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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实践课程,其主要内容包括总结相关疾病高危人群基本特征、分析相关疾病形成因素和作用机制、探讨相关疾病预防对策、进行健康管理实践等项目,而提高人群的防范意识、有效预防疾病发生、提升人类健康质量则是本课程的核心目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预防医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1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搞好预防医学教学工作
目前,大多数预防医学教材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卫生学、职业卫生和职业病、营养与食品卫生、疾病预防和控制、卫生统计、流行病等。按照目前我国对基层医疗人员的能力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增加社区卫生服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新发传染病的防治等内容。预防医学分为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部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而且要使学生树立预防为主的观念,特别是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往往只看重本专业的核心课程,认为预防医学无关紧要。因此,教师要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转变学生的医学观念,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毕业后能自觉将预防医学知识应用到医学实践中,从而培养合格的、面向社区的、全面型的医学人才。
1.1理论课采用丰富的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目前,大多数高校已经实现多媒体教学,其与传统教学比较,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提供大量、直观、生动的信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照本宣科,应利用多媒体将文字、图片和视频有机结合起来,讲课内容尽量贴近生活。如讲维生素C时,可以讲述哥伦布在探险过程中是如何发现可以预防和治疗坏血病的故事;讲环境污染物铅、镉对人体的危害时,可以播放新闻调查等视频,以事实加深学生的印象,然后让学生分组讨论,在讲台上讲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环境污染事件;讲尘肺时,可以引出我省的开胸验肺事件,让学生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这种参与式的教学方法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提高口头表达能力,体现以人为本的创新教学理念。预防医学会涉及解剖、生理、病理、生化等基础学科的知识,很多学生课前不预习,无法看懂这些知识,从而失去学习的热情。因此,教师可以采用提问等方式督促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复习相关的知识。同时,教师要注重语言艺术,在课堂中可以使用网络语言,从而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活跃课堂气氛。
1.2实验课采用小组讨论的形式,注重实践应用
预防医学实验课中流行病与卫生统计部分占的学时比例较大,这两部分内容主要讲授的是方法学,理论和公式比较多,在今后的工作中会经常应用到,而有些学生在高中学的是文科,数学基础较差,因此仅仅依靠课堂的时间消化这些抽象知识难度较大。通过对我校临床专业学生的调查发现,很少有学生在课后对流行病和卫生统计这两部分内容进行复习,鉴于此,实验课应多安排流行病和卫生统计的内容。以往的实验教学通常是教师出一道或两道计算题,让学生参考书上的例子进行解答,学生普遍反映只会“依葫芦画瓢”,对理论课上讲授的知识如何应用没有理解和掌握,此种教学方法缺乏对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此外,有些院校受教学条件的限制,无法让学生上机练习。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实验课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改革,如可以让学生运用现况研究的方法使用调查表实地收集、整理资料,然后运用统计学知识对数据进行编码和资料类型的转换;有条件的院校可以让学生学习用软件进行信息录入,建立数据库,然后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并根据研究目的采用合适的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在整个过程中,教师作为咨询者引导学生,不受学时的限制,让学生自己支配时间,独立完成任务。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在实际中熟练应用流行病学和医学统计学的知识。
1.3严谨治学,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
做好教学工作,首先要有一个积极的教学态度,不断拓宽知识面,在课堂上与学生积极沟通,用自己的教学热情感染学生。课本知识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教师应经常学习、开阔眼界,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其次要加强科研工作。只有拥有一支高素质创新型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实用型、高技能型医学人才。医学教学内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教师在科研过程中收集的资料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开阔学生的视野,还可以成为激发学生思考的动力,使学生初步建立科学的思维方法。我教研室正在进行农村学龄儿童营养干预的项目,可以在课堂中将项目的开展过程向学生讲述,并将涉及的营养学基本知识、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和医学统计学的统计方法进行介绍。
2考核方式的改革
预防医学知识零碎、自成体系,高职院校预防医学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本科教材的压缩版,传统的考核方式主要以闭卷笔试为主,理论分值较大。这种考核方式虽然操作简单、便于评分,但导致许多学生平时不用功,考前采取突击背诵的方式过关,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考核方式进行改革。笔者认为,可以将考核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提高实验成绩和平时成绩的比重,在每一部分内容结束时,进行单元测试,使学生重视学习的过程。在期末考试中,除了闭卷考试以外,还可以增加实践技能考试,并将成绩计入总成绩,例如教师可以在课程快结束时出几个题目让学生自选,学生通过图书馆或上网查阅资料,以综述或调查报告的形式上交。通过考核方式的改革,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注重平时知识的积累,更好地体现考试的公平性。
摘要:
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是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将来顺利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事社区卫生服务、提高全民健康意识的必备能力之一。培养医学生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是我国现阶段医学教育的一项重要课题。经过多年摸索,我们主要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开设语言训练类课程和鼓励学生参与课题研究3方面来加强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语言沟通能力培养,效果显著。
关键词:语言沟通能力;预防医学;培养模式;医学语言学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疾病谱的改变,公共卫生问题日趋复杂,传染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妇幼和老年人健康问题等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存在相对较低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除了急需一支知识结构合理、专业能力强的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外,还对其所从事的医务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与所服务的对象建立良好的关系。良好的语言沟通是协调关系、彼此信任的重要途径,是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将来顺利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事社区卫生服务、提高全民健康意识的必备能力之一,也是我国现阶段医学教育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1培养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语言沟通能力势在必行
1.1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是实现医疗改革目标的需要
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新时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医改)的主要内容是“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形成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方案立足国情,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将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要求“到2020年,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改任务的完成和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这就要求从事公共卫生服务的医务人员不仅了解、掌握医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了解、熟悉人群的心理、人格特征等,建立和谐、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依赖的医群关系。因此,医群沟通技能培养是实现医疗改革目标的需要,也是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1.2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是成为一名合格医务人员的必备条件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著名的《福冈宣言》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同情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力的表现”。这是对所有医务人员最基本的要求,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健康意识增强,从事基层医疗服务活动的人员必须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因此,预防医学专业学生作为医疗队伍的后备力量,必须掌握良好的语言沟通技巧,提高人性化医学服务水平,成为现代医学模式所要求的合格医务人员。
1.3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是提高实践质量的有力保障
预防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仅仅掌握书本上的基本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实践中不断验证所学理论知识,锻炼各种能力。因此,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成长必须经历实践阶段。这一阶段是培养学生医学思维、锻炼应变能力的必由之路,而人群是影响实践质量的关键因素。要圆满完成实践任务,提高实践质量,就必须加强与人们的交流沟通,建立和谐医群关系,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与配合,获得更多实践经验。
1.4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是高尚医德的本质反映
“言为心之声,语为情之感”。医学语言运用问题,从形式上讲是掌握医学语言艺术、遵守医学语言规范和要求的问题,实际上它是医务人员对人群情感、态度的体现,是医德医风的本质反映。医务人员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和风格,反映出不同的精神面貌与道德修养。医务人员要态度和蔼、真诚,通过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来展示自己高尚的医德。
2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在语言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
现代社会需要综合型、复合型医学人才,除了要求医务人员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外,还在综合素质、人文素养等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尤其是医疗改革工作的推进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展,对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在语言沟通能力、表达能力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但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在语言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表现如下。
2.1对语言沟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许多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对医群沟通、医群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对“健康”定义的认识,低估了社会、心理、环境等因素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目光只停留在医学知识传播上,而忽视了人群心理与情感需求。这种只关心疾病不关心病人的现象在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现场实践中普遍存在。有的学生仅按部就班地执行教师交给的任务或满足于医学知识传播,不愿真正关心服务对象,不与服务对象交流或交流很少,使后者感觉不到被关注、被关爱、被重视,进而影响自己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2.2没有掌握必要的语言沟通技巧
以往医学院校都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三基”上,在语言沟通方面没有针对性训练,学生缺乏必要的沟通经验与技巧。在与人群接触时,有的学生忽视了对服务对象心理因素的观察与研究,讲解知识时语言生硬、缺乏亲和力,询问病情时只顾收集信息,不能全面考虑病人的感受,让对方心里不舒服。有的学生因说话方式不恰当,导致沟通过程不愉快,无法达到预期沟通效果,从而影响了现场实践的正常进行。
2.3轻视语言表达能力和人文素质培养
很多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往往只重视专业知识学习,忽视了自身语言表达能力和人文素质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及社会化程度很低,不了解风土人情,对人群缺乏理解、同情与关怀[1]。现场实践时,由于实践内容和方式、生活环境、接触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往往表现出与环境不协调、与人群沟通不畅等问题,大大阻碍了现场实践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严重影响其将来的就业和发展[2]。
3培养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语言沟通能力的途径
我院针对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上述情况,采取以下措施,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及沟通能力,强化实践能力与技巧。
3.1实施专业能力教育与实践能力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我院在培养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时,实施专业能力教育与实践能力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即课程学习、专业实践、课题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模式,重点培养其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综合能力。课堂教学中实施PBL、TBL教学法,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专业实践注重培养专业技能,特别是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课题研究要求学生具备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基本素质,能够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充分运用于实践,通过课题研究与论文(调研报告)写作进一步提高分析、解决公共卫生问题能力。课程学习和专业实践按照教学大纲安排在不同学期进行,而课题研究则结合教师的课题或者暑期“三下乡”活动,让学生参与进去,培养其理论联系实践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2开设医学语言学课程,加强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语言沟通能力培养
医学语言学是一门研究医学活动中医务人员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学科,和许多学科都有着密切联系[3]。学习医学语言学,不仅是医学教学改革的需要,也是医学模式转变、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的客观需要。医学语言学课程开设的目的是使广大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正确认识医学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掌握运用医学语言的基本技能,把握医学语言职业变体的客观规律,提高医学语言的表达能力,适应各方面对医学语言的要求,尤其是医疗改革对语言沟通能力的要求,为今后从事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打下良好基础。传统医学教育体系中没有医学语言学课程,普通的人文学课程又脱离医学专业实际。学生在校期间缺乏对医学语言表达能力的专门训练,完全是在毕业后漫长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4]。由于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培养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致使一部分学生语言素养差,与人沟通时语言简单,缺乏条理性、逻辑性,和群众交谈时语意模糊不清,交流思想、表达感情、传递信息的方式缺少创造性。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群关系的和谐发展。我院针对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客观情况,面向大二以上学生开设医学语言学选修课,分别从医学语言的本质、特征、类别、应用等几方面进行介绍,重点讲述医务人员加强语言修养的必要性、语言修养的内容及途径。从医务人员和人群的语言沟通入手,结合实际,通过课内外大量实践训练,提高学生书面语和口语表达能力。课堂上我们设置特定场景由学生演示再展开讨论,课外组织学生结合实习、见习生活围绕某一主题开展辩论活动,从而加强语言沟通能力训练。课内外语言沟通能力训练不仅使学生从理论上深入理解了医学语言,而且提高了其口语表达能力,使其能够有意识地运用语言具体、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3.3通过课题研究,培养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现场实践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
知识和能力都来源于实践,素质更需要在实践中养成,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沟通能力尤其重要。我院根据教师专业和研究方向,组成疾病预防与控制、妇幼保健与生殖健康、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等导师团队,以强化实践教学为着力点,建立了一批以课题研究(重点是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如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立与管理、农村学生营养改善与营养健康状况监测等)为中心的现场实践基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实践性预防医学专门人才。
3.3.1农村社区妇幼保健课题研究从2010年开始,我们就建立了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妇幼保健项目为中心的陵水县农村社区妇幼保健实践基地,每年承担美国犹他大学医学生社会实践带教任务,利用暑期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课题研究,2006—2009级部分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也全程参与。4年来,我们和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一起与陵水县妇幼保健院合作开展农村社区妇幼保健工作,包括收集妇幼人群健康信息、主要健康问题与原因调查分析以及健康干预等;同时,还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技术指导。在陵水县妇幼保健院及各乡镇卫生院开展的中美大学生联合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和显著的社会效益。到目前为止,我院与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共同撰写发表科研论文15篇,其中SCI论文两篇。我院长期与美国犹他大学合作开展农村妇幼营养改善工作,将公共卫生研究领域的新方法和新技术运用于基层,同时也使预防医学专业学生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合作经验,不仅学会如何与国际同行交流、与基层群众有效沟通,而且提高了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3.3.2城市社区慢性病综合防控课题研究海口市美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示范区,承担辖区内城市居民的社区诊断、慢性病监测、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高危人群发现与干预及患者管理等综合防控工作。我院已与海口市美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单位成为我院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城市社区慢性病防控实践基地。我院2007级两名学生在该疾控中心实习,由于专业能力、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都非常突出,毕业后留在疾控中心工作,一年后成了单位的骨干力量。
