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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是进行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是人们进行心灵对话的模式之一,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纽带,是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源泉。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文本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经典作家的本真意思,有利于加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利于更加全面正确地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多学科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文本研究是当代人文学科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不同的学科对其有着不同的解读。现代文本研究起源于语言学。语言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文本有着不同的解读。它不仅注重于对篇章的分析、解构,还注重于研究篇章阅读的方法。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解释学的诸多流派对文本研究的观点一脉相承,认为文本是作者思想的载体,不仅应当正确理解,避免误读,还应与时俱进,结合当代的实际问题,对文本所承载的理论进行进一步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在近年来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仍属后起之秀。结合其他人文学科的文本研究方法将更有利于该学科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文本语言学解释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文本,是广泛运用于当代语言学、解释学等学科的一个术语。它在当代人文学科中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将文本看作是“任何人文学科的第一性实体(现实)和出发点”,“如果在文本之外,脱离文本来研究人,那这已不是人文学科。”文本研究是许多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语言学、解释学等学科,都在它们不同的视野里给予了文本独特的解读和应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文本也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从最初的“走入马克思”等马克思文本研究,发展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文本解读中来。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模式,有利于扩展对文本的研究深度,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
现代文本研究起源于语言学。在语言学中,文本研究又通常被称作话语分析或篇章语言学。语言学家出于自身研究的目的,使文本研究这一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从无到有,最终使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文本学。自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于1952年在《语言》杂志第28期上发表了题为“话语分析”的论文至今,现代文本研究已经走过了58年的发展历程。哈里斯提出了语篇研究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将描写语言学延续到单句之外,另一个是将文化与语言联系起来。然而,哈里斯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1967年,德国语言学家魏因里希在德国康斯坦斯大学的一次讲座中第一次提到了“篇章语言学”,他认为,任何语言研究都应以篇章为基础。至此,欧洲大陆开始了现代语篇研究,这便是文本研究的雏形。然而,这一阶段的文本研究是零散的、盲目的,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科,只是语言学的辅助。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本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在语言学中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语言学家们对于文本的关注已经不再局限于篇章的整体分析,而开始注重文本构建的细节。1976年,语篇研究史上第一部研究语篇衔接的著作《英语的衔接》由朗文集团有限公司出版。这部著作是由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创始人韩礼德和他的妻子哈桑合著的。韩礼德是提出“衔接”概念的第一人,而他的妻子哈桑则在其1962年的博士学文中对“衔接”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最终在《英语的衔接》中创立了衔接理论,极大地推动了语篇研究的发展。1978年,美国心理语言学家弗里德尔召集了由代表各个学科的79名学者成立编委会,在美国创办了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一本专业杂志《话语过程》。这标志着在语言学家的推动下,语篇研究也就是文本研究这一学科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语言学家深入发展文本研究,并创立了相关文本研究理论帮助读者找到语篇理解的理论对策,提高阅读水平。当时欧洲大陆最活跃的语言学家之一范・戴克就是其中之一。1979年,他在其专著《宏观结构》中提出了语篇的“宏观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语篇是由多个层次的宏观结构构建的,每一层相对高的宏观结构都是对每一层相对低的宏观结构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在大脑中获得语篇从微观到宏观紧密衔接的整体语义结构。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文本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在语言学家的推动下飞速发展。1980年,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的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掀起了从认知角度研究语篇的热潮。1981年,朗文出版公司出版了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博格兰德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德莱斯勒的合著《篇章语言学入门》。这本书可以说是篇章语言学的第一本教材,为语篇研究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学科框架。这本书第一次完整提出了语篇的7个标准:衔接、连贯、意图性、可接受性、信息性、情景性、互文性。同年,范・戴克和德国篇章语言学家裴多菲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国诸多学科的学者组建编委会,创办了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二本专业杂志《篇章》。1990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学教授斯威尔斯的专著《体裁分析:学术与科研英语》提供了阅读学术性语篇的方法,使语篇研究朝专业化的方向又进一步。同年,由范・戴克主编的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三本专业杂志《语篇与社会》创刊。至此,在语言学家们的推动下,文本研究在欧美地区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拥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综上所述,文本研究在语言学家不同时代的解读下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语言学家对文本研究的解读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学家对文本的研究不仅注重于对篇章的分析、解构,还注重于研究篇章阅读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只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整体意思的理解,往往忽略了对文本的具体解构。用语言学对语篇进行解构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更深一步地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作家的写作意图,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含金量。此外,语言学对篇章的阅读技巧也为我们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提供了方法。
解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是从古老的语言学中演变而来的。和语言学一样,它与文本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释经”、“译经”的传统。中国古代很多学者都是通过解读儒道佛的经典文本而领悟出自己新的理解,从而开辟出了自己的一片学术天空。道家解释学对文本研究的理解是中国传统解释学对文本研究的理解的典型代表。道家解释学对文本的看法总结起来就是4个字:文以载道,认为文本的存在是用来说明道理、弘扬精神的。在道家解释学看来,文章所表达的意义也就是“道”是最主要的,决定着文字的表达、符号的使用;而文本则处于次要地位,它只是表意的工具和形式。按照道家解释学的理论,文本上上下下无不渗透着文本作者想表达的意义。这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在解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的时候,要时刻想到文本的字里行间都充斥着经典作家们的思想。经典作家们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分层划段,甚至是符号使用都是为阐述其“道”的目的。
西方解释学专家也对文本有其独到的看法。在认识论解释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有着跟道家解释学类似的看法,认为文本是决定意义解释的唯一标准。但他又更深一步地关注到了文本解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境。他认为,作者与解释者之间存在着主观理解上的客观偏差,由于解释者本身学术水平的限制,将难以理解文本作者的原本意义。其次,如果解释者受感情因素、急功近利思想的干扰,也难以对文本进行客观评断。再次,由于时代的不同,解释者也很难理解文本作者那个时代的想法。正是因为如此,狄尔泰认为,要正确解读文本,解释者不仅要有相当的学术水平,还要达到“理解的忘我境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当如此,需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当作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解读。在解读文本的时候,不仅要摆脱个人的偏见,还要融入作者当时的处境,结合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深刻把握产生它的环境,通过对诸如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领会文本作者的愿意,进而揭示出其表层意义背后所隐蔽的深层意义。
然而,另一位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却有不同的看法。伽达默尔在哲学解释学领域颇有造诣,他反对在解读文本的时候要达到“理解的忘我境界”。他认为,对于文本的理解,要有当代理解。在他看来,文本的当代理解才更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对此,伽达默尔并没有进入深入的研究。但他的这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性。它帮助我们回答了文本研究的目的问题。文本研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手段,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深度挖掘,但不能脱离现实问题研究。文本研究、基础理论研究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文本研究的成果,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回答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面临的时代课题。
当代解释学认为利用文本解读可以带给我们对文本内涵新的理解。如果我们只是拘泥于那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与时俱进,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为依据,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挖掘出其新的内涵。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打着与时俱进的旗号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塞到马克思主义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改得面目全非,丢掉其科学品质。
各个解释学流派对文本研究都有其独特的见解,它们看似矛盾,但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并不冲突的,甚至是一脉相承的。道家解释学和认识论解释学都十分重视文本作者本意的表达,因此要求解释者尽力解读出作者最真实的意图,避免误读;哲学解释学则要求解释者结合当时代的实际问题,使文本解读更具现实价值;当代解释学则进一步要求解释者挖掘文本新的内涵,使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研究在国外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以卢卡奇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为标志,学界认为卢卡奇之所以能写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对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诸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解读,并且它是建立在充分而深入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的,它的学术研究价值也得到了认可。之后,无论是在欧美各国,还是亚洲的日本等国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热潮,尽管各研究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未必正确,甚至曲解、歪曲马克思的思想,但各国研究者都很重视马克思文本研究,特别是原苏联和东德联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对开展文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在研究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马克思文本的翻译和解释》、《保卫马克思》、《马克思的幽灵》、《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等等。
我国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同行”、“走进马克思”等口号。文本研究在我国学界日益受到关注,大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的热点之趋势。关于国内马克思理论文本的研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有:
(1)专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张一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走进马克思》(孙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为马克思辩护》(杨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立场》(张一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张一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聂锦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2)论文。《“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张一兵,《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马克思文本的解释和学派立场》(胡大平,《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一份清理与辨析》(聂锦芳,《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论文本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王东,《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阅读马克思:时代的主题与历史的任务》(张羽佳,《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任重而道远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一份学术基础的清理》(聂锦芳,《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等等。
在这些研究中,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开创了一个范例,启发了一种思路,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目前的研究过于宏观和宽泛,没有深入,更没有细化,更多的还只是提出问题。受上述诸多学科关于文本研究的启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也可以学习语言学的技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语言进行解构,从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作者写作的真实意图;可以借鉴解释学各流派的观点,不仅要重视文本作者本意的表达,也要结合当代的现实情况,对理论有所发展,做到与时俱进。
在研究时间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起步晚,比语言学、解释学应用文本研究的时间要短;在实践应用方面,马克思文本研究也不如语言学那样惹人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这项长期的、难度大、枯燥的工作而言,个人研究或小群体研究是很有局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不仅需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专业人才,更需要其他学科人才的帮助和配合。组建学术共同体,吸纳其他学科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深度,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健康发展。各种学科文本解读思想所碰撞出的火花,一定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天空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彩!
