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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的传播是传承文学精粹、了解古代文学动态、掌握文学脉络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凸显文学价值与魅力的重要途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部文学史,也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史。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几千年的传播中,有太多的因素促使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得以传承与保留。而名人们的亲身参与,也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环。其中既有作为创作主体与传播主体相结合的自我传播,也有传受双重身份下的他者传播,无论哪种情形,均活跃着各类具有显著知名因素的传播者。他们或因才华横溢,或因高尚人品,或为文坛儒宗,或为政坛权威。通过注释考订、诗文选本、评点论争、聚徒讲学、题跋作序、行游隐逸等传播方式,他们因存有卓越的影响力而为世人关注乃至尊崇,在参与文学的传播中,往往表现出巨大的传播效应。这里面,既有使默默无闻者声名得以彰显、优秀作品价值得以扩增、文学风格及运动得以推动、读者审美趣味得以提高等正效应,也有着埋没及遮蔽作品价值、误读作家作品以及托名传播等滥用权威的负效应。而这些正负效应的背后,则折射出世人对文学传播中“意见领袖”的尊崇心理、对风雅韵事的好奇心理以及对知名文人的亲近心理等名人效应得以生发的深层原因。
一、对“意见领袖”的尊崇心理
在传播学理论中,人类传播活动存在着“意见领袖”角色,他们主动地接受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和观点,再积极地传播开去;而其他人的信息接受则主要依靠这些“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并获得极大地信赖。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各个领域都有,包括文学领域。在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大多读者在阅读选择前及阅读接受的过程中会受到一定领域内的文坛权宗相关意见的影响,“意见领袖”左右着读者对某些具体文学作品的品评,引导着大多数文学受众的审美情趣。
(一)大众对“意见领袖”的态度体现
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在任何组织中,确立了地位的领导人都有着极大的天然优势。他们被认为享有更好的信息资源……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注意,说话的声调更容易令人信服。”[1]这里,李普曼指出了人们对“意见领袖”的两大态度:密切关注和尊崇信服。
1.对权威焦点的密切关注作为文学传播中的“意见领袖”们,他们往往学识渊博,为文学流派首脑、文坛盟主等誉隆望重人士,不少人具有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体的复合型身份,他们位居社会或文坛的显赫位置,通常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他们之于文学的任何言行,很容易被普通读者聚焦、放大,并以他们为原点辐射开去,形成文学传播中的爆炸效应,令相应的作家作品或者诗文本事,获得最大程度的传播效果。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诸如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三苏、黄庭坚、陈师道、明七子、清代王士祯、沈德潜等,在文坛皆有一呼百应、万水朝宗的地位和影响力,文人及其作品如能得到他们的关注与不俗的评价,普通读者的文学聚焦便会从权威们的身上,自然迁移至被称道文人及其作品之上,形成文学传播上的晕圈效应。而那些“个人经典”经由他们传播扩展开去,就成为天下响应的“公共经典”。正因如此,古代不少的文人学子,为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能够以文名而仕进,常常向文宗公卿们投谒行卷,期待被权威称颂而名扬天下。据统计分析,崔颢的《黄鹤楼》诗位列唐诗经典之首,其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篇,既得益于令人称奇的诗歌本事,更因为文坛“意见领袖”们的推崇赞誉。据传李白于黄鹤楼读到崔颢此诗后,自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2]连诗仙李白都心悦诚服、自以为难以企及和超越的诗篇,普通读者自然不会怀疑它的价值和特色。正如吴汝纶所言:“太白尚心折,何况余子?”[3]再加上其他著名诗评家的极高评价,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把《黄鹤楼》列为唐诗七律正宗的第一,桂天祥《批点唐诗正声》认为此诗“气格音调,千载独步。”众多“意见领袖”对此诗给予高度评价,自是吸引了众多读者的阅读聚焦,极大地提升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对卓越才干的尊崇信服人们普遍对有高尚人格魅力与卓越才干的人持有尊崇信服的心理,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决定了传播效果的优劣。“意见领袖”在其具备领导资格的领域里往往被公认为是见多识广或称职能干的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高深创见使其提出的意见比普通人更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能在公众中产生一呼万从的感应。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往往对文学历史和现实发展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在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在古代文学传播中因处于上层“信源”位置,在文学的鉴赏与评判方面被视为权威,在传播中提出的见解或理论主张,比普通的传播者更易形成强势话语,很容易受到读者的信任与尊崇。韩愈《为人求荐书》所说的“伯乐一顾,价增三倍”,就充分说明了传播接受中“意见领袖”的话语优势。事实上,一般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很难摆脱从评论家那里获得的先入之见,必然会参照评论家的说法对作品作出或褒或贬的评价。即使一度籍籍无名的作家,一旦受到“舆论掌门人”的揄扬,便会引得人们竞相推毂,从而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有云:“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而后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凝式配颜鲁公,东坡真有德于三子也。”韦应物、柳宗元的扬名之路,正说明意见领袖在读者中的强势影响。
(二)“意见领袖”对受众的中介功能
传播学研究认为,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信息能直接到达普通接受者处,而是一部分信息先到达“意见领袖”,再由他们把讯息传递给周围最普通的受众。即使有的讯息直接传达到普通受众,但要他们在态度和行为上发生预期改变,还须由“意见领袖”对讯息作出解释、评价和在态势上作出导向或指点。因此,在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之间存在着作为中介的传播渠道,“意见领袖”则扮演着这种“中介”功能的角色。
1.对受众的接受内容、欣赏趣味作出引导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文学作品到达“意见领袖”处,“意见领袖”根据自己的文学观念、审美喜好,而作出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再把他们心目中的优秀之作向作为读者的大众推介,这实际是对受众的接受内容、欣赏趣味作出一定引导。张戒《岁寒堂诗话》云:“韩退之之文,得欧公而后发明。陆宣公之议论,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子美之诗,得山谷而后发明。”出于对文坛“意见领袖”的信服,凡是受过领袖们赞誉的诗文,人们更乐于对其进行选择性阅读;有了名公巨擘的审美判断,文学作品易于导向积极地情感接受,当然也更易于导致消极的价值否定。
2.对具有一定难度的文学作品解疑释惑“意见领袖”凭借在文学创作以及评点审美方面的卓越才干,因而具备一种传播优势。尤其是出色评点家以其率先、高明的细读为读者提供一种全局在胸的蓝图,通过各种点醒式评点,或阐明主旨、或分析人物、或揭示文法、或指点阅读方法,努力让读者更好地认识作品、理解作者,充当着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认知桥梁,为普通读者释疑解惑,最终令读者获得对作品的深刻把握。袁无涯刻本《水浒传》卷首“发凡”指出:“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而名人评点更被视作为帮助读者的阅读理解而创设的批评形式。明清之书坊主深谙此道,在书籍刊印中对假托名公文士评点的伎俩乐此不疲,一度各种署名“李卓吾”的戏曲、小说评点版本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3.对有价值的文学信息评价判断“意见领袖”通过判断批评,对作品的优劣进行价值定位,他们的赞誉、引荐等往往使意见中人声名鹊起,甚至平步青云。这不仅影响受众的阅读选择、审美判断,而且决定着作品传播的深广度,甚或改变整个文学的生态格局。魏晋开始,诗传过程有很多“意见领袖”,包括君王、文坛盟主以及喜爱风雅的权贵,他们对诗人的赏识提携客观上促成了一个异常积极的诗歌传播环境。文坛盟主欧阳修在其《六一诗话》中赞评过不少的诗人诗作,其中大部分传播于后世,有的甚至在古代文学史中居于经典至尊地位。葛立方《韵语阳秋》记录有梅尧臣获欧阳修赞誉之轶事: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6]葛立方认为,尽管梅尧臣诗歌佳处不少,但如果没有欧阳修屡次大加美誉、推崇,梅尧臣也很难获得极高的诗名。
二、对风雅韵事的尚奇心理
人们天生的猎奇心理,在传播领域的表现之一,则是对名人传奇韵事的好奇心理。伴随着对人的因素的关注,有时会刺激到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宋•杨湜《古今词话》记载一段趣闻:秦少游寓京师,有贵官延饮,出宠姬碧桃侑觞,劝酒惓惓,少游领其意,复举觞劝碧桃。贵官云:“碧桃素不善饮。”意不欲少游强之。碧桃曰:“今日为学士拼了一醉。”引巨觞长饮。少游即席赠《虞美人》……阖座悉恨。贵官云:“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满座大笑。[7]32-33碧桃对秦观情有独钟,秦观心领神会;两者的互动自然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妒恨,“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则是解嘲嫉妒之语。有此艳趣之事,《虞美人》得以引起更多读者关注。一篇作品,如果有涉及有关名人的创作本事或传播本事,往往能够吸引人们的好奇之心加以关注,进而促进作品传播。《本事诗》、《本事词》、《唐诗纪事》、《宋诗纪事》、《词林纪事》之类著作,多记有一些传闻轶事,以故事性与传奇性等元素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作品的有效传播。叶申芗的《本事词》中,详细记载有陆游、唐婉《钗头凤》的凄美故事:陆放翁娶唐氏闳之女,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甚笃,而弗获于姑。既出,而未忍绝,为置别馆,时往焉。其姑知而掩之,虽先时挈去,然终不相安,自是恩谊遂绝。唐后改适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与陆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唐语赵为致酒殽焉。陆怅然,感赋钗头凤,……唐亦善词翰,见而和之……[7]2344一方面,读者被陆游和唐婉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两人的词作更轻易地进入到读者的阅读期待之中。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有了这段故事的本事记载,读者才能准确地理解词的内容,把握词中蕴含的凄楚深情,从而使陆游、唐婉的《钗头凤》被人们更广泛的接受。
三、对文化名人的亲近心理
在传播过程中,接近性是衡量传播价值的标杆和取舍传播对象与内容的重要标准之一。传播的接近性是指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与受众在地理、性别、思想和情感等方面的关联。其关联程度愈紧密,读者越关心,传播价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文学传播中与读者情感接近和利益息息相关的内容,自然是受众乐于接受并传播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中,也表现出文化名人因在地理或心理上与接受者某种接近,而引起受众的关注,并形成文学接受与扩散传播。地理上的接近是指文化名人或贬谪、或行游、或生活在某地,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在当地留下许多诗文佳话和大量作品。人们因空间距离的接近而主动接受、参与作品传播,传承古代文化。心理上的接近是指文化名人在思想、情感、经历等方面引起某类人的共鸣,于是受众对其表示强烈的关注度并积极参与其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刘禹锡的《竹枝词》得以广为流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创作体现出了传播的接近性。《竹枝词》乃巴渝地区一种民歌,当地人们唱《竹枝》歌时,常伴以舞蹈、笛声,歌曲的节奏比较鲜明欢快,声音激越清脆。刘禹锡于822年正月至824年夏任夔州刺史,其间创作《竹枝词》两组共11首。其内容丰富,有游子思乡之情,有爱情的欢乐与忧愁,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慨,有民俗风情的写照,有劳动生活的场景。歌词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色。因地域、情感以及表现形式等与巴渝民众的亲近,作品受到当地民众的追捧而流传开来。
新闻,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不容忽视,它如空气一般存在于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有效的帮助和参考,人类社会生活的信息交流方式也有赖于新闻媒体的参与。而随着科技更新带来的技术升级和信息革命,使新闻传播的方式和速度不断发生变化,这赋予新闻媒体更高的技术要求和认知地位。与此同时,作为新闻工作者,如何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写作技能以适应新闻事业的发展要求,更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要具备的能力。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有着很大的区别,然而,追寻新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新闻写作是从文学写作中汲取了营养,而又形成了独特的自身特点的一种特殊文体。在新闻写作中,适当地运用和借鉴古代文学的语言和思想,对于提高新闻作品的语言色彩和丰富新闻作品的内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古代文学作品对当代新闻写作的价值和影响
追溯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多少受到西方模式的影响,但直接源头却是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璀璨耀眼的文学著作,其深远的思想内涵和文约事丰、含蓄蕴藉的简洁之美,决定了中国新闻作品特有的中国骨骼和气质。在政治方面,新闻活动直接就是政治活动或是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直接“向社会提供新闻文本的形式影响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古代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心怀济世救民的目的,希望创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垂范后世。如《搜神记》卷六第一二一“人生角”一条,借晋武帝时元城人突生犄角的社会新闻,批判了赵王篡乱。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新闻工作者以“事实为政治服务”为唯一宗旨,对政治意识、群体意识过分强调,对个性意识忽略,造成了新闻报道中“人的主题”几乎一片空白,“事实为政治服务”带来了“新闻人物为政治服务”的后果。因此,新闻人物被附以极强的政治色彩,他们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甚至成为形象化的工具,从而失去了新闻本身的事实性和真实性。这不能不说是一段历史的遗憾。而当今,中国新闻的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新闻工作者就要学会以史为鉴,寻找事实的本真,引发这个时代新的思考,体现这个时代应有的价值观。在道德方面,新闻作品中所体现的道德情怀不但彰显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素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引领和体现着这个时代的道德标准。我国古代,儒家士子希望用他们所提倡的“明礼义”“知廉耻”等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社会行为进行一种规范和约束,以其评价好坏善恶,纠正道德行为,达到道德自律从而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而今,在有些人崇尚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甚至在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当中,出现一部分人娱乐至上,只片面追求新闻写作的商业价值,而忽视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导向性。所以,作为将事实真相报道给广大受众的新闻工作者更有责任将这些古已有之的道德价值传承下去,承担一个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角色。在审美方面,古代文学以特有的言简意赅的行文风格以及寓意深远的人文精神,足以令现代新闻工作者叹为观止。新闻,强调的是依据事实记录事实真相,文章要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越是行云流水一般的文章才越切合新闻传播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而新闻所向读者呈现的美感,除了新闻内容上的扣人心弦,主要就来自于新闻语言上的文字表达。古代文学叙事大多简单,语言清晰简洁,通俗明快,以“白描”为主。特别是《史记》,在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皆以“白描”式的语言勾勒。所以说,司马迁的《史记》中的白描式语言为中国新闻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另外,在新闻写作中适当地运用对偶、排比、顶真等修辞方法,加以白描、铺陈,将使新闻类的文章不拖沓冗长反而尤显清新自然。
二、如何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古代文学素养
“过去的新闻是现在的历史,现在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未来的历史是现在的新闻。”我国的新闻写作,在文体上与古代文学著作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新闻报道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也是对历史或过去发生的事的总结。古代文学无论在人文情怀还是在写作手法上都有许多可以让我们现代新闻工作者借鉴的地方。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加强古代文学素养,不仅要学习其写作手法,还要了解具备大量的历史人文知识,了解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更要以史为鉴,在历史中汲取营养,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1.加强古代文学知识的积累
文学知识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必备的基础。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灿烂的文化犹如繁星点点,指引着后世之人。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写作的过程中或引经据典,或以史为鉴,或信手拈来古典诗词加以润色,都将为新闻作品增色不少。这就需要我们积累大量的古代文学常识,要大量阅读历史上的名著名篇。如司马迁的《史记》,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对于我们写通讯,就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而《左传》是历史上记录战争最经典的作品,对军事记者大有裨益。《诗经》中的作品可以说字字珠玑,恰如其分地运用到新闻作品中必会增添华彩。
2.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当中的人文情怀
流传于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所以脍炙人口,除了优美的语言、凄美的故事、传奇的色彩,其中的人文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新闻对古文的借鉴不能仅局限于古典诗词的运用,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人文情怀表达等才是更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新闻写作如能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取得互利共赢。中国古代文学是先人给我们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影响着后人精神层次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从最早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清代小说,这些得以流传的文学作品都记录着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对于后代的思想启蒙和发展引导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后人有一种精神上的传承。如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所颂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情怀,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各个领域,至今仍是我们时代发展前进的不竭动力。古代人文精神是现代人文精神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培养和发扬优秀的古代人文精神,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
3.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价值观
我们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经过千百年的洗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因为,所谓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当时的社会人对于所在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与体现。如儒家思想的君臣、父子等观念,在当今社会便不合时宜。然而,儒家思想当中的“仁”的观点,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在我国古代就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人文情怀,是文人志士对人民重要性的肯定和憧憬。这一文学观点在我国的政治领域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先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国古代文人墨客都具备相当的忧患意识。这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比如前文提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表达了作者对国家的关注和人民的热爱。而对于现代新闻工作者,也应当具有这种忧患意识,通过自己对事实的报道,对社会和国家要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揭露和鞭挞假恶丑,呼吁和弘扬真善美,向人们传达正能量,不造谣、不误导,不做假新闻。一个合格的新闻人不仅要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优秀的才华,更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公德心和正义之心、怜悯之心,要有古代文人那样的以天下大任为己任的担当之心。要用客观的态度对待事实,报道事实,还原事实的原貌,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新闻事业不断地走下去。新闻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也是时代的指引者。要在坚持新闻报道必须完全是真实的原则下,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开阔思路,借鉴手法,以史为镜,做一个有素质、有责任的新闻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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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多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文本,面对当今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现实需求,都需要发挥古代文学的教育功能,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其对大学生的挫折教育、爱国教育、爱情教育等,实现古代文学的当代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完善课程体系
依据人文素质教育理念,在原有课程体系基础上修改和完善,无需另建一套课程体系,而是使新增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与原有的课程相互照应,融于同一个大的课程体系中,形成一个有机的课程整体,使课程结构更合理、更科学。具体如下:一是在通识课程中增设最基本的人文素质教育必修课程,如人文素质教育通论、现代社交礼仪、美学与美育、中国通史、古典名著导读与鉴赏、实用书法书写与欣赏、世界名曲欣赏等,并给予相应的学分。二是结合学科课程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如古代文学教师可以结合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等在教学中对文学院以及全学院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三是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与其相对应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可以在专业必修课中增设相应的专业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并给予相应的学分,如开设哲学史、戏剧史、教育史等。
二、调整教学内容
这是强化大学生素质教育与培养的关键。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魂魄,中国古代文学披露的是华夏民族的精气神、炎黄子孙的奋斗史、华夏江山的正气歌,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财富。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要彰显人文素质的精华。既要固守文化传承,使古代文学的精华得以继承和发扬,培养深厚的人文底蕴,还要强化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古代文人提出众多创新思想:“守旧无功”“质疑问难”“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不泥古”等。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精神上的根基和文化价值取向,古代文学把创新作为新型人文人才的培养目标,使学生树立创新意识,与时俱进。更要关注情商教育,培养现代人文精神。提升思想境界,发展健康个性,塑造健全人格,使之成为学生面对社会压力、人生挫折的动力源泉。
三、建设师资队伍
教师是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主导,师者深厚的人文素质储备,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师者应具有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审美、天文、地理等各领域为一炉,以敏锐深邃的时代感受,形成对生命、对生活、对社会的独特体悟。教师的人文素养,便是教之内功、师之根本。师资队伍建设,要注意师资来源,应尽量从本校现有的授课教师中挑选,个别的可外聘;师资培训,可采取校内、校外两种方式。从事必修课和专业课讲授的教师可参加校外举办的高级培训班或培训中心的学习。一般的授课教师要参加校内普通培训班的学习,以了解人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基本方法等知识,提高全体教师的人文素养和教育水平。
四、营造文化氛围
重视社会实践环节,拓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空间。校园环境的文化氛围,对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与培养具有强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开展多元文化活动,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塑造,个性得到发展,精神得到升华。如请专家学者作系列人文讲座或学术报告,引导学生提高人文素养;以校报、校园网和广播站为载体,开设人文教育专栏,拓展校园文化活动空间;建立人文社团,如新闻、文学、楹联、艺术等协会或社团;开展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包括开展古典名著读书报告会、经典诵读和演讲比赛等活动。老师还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空间来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使学生从中学习知识、开阔视野、美化心灵、娱乐身心,是培养学生人文底蕴、塑造学生人文情怀的有效途径。
