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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九江市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试论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论文关键词】 陈寅恪研究法明代小说
【论文摘要】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着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着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
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
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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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丕尔亦曾告诫说,语言并不是“一部完善的表达概念的机器”,要求它没有“漏洞”那是不现实的。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语言文学论文:汉字性质研究方法论。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汉字性质研究方法论
汉字性质问题是汉字学以及普通文字学的核心课题。现代汉字学诞生伊始,有关研究即被提上议事日程。1908年,章太炎发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以“象形”与“合音”区分中西文字论析彼此短长[1],实际上已涉及对于汉字性质的考量。上世纪20年代,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形义学》,认为汉字中“象形、指事、会意各字”皆属“意字”即意符文字,汉字中“形声字”皆为“音字”即音符文字[2],则直接表达了对于汉字性质的研判。
以下事例说明,该课题百年来一直备受关注:其一,自从现代汉字学诞生,我国文字学和语言学著作大多都要论及汉字性质;其二,在中国知网上,1959年以来含有“汉字性质”字眼的期刊文章多达954篇,1989年迄今含有同样字眼的硕博论文多达482篇。汉字性质问题之所以始终保持“相当炽热的状态”[3],全因为它不仅涉及汉字的历史描述和教学设计,涉及汉字的功能评价和政策制定,而且涉及文字类型学理论建设和文字演进规律探讨,涉及文字与语言、文字与文化关系的诠释。经过学界百年来的不懈努力,尽管歧见依然存在,但有关研究不断深化则是应予肯定且令人欣慰的事实。
在以往的有关研究中,学人大多将精力集中于知识性讨论,对于方法论(methodology)则关注不够。唯物辩证法认为方法重于知识:方法错了,即便侥幸获得正确知识,这知识亦缺乏足够的学术含量和应有的社会影响;方法对头,即便暂时与正确知识失之交臂,但终会走向成功,并将充分发挥所获知识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从事学术研究应当重视方法论。本文有关汉字性质的讨论将以此为指导。汉字性质研究涉及的方法论问题甚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谈两点:(1)汉字性质研究的立论基础单位;(2)立论基础单位内部关系的两种观察角度。本文所谓方法论主要指对于汉字性质研究方法的审视、阐释和评析。
对于汉字性质研究来说,以何种文字单位作为立论基础乃是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索绪尔认为汉字属于“表意文字”[4],布龙菲尔德认为汉字属于“表词文字”[5],赵元任认为汉字属于“词素文字”(亦即后文所谓“语素文字”)[6]142,三位学界泰斗虽然看法有别,但都是通过对“记录一定的语言单位时不能再分析的……独立符号”[7]的考察而立论。王伯熙明确表示,不同“独立符号”记录不同语言单位,由此显示出不同“符号系统的性质”,汉字性质研究应当以此为基础。
苏培成亦曾就汉字性质研究的立论基础单位多次发表意见。他说:“确定一种文字的性质,要根据这种文字的基本单位记录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单位。”[8]“文字的基本单位指的是文字体系中能和语言成分相对应的最小的单位”,“根据文字基本单位的理论,汉字里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的单字,而用来和它对比的拼音文字的基本单位应该是一个个的字母,而不是一个个单词。”[9]王伯熙和苏培成的说法不尽一致,基本观点则如出一辙。
王伯熙所谓“独立符号”、苏培成所谓“文字基本单位”,其实早已有了相应术语,即“字符”。维基百科指出:“字符(Character)是一个信息单位。……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汉字、日文字、韩文字……或是一个英文、其他西方语言的字母。”[10]笔者以为,既然已经有了相应术语,就不应让它闲置。何况与“独立符号”、“文字基本单位”等表述相比,“字符”说法更便于理解和使用,在汉字性质研究中,学界应充分利用“字符”术语的优长。
有比较才有鉴别,文字性质的研究离不开比较法的运用。一直以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有关比较都是以字符为基础。但近年来不断有人质疑,认为将字符作为比较基础有问题,因为中文汉字与西文字母缺乏可比性。他们主张比较应坚持对等原则,鉴于形音义俱全乃一切文字共同特征,他们认为比较应以形音义结合体为基础。据此他们提出:汉字属于语素文字,英文属于表词文字。[11]对于以上新说,笔者颇为怀疑。
这不仅因为“从来不会错”(Chao can never be wrong)的赵元任明确指出,在目前通行的成熟文字中,就所标记的语言单位尺寸看,语素文字乃为上限[6];以及因为以拉丁字母为构字元素的英文已有上千年历史,其间从无英文使用者认为自己使用的是表词文字;更因为根据“对等原则”,被比较文字除了必须所指层次相同,亦即或者都是以语音为所指,或者都是以音义结合体为所指,同时必须所指等级相同,亦即或者都是以音素为所指,或者都是以音节为所指,或者都是以语素为所指,或者都是以单词为所指;而上述新说是基于标记语素的中文形式与标记单词的英文形式的对照,亦即基于不对等比较而提出;更因为接受新说则须认为中文能够标记语素不能标记单词,英文能够标记单词不能标记语素,这样的新说实在难以让人心悦诚服。
为什么有的学者将“对等原则”视为圭臬而实践中却不能坚持?这一方面因为在汉语中语素是最重要且最显眼的语法结构单位,在英语中单词是最关键且最醒目的语法结构单位;另一方面,因为前述现象不仅为新说提出者所注意而且强烈左右着他们的知和行,于是为考察文字性质而进行不同文字比较时,鬼使神差地将记录汉语语素的中文形式与记录英语单词的英文形式等量齐观,以致偏离了自定的“对等原则”。
前面谈到不少学者认为植根字符的文字比较不合逻辑;而在笔者看来,以上批评缺乏根据。比较确实是有条件的,《墨子》所谓“异类不比”便是就此而言。同类与否如何鉴别?《墨子》云:“有以同,类同也。不有同,不类也。”意思是鉴别是否同类主要看有无共同点。这可谓中肯之论。惠施曰:“万物毕同毕异。”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以上说法亦为学界普遍认同。
缘上以观,同类与否并非由客观现实――包括客观上的对等不对等――所决定,而是由主观认知所决定;因为基于特定观察方式可以在任意两个事物之间找到共同点并可据此将其视为同类,从逻辑上讲在语言文字范畴中可以任取两方并将它们作为同类成员看待。我们已经知道,赵元任等学术大师关于汉字性质的观点是通过对中文汉字、日文假名、英文字母等不同字符的比较而形成,上述字符均属“记录一定的语言单位时不能再分析的……独立符号”,既然具有共同点自然可以视为同类,也就自然可以拿来相互比较。所谓前述比较“不对等”(郑振峰语),“存在着严重的层面错位问题”(胡华语)等等,有关质疑失之偏颇。
为什么对于“表意文字”说法具有较大影响的解释并无硬伤而批评者仍不肯放过?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表意文字”说法容易造成误导。我们以为因此将其根本否定似乎过于较真。通过前面的回顾大家已经知道,“表意文字”是个国际通行且使用有年的学术用语。吕叔湘曾就术语问题作过专门论析,指出新旧术语各有利弊,取舍上并无非此不可的道理。
[30]萨丕尔亦曾告诫说,语言并不是“一部完善的表达概念的机器”,要求它没有“漏洞”那是不现实的。[31]众所周知,语言运用离不开语境,任何语义必须借助语境帮助才能实现。语境乃制约语义传释的各种因素的集合。接受者对于语义的理解需遵守“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注意表达者所处语境,领会其意指所在。综上所述,尽管尹斌庸等先生的有关批评未尝无助“表意文字”理论的完善化,但因为担心误导而欲将其打入冷宫实属矫枉过正。(2)
在审视对于字符内部关系的两种观察角度时,我们将不赞成“语素文字”和“表意文字”说法的观点拿来讨论,其实是“言在此意在彼”,因为它主要不是为了维护前述术语的称谓方式,而是旨在说明“对应地看”和“联系地看”这两种观察角度都不可或缺。
根据语言类型学理论,某些文字类型之间存在着双向“蕴含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基于对应关系建立的“语素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语素-音节文字”等文字类型,其中的“语素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表意文字”,其中的“音节文字”、“音素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表音文字”,其中的“语素-音节文字”必定同时属于“意音文字”;而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意音文字”等文字类型,其中的“表意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语素文字”,其中的“表音文字”必定同时属于“音节文字”或“音素文字”,其中的“意音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语素-音节文字”。
这是否意味从两种角度说明文字性质并无必要?不是!道理首先在于:我们是通过两种观察角度的研究,方才发现基于对应关系和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两种文字类型之间的蕴含共性;而不是根据蕴含共性,由基于对应关系建立的文字类型推导出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文字类型,或者相反。道理其次在于:前述蕴含关系并非一对一,以致我们有时并不能根据蕴含共性而由此知彼,例如由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均属“表音文字”,在已知某种文字属于“表音文字”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推知它究竟属于“音节文字”还是“音素文字”。
道理还在于:前述蕴含共性高度抽象,管粗不管细。例如它只能告诉你,如果某种文字属于“语素文字”那么必定同时属于“表意文字”。但它并不能进而告诉你,这种“表意文字”的字符是出于何种动因和通过何种方式完成自身构形。弄清字符构造理据乃是认识文字性质的重要途径(详见另文),而蕴含共性并不能在这方面提供具体帮助。总之,对于汉字以及其他文字的性质研究来说,“对应地看”和“联系地看”这两种角度无法彼此替代,必须同时加以利用。
虽然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方法与知识为互动性因果关系,但多数场合是方法决定知识。正确的方法决定正确的知识,错误的方法决定错误的知识。在正确方法与错误方法同在的情况下,所获知识也就自然是鱼龙混杂。对其加以清理不可就知识说知识,而应当从清理方法入手。汉字性质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因为汉字性质研究可以多角度切入因而可以允许多种判断并存,但在角度相同的情况下出现两种甚至三种、四种结论,则不能认为是正常现象。根据抓纲带目的原则,本文从方法论入手进行方法上的清理。
在前面的讨论中,对于主张在“对等”基础上进行不同文字比较的做法,对于否定汉字性质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做法,对于追求汉字性质表述天衣无缝的做法,给予了证伪,从而支持了曾为不当方法贬损的正确结论,动摇了建立在不当方法之上的似是而非意见。在以上讨论过程中,笔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对于认为汉字属于语素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判断给予了肯定。但仅仅根据以上论析,要让前述判断稳稳站住,显然不够。在有关汉字性质研究方法论的新稿中,我们拟通过更为全面深入的讨论证明前述判断的合理性。但愿有关尝试对于化解汉字性质研判异说纷呈局面,对于推动汉字学乃至文字学理论建设,多多少少有所贡献。
注释:
(1)显然在吕先生看来,具有“形”和“音”乃“字”或“文字”决定性特征。笔者高度服膺这观点。因为如果确定只有形音义俱全的字符方可称为“字”或“文字”,那么中文用于记录连绵词和音译词的没有独立意义的单字将被连带地排除于“字”或“文字”范围之外。相信任何汉字使用者都不会认可这做法。
(2)当然,还有人不赞成“表意文字”说法乃是看重汉字字形中的表音成分,认为应当将它定位为“意音文字”。因为有关讨论并非三言两语可以打住,更因为有关讨论涉及汉字性质研究的其他方法论,具体地说涉及对于立论基础单位其他观察角度的方法论,笔者拟另文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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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网络开启了信息的无限性,但也创造了信息的不稳定性,将网络当成虚拟图书馆,正反映了这图书馆的本质──虚拟性与不真实性;而文本与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学研究的本质,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理论与实务的前景与盲点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
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
一、前言:
文学与科学间的纠葛关系,建立在西方传统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上。从十八世纪以来,以分析(analysis)及类化(generalization)为主导的所谓科学思想,成就了近代的科学文明;但也造成了人文学者对科学文明(或是理性思考)的疑虑。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思潮正是反映了这种反理性及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 的一种感性诉求。
英国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的笼罩下,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逻辑的介入,再加上经验论的盛行,建立秩序与规范成为知识分子的迷恋(obsessions)。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应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维,试图建立人类社会生存的有机体制,一方面却也自觉地感受到逻辑论辩与理性分析的威胁。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 Swift 《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作者借着格利佛的观察,讽刺Laputa中科学院所从事的科学实验与哲学论辩,比如说在语言学院中,所从事的乃是将言谈简化成为单音节的字眼,省略所有动词与分词,因为在现实中的所有可认知的事物都是名词。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来描述具有人类理性的马国 Houyhuhnms,在此马国中,人马互位。
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类,受制于理性温和的马,在在显示理性思考的吊诡。而在另一篇〈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讨论应将剩余的小孩制成罐头外销,以解决爱尔兰的贫穷问题,深具“想象力“。Swift这种反理性思考的论点,虽然简化了(甚至误解了)理性与科学思维的辩证逻辑,但是也具体地反应文人对理性思考的不信任。Mary Shelley 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时期对人文与科技对立论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发展怀疑与不信任的理论佳构。早期感情与理智、想象力与分析力、文学与科学的对立祇是意识形态,或许是基于对科学的误解,或许是文学工作者的保守心态。但是当Dr. Frankenstein将科学的产品(科技的成果)化为人类的梦厌(The Monster),人文学者找到了攻击的对象。人文与科技的对立已不可避免,也为人文学者找到了反科技决定论的依据。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限于本人之研究专长及时间,在此仅以英美文学研究为限,着重在文学与计算机科技间的挂勾与纠葛。
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1966年结合人文与计算机信息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创刊,开启了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尤其是mainframe)来处理文学文本的学术研究。(〈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页136)。早期的文学与计算机研究偏重文学计算,也就是使用计算软件或是索引工具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性与作者文风,两本人文与计算机方面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可代表整个研究的方向与成就。(Potter 401-29)。一方面,英美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为工具,从事文学计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学工作者透过其文本或研究来探讨这两者间的对立或共生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研究。笔者在一篇〈文学与科技的交锋:从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可以看出科技优越性与人性的关怀一直是人文与科技对立所关心的主题。笔者罗列了八项科幻小说的主题:
1、人文世界的理性与合理化的解释(魔鬼总动员);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险记、星际巡航记、外星人的传说);3、乌托邦的记忆与建立(反乌托邦的省思──美丽新世界);4、文明与科技的怀疑(科学怪人、机器人的神话、网络上身);5、人文的关怀(生态与科技──侏罗纪公园);6、视学与想象力的开拓(时间机器、星际大战、回到未来);7、超人神话──机器战警、生化人、超人;8、后现代社会的省思──网络的虚拟世界。(页5)。从此窗体可以看出,人文对科技的关系正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怀疑,转化成想象力的开拓与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权威式的扩展,逼迫文学工作者不再仅仅认同网络科技威胁论(如网络上身),更进一部探讨人工智能的运作与网络上的文学断裂现象(fragmentation) 。这一波的文学与科技的交锋,将从文学工作者的的私人空间移到科技学者的网络空间。作家或研究者,开始在计算机上寻找创作的可能性,想象网络出版、多媒体创作、人文数据库的建立以及思索网络的群体与个体疏离等问题,这将开启另一个纪元的英美文学研究。倒底这一波的因特网对英美文学研究有何影响,其对文学研究是否产生质的变化或是理论架构的重整,将是关心文学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议题。
J. Hillis Miller在一篇讨论文学研究在网络时代的文章中(“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引用Derrida的话说:”... an entire epoch of so-called literature, if not all of it, cannot survive a certain technological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is respect the political regime is secondary). Neither can philosophy, or psychoanalysis. Or love letters . . . (58)。Derrida对文学的悲观来自于对数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认为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似乎摧毁了传统文字印刷力量、文本与人的互动(或感动)关系、以及手写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较了一般手写书信及电子邮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虑。
Derrida的这种焦虑其实呈现了网络发展带给人文研究的一种质与量的改变,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纪以来人文与科技的对立与紧张关系。诚然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以下仅对这些议题提出其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及检讨。
(一)因特网与图书馆
文字的数字化解决了图书馆的馆藏空间问题,而网络的建构似乎解决了图书馆的数据取得问题。从1962年以来Darmouth College的教授John Kemeny提出图书馆的使用不易,提出以远距科技来解决这些问题;在1982年University of Reading的图书馆员James Thompson也提出了相同的概念;1978年,在他的一本书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s中,F.W. Lancaster勾画出电子图书馆的模型。而后二十年的网络发展,更让图书馆走入历史,走入网络。现今网络服务已是图书馆的主要服务项目。而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数据取得方式也跟着改变。透过远程的期刊数据库或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学者可以轻易取得所修数据不必远赴图书馆查书借书或是影印期刊。姑且不论图书馆是否经营更加有效率,这种取得信息的方法,势必改变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习惯。此方面的主要的影响有二:一是电子数据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二是超文本的阅读可否取代文本阅读。
在一篇讨论图书馆与internet的关系文章中,David S. Miall引用Jean-Pierre Dupuy的论点,指出信息的普遍性往往造成一种heteronomous behaviours (无自决行为),也就是依赖外在权威,缺乏个人自主的改变或成长。这句话隐含,太多的网络信息的一种 iatrogenic disease(1406)。这可从现今很多学生以剪贴网络数据当成学期报告,毫无个人见解,看出弊端。 Miall 又指出,纵使现今的虚拟图书馆数据丰富,但是其检索方法以keywords为主(包含全文检索),而非以观念来检索,对人文研究来说,非常不合适。姑且不论网络上的数据正确性有待商榷,纵使网络数据也非所有文学研究者参考的数据主体,据其统计,文学研究的数据仅有36%被数字化置于网络上,大部分的数据仍是纸(1408)。但是现今学者及学生太依赖网络及数字图书馆,仅以网络上找得到的数据当成其研究的主体。此外网络资源的组织及结构仍不如传统图书馆,因此其数据甚为不稳定与不确定。Miall也指出,于小屏幕上阅读文字,也让阅读吸收及流畅度变得极度困难,此部份我们将在阅读超文本部份讨论。
网络上的数据,除了一般图书馆的专业制作外,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risk of spurious interdisciplinarity(1412),Miall说:
The availability of academic discourse at all levels on the Internet brings the risk of flattening 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 making them largely invisible to the Web-surfing students or incautious scholar. Induction into a discipline is a matter not only of acquiring information but of assimilating a set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ssumptions, and practices that can take several years to master. (1412)
将网络当成文学研究的图书馆,其风险甚高,往往丧失了研究的自主性与言究资料的完整性,最严重的是其所造成的提供了廉价与虚假的知识结构。
(二)颠覆文本
虚拟图书馆所呈现的数字信息往往是一种超文本,George Landow等学者所提倡的超文本阅读,可说颠覆了传统的文本结构。以超文本来创作或是阅读成为网络时代的一种后文学现象。
传统的文本以纸本印制为主,讲求的是书中的文字张力;而超文本,除了加入不同的呈现媒体外(如图像、声音等),更是以所谓的超级链接(hypterlinks)当成其阅读途径,超文本阅读认为其阅读行为突破传统的线性阅读,采取跳跃或是断裂的阅读模式,可以创造更多的阅读空间。当超文本进入文学研究的范畴,文本的概念被打散了。任何媒体所呈现的讯息都可以成为文本,也呼应了自Roland Barthes以来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学者对文本的颠覆与诠释。网络的文本颠覆确实丰富了文本研究的空间,也让英美文学研究者进入不同的研究领域,如研究文学与电影改编、文学与电玩、文学与图像、文学与多媒体的互动等。从作品(work),到文本(text),而后进入所谓的discourse,也正点出英美文学研究的重心移转。
然而超文本阅读或是创作,真的是打破线性阅读或是开启阅读与研究的新天地吗?Miall指出,超文本研究(或是其它非文字的文本研究),往往重视媒体本身的研究,降低了研究的议题多元面貌。而超文本的阅读,虽号称创作不同、提供多元,其实却是制作同构型及连续性。(1412)。因为其超级链接乃是经过设计,其多元化是作者的单一化,指导读者按照其所定的“线性”来阅读,反而不如传统的纸本阅读,由读者来主导,更加具主导性。此外计算机屏幕阅读,限制了阅读长度及流畅度,伤害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
此外,文本的无限延伸,反而减低了文本本身的主体性,到底文学研究的文本在哪里?文本是否应具普遍的文学价值或美学观,都造受了严格的挑战。
(三)文化研究
网络对文学研究另一个最大的冲击是解构了文学研究,将文学研究带入了文化研究。当Miller呼应Derrida的看法认为在网络时代,文学(或文学研究)势必没落,但是他不像Derrida那么悲观,他认为文化研究代之而起,将会文学研究开启另一个论述的战场。透过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反省,Miller认为文化研究将文学研究边缘化,或是替代了文学研究。例如,对美国大众文学的文化研究,让我们置身全球化及网络化的场景中,不至于缺席或是格格不入(64)。他又指出单纯的英美文学研究会越来越边缘化,在整个英文文学研究范围中,其它地区的全球化视野会更加宽广,纽西兰、澳洲、非洲、印度东亚等以英文创作的文本会受到重视,放在文化研究的范围里,这些English studies更具全球化意义,他说:”The future of literary study in the global university lies in a reconfigur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means a broadening to include the literature of non-European countries, features of cultural studies, forms of rhetorical study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art forms.” (64).
