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的概念引入到如今的深入发展，数字档案馆一直是我国档案界近些年研究和关注的热点，2000年我国第一个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与开发项目“深圳数字档案馆系统工程的研究与开发”立项，标志着我国数字档案馆开始付诸实践，数字档案馆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从概念引入到提法统一

1994年MargaretHedstrom率先提出“电子档案馆(Electronic Archives)”的概念，1996年戴维・比尔曼在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提出以虚拟档案管理的元数据体系为中心的“虚拟档案馆(Virtual Archives)”。此后，我国档案界逐渐开始关注并研究数字档案馆这一新生事物。

1997年，董健民首次提到“在数字档案馆中，电子技术已使档案的保存和利用更加科学有效”，1998年，冯惠玲进一步指出“电子档案馆亦可称为‘数字档案馆’、‘虚拟档案馆’或‘无墙档案馆’，它不是一个实体机构、一个存放处的概念。”有关电子档案馆、数字档案馆、虚拟档案馆的概念也经常被比较，例如，刘春弟认为“电子档案馆(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与数字档案馆(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基本相同的概念和事物，数字(电子)档案馆与虚拟档案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虽然在认识上存在差异，但随着数字档案馆的概念被广泛接受，数字档案馆这一提法已经渐趋统一。

二、从理论探索到实践应用

随着数字档案馆实践的展开，学术界的理论探讨逐渐深入。关于数字档案馆的界定、特征、功能、演变、数字档案馆与传统档案馆的比较等问题引发广泛的讨论，形成多种观点，以数字档案馆的界定为例，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广义狭义论、实体虚体论、技术论、数字信息系统论、档案信息服务论、档案资源共享论、整合论。关于数字档案馆的技术如元数据与数据描述技术、检索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可视化技术、存储技术、安全技术、备份技术等相关探索，也为数字档案馆的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进入21世纪，数字档案馆随着档案信息化工作启动而发展。我国第一个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与开发项目“深圳数字档案馆系统工程的研究与开发”于2000年5月立项，青岛市于2001年启动“数字档案馆工程”。2002年以来，杭州市档案馆、天津开发区档案馆、江苏电力公司档案馆等也逐步开始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和规划，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数字档案馆建设方案》纳入学校“985工程”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2005年浙江大学开始探索数字档案馆建设，截止2007年底，山东省共建成8个市级数字档案馆、22个县区级数字档案馆和2160个数字档案室。我国数字档案馆发展为省市县级国家综合、企业、高校、专门行业等种类各具特色、覆盖地域广泛、建设类型多样的格局。

三、从模式推广到政策推动

经过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先后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的数字档案馆典型，通过总结建设经验和特点，形成模式进行推广。大中型综合数字档案馆模式包括“深圳模式”、“青岛模式”、“杭州模式”，小型综合数字档案馆模式有“萧山模式”。企业数字档案馆的模式可以根据起点的不同分为“末端管理模式”和“前端控制模式”，结合二者的优缺点，应发展“全程管理模式”。

数字档案馆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推动，2002年国家档案局发布《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2006年《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将启动数字档案馆建设作为重要内容。2010年国家档案局发布《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全面指导数字档案馆建设。2011年《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将加快数字档案馆建设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在政策的推动下，数字档案馆建设成为各级各类档案部门的重心工作。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已实现馆藏所有档案和资料全部数字化并在全旗共享，江苏省太仓市率先实现档案馆和所有进馆单位档案室档案100%数字化，海关总署全面启动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以完善海关档案信息数据库建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3年累计投入8200万元，通过政府采购确定6家外包公司200余人从事具体历史档案数字化工作。

四、从经验总结到深入发展

关于发展阶段的总结，“根据信息管理的结构，将数字档案馆分为数据型、信息型、知识型三个发展阶段。”也可划分成“基于信息管理的数字档案馆建设和基于知识管理的数字档案馆建设两个发展阶段”。关于数字档案馆构建模式，研究集中在基于OAIS、IT集约化服务型、基于知识管理、面向服务架构等几种模式;关于数字档案馆的技术应用，研究涉及数字化、存储、检索、共享、信息安全等方面;关于数字档案馆服务模式，主要有集成服务、个性化服务、小众化服务、知识服务等几种模式。关于数字档案馆信息资源研究主要是从信息资源的建设、信息服务、信息安全这三个角度来谈”。关于数字档案馆的功能特征，在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数字档案馆建设要体现三大新的功能要求，就是建设安全可信系统、实现智慧智能管理、达到长期保存要求。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数字档案馆的发展也面临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处于从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和管理系统开发转向信息资源的利用与共享的转折时期。2011年国家电网公司档案馆提出：“‘十二五’期间，把档案馆建成档案保管中心、资源数据中心、利用服务中心和企业形象及社会责任的展示窗口，到‘十二五’末，基本建成智能数字档案馆。”2012年江西省档案局与江西省信息中心联合规划，构建了江西省档案馆政务网档案资料查阅平台，实现了全省区域性数字档案资源共享。2013年10月，全国数字档案馆(室)建设推进会召开，倡导实现“数字转型”、“数字升级”、“数字换代”。2014年2月，国家档案局数字档案馆(室)建设领导小组成立，以推动建成更多的数字档案馆(室)，促进我国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向更深层次发展。2014年12月，国家档案局发布《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办法》进一步强化数字档案馆的科学建设、安全运行维护和绩效管理，这一时期的数字档案馆越来越重视档案利用共享和知识管理功能的强化，基于用户的建设理念和追求更高的服务绩效逐渐凸显。

