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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也是十六大报告的理论亮点之一。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这一论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此,很有必要进行深度的研究和探讨,从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和原则、政治文明的本质内涵及其普遍性和特殊性、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略和关键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切实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一、政治文明建设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现代化是一个综合发展的过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这些方面是相互支撑、缺一不可的[2]。因此,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关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还要关注政治文明的建设。我们以往只提出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奋斗目标,对“政治文明”的含义却不甚了了,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把政治文明建设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格局,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上的一次重大提升和理论创新,而且必将对我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早在1844年计划写一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草稿中就使用过“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对人类的文明体系作过经典的论述,从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政治与法律)和社会意识三层面提出了分析框架,指出人类生活包括物质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等方面。[3]有些同志认为我们只讲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就够了,因为“精神文明”就已经包含了政治领域,没有必要再专门把“政治文明”单独提出来。实际上,精神文明并不能完全涵盖或替代政治文明。这是因为,政治文明既有价值形态的内容,也有制度形态的内容。如果说其价值形态基本可以纳入精神文明的范畴的话,那么其制度形态则很难由精神文明来涵盖。人类的文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还是政治层面的——必然会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甚至有重叠交错的部分,但彼此并不能相互取代。就拿物质文明来说,除了包括生产方式和物质财富等方面的内容,还离不开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和创造财富的理念。例如“可持续发展”,既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一种价值观念,它们都是当代物质文明的重要成果,而这种价值观念也同时是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我们谁也不能以其中的一个去否定另外一个。把人类的文明体系相对区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方面,强调的正是它们各自独特的、个性的内涵。如果说物质文明着重的是器物,精神文明着重的是文化,那么政治文明着重的则是制度。
不仅从理论上说政治文明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而且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来看,把政治文明建设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也是大势所趋。如果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曾“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话,那么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实际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衡,由此不仅带来了诸多政治性问题,如腐败和寻租的问题、党群和干群矛盾的问题、政府权力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政治调控体系的僵化和老化的问题等等,而且对经济改革的深化也形成了制约。有鉴于此,如何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达成良
性互动,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就成为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课题,这在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背景下就显得尤其紧要。[4]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加速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
二、政治文明:普遍性与特殊性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方面具有区别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等其他国家类型的政治文明的特殊性。如前所述,关于“政治文明”这一概念,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提出了,十六大报告则权威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概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新型政治文明。在政治文明的主体地位上,社会主义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推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了大多数民众。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为了要保证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十六大政治报告所提出的:“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4]从理论上讲,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以及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都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民主政治要解决的,就是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但其核心和精髓应当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正如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明确指出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5]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政治文明始终处在不断演进之中,并与一定的国家形态相联系。从政治文明的产生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就是扬弃旧文明走向新文明的历史。因此,我们必须注重政治文明所具有的国家历史类型的性质,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另一方面,强调政治文明特别是民主政治所具有的特殊性,并不等于也不应该去抹杀其普遍性。任何类型的民主政治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我们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就要敢于吸收人类一切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只有在对人类千百年来政治文明继承和扬弃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发展。诸如人民主权、代议制、普选制、竞争公职、权力制约、责任政府、司法独立、政治公开、合法反对、有限政府、法治、人权等理念,不仅是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产物,也是当今世界不同政治体制应当共享的价值资源。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人类文明的共享,制度间的相互借鉴已是各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趋势之一,现代民主和法治不断深入人心,这也应当成为我们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一重要思想,是非常
具有深意的,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领会。对此,我们应当区分和界定“人类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中国政治文明”这三个不同的层面,并把握好其逻辑关系。所谓“人类政治文明”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是“中国政治文明”都应当具有这种文明形态的共性。实际上,“政治文明”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全人类性;而提出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我认为首先就在于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否则就没有必要提出这一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本身就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包含古今中外政治领域一切优秀的制度与文化的积淀和与时俱进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注意正确对待和处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与中国国情的关系。我们既无法跳出中国的具体情况发展民主政治和建设政治文明,也不能以不适合国情为借口把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拒之门外。而研究国情的目的,不是为了排斥普遍的原理,而是旨在把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更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在有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充分研究和借鉴政治文明的普遍性,正确分析和判断政治文明的特殊性,敢于并善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三、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原则
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基本内容就是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首先需要的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人民民主的方向,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发展出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甚至会造成政治上的无序和混乱,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最关键的特殊性;其次需要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民主权利,离开这一点,就谈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因为让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实质;最后需要的是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是保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顺利实施的基本途径。可以说,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支点和三大特征。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主体结构,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原则。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把这一政治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原则落实好?具体应当如何操作?需要从哪里入手?这是需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原则上讲一讲是不难的,具体操作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的一个想法是,现阶段要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战略构想,就需要把党的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机统一起来,特别是要发展党内民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党内民主,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辩证统一起来的有效途径。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是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所提出的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大思路。[6]这次十六大报告又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而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具有全局性作用。在这方面,关键是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这是一个必须着力研究和解决的大问题。可以认为,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党内民主的发展,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关节点,能够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应予以高度的重视。