1997年的一月号PMLA以文学教学为主题全面探讨文学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取向。Biddy Martin在该专号的介绍文章”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中,首先忧心过去二十五年来文化研究入侵美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机制,是否威胁文学教学的纯粹性与主体性。Martin在以下的历史回顾中,指出文化研究与文化运作,帮助我们”expand our practices in new directions” (页7)。当为教育学者,
... we must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necessary for reflecting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riting becomes literature and for using literary texts to explore how aesthetic objects relate to other discursive objects or to broader social formations. (12).
Shanker在论及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说:”Cultural studies is a re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s restricted specialization” (260). 他又进一步指出:”Nevertheless, cultural studies has provided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urse interests in film, ethnography, popular music, and advertisements, as well as literature, tha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261). 身为一文学老师,我们应该
had a strong sen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iterature but debated openly with one another over the relations among historical context, political investment, and aesthetic values.
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其实是文学研究在网络科技下的一项转变与生机,也为文学研究找到了社会发声的管道,证实了文学研究的社会面向与“实用性”。
(四)Cyberspace的主题研究
延续文化研究的方向与内涵,文学研究在网络世界里,利用理论的建构,开始进入网络文化的研究领域里。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网络文化中,共有三股力量,传播学者、社会学者及文学研究者,这些学者各以其专长及训练,进入虚拟的社群中寻找自己的主体性。而文学研究者,在网络文化中,发现网络之跨国界、跨性别、跨地域、跨阶级、跨现实等特性,着重在文化议题上的主题研究,最典型的主题与方式,就是以网络世界为文学文本,讨论其族群、主体、性别、阶级、情欲或性文化、或是(反)全球化等议题。Lisa Nakamura于2002年所出版的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即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尽管网络的文化研究正延续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文化研究是否可以取代文学研究,Shakespeare的美学研究是否已丧失了其文学研究市场或是价值?这些问题在文学研究与其它学科整合时,更加凸显。
(五)跨学科整合(文学与社会科学)
文学与科技结合的研究,从早期的意识型态的对立,到役使计算机软件成为文学处理或是文学计算的工具,到现今以网络为数据的来源或是以网络当成研究的主题,俨然将文学研究带入与其它学科接触的场景中。在网络时代及文化研究中,更是如此。社会学、历史研究、传播理论、甚至于程序撰写的架构都可以是网络文化或是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不得不问,文学研究的主题性在哪?亦或是主体性的省思,反而限制了文学研究的发展。
或者一开始便没有文学研究,所有的研究,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一种学科整合研究。其实这种学科整合是非常古典的,从希腊开始,学问的分类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文化、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经济,都是和在一起讨论的。我们阅读Matthew Arnold的散文,也要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纳入考量,读Jane Austen的小说,对于当时的婚姻与财产法,也会有相当程度的讨论。文学与其它学门的分割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大学设立科系开始,各学科的研究者占据其学科领域,开始划地为王。
网络时代的来临,其实看到文学研究回归古典操作的契机。文学研究是多重研究的一环,应该与各项学科建立互动的关系,或是整合成其主要的焦点。下一波的文学研究将一方面导入世界文学的面向,纳入不同媒体的运作,也将发觉文学研究的位移(dislocation),就诚如我们今天在这场文学与信息科技会议中所见的多元面貌。
网络开启了信息的无限性,但也创造了信息的不稳定性,将网络当成虚拟图书馆,正反映了这图书馆的本质──虚拟性与不真实性;而文本与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学研究的本质,传统的文本研究(textual studies)丧失了其正当性,文本与本文的不可分割,也正考验批评者的美学观,到底有无所谓的文学价值(values)或是文学品味(taste)呢?而文化研究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但也同时挑战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文学研究非存在于文本的美学研究,而是一种外缘研究,文学本身是否在这种外缘研究中,受到重视呢?还是被边缘化了?虚空间的跨时间与空间研究,让我们思考全球化、主体认同等主体,但也窄化了研究者的思考空间,网络文化研究并不等于文学研究、主题研究并非文学研究的主战场;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对于建立论述权威(discourse authority)大有助益,但是沈迷于各种社会科学的分析、类化及术语中,也同时忽略了文学中的异质性、主观性(或感性与非理性)、及神秘性或不可知性(agnostic)的迷人之处。
总之,拥抱科技或置身网络,如果是文学研究在二十一世纪的一种宿命,如何短暂的脱离与批判,也正是文学研究者不可抗拒的任务。让我们与科技共生,也让我们与网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诚如〈骇客任务〉中的Neon一样,”进入虚拟、掌控虚拟,回到现实、体验原始。”
Martin, Biddy. “Introduction: 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 PMLA 112 (1997): 7-25.
Miall, David S. “The Library versus the Internet: Literary Studies under Siege?” PMLA 116 (2001): 1405-1414.
Miller, J. Hillis. “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 Diacritics 31 (2001): 57-68.
Nakamura, Lisa. 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fy on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otter, Rosanne 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 Retrospective on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966-1990.”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25 (1991): 401-29.
陈超明。〈文学与科技的交锋──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国科会科技与人文论坛。台北:国家科学委员会。中华民国八十六(1997)年七月十五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http://www.nsc.gov.tw/scripts/
陈超明。〈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政大研究通讯》1 (1993): 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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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课教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政治课是一门理论课。属于社会科学。既需要使学生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它的内容;又必须密切联系实际,才能达到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新课程教育理念的不断普及,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吸引了很多学生的目光。在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勇于创新,加大力度对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进行培养,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与自己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将自己已经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实际中,同时教师应该精心设计教学活动,使教学课堂的趣味性得到增强,进而对教学效果得到改善。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与新课改中相关要求相结合对教学课堂进行设计,并对教学方法进行灵活使用,最终使教学效果得到改善。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教师的教学素质对教学效果存在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教师应该注意自身素质的提高,对教学效果进行保证。
(一)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不断学习,使自己的知识储备丰富起来,这样才能顺利完成教学任务。首先教师应该深入了解教材内容,对各种教学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并积极利用网络中的资料,准确把握政治学科中的新知识与新动向,这样不仅丰富的自身的专业知识,同时教师的文化素养也得到了提高,这样就会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顺利的实现高中政治学习的目标。
(二)树立科学的教学理念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教师应该树立起科学的教学理念,使教学的要求得到满足。新课改理念一经提出,教师就应该注意到将学生看做是教学的主体,对学生之间的差异进行充分的尊重,积极挖掘存在学生身上的潜力,帮助学生获得发展与进步,对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进行重点培养,最终使教学目的得到实现。
(三)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在教学课堂中存在很多不可预见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准确把握学生产生的信息,并将其作为教学参考来使用。在教学课堂中教师应该与课堂实际情况相结合积极调整教学环节,进而使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这样就可以对教学效果进行很好的保证。
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研究论文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深入进行教学准备,对教材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进而准确把握知识结构与重点难点,利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展开课堂教学。在教学准备过程中,教师应该对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充分的考虑,进而找到其中的重点与难点,然后对其进行教学安排,而不是对教学中的内容进行照搬。在备课的过程中如果可以采用集体备课的方式效果是非常好的,可以对教材中存在的难点问题进行集中解决,进而使备课效率得到提高。
首先,在备课过程中应该积极钻研教材中的政治观点,尽量选择时下的材料展开教学。例如在讲授《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这一内容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深入了解政府应该履行的责任,然后让学生针对自己生活中的事例进行举例说明,同时针对政府对责任的履行情况做出评价。
教学内容的有效性直接决定了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对教学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并针对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有效资源展开分析,这样教学才能与生活实际贴近。其次,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对学生容易掌握的地方简单讲解,对于难点的地方进行重点讲解。最后,应对全面的教学目标进行制定,这样才能使教学活动的按照存在一定的目的性,进而对教学过程的有效性进行保证。
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应该与学科的特点相结合展开教学,积极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在师生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进而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提高。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而使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进而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培养。下面针对互动教学模式全过程的展开进行讨论。
(一)课前导学
教师在课堂教学开始之前应对学案进行编写,将其提供给学生作为预习的参考,并按照小组的形式展开自学,学生可以对预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标注,教师可以在学案中对学生的预习情况进行了解,进而在后续教学中针对相关问题展开情景预设,同时还能帮助学生加深对重点内容的了解,进而使课堂学习效率得到提高。
(二)课堂教学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情景创设的方法,在学生之中展开合作探究性学习,加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尽量减少学生的学习疲劳。例如在讲解有关“矛盾”这一内容的时候,教师可以利用反义词对其展开讲解,对存在于反义词中的对立统一展开分析,还可以组织学生讨论,这样就可以在无形中对知识进行扩展。
(三)课后巩固
当完成教学活动以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围绕一些具有针对性的习题进行训练,并适当拓展知识,知识学生进行讨论,这样就可以达到有效巩固知识的目的。
综上所述,教师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应该积极采用一些有效的教学方式,对教学效果进行改善,进而帮助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同时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使自己的专业能力得到不断提高,最终使优质教学得到真正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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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策略是企业以顾客需要为出发点,根据经验获得顾客需求量以及购买力的信息、商业界的期望值,有计划地组织各项经营活动,通过相互协调一致的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为顾客提供满意的商品和服务而实现企业目标的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信用卡信贷使用行为成因及其营销策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数理统计方法,以态度、个性特征和文化适应性为主要研究构面,对消费者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关于信用卡信贷使用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分别建构了循环信贷模型和分期付款模型。研究证明,金钱信用态度以及文化适应对循环信贷、分期付款行为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关系。个性特征中对循环信贷使用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依次是:冲动性、延迟享乐、外控、内控。对分期付款使用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依次是:延迟享乐、冲动性、内控。研究还发现,自尊与循环信贷、分期付款行为的关系并不显著。
关键词:循环信贷;分期付款;个性特征;文化适应;信用卡营销。
据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5月18日发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201 1年第一季度,信用卡累计发卡量已达2.42亿张。然而,随着2011年银监会《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出台,各大银行即将结束“跑马圈地”式的扩张,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稳固客户资源,提高客户的体验上来。信用卡逐渐从扫楼式的“圈地运动”向提高持卡人贡献度的阶段过渡。
信用卡的设计理念原本是依靠收取未付款利息来获得收入,利息收入应是信用卡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国内持卡人通常习惯“量人为出”,透支比例远低于国外平均水平。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以及年轻一代消费观念的转变,利息收入必将成为中国信用卡产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有鉴于当前信用卡大规模发行受阻,年费收入大量减免,商户佣金提取比例日渐下降的情况,加强开展信用卡信贷业务,增加利息收入和分期付款手续费收入无疑是解决银行信用卡盈利难题的有效措施。
尽管国外学者早已对消费者信用卡信贷行为进行了广泛研究,但主要集中于信用卡利率、信用额度、透支余额等经济要素与消费者选择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而且鲜有对发展中国家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一1。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信用卡申办及非信贷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上。然而影响消费者办卡和使用信用卡的因素与影响信用卡负债的因素并不相同。中国现实情况是睡眠卡居多,而且多数消费者都会在免息期到期之前还清全部欠款,属于便利型信用卡使用者。Garman等指出。便利型消费者使用信用卡并不会为银行带来信贷利息收入BJ。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影响中国消费者信贷使用行为的因素,为相关金融机构制定适宜的营销组合策略,达到促进消费者使用信贷、增加发卡银行收益的目的提供理论基础。
早期国外学者主要是从人口统计特征变量的角度对信贷进行了研究。近十多年来,国外学者更多地从态度、心理、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方面进行相关研究,如Chien等‘?、Norvilitis等'4。基于金钱态度、社会经济要素和个性特征等对信贷的研究均取得r积极成果。
国内营销学者近年来逐渐开始关注对信贷行为的研究。江明华等进行了关于金钱和信用态度对信用砖透支的实证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包括r消费者在免息期内的欠款情况,而这类消费者往往是便利型信用膏使用者?,他们并不使用信用传信贷业务。王丽丽等通过虚拟变虽回归分析发现人口统计变晕对循环信用使用行为和小额分析付款使用行为解释能力非常有限,其对两种信贷行为的解释度均不超过10%’……总结国内外关于信用卡的研究会发现,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信用卡使用者的人口统计特征方面,且多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采用描述性方法有利于对目标顾客进行区分,并且能够对信用卡使用者类型进行判别。然而,这种方法不能揭示消费者使用信用卡的深层动机,也不能为发卡银行提供针对不同消费动机制定出有效营销策略的建议。
有鉴于此,学者们转向态度、个性特征等人格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对信贷影响的研究方面。
1.信用卡信贷类型。
信用卡信贷是指发卡银行根据信用卡持卡人的资信状况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持卡人町以利用信用卡进行刷卡消费。根据信用卡信贷偿还方式分为一次付清和分期付款两种类型。循环信贷是一种十分便利的短期贷款工具,借款人可以在每月当期账单到期以前,自行决定还款的金额,并叮随时结清,但每个月须至少缴付月结单上所列”最低应缴会额“。
Sullivan等特别强调了循环信贷和分期付款之间的差异:首先,在银行审核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次。在消费者决策方面也存在差异。由于分期付款往往涉及金额较大,消费者必须慎重评估未来能否如期偿还债务。与之相反的是,循环信贷涉及金额较小,因此消费者不必仔细评估未来的财务状况。除此之外,发卡银行在偿还债务方面的要求也存在差异。
2.金钱与信用态度对信用卡信贷行为的影响。
为了寻求对信贷行为更为有力的解释。学者们进一步从社会和心理因素入手展开研究。多数情况下。人们认为态度与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进而学者们纷纷探究态度与信贷行为之间的关系。Davies等通过对大学生的分析也发现信用态度与信贷行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对负债宽容的态度反过来又会促使大学生更多地借贷、8‘。Yieh指出,家庭借贷能力以及信用态度对消费者分期付款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Zhu等在针对低收入者的研究中,却发现信用态度和信贷行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1。王丽咐等研究丫态度变量对个人信用负债的影响,发现态度变量对循环信贷使用和小额分期付款使用行为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态度变茸对循环信贷使用行为的解释能力更强、”……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al:消费者金钱和信用态度会明显地增加其循环信贷使用行为;Hbl:消费者金钱和信用态度会明显地增加其分期付款使用行为。
