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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后冷战时代”。冷战的结束标明国际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当时人们很难立即给这个时代下一个确切地定义,“后冷战时代”便成为描述冷战后世界最流行的用语。但是,人们并不甘于一直使用这个词汇。人们一遍又一遍的对后冷战时代进行一种新的推测和判定,如“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新中世纪时代”“开放社会时代”“环境时代”“大市场时代”“资本治下的和平”“空白期”和“公民权利时代”等等,甚至一遍又一遍的宣布“后冷战时代”的终结。但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一种令人满意的“后冷战时代”的替代说法,特别是难以对冷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本质特征给出一个明确的界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全文如下:
在“9·11事件”,尤其是美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长达十年的“后冷战时代”已宣告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注:有关论述甚多,具代表性的言论可参阅:Remarks by Secretary Colin L.Powell at Business Event,Shang-hai,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ctober 18,2001;Remarks by NationalSecurity Advisor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2;Richard N.Haass,“Defining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关于这个“新时代”,概括得较具理论性并逐渐流行开来的,是由国务卿鲍威尔首先提出,(注: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L.Powell after the Ministerial Council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Bucharest,Romania,December 4,2001.)经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全面包装的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注: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Richard N.Haass,“U.S.-Russian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The Mark Hotel,NewYork,June 1,2001.)一时间,“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不胫而走,虽然在美官方重大报告(如新近出笼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没有体现,但屡被美国政界、学界提及,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成为当前关于时代定性问题最具影响的新名词之一。
实际上,“9·11”前后,已有学者探讨过“后后冷战时代”的概念,(注: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科萨也就此发表过专文,参见:Ralph A.Cossa,“Toward a Post Post-ColdWar World”,PacNet Newsletter 41,October 12,2001.)但此番从美国政要口中说出,显然别具意义。世界真的已经进入“后后冷战时代”了吗?它与“后冷战时代”的区别主要是什么?这种新的时代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对外战略?它是美国政要头脑中炮制出的“幻念”,还是有可能成为某种“范式性”的东西被国际社会逐渐接受?认清“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本质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意义何在?鉴于国内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就此做些分析和思考。
如何给所处的时代定性,一直是国际问题研究者们最为关切的“大战略”问题。冷战结束后,围绕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可以说从未中绝。不过,对于用“后冷战时代”界说冷战后的十年,人们并未产生歧异。原因在于,冷战遗产之消失有个过程,以美苏两大阵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虽然结束,但北约的去留问题、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中东欧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等“冷战遗迹”仍随处可见,大国结盟对抗、制衡外交泛滥等“冷战思维”也挥之不去。正因为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使“后冷战时代”的提法未遭遇大的挑战,冷战后十年各国关于时代问题的讨论基本是在“后冷战时代”这个框架内展开的。
但是,随着新世纪(同时恰好也是新千年)的来临,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及其深远影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十年后的现实。1999—2000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大讨论。由于“炸馆”阴影的笼罩,中国的讨论主要围绕“和平与发展”是否仍是时代主题、国际战略格局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称霸与反霸”等传统命题展开,(注:关于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观点,参见:安卫、李东燕:《十字路口上的世界:中国著名学者探讨21世纪的国际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世界知识》,2000年第15、16、18、20期相关文章。)其中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战,激烈程度几近剑拔弩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过“新冷战”的概念,但昙花一现,未流行开来。相较中国而言,美国人的讨论更为多元化,除纯学者外,大企业家、金融巨头、媒体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参与其中,提出所谓“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信息革命时代”、“新中世纪时代”、“模糊和不确定的时代”、“资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时代”等不一而足的观点。(注:美国方面大讨论的主要观点,参见Foreign Policy,Summer 2000.)有意思的是,尽管中美双方是在不同的意境、背景中探讨问题,却都没能给“新的时代”一个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
但这种讨论绝非学者们的庸人自扰,恰恰反映出特定的“时代观”具有的重大战略导向和政策指针意义。对于时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世界观、战略观,进而直接影响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在学者们关于时代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各国政府显然也从不同角度给时代定下对国家发展战略具指导意义的基调。仍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官方的经典定位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注:江泽民:“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2002年新年贺辞”,《人民日报》,2002年1月1日。)“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注: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02年4月11日。)对此更为具体的阐释是下面这段话:“从总体上看,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并未因‘9·11事件’而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注:“纵论世界风云,畅谈中国外交——唐家璇外长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7日。)这种定位显然是对中国国家发展大战略及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进行综合评估后的一种高度概括,既是对国内主流意见的反映,也适应着中国“利用战略机遇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不过,上述提法更多是对时代性质、内容或主题的说明,是一个具有跨越几十年意义的相对长期的战略判断,而不仅仅是从国际政治角度对特定时代的界定。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正好跨越所谓“后冷战时代”,因此克林顿的内外政策明显带有某种过渡性质。但是,随着北约东扩、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美与中俄关系逐步改善等一系列重大“对外工程”的初步完结,特别是随着新世纪的迫近,克林顿政府也开始思考如何给所谓“新时代”定性的问题。结果,克林顿选择用一个超越“冷战”观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面临的时代,而不是继续纠缠于“冷战”概念。因此,“全球化”这一时代观是世纪之交美国出笼的几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理论指导,也几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外交理念的浓缩,即美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其独特领先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持“一超独霸”地位。(注:Samuel Berger,“Diplomacy in Globalization Age”,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00.)体现在政策执行层面,即是更强调大国依存与国际合作、更看重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威胁,更偏向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更爱用接触而非遏制,也更注重全球管理。受美国这种“全球化”时代观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也多从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整个世界似乎呈现出某种“告别冷战”旧时代,迈向全球化新时代的气象。
新世纪初,国际政治的发展从多个方面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新面貌。一方面,中、俄、欧(盟)等主张多极化的主要政治力量全力追求双赢、多赢的大国关系,为新世纪的开局创造出一派新的气象;另一方面,俄、美两个冷战对手在世纪初年分别更换了最高领导人,俄罗斯由更具新世纪眼光的普京取代带有冷战色彩的叶利钦,美国则由标榜新保守主义、具冷战意识的布什取代新自由主义者克林顿。新人新政给全球政治带来新的面貌,预示着一个国际政治新时代已然到来。“9·11事件”的突然发生,则成为新旧时代的转折点。
与克林顿执政理念不同、支撑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员背景不同的布什新政府,显然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这个新时代,即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根据理查德·哈斯的解释,“后后冷战时代”是“以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国冲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得以扩展等一系列现实所定义的时代,也是一个区域冲突不断、贫困持续蔓延、全球化的益处不能被广泛共享和跨国性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注:Richard N.Haass,“U.S.-Russian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 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
The Mark Hotel,New York,June 1,2001.)这段文字可谓内涵丰富。综合布什政要的言论看,“后后冷战时代”的出笼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国际政治基本结构的撼动,二是美俄关系变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在“后冷战时代”之前再加一个“后”字,意思是世界(美国眼里的世界)已进入一个不同于“后冷战时代”的新时代。其“新”处有三:
(1)“后冷战时代”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赖斯说:“‘9·11事件’撼动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国际体系在苏联解体后一直动荡不安,现在这种过渡期有可能告一段落。”(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一方面,后冷战时代美国关于“传统威胁”(潜在大国的挑战)与“非传统威胁”孰轻孰重的辩论因世贸大厦的轰然坍塌而暂时告一段落,以恐怖主义为标志的“非传统威胁”(布什称其为“新极权主义威胁”)很明确地摆在了威胁的首位。另一方面,美俄关系经过冷战后十年的相互磨合,在“9·11”后基本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与稳定化。尽管这一变化在后冷战时代已经开始,但那时的两国关系更多以起伏不定、相互猜疑为特征。今天,俄罗斯正式成为西方八国集团的平等成员,与北约的关系实现了由“19 + 1”到“20”的转变,美俄在导弹防御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也展开合作,表明双方关系未来的前景应该是超越了先前的“不确定性”的。显然,美俄关系的这种变化将带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
(2)美国的安全观和战略观发生了有别于后冷战时代的根本性变化。尽管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9·11”无法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人们会记住它,但它不会真正改变历史进程”,(注:“A Date With History”,Newsweek,September 9,2002.)但多数人认为“9·11”是“美国改变的一天”。赖斯(她的一位同窗好友死于这次袭击)称,“9·11”后,美国“对自身脆弱性的天真无知业已终结”(注:Remarks by National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拉姆斯菲尔德(“9·11”当天他正在五角大楼,亲身体验了恐怖袭击的冲击)说:“我们国家已经习惯了的安全环境已随之消失。”(注: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Affairs,May/June 2002.)自1812年来,本土安全首次成为美国的中心安全问题。相应的,布什政府宣布组建专注本土安全的第十大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和第14大部级单位国土安全部。对于讲求“小政府”的共和党而言,这些举措无疑是革命性的。在这种安全观的影响下,自由与安全的关系、政府的职能、移民政策等一系列关系美国民生乃至立国之本的问题也被一一受到检验。美国的战略观也出现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军事、国防、安全战略由“基于威胁”到“基于能力”(注: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September
30,2001.),由准备“敌人来了怎么办”到设想“我是敌人该准备什么”(注: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明确指出,“我们不再围绕打败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计划而建设美国的武装力量,而需要审视我们的弱点。像腓特烈大帝在其《战争通则》中所说的那样询问自己,‘如果我是敌人,我会制订怎样的战略?’然后对军队进行必要的改革”。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2.),由倡导“预防性防务”到强调“先发制人”(注:“President Bush 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at West Point”,Remarks by the President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est Point,NewYork,June 1,2002.);核战略则以“单方面确保摧毁”取代“相互确保摧毁”;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也最终结束辩论开始上马。“布什主义”、“先发制人”、“邪恶轴心”、“反恐划线”等一系列新的军事外交术语不断涌现,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美国人的战略观确实在变。一句话,“9·11”后的美国危机意识上升,更加信奉军事实力和强权即公理(赖斯说:“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至关重要。”(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正是这种巨大的转变,使部分美国学者认为布什战略观完全改变了自冷战以来美国形成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外交传统,是在追求一种全新的“帝国主义战略观”。(注:认为“9·11”后布什的战略观出现了有别于美国传统的七大根本变化。详见: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02.)
(3)世界进入一个美国主导的大国合作新时代。布什称:“今天,大国由于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而越来越团结……我们必须建立牢固的大国关系。”(注:“President Bush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 at West Point”,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est
Point,New York,June 1,2002.)赖斯说:“我们可能正处在‘世界不再被大国间竞争所困扰’的时代的转折点。”(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29,2002.)鲍威尔也一再强调,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注: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War”,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这些言论反映了美国政治人物对“9·11”后大国关系的新视点。“9·11”使美国本能地将战略重心置于“固本强身”,因此,在别人看来属于“新军国主义”的作为,在布什等人眼里是唯一正确选择。在完成了对内各项“反恐”工作的重组之后,布什要做的,是在国际上实现大国关系的重塑。经布什外交团队反复商讨由哈斯提出来的所谓“融合战略”(Doctrine of Integration),即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以反恐联盟为平台构筑新大国关系格局,以融和拉的一手将主要大国纳入美国主导的西方“自由世界共同体”。为此,将世界分成“善”与“恶”、“秩序”和“混乱”两大阵营;恐怖主义及其庇护国、“邪恶轴心”国被划归坚决打压的“恶”或“混乱”阵营,其他国家则均属“善”类,被视为可以联合的对象;在确立了此种二元对立的阵营之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中心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笼络与“恶”势力对立的国家,然后以是否反恐、是否接纳自由价值观为标准,将其进行再划分,以超强实力为依托、以主动出击为手段,对其分门别类进行整合,从而塑造反恐时代下新的国际关系秩序,超越老布什“世界新秩序”构想,完成美国霸权战略的最终布局。世界各主要国家客观上站在反恐阵营一边,美、俄关系的重大调整,极大程度上强化了布什政府整合大国关系的意愿。布什最近主动改善美中关系,也是“融合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后后冷战时代”这一概念毕竟仍保留了“冷战”二字。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在“冷战”前一再加上一个“后”字,而不以一个超越“冷战”的新名词取而代之,从布什等人的思维出发,一方面表明,这个世界的许多冷战遗迹并没有因“9·11”和美俄关系调整而消失殆尽。正如哈斯所说,当今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大国继续扩充军力,印、巴连续试验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诸多的区域性冲突不断出现和升级,等等,表明冷战遗留下来的许多传统性问题仍很严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布什班子不同于克林顿政府的政治理念和思维特点。在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那里,即使在“9·11事件”没有发生之前,也更愿意用“全球化时代”概括依然带有某种冷战色彩的新时代,显示出超越冷战的遗愿;而布什政府的“后后冷战时代”观虽力图跳出“冷战”框架,却宁愿在“冷战”二字前再加一个前缀,结果仍然在“冷战”框架内兜圈子。人们一再说布什班子成员多带有冷战思维,爱炫耀实力,从这似乎也可见一斑。布什与克林顿时代观的差异,恰是两届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认知不同的根本原因。在布什等人看来,克林顿高唱“全球化”大调,积极奉行与前敌手、未来对手全面接触的方针,是以牺牲美国安全利益换取天下太平、牺牲美国经济利益换取全球繁荣,结果,“潜在对手”在逐渐壮大、“无赖国家”在继续作乱、同盟国家则渐行渐远,致使“后冷战时代”为美国提供的所谓“战略机遇期”被白白地浪费。
因此,布什等人依然从冷战延续性视角观察问题,还有一层弥补克林顿“战略过失”的用心。其战略思维逻辑是这样的:苏、东解体意味着冷战终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后冷战”十年美国重点解决的是欧洲和美俄关系问题,科索沃战争与北约东扩不仅使后冷战时期的美欧同盟关系继续保留下来,拔除了欧洲最后一个冷战“瘤子”(南联盟),而且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将其彻底阻止在欧洲大陆之外;“9·11事件”发生后,美俄关系的深度变化(尤其是美军进驻中亚),则进一步使帝国的俄罗斯成为普通的俄罗斯,由此,所谓“后冷战时代”告一段落。根据这条逻辑线索,美国之所以又抛出所谓“后后冷战时代”说,显然是将继续绷紧安全、利益两根发条,将下一波战略重点转向“后冷战十年”用力不够的区域和国家,即中亚、中东及亚太地区和中国、印度等“转型国家”。因此,从第一、第二阶段反恐战场到所谓“邪恶轴心”,从《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到的所谓战略“弧形地带”到美国国防部最近反复强调的要随时防范“该地区资源性强国的挑战”,以及布什不顾国际舆论反对执意“倒萨”,均表明美国的“后后冷战时代”观确有更深层次的目的——不只是对时代发展的客观描述,也包含主动塑造世界的战略用心。
“9·11”对美国的深度冲击,世界各国虽一样受到震撼,却未必像美国人那样感同身受。但是,时代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即使没有“9·11”,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也在发生重大变化,“9·11”则显然加速了这一变化——道理很简单,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它变了,世界局势当然也就跟着变;世界局势变了,“后冷战时代”的终结自然就有一定道理。这是“后后冷战时代”观被国际社会部分认同的一个根本前提。