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这一“三位一体”原则,也可以解读为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进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从一般意义上说,“民主”和“法治”有着十分密切的相关性,没有法治就没有稳固的民主,而没有民主同样也很难有真正的法治。民主和法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所在,从而保证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点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提升我国政治文明程度的一个关键。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依法治国或者“法治”建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学的问题,而更加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7]这是因为,依法治国的要害不在于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因为这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而是要确立“法治”的权威,这是中国最缺乏的东西。自古以来,中国缺少的不是法,而是法治。管子早就声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如此这般,虽有法律制度,也与现代的“法治”有天壤之别。正象严复所言,古代法律,“直刑而已,所以驱逐、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其上,可以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构。夫如是,虽有法也适成专制而已。”[8]所以,依法治国和实行法治的关键,是要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没有民主可以存在法制(即法律制度),但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这个问题上,当代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曾指出:“没有法治可以有法律制度,没有政治意志形成的民主形式也可能存在法治,而只有在宪政国家的框架内,民主和法治才会结合在一起。但是,上述两方面所分析的这一分工的经验依据,从法哲学的规范观点看,绝不意味着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法治能够得以实行。”[9]因此,就政治发展的一般进程而论,民主相对于法治具有目标上的逻辑优先性,这是当前我国政治文明建设首先应当明确的一个问题,对于正确贯彻上述“三位一体”的原则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制度文明
如前所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各自的特质。物质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生产力,精神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文化,政治文明的核心特质则在于先进的制度,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政治文明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随人类社会实践而积淀形成的,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一方面,政治文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之上;另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民主和法治的制度保障,使之更加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制度文明。
有鉴于此,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们已经提了多年,现在需要强调和明确的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所在。我们以往偏重于把民主当作一种作风来看待,例如把民主看作是让大家讲话,或者是领导者的开明等。实际上,民主如果缺乏具体制度化,就难有保障,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曾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所发
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0]这段话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关键,就是按照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此,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
十六大报告这次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着墨较多,是10年来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阐述最丰富的一次,有不少新意。除了前面说的有关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外,报告还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等等。现在的关键在于落实。如果这些举措能够兑现的话,我国的民主政治必将大大前进一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将取得长足进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有了良好的政治保证。[11]
五、反腐败: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
现阶段进行政治文明建设,其中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政建设。公权腐败是当今世界最不文明的政治现象之一,是人类政治文明异化的最明显的体现,也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大的亵渎。如果腐败高发的势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所谓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是一句空话;检验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成效大小、后果好坏的一个基本尺度,就是看廉政建设是否取得了进展,反腐倡廉是否取得了实效。
当前,我们不仅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深刻认识反腐败的重要性,而且更要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视野上去寻找从根本上整治腐败的路径,特别是要把人类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与反腐倡廉有机地结合起来。腐败现象作为缠绕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千百年的沉疴顽疾,要整治它,就得做扎实细致的工作,既要有教育、宣传等“软”措施,更要有政治和法律制度方面的硬件建设;既要抓一批案件,达到惩治腐败的一些具体目标,更要深入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而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加强政治制度的建设,通过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来逐步堵塞腐败发生的通道。
英国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趋于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成为越来越多人共识的至理名言。无论何种社会,以权力制约权力都不失为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克服腐败现象的一种根本方法,它虽发韧于西方社会,但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中国历史上一贯注重的从思想意识领域遏制权力的变异,如儒家倡导的正心、修身的“内圣外王”之道,专制王朝也企图依靠“君君臣臣”的道统来培养对皇帝效忠的“清官”。但事实证明,这种办法虽然也能从一定程度上约束官员的行为,却无法防止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每一封建王朝的倾覆,无不是最终由于政治腐败猖獗不治所致。究其原因,就是不能从政治制度上解决对权力的制约问题。
当前中国开展反腐败斗争,进行思想领域的教育是必要的,如号召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头廉洁自律并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以及利用胡长清、成克杰等重大典型案件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等等。但单靠这些是不够的,必须加强制度建设,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来遏制腐败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不是腐败现象的原因,而是腐败现象的结果。因此,治理腐败,关键还是要从体制上着手,加强硬件建设,首先是政治体制方面的建设。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周期律时,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来防止腐败的思想。那么如何依靠民主呢?如何实现人民的监督呢?这是毛泽东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只是他没有着重从制度化的角度来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而是诉诸于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结果产生了不少副作用。实践证明,民主应当通过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也应当通过政权内部的权力制约来实现。
那么,人民赖以监督政府的政治制度是什么呢?如何构建一种民主的机制来抑制权力的腐败?这当然包括不同层次的内容,但从根本上、全局上说,正像现代政治理论和政治经验早已经证明的那样,第一是建立人民同意的政府,这意味着政府应是民选的、受人民监督的。如果说权力趋于腐败是一条普遍法则的话,那么正如著名政治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克所言,腐败的程度是与权力的同意程度成反比的,这同样是一条普遍法则;[12]第二是通过人民自己的代表机构及由其产生的司法机关来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使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既相互统一,又具有一定的张力,其中所体现的原则就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早就阐明的:“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经验;第三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制约公权和表达人民的呼声,实现舆论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晶,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是从治本的意义上反腐败的战略措施。舍此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总体上的治理,政治文明建设也就不能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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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业设计是协调人、产品、环境的中介,并参与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方式。本文通过国际、国内竞争环境,市场需求,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多方面,来阐述工业设计的作用及其在企业中的地位。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利器即是发挥工业设计的作用,把工业设计从“装饰”配角的地位提升到新产品开发的核心地位上来。
关键词:工业设计 竞争 市场 企业
2.1 工业设计价值的研究当今,提倡设计立国,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对于工业设计的一分投入,可以产生一千分的回报”。据调查,在欧美发达国家,工业设计的资金投入一般达到企业总产值的5%~15%,高的可达到当年产值的30%;中国绝大多数家电企业工业设计的资金投入一般不到总产值的1%。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对工业设计的重视远远不够,企业必须改善现状,以求创新发展之路。
2.2 工业设计的价值分析
据美国工业设计协会测算,工业品外观每投入1美元,可带来1500美元的收益。好的设计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用户的接受概率,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并且通过设计促进产品的不断成长,企业也将获得更高的战略价值。而中国一直处于制造大国,通过劳动密集型的形式来为企业创造低额利润,没有发挥工业设计的力量。正所谓好钢要用到刀刃上,中国储备了大量的设计人才,潜力是巨大的。企业应给予设计者重视,充分发挥设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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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关系以及全面交换的需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发展划分为直接的社会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自由人联合体这样三大形态。相应于此,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亦存在着如下3种政治文明:臣民社会(古代社会)政治文明、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文明。以市民社会政治文明摧毁臣民社会政治文明,以公民社会政治文明取代市民社会政治文明,这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途径。无独有偶,另一位经典作家恩格斯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行了极其相类的分析。在《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和国家》(1884年)中,恩格斯指出同蒙昧和野蛮时代的群婚制和对偶制不同,文明时代的家庭以专偶制形式出现,专偶制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曙光,而在与此相联系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和国家则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开端,即人类进入到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状态。但在奴隶、封建的专制社会甚至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政治文明表现出了赤裸裸的等级压迫,它同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相关,因此不是一种真正合理的政治文明。为此,恩格斯设想了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形态,应该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目标。本文拟从经典作家上述分析出发,以世界历史演变为透视点,审慎考量,以求勾勒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目标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同一性。
