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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培育新问题的解决实质上就是创新能力的体现。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几点思考相关数学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几点思考
如何培养学生在数学学科上的创新思维、塑造健康人格是当今教育和教学正在研究的重要问题。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一针见血指出:“中国学生的动手能力差,创新精神不足,这是与美国学生的主要差距。”应该说,这一评价是切中时弊的。那么我们的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是如何失去的呢?这当然从教育本身找根源。学生学习负担沉重,教师教学形式单调,磨灭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对数学现象的好奇心,机械模仿式的题海战术,泯灭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可见,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教育内容的更新、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教学内容没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教学方法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结合几年来的教学实践和近几年来试题、中考题谈谈自己在数学教学中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几点粗浅认识。
1 创设情境、设疑启迪,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浓厚兴趣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思维从问题、惊讶开始。”“疑”在心理学中称为“怀疑感”,它是对现有理论的探求,并加以评价的体验,不断探索未知领域的怀疑是未来人才不可缺少的可贵心理品质,而引疑的关键是教师善于设疑。宋代朱熹也说过:“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因此成功地创设情境,教师不断给学生思维的契机,处处设疑、激疑、释疑,不断促使学生强烈的需要和动机,从而改变被动状态,主动学习,独立思考。
如“幂的计算”一节,在教学中,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将一张0.1mm厚的白纸对折30次后,请估计一下它的高度,学生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6cm,有的说7cm……,于是,我说,我们学习了“幂的计算”,再计算一下它的高度,你定会瞠目结舌。怀着浓厚的兴趣,在一种无形力量的驱使下,个个认真听课,而且很快掌握,验算结果,大吃一惊。问题太诱人了,数学真奇妙,学生由衷地感叹道。
2 发展学生空间想象能力,促进创新思维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净化的源泉。严格的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如在“中心对称和轴对称图形”一节中可以设计一道这样的思考题:世界上因为有了圆的图案,万物才显得富有生机,
这类问题往往没有明确的探索方向,需要学生对具体问题仔细分析来寻得,学生中有种种不同的回答,种种不同的创新。能引导学生把知识串联思考,充分展示他们的空间想象力,这样有助于学生克服思维定势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3 加强学生的探索能力,激发创新思维
在教学中设计一些探索性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灵活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因为这一类问题是在给定条件下探索不明确的结论或由给出结论探求满足该结论所需要的条件;并且在同一条件下往往可以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得出同一结论的条件也往往不只一种;证明一个结论的方法也往往不只一种。
例2 已知直线y=-x+4与x轴、y轴分别交与点A、B两点, P点的坐标为(-2,2),求△PAB的面积?
对与这个问题不同的同学会用不同的方法,在解完求△PAB的面积后让同学进行了反思归纳:已知三角形三个顶点的坐标,求三角形的面积有几种方法、如何解?
方法一:直接计算法。计算三角形的某一条边长,并求出该边上的高。
方法二:分割法。选择一条或几条直线,将原三角形分成若干个方便与计算面积的三角形。
方法三:补形法。将原三角形的面积转化为若干个特殊的四边形或三角形的面积之和或差。
这些方法、结论虽然存在着差异,但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问题的本质,教学活动中,教师在鼓励学生进行积极的探索,同时应该充分肯定学生的每个方法和结论,以便更好地调动学生探索数学问题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4、 培育新问题,提高创造性思维
把经过调整组合而成的新的结构,新的题型称为新问题,如开放题,实际问题的数学建模等。学生对培育新问题的解决实质上就是创新能力的体现。作为教师精心创设新颖有趣、引人入胜的问题,诱发学生学习动机,启迪思维,激发求知欲望,使学生能自觉调整或改变原有的认识结构,接受新知识,解决新问题,不断提高创新思维的质量。而且开放题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让学生在观察、猜测,动手等一系列活动中探索,最大限度地给学生创造思维自由驰骋的时间和空间,使学生的思维得到延伸,发散,拓宽。
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教育的首要目标在于培养有能力创新的人,而不是重复前人所做的事”。因此笔者认为摆在每一个数学教师面前最重要的课题是如何从以“例题教学”为核心的传统数学教育,转变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数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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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搞好企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那么做好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健康运作和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浅谈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谈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全文如下:
摘要:企业文化对员工、对企业和对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成功的企业又无一例外的是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党建工作的先进单位。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和党建工作有着共同的结合点。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分析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
关键词:企业;文化建设;党建工作;联系
企业文化建设是指企业文化相关的理念的形成、塑造、传播等过程,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是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一种泛文化。从企业文化建设的定义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涵指企业在技术因素之外所具有的价值体系、行为方式、文化积累、文化传统,包括企业价值观念、企业经营理念、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行为规范和思想方法等。企业文化可以概括为四个层次:精神层(核心层)、制度层(中间层)、行为层(表层)、和社会层(企业文化的对外传播)。良好的企业文化具有凝聚功能、导向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辐射功能和塑造形象作用,能够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认同感,促进员工和企业保持高度一致,并自觉遵守企业的各项制度,从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企业党建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党建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工作的内容和工作的过程都不相同。