五、结语
总之,当今社会在古代文学中强化人文素质教育与培养,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使古典的精华力量在现代社会依然熠熠生辉,这样才有利于学生人文能力、人文精神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具备良好的心智水平,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与社会。
一、流派研究
古代文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流派。松散的结构形成无疑是流派的最大的特点。很多文学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流派的。他们由于受到了当时政策和地理的影响,不自觉的形成一个风格。最开始的古代流行神话,许多人创作神话。像女娲补天,牛郎织女,后羿射日等很多流传至今。后来到祭祀词,到《诗经》,还有孔子、孟子、老子等许多道别。如《三字经》。到了唐宋南北朝时期,诗词人大量涌现,豪放派和婉约派、田园派盛行。李白在《行路难》里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字里行间中体现的大气和豪放无疑是流派的代表。而李清照的《如梦令》中“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也是婉约派的典型。到了田园派,典型的就是陶渊明。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出了多么悠闲的小桥流水的日子。然而面对不同的文学,许多文学评论著作也是众说纷纭,不同派别对古代文学的不同意见和解说,在整个文学史和创业河流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现在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完整的体系,许多人对古代文学的理解也十分多元化,随着时间的变迁,转化成了人们通俗易懂的的语言。正基于许多人的评论和点评,致使研究流派的道路越走越长,越走越突出。其实,许多流派和文学的判断见解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这样的文学见解和主张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流派。通过流派中文人诗人的笔风、笔体、创作环境、心情等才能进一步体会到不同流派的不同文人们的独具匠心的风格创作。随着流派的变化,后者取长补短,借鉴引用,才能推动文学的进步和完善,更加发挥自我个性,规避弊端,防止千篇一律。对其流派的分别不是泯灭个性,而是对他们创作的进一步升华和提高。
二、总结
中国古代文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葩,也为后人的创作研究留下了深刻印记。在历史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化中,文学的脚步从未停止。而文学流派的演变也一直离不开地域的变化和人们的迁徙。自然环境中的山水风光、荒漠草原,都是铸就流派形成的不可磨灭的一笔。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民情、民风,人文景观,充分且生动的诠释了人文情怀。而对地域的研究,包括了不仅一门学科,还有许多像人文、地理、科学、政治、经济等许多知识,范围广,知识面大,也为后人的研究创下了许多疑问和难题。可是在对古代文学流派和地域的研究中不免看到古代人们的广大情怀和出色的文学风采。在以后的研究中,也要汲取教训,扬长避短,更好的诠释古代文学在历史长河是浓墨重彩、不可一世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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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是一项复合型的工作,它除了要研究文学和文学所涉及的若干方面之外,本身也包含了若干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文学翻译、文学理论和文学中,语言都是一个关键因素。传统的语言观对我国的文学研究造成了一定的桎梏,只能从语言形式方面来对文学进行研究,从而难以深入文学的根本。本文对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探讨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研究中文学语言问题的突破,以及当前文学研究中仍然存在的语言问题。
关键词:语言问题;文学研究;文学翻译
从语言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研究是最为主要的文学研究内容,也是文学研究的本质。语言关系到文学理论中的风格、抒情、叙述、意境、典型、文体、文学性、审美、形象、意识形态、形式、思想等等。语言也是翻译的本质问题,只有从语言的角度来对我文学及其研究才能对其本真性进行深刻的认识。因此对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1文学研究中语言问题的表现
语言是翻译文学、文学理论、文学史发展的重要表象和标志,但是语言也对翻译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制约。我国的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在语言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这不仅体现在外形上的差异,更体现在审美、品格和类型方面的深层差异。尽管二者同属于汉语文学,事实上却隶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古代作为口语的白话文与现代汉语中的白话文形式仍然具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汉语的白话文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词语,包括科技词语和思想文化词语,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语言体系、也不同于中国古代语言体系的语言体系。可以说现代汉语整合了西方语言的汉语翻译形态、文言文和古代白话语口语,既具有中国性又具有西方性。从现代汉语的现代性可以找到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原因[1]。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语言,语言对文学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影响和制约的作用,同时也对文学中的思想内容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白话文运动之后出现了语言欧化和国语问题,30年代出现了文学通俗化问题,40年代出现了文学民族化问题,50年代出现了民歌运动,80年代出现了新名词的大爆炸,90年代出现了网络语言对文学语言的冲击。在新文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国语,而国语的推广又对新文学的地位进行了巩固。因此我国的基本文学类型就是以现代汉语为语言形式的新文学。以20年代的汉语欧化问题为例,表面上是语言形式的欧化,而深层却是词汇的欧化,是西方思想性词语进入了汉语形态,这体现出了中国思想文化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了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文学翻译对中国文论和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翻译能够将西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转变成为汉语形态,但是在对精神文化进行转换时仍然会遇到很多问题,体现出意义的误解和偏离。
2上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中文学语言问题的突破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形式方面,这是受到了当时的学术方法和哲学观念的影响,形成了语言工具观,也就是将事物区分为两个方面:形式与内容。马克思认为内容与形式相互依存,形式是事物的外在,内容是事物的内在,然而内容仍然高于形式。以此来划分,文学可以分为艺术形式和思想两个层面,语言明显属于形式,只能从属于思想。这也是90年代以前文学语言研究难以取得突破的深层次原因。90年代以来,很多的西方的理论和思想学说进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文学语言研究,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翻译理论。在90年代之后翻译学成为显学,文化因素在翻译研究中被逐渐凸显。受到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和奈达的影响,翻译不仅要掌握两种语言,还要了解相关的文化。由于语言和文化具有差异性,对应的直译是不可能存在的。文学中大量应用的形象化语言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对应。因此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关键词主要体现在理解、政治、文化、语言等方面。②文学理论。90年代以来,具有现代倾向的文学理论对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符号学理论、现象学文学批评等等,其均强调语义分析和语言的重要性,认为思想内容研究并非文学研究的重点,文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语言研究。③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语言哲学对我国的学术模式和传统观念进行了很大的颠覆,对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人与语言的关系、语言的意义和语言的本质进行了重新定义。④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传统语言学不同的是,现代语言学更加关注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包括语言与思维、语言与认识、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心理的关系[2]。
3当前语言视角的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为了继续推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必须从语言的角度来对文学理论和文学进行研究,从这方面来看,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人就仍然具有非常广阔的学术前景。当前语言视角的文学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探讨。①文学语言问题的理论问题,研究和史实清理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例如语言变革和文字改革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新文学运动受到“五四”白话文的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近代文学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关系、文学通俗化受到大众语言运动的历史影响等等。②以文学理论关键词研究、文学话语研究为主的文学问题,以及思想层面的语言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尽管90年代以来该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是仍然有继续探索的必要。例如点评式、感悟式的文学批评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应用,论证、逻辑的方式在西方现代文论中的应用,这两种现象所体现的中西方文论不同的话语方式。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及其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翻译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应该对这种影响的实现途径和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
4结语
本文对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论述与思考,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与探索。尽管90年代以来我国在该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特别是在学术模式和学术方法上均有创新。但是文学视角的文学研究在理论方法、史实清理等方面仍然有待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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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有关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文学)关系研究、元代蒙古族文学研究、元代草原地区文学研究。其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的主要有扎拉嘎的“平行哲学”理论、杨义的“活力边缘说”、台湾学者萧启庆的多族士人圈。本文通过综述这些成果,以期突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性,突出重要研究成果的指导性价值。
[关键词]草原文化;元代文学;平行哲学;活力边缘说;研究综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是特殊的也是复杂的。这种文学上的特殊和复杂,根源于元代文化的特殊和复杂。元代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西域商业文明的多元冲突融合后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这对元代文人、社会、政治秩序、文化、艺术等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在这个多元一体的新的文化体系中,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民族及其代表的草原文化,到底占据什么位置?它对元代文学创作产生哪些重要影响?是这一课题需要面对的。而从草原文化视角考察元代文学相比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出现的新变化,以及对文学传统继承延续性问题,也是元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目前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直接研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论著,但已有单篇论文出现。虽然如此,间接研究成果不少,这些成果虽然还处于理论的探索和阐释的尝试阶段,却对元代文学、草原文化精神、蒙古民族文化品格等研究带来了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路径上的探索,并具有可广泛运用的价值。因此,本文通过对以往研究中涉及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关系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突出其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的成果。对元代文学出现的“新质”,元明清时期史家、文人即有一些表述,并与蒙古民族统治相联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蒙古学的逐步兴起,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体来看,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及蒙汉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上京纪行诗研究等四个方面。
一、对草原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由于“中心文化”观念的盛行,作为人类文化样式之一的草原文化被定义为“野蛮文化”,游牧民族被认定为“蛮族”,是“征服者”“侵略者”“破坏者”。这影响了人们对草原文化的研究态度、研究视野和研究结论。从全球范围来看,对草原文化的研究都是远远迟滞于草原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的。正如南开大学教授、博导陈巴特尔所评论的那样,纵观我国草原文化研究的成果,呈现“三重三轻”的特点,即在研究主题上,比较重视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等静态因素的探讨,相对忽视草原文化在族际交往和跨文化互动中的变化等动态因素的研究;在研究视阈(域)上,重视我国北方草原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关注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作用,相对忽视世界上其他区域的草原文化研究,对全球背景下草原游牧文化及其演变的宏观把握和综合研究范式上,比较重视理论思辨、历史描述与现实对策研究,缺乏多学科及跨学科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研究。①虽然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却不能因此否定以往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几年“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启动,从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考古学等学术视角对草原文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有《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草原文化核心理念》②、《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③、《游牧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④等多篇系列论文的发表,提出和阐释了“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辩析了民族文化与草原文化、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关系,对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传承,对草原文化所涵盖的其他文化事项的研究等。论文集、资料类编著也有一些,如《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元代文学研究论文集》等,也都对草原文化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助作用。对草原文化研究的精深与否,直接关系着元代文学特殊性研究的深入与否。就目前对草原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还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正如陈巴特尔在《反思与构建:全球视野下的草原文化》中所说,还需要运用新方法、新理论进行新的研究路径的探讨,需要与世界文明联系起来,从更大的文化背景给予关注。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其内,从丰富的文献中挖掘典型的、有价值的资料,以翔实的文献作支撑,将研究落在实处。
二、对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蒙汉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
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学界研究兴趣的,进入21世纪有了深入的探讨,并建立一套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伴随而生的是多民族文学关系理论。这方面的代表主要有扎拉嘎、杨义、台湾学者萧启庆。社科院扎拉嘎建立了民族文化关系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即平行哲学,并将文学运用其中。2005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⑤是其代表作,认为各民族间的文化影响是双向互动的,遵循着平行哲学,并认为元代文学也是如此,原有的中原文学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游牧民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针对元代文学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在《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⑥中有集中的阐述。该文主要从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学发生的多重影响。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元代之前和元代之后的根本性变化,与游牧文化南下造成的元代文学接受群体的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蒙古民族文学由口头文学发展到书面文学,并在雅俗文学间并行发展,是中原文化的影响起到重大作用。并提出元代在蒙古游牧文化影响之下,中原封建传统思想受到巨大冲击,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在宗教信仰、风俗文化、伦理教化、女性规约、刑法、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所表现,这些都与蒙古民族文化品格有关,而这恰恰是元代文学的隐逸主题、追求自由精神等特征出现的主要社会环境。本世纪初,社科院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7年他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⑦第一次完整而清晰地对此命题的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进行了阐释,提出“一纲三目四境”的研究宗旨,在“大文学观”的前提下,对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的关系作了系统的梳理,其理论方法的核心即“打通”。谈到游牧文化政权下的文学时,杨义以元代文学为例,从“汉化一胡化”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双向互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探讨元代汉族与蒙古色目边塞诗在审美风格和诗人情感不同。认为中原人士与蒙古色目人士的主客位置的变换,改造了边塞诗的内质和情调,为此类诗歌及元代诗歌审美风格的变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这在其2013年的《文学地理学会通》⑧中也进一步有论述。另外,杨义还提出了“边缘活力说”的文化理论,也引起很大反响。“活力边缘说”是为了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动力学系统而提出的,也是在反思、批判和超越文化“中原中心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原中心论”在强调中原文化率先发展之时,总是带有某种“唯我正统”的优越感和傲慢感,忽视或漠视边远少数民族的丰富多彩的创造,忽视或漠视边远文化生气勃勃的反向影响力。他认为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突破原有的僵局,使整个文明的动力学系统重新焕发生机,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出现新一轮的接纳、排斥、重组和融合的生命过程。并认为我们研究的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就是中原文学与边缘文学碰撞融合的极好范例,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互补、重组、升华而得到的审美结晶体。近二十年台湾学者萧启庆对元代汉文化之延续、影响及多族士人文化活动的研究给予极大关注。作者从蒙元时期的多民族文化交流角度,进行了多族士人文化圈及文化互动的研究,具体考察了元代的儒户、国子学、科举与菁英流动、江南士大夫家族等重大问题,这体现在其论著《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⑨。《内北国而外中国》⑩一书考察了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蒙古人的汉学及汉化,认为在元代特殊的文化社会中,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是蒙汉文化群体意识凌驾于族群意识的产物,并考察了大蒙古国的国子学,认为这是蒙汉菁英涵化的滥觞。这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都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些成果,既具有理论构建价值,又具有研究方法意义,是在当前该领域研究中处于前沿。
三、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
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既是蒙古民族文学,也是蒙元文学研究的产物。这方面的研究基本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内蒙古、新疆等民族地区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包括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元代少数民族诗选》瑏瑡?《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瑏?瑢。90年代以后研究渐成规模,对元代蒙古族文学家及其创作的研究主要有中央民大云峰、中国社科出版社的顾世宝。云峰的系列论著有《蒙汉文学交流侧面观》(1992)、《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2005)、《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2013)、《民族文化交融与文学研究论稿》(2015)等,其中《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是云峰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的整合和深入,是其代表性的论著。全书分为四编,包括绪论,少数民族诗人及其汉文诗歌创作研究,描写北部边疆自然风光及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等诗歌研究,多民族文人的雅集聚会、酬唱交往等诗歌创作研究。所论囊括了蒙古族、回族、契丹、女真、唐兀、畏兀儿等族诗人及创作,伯颜、泰不华、蒙古帝王、杨维桢、高克恭、马祖常、乃贤、丁鹤年等汉文诗歌创作,扈从诗,玉山雅集、鲁国大长公主天庆寺雅集、玄沙寺雅集聚会、多民族文人唱和活动进行考察。云峰的有关蒙汉文学关系研究,以覆盖面广、涉及诗人的民族数量众多、侧重少数民族文人的汉文创作为主要特点。这些研究,为理论学说的提出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文学现象。2012年,顾世宝《蒙元时代的蒙古族文学家》将元代蒙古族文学家分为前后两期,论及前期文学家伯颜、郝天挺、孛罗御史、曲家阿鲁威、词家童童、诗人泰不华、月鲁不花。后期蒙古族诗人群体所论涉及达普化、聂镛、察伋、凯烈拔实、答禄与权、杨纳等,以及元代蒙古族散文作家群体、蒙古族帝王诗人等都进行了考察。这是对元代蒙古族文学家的一次全方位的扫描,论述所及诗文词曲各体,展示了元代蒙古族文学家的全貌。对蒙古族文学的研究,还不同程度地在文学史、其他论著中有所涉及,如邓绍基《元代文学史》(1991)、张晶《辽金元文学诗歌史论》(199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1999)、李修生《元杂剧史》(2002)、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田同旭《元杂剧通论》(2007)、王韶华《元代题画诗研究》(2010)等。
四、对元代草原地区文学创作的研究