资产阶级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它挥舞着“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把市民社会从传统政治桎梏中解放出来,消灭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同一”异化状态,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获得了“并列存在”,并把被古代社会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也即把市民社会由手段还原为政治国家的目的。从而粉碎了传统社会束缚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精神的羁绊,获得了独立的、利己主义的市民活动。这样,就使个性获得了空前解放,“公民”也随之被宣布为社会成员的独立主体资格,享有人权和公民权,人的尊严和价值获得了普遍意义的肯定。这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也加速了人从社会关系解放出来的历史进程。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在经历了欧洲中世纪漫长的黑夜之后,文艺复兴运动拉开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曙光。西方资产阶级以文艺复兴为先导,举起“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大旗同封建专制斗争并取得胜利,同时按照洛克和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和密尔的“代议制理论”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明实现了对传统臣民社会政治文明3个方面的超越。
其一,权利本位对义务本位的超越。在身份社会时代,没有国家和社会的明确制度分野,社会的即国家的,其中中国古代的“家一国”同构则是国家社会不分的典型。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被认为来自暴力,而义务作为权力的一种反向观照,自然被当作本位。至于权利,倒成了权力的一种“恩赐”,可有可无。在现代社会,首先,人认识到自己是人,是种有独立价值的存在;其次,人们也将他人作为这种主体人来认识并尊重其主体性。这样,人民的普遍权利在其中被深刻发现并要求支配一切。更进一步言之,社会(权利)不应再是国家(权力)的附属,而是异于国家(权力)的独立存在,它本身便是无可争议的目的;国家(权力)必须在充分的、健全的、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社会(权利)基础之上才有存在的价值,换言之,国家(权力)只能被认为源于人民的普遍权利并为之服务(保障权利,限制暴力)才有价值,否则,国家(权力)的存在便失去了根据或曰正当性。
其二,独立人格对依附人格的超越。权利的基本主体是自然人,法人的权利最终可以分解为个人的权利,所以,权利本位观念的基石是个人法律人格的自主。独立人格的观念从两方面促成政治文明的建立:一是,个人自主人格独立观念的普及,能促使国家尊重个人人格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利体系,只有国家把个人当作与自己平等的法律人格对待时,国家才可能与个人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二是,促使个人采取积极的行动护卫制度的价值,促进个人自觉遵守制度精神的养成。如果不存在自主的个人,那么人只是国家统治的对象,或最多是国家“实行民主”的对象,而制度也就只能作为单纯的强制而存在,从而处于同个人的对抗之中。
其三,平等制度对等级制度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明,脱胎于商品经济社会。关于商品级济与政治文明的问题,马克思发表过精深的见解:“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也是天生的自由派。”交换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5]因之,平等的政治制度,显而易见是现代政治文明关于主体关系的基准。法国《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看做自己存在的基础,看做不需要进一步加以阐述的当然前提,所以也就看做自己的自然基础。”[6]这样,随着私人权利的无限制扩张和私有财产的巨大分化,使物化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社会联系,从而把个人化推向极端,“公民就成了自私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还要低于他作为私人个体所处的领域;最后,不是身为公民的人,而是身为市民社会一分子的人,才是本来的人,真正的人。”[7]因此,尽管每个人都表现为公民身份和姿态,但他们的活动和追求却没能走出市民社会成员的活动和追求,反映着利己主义精神的“市民文化”,人的主体能力及自主活动呈现出分裂、片面、畸形和异化发展,造成了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人们“日渐的孤独、不安全,和日益怀疑他在宇宙中的地位,生命的意义,以及日益感到自己的无权力及不重要。”德里达曾经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十大弊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是一种预谋(为了最大利润而追求新市场、新技术和新全球竞争)的新失调;对无家可归的公民参与国家的民主生活的权力的大量剥夺预示了“一种国界和身份的新经验”;经济大国之间的经贸大战控制了国际法的不平等应用;资本主义国家鉴于自由市场的控制方面的无能而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政策;外债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大多数处于饥饿或绝望的境地;军火工业和贸易(常规武器和高技术精密武器)被列入西方民主国家常规的调整范围;核扩散甚至连国家机器都无法控制;借助电子技术使因古老的共同体、民族-国家、主权、边界、本土、血缘的原始概念而起的战争加剧;黑手党和贩毒集团日益蔓延;国际机构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操纵[8]。因此,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在由热情浪漫的颂扬和炫耀之后,在反思中开始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和谐结合的追求,人们也在“逃避自由”中寻找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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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唱歌的过程就是把自身变为一件乐器和如何使用这件乐器的过程。因此,要拥有良好的歌唱乐器,首先要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精神状态。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艺术理论论文:声乐艺术表现的灵魂。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声乐艺术表现的灵魂
古人云:"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在我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乐记》就已经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的看法,并描述了音乐是以怎样不同的声音表达出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等六种的不同心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准确地说明了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与人的需求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的反映,即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体验。《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乐记》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都是着重指出了诗、乐、舞创作中的情感的特点和作用,同时也指出了表现于艺术创作中的情感来源于客观现实的,是由一定的审美对象引起的。
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斯多德就把人与音乐的感情生活联系起来,认为乐调能反映出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一切互相对立的品质和其他的性情。波兰音乐学家丽莎认为: "音乐的内容是感情,而很少是唤起这些感情的那些现象本身。"苏联音乐学家万斯洛夫说;"音乐是一切艺术中最接近抒情的,"并认为:"承认感情在音乐中的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意味着,同其他艺术相比,音乐在表现现实的全部多样性,首先是通过感情的表现。"
在我国当代音乐美学研究中,也普遍认为音乐是一种表现情感的艺术。赵宋光在《论音乐的形象性》一文中说:"音乐则是重表情的,主要是通过表达情感来使人联想起那些曾引起类似情感反映的许多对象和情景,而以摹拟因素为辅助。"因此,我们认为提出"音乐是表现感情的艺术"或"音乐主要是表现情感的艺术",应该说是抓住了音乐表现内容最主要、最核心的东西。总之,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人对现实生活的心理感受,尤其是情感态度的艺术。
歌唱艺术即我们所说的声乐艺术,他是由音乐与诗、词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具有声和诗、词两者共有的艺术功能。情感表现则恰恰是它们共同具有的显著特征,从而使表情成为声乐艺术的主要表现功能之一。声乐艺术的表情有"三情"即诗情、曲情、声情。这"三情"所形成的整体情感,都要通过最后的声情来加以体现,声情是音乐艺术整体情感再现的核心环节,它是集多重主观情感于一身的重要载体。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认为的:"歌唱是情感的产物",是"情感要求表现"的。故而,歌唱者的声情应该由取自作品本身的客观情感和来自自身能动的创造情感两个部分构成。
欲把声乐艺术作品中的声情准确地表达出来,作为一个优秀的歌者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3.1 善用脑。
要善于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有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理解事物的能力。对歌曲所反映的生活、内容能够通晓,认识上有一个深度。作为学生,对老师所提出的要求能够理解;对自己唱法上的问题能够明确;能够有效地把握练习的方法,不断地提高歌唱能力。对自己的歌唱做到心中有数,有"自知之明",有独到见解和创造性,这是发展歌唱能力的主导力量。在歌唱中要善于用脑,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学会辨证地看问题,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问题对歌唱艺术非常重要,不能忽略。
3.2 善用心。
音乐是表演艺术,一个歌者需要有分析、理解作品内容和体验作品感情的能力,并且会用歌声去表达作品的内容、思想感情,这是歌唱者应当具备的表现能力。歌唱的表现能力是多种智慧、能力的综合:
(1)对音乐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及人物的思想感情、神态和事物的内涵有观察、分析、理解能力;
(2)对音乐语言、音乐表现手段所表现的感情有感受、体验和认识能力;
(3)善于运用歌唱的技能技巧,把所理解的内容、感受的情感用歌声表现出来的表达能力。如果歌唱者没有分析、理解、感受、表达歌曲的能力,纵然有好嗓子,却因唱出来的歌很平淡、少激情,虽背的很熟,就是不感人,也就达不到歌唱艺术的目的和要求。因此,歌唱者要善于感受、体验歌曲的情感,领悟其内涵,用歌唱技能、技巧把它表现出来,这是使歌唱富有艺术,表现力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3.3 善修身。
俗话说:唱歌的过程就是把自身变为一件乐器和如何使用这件乐器的过程。因此,要拥有良好的歌唱乐器,首先要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精神状态。要用歌唱乐器来唱歌,就要学会重新制造它、调理它、使用它、爱护它,要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歌唱乐器的最好功能,保持它持久耐用,唱得动听、感人,这就要学习正确的歌唱方法,掌握适合自己嗓音条件的歌唱技术。否则,即使你有好的嗓音本钱,好的歌唱乐器,没有好的歌唱方法,你的好的嗓音本身得不到正常发挥,就可能被损伤或被埋没掉。所以歌唱者不仅要有良好的声音素质,还需要学习正确的歌唱方法,掌握适合自己嗓音条件的歌唱技术和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歌唱训练过程,这样的歌唱训练过程,是对歌唱乐器的制作、调理和再整顿的过程。一个好的歌者必须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三者要协调发展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情感是歌唱艺术的灵魂。歌者要想演唱好一首声乐作品,需要通过歌者运用高超的演唱技巧、发挥丰富的想象力、然后协调自身的音乐修养、文化修养以及生活阅历,在运用恰如其分的眼神、表情、形体动作等,将自己全身心地融入到声乐作品所表达的感情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让听众接受歌者演唱的声乐作品,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听众产生情感共鸣。可见,歌唱艺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情感"。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说过:"艺术的精髓并不是技术,而是心灵,一旦心灵可以毫无障碍的自由表达,便能创造出完美的音乐艺术效果。"音乐是情感的艺术,著名音乐评论家李凌曾经说过:"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唱歌就是唱情,声音只是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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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专注于将旧的制度和价值系统击垮并摧毁,提出了一整套的战术和战略构想,这部分类似中国古代兵家和纵横家的领域,经过了历史的实践检验,已证明其行之有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论文,欢迎阅读!