但是,两者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的共同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作的目标一致: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通过企业上下的通力合作,形成独具公司特色的企业文化,形成公司内部强有力的凝聚力,从而形成一种非强制性的管理。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的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斗志,可以提高员工的凝聚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与此相关的是企业的党建工作,企业党建的目的是通过加强员工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的理论教育,加强企业内部的党的建设,从而调动人的工作和生产积极性,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也就是说,企业的党建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服务于企业发展,服务于经济建设。可见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党建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达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的目的。
2、工作的任务一致: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党建都是为服务企业、服务员工,实现企业的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企业文化建设还是企业的党建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的企业文化,它必然受到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原则、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集体主义等传统优良价值观地指导,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的党建工作都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企业的发展要求企业必须建设有特色的企业文化,这样的要求与企业党建工作的方向是完全一致。
3、工作的方法一致: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党建为达到目的的途径或手段是相通的,都是在尊重员工个体的基础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与员工交流沟通。企业的党建工作经常采取的一些诸如交流、谈话、深入基层等工作途径,对企业的文化建设同样适用。这样想通的工作方法,架起了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党建工作的桥梁,是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党建工作相辅相成。
4、工作的对象一致: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党建工作,其研究对象都是人,都是做人的工作。它们不仅都是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励人为出发点,而且都是坚持“以人为本”,强调通过协调好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重视培养人的集体意识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来实现企业的团结友爱,奋发向上。企业文化建设研究的是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形成一种可以焕发人的精神,塑造人的灵魂,倡导优良作风和好的传统的共同企业文化,作用于员工的软管理,以实现自我激励的作用。企业的党建工作根本上也是研究人的思想和认识,它立足于用先进的思想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栋梁之才。总之,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的党建工作都在于培养人的良好品质、塑造人的美好灵魂。
1、企业的党建工作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良好发展。
促进企业的党建工作有序开展,有利于形成企业文化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建设,以党的思想方针和路线来保证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企业的党建工作可以使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企业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设更好地达到预期目标。良好的企业党建工作可以更好地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企业党建工作中的所涉及到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路线工作、党员教育工作等,最为显著的作用是可以提高个人的党政思想素质,让企业上下可以形成一个坚强的党组织战斗堡垒,让每一位党员都积极地发货党员的先锋模范以及带头作用,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
此外,加强企业的党建工作开展,有利于加强党对企业文化建设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在企业的党建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支持和指导本企业积极地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党组织应该引导企业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企业精神,并同时形成“以员工为本”的优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党组织的一个重要载体,企业党组织应该协调发展企业文化,使其成为让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和发挥的重要一环。企业党建工作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引导,除了提倡员工认同本企业文化而外,,更重要的是应该积极地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渗透到企业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良好的企业理念是良好的企业文化的核心,它可以为企业的各种行为提供导向,从而可以使一个企业适应市场的运行规律,并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拔得头筹。
2、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推动企业党建工作的进一步加强。
企业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快速而有效的形成一种员工对企业的认同,从而有利于企业党建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与加强。建设优良的企业文化,是让企业员工保持旺盛的斗志与工作热情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企业文化可以通过大量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凝聚企业内部人员的思想,使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可以形成统一的思想,在这样一种统一思想的指导下,让员工产生对企业的目标、企业的规章制度与准则的一致认同感,产生对工作的自豪感、对企业的归属感等。