3.个性特征对信用卡信贷行为的影响。
除了态度变量外,个性特征也是影响消费者信贷使用行为的鼋要变量。研究者试图确认那些对信贷有直接影响作用的个性特征。然而到目前为止,既有的研究尚存在诸多争议之处。其中,关于内外控(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Contr01)个性特征对消费者信贷行为的影响作用尚不明确。
Dessart等指出内控型消费者认为他们能够把握好自己的生活和外在环境的影响。因此内控个性是影响消费者使用信贷的重要因素‘“……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Tokunaga等指出那些具有明显外控个性特征的消费者更容易使用信贷¨”。由于债务往往是与贫困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低收入者通常认为是外部经济环境造成了自身的贫困,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因此外控个性与信贷之间具有相关性“……然而,Norvilitis等研究发现,内外控个性与大学生的负债程度没有任何关系。1”。
从经济现实来分析,外控型消费者认为自己无法把握命运。通常没有投资规划。由于分期付款相对于循环信贷涉及会额较大,银行审核较为严格,因此,外控型消费者更愿意使用循环信贷解决经济问题。相反,内控型消费者认为自己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善于经过理性分析做出行为决策。他们善于投资理财,坚信自己有能力偿还贷款,因此他们更愿意使用分期付款。因此,本研究假设:
Ha2:内控型消费者会更少地使用循环信贷;Hb2:内控型消费者会更多地使用分期付款;Ha3:外控型消费者会更多地使用循环信贷;Hb3:外控型消费者会更少地使用分期付款。
学者们同时研究了自尊对信贷行为的影响。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是低自尊造成人们使用信贷。还是信贷降低了自尊。Tokunaga指出那些有信贷的消费者表现出较低的自尊。“J。Lange等在大学生身上发现同样的情况l”……而且,Hanley等指出冲动性消费者也表现出较低的自尊’“1。
综上,本研究假设:
Ha4:低自尊消费者会更多地使用循环信贷;Hb4:低自尊消费者会更多地使用分期付款。
冲动性购买是指消费者的一种特殊的非计划性购买行为。冲动性购买是导致消费者使用信贷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控能力较差的消费者在使用信用卡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冲动性购买情况。相反,自控能力较强的消费者会妥善理财,他们往往储蓄较多而花费较少¨?。确切地说,冲动性消费者更易于持有更多的信用卡并大量透支,而且每个月偿还的债务也是比较少的¨?。Roberts等认为,现代社会中消费者的冲动性购买行为非常普遍,这种消费行为已经成为产生信用卡负债的重要原因Ⅲ1。因此,本研究假设:
Ha5:冲动性消费者会更多地使用循环信贷;Hh5:冲动性消费者会更多地使用分期付款。
延迟享乐(The Delay of Gratification)倾向。Orten·dahl【2h等学者均指出信贷消费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者对当前消费的偏好要高于延迟消费。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致认为个人的时间偏好对跨期消费选择具有莺要的影响作用。Mischel指出,那些具有高度”主观贴现率“的消费者是不可能推迟满足消费欲望的。因此他们很少储蓄并且更有可能负债。”。Godwin研究发现,如果消费者更加偏好当前而不是未来的消费,他就更有可能去使用信贷圆1。Norvilitis等指出大学生延迟享乐倾向与信用卡信贷具有负相关关系。“J。因此,本研究假设:
Ha6:延迟享乐型消费者会更少地使用循环信贷;Hb6:延迟享乐型消费者会更少地使用分期付款。
'4.文化适应对信用卡信贷行为的影响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指一个种族、地区或国家的人们逐步淡化其母文化传统,转向强势异文化的过程Ⅲo。
文化适应现象会对文化输入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尚J。Berry指出这种影响是通过改变消费者的价值观和对自我身份的认知等而产生的瑚J。消费者的文化适应状况不仅表现在其所认同的价值观上,同时也表现在对能够代表其认同文化的产品的消费上瑚瑚j。涂荣庭等指出”卡奴“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消费群体价值观导向的作用旧”。综上,本研究假设:
Ha7:消费者文化适应性越强,其使用循环信贷就会越多;Hb7:消费者文化适应性越强,其使用分期付款就会越多。
1.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首先对本校MBA学员和在职研究生进行了访谈,访谈的目的是为了使研究框架和量表更加合理,便于受访者理解。本研究通过与天津某银行信用卡管理中心合作,来采集问卷信息。为了提高问卷回收率,事先告知受访者填答问卷将获赠品。研究共发放问卷1560份,调查对象为持有信用卡并且有过一次以上的循环信贷或小额分期付款行为,实际收回问卷742份,经一致性检验,剔除228份,保留有效问卷514份。其中,男性212人(41.2%),女性302人(58.8%);大学生176人(34.2%),在职人员338人(65.8%);年龄为20岁及以下8人(2%)、21—30岁275人(53.5%)、31~加岁191人(37.1%)、41岁以上40人(7.7%);收入3000元以下184人(35.8%)、3000—5000元235人(45.7%)、5000—7000元76人(14.8%)、7000元以上19人(3.7%);学历为高中及以下3人(1%)、专科145人(28.2%)、本科289人(56.2%)、研究生77人(15%)。
为排除品牌偏好对测量的影响,反映出消费者对信贷真实的态度和意向,在调查过程中没有选定某个具体品牌信用卡进行调查。
2.问卷的形成。
关于金钱与信用态度的测量借鉴了江明华等的研究口J。内外控采用Lumpkin量表,该量表具有信度高、语言简洁的特点瑚1。对自尊的测鼍参照Rosenberg的自尊量表阁1。对冲动性购买的测量采用Faber等所使用的量表驯。对延迟享乐的测量采用了Ray等量表一“。对文化适应的测量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测量样本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情况,测量价值观所采用的问项部分来自相关文献Hofstede。32】,其余来自本研究前期访谈;第二部分是测量受访者对于能够代表东西方文化的一些象征意义较强的产品使用情况,测量问项部分参照Berry量表,部分来自前期访谈m1。
3.信度与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
本文分别计算出金钱与信用态度、内控、外控、自尊、冲动性、延迟享乐、文化适应7个量表的Cronbach系数。7个量表系数分别为0.847、0.882、0.835、0.769、0.775、0.789、0.657。除了文化适应量表信度较低,只有0.657,其余各量表均能满足研究要求。循环信用和小额分期付款量表参照了王丽丽等。1h的研究,由于该量表并非是标准的测量量表,因此本研究并未对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2)效度分析。
在内容效度方面,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均根据国内外学者的文献理论,经过与受访者焦点小组访谈,同时征询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了多次修改。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
关于建构效度,可以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本研究采用SPSS软件的主成分分析法及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对每一个潜变量进行分析。因子分析结果表明KMO值为0.841,并通过Bartlett's球形检验(P<0.000),这表明数据具备因子分析的条件。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删除了3个载荷低于O.5的问项,1个存在跨因子现象的问项以及2个单独形成因子的问项。共得到7个特征根植大于l的因子,各变量均各自清晰地载荷在一个因子上。各问项的共同度都在0.60以上,同时各问项的最高载荷系数都在0.700以上,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由于最后所得到的分析结果不存在跨因子现象,同一问项只在一个因子上的载倚很高,说明修正后的量表也具有很好的判别效度。
由于结构方程分析法具有可以同时处理潜变量和观测变鼍之间的关系,并且允许自变量存在测量误差的优势,因此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分析法来检验态度变量、个性特征变量和文化适应性与信贷行为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
1.模型拟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AMOS‘/。0软件中的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极大似然估计(Ma)(i眦m Likelihood Estimation)方法检验研究中提出的模型及假设。各结构模型拟合指标如表l所示。
2.路径检验。
通过路径分析来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循环信贷模璎中,各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如表2所示。内因变量的多元相关系数平方R2反映了内因变量被其外因变量所能解释的变异量百分比,循环信贷模型的多元相关系数平方R2=O.520。表明外因变量解释了循环信贷使用行为52%的变异。
循环信贷模型中,金钱和信用态度与循环信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O.58(P
外控与循环信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37(P<0.001),假设Ha3成立。自尊与循环信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一O.0r7(P=0.672),假设Ha4不成立。冲动性与循环信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45(P<0。00 1),假没Ha5成立。延迟享乐与循环信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一0.57(P<0.001),假设Ha6成立。文化适应与循环信贷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30(P<0.05),假设Ha7成立。
分期付款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如表2所示。
分期付款模型的多元相关系数平方R2=0.467,表明外因变量解释r分期付款使用行为46.7%的变异。
金钱和信用态度与分期付款之l’日】的路径系数为0.60(P<0.001)。假设Hbl成立。内控与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34(P<0.001),假设Hb2成立。外控与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系数为一0.15(P=0.220),假设Hb3成立。自尊与分期付款之问的路径系数为一0.10(P=0.086),假设Hb4不成立。冲动性与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36(P<0.001),假设Hb5成立。延迟享乐与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系数为一0.35(P<0.001),假设Hb6成立。文化适应与分期付款之1.日J的路径系数为0.19(P<0.05),假设Hb7成立。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1.理论贡献与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对循环信贷和分期付款两种主要信贷形式分别进行了研究,建构了信用卡信货理论模型。揭示了消费者使用信用卡的深层次动机,同时验证了社会和心理因素在信用卡信贷方面的罩要影响作用。
通过引入文化适应变量,也为消费者信贷问题的本土化解释提供了跨文化研究方面的启示。
通过模型分析发现,无论是循环信贷行为还是分期付款行为,消费者的金钱和信用态度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这一结论与国内外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信用卡的广泛发行和应用反映出消费者对信用卡支付方式的偏好。在某种意义上,信用乍信贷甚至被看作是收入形式的替代。
个性特征方面,内外控对信贷使用行为存在差异,内控型消费者通常表现较为理性和自信,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按计划还清贷款。相反,外控型消费者具有较低的自我价值,认为他们的生活是由外部力量所控制的,消费过程中往往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更愿意使用循环信贷去解决眼前的问题。
自尊与循环信贷和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关系均不显著。这与以往研究发现自尊对信贷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的观点不同。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国内?肖费者逐渐接受西方国家”负债消费文化“的生活理念,负债消费不再是令人感到”没有面子“的事情。相反,负债消费反而更加符合当前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自尊不再是影响信贷的重要因素。
冲动性与循环信贷、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关系均具有正向显著性。信用卡作为一种便利支付工具,与现金消费相比较会导致更多不谨慎购买行为的出现一”。现实中,由于银行或商家的促销活动等刺激,加上较低的首付门槛,导致消费者无法抵制诱惑从而产生冲动性购买行为。这种行为往往会超出消费者的预算而致使消费者使用信贷。
延迟享乐与循环信贷、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关系均具有负向显著性,这说明如果消费者能够抑制当前的消费欲望会显著降低使用循环信贷和分期付款的可能性。延迟享乐本质上是推迟个人欲攀的满足,具体体现为消费者的忍耐性。延迟享乐型消费者能够很好地抵制外界的各种诱惑,因此能够有效减少循环信贷和分期付款使用行为的发生。
文化适应与循环信贷、分期付款之间的路径关系均具有正向显著性。文化适应性对信用卡信贷行为的影响表明,当消费者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产生认同后,在其消费行为当中会通过有意识地选购那些能够代表西方文化的一些产品,包括电影、电子产品、服装、信用卡等象征意义较强的产品。这也印证了MoschisⅢ。、张黎等播。的观点,即对于信用卡这样的能够充分体现西方国家消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文化意涵程度相对较高的产品,文化适应因素在消费者信贷使用行为方面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通过比较消费者关于循环信贷和分期付款两种信贷业务的心理动机。可以发现,循环信贷消费者具有购物非计划、不理性和即时性特征。相对的,分期付款消费者则具有较强的计划性,更善于投资理财。
2.启示。
(1)培养适度超前消费的生活理念,转变消费者传统价值观。
消费者的信贷使用行为跟他们的价值观直接相关,所以发卡银行不仪要去关注消费者本身所发生的金融消费行为,还需要引导他们的生活价值观。要让消费者接受适度超前的消费观念,需要政府、媒体、商家和发卡银行合力营造适宜的社会舆论导向。倡导信用消费发展国家经济的消费观念,改变中国消费者现金消费的生活习惯和“鼍人为出”的传统观念,把人们逐步从自我积累型的滞后消费变为有信用支持的理性超前消费,鼓励人们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尝试适度负债消费的新模式。
(2)进行信贷知识教育,加强风险管理,提升信用卡盈利水平。
在循环利息收入方面,据麦肯锡统计的数据表明,在中国大约仅有14%的持卡者使用循环信用,尚有较大利润提升卒间。通过访谈得知,待卡人对信贷相关知识不了解,公众、包括一些媒体对于信用卡信贷业务的理解不全面。夸大了信用卡信贷风险,对持卡人造成r负面影响。发卡银行应加强对消费者关于信贷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工作。转变消费者对信用}信贷的负面认识。帮助消费者把信用卡转变为有效的理财t具,从而提高消费者使用信用卡信贷功能的积极性。
此外,发卡银行还应进一步完善持卡人信息记录(包括人口统计信息和交易信息),建立动态的信用卡数据库,深入分析消费行为,开发优质客户,逐步淘汰不良客户。这样既有利于提高银行服务水平,又为信用卡风险管理部门适时进行风险防控,防止恶意透支和不良贷款的发生提供支持。
(3)进行深层次市场细分,改进战略性营销状况本研究探明并验证了影响消费者使用信贷的个性心理因素。与客观的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分析不同,主观心理和文化变量分析通过调查人们对特定种类和品牌产品的选择来辅助营销人员的决策,这种细分有利于解释为什么一个人选择循环信贷,而另一个人选择分期付款。因此,基于个性心理特征和社会文化的市场细分,能够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营销工作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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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艺术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它是运用语言的手段创造审美的形象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包括戏剧小品、播音主持、演讲、辩论等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法可以有呼吸法、语言速度、单人、多人、混声等多种形式。一般说来,语言艺术和文学、戏剧等有所不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言艺术在英语文学中的应用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英语文学作品的创作早在公元前就有了,它不只是在生生不息地发展,更是在一直寻求更高的诉求点。文学作品的发展也是一种文化的发展,英语文学指的是由英语写成的文学作品,但是作者并不一定是从英格兰来的,可以是从苏格兰来的,也可以是从美国来的。英国文学和英语文学虽然有很多重复的部分,但由于地域分区和语言文字不同,所以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文将重点探究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
关键词:英语文学 语言艺术
在我们国家的英语学习中,最开始的时候也不过是语言的基本学习,例如音标、单词、短语、句子等等,到后期学习英语文章整体性,构建框架学习语法、句式、篇章结构等等,都只是我们对英语的初步认知和学习,很少有人会去学习文学著作。就好比我们从小到大在学习汉语的时候,从认字记词到识文断句都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不会在小学就学习文言文,也不会在初中就去理解红楼梦。因为文学不仅仅是理解字面意思,更需要我们去了解文字出现的背景、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和他想去映射的社会现实。英语文学也是如此,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对英语文学中语言艺术的研究是一个无法在短期完成的大工程,语言艺术种类繁多,不可能一句话就概括它,却并不意味着它杂乱无章,下面将根据特性对英语语言文学做个简单分类。
2.1 英语语言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意识性
文学作品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作品不是建立在现实世界中,而是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所构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可以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也会有许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作者将这些事情通过英语语言艺术表达出来,可以讲述事件发生的背景、渲染文学中的人物情绪、塑造各种性格迥异的人物、对人物的思想进行鼓动,用这些手法去实现作者想要表达的目的,并以此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或有或无的欲望,承载人们的快乐和悲伤。
文学作品想要挣脱的并不是文字的束缚,更多的是文字所承载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诸如政治批判、悼念追思、分享情感、实现自我价值等等。所以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意识性是英语文学语言技术中最基本的特点。英国诗人雪莱在《西风颂》里面有两句话,至今依旧广为流传“ 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哦,风啊,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这首诗中,雪莱通过描绘西风吹过山川、平原、大海来抒发自己对自由的向往,西风不仅仅是自由的化身,也是对已逝残败过往的否定,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光明的希望。诗句用激昂澎湃的语言描述画面,使读者能够在朗读过程中感受到作者内情的激情,也让人觉得充满力量。
2.2 英语语言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动性
生动的语言将作者想要表达的场景描绘得活灵活现,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文学中想要表述的场景,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对于所刻画的人物犹如在眼前。例如巴尔扎克写的《欧也妮・葛朗台》,他围绕欧也妮的爱情悲剧,将老葛朗台的吝啬和查理的背信弃义表现的淋漓尽致,《欧也妮・葛朗台》在小说集《人间喜剧》中被人称为“最出色的画幅之一”。
除去人物刻画,美国作家福克纳运用生动的语言创建了他名为yoknapapatawpha的小城,并在他创建的这个小城中完成了他诸多著名文学作品,如《喧闹与骚动》等等。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笔下的文字不仅幽默诙谐,还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主义,他善于在小说的最开始刻画一座城,对城中的各种细节都细细描绘,对小说中的背景刻画的非常深刻,如《汤姆索亚历险记》,他对城中的穿着打扮、社会风气、文化氛围甚至是建筑特色都进行了大肆渲染,使读者在了解故事发生前,充分理解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文学创作者在创作小说的时候,对人物、对背景的刻画都能够使读者深入到作品中,同时也能促进文学作品更好地发展。
2.3 英语语言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性
文学作品表现的不仅是文字,还有情感。作者将他的情感融入到整个作品中,显得作品更加真实,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也就更加着迷。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无论是高兴、快乐、激动、不可思议,还是伤心、失望、失落、寂寞、缅怀都能够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它的独特。所以说,没有一篇文学作品是没有情感色彩的,也没有文学作品是罔顾作者的寄托而单独存在的。例如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她表达的就是主人公在历经磨难下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最后成功塑造了一个敢于争取自由与平等的妇女形象,也是寄托了作者对自由、尊严的向往,以及摆脱既有习俗和偏见束缚的愿望。
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为文学作品增添了许多色彩,它承载着文化发展的希望,也承载着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为后世人研究英国文学留下了财富。
[1] 彭健新,吕永鑫,刘小俊.汉语母语听音人的室内汉语与英语语言清晰度比较[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02).
