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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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媒体来说,一些盲目追求“噱头”的失实报道绝不能成为其营销手段,否则到头来,损害最大的还是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公信力”。怎样才能正确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首先要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强化媒体社会责任感。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媒介可以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它要求记者在从事新闻报道的时候,遵从客观性原则、真实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和自由性原则。如果在工作中缺乏科学责任和质疑精神,就会让媒体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例如2005年7月,一篇标题为《啤酒业早该禁用甲醛》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报道开头引用了一名被称为“啤酒研究工作者”的来信,信中指出,目前很多啤酒厂为了控制成本,用可疑致癌物甲醛充当稳定剂,并称这是我国啤酒业的“行规”。这篇报道还引用了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啤酒分会秘书长杜绿君的观点:“就产量比例来看,95%的国产啤酒都加了甲醛”[4]。虽然事后杜绿君马上发表声明指出,这篇针对她的采访报道是以讹传讹,但由于文章在短时间内已经被迅速广泛转载,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引起了韩日等邻国的关注。
最后经多方调查,中国啤酒基本上已实现无甲醛酿造的主流,所以国产啤酒95%甲醛超标是没有根据的。可见,掌握着公共资源的媒体只有秉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才能杜绝以公共利益之名炒作、追求轰动效应、谋求商业利益的可能。报道食品安全事件本是媒体塑造形象,提升公信力的好机会,但媒体只有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以理性、科学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报道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其次,要加强记者职业道德修养,杜绝恶意新闻炒作。新闻记者在工作中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采访过程中应尽可能查证所有消息源内容,不任意曲解客观事实。如果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恶意炒作之实,则是职业道德缺失的表现。恶意炒作对新闻的影响除了制造虚假新闻、愚弄受众以外,更恶劣之处还在于削弱了新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恶意炒作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普遍反感,是因为这种操作手法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也使新闻丧失了应有的尊严和存在根据,更遑论新闻功能和作用的实现。因此,媒体应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肩负的社会责任,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实事求是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再次要培养记者的科学素养,倡导新闻报道的科学精神。新闻记者在日常工作中,涉及科技、卫生、教育等众多领域的报道工作,要想向公众传达更多、更全面、更科学的信息,就必须不断加强学习,具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如果在进行专业领域报道时,记者既不去做资料搜集等案头工作,又不去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很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牢记使命,树立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多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增强报道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确保报道出的内容客观真实。
此外,要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使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维护和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舆论行为权,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舆论监督也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有效途径。社会公众可以在重大决策制定前后或实施过程当中,对决策进行广泛的评议和论证,为政府部门提供可靠的民意和社情参照,从而,为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完善贡献力量。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要搭建好大众知情权的信息平台。应充分发挥信息渠道丰富、动作反映灵敏的优势,对社会环境信息实行及时采集,随时发现和掌握各个方面有价值的信息,及时、客观、真实、可靠地提供给广大群众,为他们参政议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保证。无论何时,舆论监督只有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充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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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下中国的公益事业进入活跃期,2011年“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的公益组织推到了风口浪尖,也为媒体参与并推动公益创造了条件。公益新闻接过民生新闻的接力棒,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各大报纸开辟了公益版面或是发行公益周刊,媒体圈的记者也开始投入到各项公益事业当中。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可以参与公益活动吗?它自身的优势又在什么地方呢?本文主要以《南方都市报》为例,通过分析媒体参与引导公益的学理之争,分析媒体公益的主要表现形态,总结目前媒体尝试公益的主要优势等。
【关键词】媒体公益;公共新闻;《南方都市报》;
中国的公益活动正在急速发展,2010年社会捐赠总额达700多亿元,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而2008年由于雨雪冰冻灾害及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所引发的捐赠达到1000亿元,创历史之最。公益逐渐成为新时代的显学,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随着公益活动越来越普及,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2011年“郭美美事件”令大家对中国红十字协会产生质疑,并引发了对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的信任危机。据了解,2011年6月,全国的社会捐款为10.2亿元,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份相比降幅超过50%,慈善组织6月到8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更是达到86.6%。[1]
在传统公益模式备受质疑之际,为了打破闷局,以公开、公平、公正为追求的媒体率先出手,成为公益力量新的生力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媒体对公益活动的参与仅局限于新闻发布,通过新闻报道来动员社会大众的参与。进入21世纪,媒体对公益新闻的参与不再只局限于一报了之,而是更多地主动介入,既坚守客观报道,又通过自己的参与来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媒体在公益活动中的角色已经从单纯的报道者向组织参与者转变,媒体正在走向社会责任与品牌传播双赢的坦途。
媒体在公益组织的活动中到底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媒体在公益组织的活动中到底是监督还是介入和倡导,一直都存在争论,而这背后是关于新闻报道两种不同的实践理念。当下的新闻报道更多的是强调媒体的中立性,作为旁观者的角度客观记录,公益组织也像其他权力部门一样需要媒体严格践行监督职责,这种报道理念就是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报道原则。而介入式报道则是秉承公共新闻的观念,即在当下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媒体不仅需要更多地为公共利益呐喊,更要参与其中为公益利益表明自己的立场。
“公共新闻”最早是由纽约大学新闻学系的杰伊?罗森(Jay Rosen)教授提出的。罗森教授认为新闻记者应该进行角色的重新调整,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更要通过报道“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新闻媒介也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公共实践,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2]
公共新闻的目的就是促进协商群体的形成与发展,为此,新闻工作必须改变传统,不再独自把持新闻议程设定的权力,而是“让公民作为积极合作者加入到新闻制作中来”。媒体则无须坚持表面的客观与中立,而是应该主动介入到协商过程中,以促进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
舆论监督是媒体神圣的职责,也是媒体公信力最直接的来源,公众对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在当下,媒体对于热点公益事件的报道,很难做到常规性的监督,通常只限于事后的跟进报道,从监督的层面来讲,往往有滞后的因素。但是如果媒体扮演更多的倡导和推动者的角色时,就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新闻媒体参与公益行动就意味着新闻界不再是中立、超然地观察社会,而是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借此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提升公益活动的参与能力。媒体的这种“参与”,并不仅是改善了新闻报道的行动,更是介入到新闻报道之外的公共生活当中。作为参与者,新闻工作者加入公众当中并组织公众进行讨论,将自身的角色从公益的“守望者”转换成公益的“参与者”。
“在公信力普遍缺失的当下,我们碰到了最好和最坏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做公信力重建各方面的工作,各方面的信息都要管,这是时代的背景。特别是当下传播技术的进步让我们看到了曙光,我们很多的行为可以做到透明化,尤其是每一个公民和个体通过机构和组织融合资源的方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个人可以组织资源。”这是南都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余刘文,在阐释南都系列公益活动的出发背景时的介绍。[3]
回顾国内公益媒体的发展历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益慈善领域的业内报刊和网站的兴起。1996年,面向自然之友会员的内部刊物《自然之友通讯》创刊;1997年,《中国发展简报》创刊;2001年6月1日,《公益时报》创刊;2005年1月,NGO发展交流网(NGOCN)创立;2005年9月,《NPO纵横》(现已更名为《社会创业家》)杂志创刊;2006年6月16日,公益中国网开通;2008年1月11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环球慈善》杂志在京创刊;2010年5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办的《希望工程》杂志创刊。第二阶段是新兴网络媒体公益频道的开设。新浪、搜狐、网易、TOM网、腾讯、凤凰网、人民网、中国网等各大门户网站的公益频道均属此类。第三阶段是传统媒体尤其是报刊平面媒体的公益介入。《京华时报》公益周刊于2010年6月20日创刊,以“快乐公益,人人皆可公益”为传播理念,这也开了国内都市报做公益的先河,《人民政协报》《华夏时报》《南方周末》等也开辟了公益专刊;2011年,深圳《晶报》《云南信息报》等先后开办公益周刊,公益媒体与公益传播可谓风起云涌。[4]
《南方都市报》介入公益,首先是传播公益,作为一个关注者,传播公益活动,传递公益理念,在这个背景下进行倡导实践。作为一个媒体平台,《南方都市报》组织参与了系列公益活动,获得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作为南都致力于社会关怀和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活动品牌,自2004年起,“责任中国”每年策划实施慈善捐助、节能减排、环保低碳等公益项目及奖项评选。除此之外,南都还坚持自己的公益活动探索,现已设立专项公益基金。
当下公益慈善领域的主体并不独立,它仍然是一个有待发育、有待培育的领域。媒体做公益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其他社会群体也在做客跨界公益,这并不是媒体特有的现象。当下正处于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关键点上,公益事业发展已经经历了第一个阶段,也就是我们过去以及现在正在经历的阶段,即慈善垄断阶段,公益慈善事业的资源是被垄断在政府官方组织手中,同时通过立法,乃至制度上延续下来的障碍,使得民间公益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这时就需要一些人和组织凸显出来,把这个阶段过渡到第二个阶段——全民公益的阶段,在这个关键点上,媒体应当发挥重要作用,率先引领公众进入全民公益。作为中国公益转型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南都公益品牌及公益媒体平台的开发正在不断完善中,这和南都在社会背景下参与公益的优势分不开,主要体现在自身公信力、身份合法性和人才优势三个方面。
自身公信力。当下中国公益事业凸显的最大问题是公信力的普遍缺失,曾有一项网络调查表明,85%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的公益组织公信力不足是制约公益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由于缺少后续反馈、跟踪以及监督,很多捐赠人对捐款的用处、具体发挥的功效不得而知。在首届中国都市报发展高峰论坛上,《南方都市报》获得2009中国最具公信力都市报的称号,凭借多年公信力的累积,民众往往更愿意相信南都这个平台,而南都本身也有自己的版面和声音,这是南都从事媒体公益最大的优势。“《南方都市报》广泛地调动南方报业集团这个平台的资源,积极地做出示范性、发现性和探索性的公益项目,并且在承接公益项目时会有一定的选择性,会尽量选择一般公益组织或社会不会涉及的、门槛比较高的、俗话说‘出力不讨好’的活动。”[5]
身份合法性。民间组织在注册的时候,如果没有挂靠组织,就没有办法获得合法身份,所以官方基金会就会成为唯一的选择,但这个注册的过程非常艰难。而媒体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因为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平台。作为连接民间和社会的重要通道,媒体不像纯粹的民间组织在活动的空间和渠道上受到很大的制约,在公益需求旺盛的时候,它往往会直接变成承接这种需要的机构。2007年5月11日,以支持民间公益为使命的南都基金会成立,它是一家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基金会关注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南都?爱心点对点公益基金、社区互助节、新候鸟计划等公益项目的投入,均体现了南都为推动公益事业、倡导现代公民社会互助精神做出的应有贡献,亦是对公众利益的关切和参与。
人才优势。媒体本身聚集着一批高素质人才,有专业的训练,对于突发事件有应急处理的能力,这都是当下公益组织发展所需要的。从媒体从业者个人角度而言,当一个记者经过多年的职业生涯之后,对社会会有很多很深入的观察,对社会问题有着职业敏锐的判断力,处理起问题会更加游刃有余。“新候鸟”计划是由南方都市报东莞新闻部参与发起的,东莞新闻部主任王海军和他的同事们最早开始关注外来工子女是源于一个外来工孩子自杀的新闻报道。除了报道这个社会现象之外,王海军和他的同事开始思考还能做些什么,于是就开始了关注外来工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的探索,慢慢地将这个项目做得比较成熟,其中一名记者还成功转型,专职负责这个项目。
现在的公益生态之所以令人担忧,在于供应及需求双方都未能对公益有更专业的认识,捐赠者的出发点可能缺乏无私利他的精神,同时也认识不到存在的问题需要协助。同样,公益工作者行为不规范,除了因为缺乏法规政策外,更重要的是业界的专业水平不足。在“买卖双方”都不专业的情况下,乱局是自然的结果,民众对公益事业没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从公益组织行为、管理模式、项目监督到人员成本等等,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需要职业化和专业化,只有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成熟运作之后,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
媒体引领公众进入全民公益只是一个过渡,最后一个阶段应该是一个全民参与的专业性运作阶段,由于专业所限,媒体从业者并不能代替专业的公益人士,这也是媒体必须清楚认识到的一个问题。而半官方的媒体性质也决定了媒体参与公益的局限性,它有民间公益组织所缺乏的优势,但也不能完全代替民间公益组织的作用。同时,从报道传播到公益项目运营,媒体既是参与者也是报道者,拥有话语权的媒体相较于其他公益组织自身角色模糊,谁来监督媒体公益呢?面对这些问题,媒体更应该思考如何更好地融入公益活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体作为公益先行人坚持不断践行的,是把公益推向全民,带动这个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带动社会发育最为重要的板块走向成熟。(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生)
[1]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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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以下四大转型趋势:学科融合,大学需要优化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媒体融合,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帮助学生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报道新闻;科技创新,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应加强针对新媒体环境的应用性研究,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理解生态,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我们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有理由不变。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新媒体;转型趋势;
2006年,也就是Twitter诞生的那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你”(YOU)列为年度人物。在数码文化方兴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经被称为受众的人们变身成为信息生产的积极参与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从一个公众必须依赖专业媒体获取信息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自己获取并且生产信息的社会”。《时代周刊》预言,为数众多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Twitter,“不仅会改变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Grossman, 2006)。迅速变迁的媒体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先说个案例。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似乎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校方“关闭”的新闻传播学院。当然,校方并不主张用“关闭”这个词,他们用的是“重组”。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在重组期间,新闻教育仍然以课程的形式继续,不过必须是双主修,或主修其他专业加辅修新闻专业。请注意,是辅修新闻专业。面对学院教师、学生和校友的质疑,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并可望成为美国最好的。
科罗拉多大学或许只是个案,它有许多内因,如原来学院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但这一个案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面临每天都在改变的媒介环境,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改变。在这个媒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人人都是媒介的时代,新闻(Journalism)和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战,需要大大拓展。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教育仅仅依靠新闻学院是否足够?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被重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方认为它没有很好地与其他学院合作,从而无法提供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因此,如何优化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成为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一目标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科罗拉多大学是比较极端的一种。目前,浙江大学2+2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生进校都按人文或社科两大类划分,前两年打通培养,主要是通识教育,没有具体专业。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从第三年开始,学生进入自己确定的专业院系学习。用校方的话说,就是一种“宽专交”(拓宽基础、专业培养、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就弥补了原有单一化专业教育的不足。当然这一模式在新闻传播专业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大块的实习时间使得本来就被压缩的专业课程进一步压缩,导致学生感到在校受到的专业训练不足。进入专业较晚,也使学生难以找到专业感觉。头两年通识阶段选课太随性,有些课程感觉用处不大。总的来说,这种“宽专交”的培养理念是适合新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但具体模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普尔教授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传统上需要依靠多种媒介技术来提供的内容和服务被整合在一种媒介之上,而这种媒介通常就是数字网络媒介(Pool, 1983)。同样来自MIT的媒介融合研究专家、比较媒介研究专业的创始人杰金斯教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展开。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行为(Jenkins,2006)。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融合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包括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媒体融合的大潮同样席卷中国。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发布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高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浙江大学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大增设了《媒体融合》本科课程,我是主讲教师。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发布平台不够完善等等。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reesenews.org),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实验室,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人也不再是原来的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不论是新闻传播教学还是研究,都必须时刻把握不断变换的媒介环境,方能与时俱进。理解媒介生态的关键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人,理解那些我们曾经称之为“受众”的人们。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例如思维方式上,新媒体的出现使人们具有更强的批判能力,不再认为传统的主流媒体是唯一的、甚至可信的信息来源,对新闻的理解也不再是单一的、静止的;行为方式上,Web2.0的出现使人们不再是消极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成为主动的参与者和生产者。同时,人们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浅层阅读逐渐取代了过去印刷媒体时代的深度阅读;多任务(multitasking)逐渐取代人们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情,等等。面对变化的环境和其中的人们,新闻传播教育不能熟视无睹。我们要通过各种手段,弄清楚现在的人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新闻。以情感为例,传统的新闻报道不能掺杂新闻人的任何情感,记者编辑必须冷静客观地报道新闻。但研究表明,带有情感的新闻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更容易被人们记住。记者不隐藏自己的情感倾向,反而会使读者更愿意相信。而且,在博客、微博这样的新平台上,带有个人感情的报道更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称。第三人称毫无疑问是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但人们发现,用第一人称讲新闻,会使受众感到更有人情味,感到是在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媒介进行交流。当然,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帮我们进行决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变化,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有理由不变。
基金项目:本文是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微博动员信息的传播机制与效果研究”(G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韦路,男,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媒体传播研究。
[1] Bradshaw, P. (2007). A model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sroom[OL].
