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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已经开始融合在一起,文化传承对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地域文化传承地土特产市场发展的关系,这对于区域经济尤其是土特产市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地域文化 土特产 市场 包装设计
地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以显著的地域烙印与独特的文化特征,时刻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等方面,为各个地域全面发展提供着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成为推动地域经济发展与增强地域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地域文化具备地域性、丰富性、稳定性三个基本特征。从本质上来讲,不管是哪种文化都有其地域性的特点。地域文化的地域性突出表现在空间上占有一定的地域单元,具有其自身的所属领域和范围。地域的文化特征是其自身独有的或者是独创的,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独特性并且与其他地域文化特征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地域文化的地域性是人们在该地域生产、生活、劳作,以及社会历史环境的演变中不断积累而成的。不管是历史古迹、地方文化传说,还是当地风俗、思维习惯、道德传统和价值观等,无一不渗透着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
地域文化的丰富性体现在不同地域文化多具有的多样性、层次性和整体性上,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使不同地域的人们在交往中相互吸收,同时借鉴对方文化中有益的经验,摒弃落后文化,并且加以结合,既有自身的特点,又不完全受限于自身,更好地解决当地文化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地域文化的层次性可以使地域文化按照不同的等级形成多种地域文化系统,按照等级层次由高到低进行细分,地域文化的种类由少到多,层次分的越细,地域文化的特征越具体。地域文化整体性是地域文化的丰富性的另一种表现,许多当地的地域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种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影响着当地社会整体的发展。地域文化作为一个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化单元,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地域文化产生和发展过程是很漫长的,不断受着传统的影响、制约和沉淀,却又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发展变化。无论你走向何方、身处何地,一见到古城小镇、舞龙耍狮、张灯结彩,就会想到中国文化,就有归属感。这是社会发展不断演变而成的、群众认同的文化上的稳定性。
以南充为例,南充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建城已有2200年,是四川省八大中心城市之一,它位于川东北部嘉陵江中游,是古老嘉陵江畔的明珠,闻名遐迩的丝绸之乡,南充既是“三国文化”的源头和发源地,又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充有着独特的民俗文化、名人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等,这些当地的传统文化不断丰富扩展,又相互交叉和渗透,形成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系统,并且在不断的丰富和扩展地域文化的内容。
部分不法商贩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忽视产品质量,甚至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非法加工。例如:南充阆中的张飞牛肉作为南充的一张名片,但是有些不法商家将死牛肉、病牛肉作为原材料,利用熏黑再加上其他不符合食标的添加剂制作成成品牛肉销往市场。目前在南充市从事土特产生产、加工的大小企业有100多家,却只有少数土特产生产企业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获得了食品工业生产许可证,再加上进入市场的门槛要求不是很高,很多参差不齐的企业涌入这个市场,最后导致当地土特产品档次混乱,大打价格战,行业利润不断降低,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南充当地的土特产资源比较丰富,其主要品种有:阆中张飞牛肉、西充黄心苕、河舒豆腐、保宁压酒、营山黑山羊、仪陇大山香米、阆中川明参、仪陇胭脂萝卜、仪陇酱瓜、南充冬菜、保宁醋、川北凉粉、营山板鸭、南充松花蛋、南充脐橙等30余品类,一百多个品种。但由于加工技术水平不够,再加上缺少新技术支持,因此,土特产大多都是直接以“真面目”示人。
南充本地很大一部分土特产品,还没有形成响当当的品牌。这些产品,像阆中张飞牛肉、川北凉粉等等,虽然在当地知名度较高,但大都使用当地的名称作为自己的产品名称,非常缺乏自身的特色。这就无疑影响了南充土特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和表现。
南充本地生产加工土特产的企业都是一些中小型企业,这此企业缺乏市场运作能力。南充目前的土特产市场销售主要是以分散销售,这种销售模式效率较低。如果生产分散,销售分散,渠道分散,这将不利于品牌的运作,不利于价格的管理,更不利于资源的集中利用。
南充土特产的种类比较多,但土特产包装设计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如:没有包装新意,包装过于简单,没又档次;视觉设计没有规律,地域文化表现性弱;过度包装等。如南充的脐橙包装设计,简单的绿色调、简单的脐橙、几片树叶杂乱堆砌,不看上面的文字说明,根木看不出来是哪里生产的水果。市面上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土特产包装几乎没有地域特色,让消费者感受不到当地的地域文化内涵。
当地土特产市场的发展需要当地地域文化作为动力,既要具备土特产自身的商品效应,又要通过土特产将当地地域文化传承下去,因此,在土特产品外披上地域文化这件外衣对当地土特产市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收集土特产的自身或当地的相关资料,从当地的地域文化中提取可以进行表现的元素,比如说民风习俗、古老传说、名胜古迹等。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土特产包装设计时,要深入理解当地的地域文化内涵。仔细斟酌选择出几个符合土特产品的文化元素。依据这些所获元素,确定设计思路,设计出既能体现土特产地域特色,又有地域风情的土特产包装。
地域文化是一种浓缩的文化,是反映一个地域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地方的土特产大多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民族文化气息浓郁。如果在包装设计方面能恰当地运用这些地域文化元素,不但可以突显土特产的特色,还可以体现出包装的文化价值。
地域传统文化丰富多样,土特产包装的设计可以从中选取各种各样的文化素材。比如,中国的传统元素一般分为“形”“意”“神”三个方面:“形”是指形状、结构、色彩;“意”指这些形状、结构、色彩所代表的寓意,“神”是指当地文化的内涵。将地域传统文化元素巧妙融入土特产包装设计中,不仅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同时可以引起消费者情感上的共鸣。