综上所述，数字档案馆这一新生事物在我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且收获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展望未来，数字档案馆的发展将在新形势、新环境、新技术的影响下，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第一，在云环境中，数字档案馆将更为广泛的运用云计算、云存储等技术，发展云端数字档案馆。第二，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推进，智慧的理念逐渐深入政务、交通、文化、城市服务等各个领域和行业，对档案馆而言，智能化的管理方式和服务模式比自动化、信息化更适合智慧城市发展需求，智慧数字档案馆也将成为(下转第54页)(上接第39页)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第三，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针对移动设备端的移动档案服务成为数字档案馆发展的又一方向，移动数字档案馆面向移动互联网用户，是创新档案服务与利用的重要举措。第四，从生态的角度看，现阶段数字档案馆建设仍存在信息污染、技术与人文性不协调等生态失衡现象，生态数字档案馆也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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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福柯的权力理论始终强调对权力这一概念的去概念化。也就是说，不是从权力作为一种恒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实体出发，而是将权力视作在特定历史场域中产生，受到不同合理性条件支撑，并具有复杂谱系的机制。所以，这种权力机制并非基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单一关系，而是一种具有复杂策略、目标和技术的动态的机制。而权力机制之所以形成，福柯认为根本在于权力与真理的互动模式，“我们屈服于权力来进行真理的生产，而且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使用权力”。

权力以真理作为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条件，而真理产生又同时依赖权力机制的运作和支撑。所以，与其说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在追问权力是什么，不如说他致力于揭示西方社会自现代以来形成的权力机制，以及这些权力机制得以合法存在的深层理性。生命权力是福柯关于18世纪西方权力机制分析的重要内容，并且他强调，有关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从未得到彻底的反思。

生命权力即为以生命为目标的权力机制，但是所谓的生命并未包含人类生命的所有面向，而仅仅指人类作为生物的物理生命，“从18世纪开始，社会，现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把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本生物特征纳入考虑的。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生命―权力”。

同时，生命权力并不以个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福柯特别强调，对于生命权力来说，最重要的特征即其以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可以说，人口概念是我们进入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关键，它不但决定了生命权力的运行范围、运行方式和运行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人口概念以科学性和自然性面目出现的历史姿态，使生命权力得以获得合法性和合理性，并掩盖它不易为人觉察的政治暴力。本文将首先阐释人口概念在18世纪发生的重要转变，并以此为基础，阐释生命权力的运行理性和合法性来源，最后，揭示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只是新的权力理性的产物，其背后依然具有深层的政治暴力。

一、人口概念的转变：法律――自然

人口概念古已有之，从词源学来说，人口(population)来自拉丁文populus ，意指人民，具有政治和法律的含义。福柯认为，人口概念的含义在18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它作为一个新的政治人物“闪亮登场”了，(54)这意味着人口概念获得了理论独立性和实践影响力。人口概念的这种变化发生于18世纪欧洲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向重农主义经济思想的过渡之中。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盛行于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其经济理念为：以君主利益为核心，以获得金银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主张国家对内积极干预和控制经济活动，对外进行贸易垄断，防止金银外流。可以看出，重商主义以僵化、限制、甚至强制的方式对待国家的各种重要组成元素，比如人口、土地等。在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中，人口仅仅是国家力量发展的工具，人口数量越多越好，他们仅具有劳动力和军队储备的工具性作用。

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如果说重商主义思想中的人口概念还只是国家发展计划中的附庸性工具，那么对于重农主义者来说，人口概念则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性依据。重农主义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他们主张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同样存在一种自然秩序。这种人类社会自然秩序的实质是，在人类共同存在的社会中，各个组成要素，比如人口、粮食、住所之间发生的自然的动态的关联，“不是自然世界意义上自然本身的程序，而是关乎人的特殊自然性，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交换、工作、生产……的时候，他们之间自发地会发生什么”。

(312)与此相对，重商主义将所有经济选择与政治方针都置于君主利益扩张的框架就显得过于单薄，并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了。因此与重商主义相反，重农主义在经济上要求国家采取放任自由、尊重市场规律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主张限制王权，以某种自然的客观规律为依据制定政策。那么人口问题何以成为重农主义理论框架中的重要命题呢?实际上，人类社会各组成要素的动态的自发的关联的表现形式就是人口的活动。福柯认为人口概念得以“登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重农主义把人口活动看作一个独立于君主意志的“客体场域”，把人口看作一个具有“自然性”的实体概念。

福柯着重分析了这种“自然性”的表现方式：

首先，人口总是处于一系列“可变要素的相互制约之下”。[2](57)这些可变要素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它们决定了人口的迁移、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等。人口不再是松散的“臣民的集合”，(56)而是被一系列要素决定的整体。其次，人口受欲望的支配。欲望作为人口行为的动机使人口具有一种恒常的普遍利益，进而使得人口成为一个可对其行为进行预测的主体;最后，在人口中总是会发生各种问题和事件，比如各种疾病的发病，各地区的死亡和自杀。通过调查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和事件具有一定的规律。福柯指出，从本质上来说，人口活动的“自然性”或人类社会各要素的自发关联体现了重农主义在一种生物学的层面上思考人类问题，人口与居住环境的关系，以及人口之中个人与个人的关系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单一的物质的关系，“从这一时刻开始，人类就变成人种，它与所有一切物种在同一个场中得到定义，……人类第一次被置入生物圈中”。

根据福柯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中的人口概念所作的对比分析，可作如下概括：重商主义从法律意义上看待人口问题，他们视人口为松散的可任意对之制定政策和法律的“臣民的集合”，而重农主义将之看作具有自然性的实体，他们主张人口的行为活动处于单一的生物学模式中，并具有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我们看到，人口的“自然性”将逐渐取代君主利益，成为权力干预人们的生命、生活的新的依据。实际上，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就是生命权力。

二、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分析

1.“自然性”作为合法性的来源

生命权力的运作过程为：以承认自然性的存在为前提，对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发病率等等现象进行研究，掌握制约人口的可变要素，人口的欲望，以及人口事件的规律，最后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管理人口。我们看到，人口概念在重农主义经济思想中发展出的“自然性”成为生命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权力对待人口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从“基于统治者的意志与人民服从的意志之间”的强制关系，转为基于人口的自然性来管理人口的逻辑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赋予生命权力以一种合理性。

从深层意义来看，福柯认为，权力在18世纪发生了深刻转变――“一种自然进入了权力技术领域”。[2](60)而在此前，权力问题是在一种人为的法律的框架中展开的，可以说，这种“自然性”的进入彻底扭转了权力问题的方向。权力的着力点不再围绕王的意志，也不再围绕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发展目标，而是基于一个看似外在于权力的领域，一个不受人为意志支配的领域――自然。福柯辨识出18世纪权力思维的性质，“我觉得，人为的权力关系的政治中突然出现人类自然性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2](17)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权力获得合法性就是权力思维转变的结果。

2.在“治理术”框架中的“自然”

权力思维中出现“自然”这种现象的实质是权力致力于在自身的范围中划出一个看似不受权力干预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人类的自然性”或人口的“自然性”真的处于权力无法渗透的领域吗?

