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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全文如下:
提要:探讨全球化这个现象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冲击入手,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既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掌握英语这一文化传播工具,同时又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中借助英语这一工具提出中国批评的策略,最终达到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因而一味反对英语的普及只能使对外开放的大门关闭,而全盘西化则会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失却。
关键词:全球化;英语;批评话语;后殖民
在所有的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毫无疑问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既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那么英语的功能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也就对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十分广泛的其他语言构成了挑战。
20世纪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这个中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许多科学家把英语当作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并推广他们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观念老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渗透感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担心,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殖民化"。
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批评界和知识界流行的文化"非殖民化"尝试作出的回应。全球化语境下英语的普及和文化渗透性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英语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近来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内,特别是英语语言文学系科,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近几年来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理论话语,目前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批评理论界。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经典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敲响了丧钟,另一些人则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这种冲击波,以便借此机会扩大带有精英意识的文学经典的范围,甚至对之进行重新建构。
确实,文化研究已经在近几年里逐步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批评界得到讨论,这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辩论日渐衰落后的一个事件,基本上与关于后殖民主义或后殖民性的讨论同步进行。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英语世界的最新现象,它甚至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挑战。所谓语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美国的语言霸权,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已经对英语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的"美国英语"(American ism)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此探讨英语的普及而不涉及文化研究的盛行就无法将其与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的"非殖民化"相联系。
在我看来,任何文化或文学现象,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在一种国际视角中被当做一个"文本"来考察。同样,任何文化或文学,假如要被放到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或试图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或学术界进行交流,那么它就别无选择地要借助英语之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研究者大概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试图使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非殖民化以便捍卫并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同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又不得不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著述,因为英语是当今学术交流唯一有效的国际性语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首先略述一下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在西方的研究现状。正如同其在西方的情形一样,文化研究并不指向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专指当代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甚至包括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但另一方面,就文化研究所涉及领域而言,它无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专事后殖民写作/话语研究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其中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主义概念的建构以及对此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学科层面的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从解构和第三世界女性批评家的立场对帝国霸权的批判,以及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有意混杂民族和文化身份进而消解帝国话语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当然随着国际性的后殖民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巴巴的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和冲击力,特别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们目前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最为关注的现象是民族身份和散居民族(Diaspora)文化问题。
(2)以专注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主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例如目前对东西方学者都有着诱惑力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等。在这一框架下,诸如全球化问题、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亚洲认同等问题都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成了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认为,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完全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的文化工业和学术研究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非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因而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产或非市场指向的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
(3)专注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其特征是把注意力从过去的政治取向的女权主义文化政见转到注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和生物属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不以全然对抗的立场出现。在这一方面,妇女的文化身份被重构为一种双重边缘的力量,她们经历着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最后的企图在于消解旧的中心,重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意识的女性话语。在最近几年里,随着女性写作在中国的繁荣,女权主义批评和妇女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学者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4)专注影视、广告业和其他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传媒研究(mediastudy),其中自然包括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翻译研究,这也许是当前的文化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面对非精英取向的文化研究的强有力冲击,经典文学和精英文化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国际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的普及也给虚构文学以及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工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因而毫不奇怪,不少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下一个千年文学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这就是我对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和中国之情形的理解和描述。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英语的普及或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的强力而实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已经显出了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种种症候。据说在这一时代,人人都必须学习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并用英语进行交流,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他/她都不得不面临英语的渗透。因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英语的巨大影响,如何才能保持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特征?显然,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语境下,人文学者们都认为,英语确实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它,人们就无法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
随着英语的普及,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已不只是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发挥作用了。正如霍米·巴巴的混杂(hybridity)理论所显示的,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旅行和文化传播的进行,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愈益模糊。一个人不管是身处中心(第一世界)或边缘地带(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作用,就像那些没有中心、没有总部、同时也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巨型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那样。同样,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着双重身份和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也可以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他们频繁的国际性交往和活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这样,英语就义不容辞地成了使他们得以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
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以便借此来更新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用英文写出学术著作,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自然应予以重视,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地球村"里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国际性语言,英语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那些现代化进程快得使人难以预料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几乎等同于西化。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英语的普及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 各主要大学,都有英语系或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系(院),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水平,而其他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则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呈萎缩状况。
2 所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应把英语课当做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他们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需要与否。3 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管是什么领域的,都必须使用原文资料,通常是英语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提交答辩并通过。4 任何学者或研究人员要想申请高一级的职称,都必须首先通过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考试才能申报。5 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学(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小学)和许多农村中学,学生都必须学一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才能拿到毕业证书,等等。英语除了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用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贸易业务或消费和广告业务。
毫无疑问,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在日益繁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教师的收入上,他们比其他语种的教师,显然收入要高一些。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也越来越规范化。如果没有英语的中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抗拒的历史之必然。