对当地土特产进行设计时要将情感融入到设计中去。不同地域的土特产包装设计都有其不同的情感。在设计土特产包装时,通过对标题、结构、色彩、肌理等的设计,将情感融入到土特产包装设计中,让消费者产生向往的情感。以民风习俗、历史名人、神话传说为切入点,以故事的形式融入土特产的包装设计中,不但会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同时还可以强化地域文化的表现性。让消费者一看到土特产时就会想起其中的传说,从而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另外,不同的商品有着不同的形态与特征。如在阆中张飞牛肉包装的造型上,可以借鉴张飞的画像、脸谱等,它们会让消费者联想到三国时代的张飞如何大快朵颐的情形。这样既起到了传承地域文化符号的作用,也能引起消费者的怀古之情。
利用现代设计手段,演绎土特产包装,并不是简单的将传统元素进行组合,而是给这些元素添加新的意义,把它变的时尚而又不失当地传统文化特性。人们都会喜欢一些有创意的设计,将传统进行创新,土特产包装设计才会有新的生命力。有些当地土特产品包装,工艺简单,没有新意,产品质量较低。因此,在土特产品的包装上应改革创新工艺、引进现代技术,使土特产品重焕光芒,向高档次发展。
总之,如果能充分的挖掘地域文化的内涵并能够进行系统的分类和更深层次的分析,再将其拓展开来应用到当地的土特产品市场上,将地域文化和土特产市场融为一体,就可以促使土特产市场不断扩大,乃至走向国际化。
[1]夏志芳.地域文化课程开发[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2]王敏,闰如山.景德镇陶瓷包装的地域性和品牌化探[J].包装世界,2010.
[3]陈琛.地域性文化与旅游纪念品设计及包装策略探讨[J].包装工程,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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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由强调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向更强调个体和物质利益的文化过渡。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
文化传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行为意识和社会制度路径选择具有巨大影响,而文明进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社会系统演化是文化与文明两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化基于历史传承,文明基于科学进步,两者虽相互影响,却遵循着各自的规律。当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的张力保持一致时,两者会形成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和谐状态;
当文明进步与文化传承发生离变并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文明基于自身的进步规律会与文化产生摩擦。这时,制度创新成为协调文化与文明关系的内生性要求,并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引起文化的强制性变迁,以适应文明进步的价值观与制度范式要求;二是文化对文明形成掣肘,使人们的行为保持在与文化传承相适应的价值范式与制度范式之中。一种良性互动的结果是: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发展合力。
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与工业文明所必需的个体创新性不相适应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集文化变迁和文明进步于一体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对自然的依存,注重人与自然的整体协调关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并不局限于人的共同体内部,而是包容了天、人、道(客观规律)之间的根本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保持的多子分承的家庭财产分配制度、祠堂族田以及一些赈济与借贷性质双兼的仓、会经济制度,是与这种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制度安排。由于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的整体和谐理念对于民族行为意识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发展显著背离整体和谐的发展路径时,就会出现激烈的社会变迁现象。均富、和谐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意志与社会选择倾向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近代中国革命胜利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
文化缺陷往往伴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暴露出来,并成为文明进步的束缚。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相互调适,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对个人价值、自主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忽视,并导致个体盲从于整体与传统,滋长了守旧意识与等级制度观念,淹没了个体主动性的发挥。现代工业文明需要人们具有独立自主意识、创新意识,需要个体充分发挥主动性,需要人们独立决策、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而这些恰是受到传统文化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的。
因此,从这样的角度观察,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与工业文明所必需的个体创新性不相适应,以至于严重束缚了中国现代文明进步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集文化变迁和文明进步于一体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实行改革开放,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文化价值观与文明进步的要求相适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必然时期。
可见,正是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显然,这场制度创新,以彰显个体主体价值观为文化特征,以追求市场竞争主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以经济文明进步为社会发展向度,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由强调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向更强调个体和物质利益的文化过渡。