《浅谈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摘要: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指毛泽东思想内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们贯串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贯串于毛泽东思想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基本方面有三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形成得益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通过长期艰苦奋斗的革命工作总结。它们很好地丰富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完整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并且发展毛泽东思想,就必须深刻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特别强调在新的形势下,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并对三者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作了深刻阐述。学习贯彻好讲话精神,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搞好党的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同志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者紧密联系,是一个用中国语言、中国风格表达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它们又各自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和指导意义。它们的形成和确立,大致上是在同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尚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大的“左”倾错误。三次“左”倾错误虽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危害程度也不一样,但其根源都是犯了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把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的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极大损失甚至严重危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逐步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对建党以来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系统清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形成完备的理论形态,分别被确立为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党处理外部事务的重要原则。从此,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通过进一步夯实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毛泽东思想得以系统地形成和确立,成为中国共产党科学的指导思想。
后来的实践表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精髓。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根本的。只有真正坚持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能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生长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他就是从恢复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重要设计,都是遵循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和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在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都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不仅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精髓,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活的灵魂和精髓。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仍然是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活的灵魂和精髓。
二、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把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的必然要求
党的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后,同志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越到这个时候,任务越艰巨,情况越复杂,困难越多。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搞好党的建设。1945年2月,当抗日战争胜利曙光开始展露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关注更多的是党的状况。他告诫全党,“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现在历史又到了这样的时刻,到了一个需要全党有一个更好的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的时刻。最根本的,还是要真正解决好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基本立足点的问题。全党只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才会有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才会有敢作为、勇担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才会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政治自信和前进定力。
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党在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症结大都还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上,在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或者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上。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在此之前,他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指出:“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应,都是脱离群众的。”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指出:解决党风问题,“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
今天,党在思想、作风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究其主要原因,仍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没有很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因此,我们要有效解决党在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是要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教育与实践入手。党的以后,同志明确指出,“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解决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党中央部署了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不是一劳永逸的。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这三个“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突出体现了我们党对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鲜明态度和不变立场。
三、在新的形势下,把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牢记于心付之于行
讲话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
在坚持实事求是方面,讲话提出,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些要求,拓展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揭示出实事求是不只是实践环节的要求,而且是理论创新的要求;不只是对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要求,而且是对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要求。
在坚持群众路线方面,讲话提出,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的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这些要求,凸显了人民主体地位的观点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特别是提出真正让人民评判党的工作的新思想,为党的群众路线注入了新的内容。
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面,讲话提出,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讲话在阐述这些要求时,把独立自主提到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的高度,使独立自主的思想得到了新的升华。这些要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品格和底蕴,充满了走自己的道路的信心和前进定力,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讲话的上述要求,是对党提出来的,也是对每个党员、干部提出来的。其中特别指出,我们要“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要求不难理解,难的是付诸于行,特别是时时处处付诸于行。时时处处付诸于行,需要一种持之以恒艰苦实践的精神。要时时处处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深入到实际中去了解事物本来面貌,了解新情况、新问题,并且要勤于思考和分析问题;要时时处处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且要与他们同甘共苦。独立自主,对党员、干部来讲,主要是要对党和人民在长期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保持一种政治自信和定力。