[2] Grossman, L.. You — Yes, You — Are TIME's Person of the Year
[3] Pool, I.. Technologies of freedom[M]. Cambridge, MA: 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4] Jenkins, H.Convergence culture: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
[5] Newton, E. Four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rend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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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移动互联网为平台与依赖的新媒体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流通平台,但这其中却隐藏着不少或虚假或浮夸等不实信息,这也折射出自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在快速、自由的发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基于这一情况,本文研究了自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所可能存在的包括真实性有待考究、合法性尚不规范、客观性有失中立等风险,并结合当下实际提出了风险规避策略,以期可以给新闻传播事业带来具有价值性的文献参考。
关键词:自媒体;新闻传播;传播风险;规避策略
自媒体又称“个人媒体”或“公民媒体”,它指的是普通大众以电子信息化的手段,借助博客、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虚拟平台,向不特定的个人或部分人群传递信息的新媒体总称。简而言之,就是公民个人的信息传播。在信息碎片化、爆炸化的大数据时代下,随着网络平台的日益开放,信息工具的日益多元,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信息分享与传播的其中一员,这就催生了以个人传播为主,以信息化为手段,向不特定人群输送信息的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人民网评指出:“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客、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改写了‘舆论引导新格局’。[1]”在自媒体时代中,每个人既是信息的受众者,又可能是信息的传播者,这给“新闻”这一特殊的信息形式带来了一定的传播风险。
早在丹吉尔默提出“自媒体”概念时,他就指出:“草根新闻的兴起伴随着严重的道德问题,包括真实性和公然欺骗。”在自媒体时代下,新闻的传播速度已然超越了传统媒体,而这其中被忽略的恰恰是事件调研这一环节,表现于外就是自媒体传播的新闻其真实性通常有待考究。特别是对于一些容易引发恐慌的事件,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分析,当公民看到这类容易引发恐慌情绪的信息时,第一反应不是确认信息的真假性,而是恐慌并迅速传播以避免身边的亲人朋友遭到伤害。2015年4月3日起,“珠海清明后将迎来17级超强台风美莎克!65年来最强!” 、“65年来17级最强台风美莎克清明后登陆登陆广东”等信息开始在微信朋友圈上热传,造成不少市民恐慌,甚至影响到一些人的清明假期出行安排,后经记者查证发现此为谣言。这一虚假谣言虽然只是小群体事件,但也反映出自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真实性有待考究。
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自媒体作为让个体声音得到释放的媒介,它也是个人言论自由的一个表现。在自媒体时代下,有不少企业都开始尝试自媒体营销,为了增加曝光度,增加粉丝数量,部分企业开始生产标题党新闻,故意夸大事实或打法律的“擦边球”而罔顾可能会越过法律雷池的危险。“自媒体的新闻生产者没有任何准入标准,个人道德素质无法甄别评价,特别是一些网络水军混迹其中,发布虚假消息兴风作浪,扰乱人们视线。[2]”加之由于目前我国并没有法律对自媒体的新闻传播行为进行过严格的规定或限制,这些因素都导致自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合法性尚不规范。以当前我国一个比较热门的社会化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为例,作为一个自媒体平台,许多网友都在该平台上进行问题的问与答。但自2013年3月向公众开放注册后,越来越多的“知乎”创作者表示自己的作品屡次被未经授权的媒体转发,且没有得到署名和稿费。虽然事件经报道并得到有关部门的介入后,部分侵害了“知乎”创作者的媒体都相继删除了侵权内容,但就经济赔偿这一问题却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纵然知乎事件只是我国自媒体传播领域的一个缩影,但传播的合法性尚不规范这一事实却不容忽视。
新闻的本质就是还原事件本身,新闻传播就是由报道者向受众者介绍说明事情的原委与真相,因此,新闻传播应当是客观的,不带有报道者个人喜恶偏好的职业行为。然则在自媒体时代下,由于每一个都可以是新闻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但与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对比起来,绝大部分公民都是没经过专业培训的,这代表着公民在进行新闻传播时,并不会遵守或者并不懂得遵守新闻传播的特点――客观性,而是更倾向于将自媒体平台作为个人情感的宣泄与释放,表现于外就是在新闻传播时融入了大量个人感情而无法保持中立的态度。以2015年年初的姚贝娜事件为例,1月15日及1月16日期间,微博与微信都引起了一场媒体、明星、草根阶层关于某报社对姚贝娜死亡之后的报道争辩。《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她的死亡》一文中的部分字眼因含有非常强烈的个人情绪,迅速在网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作为旁观者,即使不清楚整件事情,但类似字眼的确很容易在心理上引发强烈的不满及谴责之情,而这恰恰成为事件发酵并愈演愈烈的诱因。抛开事件真相,单从自媒体这一新闻传播的内容来看,不仅无法还原事件本身,更引发了社会的负面情绪,这直接体现出自媒体在新闻传播的客观性上容易有失中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想意识会影响行为选择。在自媒体时代,由于平台的开放性与多样性,每一个人都可能并且也可以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因此,要规避新闻传播风险最基础的策略是应当加强全民新闻意识的教育。第一,对专业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来讲,在自媒体时代下,应当始终遵守在传统媒体环境下的职业道德操守,即无论是以何种渠道,通过哪一个自媒体平台,其传播的信息都必须是有效的、真实的,而不能是虚假的、片面的。例如2014年昆明的“3・01”火车站暴恐事件,作为一件突发性、敏感性事件,媒体人员在报道时更加秉着还原事件的初衷,而不是为了博取眼球,在撰写新闻标题时私自贴上“新疆”标签,事实证明这一舆论导向致使部分人群燃起了对整个新疆的反感;第二,对企业的市场营销人员来讲,自媒体时代下催生了更加繁杂多样的媒体营销方式,部分从业人员为了增加企业曝光度而在自媒体平台中发布娱乐性过强或存在争议性的新闻,这一行为也应当尽量避免;第三,对每一个公民来讲,虽然绝大部分普通公民都没有受到过新闻传播方面的正规专业培训,对新闻传播时的操守也不尽了解,但最根本的底线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即是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应当始终谨记不破坏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不对他人造成任何损伤或引发各类误会或恐慌。只要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强化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自然就可以规避在传播新闻时可能存在的风险。
自媒体时代依赖的工具与技术是新媒体,而它本身也是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与日益完善的事物,因此,每一个借助自媒体平台进行新闻传播的公众都应当有意识地通过学习来掌握其使用技能,而这依赖于自媒体传播环境的有序、健康与和谐。不论是微博还是微信,产品制造者(这里指的产品的开发商,如新浪、腾讯等)都在不断地升级产品并开发出更多的使用功能,这意味着新闻传播也更加多样化与个性化,这在刺激民众使用积极性的同时也会在无形中滋生更多传播的风险。因此,政府应建立主流舆论导向,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来充当起新媒体新闻传播使用者的角色,在传播新闻的过程中也会让民众看到正确的使用方式,即是“领袖意见”效应,让民众在提高认知的过程中去跟随“领袖”的传播新闻,以正确的方式去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价值。通过这样类似的由点成线、由线成面的方式来自逐步打造一个和谐友好的自媒体传播环境,以减少新闻传播的风险。
诚如上文所述,目前自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存在合法性尚不规范的风险,究其原因就是相关法律的欠缺与监管部门的模糊。考虑到法律的修缮绝非一朝一夕且需要经过多次探讨审议才能够出台,因此,笔者在这里不对完善自媒体平台的法律条文进行过多的笔墨陈述。除了法律强制性规范监管外,目前,可以得到执行的策略是相关部门应当有意识地对网络平台进行舆论的监管,特别是注意发现公民或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的不实信息传播,及时予以澄清,避免不实信息进一步扩大以影响到公民的判断。同时要责成不实信息传播者负起相应的舆论责任,如国务院国资委就在近日发表了关于“中央企业将进行大规模兼并重组,数量或减至40家”这一虚假信息的澄清说明,该信息最早是由某媒体发表,但事件当事人,中石油、中石化均表示未得到来自于任何政府部门有关中石油与中石化重组整合传闻的书面或口头信息。对此,央视也在个人的官方微博上进行了这一不实信息的澄清报道,及时消解了民众的误会。针对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在自媒体新闻传播相关的法律条文还未落地前,政府应当深入发挥自身的舆论监管职能,比如成立相关部门专门对自媒体平台上的信息进行监管,以减少不实信息在民众中传播的几率。
随着民众对自媒体新闻传播方式的认可及对自媒体平台的高频度使用率,越来越多的政府职能部门意识到自媒体传播的重要性,随之也根据自身实际开设了本职能部门的微博或微信等。这一现象也代表着政府积极融入到新媒体的决心与行动,除了在平台上及时发布信息并与网民进行沟通交流外,还应当做好两个方面的职能。其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大众媒体舆情。特别是对于一些突发性、偶发性、社会影响广泛性的社会事件,政府新媒体相关人员应当及时出来回应并以最快的速度去播报并同步跟进事件进程,如近期发生的尼泊尔8.1级地震,除了传统的电视新闻与报纸外,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也在其官方微博与微信上不间断地报道事件进程,让民众了解到“尼泊尔8.1级地震”这件事情整个过程的真实性,避免民众从其他不良渠道获取了错误信息而引发误解甚至恐慌;其二,联合主流新媒体同行,扩大自媒体影响力。“在自媒体时代,掌握着主流话语权的媒体依然是传统的电视和报纸等大众媒体,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依然是社会和网络议题的设置者。[3]”要规避自媒体时代下可能存在的新闻传播风险,各个主流媒体的新平台应团结一致,保持信息畅通,以在转播真实新闻的过程中逐渐扩大影响力。诚如上文所述,唯有从整体上优化自媒体的传播环境,打造一个健康有序的自媒体传播系统,才能尽量减少可能存在的传播风险。
总的来讲,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催生了舆论的多样化与丰富化,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了“发声”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它也给新闻传播带来了包括传播的真实性有待考究、传播的合法性尚不规范、传播的客观性有失中立等传播风险。对此,我们应当积极应对,不论是政府还是媒体,不论是企业还是公众,作为自媒体时代下的传播者,应当联合起来,从新闻意识、传播环境、平台监管、舆论导向这四个方面去规范并优化整个自媒体的新闻传播链条,以发挥科学技术的最大价值,让其更好地服务于新闻,服务于生活。
人民网舆情检测室.打通“两个舆论场”――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EB/OL].人民网,2011-07-11.
周晓红.自媒体时代: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J].新闻界,2011(4).