个体私营经济的独立自主意识与产权边界意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规则与自由流动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人的个体性、自主性得到了极大开发,个体主体价值观在这种经济制度创新中逐渐显性化,并对工业化、现代化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对个体主体性缺失的传统文化缺陷也具有显著的矫正意义。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值得反思的不和谐现象,其中分配不公与生态环境过度受损是两个典型的不和谐问题。这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个体主义价值观膨胀是密切相关的。
一些主体利用其占优的资源配置权,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资源配置,使得利益天平向自己一边倾斜。当这种倾斜达到一定程度(基尼系数、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是显示这种倾斜程度的指标),便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
正如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识下个体性往往容易被磨灭一样,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现象发展得过分突出,不仅会背离传统和谐文化的价值基础,而且同样会束缚社会效率与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现象,正在成为文明进步本身发展的障碍。这表明,如果个体主义放弃整体和谐是个体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一长期约束因子,就会表现出对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危害性。
因而,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值理念创新――构建个体与社会整体协同的和谐文化价值体系――已经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可见,放弃整体性前提的过度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必然要向将个体置于整体发展之中的和谐价值观发展过渡,否则任何个体最终都难以获得长久的幸福生活,任何文明进步都将因社会矛盾加剧而停止。拉美现象在本质上就是由过度个体主义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制度安排下的贫富差距扩大而引起的。这也就是新世纪初期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激发个体积极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个体价值观为基础的,这种个体价值观的凸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明进步的要求。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充分发达并暴露出大量缺陷之后的制度创新不同,中国是在一直缺乏个体主义价值观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因此,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创新必将随之而来。
由此可见,文明进步本身存在的“创新性毁灭”不仅存在于文明自身即新文明对旧文明的“毁灭”,而且也激荡着文化的演化,带来文化观念的革新。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中,个体价值观的发扬确实对工业化和现代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过度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对文明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并且已开始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产生危害。纠正过度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个体发展置于整体和谐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前提之下,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价值观条件。
这是一种和谐价值观的回归,但并非向历史上缺乏个体主体性的社会状态与文化价值观回归。这是一种经过了市场经济与个体主体价值观洗礼的和谐文化回归,是一种获得了市场经济的个体动力又指向整体利益协调的和谐文化回归。建立这样一种基于“个体―整体”统一性的和谐社会价值理念与制度架构,实现现代文明进步中的文化糅合与制度创新,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又一个必然时期,即和谐社会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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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古代汉语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传统文化传承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教材中含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有益营养,古代汉语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也存在大量的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良好机会。作为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个优势,想方设法,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提升学生人生境界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浅谈古代汉语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
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1)促进华夏文明生生不息。
古代汉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从事古代文化典籍研究的人已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古文化距离我们又比较遥远,古代文献资料又是用文言写成的,这种语言对现代人来说已日渐陌生,这更增加了文化传承的难度。古代汉语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所在,要使文明延续,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掌握古代汉语文言这把开门的“钥匙”,才能让我们领略无限风光,在阅读、思考、传承和创新中继承文明,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家园。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文化是针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遗产,是迄今为至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传承文化时,对那些缔造过我们民族精神,价值趋向的核心思想必须继承下来,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3)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合格社会公民,主要应解决做“人”的问题。