[1]周启超.试论巴赫金的“文本理论”[J].江西社会科学,2009,(8).
[2]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3]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4]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5]李建平.大力开展文本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J].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6]王传君.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研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文本为中心[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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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研究是当代人文学科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不同的学科对其有着不同的解读。现代文本研究起源于语言学。语言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文本有着不同的解读。它不仅注重于对篇章的分析、解构,还注重于研究篇章阅读的方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文教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文本研究,亦被广泛运用于语文教学之中。语文教学中的文本解读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有着非常有价值的借鉴意义。在语文教学中,教师不仅会把文本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解读,而且会尊重文本作者的本意,避免歪曲误读,并注重把握文本完整的意义,避免断章取义。
关键词:语文教学 理论学科 文本研究
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如何更好地使用文本研究,使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作出贡献是摆在理论研究者面前首当其冲的问题。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文本研究亦广泛运用于语文教学之中。研究语文教学中的文本解读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当代中小学语文教学中,语文教材是语文课程的集中体现,是一种静态的文本。语文阅读教学就是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有意识的指引下,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教师提供的阅读规则,去深刻体悟作者字里行间里流露出的感情或表达的想法,去挖掘作者文本背后所蕴含深刻的思想,并形成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最终培养出一定的语言文字素养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语文学习的过程,也就是对文本的解读过程。语文教学中文本解读的直接目的是教师向学生传授解读方法。因此,语文学科教师的文本解读方法便显得至关重要。语文学科教师在多年的教学经验中摸索出了一套解读文本的方法和技巧,这些方法和技巧同样值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借鉴。
语文阅读教学是母语教学,具有培养民族认同感、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先天优势。当代中小学语文教材的选文也多是那些能够唤起民族认同感、反映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文本。教师和学生唯有把文本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正确理解文本,才能挖掘出文本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和所表达的丰富的思想感情。例如《赵州桥》这篇课文,如果不把它放置在1300年前隋朝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就不能理解赵州桥的伟大之处。因为像赵州桥这样的石拱桥在近现代比比皆是。只有考虑到它的时代背景才能感受到赵州桥设计的巧妙,才能体悟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只有结合理论文本的时代背景,才能体悟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瞻远瞩的目光。
解读任一文本,最重要的是解读出作者创作的本意。作家在写作文本的时候,寄托了自己当时的真实想法和真实感情,作者的这种真实想法和真实感情便是文本的价值所在。在解读文本的时候,曲解或歪解文本不仅达不到解读文本的初衷,而且是对文本作者的一种侮辱。例如,在解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时候,要认识到地坛只是一个载体,作者的真实意图是描写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若只是看到“我”与地坛的关系或对地坛的回忆,则明显与作者原有的写作意图不符,便读不出其中所蕴含的真挚感情。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在几百余年来几代人的传播和诠释之下,形成了很多版本的所谓“新解”。有的“新解”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得面目全非。这些“新解”的作者自以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创造性解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歪曲,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侮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只会在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的基础上解读文本,这不仅有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含金量,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尊重。
文本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世界。它不仅包含其文字符号层面,还包含了文字层面背后隐蔽的象征意义。如果只是看到文字符号层面,则并没有把握文本的完整意义。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文本全篇描写的是月下荷塘的美丽景象。但如果只是看到这些,并没有领悟到作者写作该文本的完整意义。
所以我们在解读的时候,要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地融入到作者当时所处的环境,充分调动自己的感悟能力,便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荷塘月色》不仅描写了月下荷塘的美丽景象,更抒写了作者在政治形势剧变之后,在严酷现实的重压下的苦闷、彷徨和寂寞的心境,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以及对未来美好自由的向往。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时候,切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在掌握了文本表层的文本符号的同时发现文本背后的意义,这样才算是对文本的完整解读。
受语文教学文本解读方法的启发,马克思主义学科理论文本研究应当学会把文本放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尊重作者本意表达的基础上,完整把握文本内涵。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界就不断有人提出“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本身的研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界新的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语文教学中的文本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起步晚、水平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只有不断学习语文教育学等人文学科中的文本研究方法,才能撑起一片带有本学科特色的成熟的学术天空。
语文教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启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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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加速转型,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对社会总产品中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需要的部分进行了阐述,从整体和供给的角度研究了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问题。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研究及其当代启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研究及其当代启示全文如下:
目前进入改革发展攻坚阶段,在城乡居民享受公共产品与服务差异日趋扩大的严峻形态下,探讨我国转型中公共产品理论的政策制定问题提上日程。加上目前西方学术界对公共产品的偏颇之见,使得考察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尤为重要。本文系统梳理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公共产品理论,力图达到真正理解,使之引导当代公共产品研究的新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与物质资料相结合的劳动者要使社会再生产继续下去,必须源源不断的输出劳动力。劳动力再生产有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种手段。全社会的消费与社会再生产是同时运行的过程,要使得社会发展正常运行,国家管理必须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蓄水池,必须在社会生产中在消费资料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进行扣除。
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对社会总产品中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需要的部分进行了阐述,从整体和供给的角度研究了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问题。马克思明确表述了对集体的劳动所得的这部分社会总产品,应先做出两方面的扣除:一是进行再生产方面的扣除,包括劳动者的生产资料部分、追加生产的部分和应付不幸事故部分。二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部分的扣除,包括学校、医院、保健设施等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和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由此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公共产品理论,是以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问题作为公共研究的逻辑起点的。
从唯物史观角度,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以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需要为基点,强调要在一定生产关系下考察公共产品的本质及其核心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满足社会共同利益需要是公共产品区别于其他产品的根本属性
目前,西方学者萨缪尔森把公共产品定义为: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减少的产品。于是,人们习惯性的把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作为判断公共产品的标准,认为公共产品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产物。殊不知,这些特征只是产品所具有的物质技术特性,它抛开了公共产品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混淆了决定公共产品的根本原因与其外在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公共产品的根本属性在于其能满足社会共同利益需要,即能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或大部分成员的需求,实现他们的共同目的并使他们共同受益的这类事务,因此才在其消费过程中体现非竞争性等特征。这种消费特殊性不是市场失灵产生的,而是来源于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共同免费享有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二)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体供给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条件
有些私人产品也具有一定的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性质,那它们是公共产品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共产品不仅需要具有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这一根本性质,还要以整体形式供给。只有那些既满足社会共同利益需要,又满足整体供给条件的产品和服务才叫公共产品。
政府通过财力形式直接供给,是整体供给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马克思以水为例进行说明供给方式与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在西方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用水不仅是生产也是工业发展的共同需求,因此其供给方式可由政府和私人企业家组成联合的市场手段形式供给。而在亚洲一些国家,政府不得不执行经济职能调节用水问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体供给的形式会更加多样化。