因而现在的情形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必须懂一些英语,没有这一技能你就无法成功地在当今时代生活和工作下去。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必须"非殖民化"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学者们不得不感到自己实际上处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能使用互联网来从事学术研究,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已经使我们更为方便地直接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些学者借助英语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西方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同行,旨在影响并更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一些理论功底和英文水平都相当差的青年学者为了追逐流行的时尚,在自己的批评理论著述中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造成的结果是,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与国际文学研究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激进作法使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不满甚至恼怒,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但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学者却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
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学派"的声音再度进入人们的耳际,这尤其在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以及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批评论文中可见端倪。显然,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和外来影响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对立,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及其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一影响中充当中介的正是英语的普及。
如果认真地考察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认为中国文化和批评理论话语是否"被殖民"应视不同的情形而定,决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认为,英语的普及是过去20年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内容到表达形式(话语)全盘西化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理论教义和文化学术思潮都是通过英文的中介进入中国文化界的。结果,中国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评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在国际论坛上不能用英文发言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丧失了。
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实现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是必要的,这在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沉默"后再度勃兴时曾颇有吸引力,但在当前这个多极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这种建立学派的尝试实际上是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的翻版,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以致于掌握英语与否竟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品味高或学识渊博的标准?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懂中文的人却很少,更不用说把握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了。
中国学生或学者为了能出国深造,首先得通过英语考试,而那些来中国工作的西方专家却不必学汉语,他们来中国做生意或旅游往往都由年轻的中国翻译或导游陪同。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吗?我们并不否认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还得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考察分析。应当承认,这些学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担心英语在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力量和语言霸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文化和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现象。
实际上,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后学热",尤其是"后殖民热"成了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所谓西方文化新殖民主义渗透的一个对抗性策略。中国许多的"保守主义者"确实认为,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和文学话语就"被殖民"了,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欧化或西化,因而这一历史责任是推卸不掉的。确实,在那以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基本上不大受到任何西方影响;同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鲁迅的"拿来主义"原则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当然,这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是颇为有益的;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思潮的进入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两难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前景。
实际上,在我看来,解决这一两难并继续对外交流决不意味着贬低中国文化或消解文学话语,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牺牲。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现象作了这番详细考察之后,我觉得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英语的普及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的"殖民化",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过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气通过英语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因为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繁荣中国文学和文化。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承认。英语的普及也会帮助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精神介绍给外部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就拿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吧,这是当今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学科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接受-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为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为主。这样,用英文来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同样又走在了前头,他们用以衡量其科研成果之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有多少成果(用英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刊物上,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因而通过英语的中介把中国文化的光辉遗产及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肯定是极为有益的,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就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面貌,而无须从那些出于无知或偏见对中国误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写出的著述中来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民。这样看来,强调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英语及其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因为尽管中国过去曾受到部分地殖民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殖民。与其相反的是,一些试图使中国文化殖民的外国人不是被"汉化"就是深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全面地提高英语水平,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
因此,英语的普及与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并不矛盾,倒是借助英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建构中国批评话语。中国批评话语建构过程中英语的作用自从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而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从机构上完善了这一进程。因此,它无法回避无情的"丛林法则"(lawofjungle)。
可以预见,英语将在人们未来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地球村"里,可以很容易地彼此进行交流,既交流对不同论题的看法,同时也就某些重大的项目进行通力合作。如果我们各自总是讲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有着数百种语言的世界将乱成什么样子!我们肯定要商定以一、二种相对说来为较多的人使用的国际性语言作为我们交流的工具。
港澳台同胞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般很自觉用普通话;我们的北欧合作伙伴也自觉地使用英语作为语言,因为就其使用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英语都是最为理想的国际性交流语言,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交流中使用它。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也必须用英语撰写我们的主要著述,或者将我们的重要观点翻译成英文,这大概令那些观念保守者大为失望。他们会问:既然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最多,为什么国际著名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呢?为什么诺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个别委员外)竟不能用原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呢?确实,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但有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统统用汉语来进行交流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向所有有兴趣选修汉语的各国学生提供资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甚至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也是如此。此外,汉语的方块字也无法与国际流行的语言系统或因特网相兼容。
既然英语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或作为母语,或作为一种官方交流语言,或作为第一外语)的一种国际性语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它来交流呢?应当认识到,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否则我们就将再度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可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学者们非常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化"。但应对的策略不应当是阻止人们学习英语和用英语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如果我们掌握了英语,尽管它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反之,如果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只能与一些外籍华人和少数汉学家进行交流,那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值得庆幸的是,学习中文在国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仅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学习汉语,而且还为了能更好地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文热在全世界的兴起见出端倪。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过去,当中国处于落后状态时,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些对与中国做生意颇有兴趣的人只是学一些语言以便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而现在,由于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并暴露出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因而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认为只有从他种文化(例如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身才能有助于解脱自身的危机。
因此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愈益为世人瞩目,越来越多的西方青年来到中国并非只是为了学习语言,而是在掌握语言技能后继续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在他们的初学阶段,为了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我们可以用英语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讲座,当他们觉得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课会失去一些东西时,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直接听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稳步发展,汉语将在未来的国际交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普及。
若希望那样一种情形得以实现,我们就只有在现阶段重视英语学习,利用英语来普及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非使之"殖民化"。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努力多学英语是为了将来少讲英语。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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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的大文学家、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作品关于“人的文学”内蕴是文艺复兴后期对于“人”的刻画较为全面的典型代表。莎士比亚的“人”突出了人的多面的复杂性,在文学史上刻画了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他的戏剧创作也在文学史上具有长久的意义。
哈姆雷特作为王子,面临着父亲的去世与母亲的改嫁问题上,有一幕哈姆雷特开始疯狂的痛恨母亲,他不能原谅母亲的改嫁,他由对母亲的爱转向对母亲的“恨”,所以他用很多刺激性的话语来伤害她,例如“因为霜雪都会自动燃烧,理智都会做情欲的奴隶。”“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要上我叔父的床,即使您已经失节,也得勉力学做一个贞节妇人的样子。您要是今天晚上自加抑制一下,下一次就会觉得这种自制的工夫并不怎么为难,慢慢地就可以习以为常。”从这些话语中都能多少看出他的恋母情结。恋母情结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上可以看出一些理论源头。“俄狄浦斯情结”也就是一种“杀父娶母”的情结。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的心里都存在一种潜在的“杀父娶母”的情结,俄狄浦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命运带有强烈的西方悲剧意识中的命运的悲剧。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没有俄狄浦斯那样强烈的宿命的悲剧。