谭立立.自媒体环境中的危机信息传播研究[J].新闻界,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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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研究中,教材编写的原则受到了较多的重视,教材的使用是教师工作的重要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建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建议全文如下:
为了解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的研究现状,把握最新的研究热点,笔者对与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相关的论文进行文献调研和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关问题和建议。
本文中的高职公共英语教材是指高职高专院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使用的的公共英语教材,包括综合教材也包括为听说读写译单个语言技能编写的教材。笔者以“高职”“英语”“教材”为篇名检索词,对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2011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发表的论文进行检索,然后剔除掉专业英语教材研究方面的论文,共125篇与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研究相关的论文。
(一)研究的总体趋势
从表1可以看出,2011年至2015年,发表论文的数量依次为37篇、26篇、24篇、30篇、8篇,共计125篇。2015年只统计了6个月的时间,不能和其他年份全年的发表量相比较。总体来看,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对平稳、变化不大,相比2000至2010年10年间的107篇论文[1]的数值有较大增长。但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比例一直不高,说明论文的总体水平有待提高。作者大多数为教师,极少数为研究生或研究员,在这几年中没有与教材直接相关的出版、编辑人员发表与高职英语教材建设相关的论文,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总体来看,对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数量相对稳定、质量有待提高的时期。
(二)研究主题
在教材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大家关注的问题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类。这两类研究都体现出以教学现状为起点、以教学目标为终点、以教学问题为导向的螺旋上升的过程,并且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理论研究中的理念、原则、方法、策略、标准等是对教材设计、编写、评价、选择和使用的指导思想,是不分先后的。但实践研究中对教材的设计、编写、评价、选择和使用却是一个由各个独立的环节组成的从先到后的循环。
借鉴以上各种分类方法的优点,结合搜集的论文的具体内容,笔者将研究主题分为六类,第一类是与教材相关的理念、原则、方法、策略、标准等的研究,也就是理论研究,其他五类是对教材的设计、编写、评价、选择和使用的实践研究。这六类研究主题虽然不在一个层面上,但因为理论研究得出来的指导思想对实践研究的各个环节都有借鉴意义,而且理论研究方面的论文相对较少,因此对理论研究不再细分。这六类研究主题的内涵或特征如表2所示。
主题确定的标准有两点:第一,以作者自己的观点为准,而不是引用的内容。如很多文章里都引用了与教材相关的理念、原则、方法、策略、标准,那些都不是作者自己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而是以这些原则或理念为基础设计了教材的框架或对教材做出评价,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文章都被归类为实践研究,而不是理论研究。第二,以作者的论点为准,而不是论据。例如有些文章先分析了教材使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然后提出对已有教材的修改建议或对新教材的设计思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文章被归类为设计而不是使用。
从表3可以看出,数量最多的是研究教材设计、教材评价和教材使用方面的论文,但这里的设计大多是对已存在教材的修改建议,说明教师在教学中对教材改进有较多的思考,对教材的评价和使用也是教师在教学中较为关注的方面。
1.理论研究
在理论研究中,教材编写的原则受到了较多的重视,例如黄玉君(2011)认为在高职英语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应突出职业场景、循序渐进和寓教于乐的原则[2];史洁(2012)从境界论的角度提出教材编写时应该关注教材内容的兴趣化、语料的生活化以及编写的科学化[3];蒙诗茜(2012)论述了“因材施教”原则下高职英语教材的编制与开发的需求分析的原则,提出应该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4]。近五年的理论研究的论文中,只涉及到教材编写这一个环节,还需加强对其他环节的理论研究。
2.教材设计
在本文中,教材设计被重新定义,这里的教材设计不仅是指对新教材的设计,还包括对已有教材的修改建议。在这一方面,以职业为导向或基于职业需求分析的教材设计受到极大的重视。魏英玲(2011)提出应该以需求分析为前提,以工作过程为导向来设计教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5];李奇(2011)提出应该按照工作流程来划分单元内容,创造低焦虑的学习环境[6];李芳芳(2011)认为教材的编写要以实用为主,以应用为目的,要考虑到语言基础和专业知识两个方面[7];谢盟梦(2013)提出英语项目课程教材的编写思路是:教材设计职业化,项目内容任务化[8];季正红(2013)认为应该基于CBI理念将基础英语和职业英语有机融合[9]。胥芝韵(2014)提出应以就业为导向,注重教材的职业性[10]。甘利(2014)认为应该构建基于工作过程和项目导向的教材体系[11]。 教材设计中受到较多重视还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教学的重点从知识传授转为能力培养,教学的主体从教师转为学生,逐渐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二是对教材的立体化建设的研究[15][16]。三是在英语教材编写中增加中国文化的内容[17][18]。
3.教材编写
教材编写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教材编写的方向。这几年的论文中体现了以培养实际工作中英语综合运用能力为目标的教材编写趋势。如张淑琴(2011)从对英语教学进行专业化改革的角度总结了英语教材编写工作的步骤与措施[19];王爱琴(2012)在工学结合的理念下提出了“课程单元化,单元主题化,主题行动化,行动情景化”的教材编写思路[20]。赵玲洁(2013)提出通过职业分析来确定某一职业要求的各种能力[21],等等。在这样的方向指引下,作者们详细介绍了所编写的教材的特色、框架、内容等方面,对编写的步骤与措施也有所提及,但相对较少。
4.教材选择
在教材选择方面,高小芹(2012)提出在选择教材时应该注意教材内容的专业性、趣味性、时效性和练习的实践性[22];侯丽娜(2013)认为在选择教材时应该关注内容上的实用性和趣味性,还有结构上的连贯性与引导性[23];张鹏(2013)提出的选择教材的思路是注重分级分类和教材的立体化建设[24];梁春莲认为应该选择符合学生水平和专业特色的教材[25];总体来看,在教材选择方面,大家比较关注教材内容的职业化、教材结构的引导性以及教材资源的立体化。大多数作者认为,内容要突出实用性和职业性,结构要分级分类、循序渐进,要有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资源,只有选择这样的教材,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
5.教材评价
对教材评价的论文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某套特定教材的评价,例如杜鹃(2011)对《高级职业英语》、皮艳玲(2011)对《成长英语综合教程》、冼嘉璐(2012)对《新潮实用英语》、王晓峰(2013)对《新实业英语教程(第二版)》和《新职业英语教程》、鲍彬(2014)对《新世纪高职高专英语》、曾艳(2014)对《新编剑桥商务英语(初级)》都做出了评价。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教材都在不断追求适应新的教学理念以及高职英语发展的现状,但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方面。另一类是对教材的特定方面进行评析,例如王丽(2011)对阅读教材的易读度、黄艳萍(2012)对课文练习的设计、刘斌(2012)对听力练习的难度、刘丽(2013)对教材的文化内容、郑艺真(2014)对多模态内容、王丽媛(2014)对教材的职业取向等问题都进行了评价和分析,为教材的编写和使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6.教材使用
教材的使用是教师工作的重要方面。黄文星(2015)从互动教材、蒋晓雯(2014)从听说教材、令亚贞(2012)从《走遍美国》这套特定教材的角度论述了使用教材的原则和方法;周静(2014)从概念隐喻、阮莲菊(2013)从词汇衔接、杜鹃(2011)从需求分析、许泽芳(2011)从融入中国文化的角度论述了要达到不同的教学目标时应如何使用公共英语教材。也有些作者提出了使用教材的通用原则和方法,例如黄小妹(2011)论述了教师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引导学生有效利用现行教材培养自身英语语言能力的方法及具体措施[26];黄映雪(2012)提出的应该根据学生的情况对教学内容、教学顺序和教学活动进行调整[27],成为大多数作者的共识。
(三)研究方法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研究方法可以进行不同的划分。例如,根据数据的来源,可以分为第一手研究和第二手研究;根据数据收集的时间可以分为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根据研究的性质和作用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用研究,等等。本文讨论研究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在各个研究主题中支撑作者的观点的数据或材料是否来自有系统、有计划的采集和分析,因此笔者参照束定芳的界定,将其分为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两大类[28],实证研究又分为量化研究、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三种,其内涵或特征如表4所示。
125篇论文中采用非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有103篇,占82.4%。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22篇,占17.6%。相比前十年的论文中的非实证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比例分别为90.7%和9.3%来看,已经有更多的作者开始通过有系统、有计划地收集和整理数据的方法来支持自己的结论,说明研究的方法逐渐向着科学、规范的方向发展。
实证研究方法出现在教材设计、教材评价和教材使用三个方面的论文中,全部采用了定量研究法,主要是使用问卷调查学生和教师对教材的满意度,统计分析数据得出结论,或对教材的内容特色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数据表明,近五年与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相关的论文,大多数是个人感想、操作描述、思辨探讨,虽然通过有系统有计划地采集和分析材料得出结论的论文比例有所增加,但数量仍然较少。
三、问题和建议
(一)研究主题分布不均、薄弱环节比较多,应从更全面的领域开展全方位的研究
首先是理论研究领域薄弱环节比较多。如果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用研究来划分,对高职英语教材的理论研究应该属于应用研究,应用研究是连接基础研究和实用研究的桥梁,在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研究领域,理论研究是把心理学、脑科学、认知学等基础研究领域的成果转化成对教材设计、编写、评价、选择和使用的具有可操作性和指导性的理念和原则。但是这次收集到的论文中只出现了对教材编写这一个环节的理论研究,其他环节没有涉及。而且实践研究的论文作者们所借鉴的较为权威的理论,大多不是中国人创立的,更显示出我们理论研究的薄弱。
其次,在实践研究领域,对教材的使用和使用以后对教材做出评价、提出修改建议和设计构想是三个研究较为密集的方面,对教材的实际编写和选择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教材的编写是教材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一环,只有编写出优秀的教材,其他环节才有实施的依据。在编写的过程中,除了关注编写的内容,同样应该关注编写队伍的组建、编写的步骤和措施等方面。选择优秀的、符合学生水平和实际需求的教材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应该加强对教材选择的研究,积极选择出更多优秀的教材并加以推广使用,才能够有效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学术研究缺乏规范性,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应采取更加严谨科学多样的研究方法
规范的学术研究应该采用科学规范的方法取得相关数据和材料,并对这些数据和材料进行有效的分析,以揭示其中隐含的规律。近五年的论文主要采用的是非实证研究的方法,支撑论点的论据主要来自经验性的材料,其说服力有待商榷。采用实证研究法的论文都采用了量化研究方法,虽取得了一些客观数据,但因为抽样程序和方法不规范,甚至没有取样说明,同样无法保证数据的可信度。而且对取得的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也良莠不齐,不利于揭示教育规律。
进行教育科研工作,是需要有指导、有培训、有专家领路的。应该多给教师提供这种教育研究方法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从数据的采集、数据处理、论文写作等各个方面对教师进行指导,才能有效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促进高职英语教材研究的进展。最关键的是评价指标的指引,在当今重数量不重质量的科研考核指标下,很难激发教师提高科研水平、严谨治学的动力。因此应该改进科研评价指标,鼓励更多的教师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论文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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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的历史相对年轻,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闻学在德国和美国形成学科,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新闻学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以及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端,通常以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标志;而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首次公开介绍传播学,通常被视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起点。现在“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五个二级学科。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当今的新闻信息处于新媒体时代,面对众多的新闻信息,人们越来越关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在构建新闻传播体系时,应该使用先进的技术,使信息能够快捷的传播,覆盖的范围进一步扩展,新闻信息应该多多注意原创率,同时首发率和落地率也应该注意。在对新闻传播人员的教育时,应努力将这些人培养成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能够跨学科的进行新闻传播创新。
随着新闻传播载体如电视机、互联网、手机等的大众化,新闻传播实现了全民化。新闻传播不再是传统的提供内容,而是对新闻内容进行筛选和加工之后在进行发布。在传播的时间上,表现为信息的即时性,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持续性存在。与经济全球化相同的是,信息也出现了全球化,信息的传播打破了传统的局限性。在新闻信息的针对方面来看,新闻信息的所关注的范围成了各行各业。同时新闻传播媒体的职业化和资本化不断成型,并衍生了相关产业。
随着新闻信息量的增加,人们对新闻信息的正确性和原创性等要求有所增加,所以对新闻人才的要求也有所提高,需要在各种新闻载体有所了解和熟知,这是由新闻传播市场所决定的。新闻人才需要具有社会责任心和专业素养,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新闻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能够更加的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求。在新闻传播工作时,需要学会与其他行业的沟通,努力成为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需要进行改革。在传统新闻传播教育中,落后的教育理念和功利化的教育使得新闻传播教育着重的方面有所偏差,培养的新闻人才在不同的素质方面有所欠缺,最终会被社会所淘汰。新闻传播教育课程方面也不能很好的满足,表现在课程的相对单一,对新闻人才的创新精神和学术的教育方面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2.1 真实性和合理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新闻教育方面的学科较为单一,内容不够灵活,较为死板,采取集中管理,加上教育机构的数量相对较少,所以在对新闻传播的认知较为相似,缺乏创新。造成这种原因的因素除了继承以往的历史之外,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政策的制定也是相关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逐渐的对新闻传播教育进行了关注,相应的态度也有所变化,相关人员通过对在国内外新闻传播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并从中进行了以下总结。
1)在政治上,新闻传播能够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进行传递,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在经济上,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带来的是知识经济的腾飞,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的经济性,通过新闻传播,能够有效的带动社会经济发展。
3)在文化上,新闻传播能够为大家呈现博彩缤纷的艺术盛宴,能够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
4)在国际方面,新闻传播作为一项软竞争力,能够很好的传播国家的形象,使得国家之间相互了解从而加强合作交流,所以需要做好新闻传播工作。
通过上文可以发现,在进行新闻传播教育时,应该尊重各学科的规律,顺应时代的发展,在传统学科方面要做好巩固和加强工作的基础上加强新学科的学习,努力与国际接轨,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将新闻信息更高的进行传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加强与他人的合作交流,不断的完善自我。
2.2 传播环境的适应
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相对来说相对落后,主要表现在传播实务、现实和应用人才的需要相对较低,面对激烈的竞争和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媒介需要合理的进行应对,否则将很难在传媒行业生存下去,非常的被动。知情人士根据这些情况进行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增加相应的专业科目,专业科目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动,设置了满足市场需求和高度职业精神的培养目标。新闻传播教育部门积极的进行自我调整,根据新闻市场的变化进行改变来适应新闻市场的变化。注意培养具有专业职业技能的新闻传播人才,广泛的适应各种工作面,扩大工作范围,不断的适应新闻传播教育的环境变化。另外,教育人员也可以通过削弱专业之间的界限、减少专业必修课和增加专业基础课来对学生进行新闻传播教育,学生在选择专业时能够获得较多的基础性知识,选择的方向也能有很多,这样也能够培养适应性人才。
2.3 超越课堂限制
新闻传播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书面教育,这样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所以我们应该在新闻传播教育时加强实践性和实战性的练习。在教育时,提高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应该超越课堂的限制,在课堂时学习理论能力之后,通过众多的实践活动来完善自我,切实的对新闻传播的核心和要领进行感受和理解。同时提高学生的复合能力,不断的跨行作业。通过“学科交叉”来熟练掌握服务“全媒体”的技能,实现自我价值。同时,超越课堂限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通过与国际上的新闻传播方面的大成者进行沟通了解。
2.4 媒介集团的转型
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可以与广播电台进行合作,通过成立一定的广播节目来加强对学生的锻炼,能够使学生对已学知识进行消化学习。学校可以通过与其他媒介单位的整合,联合的进行办学,在学校里就可以进行文化产品的创意、生产、传播等,使媒介集团的功能在校园里得到了体现。通过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合作,共同建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的篇章。
在新媒体时代下,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该拓宽新闻传播教育的涉及领域,大力开展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活动,为我国培养出大批的创新型高素质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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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能在新闻、出版与宣传部门从事编辑、记者与管理等工作的新闻学高级专门人才。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发展方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键词:新闻传播 教学