从“9·11”后国际社会的现实图景看,全球政治确实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首先,人们对“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有了更为普遍的认知和认同,对和平的性质、发展的意义理解也更加深刻,即和平不等于安全、发展需兼顾南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同步推进。这一认识反映在各国政策层面,则是反恐怖、反衰退成为全球中心议题。恐怖袭击主要针对美国,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动世界各国的神经。不仅各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言必称反恐是共同任务、恐怖是人类公害,纷纷将危及本国安全的恐怖主义势力纳入全球恐怖主义范畴,以期借助国际之力清除隐患,而且明显加大了恐怖主义、危机管理、与“恐”相关的民族宗教等领域的研究。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引起人们对其根源的深刻反思,如对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拉大的警觉和重视,进而围绕反贫困、反衰退大做文章;而容易滋生恐怖主义的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一跃而升为各国重要安全议题。这种新的认识,使各国有可能跳出“大国冲突”这一冷战窠臼,开始共同应对人类面对的新型的、非传统的安全。(注:主要防范传统威胁的北约在“9·11”后开始实现功能的转化,根据北约多位领导人的说法,北约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反恐联盟”。)这种认识始于“后冷战时代”,但真正成为潮流则是“9·11”后的事。
其次,国际格局出现有别于“后冷战时代”的“部分质变”。一方面,“9·11”后美国实力的“动态展示”和大国迎美、顺美之风盛行,(注:如对于布什以“反恐划线”组建国际反恐联盟,几乎所有大国很快作出了反应,明确站在了反恐联盟阵营。又如,对于以色列将坦克围住阿拉法特官邸这种历史少有的镜头,各国几乎视若无睹。关键原因还在于以色列背后有美国的支撑。)使人们对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和霸势认识更深刻,法、德一些学者开始用明显带有贬义的hyperpower(有“超级霸权”之意)取代superpower指称美国,中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目前还是美国单极霸权时代。(注:笔者在京参加的一些国际形势研讨会上经常听到类似观点。)一度极为流行的“一超多强”格局说、“单极向多极过渡”说开始重新引起人们思考,对美国的实力地位也开始更为客观的评估。另一方面,大国关系也呈现若干新的特点。“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虽然也在不断分化组合,但仍然带有浓厚的冷战痕迹,以北约东扩深化美欧同盟关系,以“新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与此相对,中俄关系因面临美国的同时挤压而加强了战略协作,尽管人们用新的视角观察中美俄新三角,但没有人否认其多少保留了中美苏大三角相互制衡的痕迹。美国对中俄“潜在挑战”保持高度警惕,俄罗斯视中亚为禁脔之地,中国对美国亚太驻军心存戒备,都反映出大国之间的极度不信任感。“9·11”后,这种局面虽未彻底改观,但出现新的气象:美军进入中亚并未受到来自俄、中的反弹,俄美调整关系并未影响中俄战略协作,中美关系也迎来转寰的契机。更重要的是,中美俄三国首次面对恐怖主义这一共同威胁,使三国关系首次有可能实现从“相互制衡”向“相互平衡”的转变,具有了某种新的特质。在大国关系中,美欧“复合型矛盾”上升也是一个新突出的因素。美国著名战略家罗伯特·卡根在《强者与弱者》一文中毫不留情地写道,由于美欧军事实力和对武力的看法有差别,因而彼此已不再持有相同的世界观,相互理解也越来越少,“美欧裂痕不是一个暂时现象,而很可能深化、长期化和持续下去”(注: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Policy Review,No.113.)。盟国之间存在重大矛盾、对手之间能够积极合作,表明国际关系已超越“后冷战时代”盟国对非盟国、大国相互利用这一简单格局,呈现出彼此交融的新格局,“问题导向”(issue oriented)和“特定联盟”(ad hoc alliance)有可能成为今后大国关系的主导性因素。
尽管“9·11”后国际格局发生了上述重大变化,因而使“后后冷战时代”观在国际上赢得部分认同,但是,各国也深切领会到,美国政要心目中的“后后冷战时代”观其实蕴涵着难以掩盖的战略意图,与其说是对时代的定性,不如说就是“整合世界”的代名词。特别是在布什“邪恶轴心”说出笼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到世界离真正的“大国合作”还很遥远;第一阶段反恐战结束后,布什政府似乎又开始恢复了“9·11”前的单边做法,我行我素之举接连不断。如果说前一阶段美国是在真反恐,国际社会也在真帮忙,那么当前阶段美国似乎想“超越反恐”,国际社会也就不再买帐。正是这样一种局面,使国际媒体对“后后冷战时代”观产生如下看法:“‘后后冷战时代’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新的战争状态。”(注:[日]李钟元:“美国正在制造新的战争状态”,《朝日新闻》(晚版)2002年6月18日。)因此,更多人将“后后冷战时代”观当作美国人强加给世界的观点,本能地产生抵触情绪,以至出现一面与美合作反恐、一面批美单边主义的特殊现象。这正是到目前此一说法仍未流行开来的主要原因。
对于“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国内学者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以为然甚至排斥,认为这只是美国人的概念,不能用来概括当今时代;一种则大体认可,但或者未细加展开,(注:郭隆隆:“冷战后‘惯性时期’的终结”,《国际展望》,2002年第12期。)或者不完全认同(注:参见庞中英:“一个变化,三大终结——论世界大变局的特点”,http://www.pen123.net.cn,2001-11-29.)。本文认为,认识“后后冷战时代”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认同或背书,而是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以体悟其中内涵,谋求相应对策,做到心中有数。
国内国际关系研究圈内似乎流行一种态度,所谓“以不变应万变”,在谈论变化的同时最终总得落到“但是,大的格局没有变……”,殊不知,“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对于变的东西不敏感地把握并及时地应对,结局总是被动的。如果我们能深刻理解美国冷战后的新军事革命及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或许就不会对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结局做不切实际的形势误判。
“后后冷战时代”观对中国的意义是值得琢磨的。一方面,正如布什班子成员反复强调的,“后后冷战时代”是大国合作的时代,因此希望以超越冷战的新思维处理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关系。这对中国而言自然不是坏事。因为改革开放20多年的中国,基本走的是一条大国合作、融入国际体系的道路,而往往因为美国方面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甚至“潜在敌手”的重重阻力,中国在这条路上走得并不轻松,中美关系也屡屡起伏不定。现在,在恐怖袭击的冲击下,美国终于从战略高度意识到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并把主要威胁源锁定为恐怖主义、极端势力,这对于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的对外总体战略可谓利大于弊。美国最近承认并推动将中国的恐怖势力“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为国际恐怖组织名单,正是“新思维”的重要表现。能否抓住美国人的新思维给我们带来的新机遇,中国人自己能否有超越“冷战”和“后冷战”的时代感至为关键。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晰地观察到,美国当政者仍不肯轻易舍弃“冷战”二字。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认定欧洲的冷战虽然结束,但亚太的冷战依然存在;美俄的积怨虽然了结,美中、美印之间的隔阂仍有待清理。因此,根据布什班子的“后后冷战时代”观,其未来战略用力的重点,除了继续反击恐怖主义外,就地区而言,将锁定亚太和中东地区,这也正是“9·11”后出笼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到的所谓“弧形地带”。美国第二阶段反恐战线几乎都集中在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东北亚这一线,不能说没有这层战略考虑。南亚冲突、半岛和平、台海危机,都在其计量之内。中东地区,以“倒萨”为先声,“三管齐下”:以迫以退出占领区和迫巴变更领导人使巴以局势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军事打击伊拉克拔除美国在中东的最大隐患;对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世界领头羊恩威并至企图加以改造。在亚太地区则是“多方出击”:以“邪恶轴心”说胁迫朝鲜,使半岛局势服从美国利益;军事重返东南亚,在东盟争夺中占据有利位置;台海政策清晰化,断绝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念头。就国家而言,则显然主要针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和中国、印度。哈斯非常明确地写道:“‘后后冷战世界’的一个重大挑战和机遇是使中国和印度融入国际体系。”(注: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由此,以“先发制人”战略打击“邪恶力量”,以“融合战略”改变中国、印度等转型中的大国,一硬一软两手构成布什“后后冷战时代”观的对外战略支撑。从这里,人们分明看到了反恐与谋霸的巧妙结合,诚如美国著名保守刊物《新共和》一篇文章所言:“美国真的需要将反恐战争与其更大的战略孤立开来吗?”(注:Lawrence F.Kaplan,“China's War on Terrorism and Ours”,The New Republic,July 22,2002.)
如何融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上述国家呢?赖斯的话似乎指明了方向:“这是一个类似1945年到1947年的时期,当时美国领导着扩大了的自由和民主国家,从而创造了有利于自由的新的力量平衡。”(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言下之意,美国将仿效当年改造德、日的方式改造当今尚未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大国。但是,毕竟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变,今天对中国等转型国家的“改造”,显然不能用当年对付德、日的方式,甚至不能用对付苏联的方式。如果说冷战时期美国奉行的是“遏制战略”,主要用强制的手段搞垮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后冷战时代”主要采取“参与扩展战略”,主要以经济、文化、制度、价值观的渗透扩展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市场”体系,那么“后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战略则是隐然成型的“融合战略”。就是要凭借美国独步天下的超强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以“反恐”为契机,以所谓“利于自由的大国平衡”为框架,整合世界主要大国,从而真正缔造“美帝国时代”的大国关系新秩序。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中国显然面临某种难以明言的战略压力。较之遏制战略,“融合战略”虽然更讲求兵不血刃、和平演变,但紧迫性却胜过以前。追溯美国谋求霸权(或称世界领导)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晰地发现,美国真正有机会成为世界霸主,只是冷战结束后短短十几年的事,此前充其量只能算作美苏“争霸期”。而在布什新政府看来,冷战后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美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利用自己的战略机遇期“追剿穷寇”,而是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十年。结果,养虎遗患使萨达姆继续在中东“作乱”;全面接触使中国实力明显壮大。因此布什要做的,是加快时间弥补前任的过失。执意“倒萨”和加快融合中国,显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布什正积极调整对华政策,背后原因种种,最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服务于“后后冷战时代”观指导下的“融合战略”。
面对美国虽未公开化却已在实质推进的所谓“融合战略”,世界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西方人认定的所谓“失败国家”采取的顽强抵制;一种是俄罗斯普京采取的主动融入。对于将积极参与国际体系视为大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而言,抵制显然不是选择,而全面融入也不符合自身利益。认清“后后冷战时代”观的大方向,把握美国新的战略思维及其背后的战略用意,稳妥、渐进、有原则地融入国际体系,可能是我们对外战略用力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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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服务,提出知识服务对馆员创新的素质要求,以及知识服务对图书馆机制创新的要求.结合馆情,探索构建馆员创新的途径.探讨图书馆如何在用人、培养、激励机制的创新上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创新人才的成长,从而推动图书馆服务迈向新的台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信息化时代图书馆员的服务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深入而持久的变革,也对图书馆员的素质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适应这种变化,图书馆员就必须创新服务,进一步优化提升素质。
【关键词】: 信息化 创新 素质
21世纪是科技引领知识的时代。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知识载体――图书馆面临着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侵袭,不仅工作内容、工作形式由于借助了现代科技手段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对图书馆员如何通过创新服务、提高素质来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变化和挑战提出了新的要求。
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不仅极大地扩充了知识信息的容量,而且为知识信息的传播和管理带来了深入而持续的变革,形势和技术上的改变对图书馆员服务读者提出了创新的要求。
1.1 图书馆员创新服务是顺应读者对知识获取内容多层次的要求。信息化带来的是知识大爆炸,知识的传播不再限于地域、语种,读者获取知识也呈现出综合性、兴趣性,在选择性上也面临着广博繁杂、良莠不齐的矛盾。因此,这种变化要求图书馆员必须将传统的以“书籍管理”为中心的服务方式创新为以“读者需求”为中心的服务方式,切实树立起“以人为本”的服务模式。
1.2 图书馆员创新服务是顺应读者对知识获取形式多样化的要求。随着现代科技手段的发展,图书馆不再是传统的书籍储藏地,而是将文本储藏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努力向信息化储藏、借阅和管理发展;对读者来说,信息查询不再仅仅通过图书借阅的方式实现,有了电脑终端、手机客户端等多种方式实现了足不出户的信息查询。这种科技手段带来的变化要求图书馆员必须更多地去学习和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来提升服务手段,以积极努力地去适应读者。
1.3 图书馆员创新服务是顺应读者对知识获取体验满意度的要求。图书馆提供给读者的不仅是知识,还有服务。在举国推进学习型社会的方针下,图书馆应该发挥出更大更重要的作用。面对读者多样化选择的冲击,在所能提供内容的全面性、获得形式的丰富性、享受服务的温情性成为读者选择进入图书馆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图书馆要吸引读者,就必须努力改进服务手段、创新服务方式,给予顾客最佳的服务体验。
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最大优势就是效率的提升,作为服务窗口的图书馆直接受众是读者。因此,图书馆员的创新服务必须将科技与读者有机相连,以效率的提升为读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
2.1 服务理念的创新。理念是行为的先导,图书馆员的服务创新应从服务理念的创新开始,要着力扭转三个观念:一是工作职责定位的转变,将自己由“守馆人”转为“信息收集人”,由“借阅中介人”转为“知识传播人”,由“书籍保护人”转为“系统工程师”,突出图书馆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知识信息收集、传播和系统化管理的综合服务职责。二是个人服务角色的转变,将“书籍资源-图书馆员中介-顾客需求”的以“书籍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转变为“顾客需求-图书馆员推荐-书籍资源”的服务模式,突出“读者第一”的观念。三是个人工作方式的转变,要摆脱传统的以书籍为导向,被动、盲目地向读者提供“我有什么、你就接受什么”的服务为以读者需求为导向,主动、有针对性地向读者提供“你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的服务,突出图书馆员从需求出发广泛收集信息资源,尽量提升知识传播效率的能力。
2.2 服务内容的创新。信息化的特点是数据流、知识链、云存储,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知识传播打破了时空界限,使得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知识查询。因此,图书馆员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在服务内容上实现转变:一是由纸质文本提供向复杂的多媒体传播转变。信息化使得各种知识实现了多种媒介的保存方式,纸质书籍借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耗时长、信息量小、针对性弱的弊端,对读者的吸引力逐渐减小。图书馆员必须学会将纸质文本知识转化为丰富的多媒体形式存储,从而为读者提供全天候、全面化、全方位的知识。二是由提供独立、单一的知识信息向提供信息流、知识链转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碎片化的知识系统化、集中化成为了可能,搜索技术的
图书馆、国内图书馆与国外图书馆的无缝衔接,将传统的现场咨询、信息提供发展为网上虚拟综合服务,这将会大大拓宽图书馆的服务边界。二是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图书馆员“一对一”的服务变为了可能,针对读者的需求、兴趣、研究领域等采取信息推送、网上虚拟服务的方式实现;读者也可以通过数据库的组合精准搜索功能以筛选出自己想要获取的知识信息。这就需要图书馆员不仅要加强读者个人信息的收集和管理,还要建设智能化的电子数据库。三是提供集成的特色服务。信息化时代的图书馆最大的特色就是知识信息的“提供商”。之所以称为“提供商”,就是因为图书馆员在对读者提供服务前需要对各类庞杂的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筛选、整理、加工、存储、传播等流程化的处理。这一系列的程序不仅实现了知识信息的集成、有序管理,而且使各类信息实现了内容增值,也大大提升了信息传输的速度和效率。而这一独特功能显然是读者通过自主难以实现的。
素质。图书馆工作强度大、时间长,不仅要求图书馆员具有较好的心理素质,抗得住压、受得起累,还要求图书馆员能够不断加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自觉树立起为读者服务、为工作贡献的觉悟,热爱图书馆事业,努力维护好为人师表的形象。⑤职业道德素质。图书馆是窗口服务部门,图书馆员的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图书馆的形象。因此,爱岗敬业、责任感强,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热情的服务姿态既是对图书馆员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更是让读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重要条件。
3.2 要努力开发创新素质。
3.2.1 培养创新服务意识。要通过服务手段、服务内容、服务形式等的变化倒逼图书馆员必须主动树立“读者第一”的服务和责任意识,树立起不创新即淘汰的工作观念,在工作中不仅要积极进取,努力提升服务能力和技巧,不断学习和适应现代科学技术,更要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的思维分析能力,勇于探索图书馆事业在信息化时代如何发展的新理论、新机制。这也是保证图书馆员在信息化时代占据竞争有利地位的先决条件。
3.2.2 升级知识结构。知识信息的系统化管理使得图书馆员不能仅仅专心于某一领域,而应该具有复合型的多学科知识,既要具备图书管理的基础知识,能够对各类知识进行分门别类和整合集中,又要善于综合运用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情报学、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等各类专业知识。
3.2.3 集成综合分析能力。信息化时代的图书馆员要善于对各类信息进行分析鉴别,通过抽丝剥茧的方式提取出有效信息进行分门别类,还要进行综合开发,通过整合集中的方式形成知识链、信息流,从而满足读者多层次、多角度的信息需求。
3.2.4 不断提高计算机操作能力。计算机技术是信息化的技术支撑。因此,图书馆员所要进行的不再仅仅只是简单的信息输入、管理,更需要具有数据库的建构、计算机语言的选取、搜索程序的设置、软硬件系统的维护等计算机专业知识。
图书馆员的素质提升非一朝一夕而成,需要采取多种手段形成合力并长期为之。
职业学院图书馆为进一步发挥图书馆在实施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提高馆员的专业技能,十年来在学院每年4~5月举办的“技能月竞赛活动”中,图书馆积极组织全体馆员开展《图书馆应用技能知识》培训,使每一位馆员都能有针对性,目标性地补充本岗位的专业知识。通过5天的培训,全体馆员参加学院一年一度的《图书馆应用技能知识竟赛》,并颁发优秀奖或合格证书。通过培训考核,使图书馆馆员尤其是新馆员能较快地接受图书馆信息知识,并更好地应用于为读者服务的工作中去,同时对岗位工作的系统性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4.2 营造服务氛围。要通过开展“技能竞赛、创新活动、优质服务在我心中”等一系列活动调动起图书馆员的服务意识,建立读者满意度考评制度,积极培育服务文化,努力使“读者第一”的服务理念落实到图书馆馆员的心中。
4.3 引入竞争机制。要通过“末尾淘汰、适者生存”的方式引导图书馆员自我提升综合素质,积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通过竞争上岗、岗位轮换的形式鼓励图书馆员找准定位,发挥自身优势。
4.4 建立激励机制。既要引导图书馆员甘于平凡、默默奉献,又要通过科学的激励机制为图书馆员的创新服务和潜能开发提供机会和平台,充分调动起图书馆员的主观能动性,使图书馆员安于岗位、努力工作。
信息化为现代图书馆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就要求图书馆员必须努力提升素质、创新服务,主动适应科学技术带来的各种变化,才能不被时代淘汰,真正担负起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任。
论信息化时代图书馆员的服务创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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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管理是图书馆网络信息服务质量和效率的保证。图书馆网络信息服务人员以网络信息资源和技术设备为基础,以用户和图书馆的价值为取向,在有效管理的前提下,才能生产出能满足用户消费的、能为用户创造价值的网络信息服务产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网络时代图书馆信息服务管理模式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作为国家信息资源库,社会信息聚集整理库,受高速建设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影响非常大,因而图书馆的信息服务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图书馆信息服务管理,不但由图书馆信息服务范围、方式、人员等方面构成,图书馆的信息服务管理模式,也通过对网络信息的有效管理,达到高效率,高价值,高服务质量的结果。
在互联网呈现普遍化、全方位化、多样化的情况下,网络技术和现代信息科学技得到普及,图书馆也通过现代的信息技术管理手段,提高服务管理能力和效率,进而拓宽读者阅读渠道,在十几年的网络信息建设方面,图书馆取得了网络信息获取,服务管理模式升级等方面的成就。图书馆立足于建设,建立了图书馆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务系统和多种多样的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从而满足读者们多种多样的需求。
1.1服务范围
据相关统计资料统计,在网络信息提供的知识服务中,范围非常之广。在收集方面,利用网络有计划、有重点地采购信息,有针对性地补充馆藏,丰富读者需求。在建设方面,图书馆网络信息、自动化服务系统高层次开发利用,如图书馆网站的设计、制作和统筹管理,根据图书馆业务需求进行各种小型软件的开发工作。在使用方面,电子阅览室有基本业务操作的指导人员,若计算机软硬件故障,要准确登记记录,并及时报技术部有关维护人员进行排查和修复。在满足读者方面,设立咨询和意见反馈两部分,关于馆藏介绍、检索图书、阅读等各方面问题都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对于读者意见,有合理的提供建议的渠道,运用数字化满足读者越来越高的精神文化要求。
1.2服务方式