哈姆雷特性格上的敏感与优柔寡断尤其体现在他的复仇行动中。这种复杂性同时也赋予了他无穷的艺术魅力。哈姆雷特在得到父亲去世并准备复仇的时候,他却一直没有实际上的行动,错过了几次可以杀死叔父的机会。有学者分析其社会意义,是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哈姆雷特的对现状的无力的妥协,因为他个人力量的弱小,所以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不能够扭转乾坤。与此同时,他的敏感复杂也有一定的哲学意味。他有着对于人类生命的哲学思考,里面涉及了很多关于生存、死亡与灵魂的思考,他不仅看到了别人灵魂罪恶的一面,他也同样看到了自己的,“我的罪恶那么多,连我的思想也容纳不下”就可以看出他对人的灵魂的深入的思考。社会的现状让他陷入迷茫与混沌之中,他无法再相信人文主义者所赞颂的人的精神的圣洁,而是看到了人的欲望的存在。在他万分纠结的时候,他终于发出“生存还是毁灭”这样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生存还是毁灭”是他矛盾的终极体现。他说,“在我看来,这个泥塑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产生兴趣。”就可以看出他的对人生生命的思考了。与此同时,还有他对奥菲利亚的感情的矛盾性,一方面他急于向奥菲利亚表白,一方面又在她面前装疯,他说奥菲利亚看上去“像冰一样贞洁,像雪一样纯洁,但美丽可以让贞洁变成淫荡”。就可以看出他对待自己感情上的矛盾,这种矛盾已经上升到对人的本性的挖掘上。哈姆雷特对待所有事与人的矛盾性,铸就了他的悲剧的一生。
哈姆雷特的人生观中虽然有对人生命与灵魂的深刻思考,但是很多时候对于人的认识带有偏激的一面,悲观意识较为浓厚。哈姆雷特陷入对于人的的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的频率盖住了他的复仇的计划。“谁愿意负着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哈姆雷特说道。由此可以看出,哈姆雷特已经意识到人生的某种程度上的无意义性。这对一个年纪轻轻的王子来说,无疑是比较消极的。这种消极悲观意识消解了他作为一个王子遇到这种境况该有的行动。所以他甚至想到了自杀,而没有想到去积极的谋划报仇并夺回王位和母亲。而是一味的悲观,以绝对美好的人性观来衡量这个本就复杂的社会。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这种悲观性格,是一种人生的逃避与消极。他在复仇过程中感觉到了人的不完美与渺小,产生了一种虚无的迷惘。在他的身上表现出了人性的复杂性,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人”的刻画较为全面与深刻的一次。悲观意识充满了整个剧本,哈姆雷特的一开始就存在心底的悲观意识注定了他的复仇的失败。
哈姆雷特的情感上有源自于童年时代的压抑,所以才会有他的深层次对母亲的依恋,在他母亲改嫁后,他异常激动的情绪和话语表现了他被压抑的内心。人只有在非常压抑的时候才会在情绪爆发的时候表现出异常。在对母亲的情感上,是一种无意识的,一种依恋。在对奥菲利亚的感情上,有时热烈,有时压抑。在他开始在奥菲利亚面前装疯的时候就是他压抑的体现。他一方面爱着奥菲利亚的圣洁,另一方面又咒骂起来,一是因为矛盾,而是潜在的被压抑的情愫。作为一个国家的王子,从小衣食无忧,并被给予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人文熏陶,但是一旦面临突发的变故,那些被传统压抑的东西一下子发泄了出来,对于周围人的多疑,对复仇的犹豫以及对情感的多变,其实是他在压抑着。这种压抑,也同时让他对人生充满了悲观。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作品,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挖掘较为深刻与全面的作品,对后世文学以及戏剧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莎士比亚对哈姆雷特的刻画,是突破了文艺复兴前期对“人”的刻画。哈姆雷特更具有“人性”,他有着敏感矛盾,优柔寡断的性格,面临家破人亡的人生绝境,他的反应不是直接积极面对,而是陷入了对生命与灵魂的深层思考。他的情感上的恋母情结、敏感矛盾、悲观意识等,都是哈姆雷特多重情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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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只把“女性”的含义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概念来应用。文章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阚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的“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以达到对“女性”内涵的多样性的充分认识。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概念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而产生的。是女权主义运动波及到文化、文学领域的结果,也是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结果。它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包括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女性的创作、女性阅读等一系列问题,是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界一股重要的理论思潮。
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而且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众多的著作中,“女性主义”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几乎所有涉及女性主义的批评及其论著中,都是以一个限定词加“女性主义”出现的,例如:“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批评”等,这样似乎就明确了“女性主义”的概念,明确了它是哪个流派、哪个领域、哪个方面的女性主义,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大有大而化之的趋势,而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中“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诠释,只把“女性”的概念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来应用,但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并非在一个国家,也不是在一个地域,对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同一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流派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有所模糊,对女性主义只是有所指,却没有很好的限定它的能指,当把“女性”这一概念具体化时,就没有很明确的概念了。这样对“女性”概念的具体所指的模糊性,就很容易造成具体内涵的含混不清,也就不能很好的理解各个国家、各个流派关于“女性主义”的介绍。那么对于一些问题的把握也就很容易限于表面化、肤浅化而不能达到深层探究。本文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阈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这样对于更好的理解女性主义批评视阈下,女性创作、女性阅读、女性心理、女性形象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对于梳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产生在一个国家,也不是统一的文学评论流派,所以“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女性”这一概念的内涵也是很值得研究、探讨的。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的划分,主要包括“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另外还有“其他的女性主义批评”,其代表就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笔者也是以这种划分为依据,分别给“女性”的具体所指以明确的内涵。
首先,是“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术界把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放到一块讨论,并不是因为地域的原因,而是因为:一方面不约而同地对女性问题中的社会因素给予格外的关注;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英语国家,女性主义者寻找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形象都集中在相仿的经典之中。从总体上看,英美女性主义批评派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批评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关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发展基于女性经验的理论和方法,谋求理解作者及人物的女性主体;奉行女性美学的原则,研究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妇女文化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奉行明确的性别路线。笔者从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特征可以概括出,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在“英美女性主义批评”这里的“女性”基本上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她们重视妇女的实际经验,并以将妇女定义为主体的方式克服男性文学批评将女性贬损为对象的理论。对女性的内涵主体实现是由英美国家的现实决定的。英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她们的女权主义革命,在斗争中,更注重女性具体实际利益的获得,包括女性在革命中,获得多少可以实现的利益和权利。例如,工作的权利、工资的提高、福利的保障等,是以行动代替文学作品,对女性是切合实际的要求,采用本土化的方法。美国是以实用主义为理论传统的国家,注重“女性”的实践性效果,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因此,她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从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家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屋子。”在这里,“钱”和“屋子”不仅是指他们的本身,还是一种象征。女性要进行创作,首要的是经济基础,强调经济的作用,而且还要有自己的创作时间、空间,这些都是决定女性创作的必要条件,重视女性创作的实际决定因素,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只有具备必要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才有进行创作的可能。
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式诞生的重要著作是米勒特的《性政治》。在这本书中,作者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认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这部作品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示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进而批判男性的父权制社会,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性,充分重视了女性作为生物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的阅读与创作,区分了性别的差异。
吉尔伯特和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l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分析了西方l9世纪前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视角重新阅读,并阐释了l9世纪一些著名女作家的作品,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后产生的,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场革命的爆发,女性也参加进去。但革命结束后,她们发现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男人的权利,女性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改善,于是,她们要求实现女性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地位,爆发了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此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要影响。因此,她们的思想非常激进,并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深刻,相对于英美来说更理论化,注重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的分析和其他话语系统中的女性构成,注重妇女与语言的关系,她们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妇女,也不再是妇女的经验与历史,而是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符号。她们认为女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代表社会内部的一种反抗力量,而体现出一种浓郁的解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色彩,把女性作为父权制社会下的一种解构力量,是一种他者的符号化概念,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女性”。法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克利斯蒂娃“认为‘一个人是女人’和‘一个人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预约、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个能‘成为’的某种东西。”这段话,用女性不可界定的符号学意义,模糊了男女的界限,目的是消解父权制度下的男女二元对立。法国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认为,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中,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是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男性为了维护二元对立,极力压制女性。为了消解这种二元对立,西苏提出了“身体写作”理论,以一种全新的女性的语言,创造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注重重新建构一种女性的语言,利用女性的语言而不是女性自身,作为解构二元对立的男权社会的武器。
伊瑞格瑞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位批评家,她对父权制社会中,坚持男女的二元对立做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社会中,人的肉体被符号化了,人的生物学、生理学结构被赋予了不合理的文化意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的自身已经被符号化设置于社会网络之中,在文化中,并被赋予意义,男性被认为是雄性和阳具,女性则被动和被阉割的,这不是生物学的结论,而是自身的社会心理学意义。”
最后,其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黑人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谓他者妇女,就是我们看得到形象,却听不到声音的女性,黑人和女同性恋妇女长期以来就处在他者的地位上。”但是她们的理论思想,对于丰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作为黑人女性,一方面,她们要与黑人男性一起受到种族歧视的压迫;另一方面,她们还要受到种族内男人的压迫。因此。从她们自身所受的压迫来看,她们关于“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同于英美、法国的女性主导概念,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不能概括到黑人女性的概念中,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是与种族和阶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黑人女性本种族内部,有别于自人女性经验的;是黑人女性意识的产物,她们关于自身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巴巴拉·史密斯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萌芽》中指出:“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分不开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阐释,是以种族性和政治性为依据的。
在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可从什么是“女同性恋”的概念中得到启示。到底什么是“女同性恋”,费得曼说:“‘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就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抑或根本没有性关系。共同的爱好使两位妇女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对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中,“女性”的理解是,从恋爱双方的性别角度来理解的,这里的“女性”完全不同于父权制度下,以男女爱情为主要感情下的女性,而是以同性作为自己爱恋的对象,并与之共同生活,共同分享生活中的经验。关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的基本概念,就是以同性之问的爱为基础,并与同性共同生活的女性,这一关于“女性”的概念,彻底消解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二元对立关系。