近年来,中国传媒行业特别是新媒体领域的飞速前进,对新闻传播类人才的数量要求日益增多,同时对能力的要求也悄然发声转变,传统的“采写编评”人才已经无法适应新媒体时代对于全能型人才的要求。另一方面,学校的教学改革显然没有跟上传媒行业的改革步伐,“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传统观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到无法与就业需求良好对接。因此,实践教学就变成了新闻传播教学的“重中之重”,实践教学不是一句空谈,而是要培养学生的全媒体意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创新意识,实践动手能力,将他们打造成与社会接轨的人才。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的思路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新的新闻传播思路推动着新闻传播的教学改革,面对媒介融合,我们的新闻实践教学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实验教学条件有限
文科实践教学和理工科相比有其特殊性。理工科实践教学主要依赖精密仪器设备,文科实践教学则依靠于一些基于信息技术的数码设备和编辑软件。例如,数码照相、摄像机、视、音频编辑、网页制作、报纸编辑软件等等。
然而很多高校往往只注重对理工科一些精密仪器设备的投入,却不愿花大力气在文科实验室器材的投入上,尤其是新闻传播专业的数码相机、摄像机等器材的更新换代非常之快,基本四、五年一些机型就淘汰了,学校对设备的资金投入不足造成资源短缺,软件和硬件跟不上时代步伐,学生自然就缺少了很多实践锻炼的机会。
1.2 实践教学体系割裂
新闻实践教学一直是教学的重点,新闻的动手能力培养相较于其他学科要好很多,熟不知,“扛机子”、“剪片子”这些技能固然不可或缺,但是实验教学绝不是造就只懂一两项技能却没有感悟能力的“拍摄机器”。电视新闻作品的诞生,需要经过一系列流程,有新闻的策划、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拍摄、后期剪辑、文字编辑、设计、评论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流程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因此各流程之间需要进行很好的衔接,从而保障新闻作品的质量。然而,在新闻实践教学中,大多人都的对新闻作品制作过程并理解,认为不全面,认为实验课程中只包括技术和制作部分即拍摄、编辑等部分。因此,在实验课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也重在向学生传授这一部分的知识,譬如电视摄像这门课,老师主要灌输的是电视摄像的方法和技巧,然而,如果缺乏好的新闻策划、新闻采访、相关文字的表达能力,那么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技能掌握得再好,也很难打造出一个高品质的新闻作品。
而新闻策划、新闻采访这些课程又在课堂上以理论课的形式进行,策划方法和采访技巧都是靠书本和老师口头传授,更别说和后期的节目制作融合在一起了,这种割裂的片段化的教学体系很难让学生把各项知识和能力融会贯通。
1.3 传统的实验教学过于落后
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新闻实验教学中已经根深蒂固,理论学习是新闻学习的常见方法,通过理论学习后再进行实践演练,这对于其他学科效果很好,但对于新闻学却不是最好的方法。学生是一群被动接受知识的群体,其主观能动性很难发挥出来,学习成果更是很难检验。然而在全媒体新闻生产过程中,必要的时候,需要一个人掌握所有的职业化技能,同时也隐含着专业分工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有很好的人际协调、统筹调控的能力。
而目前大多数高校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环境与学生未来的媒体工作环境存有很大的差别,对学生之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学生毕业之后,到工作岗位中还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在新环境下进行学习,从而去适应一个新的媒体环境。
2.1 专业教师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
据相关统计,国外新闻传播教育人士的媒体工作经历相当丰富,大多由媒体人升华为媒体相关专业教师。根据近些年的调查,全美最佳的五大新闻院校中,很大部分的教授都有十年以上的媒体相关工作经历,所以可见从业经历对于教师的重要性。
我认为,国内新闻教育的一大缺憾就是在很多普通二本院校中,专业教师从业经历严重缺乏。目前,各大院校聘请的新闻专业教师大多都是高学位人士,其基本上是硕士及以上学位,甚至是副教授以上的职称;但真正具备丰富实战经验、媒体从业经历的教师却寥寥无几。也正是因为很多新闻专业教师缺乏从业经历,导致教师在讲授实验课程时使得自身也缺乏足够的底气,因而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事实上,如果教师自身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都不好的话,在教学中便便无法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及实践操作进行深层次的指导。因此,各新闻专业教师必须通过种种途径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复合全能型的新闻专业教师。
2.2 建设学生媒体团队
在新闻传播的教学中,可开创实验课程,建设学生媒体团队。通过实验课程的教学,为学生提供一个开放性、实战性的新闻传播学习的平台。在实验课程中,建设学生媒体团队,改变传统的新闻传播的枯燥、固定的教学模式;将课堂变为媒体空间,让班级成为媒体团队,让学生来扮演新闻作品成产过程中的不同角色,体验每个环节的工作。因此,新闻传播实验课程教学可以让学生真正带入到媒体的工作环境中,有利于提高学生专业学习的成效,实现教学的目的。以纸媒为例,学生可分别承担记者、编辑等角色,记者负责报道新闻;编辑则负责分析与选择稿件、修改稿件和制作标题,配置版面的内容。同时,学生组成的媒体人团队内部也按个人能力、经验、专业的不同划分不同级别的职务,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责。
除了服务于课堂教学的团队以外,也可以成立学生实践活动组织,搭建一个实践平台。如建立以新闻专业为依托的传媒网站,增强新闻学子之间的交流,网站由学生自主管理,内容、管理、运营、推广均由学生自主完成。成立学校的微信宣传平台和微博协会,在学生和社会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学生边干边学,增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2.3 为学生提供展示新闻成果的平台
学生的劳动成果需要一个展示的平台,激发他们实践的积极性。如开创作品展示,学生编辑制作成的校园新闻、拍摄的宣传片、创作拍摄的广告作品等均可通过作品展示的活动平台向校内外受众进行展示。此外,学科可以定期进行新闻成果的评选活动,根据平台展示的作品,选取部分优秀新闻作品进行相应奖励。
同时,学校不妨放眼校外,依托当地的地域资源,紧密联系当地传媒及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与当地政府、大型媒体集团、典范的文化产业企业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渠道,开发实验教学资源,组建学生创意团队,举办一些大型比赛、展览等等,给予学生走出校门参加实践的机会,从而帮助他们毕业之后能够顺利地走向传媒和文化产业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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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专业主要学习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证券、投资、保险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相关业务的基本训练,具有金融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培养具备金融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能在银行、证券、投资、保险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从事相关工作的专门人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互联网时代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问题及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03-2013年间,本外币存款余额由22万亿元增加到107万亿元,10年间增长了近4倍;首批10家民营银行试点;浙江网商银行首家筹建……这一系列数据和变化以及P2P网络借贷平台、IDG和红杉投资等名词进入大众视野并融入百姓的生活,金融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时代复合型人才变得极为稀缺。在互联网金融大背景下,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着怎样的挑战,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的鸿沟如何填补是财经类高校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
创新,是互联网金融时代的主题。互联网金融时代各参与主体都有了新的特征,当然也对各参与主体的引导者及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金融学专业的学生也将面临着新的挑战。
1.1金融机构的运作及管理呈现新的特征
(1)金融实体参与的内容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大量的民间资本与公司的投融资有了更好的桥梁:互联网平台为公司提供了更宽广的融资渠道;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公司财务的管理更多地趋向电子化、无纸化、智能化,而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使得公司发生财务往来的方式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2)资金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结合使得金融与实体企业的结合更为紧密。
新一轮改革中,经济走出低迷需要资金链、创新链与产业链“三链”的互动,金融改革增加了金融支持实体企业的力度,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科技与金融的深度结合。实际中创新企业大多是中小微企业,因为中小微企业受资信、固定资产抵押等方面的限制,获得银行贷款、实现间接融资的能力有限,科技获得金融支持的力度就有限。
1.2互联网金融时代对金融学专业人才要求高
(1)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
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基础和关键。对金融学专业人才来说,首先要弄清楚金融的本质是什么。金融,就是资金的融通。扩展来说就是多种资金来源利用不同的方式、渠道、模式,通过各金融机构运用到资金需求方的过程。金融学专业人员需要掌握这其中所涉及的基础理论、框架结构、运作机理及制度监管等知识体系。
(2)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在网络技术与金融创新瞬息万变的今天,除了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金融学专业人才还需要具备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在有限的在校金融学专业学习中,学生很难在课堂上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深入学习互联网技术,也无法在课堂上学习到实践中的新变化。这就要求专业人员要在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要能主动地去吸收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及新成果。
(1)身体素质渐差。
调查结果表明,48%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身体处于健康状态,50%的学生为亚健康状态,还有少数学生认为自己的身体素质较差。还有一个明显特征是,随着年级的增加大学生的身体素质逐渐减弱。高年级学生中有58%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比低年级学生对自己身体的评价要差很多。大学生目前的身体素质状况令人担扰。
(2)心理素质脆弱。
调查显示有55%的学生认为成功离不开良好的心理素质,而剩余的45 %则认为不需要或者无所谓,这就表明学生对自身心理素质的培养有所疏忽,或还没有做深入的思考。遇到困难时容易急躁和心慌,遇到挫折时极易消沉,在面临重要事情时容易胆怯、紧张,无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说明大学生心理非常脆弱,而且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对这一问题有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高心理素质的锻炼与培养了。
(1)社会风气和环境的负面影响。
我们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以及金融国际化所带来的财富,同时也因为对一些观念的曲解及拜金主义的侵袭,社会环境里充斥着一些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气息,有些学生上大学就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好就业。因此在校学习期间就会特别注重成绩,出去兼职时也是为了挣钱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而不是能力的培养,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大学生忽视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与专业基础知识的长期积累以及自身修养的积淀。不良导向作用,宣称只有财富和地位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遵循这一成功学理念的人必定会更加地注重钱财,关注的是短期内获得多少财富,而不注重知识带给他的极大力量,更谈不上全面发展了。这部分学生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就会失去前瞻眼光,产生短视行为。
(2)教育体制的缺陷和教育机构的忽视。
首先是素质教育未落到实处。应试教育可以培养大量的考试人才,应该说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在基础教育阶段这种教育方式的确培养出了一些尖子生,如我们国家的奥数和各种竞赛的成绩在世界都是拔尖儿的。但这些尖子生在生活技能、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有着极大的欠缺。这些欠缺需要在将其输送到社会为社会服务之前有所纠正、有所弥补。这就需要现行教育体制下的学生在大学里能有一个全面的发展。但我国的高等教育仍是在现行教育体制这个大背景下的,虽然素质教育已倡导了很多年,但仍停留在应试教育上。
(3)学生自身能动性的懈怠。
外因影响内因,内因是决定因素。学生个人无力改变社会大环境与教育制度,但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学生自身的因素才是影响综合素质的关键。而许多大学生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味地抱怨社会浮躁,学校没有给自己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抱怨学校教师授课质量不高,等等。
(1)备好一个前提:健康的身体。
这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二是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及适应能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一个强健的体魄是保证一个人全面发展的奠基石,它的作用是什么都无法替代的。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金融所表现出来的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常常需要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及压力,所以健康的体魄是基础。因此,要加强必要的锻炼,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及适应能力:要能正确地感知并认识自己的心理,学会调节、释放;要学会自我肯定,抛弃自卑,坚定信念,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并努力实现;同时还要增强自信心。
(2)打好一个基础:扎实的专业知识。
现在很多金融机构迫切需要大量的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但是事实上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个矛盾大都是因为很多大学生缺少学习能力及发展潜力。金融机构需要的是具备一定的质疑能力,并且随时愿意学习新事物,有创新精神的人,不刻意追求是否是党员和学生干部。因此,在校园里,学生首要的职责就是好好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并能自如地转化为自己所函需的能力,这就要求学生平时要注重专业基础知识的积累,深刻领会教师所教的学习方法,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与积累来大大提升自我的能力,加强自身的战斗力,以在竞争中占领优势地位。
(3)扭转一个风气:价值观的重塑。
衡量一个人财富的多寡并不单单凭其拥有金钱的多少,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在获得这些财富的过程中人生价值的体现方式。目前由于社会对经济过度重视而忽略文化价值观的作用,导致价值观念的错位,信仰的缺失,使得整个社会中金钱至上的观念占据上风。社会责任感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是大学教育所应该关注的,金融学专业学生更应该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以仁、义、礼、智、信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体内容的核心价值观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向利益缴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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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服务是一种成本低、效果好的服务,但又是一种社会效益回报周期相对较长的服务,它与普通意义上的医疗服务是有一定差距的。为了能够公 平、效率、合理地配置公共卫生资源,必须要明确什么是公共卫生。 美国城乡卫生行政人员委员会对公共卫生定义———公共卫生是通过评价、政策发展和保障措施来预防疾病、延长人的寿命和促进人的身心健康的一门科学和艺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公共卫生服务实施过程中的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指国家根据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及其危险因素,按照干预措施的投入产出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国家财力等来筛选确定的、主要通过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全体居民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是近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太原市近几年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按照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逐步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进行推进实施管理,制定相关政策、标准,配备公共卫生管理人员,并进行全面培训上岗。在逐级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等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发现了不少的问题,现将太原市最突出的问题总结报告如下。
1.1管理体制不顺,三级网络管理松散
①三级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网络虽然已经基本建成,但仍然没有充分发挥相应的功能作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管理有的在卫生局、有的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县、市)卫生局和本辖区疾控中心联系不够,衔接不密切、配合不默契,导致在项目的监管、督导、培训、指导、资金下拨等方面都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质量。
②即使都放在卫生局管理,也存在疾控处牵头管理业务,妇社处负责下拨资金的现象,导致社区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工作量与资金划拨脱节的现象,不利于调动社区工作的积极性。
③区(县、市)卫生部门督导力度严重不足,很多区县卫生机构全年对本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督导覆盖率达不到100%。辖区内很多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2年都督导不了1次。仅仅靠市级卫生部门的半年抽查和督导远远不能控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质量。
④太原市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不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属单位,社区卫生服务站是一个独立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只是规模小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社区卫生服务站几乎不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管理,而区县一级的单位也疏于对服务站的管理,因此,社区卫生服务站基本属于脱管状态。
1.2绩效考核流行形式
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是推进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有效举措,对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增进居民健康,提高公众健康保障水平,实现卫生公平,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市各区(县、市)都开展了绩效考核工作,但考核流于形式,考核结果不能真正反映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数量和质量,考核结果没有真正做到和拨付资金挂钩,因此,绩效考核效果差,监管力度差,没有起到激发和调动基层工作积极性、促进项目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的作用。
1.3人员问题
我市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普遍存在人员缺乏、队伍不稳定、专业素质不高、工作不积极的问题。尤其是基层机构很多情况下聘用临时人员来完成公共卫生服务的任务,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