一旦这些思想成为全体员工的潜在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意识,那么,此时就能形成一种以企业为核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一种来自每一位员工内心深处的力量,是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必要条件。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党建工作的一种载体,是推动企业党建工作有序进行的一个渠道,也就是说,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效果。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党建工作的关系,是促进企业良好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何将“软文化”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处理好企业文化与企业党建的关系,就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企业的领导可以更好的将二者结合起来,适应新的企业发展环境,促进企业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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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之一。亦称“民族性格”。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在民族共同地域、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及历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往往与民族的历史遭遇和所处地位有密切关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形势与政治相关论文范文:转变思维方式,推进民族复兴。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党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转变思想,使我们的思维方式体现时代精神,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要求,具有和合性、开放性、创新性。
人们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同民族、国家以至人类历史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转变,既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又受时代精神的制约。反过来,顺应时代潮流而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会促使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大劫难,战后世界人民期盼和平。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不断。与此相适应的极性思维方式在上个世纪从初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都占据着优势地位。所谓极性思维,是指用两极分裂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对抗的方法解决矛盾双方冲突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着革命形势完全成熟,为了人民的利益与社会的进步,用对抗的方法、暴力的手段解决矛盾冲突,争取革命胜利,是正确的。
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但是,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时代主题转换之后,沿着思维的惯性继续坚持这种极性思维方式就不对了,就会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世界当代史上,美苏争霸世界,导致国际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由此产生了冷战思维方式。冷战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国际间的极性思维方式。它不符合世界人民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它对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是起阻碍作用的,这就必须以新的思维方式代替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合思维方式,恰恰就是当今世界应该占据优势地位的思维方式。
所谓和合思维,就是用对立面双方有机统一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和谐共存与相互交合而尽量避免冲突的方法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世界大背景的影响,加之我们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的滞后作用,我国有近20年时间没有跟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直到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敏锐的正确的反应,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的思维方式才由极性思维转变为合思维。这一转变,不但使我们党和国家摆脱了持续20年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束缚,而且使国家步入现代化的最新快速轨道,走向繁荣富强。
和合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就要实事求是。在高科技兴起与蓬勃发展,改革(Reform)代替了革命、成为世界性浪潮的条件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思维方式必然要表现出新的形式,这就是和合思维方式。如同“实事求是”一样,“和合”是一个既古老又富于新意的概念。中国传统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整体有机的思维方式,强调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注重综合。如何综合呢?这就是异质的有机结合,矛盾不断地转化,如同《易经》上说的“生生之谓易”。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又成了时代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就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和合思维方式。
随着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合思维方式越来越渗透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它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在政治方面,我们党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在经济方面,我们党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文化方面,我们党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如此等等。和合思维方式是我们党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共性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个性规律的现代辩证综合思维方式的中国化表现形式。
“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注: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20世纪70年代,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信息经济为基础,全球化表现出国际劳动分工日益深化和世界市场体系不断迅速扩大,资本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使各国经济更加密切、融为一体,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全球化的浪潮已冲击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只有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这一历史潮流,才能使经济在新世纪得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差距。它所包含的风险更是不容忽视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其在资本和技术上的控制力,在全球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他们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控制发展中国家。
在融入全球化历史潮流的进程中,我国不但要制定自己独立的发展战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制度创新,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的格局与策略,而且要进一步推进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的转变。当然,这两方面是融为一体的。
邓小平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邓小平的话告诉我们,闭关自守和相应的封闭思维方式,从我们的“老祖宗”起——只少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就有了。所以,不挖出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就无法彻底克服它和牢固树立开放思维方式。笔者认为,国人的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有三:
其一,“中央之邦”的思想。由于地域特点和地理环境的作用,国人把周边国家视为蛮夷小邦,而本身在长期发展的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样一种封建帝国走向后期之后,形成的僵化观点难以像汉、唐时期那样“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注:《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善于经碰撞而融合外邦文化。西学东渐以后,中学为体的思想在几段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二,中国古代历史上缺少创造现代开放式的文明所必需的制度资源。开放的思维方式是同工商业文明与海外开拓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是以契约关系与契约精神的普遍化为基础的。而中国古代恰恰缺少这个东西。中国古代维系其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资源发掘得越完善,利用得越充分,越类似于现代社会制度的效能,那么,它对现代文明的阻滞作用越大。
其三,近代以来中国的开放是在屈辱与痛苦的过程中被迫实行的,加之革命的艰难曲折,我国人民对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西方列强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情绪。按照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的分析方法,我们应从宏观史学的视角来研究影响当前改革与发展进程的深层历史性与结构性的因果链。在简述了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后,我们来谈谈当前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党和人民在邓小平的反复教诲下,在不断收到开放政策结出的硕果的实际教育下,逐步地由封闭思维转向了开放思维。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旧思维定势的作用,我们的开放思维仍然是不充分的和跟不上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这具体反映在我们的具体工作方式中缺少深入、全面开放的底蕴:
第一,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把发展等同于增长。尽管党中央在1995年就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许多地方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还是不断,由此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是因为政府行政规则和干部提拔任用制度中存在某种弊端,我们的过渡态的体制与制度还不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的,我们党过去是“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相应地,我们的政府是全能的政府。党和政府长期形成的封闭的思维方式,不是短时期相对的开放格局所能完全扭转的。这样的思维方式、管理方式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适应入世以后经济社会进一步开放的需要的。
第二,制度创新的紧迫感不强。把上述第一个问题背后涉及的各地方掌权者思维方式和工作运作方式上的弊端再深追一步,就是对于我们的制度错位和缺失状况的扭转缺少紧迫感。世贸组织的规则是针对政府的,政府应该为我国的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化搞好制度供给,并在释放民间力量、整合民间资本与人力资源上下功夫。但现实的状况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与管不好的事,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却很不够。这里存在着认识上的滞后,也存在着已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对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阻滞作用。不管有多大的阻碍,都得加快政府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因为问题的紧迫性在于:入世以后,世贸组织规则在我国的实施是有时限的,由不得我们渐进式地、由易到难地推进。当今的改革,是以外在动力为第一推动力,是以全方位开放来推动的。
第三,越是落后地区越封闭。近些年来,盲目上项目,以破坏自然环境、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来求得所谓发展与一时致富的事情,多发生在落后地区。
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树立开放思维方式呢?
其一,要树立新发展观。单纯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必须摒弃。在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已经在全球范围流动的今天,不讲求质量的经济增长是无法导致吸引外资和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是硬道理,也应包括整个社会发展在内。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演进,不断减少贫富差距,不断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必须使发展成为惠及子孙后代的发展,成为经济、社会、环境、生态、人口、物质资源等多方面良性循环的发展。这样才能同全球的进步观念达成共识与同人类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形成共同的行动。
其二,要树立全球意识。当今世界,人的解放与发展已进入全球性的物的依赖性阶段,科技发展、管理发展都有人类共同规律可循,经济运行的总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总的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这些规律的运用,当然要同各国国情相结合,形成各有特色的多样化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特色而延缓这样或那样一些方面的进步。人类共性总的说还是大于各国特色。拿人类政治生活来讲,实行选举制,建立制衡机制与文官制度,树立法律至上观念等等,是人类文明相互交融,长期演化、选择的结果。我们这方面之所以不足,既有现实的国际、国内既定格局的根源,也有前述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我们应该像鲁迅先生讲的,要有汉、唐时期那样“雄大魄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我党历史上已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全国各地已逐步形成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行政民主推动政治民主、基层民主促进中上层民主的思路。树立全球意识,有利于我们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加快我国进步的步伐。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全球化毕竟是西方主导的,国家的主权、安全,国家利益必须列为首位。融入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冲突,又相互融合的过程。