元代实行两都制,有大都和上都,每年四五月间皇帝巡幸上都,在上都的时间近半年之久。伴随着文人扈从以及大量文人的游历上都,有关两都之间、上都的文学创作丰富起来,且由于上都的政治中心而形成了一个文学活动中心。这个区域空间过居庸关以北就是古代的北方民族生活地区,而上都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在元代是草原都城。对草原地区文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上京纪行诗的研究上。过去对上京纪行诗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路数:一是直接对上京纪行诗中的蒙古民族的民俗史料价值研究,一是对上京纪行诗文学审美的探讨。史学界对上都历史文化的考证大量使用了咏上都的诗文,注重史料价值的挖掘。1984年叶新民《从元人咏上都诗看滦阳风情》是第一篇专门研究有关上都诗歌的学术论文,并从此开创了此类研究范式。叶先生在文中认为这些诗歌所描写的上都的自然风光、物产资源、民情风俗、宫廷礼仪、典章制度、宫殿楼阁、宗教文化以及祭祀狩猎、诈马宴、游皇城等生动地展现了上都的历史风貌。这在其后来的论著《元上都研究》瑏瑣?也有更全面的论述。按照这一研究路数,近三十年的时间诞生了大量的单篇论文,沿着这一研究路数,近三十年的时间诞生了大量的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以刘宏英《上京纪行诗研究》瑏?瑤、娜布其《元代反应蒙古族生活的扈从诗研究》瑏?瑥以及杨富有的系列论文为代表。这类研究为最初引起学界的关注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但是侧重于把诗文当作历史文献在内容上进行归纳、总结的研究做法,不利于文学独立性的研究,也不会真正推进文学作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世纪学界多将上京纪行诗归为边塞诗、山水诗,还赋予其更多的称谓,如扈从诗、域外风情诗、纪行诗等。这些概念大多使用模糊,很少对范畴进行界定。直到2003年杨镰《元诗史》对“上京纪行诗”概念的使用和界定,学界现在基本通用“上京纪行诗”概念。这些成果都是论文,数量较多,内容驳杂,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比较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主要有历时性比较和对诗歌主题、意象的横向比较。历时性比较研究,与唐代边塞诗、山水诗的比较为多,或者将之纳入到边塞诗、山水诗的发展史中,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运用对比方法对诗歌进行内容、艺术、情感上的分析,总结元代边塞诗的特征,并认为是唐宋到明清边塞诗发展中的一环。如林邦钧《元诗特点概述》、阎福玲《论元代边塞诗创作及特色》、郭小转《多元文化背景中元代边塞诗的发展》等。对李陵台、昭君墓、长城、居庸关等诗歌主题(意象)的横向比较研究。如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丁国祥《论元诗对苏武李陵的解析》《王昭君:元代诗人比照的特殊坐标》、陈思路的硕士论文《“昭君出塞”在元明清时期的文学讲述》、王颋《李陵台及元人专题诗》等,这类研究将元诗中大量出现的昭君、苏李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其在元代的主题变化,或者从诗人的民族身份和政治身份角度,分析元诗出现的对李陵同情、惋惜、谴责的民族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因素。还有运用地理文化学、文学地理学等理论的研究。如台湾学者李嘉瑜的《虚拟的怀古场所,真实的身体记忆-上京纪行诗中的李陵台书写》《关于上京纪行诗书写者身分认同之辨析》等系列文章,这类研究将考察的对象,即作为文化符号和地标的上都、李陵台、长城、居庸关等放置在地理文化学理论架构中,对作品进行内容和形式的解构,探讨它们在元代文人中的构型以及如何进行文学构型的问题。这是运用新理论、新思路解决此类问题,给人以新意,在具体意象上做深入的文化剖析,但从结论上看并没有更深入地突破以往。将上京纪行诗研究推向较深入层面研究的是:李军的《论元代的上京纪行诗》,第一次结合社会时代背景,对繁荣的原因、诗歌价值、诗歌特征论述。此后邱江宁的《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提出“南人作北风”是奎章阁文人群体在元代中期南北融合过程中的南方文士的典范之作。从文人的求仕、观光国度理念的“人”层面以及上都的政治地位、文人扈从的“制度层面”论及上京纪行诗的繁荣,并对诗歌内容、“南人作北风”诗史意义作出阐释。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在论述游历与文学的关系时,指出上京纪行诗的产生与元代的游历之风有很大关系,并指出上京纪行诗概念及其研究范畴还存在问题,需要解决。上京纪行诗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在上京纪行诗繁荣的原因、题材内容、艺术风格、诗史意义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不难发现,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对曾使用的不同概念的辨析、产生和繁荣的原因、文学活动及创作等都存在很多细致的问题。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都将上京纪行诗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较为静态的关照,既缺乏对重要作家的个案研究,也缺乏一种更宏观的、动态的视角,应将其纳入元代历史发展的大潮流、文人的活动和文坛发展的大事件、多元文化一体的大文化背景、草原文化地域场中,对其进行动态的把握和宏观的研究。元代特殊的文化精神造就了元代特殊的文学,从草原文化的视角关注元代文学,探讨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变迁,及其所起的作用,还原元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是一种可行的研究路径。对草原文化的深入挖掘,也是元代文化、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陈巴特尔、雷继红:《反思与构建:全球视野下的草原文化》,载巴登尼玛:《多元文化与教育》(第3辑),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268页。
②“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研究”课题组:《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内蒙古日报,2008年10月8日。
③“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课题组:《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年第1期。
④“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年第11期。
⑤郎缨、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⑥扎拉嘎:《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⑦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⑧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⑨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
⑩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瑏瑡?王叔磐:《元代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瑏瑢?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课题组:《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社,1989年版。瑏瑣?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瑏瑤?刘宏英:《上京纪行诗研究》,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2009年。瑏瑥?娜布其:《元代反应蒙古族生活的扈从诗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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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文学教育是当代文学的基础,是当代文学的重要启蒙思想,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阶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代文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对于文学的批判也逐步兴起。文学批评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赏析,还能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南针。因此,如何做好针对文学作品的相关批评工作,使得该工作在满足真实准确的前提下,提高整个文学批评的质量和水平,成为文学批评工作需要重视的内容。为了做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相关工作,需要结合现当代文学发展态势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和探讨。本文主要阐述了文学批评在文学欣赏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展开批判,以此来确保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实现。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文学批评观;批判;文学发展
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时,文学批评作为文艺评论的内容之一,还能为文学创作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就目前的文学发展现状而言,我们需要正视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并做到充分合理的运用,以此来确保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水平,在此基础上形成推动文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文学赏析的角度,我们不但要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观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还需要在充分重视现当代文学批评作用的同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进行批判和分析。
一、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
文学批评的哲学作用,需要利用批评实践和理论并进行思考和评价,从而形成一定的思想理念,或研究途径,以此来实现人们感知世界的理想。文学批评的哲学作用不仅体现于文学批评、理论以及文学史革命三者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文学批评与思维方式二者之间需要利用批评这一手段对自身进行深刻反省,对自我认知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推翻。对现当代文学展开批评时,需要明确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并予以充分重视。此外,还需要对文学批评的意义进行讨论。就目前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而言,文学批评还有以下几个作用。
1.现当代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发展。现当代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文学的前进和发展,这种促进作用不仅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定位,还引领者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因此,现当代文学批评对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我们需要正确的利用文学批评手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我国文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和成长。并以此来确保文学批评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文学发展需要,为整个文学发展和壮大奠定基础。
2.现当代文学批评能树立好正确的文学发展观。现当代文学批评有利于明确文学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并产生着极为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从某种角度而言,文学批评也是一种评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树立正确文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目前,我们对文学发展观的形成进行研究和讨论,并以其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引领整个文学界向前发展。此外,还需要与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实际发展状况为基础,利用好文学批评这一手段和途径,从根本上对我国的文学发展观起促进作用。
3.现当代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创作发展。文学创作作为文学创作形式之一,其特征较为特殊和复杂。为了确保文学作品的创作质量需要对文学创作原则进行了解和把握,充分发挥文学批评的积极作用,在满足文学创作正确方向以及丰富内容的前提下,必须要符合实际要求。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正确的创作方向和创作内容能够确保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水平,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奠定基础。因此,我们要牢牢把握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作用进行充分利用,发挥好文学批评的内在潜能。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
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现状而言,文学批评对文学领域的发展有着极为积极的促进作用,是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首要手段之一。我们主要结合现当代文学批评手段的具体实际运用,并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
1.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批评的总结。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主要基于文学批评的手段,并由此形成的一套总的理论和观点。在我国文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通过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对文学领域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因此,我们要对现当代文学的观点进行充分的理解。
2.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批评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基于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观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特征,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来说,该观点成为整个文学领域发展的阶段性概括和总结,对于现当代文学的批评的发展来说,意义较为重大。通过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总结,并对其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要怎样把握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优势和特征,并对相关的理论观点进行充分理解和掌握,从而确保文学批评研究的研究效果。为了使得文学批评工作的顺利展开并取得良好成效,我们要充分重视文学批评的各个环节,包括形成以及发展,从根本上确保整个文学批评领域的正确性的全面性,以此来满足文学领域现实发展的需要。
3.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发展的促进手段。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整个形成过程,对文学批评观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甚至对整个文学史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为文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为各类文学作品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指导性作用,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日益繁荣,我国现当代文学也不断发展。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作为一种思想风潮,贯穿于整个文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并充分理解和掌握,在此基础上提升对文学批评观的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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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一亭.从“批评”到“批判”——福柯的《何为批判》与文学批评者的身份探求[J].国外文学,2013
摘要:
从现当代文学产生以来,几经波折与坎坷,路过了春光明媚的照耀与暴风骤雨的洗礼,终于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晴朗的天。当代很多作家、学者也都热心投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因此,使现当代文学上升到了又一个高度。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疏离文本”现象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表现较为突出,然而,文本却是文学的基本构建。因此,现当代文学的健步发展还需要对文本研究进一步重视和深入。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疏离文本;研究
前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稳步向前地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学者对现当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也创造出了更多的实意的、华丽的篇章,为现当代文学价值的提升奠定了初步基础,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但是,现当代文学中越来越多的“文本疏离”问题也随之泛滥,这就反映出作家、学者们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够落实,甚至使其处于忽略境地。本文从对“赵树理小说”的引述错误、对不同背景下的作品的偏激评价、对《红旗谱》的文学史的偏颇定位等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疏离文本”现象严重,这种差错会根本性地影响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
1文本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现当代文学自5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冰心、朱自清、鲁迅等都是从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出很多优秀、经典的作品,冰心与朱自清的散文辞藻华丽优雅,鲁迅先生的语言朴实而深刻,历来为世人所称赞。由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以思想内容为主,并不重视艺术的表述,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只是凭着主观臆断,缺乏客观性,使许多经典文本处于埋没状态。例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于革命的批判、对于旧社会黑暗的批判,以及在政治上也发表过比较突出的见解,因此,后人都尊崇他为文学家或经典作家,但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文学价值没有真正得到明确。再比如,对于张爱玲和丁玲的评价,以前评价张爱玲在政治上有所偏见,现在却将她抬得很高,极大地贬低丁玲,这种疏离文本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极为不利,最明显的现象是文学评价标准混乱,促使“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不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欣赏的客观性和文学创作的主观性。
2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疏离文本现象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所以文学的研究中心应该是文本研究,但现当代作家学者们却忽略了这一点,使这种“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疏离文本”现象:
2.1文学引述混乱:
文学引述的混乱,会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评价,是“疏离文本”现象的原因之一。由于研究学者的粗心,和不大勤恳的工作态度,使一些文学引述混乱,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例如,唐弢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讲郭沫若先生对赵树理先生作品《李家庄的变迁》的评论:“我完全被那新颖、简朴的内容和手法所陶醉了,那儿有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天地、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但这实际上不是郭沫若先生对于赵树理先生这部《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评语,而是对赵树理先生另一部作品《李有才板话》的评语,这是一种严重的引述错误。其次,是错词引述,例如将“朴素的内容和手法”错引成“简朴的内容和手法”,将“新的感情”错引成“新的意义”,虽然没有较大程度的改变,但是,文学的语言是严谨的,尤其是对于像郭沫若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来说,更是一种唐突的行为表现。再从文学价值层面和学术意义来讲,这是一种失误,更是“疏离文本”现象的集中表现。
2.2文学作品评价定位错误:
经典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时间来印证的,然而,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常常对一些作品的评价脱离了实际,例如,将40世纪的作品拿来在50世纪的背景下评论,这远远偏离了实际背景的需要,是一种不客观的评价。再比如《红旗谱》,《红旗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必选之本,在21世纪初期的文学地位尤为重要,受到了许多作家、业内人士的好评和称赞,但是,后来经事实印证,《红旗谱》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其作品中有一段描述一个人背对着朱老忠,但是朱老忠却看见了那人的““长脑瓜门儿”,而且描述说“好面熟”,这完全不合逻辑。目前,这样的例子还在《红旗谱》存在尚多,但文学界却对其有颇高的定位,将其称作“经典”,这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脱离文本”现象。
3结语
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疏离文本”现象,主要体现在文学引述混乱、错误,文学作品的评价偏离实际创作背景,文学作品定位严重偏颇等。为了消除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疏离文本”现象,就需要文学研究工作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积极探索,创新研究方法,建立文学的独立标准,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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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职物流专业普遍存在专业师资缺乏、培养方向不明确、教学手段落后、学生缺乏实际训练,致使与物流企业需求不符合、与社会联系不紧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物流操作人才的培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传统教育注重应试教育的汉语言文学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理论知识比较丰富。如今的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越来越看重,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不再适用。本文针对教育领域当前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素质教育;教学质量
1.汉语言文学教学意义
时代在发展,急需高素质人才的同时竞争日益加剧,所以人才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传承,汉语言文化的学习关系到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的发扬,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具有不能轻视的力量。只有我国的下一代学好汉语言文学,我国的优秀历史文化才不至于流失在历史长河里。汉语言文学就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文化对一个国家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所以让当代学生学好汉语言文学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2.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分析
2.1教师转变教学角色
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限制,多是采用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老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很少把学生主体性当做教学活动的主要标准,对学生的具体需求不明确,所以教学活动对学生教育的针对性不是很强。长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难以提高,没有自主学习的激情,自然对学生学好汉语言文学有一定弊端。而且学生参与的互动机会比较少,学生在理论课堂中逐渐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失去兴趣,对教师的教学方式不能完全接受,所以教学效果不理想。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汉语言文学有更好的帮助,老师需要先转变教学观念,在教学过程中不再以自己为主导,而且真正重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只是起到指导学生学习的作用,以前那种老师就是权威的教学思想应该摒弃。
2.2制定教学目标
传统的汉语言文学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很少制定教学目标或者是制定的教学目标不明确,只是根据教材上的内容进行刻板的理论讲解,教学内容大多比较散乱,没有逻辑。这样散乱的教学内容没有明确目标,对学生系统学习汉语言文学具有负面影响。想要强化汉语言文学教学效果,老师就要明确教学目标,对自己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都要围绕制定的教学目标展开。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学生来说应该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要解决大问题,就可以将其分解成一个个小问题来解决。学习汉语言文学也是同样的道理,想要学好汉语言文学,老师应该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把复杂的汉语言文学学习分解成小部分,每部分都制定详细的教学目标,老师要通过对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情况的认真分析研究,找出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在每个阶段及时调整重新评价教学目标,直到最终培养出具有汉语言文学素养和应用能力的人才。老师在制定目标时不能仅考虑课程要求,也要考虑到每个学生的不同,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而每个人的差异性决定了人才培养方式不是唯一的,因材施教是一个老师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老师在制定教学目标的同时要注意观察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对跟不上老师教学脚步的同学及时给予帮助,为他们制定更加简单详细的教学目标。
2.3组织学生有效学习
汉语文学学习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老师的教学目标能否高效实现,学生能否真正理解吸收老师教授的汉语言文学知识。为了激发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热情,老师可以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增强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吸引力。汉语言文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都蕴含一个历史典故,老师在上课过程中可以多向同学讲述一些相关历史故事,讲解其中典故、诗词的由来。在讲解文章的时候多介绍一些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写作背景。现如今是信息化时代,老师可以充分利用科技优势,采用影视资料、网络课件、图片配音等方式给同学们创设情境,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从而提高同学们对汉语言文学课堂的参与度。老师除了要在课堂上创新教学方法之外,还要引导同学们在课堂之外进行自主学习,主要是培养同学们对汉语言文学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上课之前进行预习,在网络上查阅课堂上要学习内容的背景知识,先自己大致了解。这样在课堂上学生可以对所学内容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老师加以及时指导,解决问题。
3.结语
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在教育事业中受到了很大重视,因为汉语言文学关系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所以受到当前教育者的充分重视是理所当然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模式一定要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改革创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素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薛梅.论背诵在高校汉语言文学学习中的重要性[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0(08).