1.3.1基层卫生技术人才短缺:乡镇卫生院人员问题尤为突出,乡村医生“难引进、留不住”。年轻的专业人员太少,年龄偏大的乡村医生由于自动化办公能力有限等因素,管理公共卫生工作难度更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量日益增加的同时,工作要求也不断提高,基层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影响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顺利实施和质量。
1.3.2基层队伍稳定性差:社区卫生工作人员与大医院医生相比,社会地位低,受尊重程度差,工作辛苦,而且工资待遇、培训考核、职称评定等政策尚不配套,影响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队伍变动频繁。
1.3.3人员整体素质低下:许多基层医院的全科医生和医务工作者集预防、医疗多项职能于一身,但是基层医务人员并未具有较多的公共卫生知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导致基层公共卫生力量薄弱。村医中“三低”现象(学历低、技术水平低、服务质量低)非常突出,很多人根本不具备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基层医务人员技术服务能力直接影响着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的质量。
2.1明确职责、加强相关部门协作
由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容涉及面广、不仅需要卫生、财政等相关部门问的协调,而且也涉及到卫生部门内部各单位、各处室的内部合作。因此,需要建立责权一致的分工机制。按项目管理原则,明确项目责任部门及其职责、任务,并签订责任协议。建立政府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及基层卫生组织之间综合管理机制。在组织和业务技术方面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调,同时需要明确各级部门的职责,避免“各说各话,各做各事,相互埋怨,互相扯皮”的不良局面,使该项工作形成一种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有机整体,共同做好项目的实施与管理工作。
2.2建立和完善绩效考核与监管机制是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有效手段
绩效考核评价制度是有效资源配置,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的有效实施,必须对项目落实情况及效果进行考核和监督检查。针对目前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和监管机制尚不完善的问题,建议从以下方面加强改进:
①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进行补偿,建立与绩效考核挂钩的拨付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②将日常督导考核结果、培训考核结果纳入年终绩效考核分值中,真正做到将日常工作质量与年底抽查结果相结合的方式,保证绩效考核公平公正性;
③对实施情况较好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进行物质或精神奖励,提高其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积极性;
④加强信息系统的整体规划和投入,充分发挥其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中的作用。
总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五项重点工作之一,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头等大事,也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各级卫生部门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人员应当根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策略,采取合理的处理措施,提高项目管理的整体质量,确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太原的有效开展。
【浅析公共卫生服务实施过程中的问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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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教育部于2006年发表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可见教育部对于高等教育的高度关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数据时代下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挑战与应对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大数据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价值性等的特点。大数据时代对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现行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存在面临理念、制度、保障标准和措施方面的挑战。在大数据时代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需要转变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理念、构建适应大数据的多主体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组织架构、建设适应大数据要求的高职质量保障体系的信息系统。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从学校数量还是在校生规模和市场需求方面看,中国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半壁江山,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到,到202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4年6月国家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对高职教育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与要求,提到:“完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以学习者的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为核心,建立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职业院校要建立内部质量评价制度,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如何落实《建设规划》的要求,尽快构建起适合中国特色和时代需求的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大数据”(Big Data)一词已经成为当前各界运用最多的词语最多之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能化制造共称为信息领域三大颠覆性技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要求我们构建适应大数据特征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适应大数据的时代特征构建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高职教育质量保障建设中如何借助前沿技术的发展使得质量保障实现从宏观群体走向微观群体提供可能?本文试图以大数据背景为前提探讨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应对。
大数据(Big Data),又称之为巨量资料。根据Gartner研究机构的定义:“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大数据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价值性等特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人们带来了更加方便和快捷的运用和传播各种信息方式。在高职教育质量保障的理念、制度、措施和教育培养、教育教学和就业等环节,大数据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也带来了高职教育质量保障的挑战。
在当今高职教育质量保障的理念和制度上,还是以传统的保障方式为主形成保障体系,新的适应信息社会的质量保障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信息社会下的高职质量保障应该以常态监控为手段、以学生发展为本和教育过程的信息公开为质量保障的理念,建立教育质量过程监控和状态数据监控的保障制度,大数据的特征正好为高职教育质量保障的质量理念和制度成为可能,大数据时代为高职质量保障建设提供了可能,这使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面临机遇与挑战。
2大数据时代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面临的挑战
在质量保障的过程中形成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即为质量保障体系。高等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因此,其质量保障内涵同此。
在大数据时代,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范式、教学内容和手段、知识交流及处理机制都将发生相应的改变,这将直接影响着高职教育质量的发展。而我国现行的高职质量保障体系延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保障体系机制,呈现出跟大数据时代不相适应的问题。
2.1 基于大数据时代要求的质量保障价值理念缺失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高职院校规模增长迅速,规模的扩大,需要在高职教育的各个环节加强信息和数据建设,以保证教育质量,大数据使之成为可能。由于受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质量保障的价值理念呈现与大数据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质量保障主体还是以政府为主,学生参与质量保障有限,没有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保障方式主要以政府主导的外部评估为主,注重条件下指标建设,对内部保障措施建设明显不足;信息公开不够,一些培养机构对教育过程的一些核心数据公开不够,如教师数量及结构、生师比、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等;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方法对高职教育质量进行监测和反馈的机制建设存在不足,保障制度与措施与规模不匹配等。已经不适应当今的高职教育质量保障建设,无论是从学校的硬件设施还是双师型队伍建设。
2.2 质量保障主体单一不适应大数据时代要求
现行的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主体是以政府为主,高职院校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并没有参与到质量保障过程之中,学校在质量保障中的主体地位缺失,行业企业的参与度不高,学生和家长基本没有参与到质量保障中来,导致了质量保障主体单一。这样使得得在保障方式上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教育行政部门是绝对的权威,各个高职院校都是在国家统一的质量标准下,从学科设置、招生指标的下达、培养经费等都统一调配,学校基本上都是被动接受政府组织的相关的教育评估,学校质量保障体系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另外,高职教育还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第三方质量保障机构。企业、第三方机构和师生在质量保障过程中参与极少,发挥的影响也极为有限。特别是高职教育中的师生只有被参与的地位,这样常常会导致高职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的失灵情况出现,导致高职教育质量保障的低效率。
教育质量评估由教育行政部门选派专家到学校进行评估考核,他们在规定的几天时间通过对学校实地走访,对少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访谈,听少部分教师课堂教学和看文件资料等方法获取的信息对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做出评价结果,确定学校的质量水平,这样的质量保障是片面的,因为其他的质量保障主体没有参与其中,评价的结果有失公允,这跟大数据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要求是不相符合的。 [4]大数据时代的质量保障主体要求是政府、学校、学生、家长、用人单位和社会公等利益相关者。政府在责任更多是加强宏观政策调控、经费投入和信息建设等,质量保障的主体应该是多元的,尤其是师生都应该参与其中。
2.3 适应大数据要求的质量保障信息系统没有建立起来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我们的信息系统的建立带来机遇和可能。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我国的高等教育信息系统远远跟不上目前的信息化的发展,适应大数据时代要求的包括高等学校的办学的基本数据和反映学校动态发展的各种信息系统正在建设之中。涵盖学校的各种数据资料的大大部分信息没有公开,比如学校的办学经费、硬件设施基本情况、生均拨款等。学生对学校的评价系统、家长和社会公众对学校的评价系统、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反馈等系统等尚未建立起来,学生、家长、企业和社会公众无法丢学校的质量进行科学的评价,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的高职院校的信息系统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导致信息不对称,无法对学校的质量进行保障。这就要求高职教育在进行质量保障时候必须加强信息系统的建设,直接导致高职教育质量保障的合理性缺失和低效率。
2.4 质量标准不科学
质量标准评价高职教育质量高低的重要方式手段。现行的对高职教育的质量评估的标准主要是以教育部颁发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工作指南(试行)》、《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专家组工作细则(试行)》等文件为指导,各地区可以进行具体的标准。这样一来,导致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标准不不科学:第一是质量标准不完整、不系统。目前国家有院校设置标准,但缺少专业、课程、师资、实习实训等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的标准;第二,质量标准单一,没有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高职院校设计不同的质量保障指标体系等。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将会对教育理念进行革新,包括教育教学的方式、质量提升和质量保障都提出新的要求。高职教育作为培养社会经济所需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要正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进行反思,从保障理念、保障措施和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与时俱进。
3.1 转变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理念,树立适应大数据时代发展的质量保障理念
大数据对教育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国外的高校教育教学及管理中,通过对教育数据的深度挖掘为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学管理水平的提升服务已经成为了一种主要方式,且这种方式正在往深处发展。对学生而言,大数据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精确度的预测与评价已经成为可能,这种趋势加深了老师跟学生之间、学生跟学校之间、社会跟学校之间以及学校跟政府的相互了解。美国的学校能够通过对学生数据的分析,以85%的精确度预测学生的升学率。
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大数据为中国教育的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教学评价和教学质量的监控的确定将发挥积极作用,教育质量保障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大数据”使单独进行过程性评估变为可能。进而言之,学生在学习和研究过程的具体表现都可以形成数据,将这些数据进行分类、整理统计和分析就形成对高职的学习研究的质量评估方式。对于学校的办学、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考核的过程同样实现类似的方式进行。201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为促进更好学习:评价与评估的国际视角》的报告中提出了“增强评估以促进学生学习”的新思想,评估中使评价与教育目标保持一致、将学生置于核心、评价的重点应放在改进课堂实践的过程性评价设想。
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转变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理念,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用先进的保障理念引领数据管理平台建设,高职院校要把数据管理平台作为学校管理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以管理平台建设为契机,狠抓专业建设、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建设、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强化管理结构,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实现管理模式创新,以构建跟大数据相适应的质量保障体系为宗旨。
3.2 构建适应大数据的多主体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组织架构
高职院校的主体主要包括高职院校、学生、家长、用人单位、 政府教育管理部门、 政府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还有相对独立的社会专业教育评估机构等。[4]各个利益主体对质量的诉求存在差异,首先需要我建构组织架构,以适应大数据对高职教育的质量保障需要。在此过程中,应该依靠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大数据系统,构建成相互促进、信息互通、共同发展、运行有效的保障体系。
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组织架构由高职教育的七大主体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信息系统为平台搭建。七大质量保障主体分别是高职院校、政府教育部门、政府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第三方保障机构,高职院校对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和管理,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进行定期评估;学生主要对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对学校的满意度做出评价,以督促学校不断加强质量改进;家长对学校质量的评价可以为后续的考生选择学校和提升质量提供依据;政府教育部门主要对学校的办学条件进行监控与宏观调控,根据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评价决定学校的拨款;政府人力资源保障部门主要进行人力资源的信息管理,主要是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为毕业生提供客观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大数据来实现;第三方质量保障机构主要是根据质量保障标准,利用大数据平台对质量保障各环节的信息进行提取,通过系统的计算、分析和对比,对学校教育质量实施评估,做出教育质量报告。[5]为政府和学校的质量改进提供依据。
3.3 建设适应大数据要求的高职质量保障体系的信息系统
在致2015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大数据时代贵阳峰会的贺信中说道: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相结合,正在迅疾并将日益深刻地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中国正在研究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各行各业依托大数据创新商业模式,实现融合发展,推动提升政府科学决策和管理水平,用新的思路和工具解决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问题。在高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大数据大有可为,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实现高职质量保障的信息平台。我们可以搭建一个全国性的基于多主体的“高职质量保障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类质量保障信息都面向公众开放,不同的质量保障主体根据各类质量信息可以监控高职教育的质量过程并对质量作出评估。政府对信息平台负有监管的职责,确保信息数据的真实可靠。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13年全国共有普通高职(高专)院校1321所,为了便于质量监控和保证,教育部在其门户网站建设了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和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库,对各个省市的高职教育发布了年度质量报告,在年度报告中各个省市对其质量发展基本状况进行了公开,从报告中可以看到,报告的内容大致是从概况、学生情况、教育教学改革、政府举措和问题与展望几个部分。
通过这个数据信息平台,我们可以查询到2012到2015年的高职院校质量发展现状,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目前的这个信息建设,更多是从宏观层面对质量进行的信息发布,涉及到具体的高职院校的基本信息不具体,学生评价、家长评价和用人单位对培养机构的评价是缺失的,对于诸如在线教学资料的开放尤为缺乏,跟目前的教育技术发展水平严重不适应。如慕课、翻转课堂、同伴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实例等跟质量密切相关的信息在目前的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信息平台建设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凭借大数据建设教育质量保障信息平台,实现对各学校的办学设施、师生比、教师基本情况、校园文化等基本信息,教学资料和教学改革信息建设,学生、教师和用人单位及公众的评价信息等的建设和监控保障。