综上所述,英美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比较现实,他们更多将对女性文学的揭示,同女性生活觉悟和女性社会实践相联系,因此,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社会学和生物学上的实体女性的理解;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大,以语言为目标。试图通过颠覆男性的话语权利来实现女性主义的任务,因此,他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女性”是作为一种反抗社会的力量而抽象的存在;在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概念,是对女性主义思想具体运用的结果,关于“女性”具体概念多体现出阶级、种族和个人经验,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概念,他们关于“女性”概念充分体现了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要求与运用。
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含义的具体理解,在已有的基础上,对女性主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有关涉及女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下,“女性”的理解和阐释,我们也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坚持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研究。以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进行解读,提倡它多元共生性,既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身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那么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也不应是以一用之,而应是多角度、多元化的。
2。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能仅从抽象概念出发,而应当把它放到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解读,与有关女性文学中,作家、批评家生活的具体社会生活相联系,有时候还要涉及到她们的阶级、种族等特征,对“女性”的概念做具体回答,使“女性”这一概念在所指层面,不只是就概念丽论概念,而应使它更加丰富和生动。
3.坚持文艺学、美学的研究视角,对“女性”概念更有学术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坚持这一概念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理论美学追求;另一方面,要注重女性概念的实践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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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都是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典型人物形象,也是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人物,在世界文坛上具有相当高的声誉和极广的传播度。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无论从精神特质、性格特征还是从心理特点、人文情怀,都具有可资研究差异性和同一性的价值,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也有益于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深入体悟。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代表者,具有极高的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污浊的社会现实都有过激烈的反应,为了捍卫自我尊严,面对恶俗势力,他们都表出了非常的勇气。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物都是追寻理想的孤独者,在现实社会中,他们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特立独行、格格不入的。哈姆雷特是一位孤独的王子,他所挚爱的母亲在父王死后便与他的叔叔迫不及待地上演了乱伦事件;他所热恋的奥菲莉娅也只不过是她家人、她父亲手中的棋子;他身边的朋友、周边的朝臣,也都是些见风使舵、真心难留的权谋争利之徒;即使有霍拉旭这样一位可以交谈的朋友,但也只能是可与之交谈、不可与之交心之人。哈姆雷特的孤独是现实与精神双重失落的孤独。相较之,堂吉诃德的孤独似乎更带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不同,他的现实生活平静而友爱,他身边的人都是真心爱他,无论桑丘还是外甥女,无论神父还是参孙学士,无论管家婆还是尼古拉斯理发师,他们的爱是主仆之爱、亲情之爱、朋友之爱,独独缺乏了精神理解之爱,堂吉诃德周边的人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理解他的理想和追求,即使天天侍奉在旁的桑丘也无法触及堂吉诃德理想追求的高度,无法给予其精神的支持和鼓励,他们都是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人。孤独成为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共有的精神特征,正因为如此,两位人物在精神追求深陷困窘时,都选择了关闭心门,不再试图通过各种努力与世俗世界沟通,而是以自我特立之精神、孤独地追求理想之路。而在外在表现上,他们也都呈现出了所谓“疯癫”“疯狂”的一面。哈姆雷特是装“疯癫”的,但是他自己明白,没有谁比他更清醒,更明了,“疯癫”是哈姆雷特被迫为自己伪装的保护面纱。而堂吉诃德,表面看来是因骑士小说而“疯”,实质是为追求他心中的骑士精神而“疯”,这已然上升至一种精神境界。二人的命运都充满了悲剧性。
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人物哈姆雷特,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始终在怀疑中徘徊、延宕,但实际上他并非是一个缺乏行动力的人,是政权暗涌、亲情失落、爱情终逝等各方面因素捆绑、牵绊了他的果断。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对理想的追求有一种固执的态度,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信念的力量。堂吉诃德始终忠诚于他的理想,甚至为了理想愿意承受苦难,牺牲性命。两相对照,哈姆雷特更显示出了利己主义的一面,他谈不上有信念,对自我也充满了怀疑,他奔忙前后的出发点是基于自我的处境,这既是他行为的出发点,亦是其所审视的对象,哈姆雷特始终在进行自我怀疑、自我审视和自我内省。此外,两位人物形象在对待女性和面对爱情的方面,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征。堂吉诃德爱的对象是一个“虚构性”的女性——杜尔西内娅,一个不存在的人,但堂吉诃德的爱是真诚纯洁的,他从来不去怀疑他所爱的人是不存在的。与堂吉诃德不同,哈姆雷特的恋人奥菲莉娅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只要哈姆雷特愿意,他们随时都可以见面,但奥菲莉娅却并不是哈姆雷特精神世界的分享者和交流者,所以哈姆雷特始终不免孤独与落寞。
总体而言,作为宫廷王子的哈姆雷特本身是一个悲剧形象,其性格中充满了悲观、忧郁、怀疑的特质,思考过多而致行动迟缓延宕,给人以冷酷、难以亲近之感,他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而作为乡村没落贵族的堂吉诃德本身是一个喜剧形象,其性格中充满了乐观、积极、进取的特质,但大多时候却显得不合时宜,且不重思考而行动过快,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让人哭笑不得,他是行动上的巨人,思想上的矮子。在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身上,几乎呈现出了两种性格极端,前者彷徨不决,后者坚定不移。但是在这相对立的性格特征中,两个人物性格的某些方面又有其极高的相似维度,即尽管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身处社会境况和现实环境不同,但他们都共有地存在着孤独的心境,有着孤独的性格共性。
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分别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两种心理特征,前者是怀疑主义,后者是理想主义,这正是知识分子心理的两个极端。
作为怀疑主义者的哈姆雷特,当得知父王死亡真相后,急不可待地决心报仇雪恨,但当面对现实时,他却变得犹豫,变得彷徨,开始怀疑人生与爱情,怀疑报仇的成效,以致当杀死叔父的机会来临时,哈姆雷特却没有果断行事,而是在不停地思考当下的报仇是否成熟,下一个机会是否更适合,这些思维的波动和内心的思辨使他的行动被一次次地延宕,致使报仇之事难成定势。哈姆雷特不仅对报仇效果持怀疑态度,他对生命也开始思索与怀疑:“生还是死,是一个问题。”这已成为亘古绵延的话题,也是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拷问。哈姆雷特在复仇的过程中不断思考,不停怀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惧怕生命消亡的,而是害怕死亡可能引起会是另一个未知的苦难。此外,哈姆雷特还怀疑社会制度,在丹麦,饮酒狂欢是传统制度,但在他眼里,这一传统制度让人生厌,“与其遵守它,不如破坏它”,以此可以免去其他国家对这一制度的诋毁,也可以让人重获尊严与荣誉。哈姆雷特对爱情也是怀疑的,这主要源于母亲对于父王的背叛和与叔父的不伦之情,父王死去不到两个月,母亲就投入了叔父的怀抱,这让哈姆雷特对于爱情深陷质疑,以致也间接导致了他爱情的悲剧。哈姆雷特对于报仇、生命、制度、爱情都持有怀疑的心理,这也是每一个知识分子会去思考和反思的问题。
作为理想主义代表的堂吉诃德,每时每刻都在追求骑士精神,都在幻想能像骑士一样救人危难、行侠仗义,并受到贵妇人的爱慕。在这种“疯狂”的幻想中,堂吉诃德身披旧铠甲,头戴破头盔,跨着一匹瘦马便开始了他的骑士之行。他把路经的旅馆想象成了城堡,把风车当成了巨人,把路人想象为强盗,堂吉诃德的每一次骑士式的战斗都吃了不少苦头,受到了别人的嘲笑。但堂吉诃德没有放弃,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认为自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来到世上便是要为上帝维护正义,除暴安良,而战斗与吃苦正是需要自我付出的。堂吉诃德的信仰追求是理想主义的,他的爱情追求也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堂吉诃德幻想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杜尔西内娅,这一名字也是堂吉诃德所取的,是贵妇的名字,在他的想象中,杜尔西内娅是一个端庄美丽的贵妇人,出身高贵、知书达理,是一个完美的女性,而他从来也不去怀疑他幻想的真实性,只是单纯而执着地为着他的贵妇人战斗,享受着恋人对他的钦慕。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表面看来有些可笑,但从心理层面来看,是一种对信仰与美好的执着。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都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典型代表人物,但二者对人文情怀的诠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前者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高扬,而后者则昭示着人文主义的缺憾。当然这个差异仅仅是从某种显性的层面来讲的,实质上两个人物身上都深刻地阐释了人文主义情怀,而二人悲剧性的结局也寓意性地昭示了人文主义的失败。
哈姆雷特的身上有着非常耀眼的人文主义的光辉,作为人文精神高扬的代表人物,他对自身、对生命、对未来都满怀信心,他认为人具有高贵的理性,拥有无上的智慧,人是万物之灵,宇宙之精华。在戏剧中,莎士比亚是有意要将哈姆雷特塑造成为英雄形象的,他有策略有心计有胆略,在敌强我弱的不利环境下,他不惧对方势力,敢于与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戳穿了波罗涅斯与罗斯克兰企图监视自己的把戏,让母亲良心发现,再用掉包计将叔父身边的侍卫铲除,使叔父的阴谋破产,并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将毒酒给了叔父,一场场阴谋与明争暗斗中,哈姆雷特一一击破了叔父设下的圈套,而他的英雄形象也在情节的发展中被塑造了起来。当然,哈姆雷特并非高大上的完人,一如前文所述,在他身上,也存在着一些性格弱点,如他虽善于思考,但却犹豫不决,这些弱点让他不仅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还连累其他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人失去了生命,也没能完成扭转乾坤的重任。但总体而言,哈姆雷特并非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悲剧人物,而是一个英雄式的悲剧人物,他以人文主义为其精神支柱,勇敢地与罪恶力量做斗争。我们可以从其身上看到人文主义的革命力量与精神,同时也可以从他的忧郁中看出社会的矛盾,看到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他的斗争正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高扬。
而在堂吉诃德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文主义的缺憾。堂吉诃德是一个充满骑士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他以幻想和想象来代替现实的生活,他将生活中的现实存在都幻想成了他脑海中构建的场景和人物,在自我构建的情节中继续着他扶困救危的骑士情结,但现实与幻想的错位,使他所执着的事业成为了世人眼中的笑柄。但是,堂吉诃德仍拥有着可贵的品质,他真诚善良、正直专一、道德高尚,以捍卫真理为己任,以自我理想的实现为人生目标,他还尊重妇女,倡导自由爱情,尊重他人的选择,他还痛恨专制和暴政,同情劳苦人民,向往自由的生活,渴望以己之力平除世间不平之事,并为之坚持不懈,不惧困难,不惧嘲笑,在四处碰壁后依然执着理想,直到最后一刻,当他终于从幻想中醒来,他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点。所以,堂吉诃德不是一个疯子,他的身上闪烁着人文的光辉,他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实践者,是人文主义力量的传播者,但却生不逢时,所执着的理想相当不合时宜,最终成为了一个可笑的悲剧性人物,而他所经历的一切也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缺撼。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身上所具有的人文主义精神均以二人的死亡昭示了失败,二人的悲剧性人物形象也由此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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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哈姆雷特》最能反映他人文主义精神。1601年,莎士比亚根据12世纪末丹麦历史学家萨克编写的《丹麦史》中哈姆莱姆王子为父报仇的历史记载,用人文主义观点,成功地把它改写成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面貌的社会悲剧。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鲜明地表达出人文主义的政治历史观点:反对封建诸侯割据,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克劳狄斯为首的专制王朝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王子哈姆雷特这个人文主义者所进行的反封建暴政的斗争,给予了热情的赞赏和深厚的同情。
人们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当时封建社会矛盾的悲剧,我们从哈姆雷特的一言一行中,可以看出来莎士比亚所带给我们的人文主义意义,而哈姆雷特把这种意义积极的呈现在我们读者面前。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哈姆雷特对于人生命的态度,他认为所有人的生命都是极为重要的。不是可以随意去屠杀毁灭的,所以他在见到他父亲的鬼魂后,心中仍是有疑问的,他要求自己去求证这个事情之后,才能决定是否去复仇。因此,他先是装疯卖傻来掩饰自己的怀疑,他去试探他的母亲,之后借戏班子演戏---谋杀,来试探他的叔叔,他要以此来确认自己的判断。这样来看,我们就接触到了莎士比亚作品中最为重要的核心----人文主义。直到现在来讲,文中所展现的人文主义依旧具有极大的价值。对哈姆雷特来说,人文主义使他的思想大于行动,他要报的仇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还是整个社会、国家、民族命运的问题。他深深地感觉到复仇责任的重大,也勇敢地去承担了这个责任,如他说的:“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哎,倒霉的我切要肩负起重振乾坤的责任!”这是他思考的问题。哈姆雷特想要通过复仇来消灭克劳迪斯所体现的罪过,这样整个时代就可以颠倒过来了。
哈姆雷特想通过复仇消灭克劳狄斯体现的罪,认为这样就可使时代再颠倒过来。最后,哈姆雷特认为这个世界真糟.感到绝望,他也没有给自己重整乾坤一个道义上的理由。社会秩序的失范与人心秩序的失序往往是共生的。哈姆雷特在生命价值还没得到确认之前,即在人心秩序还没安顿好之前.就被迫要去重整社会秩序。在层层真相的拷问下,哈姆雷特这个人文主义者一瞬间遭受了他人无法承受的打击。因此,他不得不通过自己装疯卖傻是自己的内心得以短暂的安慰与冷静。我认为,他慎重的性格和人文主义思想是他行为延宕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他装疯卖傻的过程中,很伤心与无奈的面对着自己好朋友灵魂的背叛,无法向他们所说自己的情感,这样就更加深了他对这个伪善社会的厌恶与痛恨。
哈姆雷特是一个纯粹的人文主义者,在觉醒前只是从事于思想,文化的改革。甚至有些人文主义者中的一些人脱离人民,蔑视群众,有的人本身是官吏,贵族,或僧侣,同封建贵族,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人文主义哲学家,科学家也常常在唯物主义与经院哲学,唯心主义之间徘徊。凡此种种,都是人文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不容忽视的局限性。
历来在莎学研究者的心中都有各自不同的哈姆雷特的形象,但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却是毋庸置疑的。哈姆雷特一向认为人是“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曾受过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有着远大的报复和理想,对世界、人生、友谊、爱情却有着一整套人文主义观点。像其他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他对人类充满了无限的敬仰,并坚信人的力量定能战胜命运。