[2]曲文军.汉语言文学专业创新课程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0(02).
[3]周文伟.新历史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J].鸭绿江(下半月版),2015(08).
摘要:一直以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理论性过强,实践性及应用性较为缺乏,如果长期如此,势必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诉求。对此,笔者认为极有必要深入研究汉语言文学的社会应用性,以期为该专业学生未来工作指明道路。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应用型;思考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方向
(一)基础应用性
汉语言文学一定会涉及文学作品研读,这是专业学习的“基本功”,让学生在作品中领会文学美学,并掌握语言运用的规律与效用。研读作品是“知”的层面,在作品中领略历史、社会以及人类情感思维,并可以通过思维沉淀转化为沟通交往能力、书面表达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对未来职业以及社会生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作用。
1.沟通交往能力
在职业交往中会涉及到单位内同级交往、上下级交往、跨单位交往、跨区域或跨国际交往等,这些交往也许只是浅层次的口头交谈,也可能是深层次的协商谈判、商务交涉,在此其过程中需要参与者能有周密思考、理性判断和灵活沟通的技能,而这些技能的培养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所侧重的教学内容及培养目标。
2.书面表达能力
在社会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针对日常工作的部分问题进行理论阐述或表达说明。对此,对此,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势必需要努力学习精确、优美的书面表达能力,并将这一能力运用到未来工作实践当中。汉语言文学的学科基础就是语言和文学,书面写作是重点教学任务之一,这一能力在未来各行各业当中具有普遍应用性。
3.批判性思维能力
无论未来学生走向哪个行业,都应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不唯权势、不唯书本地坚持真理,在工作中创新变革,对传统文化理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汉语言文学本来就是创新变革的产物,文学创作过程是一个新事物、新理念的创新过程,且政治、宗教、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的著作也正是批判性思维的宝库。
(二)跨专业应用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除了能够培养学生的沟通交往能力、书面表达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外,还能够实现跨专业应用,尤其在未来工作选择上也能够扩大选择范围。第一,新闻编辑和记者。由于在新闻编辑及记者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涉及大量的编辑、写作以及排版工作,这些工作内容与汉语言文学的培养目标交叉面较大,如果汉语言文学专业扩大对这一方向的培养,学生们也势必能够更全面的掌握多学科知识,并为未来工作加码;第二,剧作家。随着当前影视行业的大热,对剧作家的需求也逐步增多。而对于剧作家而言,其不仅要具备专业的文学功底,更要具有文学创作思维,这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培养目标有相当大的重合性。如果该专业能够在课程设置中融合戏剧创作元素,也势必能够挖掘更多的戏剧创作人才;第三,秘书。对于秘书职业而言,其日常工作主要是单位内上传下达、人员接待安排、文稿撰写、会务协调安排等,这就需要秘书具备强大的沟通协调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对此,如果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添加秘书实务学习课程,也必然能够帮助学生学到更多职业应用技巧;第四,语文教育(包括对外汉语)。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两大专业的亲缘性较高,除语文教育中所含的部分教育属性,其他部分基本囊括在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当中。如果在本专业中融入语文教学法、教育学基本知识等课程,也必然给学生们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实施应用性改造的具体方法
(一)明确专业定位,重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每年各大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学生较多,想要让学生更有目标的实现就业。高校就必须要根据社会需求明确专业定位,以培养应用型人才。对此,高校应积极寻找本专业教学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点,加强学科理论知识学习与职业技能学习的结合。具体来说,在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体系构建上,笔者认为应形成“基础理论课程(必修)+方向应用课程(必修)+实践课程(选修)”的新课程体系,除了继续保留本专业基础课程知识以外,更相应融入应用课程,让学生们更全面的了解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职业可应用范围,帮助学生进行自我职业化学习定位。与此同时,学校还应设置相应的实践课程,例如新闻稿撰写实践课、秘书实务操作技巧实践课、剧本写作实践课、文学创作实践课、教育教学实践课、外语交流课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课程选修,以帮助学生更细致、更专业的掌握职业技能,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实现汉语言人才的多元化培养。
(二)革新教师队伍,培养双师型人才
虽然从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任职教师资历情况来看,不乏有教授、副教授或博硕士精英,但是许多教师却并没有所教岗位的实践经验,这样也势必无法胜任教学实践活动。对此,高校应革新教师队伍,以培养双师型人才为目标,采取教师轮训的方式,将教师分批次送到社会岗位上进行先行培训,并在用人单位展开一段时间的兼职锻炼,减少社会隔膜。这样不仅能够改造本专业教学的短板,更能帮助教师累计实践经验和实践案例,为未来实践教学打好教学基础。
(三)改变教学模式,安排实践课
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往往是秉持“一言堂”的讲课方式,这样容易使课堂氛围枯燥乏味。对此,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增加师生互动环节,通过自讲、专题讨论、情景教学等方式,充分调动学生专业学习积极性。与此同时,学校还可以设置学生实践课,例如紧密联系专业的“第二课堂”——社团(包括话剧社、文学社、编剧社等)、毕业实习等,在此过程中教师要起到指引作用,帮助学生边学边用,培养专业课创新学习兴趣。与此同时,高校也应相应建立技能实训室,帮助学生在跨出校门前能够获取较为系统化的模拟职业训练,尝试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谋求更多的职业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靳瑾.浅谈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问题[J].教育教学论坛,2013(17):186-187.
[2]马晓燕.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探究[J].新课程学习(上),201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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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倡导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强调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初中语文学习评价主体多元化是语文课程评价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发挥评价的激励与改进功能、促进学生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文学习多元化评价策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初中学生对于初中语文学习认真程度也取决于老师认真的课堂教学,以及来自老师和其他学生的多元化评价,但当下初中语文学习多元化评价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老师不断去探究。
1.学生被评价,老师单一评价
现在在初中语文的学习上,对于学生学习的评价能够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语文的综合素养。但是如今在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仍保持着错误的观念,学生只是被作为评价的对象,老师负责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进行评价。比如:只有老师进行学生课后作业的批改,只有老师对学生进行语文学习情况的测验等等。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老师的评价太过单一,片面,从长远看不利于初中学生的语文学习,同时也不符合初中语文学习多元化评价的规律。老师单一的评价方式会使学生只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完成相关学习任务,并不能按照学生自己的想法来学习,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学生看不到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不利于学生的长期发展。
2.忽略学生和家长的评价
初中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的积极性不仅取决于老师的教学方式与教学评价,也取决于周围学生与家长对自己的评价。比如:在家中,学生学习如果得到了家长的奖励,那么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对学生学习语文的影响很大。但是,现在的初中语文教学中老师并不注重听取学生和家长的评价,忽略学生和家长的评价,使家长对学生学习语文的情况并不了解,不利于家长在课后对学生进行语文学习的指导,同时也会拉大了家长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不利于学生与家长的情感沟通。
3.评价方式单一
在初中老师的教学中,考试测验是老师对学生学习语文进行评价的唯一方式。比如:进行小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死板的在规定的时间内让学生完成相应的数目、相应分数的题目,这样硬性的评价方式,只考察了学生对语文基础知识点的记忆程度,并不能体现学生对于所学的语文知识的应用。学生学习语文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未来高中甚至大学的语文学习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只进行单一的语文知识点的考察和记忆,不利于学生以后在语文这一门学科有更深入的学习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学生以后的发展,使学生产生不好的应试心理,对语文学习产生抗拒心理。
1.学生自评、互评,家长和老师评定相结合
为了改变现今初中语文学习评价的单一性,使学生更加全面了解自己的语文学习情况,老师应采取学生、家长与老师进行多元化评价的策略。这样,学生在学校的语文学习情况就可以得到多方面的评价,并且校外也能在家长的监督下进行语文学习。学生自评即学生对自身的语文学习情况进行评价,可以促进学生自身的自我反省,对自己语文学习的不正确方法进行及时的改正,培养学生进行语文学习的独立性,有助于学生进行自我发展。学生之间进行互相评价,使学生认清在别人的观察中自己的语文学习情况怎么样,促进学生之间互相监督,更好地进行初中语文学习。老师在对学生进行语文学习情况进行评价时,要从多方面进行学习评价。
比如:学生的语文课文朗读,课上发言,语文的学习态度等等进行评价,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语文学习更加全面发展。最后,在课后,在校外再加上家长的评价,能够方便老师了解学生在家中对语文学习情况的了解,将学生在校内和在校外两种不同的语文学习情况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促进老师针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及时改变自己的教学模式,更好地备课。采用学生自评、互评,家长和老师评定相结合,不仅能够使初中语文学习评价多元化,还能够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使对学生语文学习的评价更全面,更细致。
2.不拘泥于阶段考察
在学校,老师对于学生语文学习情况评价时,考察的方式不要只拘泥于阶段考察,只进行月考、期末考,而是应该也要加强平时的考察。比如:天天进行课后作业的布置或者课堂测验等等,这样有利于强化学生对语文知识点的掌握,使学生对语文知识点进行巩固,使学生适应考试这一种考察方式,避免学生产生厌烦考试的心理。老师在平常阶段考察时只是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进行单一总结性的评价,太过笼统,对学生改变自己的学习方法等影响并不大,忽略了对学生平常进行语文学习时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的评价,不能充分了解学生,与学生缺乏情感上的交流与沟通。
所以,老师应该采用平时考察与阶段考察相结合,及时了解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及时在平常考察的作业本上或者是学习报告单上写下自己对学生的评价,使学生及时改正,促进学生与老师的情感交流与沟通,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进行更全面的多元化指导。
综上所述,初中语文学习多元化评价,即要求老师进行评价主体的多元化,也要求老师进行评价内容的多元化,避免现在出现的评价方式单一,评价主体单一等问题。老师通过对于学生语文学习评价多元化的改变来激发学生学习初中语文的积极性,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语文;也能培养学生语文学习的自主性,及时监督学生在语文学习的方法上进行改变,使学生更好地,更有成效的学习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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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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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九江市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试论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论文关键词】 陈寅恪研究法明代小说
【论文摘要】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着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着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
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
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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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丕尔亦曾告诫说,语言并不是“一部完善的表达概念的机器”,要求它没有“漏洞”那是不现实的。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语言文学论文:汉字性质研究方法论。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汉字性质研究方法论
汉字性质问题是汉字学以及普通文字学的核心课题。现代汉字学诞生伊始,有关研究即被提上议事日程。1908年,章太炎发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以“象形”与“合音”区分中西文字论析彼此短长[1],实际上已涉及对于汉字性质的考量。上世纪20年代,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形义学》,认为汉字中“象形、指事、会意各字”皆属“意字”即意符文字,汉字中“形声字”皆为“音字”即音符文字[2],则直接表达了对于汉字性质的研判。
以下事例说明,该课题百年来一直备受关注:其一,自从现代汉字学诞生,我国文字学和语言学著作大多都要论及汉字性质;其二,在中国知网上,1959年以来含有“汉字性质”字眼的期刊文章多达954篇,1989年迄今含有同样字眼的硕博论文多达482篇。汉字性质问题之所以始终保持“相当炽热的状态”[3],全因为它不仅涉及汉字的历史描述和教学设计,涉及汉字的功能评价和政策制定,而且涉及文字类型学理论建设和文字演进规律探讨,涉及文字与语言、文字与文化关系的诠释。经过学界百年来的不懈努力,尽管歧见依然存在,但有关研究不断深化则是应予肯定且令人欣慰的事实。
在以往的有关研究中,学人大多将精力集中于知识性讨论,对于方法论(methodology)则关注不够。唯物辩证法认为方法重于知识:方法错了,即便侥幸获得正确知识,这知识亦缺乏足够的学术含量和应有的社会影响;方法对头,即便暂时与正确知识失之交臂,但终会走向成功,并将充分发挥所获知识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从事学术研究应当重视方法论。本文有关汉字性质的讨论将以此为指导。汉字性质研究涉及的方法论问题甚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谈两点:(1)汉字性质研究的立论基础单位;(2)立论基础单位内部关系的两种观察角度。本文所谓方法论主要指对于汉字性质研究方法的审视、阐释和评析。
对于汉字性质研究来说,以何种文字单位作为立论基础乃是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索绪尔认为汉字属于“表意文字”[4],布龙菲尔德认为汉字属于“表词文字”[5],赵元任认为汉字属于“词素文字”(亦即后文所谓“语素文字”)[6]142,三位学界泰斗虽然看法有别,但都是通过对“记录一定的语言单位时不能再分析的……独立符号”[7]的考察而立论。王伯熙明确表示,不同“独立符号”记录不同语言单位,由此显示出不同“符号系统的性质”,汉字性质研究应当以此为基础。
苏培成亦曾就汉字性质研究的立论基础单位多次发表意见。他说:“确定一种文字的性质,要根据这种文字的基本单位记录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单位。”[8]“文字的基本单位指的是文字体系中能和语言成分相对应的最小的单位”,“根据文字基本单位的理论,汉字里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的单字,而用来和它对比的拼音文字的基本单位应该是一个个的字母,而不是一个个单词。”[9]王伯熙和苏培成的说法不尽一致,基本观点则如出一辙。
王伯熙所谓“独立符号”、苏培成所谓“文字基本单位”,其实早已有了相应术语,即“字符”。维基百科指出:“字符(Character)是一个信息单位。……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汉字、日文字、韩文字……或是一个英文、其他西方语言的字母。”[10]笔者以为,既然已经有了相应术语,就不应让它闲置。何况与“独立符号”、“文字基本单位”等表述相比,“字符”说法更便于理解和使用,在汉字性质研究中,学界应充分利用“字符”术语的优长。
有比较才有鉴别,文字性质的研究离不开比较法的运用。一直以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有关比较都是以字符为基础。但近年来不断有人质疑,认为将字符作为比较基础有问题,因为中文汉字与西文字母缺乏可比性。他们主张比较应坚持对等原则,鉴于形音义俱全乃一切文字共同特征,他们认为比较应以形音义结合体为基础。据此他们提出:汉字属于语素文字,英文属于表词文字。[11]对于以上新说,笔者颇为怀疑。
这不仅因为“从来不会错”(Chao can never be wrong)的赵元任明确指出,在目前通行的成熟文字中,就所标记的语言单位尺寸看,语素文字乃为上限[6];以及因为以拉丁字母为构字元素的英文已有上千年历史,其间从无英文使用者认为自己使用的是表词文字;更因为根据“对等原则”,被比较文字除了必须所指层次相同,亦即或者都是以语音为所指,或者都是以音义结合体为所指,同时必须所指等级相同,亦即或者都是以音素为所指,或者都是以音节为所指,或者都是以语素为所指,或者都是以单词为所指;而上述新说是基于标记语素的中文形式与标记单词的英文形式的对照,亦即基于不对等比较而提出;更因为接受新说则须认为中文能够标记语素不能标记单词,英文能够标记单词不能标记语素,这样的新说实在难以让人心悦诚服。
为什么有的学者将“对等原则”视为圭臬而实践中却不能坚持?这一方面因为在汉语中语素是最重要且最显眼的语法结构单位,在英语中单词是最关键且最醒目的语法结构单位;另一方面,因为前述现象不仅为新说提出者所注意而且强烈左右着他们的知和行,于是为考察文字性质而进行不同文字比较时,鬼使神差地将记录汉语语素的中文形式与记录英语单词的英文形式等量齐观,以致偏离了自定的“对等原则”。
前面谈到不少学者认为植根字符的文字比较不合逻辑;而在笔者看来,以上批评缺乏根据。比较确实是有条件的,《墨子》所谓“异类不比”便是就此而言。同类与否如何鉴别?《墨子》云:“有以同,类同也。不有同,不类也。”意思是鉴别是否同类主要看有无共同点。这可谓中肯之论。惠施曰:“万物毕同毕异。”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以上说法亦为学界普遍认同。
缘上以观,同类与否并非由客观现实――包括客观上的对等不对等――所决定,而是由主观认知所决定;因为基于特定观察方式可以在任意两个事物之间找到共同点并可据此将其视为同类,从逻辑上讲在语言文字范畴中可以任取两方并将它们作为同类成员看待。我们已经知道,赵元任等学术大师关于汉字性质的观点是通过对中文汉字、日文假名、英文字母等不同字符的比较而形成,上述字符均属“记录一定的语言单位时不能再分析的……独立符号”,既然具有共同点自然可以视为同类,也就自然可以拿来相互比较。所谓前述比较“不对等”(郑振峰语),“存在着严重的层面错位问题”(胡华语)等等,有关质疑失之偏颇。
为什么对于“表意文字”说法具有较大影响的解释并无硬伤而批评者仍不肯放过?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表意文字”说法容易造成误导。我们以为因此将其根本否定似乎过于较真。通过前面的回顾大家已经知道,“表意文字”是个国际通行且使用有年的学术用语。吕叔湘曾就术语问题作过专门论析,指出新旧术语各有利弊,取舍上并无非此不可的道理。