古代汉语教学,要在着眼字、词、句教学的同时,更注重领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人文情怀,在堂堂“君子之文”中,重德修能,体味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时代发展到今天,多元文明渗透到许多领域,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明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有识之士的倡导,寄希望于普通民众的热爱,更寄希望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更上层楼,因为它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其他专业无可比拟的优势。
(4)发挥传承文化的载体作用。
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掌握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坚定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的凝聚力。倾注了无数先哲心血的这笔财富是由文言文这种语言形式写成的,要了解这些文化,必须具备阅读经典作品的能力。
(5)发挥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鉴别作用。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深邃厚重。漫长的岁月里,祖先为我们留下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典籍,这些遗产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服饰、礼仪、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它们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而这一切都是以古汉语文言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继承和研究它,要去粗取精,为今天服务,就必须扫除语言文字障碍。这就必须熟悉古汉语的语词、语言、语法构造,以做到游刃有余。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着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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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三种基本功能,并分析了其可能存在的负功能。这三种功能是:监视环境,协调环境以及文化传承。
文化也和其他的物质一样,具有向四周扩散的特性。只有被传播的文化才能称为有生命的文化,这是由文化的社会性决定的。根据文化传播的理论,文化的传播必须有载体。而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了文化传播最重要、最高效的载体,能够较为完整的承担文化的主要功能。
新词语以其快速反映社会现实变化的特性,适合了大众传媒及时传递社会信息和反映时代特色的需求,从而成为传媒广为选用的语言成分。传媒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大力推广了其语言载体的重要构成部分——新词语,使新词语的流传得以加速,变化发展的进程也随之缩短。因此,新词语从诞生到流行折射出了大众传播文化传承功能的得与失。
其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众媒介强有力的渗透与覆盖,尤其是电视和网络的发展,让语言的创造越来越快。在上述例子中,一个新词的产生与传播几乎是同时的,较之以前的口耳传播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快速地满足了受众情感表达的需求。
其次,新词的形象与便利性特点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语言生活,使语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受众在表达情感时,可以选择简单而形象的词汇。比如上文中的“囧”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网友从这个词的构造出发,赋予了这个词新鲜的含义,随之受到年轻前卫的网民们的追捧。这些为数众多的网民们不仅活跃在网络上,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这样一来,网络语言就可以很轻易地迁移到现实生活中,网络语言与现实生活几乎是“零距离”贴近。所以,不多时“囧”便风行于现实生活,并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再次,正是有了大众传播,人们才可以更多地接触到其它的文化,从中吸取精华,改进并完善自己的文化。比如一些由外文音译来得词汇,晒客(share)指在网上分享信息的人,踹客(try)专指为一些商家试用产品的人,粉丝(fans)即崇拜偶像的群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007年的年度新词呈现出这些特点:一是多字词语占优势,其中三字词语36.61%,四字词语28.35%;二是大量使用词语模类推构词,词族化表现明显,运用较多的类后缀有“族”、“客”、“奴”、“友”、“门”、“吧”、“日”等;三是名词性词语最多,占91.33%;四是构成材料以汉字为主,兼有别样,254个新词语中有13个字母词;五是新词语来源于多个渠道,分布在不同领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生活、文化、科技和经济领域产生的新词语较多,占67.32%。
从以上第四和第五特点可以看到,新词汇覆盖的领域和表现的形式已不局限在本土,大众传播作为文化的载体正以无与伦比的力量将人类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极大加快,产生的碰撞也会愈加强烈。
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功能,在语言的传播上其所表现出来的失误值得我们去分析改正。
首先,信息传播中有的信息携带着错误的符号,当这些错误符号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影响受众的行为,使受众的行为标准发生偏离,做出错误的行为。因为网络追求实效快捷,拼音输入法的使用使错别字的流行不可避免,诸如“斑竹(版主)”、“瘟都死(windows)”、“酱紫(这样子)”等等,在某种程度上,网络书写助长了这种错误之风,然后因为某些错词流行面的广泛,就逐步发展为新词汇。
这些因网络产生的大众文化,以快餐的形式占据了人们的视野,而传统的经典的词汇受众却无暇顾及或者说在逐渐忘却。特别是针对这一代伴随着网络长大的受众,他们对于经典的认识恐怕将大打折扣。
其次,细观新词语,我们发现,大量的词汇来自网络。而最新调查报道,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可以算是大众的精英阶层,但是相较于近10亿其他民众,比重不大。这样问题就来了,由2.53亿网民认可的新词,10亿民众买账吗?不可否认,自从有了网络,各种流行文化以及政策方针能够及时传递到文化精英的视野之中,多少影响到文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但是如何对待当下流行的文化现象,除了在媒介中传播外,绝大部分新词在生活中人们同样普遍使用吗?