[2] 孙丰妮.浅谈英语教学中的语言艺术美[J].科教文汇,2012(09).
[3] 沈海英.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研究[J].时代文学,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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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很早就对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根据许多学者公认的看法,我们将利他行为定义为对别人有好处,没有明显自私动机的自觉自愿的行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庸思维下的利他行为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中国木土心理学的发展,”中庸”从哲学走进心理学。中庸二字最早见于孔子《论语·雍也》,并随着时代发展而被赋予不同含义。徐克谦对此进行整理,概括指出中庸思想的3种含义:从西周时代恰到好处遵循刑罚标准到孔子思想的伦理道德观念,并最终与人的内心状态联系起来。由此可见中庸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也是一种思维方式。
近年来,从心理学视角对中庸实践思维的讨论研究不断深化,研究者依据界定范围大小及着重点的不同提出不同的”中庸”构念并对其进行测量,如吴佳辉等主张用事前思考来看中庸;李华香主张冲突解决过程中所表现的行为来看中庸;杨中芳则视中庸为一套多元心理层次的思维体系,构建了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构念图,在此基础上将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纳入该体系之中,对中庸实践思维主要研究进行整合,是当前中庸实践思维研究的代表。该体系包含2个层而:集体文化思维层而和个体心理思维层而。其中个体思维层而又包括生活哲学(看人论事、生活目标、处事原则)、个别事件处理(择前审思、策略抉择、执行方式)、事后反省(自我修养提升、个别事件反省)及心理健康。
该构念的效度研究表明:代表处事原则板块的待人守则、拿捏意识和处世信念价值3个变量与代表具体事件处理的4个变量(分别为趋势掌握、多而性、整合性、和谐型)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个体具有的处世信念将影响个体的具体行为,个体的具体行为也体现其中庸实践思维。同时,在具体事件处理层次,多而性、整合性及和谐性3个维度直接互为正相关,表明个体在具体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审思、策略、执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
具有中庸生活哲学者,在处理日常生活事件时,更加顾全大局,处事多方衡量,追求生活和谐。现实利他行为对他人有利,但对个体本身可能会造成损失。具有不同程度中庸实践思维的人在遇到可能影响到自身和大局的和谐性的利他行为时是否会做出不同的利他行为呢?由于网络环境和现实环境存在差异,中庸实践思维者在网络利他行为和现实利他行为的表现是否也会存在差异?现实利他行为由于其环境的现实性,个体在行为之前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中庸实践思维者又较倾向于多方衡量做出最佳选择,因此更有可能做出利他行为。
相比较现实利他行为,虽然个体网络行为受到的约束较少,也无需过多考虑行为对现实整体和谐性的影响,但个体现实利他行为越多,越容易形成为他人福社考虑,关心他人,在行动上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一种持久倾向,既容易形成利他人格,其做出的网络利他行为也会比较多。因此,研究作出如下假设:个体的中庸实践思维水平越高,那么其现实利他行为和网络利他行为越高;高中庸实践思维组(中庸实践思维量表得分前后)的网络利他行为与现实利他行为将显著高于低中庸实践思维组(中庸实践思维得分后)。
1.1被试
138名有效被试,平均年龄为22.89岁,其中男性被试74名,女性被试64名。
1.2研究工具
1.2.1中庸实践思维量表
采用吴佳辉等编制的中庸实践思维量表,该量表有13个项目,包括多方思考、整合性、和谐型3个维度。量表采用李克氏7点记分(“y”为非常不符合,“+7”为非常符合),计分方式是先分别求3个维度得分平均数,相加得到总分,得分越高代表中庸实践思维水平越高。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1.2.2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
采用郑显亮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该量表有26个项目,包括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分享和网络提醒4个维度,量表采用4点计分(“1”为从不,”4”为通常),得分越高代表网络利他行为程度越高。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
1.2.3大学生利他行为问卷
采用李艳芳编制的大学生利他行为问卷。问卷含22个项目,包括利他行为责任性、尊重和关心他人、关心和关注自己、利他行为表现、利己性行为与观念5个维度。采用李克氏7点记分(“1”为完全不符合;“+7”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现实利他行为程度越高。研究中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0.81。
1.3施测过程
研究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测试,剔除作答不完整和不认真的问卷。
1.4数据处理
采用描述性统计对量表和问卷得分情况进行统计;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中庸实践思维得分与现实利他和网络利他行为量表得分的相关程度;将中庸实践思维得分的前27%划分为高中庸实践思维组(42人),将中庸实践思维得分的后27%划分为低中庸实践思维组(39人),分别比较网络利他行为和现实利他行为在中庸实践思维上的差异。
2.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考察中庸实践思维实践量表,网络利他行为和现实利他r}为的得分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对各个主要变量进行分析。
2.2中庸实践思维得分与现实利他和网络利他行为量表得分的相关分析
为考察中庸实践思维得分与现实利他行为、网络利他行为的相关关系,对三者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中庸实践思维与利他行为责任性、尊重和关心他人、利他行为表现3个维度显著正相关,而与关心和关注自己、利己行为和观念两个维度没有显著相关,与整体利他行为显著正相关。说明中庸实践思维程度越高,利他行为观念和行为表现得分越高,利己的观念和表现与中庸实践思维高低没有相关。中庸实践思维与网络利他各维度及网络利他行为总分都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中庸实践思维程度越高。网络利他行为越多。
2.3现实利他行为和网络利他行为在中庸实践思维上的差异比较
为考察现实利他行为和网络利他行为在中庸实践思维高低得分组上的差异,将中庸实践思维得分的前27%划分为高中庸实践思维组(42人),将中庸实践思维得分的后27%划分为低中庸实践思维组(39人),分别比较网络利他行为和现实利他行为在中庸实践思维上的差异。
在现实利他行为上,高中庸实践思维组在利他行为责任性、尊重和关心他人、利他行为表现以及现实利他行为的整体得分上均显著高于低中庸实践思维组,而在利己行为和观念上却显著低于低中庸实践思维组,关心和关注自己维度上高中庸实践思维组得分低于低中庸实践思维组,但没有达到显著差异。在网络利他行为上,高中庸实践思维组的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提醒及整体网络利他行为得分均显著高于低中庸实践思维组。在网络分享维度两组不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中庸实践思维与网络利他行为、现实利他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中庸实践思维越高,利他行为越多。具有中庸实践思维的人做事谨言慎行,顾全大局,但对利益的思考可能并不局限于与己相关的抉择。中庸实践思维可能也具有道德性、实用性、文化特定性和社会适应性。中庸实践思维是在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带有特定的文化色彩,中华文化讲究助人,倡导友爱,中庸实践思维个体受文化因素影响更大,在行为过程中他们更倾向通过行为适应带有该特定文化色彩的社会。因此,中庸实践思维的个体行为选择除了维护自身和谐,也同时考虑行为的社会期许,考虑行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由于个体容易形成相对稳定的利他人格,也就不难理解中庸实践思维与现实利他和网络利他皆存在显著正相关。人们在现实中的利他行为与网络环境下的利他行为存在正相关,也说明这点。
由于中庸实践思维具有的道德性、实用性、文化特定性和社会适应性,中庸实践思维越高,利他行为越多。而且利他者更易形成利他人格,所以中庸实践思维与现实利他行为、网络利他行为皆存在显著正相关。
高中庸实践思维对和谐性的要求较高,比低中庸实践思维有更多的现实利他行为;利他行为具有成本,高中庸实践思维者在网络支持、网络提醒和网络指导上的利他行为显著高于低中庸实践思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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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为是以伤害另一生命的身体或心理为目的的行为,即对他人的敌视、伤害或破坏性行为。包括身体、心理或言语等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能耳闻目睹一些攻击行为,每个人似乎都知道什么是攻击行为,可要对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不容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攻击行为与人格的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攻击行为是指任何形式的有意伤害或损害另一生命的行为,而另一生命是力图避免这种遭遇的就攻击行为的发生机制,约翰.多拉德曾提出了著名的挫折/攻击假说,强调受挫经常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性。后来贝尔科维茨修正了该假说,认为受挫只是导致攻击行为的预备状态,而内驱力和外部刺激的结合最终导致了攻击行为的发生,强调攻击行为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国内关于攻击行为研究主要集中于学龄前儿童、青少年的欺负行为研究和精神病人攻击行为临床研究等,然而近年来大学生群体攻击行为向校园渗透,打架斗殴现象屡有发生,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本文拟以生活事件为外部影响因素、人格为内在驱力开展大学生攻击行为研究,其中生活事件主要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等与大学生成长紧密相关的重大事件。人格是认知、情绪与行为反应模式的统一,是先天遗传与后天教养相互作用的产物,行为遗传学家David Rowe认为人格只有中度遗传,后天环境刺激会对人格产生强烈影响,尤其非共享环境对人格影响最大,造成了个体之间的最终差异。研究假设包括生活事件等外部刺激会引起攻击行为的发生,人格在攻击行为与生活事件间起中介作用等。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取样法,从青岛市某两所高校抽取学生450名,涵盖大一至大四,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31份,有效率95. 8%。其中男生228人,占52. 9%,女生203人,占47 . 1 %;大一157人,占36.4%,大二141人,占32. 7%,大三86人,占20.0%,大四47人,占10. 9%;文科209人,占48.5%,理科222人,占51. 5%;本科199人,占46.2%,专科 232人,占53.8%。
使用工具主要包括三个量表,采用SPSS13. 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等。
(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该量表由刘贤成等(1987)编制,适用于青少年尤其是大学生生活事件发生频率和应激强度的评定。共有27个条目,6个构成因子,即人际关系(与家长、老师及同伴的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受到的惩罚及批评)、丧失(亲友生病、去世,或个人丢失大宗财物)、健康适应(健康状况及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和其他因子。量表总分越高,生活事件造成的压力强度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 93。
(2)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 -RSC)。由钱铭怡、武国城、朱荣春和张辜(2000)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基础上进行再修订而成,最终确定48条项目。该量表包括4个分量表,分别为E(内一外向),P(精神质),N(神经质)及L(效度量表或掩饰性量表)。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3。
(3)攻击行为问卷(BPAQ)。该问卷由Buss和Perry于1992年编制,江西师范大学倪林英于2005年参考修订,问卷共23个题目4个维度,即愤怒(攻击行为情绪因素)、身体攻击、敌对(攻击行为认知因素)、言语攻击(包括讥讽、诽谤等)。采用五级评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攻击行为倾向越严重[00。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5。
二、调查结果
1.攻击行为在性别、类别、年级变量上的差异
表1显示攻击行为得分在性别、年级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女生的攻击行为总分高于男生,攻击行为总分随年级上升,大四学生得分最高;类别变量上,专科学生攻击行为总分显著高于本科生。
2.攻击行为与生活事件、人格的相关性
攻击行为总分与生活事件总分及神经质因子呈显著正相关,攻击行为总分与内外倾、精神质、掩饰性因子呈显著负相关,生活事件总分与神经质因子呈显著正相关,与掩饰性因子呈显著负相关。
1.不同性别学生攻击行为特征分析
在性别变量上,本研究显示攻击行为无统计学差异,且女生的攻击行为总分高于男生,这与王健等关于高职院校女生攻击行为研究结论吻合,但与聂衍刚、陈洪岩、罗贵明等研究结论不同,这可能与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结构及其区域文化特点有关。通常女孩被鼓励担当善解人意、合作的关系型角色,但随着现代社会竞争压力加大,家庭在女孩成长教育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倾向于其果断、独立、竞争、冒险、勇敢等人格品质的培养,女生的竞争性、攻击性等较以往大大提高。尼克.克里克和詹妮弗.格罗特皮特也认为,女孩与男孩同样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只是表达方式不同,不可低估女孩的攻击倾向。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男性与女性在心理上的相似远远多于不同,要避免因角色刻板印象而导致的认知偏差。
2.不同年级学生攻击行为特征分析
年级变量显示攻击行为不存在统计学差异,但攻击行为总分会随年级而升高。弗洛伊德认为攻击性是人的一种本能,每个人身上都会产生攻击性能量,近似水压,当这种能量增长到一定水平时就需要通过某种形式倾泄出来,以社会接受的方式(努力学习、工作)或以不令人愉快的方式(攻击、自杀);习性学家康拉德.洛伦兹也认为,攻击如能量水压系统,需要适时适当释放才会缓解。
以上理论从某种程度上都解释了随年级升高学生攻击行为得分上升的现象,学生自身能量系统增长,若无定期有效地释放途径(如竞技类体能运动项目等),其能量便以攻击行为等形式表现出来。同时,随着年级升高,学生对校园环境、纪律、规则的熟悉也增长了其懈怠、投机心理,行为约束力下降,攻击行为发生概率提高,因此需要加强攻击行为认知干预,消除攻击行为可能带来的好处等。
3.本、专科学生攻击行为特征分析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本、专科大学生的生活主题及注意力方向存在不同,专科生主要生活主题是如何不挂科、正常毕业、人际交往等;本科生注意力往往与继续深造有关,如考研、考公务员等,学习动力大。本研究显示对攻击行为有很强预测力的生活事件是“受惩罚及批评”,此事件发生概率总体是专科生多于本科生。