福柯提出的由16世纪到18世纪的“治理”问题的生发和转变就在回答这个问题。治理(government)是福柯为了阐释西方政治哲学流变的脉络以及理清政治实践发展的历史而探寻到的突破性概念。首先，从其诞生背景看，16世纪到18世纪西方社会正处于对外殖民扩张，对内宗教改革的两大运动之中，在这个时代交汇点上，国家(以统治者之名)之间的战争、王权与神权的对峙等等冲突就凸显出来，这一系列矛盾都可以被简化为这样的问题，“如何接受统治，严格到什么程度，被谁统治，为了什么目的，用什么方法，等等”。(75)这些根本性的冲突使“治理的问题域”被建构出来。

(75)继而，重商主义出现并开始了整合这些矛盾的第一次尝试。他们通过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扩大出口，聚敛金银，同时增大人口数量以保证低价的劳动力与充足的军队储备，福柯指出，重商主义已开始思考如何以一种政治合理性而非统治者个人的权力意志，调节和安排国家内部可利用的资源要素，“重商主义第一次把权力的运用作为治理的实践加以理性化”。

(86)但是，重商主义的尝试未能解决时代的根本危机，福柯列举了17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危机，三十年战争、农村和城市的动荡，以及财政危机。这完全是由于重商主义依然在传统的权力思维框架中发展治理术，也就是说，他们的种种改革与实践仍然主观地以“增强统治者的实力”为目标，以固定的“法律、法令、规章”为手段，(86)因而导致治理术调度国家要素以及整合国家资源的功能无法彻底发挥。

随后出现的重农主义开始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操作空间，并以承认人口、市场、物资等国家基本要素的自然本质为前提，主张充分保障这些要素的自由流通，比如，他们通过主张保障粮食的自由流通，取消由重商主义者颁布的禁止囤积、禁止出口等禁令。可以说，重农主义者为18世纪面临治理危机的国家究竟以何种理性来治理和操控民众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答案，“虽然法学家在17世纪出于维护个体权利、限制王权的考虑对管治国家作了程度不一的批评，但在18世纪尝试提出一种新治理理由来批评管治国家的却是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从而促进了治理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

通过一种全新的经济哲学，重农主义者彻底实现了治理术的解放：治理的问题不再受到统治者利益的束缚，而开始全面围绕一种统治的内在合理性展开。这种内在合理性的核心就是人口，人口问题的出现与治理术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治理术的不断发展界定了人口问题的领域，比如出生率，死亡率，人口与粮食的关系，人口的财富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治理科学关注的问题;而人口的特有现象(或规律)又为治理术从统治者的利益领域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客观依据。福柯认为，人口与治理(也可以说对人口的治理)的这种关系对西方权力思想的历史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统治权支配的政体转向了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这个转向是围绕人口而发生的……”。90)

但是，治理术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权力的终结?福柯特别强调，治理术的出现与发展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相反，权力以一种更为有效与隐秘的形式对人口活动进行观察、监视、操纵与控制，“一种新的治理艺术(甚至那种超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统治权。统治权问题不但没有消除，恰恰相反，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2](90)也可以说，治理术在本质上与王权统治术相同，都是一种权力机制的运转模式，而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亦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即应以何种理性来治理的问题。由是观之，人口的“自然性”并非处于外在于权力领域的真空中，它是西方权力理性流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它是治理术为了突破统治王权框架限制被建构的“自然”现实。人口的内在规律，人口的普遍利益开始取代单一的统治者的利益，成为西方人思考权力问题的新主题。

如果说治理术是福柯为我们理解西方权力思想发展历程给出的基本框架，那么生命权力就是福柯为西方权力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给出的具体名称。在这个意义上，人口与治理术，人口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对应的。生命权力合法性的秘密正在于治理术在试图挣脱传统王权统治模式的过程中所确立的新的统治原则――围绕人口的“自然性”的原则。人口的“自然性”是支撑生命权力的真理性条件，这种关于人口的“自然性”的真理知识愈具有科学理论的纯粹性，治理术的合理性就愈稳固，而生命权力也愈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发展与扩张，以一种更合理、更严密的方式渗透进入我们的生活，比如人口统计与调查获得了进入个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而由此产生的分析数据与模型又能够确立人口活动(比如生育、饮食、财产、居住方式等)的规范。可以说，福柯为我们思考权力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空间：真理究竟用来反思权力理性，还是用来无限制地支撑权力的运作?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政策几乎都绝对地通过人口的范式来计算”，我们又是否应该绝对地“不假思索地将一种政治和经济的问题物质化” “人口的秩序、民生的幸福、社会的安全、国力的强盛是否必须付出公民的驯服、人口的编码、管治的过度这样的代价呢” 。

三、被隐藏的暴力：“种族主义”

既然人口“自然性”使生命权力合理合法地渗透进入人口的生命，那么同时，这种“自然性”也确立了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权力”的依据。[1](194)当然，死亡的形式并不仅仅限于死刑，它也包括间接不平等地、不公正地压制人口中的某些群体，甚至使他们暴露在死亡的危险中。而这种能够兼具合法性和不平等性的“死亡的权力”就是被生命权力隐藏的政治暴力。