小编认为,新词语的定型需要传媒的检验,更需要普通大众的检验,毕竟传媒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观点。在现今的中国,网络的普及远不及发达国家,所以这些因为时尚或者新鲜而流行的词汇要想立足,还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因为,大众传媒在文化传承方面有导向功能,而没有决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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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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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主义思潮所关注的是族裔少数群体自身权利的实现,它的内容主要是对差异族群文化的承认与尊重,逻辑起点在于不同族群间事实存在的文化差异,而多元文化教育思想则是在该思潮的影响之下催生的教育理念。该思潮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关照与启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多元文化下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音乐呈现出了多元发展的态势。音乐的发展超越了国界,民族音乐文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做好传承和发扬显得尤为重要。我国要不断研究民族音乐的发展趋势,结合多元文化的发展背景,吸收外来的音乐文化,不断丰富自身音乐的民族精神。民族音乐只有不断地进行开拓创新,才能够在世界舞台中展示魅力,更好地传承发扬下去。
全球化的发展让国家之间的交流愈加频繁,民族音乐文化也迎来了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让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中做好传承和发扬工作,有助于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展示民族的音乐文化。所以要做好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扬工作,吸收外来音乐中的优秀精华,提升自身民族音乐的魅力,让民族音乐更好地传承下去。
(一)承担着民族音乐传承的主渠道功能
多元文化传递具有高度概括的特点,这也促进了民族音乐传承的稳定性。多元文化音乐主张保持民族音乐文化的元素,因此成为了民族音乐传承的主渠道。多元文化主张传递、整理多种音乐文化,依据受教育者的心理接受情况和社会对于音乐文化的需要制定合理的传承方式,这让民族音乐找到了传承的方法。
(二)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
音乐只有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进,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民族音乐在发展中也要不断地进行新音乐文化的引进工作,拓展民族音乐的范围,增强民族音乐的时代性。多元文化音乐将不同民族的音乐进行融合,形成了稳定的认知和理解方式,为民族音乐提供了发展和创新的机遇。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我国音乐受教育者可以领略到全球音乐文化的水平,将自身的民族音乐进行对比和融合,可以帮助提升本民族的音乐吸收外来音乐的有效性。受教育者不断地进行外来音乐的融合,可以依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创作出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音乐作品,这也是现代音乐传承的重要依据。
(三)提高民族音乐文化的凝聚力
民族音乐体现着民族凝聚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音乐文化的传承。民族音乐文化要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相适应,给社会营造一种温馨和谐有竞争力的环境。在民族音乐的传承中,要认真审核民族音乐的文化价值观念,找到民族音乐和其他音乐的差别和差距,增强对民族音乐的认同感。受教育者要正确引导音乐发展的趋势,做好民族音乐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传承工作,创作出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优秀民族音乐,从而提高社会对于民族音乐的认同感,增强国家的凝聚力。
(一)认识到挑战和机遇并存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进行民族音乐的传承,要认识到挑战和机遇并存、衰退和复兴共生。这既是民族音乐发展中的逻辑,也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现实发展情况。民族音乐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很多人认为这种共性会导致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存在冲突。其实不然,本土的传统的民族音乐和外来的现代的音乐可以兼容。在世界音乐发展中,每一种民族的音乐都是文化传播的途径,都可以实现共生共存。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音乐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主动地吸取外来优秀的音乐文化,这样可以提高民族文化的适应性,在多元化的背景下进行调整,更好地适应国际的音乐文化发展。多元文化强调不同的音乐文化共存和音乐平等理念,这让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传承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全球范围中的音乐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民族音乐在全球化音乐浪潮中势必会受到影响和冲击。