以往研究表明攻击行为多与宿舍日常生活、人际交往[[I9]等有关,而这也正是专科生更关注的方面。本研究对样本中发生过攻击行为的学生进行了后续访谈,发现其大多学业成绩不理想,但极彰显自己的个性。根据埃里克森人生发展八阶段理论,青年期的主要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统一性,包括学业自我统一性等,因此学业成绩长期不理想的个体易陷入压抑、消极的情绪状态,也更容易发生攻击行为,以此证明自身的价值,即“我可以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以维护自己的尊严与个性。对这部分学生需要加强引导,创造其价值表达的多种平台,同时注重课业辅导,并激励其学业成功,注重学生非攻击性行为表达,提高其情绪能力及社会交往能力,增进利他与亲社会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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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倡导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强调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初中语文学习评价主体多元化是语文课程评价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发挥评价的激励与改进功能、促进学生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文学习多元化评价策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初中学生对于初中语文学习认真程度也取决于老师认真的课堂教学,以及来自老师和其他学生的多元化评价,但当下初中语文学习多元化评价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老师不断去探究。
1.学生被评价,老师单一评价
现在在初中语文的学习上,对于学生学习的评价能够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语文的综合素养。但是如今在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仍保持着错误的观念,学生只是被作为评价的对象,老师负责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进行评价。比如:只有老师进行学生课后作业的批改,只有老师对学生进行语文学习情况的测验等等。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老师的评价太过单一,片面,从长远看不利于初中学生的语文学习,同时也不符合初中语文学习多元化评价的规律。老师单一的评价方式会使学生只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完成相关学习任务,并不能按照学生自己的想法来学习,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学生看不到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不利于学生的长期发展。
2.忽略学生和家长的评价
初中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的积极性不仅取决于老师的教学方式与教学评价,也取决于周围学生与家长对自己的评价。比如:在家中,学生学习如果得到了家长的奖励,那么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对学生学习语文的影响很大。但是,现在的初中语文教学中老师并不注重听取学生和家长的评价,忽略学生和家长的评价,使家长对学生学习语文的情况并不了解,不利于家长在课后对学生进行语文学习的指导,同时也会拉大了家长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不利于学生与家长的情感沟通。
3.评价方式单一
在初中老师的教学中,考试测验是老师对学生学习语文进行评价的唯一方式。比如:进行小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死板的在规定的时间内让学生完成相应的数目、相应分数的题目,这样硬性的评价方式,只考察了学生对语文基础知识点的记忆程度,并不能体现学生对于所学的语文知识的应用。学生学习语文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未来高中甚至大学的语文学习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只进行单一的语文知识点的考察和记忆,不利于学生以后在语文这一门学科有更深入的学习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学生以后的发展,使学生产生不好的应试心理,对语文学习产生抗拒心理。
1.学生自评、互评,家长和老师评定相结合
为了改变现今初中语文学习评价的单一性,使学生更加全面了解自己的语文学习情况,老师应采取学生、家长与老师进行多元化评价的策略。这样,学生在学校的语文学习情况就可以得到多方面的评价,并且校外也能在家长的监督下进行语文学习。学生自评即学生对自身的语文学习情况进行评价,可以促进学生自身的自我反省,对自己语文学习的不正确方法进行及时的改正,培养学生进行语文学习的独立性,有助于学生进行自我发展。学生之间进行互相评价,使学生认清在别人的观察中自己的语文学习情况怎么样,促进学生之间互相监督,更好地进行初中语文学习。老师在对学生进行语文学习情况进行评价时,要从多方面进行学习评价。
比如:学生的语文课文朗读,课上发言,语文的学习态度等等进行评价,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语文学习更加全面发展。最后,在课后,在校外再加上家长的评价,能够方便老师了解学生在家中对语文学习情况的了解,将学生在校内和在校外两种不同的语文学习情况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促进老师针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及时改变自己的教学模式,更好地备课。采用学生自评、互评,家长和老师评定相结合,不仅能够使初中语文学习评价多元化,还能够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使对学生语文学习的评价更全面,更细致。
2.不拘泥于阶段考察
在学校,老师对于学生语文学习情况评价时,考察的方式不要只拘泥于阶段考察,只进行月考、期末考,而是应该也要加强平时的考察。比如:天天进行课后作业的布置或者课堂测验等等,这样有利于强化学生对语文知识点的掌握,使学生对语文知识点进行巩固,使学生适应考试这一种考察方式,避免学生产生厌烦考试的心理。老师在平常阶段考察时只是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进行单一总结性的评价,太过笼统,对学生改变自己的学习方法等影响并不大,忽略了对学生平常进行语文学习时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的评价,不能充分了解学生,与学生缺乏情感上的交流与沟通。
所以,老师应该采用平时考察与阶段考察相结合,及时了解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及时在平常考察的作业本上或者是学习报告单上写下自己对学生的评价,使学生及时改正,促进学生与老师的情感交流与沟通,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进行更全面的多元化指导。
综上所述,初中语文学习多元化评价,即要求老师进行评价主体的多元化,也要求老师进行评价内容的多元化,避免现在出现的评价方式单一,评价主体单一等问题。老师通过对于学生语文学习评价多元化的改变来激发学生学习初中语文的积极性,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语文;也能培养学生语文学习的自主性,及时监督学生在语文学习的方法上进行改变,使学生更好地,更有成效的学习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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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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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竞争加剧的学术界,符合学术规范、呈现新观点是论文发表的基本要求。随着论文发表压力的增大,研究者必须证明其学术研究的创新所在,阐明前人研究中的空白与不足之处,从而为自己的立论预设空间。这就会涉及使用一些修辞策略来对自己的学术社团进行批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学术论文批评性言语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论文发表的压力逐渐增大,学术论文作者必须在论文中呈现其研究的创新点,指出前人研究中的不足或空白,这就需要使用批评性言语。本文从概念、类别、应用几个方面对学术论文中批评性言语进行研究。有助于学术论文作者了解国际学术论文的写作惯例,提高学术论文写作能力。
【关键词】: 批评性言语 学术论文 语篇分析
随着论文发表的压力逐渐增大,学术论文作者必须在论文中呈现其研究的创新点,指出前人研究中的不足或空白,这就需要使用批评性言语。本文从概念、类别、应用几个方面对学术论文中批评性言语进行研究。有助于学术论文作者了解国际学术论文的写作惯例,提高学术论文写作能力。
学术研究者发表论文的最基本要求是求证核实,追求创新。研究者在进行文献回顾的过程中,必然要采用一些修辞策略对前人的结论观点进行评价,指出其研究中的不足或空白,这就是批评性言语行为。Martin-Martin& Burgess和Salager-Meyer等的研究发现学术批评性言语一方面是显性的,针对某位学者或某种观点,指出其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是隐性的,不出现直接批评的词句,而是指出研究的空白,说明整个学术社团并没有进行该方面的研究,把学术社团作为批评的对象。批评性言语随着时间、学科、国别不同而变化。
根据Martin-Martin and Burgess的研究,学术批评性言语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类。
1.作者调节(±writer mediation)
分为有作者调节、无作者调节与转述的批评性言语。有作者调节的批评指的是作者通过使用I,we,me等人称代词显性出现在批评性言语中,对他人的批评完全负责,见例a。相反的是无作者调节的批评,即作者不直接出现在文本中而是采用the findings, the study,等词语来表明结果的客观性,如例b。此外,作者会在文中转述他人的批评,这些批评行为与作者本人无关,是由另外的作者在另外的文献中提出的,参见例c。
(a)Unlike Krashen, however, I have claimed thatmany learners develop extensive explicit knowledge and can make use of this in both formulating message in the L2 and monitoring their output. (有作者调节)
(b)The presentstudy addresses the issue of different language learning growth accruing from the use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direct comparison with more conventional summative assessment procedures in a longitudinal design.(无作者调节)
(c)Suchman and Jordanargue that“interactional troubles” cannot be so easily eliminated or set aside as th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ers would have it.(转述的批评行为)
2.批评对象(±personal)
分为有人称所指的与无人称所指的批评性言语。前者指的是被批评的对象在文中被直接明示,见例d;后者指的是被批评的对象为整个的学术团体,而非某个具体的研究者,见例e。
(d)However,McNellis and Blumstein’s workis also characterised by very small lexicons in their case only four words and although they consider that their work is "a reasonable first approximation to the system we envision with respect to much larger size vocabularies,"proof of this claim is explicitly left to further work. (有人称所指的批评)
(e)There is, however, very little empirical work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play in L2. Much of the recent work has concerned adult students or it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role of the teacher. (无人称所指的批评)
3.实现方式(±hedging)
分为采用模糊限制语的间接批评与不采用模糊限制语的直接批评。模糊限制语是用来表达不肯定或没有十分把握的修饰成分。
(f)It seems to me, however, that the work reported in the previous paragraph does not really tak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twork idea seriously.(有模糊限制语)
(g)Work in the discourse tradition has shown that when metaphor in real language use is closely examined and when metaphor theory is applied to empirical discourse data, difficulties and questions arise. (无模糊限制语)
三、批评性言语的应用
1.不同文化间的对比研究
学术论文中的跨文化对比研究侧重对摘要的分析。Martin-Martin对英语、西班牙两种语言社会科学领域160篇论文摘要进行研究发现西班牙语论文摘要中批评性言语的数量要低于英语论文摘要,从实施批评性言语的修辞策略来看,西班牙语学术论文摘要中更多地采用有人称所指的、直接的批评方式,而英语学术论文摘要中则较多地采用无人称所指的、有模糊限制语的间接批评,这主要是因为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学术论著发表的压力以及作者与言语社团的关系不同。
2.不同学科间的对比研究
不同的学科进行学术批评时所选择的语用手段不同。Fagan & Martin-Martin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学术论文中批评性言语进行了对比研究。该研究以心理学与化学两个学科为例,分别选取了论文25篇,从批评的直接、间接程度,有无作者调节以及批评的目标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化学论文中批评性言语出现频率远远低于心理学论文;化学论文更多地采用非人称的、间接的批评,而心理学论文更倾向于采用无作者调节的,直接的,针对个人、有人称所指的批评。
3.不同时间内的对比研究
Salager-Meyer等通过对1930年至1995年间发表的医学领域内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三种语言的学术论文的批评性言语进行历时的、跨文化的研究发现:首先,从历时的角度看,自1990年以后,西班牙语学术论文中的批评性言语开始采用更为掩饰的或者说英语学术论文惯常采用的“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基调来表达对同行或前人研究的批评;与之相对,法语学术论文中的批评性言语历时变化不及西班牙同行明显,但也在慢慢地、持续地向间接批评的方向变化。其次,从跨文化的角度看,西班牙、法国的学者对于批评性言语的使用要比英语学术论文学者频率高,而且更多地采用直接的批评方式。与其他语言相比,英语学术论文更多地采用间接地、多用模糊限制语的方式进行非针对个人的批评。
如今信息的便捷增进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通过对国际学术论文批评性言语的研究,发现他们在信息呈现方面的惯常做法,可以帮助国内学术论文作者了解国际刊物的写作规范。同时有助于提高国际交流人员及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论文写作水平。国内对于学术论文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语类分析层面,较多地关注立场语、模糊限制语和评价资源的使用,对于学术论文中批评性言语的研究却很少,仅有的研究也局限于学术论文摘要这一语类。因此关注学术论文的批评性言语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Martin-Martin, P.The Rhetoric of theAbstract in Englishand SpanishScientific Discourse[M].Bern:Peter Lang, 2005.369.
[2] Hyland, K. Disciplinary Discourses:Social Interactions in Academic Writing[M]. London:Longman,2000.203.
[3] Martin-Martin, P., & S. Burgess. The rhetoricalmanagement of academic criticism in research article abstracts[J].Text, 2004,(24): 171-195.