3.3.3农村学生营养改善与营养健康状况监测、健康教育课题研究2013年,在海南省教育厅和海南省卫生厅的支持与领导下,我院开展了海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项目,对琼中县1440名中小学生的营养监测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并协助琼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现场工作。同时,与琼中县教育局合作开展中小学学生营养问题调查和营养状况监测,主要工作包括学校营养午餐的食谱制定、师生及家长的营养健康教育、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监测和学校营养午餐的效果评估等。琼中县也为我院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提供实践基地,安排学生在该县的中小学长期开展学生营养监测、健康教育和疾病防治等课题研究。在这些课题实施过程中,从课题总体策划、调查问卷设计、调研过程具体实施到后期数据处理、论文(调研报告)撰写等,全部是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完成。学生从没有头绪到思路清晰,从羞于现场问卷调查到轻车熟路,从看着一堆数据无从下手到多种统计方法、统计软件运用自如,进步非常明显,不仅锻炼了项目策划能力、现场实践能力,而且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在注重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总体目标要求下,我院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生已逐渐成为海南省各级公共卫生机构独当一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均得到用人单位较高的评价。加强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语言沟通能力培养是因为其将来服务的对象是渴望得到关怀、渴望解决健康困惑的人群,医务人员的一言一行都与人群健康息息相关。医学以人为本,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就必须加强预防医学专业学生专业知识储备、语言沟通能力、现场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社会急需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实践性预防医学专门人才,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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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是高等职业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会计专业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电力企业想达到自身经营效益和外部社会效益的双赢,不仅要以优质的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还需要改革自身的组织结构,以提高企业运行的效率和效果。重建后的组织模式围绕着会计的业务流程而展开,职能单元则是为业务流程的有效运行提供服务支持。因此,基于会计业务流程而重构的会计组织其实是一种二维的组织结构———流程维和职能维,一方面需要建立与会计业务流程相适应的流程小组;另一方面,各个会计业务流程小组统归于会计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实现相关的职能。流程小组目的在于满足与业务流程相关的录入、处理和控制等相关工作,服务中心的主要作用在于培养和提供有关的会计专业人员并参与解决流程上的执行问题,在纵向上保证组织内进行核算与管理的系统性。图2显示的是在ERP环境下,基本财务数据的采集工作由各个业务部门自身所设的数据处理中心完成,故需要在每个独立的业务部门下设立数据录入员,数据审核记账员和数据文档管理员这三个职位,分别负责部门数据的录入、审核记账和存档等基础财务工作。图3显示的是会计部门在以流程为中心重组后只需要设立AIS系统部(主要负责ERP系统财务模块的使用和数据库的维护及管理)及财务小组(主要负责对有关要素进行管理和监督等职能)。
重建后会计组织的结构特征
(1)以流程为中心。会计组织的传统分工有两个基本的假设:其一,相对于组织任务的多样复杂性,雇员的工作能力往往被视为是不能匹配的;其二,组织中的管理层被视为控制中心,对部门业务活动行使管理职能,对应到会计部门,部门内的分工越是详细其相互牵制力就越大,从而内控就越强。这两种假设强调对员工的控制,均将员工视作低能、懒惰和不负责任的人,管理者的作用就是监督和控制员工。建立在这两项职能基础上传统会计组织模式所获得的利益远远低于所花费的费用,而违规的风险依然存在。与以管理职能为中心的组织结构不同,ERP环境下的会计组织结构围绕着相关关键的业务流程进行重新构建,将以流程为重构的中心单元,把具有逻辑关联的会计活动连接起来,由一体化的信息系统完成整个流程的运行。流程小组成为新组织结构的基本单元,重构后的会计组织模式将不再以功能划分各个岗位和职位,原先的岗位和任务被整合和压缩为三种:数据录入人员、数据审核记账员和数据文档管理员,从而避免了传统组织结构的职能交叉,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减少了存在于各个环节的检查步骤,只需要进行系统数据设定或者总检查,就可以简化这一原先繁琐复杂的活动。流程化的组织结构保证了组织的通畅,避免了一些风险,岗位的最终设定可以根据流程的需要重新设置。
(2)扁平化。ERP系统的流程管理能够优化企业的信息过程,重构企业财务数据的收集、传递和处理能力。ERP系统模块中的财务信息系统,负担了会计数据的汇总、协调、分解和控制职能,以前这些由中层会计管理人员所承担的职能将由系统自动完成,从而大幅度减少这一层级所设置的管理人员,并在缩短组织的顶端与低端间信息通道的基础上提升了效率,有效减少了财务数据失真的风险。ERP系统使传统的会计组织中层管理人员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能够提高组织结构的效率,会计组织的新模式成为高效率、效能的扁平化组织。
(3)相关组织界线的模糊化。信息化的会计实务,加强了“组织-机构-个体”三者间的联系,极大地提升了个人和组织的数据处理能力。之前直线型的组织模式将被新的模式所替代。会计组织的新模式将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连系企业内部的各个层级机构,并加强组织自身同外部机构和个体间的联系,ERP环境下的企业、部门和个人,虽然仍然有权、责、利的划分,但会计部门所承担的工作已通过信息和数据与其他部门交织在一起,组织内部职能部门之间乃至组织间的界线已经淡化和模糊化。
结语
在ERP环境下探讨会计部门组织模式的重新构造,它要求重构后新的组织模式能够与系统模块中财务信息处理的有关流程相契合,能与ERP环境下会计信息的处理流程紧密集合,从而保证会计目标的实现。传统的电力企业会计组织模式固有的缺陷,制约了信息化浪潮下会计目标处理的效果与效率。而本文提出的在ERP环境下电力企业会计组织的模式,能够在业务流程重构和信息化的要求下,从制度上推动会计业务的同步化。文中的不妥之处,有待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探索完善。
面对利益的种种诱惑,有的会计人员不能正确看待物质利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腐朽的质变,在关键时刻,金钱至上,放纵自己的行为,不能“慎独”,趁单位内控监管制度不健全或社会舆论和各种教育方式不到位之机,成为金钱的奴隶,做出贪污、挪用公款等违法乱纪的行为。以上几方面问题,尽管只是在少数会计人员身上存在,不是主流,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高素质会计队伍建设产生不良的影响。我国会计行业人数多,分布广,影响大,只要有经济活动,就有会计工作,就有会计人员。所以,会计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忽视。
加强会计人员的品德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会计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使他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树立依法理财的理念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风险意识,具备诚实守信的品格、客观公正的意识、开放广阔的胸襟和进取创新的追求的中国会计精神。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任务主要是培养会计人员具有优良的会计职业道德品质,包括帮助和引导会计人员形成正确的会计职业道德观念、陶冶会计职业道德情感、锻炼会计职业道德意志、确立坚定的会计职业道德信念、养成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行为习惯、追求崇高的职业道德境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包括岗前教育即会计学历教育、上岗后教育和会计人员日常的自我教育与修养。岗前教育即在校教育,《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各级各类学校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教育部门要加大会计教育改革力度,调整学校的培养目标,进一步提高德育的地位,改革会计教学内容,应单独设置“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课程,把学校教育作为灌输价值观和道德原则的重要场所,通过在校系统地学习道德准则和职业规范,为将来练就成为具有高尚情操、远大抱负、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会计队伍人员奠定基础;上岗后教育,主要是会计人员在职继续教育,通过采取培训班、研讨班、进修、自学等多渠道培训形式对在职会计人员的学习培训,不断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成为既有爱岗敬业的精神,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坚持原则、公正廉洁的职业道德,更有创新意识和处理实际问题能力的会计人员;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中的自我教育是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会计品质的升华教育,会计人员通过自我解剖法、自重自省法、自警自励法和自律慎独法等多种形式的自我约束机制,使自己的会计职业道德品质不断得到改善和升华。
目前,一些单位对会计人员特别是财务负责人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造成的后果不是会计信息失真就是会计职业犯罪或国有资产流失。因此,会计人员要自觉接受监督;同时,必须从体制上健全监督的约束机制,强化日常的监管检查、责任追究和案件查处;注重事前监督与防范,及时纠正会计队伍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另外,推进财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把审计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综合起来,增强监督的合力和实效。各级监管部门必须加强会计队伍的教育、监督和廉洁,必须抓好纠正会计队伍中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会计人员特别是财务负责人职业道德状况监管工作,切实加大对其监督力度。
核算单位要建立健全以德、能、勤、绩、廉为考核内容的绩效评价机制。核算单位要根据具体情况定期对会计人员从会计基本素质、凭证、账簿、档案、报表、财务收支预算管理、资本结构、融投资策略、资金运作以及财经法纪等方面进行百分制量化考核,以此促进会计人员钻研业务、夯实基础,自主理财的能力;同时,要推行岗位责任制考评制度和会计人员轮岗交流制度,通过岗位职责的落实和考评,对会计人员的德、能、勤、绩、廉作出综合评价,作为评优、评先、晋升的前提条件,促进会计人员整体素质的进一步提高。而要实现有效的绩效评价机制,有必要建立一个会计行业自律组织。这个组织可归属于财政部门,它的主要作用是:把国家对会计市场的宏观管理和会计行业自身的微观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府、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和会计人员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行业自律行为应由各级会计学会、注册会计师协会和总会计师协会共同实施。它除了要加大执法力度外,还应经常开展一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会计职业道德评议讨论活动,让会计人员在活动中,更进一步辨别真善美,促进职业道德素质的提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入,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经济与社会变幻莫测,需要一批批年富力强的优秀的高级会计人才完成国际准则“趋同”和中国会计“繁荣”的历史重任,把宏伟的会计事业推向前进。为此,不断选拔培养优秀的高级会计人才已刻不容缓。从根本上说,选拔培养优秀的高级会计人才一是靠自身的奋发图强;二是靠组织上的教育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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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论文的参考文献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篇市场营销论文质量的重要参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2017市场营销本科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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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市场营销论文中,参考文献是指市场营销的论文作者在论文中引用过的文献资料,包括观点出处和引文出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2017市场营销大学生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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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论文发表数量呈爆炸式的增长,怎样才能避免论文信息过载,同时为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和其研究方向相关且有效准确的参考文献,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有关计算机的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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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大量国际性商业特别是跨国企业进驻中国市场。为了扩展商圈范围,提升企业竞争力,跨国商业企业往往选择那些具有优势的区位,以达到策略的可实施性和目标的可实现性。基于商圈实务理论,就沃尔玛超市进驻浙江省金华市这一实例,研究了沃尔玛商圈的范围及其实务,在此基础上指出沃尔玛超市在商圈扩张过程中应该规避的区位选择问题。
关键词:沃尔玛;商圈实务;区位选择
一、商圈理论和商业区位
(一)商圈与商圈实务
所谓商圈,是指以零售店所在地为中心,沿着一定的方向和距离扩展的、能吸引顾客的范围。简单地说,就是来店顾客所居住的地理范围。商圈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即商品和服务中心地理论。本文所指的零售店的销售范围通常都有一定的地理界限,即有相对稳定的商圈。不同的零售店由于所在地区、经营规模和经营条件的不同,其商圈的规模和形态存在很大差别。同一个零售店在不同的经营时期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其商圈规模也是时大时小,商圈形态表现为不规则的多角型。为了便于分析,把商圈视为以零售店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同心圆型。商圈包括三个层次,即中心商业圈、次级商业圈和边缘商业圈。国内外学者对商圈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有“地理范围”说,有“空间范围”说,还有“心理范围”说。可以说商圈是“地理范围”和“心理范围”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以一定的地理位置为基础,满足顾客不同时期的购物需求的企业的销售空间。
商圈分析是指对商圈的构成、特点和影响商圈规模变化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也称为商圈实务,主要包括需求状况分析和竞争状况分析两个方面。
(1)需求状况分析一般从人口与商业气候两处入手。人口分析,是对人口总量、密度、年龄分布、平均教育水平、居住条件、总的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职业分布、人口变化趋势和消费习惯等进行的分析。商业气候分析,是对主导产业及产业多角化程度等进行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商场可掌握商圈内是否存在产业、是什么产业以及会给商圈带来什么影响。
(2)竞争状况是指零售商业之间的“竞-合”关系及其对顾客的影响。就选购商品而言,顾客通常愿意去一个有两家或更多家商店的地方,以便进行挑选和价格比较。如果一个城市里有三家商店竞争销售相同的商品,那么集中在一起的两家商店比离开一段距离的另外一家商店更具有优势。因为消费者还是愿意到能够进行货物比较的地方购物(除非实力雄厚的零售商能使潜在的消费者确信比较购物毫无必要,那他就可以利用孤店租金较低的优势,经销品种齐全、价格更低的商品)。另外,当店址周围有多种商店类型协调并存,形成相关商店群时,往往会对经营产生积极影响,如经营相互补充类商品的商店相邻而设,就可在方便顾客的同时,扩大自己的销售。
(二)商圈分析对商业区位选择的意义
对商场来讲,商圈分析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企业选择店址,在符合设址原则的条件下,确定适宜的设址地点。因为商场在选择店址时,总是力求以较大的目标市场,来吸引更多的目标顾客,这首先就需要经营者明确商圈范围,了解商圈内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市场、非市场因素的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经营效益的评估,衡量店址的使用价值,按照设址的基本原则,选定适宜的地点,使商圈、店址、经营条件协调融合,创造经营优势。
二、沃尔玛的商业区位选择及商圈实务
(一)不同空间尺度的沃尔玛商业区位的选择
从宏观角度来看,沃尔玛作为全球最大的零售跨国企业,其在全球的分布是广泛的。就其在中国的分布来看,呈“沿海——中部——西部”三级梯度的分布模式。其中广东、福建、浙江三省为全国沃尔玛布点最多的省,而且集中分布与东南沿海地区;中部各省都有分布,但数目较少;而广大的西部地区沃尔玛的足迹还未涉及。到目前为止,新疆、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宁夏、内蒙等省还没有沃尔玛的零售点。
从中观角度看,沃尔玛在浙江省的分布又不同于广东、福建这样的沿海省份。广东、福建省境内沃尔玛集中分布于沿海一带城市,而在浙江省其分布具有明显的中西部倾斜的趋势。可以说在浙江整个范围内沃尔玛的布局比较均衡,完成金华、嘉兴、宁波、衢州和杭州的布点,基本覆盖了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
从微观角度来看,2006年6月22日,沃尔玛进驻金华,成为浙江沃尔玛首店。在符合沃尔玛进军的“二线模式”下,沃尔玛在金华的选址定在了穿越金华市整个城区中心的婺江的北岸,也是整个市区的几何中心上(八一北街与婺江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处)。
(二)沃尔玛在金华市商圈的界定
在沃尔玛的商圈分析中,我们通过随机发放问卷法,共发放500份问卷,进行分析、总结并分析了沃尔玛的商圈范围。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商店所在地的人口总数、客流量、消费水平、营业额预计值、竞争对手情况等资料。
从分析中看出金华沃尔玛的核心商圈北与浙赣铁路相交,与环城北路邻近,附近有五星公园等设施;南则与中洋购物中心、福泰隆广场等商场接壤;西边至金华九中、汽车西站和火车西站;东边则可以到下沿和清风公园,是一个半径大致为2㎞的圆,人数占了消费人群的75.85%。这个范围几乎囊括了金华整个市区的大半,金发广场等人流聚集地也在其核心商圈内。而沃尔玛的次级商圈北接近了杭金衢高速公路,与郊区的一些村庄如六头塔村、上头塘等;南面位于环城南路以南,附近与金华市技师学院、姜家村等接壤;西与金干铁路相交;东有艾青文化公园、赤山公园等景区。大致是半径为5㎞的圆,该圈人数占了12.92%。次级商圈的边界多位于郊区,甚至农村。可见沃尔玛的消费者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而且在次级商圈中还包括了浙江师范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众多的学生也为其带来巨大市场。次级商圈以外则是边缘商圈,消费人群比较分散,多为自驾车、公交车,人数占了调查人口的11.23%。
(三)沃尔玛商圈实务分析
1.需求状况分析。就金华市(婺城区和金东区)来说,2006年全市出生人口47235人,出生率10.37‰,人口自然增长率5.11‰。年末总人口456.80万人,其中市区92.21万人;非农业人口101.18万人,其中市区31.33万人。平均每户家庭人口2.63人。2006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1228.5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3.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7.90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 662.62亿元,增长14.2%;第三产业增加值498.05亿元,增长13.6%。据抽样调查,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06元,比上年增长 15.8%,剔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14.5%。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137元,增长11.3%,剔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10.4%。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金华市具备了较强的支撑能力去满足诸如沃尔玛大型购物广场的需求。
同时,笔者也通过另500份问卷调查了沃尔玛消费者的一些基本状况。在问卷统计中,男女比率分别为36.49%和53.51%;从年龄分布来看,大概以30岁为中心成正态分布,20-30岁的占59.86%,20岁以下的占14.29%,30-40岁的占14.65%,40-50岁的占 6.80%,50岁以上的占3.40%。大部分为有可自由支配收入的人群,月收入在2000-2999元之间的占17.65%,在3000元上的占 9.15%。从购物交通方式来看,乘坐公交车的比重占了一半以上,其次为步行,使用小汽车的占12.16%。
另外,调查还显示,在商业网点的顾客中,有22.72%的来沃消费者属于居住人口,23.76%的消费者属于工作人口,48.42%的消费者属于路过人口。不同顾客有着不同的购物、不同特点和消费倾向。对于这样的购物人群结构来说,交通线的便捷和区位的选择就显得更为重要。
对于商业气候,从调查中发现,来沃尔玛的人群中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人居多,从事第一产业的仅占4.41%。从金华市来看,商圈内产业多角化发展, 消费市场一般不会因某产业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发生大的波动。而区域内的居民分散在很多行业工作,因此居民总体购买力水平的波动就不明显,对零售商店营业额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从这一点上看,金华市有着较好的购物环境。
摘要: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在经营发展中都会采取国际化的经营战略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点不只适用于大型的跨国公司,中小企业也一直积极的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本文就来探讨我国中小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一些经验,从而有助于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可以更加顺利的发展。
关键词:中小企业 海外经营 市场定位 战略联盟
1中小企业概述