进一步树立全球意识与开放思维方式,从国内来讲,将逐步消解民族心理中多重积淀的农耕社会、人治社会、官本位社会的痕迹;从国际来讲,将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的异质和合当中大放异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华文明成为具有蓬勃生机的人类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要树立环境意识。这方面中国人本有优势,我国传统哲学是强调尊重自然的。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有了“三个文明”的提法,将来,随着我国更好地实现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还应有第四个文明——生态文明的提法。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强调生态现代化,即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它要求多生产绿色产品,生产过程要降低资源消耗和克服污染在生物环境里的转移,强调环境责任制度和预防环境灾害等。党的十六大报告则提出我国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环境管理是跨国的,甚致是全球性的。树立环境意识,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克服落后的封闭思维,确立开放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是什么?它对思维方式的转变有什么要求?在时代主题转换和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当代我国最大的变化就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讲的,我国已“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在竞争中,谁能率先、谁能独占鳌头,就看其是否具有创新的自觉性和是否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了。选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之后,我国的现代化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而且,我国不是重复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现代化道路,而是在高科技时代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当代世界的新经济与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在知识的创新性上要求高。所以,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对创新思维方式的要求比任何一个以往时代都强烈。并且,创新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因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将冲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要求后者与之相适应。创新思维方式的反面,是惯性思维方式。要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我们必须实现由惯性思维向创新思维的转变。
当前,从阻碍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我国的惯性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重积淀的传统观念。这里既有从古代社会积淀下来的传统观念,如官本位观念、人治观念、民本观念、官办工商观念等;又有当代社会积淀下来的新的传统观念,如“左”的观念、小富即安的观念等。这多重积淀的观念之间也是有渊源关系的。二是,唯书、唯上的思维习惯。不是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以本本定是非,这种思维方式仍有很大的市场。
面对在过去条件下正确与可行的、但在新条件下不正确与不可行的办法,不善于进行否定性的辩证思维,而是沿着常规走路;遇到矛盾与困难,不善于正视它并以更广阔的视野和富有想象力的思路,寻找解决办法,而是对上级等、靠、要。这一类思维习惯还左右着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我理解,关键的关键在善于创新思维。作为科学术语的创新(Innovation)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史)学家熊彼特发明的。他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后来分成两个分支: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我们党吸收了这当中的合理因素。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江泽民把创新提到民族进步灵魂的高度,对我们与时俱进地通过创新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是有极大指导意义的。从民族进步的视角认识创新,这就是一个宏观史学的方法了。这里揭示的是一个四维世界:技术创新维、制度创新维、文化创新维在时间流逝维中交替演进。我们用它来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的历程吧: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属于技术创新,当然模仿的成分很重,但总要结合中国实际吧。我们现在对它批判的多,但当时可是石破天惊的事,至少它开始扭转了“中央之邦”的封闭思想。其后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属于制度创新。
前者因敌不过守旧势力而失败,但它激发了人们的制度创新思想;后者虽最终也失败了,但其丰富的人文精神意义更深远,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在制度上因历史积淀过于深厚其创新难度极大。再后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属于文化创新。这个在质上依次递进的文化创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重建国家这个首要任务奠定了基石,但民主与科学却只能被当作工具使用了。以上是历史演进的一个循环。其后,在中国依次产生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制度创新阶段,从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到实现总体小康目标这个技术创新阶段。当然,历史的进步是综合性的,这里只是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来阐述而已。之所以把最近的这一历史阶段称作技术创新阶段,是因为周恩来说过“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和邓小平说过“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
到20世纪末,我国已实现的目标,被1990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称为“小康水平”,即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这是属于以技术创新为关键环节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目标(当然也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今后20年我国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应该是一个以制度创新为关键环节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目标,这个阶段可简称为制度创新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从现实可能性讲,今后20年,中等收入者群体会越来越扩大,他们的有序政治参与要求也是与时俱进的,我国有推进制度创新的基础。而且,我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积留在人们脑海中的经不住历史检验的沉淀将被冲洗得越多。
其二,从必要性讲,“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制度瓶颈必须冲开。而且,没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科技第一生产力就难以正常地发挥作用。
其三,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讲,按照上述创新—进步的历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依次经历的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一个循环;再逆循环,从上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下一步,应该是顺循环,从上述的技术创新,再进入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这像一条以制度为中轴、以文化和技术为上下两端极值的正弦曲线。由于受特有文化环境和既定利益格局的制约,下一步仍可能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未来,还应再有文化创新阶段,才能实现更成熟的制度创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这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提法。经过循环往复的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不断克服因循守旧惯性思维,树立新的民族精神,并将它灌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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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与民族创新精神也有一定的联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相关论文,欢迎阅读!