[4]Salager-Meyer,F.Procrustes’recipe:Hedging and positivism[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0,(19): 17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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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析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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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在发生改变。在当今时代,了解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现状,掌握心理行为问题和家庭环境的关系,对减少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与家庭教养行为关系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目的:了解梅州市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情况,及其与家庭教养行为的关系。方法: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利用《幼儿心理卫生问题筛查问卷》《3~6岁儿童家庭养育环境量表》和一般情况调查表对梅州市10所幼儿园的924例学龄前儿童进行调查。
结果:学龄前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为15.9%。独生子女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非独生子女(P<0.05)。无心理行为问题的学龄前儿童家庭教养行为总得分高于有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在不同的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社会适应/自理、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环境气氛5个家庭教养行为因子上存在差异(P<0.001)。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在家庭教养行为因素中的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较高,儿童行为问题较为突出;儿童家庭教养行为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密切相关,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随着社会文化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儿童心理精神卫生问题越来越多[1]。学龄前儿童心理健康与否,将会对他们的自我认识、情绪情感、个性发展及社会行为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如果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及时解决,将会对儿童个体今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由于学龄前儿童的心理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如果这一阶段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能及时发现并解决,学龄前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将会得到很好的改善[2-3]。
因此儿童心理行为健康问题近年来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愈来愈为人们所重视。家庭是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活动场所,尤其是在儿童早期,家庭几乎是儿童发展的全部环境,父母作为儿童的主要抚养者,其教养行为在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4]。本研究主要探讨父母教养行为等家庭因素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健康状况的关系,以期为科学有效的培养儿童健康心理行为及父母正确的养育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1.1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于2013年10-12月在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随机选取10所幼儿园(每个幼儿园分别选择大、中、小班各1个)的1000名学龄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不限性别;(2)年龄3~6周岁;(3)体格及神经发育正常。排除标准:精神病、智力低下等神经精神疾病家族史或智力发育迟滞的儿童,中重度营养不良者。
1.2 方法 问卷调查由研究者本人、经过统一专门培训的调查员、儿童家长及幼儿教师共同完成。调查工具包括:
(1)《幼儿心理卫生问题筛查问卷》:问卷涵盖学龄前儿童发育问题、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3大维度,共计23个条目;每个条目采取“是”和“否”的两极回答。该量表在深圳市学龄前儿童中应用证明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5]。
(2)《3~6岁儿童家庭养育环境量表》:该量表由53个条目组成,包括6个维度: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社会适应/自理、忽视/干涉/惩罚、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环境气氛。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模式5级评分制,每个因子得分越高,说明家庭养育环境越好。该量表由何守森等[6]于2008年编制完成,是目前国内唯一进行了标准化的6岁以前儿童家庭养育环境测评量表,并证实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3)一般情况调查表:主要调查儿童基本情况。
1.3 统计学处理 将患者全部数据信息录入数据库,应用SPSS 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对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满足正态分布);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比较采用 字2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家庭教养行为因子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的关系,并计算相对危险度(OR)及其95%CI。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 不同基本情况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比较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92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4%。924名学龄前儿童中,发现有心理行为问题者147例,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为15.9%。独生子女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非独生子女(P<0.05);而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体重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儿童家庭教养行为与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的关系 无心理行为问题的学龄前儿童家庭教养行为总得分高于有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在不同的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社会适应/自理、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环境气氛5个家庭教养行为因子上存在差异(P<0.001),见表2。
2.3 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在家庭教养行为因素中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及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3。
现代生活方式对儿童的社会心理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也日益受到广泛重视。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是环境、社会、家庭及教养等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儿童心理受地域、经济及文化等综合的影响,因此国内外有关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报道及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本研究对梅州市10所幼儿园3~6岁学龄前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及其家庭教养行为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5.9%,独生子女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非独生子女;而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及不同体重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独生子女除了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外,没有兄弟姐妹这层关系,因此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带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存在依赖性强、独立性差,逆反任性及孤僻怯懦等心理问题。独生子女的心理行为问题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尤其是受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影响的结果,只要学校和家庭在这方面形成共识,必定能有效保证和促进独生子女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改善[7-9]。
调查结果显示,儿童家庭教养行为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密切相关。家庭教养行为是指父母在对其子女抚养、教育过程中,为了将子女培养成其心目中的理想状态而在子女行为表现的基础上对子女实施相应的教养策略的过程。家庭教育行为对儿童行为起了示范和强化作用,儿童的行为问题反过来可能影响家庭功能,使父母及亲子间矛盾增加,引起父母的较量、紧张和情绪障碍,从而加重儿童的行为问题,形成恶性循环。父母应保持适当的亲近与距离来教导、养育子女,否则,长期的亲近和过分的溺爱,会阻碍孩子的成熟及独立。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心理行为问题的学龄前儿童家庭教养行为得分高于有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即家庭养育环境越好的儿童越不容易出现心理行为问题。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在家庭教养行为因素中的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及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相关研究表明父母经常吵架、家庭婚姻状况不良等与儿童行为异常相关[10-12]。另有研究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程度越高,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就越低,反之,家庭成员之间越不融洽,相应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就越高[13-15]。
综上所述,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较高,儿童行为问题较为突出;儿童家庭教养行为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密切相关,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及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对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预防,要充分发挥父母的积极主动性,应针对家庭教育行为中的危险因素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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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文学教育是当代文学的基础,是当代文学的重要启蒙思想,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阶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代文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对于文学的批判也逐步兴起。文学批评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赏析,还能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南针。因此,如何做好针对文学作品的相关批评工作,使得该工作在满足真实准确的前提下,提高整个文学批评的质量和水平,成为文学批评工作需要重视的内容。为了做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相关工作,需要结合现当代文学发展态势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和探讨。本文主要阐述了文学批评在文学欣赏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展开批判,以此来确保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实现。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文学批评观;批判;文学发展
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时,文学批评作为文艺评论的内容之一,还能为文学创作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就目前的文学发展现状而言,我们需要正视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并做到充分合理的运用,以此来确保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水平,在此基础上形成推动文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文学赏析的角度,我们不但要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观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还需要在充分重视现当代文学批评作用的同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进行批判和分析。
一、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
文学批评的哲学作用,需要利用批评实践和理论并进行思考和评价,从而形成一定的思想理念,或研究途径,以此来实现人们感知世界的理想。文学批评的哲学作用不仅体现于文学批评、理论以及文学史革命三者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文学批评与思维方式二者之间需要利用批评这一手段对自身进行深刻反省,对自我认知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推翻。对现当代文学展开批评时,需要明确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并予以充分重视。此外,还需要对文学批评的意义进行讨论。就目前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而言,文学批评还有以下几个作用。
1.现当代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发展。现当代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文学的前进和发展,这种促进作用不仅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定位,还引领者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因此,现当代文学批评对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我们需要正确的利用文学批评手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我国文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和成长。并以此来确保文学批评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文学发展需要,为整个文学发展和壮大奠定基础。
2.现当代文学批评能树立好正确的文学发展观。现当代文学批评有利于明确文学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并产生着极为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从某种角度而言,文学批评也是一种评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树立正确文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目前,我们对文学发展观的形成进行研究和讨论,并以其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引领整个文学界向前发展。此外,还需要与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实际发展状况为基础,利用好文学批评这一手段和途径,从根本上对我国的文学发展观起促进作用。
3.现当代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创作发展。文学创作作为文学创作形式之一,其特征较为特殊和复杂。为了确保文学作品的创作质量需要对文学创作原则进行了解和把握,充分发挥文学批评的积极作用,在满足文学创作正确方向以及丰富内容的前提下,必须要符合实际要求。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正确的创作方向和创作内容能够确保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水平,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奠定基础。因此,我们要牢牢把握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作用进行充分利用,发挥好文学批评的内在潜能。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
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现状而言,文学批评对文学领域的发展有着极为积极的促进作用,是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首要手段之一。我们主要结合现当代文学批评手段的具体实际运用,并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
1.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批评的总结。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主要基于文学批评的手段,并由此形成的一套总的理论和观点。在我国文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通过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对文学领域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因此,我们要对现当代文学的观点进行充分的理解。
2.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批评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基于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观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特征,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来说,该观点成为整个文学领域发展的阶段性概括和总结,对于现当代文学的批评的发展来说,意义较为重大。通过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总结,并对其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要怎样把握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优势和特征,并对相关的理论观点进行充分理解和掌握,从而确保文学批评研究的研究效果。为了使得文学批评工作的顺利展开并取得良好成效,我们要充分重视文学批评的各个环节,包括形成以及发展,从根本上确保整个文学批评领域的正确性的全面性,以此来满足文学领域现实发展的需要。
3.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发展的促进手段。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整个形成过程,对文学批评观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甚至对整个文学史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为文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为各类文学作品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指导性作用,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日益繁荣,我国现当代文学也不断发展。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作为一种思想风潮,贯穿于整个文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并充分理解和掌握,在此基础上提升对文学批评观的认识水平。
参考文献:
[1]朱丕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批判[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2]胡俊飞,李游.唯物史观下当代文学批评中的“非民族”论批判[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3]范一亭.从“批评”到“批判”——福柯的《何为批判》与文学批评者的身份探求[J].国外文学,2013
摘要:
从现当代文学产生以来,几经波折与坎坷,路过了春光明媚的照耀与暴风骤雨的洗礼,终于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晴朗的天。当代很多作家、学者也都热心投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因此,使现当代文学上升到了又一个高度。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疏离文本”现象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表现较为突出,然而,文本却是文学的基本构建。因此,现当代文学的健步发展还需要对文本研究进一步重视和深入。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疏离文本;研究
前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稳步向前地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学者对现当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也创造出了更多的实意的、华丽的篇章,为现当代文学价值的提升奠定了初步基础,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但是,现当代文学中越来越多的“文本疏离”问题也随之泛滥,这就反映出作家、学者们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够落实,甚至使其处于忽略境地。本文从对“赵树理小说”的引述错误、对不同背景下的作品的偏激评价、对《红旗谱》的文学史的偏颇定位等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疏离文本”现象严重,这种差错会根本性地影响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
1文本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现当代文学自5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冰心、朱自清、鲁迅等都是从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出很多优秀、经典的作品,冰心与朱自清的散文辞藻华丽优雅,鲁迅先生的语言朴实而深刻,历来为世人所称赞。由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以思想内容为主,并不重视艺术的表述,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只是凭着主观臆断,缺乏客观性,使许多经典文本处于埋没状态。例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于革命的批判、对于旧社会黑暗的批判,以及在政治上也发表过比较突出的见解,因此,后人都尊崇他为文学家或经典作家,但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文学价值没有真正得到明确。再比如,对于张爱玲和丁玲的评价,以前评价张爱玲在政治上有所偏见,现在却将她抬得很高,极大地贬低丁玲,这种疏离文本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极为不利,最明显的现象是文学评价标准混乱,促使“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不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欣赏的客观性和文学创作的主观性。
2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疏离文本现象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所以文学的研究中心应该是文本研究,但现当代作家学者们却忽略了这一点,使这种“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疏离文本”现象:
2.1文学引述混乱:
文学引述的混乱,会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评价,是“疏离文本”现象的原因之一。由于研究学者的粗心,和不大勤恳的工作态度,使一些文学引述混乱,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例如,唐弢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讲郭沫若先生对赵树理先生作品《李家庄的变迁》的评论:“我完全被那新颖、简朴的内容和手法所陶醉了,那儿有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天地、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但这实际上不是郭沫若先生对于赵树理先生这部《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评语,而是对赵树理先生另一部作品《李有才板话》的评语,这是一种严重的引述错误。其次,是错词引述,例如将“朴素的内容和手法”错引成“简朴的内容和手法”,将“新的感情”错引成“新的意义”,虽然没有较大程度的改变,但是,文学的语言是严谨的,尤其是对于像郭沫若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来说,更是一种唐突的行为表现。再从文学价值层面和学术意义来讲,这是一种失误,更是“疏离文本”现象的集中表现。
2.2文学作品评价定位错误:
经典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时间来印证的,然而,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常常对一些作品的评价脱离了实际,例如,将40世纪的作品拿来在50世纪的背景下评论,这远远偏离了实际背景的需要,是一种不客观的评价。再比如《红旗谱》,《红旗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必选之本,在21世纪初期的文学地位尤为重要,受到了许多作家、业内人士的好评和称赞,但是,后来经事实印证,《红旗谱》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其作品中有一段描述一个人背对着朱老忠,但是朱老忠却看见了那人的““长脑瓜门儿”,而且描述说“好面熟”,这完全不合逻辑。目前,这样的例子还在《红旗谱》存在尚多,但文学界却对其有颇高的定位,将其称作“经典”,这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脱离文本”现象。
3结语
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疏离文本”现象,主要体现在文学引述混乱、错误,文学作品的评价偏离实际创作背景,文学作品定位严重偏颇等。为了消除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疏离文本”现象,就需要文学研究工作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积极探索,创新研究方法,建立文学的独立标准,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燕子.文学现场的文本研究开放性的文学研究[J].宜宾学院学报,2010,(26)
[2]张丹.浅谈“疏离文本”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体现[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4,(8)
[2]工彬彬.《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J].当代作家评论,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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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是一项复合型的工作,它除了要研究文学和文学所涉及的若干方面之外,本身也包含了若干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文学翻译、文学理论和文学中,语言都是一个关键因素。传统的语言观对我国的文学研究造成了一定的桎梏,只能从语言形式方面来对文学进行研究,从而难以深入文学的根本。本文对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探讨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研究中文学语言问题的突破,以及当前文学研究中仍然存在的语言问题。
关键词:语言问题;文学研究;文学翻译
从语言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研究是最为主要的文学研究内容,也是文学研究的本质。语言关系到文学理论中的风格、抒情、叙述、意境、典型、文体、文学性、审美、形象、意识形态、形式、思想等等。语言也是翻译的本质问题,只有从语言的角度来对我文学及其研究才能对其本真性进行深刻的认识。因此对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1文学研究中语言问题的表现