信息技术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音乐文化的转变,让不同形态的民族音乐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很多民族音乐面临着多种现代音乐的影响和冲击。少数族裔群体的民族音乐更是处于文化发展的弱势地位。我国的民族音乐内容多、形式多样,因为各个民族的音乐传承和发扬的形势不同,所以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很多地区的民族音乐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多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传统的音乐文化传承方法受到了限制,城市化的转型让很多的民族音乐文化没有了发展的根基。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被多元文化和商业价值异化或者是同化,改变了传统的精神内涵。
因此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的民族音乐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状态,衰退和繁荣共生,为了避免出现传统民族文化传承的断裂,要大力倡导民族文化的独立性、稳定性和民族性,推进民族音乐的传承工作,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的发展机遇。
(二)注重个性张扬和意义重构
民族音乐在传承过程中,要注重个性张扬和意义重构。个性张扬能够体现我国民族音乐的特点,让民族音乐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得到更好的发挥。西方理性音乐家认为,音乐是一种科学,可以通过定量研究、定性分析等科学方法进行验证和检测,这是唯物主义的思想。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音乐具有很强的科学标准,并注重表演者和演唱者的情感表达和真情流露。民族音乐中存在很多的非均分律动,这就是个性鲜明的表达方式。西方的音乐学家使用科学时间观评估我国音乐的非均分律动观念就无法解释。所以本民族的音乐在进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要综合考察多元文化的观点,减少西方理性主义的影响,做好本民族个性音乐的传承工作。
民族音乐的重构是理解本民族音乐的重要方式,若是只在结构层面和音响方面对音乐进行理解,就会发现民族失去了精神的内涵。所以要注重民族音乐的重构,不能仅仅将民族音乐作为一种音响,而是要将音乐作为重要的传承方式。多元化音乐非常注重音乐的平等性和认同感,认为所有的音乐都有存在的重要价值,这也是民族音乐在多元化趋势下发展的途径。民族音乐具有民族发展的特殊意义,代表着独特的民族文化,所以要做好民族音乐的传承工作。将民族音乐建立在自身文化发展的根基中,将演奏技法和音响形式赋予音乐传承之中,这样可以体现“民族的音乐表现了民族”的文化含义。
(三)进行多元化音乐教育
在多元文化音乐传承中,民族文化的传承显得非常紧迫。要认识到多元文化提供了民族音乐传承的方法,让民族音乐的范围更加宽广。很多学者认为多元文化教育要严谨地进行,防止对我国民族的音乐产生重大的冲击,但是事实却是只有让音乐的受教育者掌握多元文化的意义,才可能最快速地做好本民族音乐的传承工作、将民族的音乐进行发扬,最大限度地改进民族音乐发展的趋势。民族音乐体现了音乐的经验、传统、技能,这些都要和多元文化音乐进行融合,共同研发最新的民族音乐传播形式,做好本民族音乐的教育工作。
在进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要将多元音乐和本民族的音乐进行区分,找到这二者之间的差别,认识到本民族音乐的重要存在依据。不能排斥多元文化的音乐,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到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引入多元音乐的发展精华,拓展我国民族音乐的艺术传承形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音乐因为受重视程度不够,所以在传承中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因此要让受教育者加强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力度,找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关键点,进行针对性的突破,使用先进的技术方法进行民族音乐的传承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持我国民族音乐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多元文化对于民族音乐的传承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本民族的音乐受教育者要认真地探究民族音乐在多元文化中发展的趋势,积极地进行多元文化的学习,引进外来的优秀音乐文化,增强自身民族音乐的社会认同感,从而更好地传承本民族的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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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说开封是“道教”发源的圣地,是因为开封为华夏民族原始宗教道家、黄老和道教、老氏四者的传承之地,也是华夏历史文明催生的根蒂。下面就道教文化在开封发源和传承的历史情况作一些探讨:
中央元灵元老黄帝一炁天君
汉代之后道家文化在开封得到了新的发掘和传承。
1、唐代老子讲道处建有“上源驿”。汉唐时期中国政权中心多在中原西部地区,开封称作“陈留”、“汴州”。由于开封汴河是东西部水上交通的重要航道,老子大梁传道处又临近汴河码头,这里便建起了汴州最大的驿馆“上源驿”,为官方传递公文、押运物资、出巡督查等人员中途休息、转换交通工具提供便利。唐代末期,开封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朱温曾在“上源驿”设宴,答谢帮助自己打败黄巢起义军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其庆功接风。
朱温像
2、宋代“都亭驿”附近建有道教“天庆观”。到了宋代,“上源驿”改称“都亭驿”。“都亭驿”由宋朝功德使管辖,是周边各族与宋朝进行经济贸易、礼仪文化交流的场所,对发展宋朝与周边各族关系起着积极作用。