创新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2000年6月5日,江泽民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注: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载2000年6月6日《人民日报》。)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创新精神,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继承毛泽东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毛泽东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毛泽东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他带头在湖南传播新思潮,认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9页,湖南出版社,1990。)。全竭力主张要在黑暗沉闷的旧中国,闯出一条新路,1920年11月,他写给正在法国留学的向警予信中,对湖南现状流露出强烈的不满,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避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注:《毛泽东早期文稿》,548页,湖南出版社,1990。),表现出五四那个时代进步青年充满激情的创新精神。
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就没有现成的可供参照的东西作指导,只能靠自己摸索。
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教条主义就是创新的对立面,毛泽东曾批评许多中国留学生,“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是从创新的角度看待教条主义的。毛泽东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
总之,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认识看作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只要物质运动不停止,人的认识也就没有穷尽的一天,而认识的延伸必然就是思想的创新。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这些来看,毛泽东是将创新问题放在党的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原则高度来认识的。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只有高度地发挥积极性,才能有效地组织和领导群众“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发展,
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还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思想是创新精神的成果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国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创造怀。中国革命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样式则不同于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却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因此,离开了创新,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的最伟大成果就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没有创新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首先,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和提出出来看,创新是界定这个概念的最关键的内核。1927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创新精神及其运用于实践的努力没有得到党内的认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的情况下,毛泽东甚至受到批评和排挤。但是,一旦从曲折的经验教训中领悟到毛泽东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时,其创新精神的价值立即成为党内接受毛泽东领袖地位和思想指导的重要标准。
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在阐释毛泽东思想时也明确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创新层面上的价值内涵,他称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强调指出:“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注:《刘少奇选集》,上卷,319、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阐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我们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视角。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许多讲话中都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创新价值,如他指出:毛泽东最伟大的就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其次,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来看,创新是他在形成自己思想理论时突出强调的原则。1928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在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独特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3篇文章,最先触及到中国革命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开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1929年底,他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在党内提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国情,“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就是强调要创新。经过30年代初与王明“左”左教条主义的斗争,毛泽东的创新意识更加明确。1938年10月,他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命题,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正是有着这种创新精神才使他能够完整地、系统地确立起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
最后,从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内容来看,其中的一些主要思想观点都体现了创新精神。从最初对中国农民运动的深入思考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独立地在中国农村探索新的道路,毛泽东不顾别人的讥讽嘲笑,也不怕遭排挤打击,坚持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策略等许多方面,形成了新判断,提出了新观点。如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特征的结论、中国武装斗争必须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观点、关于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论断、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结论、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担负起体领导民主革命责任的见解、关于农民群众是中国民主革命主力军的观点、关于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关于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多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建设构想、关于创造条件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以及建国后如何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毛泽东立足于创新的结果,它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新结论、新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随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毛泽东思想中某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具体观点会过时,但其中蕴涵着的创新精神,则将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永恒的财富。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三、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
毛泽东思想饮食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有多层面的组成部分。而贯穿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表现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8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三个方面确实透现出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对它的深刻领会和把握。然而,领会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绝不可忽略创新精神的地位。从相互关系分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表现无一不是与创新精神相关联的。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步树立起来的正确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对立面就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实际,拘泥于书本现成结论;经验主义轻视理论,凭固定经验办事。两者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但却有着不思创造,死守陈规的共同特点,因而是与实事求是原则相违背的,
同样也是与创新精神相矛盾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创新,要创新就必须实事求是,两者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方面,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就是根据实际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去寻求新答案,创新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也是实事求是的最终体现。另一方面,创新的涵义决定了凡事都不能囿于旧的规范,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不以事实为依据,脱离实际的创新不是创新。毛泽东倡导创新思想,非常重视它与实事求是的内在关系。他认为,创新精神是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要求。没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谈不上创新。比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一个创新的问题。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说:“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创新与实事求是、与理论联系实际都有着内在关系。
群众路线问题是党的根本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优良传统。而要坚持群众路线,也有一个发扬创新精神的问题。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创新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实践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人民群众也总是日益增长新的要求,因此,坚持群众路线自然不能离开创新。第二,创新必须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事例可以证明,最富有创造力的是人民群众。是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本身就是体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两个层面去理解,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同样闪现着其创新精神。
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就以创新的精神来认识人民群众。1927年国内掀起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有些人吓坏了,而毛泽东却以赞赏的眼光,对农民运动作出高度的评价。与责怪或谩骂农民运动的人相反,毛泽东将许多农民的举动都看作群众的创造,一一列举而拍手称快。在以后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总是怀着满腔的热情,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人民群众寻找智慧。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变工队”、“扎工队”等农业劳动的互相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立即给予赞扬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军事作战的战术,不少也是在总结群众的作战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事情往往首先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然后再由党推广普及并取得成效的。毛泽东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人民中有很多“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毛泽东那里也是其本人创新思想的表现。