语言是翻译文学、文学理论、文学史发展的重要表象和标志,但是语言也对翻译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制约。我国的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在语言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这不仅体现在外形上的差异,更体现在审美、品格和类型方面的深层差异。尽管二者同属于汉语文学,事实上却隶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古代作为口语的白话文与现代汉语中的白话文形式仍然具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汉语的白话文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词语,包括科技词语和思想文化词语,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语言体系、也不同于中国古代语言体系的语言体系。可以说现代汉语整合了西方语言的汉语翻译形态、文言文和古代白话语口语,既具有中国性又具有西方性。从现代汉语的现代性可以找到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原因[1]。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语言,语言对文学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影响和制约的作用,同时也对文学中的思想内容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白话文运动之后出现了语言欧化和国语问题,30年代出现了文学通俗化问题,40年代出现了文学民族化问题,50年代出现了民歌运动,80年代出现了新名词的大爆炸,90年代出现了网络语言对文学语言的冲击。在新文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国语,而国语的推广又对新文学的地位进行了巩固。因此我国的基本文学类型就是以现代汉语为语言形式的新文学。以20年代的汉语欧化问题为例,表面上是语言形式的欧化,而深层却是词汇的欧化,是西方思想性词语进入了汉语形态,这体现出了中国思想文化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了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文学翻译对中国文论和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翻译能够将西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转变成为汉语形态,但是在对精神文化进行转换时仍然会遇到很多问题,体现出意义的误解和偏离。
2上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中文学语言问题的突破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形式方面,这是受到了当时的学术方法和哲学观念的影响,形成了语言工具观,也就是将事物区分为两个方面:形式与内容。马克思认为内容与形式相互依存,形式是事物的外在,内容是事物的内在,然而内容仍然高于形式。以此来划分,文学可以分为艺术形式和思想两个层面,语言明显属于形式,只能从属于思想。这也是90年代以前文学语言研究难以取得突破的深层次原因。90年代以来,很多的西方的理论和思想学说进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文学语言研究,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翻译理论。在90年代之后翻译学成为显学,文化因素在翻译研究中被逐渐凸显。受到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和奈达的影响,翻译不仅要掌握两种语言,还要了解相关的文化。由于语言和文化具有差异性,对应的直译是不可能存在的。文学中大量应用的形象化语言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对应。因此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关键词主要体现在理解、政治、文化、语言等方面。②文学理论。90年代以来,具有现代倾向的文学理论对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符号学理论、现象学文学批评等等,其均强调语义分析和语言的重要性,认为思想内容研究并非文学研究的重点,文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语言研究。③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语言哲学对我国的学术模式和传统观念进行了很大的颠覆,对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人与语言的关系、语言的意义和语言的本质进行了重新定义。④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传统语言学不同的是,现代语言学更加关注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包括语言与思维、语言与认识、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心理的关系[2]。
3当前语言视角的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为了继续推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必须从语言的角度来对文学理论和文学进行研究,从这方面来看,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人就仍然具有非常广阔的学术前景。当前语言视角的文学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探讨。①文学语言问题的理论问题,研究和史实清理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例如语言变革和文字改革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新文学运动受到“五四”白话文的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近代文学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关系、文学通俗化受到大众语言运动的历史影响等等。②以文学理论关键词研究、文学话语研究为主的文学问题,以及思想层面的语言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尽管90年代以来该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是仍然有继续探索的必要。例如点评式、感悟式的文学批评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应用,论证、逻辑的方式在西方现代文论中的应用,这两种现象所体现的中西方文论不同的话语方式。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及其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翻译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应该对这种影响的实现途径和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
4结语
本文对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论述与思考,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与探索。尽管90年代以来我国在该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特别是在学术模式和学术方法上均有创新。但是文学视角的文学研究在理论方法、史实清理等方面仍然有待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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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铖.文学现代性框架内的梦境叙事研究[J].法国研究.2011(04)
[摘要]
以往有关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文学)关系研究、元代蒙古族文学研究、元代草原地区文学研究。其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的主要有扎拉嘎的“平行哲学”理论、杨义的“活力边缘说”、台湾学者萧启庆的多族士人圈。本文通过综述这些成果,以期突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性,突出重要研究成果的指导性价值。
[关键词]草原文化;元代文学;平行哲学;活力边缘说;研究综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是特殊的也是复杂的。这种文学上的特殊和复杂,根源于元代文化的特殊和复杂。元代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西域商业文明的多元冲突融合后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这对元代文人、社会、政治秩序、文化、艺术等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在这个多元一体的新的文化体系中,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民族及其代表的草原文化,到底占据什么位置?它对元代文学创作产生哪些重要影响?是这一课题需要面对的。而从草原文化视角考察元代文学相比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出现的新变化,以及对文学传统继承延续性问题,也是元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目前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直接研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论著,但已有单篇论文出现。虽然如此,间接研究成果不少,这些成果虽然还处于理论的探索和阐释的尝试阶段,却对元代文学、草原文化精神、蒙古民族文化品格等研究带来了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路径上的探索,并具有可广泛运用的价值。因此,本文通过对以往研究中涉及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关系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突出其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的成果。对元代文学出现的“新质”,元明清时期史家、文人即有一些表述,并与蒙古民族统治相联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蒙古学的逐步兴起,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体来看,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及蒙汉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上京纪行诗研究等四个方面。
一、对草原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由于“中心文化”观念的盛行,作为人类文化样式之一的草原文化被定义为“野蛮文化”,游牧民族被认定为“蛮族”,是“征服者”“侵略者”“破坏者”。这影响了人们对草原文化的研究态度、研究视野和研究结论。从全球范围来看,对草原文化的研究都是远远迟滞于草原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的。正如南开大学教授、博导陈巴特尔所评论的那样,纵观我国草原文化研究的成果,呈现“三重三轻”的特点,即在研究主题上,比较重视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等静态因素的探讨,相对忽视草原文化在族际交往和跨文化互动中的变化等动态因素的研究;在研究视阈(域)上,重视我国北方草原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关注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作用,相对忽视世界上其他区域的草原文化研究,对全球背景下草原游牧文化及其演变的宏观把握和综合研究范式上,比较重视理论思辨、历史描述与现实对策研究,缺乏多学科及跨学科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研究。①虽然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却不能因此否定以往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几年“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启动,从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考古学等学术视角对草原文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有《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草原文化核心理念》②、《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③、《游牧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④等多篇系列论文的发表,提出和阐释了“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辩析了民族文化与草原文化、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关系,对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传承,对草原文化所涵盖的其他文化事项的研究等。论文集、资料类编著也有一些,如《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元代文学研究论文集》等,也都对草原文化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助作用。对草原文化研究的精深与否,直接关系着元代文学特殊性研究的深入与否。就目前对草原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还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正如陈巴特尔在《反思与构建:全球视野下的草原文化》中所说,还需要运用新方法、新理论进行新的研究路径的探讨,需要与世界文明联系起来,从更大的文化背景给予关注。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其内,从丰富的文献中挖掘典型的、有价值的资料,以翔实的文献作支撑,将研究落在实处。
二、对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蒙汉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
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学界研究兴趣的,进入21世纪有了深入的探讨,并建立一套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伴随而生的是多民族文学关系理论。这方面的代表主要有扎拉嘎、杨义、台湾学者萧启庆。社科院扎拉嘎建立了民族文化关系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即平行哲学,并将文学运用其中。2005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⑤是其代表作,认为各民族间的文化影响是双向互动的,遵循着平行哲学,并认为元代文学也是如此,原有的中原文学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游牧民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针对元代文学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在《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⑥中有集中的阐述。该文主要从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学发生的多重影响。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元代之前和元代之后的根本性变化,与游牧文化南下造成的元代文学接受群体的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蒙古民族文学由口头文学发展到书面文学,并在雅俗文学间并行发展,是中原文化的影响起到重大作用。并提出元代在蒙古游牧文化影响之下,中原封建传统思想受到巨大冲击,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在宗教信仰、风俗文化、伦理教化、女性规约、刑法、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所表现,这些都与蒙古民族文化品格有关,而这恰恰是元代文学的隐逸主题、追求自由精神等特征出现的主要社会环境。本世纪初,社科院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7年他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⑦第一次完整而清晰地对此命题的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进行了阐释,提出“一纲三目四境”的研究宗旨,在“大文学观”的前提下,对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的关系作了系统的梳理,其理论方法的核心即“打通”。谈到游牧文化政权下的文学时,杨义以元代文学为例,从“汉化一胡化”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双向互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探讨元代汉族与蒙古色目边塞诗在审美风格和诗人情感不同。认为中原人士与蒙古色目人士的主客位置的变换,改造了边塞诗的内质和情调,为此类诗歌及元代诗歌审美风格的变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这在其2013年的《文学地理学会通》⑧中也进一步有论述。另外,杨义还提出了“边缘活力说”的文化理论,也引起很大反响。“活力边缘说”是为了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动力学系统而提出的,也是在反思、批判和超越文化“中原中心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原中心论”在强调中原文化率先发展之时,总是带有某种“唯我正统”的优越感和傲慢感,忽视或漠视边远少数民族的丰富多彩的创造,忽视或漠视边远文化生气勃勃的反向影响力。他认为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突破原有的僵局,使整个文明的动力学系统重新焕发生机,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出现新一轮的接纳、排斥、重组和融合的生命过程。并认为我们研究的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就是中原文学与边缘文学碰撞融合的极好范例,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互补、重组、升华而得到的审美结晶体。近二十年台湾学者萧启庆对元代汉文化之延续、影响及多族士人文化活动的研究给予极大关注。作者从蒙元时期的多民族文化交流角度,进行了多族士人文化圈及文化互动的研究,具体考察了元代的儒户、国子学、科举与菁英流动、江南士大夫家族等重大问题,这体现在其论著《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⑨。《内北国而外中国》⑩一书考察了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蒙古人的汉学及汉化,认为在元代特殊的文化社会中,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是蒙汉文化群体意识凌驾于族群意识的产物,并考察了大蒙古国的国子学,认为这是蒙汉菁英涵化的滥觞。这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都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些成果,既具有理论构建价值,又具有研究方法意义,是在当前该领域研究中处于前沿。
三、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
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既是蒙古民族文学,也是蒙元文学研究的产物。这方面的研究基本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内蒙古、新疆等民族地区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包括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元代少数民族诗选》瑏瑡?《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瑏?瑢。90年代以后研究渐成规模,对元代蒙古族文学家及其创作的研究主要有中央民大云峰、中国社科出版社的顾世宝。云峰的系列论著有《蒙汉文学交流侧面观》(1992)、《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2005)、《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2013)、《民族文化交融与文学研究论稿》(2015)等,其中《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是云峰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的整合和深入,是其代表性的论著。全书分为四编,包括绪论,少数民族诗人及其汉文诗歌创作研究,描写北部边疆自然风光及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等诗歌研究,多民族文人的雅集聚会、酬唱交往等诗歌创作研究。所论囊括了蒙古族、回族、契丹、女真、唐兀、畏兀儿等族诗人及创作,伯颜、泰不华、蒙古帝王、杨维桢、高克恭、马祖常、乃贤、丁鹤年等汉文诗歌创作,扈从诗,玉山雅集、鲁国大长公主天庆寺雅集、玄沙寺雅集聚会、多民族文人唱和活动进行考察。云峰的有关蒙汉文学关系研究,以覆盖面广、涉及诗人的民族数量众多、侧重少数民族文人的汉文创作为主要特点。这些研究,为理论学说的提出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文学现象。2012年,顾世宝《蒙元时代的蒙古族文学家》将元代蒙古族文学家分为前后两期,论及前期文学家伯颜、郝天挺、孛罗御史、曲家阿鲁威、词家童童、诗人泰不华、月鲁不花。后期蒙古族诗人群体所论涉及达普化、聂镛、察伋、凯烈拔实、答禄与权、杨纳等,以及元代蒙古族散文作家群体、蒙古族帝王诗人等都进行了考察。这是对元代蒙古族文学家的一次全方位的扫描,论述所及诗文词曲各体,展示了元代蒙古族文学家的全貌。对蒙古族文学的研究,还不同程度地在文学史、其他论著中有所涉及,如邓绍基《元代文学史》(1991)、张晶《辽金元文学诗歌史论》(199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1999)、李修生《元杂剧史》(2002)、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田同旭《元杂剧通论》(2007)、王韶华《元代题画诗研究》(2010)等。
四、对元代草原地区文学创作的研究
元代实行两都制,有大都和上都,每年四五月间皇帝巡幸上都,在上都的时间近半年之久。伴随着文人扈从以及大量文人的游历上都,有关两都之间、上都的文学创作丰富起来,且由于上都的政治中心而形成了一个文学活动中心。这个区域空间过居庸关以北就是古代的北方民族生活地区,而上都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在元代是草原都城。对草原地区文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上京纪行诗的研究上。过去对上京纪行诗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路数:一是直接对上京纪行诗中的蒙古民族的民俗史料价值研究,一是对上京纪行诗文学审美的探讨。史学界对上都历史文化的考证大量使用了咏上都的诗文,注重史料价值的挖掘。1984年叶新民《从元人咏上都诗看滦阳风情》是第一篇专门研究有关上都诗歌的学术论文,并从此开创了此类研究范式。叶先生在文中认为这些诗歌所描写的上都的自然风光、物产资源、民情风俗、宫廷礼仪、典章制度、宫殿楼阁、宗教文化以及祭祀狩猎、诈马宴、游皇城等生动地展现了上都的历史风貌。这在其后来的论著《元上都研究》瑏瑣?也有更全面的论述。按照这一研究路数,近三十年的时间诞生了大量的单篇论文,沿着这一研究路数,近三十年的时间诞生了大量的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以刘宏英《上京纪行诗研究》瑏?瑤、娜布其《元代反应蒙古族生活的扈从诗研究》瑏?瑥以及杨富有的系列论文为代表。这类研究为最初引起学界的关注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但是侧重于把诗文当作历史文献在内容上进行归纳、总结的研究做法,不利于文学独立性的研究,也不会真正推进文学作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世纪学界多将上京纪行诗归为边塞诗、山水诗,还赋予其更多的称谓,如扈从诗、域外风情诗、纪行诗等。这些概念大多使用模糊,很少对范畴进行界定。直到2003年杨镰《元诗史》对“上京纪行诗”概念的使用和界定,学界现在基本通用“上京纪行诗”概念。这些成果都是论文,数量较多,内容驳杂,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比较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主要有历时性比较和对诗歌主题、意象的横向比较。历时性比较研究,与唐代边塞诗、山水诗的比较为多,或者将之纳入到边塞诗、山水诗的发展史中,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运用对比方法对诗歌进行内容、艺术、情感上的分析,总结元代边塞诗的特征,并认为是唐宋到明清边塞诗发展中的一环。如林邦钧《元诗特点概述》、阎福玲《论元代边塞诗创作及特色》、郭小转《多元文化背景中元代边塞诗的发展》等。对李陵台、昭君墓、长城、居庸关等诗歌主题(意象)的横向比较研究。如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丁国祥《论元诗对苏武李陵的解析》《王昭君:元代诗人比照的特殊坐标》、陈思路的硕士论文《“昭君出塞”在元明清时期的文学讲述》、王颋《李陵台及元人专题诗》等,这类研究将元诗中大量出现的昭君、苏李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其在元代的主题变化,或者从诗人的民族身份和政治身份角度,分析元诗出现的对李陵同情、惋惜、谴责的民族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因素。还有运用地理文化学、文学地理学等理论的研究。如台湾学者李嘉瑜的《虚拟的怀古场所,真实的身体记忆-上京纪行诗中的李陵台书写》《关于上京纪行诗书写者身分认同之辨析》等系列文章,这类研究将考察的对象,即作为文化符号和地标的上都、李陵台、长城、居庸关等放置在地理文化学理论架构中,对作品进行内容和形式的解构,探讨它们在元代文人中的构型以及如何进行文学构型的问题。这是运用新理论、新思路解决此类问题,给人以新意,在具体意象上做深入的文化剖析,但从结论上看并没有更深入地突破以往。将上京纪行诗研究推向较深入层面研究的是:李军的《论元代的上京纪行诗》,第一次结合社会时代背景,对繁荣的原因、诗歌价值、诗歌特征论述。此后邱江宁的《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提出“南人作北风”是奎章阁文人群体在元代中期南北融合过程中的南方文士的典范之作。从文人的求仕、观光国度理念的“人”层面以及上都的政治地位、文人扈从的“制度层面”论及上京纪行诗的繁荣,并对诗歌内容、“南人作北风”诗史意义作出阐释。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在论述游历与文学的关系时,指出上京纪行诗的产生与元代的游历之风有很大关系,并指出上京纪行诗概念及其研究范畴还存在问题,需要解决。上京纪行诗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在上京纪行诗繁荣的原因、题材内容、艺术风格、诗史意义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不难发现,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对曾使用的不同概念的辨析、产生和繁荣的原因、文学活动及创作等都存在很多细致的问题。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都将上京纪行诗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较为静态的关照,既缺乏对重要作家的个案研究,也缺乏一种更宏观的、动态的视角,应将其纳入元代历史发展的大潮流、文人的活动和文坛发展的大事件、多元文化一体的大文化背景、草原文化地域场中,对其进行动态的把握和宏观的研究。元代特殊的文化精神造就了元代特殊的文学,从草原文化的视角关注元代文学,探讨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变迁,及其所起的作用,还原元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是一种可行的研究路径。对草原文化的深入挖掘,也是元代文化、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陈巴特尔、雷继红:《反思与构建:全球视野下的草原文化》,载巴登尼玛:《多元文化与教育》(第3辑),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268页。
②“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研究”课题组:《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内蒙古日报,2008年10月8日。
③“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课题组:《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年第1期。
④“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年第11期。
⑤郎缨、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⑥扎拉嘎:《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⑦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⑧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⑨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
⑩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瑏瑡?王叔磐:《元代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瑏瑢?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课题组:《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社,1989年版。瑏瑣?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瑏瑤?刘宏英:《上京纪行诗研究》,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2009年。瑏瑥?娜布其:《元代反应蒙古族生活的扈从诗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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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的传播是传承文学精粹、了解古代文学动态、掌握文学脉络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凸显文学价值与魅力的重要途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部文学史,也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史。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几千年的传播中,有太多的因素促使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得以传承与保留。而名人们的亲身参与,也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环。其中既有作为创作主体与传播主体相结合的自我传播,也有传受双重身份下的他者传播,无论哪种情形,均活跃着各类具有显著知名因素的传播者。他们或因才华横溢,或因高尚人品,或为文坛儒宗,或为政坛权威。通过注释考订、诗文选本、评点论争、聚徒讲学、题跋作序、行游隐逸等传播方式,他们因存有卓越的影响力而为世人关注乃至尊崇,在参与文学的传播中,往往表现出巨大的传播效应。这里面,既有使默默无闻者声名得以彰显、优秀作品价值得以扩增、文学风格及运动得以推动、读者审美趣味得以提高等正效应,也有着埋没及遮蔽作品价值、误读作家作品以及托名传播等滥用权威的负效应。而这些正负效应的背后,则折射出世人对文学传播中“意见领袖”的尊崇心理、对风雅韵事的好奇心理以及对知名文人的亲近心理等名人效应得以生发的深层原因。