图书馆由原有的静态服务变为主动动态的服务。读者通过可wed表单咨询、在线咨询、知识库检索、知识库预览等方式进行图书馆网络信息查询。图书馆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建立了图书馆自助服务,用户需在上网时输入个人信息后,开始上网,所有问题网站会都提供两种解答方式,即快速解答和深入解答;如果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通过在线咨询,与咨询馆员以聊天室的方法进行咨询,进行提问;也可以通过图书馆网页进入咨询,读者可以按照关键词进行检索,如主题、作者、刊物、年限等,该方法是根据读者提问的需求,筛选出读者需要的内容,读者还可以在以找到的信息资源中继续检索到更细致的信息。该服务方式还具备多语种提问功能,网站会针对读者需要提供详细的书目索引篇章信息及可直接点击链接的网页地址,利用知识导航站进行文献线索搜寻。读者可以更加方便的在知识的海洋中寻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在出现问题时图书管理员会提出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让他们能够对大量分散无序的网络信息有所取舍,这些方便的图书馆网络信息服务给读者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1.3服务人员
信息时代,图书馆服务工作和信息服务人员将越来越重要,要实现网络环境下对图书馆提出的高水平、高质量的要求,就需要有一批高素质的图书馆员作为人才保障。因此图书馆要注重培养一批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服务人才,加强管理,发挥其技术特长,并坚持以人为本、以书为媒的原则,加强服务的主动性,通去被动的服务方式,增强与读者的互动和反馈。
2.1管理范围
图书馆资源错综复杂,图书馆要经常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并与时俱进引进特色数据库,通过对图书馆网络资源、数据库、参考咨询、数据分析等多方面严格管理,使图书馆网络信息实现数字化、标准化,让资源导航服务、资源共享成为图书馆组织管理信息资源的基础,从而彻底实现计算机网络化管理。这样的网络信息管理更具有专业性和准确性。
2.2管理方式
图书馆网络信息管理方式上,要求从点、线、面三方面进行管理。将管理的重心点放在图书馆网络信息服务的人力、网络信息、资本资源等具体方面,和网络信息系统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及关键内容的管理。根据读者的要求,将图书馆资源不断更新完备,将网络信息服务技术以及技术人员能力不断提升。并且做好供应源管理,需求源管理,供求通道管理,利用自身信息资源优势。从线方面,信息供应商、合作者、服务人员及用户等联系起来,保证持久稳定的信息供应商,使网络信息内容与时俱进,与合作者保持长久合作关系,使图书馆网络信息安全,技术,内容得以保障,服务人员高素质,高技术,用户则可以享受高新技术带来的丰富多彩和便捷畅通。通过线状服务,统一对信息资源进行管理。在网状服务中,将点、线结合,将各点资源整合,将各线资源数字管理,使用户能够通过统一的用户界面完成对不同数据库和网络资源的检索利用。以服务为中心的网状管理模式,淡化管理者权利,让用户参与到图书馆管理,利用图书馆各种网络信息资源,一切以服务效率为宗旨。
2.3管理人员
图书馆管理人员方面,为实现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在无数信息资源中,为用户从原始数据中筛选有用的数据,为用户的业务需求进行分析整理,这就是图书馆管理人员的要求,作为图书馆网络信息服务的领导层人员,他们不但要关爱自己的员工,不断提供技术,资金支持,同时让他们懂得上进和分享,懂得奋斗和努力,相信自己有非常强的能力,培养员工责任感、成就感和自信心,进而提高人员的工作水平和服务水平,管理人员也要有先进的、新颖的管理理念。在做好对技术人员培养同时,要求有较高的技术水准,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才能让图书馆人员有较稳定的工作环境,较新颖的工作方法。准确、高效的通过运用网络数字信息,服务读者。同时也要加强读者信息素质教育,即可以给读者自身带来方便,也可以减少图书管理人员,工作的反复和低效。
在现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图书馆顺应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形成了新型网络信息服务管理模式,由于网络信息服务管理模式的不断建设和完善,图书馆资源被有效的组织利用,读者越来越能简单方便的满足自身的阅读需求。同时,图书馆的网络信息为社会带来一阵清风,创造无限的社会价值,使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知识分子更愿意投身于图书馆,领略信息环境下,有别于传统图书馆知识浏览的魅力。图书馆网络信息服务管理的新模式,使图书馆打破时间,空间,地域限制,扩展图书馆资源容量,也使图书馆的服务管理人文化,个性化,充满现代高科技气息。
网络时代图书馆信息服务管理模式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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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计算机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档案管理中,使原有的档案管理模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为了进一步提高档案管理的数据化、系统化、网络化水平,档案管理体制需要进行改革以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信息时代我国档案管理体制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那么在档案管理方面也应该运用信息化管理,本文就通过对档案管理体制的探讨,了解我国档案管理体制的现状,又通过对现代化档案管理的分析,提出了较传统档案管理的创新方法并提出改革意见,从而为我国现代化档案管理进程铺路,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信息时代;档案管理;管理体制
信息化是当今时代的标志,信息技术为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为世界人民创造了财富。虽然信息技术的发展十分迅猛,但是在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文件和档案,再运用传统的方法去管理海量的档案是极其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所以我国要对档案管理工作进行新一轮的革新,下面就对档案管理进行深入的探讨。
档案是对历史的记载,是企业运行的证据,更是企业内部做出决定是的依据,所以无论是企业运行还是公司决策,档案资源都对企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企业实际运行中,要想让企业在内部对档案进行管理工作就必须要按照管理档案的相关政策来执行。这里所说的相关政策实际上就是管理层内部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制定出的规章制度,企业内部的相关工作人员要则需要无条件来执行这些制度,以保证企业的档案管理工作能顺利进行。从根本上看,企业管理工作的核心就是对权利进行分配并保证工作中是各项职能可以正常运作。
档案管理体制是企业内部展开档案管理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档案管理体系,形成这种管理体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企业的各种档案进行管理,使工作中需要档案时可及时有效的运用所需资料,最大限度提升档案管理工作的应用。
根据我国目前档案管理体制来看,虽然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与发达国家在档案管理模式方面相比还相差甚远。尤其是我国企业在档案管理运行过程中,其管理体系基本都相同,大多数都采取分级管理的方式,加上集中统一、企业自主和条块结合为基本原则,使我国企业的档案管理工作可以达到运行的状态。其中,统一管理的意识是说企业在运作的过程中需要建立起专门的档案管理部门对整个企业的所有档案进行统一的管理,使企业的档案有序,工作有效。从理论上分析这种管理模式,其运用的管理措施可以在管理过程中产生良好的效果,而且还会为企业工作效率的提升助力,但是与现实进行对比就会发现,由于企业在现代化建设方面经验不足,再加上技术有限等实际情况,档案管理工作并不尽如人意。
计算机和网络等现代化产品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不可缺少的产物,所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也就随之不断发展。各行各业都会在企业的运行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文件,而这些文件往往对企业来说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只有对这些文件进行信息化管理才能使档案管理人员轻松完成档案管理工作。这时不得不说的就是传统的档案管理办法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的需求,而且传统档案管理方法也满足不了在信息技术方面的需求,所以我国企业将在信息化档案管理工作中面临更多挑战。档案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对档案管理的相关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识上要有所提升的同时,在信息技术和专业素质上也要有所提升,从而以最大限度发挥信息化档案管理的优势。
(一)解决传统档案管理的不足
之所以企业在档案管理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缺点,是因为大多数企业还意识不到企业对档案管理工作的缺失。首先,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档案内容和数据都在不断改变,这种情况下档案管理工作所接触到的数据也就不断增多,所以更多的现代化技术就应该呗营运到档案管理工作中,而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正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其次,随着信息化的逐渐推广,很多数据和文件都出现过被盗、更改和销毁等现象,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材料和数据,就必须要对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进行强化。
(二)顺应时代发展
档案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收藏和保护国家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档案内容和任务的作用,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因为他起到保护文化财富的作用,同时更是能够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另一方面,档案管理工作的任务还有为其他行业提供有效的信息资料,这是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信息资源的最主要的方式。要想让各项工作都能顺利进行,档案就必不可少,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充分发挥档案的价值才有可能科学有效地对社会的发展风险力量。
(三)档案管理工作的必然趋势
在近些年的档案管理工作中,现代化的技术水平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为档案管理工作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提供了支持。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工艺和管理理念形成了各种不同结构、不同内容和不同形式的档案信息资源。另一方面,在工作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引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档案管理制度也日趋完善,并且对于各种新技术的实现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档案是社会运行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档案进行现代化管理就是要通过对档案资源的有效管理达到开发利用档案资源的目的。所以在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的同时,还要做好档案管理工作的创新和改革,使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只有将信息技术灵活的运用到档案管理工作中,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做到档案管理工作的体制改革,才能切实做到档案管理现代化,才能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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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新的医疗改革的任务当中,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的改革是改革任务中的重中之重,是顺利完成新医改其他各项改革的基石。在新的医疗改革计划下,逐步提高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系统,包括公立医院的会计制度、内外控制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预算管理制度、成本管理制度等等;认真编制财务预算并严格执行、吸取先进技术强化财务成本核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医改时代医院财务管理问题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财会制度的不断改革,对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带来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可以说在新医改时代,医院财务管理的未来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财务管理对于整个医院的运营与发展至关重要,被称为医院日常管理中的核心,虽然财务管理工作的好坏对整个医院的作用较大,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财务管理工作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制约了医院的持续发展。本文以多年的工作实践作为基础,详细的剖析了医院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几点改善措施,期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医院提高自身的财务管理水平。
关键词:医院财务管理;对策;问题
近几年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医院的机构性质也逐渐发生了些许的改变,过去主要是管理型,现在则是经营型,而且除了国营公立医院之外,也出现了较多的私人、合资形式的医院。为了在众多形式的医院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财务管理水平,最终实现促进医院的整体经营与发展。
(1)偏重提高医疗水平,忽视对财务进行管理。
在过去受时代意识以及医院运行模式的影响,很多医院的都很自然而然的将治病教人作为工作的重心。如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这种意识显然已经难以适应当今的发展,试问如果一个医院只看重对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忽略了对医院其他的日常经营活动的管理,尤其是财务方面的管理,所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目前仍然有很多医院为了不断的提高医疗水疗,不断的与其他的医院进行攀比,在没有进行科学合理的市场调研之前,就盲目的引进新设备,在投入新设备之前,不会进行市场调研,在投入使用之后,也没有做相关的效益分析,将财务预算及管理流于形式,很明显财务管理的意识非常的淡薄。因此就算医院具备较高的医疗水平,具有较为先进医疗设备,拥有高素质的医疗人员,但是如果没有及时加强对医院的财务进行相应的管理,一样会被竞争激烈的环境所逐渐淘汰,所吞没。
(2)医院财务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
无规矩不成方圆,财务管理亦是如此。财务制度相对于财务管理来说,就是医院进行基本财务管理的规矩,是医院进行财务管理的保障与基础。可是目前大多数的医院都没有明确对财务制度进行制定与完善,即使有的医院已经制定了财务制度,但是也都是直接沿用借鉴了其他的行业财务管理部门的规章制度,没有针对医院经营特点的不同,根据医院自身的管理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导致一些制度条例缺乏较强的针对性,最终形同虚设。其中还有的医院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不得已制定了一系列的财务管理制度,但是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由于制度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很多条例都没有发生作用,根本就与上级要求的以制度作为指导医院财务管理的初衷不符,致使医院的财务工作人员在处理工作事宜时,根本就没有规矩可循,阻碍了医院财务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
(3)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偏低。
相对于其他的企业而言,医院这个行业的财务工作比较简单,对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也偏低,很多财务人员在进入医院财务部门参加工作之后,由于工作内容略于简单,长期处于宽松安逸的环境之下,难免会疏于对自身专业知识的培养,但是时代是持续发展的,财会制度也在一直的改变之中,但是财务人员依然日复一日的去处理医院较为简单的财务业务,没有职业危机感,也就很难下定决心去参加学习与培训,而固守自我的后果就是,自身综合素质在持续的降低,财务人员综合素质的降低,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院财务工作的质量,影响财务管理的水平。
(4)财务管理存在较强的盲目性。
目前医院的营运资金主要是国家的补助、售卖药品、医疗检查以及医疗手术等渠道,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医疗体制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因此在最近几年,医院从政府拿到的补助也是越来越少。而且在新农合医疗制度实施之后,为了防止群众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国家对基本常用药的价格也开始进行干涉,致使医院药品售卖收入也是越来越低。在收入日益减少的同时,医院对资金的需求却并没有减少。因此很多医院不得不在医疗设备检查方面想办法,为了在日益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脱颖而出,就会不断的引进新设备,吸引新的群众来医院就医。加大医院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没有预算,盲目的投入资金进行建设,很容易引发潜在的财务风险,稍不注意就会致使医院财务资金流动进一步恶化,不仅没有缓解医院的资金需求量,而且还会加大其筹资难度。
(1)提高财务管理的认识水平,增强财务管理的风险意识。
财务管理作为医院日常管理的核心组成,首先医院的领导以及管理人士必须对财务管理的问题加以重视,领导以及管理层是医院的领头羊,只有领导以及管理层认识到财务管理的重要性,才可以带领医院的下属员工认真做好财务管理工作,带领全体医院的工作人员认识到财务工作的重要性,提升整个医院工作人员对财务管理的认识水平。此外就是通过提高财务部门工作人员对财务管理的认识之外,还要积极引进先进的财务软件,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通过有效的财务管理,将会计信息的作用最大化发挥出来,确保可以通过财务信息预测出相应的财务风险,并提前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规避财务风险的发生。
(2)完善并充分落实与财务有关规章制度。
完善医院财务管理制度是保障医院日常正常运营的基础与保障,医院在建制建章时,不应完全以领导的视察为关注中心,制度的建立依据重点在于医院日常财务管理中暴露出的关键风险环节或事项,结合财务会计实务操作,持续完善医院财务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使财务有关规章制度与医院其它管理制度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并使之有针对性地对医院财务管理工作进行规范化管理此外,在财务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的同时,还应对制度的遵守及落实情况加强监督,建立内部审计制度,使医院各项经费支出都受到特定约束,在财务规章范围内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周转成本,为医院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
(3)组织培训,提高医院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不管是需要执行什么财务管理制度,最终都是需要财务人员去执行,因此医院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提升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保障财务人员可以跟上瞬息万变的新时代对财务工作者的要求。首先医院要定期开展相应的培训,通过对财务人员进行再教育,帮助财务工作者不断的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以跟上财会制度改革的步伐。其次是定期对财务工作者进行考评,不仅仅只考核期日常工作,也要将其再教育的学习情况作为一个考核的方面,并根据医院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通过此种做法来激励财务工作人员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其不断的接收新知识,最终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此外医院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的方式,通过不断的招收优秀财务工作人员,融入新鲜血液,促进医院财务人员的素质。
(4)加强内部控制,提高财务管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强化医院内部控制,首先要加强医院物资采购的控制力度在采购初期的竟标阶段,要公平对待前来参加竟标的企业,并公开医院的采购项目和采购标准,让竞标企业公平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为医院用最少的资金投入获得最好的供应商,为医院节省投资资金的同时,也提供了最优质的设备保障。其次,要合理配置现有资源,追求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利用可以通过整理和编制具体项目对医院的现有资源进行统一汇总,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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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改时代医院财务管理问题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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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虽然与政治认同有相似之处,但是不是同义重复。文化认同,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价值的认同,足以瓦解一国的政治制度,一民族的凝聚力;反之,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既是该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力量,又是使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的几点看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交织过程,既包含着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以中国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应关注“文化认同”,更应关注“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不仅在于“形似”,更在于“神似”,即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注重实践性;此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要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Abstract: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a dynamic and complex process, which includes the conversion of Marxism into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nver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ould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tha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es more in the “spirit” than in “form”, both of which focus on the practicality to some extent. Moreover, concrete circumstances 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all be analyzed concretely.