[30]萨丕尔亦曾告诫说,语言并不是“一部完善的表达概念的机器”,要求它没有“漏洞”那是不现实的。[31]众所周知,语言运用离不开语境,任何语义必须借助语境帮助才能实现。语境乃制约语义传释的各种因素的集合。接受者对于语义的理解需遵守“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注意表达者所处语境,领会其意指所在。综上所述,尽管尹斌庸等先生的有关批评未尝无助“表意文字”理论的完善化,但因为担心误导而欲将其打入冷宫实属矫枉过正。(2)
在审视对于字符内部关系的两种观察角度时,我们将不赞成“语素文字”和“表意文字”说法的观点拿来讨论,其实是“言在此意在彼”,因为它主要不是为了维护前述术语的称谓方式,而是旨在说明“对应地看”和“联系地看”这两种观察角度都不可或缺。
根据语言类型学理论,某些文字类型之间存在着双向“蕴含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基于对应关系建立的“语素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语素-音节文字”等文字类型,其中的“语素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表意文字”,其中的“音节文字”、“音素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表音文字”,其中的“语素-音节文字”必定同时属于“意音文字”;而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意音文字”等文字类型,其中的“表意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语素文字”,其中的“表音文字”必定同时属于“音节文字”或“音素文字”,其中的“意音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语素-音节文字”。
这是否意味从两种角度说明文字性质并无必要?不是!道理首先在于:我们是通过两种观察角度的研究,方才发现基于对应关系和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两种文字类型之间的蕴含共性;而不是根据蕴含共性,由基于对应关系建立的文字类型推导出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文字类型,或者相反。道理其次在于:前述蕴含关系并非一对一,以致我们有时并不能根据蕴含共性而由此知彼,例如由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均属“表音文字”,在已知某种文字属于“表音文字”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推知它究竟属于“音节文字”还是“音素文字”。
道理还在于:前述蕴含共性高度抽象,管粗不管细。例如它只能告诉你,如果某种文字属于“语素文字”那么必定同时属于“表意文字”。但它并不能进而告诉你,这种“表意文字”的字符是出于何种动因和通过何种方式完成自身构形。弄清字符构造理据乃是认识文字性质的重要途径(详见另文),而蕴含共性并不能在这方面提供具体帮助。总之,对于汉字以及其他文字的性质研究来说,“对应地看”和“联系地看”这两种角度无法彼此替代,必须同时加以利用。
虽然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方法与知识为互动性因果关系,但多数场合是方法决定知识。正确的方法决定正确的知识,错误的方法决定错误的知识。在正确方法与错误方法同在的情况下,所获知识也就自然是鱼龙混杂。对其加以清理不可就知识说知识,而应当从清理方法入手。汉字性质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因为汉字性质研究可以多角度切入因而可以允许多种判断并存,但在角度相同的情况下出现两种甚至三种、四种结论,则不能认为是正常现象。根据抓纲带目的原则,本文从方法论入手进行方法上的清理。
在前面的讨论中,对于主张在“对等”基础上进行不同文字比较的做法,对于否定汉字性质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做法,对于追求汉字性质表述天衣无缝的做法,给予了证伪,从而支持了曾为不当方法贬损的正确结论,动摇了建立在不当方法之上的似是而非意见。在以上讨论过程中,笔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对于认为汉字属于语素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判断给予了肯定。但仅仅根据以上论析,要让前述判断稳稳站住,显然不够。在有关汉字性质研究方法论的新稿中,我们拟通过更为全面深入的讨论证明前述判断的合理性。但愿有关尝试对于化解汉字性质研判异说纷呈局面,对于推动汉字学乃至文字学理论建设,多多少少有所贡献。
注释:
(1)显然在吕先生看来,具有“形”和“音”乃“字”或“文字”决定性特征。笔者高度服膺这观点。因为如果确定只有形音义俱全的字符方可称为“字”或“文字”,那么中文用于记录连绵词和音译词的没有独立意义的单字将被连带地排除于“字”或“文字”范围之外。相信任何汉字使用者都不会认可这做法。
(2)当然,还有人不赞成“表意文字”说法乃是看重汉字字形中的表音成分,认为应当将它定位为“意音文字”。因为有关讨论并非三言两语可以打住,更因为有关讨论涉及汉字性质研究的其他方法论,具体地说涉及对于立论基础单位其他观察角度的方法论,笔者拟另文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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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各界对教育也越来越关注。课堂教学是教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想要达到教学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这也是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学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文献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理念是任何课程改革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面临的永恒话题。本文从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的历史发展、研究现状及研究的发展趋势三个方面对我国目前有关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从不同研究观点的比较中进一步明确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课堂教学 有效性 文献综述
课堂是教学活动的主阵地,课堂教学是教学最主要的渠道,是学校实现教育目标的主阵地。教师对教材的理解、教育观念的呈现、学生知识的习得、能力的发展,都需在课堂教学中完成和实现。因此,对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我国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开始,中小学的基础教育课程已经经历了八次改革,每一次的课程改革都会对教材等各个方面做出不同调整,其目的就是更新教材内容、改进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在课堂上以一种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进行学习。然而,课堂教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由于对新课程理念的理念、领会偏失及实施者缺乏必要的经验和能力,因此课堂教学改革也出现了形式化、低效化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有关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的文献进行整理,以便明确今后有效课堂研究的方向,发展有效教学研究,构建当代有效教学理论,为当前及下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稳定可靠的理论基础。
有效教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形成和丰富的过程。有关有效教学研究的源起,大家比较公认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崔允?t教授的观点,他认为,有效教学的理念起源于20世纪上半期西方的教学科学化运动,特别是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有效教学这一概念频繁地出现在英语教育文献中,从而引发了世界各国教育家的重视。20世纪在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大量研究者便开始关注如何运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理论及如何用观察、实验等科学方法研究教学问题,有效教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1]。
有效教学的研究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人民关注的是教师品质对有效教学的影响,70年代则强调教学行为,80年代关注教学活动,90年代则更多强调教与学的相互作用,而在21世纪各国开始普遍关注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2]。在国内,当代对有效教学的首次论述见于陈琦、刘儒德主编的《当代教育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有效教学”成为我国教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实际上是从21世纪初才开始的。余文森对我国研究有效教学的文献进行统计过,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我国有关有效教学研究的论文只有两篇,且全都是译文;20世纪90年代,每年的论文数量也不超过10篇,但从2001年的14篇开始,出现了逐年倍增的局面。2006年开始超过100篇,2009年已达450篇,至今总数仍在不断增长[3]。
(一)“有效教学”的理论研究
1.“有效教学”的概念和标准研究
关于有效教学的定义,至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纵观我国学者的观点,对于有效教学的界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教学投出和产出的关系界定。这一类的观点主要有:刘立明沿用经济学上效果、效益、效率的概念解释有效教学,他认为,有效教学是指教师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投入,取得尽可能好的教学效果[4]。另一类定义是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界定有效教学。这一类定义主要有:高慎英认为凡是能够有效的促进学生的发展,有效的实现预期的教学结果的教学活动都可以称之为“有效教学”[5]。
2.“有效教学”理论基础研究
从教学理论角度看,没有任何一个教育家或学者群体在主观上会倡导一种低效或无效的教学理论,所有的教学理论都是为了使教学以向更加理想的状态发展而创立的。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经典教学思想,虽然不一定会使用“有效教学”这一概念,但都会在广义上讨论到教学的有效性问题,这也成为许多研究者研究具体有效教学方法、模式而进行的实证或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而事实上,从理论的具体内容看,我国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依托外国的教育思想基础,在20世纪的教学效率研究中,思想最深刻、系统的当属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他面对苏联教育改革带来的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的矛盾,学习负担与学习效率的矛盾,在1977年出版了专著《教学过程最优化――一般教学论方面》,该书中就提到了有效教学理念。而当代我国的研究者使用比较多的有效教学理念则是夸美纽斯《大教学论》中的有效教学思想及之后的教育家赫尔巴特、杜威、布鲁纳、布鲁姆、奥苏贝尔等教育家的思想中体现的有效教学理念。这些不同的理念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研究视角,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研究内容。
(二)“有效教学”的实证研究
我国的研究者研究有效教学,大都侧重从教师教学的有效性研究即从教的角度研究教师教学有效性并着重研究教师所拥有的某些特点特别是人格特征或品质,因而教学有效性的实证研究也逐步发展成为研究教师的这些特征和品质。这些研究结果也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生理和心理特征或品质,如个人外表、善良和亲切、智力、机智、开放、热情、幽默等;一是与教学工作相关的特征和品质,如体谅学生、高要求对学生、教学能力强、教学的适应性,等等。
然而,20世纪60年代,尽管一些研究虽然发现了有效教师应当具有的特征或品质,但这些特征或品质是否真正有助于有效教学,因此,又有一大批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只关注教师特征和品质研究的局限性,进而转向研究有效教师的教学行为。
此外,还有研究者对教师的具体教学行为比如教师观察能力、多媒体教学等影响教学有效性的教师行为进行针对性的实证研究。
我国有关中小学有效教学研究的起步较晚,但总体而言,许多学者也都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暴露出很多研究缺陷和不足。
第一,我国有效教学的研究大多以引用借鉴外国论著较多,很多都是直接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比较浅显、零散,理论研究也缺乏系统性、深刻性。由于我国与国外的国情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对已有的有效教学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有必要加大对我国的有效教学本土化研究。
第二,对有效教学的本质性问题比如有效教学的概念特征存在不同意见且分歧较大,研究侧重于理论思辨且重点在研究有效教学的涵义、标准及特征等,导致很多研究都过于空泛和理论化,缺乏实际可操作性。
四、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的研究趋势
首先,有效教学的研究应该属于实践性的研究,来源于实践,也应用于实践,因而有必要转换研究视角,把有效教学的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与教学的适应性研究相结合,明确有效教学的根本目的和衡量教学有效性的根本标准。
其次,有效教学的研究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认识论及当代系统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和方法,多视觉、多维度地分析探究教学的本质及规律,将教学的认知性与非认知性,可控性与情境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综合性地整合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学习过程中。
再次,从研究现状可以看出,我国的有效教学研究大都比较零散,因此,有必要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研究有效教学的实质及规律,进而构建包括有效教学原则、模式、方法与技能、评价及有效教师等在内的有效教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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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是指通过报纸、电台、广播、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途径所传播的信息的一种称谓。新闻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其广义而言,除了发表于报刊、广播、互联网、电视上的评论与专文外的常用文本都属于新闻之列,包括消息、通讯、特写、速写(有的将速写纳入特写之列)等等,狭义的新闻则专指消息,消息是用概括的叙述方式,比较简明扼要的文字,迅速及时地报道国内外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事实。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范文:一种新闻事件演化建模方法研究。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事件演化关系模型是一个科学的新闻事件演化建模方法,它有利于准确发掘新闻话题中各子事件之间存在的潜在关系。其具体方法是利用事件的内容相似性、时间关系、命名实体以及关联信息构建新闻演化关系模型。本文通过具体的建模实验,对该方法的可行性进行了探析。
关键词: 新闻事件;演化;建模方法
新闻报道中,一个新闻话题不仅仅是单一事件的报道,它还具有一个完整的时间演化结构。而从新闻话题中掌握各个子事件的演化脉络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构建事件演化关系模型,基于新闻事件的多层次特性,通过计算机技术发掘事件之间存在的演化关系,是本文对新闻事件演化建模的研究方向。
一个完整的新闻事件演化方式可以是由一个事件分裂成多个事件,也可能是多个事件相融合并合成一个事件,还可能是由单一的一个事件演变发展成另一个单一事件。确定新闻事件之间存在演化关系,应满足两个条件:事件发生的时间具有先后关系;事件内容之间相互关联,其中,事件发生的时间所构成的先后关系,表示该事件的演化方向。
在对新闻事件演化进行研究前,应该收集新闻话题,并生成新闻事件集,事件集中统一新闻话题的报道应为两篇以上篇。本文主要对事件演化关系建模方法进行研究,基于避免出现报道聚类误差的原因,新闻话题的收集采取人工方式进行,最终生成事件集。
事件内容向量采用TF?IEF 模型创建,用T={,,…, }表示新闻话题的事件集合,用表示第i个事件中第j个特征的权重值,用{(,) |j =1,2,…,k}表示Ei的k个特征及其权重值,具体TF?IEF模型下,特征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表示特征在事件出现的频次,表示出现特征的事件总数,表示T中总事件数。
就计算目标来说,文本中的特征关联度和互信息相似度较高,模糊匹配策略可以用于计算事件命名实体间的关联度,当相同的命名实体都在一个事件中有出现,则称之为一次关联。因此,本文把在一个文本中共同出现两个不同特征的概率进行替换,替换对象是它们在一个完整事件集中共同出现的事件个数,对特征在事件中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具体公式为:
其中,表示特征在事件A中权重;表示事件A中特征与事件B中特征的关联度;表示特征与共同出现的事件个数;表示特征出 现的事件数;表示特征单独出现的事件数。
4.1 实验资料
实验资料是利用网络从中国新闻网中采集的2009年2月22日至4月22日关于山西2009年“2?22屯兰矿难”的相关报道,共计682篇。本研究对这一新闻话题所涉及的各个事件进行汇总,共158篇报道,构成8个事件,见表1。
以表1中的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基础,由相关专家小组,分析并构建出具体的事件演化关系,同时对演化关系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进行验证。
4.2 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中演化关系模型的主要对象是新闻事件的相似性、新闻事件命名实体特征关联度(CS*FA),参与比较的关系模型有:CS模型、CS*DF模型以及事件内容相似性模型。计算演化关系模型中不同阈值λ下的召回率、准确率,事件演化关系模型的系统性能随着实体特征关联度、新闻报道接近度的增加而增加,CS*FA关系模型表现最为明显,具体如图1所示。
本文提出的事件关系建模方法中,在进行自动的演化关系探测时,当λ为0.04时,分别有正确演化关系线10条,错误演化关系线3条,丢失的演化关系线6条,如图2所示。
现代社会中,网络上的新闻事件报道数量巨大,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新闻事件的来由与发展历程,本文基于事件的内容相似性、时间关系、命名实体以及关联信息构建新闻演化关系模型。本文所研究的事件演化关系建模方法,可以将同一新闻话题中各事件之间的潜在演化发展脉络良好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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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的历史相对年轻,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闻学在德国和美国形成学科,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新闻学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以及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端,通常以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标志;而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首次公开介绍传播学,通常被视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起点。现在“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五个二级学科。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当今的新闻信息处于新媒体时代,面对众多的新闻信息,人们越来越关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在构建新闻传播体系时,应该使用先进的技术,使信息能够快捷的传播,覆盖的范围进一步扩展,新闻信息应该多多注意原创率,同时首发率和落地率也应该注意。在对新闻传播人员的教育时,应努力将这些人培养成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能够跨学科的进行新闻传播创新。
随着新闻传播载体如电视机、互联网、手机等的大众化,新闻传播实现了全民化。新闻传播不再是传统的提供内容,而是对新闻内容进行筛选和加工之后在进行发布。在传播的时间上,表现为信息的即时性,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持续性存在。与经济全球化相同的是,信息也出现了全球化,信息的传播打破了传统的局限性。在新闻信息的针对方面来看,新闻信息的所关注的范围成了各行各业。同时新闻传播媒体的职业化和资本化不断成型,并衍生了相关产业。