一、对“意见领袖”的尊崇心理
在传播学理论中,人类传播活动存在着“意见领袖”角色,他们主动地接受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和观点,再积极地传播开去;而其他人的信息接受则主要依靠这些“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并获得极大地信赖。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各个领域都有,包括文学领域。在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大多读者在阅读选择前及阅读接受的过程中会受到一定领域内的文坛权宗相关意见的影响,“意见领袖”左右着读者对某些具体文学作品的品评,引导着大多数文学受众的审美情趣。
(一)大众对“意见领袖”的态度体现
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在任何组织中,确立了地位的领导人都有着极大的天然优势。他们被认为享有更好的信息资源……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注意,说话的声调更容易令人信服。”[1]这里,李普曼指出了人们对“意见领袖”的两大态度:密切关注和尊崇信服。
1.对权威焦点的密切关注作为文学传播中的“意见领袖”们,他们往往学识渊博,为文学流派首脑、文坛盟主等誉隆望重人士,不少人具有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体的复合型身份,他们位居社会或文坛的显赫位置,通常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他们之于文学的任何言行,很容易被普通读者聚焦、放大,并以他们为原点辐射开去,形成文学传播中的爆炸效应,令相应的作家作品或者诗文本事,获得最大程度的传播效果。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诸如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三苏、黄庭坚、陈师道、明七子、清代王士祯、沈德潜等,在文坛皆有一呼百应、万水朝宗的地位和影响力,文人及其作品如能得到他们的关注与不俗的评价,普通读者的文学聚焦便会从权威们的身上,自然迁移至被称道文人及其作品之上,形成文学传播上的晕圈效应。而那些“个人经典”经由他们传播扩展开去,就成为天下响应的“公共经典”。正因如此,古代不少的文人学子,为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能够以文名而仕进,常常向文宗公卿们投谒行卷,期待被权威称颂而名扬天下。据统计分析,崔颢的《黄鹤楼》诗位列唐诗经典之首,其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篇,既得益于令人称奇的诗歌本事,更因为文坛“意见领袖”们的推崇赞誉。据传李白于黄鹤楼读到崔颢此诗后,自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2]连诗仙李白都心悦诚服、自以为难以企及和超越的诗篇,普通读者自然不会怀疑它的价值和特色。正如吴汝纶所言:“太白尚心折,何况余子?”[3]再加上其他著名诗评家的极高评价,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把《黄鹤楼》列为唐诗七律正宗的第一,桂天祥《批点唐诗正声》认为此诗“气格音调,千载独步。”众多“意见领袖”对此诗给予高度评价,自是吸引了众多读者的阅读聚焦,极大地提升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对卓越才干的尊崇信服人们普遍对有高尚人格魅力与卓越才干的人持有尊崇信服的心理,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决定了传播效果的优劣。“意见领袖”在其具备领导资格的领域里往往被公认为是见多识广或称职能干的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高深创见使其提出的意见比普通人更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能在公众中产生一呼万从的感应。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往往对文学历史和现实发展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在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在古代文学传播中因处于上层“信源”位置,在文学的鉴赏与评判方面被视为权威,在传播中提出的见解或理论主张,比普通的传播者更易形成强势话语,很容易受到读者的信任与尊崇。韩愈《为人求荐书》所说的“伯乐一顾,价增三倍”,就充分说明了传播接受中“意见领袖”的话语优势。事实上,一般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很难摆脱从评论家那里获得的先入之见,必然会参照评论家的说法对作品作出或褒或贬的评价。即使一度籍籍无名的作家,一旦受到“舆论掌门人”的揄扬,便会引得人们竞相推毂,从而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有云:“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而后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凝式配颜鲁公,东坡真有德于三子也。”韦应物、柳宗元的扬名之路,正说明意见领袖在读者中的强势影响。
(二)“意见领袖”对受众的中介功能
传播学研究认为,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信息能直接到达普通接受者处,而是一部分信息先到达“意见领袖”,再由他们把讯息传递给周围最普通的受众。即使有的讯息直接传达到普通受众,但要他们在态度和行为上发生预期改变,还须由“意见领袖”对讯息作出解释、评价和在态势上作出导向或指点。因此,在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之间存在着作为中介的传播渠道,“意见领袖”则扮演着这种“中介”功能的角色。
1.对受众的接受内容、欣赏趣味作出引导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文学作品到达“意见领袖”处,“意见领袖”根据自己的文学观念、审美喜好,而作出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再把他们心目中的优秀之作向作为读者的大众推介,这实际是对受众的接受内容、欣赏趣味作出一定引导。张戒《岁寒堂诗话》云:“韩退之之文,得欧公而后发明。陆宣公之议论,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子美之诗,得山谷而后发明。”出于对文坛“意见领袖”的信服,凡是受过领袖们赞誉的诗文,人们更乐于对其进行选择性阅读;有了名公巨擘的审美判断,文学作品易于导向积极地情感接受,当然也更易于导致消极的价值否定。
2.对具有一定难度的文学作品解疑释惑“意见领袖”凭借在文学创作以及评点审美方面的卓越才干,因而具备一种传播优势。尤其是出色评点家以其率先、高明的细读为读者提供一种全局在胸的蓝图,通过各种点醒式评点,或阐明主旨、或分析人物、或揭示文法、或指点阅读方法,努力让读者更好地认识作品、理解作者,充当着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认知桥梁,为普通读者释疑解惑,最终令读者获得对作品的深刻把握。袁无涯刻本《水浒传》卷首“发凡”指出:“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而名人评点更被视作为帮助读者的阅读理解而创设的批评形式。明清之书坊主深谙此道,在书籍刊印中对假托名公文士评点的伎俩乐此不疲,一度各种署名“李卓吾”的戏曲、小说评点版本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3.对有价值的文学信息评价判断“意见领袖”通过判断批评,对作品的优劣进行价值定位,他们的赞誉、引荐等往往使意见中人声名鹊起,甚至平步青云。这不仅影响受众的阅读选择、审美判断,而且决定着作品传播的深广度,甚或改变整个文学的生态格局。魏晋开始,诗传过程有很多“意见领袖”,包括君王、文坛盟主以及喜爱风雅的权贵,他们对诗人的赏识提携客观上促成了一个异常积极的诗歌传播环境。文坛盟主欧阳修在其《六一诗话》中赞评过不少的诗人诗作,其中大部分传播于后世,有的甚至在古代文学史中居于经典至尊地位。葛立方《韵语阳秋》记录有梅尧臣获欧阳修赞誉之轶事: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6]葛立方认为,尽管梅尧臣诗歌佳处不少,但如果没有欧阳修屡次大加美誉、推崇,梅尧臣也很难获得极高的诗名。
二、对风雅韵事的尚奇心理
人们天生的猎奇心理,在传播领域的表现之一,则是对名人传奇韵事的好奇心理。伴随着对人的因素的关注,有时会刺激到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宋•杨湜《古今词话》记载一段趣闻:秦少游寓京师,有贵官延饮,出宠姬碧桃侑觞,劝酒惓惓,少游领其意,复举觞劝碧桃。贵官云:“碧桃素不善饮。”意不欲少游强之。碧桃曰:“今日为学士拼了一醉。”引巨觞长饮。少游即席赠《虞美人》……阖座悉恨。贵官云:“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满座大笑。[7]32-33碧桃对秦观情有独钟,秦观心领神会;两者的互动自然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妒恨,“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则是解嘲嫉妒之语。有此艳趣之事,《虞美人》得以引起更多读者关注。一篇作品,如果有涉及有关名人的创作本事或传播本事,往往能够吸引人们的好奇之心加以关注,进而促进作品传播。《本事诗》、《本事词》、《唐诗纪事》、《宋诗纪事》、《词林纪事》之类著作,多记有一些传闻轶事,以故事性与传奇性等元素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作品的有效传播。叶申芗的《本事词》中,详细记载有陆游、唐婉《钗头凤》的凄美故事:陆放翁娶唐氏闳之女,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甚笃,而弗获于姑。既出,而未忍绝,为置别馆,时往焉。其姑知而掩之,虽先时挈去,然终不相安,自是恩谊遂绝。唐后改适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与陆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唐语赵为致酒殽焉。陆怅然,感赋钗头凤,……唐亦善词翰,见而和之……[7]2344一方面,读者被陆游和唐婉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两人的词作更轻易地进入到读者的阅读期待之中。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有了这段故事的本事记载,读者才能准确地理解词的内容,把握词中蕴含的凄楚深情,从而使陆游、唐婉的《钗头凤》被人们更广泛的接受。
三、对文化名人的亲近心理
在传播过程中,接近性是衡量传播价值的标杆和取舍传播对象与内容的重要标准之一。传播的接近性是指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与受众在地理、性别、思想和情感等方面的关联。其关联程度愈紧密,读者越关心,传播价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文学传播中与读者情感接近和利益息息相关的内容,自然是受众乐于接受并传播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中,也表现出文化名人因在地理或心理上与接受者某种接近,而引起受众的关注,并形成文学接受与扩散传播。地理上的接近是指文化名人或贬谪、或行游、或生活在某地,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在当地留下许多诗文佳话和大量作品。人们因空间距离的接近而主动接受、参与作品传播,传承古代文化。心理上的接近是指文化名人在思想、情感、经历等方面引起某类人的共鸣,于是受众对其表示强烈的关注度并积极参与其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刘禹锡的《竹枝词》得以广为流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创作体现出了传播的接近性。《竹枝词》乃巴渝地区一种民歌,当地人们唱《竹枝》歌时,常伴以舞蹈、笛声,歌曲的节奏比较鲜明欢快,声音激越清脆。刘禹锡于822年正月至824年夏任夔州刺史,其间创作《竹枝词》两组共11首。其内容丰富,有游子思乡之情,有爱情的欢乐与忧愁,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慨,有民俗风情的写照,有劳动生活的场景。歌词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色。因地域、情感以及表现形式等与巴渝民众的亲近,作品受到当地民众的追捧而流传开来。
新闻,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不容忽视,它如空气一般存在于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有效的帮助和参考,人类社会生活的信息交流方式也有赖于新闻媒体的参与。而随着科技更新带来的技术升级和信息革命,使新闻传播的方式和速度不断发生变化,这赋予新闻媒体更高的技术要求和认知地位。与此同时,作为新闻工作者,如何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写作技能以适应新闻事业的发展要求,更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要具备的能力。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有着很大的区别,然而,追寻新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新闻写作是从文学写作中汲取了营养,而又形成了独特的自身特点的一种特殊文体。在新闻写作中,适当地运用和借鉴古代文学的语言和思想,对于提高新闻作品的语言色彩和丰富新闻作品的内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古代文学作品对当代新闻写作的价值和影响
追溯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多少受到西方模式的影响,但直接源头却是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璀璨耀眼的文学著作,其深远的思想内涵和文约事丰、含蓄蕴藉的简洁之美,决定了中国新闻作品特有的中国骨骼和气质。在政治方面,新闻活动直接就是政治活动或是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直接“向社会提供新闻文本的形式影响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古代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心怀济世救民的目的,希望创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垂范后世。如《搜神记》卷六第一二一“人生角”一条,借晋武帝时元城人突生犄角的社会新闻,批判了赵王篡乱。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新闻工作者以“事实为政治服务”为唯一宗旨,对政治意识、群体意识过分强调,对个性意识忽略,造成了新闻报道中“人的主题”几乎一片空白,“事实为政治服务”带来了“新闻人物为政治服务”的后果。因此,新闻人物被附以极强的政治色彩,他们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甚至成为形象化的工具,从而失去了新闻本身的事实性和真实性。这不能不说是一段历史的遗憾。而当今,中国新闻的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新闻工作者就要学会以史为鉴,寻找事实的本真,引发这个时代新的思考,体现这个时代应有的价值观。在道德方面,新闻作品中所体现的道德情怀不但彰显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素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引领和体现着这个时代的道德标准。我国古代,儒家士子希望用他们所提倡的“明礼义”“知廉耻”等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社会行为进行一种规范和约束,以其评价好坏善恶,纠正道德行为,达到道德自律从而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而今,在有些人崇尚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甚至在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当中,出现一部分人娱乐至上,只片面追求新闻写作的商业价值,而忽视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导向性。所以,作为将事实真相报道给广大受众的新闻工作者更有责任将这些古已有之的道德价值传承下去,承担一个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角色。在审美方面,古代文学以特有的言简意赅的行文风格以及寓意深远的人文精神,足以令现代新闻工作者叹为观止。新闻,强调的是依据事实记录事实真相,文章要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越是行云流水一般的文章才越切合新闻传播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而新闻所向读者呈现的美感,除了新闻内容上的扣人心弦,主要就来自于新闻语言上的文字表达。古代文学叙事大多简单,语言清晰简洁,通俗明快,以“白描”为主。特别是《史记》,在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皆以“白描”式的语言勾勒。所以说,司马迁的《史记》中的白描式语言为中国新闻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另外,在新闻写作中适当地运用对偶、排比、顶真等修辞方法,加以白描、铺陈,将使新闻类的文章不拖沓冗长反而尤显清新自然。
二、如何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古代文学素养
“过去的新闻是现在的历史,现在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未来的历史是现在的新闻。”我国的新闻写作,在文体上与古代文学著作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新闻报道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也是对历史或过去发生的事的总结。古代文学无论在人文情怀还是在写作手法上都有许多可以让我们现代新闻工作者借鉴的地方。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加强古代文学素养,不仅要学习其写作手法,还要了解具备大量的历史人文知识,了解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更要以史为鉴,在历史中汲取营养,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1.加强古代文学知识的积累
文学知识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必备的基础。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灿烂的文化犹如繁星点点,指引着后世之人。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写作的过程中或引经据典,或以史为鉴,或信手拈来古典诗词加以润色,都将为新闻作品增色不少。这就需要我们积累大量的古代文学常识,要大量阅读历史上的名著名篇。如司马迁的《史记》,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对于我们写通讯,就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而《左传》是历史上记录战争最经典的作品,对军事记者大有裨益。《诗经》中的作品可以说字字珠玑,恰如其分地运用到新闻作品中必会增添华彩。
2.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当中的人文情怀
流传于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所以脍炙人口,除了优美的语言、凄美的故事、传奇的色彩,其中的人文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新闻对古文的借鉴不能仅局限于古典诗词的运用,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人文情怀表达等才是更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新闻写作如能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取得互利共赢。中国古代文学是先人给我们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影响着后人精神层次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从最早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清代小说,这些得以流传的文学作品都记录着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对于后代的思想启蒙和发展引导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后人有一种精神上的传承。如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所颂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情怀,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各个领域,至今仍是我们时代发展前进的不竭动力。古代人文精神是现代人文精神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培养和发扬优秀的古代人文精神,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
3.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价值观
我们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经过千百年的洗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因为,所谓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当时的社会人对于所在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与体现。如儒家思想的君臣、父子等观念,在当今社会便不合时宜。然而,儒家思想当中的“仁”的观点,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在我国古代就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人文情怀,是文人志士对人民重要性的肯定和憧憬。这一文学观点在我国的政治领域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先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国古代文人墨客都具备相当的忧患意识。这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比如前文提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表达了作者对国家的关注和人民的热爱。而对于现代新闻工作者,也应当具有这种忧患意识,通过自己对事实的报道,对社会和国家要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揭露和鞭挞假恶丑,呼吁和弘扬真善美,向人们传达正能量,不造谣、不误导,不做假新闻。一个合格的新闻人不仅要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优秀的才华,更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公德心和正义之心、怜悯之心,要有古代文人那样的以天下大任为己任的担当之心。要用客观的态度对待事实,报道事实,还原事实的原貌,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新闻事业不断地走下去。新闻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也是时代的指引者。要在坚持新闻报道必须完全是真实的原则下,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开阔思路,借鉴手法,以史为镜,做一个有素质、有责任的新闻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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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多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文本,面对当今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现实需求,都需要发挥古代文学的教育功能,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其对大学生的挫折教育、爱国教育、爱情教育等,实现古代文学的当代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完善课程体系
依据人文素质教育理念,在原有课程体系基础上修改和完善,无需另建一套课程体系,而是使新增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与原有的课程相互照应,融于同一个大的课程体系中,形成一个有机的课程整体,使课程结构更合理、更科学。具体如下:一是在通识课程中增设最基本的人文素质教育必修课程,如人文素质教育通论、现代社交礼仪、美学与美育、中国通史、古典名著导读与鉴赏、实用书法书写与欣赏、世界名曲欣赏等,并给予相应的学分。二是结合学科课程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如古代文学教师可以结合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等在教学中对文学院以及全学院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三是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与其相对应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可以在专业必修课中增设相应的专业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并给予相应的学分,如开设哲学史、戏剧史、教育史等。
二、调整教学内容
这是强化大学生素质教育与培养的关键。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魂魄,中国古代文学披露的是华夏民族的精气神、炎黄子孙的奋斗史、华夏江山的正气歌,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财富。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要彰显人文素质的精华。既要固守文化传承,使古代文学的精华得以继承和发扬,培养深厚的人文底蕴,还要强化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古代文人提出众多创新思想:“守旧无功”“质疑问难”“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不泥古”等。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精神上的根基和文化价值取向,古代文学把创新作为新型人文人才的培养目标,使学生树立创新意识,与时俱进。更要关注情商教育,培养现代人文精神。提升思想境界,发展健康个性,塑造健全人格,使之成为学生面对社会压力、人生挫折的动力源泉。
三、建设师资队伍
教师是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主导,师者深厚的人文素质储备,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师者应具有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审美、天文、地理等各领域为一炉,以敏锐深邃的时代感受,形成对生命、对生活、对社会的独特体悟。教师的人文素养,便是教之内功、师之根本。师资队伍建设,要注意师资来源,应尽量从本校现有的授课教师中挑选,个别的可外聘;师资培训,可采取校内、校外两种方式。从事必修课和专业课讲授的教师可参加校外举办的高级培训班或培训中心的学习。一般的授课教师要参加校内普通培训班的学习,以了解人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基本方法等知识,提高全体教师的人文素养和教育水平。
四、营造文化氛围
重视社会实践环节,拓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空间。校园环境的文化氛围,对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与培养具有强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开展多元文化活动,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塑造,个性得到发展,精神得到升华。如请专家学者作系列人文讲座或学术报告,引导学生提高人文素养;以校报、校园网和广播站为载体,开设人文教育专栏,拓展校园文化活动空间;建立人文社团,如新闻、文学、楹联、艺术等协会或社团;开展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包括开展古典名著读书报告会、经典诵读和演讲比赛等活动。老师还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空间来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使学生从中学习知识、开阔视野、美化心灵、娱乐身心,是培养学生人文底蕴、塑造学生人文情怀的有效途径。
五、结语
总之,当今社会在古代文学中强化人文素质教育与培养,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使古典的精华力量在现代社会依然熠熠生辉,这样才有利于学生人文能力、人文精神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具备良好的心智水平,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与社会。
一、流派研究
古代文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流派。松散的结构形成无疑是流派的最大的特点。很多文学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流派的。他们由于受到了当时政策和地理的影响,不自觉的形成一个风格。最开始的古代流行神话,许多人创作神话。像女娲补天,牛郎织女,后羿射日等很多流传至今。后来到祭祀词,到《诗经》,还有孔子、孟子、老子等许多道别。如《三字经》。到了唐宋南北朝时期,诗词人大量涌现,豪放派和婉约派、田园派盛行。李白在《行路难》里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字里行间中体现的大气和豪放无疑是流派的代表。而李清照的《如梦令》中“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也是婉约派的典型。到了田园派,典型的就是陶渊明。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出了多么悠闲的小桥流水的日子。然而面对不同的文学,许多文学评论著作也是众说纷纭,不同派别对古代文学的不同意见和解说,在整个文学史和创业河流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现在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完整的体系,许多人对古代文学的理解也十分多元化,随着时间的变迁,转化成了人们通俗易懂的的语言。正基于许多人的评论和点评,致使研究流派的道路越走越长,越走越突出。其实,许多流派和文学的判断见解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这样的文学见解和主张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流派。通过流派中文人诗人的笔风、笔体、创作环境、心情等才能进一步体会到不同流派的不同文人们的独具匠心的风格创作。随着流派的变化,后者取长补短,借鉴引用,才能推动文学的进步和完善,更加发挥自我个性,规避弊端,防止千篇一律。对其流派的分别不是泯灭个性,而是对他们创作的进一步升华和提高。
二、总结
中国古代文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葩,也为后人的创作研究留下了深刻印记。在历史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化中,文学的脚步从未停止。而文学流派的演变也一直离不开地域的变化和人们的迁徙。自然环境中的山水风光、荒漠草原,都是铸就流派形成的不可磨灭的一笔。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民情、民风,人文景观,充分且生动的诠释了人文情怀。而对地域的研究,包括了不仅一门学科,还有许多像人文、地理、科学、政治、经济等许多知识,范围广,知识面大,也为后人的研究创下了许多疑问和难题。可是在对古代文学流派和地域的研究中不免看到古代人们的广大情怀和出色的文学风采。在以后的研究中,也要汲取教训,扬长避短,更好的诠释古代文学在历史长河是浓墨重彩、不可一世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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