党的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必将掀起又一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已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主要为党史、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而从思想文化角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把握这一进程,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内在蕴含着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关注其中的文化认同将有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基本内容。
文化认同,即 “cultural identification”,有不同的涵义。“认同”概念最初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后被运用于研究文化心理。文化认同是指对文化的一种认知和归属心理,它发生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接触和同化的过程中[1]160,它体现一种肯定的价值判断,一种认可态度与方式,即文化群体或成员承认内生新文化或外来异文化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2]20。
根据以上解释,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是中国人接受融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创造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是两种不同境遇所形成的文化在的实践中接触、同化和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特殊国情下的发展,也是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更新进步。一般文化认同理论认为,文化认同有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这两种趋势;顺向认同指认同主体以原有文化为框架,用原有文化说明外来文化,逆向主体是指以外来文化为框架,用外来文化说明原有文化,这就涉及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争的问题,落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文化,还是以中国文化来说明马克思主义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代表最先进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说明和改造中国现有文化,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有学者认为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理解、消化马列主义”[3],如有学者认为借鉴“儒学”的“人伦日用”的途径,让马克思主义不仅入党、入国还要入家,进而实现两者的结合[4]。
笔者认为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都是对文化认同的静态分析,实质是从抽象角度、纯理性分析,而现实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以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文化或者以中国文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阶段都同时并存,相互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能“马克思主义化”;
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以中国文化理解?吸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思想领域是很难严格区分,因为当我们可以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我们所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已是中国文化特有方式解读下的马克思主义,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融合”物了,民族文化深层次的思想方式、价值倾向、行为模式早已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言论、思维与行动,浸润、渗透甚至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运用,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会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契合、认同,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事实上,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以西方文化解读中国文化和以中国文化解读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批判中国文化和认同中国文化并传播西方文化同时并存,这些矛盾在那些早期学贯中西,竭力宣传西学的知识分子身上也有所体现(如严复就是一边主张“西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化,一边又在“化西”,以中方文化融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实质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样如此,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明白毛泽东延安时期所强调的文艺民族化问题。这样的理解也是诠释学所提倡的一种理念,即理解者是不能脱离自己所处历史语境理解,理解就是应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基于“认同”上相互作用,且两者“文化差异”部分还会直接影响到文化认同。没有对“文化差异”的充分关注,就不能很好的实现“文化认同”。长期以来,我们重视研究“文化认同”,较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方面,而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间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有着重大区别: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发达国家,它建立在批判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之上,是对当时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继承和创新,是指导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一门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必然进程,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中国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注重经验积累,富含浓郁道德伦理特色,是维护中国农业宗法专制社会数千年的精神血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总是在经意不经意间干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例如中国文化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小农意识”等就曾以各种机会主义形式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这一点,如学者叶险明就认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克服以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诠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这不仅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也贯穿于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5]。而学者孙奎松也同样认为中国的农民意识一直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复杂的过程,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唯有清醒的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差异”才能避免革命和建设中的“左”倾或“右”倾。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差异”与关注两者的“文化认同”,意义同等重要。
目前,学界已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有学者视文化认同为彼此的某些相似之处,如关于美好的社会理想设计(如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一些民本思想等等。笔者以为这些相似点只具形似,而非真正契合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并不具有“一致性”,如果说“五四”时期借助“大同”理念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倒不如说这反倒体现出早期传播的局限性[6]97。
又如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孔子提倡重民、富民、教民;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到贾谊的“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朱熹的“大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等等,这些民本思想的背后实质是要求或希望君主能“替民做主”,“为民做主”,而绝非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国度里的人人自由、平等,当家作主。再如,重视集体利益的价值诉求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大一统”、“家族群体”等理念相似,然而,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人合理利益之上的,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中建立在压抑个性、否定个体价值基础上的整体价值追求。当然,不能说这些形似不重要,对于一种外来思潮而言,形似至少让其能够立足,为进一步的被认可创造环境。
纵观中西文化的交流史,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每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都曾从形似开始,到被通俗化解读,再到最后慢慢与当时当地的主流文化融合,生成新的文化。如佛教最初来到中国,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又称“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其主要讲述的“因果报应”“灵魂不死”,这些思想为中国所固有的较形似,而后通过对中国的儒学、道学等的吸收,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禅宗。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形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实现中国化创造了条件。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两者的“貌似神异”也使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出现偏差,甚至误解,如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就分不清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科学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吸收。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和中国文化认同,关键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以实践作为价值标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以实践作为检验、发展真理的科学,而中国文化恰恰也则具有实用理性倾向的特质,尽管这种特质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性。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的表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重视实践,并以其来划分新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理论的差别,这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均有体现,学界也基本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解决了自柏拉图以来的物质意识二元思维模式的缺陷,因而就曾有学者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葛兰西甚至在《狱中札记》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哲学”,认为它是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批判性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他的新哲学与旧哲学差异,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具体实践的分析,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更体现在它所构想的共产主义实现方式与途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开始就依靠实践、立足实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不断推进广大人民争取解放的实践道路上完善发展。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了各国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这种立足理性分析、重事实实践的理论品格与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颇为神似,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文化历史久远。孔子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阐述的与“仁”相关的学说构成儒家主流思想,影响至今海内外华人。虽然,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并非一贯坚持儒学,国家交往、朝代更替、异族间的战争也曾带来文化上的动荡变化,但都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国文化的灭绝,这与以孔孟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具有实践理性密切相关。所谓实践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7]28,以一种合理的、冷静的、现实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用理智来引导、满足和节制情欲,它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这种实践理性的倾向在孔子就有所体现,并随孔子的影响广为流传而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特征。
孔子生活在早期宗法制度崩溃、氏族体系彻底瓦解的时代,面对“乐崩礼坏”的现实,孔子“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7]30。孔子的思想始终体现着一种立足现实,理性看待事物的特点,如孔子在以“仁”释“礼”时,他关注到现实变化,将“礼”的血缘实质转化为“孝悌”进而落实到日常人伦,使“礼”由外在约束转化为人内心的需求,进而成为人的自觉追求,正是这种切合实际的诠释促进孔子思想的传播;再如对于脱离现实的所谓鬼神之说,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表达清醒的理性精神,诸如此类思想均体现一种实践理性的精神,即“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7]28-29,这种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实践理性一直指导着国人对事物(包括思潮)的价值取舍。
尽管儒学思想在后来曾经被不同的人、不同角度加以诠释和发挥过,但这种根据时代需要改造思想正是贯彻其实践理性的体现。近代马克思主义被国人从各种思潮中选中,是实践理性指导下的结果,因为它能解决中国近代最大的课题――救亡图存,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必然――“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8]210。因而,注重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刻之处,正因为注重现实实践而不拘于书本的“条条框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了创造性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关注“认同”、“差异”“神似”等问题,也需要具体研究特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文化,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思想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认同”始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共有四条路径:欧洲语境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日本语境的“学理马克思主义”、美国语境的“空想和____马克思主义”和苏俄语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与宣传的内容各有差异。在民族救亡胜于启蒙的时代背景下,最终无产阶级历史语境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得到受实践理性影响的国人认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苏维埃,实质主要是俄国语境下产生的列宁主义,它提出进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尤其重要的是,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家的革命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相互支持,“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政策,“那就是空想”[9]276等观点,这些观点比较系统、完整,它为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道路,为近代以来数次救国失败的中国人提供了希望,同时它有十月革命这一现实成功版本,对中国而言更具现实意义。因而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指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来自苏联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中国文化也不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它正处在“转型期”即一国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一种主流文化的认可和阐释,对已有文化进行纵深解读和挖掘,同时对异己力量排斥、压制,以达到对主流文化的巩固和定型 ;第二阶段则是表现为对原有文化的"离异",即对主流文化的怀疑和否定,进而批判和扬弃既成规范,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与颠覆,这就是"离异"期,也就是文化转型期。参考胡伟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一些有识之士前赴后继从西方“取经”带来的各种思潮,已冲击改变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并形成三波思潮,“带着三种不同特色,彼此先后连续着、扬弃着迈上更高的台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扫清道路”[10]476,也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创造条件。具体说来,从鸦片战争始,地主阶级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开启了“看西方”、“学西方”和“改中国”的路径,耶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国内矛盾的尖锐,带来了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一波――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它穿着宗教外衣,掀起摧毁封建社会的暴力狂澜。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土地改革为核心,提出的一套相当完备的社会设想,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
接着资产阶级发起的维新思潮是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二波,以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严复的“严译八大名著”囊括哲学、逻辑、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将西方近代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对大量西方思潮进行通俗化介绍,他们揭示了中学与西学差异、“封建专制、纲常名教与资产阶级平等、民主的对立”[6]97 ,阐明天赋人权、“物竞天择”、维新变法等思想,极大地推进了西方学说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传播。
第三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以邹容、章太炎、孙中山等为代表。他们的思想都以进化论为基,高呼“革命”公理,以期通过彻底革命实现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经过这三波思潮的冲击,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时,中国的文化早已不是封建文化极大盛时不断巩固的第一阶段,而是不断在“离异”中变的虚弱的第二阶段,各种新思想在中国已得到不同层次的传播,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进化论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从激进主义的革命进化论传统中汲取了养分”,“生存竞争”、“最适者生存”“正与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贯穿人类历史之演变暗合”[11]。
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刻有深浅不同的进化论痕迹,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认为“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者”[12]13; 李大钊也曾提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13]162。正是前期外来思想的冲击与渗透改变了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必须看清这一点。
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需要全面关注,具体而完整地分析。面对可能影响中国文化的世界各地文化,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我们需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研究,以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才能继续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欣欣向荣,文化强国才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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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生态学是一门新成长起来的学科,关于它的定义、研究对象、内容、任务以及所采用的方法,都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本文借鉴生态学中相关概念的定义,对品牌生态学的概念进行界定,进而指出品牌生态学的产生背景,并概述品牌生态学的几个重要理论。
关键词:品牌生态学 生命原理时代 品牌控制论
品牌具有特殊的生物属性和生态属性。美国著名品牌专家Lynn B.U Pshaw将品牌描述成复杂的生物;迈克尔•穆恩等在《火炬品牌:网络时代的品牌铸造》中论述了品牌具有的生命性质;世界营销管理大师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认为品牌是有生命力的,是有灵魂的,在市场中,它具有无限的灵性。可以说,品牌是一种特殊的生命体,它具有生长、发育、繁殖、衰老、死亡以及新陈代谢、遗传、变异、进化、感应、运动等生物学特性(王东民,2004)。基于品牌的生命体特征,品牌管理者们必须用生态学的眼光审视品牌的生命历程及其与周围环境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生命原理时代的品牌控制理论,革命性地创造21世纪成功的品牌生态管理模式。
品牌生态学是一门新成长起来的学科,关于它的定义、研究对象、内容、任务以及所采用的方法,都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在对品牌生态学的概念进行科学界定之前,必须要明确生态学中的几个相关概念。
生态学: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其机理的科学(马世骏,1980)。这里,生命系统是指由动物、植物、微生物及人类本身组成的不同的生物系统,而环境则是指生物生活中的无机因素,生物因素和人类社会共同构成的环境系统。
生态群落:在特定的空间或特定的生境下,具有一定的生物种类组成及其与环境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的外貌及结构,包括形态结构与营养结构,并具有特殊功能的生物集合体。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生态系统中具有生命的部分。
生态系统:就是在一定空间中共同栖居的所有生物(即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地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而形成的统一整体。