在我国经济成分中,中小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缴税额超过国家税收总额的50%,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企业经营的全球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全球五百强企业在我国更是加快了扩张的步伐。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入中国市场的同时,我国的企业也逐步的实施着“走出去”战略,我国的顶级企业在国际上已经开始逐步站稳脚跟,比如:海尔和联想。在企业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国中小企业也更多的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中去,但是中小企业因为规模的限制,不能像大型企业那样具有突出的核心竞争力,所以中小企业在国际经营中要想长期发展应该独辟蹊径。
2中小企业发展海外经营的国际经验
我国中小企业的海外经营由来已久,有了改革开放政策上的支持,更多的中小企业走上了海外经营之路。其中,发展比较快、比较好的是我国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区位优势,在国内市场还很落后的阶段就勇敢的走出去开拓国外市场。我国中小企业海外经营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从上述数据中已经可以体现出来,现在就来探讨一下,我国成功走出去的中小企业这些年来海外经营取得的国际经验。
2.1充分发挥了我国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
我国发展较早的中小企业一般经营的就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品,丝绸,纺织品,茶叶等明显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现代企业经营中首先要做的就是细分市场并根据本企业的特点进行市场定位,从而发挥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一即提供有特色的产品或服务,服务于特定的消费群体。我国的中小企业最初的发展轨迹就是提供服务于海外华侨的民族特色的产品,或者是通过海外华侨对国外市场的了解,针对国外对中国传统产品的偏爱,进行生产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外对中国进一步的了解,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旗袍、丝绸、中药等产品就是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元素中最感兴趣的部分,充分发挥这些产品或服务的天然优势就可以很容易的打开部分的国外市场。这些产品和服务也的的确确支持着我国最初中小企业的海外经营。中国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就是宣传中国的最佳方式,随着我国经济不断的发展和我国开放程度的扩大,这些产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好。所以海外经营中推广这些产品或服务的中小企业就是充分发挥了我国传统产业的优势,并一直走在我国中小企业海外经营的最前沿。
我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我国的传统产业就是依赖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获得的成本优势在国际市场中顺利发展的,比如我国的服装产业。但是凭借这点取得海外市场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境况也越加艰难,因为我国的服装产品还是中低档产品,这些产品在欧美市场中的需求越来越有限,要想保持这样的传统优势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我们的中小企业就必须进行品牌化的经营,突出服装的品牌特色,只有培养了一定忠实的客户群,我们中小企业经营的传统产业才可以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继续生存和发展。
2.2在国际市场上找准市场定位
企业国际化的市场拓展战略选择中,有的企业选择“先难后易”战略,比如海尔就是先打开进入相对偏难的德国市场,然后才进入其他欧美国家的。这样的战略使得海尔在之后的国际市场业务拓展上更加顺利。而这种战略对于规模偏小、技术水平优势不大、资金实力不足的中小企业而言是不适合的。众所周知,国际上有成熟的欧美、日本发达国家市场和不太发达的拉美、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前者发达程度较高,需求较大,但是产品进入的要求也比较高,而后者则是一个相对空白的区域。那么中小企业海外经营中进入哪个市场比较占优势呢?答案肯定是后者,事实也证明,发展较好的中小企业一般不选择进入要求较高的欧美市场,转而发展新兴市场。因为新兴市场虽然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大的市场需求,但是新兴市场进口产品的要求相对偏低,这对中小企业是最有利的。因为我国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一般是中低档产品,虽然在发达市场上的需求和竞争力下降,但是在新兴市场上的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所以近期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就瞄准了这些新兴市场。
2010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在这一年我国逐步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去是一个需求层次与偏好各异的经济体,是个更为多样化的市场,我国的中小企业就可以根据各个国家的现状,实施差异化的战略进入这些市场。眼下,欧美市场复苏缓慢,我国中小企业将更多目光放在了东盟市场是很明智的选择。而且关税优势、人民币结算、电子商务工具的广泛运用这些优点,我国的中小企业应该在原来就拓展新兴市场的基础上,在东盟自贸区内取得更大的发展。超级秘书网
2.3充分利用了企业战略联盟的优势
企业间的战略联盟是20世纪末最重要的组织创新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我国的中小企业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都很缺乏的情况下,在起初的发展阶段大多都选择了战略联盟的发展方式。通过战略联盟的方式,利用国外的优势并结合国内优惠政策、劳动力富余、自然资源丰富等方面的优势来发展企业。战略联盟一般有股权式联盟、非股权式联盟两种;中外合资企业就是典型的股权式联盟发展战略,非股权式联盟包括特许经营、贴牌生产和专项联盟三种。
这样的战略联盟弥补了中小企业最初发展阶段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劣势,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结合本国廉价的劳动力进行产品生产。因为采用的技术一般都是国外的先进技术,所以生产的产品质量都很高,并且因为国内市场的狭小,所生产的产品最后大多都销往国外。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就是凭借区位的优势,引入外资和技术,选择战略联盟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战略联盟的发展方式造就了一大批的中小型企业,这样的发展方式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制造业就是在战略联盟中得到快速发展的,而且我国也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20世纪80、90年代,战略联盟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仅发展了沿海经济,而且还解决了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是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在战略联盟中的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争取在某些方面成为战略联盟的核心,只有这样我国的中小企业才能逐步成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品牌企业,最终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国际竞争力。
3结语
企业的海外经营不仅是我国大型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经历的过程,我国的中小企业也一直参与到海外经营中来。但是中小企业因为在资金、规模、人才、技术等各方面都有限制,在市场竞争中不占有核心的竞争优势。但是我国的中小企业通过经营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避开竞争激烈的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地区,转而开拓新兴的东盟、拉美等国家和地区;采取战略联盟的方式,汲取国外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结合我国的本土优势逐步发展起来,并一步步的壮大。通过这些方式,我国逐渐的造就出了一些大型企业。但是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因为自身实力有限,还是需要国家在政策上对中小企业的海外经营给予更多的支持,从而使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发展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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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职物流专业普遍存在专业师资缺乏、培养方向不明确、教学手段落后、学生缺乏实际训练,致使与物流企业需求不符合、与社会联系不紧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物流操作人才的培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传统教育注重应试教育的汉语言文学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理论知识比较丰富。如今的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越来越看重,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不再适用。本文针对教育领域当前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素质教育;教学质量
1.汉语言文学教学意义
时代在发展,急需高素质人才的同时竞争日益加剧,所以人才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传承,汉语言文化的学习关系到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的发扬,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具有不能轻视的力量。只有我国的下一代学好汉语言文学,我国的优秀历史文化才不至于流失在历史长河里。汉语言文学就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文化对一个国家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所以让当代学生学好汉语言文学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2.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分析
2.1教师转变教学角色
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限制,多是采用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老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很少把学生主体性当做教学活动的主要标准,对学生的具体需求不明确,所以教学活动对学生教育的针对性不是很强。长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难以提高,没有自主学习的激情,自然对学生学好汉语言文学有一定弊端。而且学生参与的互动机会比较少,学生在理论课堂中逐渐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失去兴趣,对教师的教学方式不能完全接受,所以教学效果不理想。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汉语言文学有更好的帮助,老师需要先转变教学观念,在教学过程中不再以自己为主导,而且真正重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只是起到指导学生学习的作用,以前那种老师就是权威的教学思想应该摒弃。
2.2制定教学目标
传统的汉语言文学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很少制定教学目标或者是制定的教学目标不明确,只是根据教材上的内容进行刻板的理论讲解,教学内容大多比较散乱,没有逻辑。这样散乱的教学内容没有明确目标,对学生系统学习汉语言文学具有负面影响。想要强化汉语言文学教学效果,老师就要明确教学目标,对自己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都要围绕制定的教学目标展开。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学生来说应该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要解决大问题,就可以将其分解成一个个小问题来解决。学习汉语言文学也是同样的道理,想要学好汉语言文学,老师应该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把复杂的汉语言文学学习分解成小部分,每部分都制定详细的教学目标,老师要通过对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情况的认真分析研究,找出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在每个阶段及时调整重新评价教学目标,直到最终培养出具有汉语言文学素养和应用能力的人才。老师在制定目标时不能仅考虑课程要求,也要考虑到每个学生的不同,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而每个人的差异性决定了人才培养方式不是唯一的,因材施教是一个老师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老师在制定教学目标的同时要注意观察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对跟不上老师教学脚步的同学及时给予帮助,为他们制定更加简单详细的教学目标。
2.3组织学生有效学习
汉语文学学习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老师的教学目标能否高效实现,学生能否真正理解吸收老师教授的汉语言文学知识。为了激发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热情,老师可以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增强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吸引力。汉语言文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都蕴含一个历史典故,老师在上课过程中可以多向同学讲述一些相关历史故事,讲解其中典故、诗词的由来。在讲解文章的时候多介绍一些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写作背景。现如今是信息化时代,老师可以充分利用科技优势,采用影视资料、网络课件、图片配音等方式给同学们创设情境,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从而提高同学们对汉语言文学课堂的参与度。老师除了要在课堂上创新教学方法之外,还要引导同学们在课堂之外进行自主学习,主要是培养同学们对汉语言文学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上课之前进行预习,在网络上查阅课堂上要学习内容的背景知识,先自己大致了解。这样在课堂上学生可以对所学内容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老师加以及时指导,解决问题。
3.结语
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在教育事业中受到了很大重视,因为汉语言文学关系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所以受到当前教育者的充分重视是理所当然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模式一定要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改革创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素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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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直以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理论性过强,实践性及应用性较为缺乏,如果长期如此,势必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诉求。对此,笔者认为极有必要深入研究汉语言文学的社会应用性,以期为该专业学生未来工作指明道路。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应用型;思考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方向
(一)基础应用性
汉语言文学一定会涉及文学作品研读,这是专业学习的“基本功”,让学生在作品中领会文学美学,并掌握语言运用的规律与效用。研读作品是“知”的层面,在作品中领略历史、社会以及人类情感思维,并可以通过思维沉淀转化为沟通交往能力、书面表达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对未来职业以及社会生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作用。
1.沟通交往能力
在职业交往中会涉及到单位内同级交往、上下级交往、跨单位交往、跨区域或跨国际交往等,这些交往也许只是浅层次的口头交谈,也可能是深层次的协商谈判、商务交涉,在此其过程中需要参与者能有周密思考、理性判断和灵活沟通的技能,而这些技能的培养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所侧重的教学内容及培养目标。
2.书面表达能力
在社会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针对日常工作的部分问题进行理论阐述或表达说明。对此,对此,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势必需要努力学习精确、优美的书面表达能力,并将这一能力运用到未来工作实践当中。汉语言文学的学科基础就是语言和文学,书面写作是重点教学任务之一,这一能力在未来各行各业当中具有普遍应用性。
3.批判性思维能力
无论未来学生走向哪个行业,都应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不唯权势、不唯书本地坚持真理,在工作中创新变革,对传统文化理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汉语言文学本来就是创新变革的产物,文学创作过程是一个新事物、新理念的创新过程,且政治、宗教、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的著作也正是批判性思维的宝库。
(二)跨专业应用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除了能够培养学生的沟通交往能力、书面表达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外,还能够实现跨专业应用,尤其在未来工作选择上也能够扩大选择范围。第一,新闻编辑和记者。由于在新闻编辑及记者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涉及大量的编辑、写作以及排版工作,这些工作内容与汉语言文学的培养目标交叉面较大,如果汉语言文学专业扩大对这一方向的培养,学生们也势必能够更全面的掌握多学科知识,并为未来工作加码;第二,剧作家。随着当前影视行业的大热,对剧作家的需求也逐步增多。而对于剧作家而言,其不仅要具备专业的文学功底,更要具有文学创作思维,这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培养目标有相当大的重合性。如果该专业能够在课程设置中融合戏剧创作元素,也势必能够挖掘更多的戏剧创作人才;第三,秘书。对于秘书职业而言,其日常工作主要是单位内上传下达、人员接待安排、文稿撰写、会务协调安排等,这就需要秘书具备强大的沟通协调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对此,如果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添加秘书实务学习课程,也必然能够帮助学生学到更多职业应用技巧;第四,语文教育(包括对外汉语)。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两大专业的亲缘性较高,除语文教育中所含的部分教育属性,其他部分基本囊括在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当中。如果在本专业中融入语文教学法、教育学基本知识等课程,也必然给学生们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实施应用性改造的具体方法
(一)明确专业定位,重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每年各大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学生较多,想要让学生更有目标的实现就业。高校就必须要根据社会需求明确专业定位,以培养应用型人才。对此,高校应积极寻找本专业教学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点,加强学科理论知识学习与职业技能学习的结合。具体来说,在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体系构建上,笔者认为应形成“基础理论课程(必修)+方向应用课程(必修)+实践课程(选修)”的新课程体系,除了继续保留本专业基础课程知识以外,更相应融入应用课程,让学生们更全面的了解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职业可应用范围,帮助学生进行自我职业化学习定位。与此同时,学校还应设置相应的实践课程,例如新闻稿撰写实践课、秘书实务操作技巧实践课、剧本写作实践课、文学创作实践课、教育教学实践课、外语交流课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课程选修,以帮助学生更细致、更专业的掌握职业技能,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实现汉语言人才的多元化培养。
(二)革新教师队伍,培养双师型人才
虽然从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任职教师资历情况来看,不乏有教授、副教授或博硕士精英,但是许多教师却并没有所教岗位的实践经验,这样也势必无法胜任教学实践活动。对此,高校应革新教师队伍,以培养双师型人才为目标,采取教师轮训的方式,将教师分批次送到社会岗位上进行先行培训,并在用人单位展开一段时间的兼职锻炼,减少社会隔膜。这样不仅能够改造本专业教学的短板,更能帮助教师累计实践经验和实践案例,为未来实践教学打好教学基础。
(三)改变教学模式,安排实践课
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往往是秉持“一言堂”的讲课方式,这样容易使课堂氛围枯燥乏味。对此,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增加师生互动环节,通过自讲、专题讨论、情景教学等方式,充分调动学生专业学习积极性。与此同时,学校还可以设置学生实践课,例如紧密联系专业的“第二课堂”——社团(包括话剧社、文学社、编剧社等)、毕业实习等,在此过程中教师要起到指引作用,帮助学生边学边用,培养专业课创新学习兴趣。与此同时,高校也应相应建立技能实训室,帮助学生在跨出校门前能够获取较为系统化的模拟职业训练,尝试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谋求更多的职业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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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财务管理论文时,如何从海量的论文信息中挑选适合研究人员的参考文献,不仅很有意义,而且很有挑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17年财务管理论文的参考文献,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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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地方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必然。在网络环境下,地方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要加强区域性资源合作,形成共建共享联盟,共建虚拟馆藏,实现图书馆实体资源和虚拟资源的平衡、融合,构建科学合理的数字资源保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地方高校图书馆的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文章阐述了地方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的意义,针对丽江师专图书馆在建设地方文献资源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地方文献资源建设 地方高校图书馆 丽江地区