随着新闻信息量的增加,人们对新闻信息的正确性和原创性等要求有所增加,所以对新闻人才的要求也有所提高,需要在各种新闻载体有所了解和熟知,这是由新闻传播市场所决定的。新闻人才需要具有社会责任心和专业素养,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新闻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能够更加的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求。在新闻传播工作时,需要学会与其他行业的沟通,努力成为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需要进行改革。在传统新闻传播教育中,落后的教育理念和功利化的教育使得新闻传播教育着重的方面有所偏差,培养的新闻人才在不同的素质方面有所欠缺,最终会被社会所淘汰。新闻传播教育课程方面也不能很好的满足,表现在课程的相对单一,对新闻人才的创新精神和学术的教育方面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2.1 真实性和合理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新闻教育方面的学科较为单一,内容不够灵活,较为死板,采取集中管理,加上教育机构的数量相对较少,所以在对新闻传播的认知较为相似,缺乏创新。造成这种原因的因素除了继承以往的历史之外,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政策的制定也是相关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逐渐的对新闻传播教育进行了关注,相应的态度也有所变化,相关人员通过对在国内外新闻传播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并从中进行了以下总结。
1)在政治上,新闻传播能够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进行传递,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在经济上,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带来的是知识经济的腾飞,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的经济性,通过新闻传播,能够有效的带动社会经济发展。
3)在文化上,新闻传播能够为大家呈现博彩缤纷的艺术盛宴,能够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
4)在国际方面,新闻传播作为一项软竞争力,能够很好的传播国家的形象,使得国家之间相互了解从而加强合作交流,所以需要做好新闻传播工作。
通过上文可以发现,在进行新闻传播教育时,应该尊重各学科的规律,顺应时代的发展,在传统学科方面要做好巩固和加强工作的基础上加强新学科的学习,努力与国际接轨,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将新闻信息更高的进行传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加强与他人的合作交流,不断的完善自我。
2.2 传播环境的适应
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相对来说相对落后,主要表现在传播实务、现实和应用人才的需要相对较低,面对激烈的竞争和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媒介需要合理的进行应对,否则将很难在传媒行业生存下去,非常的被动。知情人士根据这些情况进行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增加相应的专业科目,专业科目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动,设置了满足市场需求和高度职业精神的培养目标。新闻传播教育部门积极的进行自我调整,根据新闻市场的变化进行改变来适应新闻市场的变化。注意培养具有专业职业技能的新闻传播人才,广泛的适应各种工作面,扩大工作范围,不断的适应新闻传播教育的环境变化。另外,教育人员也可以通过削弱专业之间的界限、减少专业必修课和增加专业基础课来对学生进行新闻传播教育,学生在选择专业时能够获得较多的基础性知识,选择的方向也能有很多,这样也能够培养适应性人才。
2.3 超越课堂限制
新闻传播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书面教育,这样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所以我们应该在新闻传播教育时加强实践性和实战性的练习。在教育时,提高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应该超越课堂的限制,在课堂时学习理论能力之后,通过众多的实践活动来完善自我,切实的对新闻传播的核心和要领进行感受和理解。同时提高学生的复合能力,不断的跨行作业。通过“学科交叉”来熟练掌握服务“全媒体”的技能,实现自我价值。同时,超越课堂限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通过与国际上的新闻传播方面的大成者进行沟通了解。
2.4 媒介集团的转型
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可以与广播电台进行合作,通过成立一定的广播节目来加强对学生的锻炼,能够使学生对已学知识进行消化学习。学校可以通过与其他媒介单位的整合,联合的进行办学,在学校里就可以进行文化产品的创意、生产、传播等,使媒介集团的功能在校园里得到了体现。通过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合作,共同建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的篇章。
在新媒体时代下,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该拓宽新闻传播教育的涉及领域,大力开展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活动,为我国培养出大批的创新型高素质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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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研究表明,生态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虽然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前者并不是后者基本内容的一般性重复,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弘扬并重塑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生态方面的思考为当今世界发展提供了诸多指导思想与行为实践的启发。因此我们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弘扬并重塑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这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文献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并不像今天这样突出,同时,由于其生活时代历史实践的制约,他们没有就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未能形成自觉的系统化的生态理论。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财富,对生态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当代人挖掘、梳理、和学习。
(一)以社会历史向度认识人与自然关系
站在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态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立场。马克思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①岩佐茂说:“在自然观上我们应该克服那种仅仅把自然当做人为生产而利用支配对象、素材的片面自然观,重新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样性,重视在德国唯心主义中得到展开,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的那一辩证的自然观。”②
当代生态思想只有深入到人与自然关系之社会历史的向度中,才有可能对当代的生态问题作出积极的应答,只有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出发,才能深入地展开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批判性分析,才能使当代的生态思想能够获得始终立足于“社会现实”之上的稳固出发点。“社会现实”是马克思主义贡献给当代生态思想最重要并且也是最可靠的财富。③
(二)在社会实践中把握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④马克思认为要在社会实践中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实践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消除自然和历史的对立,从而真正解决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而这一关系超出思辨浓雾的现实基础就是“劳动”或“工业”。⑤
(三)周长远眼光处理生态环境问题
如何处理生态环境问题是生态自然观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五代领导集体领导下,结合不同时期我国生态换进的客观实际,对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不少具体办法,其中反映出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以长远的眼光处理生态环境问题。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⑥进入90年代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江泽民的带领下,首次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⑦“环境保护很重要,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⑧2003年3月9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仍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和严峻挑战。对此,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坚决克服盲目乐观、麻痹松懈和消极畏难的情绪,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不断增强人口意识、资源意识和环境意识,继续坚持不懈地把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抓紧抓好。”
党的以来,同志对生态文明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杜向民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态思想之“本”,“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之“新”,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以人与自然、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共荣为根本目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实践与观念革新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参考。⑨郭爱芬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和谐理念所蕴含的“环境”“生存”“发展”和“文明”等内容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在内在逻辑上具有共通性和一致性。我们所提倡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地要同人类文明的和谐进步结合起来。
它内在地要求我们按照自然客观规律办事,合理地利用和改造大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生态经济是实现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与人的文明相处、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⑩王艳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可以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服务,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也为自身的理论研究作出理论上的丰富。⑾
从上述总结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内容、意义等都有一定的研究,而且不断深入。
二是研究方法上取得一定的突破,更加侧重于实证研究和科学技术方法的运用。
三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更加科学,引起越来越多学者和公众的重视。
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目前主要在理论层面,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的运用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
二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成果未能很好的宣传普及运用,未能很好的发挥它应有的价值,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强大的理论依据。
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可以着重朝着以下趋势不断深入。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扎实的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更好的指导和谐社会建设。
二是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方法,多层次,多维度。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和践行力度,让公众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和实践中来,扩大践行主体,从而提高研究成果的价值。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
②[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③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生态思想[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6).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⑥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4.
⑦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⑧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6.
⑨杜向民、樊小贤、曹爱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⑩郭爱芬.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D].南京理工大学,2010.
⑾王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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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艺术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它是运用语言的手段创造审美的形象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包括戏剧小品、播音主持、演讲、辩论等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法可以有呼吸法、语言速度、单人、多人、混声等多种形式。一般说来,语言艺术和文学、戏剧等有所不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言艺术在英语文学中的应用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英语文学作品的创作早在公元前就有了,它不只是在生生不息地发展,更是在一直寻求更高的诉求点。文学作品的发展也是一种文化的发展,英语文学指的是由英语写成的文学作品,但是作者并不一定是从英格兰来的,可以是从苏格兰来的,也可以是从美国来的。英国文学和英语文学虽然有很多重复的部分,但由于地域分区和语言文字不同,所以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文将重点探究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
关键词:英语文学 语言艺术
在我们国家的英语学习中,最开始的时候也不过是语言的基本学习,例如音标、单词、短语、句子等等,到后期学习英语文章整体性,构建框架学习语法、句式、篇章结构等等,都只是我们对英语的初步认知和学习,很少有人会去学习文学著作。就好比我们从小到大在学习汉语的时候,从认字记词到识文断句都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不会在小学就学习文言文,也不会在初中就去理解红楼梦。因为文学不仅仅是理解字面意思,更需要我们去了解文字出现的背景、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和他想去映射的社会现实。英语文学也是如此,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对英语文学中语言艺术的研究是一个无法在短期完成的大工程,语言艺术种类繁多,不可能一句话就概括它,却并不意味着它杂乱无章,下面将根据特性对英语语言文学做个简单分类。
2.1 英语语言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意识性
文学作品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作品不是建立在现实世界中,而是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所构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可以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也会有许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作者将这些事情通过英语语言艺术表达出来,可以讲述事件发生的背景、渲染文学中的人物情绪、塑造各种性格迥异的人物、对人物的思想进行鼓动,用这些手法去实现作者想要表达的目的,并以此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或有或无的欲望,承载人们的快乐和悲伤。
文学作品想要挣脱的并不是文字的束缚,更多的是文字所承载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诸如政治批判、悼念追思、分享情感、实现自我价值等等。所以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意识性是英语文学语言技术中最基本的特点。英国诗人雪莱在《西风颂》里面有两句话,至今依旧广为流传“ 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哦,风啊,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这首诗中,雪莱通过描绘西风吹过山川、平原、大海来抒发自己对自由的向往,西风不仅仅是自由的化身,也是对已逝残败过往的否定,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光明的希望。诗句用激昂澎湃的语言描述画面,使读者能够在朗读过程中感受到作者内情的激情,也让人觉得充满力量。
2.2 英语语言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动性
生动的语言将作者想要表达的场景描绘得活灵活现,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文学中想要表述的场景,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对于所刻画的人物犹如在眼前。例如巴尔扎克写的《欧也妮・葛朗台》,他围绕欧也妮的爱情悲剧,将老葛朗台的吝啬和查理的背信弃义表现的淋漓尽致,《欧也妮・葛朗台》在小说集《人间喜剧》中被人称为“最出色的画幅之一”。
除去人物刻画,美国作家福克纳运用生动的语言创建了他名为yoknapapatawpha的小城,并在他创建的这个小城中完成了他诸多著名文学作品,如《喧闹与骚动》等等。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笔下的文字不仅幽默诙谐,还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主义,他善于在小说的最开始刻画一座城,对城中的各种细节都细细描绘,对小说中的背景刻画的非常深刻,如《汤姆索亚历险记》,他对城中的穿着打扮、社会风气、文化氛围甚至是建筑特色都进行了大肆渲染,使读者在了解故事发生前,充分理解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文学创作者在创作小说的时候,对人物、对背景的刻画都能够使读者深入到作品中,同时也能促进文学作品更好地发展。
2.3 英语语言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性
文学作品表现的不仅是文字,还有情感。作者将他的情感融入到整个作品中,显得作品更加真实,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也就更加着迷。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无论是高兴、快乐、激动、不可思议,还是伤心、失望、失落、寂寞、缅怀都能够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它的独特。所以说,没有一篇文学作品是没有情感色彩的,也没有文学作品是罔顾作者的寄托而单独存在的。例如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她表达的就是主人公在历经磨难下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最后成功塑造了一个敢于争取自由与平等的妇女形象,也是寄托了作者对自由、尊严的向往,以及摆脱既有习俗和偏见束缚的愿望。
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为文学作品增添了许多色彩,它承载着文化发展的希望,也承载着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为后世人研究英国文学留下了财富。
[1] 彭健新,吕永鑫,刘小俊.汉语母语听音人的室内汉语与英语语言清晰度比较[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02).
[2] 孙丰妮.浅谈英语教学中的语言艺术美[J].科教文汇,2012(09).