在生命权力之前的传统统治权中，“死亡的权力”，或死刑的合法性均来自于君主的利益特权，也就是说，当臣民违反君主的命令，或侵犯君主的利益时，君主有权力直接对其执行死刑。实际上，在王权统治的框架中，权力(君主的权力)可以占有臣民的一切所有物，包括生命，“这里，权力首先是获取的权力：获取东西、时间、肉体和生命的权力。它在消灭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 。[5]那么，如前文所示，在18世纪西方传统王权统治被新的治理术逐渐取代或覆盖之后，死亡的特权将会被移至何处呢?福柯认为，正是在此，生命权力将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引入权力机制中，它使生命权力重新获得了“死亡的权力”。

首先，何为现代种族主义?所谓现代种族主义，就是自18世纪出现的现代生物学对物种，以及物种之间群体差异的理解和分析的一种理论。在19世纪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时，现代种族主义已发展成熟。简言之，这种种族主义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其人种之间的形态差异只是某种表面的差异，其根本差异应在于他们各自处于进化链条上的不同等级位置，“人的种族和种族之间一切外表的差异的巨大的变异性，本身就标示他们不可能有太大的重要性”，而“各个民族国家进行竞争，所有取胜的因素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似乎就是文明所已达成的等级，越高就越有利” ， [6]可以看出，现代种族主义的出现是当时科学家为殖民战争寻找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一种结果，对于他们来说，殖民问题不是经济掠夺与政治侵犯，而是生物学问题，即具有在“各种理智性能”上“通过自然选择而逐步变得越来越完善的”西方国家对一些“半开化的民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淘汰。(199)

正是由于现代种族主义能够将所有政治、伦理与文化的问题都过滤为单一的生物学问题，它才得以进入生命权力的权力理性和运作逻辑中，使生命权力在“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的秩序”89)的同时，拥有使生命死亡，或间接地“增加死亡的风险，或简单地，政治死亡、驱逐、抛弃，等等”的权力。(195)福柯具体呈现了生命权力引入种族主义的过程：首先，在人口内部建立生物学区分。也就是说，在人口内部，群体与群体之间丰富多样的差异(来自语言、文化、历史等等)都被简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差异。

并且，与其它具有多元性与不可通约性的差异(语言、文化、历史等等)不同，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差异是单一的等级差异，即优等种族与劣等种族的差异。其次，人口内部政治冲突的生物化。福柯认为，种族主义不但在人口内部建立了生物学区分，同时也建立了某种生物学的联系，在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存与那些“低等生命”、“不正常的个人”、“相对于人类退化者”的死亡之间建立了因果式的关联，“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健康更加纯粹” 。

(195)所以，在生命权力的框架中，人口内部群体之间的冲突，那些“军事、战争或政治关系”，都将被生物化。与传统统治权模型围绕君主利益的死亡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正当性将在于“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

(195)最后，福柯强调生命权力在利用种族主义的过程中，扩大了它所涵盖的范围。在生命权力中，种族主义并非仅限于人种意义的种族主义。如果说人种的种族主义在国家之间的范围存在，那么生命权力同时采取了一种国家“内部的种族主义”，以上两点的种族主义的思维图示将延伸至犯罪问题、疯狂问题、各种畸形问题(包括同性恋问题)等等领域。简言之，种族主义思维图示将建立一种人口内部关于正常的人与不正常的人的区分，“内部的种族主义使人可以在一个确定的社会内部对所有人进行审查”。生命权力的死亡权力将在这个意义上针对作为人口内部劣等种族的不正常群体。

我们看到，传统王权的对臣民的死亡权力是一种强制的法律关系，而生命权力对人口的死亡权力，由于以种族主义为基础，已成为一种自然的逻辑关系。这表现为人口之中群体差异的生物化、群体区分的生物化，以及群体冲突的生物化。但是，差异与冲突的生物化的实质是去差异化、去冲突化，因为在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间并不存在对等的差异与冲突，而只有以种族进化，或人口健康为单一名义的优等对劣等的淘汰。至此，18世纪出现的生命权力的政治暴力：对内压制某些群体，比如同性恋者与精神病人，对外侵略其他民族，这些做法不但获得了正当性，甚至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必要性。

福柯通过对现代国家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剖析确立了一种反思视角，从而揭示出生命权力理性背后的悖论，即“暴力在合理性中却如鱼得水，暴力在合理性形式中深深扎根并获得其持久性”。

对个体生存与死亡的操纵经过人口“自然性”这一科学真理的过滤甚至获得了被操纵者的内在认同，“合理性规划和指引着全部人类行为”，“福柯要确定由国家合理性施加在个体身上的国家暴力的本性”。[8]而对于正面临政治体制改革的当代中国来说，如何避免这种合理与暴力并存的生命权力机制，避免受到西方自18世纪以来持续存在的生命权力理性的影响，应当成为我们确立所有人口政策方向的前提和基础。

结 论

18世纪诞生于西方社会的生命权力是现代自由主义治理术不断从传统王权统治模式中挣脱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机制重心由君主的利益转移至人口的“自然性”。但这并不是权力理性由主观向客观的进化过程，而是权力技术的改变。以人口“自然性”来治理人口，成为新的权力技术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到，生命权力不但在生存的方向全面控制了人口的生活、生命，同时在死亡的方向又得以合理合法地降低某些群体的生存可能，甚至威胁某些群体的生存。 生命权力的理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可以说，还原这种权力理性的来源与谱系，呈现其背后权力――真理的互动机制，是福柯政治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对于当今世界来说，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资源分配问题，不同群体(来自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差异)和谐共存的问题等，是一个既复杂又迫切的问题;而对正处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来说，人口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到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关键问题。我们究竟应从以绝对真理姿态出现的生物学思维来判断，还是将之置于由伦理、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组成的多维视野中来分析，福柯的政治哲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答案。

数字艺术的运用，改变了传统艺术设计的单一化，表面化的视觉感知方式，形成了视觉传达多样化，动态化的感知体系，增强了艺术设计的表达力度，影响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及欣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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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数字艺术对艺术设计的影响

艺术作为哲学和科技的新载体，在数字时代产生了明显的蜕变迹象，各行业的信息化，也逐渐侵蚀到艺术设计领域，产生了数字艺术设计这一相互交融的新设计理念。可以说，数字艺术与艺术设计已呈现出互相交错的新格局。