对于大数据时代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需要在大数据带来的机遇背景下,认识到现行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存在的保障理念不适应时代要求、保障主体单一、质量保障体系的信息系统缺失等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建构;需要树立适应大数据时代发展的质量保障理念、构建适应大数据的多主体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组织架构、建设适应大数据要求的高职质量保障体系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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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闻在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虚假性、低俗性和侵权性等道德失范现象,这给新闻传播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如何正确认识网络新闻媒体道德失范问题,改善网络新闻媒体环境。促进网络媒体健康快速发展,是每一个网络新闻工作者积极思考的问题。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代媒体网络新闻的道德失范问题及对策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媒体网络作为互联网的一种衍生媒介,已经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新闻传播形式。虽然目前媒体网络能够更加方便、及时的报道相关新闻信息,然而现实中也出现了网络新闻道德缺失的现象,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恶劣影响。本文主要针对新形势下媒体网络新闻的道德失范问题进行研究,对网络新闻的特点以及网络新闻道德失范的具体表现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且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规范媒体网络新闻道德的对策。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于新闻的接受方式也出现了巨大变化,已经逐步从传统的媒体方式向着互联网新闻发展,这是媒体新闻行业的一次巨大变革。与传统的媒体新闻相比,互联网能够借助于不同的渠道进行传播,进一步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和便利性,而且信息资源的共享也变得更加快捷。然而,互联网是一个极度开放的环境,这就极易形成媒体网络新闻的道德失范,从而对整个网络新闻和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所谓网络新闻,主要是从新闻的传播媒介进行区分,即通过互联网进行新闻传播,观众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短时间内获得新闻信息。与传统的新闻相比,目前的网络新闻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网络新闻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与传统的新闻相比,网络新闻能够实现全天候的实时新闻更新,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新闻传送给观众;
其二,网络新闻的传播途径非常广,内容的形式丰富。网络新闻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新闻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内容的丰富度上有了较大的创新,而且网络新闻可以通过视频、音频以及图片等形式进行全方位的传播;
其三,观众可以随时参与到网络新闻的讨论中,由于互联网的时效性和开放性,观众可以将自己对新闻的看法通过评论的形式进行反馈,从而加强了观众与新闻媒体的互动。
结合近几年来我国媒体网络新闻中道德失范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其主要表现形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网络报道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因素,容易造成观众对事件认识的扭曲。具体而言,一些网络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采取了先入为主的态度,对新闻进行了片面的报道,然而一旦事件公之于众,就会使得观众对网络新闻的真实性产生质疑,从而产生了在观众群体中的失信。目前网络新闻片面性报道的一些常见表现有恶意炒作、子虚乌有等。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生命,然而一些网络新闻为了吸引观众眼球,不惜编造和杜撰虚假新闻,这对网络新闻产生了极大的损害。二是在网络新闻中时常出现恶意诽谤和谣言。
目前网络新闻缺少法律的有效约束,因此在网络新闻中出现了谣言四起的现象,而这些诽谤信息会对受害者的名誉产生极大的损害。三是网络新闻中充斥着大量的不良信息。网络新闻具有十分明显的虚拟性和极高的自由度,然而一些网络新闻媒体为了满足其上也需要,时常忽视其自身的社会责任,为了迎合观众的需求,在网络新闻中添加一些不负责任的信息。同时由于一些网络新闻的从业者素质较低,使得目前网络新闻中充斥着大量的黄色、暴力等不良信息,这些不良信息对整个社会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不仅威胁着网民自身的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同时也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四是网络新闻极易产生错误的舆论导向。在网络新闻中,正确的舆论导向可以鼓舞精神、除恶扬善,然而错误的舆论导向则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而且由于一些网络媒体是由境外公司投资,因此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为了刻意追求网站的点击率,往往倾向于报道一些揭露性的新闻,导致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出现偏失,甚至会对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媒体网络道德失范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甚至会损害国家的形象,因此结合目前媒体网络新闻的主要特点及其道德失范的主要现象,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第一,深化和增强政府对于媒体网络新闻的监管力度。
首先应该加强网络新闻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国家对于网络新闻传播的监管,真正实现对网络新闻的依法管理。我国相关部门从2000以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网络新闻的法律法规,这对于保证网络新闻传播的有序进行起到了保障作用。然而结合当前网络新闻媒体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发现,这些既有法律显然是不够的,因此需要结合新形势下的实际情况对互联网新闻传播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不仅如此,还要进一步改进目前网络新闻法律执行力不强的问题,不断推动网络新闻相关法律法规的细化,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而且,国家对于互联网安全的监管不应该再仅仅局限于网络黑客、暴力色情信息,还应该进一步将范围扩大至异常舆论导向等方面,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出台相关的政策。
第二,增强网络新闻编辑的社会责任感。
在对虚假网络新闻的研究中,相关专家提出了虚假新闻实质上是职业道德的缺失。目前,我国无论是传统的新闻媒体还是网络新闻媒体,都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压力,因此网络新闻在新闻的时效性和丰富度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然而,也有一些网站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传播一些刺激性的新闻吸引网民眼球,然而这些新闻的发布有着很强的随意性,这自然也为虚假新闻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然而虚假新闻的产生,其根源是网络新闻编辑的社会责任感缺失。实际上,网络新闻编辑的道德水平和素质直接决定着网络新闻的质量。因此,要结合网络新闻边界人员的实际工作情况,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素质教育和道德熏陶,并且定期开展相关的业务培训,逐步提升整个网络新闻从业者的素质水平。与此同时,还要提高网络新闻编辑的从业者准入门槛,选择素质和道德水平较高的专业性人才队伍。
第三,网民应该珍惜其话语权。
在目前的网络新闻中,网民可以直接参与到对新闻事件的评论中,同时网民之间也可以相互看到评论信息,因此,网民的评论信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自身看法,还会对其他网民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这一层面来讲,网民应该努力约束自身行为,提升自身的素质,并且珍惜自己的网络话语权。目前在网络新闻中网民之间的谩骂司空见惯,而这些言论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对其他网民产生误导。因此,网名要自觉的对自身言论予以规范,在发表评论时要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同时,相关部门对于一些恶意炒作和发布虚假信息的网民应该给与一定的惩处,以更好的保证整个网络新闻环境的秩序。
现代媒体网络新闻道德失范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国家相关部门采取综合性的措施,逐步提升我国互联网新闻编辑从业者和网民的整体素质和道德水平,从而可以更好的保证我国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同时,网络新闻道德水平的提升还会在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舆论导向,有利于保证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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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迅速普及,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网络获取信息、表达观点和宣泄情感。2012年百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中,约30%因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即三成社会舆情因网络舆情而起。网络舆情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关注。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矛盾也在积累和叠加,作为贯穿网络舆情发展始终的网民心理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促使网络舆情的表达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如引导不当,极易爆发危机网络舆情,影响社会和谐安定。因而,基于网民心理的网络舆情引导成为一个新的课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媒体时代网民心理疏导机制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网民整体还处于青年阶段,在年龄上表现出年轻化;学历上呈现出上升性;收入水平整体处于低收入水平,但成长空间巨大;在职业类别上以学生和自由职业者为主,相对空暇时间较为充足。这些基本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网民心理机制的形成。
【关键词】网络时代 网民心理 社会参与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5年1月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在网民群体中,29岁以下的青少年年龄组占据了56.1%的比例,其中20-29岁的网民群体数量最大,占30.4%,占网民总体的近1/3;同时,88.6%的网民是大专以下文化程度,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占最大比重,接近79%,即占到网民总体的3/4强……根据以上数据加权计算,对目前网民的主流群体进行了特征形象的刻画和素描――平均年龄为29.5岁、平均月收入2869.1元、平均学历为高中/中专/技校学历、以学生(25.1%)和个体户/自由职业者(18.1%)为主要人群。中国网民主体的基本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网民心理机制的形成。
第一,话语表达和社会参与需求强烈、政治上较激进。人的嘴天生有两大基本功能――吃饭和说话,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一直都为解决吃饭问题奔波、斗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保障和实质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得到整体提升,嘴巴的另一个功能――话语表达功能相较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需求都更为强烈。从小处说,老百姓希望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家长里短等与别人共享,因为现代化和网络化带来的是个体存在的原子化,人们具有普遍的电子恐慌症和群体疏离感;往大的说,老百姓希望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对国家大事“评头论足”。但由于社会结构的严重错位,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民意表达渠道不畅。社会化媒体由于其隐匿性、相对表达自由等特性,着实让中国老百姓压抑了几千年的话语权得到了一定量级的释放,网民自由表达和社会参与需求的愿望十分强烈,热衷于参与各种事件尤其是社会公共事件的讨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西方很大程度上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的网络到中国变为社会话语表达公共平台和为什么网络上动辄出现点击和回复超百万的网络民意啸聚事件了。
第二,具有正义感和使命感,从“清议”到“起而做”。中国老百姓历来“不患寡而患不均” ,而社会现实意义上的公平观与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位产生的张力,以及在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基因中存在着的“侠”的基因,即所谓的“路见不平一声吼”,以上这些基因也被移植到网民的文化基因中来。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道德失范等问题,特别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中国网民总以社会罪恶克星等身份出现,并仗义执言,且经常能改变公共政策的方向;也正是网民的声音,警示地方领导干部恪守基本的政治伦理和人伦底线。2009年可以被看作“网络舆论从线上走到线下”元年,网民的行动已不仅限于网络之上的“清议”。他们常常走下“网坛”,不仅进行田野调查,叩问突发事件的真相,更以社会建设者和卫道士的身份主持正义,如随手拍活动、免费午餐计划等,同时还以一种异化的形式――“行为艺术”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如网络求虐、PS恶搞风潮等。
第三,观点重于事实本身,“有主张,少论据”。由于中国网民大部分处在社会底层,即所谓草根,改革开放的成本和压力很多程度上被这一部分人所承受和埋单,因此,这类群体存在着强烈的相对被剥夺感、心理失衡感及对社会公正的不信任感。随着贫富分化、生存压力的不断加大、失衡,紧张、焦虑、不满等负面社会情绪浮动,面对一系列社会矛盾和不公的时候,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在种种利益冲突中心态失衡,在感到不满、愤懑的同时,又感觉个人的无力。多数人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会选择沉默,而这种愤懑与沉默累加起来就会形成人们心中无法发泄的不良情绪,一旦在网上遇到与自己现实中相似的事件时,在法不责众等心理暗示下,情绪会集中化的宣泄出来,迅速引爆整个网络。网民在网络中不是靠分享事实来博得网民的同情和怜悯,而是以言论、观点等方式寻求着情绪宣泄的突破口。
第四,言论感性化、情绪化。网民虽然重视言论,但言论更加感性化和情绪化,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社会孤独感和缺乏归属感使得情感交流内容占重要地位,很多网民参与讨论的目的是进行情感交流和情绪宣泄,网络的匿名性使人们更无所顾忌地进行感情宣泄;二是网民之间讨论的话题转换频繁,思维时常处于发散状态,话题之间跳跃性大,时常穿插一些感性语言,如“今天吃的好多啊”,“我怎么忘了这个事啊”等,表现出网民的情绪化特征;三是言论大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四是语言整体呈现口语化、非逻辑化、情绪化的特点,使得讨论往往停留于较表面的层次。
第五,群体极化效应明显,群体感染性强。所谓群体极化,是由美国当代法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提出,“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有证据显示,在网上发生群体极化倾向的比例,是现实生活中面对面时的两倍多。①在我国,这种群体极化效应更加强烈。首先网民低龄化和低学历化,对事实的判断不像西方国家的网民的整体判断能力高;其次,网民以草根为主,社会相对剥夺感强烈,更易于情绪化,“一点就着”,而像畅达的现实民意表达渠道等中介变量严重缺位,因此群体极化效应更为明显,群体感染性强。
第六,存在话语暴力和网络暴力倾向,呈现出“多数人的暴政”。在话语表达上,遇到不顺心的,国骂随着敲击键盘而出,话语的暴力仅是一种外在的暴力形式,在网络世界中,人肉搜索、网络推手等大行其道,更有甚者,将线上的不满在线下进行宣泄,“姜岩死亡博客事件”等事件中,中国网民所表现出来的张狂和暴力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其主要表现为两种行为方式:一是信息暴力,如通过言论、图片、邮件等传播威胁性、攻击性信息;二是行为暴力,指超越网络空间而涉及现实生活的一些侮辱、攻击性行为和对于当事人个人隐私的侵犯。 第七,多数网民是通情达理的,更在乎的是尊重和态度。某种意义上,传统的官尊民卑的思想依然存在,很多事件是这样的发展逻辑:事件发生―网民爆料―传统媒体跟进―网络热炒―形成舆论压力―政府部门介入―网民偃旗息鼓。很多事件只要政府部门做了回应,哪怕仅是话语上的回应,即使不能让人满意和信服,网民也会识相地功成名就地退出。由此可以看出一般网民的心态是,基于其草根的特性,只要得到部分尊重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重视,就有了成就感和满足感。
根据以上网民心理的特征,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网民的心理疏导,在此基础上,争取构建更加和谐的网络环境。
第一,正确认识网络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在当下的互联网管理逻辑中,时不时可以看到部分管理者依然将网络作为“洪水猛兽”。无论是打着“绿坝护航”抑或是“绿色办网”等旗号,背后总感觉到一种政治逻辑,即严格控制互联网,使互联网管理成为没有任何虚假、危害信息的绿色空间。但是,“水至清则无鱼”,所谓的纯净的互联网空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从目前的互联网实践来看,网络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很好的社会安全阀的角色,其在促进网民情绪宣泄、缓解社会戾气等方面具有其他任何媒介所不具有的社会功能。因此,对网络应该持正确的认识,切勿以“网络管理”为名,行“控制网络”之实。
第二,强化网络的社会代偿机制,有效疏导网民淤积情绪。在社会学中有所谓的“弱者的武器”概念,即弱势一方通过既有的正规途径,无法实现自己的诉求,无法与强者抗衡,故转而寻求其他极端手段。由于现实社会生活中,这些手段往往比正规途径有效,故而会在整个社会中产生可怕的示范效应――“事情闹大了才可解决”取代了理性、合法的表达途径,造成恶性循环。在一定程度上,网络具有社会代偿的功能。通过网民在网络上的戏谑、嘲讽甚至辱骂,宣泄了社会不满情绪,化解了社会戾气,减少了网民付诸于线下具体行动的可能性。因此,要理性看待网络上的喧哗和群体极化现象,毕竟虚拟空间的压力比现实空间的压力更加轻微。
第三,加强信息公开和透明,压缩网络谣言生存空间。网络上动辄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民意啸聚,从本质上说,是公权力和民众代表的草根信息知情权之争,是民众在这个争夺过程中处于“权利匮乏”的尴尬境地所造成的一种情绪应激行为,谣言也是这种应激行为的伴生产品而已。因此,需要加强信息的进一步公开和透明化,切忌用“删、捂、拖”的方式来应对网络民意。
第四,重视网民意见,积极回应网民的质疑,积极展开与网络意见领袖互动。网民的意见是经过意见观点的交锋而呈现出来的显性民意,虽然并不一定全都是正确的,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应该加以重视。相关部门要积极回应网民的关切和质疑,哪怕是部分网民的质疑在管理部门看来是“不明真相的”。态度是相互的,只有尊重了网民,才能获得网民的尊重。同时,应该重视网络意见领袖在网民中的作用和价值,通过构建意见领袖数据库,线上线下双向互动行为,建立互信互认的信任机制。
第五,加强网络立法,打击网络不法暴力行为。从网民的心理特征分析可以看出,部分网民的确有网络话语暴力倾向,因此要加强网络立法,尤其是对网络上一些侵犯别人隐私和声誉的不良暴力行为加以严惩。在维护网络良好言论氛围的前提下,加强对极端网络行为的管理也是网络健康发展的题中之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为北京社科基金项目“线上话语空间建构与线下动员―突发公共事件的微博传播与预警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ZHA005。
① 【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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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间对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生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城市而言,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形体环境中最易识别的部分,是城市形象城市肌理的体现,是城市文明和文化特色的表现,是认识一座城市的重要“窗口”,它能美化城市环境、增强城市活力、体现城市特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塑造公共意识、促进产城融合,因而成为城镇化质量高低的重要体现。人与地、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的现代化"是城镇化质量的应有之义。据此评判,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规划理念落后,供求矛盾突出;追求宏大平整,破坏自然肌理;割裂历史文脉,丧失文化个性;突出审美价值,忽视人文关怀;排斥弱势群体,加剧社会隔离等。据此,政府应把政策干预的重点放在四个方面,即挖掘私人资本与资源,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体系;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形成个性鲜明的公共空间;转变设计理念,强化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发挥非政府机构作用,建立公共空间的大众参与机制。