[3] 沈海英.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研究[J].时代文学,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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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献,文,是文本记载,献,就是口头相传的。文献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运用一定的意义表达和记录体系记录在一定载体的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知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国时期美术文献整理现状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民国时期美术文献整理现状研究全文如下:
1.1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藏分类
1.2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的民国美术文献
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民国美术文献版别丰富,颇多精品,例如民国年代叶恭绰影印本《清代学者遗像传》,这是研究清代学者及两百余年学术状况的原始文献材料。另有不少见证时代变迁的早期美术期刊、画报、报纸合订本等。例如馆藏《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美展会刊》,创刊于1929年4月10日,1929年4月10日至5月10日在上海,举办了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期间出版了这份会刊,由徐志摩、杨清磐、陈小蝶、李祖韩任编辑,共10期,另加1期增刊。作者队伍汇集了当时闻名全国的艺术家和评论家,特约撰著者21人:叶恭绰、郑午昌、丰子恺、倪贻德、徐悲鸿、林风眠、黄宾虹、贺天健等。该刊的主要内容是发表美术论文,并附美展作品。这些论文代表了当时高水平的美术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现代美术理论研究,其中一些文章,多为代表作(1)。因此,研究该图书馆美术文献的整理工作,为探寻古旧美术文献利用途径提供借鉴。
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人员在读者服务过程中,了解到学院的美术研究所有几位教授,他们以民国时期美术发展情况为研究方向,而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由于相对分散,图书年代久远而导致数据不全,十分不便不利于查阅,自2008年开始,对馆藏民国时期艺术类文献开展回溯建库工作,并编制专题目录,供读者查询(2)。而2013年校级科研项目(民国时期艺术文献整理工作研究――以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为例,项目编号:13XJA026)的申报成功,加速了对民国文献的编目与修复工作的开展,具体整理工作如下:
2.1分类的细化: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对于美术文献的分类采用“中图法”第五版,但在该分类法的基础上,对已加工的民国美术类文献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类。
此外,在分类方面,专业书库艺术类书标颜色细分是该图书馆的特色。
对于民国美术文献,不仅考虑其学科,还兼顾成套书的集中存放。因此,在编目过程中,为某些文献编排了两个分类号。
例如:《好古堂家藏书画记附续记》(清)姚际恒撰商务印书馆1936,分类号―J120.949;Z121.6,书标贴J类,Z类代表存放区域。
2.2编目情况。截至2013年12月31日,馆藏民国时期文献已编目3391种,共计16309册。已编目的数据包含分类号、条码号、登录号、馆藏地点代码、书名、著者、出版者、出版年份、价格、册数、装帧情况等元素。
2.3修复状况:对破损的民国文献沿用古籍保护的原生性方式进行修复。民国初期我国刚引进机械造纸技术,制浆工艺落后,纸张含酸量高,许多文献出现了书皮与书分离,书页发黄发黑、硬脆的情况,一些美术类文献,其中拥有大量实拍的照片,但是由于书页断裂甚至粉尘化,加上岭南地区相对潮湿,照片严重变形、色彩失真。对此,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采用“托裱法”进行修复,然而民国文献采用的是双面印刷,“托裱法”的使用范围十分有限。
笔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在民国文献整理方案的整体设计与技术方法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1民国文献的整理工作计划性、统筹性和针对性不足。已经进行的加工工作相对分散,编目、修复、保存环节缺乏互相呼应,在工作流程方面不够清晰。著录不清,鉴定与分级工作未能进行。图书馆民国美术文献十分丰富,但确切的数量迄今为止尚未能完全统计出来。已编目的书籍在价格标注(MARC“010”字段)上采用该图书馆资产登记簿所显示价格,与版权页所示价格有所不同,而登记价格的形成与原书价格之间的差距没有任何计算依据可循。
3.2笔者通过对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的实地调查,并对其已整理加工的编目数据与实体书籍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在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所完成的民国文献整理加工工作是有所成效的,尤其在美术文献二次分类方面专业性优势十分明显。但对文献现状记录、文献来源,文献再生性保护等工作却相对缺失。而专业人员稀缺,经费不足也成为了文献整理的障碍。
3.3馆藏民国文献的数字化方面,仅仅是进行了每种书的简单编目,而对于复印、扫描、人工输入或影印等技术转化为复本或全文数据文献,以建立多种数据库,使其在校园网、图书馆局域网环境下实现全文检索下载这一目标的实现,基本还是空白。
3.4在与相关单位的交流合作方面,工作相对欠缺。图书馆自身缺乏专业的工作人员与技术设备,在外包业务上又极少开展,因此很难达到优化资源配置与节省人力物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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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正式将电影作为产业来发展,电影市场化使电影的商品属性凸显出来。在市场经济中,如何能够在国内外影视行业的冲击下存活并盈利,成为从业者要考虑的首要任务。这也转变了很多电影从业者认为电影不属于商品,一谈到电影市场就嗤之以鼻的陈旧观念,纷纷开始研究电影营销。那么,电影作为一门独特的产业该如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分得一杯羹,这就需要从电影制作之初就要定一套严密和科学的营销方案。微博便是一个可以借力的有效平台。 微博作为新兴的社交媒体之一,它有传统媒体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其便捷的互动、广泛、快速扩散的传播效果,都为电影的营销带来了新的模式和机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前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研究的文献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目前关于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优势、途径和策略,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及启示,研究方法多以个案研究为主,少有的几篇涉及电影微博营销模式的研究也没有建构起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除此之外,目前对国产电影微博营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的研究比较少,这些将作为笔者思考的一个路径,同时为今后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研究提供一些方向。
当前关于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作为国产电影传播移动媒体平台的微博。于瑞华在《基于WEB2.0的电影营销策略研究》中指出微博具有互动性、倍传性、追随性的特点。[1]张琦在《新媒介环境下的中国电影营销策略研究》中进一步阐述了微博的特点:低门槛、及时性的发布方式;去中心化、碎片化的传播形态;个性化的自媒体平台;基于社交的、具有圈群性的传播体系。[2]由此可以看出微博作为一种个性化十足的社交平台,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信息量大等特点。
姚睿在《新媒体语境下的电影营销――论微博与电影营销的互动实践》中从微博本身的属性概括出微博的优点为:平民化的话语风格,强而有力的传播速度,在互动中形成的自我认同机制对用户的激励作用。[3]魏婉笛在《融媒环境下微博给中国电影业带来的影响初探》中通过一份新浪微博调查报告得出国内微博用户群体特征恰恰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内电影市场受众人群特征相结合的结论。[4]
(二)作为新兴网络营销方式的微博营销。祝映莲在《微博营销的病毒特征及应用策略分析》中指出,微博营销就是以微博作为营销平台,利用微博各方面的传播及代言价值进行的营销活动,每一个粉丝都是潜在的营销对象。[5]
(三)国产电影市场。国产电影诞生于1905年,尹翠在《新媒体时代中国电影的发展研究》中认为国产电影经历了历史沉浮时期曲折发展、独立电影时期缓慢发展、跨国电影时期飞速发展和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的发展历程。[6]而新环境下的国产电影市场面临的问题有:国内中小城市以下电影院线明显不足,国内电影票价普遍偏高,国内电影市场影片类型十分有限。[7]
(四)国产电影营销。传统的国产电影营销多利用电影宣传海报、电影发布会、预告片、电影节参展等方式进行营销。秦凯风在《电影微博营销中“弱联系”的强影响》中指出传统电影营销主要通过电视、杂志、报纸、影院等来实现。[8]曹钰在《解读数字媒体时代国产电影营销新模式》中指出传统的国产电影营销首先是注重突出品牌效应,利用电影本身名导、明星的强势品牌力量营造市场轰动的效果,让消费者和媒体对电影产生强烈的预期进而主动消费。[9]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迅速发展,电影营销方式和宣传渠道也日益多元化。杨?D在《新媒体时代电影网络营销的商业化运作――将微电影植入电影制作流程》中指出许多电影在上映前会利用微博转载信息的传播方式进行网络营销,再通过名人微博进行转载预告片及花边新闻的方式进行炒作,借助足够吸引人眼球的预告片从而引发话题热议,会给即将上映的电影带来更多的观众和票房。[10]
基于以上背景,借助微博这一平台进行国产电影营销已经势在必行,微博使用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潜在的电影观众。围绕着对这些“潜在的电影受众”的挖掘,目前有一些初步成型的国产电影微博营销模式的探究以及相对丰富活跃的个案研究。
(一)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概况
1.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概念。关于电影微博营销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明确的论述,在已有的论述中,笔者认为范玉明在《微博――电影营销的新手段》中的论述比较言简意赅:电影微博营销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营销方式,将微博作为电影营销的平台,电影营销者通过微博传递电影信息,并与粉丝互动,达到宣传电影的目的。[11]
2.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兴起原因。在当前电影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无论是大投资、大制作还是中小成本电影都注重与目标受众的互动交流,着力打造电影品牌,微博就成为了最便捷的沟通渠道。而微博平台拥有电影最大的客户群体,这正是电影营销推广人钟情于微博营销的最重要的原因。[12]此外,除了能精准到达目标受众这个主要原因,徐润南在《电影的微博营销》中指出选择微博进行电影营销的原因还有微博的宣传效果好,而且可以节省宣传成本。[13]
3.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价值。古磊在《浅析国产电影在新媒体语境下的生存之道――以新浪微博为例》中提出借助于微博营销有利于国产电影的品牌化运作和繁衍品发展。他认为电影的真正价值在于品牌化的经营,品牌的建立和延续让一部电影的生命力更加强劲,同时也可以降低投资的巨大风险。[14]此外,党博在《电影微博营销研究》中认为电影微博营销有利于电影营销渠道的完善,还有利于培养电影受众的忠诚度。[15]
4.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影响因素。刘彤在《“可及”环境与“不可及”环境――电影微博营销影响因素探析》中发现,在“可及”环境中影片本身的内涵和剧组成员的知名度以及“不可及”环境中现实生活的指涉和“议程设置”的引导会对电影微博营销起到明显的作用。[16]
(二)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传播过程
1.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传播特点。葛进平在《电影微博立体营销策略探讨》中将电影微博营销的特点概括为“短、平、快”。即短小而丰厚,平等而互动,快速而价优。[17]刘兰兰在《新媒体语境下中小成本电影的微博营销探索》中认为电影微博营销具有简易快捷、病毒式传播和精准圈层传播、针对性较强的特点。[18]此外,电影微博营销还具有信息实施同步化、传播主体多元化等特点。[19] 针对国产电影微博病毒式传播的这一显著特点,夏娟娟认为电影病毒式营销的优势在于低廉的营销成本、独特的文化视角、高效的资源整合和持久的宣传效应。而它的价值在于电影票价的稳定、影片文化的普及和品牌效应的产生。[20]石小溪在《试论全媒体时代下的电影病毒式营销》中预言微博营销作为电影“病毒式营销”的最主要方式或将成为未来电影营销的流行趋势。[21]
2.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传播信源。车?h在《从社会心态角度分析影响电影微博营销的心理因素》中指出在电影的微博营销中,信源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电影的官方微博,第二种是名人微博,第三种是专门的营销账号。[22]
3.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传播方式。刘晶在《从传播学视角看新媒体环境下电影的营销策略》中认为电影微博营销的传播方式有情感营销、口碑营销和话题营销。[23]范玉明在《电影微博营销方式研究》中指出还有舆论领袖营销、平台合作营销和活动营销等方式。[24]在关于利用微博进行电影口碑营销的研究中,徐燕燕认为目前网络口碑营销手段还不够成熟,要考虑多种营销手段整合应用,具体表现为进行创意互动、打造档期电影、宣传点清晰和进行营销渠道整合。[25]
4.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传播规律。高阳在《电影的微博营销模式研究》中分别从注意力聚集和信息传播途径分析两方面对上映期前的电影微博营销、上映期间的电影微博营销和上映期后的电影微博营销的传播规律进行了一一分析。[26]
(三)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问题。唐瑶在《新媒体时代中国电影营销的问题与对策》中指出国产电影微博营销过程中的问题表现在低估微博传播优势、营销方式单一及利用微博炒作变本加厉。[27]黄明山在《微博――电影营销的新方向》中指出问题所在:首先,微博由于字数限制传递的信息有限,若过多发送微博势必会引起粉丝反感;其次,微博信息容易被淹没在信息海洋中;最后,若微博人气不足,则传播范围会很有限。[28]而胡珂则以《让子弹飞》和《将爱》两部影片为例分析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现状,认为由于注册微博的人群数量有限,关注电影微博的人数会更少;同时指出电影微博营销是一把双刃剑,成也萧何败萧何。[29]
党博认为国产电影微博营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电影微博营销意识薄弱,电影微博营销创新不足,电影微博营销平台效果有限。同时指出电影微博营销过程中存在的认识误区,表现为以下观点:微博只是媒介,微博营销等于社交营销,粉丝数量决定传播价值,有奖转发活动越多越好。[30]
此外,范玉明认为电影微博营销过程中存在着过度营销和无效营销的问题。[31]
(四)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对策。齐伟在《微博与华语电影营销的新选择》中提出的策略概况为:专注互动、打造口碑,善用名人效应,整合渠道、活用平台,迎合时机、事件营销。针对电影微博营销中遇到的困境,他进一步提出一些建议:以创意激发受众参与兴趣,善用“微工具”、多维度考量效果,研究目标受众的微博使用习惯和喜好,找到有影响力的人。[32]此处可以参考魏婉笛的“微博使用情况对用户观影行为的调查”及其调查结果分析。[33]
葛进平提出了电影微博营销要充分利用纯商业微博、企业微博和个人微博这三类微博,做到全流程、全方位、全名人、全网民的营销。[34]此外,党博认为应树立电影微博营销的战略理念,具体表现为增强电影微博营销意识、打造专业化电影微博营销团队、强化微博营销的系统规划性,还应该加强电影微博营销过程的控制。[35]古磊认为面对当前电影微博营销中存在的问题,既要加强舆论监督引导、维护电影市场健康环境,又要有危机公关意识、利用微博等新媒体塑造品牌形象。[36]
这一部分研究结合当前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实例,或分析原因,或分析优势,或分析策略,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一)着眼于新媒体时代的个案研究。相关的典型研究有:《新媒体营销在电影推广中的应用――以〈失恋33天〉为例》[37]《新媒体时代电影的市场营销策略――以电影〈致青春〉为例》[38]《新媒体时代的电影营销策略――以〈小时代〉系列为例》[39]等。
(二)立足于微博的个案研究。相关的典型研究有:《试论电影的微博宣传营销――以〈将爱〉为例》[40]《〈人在?逋局?泰?濉档奈⒉┯?销》[41]等。
(三)尝试数据化分析的个案研究。相关的典型研究有:《〈泰?濉灯狈砍晒υ?因的数据化分析》[42]《大数据时代下的电影营销――浅析〈小时代〉的营销模式》[43]等。
基于以上的研究,笔者发现针对国产电影与微博营销互动实践的个案分析比较多,同时开始出现了一些案例整合研究的模式,比如《注意力经济视角下“小妞电影”微博营销》[44]将2013年上半年五部高票房“小妞电影”在新浪微博上的营销和推广情况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其微博营销策略。在国产电影微博营销模式的体系建构经过初步探索已经有了一定的模型,但模型的建构缺乏定量分析,还不够成熟完整,尤其对国产电影微博营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笔者对此问题的切入点在于对国产电影的微博过度营销困境的关注,尝试着去探析国产电影微博营销的尺度,提出数据尺度和效果尺度两种评估方式,并尝试着将国产电影微博营销过程中的监管与控制纳入到研究体系的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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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阶层开始争取自身的话语权,“民生”与大众传播媒介的结合就变得势在必行,于是,便出现了“民生新闻”这一概念。而且现在这个社会关注民生将会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因此民生新闻比重也将会越来越高,同时关注民生方矶的新闻也会越来越重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生新闻的传播理念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与兴盛,是政治民生化、媒介市场化、传播平民化的时代产物,是地方电视新闻媒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求突围与自我发展的重大举措。本文选择“民生新闻”这个当下正被理论界热谈的概念,就民生新闻的发展和精神实质两个方面,试图对民生新闻的本质进行解剖与分析,旨在提高媒体对民生新闻的传播理念多一些了解,进而推动“民生新闻”的发展。
关键词:电视;民生新闻;传播;理念
中国电视新闻的另外一种传播形态――电视民生新闻,它改变了电视新闻的常态。电视民生新闻的核心价值观念是“民本”,这与原来的新闻传播观念所不同。它所重视的是民众视角,关注民生内容,关心民主价值,培育民主意识。因此,民生新闻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它是中国电视新闻领域里的另外一种时代的标志。在做内已经盛行6年之久的电视民生新闻,已经受到很多民众的关注,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也是极为关注的。1993年《东方时空》是电视民生新闻的源头,其中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口号的《生活空间》子栏目所包含的真情实感和贫民意识是一种价值取向。
从江苏电视台的《南京零距离》、安徽电视台的《第一时间》到湖南经视的《都市一时间》、成都电视台的《成都全接触》,从吉林电视台的《守望都市》的扩版到海南电视台的《直播海南》的筹办,全国各地电视台都在自己的栏目里推出电视民生新闻。电视新闻界了很少有像民生新闻这样发展迅速的热闹景象了。因此,民生新闻就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电视新闻的第三次革命”。尽管这样的说法还不能得到全面的认可,但是,很多省市的民生新闻栏目都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收视率也是节节攀升。
2.1 解释性报道与新新闻主义的结合
在新闻报到上,民生新闻能紧紧的吸引着观众的需求和心理特点,最终实现新新闻主义和解释性报道的紧密结合。在叙述过程中采用夹叙夹议的形式来分析新闻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和趋势。对新闻背后的故事和新闻着重解释和报道。同时,描写事实的时候运用很多场景相结合的方式来整合材料和安排布局。在报道的表现手法上运用文学和电影常用的倒叙、反复和预示悬念等。新闻写作手法将新新闻主义理念成功地运用为荧屏媒介的新闻播报方式,实现了在当今时代的新新闻主义的回归。
传统新闻报道理念在经过新新闻主义和解释性新闻丰富了之后,也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危机。因为如果运用不好就会危及新闻本身的客观性好真实性。这也是民生新闻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备受争议的问题所在。但是,现在经过民生新闻不断的改革和成熟,以及有效对新闻、故事和评论进行整合,从而达到理性客观的表达方式。
2.2 彰显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以人为本是民生新闻自始至终的追求理念。体现人的价值和最严,解释人的生存意义,追求人的完善和自由发展的精神就是人文精神。而以人为本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民生新闻不仅要关心着普通受众的生存状态、人生命运和生活状况。还要对他们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周围的需知、未知而又欲知的新闻信息进行报道,尽最大可能的满足受众的需求。民生新闻以平民视角,抒发人文情怀的角度来采编、播报和传递。这也是民生新闻的传播理念。2006年7月10日,河南电视台女记者曹爱文放弃现场采访而亲自抢救溺水女童的事迹,受到各界好评,并被众多网友誉为“中国最美的女记者”。
其实,用曹爱文自己的话说,她只是在做一个普通人做的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她却可以让每一位新闻工作者映照出自己的良知与价值取向,成为一面这个行业里的镜子,一个映射出自己是否具有人文关怀意识和悲悯精神的镜子。真正的新闻记者应该是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而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始终把受众放在第一位是新闻记者必须要具备的,新闻理念的传播者、新闻良知的坚守着、道德的践行者也是新闻记者必须遵守的。
2.3 用正确的道德价值观来述说新闻
我们所传播的每条新闻都是人们所需要的讯息。如,街头婚外恋,是新闻吗?热闹,刺激,确实可以抓住人的眼球,但是就“婚外恋”事件本身来说,我们到底再给受众传播什么呢?这样类似的新闻,非常之多。单单只是“婚外恋”事件本身来说,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如果以此作为吸引人眼球的新闻引子,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有价值的新闻资讯。因为,我们可以以此作为新闻点,引出现在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提出预防婚外恋的方法和措施,以及出现婚外恋之后的各种处理途径等等。这才是民生新闻的服务性和咨询性的主要体现。
2.4 提升受众媒介素养
报道新闻和引导舆论是新闻事业的最基本的功能。电视民生新闻不仅需要对广大受众的教育和引导,还要尽可能的满足受众的合理需求。就目前的民生新闻节目来看,更多的把“注意力”经济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上。为了引起轰动,抓住人们的眼球,电视媒体为了所谓的收视率,不惜大搞一些“星”“腥”“性”的低级趣味的新闻,比如:凶杀、婚外恋、一夜情、同性恋等题材。还有就是报道一些交通堵路,噪音污染等百姓的琐碎事。这样的报道就和新闻报道的宣传和初衷的主旋律不相符合。负面的报道和过分庸俗、琐碎的新闻使得受众慢慢丧失了对问题的判断能力,同时也会使电视媒体的公信力慢慢降低。