他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平等互爱,要求士兵对自己“ 尽爱”而不应“尽忠”,愿意与他的好友霍拉旭以“朋友相称”。他相信人类前途是光明的,相信依靠人的理性和力量能够创造美好的人生、理想的社会。人文主义理想信念的根本在于“人”!高贵文雅,纯洁优美,勇敢坚强,兼具热情和理智,拥有平等和尊严。但在残酷的现实中,人性是那么邪恶,那么卑鄙;那么脆弱,那么善变;那么孤独,那么……“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但忧郁的哈姆雷特毕竟没有丧失人文主义对“人”这个“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信念,而且为这个永恒的信念献出了生命。这个信念就是我们一代代人活着而且奋斗的理由。哈姆雷特那种人文主义“爱”的理想是抽象的、脱离实际的。当然,同黑暗的社会现实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是始终存在着的,不过是接触了丹麦现实之后,特别突出地显露出来罢了。哈姆雷特饱含着“爱”的激情,回到了丹麦。他看到的却是一个冷酷的社会现实,父亲暴亡,叔父篡位,母亲那双送葬的鞋子还没有穿旧,就匆匆改嫁,“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裘被”。朝廷里,荒淫无耻,花天酒地。心爱的人充当了敌人的工具,昔日的朋友现在变成了奸王的密控和帮凶,过去曾经对克劳狄斯扮鬼脸的人,现在都愿意出高价来买他的一幅小照。大小朝臣赵炎附势,唯唯诺诺,他发现处处是暗礁,事事有阴谋。“爱”的理想遭受到现实的摧残,诗人式的灵魂经受着现实的折磨。哈姆雷特把理想中的真善美同现实中的假恶丑对比。发现他所看到的这个实际世界同他幻想的现实不一样,感到“爱”的危机,“爱”的理想的破灭,从而引起了他对现实的失望、怀疑、愤怒和沉思。哈姆雷特由一个“爱”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具有现实主义头脑的人。但莎士比亚把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意识与新的世界观、人生观,融合在哈姆雷特形象塑造的全过程中。哈姆雷特固然不能等同于莎士比亚,但他执着的思想性、追求人生一样的自我求证精神,显然传达了戏剧诗人作为“时代的灵魂”的心声,甚至表明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先进文化人对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的追求,以及关于人的“异化的沉思与迷茫”。
历史的反复和螺旋状态,是人文主义理想者们不期然而然的规律。人文主义者们不是政治家,而是理想家,他们胸怀远大,目标纯正,坚持理想信念,意志坚定,绝非为了一己的目标而不择手段。在哈姆雷特机智地以“戏中戏”的方式证明这一骇人听闻的罪恶时,本可以毫不犹豫的复仇,但在克劳狄斯慌乱地向上帝祈祷时,哈姆雷特不是趁机杀死他,而是想到要在敌人罪恶昭彰时,再举起正义的剑惩罚邪恶。这不能仅仅归结为哈姆雷特的宗教情结,更不能怪罪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这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文主义理想者的必然行动,而不再是宫廷权利的血腥争斗。
哈姆雷特最后提出的这个问题,生存还是死亡(To be or not to be),他总是觉得自己输给了这无耻的人生命运。想反抗却又无能为力的悲剧情愫无时无刻不困扰着自己,哈姆雷特就这样成为整部剧的悲剧的主角,在剧中处处体现了悲剧精神。剧本一开始,我们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就背上了三道伤痛:父王的猝死,母亲的改嫁,王位的丢失。他曾经对这个世界的美好幻像破灭了,背上了这样不堪的现实。
由于承受不了现实的打击,哈姆雷特想到了以死来解除痛苦,但是在那个中世纪的欧洲,这是与基督教的信仰相背的,那么美好的世界就被这三道伤痛无情的击溃,满目疮痍。就从这里开始,他的世界观开始有了变化,对他原本成长的童话般的地方他说出了“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监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牢房”这样的话。仅仅在几天之内,他冥冥中感到了一种悲剧的命运,而这种悲剧的命运将伴随其一生,直至其死亡。
他的叔叔以他装疯卖傻的病为借口,将他送到英国去治病,而哈姆雷特知道这是一个阴谋时,借机在半路上跑了回来,他并不是真的疯了,他只是在采用自己的方法来结束自己的复仇计划,但是,当他回来后,发现自己最爱的奥菲利亚已经死了,他那充满人文主义的内心情怀又激发了他那因奥菲利亚的欺骗而隐藏的爱情。他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时的哈姆雷特才是真的疯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失去了爱情与爱人,而是此时的哈姆雷特已经身无一物,他早已经没有了亲情与友情,再当奥菲利亚的离去,这使他彻底失去了理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逝去,内心的痛苦与仇恨使得他走向了毁灭的复仇。
哈姆雷特一直被“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困扰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生与死的问题,而是对现实社会的矛盾心理,他对是否去复仇,该不该这么做产生了困顿,理性的思维能够指导行动,但是过多的思虑就会延误时机,多虑的人内心往往是懦弱的,对后果太多的顾虑导致其不愿作出重大决定。对死亡的思考使他想到了他死后的境遇,是不是痛苦的,可怕的,而且必然再回不去了。这就是典型的哈姆雷特似的思维,对事物犹豫不前的惯性不仅存在于行动上,也存在于其思考当中。
哈姆雷特复仇行动的延宕体现了他内心世界的人文主义善良仁慈的一面,从而反映出的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现实给内心造成的伤害是极大的。他所生活的环境是那么的黑暗与伪善,他的亲人、朋友与爱人都给他造成了悲剧的人生。就是在这样一个痛苦的生活中,哈姆雷特勇敢的为父亲报仇,这是他英雄形象的体现。这是他的特质。假设他最后活了下来,我想他也会被之后的现实所谋杀,他定是忍受不了这样的恨与伪善。他头脑里的人文主义思想是无法让他能与这个肮脏的世界所苟同的。
其次,哈姆雷特的延宕也是他审慎性格的体现。从前文可以看出,这样的性格使得他的复仇计划一次次被推迟,而这样的性格就是一位伟大的君王、一个英雄所应该具备的,他作为丹麦王位的继承人,无论在政治、军事、生活上都是应该思考清楚后才能做决定的。凡是不能够武断。复仇这件事不仅仅关系到他的父亲和家族,还关系到挽救整个丹麦社会,也是他内心人文主义思想的体现。这使他本身英雄形象上又增添了一道光环,他的高贵体现的非常酣畅淋漓。
《哈姆雷特》是一部悲剧,因为文章以所有人的逝去为结局。但是在文中更多的体现了哈姆雷特的英雄形象,他是那样的勇敢坚强、思维审慎、可爱善良,这些都使的他在压抑恶劣的环境中表现的那么出色,夺人眼球。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使他高尚具有吸引力,善良而不畏惧恶势力,这足以体现他的人生价值。尽管结局是悲惨的,没有改变残酷的现实,但是哈姆雷特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
哈姆雷特是作者理想化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也是作者用以表现个人同社会的冲突、理想同现实的矛盾的艺术典型。《哈姆雷特》是反映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一部力作,哈姆雷特的学问、英明以及他的悲剧都代表着那个时代人文主义者的形象。哈姆雷特是一个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他身上体现了人文主义者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倾吐了作者对人文主义者的追求与惶惑。人文主义者在认知理性的高度,崇尚冒险,积极主动地征服自然,从而产生渴求知识和理性,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普希金在谈到莎士比亚艺术本质时指出:“莎士比亚在悲剧里所展示的是什么?悲剧目的是什么?是人和人民,是人类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这就是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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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Hamlet)》是由威廉·莎士比亚创作于1599年至1602年间的一部悲剧作品。戏剧讲述了叔叔克劳狄斯谋害了哈姆雷特的父亲,篡取了王位,并娶了国王的遗孀乔特鲁德;哈姆雷特王子因此为父王向叔叔复仇。
《苍蝇》(1943)是萨特根据古希腊神话故事改编的一部存在主义悲剧。作者借用这出浓郁的古代神话悲剧的诗意,艺术地破除了人对自然之谜的惶惑感,传递出人能战胜“上帝”,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现代意识。
《哈》与《蝇》的创作背景和题旨是完全不同的,但二位主人公的生存境遇与自我选择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哈姆雷特》与《苍蝇》之比较研究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哈姆雷特》与《苍蝇》之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摘要:《哈姆雷特》与《苍蝇》的问世,在时间上相隔三百多年,但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却表现出多方面的惊人相似:第一,二者的生存境遇,自我选择,复仇模式相似;第二,二者都兼有思想家、救世主、孤独者的思想特征;第三,二者的使命一致,结局相同。
关键词:人生选择;思想特征;超人
1601年,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以下简称《哈》)发表,1943年,萨特的悲剧《苍蝇》(以下简称《蝇》)发表。虽然两部悲剧的题旨情境各不相同,但两个主人公所作的人生选择以及复仇模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个主人公个性、信仰不同,思想特征却相同;两个作家所属的文化语境不同,但他们对人的生存状况的认识以及对社会罪恶提出的疗救方案相同。
(一)
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这是人文主义者的政治理想。在莎翁看来,明君代表秩序即“治”,暴君代表无常即“乱”,克劳狄斯弑君篡位意味着正常秩序的颠倒与混乱。要剪除奸雄,由“乱”而“治”,这是莎翁坚定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是《哈》剧的题旨之一。题旨之二,是作者的道德理想。克劳狄斯不仅是政治的奸雄,也是人伦的败类,他的杀兄娶嫂同样是伦理的纲常的颠倒混乱,所以哈姆雷特(以下筒称哈)对克劳狄斯的斗争就有了双重的意义:代表人文主义的进步力量与反动封建政权较量;要代表善良的道德力量与邪恶势力斗争。哈的悲剧,是政治与道德理想幻灭的悲剧。
《蝇》的问世比《哈》晚了近三个半世纪,当时法国正处于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之下,大难当前,是坐以待毙,还是奋起反抗,法国人民面临严峻的选择。为了唤起民众,萨特选择了写作《蝇》这种当时唯一可行的抗敌形式干预生活.他以古代王子的故事借古喻今,号召人民为保家卫国而战。
《哈》与《蝇》的创作背景和题旨是完全不同的,但二位主人公的生存境遇与自我选择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首先,哈与俄瑞斯忒斯(以下简称俄)都是国王的独子,都有一个伟大的父亲,美貌的母亲和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其次,都有王位被篡夺,父亲被谋杀,母亲改嫁凶手的遭遇,因而也都面临着大义灭亲,为父复仇的重任。第三,两个王子复仇的模式相同。哈接受鬼魂嘱托后,迟疑跌宕,总因无力主动出击而一再遭敌人暗算,直到临终前才被迫刺死克劳狄斯。哈的杀父之仇、丧权之辱就发生在昨天,因而有切肤之痛,俄却离这罪恶很远。十五年前的他太年幼,既没有目睹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没有感受丧权丧父之悲哀,加之养父家庭条件优裕,所以开始时他对杀父丧权之事表现得较为冷漠。是厄勒克特拉的刻骨仇恨点燃了他心头复仇之火,使他肩负起复仇重任,一举杀死仇人。因个性与生活环境的差异俄与哈的复仇情节有细微的差异,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生存境遇大致相同,他们的向强权与邪恶复仇的人生选择相同。
(二)
哈与俄是生活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的人物,因而二者在宗教信仰与个性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文艺复兴时代,科学还不能否定鬼神的存在,因此,生长在封建帝王之家的哈笃信天堂地狱的存在,而披着古装的俄则诞生在本世纪四十年代,缔造他的萨特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所以即使面对众神之神,俄也敢公然宣称:“朱庇特,你是岩石、群星之王,你是大海波涛之王,但你不是人间之王[1]”宗教信仰的差异,是导致两位王子个性差异的原因之一。因宗教观念的羁绊,哈总是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而俄百无禁忌,所以他果敢决断,一下决心,便雷厉风行,干得干净彻底,一口气就收拾了两个仇人。
然而,这两位个性与信仰方面如此不同的王子在思想特征方面却有很大的同一性:
第一,思想家的特征。
哈与俄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都有很强的思想能力。哈博学多才,长于思考,俄“深思熟虑”,“才智超群”,并且都把思考的焦点对准“人”。哈追求的是人文主义理想,看重的是人的尊严、价值、力量。他认为人是一件“了不得的杰作”,人因有高贵的理性、无穷的智慧而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俄信奉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人本质上的自由,他认为:“我是自由的人”,“我就是我的自由”。“我命中注定除了我自己的意愿以外,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2]。从这些道白中,我们感到哈像一位热情洋溢的诗人,而俄却像一匹横空的天马,但二者思考的特点是一致的,思考的结果也是一致的,这便是对人文精神的认同。
人文主义与存在主义都是一种以人与人道为核心的人本哲学。虽然它们在对世俗生活与宗教神权的关系方面,在对人的生存状况与政治、法律、道德等社会规范的关系理解方面存在许多差异,但它们对人的肯定,对人生存状况的关注却是相同的。人文主义强调的是人性的回归以及人从宗教桎梏之下的解放,因而在刚摆脱中世纪恶梦的文艺复兴时代,哈高唱的是人的赞歌,呼唤的是人的理智、尊严,而存在主义则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更深一层地思考人本体的存在状况,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人怎样才能获得本体自由以及面向未来时人所应该选择的最佳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所以俄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言人,他为人的自由和建树摇旗呐减。同是以人为对象,俄的思考比哈进了一步。应该说,这是人类思想史的进步。
欧洲戏剧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不计其数,但思想家的形象较少,而像哈与俄这样努力探索人生真谛的人文思想家形象更是寥若晨星。他们的可贵在于,在既有的价值体系面前,他们能够自甘寂寞,清醒而深刻地思考着全新的价值标准,并以自己的实践惊醒世人,展示他们独特的价值选择。
第二,救世主特征。
哈与俄同为国王的独子,是王位的当然继承者,因而总以真命天子自居,俄动辄称“我的臣民”、“我的土地”,俨然是阿尔戈斯的主宰。哈虽慑于克劳狄斯的淫威,不敢公然称孤道寡,但也决不甘心于丧失王位,他曾明确表示,他郁闷不乐的原因是没有嗣位掌权[3],在奥菲丽姬的葬礼上他竞自称“丹麦王哈姆莱特”。可见,两位王子虽然没有登基即位,但国王的感觉是到了位的。这种感觉使他们人虽不在王位,却时刻心系子民百姓,也使他们在乾坤颠倒时自觉行使救民于水火的救世主权力,在他们的时代,君权神授,子孙世袭,不可妄为,谁悖逆了神旨,谁便触犯了天条,克劳狄斯与埃奎斯托斯弑君篡位,不但为人伦不耻也为天理不容,面对大逆不道,谁来替天行道,铲除罪恶?当然是博学多才又富于责任感的王子,更何况,他们还有与凶手的深仇大根呢?于是哈与俄的复仇就是两全其美、公私兼顾的选择了,当然。他们也曾犹豫,但最终他们的救世主情结使之意识到自己的重大使命,子报父仇与除暴安良,于私于公都是天经地义的,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所需代价又使两位王子深感焦虑。
哈曾叹息:“这是一个颠倒与混乱的年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俄也曾呻吟:“我肩负的命运对于青春年少的我过于沉重,把我的青春都压毁了”。力不从心但知难而进,两个王子都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坚毅。但如果他们置复仇于不顾,是否会要减轻焦虑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那对于他们也是一种痛苦。哈说:“如果我不去剪除一个害天性的蝥贼,让他继续为非作恶,岂不是该受天谴吗?”俄也认为,从前自己是“苟活于世”,因此“必须用一个重大的罪行作为我的压舱之物”。这样,复仇就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了。复仇是手段,拯救自己与国民是目的。为拯救而复仇,以复仇来拯救,手段与目的、个人恩怨与国民利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正因为如此,悲剧才摆脱了通常意义上子报父仇的老调重弹,放射出崇高悲壮的理性光芒。
救世主是欧洲文学史上一系列以拯救为题旨的文学形象,从《奥德赛》到《俄狄普斯》,到《伊尼特》、《贝欧沃夫》,再到《哈》与《蝇》,其主人公要么是国君,要么是王子,他们有的带领臣民战胜自然灾害,有的孤军奋战为国人消灭人妖鬼魅,但除哈与俄以外,其他人都不具备思想家的特征。思想家的智慧加救世主的责任感,使这两位王子的形象在他们的同类中卓尔不群,分外醒目。
第三,孤独者的特征。
考察一个人是否孤独,首先要看他的生存环境是否使他孤独,哈与俄都曾是快乐的王子,但随着父王的暴死,权力的转移,生存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母亲的改嫁使他们不再拥有家庭的温暖,奸王的狠毒使他们生命受到威胁,朝臣的势利、朋友的反目使他们无依无靠,据此,我们可以认定王子所处的生存环境是孤独的。但王子本人的主观意愿也是造就这种环境的不可忽视原因。哈完全可以争取奥菲丽娅作同盟军,改变他的孤独处境及孤军奋战的局面,但他不但不争取,反而以一种孤傲把自己包裹起来,跟外界隔绝,成了纯粹的孤家寡人。当然霍拉旭是他的好朋友,但哈从来都只请他守密,而不请他参与谋划与战斗,直至斗争的最后阶段,还拒绝他的劝阻[2]。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哈自己选择了孤独。与哈相比,俄似乎要幸运些,有姐姐一同报仇,当然不是孤军奋战。但俄的不幸在于,他姐姐唤醒了他,又抛弃了他。厄勒克特拉在报仇后因悔恨而背叛,投向了朱庇特与“苍蝇”的怀抱并怨恨他,诅咒他,称他为盗走她平静与梦幻的“贼”。痛定思痛,俄是否比哈更痛苦更孤独?