地方文献是记述地方情况或具有地方特点的文献。它包括方志、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作与地方出版物。[1]地方文献作为祖国灿烂的文化瑰宝,植根于一个地域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是一个地域长期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产物。地方文献被誉为“一地之百科”,是各地独一无二的宝贵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同时也是各地图书馆特色馆藏文献资源建设时应该着重需要收藏的文献。
丽江地区位于滇西北中部,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除汉族外,还有纳西、彝、傈僳、白、普米等22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丽江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都独具特色。如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已有近千年历史,古城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多元融合的文化为特点;还有被称为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还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舞谱,长达几十米的神路图也是罕见的艺术珍品;“音乐活化石”纳西古乐;还有白沙壁画、玉龙雪山、神奇的东方女儿国――泸沽湖等等。从古至今,丽江地方文献所记载的内容对丽江的这些天下奇观都进行了描述和阐释,并为其提供史料支持。因此,我校作为丽江地区唯一的一所公办高等学校图书馆,研究地方文献资源建设,一方面通过收集地方文献,形成特色馆藏;同时也促进学校学术研究,为丽江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发展提供原始资料;另一方面也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依据和参考。
1.地方文献的范围如何界定
根据地方文献的定义,可以得出地方文献的内涵,它包括方志、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2]一直以来,我馆在收集地方文献的时候,主要是从内容和作者籍贯上来界定文献。凡是作者籍贯是丽江地区,或者文献内容上涉及到有关丽江地区方面的,我们都视为地方文献收藏。但是在地方文献的定义中我们发现,地方出版物也属于地方文献,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地方出版物中很多文献在内容上都与地方无关,这给我们采集地方文献的工作人员带来困惑。因此,收集地方文献的范围如何来界定,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认识,让我们工作人员的工作具有可操作性。
2.收集地方文献的渠道单一
地方文献对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意义重大,但收集起来却十分困难。因为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发行机构多,发行渠道也很多,有些还是内部资料,图书馆很难在一定的时间内全面地收集地方文献。由于人员和资金的限制,我馆每年主要是从购书经费中拨出一部分到本地书店现采地方文献,还有一些主要靠捐赠来收集。仅仅通过这两种渠道,我馆收集到的地方文献非常有限。尤其是那些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紧密相关的非公开出版的文献很难收集到。
3.地方文献工作收藏缺乏合作
根据目前实际情况,我馆地方文献收藏工作都是单身作战,并没有与市、区、县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合作。由于这些机构与我校图书馆并无隶属关系,平时也无交流,缺乏统一的组织和合作。因此,这些部门所包含的许多珍贵的地方资料我们都无法收集到,比如城市建设资料、本地相关的政策法规、专业学术专利资料等等。
4.地方文献收藏工作缺少专业人员和相关制度的保障
地方文献的收藏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连续性强的专业工作,图书馆应该制定相关的制度和配备专业人员来实施这项工作。但是,目前由于我馆工作人员数量不多,购书经费也很有限,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主要由采编人员兼任,无法保证专人专职。这给我馆地方文献的收藏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制约性和不确定性。
1.确定地方文献的界定原则
经查阅资料发现,界定地方文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一是区域性原则,地方文献收藏首先要遵循地理区域原则;二是内容原则,当地域范围确定以后,凡在内容上涉及这一地域的文献都可以纳入这一地域的地方文献;三是出生地原则和籍贯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无论作者是因出生地还是籍贯,如果内容上不涉及这一地域,但由于作者本身就带有地域属性,因此都应作为地方文献收藏;四是出版社原则,就出版物来说,内容涉及本地的和本地作者著述的按内容原则、出生地和籍贯原则收入地方文献外,其余各出版物可考虑以下几点选录入藏:(1)被列入全国和地方出版工程规划的出版物;(2)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名人著述;(3)获得省(市)以上各种奖励的出版物;(4)装帧涉及和印刷具有地方特色的出版物等。[3]
2.加强各机构沟通合作,多渠道收集地方文献
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是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最重要的基础工作。首先,应积极争取本地区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包括地方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作协、文联、出版社、地方志办、党史办、资料室等部门,可以指定专人与他们保持长期的联系和合作,这样便于我们获取地方文献的最新信息,增强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其次,我们也要拓宽获得地方文献的途径。一是每年要确保一定的经费来专门购买地方文献;二是加大宣传,鼓励师生、专家学者、民间人士来积极捐赠有价值的地方文献;三是针对一些特别珍贵现在已无法买到的地方文献,在征得收藏者同意的前提下,通过复印、影印、扫描或缩微等方式复制;四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多地方文献信息散落与网络,图书馆可以派专人经常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并下载;五是做地方文献剪报。由于一些学者的相关论文收藏在期刊或者论文集中,还有报纸中也刊登有地方文献资料,我们也要指定专人把这些地方资料做成剪报收集起来。
3.确保相关制度和专业人员的保障
确保地方文献的收藏工作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制定相关的制度,并有专人专职来实施这项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一是确定地方文献的收录原则,这在前面已提到;二是配备专人专职人员。选择懂地方方言、责任心强、精通图书馆知识、社交能力强的人来负责与各部门的联络与沟通工作;三是落实购买地方文献的专项经费。每年购买地方文献是充实地方文献馆藏资源的最主要途径,像捐赠、复制等只是辅助途径。 4.将地方文献资源数字化,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
地方文献尤其是比较珍贵的文献,由于年代久远,在长期保存过程中,极易老化,出现变形、发黄、发脆等现象,有些文献损毁程度越来越严重,无法翻阅。通过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手段,建设地方文献数据库,一方面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将以数据库形式保存下来,可以改变对地方文献保存效果不理想的现状;另一方面通过全面系统地揭示馆藏文献信息,为广大群众和专家学者搭建一个检索和研究地方文化的平台,达到更好地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强化文化交流的目的。
丽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纳西族人口不多,然而却以古老而丰富的民族文化著称,有人说它是小民族创造了大文化。目前,丽江尚无一家对地方文献进行完整收集并建立数据库的组织机构。我馆作为丽江唯一的一所公办高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建立丽江地方文献数据库是我馆的历史责任,也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可为丽江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建设地方文献数据库,可以为地方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在制定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规划和措施时提供地方史料和历史借鉴,避免决策的主观性和盲目性。
二有利于促进学术研究,为丽江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发展提供原始资料。丽江独特的民族文化就蕴涵在地方民族文献中,采用现代数字技术,打造出一个别具特色的丽江师专图书馆地方文献数据库,可以使原本局限于少数地方的精美文献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利用。
三有利于提升我校图书馆的文化影响。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献资源数据库,能体现自身价值和优势,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四有利于缓解利用文献与保存珍贵文献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我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的跳跃式发展。将地方文献数字化,一方面可以将它们保存在现代化载体中;另一方面,由于数字化文献具有快速检索、查找便捷、易组织的特性,能很好地缓解利用文献与保存文献之间的矛盾。
5.培养地方文献专业人才,提高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
图书馆“藏”书的最终目的是“用”,要成功实现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关键在与有一批善于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人才。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开发利用地方文献只是一句空话。随着现代化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和图书馆工作重点向信息开发和信息服务的转移,对图书馆馆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日益提高。要求图书馆员既要懂图书馆业务知识,还要懂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具有信息鉴别力和信息处理能力。[4]
由于丽江地区的特殊性,少数民族人口占大多数,我们图书馆员除要具备上述能力外,还要掌握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古籍、民族风情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图书馆的管理者要有前瞻性思维,根据图书馆实际业务和馆员个人能力,制定长远的人才培养计划,并对现有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系统培训与教育,逐步提高图书馆员的综合素质,做好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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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论文的参考文献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评价行政管理论文学术水平的重要参考。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17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的参考文献。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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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所签协议之一,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文本长达48页,正文分为四章、24条,有2个附件,分别为《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和《关于服务提供者的具体规定》。协议规定了两岸服务贸易的基本原则、双方的权利义务,未来合作发展方向及相关工作机制等内容。协议明确了两岸服务市场开放清单,在早期收获基础上更大范围地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两岸服务业合作提供更多优惠和便利的市场开放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对台湾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对台湾的影响分析全文如下:
近期台湾大学生占领立法院进行“反服贸”运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除去政治因素,仍有很多台湾学者认为《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下文简称CSSTA)是大陆对台的糖衣炮弹,会对台湾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冲击。郑秀玲认为CSSTA条款设计不对等,实行CSSTA的竞争环境不公平,会危害台湾的社会安全。彭明辉认为台湾政府行政能力弱、市场调节速度慢,开放服务业会剥夺底层人民的生存权。林宗宏认为若实行CSSTA会扩大台湾贫富差距,甚至导致劳动力、人才流失,加剧高离婚率、少子化等社会问题。
但是也有很多台湾学者支持CSSTA,认为协议的签署对台湾的重要性远优于大陆。林建甫认为CSSTA能推动两岸金融合作,有利于促进产业的互补竞争和推动台湾经济转型。黄智辉认为CSSTA可促进两岸服务业相互投资及贸易,扩大ECFA效益,为两岸带来长期正面的经济福祉。此外,台湾农委会国际处认为陆资进入台湾投资农产运销及物流相关行业,将有助益台湾农产品销售,对提高农民的收益将有帮助。
本文将从CSSTA的条款内容进行剖析,从而说明CSSTA是推动两岸深化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海峡两岸依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第四条所签署的服务贸易协定。2013年6月21日,两岸两会在中国大陆上海市举行第九次高层会谈并签署该协议,也向外界公布了开放清单。
CSSTA包含文本和两个附件。文本包括序言和4章24条;两个附件为: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关于服务提供者的具体规定。
根据CSSTA附件一“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双方开放承诺共144条,涉及100多个服务行业,范围涵盖了商业、通讯、建筑、分销、环境、健康和社会、旅游、娱乐文化和体育、运输、金融等。其中大陆方面开放承诺80条(非金融领域开放承诺65条,金融领域15条),是在大陆加入WTO承诺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放;台湾方面开放承诺64条(非金融领域开放承诺55条,金融领域9条),是在台湾开放陆资入岛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放。
CSSTA与其他类似贸易协定相比--如大陆与香港签订的 CEPA,开放水平更高、涵盖面更广。
笔者通过对CSSTA与CEPA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CSSTA在承诺表内容、服务提供者规定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较CEPA都有重大优惠。下文将进行详细比较分析。
在非金融服务行业,大陆对香港开放承诺一般仅限于“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雇用的合同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内地提供本部门或分部门分类项下的服务”。然而对于台湾,大陆在许多非金融服务行业都允许其在大陆设立合资、合作,或者是独资企业。这些行业包括:建筑物清洁服务,摄影服务,印刷及其辅助服务,会议服务和展览服务,笔译和口译服务,录像、录音的分销服务,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批发服务,零售服务,环境服务,医院服务,文娱服务,体育和其他娱乐服务,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服务,公路运输服务,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商标代理服务等。
在金融服务行业,大陆对台开放承诺也有重大突破。在银行服务部门,CSSTA规定,“大陆的商业银行从事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时,可以投资符合条件的台湾金融产品。符合条件的台湾的银行可以按照现行规定申请在大陆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台湾的银行在福建省设立的分行可以参照大陆关于申请设立支行的规定提出在福建省设立异地(不同于分行所在城市)支行的申请。……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支持两岸银行业进行相关股权投资合作。”在证券、期货服务部门,CSSTA规定“允许符合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境外股东资质条件的台资证券公司与大陆具备设立子公司条件的证券公司,在大陆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允许符合条件的台资期货中介机构按照大陆有关规定,在大陆申请设立合资期货公司。”
从比较中不难发现,在上述非金融服务行业,CSSTA允许台湾在大陆设立合资、合作甚至是独资企业,享受国民待遇。这一举措会显著加深大陆市场的开放深度。台湾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远远领先于大陆的,尤其在以版税及许可证服务贸易为代表的高端服务贸易部门、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部门。凭借其强大的竞争力,不难在大陆做大做强。因此允许台湾企业进入服务业,无疑是对台湾非常利好的条款。在金融服务行业,从只允许香港银行接收居民存款,到允许大陆的商业银行投资台湾金融产品,是一个质的转变。若是实行该条款,台湾可以较容易地获得、利用大陆的大量资金,从而进行金融活动。此外,大陆向台湾开放了证券、期货等金融服务部门,无疑是向实现金融自由化迈出了一大步。
CSSTA关于服务贸易提供者的规定一共有六项。该规定将服务提供者分为“一方自然人”和“一方法人”。
对于“一方自然人”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仅要求提供两岸任一方身份证明文件及其他必要资料。业务主管部门或其他委托机构认为符合规定,即可核发服务提供者证明书。
而对于“一方法人”的审核,主要针对其从业资质是否有效。在规定的第二项中提到,一方法人服务提供者应满足“在该方从事与拟在另一方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范围相同的商业经营持续三年以上”。此外,对于从事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证券期货及其相关服务、保险及其相关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应满足的持续经营时间为五年。在申请服务提供者证明书时,一方法人服务提供者需要提供:注册登记证明副本,最近三年或五年的完税证明副本和财务报表,拥有或租用经营场所的证明文件或其副本,其他证明提供服务性质和范围的文件或其副本,以及其他必要文件、资料。经业务主管部门或其他委托机构认为符合规定后,即可核发服务提供者证明书。 通过与CEPA的规定进行比较,CSSTA对服务提供者的规定更宽松,对服务提供者的审查要求更少。CSSTA较CEPA减少了以下规定:雇佣员工中两地服务提供者所占比重;两地服务提供者需要取得其负责人作出的法定声明;服务提供者需要取得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书;服务提供者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并且以上资料要经内地认可的公证人核证。
综上所述,CSSTA减少了服务提供者需准备的文件和资料,简化了对服务提供者的审查流程,同时减少了业务主管部门或其他委托机构的审核工作。因此不仅减少了两岸相关机构的行政工作量,提高了行政审核效率,还降低了台湾服务提供者进入大陆市场的门槛,有效、直接地为其提供便利和优惠。此外,也有利于实现两岸人才的有效交流、沟通,实现互助互补。最后,由于服务贸易的主要载体是服务提供者,因此实现服务提供者的便捷、迅速流通,是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途径。
CEPA关于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只有第十九条第三款第2、3项规定:由联合指导委员会解释《安排》的规定,解决《安排》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争议。该条款对委员会职能及职责范围规定模糊不清,并且也没有规定“《安排》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争议”的范围。
ECFA 中关于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十条及第十一条第二款中。第十条规定:“一、双方应不迟于本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就建立适当的争端解决程序展开磋商,并尽速达成协议,以解决任何关于本协议解释、实施和适用的争端。二、在本条第一款所指的争端解决协议生效前,应由双方透过协商解决,或由本协议第十一条设立的‘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以适当方式加以解决。”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委员会可根据需要设立工作小组,处理特定领域中与本协议相关的事宜并接受委员会监督。”虽然对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略显笼统和抽象,但是相比于CEPA的规定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和进步。
