅到深,合理调整好多媒体课堂与非多媒体课堂的时间,在儿童接受多媒体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也不能忽略对课本教材的学习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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