我们界定孤独的第二要素是当事人有无孤独感。如果仅仅是当事人生存环境恶劣、无子无朋而缺乏孤独感的话,我们不能断定他为孤独者。那么哈与俄是否有孤独感呢?在戏中戏前哈明确地说:“现在我只剩下一个人了”,孤独感很明显,正因如此,他一再把唯一可信赖的朋友霍拉旭推开[3],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孤独而拒绝友情,又因拒绝友情而更感孤独。俄的孤独感似乎更明确更充分:“我是孤单一人”,“直到死我都是孤零零的”,“除了我自己,不能再依靠别人。”
人的存在中,孤独感常伴随着思想、文化等较高层次的素养而来,并且,文化底蕴越丰厚,思想越深遂的人往往越孤独。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在这个意义上,王子的孤独便具备了一种“超人”的意义。
(三)
“超人”本是尼采的英雄。尼采指出,这些“超人”有高贵的血统,受过良好的教育,品格高尚,性格孤傲,有超群的智慧与精力;大难当头,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尼采所谓“超人”,就是哈与俄这种兼有思想家、救世主、孤独者特征于一身的出类拔萃之辈。
“超人”是尼采们献给乱世的一剂良药。莎翁经历了伊丽莎白统治末年的乱世,尼采经历了“上帝死了”的信仰废墟,萨特经历了连绵的战火,他们都期盼在乱世中杀出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而这个英雄不是别人,就是尼采的“超人”,莎翁的哈,萨特的俄。当然,他们所经历的乱世,无论是矛盾的性质、动乱的起因,还是动荡的程度都不能同日而语,但莎翁和萨特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王宫为背景,以篡位娶后为情节开端,这当然不是巧合,这说明处于两种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作家关于罪恶的起源的思考结论是一致的:从古至今,权势与美女是种种争斗、角逐、冲突的焦点,有二者存在,便会有罪恶产生。在此基础上,“超人”的使命也是一致的:铲除罪恶,拯救苍生。
于是,“超人”就成为负重的人,焦虑的人,他因他的使命而痛苦。常人只要拯救自己,“超人”却既要拯救自己又要拯救他人,于是这以双重拯救为目的的自我选择就给他们带来超常的焦虑。在实施选择前,他们会顾虑重重(哈就为责任的重大,对手的强大而忧心仲仲)。实施选择后,他们又会因承担选择的后果而焦虑(俄就为同盟的分化、道义的责难而格外沉重)。应特别指出的是,哈与俄事后都承受了一份不该承受的道义责难。他们为父复仇,为民除害,却使自己陷入了道义的泥淖,因为在民众眼里,他们不过是重复了一次犯罪。他们为自己选定的目标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消灭了罪恶同时也伤害了自己。哈与俄是深明此理的。这也就注定了他们的焦虑和成为悲剧人物的必然性。
“超人”可能会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或许有太多的清高孤傲疑虑踌躇;太缺乏斗争经验与谋略等等,但他们有崇高的理想,也有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就不失为高尚的人了,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哈》与《蝇》的发表,是其作者以悲剧的形式向自己的理想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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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是原本是一位养尊处优的王子,他的性格弱点又是什么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aaa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哈姆雷特是一位养尊处优的王子,面对父亲被毒杀,母亲被占有,王位被窃取,国家被觊觎的家仇国恨,哈姆雷特有强烈的复仇愿望。哈姆雷特就是用这种坚毅坚决的方式表达自己复仇的坚定信念。哈姆雷特对杀死仇人这一看似简单而且有足够的能力完成的举动却表现出了常人无法理解的忧郁、疑虑情绪。他本来有绝好的机会动手了结克劳狄斯,但由于这种情绪使得复仇计划功亏一篑。当他遇到克劳狄斯在为自己的罪孽祈祷时,这是个复仇的绝佳机会,然而他复仇的想法只是一闪而过,接着他就转入了关于时机的思考。于是,哈姆雷特的复仇变成了一场思想斗争,一方面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及父亲亡魂的声声追讨,另一方面是对生命价值的严肃思考,使得哈姆雷特在这二者之间苦苦徘徊。
哈姆雷特的复仇计划就演绎成了一次痛苦的思想突围,在这个突围的过程中,哈姆雷特不断地看到社会的黑暗,力图融入黑暗的社会中,用敌人同样的手段对付敌人。但是,道德与正义做着本能的抵抗,在这种针锋相对的思想冲突中,哈姆雷特进行着艰难的蜕变与抉择。对于哈姆雷特的犹豫,并不难理解,哈姆雷特之所以身负重任又踌躇不前,是因为他本身软弱的关系,他可以忧郁,延宕,但完全是在事情未清楚之前,真相昭告天下之后,他还是无所作为,只是选择用语言复仇。哈姆雷特被复仇的意念苦苦煎熬,却迟迟不行动。他陷在自己的思考中无法自拔,想复仇,要复仇,却一再犹豫,这不得不归于他的软弱,无法实施行动,所以受着思想的苦苦煎熬。
哈姆雷特是青年王子,他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他也爱朋友,爱下级。他对一般人民都十分亲切,和臣民的谈话并不高高在上。在他接受了父亲亡魂交给他的复仇任务后,哈姆雷特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封建势力很强大的时代,他的敌人又是一个无比奸诈、善于笼络臣下的国王,就算消灭了克劳狄斯,也是不算报了仇的,人民还是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联合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才能战胜敌人。但是,把人民发动起来反抗,会牺牲许多无辜的生命。
哈姆雷特天生热爱和谐、幸福、美丽,一般人民也是如此,这次不能和平建设,和平生活,必须进行流血斗争,在善良的人民看来是不得已的,哈姆雷特在两方面的急剧转换里,一时脱口而出,说了一声“真糟”或“倒霉”,他一下子感觉到天翻地覆了,自己碰上了扭转乾坤的责任,他也意识到责任重大。他不希望臣民流血牺牲,所以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他觉得自己作为王子,有责任也有义务保护臣民,更有能力把他们拯救出来。他虽然为人民所爱戴,而且从人民所受的那些苦难的体会里感染了一种斗争力量,却始终没有像莱阿替斯一样要人民跟他一致行动,可以说,他没有找到达到理想的道路。
哈姆雷特因其一再踌躇和延宕为父报仇而备受争议。作为人文主义者,他面临着理想破灭的严酷事实不是要“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而是裹足不前,错失良机,反而被克劳狄斯抓住他误杀波洛涅斯的机会,把他遣往英格兰。在对现实的彷徨无计中,哈姆雷特的思想中渐渐产生宿命成分。在种种场合之中,“命运”的作用似乎越来越重要。从哈姆雷特的话中,观众与读者可以感觉到哈姆雷特的变化:从当初雄心勃勃要奋力抗击人世间的丑恶,到静等命运的安排。因为他认为无论人类怎样辛苦图谋,其结果是早已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把它布置好了。这样的消极态度一直延续到最后,以致最后他与以克劳狄斯为首的敌对势力同归于尽。
哈姆雷特的性格是复杂的。他的性格中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首先,哈姆雷特只是一个小说人物,所以他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个时代的缩影。哈姆雷特作为一个王公子弟,虽然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但封建落后的思想仍如影随形,哈姆雷特性格中的弱点,其实是这两种思想的碰撞。其次,作为一朵皇族的花朵,哈姆雷特的确足够优秀,然而他还是上演了一出“青年人的悲剧”,年轻气盛,封建势力太过强大,单靠他一个人孤军奋战,是战胜不了的。再次,他性格上还存在一个极大的弱点:他潜在的宿命观在最关键的时候暴露出来,他完全把生死托付给了上帝,导致最后悲剧的发生。
摘要 本文对哈姆雷特的性格作了分析探讨。哈姆雷特本身是个热情乐观的青年,对生活、人类满怀热爱和信心,但是世事多变,父王的意外死亡,母亲的改嫁,王位的丢失使他忧郁,多疑,优柔寡断,嫉恶如仇,性格上出现了矛盾,从而造成了他的悲剧人生。
关键词 哈姆雷特;性格;忧郁; 矛盾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也是世界戏剧的典范。它取材于十二世纪末丹麦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戏剧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动鲜明、独白精彩绝伦。哈姆雷特富有理想,热情勇敢,敏锐机智,胸襟开阔,嫉恶如仇,他忧郁,优柔寡断,多疑,性格上出现了勇敢与软弱,谨慎与急躁,善良与残忍,爱情忠贞与怀疑的矛盾。莎士比亚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这一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一直是评论界争论的中心。笔者认为哈姆雷特的复杂性格是由他所面临的内外冲突造成,既有软弱性又有坚强性。
1 忧郁与多疑
哈姆雷特,崇尚自由平等,亲近人民,对人类抱有美好的希望。他"对生活感到满足和幸福,因为现实还没有和他的理想背道而驰。"他肯定人世生活、赞美世界、渴望真挚的友谊、追求时尚的爱情。正是他前期的这种美好的理想般的生活,使他在突然面对不幸时显出异常的困惑、抑郁、思想混乱。
崇拜的父王的突然死去,贞洁的母亲匆匆改嫁篡夺王位的叔父,使他对世界产生怀疑。对逝去父王的缅怀,对母亲下嫁的愤恨,对叔叔粗鄙庸俗的蔑视,对自己前途未卜的忧虑,这一切使他愁容满面,郁郁寡欢。而更令他气愤的是父亲的鬼魂向他昭示的真相:叔父谋杀父王。国王是专制王朝的代表,报仇不仅是个人问题,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问题。他希望用人文主义思想改造社会,但面对残酷黑暗的现实,他只凭自己孤军奋战,因此患上时代的忧郁症。忧郁是哈姆雷特的主要特征,也是他性格的关键。现实环境、生活变故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和伤痕,使他敏感多思的心灵不能负荷,忧郁彰显了他高贵的心灵和高尚的品格。
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差,让他开始怀疑到"人",怀疑到"女人",怀疑到社会,怀疑到人生。他用怀疑的眼光去审视周围的一切:人性的虚伪、世态的炎凉、天道的不公。他先是怀疑鬼魂不是父王显灵,而是一个要引诱他犯罪的魔鬼,待到通过演戏证实鬼魂所说一切属实,叔父正是谋害父王的真凶之后,他又错过了一个大好时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还是挺身而起,反抗人世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扫清·父死母嫁,奸邪当道,国内一片黑暗。好朋友罗森克兰背叛了友谊成为奸王的走狗,自己的爱人奥菲丽亚也成了落后势力的俘虏和工具,使得他性格多疑。到处是不公正,官吏横行,这又使得他愤恨。
2 优柔寡断与嫉恶如仇
哈姆雷特的父亲的鬼魂交付给他复仇的责任,他深爱他的父亲,并发誓报仇。但是,他却一再拖延,是在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完成复仇的事业。哈姆雷特为什么拖延·