【关键词】城市公共空间 城镇化质量 公共意识 人文关怀 社会隔离
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有助于解决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文化缺失、社会隔离、公共意识薄弱、公共空间资源使用冲突四大城市问题,因而受到了城市、社会、政治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
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在此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三个趋势:一个是公共空间的私有化以及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判定再次升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干预更倾向于为资本扩张服务,使得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趋势愈发显现,表现为私人直接或间接控制了许多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城市公共空间,广大学者出于对此现象的不安与忧虑而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Madanipour,Calhoun, Ellin,Sennett 等[1,2]。另一个是对公共空间的关注从早期的“视觉审美”发展到对人与环境的认知意向、行为心理,以及实体物质空间同抽象的社会、政治空间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布里格斯、伯曼、南希·弗兰瑟等[3-5]。还有一个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和开发管理问题表现出了新的热情。除了基于实践需要而开展的大量研究外,还特别关注非公共投资的私有公共空间(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的开发、规划及管理问题,从而不仅大大拓展了公共空间概念的外延,而且还为人们展现了公共空间的多样化生产机制与利用方式[6]。
国内学者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城市公共空间的属性。随着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传入国内,加之解决城市发展与规划中具体问题的需要,公共空间到底“是什么”就受到了普遍关注与讨论。总体来看,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公共空间具有公共性(可达性)、开放性、多功能性等特性。当然,受不同学科背景的影响,大家对上述特性内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7,8]。第二方面,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关注的重点是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社会排斥性)、趋同化与功能单一化等问题。一般认为,规划过程中的“重物轻人”,以及受西方中心意识主导的现代化思想的支配是这些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转变发展理念,建立完善的大众参与机制则是促进城市公共空间合理建设的根本路径[9,10]。第三方面,城市公共空间与其产生环境的经济、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主要从公共物品的角度探讨城市公共空间对社会分异的作用机理,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表达等。周春山等人的研究显示,公共空间(物品)数量与质量分布上的非均衡性会产生选择性滤出作用,从而使不同收入的群体形成居住分区。这种分区又会进一步扩大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其疏离感,进而加剧社会群体分化的程度[11]。柳立子则把民国以来的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文化表达分为三个阶段,并指出目前的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特征不鲜明[12]。也有学者关注于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的经济价值,认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发展除了要尊重城市的历史风貌和体现地域特色,更重要的是要创新城市文化,助推创意产业发展[13]。
城市公共空间有“城市之肺”的美誉,其合理发展不仅能优化城市自然环境,也有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因而是衡量城镇化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现有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总体上局限于“物质和美学形态分析”,而缺乏对其背后城市发展背景的解读,尤其是缺乏从城镇化质量的角度审视我国城市公共空间问题。众所周知,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与此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交通拥堵、防灾能力薄弱、重复建设与建设性破坏等“城市病”却越来越严重,人口、土地、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上述传统问题尚未解决,文化缺失、社会隔离、公共意识薄弱、公共空间资源使用冲突等新“城市病”问题又呈现加剧态势,从而阻碍了我国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以城市公共空间与城镇化质量的内在联系为基础,从城镇化质量的视域全面检讨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试图为相关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为研究需要,文章把城市公共空间界定为:具有实体形态,供人们日常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室外空间形式,主要包括广场、公园、绿地、街道等。城镇化质量则通常用城市发展、经济发展、居民生活状况、社会和谐及城乡关系等指标来衡量[14]。作为城市构图重要节点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的作用提升城镇化质量。
1. 提升生活品质
对一个城市的评价不能仅仅关注其发展速度,更应关注城市生活品质和市民幸福指数。良好的公共空间可以反映城市的精神面貌与文化内涵,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Kayden 认为:“具有良好公共空间的高密度城市空间要比没有公共空间的低密度城市空间更适合人们居住”[15]。
第一,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满足公众不断变化的各种需要。城市公共空间是人们消遣、游玩与社交的重要场所,是人们融于自然、陶冶情操、理解文化与感受文明的综合性的生态环境,可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塑造和提升人的文化精神品格。不同形态(点状、线状) 与质地(硬质、软质)的城市公共空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满足城市居民对公共生活的需求。例如,广场既能供团体集会游行,也能供个人展示自我,既能满足人们对“动”的需求,也能满足人们对“静”的偏好;作为陆地与水体联结纽带的滨水区域(空间)可供人们观赏、垂钓、开展水上娱乐项目,同时水的灵动性和美好的意境可以让人们舒缓身心、涤荡灵魂。此外,公共空间是“城市之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阳光遮挡、空气流通不畅等城市问题。
第二,城市公共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交往交流的平台。尽管当今社会电子通讯手段多种多样,信息交流简便快捷,但仍然无法替代面对面的沟通。正如著名的城市学家Peter Hall 所言:“电子通讯没有取代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联系,它往往是面对面交往联系的准备,二者是互补的关系”[8]。城市公共空间为人们面对面的交往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拉近了心理距离,增进了感情。
第三,城市公共空间在保障弱势群体身心健康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良好的公共空间可以最大限度地迁就人的行为方式,关注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尤其是老人、妇女、儿童的需求,体现出社会的公平与公正。老人闲暇时间较多,但活动范围较小,妇女则偏好通过集体舞蹈的方式放松心情、锻炼身体,因而对社区或居住地附件便于交往的公共空间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儿童在城市公共空间与同龄人相互玩耍可以让他们正确认知自己、他人乃至所在的客观物质世界,有助于健全心智的尽早形成。
2. 塑造公共意识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必然包括人的现代化即人的素质与文明程度的提高。换言之,城镇化质量越高,人的素质也应当越高。人的素质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评价,公共空间意识(即公共意识) 即是其一。公共空间意识是人们在公共环境活动中应该具有的公共意识,包括“公共秩序”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其主旨为:尊重他人即尊重白己,体谅他人即体谅自己,从而使所有人利益最大化。
鼓励和推动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是培养公共意识的基本路径。这是因为,公共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公民对个体自然性和私人界限的超越,所以不可能建立在自然情感与个人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而只能从公共生活体验中获得。也就是说,公共意识的形成需要具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条件与机会,而城市公共空间是进行公共生活体验不可替代的载体。公共空间的核心是“公共性”,它是面向全体民众开放的、民众可自由参与的场所。在这样的场所参与公共生活会使人们逐渐发现个人与共同体的关联,即若要顺利开展公共活动就需要尊重与配合他人,只有如此,也才能实现自身利益。有了这种认知,就会逐步认同基于维护公共空间秩序而制定与实施的规范、制度乃至法律,进而形成公共理性并在公共生活中自觉遵守各种管理规定。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稳定的公共情怀,把自己当作公共空间的主人,从而在公共生活中主动维护共同利益。这样,通过这种“认知-认同-践行”的递进式传递,人们的公共意识就会在公共生活中的潜移默化中形成了。
3. 促进产城融合
城镇化的关健是产业支撑,产城融合是衡量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指标。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第一,地理要素的空间扩散规律表明,人或者其他经济社会要素的扩散过程“并不一定(多数情况下完全不是) 按地理临近性,而是按区域(或城市) 的重要等级跳跃式扩散的”[16]。等级扩散是要素针对区域环境(社会经济条件) 差别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不难理解,公共空间品质较高的城市往往拥有较好的口碑,具有更大的竞争力,成为城市体系中等级较高的一环,有利于承接各类产业。
第二,人力资本是产业孕育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在现代产业发展中更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只要一个地区或城市拥有相当数量与质量的人才要素,产业的落地与生根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个区域是否能对人才形成集聚效应,其影响因素众多,但随着社会进步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看重区域的生活品质。如前所述,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会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从而对区内人才的外流形成粘滞力,并对区外人才产生吸引力,进而为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城市公共空间的服务性特征决定了其与城市产业(尤其是服务业) 在空间布局上的高度相关性,二者是良性的共生关系。尤其是城市公共空间作为最能反映城市文化特色和文化品味的重要部分,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这样的文化是在特定环境里由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是一个城市个性的体现,具有独特的竞争力,很容易产生品牌效应。其为先导性、战略性和支柱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土壤。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能够引致旅游产业规模的扩大,并促进其内部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旅游产业还是一个关联度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能直接或间接带动30 几个产业或行业的发展。此外,城市文化或文化产业还能够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从而形成众多的产业新业态。
尽管学术界对城镇化质量的内涵有不同认识,但人与地和谐、人与人和谐以及居民生活品质与思想素质提升必定是城镇化质量的应有之义。据此标准评判,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
1. 规划理念落后,供求矛盾突出
是否拥有数量充足、品质优良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城镇化质量高低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短缺现象严重,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生活的需要。一是绝对数量不足。近年来,我国各地“广场舞”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与矛盾很大程度上正是城市公共空间数量不足的体现。二是空间结构性不足。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区或城市新区公共空间数量多、品质高,而城中村与城市郊区公共空间少、品质低。三是类型结构性不足。公共空间活动的主体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这也决定了公共空间要关注不同群体的行为特点、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尤其是老人、儿童、行动不便者或者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然而,我国多数城市在公共空间设计时往往缺乏“以人为本”的思想,使得一些居民活动的公共空间严重不足。例如,即使是城市公共空间数量较多的深圳也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深圳拥有各类公园近900 个,是全国公园最多的城市之一[13]。
同时,该市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较其他城市要小。若仅就此而言,深圳公共空间的供求矛盾似乎很小,然而,作为我国最大的移民城市,近年来,不少年轻人的父母也来到深圳与子女共同生活,公园成了他们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许多人口密度较大的社区,城市公共空间短缺引发的矛盾日益显现。规划理念落后是导致我国城市公共空间供求矛盾突出的根本原因,而规划理念落后又主要表现为公众参与缺失。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公共空间从规划、建设到运行全过程基本上由资本利益集团与官僚精英掌控,民众少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在各个项目的决策方案中就很难体现公众的需求与偏好,更谈不上对公共空间运行的监督。如此一来,城市公共空间就沦为少数人展示资本、权力及其个人成果的牺牲品[17]。
2. 追求宏大平整,破坏自然肌理
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与设计,应充分考虑所在地理环境的地形地貌、植被、水体、气候特点,应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自然景观与具有地方特色的建设材料,在保持整体面貌不变的情况下适度改造,实现公共空间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之美。但是,我国许多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以严重破坏城市肌理为代价的。例如,把已有的山头推平,把湖泊、池塘、洼地、湿地填满,热衷于大广场、大绿地,而忽视了与公共生活关系更密切的中小公共空间的建设;一味追求公共空间的平整,而忽视了那种随势而建且更能展现自然之美与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公共空间的建设。这不仅让城市丧失了个性,导致不同地域、不同规模城市公共空间的高度趋同化,也成为城市内涝等“城市病”的罪魁祸首。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无外乎三点:一是长官意志主导的审美异化,即认为规模宏大、视野开阔、地表平整的公共空间才是美的;二是追求公共空间的政治作用,不少城市公共空间的兴建是为了向上级主管部门或来访者展示政府造福于百姓的决心与取得的成绩,因而会一味追求“视觉冲击力”与“深刻印象”,忽视了人地和谐的构建;三是土地经济利益的驱动,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赋予所有行政区发展地方经济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很容易把公共空间建设作为经济增长、财政增收的重要手段。显然,“削高填低”的造地行为可以带来更多“可用”的土地,受短期利益驱使的决策者或管理者在面对长期社会效益时往往会选择性失明。
3. 割裂历史文脉,丧失文化个性
有效延续历史文脉,充分表达区域文化是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体现。作为城市象征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历史与现实相遇的地方,应具有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文化形象与文化特征。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进步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内涵也会与时俱进,体现所处时代的特点、文化观念和审美心理。但是,无论城市公共空间如何变迁,都应当存在历史文脉的印记。换言之,城市发展中的建设成果、风俗民情,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等,都应该作为人们的集体记忆符号,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留下痕迹。然而,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普遍重物质结构、轻人文精神,重功能性、轻文化价值,使得城市公共空间丧失了区域与民族文化个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四:第一,对短期政绩效应的追求。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尤其是上个世纪90 年代以来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大拆大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加之政府对GDP 与“形象”的偏好,“短平快”的跟风式建设模式异常盛行,割裂了城市的历史文脉。
第二,城市规划约束功能不足。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城市规划从制订、建设、运营到监督都是由一个部门甚至一个人操办,缺少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城市公共空间更多体现的是长官或设计者的意志和个人好恶,往往很难体现区域文化特点。第三,缺乏文化自觉。在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或设计者对本区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了解不够,或者认识不到特色风物、历史遗迹、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及人们价值观对公共空间形成的影响,更不研究所在城市的环境条件、空间肌理与历史文脉,打造出来的是“千城一面”的城市公共空间。第四,缺乏文化自信。在全球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受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强力侵入,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从政府到民众普遍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感到焦虑,甚至对传统和本土文化产生怀疑,同时认为西方文化是社会优越性的象征,最终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殖民”,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追随与移植,由此带来了城市公共空间的“西化”和“趋同”[9]。
4. 突出审美价值,忽视人文关怀
人是城市活动的主体,公共空间的营建要遵从人的活动规律、行为特点、普遍感受和实际需要。因此,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必须适应人的尺度、速度和舒适度,满足人对空间数量与形态的需求和偏好。然而,我国城市的大多数公共空间离这一要求还相距甚远。一是从尺度与形态上看,各个城市竞相建设规模宏大的政府行政广场、绿地、公园等,又多采用中心放射形态、对称轴线等几何图案形式,主要用于举行纪念和庆典活动,对人们的实际使用考虑较少,缺乏与人们生活联系密切的小尺度公共空间,更缺乏与公众活动相关的设施。例_F_鴦瘂如,城市广场缺少座椅,也缺少大型乔木和其他遮荫设施。二是公共空间的可达性不足。易达性是良好公共空间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由于缺乏规划设计的整体性考虑,很多城市公共空间(如滨水公园等) 与社区之间被机动车道所切割,降低了公共空间的可达性,使其难以发挥服务居民生活的价值,甚至沦落为城市的“布景”。三是对公共绿地的设计更多关注的是其绿化与视觉效果,而很少考虑人的空间参与性,有的城市公共绿地甚至禁止入内,丧失了城市公共空间服务人的本质。四是公共空间功能单一,城市公共空间要能为不同人群的不同活动提供需要的场所这就要求城市公共空间必须具有混合功能。然而,我国多数城市公共空间往往表现为某一种功能特别突出(如庆典功能),而其他功能不够明显甚至受到了压制(如文化功能、商业功能、人流的聚散功能等),因而不能满足人们对公共空间多样化的需求。