另一方面,由于两个协议都缺乏详实具体的争端解决机制,而区域贸易协定与WTO规则是兼容、互补的,则可以考虑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协议的适用性。首先,对于大陆和香港签订的CEPA,由于签订双方属于同一个主权国家,因此CEPA的法律本质只能属于是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定,所以CEPA不能适用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其次,对于大陆和台湾签订的ECFA,虽然两岸对于主权政治问题的争议一直没能解决,但ECFA是两岸为了加深经济合作、淡化政治矛盾而签署的协议。大陆和台湾属于不同的关税区,并且都是WTO的成员,因此理论上ECFA适用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ECFA和CEPA目前都缺乏具体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未来必定需要构建合理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当前状况下,ECFA适用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无疑能为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争端提供解决依据。两岸在执行服贸协议时,若产生争端,则暂时可以依靠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协调矛盾,解决短期矛盾;并同时赢得充裕的时间来构建ECFA的争端解决机制,从而解决长期矛盾,维护两岸经贸的稳定、有序合作。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是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对两岸的经济影响是深远而显著的。尤其是对于台湾,其重要意义要优于大陆。一方面,台湾企业应抓住此次机遇,进入大陆服务业,发挥其比较优势,在竞争中实现两岸服务业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的良好、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台湾企业也要谨慎规避市场风险。在进入大陆或面对大陆企业进入台湾,都要理性对待。当争端产生时,应援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尽快处理矛盾,控制可能产生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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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大学生安全事故的频繁出现,大学生安全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大学生的安全教育,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安全教育毕业论文也是经常被议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安全与教育论文相关参考文献。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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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叶澜著:《“新基础教育”探索性报告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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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据时代为1895年至1945年之间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期,基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也有人称为日治时期、日本时代、日本统治时期或是日本殖民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密1949 年以来国内对日据时期台湾政治与涉外关系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原始资料难以获得,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对学术的影响较大,加上日据时期台湾官方使用日语,日据台湾史研究成果数量与学术水准受到限制。随着学术交流与精通外语的史学工作者的增多,状况日益改善。2005 年,陈小冲的专书《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成为国内日据台湾史研究的一个代表作。该书在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系统性研究方面为大陆学界做出贡献,而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史料的开拓方面还有待加强。在推进系统性研究的同时,资料的发掘也取得进展,如对载有丰富日据初期海峡两岸关系史料的泽村繁太郎所著《对岸事情》一书价值的新发现。
日本据台初期,曾遭遇台民反抗、治理困难等重重困境,日本朝野上下曾有“台湾卖却论”,但终未付诸行动。1898 年后藤新平就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实施改革,使弃台言论逐渐销声匿迹; 同时,中国因连年战争,国力衰退,加之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债台高筑,即使当时日本有意售台,清廷也因国库将罄而无能为力。
1897 年后,台湾总督以陆海军大将充任,除拥有立法、行政及司法全权外,可兼任台湾军司令官。1918年及1920 年,日台当局两度修订官制,“台湾施行律令须以内地法则为原则”,但总督之律令权依然如故。台湾总督名义上受日本主管大臣管制,权力不及朝鲜总督,但在台湾岛内却是“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20 世纪40 年代,台湾即有人指出,这不过是“由外暴之奴化政策而转为内诈之同化政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于台湾总督府的文官制度等具体问题又有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台湾总督府虽沿袭日本本土的文官制度,并深受日本本土政治影响,但同时又派生出独有的官僚体系。台湾总督府官僚不但与日本本土官僚享有同样官等,在薪金、住宿、服饰等方面比本土官僚还有更为优越的特权。此间,台湾政治社会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构造。在频繁的官制修订中,台湾总督府陷入了官僚人数膨胀和集团“惰性化”的怪圈。
台湾警察是权力的化身,在日本所有领土和殖民地中,台湾地区的警察密度最高。对于日据时期的警察制度,大陆研究者在大量日文原始资料基础上出版了专书。作者认为,日据台湾50 年的殖民统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警察政治”。日本警察在台湾“番地”的前20 年,是征服“番地”的讨伐者,而后30 年,则扮演着“番地”文明进程的监督者,及原生态文化野蛮破坏者的双重身份。有人指出,日本在台警察制度的运作极有效率。它没有简单移植日本国内的警察制度,而是结合当时台湾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有效加以改进。保甲制度的完善可说是这种改进的一个典型例证。日本当局对其在台警察的监督“恩威并施”,大致说来并没有让在台警察“为所欲为”。
“同化”与“皇民化”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扩张主义政策时,如何认识“同化政策”是个重要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例如君岛和彦认为: “皇民化政策的特征,就是完全无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将其纳入日本的版图并强制推行日本化,不仅进行经济方面的掠夺,而且推行拥戴天皇,抹杀民族的皇民化政策。这就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黄新宪认为“皇民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一种同化运动”,皇民化在同化的基础上形成,可被视为同化的一种“深入形态”。而冯玮指出,将“皇民化政策”等同于同化政策,并将其视为“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不仅客观上使日本殖民统治政策及其形式抽象化、空洞化,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的实态,更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本质。
日本推行同化政策的真实目的是竭力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并寻求某种“共同性”,以维护特权,建立霸权,这也是日本整个殖民统治和扩张的特点。在另一篇文章中,冯玮指出政治“存异”,即强调日本和台湾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求同”,即通过灌输“皇道主义”精神培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意识”,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是漫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政治结论,同时也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前导。
关于日本对台“同化政策”的效果,1990 年代初,有论者指出在台湾人民的强烈抗拒下,该政策“无疑遭到了根本的失败”。绝大多数台湾人民虽吸收了部分日本文化的优秀成分,譬如守法、敬业、卫生、礼貌等等,并不能证明某些学者所称台湾人已经日本化,或所谓日据时代台湾文化已与大陆形成差异性。也有观点认为日本对台湾民众的同化不可忽视。有论者以雾峰林家为例,指出二战时期在日本高压之下,部分台湾民众不得不改变前期刚性角色,逐步地、被动地沦为日本体制内顺从的“皇民”。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妥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变节; 强权迫使下的屈从,并不意味着对固有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背叛。然而,它却确乎是一道深刻的伤痕。有论者指出,日本的统治措施破坏了一部分台湾同胞的信仰和生活习惯,造成了他们对祖国文化传统的误解和偏见。经几十年的同化,民众心理的变化是复杂的,有对固有文化的坚持,也有对异族文化或多或少的接受或认同,更有对祖国情形的疏离感。国民党政权在1945 年接收台湾之前,对台宣传并未充分考虑到经过长期的同化后,台湾民众的心理与思想已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有效宣传的缺失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大陆学术界的早期研究认为,所谓“皇民化运动”,既是以暴力为主、欺骗为辅的手段强迫台湾同胞同化于日本,同时又是在“内台如一”的幌子下对台湾工农大众加紧奴役与掠夺。后来的研究则更为细致,认识到皇民化运动在不同时期侧重点的不同。1895 年日本殖民当局采取渐进措施,对台湾人进行“皇民”意识的培养;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以激进措施,企图在强化台湾人“皇民”意识基础上向其灌输“皇民奉公”观念,使台湾彻底成为日本帝国的南进基地。1941 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为将台湾人民训练成“皇民”,以使台湾不但在物资上成为日军南进基地,而且在人文上成为日军南进的支撑点和人才养成所。该会受到台湾民众普遍抵制。但也有部分人逐渐变成亲日情结相当浓厚的“皇民世家”。这批人以日本为奥援,谋取种种特权与好处。光复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没有采取妥当措施处理“皇民世家”问题,此成为光复初期岛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一大因素。
有学者将“皇民奉公会”作为“皇民化运动”正式开始的阶段。有人提出异议,指出正式提出“皇民化”目标的,是海军上将小林跻造。1936 年9 月,小林被任命为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上任伊始就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统治目标。到“皇民奉公会”成立时,“皇民化运动”已历经5 年余。“皇民奉公会”仅标示着“皇民化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目标看,前一阶段重在文化改造,后一阶段重在社会动员; 从实施手法看,前一阶段主要采取威逼高压手段,后一阶段改以强制与笼络、软化相结合; 从运作机制来看,前一阶段“皇民化”业务分解于各类不同行政系统,后一阶段则有专责机构与人员; 从作用对象看,前一阶段只针对台湾本土社会,后一阶段则强调“内台一如”,要求居住于台湾的日本人也要介入。
美国华裔学者荆子馨( Leo Ching) 认为,皇民化之下,“不当日本人是不行的”感觉成为压倒性的存在焦虑与政治欲望。因此,“‘皇民化’在日本殖民主义的一般倾向中,既不是‘同化’的逻辑延伸,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强化”。对于皇民化运动的效果,大陆学者则认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曾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个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台湾同胞以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多数台湾人无论从表面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内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台湾人民能顽强抵制“皇民化”运动有深刻的文化上的原因: “台湾人民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牢不可解的文化情结”。当然,皇民化的影响还是有的,并且延续到现当代。大陆研究者对此亦有充分认识,认为“皇民化运动”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失败的,然而也确实造就出一批心甘情愿充当“皇民”的人,其共同特点是以“皇民”自居,且以此为荣。“对日本感恩戴德的亲日情绪使他们心中有一个永难解开的‘日本结’,从而造成他们与普通台湾民众之间存在一条难以填平的沟壑。”
有关皇民化的研究主要是对皇民化运动的概念解读和框架展示。陈小冲利用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资料,展示了某些皇民化的具体面貌和实施细节,发现皇民化运动几乎囊括了人生从生老病死到居住、衣着、丧葬、信仰、仪式、娱乐等所有方面。在皇民化运动中,一切“都处于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操弄下,是以将台湾人改造成为大日本帝国臣民作为其终极目标的,即便是讲究卫生等等行为,也不能不染上殖民同化的浓厚色彩,因为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这就是台湾人在向日本靠拢,是台湾人日本化的具体体现”。但有论者认为殖民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天皇制政治意识的目的,只是想让台湾人遵循天皇至上、日主台从、日尊台卑的礼治秩序而已,并非真要让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提高台湾人身份,让台湾人平等地分享属于日本帝国“国民”应有的种种权益。
皇民化运动时期,日本兵中曾有一些台籍“志愿兵”。虽有小部分确是志愿加入,但仍有不少“非志愿”的、被强征的情况。皇民化运动确曾给台湾社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史学研究带有主观性,它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真实。原因不仅在于史料的限制,也在于人们从不同角度的解读。日据台湾史就是这样一段历史。近年来,台湾岛内有人片面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称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大幸”等等。据此,有人指出在“内地延长主义”招牌下,日本在台湾推行的其实是民族差别政策和民族歧视待遇。有人以教育为例,指出作为日本“本土中特殊地区”的冲绳与作为“海外殖民地中特殊地区”的台湾在所享受政策上的截然不同。当然,台湾学界也有学者认识到日本政府对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差别政策。之所以有不少学者正面评价日据历史,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措施确有欺骗性,如鸦片渐禁政策等。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渐禁政策。此间,当局曾对鸦片瘾者进行过三次调查,公布结果表明,瘾者人数呈递减趋势,日人借此在国际上作文章,宣扬其鸦片“治绩”。时至今日,仍有不明真相者认为日本将台湾视为新领土,视台人为“皇民”,确有诚意实施鸦片禁政。长期以来,大陆学界囿于资料的限制,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
1994 年,连心豪指出,伴随着近代以来两次侵华战争,日本精心策划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其流毒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并不在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之下。日本对华贩毒手段狡黠,又为继起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硝烟所遮蔽,因此该问题长期被忽视。日本据台时期,以鸦片专卖制度作为治台重要工具,并以台湾为大本营,向对岸的闽南、潮汕、青岛、大连等地伸张、辐射贩毒网络,这是日本对华鸦片战争之张本。在20 世纪初开始的禁烟运动中,各地军阀成立各种禁烟机构,实际上明查暗纵、明禁暗倡,征收鸦片税捐,大饱私囊,闽南地区也不例外。
2000 年,朱庆葆研究指出,鸦片渐禁是出于占领的考虑,使台湾总督府一石二鸟: 日本标榜禁烟,可获国际同情; 出于所谓人道上的考虑,禁而不严,又可获台湾人认可。实际上,该政策早期为财政服务,为开发台湾提供助力; 晚期在战时体制支配下,有力配合了日军全面侵华。这种实行专卖的、宣称以禁绝为目的的鸦片渐禁政策,既能欺骗国际舆论,又可增加财政收入,被日本视为重要的“治台经验”,而将其推广到中国大陆。这与较前台湾著述的看法是一致的。1993 年,台湾出版的《日本过台湾者》一书,即认为鸦片渐禁是“明禁暗放”,渐禁政策表面上日本统治当局强调人道上的考虑,免得吸食者一时受不了禁烟之苦,实则有两项主要考虑因素: 一是如果采严禁措施,势必招来吸食者的抵抗; 二是若采渐禁而专卖制度,年收专卖利益可抵军费等各项开支。
徐振伟也认为,因日本不愿放弃鸦片专卖所带来的丰厚收入,后来虽然表面上采取严禁和断禁政策,但暗地里仍实行渐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台湾仍有8500 多注册烟民。直到台湾光复前夕,全岛尚有吸食者2000 多人。如果再加上秘密吸烟的人数,实际数字要远远多于上述数字。同时,他从周边国际因素方面加以考察,指出美国在菲律宾的禁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日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大张旗鼓地禁烟,为国际联合禁烟提供了契机。
最近的研究在继续论证、延伸上述观点。此外,李理指出,在日据台湾初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过程中,以水野遵为代表的台湾总督府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六三法”是日本据台初期的基本法,1896 年3 月由日本帝国议会以法律第63 号发布,其最大特点就是确认了委任立法制度,即台湾总督在其管辖区域内,可制定具有与日本法律同等效力的律令,不受日本帝国议会的牵制。“六三法”曾引发日本朝野及学界的热烈争论,也有人为之美化。李理指出,“六三法”争议的真正核心是谁有权来制定台湾的法律。“在整个的争议过程中,台湾人民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他们只是被统治的客体”。台湾总督发布的“紧急律令”的事后追认权要由天皇来敕裁,这意味着天皇对台湾的行政权因不受议会监督而更为有效。日本议会围绕“六三法”的争议,是政党势力与军方势力在台湾统治方针问题上的较量。政党所倡导的“以议会为中心主导台湾统治”的方针,不等于否定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更不等同于要把日本宪法实施于台湾。
此类论文还有许多,此处不赘。
对于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效果,不但日本方面多有美化,台湾地区也有不少美化倾向。譬如认为台湾的现代化是日本所奠基,日本人的“改良”使台湾在20 世纪初期逐渐由“化外之地”迈入“现代化”。简立欣撰文指出,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都对台湾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不能刻意忽略清朝在台湾的洋务运动对于日本殖民地经营的影响。台湾洋务运动虽未完全成功,但也为台湾社会及经济奠定了基础。
关于日据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即“理番政策”,是日本为维护殖民统治,掠夺山地资源,而对山地少数民族实行“剿抚兼施”的统治政策。概因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有关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理番政策”的残酷性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反映方面。殖民者对原住民在经济上残酷压榨,在精神与文化上严重摧残,激起民众激烈反抗。“雾社事件”后,虽然总督府对“理番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其对山地的经济掠夺本质没有变化。日本的殖民掠夺与清代政府对原住民的经济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半个世纪的殖民过程中,日本对台湾的“理番政策”根据情势变化有所侧重,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甘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的调适与反应。
1945 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学者主导了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研究。1949 年以来,两岸隔绝,客观上限制了内地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系统调查。在此问题上厦门大学林惠祥开创了大陆地区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其学生陈国强著述亦丰。从成果的形式看,皆属整体、宏观概括,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原住民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近年来,台湾学者出现了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大陆学者呼吁“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早期武装抗日的史料方面,1970 年代,台湾文献委员会开始对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档案进行整理翻译出版的工作,相继出版一系列档案史料,包括《台湾前期武装抗日运动有关档案》与《台湾北部前期抗日运动档案》等。前书收录了1895—1915 年台湾民族运动的前期———武装抗日部分除罗福星案与余清芳案以外的台民抗日史料档案。后书主要收录了1898 年、1999 年台湾北部前期的抗日运动档案。
日据初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之所以得以坚持和发展,是与它同福建省的密切联系及来自对岸的支持分不开的。台湾总督认识到: “欲收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堵,以达统治之目的。”这引发了总督府“对岸经营”的政策导向。
面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者采取了镇压与招降等多种手段。对台湾抗日武装的安抚、诱降早在桂太郎、乃木希典总督时代已出现,那时是小范围试探性的实施。儿玉源太郎时期,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主持下,招降规模扩大。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虽为台湾史研究焦点之一,但盖为维护抗日义军的形象,早期抗日斗争中抗日武装集团的“归顺”问题在较长时期内被研究者忽略。