哈姆雷特敏于思索却拙于行动,他在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之前,只会冥思苦想。从思考到行动他需要一个比常人更为复杂的过程。踌躇难决之下,因一时找不到复仇的时机,而使得他苦闷彷徨,拖延迟疑,但当时机到来时,他的优柔寡断使得复仇计划一次次功亏一篑。
哈姆雷特用宣誓表达着自己复仇的坚定信念,同时他对报仇举动却表现出了犹豫。他本来有好几次杀死仇人的绝佳机会,但在疑虑重重下,一次次耽搁了报仇的有利时机。叔父因良心受到煎熬而跪地祈祷,哈姆雷特此时本可以拔剑将其刺死,但他却顾虑重重,复仇的想法只是一闪而过,接着他就转入了时机价值的思考。于是,哈姆雷特复仇变成了一场思想斗争。他在报杀父之仇和对生命价值思考这二者之间苦苦的徘徊,过多的思虑反而使他失去了采取行动的勇气。
哈姆雷特在报仇中不断的看到社会的黑暗,力图让自己融入这种灰暗的世界中去,用敌人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敌人。他气愤于母亲的朝三暮四,对叔父的奢侈以及国家的陋习,他都表现得痛心疾首,他向往光明,痛恨邪恶,将所有的国仇家恨都绑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忍受所有苦难,不断挣扎前进。"啊,从今以后,我的头脑里只许有流血的念头!" 残忍在血液里沸腾、卤莽支配着理智。强烈的悲伤和复仇的愿望对哈姆雷特的性格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 坚贞与怀疑
思想单纯的奥菲利亚是哈姆雷特深爱的姑娘,他曾经给她写过情书,送过礼物,有过许多热辣辣的爱情表白,正大光明地向这位纯洁美丽的少女求过爱。他决定报仇以后,觉得爱情和他的责任格格不入,他故意对姑娘冷酷无情,可是他有时仍情不自禁地思念起可爱的欧菲莉亚,好心的姑娘认为王子的冷漠绝非他的本意。在责任和爱情中间,哈姆雷特放弃了对奥菲利亚的爱。
母亲的改嫁让哈姆雷特震惊难过,对坚贞的爱情产生怀疑。他不禁感叹"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他深爱自己的母亲,他认为母亲的改嫁是对爱情背叛,母亲的解释,是为了掩藏丑陋和恐惧的灵魂;但他宁愿"用利剑一般的词语刺伤她的心",也"不愿伤了她的一根发毛"。 正是由于母亲改嫁,他才无法再相信女人、相信爱情。
性格决定命运。哈姆雷特的悲剧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在矛盾的性格之下,他被复仇的意念苦苦煎熬,复仇成了他生命的全部。而这一切,导致他对懦弱的母亲冷语相向,对心爱女子视而不见,导致他最终落入仇人的圈套。最后,复仇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一切都无法挽回。
笔者眼中的哈姆雷特忧郁,优柔寡断,多疑,嫉恶如仇,怯懦与勇敢,自私与高尚,对爱情忠贞与怀疑多种性格并存,但如此多的矛盾统一于他身上,却出奇地完美与和谐。也正因这矛盾,才使哈姆雷特的形象如此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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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所谓体验批评是指在批评过程中批评家要像作家在创作作品时一样,全身心地去体验和感受文本,通过对文本感受和体验,来最大限度地把握并传达作品的内涵。体验批评认为,只有对文学文本有了深切体验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那种不是来自对作品的阅读、感受的批评,都不属于体验批评,也不是一种真正的作品批评。
[论文关键词]体验;文学批评
时下,文学界、学术界对文学批评的种种议论和指责由来已久,批评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正在丧失已经成为共识。不仅一般读者认为文学批评可有可无,不肯去读文学批评文章,就连批评家自己也感到了批评的危机。我认为,文学批评之所以出现偏差,之所以让批评界和读者都不满意,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批评观念上存在着误区。
当前中国的文学批评受接受美学的影响,更多的把文学批评当成是批评者的自言自话,其具体表现就是:批评者所作的批评并不是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解释之上,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批评,批评所言说的只不过是自我的一种感觉,而不是对作品的感觉。批评家面对一个批评对象的时,并不想说出对作品的真实感受,所言说的只是他所热衷的某种理论。在这样的文学批评中,文学理论淹没了对作品的感受,对理论的解释也成了文学批评本身。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并不缺少文学批评,而是缺少对文学的批评。这就是批评不断遭到指责的原因之一。
怎样走出当前文学批评的困境呢?其中的办法之一就是提倡一种体验的批评。所说的体验批评是指,在批评过程中,批评家要像作家在创作作品时一样,全身心地去体验和感受文本,通过对文本感受和体验,来最大限度地把握并传达作品的内涵。体验批评强调对文学文本的体验,认为只有对文学文本有了深切体验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那种不是来自对作品的阅读、感受的批评,都不属于体验批评。
提倡体验批评是和文学创作中重视体验相对应的,在文学创作中,体验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作家没有对生活、人生、现实的深切体验,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同样,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对文学作品的体验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批评者没有对作品的深切体验和感受也不可能写出好的批评文章。因而,文学批评中的体验和文学创作中的体验就是相同的:两者都强调对对象的感受和体会,重视对对象的全身心投入,其目的都是要把属于对象本质性的东西描述出来。具体地来说,体验批评是一种怎样的批评呢?
一、体验批评是一种意向性批评
按照日内瓦学派的解释,文学是人的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类经验的一种“副本”。这也就是说,文学是对现实的一种意识,它是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着对世界的意识;同样,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意识活动,它是批评者面对文学文本所展开的意识活动,批评者要借助别人的诗、小说或戏剧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感受和认识,它是对文学这一意识活动的意识。承认了文学批评是一种意识活动,文学批评就应该把文本当成自己的意识对象,在整个批评的进程中,始终都不会放弃意识的对象——文学文本,不是让文学批评脱离具体的文学文本。因为按照现象学的解释,意识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自身活动,而是一种具有意向性的活动,所说的意识总是指对某一个具体存在的意识,意识总是要意识到什么,或者是一个具体事物,或者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物,不存在什么也没有意识到的纯粹的意识。胡塞尔就说过,没有思想的对象也就没有思想。文学批评作为人的一种意识形式,它也就必定要有一个意识的对象,这一意识对象就是文学作品。因而在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两者间,文学作品永远是在先的,是先有文学作品然后才有文学批评。这样看来,文学批评就只能是面对具体作品的批评,不是对某种理论的阐释,也不是对批评者自我的内心读白。体验批评就属于一种对话,它是往返于批评主体和创作主体之间的、经由作品而完成的批评者和作品之间的对话。日内瓦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布莱把文学批评称为“意识接纳意识。”
文学批评之间的对话是以尊重文本为基础的,对话式的批评就不是批评者抛开文本的自我言说,它应该是和作品的一种平等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的前提就是,批评者必须读过此一文本,熟悉此一文本,对文本中所表达的内容要有很好的理解,在此一基础上再来谈自我对作品的理解。并且在这一交流过程中,批评者要更多地顺着文本的思路、作者的思路来行进,这意味着当批评者开始阅读一本书的时候,他也就将要进入到了另一个人的意识之中,要和他所阅读的对象达成一种认同。这正如乔治·布莱所说,“批评家是这样的人,他以变为另一个人为开始,同意在精神上过一种与他自己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而变成另一个人,首先就要不再是他自己。”这样看来,体验批评就意昧着牺牲批评者原有的习惯、欲望、信仰,使批评者的思想变为被批评者的思想。乔治·布莱曾把批评者放弃自我的行为比作是__的谦逊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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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验批评是一种“零度的批评”
体验批评要走进文本世界,达到和批评对象的认同,这就要求批评者进入到文学文本世界时,首先要澄明自我的心境,让自己处于一种心境澄明的状态。所谓的澄明心境是指,批评者在批评某一文学作品时要把自我原有的意识、观念或批评模式都搁置起来,使自我的心境处于一种没有先验观念的纯净状态,或者说形成一种零度意识、零度观念,并且就以这种纯净的心境走进文本世界。我把这样的批评称之为“零度的批评”。
在零度批评中,批评者处于一种零意识和零观念状态,他的目的不是要把自我的意识带入到文本世界中,以一种自我具有的先在观念来解说文本;相反,他是以一种纯净的心境去感受文学文本,在阅读中要沉入到文本所设定的情境中去,设想自己就是文本中人物、事件的旁观者或亲历者,设想自己和文本中的人物有着相同的经历和感受,也设想自己与文本创作者有着同样的心态和感受。这时批评者从自己的世界中走了出来,从当下的现实世界中走出来,走入所阅读文本描绘的世界中去,和文本世界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狄尔泰就说过,理解一件艺术文本也就是设法恢复和重现它的原来内容,而要做到这一点,理解者必须从他自己的文化和心理环境中暂时走出来,进入到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状态中去。因为作者和读者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既然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就各自有各自的意识系统,虽然不能说这两个世界是完全相对立的,但是也要承认这两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各自有其各自的特点。批评者面对文学文本就如同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一个全新的、并不熟知的世界,批评者无法用自己原有的意识观念来解释这个新的文本世界,只根据自己阅读中所生出的感受和体验来加以解说。因此,在体验批评看来,批评者只有从自我的世界中走出来,走入文本的世界,成为文本世界的参与者和分享者,而不是要把自我的世界带入到文本世界中,让文本世界服从于批评者的自我意识。这样的批评才是切实的、可接受的、可信的批评。