(三)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具有质的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大小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经济制度所想获得的利益大小有关。在供给量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限制社会成员共同需要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即社会总产品中所能用来满足共同需求量的份额,所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说到“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的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同时,在特定历史阶段,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为实现特定目的而作出的财政支出在某个方面的倾向性,也会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量。至于其他因素只能影响,但不能改变这种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虽未直接使用公共产品一词,也没有专门论述公共产品的专著,但曾在不同场合对包含有公共产品蕴意的那部分社会总产品的本质特征、范围、供给来源和供给方式及政府责任等问题做了论述。加上后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的这些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公共产品的内涵及其本质特征
马克思未直接提出并界定公共产品,但对其供给目的做了相关阐述。首先,立足于国家职能、社会稳定和政治统治的角度解释了公共产品的供给目的。认为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政治统治才能持续,社会才能稳定。其次,立足于满足社会共同需求方面来揭示公共产品供给目的,认为除了直接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对社会总产品进行扣除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求,造福人民。最后,立足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揭示公共产品供给目的。认为无产阶级运动坚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可见,公共产品能够满足社会共同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并促进社会进步使人得以全面发展不难看出,公益性是其本质特征。 (二)公共产品的范围
马克思指出在社会总产品分配之前要进行必要扣除,用来应对一些意外发生的事故、灾害的后备及保险基金,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还有与生产关系不直接的一般管理费用,例如学校、医院、运输业、保健设施等共同需要。同样,毛泽东也认为,政府应当体恤灾民,建立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同时兴修水利、绿化荒山、修建道路和发展电话网络事业也应在公共产品供给范围的发展规划当中。其实,社会主义公共产品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上述公共服务、公益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公共产品资金来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公共产品是资产阶级吸干了无产阶级最后一滴血所做的对剩余价值的扣除,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社会主义公共产品的供给资金则是通过税收、公债、社会捐助等手段筹集来的,是对社会总产品的必要扣除,最终被用作了社会主义的后备基金、国家保险以及一般管理费用,达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功效。
(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及政府责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家的铁路条件,阐明了公共产品通过“国家让国家承包商来经营”的方式。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文章中,马克思分析比较了东西方节约和共同用水的供给方式,阐述了“私人企业家联合供给”和“政府举办”两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总之,马克思提出了三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即政府供给、政府和资本家混合供给、市场供给。此外,马克思还揭示了资本家自愿供给的慈善虚伪性。基于国家职能,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府在实施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共产品供给中担负主要责任。
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加速转型,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制定正确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问题无疑尤为重要,而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恰恰为实践中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直接方法论的指导,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处理好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保持供需平衡
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公共产品服务水平密切相关。公共产品依据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三个阶段,也相应定位为满足生存的公共产品、满足发展的公共产品和满足享受的公共产品。因此,经济是丰富民众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基础,而充分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也会反过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应致力于经济建设,通过宏观调控和公共政策等手段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健发展。
其次,在经济飞速发展背后,收入差距拉大、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在部分地区与人群中缺失等问题也影响着社会公平的实现,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政府应通过社会调查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征求人民的真实需求偏好,作出合理的公共产品政策规划,使公共产品资源发挥最大功效。
(二)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马克思强调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必须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应有的责任和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而服务型政府就是以提供纯粹的基本公共服务作为自己主要职能。我国人口众多需求巨大,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再者,某些民生问题令人堪忧,福利性安排弱化,教育住房成本逐年增加严重,这些都意味着公共需要供给远远不够,公共需要制度远不合理,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已成为当务之急,政府“退出不该管的领域,进入该管领域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为更是刻不容缓。
(三)有助于我们做出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补充的公共产品模式的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并非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有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与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差甚远。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来选择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社会主义秉着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的宗旨,能够以人为本,集中财力办大事,而政府恰恰就代表着公共利益且有足够财力来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实现马克思提出的“整体性供给”。因此,维持社会存在的共同利益部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共同需要部分的这类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同时充分发挥市场供给的重要作用,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总之,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不仅科学阐明了公共产品的发展规律,还与社会主义市场紧密结合,对构建当代中国特色公共产品理论体系和正确做出公共产品决策方面有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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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即在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理论,其中有的理论是可以直接描述并且可以通过训练习得,而有的理论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著名的翻译理论有:严复的“信达雅”、克里斯蒂娜·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functionalism)”、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等著名的翻译理论。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保定企业外宣翻译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保定企业外宣翻译研究全文如下:
近年来,保定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迅猛,与此同时,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保定企业的国际贸易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企业对外宣传材料的准确翻译可以为企业和产品赢得良好声誉,进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因此,企业的外宣翻译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外宣翻译是指企业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企业外宣材料包括凭借多种媒介,为企业和商家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各种资料。本文主要探讨保定企业外宣材料中的企业简介、产品介绍等文字资料的英译问题。
功能翻译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该理论以目的论为核心,强调翻译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发生的有目的的交际行为。根据该理论,翻译行为应遵循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翻译的最高原则,它意味着翻译方法应由翻译目的决定,译者应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确定翻译策略。连贯性原则是指语内连贯,即译文须在目的语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意义清晰,从而让接受者更好地理解。忠实性原则是指译文与原文间语际连贯,即译文应忠实于原文。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都从属于目的性原则。由此可见,功能翻译理论提高了译者和目的语读者的地位,突出了翻译在语言、文化、语用等层面的对等。
企业外宣翻译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诱导型”文本的翻译行为,其预期的核心是“唤起读者的特定反应,诱发读者的特定行动”,负有传递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功能以及唤起目的语读者消费欲望的感染功能。在企业外宣翻译中,翻译策略和方法由其外宣材料英译的预期目的和功能来决定,因此,功能翻译理论对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笔者对保定部分大型企业的英文网业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分析,发现企业对外宣翻译的重视程度不一,总体翻译质量较好,但也存在诸多不足。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1.遣词造句方面
企业的英文网页中还存在诸如拼写、选词、句法、表意不清等语言错误。这些错误使得句子不够通顺,表达不够清楚,使得译文达不到理想的宣传效果。企业的英文翻译中如 果出现较多的语言错误,会使企业形象大打折扣。同时,中式英语的存在也给目的语读者在理解上造成了很大障碍。
如:(1)A series of new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be used from emulsion-making to coating.(2)It will be built in three phases and planned completion in Aug.2015.(3)Good service could create valu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form the customer of high level.
2.信息处理方面
在信息处理上,有的译文没有充分考虑到目的语接收者的心理预期,对原文的相关信息没有进行适当调整、删减或补充,出现了逐字逐句的“死译”。信息处理方面的语用失误忽视了译文使用的语境,使译文起不到应有的宣传作用。
如着眼于今天的市场竞争特点,乐凯已从科研生产企业转变为高科技服务型企业,经营定位的提升赋予了乐凯和乐凯人新的价值。
With a view to the market competition today,Lucky has finish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high tech manufacturer to a high tech server. The enhancement of positioning of company granted Lucky new value.