2002 年,有研究指出,大规模招降的实施主要是因为日本殖民当局的暴力镇压并未收到多大成效,它不但激起台湾人民的加倍反抗,也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日本国内对台湾总督府治台政策及相关官员能力的质疑。因此,儿玉、后藤面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提出的苛刻的归顺条件,也能照单全收。但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日本殖民者的损失,经历“归顺”后抗日武装内部情况被暴露,武装力量削弱。日本殖民者利用时机重新部署兵力,对“归顺”后的武装力量进行讨伐。1902 年林少猫被害,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在爱国与革命运动中遥相呼应、互相支持,但同时亦应注意到,革命党人不敢公开反对帝国主义,且对统治台湾的日本殖民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前台湾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明显地带有个别的自发的性质。不论是兴中会或同盟会,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在台湾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革命党人对台胞的抗日虽十分同情,但不敢公开支持,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具体表现。
辛亥革命后,台湾以农民为主体的“驱逐日人”、“光复台湾”武装斗争的新高潮,是在大陆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促成。而罗福星起义,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直接领导的反抗运动。这与过去单纯自发的农民反抗斗争,已有所区别,是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早期国民党人中,除了孙中山外,还有人长期参加和关注台湾革命,但学界未予公正的研究。陈在正指出,林森在台十余年,并两次参加台湾的抗日活动,这段经历,对其以后的思想、行动都产生很大影响。
一战期间及以后,关于台湾同化会和议会设置运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阶级角度。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力的增长,地主资产阶级开始以改良主义者面貌出现,这是台湾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林献堂是其代表。初期台湾地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主要在他领导下展开。
对于台湾同化会,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长期流行,如认为: 板垣退助是殖民同化运动的元凶,台湾士绅参与同化会是一味附合日人,同化会是一个只会向日本殖民者磕头作揖的团体等等。对此,陈小冲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板垣倡导的同化是: 在使台湾人靠向日本的同时,也应当给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和待遇,这种观点并不为总督府所接受。板垣的同化论没有在台湾发生作用,说他是台湾同化运动的元凶并不符合实际。林献堂参加同化会目的是“希望日本政府对台人松弛压力,能放宽束缚,俾台人得减轻痛苦”。以林献堂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台湾士绅及青年学生所追求的目标则与板垣大相径庭,这种“同床异梦”导致同化会很快被总督府所分化。
仅一个多月时间,总督府便寻借口将其解散。但1914 年末至1915 年初昙花一现的同化会开创了以合法手段争取政治权利的新的斗争方式,并诞生了台湾民族运动的新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为日后台湾民族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同时,它促成了台湾民族运动总目标的确立。同化会的失败,使台湾士绅和青年知识分子意识到,总督专制统治和日本人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是台湾人受压迫的症结所在,而总督专制统治的法律依据即“六三法”,使台湾人丧失发言权。由此开始了以撤废“六三法”为近期目标,以设立“台湾议会”为长远目标的斗争。这些是同化会积极的影响。
在1927 年分裂前夕,台湾文化协会领导层内部大体分化为三种力量: 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代表,站在改良主义立场,幻想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地方自治”; 左翼以连温卿、王敏川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统治; 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以当时实行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其分裂不可避免。但陈小冲认为,文化协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两个人阴谋或篡权行为所导致,而是内部路线斗争的结果。
1927 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性质的政党,它曾经历一次大分裂,导致日本殖民者乘机将其取缔,使台湾民族运动受挫。陈小冲认为分裂原因,除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策略外,最根本的还在于民族运动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围绕台湾民族运动中要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一问题。该党成立之初主张阶级调和,但在台湾工农运动推动下,党的政策逐渐左倾,转而主张在民族运动中同时开展阶级斗争,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稳健派产生根本性冲突,最终导致分裂。
王晓波也指出,民众党成立后,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纲不明确,易遭任意解释而在运动中造成紊乱,于是有“党纲解释案”和“关于阶级问题的态度”之提出。但蒋渭水与彭华英的解释案对阶级问题的态度有根本立场的不同。蒋案认为民众党虽非农工阶级党但却是农工阶级的“代表”,彭案则认为民众党并不代表农工阶级但可“考虑”农工之利益。民众党最后通过了彭案。蒋渭水派为内部团结而在“解释案”上让步,但民众党的运动路线还是在蒋指导下蓬勃发展。此点不能见容于士绅地主阶级,彭为此而辞职,再次显示了林献堂派与蒋渭水派的路线矛盾。
台湾民众党主要人物———蒋渭水信奉中山学说,同时也受到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成长与抗争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民族运动的历程,他舍弃富足生活,挺身领导救亡运动,并为之献身的经历验证了这样的历史: 参加民族运动的台湾各阶层人士无论出身、经历、思想有何不同,都在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探寻出路。这一时期为“日本统治确立后的_运动”,与此前“传统领袖领导下的地方性斗争”不同,这时台湾渐次出现新型领导人物,堪称是“进行整体台湾人民的斗争”。民众党曾展开鸦片反对运动,并通过各种途径使国际社会关注台湾的鸦片之害,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甚至为此派员到台湾调查,使台湾总督府不敢再一味因循消极放任态度,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矫正和治疗措施。
关于1920 初至1930 年代中期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钟安西指出,林献堂提议摒弃台湾自治的口号,而争取民族自治的实质内容———台湾议会的设置,真实意图是: “以停止撤废六三法来阻绝内地延长,以设置议会来削夺总督权力,在不刺激日本政府下,取得实际民族自治,含着意在言外,绵里藏针的意思”。因感于时势多艰,所期目标难以一蹴而就,须留有进退余地,不便在时机没有成熟时率尔托出真意,招致当局扼杀。请愿者仅在第八次请愿后某些比较有利的时机在舆论上明确提出要求设置独立的自治议会,其余时候均隐约其辞,带有弹性。此次台湾民众在特殊环境下以特殊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治的爱国运动虽终告失败,却产生了不可抹杀的意义。
该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和部分上层人士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削弱以至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_运动,最终实现台湾民众回归祖国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必定要失败的结局”。有人不认同该运动民族自决的目标,认为该运动从本质上说,属于改良主义运动,即使他们的愿望实现,台湾人民仍摆脱不了受压迫的殖民地“二等公民”地位,充其量如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与真正的民族自治,还相距甚远。
有台湾学者分析参加议会设置请愿的签名问题,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提出怀疑。陈小冲提出不同见解,认为仅摘取几个孤立数字去判断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看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响应程度和群众对这项运动支持的“持续性”如何。
20 世纪20 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与日本大为流行,台湾受此影响,在社会文化界研究谈论社会主义之风亦盛,并进而影响社会与_运动的发展。1926 年至1931 年间以《台湾民报》及《台湾新民报》为战场,文化人陈逢源代表右派,求学大陆的许乃昌、蔡孝乾及台湾社会文化运动健将蒋渭水( 先右后左) 代表左派,在中国未来应该走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过延续数年的辩论。
1928 年4 月15 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成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相当时期内学界对于台共的研究并不深入。台共正式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由于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共产国际决定台共在组织上隶属于日共,接受日共领导。但因日共党组织屡遭日本政府破坏,台共和日共关系中断,台共实际上更多是在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指导下开展活动的。不仅台共的成立、起落受到中共影响,其瓦解亦然。
1931 年,在陷于“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共影响下,台共开始犯“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羽毛未丰就过早地暴露,最终导致台共的瓦解。台共领导岛内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反帝反封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台共与中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台共解体固然受中共影响,而中共又受到共产国际在1930 年代急剧左倾的影响,如此链条作用促成台共斗争的失败。台共曾在政治大纲中提出“台湾民族”、“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等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焦点和敏感问题。宋帮强指出,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并不能成立,它是日共忽视了台湾的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是指台湾摆脱日本统治的“独立”,先自我解放,然后再回归祖国。
台湾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台湾人民反日抗殖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台湾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形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台共在台湾存续的时间短,但台共领导的斗争历史,使台湾经历了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洗礼,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经受了锻炼,对台湾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台籍精英不断寻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途,曾谋求有限的台湾自治,而未能如愿。抗日战争爆发后,部分台籍精英投身祖国抗战,认识到台湾解放的出路在于回归祖国,因而发起复省运动,有文章探讨了其中的探索与转变过程。
关于台湾共产党,近20 年有不少著作问世,如陈芳明《谢雪红评传: 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等。此类著作以传记、口述类较多,且多集中在对领导人物谢雪红、翁泽生等人的评述方面。大陆学者也有新研究,认为蔡孝乾与台共的关系尽管只维持了几个月,却影响到谢雪红与翁泽生的关系,加深了翁、谢之间在建党初期就已存在的误解和矛盾,是造成台共内讧的因素之一。1949 年以后,这些内斗严重影响了台盟的发展,伤害了在大陆的台湾同乡之间的感情,造成了长久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
与台湾民主国相似,日据时期部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曾为“先独立,后回归”而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台独”理论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对反抗运动史进行片面的解读,认为台湾人追求“独立”的历史可追溯到20 世纪20 年代。他们认为日据时期台湾人与祖国的关系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荆子馨进而提出: “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不是想象的( imagined) 共同体而是幻想( imaginary) 的共同体”。对于此类论断,大陆学界提出不同看法。陈小冲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开展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实际上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和谋求摆脱殖民宗主国统治的正义斗争”,是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并且所谓的“台湾独立”仅仅是“走向与祖国相结合的一个步骤”而已。
在台湾历史上,曾出现过主张“台湾独立”、“台湾自决”的日据时期抗日自救运动,也产生了战后海外“台独”运动。鉴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及海外“台独”运动的有意混淆,有些人对两者关系产生模糊认识。研究者指出,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自救运动是台湾人民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无力援救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主张台湾“独立”、“自决”的正义解放运动。虽以“独立”、“自决”、“自治”为斗争目标,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主义”。“台独”运动虽借用抗日自救运动提出的“台湾独立”、“台湾解放”、“自立”、“自决”、“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口号,但其谋求台湾脱离于祖国之外的意图是与日据时期抗日自救有着本质区别的,两者也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许维勤亦指出,台胞在大陆所倡导的“台湾独立”的抗日理念,严格地说是限定于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争取独立,而不是抽象的; 这种独立是与争取回归祖国相并列的,二者不可割裂。
另外一些通论性论文也佐证了上述观点,陈在正对台湾人民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英勇斗争进行了系统梳理。季云飞认为,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形式和内容,随着台湾岛内对敌斗争形势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受制于祖国大陆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成败与大陆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成败休戚相关。
台湾民众抗日史的通论方面,1987 年向山宽夫用日文写成《日本统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运动史》,20世纪90 年代末由杨鸿儒等人翻译出版。该书认为虽然台湾的民族运动无法最终胜利,但“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之为殖民地统治,台湾人抗日民族运动之为殖民地民族运动,两者皆值得给予极高的评价”。大陆学者安然2005 年在台湾出版了《台湾民众抗日史》一书,继1990 年代薛军力、徐鲁航的《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①之后,再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台湾民众“孤悬海外”的艰苦岁月,苦守“汉节”的赤子之心。它充分注意到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时刻与祖国命运连在一起,把回归祖国视为历史的必然归宿,这与此前成果的观点是一致的。
它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根源是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与其侵略扩张史同步,故该书上限始于14 世纪末,日本形成倭寇、侵扰中国沿海之时。下限为二战后台湾民众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做斗争为止。虽然该书主体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反抗,但前后追溯达四百余年,从较高视野展现出日本侵台、台湾民众抗日等历史问题的历史背景和脉络。并对战后“保钓”运动、“慰安妇”索赔等台胞反抗日本的活动进行了论述。1992 年厦门出版的《李万居评传》是大陆研究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人物的代表性著作。此外,也有一些通论方面的文章。
由于地缘与历史传统关系,闽粤移民台湾的历史绵延数百年。1895 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住民被认定为所谓“日本国民”。该年日本颁布《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传统闽粤移民渡台的历史进程遭致中挫,台湾社会历史进入以内生性发展为主的新阶段。“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及伴随而来的台湾与大陆之被强制分离,很大程度上构成为台湾历史特殊性的原点。”
日据时期在大陆居留的日本籍台湾人,即台湾籍民。这些人大批移居福建,其类型主要有原台湾居民、“归化”籍民与新编入台籍者。关于台湾籍民,日本与台湾学者较早展开了研究,如中村孝志、梁华璜、戴国辉、林满红、后藤乾一等人。他们主要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及台湾方面档案。大陆相关研究的展开则相对迟缓。
由于台湾籍民除少数散居粤、沪、浙、香港等地外,90%以上都在福建居住、经商,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据时期长期困扰闽台当局的棘手问题。日籍台民作为日本臣民,有别于原本即是日本人的所谓“内地人”,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但在中国大陆,他们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得到日本领事馆的保护,拥有特权。这不但诱发了部分台湾人在大陆的不良行为,还引起闽地不肖子弟的羡慕,千方百计去获取台湾籍,出现一批“假冒日籍台民”。
除了以非法途径取得的台湾籍民身份外,当然还有不少合法的“归化”者。光绪二十九年外务部档存有几则关于“归化”的史料,1992 年,这些史料被台湾史的研究者所发现和利用。当时,“归化”台湾籍民问题已相当严重,不能不引起福建当局高度重视。福建方面想要对光绪二十三年以来所有“归化”者进行清理,并透过中日交涉,确定此后该问题的原则。然而日方坚持独立处置权,对福建当局的建议,大多敷衍了事或干脆拒绝。当时的清政府危机四伏、软弱无力,对于因福建“归化”台湾籍民这种“交涉细事”只得“从缓商酌”。
1990 年代,林真对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情况,闽台当局的措施、态度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在抗战前夕,厦门的台湾籍民人数为13,000 人左右,福州约2,000 人,加上漳泉地区数百人,全省台湾籍民在2 万—2. 1 万人左右。其中未登记者7,000 - 8,000 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成为交战国,作为“敌国国民”的日本籍台湾人在战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引起了关注。出于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这些往日特权人物成了日谍嫌疑,被押往内地监视居住。赵国辉《日据时期在厦台湾籍民的司法管辖》一文,指出由于日本从中国获取了领事裁判权,并在甲午战后将其改写成单方权利,加之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的缺失,日据时期厦门对籍民的司法权完全操控于日本股掌之中。
1937 年以前,由于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在福建的台湾籍民确有不少为非作歹者,给人们带来不良的印象。以来自崇安的台湾籍民为主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在李友邦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的宜传解释工作。有论者称“人们改变了对大陆台湾籍民的看法”,“使人们对台胞刮目相看,并冰释误会”; 也有论者称“抱持此看法的人究竟有多少,不无疑问”。陈小冲折中了前述两种观点,认为台湾义勇队的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台湾籍民的形象。但也应看到,台湾义勇队的活动仅限于浙东、赣南、闽北及闽西,其发行的刊物和丛书传播范围也不广,其影响力有限,尤其是台湾浪人活动最猖獗的厦门、福州地区,基本未能触及。
林真指出,造成台湾籍民整体不良形象的政治因素,实乃日本侵略手段产生的效果。台湾总督府为隔断台民与祖国的联系,蓄意制造闽、台人之间的矛盾,使之处于对立地位。抗战爆发后,日本“以华制华”,强征台民当兵,并充当前锋,将厦门华人产业强行拨给台民经营,按日、台、华三等分配口粮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加剧了闽、台人的矛盾,引起当地人民的恶感和仇恨,使大多数台湾籍民成为“中日矛盾中首当其冲的替罪羊”。
总之,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期间的畸形产物。虽然有些不法之徒在福建从事非法活动,但绝大多数的台胞与福建人民和睦相处。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密监视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与祖国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台湾义勇队即为例证。