一、数字艺术的产生及作用

数字化是信息时代的显著特征，也是计算机等信息载体赖以存在的基础，计算机等信息技术以数字和数据的形式加以展现，如视频、图像、文字等都可经过特定的采样定理，将其转化成数字[1]。可以说，没有数字化技术，计算机技术也就无从谈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艺术设计中就融入了计算机技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各种艺术设计样式，如平面设计、三维设计、影视动画、电脑特技、电子游戏、网页制作等都带有浓厚的数字艺术设计痕迹，数字艺术设计凭借其巨大的生命力和独特魅力，已征服了所有关于视觉的艺术领域，数字艺术设计已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数字艺术设计的载体是计算机系统及计算机设计软件，它们的及时参与，使得艺术设计人员在艺术表现技巧，生产工艺等方面摆脱了传统束缚，吸引了更多的艺术设计者投身其中，促使艺术设计理念思维，创作手法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二、数字艺术对艺术设计的影响

1、简化了艺术设计程序，降低了艺术设计门槛

相比于传统的艺术设计，数字艺术设计在白表现手法上更加快捷，表现手段上更加丰富，表现形式上更加简洁，因而具备了别样的艺术魅力，受到现代大众的普遍欢迎。

众所周知，艺术创造通常需要耗费艺术设计人员大量的时间及精力，设计过程显得繁复漫长，难以融入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方式，提高了艺术设计的门槛，成为影响艺术设计进步的屏障。而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数字艺术代替了传统艺术技法的训练，使得艺术设计的训练时间大幅缩短，只需经过简单的培训即可简单掌握艺术设计技能，降低了艺术设计的门槛，对追求快捷简单节奏的现代人来讲，有着不可比拟的吸引力。

此外，借助数字艺术设备，各种绘图软件的研发也为艺术设计效果的多样化创作提供了便捷，通过对素材库的调用，人们可以随意对设计形象，色彩搭配，组合表现进行个性设计，展现新的设计思路[2]。应用软件中的数位板，画笔等数字艺术技法也能够灵活为人所用，为艺术创作的多元化提供可能，表现形式的便捷化，既贴近了大众，为人们展露自己的艺术想法，艺术构思提供了平台，又拓宽了专业艺术设计人员的设计渠道，促进了设计艺术的繁荣。

2、开辟了新的设计平台，丰富了设计意图

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得计算机已成为现代艺术设计制作的重要工具，展现出自身蓬勃的生命力。现阶段艺术设计中使用的设计软件越来越依靠高质量的计算机系统，开辟出了新的设计平台。

设计人员通过运用数字化的构图软件及数字三维技术的辅助，能够将设计过程中较为复杂的空间结构进行转化，在二维空间上表达四维空间的设计意图，从而更加直观的反映设计空间的状态，空间构造及装饰的质感[3]。在艺术设计的后期中，数字艺术及相关软件更能起到显著作用。可以说，计算机数字化的图形处理技术，在丰富设计手法的多样，提升设计效果的艺术性，优化艺术设计的方案等方面优势明显。

对于相关设计意图的表达，借助数字艺术手段，同样可以做到丰富化、直观化，如设计空间的视觉效果，设计空间环境的模拟，装饰材料的质感程度等，都可以在计算机相关设计软件系统中完成。而在对设计效果进行细化加工时，数字技术同样具备独特优势，如设计的具体造型，设计空间的灯光、色彩等，都可以进行实时修改，从多角度丰富了设计意图的表达。

3、影响了人们的视觉感知，增强了艺术魅力

数字艺术的运用，改变了传统艺术设计的单一化，表面化的视觉感知方式，形成了视觉传达多样化，动态化的感知体系，增强了艺术设计的表达力度，影响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及欣赏方式。好的艺术设计作品，借助数字艺术的加工润色，突破了原有的设计框架，使作品具备了解读的多样性，拓宽了人们的欣赏渠道，以作品影响人们的审美习惯。如对世界杯，奥运会等会徽的设计，运用数字艺术，既能充分展示地区及运动的巨大魅力，又能凭借特有的表达方式，传播方式，加深人们对该艺术设计的个性化感知。

三、数字艺术设计发展趋势

艺术设计是在吸收传统设计思维的基础上，对新事物进行接纳融合的，因此，数字艺术的发展不应违背艺术设计的初衷，停留在一味追求数字化表达的技术层面。艺术设计应在对传统进行继承的基础上，体现出时代社会的新变化，提升艺术设计内涵。总体上看，数字艺术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影响，作为艺术设计而言，数字艺术的参与带来了全新的创作理念及方式，营造了新的设计语言，数字艺术和艺术设计成为了难以剥离的艺术形态[4]。而在个性化追求越来越明显的现代社会，数字艺术设计必然体现出丰富的个性化色彩，设计人员也会实时采用新的设计手段，创造更加贴近人们的审美趣味的艺术设计作品，这也是数字艺术设计的新的发展趋势。

随着信息化的普及，数字艺术对艺术设计的影响会越来越深，设计思维和设计方法也会在数字化的飞速发展中实时更新。对此，设计人员要在把握设计内涵的情况下，及时运用新型设计手段，设计出个性化的，审美价值更高的艺术作品。

毛泽东思想专注于将旧的制度和价值系统击垮并摧毁，提出了一整套的战术和战略构想，这部分类似中国古代兵家和纵横家的领域，经过了历史的实践检验，已证明其行之有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全文如下：

回顾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件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大事。