国内众多学者将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时,经常混淆“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借鉴生态学对“生态学”、“生物群落”以及“生态系统”的定义,本文认为,品牌群落是指在特定的商业领域里,具有一定的品牌种类组成及其与周围商业环境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的外貌及结构,包括形态结构(品牌种类、数量、品牌力等)和功能结构(品牌相互作用格局),并具有特殊功能(演替、协同进化、自然选择)的品牌集合体;品牌生态系统是指“在特定的商业领域里,品牌群落与其商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的统一整体”;品牌生态学则是指“研究品牌系统(品牌生命体、品牌种群、品牌群落等不同尺度的品牌系统)与商业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其机理的科学”。
英语“品牌”(brand)一词源于古挪威语的“brandr”,意思是“打上烙印”,这可以说是品牌最为原始的定义。如今,品牌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早期“识别”的范畴,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态势。例如,Philip Kotler(1997)认为,品牌就是一个名字、称谓、符号或设计,或是上述的总和,其目的是要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其他竞争者;Burleigh B. Gardner 和 Sidney J. levy(1955)认为,品牌是具有一组能满足顾客理性和情感需要的价值,它的创建应该注重开发一种个性价值;奥美公司认为,品牌是消费者与产品的关系,消费者才是品牌的最后拥有者,品牌是消费者经验的总和;Alexander L. Biel认为,品牌资产是一种超越生产、商品及所有有形资产以外的无形资产,等等。总的来说,以往关于品牌的概念可以从符号、情感、综合、关系、资产、媒介这几个角度进行定义的。
伴随着品牌内涵的日益多元化,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以品牌为中心的复杂系统,包括品牌拥有企业、供应商、中间商、消费者、竞争对手、媒体、政府等经济、社会各要素,甚至还包括是一些自然要素。因此,人们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认识品牌的内涵及其所处的复杂环境,以求建立起新的品牌理论和品牌管理模式。生态学是解决复杂性问题的桥梁,近几十年来,生态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向其他学科渗透,诞生了诸如生态经济学、社会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汉语学、教育生态学、商业生态学、企业生态学等边缘分支学科,品牌生态学便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诞生并发展起来的。
品牌DNA理论
品牌的核心价值被认为是品牌的基因,其品质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标准进行衡量(曾朝辉,2003):排他性,品牌的核心价值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明显地区别于竞争对手;执行力,能够将品牌所提出的核心价值贯彻到底;感召力,体现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兼容性,体现在空间和时间的兼容。
品牌生命体复杂性理论
品牌生命体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点:多基元的复合体,不可能由营销、服务、单个企业或其它任何一个具体成分构成;基元间广泛互动,最终表现为一种生态系统;次序和层次,形成稳定有序的结构和不同等级的层次;有机整体优于部分机械之和,并不是简单的叠加;开放性与适应性,表现为在过程中不断演化。
品牌生命周期理论
曼弗雷•布鲁恩教授认为品牌生命周期由6个阶段组成,即品牌的创立阶段、稳固阶段、差异化阶段、模仿阶段、分化阶段以及两极分化阶段。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1997)认为,应该用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加以分析,即品牌也会像产品一样,经历一个从出生、成长、成熟到最后衰退并消失的过程,但同时也承认许多老品牌在现实中经久不衰。约翰•菲利普•琼斯认为,品牌发展过程并不完全遵循成熟后必衰退的规律,它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自然生长的概念,不一定会随产品而进入衰退期;品牌生命周期学说往往会诱导企业不恰当地将旧品牌向新品牌转移,造成真正的资源损失。
品牌适应理论
美国科学家霍兰(J.H.Holland)提出,“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王东民(2004)认为,品牌系统是一种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能够通过不断地形成新性质或新功能来适应外界的挑战或改变。彭赟和张锐(2004)认为,适应是品牌在环境中,经过生存竞争而形成的一种适合环境条件的特性与性状的现象,它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品牌的适应包括形态构造的适应、行为的适应(运动、延伸、移植、迁移和迁徙以及保护、防御和抵抗)、生理及营养适应(品牌生物钟、休眠以及生理生态变化)以及协同进化适应。
品牌群落理论
多元化企业一般由主品牌、一系列产品受托人、托权品牌、亚品牌和复杂的附属品牌构成,容易出现各层次品牌塑造与信息传播弥散,甚至相互冲突难以形成合力的问题。世界著名品牌战略专家大卫•A•艾克在《创建强大的品牌》一书中指出,品牌生态管理除了构造企业内部品牌系统的战略外,还要通过精心地组建相互关系、相互促进的品牌群(David A.Aaker,1998)来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并进一步提出了“品牌群落”的概念。品牌群落理论运用生物群落原理来解决这一品牌群组合效应差的问题,同时,对如何有效利用现有品牌的协同效应进行品牌延伸与规划进行研究。
品牌生态系统理论
安格尼斯嘉•温克勒在其著作《快速建立品牌:新经济时代品牌策略》中提出和系统探讨“品牌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管理问题,并指出品牌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充满活力的、不断变化的有机组织。品牌生态系统是一个充满活力并不断变化着的复杂有机组织(Agnieszka Winkler,1999)和体系,有着极其复杂的层次和结构(张中哥等,2003)。我国学者王兴元(1999,2000)提出“名牌生态系统”的概念,指出名牌生态系统是指以名牌为龙头的品牌生态系统,由环境、名牌、企业、供应商、中间商、顾客、公众、相关组织与群体等成员组成、各个成员依赖名牌获利而得以生存与发展、它是社会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此外,黄昌富(1999)、王新新(2000)、陆娟(2002)张锐(2002,2003)等人也对品牌生态系统特征进行了探讨。
品牌生态学作为一门新成长起来的学科,已经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成果。然而,这一领域的大量研究工作欠深入,大多数理论还只是停留在概念引入以及现象描述的层面上,而对深藏在品牌个体、品牌种群、品牌群落、品牌生态系统内部的生理生态运行规律及其调控机制,只是开展了一些初步的探索,这有待国内外学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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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曾朝辉.品牌基因—品牌核心价值设定[J].企业研究,2003,1
8.彭赟,张锐.生命型品牌对环境的适应性反应研究[J].企业经济,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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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 温克勒(Winkler A.M)著,赵怡等译.快速建立品牌:新经济时代的品牌策略[M].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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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为企业市场营销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企业产品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消费者的需求也变得多元化,新经济背景给企业市场营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为了适应新经济背景,企业市场营销战略的构建也应该具有新的思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战略新思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针对新经济时代下企业市场营销战略新思维进行研究,明确企业未来市场营销战略的发展方向,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新经济时代 市场营销 战略思维
传统的企业市场营销战略观点把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看成是一项单纯的销售手段,是帮助企业扩展市场销售渠道、将产品转移到者手中的一种辅助活动,传统观点认为消费者永远追求物美价廉的产品,对于产品的样式、包装、附加服务、文化内涵等其他延伸的东西远远没有价格更为看重,因此,他们的工作重点在于以较低的生产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传统的观点还认为,没有必要对目标客户群进行必要的细分,总是试图用一种产品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要,这样才能保证产品的低成本生产和批量化生产;这种观点还认为企业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目的就是增加企业的市场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以此增加企业的利润,等等。
总而言之,传统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市场营销战略还处于一种把营销活动看成是一种手段和技巧,而没有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现代企业的营销战略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企业营销战略的实施和执行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战略的实现和执行。
随着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市场逐渐联系到了一起,众多的企业营销活动者在一个场合同台竞技。新经济背景下与企业开展市场营销活动密切相关的因素及其对企业市场营销战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电子商务为企业开展市场营销活动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平台。电子商务对于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来说,最重要的在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营销手段和平台,利用电子商务的强大手段,企业可以以传统营销手段无法做到的低成本开展一对一营销活动,可以帮助营销者收集消费者的信息,进而分析和挖掘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模式,进而采取针对性的营销策略。
第二、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更新换代频率加快。技术革命的日新月异及其在商品生产中的快速运用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也导致了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产品开发的成本能否在产品生命周期内及时地收回并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同时也是每一个阶段的营销策略必须考虑的问题,每个阶段的营销过程的策划、组织和统筹工作都要以产品生命周期的长短作为参考依据,营销活动的预算和投入必须考虑到在产品生命周期内能否收回。
第三、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产品的替代性越来越强,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强。目前市场的基本态势是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已经完成,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样的现实要求企业不能再依靠传统的营销战略,采取低成本、规模化生产来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而要进行市场细分、发现不同的需求和模式,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从而赢得局部优势。
针对以上对于新经济特点的论述及其对企业营销战略的影响,结合企业目前市场营销活动中的不足和误区,提出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认识新经济背景下的企业营销战略的内涵并采取相应策略加以实施和执行。
第一、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开展营销活动和一对一营销服务。电子商务缩短了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少了传统营销活动的中间环节,使消费者和生产比较低的成本面对面的接触,这就使得企业营销活动者可以采取传统营销者无法采取的手段来进行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电子商务条件下的企业营销活动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面接触,营销者对于消费者的了解是第一手资料,因而也对消费者的了解和掌握也更真实,对消费者的需求分析的准确性也更高,从而更能开展有针对性的营销手段。
第二、根据不同消费者的购买特征和购买行为进行市场细分,发掘和识别不同目标市场的细分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市场细分是消费者消费特征和购买行为模式发掘和模式识别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场机会发现的重要方法,市场细分强调需求的差异性和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异质性,把不同的消费者群分成若干的以需求特征和购买模式标识的细分市场,然后针对性制定营销策略并开展营销活动,可以提高营销活动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三、企业在开展市场营销的过程中,要注意社会和公众利益。一个品牌的建立可能需要很多年艰苦的努力,但毁掉一个品牌确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新经济形势下,特别是那些对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传统行业,其营销活动必须转移到社会公众注意力比较集中的环保问题,重点宣传其产品生产和消费环节的无公害性和环保性。
新经济背景下有着较传统经济不同的经济形势和特征,客观上要求新形势下的企业营销活动要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营销活动。企业市场营销战略是指导企业营销活动的灵魂,因此,新经济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战略要在新思维的指导下制定和执行,充分利用电子商务信息技术,开展市场细分和市场调研,在营销活动中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和环保要求的表达。
[1]吴晓云,张峰.中国产业市场企业全球营销战略驱动因素实证研究.管理学报.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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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探讨经济衰退时期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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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报办刊, 编辑学者化 、 学者编辑化 均具有局限性,只有引入学者做兼职编辑,且专职编辑转变成为真正的编辑专业技术人员,建立起一支专兼职编辑相结合的编辑队伍,才能保证学报质量,提高学报办刊水平。这种办刊模式绝不仅仅是表面上为了解决编辑人员不足问题,而是能够更好地利用和发挥专职编辑的专业技能,并挖掘学者的社会价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编辑队伍的重组与培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互联网推动传统产业不断升级再造的“互联网+时代”,阅读和出版面临着新的形势和变化,编辑队伍的重组和培养成为了出版业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互联网+ 数字出版 编辑工作 编辑队伍的重组与培养
2015年3月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这一行动计划的提出,标志着“互联网+”成为了国家层面上的战略行动路线。可以说,时至今日互联网不再是虚拟经济,而成为了主体经济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互联网正在与各行各业实现着不同层面、不同深度的跨界融合,推动着各种行业不断增长、优化、创新、再生。
作为传统产业之一的出版业,也不得不应对着大数据时代数字出版和资源整合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计算机技术成为出版的核心组成部分,互联网成为了基本载体,光电传导、电子纸技术也日趋成熟。数字化阅读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人们读书、看报、学习的时间已经大量转移到网络上。事实证明,数字化阅读已被消费者广泛接受,人们的阅读习惯已发生了巨大转变。相应地,出版业的编辑工作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在传统出版时代,阅读呈现线性状态,读者阅读的是由作者书写、编辑加工出来的文本及图片。毋庸置疑,此时编辑是出版过程的核心。他不仅负责选题的策划、书稿的编辑与加工,还负责装帧形式、流程节点、营销方案的确定与实施。虽然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但是就工作内容与范围而言,仍摆脱不了一个“加工者”的角色,所做的工作仍以作者提供的稿件为基础;所有的编辑工作,包括营销在内,都是对作者作品的修改、润色与加工。而到了“互联网+”时代,由于阅读媒介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变化,出版物不再拘泥于单一的文本或图像,而是基于海量数据库、融合视听说各项功能于一体的富媒体,具有交互性,呈现的是一种网络状形式。
编辑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各种市场推广和营销也不会再是单一地由出版机构发起、读者被动接受的,而是深入到每个用户终端,并快速感知响应个体读者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此时的编辑,在承担了上述传统出版时代的工作职责之外,还承担以下工作――筛选、组合、拆分、互链出版物内容,设计开发数字出版物形态,组合匹配文字、图表、声音、影像、动画等出版形式,研究并响应群体及个体读者需求,维护交流互动论坛,发行衍生产品,打造泛出版新生态……而这样的出版工作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由一两个编辑就可完成,而是必须有一支协调性好、复合程度高、专业能力强的编辑队伍才能完成。因此出版机构为了更加迅速地应对“互联网+”时代出版的新变化,就不得不重视编辑队伍的重组和再造。
如上所述,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出版的新形势下,编辑队伍应该是一支由多种专业人员组合配备的团队,其内部应呈现专业化程度高、分工细致、配合度好等特点。从职业分工上,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策划编辑、文字编辑和美编,还须配有数字图书(软件)设计人员,图像、音视频、动画等多媒体的制作、合成人员,数据、信息筛选分析整合人员,衍生产品研发人员等等。各岗位之间分工明确、团队协作、从而实现优势与资源互补。诚然,正如目前部分出版机构正在做的那样,其中的部分数据化工作可以实现外包,但核心工作仍必须由出版机构的编辑队伍来把控完成。而目前我们编辑队伍建设在这一方面仍显滞后。如何有效利用我们已有的编辑队伍,对其进行重组与培养,使之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是目前业界的重要课题。
1.培养数字出版领军人物。其人须对数字出版具有前瞻性的眼光、相对全面的出版及互联网知识构建、敏锐的市场洞察和反应能力,以及泛出版开发能力等等,是团队的主导和灵魂。他可以由出版机构的首席策划师转化,也可以从能力卓越的策划编辑中重点培养,也可以从多媒体行业跨界引进成熟人才并加以出版知识的培养。
2.对现有团队中的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美编开展数字出版知识的培训。将团队中已有的出版能力与数字出版、互联网相结合,着重培养他们的数字产品的设计能力、数据的应用能力、跨媒体筛选和加工能力等,培养复合型编辑。
3.重新对编辑岗位职责和分工进行设计。如前文所述,传统编辑岗位已经远远无法满足新时代出版的需要,须增设诸如数据筛分岗、多媒体设计岗等新岗位,并明确各自的岗位职责。并在实践中摸索、制定新的工作流程和规范。
4.加强团队协作能力。新时代数字出版产品的信息量和流程复杂程度远超从前,对于团队协作和配合必然有更高的要求。在新型编辑队伍建设过程中,应注重培养各岗位之间的协作能力。
5.加快推进编辑出版专业的教育改革。目前我国高校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偏重传播学、出版学、编辑学等文科方向,出版机构在选用新编辑时,也往往偏重于考察其文字能力。而进入新时代之后,应倡导学校引进数字媒体编辑学、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等课程,从而培养出一大批适应数字出版时代要求的新生编辑力量。
就目前而言,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出版界,传统纸书与电子图书在形态上的融合仅仅处于数字出版时代的开端,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出版业终将以与其他产业一同,步入到移动互联网连接一切的时代,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马化腾等著.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线路图[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5月
[2]沈强,杜都.在数字出版市场中重塑图书价值[J].出版广角,2015年1月
[3]沈小英.论数字时代图书产品新形态和编辑队伍再造[J].出版广角,2015年7月上
[4]陈丽霞. 大数据时代传统出版编辑工作的转型[J].新闻研究导刊,2015年7月
[5]袁立凡,宋淑云,王薇, 论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J]. 中国传媒科技,2012年10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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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其实就是电子信息时代的代名词,因为电子信息的所有机器语言都是用数字代表的,所以人们将其美称为数字时代,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电子信息的基础上,信息传输高速便捷,但是人们对电脑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大,而且各种电磁辐射接踵而至,纵横交错于生活的每片角落,所以说有好处也有坏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数字时代新闻编辑工作的主要特点解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带动了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目前人类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新闻编辑工作需要不断的改革创新。本文首先介绍了数字时代对新闻编辑提出的新要求,针对新闻媒体适应时代发展而发生的主要变化,具体剖析数字时代下新闻编辑工作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 数字时代;新闻编辑工作;工作特点
进入21世纪,媒体发展的主要趋势逐渐趋向于各种类型的媒体相互融合发展,因为不同媒体有着不同的新闻编辑特点和规律,全面认识新闻编辑工作的主要特点至关重要。数字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期,对新闻编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适应时代的变化,新闻编辑工作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共同的特点和规律。
1.1 对网络技术要熟练应用
数字时代要求新闻编辑工作要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在新形势下要想成为优秀的新闻编辑人员应加强对网络技术的熟练应用。首先,对计算机的操作应十分熟练,现代的新闻稿件撰写工作大都借用计算机完成,对计算机的熟练操作非常重要。其次,能够进行网络学习。新闻编辑能够借助网络平台获取自己需要的资料信息,同时应学会与读者进行网络交流[1]。
1.2 具有创新意识
时代的进步离不开创新,新闻编辑人员应不断的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首先,创新新闻主题。现在媒体行业竞争十分激烈,只有保证不断创新好的作品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创造一个有价值的新闻首先要选对主题,实现新闻的传播意义。其次,版面设计需要不断创新。数字时代下新闻形式有所增加,图文、动画和音像在新闻稿件中加以运用,因此需要注意版面的美观,更好的吸引读者的关注。
2.1 媒体时效性不断加强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数字时代媒体不再受时间和形式限制,新闻事件发生后通过网络能够及时的传播和扩散,人们往往借助手机、电视、电脑等对新闻事件有及时充分的了解,同时根据网络上的交流平台,人们可以对新闻事件进行信息交流,及时了解事件发展动向,不断增强了媒体的时效性。
2.2 媒体逐渐实现个性化发展
数字时代下信息产业迅速壮大,媒体行业的数量急剧增加,新闻覆盖范围也不断的扩大,各家媒体根据自己的侧重点不同逐渐实现个性化发展。目前的媒体信息出现了极大模块,比如娱乐、体育、财经等等,各家媒体风格迥异、信息独特,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浏览需要的新闻信息。
2.3 受众的选择多种多样
目前网络交流形式不断的增加,微博、论坛等各种形式得到了受众的广泛认可,人们可以借助这些交流平台,及时发布和评论掌握的新闻信息,不仅增加了信息的时效性,还打破了新闻媒体对信息资源的垄断,使受众的选择范围有所增加。同时随着媒体行业的个性化发展,进一步满足了受众的多样选择。
3.1 新闻编辑总体设计和指挥新闻传播活动
对新闻产品进行设计,对新闻报道进行策划和组织是新闻编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新闻传播活动应注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这就要求媒体不断创新优秀的新闻产品,新闻编辑者更要严格做好总设计和总指挥的工作。首先,制定编辑方针,设计媒体形象。目前媒体正处于不断融合阶段,新闻编辑在决策和设计上应更加精准和个性化,彰显媒体的风格特色,提升媒体形象。