因为英语国家的人关注的是企业的定位转型,译文中最后一句提供的信息对目的语接收者而言意义不大,因此在翻译过程中,“经营定位的提升赋予了乐凯和乐凯人新的价值”可省去不译。
3.文化交际方面
有些翻译过多强调中英企业外宣材料的对等和忠实,没充分考虑到中国和英语国家间在文化、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英语的表达方式直接,往往开门见山,而中文的表达方式较为含蓄,且先说事实后做结论;英语国家在表达时喜欢提供实实在在的信息和实质性描述,而中国人喜欢用四字成语、平行结构、修饰词等表达情感,且多重复。如果译者不考虑这些差异,仅在翻译过程中忠实于原文,译文似乎很难达到其预期的宣传目的。
如“服务为本”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乐凯人在市场经济中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奉献为先”是一种服务的精神,他要求乐凯人识大体、顾大局,为乐凯事业的长远发展勇于奉献自我。
以“服务”作为立足市场的根本,以“奉献”作为奉献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乐凯将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团队。
“Service Oriented” is a brand new value,it shows Lucky People’s attitude towards the customers; “Dedicated Prioritized” is kind of spirit to service the customers. It requires Lucky people to be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ucky and to be mindful of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Taking “Service” as a foothold in the market,“dedication” as the work guidelines,Lucky will be an invincible team in market competition.
这两段译文中,译者没有充分考虑到中西方国家在文化、思维习惯、表达方式方面的差异,将中文内容甚至语言结构模式都几乎“一一对应”地进行了对等翻译。
4.时效方面
外宣翻译可以帮助国外客户及时了解企业发展动态,因此时效性很强,但有的企业英文宣传网页内容更新不及时。
企业外宣翻译对于宣传企业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唤起目的语读者的消费欲望,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影响。根据保定企业外宣翻译现状,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笔者从以下两个层面探讨企业外宣翻译策略:
首先,非语言层面上,译者应努力提高其自身素养和业务水平,尽可能避免词汇、语句组织及中式英语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因为企业外宣翻译具有信息功能和感染功能,因此译者应充分考虑中文源语文本的意图及译文读者的理解力和心理预期,注意分析中国和英语国家间在文化、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其次,语言层面上,译者可以根据翻译需要及中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将汉语文本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和组合,在语句组织上应遵从英语国家企业宣传材料的语言表达习惯。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实现企业外宣翻译目的,译者可以灵活采用以下策略:
1.增译法
为了确保企业外宣翻译能真实有效地向目的语读者传递相关信息,达到预期的宣传目的,译者需要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实际需求。中文宣传材料中的某些词语对国内读者而言比较熟悉,而对英语国家的人而言却很陌生,甚至不知所云,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有必要增加内容对该词语进行背景方面的补充说明或解释。
2.删译法
中西方国家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有很大差异。英文宣传材料行文流畅、语言简洁,注重有效信息的传递;汉语宣传材料为了烘托宣传效果,唤起读者的消费欲望,会用很多修饰语,且多重复,而这些语句似乎没有包含太多有用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将这些没有提供有效信息的词语或语句删去不译。
3.重组法
中英文在语句组织方式方面有很大差异。中文语句间的组织以意合为主,缺少从属连接成分,英文往往是直线式,一个主句加上多个从属句,结构上较为严谨。此外,英文企业宣传材料多使用主动句,而中文宣传材料中被动句较多。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外宣材料时,有必要对语句顺序和句子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和组合。
企业外宣翻译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外宣效果。改善企业外宣翻译现状,提高企业外宣翻译效果,译者应努力提高其素养和水平。功能翻译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翻译理论的束缚,突出了翻译行为的目的性,为企业外宣翻译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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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道德发展理论是皮亚杰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理论阐述了儿童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前道德阶段、他律阶段及自律阶段,并揭示了由他律走向自律的并然性。这对幼儿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但在现行幼儿德育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皮亚杰儿童道德发展理论及其启示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0世纪30年代,皮亚杰提出了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的理论。在皮亚杰长达几十年的研究活动中,对于儿童道德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只占很少一部分,但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作用。皮亚杰认为儿童道德的发展是认知发展的一部分,并且儿童的道德发展建立在认知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皮亚杰儿童道德发展理论的分析,以期为我国学校德育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儿童道德发展 他律道德 自律道德 学校德育
儿童的道德发展是指在社会化过程中儿童逐渐习得道德准则并以这些准则指导自己行为的过程。这一过程服从于逻辑学和伦理学的规律,也服从于心理学的规律。其规律包括:个体在道德发展过程中受内外各因素的制约;不同个体之间的道德发展存在个别差异;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道德发展有阶段性等等。因此,儿童的道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认知发展能力的制约。年幼儿童以及认知能力低下者都不具备较强的道德运算能力,只有到了具体运算阶段以后,儿童的道德运算能力才能获得本质的发展,皮亚杰的道德理论发展正是建立在认知发展理论基础之上的。
在揭示儿童认知发展四阶段的基础上,皮亚杰从儿童道德判断的实验研究中总结了一条发展顺序,形成了有关道德发展的四阶段理论。第一阶段:前道德阶段(0―2岁),此阶段儿童处于感知运动时期,行为主要与满足生理本能有关,还未有任何道德观念的发展。第二阶段:他律道德阶段(2―8岁),此时儿童正向具体运算思维阶段过渡,其判断是根据客观的效果,而不是考虑主观的动机,以他律的的绝对规则或权威人物的绝对服从和崇拜为特征。第三阶段:自律道德阶段(8―10岁),又称可逆性阶段。此时儿童的思维达到具体运算阶段,有守恒和可逆性的特点。儿童在其道德判断中获得了独立,不再绝对服从成人的命令或把规则看成不可改变的而导致一定程度的自律。第四阶段:公正阶段(10―12岁),此时儿童逐渐形成运算思维,在可逆性自律阶段基础上逐步发展了公正观念,儿童的道德观念逐步从形式上的公正向真正的公正发展,并能将规则与整个社会和人类的利益联系起来。
皮亚杰的研究是围绕从道德他律向自律发展的主线展开的。在皮亚杰看来,儿童存在两种道德观,一种具有约束性的道德,一种是具有协作性的道德。所谓约束性的道德是指主要由成年人制定道德规则并以他律的方式强加给儿童的道德,所谓协作的道德是指主要由儿童在“游戏”中以平等的精神所自发和自主地达成的道德规则。约束性的道德与协作的道德分别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约束的道德是成人权威的体现,协作的道德则是儿童自主制定的道德;第二,约束的道德倾向于惩罚性的公正,而协作的道德则追求平等的公正;第三,约束的道德是他律的道德,协作的道德是自律的道德。
1、成人的权威与儿童的规则
社会学鼻祖孔德和著名的社会学学家涂尔干都倾向于认为,社会是一系列的世代,每一代都压制它下面的一代,一代对另一代的压力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由成人的权威及其对儿童的约束所导致的。成人的权威及其对儿童的约束导致了皮亚杰所谓的“道德实在论”,所谓道德实在论也就是儿童的道德规则来自于外在的、客观的成人的权威。除了成人的权威造成儿童的“约束的道德”之外,儿童还存在一种“协作的道德”。儿童的道德规则在形成过程中,一方面受着成人的约束,另一方面却在“儿童内部”或者儿童同龄人之中得以完成。皮亚杰认为,除了约束道德以外,儿童还能自发和自主地形成一种协作的道德,并且这两种道德还是互相冲突的。
2、惩罚的公正与平等的公正