“民本”的传播思想有助于提高电视民生新闻的地位,为其日后担当起中国新闻的主流,提供思想基础。“民本”的传播理念将被更多的新闻从业者接受和认同,并在各类新闻节目中体现出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思想将逐步过渡为“和谐”的传播思想,打造和构建和谐的媒介生态空间,为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提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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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网络开启了信息的无限性,但也创造了信息的不稳定性,将网络当成虚拟图书馆,正反映了这图书馆的本质──虚拟性与不真实性;而文本与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学研究的本质,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理论与实务的前景与盲点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
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
一、前言:
文学与科学间的纠葛关系,建立在西方传统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上。从十八世纪以来,以分析(analysis)及类化(generalization)为主导的所谓科学思想,成就了近代的科学文明;但也造成了人文学者对科学文明(或是理性思考)的疑虑。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思潮正是反映了这种反理性及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 的一种感性诉求。
英国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的笼罩下,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逻辑的介入,再加上经验论的盛行,建立秩序与规范成为知识分子的迷恋(obsessions)。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应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维,试图建立人类社会生存的有机体制,一方面却也自觉地感受到逻辑论辩与理性分析的威胁。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 Swift 《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作者借着格利佛的观察,讽刺Laputa中科学院所从事的科学实验与哲学论辩,比如说在语言学院中,所从事的乃是将言谈简化成为单音节的字眼,省略所有动词与分词,因为在现实中的所有可认知的事物都是名词。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来描述具有人类理性的马国 Houyhuhnms,在此马国中,人马互位。
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类,受制于理性温和的马,在在显示理性思考的吊诡。而在另一篇〈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讨论应将剩余的小孩制成罐头外销,以解决爱尔兰的贫穷问题,深具“想象力“。Swift这种反理性思考的论点,虽然简化了(甚至误解了)理性与科学思维的辩证逻辑,但是也具体地反应文人对理性思考的不信任。Mary Shelley 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时期对人文与科技对立论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发展怀疑与不信任的理论佳构。早期感情与理智、想象力与分析力、文学与科学的对立祇是意识形态,或许是基于对科学的误解,或许是文学工作者的保守心态。但是当Dr. Frankenstein将科学的产品(科技的成果)化为人类的梦厌(The Monster),人文学者找到了攻击的对象。人文与科技的对立已不可避免,也为人文学者找到了反科技决定论的依据。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限于本人之研究专长及时间,在此仅以英美文学研究为限,着重在文学与计算机科技间的挂勾与纠葛。
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1966年结合人文与计算机信息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创刊,开启了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尤其是mainframe)来处理文学文本的学术研究。(〈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页136)。早期的文学与计算机研究偏重文学计算,也就是使用计算软件或是索引工具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性与作者文风,两本人文与计算机方面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可代表整个研究的方向与成就。(Potter 401-29)。一方面,英美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为工具,从事文学计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学工作者透过其文本或研究来探讨这两者间的对立或共生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研究。笔者在一篇〈文学与科技的交锋:从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可以看出科技优越性与人性的关怀一直是人文与科技对立所关心的主题。笔者罗列了八项科幻小说的主题:
1、人文世界的理性与合理化的解释(魔鬼总动员);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险记、星际巡航记、外星人的传说);3、乌托邦的记忆与建立(反乌托邦的省思──美丽新世界);4、文明与科技的怀疑(科学怪人、机器人的神话、网络上身);5、人文的关怀(生态与科技──侏罗纪公园);6、视学与想象力的开拓(时间机器、星际大战、回到未来);7、超人神话──机器战警、生化人、超人;8、后现代社会的省思──网络的虚拟世界。(页5)。从此窗体可以看出,人文对科技的关系正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怀疑,转化成想象力的开拓与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权威式的扩展,逼迫文学工作者不再仅仅认同网络科技威胁论(如网络上身),更进一部探讨人工智能的运作与网络上的文学断裂现象(fragmentation) 。这一波的文学与科技的交锋,将从文学工作者的的私人空间移到科技学者的网络空间。作家或研究者,开始在计算机上寻找创作的可能性,想象网络出版、多媒体创作、人文数据库的建立以及思索网络的群体与个体疏离等问题,这将开启另一个纪元的英美文学研究。倒底这一波的因特网对英美文学研究有何影响,其对文学研究是否产生质的变化或是理论架构的重整,将是关心文学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议题。
J. Hillis Miller在一篇讨论文学研究在网络时代的文章中(“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引用Derrida的话说:”... an entire epoch of so-called literature, if not all of it, cannot survive a certain technological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is respect the political regime is secondary). Neither can philosophy, or psychoanalysis. Or love letters . . . (58)。Derrida对文学的悲观来自于对数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认为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似乎摧毁了传统文字印刷力量、文本与人的互动(或感动)关系、以及手写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较了一般手写书信及电子邮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虑。
Derrida的这种焦虑其实呈现了网络发展带给人文研究的一种质与量的改变,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纪以来人文与科技的对立与紧张关系。诚然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以下仅对这些议题提出其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及检讨。
(一)因特网与图书馆
文字的数字化解决了图书馆的馆藏空间问题,而网络的建构似乎解决了图书馆的数据取得问题。从1962年以来Darmouth College的教授John Kemeny提出图书馆的使用不易,提出以远距科技来解决这些问题;在1982年University of Reading的图书馆员James Thompson也提出了相同的概念;1978年,在他的一本书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s中,F.W. Lancaster勾画出电子图书馆的模型。而后二十年的网络发展,更让图书馆走入历史,走入网络。现今网络服务已是图书馆的主要服务项目。而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数据取得方式也跟着改变。透过远程的期刊数据库或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学者可以轻易取得所修数据不必远赴图书馆查书借书或是影印期刊。姑且不论图书馆是否经营更加有效率,这种取得信息的方法,势必改变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习惯。此方面的主要的影响有二:一是电子数据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二是超文本的阅读可否取代文本阅读。
在一篇讨论图书馆与internet的关系文章中,David S. Miall引用Jean-Pierre Dupuy的论点,指出信息的普遍性往往造成一种heteronomous behaviours (无自决行为),也就是依赖外在权威,缺乏个人自主的改变或成长。这句话隐含,太多的网络信息的一种 iatrogenic disease(1406)。这可从现今很多学生以剪贴网络数据当成学期报告,毫无个人见解,看出弊端。 Miall 又指出,纵使现今的虚拟图书馆数据丰富,但是其检索方法以keywords为主(包含全文检索),而非以观念来检索,对人文研究来说,非常不合适。姑且不论网络上的数据正确性有待商榷,纵使网络数据也非所有文学研究者参考的数据主体,据其统计,文学研究的数据仅有36%被数字化置于网络上,大部分的数据仍是纸(1408)。但是现今学者及学生太依赖网络及数字图书馆,仅以网络上找得到的数据当成其研究的主体。此外网络资源的组织及结构仍不如传统图书馆,因此其数据甚为不稳定与不确定。Miall也指出,于小屏幕上阅读文字,也让阅读吸收及流畅度变得极度困难,此部份我们将在阅读超文本部份讨论。
网络上的数据,除了一般图书馆的专业制作外,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risk of spurious interdisciplinarity(1412),Miall说:
The availability of academic discourse at all levels on the Internet brings the risk of flattening 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 making them largely invisible to the Web-surfing students or incautious scholar. Induction into a discipline is a matter not only of acquiring information but of assimilating a set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ssumptions, and practices that can take several years to master. (1412)
将网络当成文学研究的图书馆,其风险甚高,往往丧失了研究的自主性与言究资料的完整性,最严重的是其所造成的提供了廉价与虚假的知识结构。
(二)颠覆文本
虚拟图书馆所呈现的数字信息往往是一种超文本,George Landow等学者所提倡的超文本阅读,可说颠覆了传统的文本结构。以超文本来创作或是阅读成为网络时代的一种后文学现象。
传统的文本以纸本印制为主,讲求的是书中的文字张力;而超文本,除了加入不同的呈现媒体外(如图像、声音等),更是以所谓的超级链接(hypterlinks)当成其阅读途径,超文本阅读认为其阅读行为突破传统的线性阅读,采取跳跃或是断裂的阅读模式,可以创造更多的阅读空间。当超文本进入文学研究的范畴,文本的概念被打散了。任何媒体所呈现的讯息都可以成为文本,也呼应了自Roland Barthes以来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学者对文本的颠覆与诠释。网络的文本颠覆确实丰富了文本研究的空间,也让英美文学研究者进入不同的研究领域,如研究文学与电影改编、文学与电玩、文学与图像、文学与多媒体的互动等。从作品(work),到文本(text),而后进入所谓的discourse,也正点出英美文学研究的重心移转。
然而超文本阅读或是创作,真的是打破线性阅读或是开启阅读与研究的新天地吗?Miall指出,超文本研究(或是其它非文字的文本研究),往往重视媒体本身的研究,降低了研究的议题多元面貌。而超文本的阅读,虽号称创作不同、提供多元,其实却是制作同构型及连续性。(1412)。因为其超级链接乃是经过设计,其多元化是作者的单一化,指导读者按照其所定的“线性”来阅读,反而不如传统的纸本阅读,由读者来主导,更加具主导性。此外计算机屏幕阅读,限制了阅读长度及流畅度,伤害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
此外,文本的无限延伸,反而减低了文本本身的主体性,到底文学研究的文本在哪里?文本是否应具普遍的文学价值或美学观,都造受了严格的挑战。
(三)文化研究
网络对文学研究另一个最大的冲击是解构了文学研究,将文学研究带入了文化研究。当Miller呼应Derrida的看法认为在网络时代,文学(或文学研究)势必没落,但是他不像Derrida那么悲观,他认为文化研究代之而起,将会文学研究开启另一个论述的战场。透过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反省,Miller认为文化研究将文学研究边缘化,或是替代了文学研究。例如,对美国大众文学的文化研究,让我们置身全球化及网络化的场景中,不至于缺席或是格格不入(64)。他又指出单纯的英美文学研究会越来越边缘化,在整个英文文学研究范围中,其它地区的全球化视野会更加宽广,纽西兰、澳洲、非洲、印度东亚等以英文创作的文本会受到重视,放在文化研究的范围里,这些English studies更具全球化意义,他说:”The future of literary study in the global university lies in a reconfigur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means a broadening to include the literature of non-European countries, features of cultural studies, forms of rhetorical study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art forms.” (64).
1997年的一月号PMLA以文学教学为主题全面探讨文学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取向。Biddy Martin在该专号的介绍文章”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中,首先忧心过去二十五年来文化研究入侵美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机制,是否威胁文学教学的纯粹性与主体性。Martin在以下的历史回顾中,指出文化研究与文化运作,帮助我们”expand our practices in new directions” (页7)。当为教育学者,
... we must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necessary for reflecting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riting becomes literature and for using literary texts to explore how aesthetic objects relate to other discursive objects or to broader social formations. (12).
Shanker在论及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说:”Cultural studies is a re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s restricted specialization” (260). 他又进一步指出:”Nevertheless, cultural studies has provided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urse interests in film, ethnography, popular music, and advertisements, as well as literature, tha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261). 身为一文学老师,我们应该
had a strong sen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iterature but debated openly with one another over the relations among historical context, political investment, and aesthetic values.
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其实是文学研究在网络科技下的一项转变与生机,也为文学研究找到了社会发声的管道,证实了文学研究的社会面向与“实用性”。
(四)Cyberspace的主题研究
延续文化研究的方向与内涵,文学研究在网络世界里,利用理论的建构,开始进入网络文化的研究领域里。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网络文化中,共有三股力量,传播学者、社会学者及文学研究者,这些学者各以其专长及训练,进入虚拟的社群中寻找自己的主体性。而文学研究者,在网络文化中,发现网络之跨国界、跨性别、跨地域、跨阶级、跨现实等特性,着重在文化议题上的主题研究,最典型的主题与方式,就是以网络世界为文学文本,讨论其族群、主体、性别、阶级、情欲或性文化、或是(反)全球化等议题。Lisa Nakamura于2002年所出版的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即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尽管网络的文化研究正延续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文化研究是否可以取代文学研究,Shakespeare的美学研究是否已丧失了其文学研究市场或是价值?这些问题在文学研究与其它学科整合时,更加凸显。
(五)跨学科整合(文学与社会科学)
文学与科技结合的研究,从早期的意识型态的对立,到役使计算机软件成为文学处理或是文学计算的工具,到现今以网络为数据的来源或是以网络当成研究的主题,俨然将文学研究带入与其它学科接触的场景中。在网络时代及文化研究中,更是如此。社会学、历史研究、传播理论、甚至于程序撰写的架构都可以是网络文化或是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不得不问,文学研究的主题性在哪?亦或是主体性的省思,反而限制了文学研究的发展。
或者一开始便没有文学研究,所有的研究,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一种学科整合研究。其实这种学科整合是非常古典的,从希腊开始,学问的分类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文化、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经济,都是和在一起讨论的。我们阅读Matthew Arnold的散文,也要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纳入考量,读Jane Austen的小说,对于当时的婚姻与财产法,也会有相当程度的讨论。文学与其它学门的分割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大学设立科系开始,各学科的研究者占据其学科领域,开始划地为王。
网络时代的来临,其实看到文学研究回归古典操作的契机。文学研究是多重研究的一环,应该与各项学科建立互动的关系,或是整合成其主要的焦点。下一波的文学研究将一方面导入世界文学的面向,纳入不同媒体的运作,也将发觉文学研究的位移(dislocation),就诚如我们今天在这场文学与信息科技会议中所见的多元面貌。
网络开启了信息的无限性,但也创造了信息的不稳定性,将网络当成虚拟图书馆,正反映了这图书馆的本质──虚拟性与不真实性;而文本与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学研究的本质,传统的文本研究(textual studies)丧失了其正当性,文本与本文的不可分割,也正考验批评者的美学观,到底有无所谓的文学价值(values)或是文学品味(taste)呢?而文化研究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但也同时挑战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文学研究非存在于文本的美学研究,而是一种外缘研究,文学本身是否在这种外缘研究中,受到重视呢?还是被边缘化了?虚空间的跨时间与空间研究,让我们思考全球化、主体认同等主体,但也窄化了研究者的思考空间,网络文化研究并不等于文学研究、主题研究并非文学研究的主战场;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对于建立论述权威(discourse authority)大有助益,但是沈迷于各种社会科学的分析、类化及术语中,也同时忽略了文学中的异质性、主观性(或感性与非理性)、及神秘性或不可知性(agnostic)的迷人之处。
总之,拥抱科技或置身网络,如果是文学研究在二十一世纪的一种宿命,如何短暂的脱离与批判,也正是文学研究者不可抗拒的任务。让我们与科技共生,也让我们与网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诚如〈骇客任务〉中的Neon一样,”进入虚拟、掌控虚拟,回到现实、体验原始。”
Martin, Biddy. “Introduction: 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 PMLA 112 (1997): 7-25.
Miall, David S. “The Library versus the Internet: Literary Studies under Siege?” PMLA 116 (2001): 1405-1414.
Miller, J. Hillis. “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 Diacritics 31 (2001): 57-68.
Nakamura, Lisa. 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fy on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otter, Rosanne 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 Retrospective on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966-1990.”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25 (1991): 401-29.
陈超明。〈文学与科技的交锋──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国科会科技与人文论坛。台北:国家科学委员会。中华民国八十六(1997)年七月十五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http://www.nsc.gov.tw/scripts/
陈超明。〈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政大研究通讯》1 (1993): 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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