归纳来看,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缺乏人文关怀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划思想错位。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追求的不是服务于人,而是政府的“形象”与“面子”。因此,对于那些与民众实际使用相关度更高的因素如可达性、功能的混合程度以及空间活动的多样性往往缺乏细致的考虑,使得城市公共空间“橱窗化”现象愈演愈烈。二是经济目标至上对人性的压迫。长期以来,具有“经济人”特征的我国区域政府一直把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发展过程中优先考虑的目标,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往往会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因而很容易忽视公共空间规划中最为根本的人及其需求。同样的道理,公共空间的形态、尺度与价值更多体现的是资本的意志与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关切与需求。
5. 排斥弱势群体,加剧社会隔离
“公共性”是公共空间的首要特征,它应该具有广泛的社会包容度,能够容许社会各阶层共同使用。然而,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在运行中体现出较大的“社会排斥性”(Social Exclusion),即直接或间接剥夺了部分人的使用。这种排斥阻断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正常交流,进而导致社会分异加剧。第一,城市公共空间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引致居住空间分异。如前所述,与城市郊区或城中村相比较,多数城市的中心城区或新城拥有数量更多、品质更高的公共空间。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该区域的土地与房屋使用价格,因而成为高收入阶层的集聚居住地,而城市郊区与城中村则成为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区,从而导致不同收入群体居住的空间分异。由于受城市公共空间服务范围或便利性的制约,低收入人群很难获得高品质公共空间带来的价值。换言之,城市公共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会间接导致优良公共空间对低端人群的排斥。第二,可达性不足形成的社会排斥。由于部分城市公共空间被机动车道所阻隔,可达性不足,很容易演变成为其毗邻居民的私人空间,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公共空间只不过是城市美丽构图上的一个符号而已。
也就是说,这种可达性不足的城市公共空间事实上会形成对多数人的排斥。第三,空间“私有化”形成的社会排斥。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巨大的“封闭型社区”,其内部拥有数量众多、类型各异的高品质活动场所,而周边区域却鲜有公共空间。但这些社区内的空间是不对外开放的,形成了对区外人群的排斥。事实上,“这种封闭型社区”已经成为“公共性”最危险的敌人”[18]。第四,空间“商品化”形成的社会排斥。当代城市过度的“商品化”使得公共空间往往以投资者的“安全回报”和消费者的“舒适购物”为主要目标,加之受社会等级观念和“美化”现实思想的驱使,往往倾向于通过所谓的行为限制等“硬性手段”,以及安置栅栏、安放相关提示牌(如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 等“软性手段”把不利于实现这两个目标的“人群”隔离出去[19]。这些人多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主要包括民工、小摊贩、街头艺人、乞讨者等。
1. 挖掘私人资本与资源,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体系
第一,牢固树立先进的公共空间规划理念,做好城市公共空间的整体设计。要根据城市功能、社区人口规模以及城市发展的未来需要增加公共空间的数量。第二,促进城市公共空间合理布局,避免苦乐不均。可以在公共空间数量与品质不足的城区通过重构的方式“植入”相应类型的公共空间。第三,引导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体系。一个城市公共空间应该是由大型、中型与小型公共空间组成的完整体系,且呈现“金字塔”型特征,即最上层是与公众生活联系较弱的大型公共空间,最下层是与公众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小型公共空间。因而,要特别注重引导中小型公共空间的建设,防止“倒金字塔”型结构的出现。第四,充分利用私人资本建设公共空间。一般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生产与提供。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受财力所限,政府难以包办也没有能力建设和维护全部城市公共空间,因而在实践中往往只会关注用于政治活动与政绩展示的大型公共空间(如集会游行广场等)的建设,而对那些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小型公共空间就会鞭长莫及。这样就使得城市公共空间类型趋向单一化,不利于不同尺度、不同地域、服务不同人群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的形成。改变这一局面的根本路径是:调整发展思路,以“市场主导”的新模式代替“政府主导”的旧模式,加快建立与完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公共产品投入机制,鼓励、引导与规范私人资本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生产、维护与管理,从而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与公私分工协作的良性关系。在建设中,大型公共空间仍然以政府投入为主,中小型公共空间则主要交给私人资本建设与维护,同时政府要通过公众参与等手段对公共空间的运营进行有效监督。
2. 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形成个性鲜明的公共空间
一是决策和规划人员要充分认识与了解自己的地域文化,并建立文化自信,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自我,一味追随与迷信西方文化及其表达方式。中小城市也不能盲目以大城市为样板,要充分体现自己的区域特色,防止文化个性的丧失。二是要保护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形成的各种自然要素,如地形地貌、水文、植被与气候等,在城市规划与设计时要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最大限度地维系空间肌理的原生性与完整性。三是促进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在继承中发展。要切实保护好能体现不同发展时期历史风貌的文化符号,尤其是传承历史文化的标志物,如建筑、道路、桥梁,甚至砖石等,以增强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积极吸纳因生产与生活方式改变而出现的时代元素,以实现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的“多元与共生”。四是对传统城市公共空间予以有效保护与利用。针对传统公共空间的功能单一性与落后问题,要对原有空间在保护的基础上积极注入新的功能,避免资源浪费与公共空间闲置。五是加强传统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公共空间是文化活动的载体,文化活动也会让公共空间更具活力。因此,应加强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开展,为文化活动提供人、财、物等多方面的支持,推动公共空间与历史文化的共同发展。
3. 转变设计理念,强化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
从理念上把城市空间设计的重点从美学价值转移到适用价值上来。在宏观层面,要减少功能单一、与群众生活联系较弱的大型公共空间的建设,而增加那些有助于提高城市人性化与宜居性的中小公共空间的配置。在微观层面,要为城市公共空间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设施,如室外座椅、饮水设施、卫生间、无障碍设施等,满足与尊重空间使用者,尤其是老人、儿童、行动不便者及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
充分利用现有地形地貌、植被与水系对公共空间产生的自然分区作用,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活动需求。同时,利用植被对声波的消减功能,降低公共空间活动对周围社区的噪音干扰。鉴于叶面大、分枝低、树冠低且密的植被拥有更强消除噪声的能力,建议在公共空间的周边种植不同类型的植被,合理搭配草木、灌木与乔木,并适当增加植被的层数与密度。进一步增加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取消所有公共空间的门票收费制度,恢复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本来面目,同时做好城市交通体系规划,提高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增强公共空间与居民的联系,使其真正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加强功能混合程度。除了在规划设计时避免出现单一功能城市公共空间外,还要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周边城区的功能多样性,从而为城市公共空间提供不同的需求主体。据此,要提高周围城市商业、居住、文化、旅游等功能的混合程度,防止_封闭性和单一功能社区的出现,警惕过度“商业化”和“精英化”(Gentrification)。
4. 发挥非政府机构作用,建立公共空间的大众参与机制
前述列举的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各种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公众参与缺失的外在反应。多年来,尽管我国学术界一直强调公共参与的价值,但实践领域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表现为:要么没有任何形式的公众参与活动,要么把公众参与仅仅停留在问卷调查、图纸展示等初级阶段。公众只是被动地接受与告知,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言权。相反,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把确保公众利益优先权理念体现在公共空间开发、设计、建设与运营的各个环节。例如,美国早在“二战”前就通过“自下而上”的信息获取渠道鼓励公众参与地方公共政策和项目的制定与执行。上个世纪60 年代的德国,则在城市规划中通过“规划基层组织”、“多级对话程序”或“合作型民主”等多种形式引导公众参与政府决策[10]。
有效发挥公众参与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中的作用,必须把握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引导公众参与前期设计。城市公共空间不能只根据决策者或设计者的个人意愿来进行,而应当广泛吸纳公众的建议与意见,并使其体现在最终的设计方案中。这样,既可以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也可以使政府的有限权力与公众责任实现有机结合。
第二,鼓励公众参与运营监督与管理。建成后的城市公共空间运行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依赖公众的过程监督。由于在前期设计中已经纳入了公众意见,公众必然有更高的热情参与公共空间管理,同时,公众熟悉公共空间设计时所制定的各种规范与目标,也有利于公众对公共空间的运行是否符合公众利益进行有效监督。政府在这个环节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有效监督,广泛搜集与获取公众的意见反馈,进而评估公共空间的运营状况并及时“纠偏”。
第三,支持非政府机构(NGO)发挥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桥梁作用。发育良好的非政府机构是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不仅可以在政府决策与公众意愿之间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承担公共空间运行与管理工作。目前,我国已登记在案的非政府机构约30 万个,总支出不到GDP 的1.0%,较世界平均水平低了约4 个百分点,较发达国家低了6 个百分点[20]。根据发展水平,非政府机构可分为救助型、协助发展型、可持续体制发展型三个(类型) 阶段,我国的非政府机构总体上尚处于救助型阶段,并且鲜有城市建设与管理领域的非政府机构(大部分属于慈善和环保领域),起不到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据此,国家对非政府机构的干预政策方向应该是:积极培育、提升水平并且引导规范运行,以逐步健全城市建设的公众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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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新的医疗改革的任务当中,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的改革是改革任务中的重中之重,是顺利完成新医改其他各项改革的基石。在新的医疗改革计划下,逐步提高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系统,包括公立医院的会计制度、内外控制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预算管理制度、成本管理制度等等;认真编制财务预算并严格执行、吸取先进技术强化财务成本核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医改时代医院财务管理问题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财会制度的不断改革,对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带来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可以说在新医改时代,医院财务管理的未来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财务管理对于整个医院的运营与发展至关重要,被称为医院日常管理中的核心,虽然财务管理工作的好坏对整个医院的作用较大,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财务管理工作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制约了医院的持续发展。本文以多年的工作实践作为基础,详细的剖析了医院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几点改善措施,期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医院提高自身的财务管理水平。
关键词:医院财务管理;对策;问题
近几年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医院的机构性质也逐渐发生了些许的改变,过去主要是管理型,现在则是经营型,而且除了国营公立医院之外,也出现了较多的私人、合资形式的医院。为了在众多形式的医院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财务管理水平,最终实现促进医院的整体经营与发展。
(1)偏重提高医疗水平,忽视对财务进行管理。
在过去受时代意识以及医院运行模式的影响,很多医院的都很自然而然的将治病教人作为工作的重心。如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这种意识显然已经难以适应当今的发展,试问如果一个医院只看重对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忽略了对医院其他的日常经营活动的管理,尤其是财务方面的管理,所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目前仍然有很多医院为了不断的提高医疗水疗,不断的与其他的医院进行攀比,在没有进行科学合理的市场调研之前,就盲目的引进新设备,在投入新设备之前,不会进行市场调研,在投入使用之后,也没有做相关的效益分析,将财务预算及管理流于形式,很明显财务管理的意识非常的淡薄。因此就算医院具备较高的医疗水平,具有较为先进医疗设备,拥有高素质的医疗人员,但是如果没有及时加强对医院的财务进行相应的管理,一样会被竞争激烈的环境所逐渐淘汰,所吞没。
(2)医院财务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
无规矩不成方圆,财务管理亦是如此。财务制度相对于财务管理来说,就是医院进行基本财务管理的规矩,是医院进行财务管理的保障与基础。可是目前大多数的医院都没有明确对财务制度进行制定与完善,即使有的医院已经制定了财务制度,但是也都是直接沿用借鉴了其他的行业财务管理部门的规章制度,没有针对医院经营特点的不同,根据医院自身的管理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导致一些制度条例缺乏较强的针对性,最终形同虚设。其中还有的医院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不得已制定了一系列的财务管理制度,但是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由于制度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很多条例都没有发生作用,根本就与上级要求的以制度作为指导医院财务管理的初衷不符,致使医院的财务工作人员在处理工作事宜时,根本就没有规矩可循,阻碍了医院财务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
(3)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偏低。
相对于其他的企业而言,医院这个行业的财务工作比较简单,对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也偏低,很多财务人员在进入医院财务部门参加工作之后,由于工作内容略于简单,长期处于宽松安逸的环境之下,难免会疏于对自身专业知识的培养,但是时代是持续发展的,财会制度也在一直的改变之中,但是财务人员依然日复一日的去处理医院较为简单的财务业务,没有职业危机感,也就很难下定决心去参加学习与培训,而固守自我的后果就是,自身综合素质在持续的降低,财务人员综合素质的降低,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院财务工作的质量,影响财务管理的水平。
(4)财务管理存在较强的盲目性。
目前医院的营运资金主要是国家的补助、售卖药品、医疗检查以及医疗手术等渠道,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医疗体制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因此在最近几年,医院从政府拿到的补助也是越来越少。而且在新农合医疗制度实施之后,为了防止群众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国家对基本常用药的价格也开始进行干涉,致使医院药品售卖收入也是越来越低。在收入日益减少的同时,医院对资金的需求却并没有减少。因此很多医院不得不在医疗设备检查方面想办法,为了在日益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脱颖而出,就会不断的引进新设备,吸引新的群众来医院就医。加大医院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没有预算,盲目的投入资金进行建设,很容易引发潜在的财务风险,稍不注意就会致使医院财务资金流动进一步恶化,不仅没有缓解医院的资金需求量,而且还会加大其筹资难度。
(1)提高财务管理的认识水平,增强财务管理的风险意识。
财务管理作为医院日常管理的核心组成,首先医院的领导以及管理人士必须对财务管理的问题加以重视,领导以及管理层是医院的领头羊,只有领导以及管理层认识到财务管理的重要性,才可以带领医院的下属员工认真做好财务管理工作,带领全体医院的工作人员认识到财务工作的重要性,提升整个医院工作人员对财务管理的认识水平。此外就是通过提高财务部门工作人员对财务管理的认识之外,还要积极引进先进的财务软件,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通过有效的财务管理,将会计信息的作用最大化发挥出来,确保可以通过财务信息预测出相应的财务风险,并提前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规避财务风险的发生。
(2)完善并充分落实与财务有关规章制度。
完善医院财务管理制度是保障医院日常正常运营的基础与保障,医院在建制建章时,不应完全以领导的视察为关注中心,制度的建立依据重点在于医院日常财务管理中暴露出的关键风险环节或事项,结合财务会计实务操作,持续完善医院财务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使财务有关规章制度与医院其它管理制度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并使之有针对性地对医院财务管理工作进行规范化管理此外,在财务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的同时,还应对制度的遵守及落实情况加强监督,建立内部审计制度,使医院各项经费支出都受到特定约束,在财务规章范围内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周转成本,为医院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
(3)组织培训,提高医院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不管是需要执行什么财务管理制度,最终都是需要财务人员去执行,因此医院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提升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保障财务人员可以跟上瞬息万变的新时代对财务工作者的要求。首先医院要定期开展相应的培训,通过对财务人员进行再教育,帮助财务工作者不断的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以跟上财会制度改革的步伐。其次是定期对财务工作者进行考评,不仅仅只考核期日常工作,也要将其再教育的学习情况作为一个考核的方面,并根据医院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通过此种做法来激励财务工作人员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其不断的接收新知识,最终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此外医院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的方式,通过不断的招收优秀财务工作人员,融入新鲜血液,促进医院财务人员的素质。
(4)加强内部控制,提高财务管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强化医院内部控制,首先要加强医院物资采购的控制力度在采购初期的竟标阶段,要公平对待前来参加竟标的企业,并公开医院的采购项目和采购标准,让竞标企业公平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为医院用最少的资金投入获得最好的供应商,为医院节省投资资金的同时,也提供了最优质的设备保障。其次,要合理配置现有资源,追求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利用可以通过整理和编制具体项目对医院的现有资源进行统一汇总,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1] 林玉明.探究医院财务管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 经营管理者. 2015(26)
[2] 周紫薇.医院财务管理常见的弊端和应对策略[J].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15(06)
[3] 李加.新会计制度下医院财务管理发展对策研究[J]. 中外企业家. 2015(13)
新医改时代医院财务管理问题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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