历史上，由于我们党正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某些时候，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离开了科学态度，就使我们的事业发生了曲折，甚至吃了很大的苦头。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发生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某种神学的东西、把领袖当作神看待的不正常现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发生这种现象，在思想理论上是怎样失足的，有哪些观点没有把握好;制度和体制上，有哪些关节点没有把握住，留下了漏洞?这些，都有待于深入地进行科学总结。邓小平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5页。)在某种意义上说，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是更为宝贵的财富。但是，经验要成为财富，必须要经过一个环节，这就是科学总结，要敢于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成功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还可能变成包袱而导致错误;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深刻地吸取教训，则很容易重犯。这两个方面的实例都不难找。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对待党的历史。本文仅就几个方面的问题，回顾一些历史情况，并略陈己见。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从被贬为“狭隘经验论”到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这种真理性在实践检验中一再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和理论工作者的宣传倡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所谓确立，还要有党规党法的保证，这就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是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刘少奇在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条件、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内涵、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他明确指出：“党章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党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着重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第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艰苦的理论创造;第四，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主观条件。总的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但是，今天回顾总结七大以来半个多世纪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教训，也感到，当年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存在不足。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阐述不够充分;二是没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强调了毛泽东的“天才创造”;三是没有指出毛泽东思想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这些在当年难以感到的问题，对以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七大党章第一次有了指导思想的条文。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加，而是一个艰苦的理论创造过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论创造，而是理论的飞跃。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升华，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阶段上的问题，而是回答了整个革命大阶段上的问题。所谓理论飞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是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论两大部分。我们所说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指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论有若干重要内容，但没有形成体系，应当归之于第二次理论飞跃的范畴。

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公式。毛泽东多次说过，在党的幼年时期，全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很肤浅，对中国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很不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

主要的倾向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搞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概括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以后，具体的表述有几种，略有不同)，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现在，这个公式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当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概括出来的，来之不易。

怎样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呢?概括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怎样贯彻实事求是呢?毛泽东多次讲过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实践中学习。

EDA是电子设计自动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的缩写，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AT)和计算机辅助工程(CAE)的概念发展而来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数字电路中EDA技术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数字电路中EDA技术的应用全文如下：

摘要：在现代数字电路设计的众多技术之中，EDA技术是最具代表力的一种技术代表，EDA技术在实际的电路设计过程中，其能够有效的代替设计者独立的完成部分设计工作，同时其还能够有效的直接通过程序针对错误进行修改，具有较高的便捷性。本文主要从EDA技术在数字电路设计中的引用现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分析EDA技术在现代数字电路中具体的应用优越性。

关键字：数字电路;EDA;技术应用;

1 EDA技术概述

1.1 EDA技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随着现代电子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有关于电路设计的方法得到了有效的推动，同时通过相关学者的共同研究以及推动，电路设计技术得到了有效的变革。EDA技术的实现以及发现，简易了人们在进行电路设计过程中的工作量，同时也减少了人们在进行电路设计过程中的错误概率发生。EDA技术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电路设计来说是顺应时代发展，结合当代科技背景为前提的有效技术变革。EDA技术的应用起初主要是用于电路设计，而随着其技术的不断完善，现今其已经较多的被电路教学所应用，带动了数字电路教学模式的革新，随着数字电路技术的不断完善以及发展，其在今后拥有了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以及应用领域，EDA技术的实现以及使用，是数字电路设计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对于数字电路设计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A技术进行数字电路的设计过程中，其能够采用多种设计原则并行进行，而不会出现冲突。

2 EDA技术在数字电路设计中的应用步骤

浅析数字电路中EDA技术的应用论文

3 交通灯控制器的设计与实现

4、总结

EDA技术的实现不是单一学科以及技术的推进，而是通过多种学科的共同推进而出现的综合性学科技术展现。其有效的实现了对于计算机软硬件统一结合的基础技术，同时其还能够有效的提升数字电路设计的科学性以及设计难度。可以说EDA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今后数字电路设计的发展方向，同时随着现代EDA技术的发展以及其优势的展现，其不仅较大范围的被应用于数字电路的设计之中，同时还广泛性的应用于数字电路的教学实验之中。相比国外而言，我国EDA技术的展现呈现较大程度的落后，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当那个加强对于相关人才的培养以及对于相关项目的支持，才能有效的提升我国EDA技术的发展。只有对于我国EDA技术发展环境的改善，才能最为有效的实现我国数字电路设计的技术能力。

参考文献

[1] 曾繁泰，李冰，李晓林.EDA工程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 杨树莲. 现代EDA 技术及其发展[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6(15):144- 146.

[3] 黄勤易. 利用EDA 技术进行数字电路设计性实验的研究[J],半导体技术,2006,31(1):19- 22

插画在中国被人们俗称为插图。今天通行于国外市场的商业插画包括出版物配图、卡通吉祥物、影视海报、游戏人物设定及游戏内置的美术场景设计、广告、漫画、绘本、贺卡、挂历、装饰画、包装等多种形式。延伸到现在的网络及手机平台上的虚拟物品及相关视觉应用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意义与必要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意义与必要性全文如下：

摘 要：数字插画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媒体艺术形式，相对于技术应用成果而言，其美学价值尚未得到艺术理论界的重视与研究，本文试从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创意产业发展、绘画创作实践、人才培养四个方面探讨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意义与必要性，并探讨了数字插画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框架与内容。

关键词：数字插画;理论研究;意义

0 前言

数字插画(也称CG插画)是近十年出现的数字媒体艺术形式，伴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广泛运用于影视动画概念设计、游戏美术、插画设计等领域。大众在消费杂志和欣赏商业影视作品的同时，间接或直接欣赏插图就成为一种必然行为。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数字绘画作品营造的唯美、绚丽、奇幻的艺术氛围通过游戏、电影、动漫影响着当代人的审美观念。然而，作为新兴画种，数字插画自诞生之日起即被定位为商业美术，其艺术价值也未得到学者的足够关注，这在当今数字媒体艺术人才培养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1.1 国内的研究情况

在国内，对于数字插画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软硬件技术、商业应用、教学研究，或者关联领域研究，如王选遥《论电影画面的灵魂――概念艺术》、赵小林《数码绘画与设计艺术专业基础教学》等;从美学角度探索数字绘画艺术理论的论文，在“中国知网”以变换关键词组合的方式进行搜索，可见数篇，包括赵忠波《浅析超现实主义绘画对现代数字绘画的影响》、许超《后现代视野下CG插画设计的美学特征探微》。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国内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现状，总体而言研究的成果有待进一步丰富和系统化。