要真正从书斋和书本里走出来,从别人的影子里走出来,到实践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寻找自信与定力。要做到这些,无疑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与汗水,牺牲自己更多的生活享受。付诸于行,首先必须牢记于心。这就要求我们把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内化于心,使之成为一种内在的思想修养,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这样,才能使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成为一种自在的状态,成为一种常态。
浅析高职院校学生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厌学现象
一、高职院校学生对《概论》课厌学行为的特点及表现
1. 高职院校学生对《概论》课的厌学行为特点
所谓的高职院校学生对《概论》课厌学行为指的是高职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课程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课程学习的消极、对立、不配合等情绪,从而出现一种背离教育者期望目标的反向行为。这些行为具有鲜明的特点,归纳起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消极性。这种特点体现在高职生行为上,表现为他们面对教育时在行为意向上具有与教育者意图相异的消极倾向,呈现出被动、消极应对《概论》课教育的行为特点。
第二,反向性,指的是高职学生思想和价值观表现出与《概论》教育期目标相背离的现象。其表现是高职生淡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对传统社会价值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同时对非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却逐渐接纳和认同,在价值取向上则从单一趋向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反向的离心倾向。
2. 高职院校学生对《概论》课厌学行为表现
高职院校学生对《概论》课厌学行为表现指的是高职学生在这门课程学习对此门课程持厌学情绪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课堂表现,出现频率较高的主要有集中在听课出勤率低、听课抬头率低、前排就坐率低三个方面。
第一,听课出勤率低。从小学、初中、高中乃至高职,思想政治课开设内容大致无二,很多道理或理论于文科学生来说已经烂熟于胸。所以,很多学生开始质疑高职开设这门课程的必要性和实际有效性。再加上,尽管高校在开展这门课程的时候已经说明是公共课,由此,出现了学生到课率和出勤率低,甚至有的学生长期不到课堂上课的现状。
第二,听课抬头率低。可以说,很多高职生在刚入学之后,特别是在参加完军训之后,都有较高的纪律性,各门课程的学习也能够准时到,很少有缺课的情况,课堂上也能遵守纪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纪律性慢慢地降低,很多学生也开始有选择性地挑选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或者是在课堂学习中挑选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爱情方面的、社会一些焦点等)进行听讲。尽管我尽量根据时政与学生进行探讨,也安排了多次实践课的内容,但学生兴趣度不高,更多的时间会在课堂上做其他的事情。
二、出现上述问题及想象的原因分析
1.学生方面
相对一般的本科院校的学生,就高职院校学生而言,他们有务实性质强、生源文化知识基础薄弱、学习目标不明、学习意志力薄弱等问题。务实性强导致他们只会对就业有帮助的学科进行有选择的学习,而《概论》课作为一门“副科”,多被学生列为无用课程。不少学生认为上《概论》课纯粹是浪费时间,不如多看看专业课方面的书,或者多看看外语和计算机,多考几个对自己以后找工作有帮助的“证书”。从而导致这部分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讲,只专心做自己的事情。由此,不切实地了解学生内心世界,有针对的进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难会收到有效的教学成效。另一方面,高职生生源文化知识基础也比较薄弱,也就是说教师如果不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有针对地课程内容调整,设计符合学生学习水平的教学大纲,势必会导致其学习效率低下。同时,由于其基础薄弱,也会导致学生对自我的评价普遍偏低,更缺乏远大的理想和坚强的意志,在学习上容易放松要求,缺乏进取精神,导致意志力比较薄弱。
2.教师方面
《概论》课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教师必须要有足够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吃透教材、切实结合学生学习实际,这样才能真真切切去驾驭它。但是,在现实中,思想政治政课教师队伍中多混有非本专业人员的加入,这样教学效率必然大大折扣。另一方面,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中,一贯的“灌输式”理论讲授照样存在。虽然,不少老师有针对性地加入了多媒体技术教学、增加了师生互动等等,但是也存在简单化、绝对化的问题,使学生依然认为思想品德课地教学“假、大、空”而不愿意去学。
三、针对原因分析提出的相关解决办法
1.整改教学内容
目前,高职院校思想品德课的内容选择与本科院校教材规定的内容大致相同,相关的针对性比较差。所以,任课教师要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出发,有针对性的整合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内容。
2.加大思想品德课专业师资力量建设
对于在职教师,要加大在职教师出去的培训、考察力度,注重任课教师师风、师德建设,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水平。如:现有很多教师都是闭门造车,缺乏与时俱进的教学能力。对于师资数量,要积极扩充,改变过去那种什么学科教师都能上思想政治课的现状,让专业性强的教师对口教育。
3.改革现有教学方法
对于思想政治课,每个学校要有针对性地扩展使用多媒体教学的力度,尽可能多的使用先进的教学工具。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防止现代化教具的滥用,仅把多媒体作为教学的一种辅助工具。在课件的制作上,不可花哨,更不能上课只对着多媒体“目空一切”,忽视学生的反应和感受,否则同样会引起学生反感而达不到教学效果。此外,要积极拓展将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延伸到课外的思路,充分开发课堂之外的教学途径来实现思想品德课教学的目标。
4.重视对学生的引导
重视对学生的思想引导,特别是教师要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个人魅力感染学生,让其亲其师,信其道,进而使他们更加乐于去学习、愿意去学习;为让更多的学生参与《概论》课的教育,不仅仅是教师本身一味的讲授,而是让学生去预习,做课件、找案例,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进入到课堂中来,挖掘他们的潜力,提高他们的兴趣。
《浅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以及我党的其它一些理论成果,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我党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体现。党的十七大明确将邓小平理论等一些列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理论成果归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并将毛泽东思想与其相并列,这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同等的重要性。虽然二者隶属于我国不同的发展阶段,是在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所发展出来的特定的理论体系,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与毛泽东思想完全并列的,而是对其的继承与发展,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一个突破的过程。
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
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革命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革命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毛泽东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同样要深刻学习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涵,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其内容涵盖了军事战略、军队建设、文化工作、党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政治工作等六大方面的内容,以上六方面的内容既可以独立于彼此而存在又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贯穿于以上六个方面的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不仅以其先进性和现实性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奠基建设的毛泽东思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尤其不能有效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运而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关注点是经济、社会的改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完成了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实现了国家经济的大发展。“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聚焦的是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加强党的建设。而科学发展观侧重的是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探寻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我国政治建设、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探讨
(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先导
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开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知道,加强我党的理论建设工作,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我国的革命实践中,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为我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思想不仅开创了一项先河,也为新中国的发展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根基。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实际的需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趋势。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实现,有赖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创立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无论是对中国的社会建设还是历史发展都影响深远。从其作用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奠基性的作用。