所谓惩罚的公正,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被称为是惩罚的公正。主要由这几种情况:(1)成人是通过惩罚实现某种公正的。这是惩罚的公正最本质的特征。(2)成人对儿童的惩罚不解释理由。这是导致儿童不断重返错误的重要原因。(3)成人不合理地偏爱儿童。惩罚的公正反映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即不平等的关系。实际上,所谓“惩罚的公正”只是从成人的观点来看是公正的,而从儿童的观点来看却是不公正的。
与惩罚的公正相对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之一的即为平等的公正:(1)平等的公正发生在儿童同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平等的公正正是儿童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由成人的权威所规定的。(2)平等的公正是儿童之间的一种相互协作、相互尊重和互惠。平等的公正是与儿童之间协作的发展同步的,而不是儿童对成人单方面尊重的结果。(3)儿童与成人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这种平等的地位高于成人权威。可见,在皮亚杰看来,平等的公正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真正的公正。
3、他律的道德与自律的道德
通过对皮亚杰关于约束的道德与协作的道德、惩罚的公正与平等的公正的梳理,我们会发现,约束的道德就是他律的道德,协作的道德就是自律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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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英语是一种专门用途英语,同商务英语一样,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在翻译时自然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要基于一定的目的来翻译。随着国际旅游的发展,旅游英语作为一门专业受到了社会、教师的广泛关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英语中民俗翻译研究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旅游英语中民俗翻译研究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全文如下:
摘 要:随着旅游行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这就要求高校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旅游服务人员。本文从我国民俗翻译的现状出发,分析了民俗翻译存在的问题,民俗翻译的方法及其在旅游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希望能为旅游英语教学的进步做出贡献。
关键词:民俗;翻译;跨文化交际
随着国外游客的不断增加,我国高校的旅游英语专业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变革。旅游资料的翻译主要是为了对外宣传,其最终目的是让国外的旅游者能够接受中国的文化,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旅游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不仅仅是满足与外国游客的日常沟通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他们肩负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输出的重任。因此,我们需要在高校的旅游英语教学中注重语言训练的同时更加注重文化素养的提升。
所谓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旅游英语中最为常见的民俗要数传统节日,婚嫁丧葬、传统礼仪、饮食文化和民间艺术了。旅游英语中的民俗翻译反映了跨文化翻译的特点。在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由于两种语言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错位和空缺现象,为了达到更好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译者在进行民俗翻译的时候就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这种文化错位与空缺的出现。
比如说“龙”的翻译,凡是提到与皇家有关的文化,“龙”可以说无处不在,字典中给出的翻译是 “dragon” 一词,但是当中国人听到“龙”一词时,脑海中浮现的是威严、权利,我们会自然想到龙凤呈祥,龙腾虎跃、望子成龙等等,可是当这个词被翻译成 “dragon” 的时候,在外国游客的脑海中浮现的是Beowulf(贝奥武夫)里那只会喷火、荼毒生灵的怪兽,因此,如果将“龙”这个词简单的翻译成 “dragon” 的话,那么中国无处不在的“龙”文化只会让外国游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种文化的错位不仅不能加强两个民族的相互理解,反而会进入理解的误区。
又比如:如果我们仅仅将火把节译为 “Torch Festival”,游客们看见火把节上人人手握火把,还有摔跤(wrestling),斗牛(fighting bull),的仪式,心中肯定会产生很多的疑问,这样文化的空缺也伴随着翻译产生,不如将这一节日的由来一并告知“There is a legend. The god Apan was kind to humans. He sprinkled five types of grain seeds on the earth,so people lived a life of plenty,which aroused the anger of the King of the Heaven. So the tyrant sent the evil god Dali to destroy the harvest. After descending to the earth,Dali pulled a buffalo to the ground. Heroic Duoarezi challenged Dali to a wrestling match and defeated him. Before fleeing,Dali threw incense ash which turned into all kinds of pests. To eliminate the pests,humans began to light torches.”(曹旭 2010:39)这样一来和火把节有关的民俗文化大体包含其中,将中国的由来传说进行了介绍,使游客理解这一习俗背后的文化内涵。
总之,目前的民俗文化翻译能满足基本沟通的需求,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征,没有肩负起传播中国文化的重任。
民俗翻译是旅游英语翻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色,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民俗翻译主要采用下面两种方法进行翻译:
音译加注法。音译法是一种译音代义的方法,在翻译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民俗翻译中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方法。音译加注法适用于我国民俗中所特有的一些专有名词,在西方文化中没有相对应的事物或风俗。音译加注不仅保存了原文化的文化特色,而且对文化的内涵也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因此,音译加注法是民俗翻译首先要考虑的译法。比如说摩梭族的“走婚”,如果过我们仅仅翻译作 “walking marriages” 的话恐怕听者未必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倒不如用音译加注的方法,更加清楚明了。
直译加注法。直译加注法是增译法的一种。增译法是指根据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在翻译时增添一些解释说明的短语或句子,以便更准确地表达出原文所包含的意义。在民俗翻译中我们大多先将民俗知识进行直译,保持原文的内容,然后再对一些传统文化,历史背景,或者礼仪道德观念进行补充加注,不仅能使游客更加清楚地了解事物的原貌,更能使民俗翻译变成一种文化的传播,而不仅仅是字面意思的翻译。比如“红包”翻译作 “red envelope”,不知是何用途,后面跟上注解 “containing money as a gift”就一目了然了。
总之,无论是音译加注还是直译加注法,都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进行补充和说明,因而才能最终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为了提高对外旅游行业的服务水平,必须要提高旅游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英语教学改革在我国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虽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全民的英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英语水平的提高大部分还是体现在对语言而非对文化的掌握上。因此,要提高旅游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革新:
第一、文化与语言并重。在传统的英语教学,包括旅游英语教学中,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学生对语言的掌握能力,忽视了他们对文化的学习。不可否认语言是基础,但是经历了至少十年的英语语言学习,进入大学之后,高校的英语教学如果依然把重点放在语言掌握上,那么与外国友人进行沟通时,必然会产生跨文化交际的障碍,这种障碍源自于对文化的不理解。因次,有了十余年的语言基础之后,我们应该着眼于文化素养的提高。
第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并重。在旅游英语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英美文学、英美概况之类的课程,在其他专业方向上,类似课程也有很多,但是我们很少发现介绍中国文化的课程。在旅游英语教学过程中,我们过分看重了英美文化的教学,而忽视了中国文化的教学,试问这样不平衡的中、英文化教育方式所教育出来的中国文化未来的宣传者们如何能担负起历史交予他们的重任呢?