1.2 欧美等国的研究情况

在美国，以出版物为服务对象现代插画的发展已经超过百年，形成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土壤。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一大批技法成熟、风格多元的插画大师。近20年来，作为数字技术革命的策源地，美国的数字娱乐产业异常繁荣，很多从事传统插画创作的画家成功转型为概念设计师，使用数码绘图工具，为电影、游戏和动漫业服务，数字插画由此应运而生。不过数字插画师的成就也一直不为主流艺术承认，其原因同样源自艺术界对商业美术的某种长期的“歧视”。在西方的数字艺术行业内，有关数字绘画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视觉特效软硬件开发使用、表现技法、商业应用等实用性、技术性领域，鲜见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从历年的“ACM SIGGRAPH”会议所发表论文的主题与会议日程安排可见一斑。

2 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意义

2.1 为国内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拓展新的视角

目前，有关新媒体艺术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多集中在新媒体自身特性带来的审美异化，如虚拟性、交互性、技术性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媒体与创作者的关系、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新媒体对创作观念的变革等一系列问题。例如，刘自力《新媒体带来的美学思考》、刘佳《新媒体艺术的交互性带来的美学思考》等等。这些研究，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新媒体艺术审美在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层面的意义。这样的视角，固然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新媒体艺术的基本特征，但是限于一些研究者的专业背景，仍缺少对新媒体艺术中某些具体领域的研究。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媒体艺术这个大的范畴中，实验艺术、装置艺术这类的当代“纯”艺术活动与游戏动漫设计、电影美术等商业艺术仍然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所以，针对数字插画美学理论展开研究，对于充实国内数字媒体艺术研究的美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2 数字插画创作需要艺术理论指导

由于数字插画是商业美术，一直以来被视为流行文化，其价值得不到主流艺术界的认同。以网络相册为平台，优秀的插画作品甚至可以赢得千万次的点击率，却很难进入到画廊、艺术馆中与传统画种获得并列展出的机会。数字绘画在主流美术界的“空缺”，使其缺乏专业而系统的评价体系、科学而规范的教育方法以及艺术投资人。这些都制约着中国数字绘画艺术品质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展开数字插画的艺术理论研究，挖掘其文化价值、厘清风格流派、完善评论体系，将数字插画研究学术化、正规化，一定程度上可提高数字插画在主流美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些都能更好地激励数字插画从业者的创作热情，对于提高数字绘画的整体创作水平、挖掘艺术价值是非常必要的。

3 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3.1 利于构建更加科学的数字插画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国内大专院校的数字插画教育大多处于初创阶段，师资力量和教材建设均比较薄弱。当前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企业和社会机构承担，但在培养方式上往往注重技巧训练、追求画面的外在效果，较为忽视绘画创作的文化艺术性，不利于数字插画人才的良性发展。事实上，在欧美等国，数字插画师(概念设计师)基本出自艺术设计类院校的相关专业，需要系统学习解剖、架上绘画、艺术史、数字图形图像学等课程，企业培训只是培养实践经验的手段，学院教育才是主流。构建科学的数字插画人才培养体系，需要相关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为依托，完善教材建设、丰富理论教学内容。

3.2 利于促进动漫游戏产业的原创力提升

自从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来，我国的创意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动漫、游戏产业的原创能力不断得以加强。很多项目开始借鉴国外同行业经验，更加注重前期的概念设计的投入力度，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游戏作品。例如，腾讯游戏开发的网络游戏《斗战神》。该作的前期概念设定由国内一线的游戏美术师合力完成，人物造型夸张玄奇却不失中国神话人物的特征，场景华丽宏大，且充满东方色彩，充分展现出数字插画的视觉创造力和奇幻文化的魅力。

然而，对于中国创意产业整体而言，高质量的作品和优秀的概念设计师仍然数量稀少，数字插画师的绘画水平良莠不齐。拙劣的模仿和照抄，贫弱的造型与滥俗画风依旧充斥着中国的动漫游戏市场。建立数字插画艺术理论体系，特别是文化研究和批评研究，有助于指导插画师的创作，推动当前数字绘画创作者对艺术品质的自发追求，转变成自觉的要求。

4 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内容

本文的重点在于研究数字插画艺术性，因而笔者认为可参照传统绘画研究的方式构建数字插画的理论研究框架，内容包括： (1)数字插画史论、人物及作品研究。 (2)数字插画文化研究。 (3)传统绘画与数字插画比较研究。 (4)数字插画批评研究。 (5)数字插画创作研究。

5 总结

设计艺术史论家王受之先生在其所著《美国插画史》中评价了美国主流艺术界对插画艺术的态度，他指出“插图之所以不被主流艺术承认，无非是它的明确的商业性质，然而仅仅用商业属性作为口实，忽略插图的艺术性，实在是过分”。中国数字插画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并不比传统插画有所改善，所以，对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的研究，无论对于中国的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创意产业发展还是对于数字插画创作而言，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本文的目的也在于此。

数字时代其实就是电子信息时代的代名词，因为电子信息的所有机器语言都是用数字代表的，所以人们将其美称为数字时代，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电子信息的基础上，信息传输高速便捷，但是人们对电脑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大，而且各种电磁辐射接踵而至，纵横交错于生活的每片角落，所以说有好处也有坏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数字时代新闻编辑工作的主要特点解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数字时代新闻编辑工作的主要特点解析全文如下：

摘 要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带动了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目前人类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新闻编辑工作需要不断的改革创新。本文首先介绍了数字时代对新闻编辑提出的新要求，针对新闻媒体适应时代发展而发生的主要变化，具体剖析数字时代下新闻编辑工作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 数字时代;新闻编辑工作;工作特点

进入21世纪，媒体发展的主要趋势逐渐趋向于各种类型的媒体相互融合发展，因为不同媒体有着不同的新闻编辑特点和规律，全面认识新闻编辑工作的主要特点至关重要。数字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期，对新闻编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适应时代的变化，新闻编辑工作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共同的特点和规律。