虽然二者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有着不同的社会指导作用,但是二者都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鲜明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努力。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的智慧结晶。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前者为后者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后者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继承了前者的品质,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工作的侧重点和奋斗的目标。其理论内容和理论风格均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在发展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沥青了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探索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些在后来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所以说,二者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关系,都是开放性、发展性的理论体系,都在不断的运动中完善自身,适应时代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以达到实事求是的目标。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随着我国政治与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毛泽东思想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是对中国实际的体现,是实践对于理论的丰富,是社会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党内国内的具体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出了进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虚心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但是切忌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在这方面,历史的经验教训让我们醒悟,也让我们铭记,任何先进的理论思想都要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进行指导。我们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让理论正确地指导实践,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让中国特色的理论去指导更多的实践工作。
由此可见,国内改革建设遇到的挫折使得我党认识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完善理论的重要性。邓小平理论着重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开放拉动经济建设,并且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思想主要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中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观点。“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在我党面临严峻的内部建设问题的大环境下提出来的,集中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毛泽东思想中对于党的建设也做出了重要指导,因此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完善。科学发展观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瓶颈期时提出的,主要为了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措施,但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使得经济增长的后劲不足,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解决现阶段面临的发展难题的出路,因此科学发展观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发展的理论在现阶段的继承和丰富。
三、结语
无论是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思想,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正是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胜利,社会建设也有了初步的成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科学发展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二者虽然隶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解决不同的历史问题,但是二者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其一脉相承的关系一目了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基础,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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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特殊意识形态。旧时由于人对自然的未知探索,以及表达人渴望不灭解脱的追求,进而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使人对该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体系,与民间神话一样,其也有自己的神话传说,彼此相互串联,其是一种心灵寄托。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宗教热:灵魂的痛楚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近年来宗教热再度兴起的艺术现象,已不是简单地以世俗化的眼光去表现宗教题材,而是试图将世俗生活宗教化。他们的图式生成过程具有很大程度的悟性和艺术直觉特征,但同样反映出当代艺术家的焦虑。
【关 键 词】宗教热/灵魂的痛楚/美术创作
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宗教文明已有五万年左右的历史,而有宗教色彩或宗教意味的文明现象,可能要追溯到十多万年以前,即人类“走出非洲”慢慢地在亚欧等地稳定下来之后。宗教现象的出现,最初可能有三种原因:第一,从诸如电闪雷鸣、旱涝天灾等自然现象的神秘和恐惧的心理中,逐渐形成了“自然神”的宗教观念;第二,从对诸如梦境、疾病特别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引起的幻境、人体神秘能力(如性体验、生殖能力、血缘亲情)等神秘心理中逐渐形成了“神秘性”的宗教观念;第三,由于人类在其诞生之初就属于一种社会性群居生物,因而从对诸如权威者的长期敬畏心理、对具有某些超常能力者的神秘心理和崇拜心理中滋生了这样那样的“信仰性”的宗教观念。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第一,宗教文明具有神秘性、异己性和威慑性等特点。第二,宗教文明是围绕着对宗教主体的生命的渴望、尊重和认识等活动形成的。但是,由于宗教对生命的理解是建立在神秘性、幻想性基础上的,因而它对人类生命越是尊重便越发压抑,越是渴求便越发危害。
我们注意到首届中国油画展明显地昭示出的宗教热再度兴起的艺术现象,但已不是简单地以世俗化的眼光去表现宗教题材,而是试图将世俗生活宗教化。由于现世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丑恶,又太缺少精神信仰,所以年轻的画家们才不约而同地在平凡人生中寻求一种宗教情感与宗教精神;才不约而同地越过倾向世俗的文艺复兴盛期去追慕几位早期原始派大师的艺术风格与艺术精神。在这些大师们(以弗朗西斯卡为最)的作品中,显然还保留着与中世纪相通的那种“宗教感”和造型趣味,画家们的这种追求,正好为古典画风的形成找到了合理的精神内涵——把艺术作为弘扬人类崇高的向上的永恒精神的途径,艺术在此只是通向“彼岸世界”的手段。当永恒精神作为信仰和理想趋向目标时,就有了宗教意识,所以许多画家选择了宗教题材,如韦尔申、王广义、舒群、丁方、沈勤、谷文达、成肖玉等等。《江苏画刊》1986年第4期发表了王广义《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绘画》一文,表述了一种近乎拯救人类的基督精神和陈述了时代的绘画的要求:
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要我们严肃地静观一下目前绘画界的现状,就会看到一些追求现代风格的画家们,仿佛在创作的泥泞中挣扎,那种健康的、崇高而庄严的精神愈来愈远离了我们。
返回原初,高扬人本的崇高与自然的和谐,建树一个新的精神模式,无疑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画家们的共同目的。
绘画应准确地转换出崇高的理念,不应是病态的和刺激的。在这里,人本的力度精神和美的组合性将构成健康的张力场而作用于人类社会。
这种具有上升感的绘画,从其外观上来看,应带有“斯特拉斯”(德国的一座著名建筑)那样的形态,它腾空而起,崇高壮观,浓荫广复,而千枝纷呈,在它的巨大而和谐的一体之中,表现为一种崇高的理念之美,它包含有人本的永恒的协调和健康的情感。
……在我们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使绘画建立有序结构的最理想方式,就是高扬一种崇高而健康的文化精神。通过绘画将这种崇高而健康的精神得以呈现的画家们,将是恢宏的所有者,将伴随着时代而前进。
费尔巴哈说过:
“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而这种依赖感的对象……就是自然。自然是宗教的最初原始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和一切民族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1](P1-2)恩格斯在谈到宗教是人们日常生活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时也指出:
“在历史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2](P354)
自然崇拜是原始宗教中的最早形式和最初内容。
人对自然的崇拜,莫过于人把自然看作人类起源的认识更早、更重要了。在若干民族的创世神话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人类对自然本身的崇拜痕迹。如汉族创世神话说“人乃女娲用黄土造成”。而在我们年轻的画家宣言、文章、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自然的崇拜。如丁方所说:
我无数次踯躅于边塞高原那清寒的崮峁上,流连于那些被流沙几乎湮没的峰火台旁。当我俯瞰着黄河是如何酷烈地穿过高原;
当我远眺连绵的崮峁与荒漠流沙犬牙交错,并如何凝固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性地貌形态;当我仰望那在高原、戈壁的尽头巍然矗立着的高远雪峰,一种如溶岩般的热流,便渗入到骨髓深处。
血液中的声音告诉我,唯有高原才是你的生命投入朝圣旅途的基点。
望着那逐渐聚敛成坚定方形的崮峁山峦,正沿着火焰的边缘,缓缓下降。复而上升,我的心便如泪泉之谷那般溢满。
一缕金光,从浊重的晚霞中透射出来,掠过所有山顶,直射在一道深渊那边的山体上。呵,正是这神圣的君临之光,赋于了那原本陷于卑污中山体以高贵的形态,它犹如年轻英俊的王子头戴王冠,客姿傲然。而那些无缘蒙受金辉朗照的山峰则面目愈显昏暗,只能向着那光华降恩的中心唏嘘嗟叹。
在屏息默察中,山体的幽暗部渐渐与大地夜空融为一体,而那光华则愈显耀眼夺目,最终化为一道圣焰的幻形升腾而去。
……
它照耀着伫立于清静山顶的身形,在数座山脉的拱卫下,平稳地向我走来,我最大限量在展开只是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那皑皑白顶的容颜,永远在灵魂颤栗的时刻搀扶着我;使我犹如在流浪中拾到黄金一样,满怀感激地匍伏于地……”[3](P201-203)
丁方的这种回归意识,其深层原型仍是在于人的寻找保护,寻找生存的本能,呼喊回归自然也便是渴望回归母体。从1983年夏至1986年,丁方连续对西北大地(黄土高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地区)进行了几次体验。从1983年到1984年他所创作的一批作品便显示了他从孤独中步出的力量。1984年底,他的作品开始进入《城》系列时期。这一主题来自于他对黄河两岸及戈壁荒滩上无数古旧城堡的感应。这些古堡在画家眼中成了沟通与历史记忆维系的象征。由此开始,他的画面上的物像造型与整体结构变得日益严峻和硬朗,充满了激烈动荡的因素。城的本体也严峻、繁复而浑厚,它周身凝聚着隐匿在历史迷雾深处的苦难。于是乎他在整个《域》系列的每幅作品视觉中心处都有意识设置一个闪烁于极远处的神秘微光:它暗示着某种新的转变之必然到来。这种必然性最终在《走出城堡》一画中达到了高潮:对一个新的境界的瞻瞩,通过画面上方远处的那一片光辉而被昭示出来。