第三、教材革新势在必行。教学内容倚重英美文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宣扬中国文化的英语教材没有得以重视。我国高校旅游英语的教材大多偏重英、美国国家的风土人情、民俗介绍,将理解英、美文化作为文化学习的核心,将宣传中国文化的重任抛诸脑后,这么做无疑是舍本逐木。因此,我国的高校旅游英语专业迫切需要一套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英文教材,规范旅游英语的用语,满足游客的需求,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
总之,旅游英语中民俗的翻译是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环节,旅游英语教学的进步是发展对外旅游事业的根本。为了将我国两千余年的历史文明发扬光大,为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需要从旅游英语的教学改革入手,将我国的对外旅游行业推向又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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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孕育于时代土壤之中。15世纪,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欧洲和美洲相继建立了民族国家,从此,资本主义的战车奔跑于世界各地,在不公正、不平等的“血与火”的交往中,把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国家纳入了世界体系。而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民族是它的‘器官’。” 于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主客观条件都成熟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又要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向各领域的渗透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世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世界的发展进步也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2]其次,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邓小平谈到“现代化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要作世界公民。”[3]最后,坚决抵制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对我国的思想文化侵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实力,使强大的西方传媒舆论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文化霸权主义,使得不发达国家在精神文化上也完全依附于它,泯灭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消极后果,思考中国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做到趋利避害、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更正确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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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公共管理学科是在不断克服“身份危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100多年的公共管理发展史使其呈现出学术繁荣与多元格局,这与公共管理思想流派的争锋有很大关系。本文从不同思想流派着手分析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明晰了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逻辑,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归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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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地理学结合了金融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把地理位置、距离与空间等地理因素引入对金融的研究中, 特别考虑了由于地理因素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的社会人文因素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是一门新兴的介于地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通过分析“不对称信息”和信息流,研究金融集聚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地理、空间为视角,考察区域金融问题。
随着对金融集聚研究的深入,空间和地理角度成为考察金融集聚问题的新视角。1955年,法国学者Jean Labasse从地理学的视角描述了里昂地区银行网络的发展,以及中心城市间的金融联系,这是最早将金融学与地理学联系起来的论述[1]。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才逐步多了起来,但对其概念和领域并没有统一的界定。20世纪90年代,众多学者开始关注主流经济学的分支“新经济地理学”,其特征包括对经济行为的社会根植性分析,以及研究耗散背景在塑造经济行为等方面所起的作用[2]。如,Granovetter强调金融行为的“嵌入性”或“根植性”。根植性指被分析的机构和经济行为受当前社会关系的约束,认为单独分析并阐释它们的活动行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误解[3],经济主体的活动是受制于特殊的历史、地理、民族和文化等因素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克鲁格曼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集群和集聚经济的形成原因,并用经济学的方法系统全面的解释和分析了产业集群现象,其理论对于金融地理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
金融地理学强调用信息论解释金融业集聚在空间地理的迁移,认为金融业集聚形成的最重要因素是“信息外溢效应”。金融地理学核心理论包括“信息腹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外在性”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
Porteous主要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腹地”等角度解释了金融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认为信息腹地是一个中心城市地区,有利于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信息在传递中可能因为距离和其他因素,会发生偏差和歧义。在信息腹地之内,获得准确信息可花费最少;靠近这个腹地的信息使用者比远距离的使用者更具优势,其获取信息的成本也较低,并能做出较好的反应[5]。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金融部门潜在的机会和收益在多数情况下都依赖信息的可获得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因此,信息腹地的发展规模、发展前景是吸引金融机构发展并形成聚集的关键因素。金融机构也有意愿向具备一定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具有高质量和数量的信息腹地的中心城市聚集,由此这个中心城市将逐渐发展为金融集聚区。
Thrift认为,由于信息本身意义不明确,不易理解,加之金融市场面临投机、不稳定等因素,金融机构要掌握金融市场准确信息和动向就必须围绕联系本地区的社区网络[6]。在金融活动中,需要收集大量信息并传播,对于金融部门,收益水平高度敏感并依赖于政策信息快速散播。通常情况下,在比较大的信息腹地中心城市,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将会设立相关机构,以较小的成本收集、获得及辨认有效信息。
由于信息本身的特殊性,金融地理学将信息分为标准化信息(公开信息)和非标准化的信息(内部信息)。由于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非标准化信息,才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由于资金供求双方在信息资源获得上的不对称性,对非标准信息的追逐就会更加激烈。信息不对称效应促使金融类企业向信息源聚集,这使得金融类企业可以及时获得信息,并从中获得收益。
Gehrig运用市场摩擦理论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某个区域金融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与相邻区域内金融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分散趋势是并存的;二是不对称信息,一方面是塑造信息腹地和决定金融集聚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是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和全球经济结构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三是针对信息内容的不同对金融活动进行分类具有实际意义,证券交易由于对信息敏感性更强,则更倾向于聚集在信息集中、易获得和交易成本更低的地区[7]。
通常情况下,距离越远,收集和核实信息的成本就会更高,并且随着信息消费者和信息生产者之间距离的增加,非标准化政策信息的潜在作用和质量将会快速衰退。由此,金融机构对非标准化信息的追逐将驱动其集聚到非标准信息的密集地。由于,一个地区的政策、法规、惯例等,通常情况下是受本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当地的机构要远比外来机构更了解当地市场规则。由此,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交通中心等地理因素对非标准化信息的集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本质上,金融机构依靠经营信息赚取相应利润。金融集聚区不仅是金融机构、金融资源和金融人才的汇聚地,还是信息流的汇聚和发源地。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且传播速度快、成本低,那么巨大的“信息外在性”会使金融机构的集聚在信息量的倍增中获益,从而产生信息的套利活动。
Davis实证调研了金融服务业,得出结论:一是在金融集聚地区,各个层次的金融服务机构都倾向于集聚发展,包括金融辅助性行业,如法律咨询、财务管理、保险精算、风险评估、保险中介等行业;二是金融机构与交易市场接近,不仅会大大减少交易成本,而且能够促使将金融机构互相学习,同时也将产生技术外溢,引发技术创新。同时,Davis的研究还指出,技术创新与外部经济和优质的信息流密切相关,如果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的定价具有更大的竞争力的,则金融资源流动性和金融交易效率将会更高,并且随着金融市场高度相关,产业之间的相关度也将不断提高[8]。