著名道教学者、老子鹿邑同乡、赐号“白云先生”的陈抟,是五代宋初时期一位传统神秘文化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宗师。在陈抟以前未见有“太极图”,也未形成太极文化形态及其理论体系。自陈抟创绘出“太极图”、“先天方圆图”、“八卦生变图”等一系列《易》图,并发表《太极阴阳说》后,才有中华独有的太极文化形态和系统理论的形成,推动了宋代历史的进步,成为宋代辩证唯物论的先源。他继承汉代以来象数学传统,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是中国太极文化的重要创始人和宋代理学文化的奠基人。
陈抟曾多次被宋太祖、宋太宗诏至开封咨询国是,请教道理,赐他宫院不住,偏偏住在老子讲道的“都亭驿”之地。并不因为这里接待规格多高,而是足以证明老子讲道处“都亭驿”在道教地位的重要性以及陈抟对老子道教文化的敬重。
宋太宗诏陈抟图
陈抟对道教的贡献和影响引起了宋朝对道教的高度重视,开始把道教尊为国教。公元1009年夏天,宋真宗下令天下所有州县都要建立天庆观,供奉三清帝君。地处“都亭驿”之地的开封府府尹兼功德使,掌管着全国佛、道教行政事务和道官选授工作。于是,率先在府衙内老子讲道旧址上建起“天庆观”(今延庆观),既作为开封府崇奉道教圣地的诚意,也作为管理全国佛、道教事务的行政场所。据说天庆观门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下联:德承心心承性性承气气承太极。大意:道是自然界万物遵循的规则,人是秉承自然规则的主体,体现了中国道教的基本理念。
3、元代开封全真道“万寿宫”再度兴盛。金国入侵开封导致“天庆观”惨遭破坏。公元1169年,金代道士、道教全真道创始人王嚞,道号“重阳子”,率领邱处机等弟子特意到达开封拜访老子道家圣地,并住在道教天庆观遗址一带的太宁坊王氏客店。王嚞在此创造的全真道,继承了吕洞宾等人的内丹思想,提倡道、儒、释“三教合一”,三教平等。认为道、儒、释的核心都是“道”。其宗教实践原则是“苦己利人”。王重阳引儒、释入道,力倡“三教合一”,不仅提升了道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统摄力与融合度,更在北宋灭亡后道教面临乱世衰危中保存了中原华夏道学文化之命脉,为后世道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嚞图
次年,王嚞在天庆观旧址一带无疾而终,羽化升仙。道众为了纪念他,便在天庆观旧址的王氏客店一带修建了一座道观,并用王嚞道号“重阳子”冠名以“重阳观”。
公元1233年,元代的全真教开始兴盛,按照王嚞弟子邱处机意愿,元代全真道士王志谨,道号“栖云真人”到开封主持重阳观道教事务。王志谨主张修行者首先得明自己本分事,次要通教化,尤其要在境上炼心,对境无心,不染不著,顺其自然。“人生于世,所为所作,无不报应。”他借佛教轮回报应之说告诫习道之人,要常思己过,切忌骄矜,应韬光晦迹,安贫守朴,“苦已利他,暗积功行。”他富有开拓精神,经过三十年苦心营建,使重阳观重新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道家圣地,元帝亲笔赐名为“万寿宫”。
全真道士王志谨
4、明代“延庆观”传承至今。元末明初的公元1358年5月,农民起义红巾军刘福通进攻开封,万寿宫在双方交战中被摧毁,只剩下一处斋堂“玉皇阁”,顽强地显示着道教文化的巨大生命力。
明代时期,“万寿宫”的南部称“大纸坊街”,北部称“馆驿街”,之间建有“大梁驿”。公元1373年,明代开封周王府开始重新在此修建道观,更名为“延庆观”,规模已大不如前。但元代所建的“玉皇阁”仍被保留下来,展示着别具一格的元代文化建筑风格。
延庆观玉皇阁图
5、开封道教中的优秀文化内涵应该得到弘扬。中国道教文化的精髓,是华夏民族朴素辩证唯物世界观的客观反映,是对“太极”理论揭示万事万物发展变化最根本哲理的一种传承方式。我们不能仅仅形而上学地将其当作封建迷信文化对待,而应该将道教中优秀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据元代宰相脱脱《宋史·徽宗纪》记载:宋真宗认为道教本“唯中原有之,然不甚盛”。这一说法,从道教发源和五代时期的现实来看是客观的。我们把这句话延伸一下:优秀的道教文化“唯中国有之,然不甚盛”。这也是当今优秀道教文化传承的客观现实。
开封的伏羲皇都黄柏山、仓颉造字台、北邙山、陈留河图村、唐代“地之中”、北大寺包拯“龙马负图处”石碑等人文遗存,都印证着伏羲“太极八卦图”最早发源于开封“天地之中”的客观事实。“河图洛书”图形被宋代陈抟老祖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龙图三变之说,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复活了象数易学及河图洛书二个图式,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形式注释道经,对理清《周易》性质,批判玄学易经中主观唯心史观内容具有重要意义;陈抟开启的“图书”之学,成为宋学和正宗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而陈抟又曾到宋朝国都开封和延庆观一带传道、居住,如此丰富的道教人文传承为开封和延庆观提供了令人羡慕的历史文化资源。
北大寺包拯“龙马负图处”石碑图
上述分析情况告诉我们,道家、黄老和道教在开封的发源和传承,就如同“太极五行”文化、三皇五帝“天地之中”在开封发源和传承一样,从不同角度印证着开封是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和传承核心地的客观事实,提示我们:开封悠久、深厚文化旅游资源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发掘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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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作为三皇五帝“中央之国”(简称“中国”),是中华民族起源的“中土”之地,“中原”之地,“天地之中”,其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以下称:华夏历史文化),在华夏子孙后代的心目中足以达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程度。然而,河南华夏历史文明的发掘建设果真能给游览中原的炎黄子孙留下如此震撼的影响力吗?河南对于华夏历史文明发源的研究深度和理论体系,能够支撑得起指导中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的重任吗?