1 数字时代对新闻编辑提出新要求

1.1 对网络技术要熟练应用

数字时代要求新闻编辑工作要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在新形势下要想成为优秀的新闻编辑人员应加强对网络技术的熟练应用。首先，对计算机的操作应十分熟练，现代的新闻稿件撰写工作大都借用计算机完成，对计算机的熟练操作非常重要。其次，能够进行网络学习。新闻编辑能够借助网络平台获取自己需要的资料信息，同时应学会与读者进行网络交流[1]。

1.2 具有创新意识

时代的进步离不开创新，新闻编辑人员应不断的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首先，创新新闻主题。现在媒体行业竞争十分激烈，只有保证不断创新好的作品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创造一个有价值的新闻首先要选对主题，实现新闻的传播意义。其次，版面设计需要不断创新。数字时代下新闻形式有所增加，图文、动画和音像在新闻稿件中加以运用，因此需要注意版面的美观，更好的吸引读者的关注。

2 新闻媒体为适应数字时代发展发生的主要变化

2.1 媒体时效性不断加强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数字时代媒体不再受时间和形式限制，新闻事件发生后通过网络能够及时的传播和扩散，人们往往借助手机、电视、电脑等对新闻事件有及时充分的了解，同时根据网络上的交流平台，人们可以对新闻事件进行信息交流，及时了解事件发展动向，不断增强了媒体的时效性。

2.2 媒体逐渐实现个性化发展

数字时代下信息产业迅速壮大，媒体行业的数量急剧增加，新闻覆盖范围也不断的扩大，各家媒体根据自己的侧重点不同逐渐实现个性化发展。目前的媒体信息出现了极大模块，比如娱乐、体育、财经等等，各家媒体风格迥异、信息独特，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浏览需要的新闻信息。

2.3 受众的选择多种多样

目前网络交流形式不断的增加，微博、论坛等各种形式得到了受众的广泛认可，人们可以借助这些交流平台，及时发布和评论掌握的新闻信息，不仅增加了信息的时效性，还打破了新闻媒体对信息资源的垄断，使受众的选择范围有所增加。同时随着媒体行业的个性化发展，进一步满足了受众的多样选择。

3 数字时代下新闻编辑工作的主要特点

3.1 新闻编辑总体设计和指挥新闻传播活动

对新闻产品进行设计，对新闻报道进行策划和组织是新闻编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新闻传播活动应注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这就要求媒体不断创新优秀的新闻产品，新闻编辑者更要严格做好总设计和总指挥的工作。首先，制定编辑方针，设计媒体形象。目前媒体正处于不断融合阶段，新闻编辑在决策和设计上应更加精准和个性化，彰显媒体的风格特色，提升媒体形象。

一方面，编辑方针的制定要满足受众对象的需求，对报道内容和新闻的风格特色要具体规划。另一方面，设计新闻产品的外在形象、信息结构以及信息规模，形成媒体的独特风格。其次，做好新闻报道的策划和组织任务。由于公众对新闻传播的参与不断加大，各种形式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系列报道、追踪报道以及组合报道比比皆是，这增加了新闻编辑的策划和组织任务难度。最后，新闻编辑做好记者采访写作的指挥和参谋工作。新闻编辑需要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对记者的采访部署进行指挥，同时在记者的采访写作过程中及时提供帮助，做好参谋工作，与记者共同完成优秀的新闻作品。

3.2 新闻编辑对新闻传播活动进行总体把关

新闻编辑是对各类稿件形成综合产品进行加工处理，我们知道记者只是负责单个的新闻作品，而新闻编辑与之不同需要对报纸、栏目以及频道等多项内容进行综合处理。数字时代到来之后，网络系统在媒体行业得到充分的运用，通过在网络系统上建立编辑工作站，将各方面的稿件进行汇集，然后各部门编辑对这些稿件进行筛选，将不合格稿件退回，对于合格稿件进行分类和加工。

新闻编辑对新闻传播活动进行总体把关一般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对稿件的分类处理进行把关。借助于网络技术，新闻编辑可以快速的收集需要的稿件材料，并对稿件进一步加工。第二，对版面设计的技术进行把关。对选取的稿件进行处理之后，需要交由专门的排版技术人员进行版面的设计。第三，劳动成果在报纸上进行集中体现。新闻传播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新闻事件的扩散和传播，只有将新闻产品推向市场，交由读者阅读才实现了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

3.3 新闻编辑提升了新闻素材价值

新闻稿件一般是由记者收集相关素材撰写而成，但是初步加工的稿件未必完全符合报纸的需求，新闻编辑需要对各类稿件进行进一步的选稿和加工处理。记者是新闻事件的主要接触者，往往工作在一线能够真实体会事物的发展，因此在创作稿件时极易夹杂个人的主观情绪，对新闻事件认识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新闻编辑与之不同，对新闻事件的观点较为客观，同时容易受大局意识主导，能够从新闻报道的原则和立场出发，发现新闻素材中的潜在价值。一般新闻编辑提升新闻素材的价值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方面，新闻编辑通过对记者提供的稿件进行加工修改，提炼创新有价值题材。新闻编辑根据报道意图，将原稿件中具有深刻内涵的部分进行再挖掘，结合其他同类新闻事件形成专题报道。另一方面，改善新闻的表现形式，简化语言，突出主题。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往往受时间的局限撰写的稿件有所欠缺，新闻编辑通过对稿件语言进行简化和修改，使读者更容易找到主旨[3]。

3.4 新闻编辑引导了舆论话题

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新闻获取渠道，同时网络交流平台的产生和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新闻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新闻编辑也改变了原有的工作思路，将新闻报道工作个性化和大众化，不断的引导舆论话题。一方面，对于大众关心的新闻话题，新闻编辑不断的对其走向加以引领，保证舆论话题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新闻编辑对公共论坛进行主持，在新闻传播中关注民众思想观念。

4 结论

数字时代的到来对新闻编辑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新闻编辑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工作思路，对自身工作特点不断改进和提升，丰富了新闻形式，提升了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促使新闻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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