经由《走出城堡》,渐渐地在丁方的作品中出现了巨大的面具形象。它源于画家在体验古堡的同时,对高原整体形态的感悟。它作为生命存在于深邃的历史之梦中的原始象征,凸现于沉重的结构内,似乎在呼唤着苦难。尽管现代人可以在城市日常生活的奔忙中忽视这呼唤,但却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在《呼唤与诞生》系列中,画画严整的结构安排与浮雕手法的运用旨在最大程度地表现承受痛苦的坚韧意志力,以及人格化了的面具从大地中凸现出来的张力。逐渐地象征历史苦难呼唤的青铜面具的造型日趋锐利,并最终锻造成燃焰般的剑形,这便是他的《剑形的意志》的造型基础。对意志和痛苦二者间张力的表达,是这一短暂性的压倒倾向。但丁方却未止步,他不断地净化自身,聆听启示,聚集力量,结果便产生了《悲剧的力量》和《走向信仰》系列。进入90年代以后,丁方的创作基本集中在现代人心灵的蒙难体验方面。即是以纯粹的视觉语言精神化的表现,来隐喻现代大机器工业文明中物质对人的压迫,以及物质繁荣表象下的精神荒原本质。这一时期的作品改变了那种过多依赖____元素进行精神境界显示的模式,而是将宗教情感与坚涩凝聚的笔触,与惝恍速离的物像有机地融合起来。这无疑标志着丁方艺术思想的成熟。黄土高原及其城堡再一次返回画面。然而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画家的视点发生了自上而下的变化。
早期作品多以平视甚或仰视的角度观照对象,反映出画家对土地的痴迷与眷恋以及植根于其中的坚执;近作则往往采取俯视的角度,既象征着画家对地域的超越和精神的凭虚漫游,又具有一种从高空向下俯冲的疾厉而悲壮的动感。1991年丁方完成了《言成肉身》、《皈依之途》、《迷津》、《恳请降临之地》、《高原酷流》、《圣十字的君临》等一系列作品。《迷津》的主导意象似乎来自博尔赫斯的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画面中纵横交错的路径,从光亮处穿过并没入幽暗之中;苍茫的黄灰色在灰兰色调的衬托下被推向遥远的天际,直至与莽莽的长天宇宙融为一体。生命的符码与历史的遗迹,命运的乖戾与未来的不测,均在那微显斑驳的画面肌理中呈露。在《恳请降临之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内在的神秘恳请在楔入大地的躯体中涌动。《圣十字的君临》试图证实:这是一次跨越地理、民族、历史范限的、生存论意义上的与神圣的相遇。《魂迷的居所》仍然意在隐喻现代灵魂陷于迷津的困境。《忧叹之路》与《救主的苦路》仍然在延续黄土高原的主题,但色调已从红黄暖色调的高亢转入兰绿冷色调的低徊。从中不难看出:丁方画路的显要标志是——从民族性地域走向个体性身位。在话语中的表达是:山恋——地域性的标识——被当作人体——身位的标识来画,反之,人体被当作山峦来画。
丁方的画语语汇是综合性的。没有一位艺术家会成为这种综合性的例外,这是个体性的言语行为的形成之途。问题在于:由语汇之综合性形成的言语个体性所显明的个体性之交往样式,成为何种个性心性和精神意向的显示。个体性的交往如何交往,一样有其意向性的选择。言语的个体性既是如此交往的原因,亦是其结果。个体间的孤魂相交的痕迹留在个体的言述之中。而丁方的画语之个性远远超出汉语言场所界限的维度。剑型的设定,哥特式建筑语汇的化用,十字架符号,受难画式的色彩,表现主义的渲叙语式,指示出个体间的孤魂相交在丁方身上的幅度和深度。用“西方的”或“____的”语符来描述丁方画语织体的个体性,甚至艺术批评式地指其为借用概念符号,只表明当代艺术批评或美学如果不是在无意中抑制个体言说的本真言述,就是在昭然自身语汇的贫困。
费尔巴哈在论宗教本质时,曾多次提出:上帝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的本质。他说:
人之对象,不外就是他的成为对象的本质。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么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就也有这么大的价值,决不会再多一些。上帝之意识,就是人之自我意识,上帝之认识,就是人之自我认识。”
又说:
“属神的本质之一切规定,都是属人的本质之规定。”[4]](P42-44)
因此,宗教艺术中的神的创造,极其深刻地反映出人类在自然困境和社会困境中的忧患意识。所以,宗教理性的画家试图用感性式“经验地”去表现永恒精神(超验的),或说用永恒精神指引着自己的感知来整合现象界。将现象组织成一种秩序,从而使假设的神和高高在上的原则在经验世界中对象化。王广义的绘画就明显地带有这种“秩序化”的特点。这种秩序不是世俗经验的,即不能完全与视觉经验对象对应,只能在心灵和情感之力方面体验。所以一方面将视觉经验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变得单纯而有共性,另一方面将这些净化了的视觉形象由按照永恒“原则”转化的画画的内部结构——“框架”和“力”组织在一起,即形成了特定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图式,这就是《凝固的北方极地》和《后古典系列》。
然而,韦尔申却偏爱、喜好和向往的一种质朴、深沉、庄重、永恒的东西,他总想在画面上体现出一种崇高和永恒的精神力量。正是出于这种表达的欲求,才促使他选择和借用了蒙族题材。韦尔申的艺术主张更接近于塞尚,塞尚一生都在努力使自己的感觉跟从于一定的结构,努力将自己的印象通过一定的形状和轮廓固定下来,凝炼成一种坚实、永恒的东西。韦尔申并不主张把人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他的造型原则甚至完全与此相反,他常常把人往僵、往痴、往板里画,画得像出土的陶俑(如蒙族妇女),直至“把人画死”,画得“灵魂出壳”。甚至将真实的风景画到如同一片化石所显现的模糊景象。然而,正是在这个通往“死”的临界线上,韦尔申从“死”的庄严中发现了“生”的永恒,让人感到有一种宗教般的宏伟与庄重。这里的“永恒精神”不是具体的上帝或某种神旨,像是康德的实践理性中的信仰,又像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念),但更像尼采的“全能意志”,这“意志”是人的绵延的生命力向上的启示,是“酒神艺术的永恒现象”,这种艺术表现了那似乎隐藏在个体化原理背后的全能意志,那在一切现象之彼岸的历万劫而长存的永恒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水墨表现出与传统题旨迥然不同的哲学意蕴,即从哲学意义上寻找永恒的本我,更多地体现了对宇宙、生命意义的追问,颇有一点宗教意味。他们的图式生成过程具有很大程度的悟性和艺术直觉特征。这种自觉追求使现代水墨获得了极大的艺术张力,进而折射出当代“人”的主体意识。比如,刘子建的作品常见墨团,幻化的水迹,肌理以及点、线的交错,令人深省并显示出一种时代特征——骚动般的激情。其实,它唤起的是一种不可解释的焦虑,用一种类似浑茫的理性洞察力,又结合谜一般组合的物体,以求达到那种既深邃而又神秘的水墨境界。而刘子建的《失去故园》、《抽象水墨》、《楚山魂游》等水墨作品则只求墨象的自由运动,那墨象的运动与运动的墨象互相冲撞、渗透、交响、融合而产生嘹亮雄浑的音乐感,久久回旋,似乎在这种墨象变幻的观照中,聆听到了一种“天籁”之音在心头回旋,又看到万古如斯的“易”的生命律动。
1988年刘子建大病一场并危及生命,令画家对生命的限度、对存在的意义,乃至死亡境界都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体验到了一种碎裂后的飘浮,体验到了不知何去何从的茫然。可以说,刘子建的人生焦虑不仅仅是一个画家个人的焦虑,同时折射出一种时尚,因为他同其他人一样不能向所存在的世界彻底皈依,又不能以超自然的力量对世界享有主权,这种对自然疏离,对社会的疏离,自然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焦虑之中,在人类进化的各阶段,人类从哲学、艺术、精神等诸方面的反省逐渐觉悟:人本身,他的思想、想象、行为、文化及自然的神秘都不是绝对的价值,不是最后的目标,人类伟大的思想巨人和人类伟大的艺术都表明,人、自然和经验世界在它的本身内都无法为自身的存在自圆其说。这种人类的悖论不仅在刘子建身上得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那就是他作品中驱之不散的幽灵——对现代生存环境的虚无倾向的深刻焦虑。
从《带窗口的自画像》中,我们看到了谷文达静穆、单调、孤寂的内心世界,那稍带悲剧色彩的重复组合,构成了一种宗教式的永恒原则。我们昔日曾有的那些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到哪里去了?哲学家们是把这一结局作为人类的必然命运揭示给我们的。宿命,这一坚硬的逻辑,对于我们仿佛是无法选择的。但人不是物,具有精神的品位。于是人开始了反抗。宿命和反抗,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主题。纵观当今世界,人们的反抗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功利主义,一是虚无主义。功利主义的反抗是幻象的,虚假的,其归宿只能是灰烬。虚无主义之为生命的反抗形式,那是不言而喻的,当功利的蛆虫忙碌于它的生活时,荒原在它的视野之外,荒原只对那些觉悟灵魂,才成其为荒原。生命在这个无法驻足的旷野漫游时,虚无作为无边无际的幽暗出现了,幽暗、冷漠只是一个背景,当生命剥落掉他一切的花枝叶蔓,在危岩陡崖上用冷笑漠视着这个荒原时,那才是虚无的反抗。
如果说一度谷文达对塞尚、毕加索推崇的话,那么,现在他认为杜桑才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如果说一度他对形而上的艺术本体充满宗教般虔诚的构筑之心的话,现在他更关注的是将传统观念和形式彻底推到极端的破坏手段。谷文达选中了用文字来作这一破坏手段的媒介,从而使画面内容不是通过自然界的形象传达出来,而是通过文字传达出来。我们可以把这种追求看作是传统的中国画“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观念的扩充。但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谷文达将山水花鸟形象改为抽象的水墨团块或超现实的形象,将诗文的意境意义变为偏旁部首、错字、倒字、漏字的组合,摈除了文字的通常意义的表义性,而突出了它在形体上的肢解和分离,并使其与抽象的水墨团块保持造型上的整体关系。像《正反的字》、《错位的字》、《无意的字》、《图腾与禁忌》、《我批阅三男三女所书写的静字》、《疯狂的门神》等就是这一类作品,也是谷文达所说的“审美过程”的语言文字,是对于人类无法穷尽的大自然的“内在真实”的某种宗教般狂热执迷不悟的解释。并进而通过“直觉”、“坐忘”、“静观”而领悟到科学和理性所无法企及的宇宙的“内在真实”,也就是将相对接近于终极实在的权力让给了宗教式的直觉,但这只是在直觉与逻辑接近真理的程度上比较而言。
在谷文达看来,人类根本不可能最终认识世界的本质,终极实在、“内在真实”根本不存在。他希望将悲剧与现实世界隔绝,并以自身的特殊性使欣赏者离开世俗经验,进入逼近崇高的彼岸世界的境界。所以谷文达心中的终极目的仍是宗教境界,从而使他愈来愈热衷于在破坏中创造一种超现实的环境艺术。西安展览后,谷文达作品的“反文化”、“反理性”色彩愈来愈浓,表现出一种宗教般的狂热激情。是的,在人们面对自然与社会难题,一时无法解决而显得软弱无力时,人们则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换句话说,在现实的苦难中,人们用宗教这一“幻想的太阳”来寄托生存的希望,用他们所创造的神代替他们去整治自然与社会。因此,走向神性的超越之路,展现为一种双重品格的精神,它决定了人类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承受着最大的痛苦和分裂,承受着最强的撕打和冲荡,历经虚元和死亡而能奋然超越的胜利之道。在人类的精神历程中,那声声旷野中的呼唤不时传来,苦难的世界之所以能闪耀出光辉的一面,实赖于这声声伟大的呼唤。
然而,我们时代的灵魂又是如此的脆弱,如此敏感,以至于艺术家们只会在自己身上咀嚼所谓“孤独的自我”。然而—个丧失了超越灵魂的孤单单的个人,无论他多么高妙洒脱,多么勇烈任性,也只能是些生活中的碎片或盲目的尘沙。人们的承受力是如此的弱小,自我的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损伤和失败,也会引起无限的感叹、悲伤和绝望。而在对破碎自我的咀嚼体验中,引伸出一些“新颖”的艺术形式,有观念性的,有纯语言性的,但是,没有超越的灵魂和内在精神,这些形式究其本质无疑仍是自然的,荒谬的,是对真正的艺术形式的最大的嘲弄和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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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师德是教师的灵魂,一个没有职业道德的教师就等于没有灵魂。关爱学生是职业道德的核心,一个没有爱心的教师就是没有职业道德的教师,也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或者说就不配当教师。由此可见,教师关爱学生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品质、素质、天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爱学生是大学教师职业道德的灵魂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大学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担负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大学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必须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而关爱大学生是教师的天职,教师要充实自己,学会去关爱,有能力去关爱学生。