一方面,编辑方针的制定要满足受众对象的需求,对报道内容和新闻的风格特色要具体规划。另一方面,设计新闻产品的外在形象、信息结构以及信息规模,形成媒体的独特风格。其次,做好新闻报道的策划和组织任务。由于公众对新闻传播的参与不断加大,各种形式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系列报道、追踪报道以及组合报道比比皆是,这增加了新闻编辑的策划和组织任务难度。最后,新闻编辑做好记者采访写作的指挥和参谋工作。新闻编辑需要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对记者的采访部署进行指挥,同时在记者的采访写作过程中及时提供帮助,做好参谋工作,与记者共同完成优秀的新闻作品。
3.2 新闻编辑对新闻传播活动进行总体把关
新闻编辑是对各类稿件形成综合产品进行加工处理,我们知道记者只是负责单个的新闻作品,而新闻编辑与之不同需要对报纸、栏目以及频道等多项内容进行综合处理。数字时代到来之后,网络系统在媒体行业得到充分的运用,通过在网络系统上建立编辑工作站,将各方面的稿件进行汇集,然后各部门编辑对这些稿件进行筛选,将不合格稿件退回,对于合格稿件进行分类和加工。
新闻编辑对新闻传播活动进行总体把关一般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对稿件的分类处理进行把关。借助于网络技术,新闻编辑可以快速的收集需要的稿件材料,并对稿件进一步加工。第二,对版面设计的技术进行把关。对选取的稿件进行处理之后,需要交由专门的排版技术人员进行版面的设计。第三,劳动成果在报纸上进行集中体现。新闻传播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新闻事件的扩散和传播,只有将新闻产品推向市场,交由读者阅读才实现了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
3.3 新闻编辑提升了新闻素材价值
新闻稿件一般是由记者收集相关素材撰写而成,但是初步加工的稿件未必完全符合报纸的需求,新闻编辑需要对各类稿件进行进一步的选稿和加工处理。记者是新闻事件的主要接触者,往往工作在一线能够真实体会事物的发展,因此在创作稿件时极易夹杂个人的主观情绪,对新闻事件认识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新闻编辑与之不同,对新闻事件的观点较为客观,同时容易受大局意识主导,能够从新闻报道的原则和立场出发,发现新闻素材中的潜在价值。一般新闻编辑提升新闻素材的价值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方面,新闻编辑通过对记者提供的稿件进行加工修改,提炼创新有价值题材。新闻编辑根据报道意图,将原稿件中具有深刻内涵的部分进行再挖掘,结合其他同类新闻事件形成专题报道。另一方面,改善新闻的表现形式,简化语言,突出主题。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往往受时间的局限撰写的稿件有所欠缺,新闻编辑通过对稿件语言进行简化和修改,使读者更容易找到主旨[3]。
3.4 新闻编辑引导了舆论话题
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新闻获取渠道,同时网络交流平台的产生和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新闻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新闻编辑也改变了原有的工作思路,将新闻报道工作个性化和大众化,不断的引导舆论话题。一方面,对于大众关心的新闻话题,新闻编辑不断的对其走向加以引领,保证舆论话题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新闻编辑对公共论坛进行主持,在新闻传播中关注民众思想观念。
数字时代的到来对新闻编辑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新闻编辑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工作思路,对自身工作特点不断改进和提升,丰富了新闻形式,提升了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促使新闻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
【数字时代新闻编辑工作的主要特点解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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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教育部于2006年发表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可见教育部对于高等教育的高度关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数据时代下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挑战与应对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大数据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价值性等的特点。大数据时代对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现行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存在面临理念、制度、保障标准和措施方面的挑战。在大数据时代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需要转变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理念、构建适应大数据的多主体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组织架构、建设适应大数据要求的高职质量保障体系的信息系统。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从学校数量还是在校生规模和市场需求方面看,中国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半壁江山,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到,到202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4年6月国家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对高职教育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与要求,提到:“完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以学习者的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为核心,建立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职业院校要建立内部质量评价制度,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如何落实《建设规划》的要求,尽快构建起适合中国特色和时代需求的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大数据”(Big Data)一词已经成为当前各界运用最多的词语最多之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能化制造共称为信息领域三大颠覆性技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要求我们构建适应大数据特征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适应大数据的时代特征构建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高职教育质量保障建设中如何借助前沿技术的发展使得质量保障实现从宏观群体走向微观群体提供可能?本文试图以大数据背景为前提探讨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应对。
大数据(Big Data),又称之为巨量资料。根据Gartner研究机构的定义:“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大数据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价值性等特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人们带来了更加方便和快捷的运用和传播各种信息方式。在高职教育质量保障的理念、制度、措施和教育培养、教育教学和就业等环节,大数据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也带来了高职教育质量保障的挑战。
在当今高职教育质量保障的理念和制度上,还是以传统的保障方式为主形成保障体系,新的适应信息社会的质量保障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信息社会下的高职质量保障应该以常态监控为手段、以学生发展为本和教育过程的信息公开为质量保障的理念,建立教育质量过程监控和状态数据监控的保障制度,大数据的特征正好为高职教育质量保障的质量理念和制度成为可能,大数据时代为高职质量保障建设提供了可能,这使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面临机遇与挑战。
2大数据时代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面临的挑战
在质量保障的过程中形成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即为质量保障体系。高等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因此,其质量保障内涵同此。
在大数据时代,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范式、教学内容和手段、知识交流及处理机制都将发生相应的改变,这将直接影响着高职教育质量的发展。而我国现行的高职质量保障体系延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保障体系机制,呈现出跟大数据时代不相适应的问题。
2.1 基于大数据时代要求的质量保障价值理念缺失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高职院校规模增长迅速,规模的扩大,需要在高职教育的各个环节加强信息和数据建设,以保证教育质量,大数据使之成为可能。由于受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质量保障的价值理念呈现与大数据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质量保障主体还是以政府为主,学生参与质量保障有限,没有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保障方式主要以政府主导的外部评估为主,注重条件下指标建设,对内部保障措施建设明显不足;信息公开不够,一些培养机构对教育过程的一些核心数据公开不够,如教师数量及结构、生师比、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等;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方法对高职教育质量进行监测和反馈的机制建设存在不足,保障制度与措施与规模不匹配等。已经不适应当今的高职教育质量保障建设,无论是从学校的硬件设施还是双师型队伍建设。
2.2 质量保障主体单一不适应大数据时代要求
现行的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主体是以政府为主,高职院校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并没有参与到质量保障过程之中,学校在质量保障中的主体地位缺失,行业企业的参与度不高,学生和家长基本没有参与到质量保障中来,导致了质量保障主体单一。这样使得得在保障方式上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教育行政部门是绝对的权威,各个高职院校都是在国家统一的质量标准下,从学科设置、招生指标的下达、培养经费等都统一调配,学校基本上都是被动接受政府组织的相关的教育评估,学校质量保障体系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另外,高职教育还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第三方质量保障机构。企业、第三方机构和师生在质量保障过程中参与极少,发挥的影响也极为有限。特别是高职教育中的师生只有被参与的地位,这样常常会导致高职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的失灵情况出现,导致高职教育质量保障的低效率。
教育质量评估由教育行政部门选派专家到学校进行评估考核,他们在规定的几天时间通过对学校实地走访,对少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访谈,听少部分教师课堂教学和看文件资料等方法获取的信息对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做出评价结果,确定学校的质量水平,这样的质量保障是片面的,因为其他的质量保障主体没有参与其中,评价的结果有失公允,这跟大数据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要求是不相符合的。 [4]大数据时代的质量保障主体要求是政府、学校、学生、家长、用人单位和社会公等利益相关者。政府在责任更多是加强宏观政策调控、经费投入和信息建设等,质量保障的主体应该是多元的,尤其是师生都应该参与其中。
2.3 适应大数据要求的质量保障信息系统没有建立起来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我们的信息系统的建立带来机遇和可能。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我国的高等教育信息系统远远跟不上目前的信息化的发展,适应大数据时代要求的包括高等学校的办学的基本数据和反映学校动态发展的各种信息系统正在建设之中。涵盖学校的各种数据资料的大大部分信息没有公开,比如学校的办学经费、硬件设施基本情况、生均拨款等。学生对学校的评价系统、家长和社会公众对学校的评价系统、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反馈等系统等尚未建立起来,学生、家长、企业和社会公众无法丢学校的质量进行科学的评价,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的高职院校的信息系统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导致信息不对称,无法对学校的质量进行保障。这就要求高职教育在进行质量保障时候必须加强信息系统的建设,直接导致高职教育质量保障的合理性缺失和低效率。
2.4 质量标准不科学
质量标准评价高职教育质量高低的重要方式手段。现行的对高职教育的质量评估的标准主要是以教育部颁发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工作指南(试行)》、《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专家组工作细则(试行)》等文件为指导,各地区可以进行具体的标准。这样一来,导致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标准不不科学:第一是质量标准不完整、不系统。目前国家有院校设置标准,但缺少专业、课程、师资、实习实训等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的标准;第二,质量标准单一,没有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高职院校设计不同的质量保障指标体系等。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将会对教育理念进行革新,包括教育教学的方式、质量提升和质量保障都提出新的要求。高职教育作为培养社会经济所需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要正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进行反思,从保障理念、保障措施和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与时俱进。
3.1 转变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理念,树立适应大数据时代发展的质量保障理念
大数据对教育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国外的高校教育教学及管理中,通过对教育数据的深度挖掘为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学管理水平的提升服务已经成为了一种主要方式,且这种方式正在往深处发展。对学生而言,大数据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精确度的预测与评价已经成为可能,这种趋势加深了老师跟学生之间、学生跟学校之间、社会跟学校之间以及学校跟政府的相互了解。美国的学校能够通过对学生数据的分析,以85%的精确度预测学生的升学率。
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大数据为中国教育的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教学评价和教学质量的监控的确定将发挥积极作用,教育质量保障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大数据”使单独进行过程性评估变为可能。进而言之,学生在学习和研究过程的具体表现都可以形成数据,将这些数据进行分类、整理统计和分析就形成对高职的学习研究的质量评估方式。对于学校的办学、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考核的过程同样实现类似的方式进行。201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为促进更好学习:评价与评估的国际视角》的报告中提出了“增强评估以促进学生学习”的新思想,评估中使评价与教育目标保持一致、将学生置于核心、评价的重点应放在改进课堂实践的过程性评价设想。
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转变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理念,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用先进的保障理念引领数据管理平台建设,高职院校要把数据管理平台作为学校管理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以管理平台建设为契机,狠抓专业建设、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建设、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强化管理结构,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实现管理模式创新,以构建跟大数据相适应的质量保障体系为宗旨。
3.2 构建适应大数据的多主体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组织架构
高职院校的主体主要包括高职院校、学生、家长、用人单位、 政府教育管理部门、 政府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还有相对独立的社会专业教育评估机构等。[4]各个利益主体对质量的诉求存在差异,首先需要我建构组织架构,以适应大数据对高职教育的质量保障需要。在此过程中,应该依靠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大数据系统,构建成相互促进、信息互通、共同发展、运行有效的保障体系。
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组织架构由高职教育的七大主体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信息系统为平台搭建。七大质量保障主体分别是高职院校、政府教育部门、政府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第三方保障机构,高职院校对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和管理,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进行定期评估;学生主要对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对学校的满意度做出评价,以督促学校不断加强质量改进;家长对学校质量的评价可以为后续的考生选择学校和提升质量提供依据;政府教育部门主要对学校的办学条件进行监控与宏观调控,根据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评价决定学校的拨款;政府人力资源保障部门主要进行人力资源的信息管理,主要是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为毕业生提供客观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大数据来实现;第三方质量保障机构主要是根据质量保障标准,利用大数据平台对质量保障各环节的信息进行提取,通过系统的计算、分析和对比,对学校教育质量实施评估,做出教育质量报告。[5]为政府和学校的质量改进提供依据。
3.3 建设适应大数据要求的高职质量保障体系的信息系统
在致2015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大数据时代贵阳峰会的贺信中说道: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相结合,正在迅疾并将日益深刻地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中国正在研究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各行各业依托大数据创新商业模式,实现融合发展,推动提升政府科学决策和管理水平,用新的思路和工具解决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问题。在高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大数据大有可为,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实现高职质量保障的信息平台。我们可以搭建一个全国性的基于多主体的“高职质量保障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类质量保障信息都面向公众开放,不同的质量保障主体根据各类质量信息可以监控高职教育的质量过程并对质量作出评估。政府对信息平台负有监管的职责,确保信息数据的真实可靠。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13年全国共有普通高职(高专)院校1321所,为了便于质量监控和保证,教育部在其门户网站建设了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和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库,对各个省市的高职教育发布了年度质量报告,在年度报告中各个省市对其质量发展基本状况进行了公开,从报告中可以看到,报告的内容大致是从概况、学生情况、教育教学改革、政府举措和问题与展望几个部分。
通过这个数据信息平台,我们可以查询到2012到2015年的高职院校质量发展现状,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目前的这个信息建设,更多是从宏观层面对质量进行的信息发布,涉及到具体的高职院校的基本信息不具体,学生评价、家长评价和用人单位对培养机构的评价是缺失的,对于诸如在线教学资料的开放尤为缺乏,跟目前的教育技术发展水平严重不适应。如慕课、翻转课堂、同伴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实例等跟质量密切相关的信息在目前的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信息平台建设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凭借大数据建设教育质量保障信息平台,实现对各学校的办学设施、师生比、教师基本情况、校园文化等基本信息,教学资料和教学改革信息建设,学生、教师和用人单位及公众的评价信息等的建设和监控保障。
对于大数据时代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需要在大数据带来的机遇背景下,认识到现行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存在的保障理念不适应时代要求、保障主体单一、质量保障体系的信息系统缺失等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建构;需要树立适应大数据时代发展的质量保障理念、构建适应大数据的多主体高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组织架构、建设适应大数据要求的高职质量保障体系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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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信息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因此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信息技术的教育,特别是中学信息技术的普及教育。目前我国中学信息技术教育才刚刚起步,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信息技术教育还未能得到普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计算机教学的看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搞好各个年级阶段学生的计算机教学已势在必行。笔者作为一名专科学校的计算机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地尝试和探索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效益,对此,本文简要阐述一些个人观点。
关键词计算机教学 兴趣 电脑操作
学习知识和不断探求真理而带有情绪色彩的意向活动,是推动学习的强化因素。事实证明,有兴趣的学习能使学生全神贯注,积极思考,甚至可以达到废寝忘食的境地。
我们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孩子,没有接触过计算机,对于他们来说“电脑”是新奇的“玩意”。那么,如何引导他们打开计算机的大门呢?那就要靠学习兴趣的激发。学生的特点之一是喜欢自己动手。如:学生刚上电脑课的时候,总是表现出十分兴奋和好奇,加上老师对计算机神奇功能的介绍,给学生更加深了一种神秘感,这样使学生对电脑又多了一分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许多途径,选择CAI(计算机辅助教学),为提高学习兴趣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为学生创造了更多的使学生自己动手的机会。如:快快乐乐学电脑的键盘游戏,这个游戏是利用学生喜欢玩游戏机的特点而编写的,程序主要是显示一个模拟键盘,带领学生按指法击出每一个键。其中,还分两个阶段:第一是“盲打”阶段,通过这个阶段使学生初步认识键盘,熟悉字母排位;第二是“精打”阶段,这一阶段的灵活性比较强,锻炼学生对大小写切换的反映。
这个CAI教学游戏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有一个计分系统,可以在课堂上进行操作练习比赛,提高学生对学习键盘操作的兴趣,从而巩固键盘基础。例如:在开展键盘击打比赛游戏的时候,按其规则,每打对一个字母,就可以得到1分,打错一个倒扣0.5分,结合学生的“好胜”的心理特征,在教学中引进竞争机会,设计“比一比,看看谁打的分最高”的比赛,将学生打出来的成绩进行排列,并进行统计,设一个排行榜,每次练习在班上设对比成绩,从而促使学生奋发向上,勤奋好学,始终保持饱满的学习情绪,并且从中享受到学习的兴趣,促进了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
键盘操作在电脑教学入门中占一定的地位,如果教师抓不好学生的键盘操作水平,那么教学的第一步就是失败的。对于一些从未接触过计算机的学生来说,如果处理不好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也会产生厌烦的心理,那么就会影响教学目标的实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理所成为我们当前进行教学着力探索的课题。
计算机具有提供新知内涵功能,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有其特殊优势。用计算机在玩中游戏、娱乐、学习等,既可以满足学生对计算机的好奇心,又可以迎合学生的认知特点,找准切入点,采取形象化、游戏化等学生较易接受的教学手段,实施趣味计算机教学。
1.形象比喻,帮助学生建立直观想象。学生学计算机的确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从小接触计算机,熟悉计算机是计算机教育的一个目标,但对于从未接触过计算机的学生而言,理解能力差,如何才能让他们理解一些必要的抽象基础理论知识呢?