台湾义勇队由李友邦集结散居于大陆的台胞组成,可被视为台湾籍民的一个特殊组织形式。大陆学界对于台湾义勇队的研究比较多,但多偏于通俗性论述,深度还有待挖掘。史料方面,《台湾义勇队档案》2007 年由福建档案馆整理出版。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关于义勇队的资料亦有陆续发表。1939 年2 月,以台胞领袖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誓师。义勇队具有正规军编制,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转战浙、皖、闽各省,是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台胞抗日队伍。① 台湾义勇队在各地区的活动以及与朝鲜义勇队的关系亦有相关论述。
抗日义勇队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与政治上的帮助。李友邦本人始终拥护这一政策,接受中共帮助。中共浙江省委派遣党员在其内部落实党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则是抱有戒心因而摇摆不定: 政治需要时,便予以支持; 否则便弃之不管,甚至取缔。
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其他台胞抗日团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少年团、台湾革命同盟会②等组织。对其他组织,如台湾工作团、粤东工作团、闽台协会、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等,则很少涉及。日据时期旅居海外的台湾人国籍问题错综复杂。台湾总督府原本规定,1895 年5 月8 日至1897 年5 月8 日的国籍选择期限后,未离开台湾的台湾住民拥有日本国籍,离开者等于放弃日本国籍。但事实上情况极为复杂,如1898 年10 月28 日,台湾总督发布内训第49 号《有关台湾住民户籍处理案》,表明对于情节有“可斟酌之余地”者,可让其入籍。自此开启以漏籍名目申请入台湾籍的方便法门。
2008 年,《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由台湾文献馆组织翻译出版,为该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往往受制于文字,因此时档案多以古式日文书写,明治、大正时期不少档案还是以毛笔行草书写,不易辨别理解,令研究止于表面。台湾文献馆为发掘整理更多档案,以利于学界,特拟计划,从1991 年甄选专人从事“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的翻译研究工作,到1996 年出版中译本11 册后,鉴于总督府档案浩瀚,难期竟功,决定选择专题翻译研究的方式,分为教育、涉外关系、邮政、原住民、官制、宗教、殖产、卫生等八项专题。《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即为总督府档案专题翻译中的一部,是《籍民与南进》之后的第二辑,收录了“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中有关籍民及国籍的史料,其中漏籍问题是其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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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节目是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形式,通常包含了许多性质的演出,例如音乐、舞蹈、杂技与搞笑等类型,而且通常只在电视上播出。大部分的综艺节目会邀请现场观众参加录影,但也有现场实况播出的节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陆与台湾综艺节目风格的差异化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大陆与台湾综艺节目风格的差异化研究全文如下:
(一)大陆:稳中求进
大陆于20世纪80年代引进综艺节目,当时最具代表性也是唯一的综艺节目是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央视推出具有鲜明晚会特点的《综艺大观》与《正大综艺》,但受众的视觉疲劳使央视开始寻找新的节目类型。1996年由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栏目登上电视荧幕,这种带有幽默式的交流方式深受观众喜爱。1997年的《梦想剧场》帮助爱好表演者梦想成真。随后毕福剑的《超级星光大道》,李咏的《非常6+1》开启了平民登上综艺舞台的模式。2010年后,涌现出《我要上春晚》《梦想合唱团》及2013年广受好评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多元化节目。
地方台由湖南卫视最早推出综艺节目,1997年的《快乐大本营》掀起了“快乐”热潮,随后北京卫视《欢乐总动员》、安徽卫视《超级大赢家》开启综艺娱乐路线。2004年作为综艺发展史上的转折,以《超级女声》等节目进入选秀时代。随后,江苏卫视针对国内“剩男”、“剩女”打造《非诚勿扰》,引发“相亲”热潮。此外,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和《中国好声音》,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和《爸爸去哪儿》,安徽卫视《非常静距离》和《飓风行动》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推动了综艺节目发展步伐。
总之,大陆综艺发展速度较快,后期主要以引进外来节目并融入本土化特色为主,迎合了时代发展的需求。但从传播效果看,大陆综艺节目同质化现象明显,缺乏创新;生命力长久的综艺节目少;利用内容吸引观众的综艺节目较少。
(二)台湾:标新立异
台湾综艺从最初的唱歌类文艺节目,到加入舞蹈表演、猜谜、竞赛等内容,完成从单一形式到百家争鸣的转变,该过程要早于大陆约30年,并已形成相对稳固的发展模式,节目的制作播出过程和市场化运作也日臻成熟。
台湾电视台由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分天下,此外较有影响力的有中天、民视、三立都会、东森等。综艺节目主要分为两种节目特点,即精简单一或大杂烩式。前者只吸纳某种节目形式来支撑整档节目,内容相对来说更为集中。如中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数位游戏王》,中天《康熙来了》等。后者则还原了综艺节目的综合特点,任何节目形式和电视表现手法均可在节目中得以体现。这种综艺节目通常会有三到四个单元,常见的形式有才艺、歌舞、舞台喜剧、现场娱乐、街头嘻哈等。大杂烩型综艺节目成功的例子有很多,如《综艺大哥大》《全民大闷锅》《大学生了没》等。
在开放的政策下衍生出自由的综艺节目氛围,戏谑的态度、敏感的语言、活泼的后期效果成为台式综艺风格,旨在达到预期的播出效果。但在这种竞争环境下能长期播出并影响深远的节目却不少。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综艺节目个性鲜明;勇于创新节目类型;节目生命力强,能够长期吸引观众的眼球。
(一)传播环境
1.大陆:严肃保守。大陆所处的社会制度,文化差异和媒体制度,导致对综艺节目的认知与台湾地区相较有所不同。“限娱令”的颁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敏感话题、流行语言的应用。在经济制度诱使下,传播媒体的控制权掌握少部分人手中,大型集团或企业出资赞助哪档节目,受众便能“首先”看到该档节目,并不断“被”看到嵌入式广告。
同时,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及历史因素,大陆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华文化,对过于开放的外国文化还没有过多的吸收融合。大陆综艺实质上更为注重意识形态给受众带来的欢愉,在保留电视媒体娱乐性特征的同时保留了市场化趋势。
2.台湾:宽松自由。台湾多数娱乐节目以政治话题为基础,公然调侃、嘲讽政治人物,甚至模仿政党人物。如台湾综艺节目《全民最大党》中就当下的政治热点,模仿上演政治人物的话语。台湾文化背景不光融合中华文化,兼容日本,韩国、欧美等一些国家的思想。因此对综艺节目的开放度也较为超前。在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上《康熙来了》节目时,主持人提起主席内裤颜色这样的问题,可以看出台湾综艺节目的开放尺度之大。对于传播媒体的功能,台湾将电视作为一种娱乐媒介来经营,并极力夸张它的娱乐属性。
(二)节目定位
1.节目宗旨。大陆的综艺节目几乎少不了明星身影,虽近几年不乏草根百姓登上舞台,但焦点还在明星。如湖南卫视《百变大咖秀》就是一场明星向心中偶像致敬的大狂欢。在模仿比赛过程中,以明星比拼为看点,淡化了对名次的追求。当然相比其它比赛节目,它增添了一份轻松随意的氛围。2013年底的《爸爸去哪儿》,“星二代”元素的植入为节目增色不少,同类型的亲子类节目,一旦少了“明星元素”,收视率便无法攀升。
台湾地区综艺节目定位明显,如访谈类的重点在于对嘉宾的提问,以此为代表的有《康熙来了》《SS小燕之夜》;灵异类节目会制造特定的氛围以全力烘托节目内容,如《爱哟我的妈》;综合型节目内容包罗万象,如中天电视台《超级魔王大道》,旨在将人类模仿技能发扬光大,并发掘觉有模仿天分的普通大众延续台湾综艺风格。
相较之下,台湾地区更加能抓住节目主旨,而大陆地区的节目宗旨意识相对模糊。
2.内容编排。大陆综艺节目时长一般不超过90分钟,环节设置区分不太明显,节目氛围和场景设置则较为华丽,如增加奖惩环节,设置悬念等,以此吸引眼球。节目的传播效果以是否让观众真正有“笑果”为评判标准。台湾地区节目时长大多超过两小时,版块区分具有明确提示,场景布置则较简单。节目编排上以挖掘重点,制造看点为主,不管是谈话节目,还是游戏节目,有“爆点”是综艺节目收视的关键。 由此,受众需求是两地节目编排差异的最大因素。根据观众的心理变化适时安排节目环节和播出时段,在编排上作出及时应对,有助于在收视竞争中取得成功。至于节目该如何留住观众视线,如何合理插播广告增加经济效益,都需要电视人审时度势。
3.受众。受众是电视传播链条中的关键一环,也是决定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大陆的《百变大咖秀》节目面向全国,受众以年轻人居多。这是因为,当前大部分人顾不上欣赏高雅的艺术,而直接追求简单、轻松的娱乐节目。台湾地区的同类型节目《超级模王大道》,受众数量明显较少,但受众面更广: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人都能参与到节目中。这档节目的受众与当初大陆的“平民选秀”有相似之处,参赛者年龄跨度大,并且在节目中设置参赛目的和经历的视频播放,节目受众能从荧幕上的参赛者身上或多或少的找到投射的满足,使受众有充分的参与感,从而激发受众的情感。且节目同样延续台湾综合型娱乐节目的特点,加入了台湾本土文化,使搞笑与残酷并存。
(三)主持人特色
1.语言特征。两地主持人基于语言学习背景和应用环境不同呈现出迥异的语言特征。大陆节目主持人采取委婉的方式与嘉宾沟通,照顾参与者的感受。如《天天向上》主持人汪涵的语言特色幽默,大气。节目中经常使用方言,拉近与嘉宾和观众距离;《非常静距离》主持人李静语言轻松随和,成熟稳重;《非诚勿扰》孟非的主持语言是睿智、幽默并存。
同样是综艺娱乐,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风格往往大胆、直白。如《康熙来了》节目主持人经常调侃嘉宾的缺点,甚至挖掘嘉宾的隐私;《女人我最大》主持人利菁甚至会批评嘉宾对低收入人群不尊重的行为。
2.形象设计。大陆综艺对主持人的包装以贴近节目特色为本。如《快乐大本营》出于对“快乐家族”整体形象的考虑:何炅和维嘉是帅气的打扮,吴昕走甜美路线,杜海涛是搞怪达人,谢娜则走中性风。而在《百变大咖秀》中,由于节目是模仿主题,谢娜每一期都以不同的模仿装扮出现,有时虽然模仿的人物性格温婉柔弱,但其“搞怪”特质已深入人心。
台湾综艺主持人则给人以活泼、时尚的感觉。女主持人的形象大多青春亮丽,妆容清新、淡雅,发型变动较多,有长发、卷发、盘发、配饰等。男主持人着装华丽或者怪异,发型保持蓬松的韩式造型,更加有时代潮流感。如蔡康永的打扮以“怪”出名;欧弟在《超级模王大道》中则基本身着礼服西装,服装色彩上不作限制,但具有强烈的时尚感。
3.主持风格。主持人的风格是主持人在一定时期内“自我”与“非我”共同协调的结果。如谢娜有与生俱来的搞笑细胞,能面对嘉宾和搭档的调侃坦然笑之,能不顾形象进行表演。正如她在《非常静距离》中谈到自己从小就是男孩子的性格,她愿意娱乐自己来逗乐观众。看到观众笑,她觉得自己也快乐,这就是她“自我”表现的一面,而她的“非我”一面则融入在开场短剧中。正是“自我”和“非我”的融合产生了积极的传播效果。
台湾综艺主持则大多体现了“非我”,在每档节目开始前都会根据需要进行开头语的设计,主持人在荧幕上要取得预期传播效果,就必须进行有效的设计和表演。欧弟本身就是演员出身,在主持时加入表演成分,如他在《超级模王大道》中有时会根据需求配合表演,增强可看性。
两地由于综艺节目发展历史的长短,所存在的社会背景和传播大环境的迥异,导致对于节目定位的认知、主持风格的选择存在差异。因此,在内容的选材、节目内容的编排和受众的把握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比较两地的综艺节目,有各自的优点和值得借鉴之处。一是节目选材方面,大陆地区应向台湾地区学习,涉及的范围更广,不局限于明星、平民化,而是勇于创新,更多融入表演等综合成分,增强可看性;二是主持风格方面,台湾地区应均衡“自我”与“非我”的体现,通过主持人本身的个性特点吸引观众,才能更好的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三是大陆地区对于受众的反馈和受众面的定位,可更多地纳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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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历时三年半。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的台湾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的台湾人全文如下:
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于1924年6月,孙中山在开学演说中指出:“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黄埔军校的创办,体现国共两党在军事方面的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共开办6期,黄埔军校的台湾青年与祖国同胞共御外侮,为台湾光复和祖国统一而竭力虔心。关于这一选题的研究,据笔者所搜集的资料,仅见台湾学者林德政先生的论文《黄埔军校的台籍学生》,大陆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林德政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黄埔时期及创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由于史料的局限,林先生对于台湾黄埔生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大陆的革命和抗日战争关注不多。笔者尝试对这个特殊群体在大革命时期至抗战时期的抗日革命活动进行考察,凸显中共政治革命理念对其政治道路选择的影响,透过台湾“黄埔人”的抗日经历,彰显台湾和大陆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考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黄埔军校的台湾学生之确切数目成为一道难题。当时部分台湾青年以福建、广东等省籍身份报考黄埔军校,为考证带来较大困难。由于战乱而中途离校,或其他原因而未被军校载入名册者亦存焉。据统计,1925年1月入学的第三期学员中,台湾学生人数为15人[2],但据现有史料能查实姓名者仅3 人。林德政先生的《黄埔军校的台籍学生》梳理了第二至第六期的17名台湾黄埔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所列19名台湾“黄埔人”(表1),仅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进入黄埔军校的台湾青年之“冰山一角”,期待将来能有更多的台湾“黄埔人”浮出水面。需要说明的是,黄埔第六期于1926年10月开学,其中两名台湾学生李祝三和李中辉属第一总队,于1928年4月在南京入学,虽然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破裂,但为使黄埔第六期的研究更加完整,本文将其列入研究范围。
黄埔第二期台湾学生入学履历:李友邦,1921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1924年4月与台北师范学校同学林木顺(台共创始人)等人,袭击台北新起街派出所,被学校开除,并被日本殖民当局通缉,遂与林木顺等人赴祖国,在途中结识谢雪红(台共创始人,台盟创始人)。他们抵沪后,根据谢雪红等人的建议,李友邦南下广州[3]151。据1945年李友邦所填《陆海空军官佐履历表》:“民国十三年六月进广东警卫军讲武堂肄业,同年十一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肄业,年底离校”[4]218。在中国国民党和黄埔军校领导人孙中山的支持下,李友邦于1924年在广州组建台湾独立革命党[5]306,开展抗日运动。
黄埔第三期台湾学生入学履历:林文腾,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台湾文化协会,1923年前后赴祖国,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6]105,毕业后留校任第四期队职官[7]73,参加北伐战争[6]105,在黄埔军校时加入中共,活动能力较强[8]。黄济英,以福建南安籍报考黄埔军校第三期,入步兵队,学籍注册地址为台湾省台北市入船町三丁目百三十番地[9]171。陈绍馥,曾先后参加上海台湾青年会、旅沪台湾同乡会[10]89,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2]167。
黄埔第四期台湾学生入学履历:张克敏,号炳煌,曾就读于厦门中华中学[11],以台湾籍报考黄埔军校第四期,入步兵科第二团,学籍注册地址为台湾大甲郡外埔庄[9]204。在黄埔军校时加入中共[8],参加北伐战争[11]。廖武郎,以台湾籍报考黄埔军校第四期,入步兵科第一团,学籍注册地址为台湾新竹州苗栗街廖木郎交[9]187。“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步兵营政治指导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林梦飞,1914年赴祖国大陆,1923年考入厦门中华中学[13]60。1926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随部参加北伐战争,曾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部步兵连指导员,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二总队工科中队第二区队区队长[12]237。
黄埔第六期台湾学生入学履历:杨春锦,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加入中共,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党”后,离开广州赴武汉[5]329。陈辰同,曾就读于厦门英华书院,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加入中共,1927年4月以后赴武汉[8]。郭御屏,曾在厦门读中学,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4月以后赴武汉,与中共台籍党员王万德(老台共)秘密联络[8]。李祝三,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一总队),学籍注册地址为台湾台北鹭洲中路7号[14]。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5]275。李中辉,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一总队),学籍注册地址为泉州城内府学埔李文节公祠内李育图[14]。黄埔教官陈岚峰,1919年赴祖国,先后入暨南大学附属中学、暨南大学学习。1926年7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祖国任黄埔军校少校教官。1927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参加北伐战争[16]。
20世纪20年代,赴大陆求学的台湾学生人数激增,祖国情怀是吸引他们到大陆的重要原因[10]232。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台湾青年为学习军事,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从事台湾革命运动,而报考黄埔军校[2]146。根据笔者所查的资料看,选择国、共两党政治身份的台湾“黄埔人”基本相当,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背景不无关联。
黄埔军校学生创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开展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活动,参加祖国大陆的革命活动,其抗日革命理念,不仅吸引许多在粤的台湾青年,还透过岛内的抗日组织动员台湾青年赴广州参加抗日革命活动,对台湾同胞的抗日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从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到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1926年12月19日,台湾青年在中山大学集会,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筹备会,张深切、林文腾、李友邦三人当选为筹备会委员[2]151。三位发起人中,李友邦和林文腾两人是黄埔生,可见黄埔生对创建该组织所起的重要作用。1926年12月底,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会在中山大学召开,黄埔三期生林文腾阐明组织经过,并与洪绍潭、张月澄、郭德金、张深切等人一起当选为委员。组织成员主要是由黄埔军校、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校台湾学生组成,其政治主张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支持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支持祖国革命。据该组织领导人张深切回忆,“为建立台湾的抗日革命,为协助中国的北伐革命,我们几乎天天开会讨论方策”,足见台湾青年对祖国和台湾革命的激情。
为使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的革命意识更加明确,广泛吸收学生以外的人士参加,而促成了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的创立,黄埔三期生林文腾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1927年3月13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学生联合会例会中,林文腾提出为凸显该团体的革命性质,应重新筹划组织一个新的团体,会议通过林文腾的提议,将新团体的名称定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1927年3月27日,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更名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林文腾、李友邦、陈辰同、杨春锦、陈旺枞、林万振等黄埔生参加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成立会[10]160。该组织与岛内的非武装抗日团体――台湾文化协会联络密切,透过文协动员台湾青年赴广州参加抗日运动。比如台湾农民运动领导人赵港的侄子赵清云,即通过这种途径于1927年5月加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二)黄埔军校与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黄埔军校支持台湾青年组建抗日团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孙炳文,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广州市党部主任等出席在中山大学召开的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会[10]159。毕业于黄埔三期的林文腾,时任黄埔教官,是这个台湾人抗日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资源,联络黄埔教官指导组织成员的抗日活动。
黄埔军校为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举办关于台湾革命的专题演讲,向台湾青年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理念。1927年2月5日,在黄埔军校的安排下,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向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的青年们发表题为《孙中山与台湾》的演讲,戴季陶阐释孙中山对台湾革命运动的主张:鼓励台湾“自治”,“希望把它作为中国达成完全独立的一种方法”[10]174。孙中山将台湾革命成功视为中国完全独立的一个部分,使台湾青年产生共鸣,他们在随后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游行中,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名义发出传单《敬告中国同胞书》,指出“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呼吁祖国大陆同胞援助台湾革命,并将《孙中山与台湾》的演讲稿发表于《台湾先锋》创刊号,该刊物透过秘密渠道传播到岛内台湾青年和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中,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激励了台湾同胞的抗日斗志。