关键词:大学生;关爱;师德;大学教师
职业道德是与人们的职业活动相联系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规范。教师的职业道德,简称为师德。师德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是教师的从业之德,是对教师这一行业的道德要求。它是调整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教师与群体、教师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它包括教师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范畴、道德修养、道德行为等内容。而爱学生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灵魂。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谈到不恰当的教育方法和失衡的失衡关系的危害时曾说过:在你的教鞭下不知会赶走多少爱迪生。可见,采用科学正确的教育方法,处理好师生关系,关系到教学质量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是大学改革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大学教师所从事的是教育活动,教育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天底下最伟大的事业,需要教师的身心做出极大的奉献。教育是培育人的工作,有其独特的特征,教育工作的最大特点在于他的工作对象都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活动着的人,大学生又是国家的栋梁,未来的希望。大学教师的许多工作量是无法量化的,他不像工人加工一个零件,应付多少劳务费,一件产品值多少钱。因此,做好教育工作,大学教师必须首先忠诚于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夏?D尊先生有一段名言:“教育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称其为池塘。没有情感,没有爱,也就没有教育。”这是古今中外教育实践的一致性结论。教师的职业道德要求教师正确处理事业需要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具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的精神。需要教师具有爱的奉献,这是做好教育事业的根本。大学教师只有怀有一颗爱心工作,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师职业,热爱每一个大学生,才能做好自己所爱的事业和工作。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爱是教育的基础,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上海教育界老前辈吕型伟也说过:“没有爱的教育是死亡的教育,不能培养爱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Noddings积极提倡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实施关爱教育,教师应该具有教学关爱的能力。他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道德的,将道德教育与教育重合起来,强调所有的教育行为、过程都应具有道德性,即关爱,否则不能称之为教育。她认为教师的教学关爱是有意义的教学本质,是教学的核心方面,是教师素质的核心成分。她强调师生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并非抽象思维方面简单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是关爱者和被关爱者的社会关系。大学教师的教学关爱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特殊成分,它既是一种关系也是一种行动过程。具体而言,是教师以学生发展为目标,通过教师对学生的理解、关注、可依性、尊重、肯定、负责等行为,在与学生互动过程中与学生建立并维持的信任的、支持的关系。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中,对师德的重视程度胜于对教学技能的重视,学生把“热爱、尊重与同情学生”列为最受学生喜欢的精神品质之首。由此可见,教育只有充满爱才能进入学生的内心深处。
教育是一门艺术,只有走进学生心灵的教育才是真教育。爱是教育的原动力,教师关爱的目光就是学生心灵的阳光。教师要学会爱,需要运用恰当的方式去爱。师爱是一种母爱,但又超过母爱,既要有母爱那颗真诚、炽热的心,更要有超出母爱的科学和理性。师爱是伟大的、神圣的。师爱是人类复杂情感中最高尚的情感,它凝结着教师无私奉献的精神。师爱没有血缘和亲情,没有私利与目的,然而这种爱却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当学生学习、生活等遇到困难时,教师热情的帮助是对学生的爱。教师热爱学生,一要关心爱护学生;二要平等地对待和尊重、理解学生;三要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四要严格要求学生。教育心理家研究表明:自信心对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人获取成功的精神支柱,只有赏识学生,学生才会有更大的自信。口头、书面、眼神和动作等都是表示赞赏的重要手段。对学生充满期待也是爱学生的一种表现,可以增加学生的责任感。惩戒也是一种爱的表现方式,在惩戒的过程中老师要严肃地指出学生的错误,告诉他犯错误就要接受惩罚,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总之,只有恰当的运用爱的方法,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就会事与愿违。
大学教师是向大学生传递人类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专业人员。教师需要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练就一身过硬的职业技能,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真正做到以身立教,德识统一。教师职业技能集中地表现为教书育人的本领,教师教书育人的效果。提高教师职业技能,一要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更新知识。要帮助大学生打开人类知识的宝库,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教师本身必须学富五车,才疏学浅是无法完成如此艰巨任务的。这就要求大学教师必须终身学习,不断进取,适应现代教育事业的要求。二要懂教育规律。教师要认真研究和掌握教育规律,不断转变教育观念,树立新的教育观、教学观、学生观,采取科学的方法教育大学生。三要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管理是科学是艺术,教师必须掌握教育管理的基本理论及其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大学教师是爱的传播者和收获者,教育管理重在探寻规律,教师工作艺术贵在读懂学生,因材施教。四要勇于实践,不断创新。树立先进的教育思想观念,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只有这样,大学教师才能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才能用渊博的知识和优秀的人格魅力去爱大学生,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五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当大学教师要热爱这个职业,而且责任重大,教师的高境界就是凭天理良心把事业干好,时时处处为人师表。但同时,又要关心爱护学生,随时放下教师架子和学生融为一体,如同知心朋友一样。 五、关爱学生是以学生为本的核心
培养大学生是大学的责任和使命,大学生是学校教育工作的对象。因此,大学应树立以大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教师在进行教育工作时要以学生为核心,以学生为本。要求大学教师爱校、爱岗、爱生、把爱心与责任作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学生为本,其核心体现在爱学生上,它是道德情感教育最有力的手段,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被关心、被爱护、被信任、被尊重的需要,这些需要一旦被满足,人就会产生积极的情绪,从而转化为催人奋进的内部动力。具体的做法有真诚地赞美学生,坚信学生一定能成才,捕捉学生的闪光点,关注学生的每一点进步。当学生意识到教师是真正关心、爱护他时,内心会受到鼓舞,感到充实和愉快,良好的师生关系就越能迅速的确立起来并得到健康发展,这种爱的情感交流,是学生成长的催化剂。因此,实施教育时要尊重学生的人格与个性,理解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信任学生的理想和价值;教育导行时要热情激励学生,与他们共同分享悲喜,还要主动关心学生,学会宽容与耐心,更要真诚地提醒犯错的学生,和他们一起分担错失。只有时刻把学生摆在心中,多为他们着想,学生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主动提高自己,教育才能收到最佳效果,才能培养高素质人才。
关爱学生是教育好学生的基本点和出发点。只有关爱学生,做学生的知心朋友,才能与学生建立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对学生的爱,不在于传授多少知识,讲清多少道理,而是理解、尊重和关爱。因为“爱是理解的别名”(泰戈尔语)。理解学生,爱才会具体而丰富,才会无处不在,才会使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充满温馨。著名教育家爱默生说:“教育成功的秘密在于尊重学生。”好学生要尊重,犯错误的学生更要尊重。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在处理犯错误的大学生时更要注意场合,注意方法,每一句话、每一个神情都要从尊重学生的角度考虑,用信任的眼光看待学生,这样易于进入学生的内心世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现在的大学生许多是独生子女,而且大多数同学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他们从小生活在备受宠爱的环境里,有些家长对孩子的优点溢美有加,对缺点却视而不见,更有甚者,由于爱屋及乌,孩子的缺点在他们的眼里竟成了优点,以致很多学生从小到大只能听表扬,听不得批评。于是,当这些大学生犯了错误受到老师批评时,不会从自身去找原因,反而一味地怨恨老师,认为老师对自己存有偏见,觉得自己受到了天大的委屈,甚至因此对老师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会出现一些十分幼稚的孩子气举动。这时,老师若是为了树立权威,因为学生的一点过错,就与学生“硬碰硬”,则会激起学生进一步的叛逆行为,即使筋疲力尽,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反之,若是老师真正地关爱学生,从他们的角度出发,从内心去理解他们,大度地宽容学生的各种孩子气的举动,并用一些迂回的、巧妙的方法去教育学生,就能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从而真正达到教育的目的。
总而言之,大学教师的师德要在爱中体现,关爱学生是师德的灵魂。教师对学生的是一种特殊的情感,是一种无私的爱。教师要具有无私的爱,必须高度重视个人修养,端正教学思想,终身学习,更新知识结构,以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常识、博大无私的爱去感染大学生,成为他们心中的楷模。同时,关爱也学生也是一种艺术,怎么表扬和批评学生才是恰当。总的来说,大学教师应当常记人民厚望,教书育人应不负历史重托,这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永不忘怀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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