这就需要把计算机上难懂的理论与现实中易理解的事物联系起来,使之变得形象化,易于接受。如教学“存储器”时,先讲解其分类,把“内存储器”比喻成计算用的“草稿纸”,“草稿纸”越多,“内存储器”的空间就越大,单位就用“MB”表示;“硬盘”就是一个“大仓库”,里面装有很多很多的软件,用“GB”表示其空间大小;“软盘”就像一个随身可携带的“小仓库”,把好多好多的东西都可装在口袋里。对“文件”一词及相关概念可以用汉语里的“文章”及相关的概念作比:文件的标符文件名由主文件名和扩展名组成。主文件名――文章的正标题,扩展名――文章的副标题,文件的扩展名有时可以不用――文章的副标题有时也可不用,文件的内容――文章的正文,只是要注意,主文件名的命名不一定非要和文件内容一致,而文章的主标题则必须与正文的内容有密切联系。
对于学生的计算机教学,找一些较贴切且又能让他们感兴趣、能轻易理解的事物来做比喻,实践证明效果是很好的。当然,上面的有些比喻不一定确切,但重要的是让学生有了一个直观的想象,让学生在一种通俗易懂的氛围中接受电脑知识。
2.寓教于乐,引导学生愉快地学习电脑知识及操作技能。 现在,一些家长一说起玩电脑游戏,就皱起眉毛,特别反感,总认为玩电脑游戏会荒废学业,尤其禁止孩子玩电脑游戏。其实许多电脑专家一开始学习电脑都是从玩电脑游戏开始的,就是从这里起步学到了丰富的电脑知识。这种学习方式对于从未接触过电脑的学生显得更加合适,引导学生学习电脑知识。教师不宜采取长时间的说教方式进行计算机教学,而要采取生动活泼,寓教于玩,寓教于乐的方式,激发学生接收新知识。电脑游戏能给予人知识,使人在学习与玩乐之中掌握一定的计算机知识。只要把握一定的尺度,学生可以从电脑游戏中去探索,去精通电脑,说不定还会干出一番事业来呢。
美国电脑界的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就是为了玩三连棋,从编写程序开始,相继编写出DOS、WINDOWS等优秀软件。对于学生来说,正确地引导他们,在玩中学习电脑知识,足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例如,在教学简单的DOS命令时,发给每个学生一张游戏磁盘,没有学过DOS系统知识的学生就不知道如何进入游戏状态,学生迫切想知道如何进入游戏状态,这时可向学生介绍DOS的DIR、CD等命令,如何用DIR命令列出磁盘上的文件目录,如何用CD命令进入某个游戏的子目录,再介绍关于文件的知识和种类,使学生知道哪些文件类型是可以运行的。接着让学生学以致用、去实践、去运行某个可执行文件,进行游戏状态。
学生学会如何进入游戏状态后,就会希望找一些好的文件来玩,这时可引导学生学习复制文件的命令,向学生推荐一些好的游戏磁盘,学生会迫不及待的希望复制到自己的磁盘上,这时可以向学生介绍磁盘格式化命令FORMAT,接着文件复制命令COPY,整盘复制命令DISKCOPY、建立目录命令MD等,旧的游戏很快就玩厌了,接着教学生用删除命令DEL删除旧的游戏,再复制新的游戏文件。这种带着问题去游戏、去学习DOS知识,寓教于玩的学习方式,学生非常欢迎,他们能够自觉积极主动而愉快地去学习,不会觉得学习是一种负担,反而觉得十分好玩。像这样把学习知识巧妙地事例在电脑游戏的玩乐中,使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学习兴趣。假如单纯去讲DOS的知识,连成年人都会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学生还不感兴趣,还会产生畏惧感和厌倦感。
总之,着力激发和提高学生学习信息技术课的兴趣,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学习动力,探索新的教学途径,进一步培养操作计算机技能,并正确把握学生年龄特征、认知接受特点,科学灵活地采取形象化、游戏化、儿童化的教学手段,就一定能使他们早日掌握计算机这一现代化新技术。通过正确地引导,积极探讨,帮助学生建立起以计算机科学为代表的面向现代化的意识,努力学习新知识,不断学习新理念,为在未来信息社会中大显身手打好扎实的基础和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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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红色经典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 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在中 国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如《长 征》、《红岩》、《忠诚》、《日出东方》等,收视率可观。出版部门同时大量重印、 再版各种革命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革命题材的剧目和音乐舞蹈 。当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红 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总之“再造红色经典 ”的话题,已成为中国在世纪转换时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刻又与全球化时代接轨 ,凸现了文化“再造”的当代意义。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
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____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
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
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
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
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
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
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
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 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一 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 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 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 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 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为斗争对象。
“”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 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 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 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 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 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 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 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 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
当时中国 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 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 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 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 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 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 直沿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 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 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 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 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 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 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 英和中坚力量。
而红色经典在90年代中期(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后)又逐渐地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这 一次重现,开始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是民间自发和新兴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 合作。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 命电影和样板戏、再版的革命小说、革命故事等等,给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 了新的红色经典热,在全球化的时代再造革命经典。
新红色经典的生产者一部分是国家 意识形态机器所雇用的专业人士,在国家媒体中享有新的物质资本和政治文化特权。另 一部分是非国有文化产业的“影视人”、自由作家,他们不受国家指令而服从市场需求 。红色经典的再造主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指令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是在一个 文化市场多元化的氛围内的一种生产趋势。这和红色经典在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时代有了 巨大的差异。红色经典一诞生就一枝独秀,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再造不过是中国 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时尚而已。
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 集中于工人、农民以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者,其 情感结构和话语体系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当然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红色经典再造的充分 必要条件。本文最后对红色经典的再造提出以下的猜测和询问。(注:参见孟繁华《当 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孟繁华:《左翼文学 在当下的命运》,《北京日报》2001年9月17日。)首先,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造 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断层,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怀旧正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 社会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 有选择的昔日情感和想象的再现,而不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和反思。
红色经典成为今天的新时尚,跟怀旧情绪有很大关联。把红色经典商业化,是否是一个 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文化动向?第二,当国家机器正在努力转换、重建意识形态体系和价 值体系的时候,会从国家建立时代的文化资源中积极找寻有用有益的因素。红色经典无 疑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国家机器自然会努力 把这部分符号资本纳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所谓博物馆化,是指 把某一文化文本与社会现实剥离,置放于一个安全的距离中,予以审美和学理的欣赏和 反思,并标以“传统”、“经典”的标签来教育后代和昭示世界,旨意在塑造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但红色经典的主题和价值取向是否可以完全跟当下的现实剥离。
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到再造红色经典所可能和实际上已经遇到的困境。红色经典的平 等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跟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有尖锐的矛盾,但仍然对中 下层社会阶层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社会时,经济和政治层面 的社会分层、贫富鸿沟、阶级矛盾正在日益加深,红色经典的平等与阶级诉求也必然会 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共鸣。红色经典还能否唤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因此,如何在红色经 典的现实意义和文化遗产建设目标之间作出合理的协调,如何使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 不至于完全演义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乃是红色经典全球化时代再造的思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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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生命线,是同企业整个经营治理相互渗透,共同作用于企业治理之中。这就要求从企业生死存亡和发展的战略高度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企业经营治理范畴之内,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能和作用。同时,也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效益中心,从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出发,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的各个环节,为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浅谈网络时代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和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谈网络时代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和探索全文如下:
摘要:网络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新形势下,网民的思想观念如何,政治素质如何,行为诉求如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国有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企业职工思想多元多样多变,新兴媒体带来传播方式的变化,给企业做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网络时代 企业思想政治
对思想政治工作来讲,网络时代面临的大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从网络具有的特性来看,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隐匿性,这些都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挑战。
首先,网络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网络平台上,人们享有的信息资源是公开的,是平等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这个平台开展,就扭转了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影响范围小的被动局面。
其次,通过网络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吸引力更强。网络一般都具有形象化、趣味性的特点,形象而直观,同时也具有很大的趣味性,既可方便地获取大量信息,又可与世界自由地进行思想交流,从一定层面调动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发散了人们的思维,可以充分调动大家从网络平台获得信息的积极性。
三是网络带动了思想政治工作传播速度的提升。传播速度快,是网络最具优势的特点。网络所搭建的信息高速,为人们架设了一个四通八达、方便快捷的信息网,有个这个平台,无论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只要有网络终端,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了解信息,实时掌握全球范围内的财经、政治、娱乐、生活各全方位、多角度的信息。网络在使各种信息传递速度迅速提升的同时,也给政工人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条件和便利。
四是网络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大为增强。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因为其特有的隐匿性,发布人的真实身份是隐藏的,这就使得发布人没有了因为发表真实想法遭到打击报复的顾虑,能够倾述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反过来看,网络的匿名性也保护了政工人员的真实身份,也使得这一部分人无法获 知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真实身份,也从另一个侧面化解了被教育者的抵触情绪,可以起到两全其美的效果。
网络世界多姿多彩,在网络世界里冲浪,就像打开潘多拉的魔盒一样,充满了缤纷的色彩。但作为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我们也应该看到网络时代的到来,给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挑战。
一是面临着文化侵略的压力。在网络这一公开的平台下,任何宣传都是公开的,是超越国界和地域限制的。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将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大力宣传,一些发达国家,还利用其对网络技术的控制力,向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思想。这是对我们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严峻考验。
二是网络上存在不健康的行为。正是因为网络所具有的隐匿性和公开性,使得任何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都是随时随意的,这也从另一方面给一些不道德言行开辟了通道。三是网络正面临着制造社会政治经济混乱的黑色信息的冲击。一些非法组织也学会了利用因特网发布信息,传达指令,兴风作浪。从精神上毒害群众,煽动一些都到蒙蔽的群众聚集闹事,严重干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四是网络信息量剧增要求政工人员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任何人通过网络平台就可以了解到整个世界发生的新闻,对拥有如此大的信息量的人来说,要对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所有政工人员面临的巨大挑战。要想使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可靠性,要想使人们相信你,就必须要求政工人员掌握更多的信息、具有更多的知识、具备更高的素质。
网络技术发展迅猛,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政工人员要直面挑战,把握机遇,扬长避短,大胆创新,充分利用网络优势,积极搭建思想政治工作新平台。
一是要切实提高网络意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舆论环境、文化环境、心理环境,这些都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网络互动、隐匿的特点,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新挑战的同时,也为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搭建了新平台、创造新条件。面对新挑战、新要求,广大的政工干部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网络意识,要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充分利用网络的特性,积极应对、主动出击、正确引导,不断提高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在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中实现促进和谐的目的。
二是善于借助网络速度。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关键的一点是要善于把握时机,在合适的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旦错过了有力时机,可能就会事倍功半,错失良机。特别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节奏慢,但在网络时代能够实时将信息传遍各个角落,提高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及时性、针对性。
三是利用网络资源,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 "知识涵量"。丰富的知识内涵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效率的有效保障,因为网络资源具有共事性,它打破了地域和空间限制,为学习教育创造了良好条件。政工干部要善于开发利用网上资源,努力增强政治教育授课的知识性、趣味性、新颖性和吸引力。
四是牢牢把握网络特点,丰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手段。网络隐匿性的特点让一些匿名者发表过激言论,反过来讲,也可以使政工人员采取匿名的方式,对不健康、缺乏真实性的文字和言论进行反驳,同时还可以针对这些进行教育引导,并借助于网络声、像、图、文并重的优势,提高政治思想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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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当代哲学与市场营销存在内在关联,它影响着市场营销理论的中国化。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代中国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当代中国哲学 主—客—主 新形态,必然引发市场营销学科的创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代市场营销的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也逐渐融合,企业的市场营销领域得到极大地扩张,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已经走上了建设开放型经济的道路。市场竞争的国际化,要对企业的战略定位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全球市场出发,由市场的要求来制定企营销目标,然后不断加强对营销策略的创新,深入挖掘国内外市场,从而提高市场竞争的主动性。