三、体验批评是一种描述性批评
所谓的描述性批评是指,批评者用叙述的、描述的方式把对作品的体验表达出来,而不是采用概念方式表达出来。从当前的文学批评现状看,文学批评过分强调理论色彩,批评者更多的是忙于理论体系的建构,或是某种理论的实验,而不是着力对文本内涵的阐述。结果,文学文本在概念式批评中不具有主体的地位,它成了批评者为阐释某种批评理论的实验田,这种带着实验目地的批评方式显然不可能真正地解读文本,即便有对文本的解读也难免牵强附会或主观臆想,由此出现曲解作品的情景也就不足为奇了。
体验批评认为,文学是一种形象思维,文学的这一特点对文学批评也是有适用的,正像文学家在创作中把自己的感受用形象的方式描述出来一样,批评者在批评时也把自己对作品的感受用形象的方式描述出来。这就和概念性批评不同,概念性批评是以概念方式来阐释文学文本,在概念化的批评中充满全篇的是概念堆积和逻辑思辨,这种批评方式就极大地限制了众多读者的阅读兴趣,读者在概念化的批评文章面前得到的只是一系列的概念论述和逻辑论证,无法获得对作品具体而又直观的阐释,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就失去了。结果,在概念化的批评中,文学批评就是一种独白式的和演说式的,他只注重批评者的自我独自和公众演说,而不注重读者的阅读参与。
在描述性的批评中,批评者的批评方式则是对话式的和倾诉式的,批评者以~种描述的方式来向读者传达对此一作品的感受和体会,这种描述的传达既具体而又形象,它来自于批评者对文学文本的具体感受和体会,与具体的文学文本是息息相通的,批评者不做超越作品的抽象论述,只是围绕具体的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阐述和分析。而且批评者所描述的感受又不只是属于个人的,它是对作品中应有之意的阐发。这种阐发对读者来说又是富有启示性的,读者在阅读描述性的批评文章时就如同阅读作品的解说词,这里的解说既是忠实于作品,又是对作品合乎情理的创造性阐释。这样,描述性的批评过程就是循环式的,批评者通过自己的批评文章就把作品带入了一个循环阅读过程。在这一个循环阅读过程中,批评者的批评文章来自于对作品的描述性解读,而读者阅读批评文章不是在阅读一个抽象的理论文章,也不是在听批评者对文本的任意的、随意的评说,他是在倾听另一位读者表达对同一个文学文本的感受和体会,这种感受和体会对他来说是切实的、可信的,也是带有启示性的,由此读者从描述性批评文章中得到的就是对作品更多、更深刻的解说。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对梵·高的画《农鞋》的批评就是最为典型的描述性批评。
提倡体验批评具有方法论意义,文学作品是由作家在生活的体验中得来的,那么,文学批评要想真正地把握文学作品的内涵,也就要尽可能地采取与文学创作相近似或是相一致的批评方法,文学批评方法与文学创作方法的相似或一致就是为文学批评贴近文学文本,发挥文学批评的实效提供了保证。如果让一种和文学创作批评方法完全相背的批评做出确切的解说是不可想像的。因而,从文学批评方法应贴近文学创造这一点看来,最为有效的批评方法就应该是体验批评。
当然,提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并不意味着要建构一种庞大的理论体系。当代文学批评要摆脱“宏大叙事”的思维惯性,不要幻想建构一种包容全部的理论体系,而要从文学现象、文本分析的形而下人手,在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本研究中发现理论问题,提出理论问题,并能将其运用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实际中。这其中选扩一个理论切入点是十分重要的,从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发展情况看,每一个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批评流派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切入点,像英美新批评就选择“作品”作为理论切入点来建构其批评体系,强调作品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意义;而接受批评则把“接受者”作为理论切入点来建构其批评体系,强调接受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其他的如精神分析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叙事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切人点,显示出一种理论的特异性。这种对某一方面的刻意强调虽然有着片面性,但其深刻性也是显而易见。西方文学流派的这种“片面的深刻”的应该能给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种启示。
另外,文学批评的创造性也要利用好传统的文学理论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丰富的理论宝藏,传统文学理论中的很多资源都可以为当代所用,如意境、神韵、滋味、体验等经典,重新的诠释可以整合到当代的文学理论中,成为建构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切入点;而感受式的批评方式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也并没有失去价值,感受式批评以其精道和深刻见长,所缺少的就是其系统性,如果能够发扬其精道和深刻的优点,再辅之细读法和理论化,传统的感受式批评也可以整合到当代文学批评中并表现出独特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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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哈姆雷特,人们想到的往往是隐忍、复仇、悲剧,而这里笔者要说的是他的恋母情结与奥菲利娅的爱情悲剧。笔者在分析文本时发现,哈姆雷特把这种恋母情结发展到了极致,甚至当他与奥菲利娅产生深厚的爱情以后,他的这种恋母情结依然非常深厚,乃至影响到他对奥菲利娅的态度。
哈姆雷特的恋母,其实是对圣洁、忠贞、无私的崇高女性品格的热爱与追求。孩子依恋母亲是本性即动物性使然,动物之间尚有这种情愫,何况人呢?在精神层面上,孩子自始至终都依恋着母亲,但由于时空的变换,其表现形式及核心内容会发生变化。在现实生活中,不难看出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一个逐渐脱离母体,逐渐拉大与母亲距离的过程。只有完成了这个过程,一个孩子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在这过程中,母亲那种高大、善良、完美的形象在孩子心中不会改变。所以,当其他方面都已经独立后,精神上依然“恋”着母亲身上所具有的精神品质。
可以说,作为王后的母亲在哈姆雷特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她高贵、典雅、圣洁、忠贞,对自己宠爱倍加,是爱与美的化身,是自己精神世界的有力支撑。而这支撑随着父亲的死亡被击得粉碎。哈姆雷特怒喝:“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原本认为十分坚固的支柱,原来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原本认为要珍藏一生的圣洁、忠贞、无私的形象,一眨眼变成了虚伪、残酷、龌龊的面孔。哈姆雷特接着说:“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哭得像个泪人似的,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的长久一些——她就嫁给了我的叔父,我的父亲的弟弟,可是他一点不像我的父亲……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人了。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的钻进了乱伦的衾被!”
当一个人心中美好的东西被颠覆,真的变成假的,善的变成恶的,美的变成丑的,乾坤都已经错乱的时候,还让哈姆雷特怎样去面对爱情?所以,他与奥菲利娅的爱情在那一刻也已经消亡了,消亡在哈姆雷特矛盾的内心中,消亡在哈姆雷特对母亲极度的失望中。
有人曾因此而怀疑哈姆雷特对奥菲利娅爱情的真实性。而事实上,哈姆雷特对奥菲利娅的爱情是真挚的。虽然剧本中没有他向她示爱的场景的正面描写,但可以看一下奥菲利娅的一些话:
——“父亲,他最近曾经屡次向我表示他的爱情”
——“父亲,他向我求爱的态度是很光明正大的”
——“而且,父亲,他差不多用尽一切指天誓日的神圣的盟约,证实他的言语”
还有哈姆雷特给奥菲利娅的情诗:
你可以疑心星星是火把
你可以疑心太阳会转移
你可以疑心真理是谎话
可是我的爱永远没改变……
可以看得出,哈姆雷特对奥菲利娅的追求是大胆的,无畏的,强烈的,纯洁的。如果没有家族的变故,他们会像众多王子王妃那样收获富丽堂皇的爱情,并最终结为伉俪。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哈姆雷特清醒地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哎,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在替父报仇、拯救国家的事业面前,爱情失去了分量,他决心放下爱情。然而,他之所以把爱情判为死刑,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母亲的彻底失望,从而对所有女人彻底失望,更进一步说,是对他一直所依恋、所追求的贞洁、无私、美好的女性品格的绝望。哈姆雷特对奥菲利娅说:“要是你既贞洁又美丽,那么你的贞洁应该断绝跟你的美丽来往”;“因为美丽可以使贞洁变为淫荡,贞洁却未必能使美丽受它自己的感化。”他一次又一次让奥菲利娅“进尼姑庵”,他内心是充满矛盾与无奈的,他认为这是保持贞洁的唯一办法。
《圣经》中说亚当的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的确也反映了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单从感情方面讲,女人从来都是弱者,处于依附地位,必要时还要做出牺牲。爱情是男人的一部分,可以暂时抛开,然而这却是女人的全部。所以,奥菲利娅成了这场爱情悲剧的殉葬品。这一殉葬使哈姆雷特对奥菲利娅的那种原始的、不夹其他杂质的真纯之爱,又一次热烈地燃烧起来:“哪一个人的心里装载的下这样沉重的悲伤?哪一个人的哀恸的辞句,可以使天上的行星惊疑止步?那是我,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他宣言:“我爱奥菲利娅;四万个兄弟的爱合起来,还抵不过我对她的爱。”奥菲利娅向水中纵身一跳,终于吹走了哈姆雷特头脑中的乌云恶气。哈姆雷特深爱着奥菲利娅,残酷的现实让他在理智与非理智之间摇摆,当尘埃落定,才明白他自己的真实情感。
其实,男人同样离不开女人,这与之前所言并非矛盾。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人生境遇中,理解不同罢了。
男人的精神归宿和灵魂家园,最终落脚点是女人。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落脚点,那么他的内心是极度痛苦的。哈姆雷特的恋母情结和爱情洁癖,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在追寻、彷徨、犹疑、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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