金融集聚的形成过程与路径依赖有关。Arthur认为,集聚是特定的递增收益、“路径依赖”或历史的累积和区位的“锁定”,作为产业集聚特殊类型的金融业,空间集聚的路径依赖特征更为突出[9]。
Porteous以“路径依赖”阐述了某一机构能够长久的在某个区域内保持竞争优势的原因,指出,路径依赖与该地区某一经济领域以往的成功经验有关,具有自我累计的放大效应,会不断的强化初始选择,在该区域发展环境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将会有越来越多来自相关行业的经济个体被吸引,自动来该地区投资和发展[9]。
金融地理学理论把地理位置、距离与空间等地理因素引入对金融的研究中,同时考虑了由于地理因素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的社会人文因素对金融集聚的影响,解释了金融集聚形成机制。一是金融地理学用地理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作为研究金融的工具,用地理学的方式表述金融学,分析地理与金融环境关系。其中,“地理”是广义概念,包括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强调事物发展的大背景;二是金融地理学将非标准化信息和不对称信息视为形成金融集聚和集聚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三是金融地理学认为,金融集聚的过程与路径依赖有关。一方面,以历史、特殊事件等偶然性因素形成的路径依赖,依靠实体经济发展并不断累积,自发吸引金融机构迁移,逐渐形成集聚;另一方面,政府的战略部署、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等,也是吸引金融机构聚集的主导力量。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些学者对金融地理学提出了质疑,认为地理区位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在日益削弱。O’Brien提出:“地理区位在国际金融关系中对经济发展状况的决定不再重要、或不如以前重要”[10]。Cairncross从电子通讯对距离成本影响角度,表述了类似的观点[11]。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这种观点太过狭隘。Martin提出,经济金融全球化并没有削弱国家边界的影响[12]。Clark认为:“即使电子信息技术使金融系统的地理性减弱,但地理性依然存在,特别是市场信息的地理差异仍然较为明显。”[13]劳拉詹南在《金融地理学》中指出,“尽管金融服务具有很大的自由流动性,但实际上不同地区的金融景观是完全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14],金融服务业是具有明显地理特征的经济活动。”此外,从我国当前金融集聚趋势看,尽管经济金融全球化、信息化飞速发展,但地理区位对金融集聚仍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人文地理的作用。
按照金融地理学的路径依赖理论,金融集聚的形成有两种模式:自然形成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其中,在自然形成模式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二战后,政府主导形成金融集聚大量出现,主要是因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面临加速发展经济、应对全球性竞争的巨大压力,不仅需要完善的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也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方向。但只是依靠与经济发展相互带动、适应而实现金融体系的完善将错失发展的良机,并可能导致处于经济、金融国际化竞争中的劣势。于是,众多政府采取积极的干预以推动金融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尽快形成国际金融的集聚。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集聚大都是政府主导推动形成的,其中,新加坡是最典型的代表。
通过对世界主要政府主导形成的国际金融聚集区发展历程的研究,不难得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是金融集聚的重要推动力,对金融集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宏观形势下,由政府主导加快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尽快形成金融集聚、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是完全有必要且切实可行的。政府在金融集聚建设中应主要发挥以下作用。
首先,要透明监管。要政务公开透明,确保信息的可获得性、准确性、及时性和公平性,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其次,要依规监管。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尊重市场规律,实行国家对经济金融的积极干预和调控。需要强调的是,干预调控监管要有理有节,目的在于建立并维护与国际接轨的、有效运行的市场机制,在于促进市场有效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再次,要有效监管。要保障金融市场各主体的合法权益,切实防控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首先,政府应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金融基础,明确金融集聚功能定位,要立足当地,有所侧重,争取与其他金融集聚区的错位发展。如新加坡以银行业为金融业支柱产业,波士顿确定的重点领域是财富管理。其次,政府应制定金融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主要工作、时间安排以及保障措施等,向金融市场发出信号,使金融机构可以依据市场发展趋势,对金融活动做出相应的调整,调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汇入,促进金融资源的集聚。
首先,要制定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措施,营造最具有吸引力的招商环境。其次,要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高效的行政服务,切实为金融机构解决实际困难,营造一流的安商环境。再次,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良好的办公、住房、医疗、卫生、教育等条件,营造一流的人居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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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发展的商品经济时代,产品技术、和服务都不存在很大差距的企业之间,价格是决定企业能否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主要因素,因此,成本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成本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许多企业在国内已经大有名气,然而为了实现走出国门,在世界上也享有在企业自身所在领域靠前美誉的目标,必然推动企业在产品的运营和控制方面的进展,同时加强对目标成本的管理,企业内部的成本管理工作须向尽善尽美的方向推进。财务部门肩负着严格管理全员目标成本的重任,其工作水平与侧重点都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重要影响。
一、对全员成本目标管理的认识
全员成本目标管理的概念主要指在企业的长期经营发展战略目的为基础和标准,侧重于研究发现、开发、生产成本相关方面,带动企业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制定成本目标的参与者,在工程的建设和经营各个环节都做好对成本目标的控制、从各个角度入手实现管理成本目标,至此,成本目标管理就实现了全员参与、全时段控制、多角度落实的格局。公司的成本目标管理以及其他经营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能达到预定产量、成本任务、实现开发指数,并抢占市场,获取经济利益。企业是关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大事,其发展效益不仅是个体的经济收入,更包括社会的公共效益。所以,企业的发展必然依靠强大的力量为保证,员工可以在兢兢业业工作之时,提升经济水平以及丰富人生内涵。这对做好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强化内控的作用、规范成本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财务的理念与实施全员成本目标管理的关系
企业在成本目标管理方面曾经做出精细化管理的概念,尤其对财务工作者这一联系紧密的对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严格的监督指导。而在企业的日常运转经营中,财务机构的工作人员担任着除了核算以外的财务管理的职责。财务部门不辱使命的方法便是全面掌握企业现行内部管理状况,精准地反映整体的运转形势,以期实现企业的经济目标。加强对成本的研究,把握成本单项管理节超状况,优化管理途径,使企业在全员成本管理方面的秩序井井有条。成本控制过程不仅是对生产过程中各种有形的物料及人力的消耗计算、调节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发现薄弱环节的过程。
三、企业实施全员成本目标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机制不完善,导致考核兑现落不到实处
经过对企业的财务管理长时间的监控查看,发现企业的管理理念、工作监督方式都是以原料成本的综合产出和所有成本等大数据额作为衡量标准的,成本体现着企业的综合收益目的,它从某个角度上可以清晰了然地反映出企业的整体收益情况,但如果从工作人员的工作份额上看,成本不能作为科学而全面地反映工作人员及团队的执行效果,因为设备和材料等物资的成本受着许多复杂和不可控因素影响。这就导致个人的责任规划不明显,后期的责任追究和成果表彰都有失准确,考核兑现都因此落不到实处。
(二)成本预算考核不严格
在企业的成本目标管理中,有部分二级单位为达到考核的指标就跨期结算成本。加之,对成本管理工作的核查不到位,就无形中助长了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不良习气,使预算工作更难落实,间接影响下一年成本完成的工作量。此外,有的企业不能严谨地细化合同,使之丧失了本该存在的制约效果。不能严格地对某些违反规定的行为施以管理和惩戒。这种层层相互包庇,违反规定的行为,只能使工作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逐步隐藏堆积成未来的隐患。
(三)基层人员对分配到管理区及个人的成本不清
如前文所言,清晰明了的指标规定、正确的任务与个人水平搭配,才能有助于主体确定方向、践行目标、能较为妥善地解决出现于自己工作中的难题,同时,也强化了整个企业内部的成员成本管理理念。达到理想的成本控制效果,便需要在整个企业中适当地建设合理制度,使工作人员对企业的公共资源与财富能持有归属感和珍惜意识。
四、全员成本目标管理中存在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营造一个整洁有序的全面管理环境