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为此,现就河南研究朴素唯物史观“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指导中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方面,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由于当代历史文化研究曾受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极左思潮影响甚大甚广,以至于把上古时期“太极八卦”、“河图洛书”中的科学理论,当作封建、迷信和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主观论而一概加以否定,更甚者当做街头路边算命先生骗人的“看相”、“风水”把戏来看待。时至今日,这种影响还在很多人意识观念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甚至一提起“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文化,马上就“谈虎色变”,立刻将其打入唯心主义、封建迷信的另类,完全否定了它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性一面。因而,人们不能也不敢运用科学、唯物的“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学说,来研究华夏历史文明发展的基本客观规律,自然也无法用“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学说来探讨和解决华夏历史文明在中原地区发源和传承等重大理论问题。实在悲哀。
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太极”理论中关于华夏历史文明发源“一生二,二生三,三实为一”、“天地人合一”和“太极者,天之心也,应于昆仑,形变于龙凤”等“中心论”,逐步被华夏历史文明发源于全国遍地的“多中心论”所取代,背离了“太极”理论关于华夏历史文明发源于“昆仑”、“天之心”的基本原则。
于是,太极昆仑山、三皇五帝居住和建都之地,被主观地安置在“天地人合一”的“太一”、“中央”,即“中土”以外地区,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地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和无法认定的局面。在这种混乱的理论观念影响下,“炎黄文化西来”之说盛行一时,“尧舜建都山西”之说成为基本定论,“夏商核心在豫西”写入正史,直把三皇五帝居住和建都同在“昆仑”、“中央”、“中土”一地的华夏历史文明分割的支离破碎,惨不忍睹。
由此,华夏历史文化被曲解了,华夏历史文明原始发源地被人为地迁徙了,华夏民族寻根问祖的理论依据和地理方位渐渐模糊了,随后又被人们遗忘了。
华夏历史文明“多中心论”局面的出现,与华夏先民所创造“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中最根本、最核心的“太一”、“昆仑”、“中央”、“中土”文化内涵格格不入,甚至也与华夏历史上最原始、最基本的“天地人合一”观念也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华夏历史文明的最初发源地在商代中期之后被遗失,华夏民族寻根问祖的中原难以找回自我,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而现代华夏历史文明“多中心论”观念的出现,不过是商代中后期这一观念的延续罢了。河南悲切,中原悲切,中华悲切。
商代末期,这种悲切转化为周文王(西伯昌)对周人居住陕西周原、远离中原地区的严重不安。战国时期《清华简·保训》中记载周文王说,地处“四象”少阴之地的陕西周原一带“日(阳)不足,唯宿(住、留)不羕(祥)”。因此,周文王遗训周武王一定要象先祖黄帝、舜帝和商上甲微一样,“求中”、“得中”、“假中”、“归中”,就是回到周人夏代先祖后稷的居住地,也是华夏先民创造“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中“太一”、“昆仑”,“五行”“中央”、“中土”之地。
由于周武王灭商后在位时间较短,周文王这一遗愿没能得到实现。周成王即位后,继承了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的遗志,把东都建在郑州登封阳城“天地之中”西部的成周洛邑。尽管由于周公旦采用“圭表测景法”测量误差过大,错认郑州登封阳城为夏商时期的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地“天地之中”,即“昆仑”、“中央”、“中土”,所造成的重大历史失误直到公元724年才被唐朝纠正过了来,但周人崇尚、恪守“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誓死回归“东土”、“中原”,即“昆仑”、“中央”、“中土”祖宗之地的文化道德观念,真可称根深蒂固,世代相传。
遗憾地是,尽管中原地区的华夏先民最早创造了“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文化,但地处中原的河南却没有能够把“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理论中最根本的“昆仑”、“中央”、“中土”原则科学、系统地坚持和传承下来,有时甚至有意无意在“炎黄文化西来”、“尧舜建都山西”等说法的传播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对“太极”理论和中原为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地认识和传承的深度方面,甚至连商代末期的周文王都不如,实在是愧对中原华夏民族的始祖三皇五帝,更无颜面对寻根问祖于中原的海内外炎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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