其次,我国处在世界经济由工业经济时代转变成知识经济时代的过渡时期,知识经济是在对知识进行生产、分配和使用的前提下的一种新型经济形式,对社会这个整体特别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企业的市场营销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再次,当前社会经济倡导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的理念对企业的市场营销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企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同时也是资源的消费者和产品、废弃物的制造者,在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直接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企业的营销是整个生产经营活动的起始点和核心步骤,一定会成为突破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点。企业在市场营销的整个流程中,必须积极履行现代营销的基本观念,满足消费者的绿色需求和社会的环保需求,协调企业的自身发展与社会的持续发展。
2.1营销理念方面的创新
(1)将营销理念由国内转向国际。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市场的国际化也越来越明显,加上互联网在国内外市场中的联结作用,全球性市场将会逐渐全面形成。企业的竞争对象也将由国内的同行企业转变为有着强大营销能力和丰富营销经验的跨国公司。毋庸置疑,在当今时代,那些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都已经将全球市场归为自己的营销范围,已经用一种全球性的营销理念来指导企业的营销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企业更需要树立全球性的营销观念,开阔视野,放眼世界,也只有这样,我国企业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全球营销战略。
(2)将营销理念由规模化转向个性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市场进行着更加细化的分工,个性化的营销也就成了时代的必然要求。该理念要求企业需要满足顾客个性化的要求。传统的规模营销方式都是通过工厂用单一的产品或服务去适应众多消费者的需要,然而市场分工到现在这种程度,亟需“一对一营销”的方式,根据每个消费者独特的个性化需要来实现更高程度的消费者满意。因此,企业要想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就需要依据按照消费者的具体要求来设计和生产相应的产品使其得以满足,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更广阔的市场。哪家企业将个性化做的最深入,哪家企业就能捷足先登,更快占领世界市场。
(3)将营销理念由硬性管理转向柔性管理。
旧式的营销管理的特点一般表现为集中管理和硬性管理,通过很多的硬性指标和制度来强化对营销人员的约束和管理,导致营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受到严重阻碍,致使管理的效率低下,业绩随之下降。在当今的新经济时代背景下,这种落后的营销管理方式不但难以见效还会起反作用,注定是要被淘汰的。如今的营销人员要加强与管理者的沟通和交流,单一的上传下达沟通模式需要转变成双向沟通。另一方面,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不应该再延续传统经济时代的以速度、产量等因素作为追求目标的模式,不应该把严密的组织形式和工艺流程作为唯一的重点,相反,要强化人的能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掘和培养。
(4)将营销理念由单向营销转向互动式营销。
旧式的市场营销方式往往是单向的,企业通过媒体、广告等媒介向消费者传递销售服务信息,而消费者则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当前网络的发展,为营销者和消费者交流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和平台。企业和营销者能够凭借网络互动性这个特性,促进市场营销的互动式交流,从而确保营销者从产品的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全过程都能够把消费者作为核心,让消费者也融入到这一过程。如果这样做,既能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还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产品和服务的销量,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2.2营销策略方面的创新
(1)实施合作营销策略。
在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背景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对旧式的营销思维而言,营销等于竞争,通过各种营销手段击败竞争对手,往往,这种模式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在全球化市场下,一些企业经营者们逐渐趋向于“营销竞合”“、营销共享”的新方式,通过这些方式,来达到营销效益的不断扩张。而从客观的角度上,他们要求对资源实现共享、优势之间互相补充,这种双赢的策略让合作者之间在技术和产品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大大提高了多方的竞争力。企业的“营销竞合”理念实质上就是要求集成经营,突出协调合作与合作创新,不断创造出新的竞争力,来创造更广阔的市场份额,从而实现“多赢”。
(2)实施关系营销策略。
相较于传统营销,关系营销倾向于对消费者的关注,强调的是与顾客搞好关系。消费者购买商品,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实物性,而更多方面是追求这些实物所涵盖的精神文化。所以,新时代背景下以产品作为导向的营销一定会逐步转变成以客户为核心的营销,从各个角度满足客户的要求,不断更新产品和服务;其次,市场营销管理的核心也要从之前业务量的增长转变成对质的注重;再次,营销的目标要从降低成本转变成业务的开拓和客户忠诚度的提高。关系营销策略,需要建立在突出产品的基础上,进而追求优质的服务,这是能否取胜的重点。在传统时期,市场竞争的中心是产品和价格,企业往往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劳动效率来提高企业的效率,这阻碍了竞争的正常进行;而新经济背景下,企业竞争的核心是对客源的抢夺。
(3)实施数字化营销策略。
21世纪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也给现代企业的营销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它所具备的时间短,操作方便,互动性强,成本降低,大大扩展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减轻了营销对传统文件的依靠,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产品的信息价值,消除了在全球市场上开展业务的阻碍;其次,它更新了我们对市场营销的一些陈旧观念和传统做法。同时,数字化营销改变了传统的消费者被动地接受宣传信息的特点,让消费者通过网络方式与企业之间进行互动式的交流和关系。
(4)实施知识营销策略。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知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强动力和源泉,将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鉴于此点,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已经成为知识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知识经济本质上就是智力资本,是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传统时期,一切都是把以物作为中心的,而没有强调人的创新精神。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营销的创新,体现在人的创新潜能的解放,内在价值的凸显,创新责任的提高以及人类的自我突破和超越。
(5)实施速度营销策略。
在最短的时间里创造最多的价值是企业提高效率的一个方式。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价值,提升速率,节省消费者的时间是一种全新的营销策略。新时代是一个信息社会,其最主要的特征便是网络化与自动化。网络所带来的速度、效率和不确定性,迫使企业的营销组织必须通过改革方能适应全新的市场环境。当前的社会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这根本上改变了旧式市场营销组织制定的思路,顺应网络时代变化的营销组织需要具备反应快速、沟通顺畅、内外协调等优点。总之,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竞争变得日趋激烈,产品和服务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企业要想在市场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做到以快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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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文基础知识,与其“犹抱琵琶半掩面”,不如揭开“庐山真面目”。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对现用小学语文教材的几点看法和建议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关键词:小学 语文 教材 看法 建议
论文正文:
对现用小学语文教材的几点看法和建议
我在农村教育战线上工作了30多年,一直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和教研工作。作为一名老语文教师,我经历了几次大的课程改革,深刻地感受到了小学语文教材从内容到教学方法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这次进行的新课程改革,和以前的课程改革相比,力度更大,从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教学方法,都有了更大的突破,特别强调改变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学生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强调改变学科本位过于突出、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强调改变课程内容“繁、难、偏、旧”的现状。
我们现用的这套小学语文教材,对学习时间较少的农村学生来讲,学习内容依然偏多。每册教材的课文都在30篇以上,还有语文园地、口语交际、习作、词语盘点,加上必要的复习、检测,教学时间一般都很紧。一线教师普遍反映:一年级上下册、二年级上册内容特别多,时间特别紧。对学前教育薄弱的农村儿童来讲,启蒙学习的门槛仍然过高,难度仍然偏大。山区很多学校没有开办学前班,儿童大多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学前教育,家长也不注意开发智力,有些孩子连笔都不会握,更不会运笔。现在一进学校,就要学声母、韵母、声调、拼读、整体认读,还要认识数量众多的汉字,对大多数农村儿童来说,学习压力太大,学习效果当然不好。一些儿童并没有真正学会本来应该掌握的知识,是被教师“拖”着往前走的,以至一些学生到了中高年级,拼写词语都很困难,很多字还不知道读音。
对信息相对闭塞、知识面较窄、社会实践活动少的农村小学生来说,部分口语交际和习作的内容设计脱离了他们的生活实际,不便操作,即使进行了训练,效果也不好。
建议:加大地方教材的开发力度,编写一套内容适量、难度适中、乡村气息浓厚的农村小学语文教材,真正做到关注差异,尽可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需要,并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不断自我调节,更新发展。
我们现用小学语文教材主要通过语文园地(五年级后为“回顾 拓展”)来体现基础知识的内容,其中安排了口语交际、习作、我的发现、日积月累等。最能表现语文基础知识的大概是“我的发现”,只是量比较少。上一套教材通过“基础训练”来巩固基础知识,从语音、字、词、句、段、篇等各个方面,对语文基础知识进行整理和复习,有很强的导向性和针对性,方便了师生的教学活动。
一位教了20年语文的骨干教师反映:由于这套教材语文基础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有所下降,一些学生到了中高年级,对小学语文最基本的东西,都还不够了解,比如:汉字的基本笔画,汉字的基本结构,汉字的基本笔顺规则,助词“的、地、得”的用法等,更不用谈深一些的东西,如:基本的修辞手法,病句的修改,句子的改写,词的感情色彩,关联词的使用,标点的用法等。而这些,大多又是考试内容的组成部分。
我觉得:对语文基础知识,与其“犹抱琵琶半掩面”,不如揭开“庐山真面目”,比如:“打比方”,可以直接告诉学生,这就是比喻,“把事物当作人来写”,这就是拟人。何必转弯抹角绕这么多圈子呢?让学生“知其然”,更要让学生“知其所以然”。让学生学深入,学扎实,有什么不好呢?
建议:尽管“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但也不能让语文基础知识的呈现显得支离破碎,应当在教材中安排一定的空间,对语文基础知识进行复习和整理,使学生真正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各种知识和能力,全面提高语文素养,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这套教材在语文园地“我的发现”中,渗透了一些读写知识,但没有把这些读写知识作为该组教材的重点训练内容,同时,整套教材在读写知识的训练上还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
上一套小学语文教材很好地处理了读写知识的训练问题。它安排了很多实实在在的训练内容,比如:“弄懂自然段的意思”,“把一段话写清楚”,“练习给课文分段”,“留心周围的事物”,“归纳段落大意”,“围绕一个意思写好片段”,“一边读,一边想”,“一要真实,二要具体”,“抓住课文的主要内容”,“注意段与段的联系”,“怎样读懂一篇课文”,“注意积累材料”,“从内容中体会思想”,“抓住事物的特点写”,“联系概括中心思想”、“写文章要有中心”,“理清课文的条理”,“练习编写作文提纲”,“注意事物的联系”,“按一定的顺序写”,“分清课文的主次”,“详写和略写”,“阅读要有一定的速度”,“认真修改自己的作文”,“了解人物的内心活动”,“事物的静态和动态”,“体会课文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分辨事物和联想”,“展开合理的想象”,“分清事物的前因后果”,“前后照应,首位连贯”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序渐进的读写训练体系。就从目前来看,其中的许多训练项目都没有过时,甚至还有加强的必要。
建议:在以专题编排课文的同时,要精心安排一些必要的读写训练项目,使教材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结合得更为紧密,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掌握学习和运用语文的规律。
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我们的视野、学识能力、理论水平等,都很有限,看问题的高度也远远不够,只是经常和学生打交道,和一线的教师打交道,搜集、了解到很多关于教材的信息,产生了一些肤浅的感受,不吐不快。当然,如果能有助于小学语文教材的开发和管理,自然是对本人最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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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能在新闻、出版与宣传部门从事编辑、记者与管理等工作的新闻学高级专门人才。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发展方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键词:新闻传播 教学
近年来,中国传媒行业特别是新媒体领域的飞速前进,对新闻传播类人才的数量要求日益增多,同时对能力的要求也悄然发声转变,传统的“采写编评”人才已经无法适应新媒体时代对于全能型人才的要求。另一方面,学校的教学改革显然没有跟上传媒行业的改革步伐,“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传统观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到无法与就业需求良好对接。因此,实践教学就变成了新闻传播教学的“重中之重”,实践教学不是一句空谈,而是要培养学生的全媒体意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创新意识,实践动手能力,将他们打造成与社会接轨的人才。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的思路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新的新闻传播思路推动着新闻传播的教学改革,面对媒介融合,我们的新闻实践教学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实验教学条件有限
文科实践教学和理工科相比有其特殊性。理工科实践教学主要依赖精密仪器设备,文科实践教学则依靠于一些基于信息技术的数码设备和编辑软件。例如,数码照相、摄像机、视、音频编辑、网页制作、报纸编辑软件等等。
然而很多高校往往只注重对理工科一些精密仪器设备的投入,却不愿花大力气在文科实验室器材的投入上,尤其是新闻传播专业的数码相机、摄像机等器材的更新换代非常之快,基本四、五年一些机型就淘汰了,学校对设备的资金投入不足造成资源短缺,软件和硬件跟不上时代步伐,学生自然就缺少了很多实践锻炼的机会。
1.2 实践教学体系割裂
新闻实践教学一直是教学的重点,新闻的动手能力培养相较于其他学科要好很多,熟不知,“扛机子”、“剪片子”这些技能固然不可或缺,但是实验教学绝不是造就只懂一两项技能却没有感悟能力的“拍摄机器”。电视新闻作品的诞生,需要经过一系列流程,有新闻的策划、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拍摄、后期剪辑、文字编辑、设计、评论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流程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因此各流程之间需要进行很好的衔接,从而保障新闻作品的质量。然而,在新闻实践教学中,大多人都的对新闻作品制作过程并理解,认为不全面,认为实验课程中只包括技术和制作部分即拍摄、编辑等部分。因此,在实验课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也重在向学生传授这一部分的知识,譬如电视摄像这门课,老师主要灌输的是电视摄像的方法和技巧,然而,如果缺乏好的新闻策划、新闻采访、相关文字的表达能力,那么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技能掌握得再好,也很难打造出一个高品质的新闻作品。
而新闻策划、新闻采访这些课程又在课堂上以理论课的形式进行,策划方法和采访技巧都是靠书本和老师口头传授,更别说和后期的节目制作融合在一起了,这种割裂的片段化的教学体系很难让学生把各项知识和能力融会贯通。
1.3 传统的实验教学过于落后
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新闻实验教学中已经根深蒂固,理论学习是新闻学习的常见方法,通过理论学习后再进行实践演练,这对于其他学科效果很好,但对于新闻学却不是最好的方法。学生是一群被动接受知识的群体,其主观能动性很难发挥出来,学习成果更是很难检验。然而在全媒体新闻生产过程中,必要的时候,需要一个人掌握所有的职业化技能,同时也隐含着专业分工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有很好的人际协调、统筹调控的能力。
而目前大多数高校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环境与学生未来的媒体工作环境存有很大的差别,对学生之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学生毕业之后,到工作岗位中还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在新环境下进行学习,从而去适应一个新的媒体环境。
2.1 专业教师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
据相关统计,国外新闻传播教育人士的媒体工作经历相当丰富,大多由媒体人升华为媒体相关专业教师。根据近些年的调查,全美最佳的五大新闻院校中,很大部分的教授都有十年以上的媒体相关工作经历,所以可见从业经历对于教师的重要性。
我认为,国内新闻教育的一大缺憾就是在很多普通二本院校中,专业教师从业经历严重缺乏。目前,各大院校聘请的新闻专业教师大多都是高学位人士,其基本上是硕士及以上学位,甚至是副教授以上的职称;但真正具备丰富实战经验、媒体从业经历的教师却寥寥无几。也正是因为很多新闻专业教师缺乏从业经历,导致教师在讲授实验课程时使得自身也缺乏足够的底气,因而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事实上,如果教师自身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都不好的话,在教学中便便无法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及实践操作进行深层次的指导。因此,各新闻专业教师必须通过种种途径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复合全能型的新闻专业教师。
2.2 建设学生媒体团队
在新闻传播的教学中,可开创实验课程,建设学生媒体团队。通过实验课程的教学,为学生提供一个开放性、实战性的新闻传播学习的平台。在实验课程中,建设学生媒体团队,改变传统的新闻传播的枯燥、固定的教学模式;将课堂变为媒体空间,让班级成为媒体团队,让学生来扮演新闻作品成产过程中的不同角色,体验每个环节的工作。因此,新闻传播实验课程教学可以让学生真正带入到媒体的工作环境中,有利于提高学生专业学习的成效,实现教学的目的。以纸媒为例,学生可分别承担记者、编辑等角色,记者负责报道新闻;编辑则负责分析与选择稿件、修改稿件和制作标题,配置版面的内容。同时,学生组成的媒体人团队内部也按个人能力、经验、专业的不同划分不同级别的职务,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责。
除了服务于课堂教学的团队以外,也可以成立学生实践活动组织,搭建一个实践平台。如建立以新闻专业为依托的传媒网站,增强新闻学子之间的交流,网站由学生自主管理,内容、管理、运营、推广均由学生自主完成。成立学校的微信宣传平台和微博协会,在学生和社会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学生边干边学,增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2.3 为学生提供展示新闻成果的平台
学生的劳动成果需要一个展示的平台,激发他们实践的积极性。如开创作品展示,学生编辑制作成的校园新闻、拍摄的宣传片、创作拍摄的广告作品等均可通过作品展示的活动平台向校内外受众进行展示。此外,学科可以定期进行新闻成果的评选活动,根据平台展示的作品,选取部分优秀新闻作品进行相应奖励。
同时,学校不妨放眼校外,依托当地的地域资源,紧密联系当地传媒及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与当地政府、大型媒体集团、典范的文化产业企业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渠道,开发实验教学资源,组建学生创意团队,举办一些大型比赛、展览等等,给予学生走出校门参加实践的机会,从而帮助他们毕业之后能够顺利地走向传媒和文化产业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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