使参与项目的领导者和实际操作人员等等机构的成员都对成本控制有一定的责任,使工作纳入正常的规范和管理范围中。既要推动各种制度向科学合理方向发展,使财政收支纳入准确地核算系统,严查各种资金的流向,减少不合法交易的发生,控制成本问题。二是相关的上层机构成员需要以身作则,同时加强对下级的监管和指导。从领导层面上做好成本工作的环境建设,保证成本控制事宜不偏离合法合理轨道。
(二)构建适应项目经营管理的预算体系
预算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处于前期的统筹阶段,为后期的经济行为和商品贸易等实践做出规划和方向把握。全面预算管理有助于企业做出在产品生产和销售领域等方面的战略目标,同时在企业的计划管理、协调控制和业绩评价阶段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总之,做好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走向现代管理模式、做出科学准确的决策的必行之路。
(三)细化成本管理单元
使企业内部的部门和工作成员个体都分担具体的财务责任。对企业的总体成本进行层层化解,变成三级成本管理系统,使需要核实的目标体都得到落实,必须严格把关资料的准确性记录,使成本费用的具体支出情况一一对应到项目上。成本目标管理指数系统的建设是指在明确成本管理单元的前提之下,使数据更为精准。管理区的可控成本可细化到相关的材料、电费等具体的控制节点上,大型金额使用事宜由经理全权管理,小规模资金出入由班组长管理,节点成本则由具体的实践操作成员完成管理。
(四)以人为本,提高人员业务素质
不管是对于经营规模可能并不是很大的公司,还是经济实力显得特别强大的企业集团,其内部的目标成本管理工作都是同样繁杂而且与其他事物牵连广、联系紧密。它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要求财务部门必须具有专业的工作水平。首先,工作人员必须扎实地把握与财务相关的理论知识,这是灵活变通和实践操作的基础性支撑。首先,要重视财会人员的招聘和录用环节,精密筛选,考虑其专业能力是否过关。其次,要加强后期工作阶段的教育培训环节,不断增强工作人员与前沿财务技术的接触和学习,保持时代性和新鲜性,防止他们的知识老化僵化。只有建设一支合格的培训团队,在培训前,有科学全面的规划。企业内部的专业培训不只是“办班”、“发证”那么简单,要时刻注意法律法规意识的宣传和加深。用法律的力量监督工作人员的行为。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对目标成本管理工作的考核和相对应的奖惩措施。适当的奖励可以激励工作人员积极向上,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合理的惩罚可以加强会计人员的忧患意识,使他们能时刻警醒自己。
五、结束语
全员成本目标管理在企业的内部来说,既有其复杂性,又兼具重要性,须得到企业全体员工和各阶段负责人的重视与严格对待。企业须加强对全员成本目标管理的认识,明确财务的理念与实施全员成本目标管理的关系以及企业实施全员成本目标管理存在的问题,改善目前企业的机制不完善导致考核兑现落不到实处、成本预算考核不严格、对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等状况。要求营造一个整洁有序的全面管理环境、深化全面预算管理,构建适应项目经营管理的预算体制、做到管理手段现代化和细化成本管理单元,将责任落实到岗位和个人等等,以此提高企业的成本管理水平。
1.研究背景
从2012下半年年开始,我国煤炭行业就进入了低迷状态,煤炭需求量一降再降,煤炭价格随之一降再降;2013年7月18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了上半年我国煤炭行业经济运行情况,中煤协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煤炭市场继续呈现了总量宽松、结构性过剩的态势。需求低速增长,产能快速释放,进口不断增加,全社会煤炭库存持续上升,价格下滑,效益下降,市场景气持续偏冷,企业经营困难加大。具体表现在八个方面:一是煤炭需求增速继续放缓;二是煤炭产运销全面下降;三是煤炭产能释放加快;四是煤炭净进口继续增加;五是煤炭库存增加;六是煤炭价格持续下滑。七是煤炭投资下降;八是企业经营困难加大,企业偿债能力下降,经营风险增大。焦煤集团作为重要的煤炭企业之一,在目前国内市场大环境下,不可能独善其身,那么在现在的严峻形势下,焦煤集团该如何加强成本控制,降低支出,提高效益呢,笔者通过管理实践活动,提出了有益的对策。
2.成本控制的含义
所谓成本控制,就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以不断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及时发现与预定的目标成本的差异,运用必要的管理手段对影响成本的各种因素加强管理,以最少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成果。成本控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成本控制包括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狭义的成本控制仅指成本的事中控制。本文的成本控制指广义的成本控制,即从广义的范畴来研究焦煤集团的成本控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3.成本控制的意义
成本控制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非常重要,一个企业如果缺乏有效的成本控制,就很难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对于企业而言,进行成本控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成本控制是企业增加盈利的根本途径,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成本控制可以创造良好的资金使用环境,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
4.焦煤集团存在的主要经营管理问题和不足
焦煤集团是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的主要成员企业之一,至今已有115年的开采历史。矿区横跨洛阳、济源、焦作、新乡、新疆等五个区市,是我国六大无烟煤生产基地之一。焦煤集团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职工队伍,现有职工54000多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800多人。目前,煤炭产量已达1770多万吨,营业收入208亿元。近年来,焦煤集团通过内部市场化、标煤计量、“双基”考核等系列管理手段,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从零开始,向零奋斗”的安全零理念,保证了矿井的安全生产。通过研究焦煤集团成本管控现状和实际,发现焦煤集团成本管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4.1成本管控体系不完善。
成本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成本考核没有与企业领导挂钩;专业处室指标没有按管理属性进行测算、责任落实和考核,没有体现成本管理“系统抓”的责任;成本过程管理缺乏刚性,管理效果差,事前无预算、投入较随意,事中不控制,造成成本管理漏洞;成本考核兑现不严格,考核机制不健全,责任落实不到位。
4.2物资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材料回收、修旧利废效果差;材料发放管理不规范;材料现场管理不到位,没有对现场材料丢失、损坏、浪费等行为加强管理;材料储备资金额度较大,有长期闲置物资,长期不用物资未能及时调剂。
4.3生产经营计划及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
月度生产经营计划制定不全面,只是生产作业计划,无经营计划内容,不利于专业管理过程中对成本控制。计划的严肃性较差,准确性较低,计划的执行不到位。月度生产经营分析简单,没有起到经营分析指导生产经营的作用。专项资金管理滞后,个别单位的专项资金未全部实施。
4.4人力资源管理不到位。
人力资源结构、薪酬结构调整任务艰巨,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效率偏低,人工成本在总成本所占比重过大等,制约了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
4.5内部市场化机制运行效果不明显。
基础管理还不牢固,计量体系不完善,信息化系统没有发挥应有的快捷、准确、严格核算的作用;协同运作质量不高,专业市场管理经营意识差、管理不到位,没有按照“系统抓”的经营管理责任,导致成本管控不到位,影响内部市场化运作的质量;市场化运行效果不明显,市场化机制不灵活、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方法的多样性,对市场化的内涵把握不准,外延不足。
5.焦煤集团加强经营管理、成本控制对策
5.1增强成本意识,强化全员管理。
在目前煤炭行业严峻形势下,必须首先使所有人对成本控制有足够的重视,树立全员成本观念,让所有员工明白企业成本控制的重要性以及与自身工作的关系。要把企业的成本与企业各管理部门和职工的经济责任及利益有机的结合起来,将成本责任层层分解传递到每个职工,让每个职工都明白自己的责任。还要制定一系列的制定规章制度,奖优罚劣,进而形成人人关心成本,个个献计献策的良好氛围。
5.2加强生产成本的全过程控制。
要进行生产成本的控制,一般来说,焦煤集团必须拓宽降低成本的视野,把生产成本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结合起来。所谓成本的事前控制就是指在成本发生之前,制定合理的目标成本,然后将目标成本逐降低保证体系。所谓成本的事中控制就是对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控制,这一环节非常重要,对于焦煤集团成本控制的结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供应环节上控制材料采购成本,既要努力降低材料库存成本,又要保证材料的及时供应,不耽误生产使用,着力挖潜增效,加大风险防范意识,严格控制非生产支出。所谓成本的事后控制就是通过成本分析,总结目标成本的完成情况,及时提出降低成本的新思路、新方法。
5.3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实现减人提效。
加强定员管理,坚持定员与优化生产系统相结合、与优化人力资源结构相结合、与精简机构分流富余人员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各单位的劳动定员重新进行了优化,定员人数进一步压缩减少。优化生产组织,从工作任务安排、人员摆布、工作顺序等各方面,对生产流程进行优化调整。提高员工有效劳动。加强日常劳动组织管理,增加工作日中有效工作时间,提高有效劳动效率,进而提高人均效率。转变工作时间低效率、以组织加班弥补工作任务不足管理模式,科学安排员工在每个工作日的生产任务,做到工作时间内任务饱满、有效,减少无效劳动、重复劳动和返工劳动。
5.4加强内部管理,提升经济运行质量,运用市场化手段有效应对危机。
以成本管控为重点把“三同时要求”化为具体措施,深化“两个体系”建设,围绕经济运行,做好专业化管理向市场机制创新、推展延伸转变,矿(厂)长、经理、区队长、车间主任要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总会计师及市场化分管领导职能由财务管理、专业管理,向企业全面经济运行管理转变;专业科室由专业系统管理向围绕市场化机制协同抓转变。用以上四个转变,来克服“三个两张皮”和“三个同时不到位”的现象。使人人懂经营会管理、善管理,两手抓两手会。
6.结束语
目前,我国煤炭市场持续偏冷,价格下滑,效益下降,企业经营困难加大,谁把煤炭成本控制在煤炭价格之下,谁的“内功”深厚,谁能够在煤炭市场“寒冬”中管理成功转型,谁就有竞争力,就能在目前严峻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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