1927年2月15日,由张月澄带队的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赴黄埔军校参观,军校浓厚的革命氛围使台湾青年们深受鼓舞。黄埔军校十分重视台湾青年的这次参观学习,不仅赠送台湾青年印有“联合组织、奋斗前进”的绸幛匾,还于次日在军校刊物《黄埔日刊》上,以《台湾学生联合会来校参观》为题详细报道[19]。
黄埔军校教官支持台湾青年创办刊物《台湾先锋》。1927年4月1日,由林文腾负责的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机关刊物《台湾先锋》创刊。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为《台湾先锋》题字,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及黄埔军校教官林文腾、施存统(中共早期领导人)、安体诚(中共党员)、韩麟符(中共党员)、任卓宣(中共党员)、陈日新等为创刊号撰文[10]168-169,支持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革命运动。《台湾先锋》所提出的“农工阶级是革命的急先锋”“向国民政府请愿收复台湾”“台湾革命成功万岁”“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10]182等口号,表达了对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之台湾的政治革命主张。林文腾在《台湾先锋》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台湾农工商学联合起来!》,流露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带有中共的革命思想色彩。
(三)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被日本殖民当局破坏
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的抗日活动引起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驻上海的日本领事馆于1927年7月24日逮捕该组织领导人张月澄,随后于8月6日开始实施对该抗日组织的全面检举,被捕者23人。此次大逮捕事件,被称为“广东事件”。据日警档案记载,最终被判定有罪者11人,其中包括林文腾、林万振、温而励等黄埔生[10]183-186。“广东事件”使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解体,被遣返回台者与台共秘密联络,成为台共组织发展的主要对象[3]290。黄埔六期生林万振和郭德金刑满获释后,参加了台共领导人谢雪红组织的台湾战线社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在大革命时期或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翁泽生、谢雪红等台湾革命家,就是在中共领导的五卅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中共党员,他们日后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在上海创建台湾共产党这面抗日红旗。中共早期领导人施存统等,透过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的刊物《台湾先锋》公开支持台湾抗日运动。台湾黄埔生在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十分活跃,这个组织“存在共产主义者的派别”。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该组织被广东当局认定为左倾团体而予取缔[10]163。
(一)黄埔军校的中共台籍党员
黄埔三期生林文腾,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党”后赴武汉继续党的活动,后经上海到厦门,从事中共革命活动[8]。台湾光复后,与在台湾从事地下活动的老台共谢雪红联络密切[21]556。
黄埔四期生张克敏,1927年在武汉、上海、厦门等地参加地下活动[8]。1928年在台湾参加农民运动,结识台共领导人谢雪红,支持谢雪红创办国际书局[3]295。后赴大陆,在漳州从事地下活动。1929年10月,与中共台籍党员蔡孝乾等开展营救中共台籍党员蒋文来的革命活动。1930年2月,与蔡孝乾等人组织“游艺大会”,该活动与翁泽生领导的上海台湾青年团密切相关,“其直接的动机是为了与岛内的农民组合一起救援被检举的人”[10]354。
黄埔六期生杨春锦,随兄杨春松(中共党员、台湾农民运动领导人)于1926年夏赴大陆。1927年7月,杨春松返台从事革命运动之前,曾赴武汉与杨春锦联系[8]。1927年12月,杨春锦参加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1928年在海丰战役中牺牲[5]329。
黄埔六期生陈辰同,与杨春锦一参加广州起义和海丰战役,后经厦门返回台湾。1928年6月,与因上海读书会事件被遣返回台的谢雪红联络,相互公开政治身份,沟通各自掌握的中共和台共的相关情况,并商议在闽南活动的中共台籍党员返台从事台湾革命运动事宜。后赴厦门,任中共漳州县委书记、永春县委书记等职,1928年12月在漳州领导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活动被捕牺牲[22]157。
黄埔六期生林树勋,1927年11月受中共闽南临委派遣,与张克敏共赴惠安,开展农运和武装斗争工作。1928年2月,中共惠安特支书记王德彰与张克敏、林树勋等4人被捕,惠安特支遭破坏[23]110。1930年6月,林树勋以厦门中华中学代表身份,参加重建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开展抗日革命活动,该组织的活动得到中共台籍党员翁泽生、林木顺、潘钦信的指导[24]359-361。
(二)思想倾共的台湾黄埔生
黄埔二期生李友邦,深得孙中山和廖仲恺器重,曾主持国民党两广省工委领导的台湾地区工委会,吸收中共台籍党员林文腾、谢文达、杨春松、陈辰同等人为委员,激励台胞抗日斗志,动员台胞参加祖国革命。1929年6月,李友邦在上海参加了中共台籍党员翁泽生组织的“六?一七”反日斗争活动。1930年,李友邦任共青团杭州市委委员,在杭州艺专秘密组织共青团支部,开展抗日反蒋活动。由于李友邦的地下活动频繁,被国民党情治机构察觉而被捕。抗战爆发后,李友邦组建台湾义勇队参加祖国抗战,得到中共的指导和帮助。
1939年3月,一直关注台湾义勇队的周恩来到浙江金华时,曾对李友邦的工作作重要指示[26]。台湾光复后,李友邦返台,与老台共谢雪红联络,并让具有中共身份的妻子严秀峰与谢雪红接触。随后台湾地下党领导人张志忠向谢雪红证实李友邦的倾共政治背景。1952年,李友邦因“通共”被捕。据台湾的李友邦审讯笔录,临刑前李友邦十分坚定,身中三枪壮烈牺牲[27]。
黄埔四期生林梦飞,与黄埔军校左派人士来往,具有倾共思想[28]104。1927年,与中共台籍党员林树勋、张克敏等人在上海参加地下活动,后在中共厦门市委、台湾同乡潘钦信的安排下,开展同安洪厝村的农运工作。利用特殊关系,营救被捕的中共人士。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入厦,是厦门有名的起义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大陆的建设,致力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
参加中共组织的台湾黄埔生,主要在台胞较集中的福建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团结在闽的台湾青年参加中共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开展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与台湾岛内的抗日组织联络密切。具有倾共思想的李友邦和林梦飞,对中共的革命活动给予重要帮助。中共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思想对台湾黄埔生政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埔二期生李友邦在中共的帮助和国民党的支持下,于1939年2月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参加祖国抗战,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得到爱国台胞的积极响应。李友邦任台湾义勇队队长,中共党员张一之任队秘书[26],并成立台湾少年团。1939年10月,台湾义勇队正式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李友邦任少将队长,后升任中将总队长。台湾义勇总队下设四个支队,分别活跃于前线、后方、敌区(敌伪工作)、沦陷区(台湾)四大作战区域,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黄埔六期生李祝三、四期生张克敏先后担任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黄埔六期生林树勋和李中辉亦参加了台湾义勇队,台湾黄埔生成为这支台胞抗日队伍的核心力量。
1940年3月,李友邦赴战时首都重庆,与中共台籍党员谢南光等人组建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1941年2月,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成立,形成大陆台胞的抗日联合阵线,李友邦与谢南光、张邦杰三人为,轮流担任主席。l944年4月,负责收复台湾工作的台湾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李友邦担任委员,参与制定光复台湾的计划。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1945年9月3日,李友邦派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张克敏赴台湾,在台北升起象征收复台湾的国旗[30]65。
黄埔教官陈岚峰在抗日战场上骁勇善战,立下战功。1936年,陈岚峰奉命北上,率军在内蒙防守边塞重镇,与入侵的日军交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陈岚峰任八十九师少将旅长,转战南北,参加数十次会战。1945年8月抗战胜利,奉命率部接收徐州,并协助处理受降工作[16]143。黄埔三期生、黄埔教官林文腾参加抗日战争,担任蒋介石的日语翻译[21]555。黄埔四期生、黄埔教官林梦飞在福建参加抗日战斗[13]62。
李友邦等台湾“黄埔人”投身于祖国抗战,他们认为祖国抗战与台湾革命密切相联,只有祖国抗战胜利,台湾才能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台湾“黄埔人”与祖国同胞共御外侮的抗日历史,彰显台湾和祖国大陆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
台湾“黄埔人”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成为两次国共合作重要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他们追随孙中山革命思想,秉承“黄埔精神”,肩负“挽救中国的危亡”的历史使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二期生李友邦追随孙中山,奉命北上,黄埔教官陈岚峰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谋身份在北伐战场崭露锋芒,黄埔生林文腾、张克敏、廖武郎、林梦飞等人随部参加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李友邦等黄埔生带领台湾义勇队奋战在东南抗日前线,陈岚峰、林文腾和林梦飞等人转战于祖国抗日战场。他们深知“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必先致力于中国革命的成功”,在台湾光复和祖国统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和黄埔军校就重视台湾黄埔生的抗日爱国运动,给予有效帮挈。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领导人孙中山和廖仲恺对李友邦十分器重[32],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李友邦组建台湾独立革命党,为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而返归祖国竭尽全力。国民党两广省工委设立台湾区工委,由李友邦负责,林文腾、杨春锦、陈辰同等黄埔生任委员,带领台湾青年开展抗日运动,并动员他们参加祖国大陆的革命运动。国共两党和黄埔军校对台湾黄埔生创建的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给予极大支持和帮助,其政治革命理念对该组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黄埔军校的台湾人是传承中华民族的血脉,在中华文化沐浴下成长起来的台湾精英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呼吁祖国同胞援助台湾抗日运动,号召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他们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台胞未忘祖国”[31]3,“为了祖国,为了台湾,毫无疑问的,我们要继续地战斗下去”,对海峡两岸同胞颇具感召力和影响。研究这个群体,使我们对和平发展、民族振兴、祖国统一产生强烈的渴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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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是由国家授权或接受委托的专职机构和人员,依照国家法规、审计准则和会计理论,运用专门的方法,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经营管理活动及其相关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合规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查和监督,评价经济责任,鉴证经济业务,用以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文献综述全文如下:
审计定价,也可称为审计费用,因为主体不同给出的定义也不同,针对于事务所来讲,是审计定价,而对于被审计单位或者客户来讲,作为审计服务的客体,成为审计费用。本文主要采用审计定价的说法。审计定价作为客户与注册会计师直接重要的经济联系,是审计研究的重要对象。其中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是审计定价研究中的重要话题。
Simunic(1980)是最早对审计定价做研究的学者,确定了显著影响审计定价的因素,公司资产规模、子公司数目、事务所特征等等。此话题一经被提出便成为社会各方关系的话题,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是影响审计定价的模型始终是以Simunic模型为中心,没有实质性变化。该模型被广泛应用各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细分市场,涉及众多部门。2002年,王振林开启了我国审计定价研究的大门,十几年时间,研究成果众多,由于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所以适合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模型在我国并不是非常合适,所以找到更适用于我国现况的审计定价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作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被审计单位方面,外部治理环境。相关研究众多,本文作者只对近几年发表在《审计研究》、《会计研究》等我国核心期刊上的一些文章做列示。
首先,从事务所的角度考察审计定价。已有的研究都已证明了事务所的规模、行业专长、规模效应、审计任期和审计意见和事务所独立性、名誉、行业专长等本身特征都对审计定价产生一定影响。规模较大的事务所为了更加规范,制定了严格内部复核制度,为了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会对自己的员工进行培训,增加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从而加大了事务所审计成本,提升了审计费用(DeFond和Jiambalvo1991,Teoh Wang1993,DeFond和Jiambalvo1993,Beck1998)。漆江娜(2004),吕兆德、宋常(2007)研究发四大与非四大相比,审计费用明显高于当地的小事务所,而且不论对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会收取规模溢价,抬高审计费用。合并是会计师事务所实现规模扩大的重要途径,事务所合并扩张之后,会对客户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姜红新2012)。
事务所规模扩张的同时,行业的扩大和分所的持续增多,也成为研究热点。王兵、辛清泉(2010)认为事务所分所的规模越大,收取的审计费用就会越高,另外分所的审计质量和费用会比总所低。宋衍蘅(2011)发现审计风险大大提升了审计定价,但是如果审计风险一定,审计师谈判能力强审计定价就会高。规模效应近期被学者提出并做了相关研究。Simon,Ferdinand(2012)以美国的前N大事务所的客户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市级审计师行业专长与规模经济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表明事务所产生规模经济能力取决于其行业专长,并且规模经济与行业专长是审计费用的影响时高度交互的。文章同时提出当被审计单位的谈判能力强,审计事务所不得不把规模经济盈余传递给客户,让渡规模经济,以争取更多的客户。
之前的研究证明了企业的规模、审计业务复杂程度、企业财务风险、盈余管理、内部治理、高管审计背景、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被审计单位所处的地区经济则被认为影响审计收费。(刘斌、叶建中、廖莹毅2003)。韩晓梅(2011)发现事务所在做审计的时候,如果因为客户规模较大,审计业务较复杂,就会投入更多工作时间做审计,加大了审计成本,从而提高审计收费。伍利娜、王春飞(2012)认为选择大所做集团统一审计的费用会比小所低,因为小的事务所可能会以牺牲独立性为筹码增加审计费用。若以强制审计客户保持一定的会计稳健性降低审计风险作为一种风险控制策略,事务所就会收取更低费用,但是这样的策略只对交叉上市企业有作用(朱松,陈关亭2012)。
内部控制已经受到企业重视,越来越多的公司为了能够更好的实现企业战略目标,获得更高利润开始逐步采取内部控制来治理公司。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了企业内控质量,降低了审计风险和成本,抬高审计质量,最终降低了审计费用(张旺峰、张兆国2011,陈丽蓉2012)。刘明辉, 胡波(2006)研究发现通过给高管分派股权的薪酬激励政策,能够使高管更加为公司利益着想,降低代理成本,内控机制得到更好完善,从而降低审计费用。
另外,若是令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不同的人员担任,也能够减少高管职权滥用,改善了内部治理,也能够降低审计费用。而如果上市公司高管具有审计背景,那么该类客户很可能具有高审计风险,从而事务所会对其收取更高费用。但是如果高管与事务所存在关联关系,“校友效应”可能发挥作用,降低审计费用。Simon,Ferdinand(2012)对美国市场研究发现当被审计单位的谈判能力强,审计事务所不得不把规模经济盈余传递给客户,让渡规模经济,以争取更多的客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国情下,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相比,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导致很多企业钻法律的空子,严重影响着正常的经济秩序。因为制度环境的薄弱,对审计质量的要求相对较低,使得事务所的审计工作比在严格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审计工作简单,付出的审计成本偏低,审计费用也就较低。与此同时,我国“暗箱操作”,收贿授贿现象严重,在审计服务上也存在很多灰色交易。所以提出更加完善更加严格的法律制度,规范审计服务,是势在必行的。中国审计市场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上市公司的地域位置会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
曹国华(2012)认为物价水平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越高; 工资水平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越高。另外,李训(2013)发现中国证券市场上存在普遍的低价揽客现象,很多公司为了支付更少的审计费用,更愿意跨地域聘用外地事务所。同时,上市公司具有选择事务所的自主性,这就可能会导致自选择的问题,从而自选择问题是否对审计定价中的地域关系问题产生更深入的影响,也将是下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内部控制近几年受到国家的重视,出台了政策鼓励企业执行内部控制,并对自身内控的有效性进行审计。所以,今后有关内控的研究是很有前景的,也会有很多可应用的数据被披露。内部控制在我国的发展还刚刚起步,所以从内部控制角度考察审计定价也是很有前景的。
因为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必然导致很多适用于国外的优秀的审计费用理论不能适用于我国的企业。发掘我国特有的资本市场特点和规律,寻找能够针对我国特殊制度环境下的解决方案和完善措施,是当前我国各界都需要努力的动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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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评述的类型
综述和述评统称为文献述评,是对某时期某学科或某专题所发表的原始文献中有价值的内容进行综述和评论,主要特点就是“述”和“评”,由于两者的重点、程度和水平上的不同,而有综述和述评之分。综述又称文献综述,述评又称专题述评。
(二)专题述评与文献综述的区别
1、专题述评是对某学术专题的研究状况进行概说、评论、展望和预测,因此对作者的素质要求较高,一般由专家或学科领头人撰写,故又称“专家述评”;文献综述是根据科研、教学和医疗的需要,围绕某一学术专题,收集某时期内的有关文献资料予以加工整理而成的综合性文献。
2、专题述评的重点在“评”,包括对专题研究状况的评价、展望、预测和建议,而“述“只是“概述”,处于次要地位,是评论的辅垫,不强调面面俱到,更不要材料罗列;文献综述则重点在“述”,因本身就是经过加工的二次文献,因此讲究材料详实,有检索价值。文献综述有多种类型,大致可分为文摘性综述和分析性综述两种。文摘性综述又称综合文摘,是对原始文献进行客观地综合性摘述,以提供详尽的资料为目的,不掺杂撰写者本人的观点,由读者对综述的内容作出判断;分析性综述,它通过对原始文献的内容进行分析后表达作者的意见和见解,既有回顾又有瞻望,可以提出问题也可以提炼新思路、新方法。
(一)基本结构
1、文献综述的基本结构包括文题、署名、关键词、引言、正文、结语、参考文献索引等部分。具有强调文献性、时限性、专题性的特性。
2、专题述评的基本结构包括文题、署名、内容提要、关键词、引言、正文、参考文献等。由于作者多为学科专家和课题带头人,有的期刊在发表此类稿件时,在正文之前、文题和署名之后,常附有作者简介及照片,帮助读者了解作者,增强文章权威性。
(二)基本步骤与方法
1、选择合适的题材;
2 、广泛搜集和阅读资料;
3、构思和拟定写作提纲。
(三)注意事项
1、文献综述
(1)文题,一般由文献引用、时限、综述主题加文体标志性词语组成。如《十年来消化性溃疡治疗进展综述》,“十年来”为综述时限,“消化性溃疡治疗进展”为综述主题,“综述”为文体标志性词语。但有时可省去标志性词语和时限,采用“近况”、“进展”、“概况”等模糊词语,多属研究历史不长的课题或泛指近几年的情况。
(2)贵在资料详实,如遗漏太多尤其是权威性资料,则降低了综述的价值。因此,详尽占有文献资料是先决条件。
(3)尽可能引用一次文献,经过加工的二、三次文献往往带有加工者的主观倾向,可靠性大大降低。
(4)篇幅不宜太长,一般3000-5000字。
2、专题述评
(1)文题拟法基本是课题主词语(学术专题)加文体标志性词语。如《近十年中风病研究述评》,《血证研究述评》、《中医内科急症的治疗和研究》。也可省略标志性词语,而以“展望”、“现状”、“未来预测”等词语与主词语搭配而成。
(2)正文写法视内容而定,没有固定格式。一般可分为研究(发展)概况、现存问题、展望和建议三部分。
(3)以概述和评论为主,引文不宜太长,也没有必要列出所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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