独立自主在毛泽东思想中,既是一种对外的政策原则,更是一种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的基本涵义就是不信邪、不怕压、不盲目迷信、不依靠拐杖,走自己的路。这样一层基本涵义的后面显然直接就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可以说,没有创新就不可能独立自主。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看,独立自主问题面临着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
第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转换直接受俄国的影响,俄国模式的示范作用非常大,这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带来很大的难度。
第二,较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存在着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使党很难放开手脚行使独立决策的权力。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被中国人认同以后,容易被教条主义地当作圣经而古板恪守,加重党的思想束缚。这些明摆着的客观事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很长时期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中国革命能不能,或者说应该不应该走自己的路。
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说明了不思创造,按常规思维办事,用现成结论和既定模式搞中国革命的现象,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市场。毛泽东是党内比较早地认识到独立自主重要性的代表。1930年他就初步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其实就是针对当时党内已经浒的教条主义而讲的。在以后的实践中,毛泽东讲独立自主问题主要是两个重点。一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帝国主义;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地开创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两个重点突出的都是创新。
第一个重点,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二个重点,毛泽东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是注重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他特别强调必须发扬创新精神。毛泽东在总结我国50年代的历史经验时,一方面肯定了成绩,另一方面也坦率地承认党在经济建设方面,“自己的创造性很少”,他说,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照抄苏联“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独立自主与创新是融合在一起的。不去创新,独立自主就无从谈起;缺乏独立自主,也就不可能去创新。
由此看来,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表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体现毛泽东思想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毛泽东思想中包括多个方面。本文认为,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等重要,是表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又一个主要方面。
摘 要:创新精神作为贯穿毛泽东思想的一条主线,指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前行,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最伟大的理论成果,体现了强烈的开拓和创新精神。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同等重要,是毛泽东思想中活的灵魂。文中针对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对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指导意义进行了具体阐述。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创新精神;革命胜利;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统一战线及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即使在今天一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需要我们更深入对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进行研究,以便于更好的理解和继承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内涵
毛泽东思想涵盖了诸多实践领域,同时贯通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其思想理论具有独创性,进一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将其在中国更好的进行运用。在毛泽东思想中体现也非常明显的创新精神,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倾向,是创造性人格的动力因素。创新精神由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三种成分共同构成,不仅包括对事物内在规律进行探求的精神,同时还包括奋斗拼搏献身事业的精神。可以说创新精神属于科学精神和科学创新范畴,是进行创新活动过程中所需要具备的心理特征。在毛泽东思想中,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新新思想新事物,这就是创新精神的重要体现,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指引我们更好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在毛泽东思想中坚持创新精神,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基本原理符合,而且直接关系到对待革命的科学态度。在毛泽东思想中,其觉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样需要发展,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因此科学对待革命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中,在创新问题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还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将思想块垒面的创新精神与中国革命实际有效的进行结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不断创新中为党的发展和建设探寻出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而且创新精神也是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党员只有充分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才能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效的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作为真正的革命者,需要在不断创新过程中寻求发展,针对各不同革命时期情况来高速自身的集训,从而更好的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理论指导
当前我们不断的努力是为了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无论是认识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飞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取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课题,也开创振兴中华的事业。从历史实践来看,当时中国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却在新式上进行了创新,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条件下取得成功,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这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创新精神。其为我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而且为我国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为我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的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当前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从而更好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继续前进。
三、结束语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 离开创新, 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 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 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随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 毛泽东思想中某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具体观点会过时, 但其中蕴涵着的创新精神, 则将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永恒的财富。 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 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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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本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包含民本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的民本思想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深入学习和研究它,对于帮助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民本思想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
民本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根红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原理,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包含民本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包含民本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经典名言,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基点。综观毛泽东的一生,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始终是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全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还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实行全民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即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的反人民的片面抗战,形成了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党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他认为,搞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调动、发挥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正是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巨大成就。毛泽东深信,只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仅是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因此,也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归宿。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作为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因此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毛泽东经常告诫党内外一切同志,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居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毛泽东不仅是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更是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者,他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用实际行动为人民服务,为我们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时就提出,只有把从生产劳动到柴米油盐和小孩上学这些小事做好,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的呼吸相通的。在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提出: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必须考虑到当时当地群众的物质利益、意见要求和觉悟程度、组织程度。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就希望所有同志,特别是老同志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他指出: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立场坚定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1959年3月17日,针对违背客观规律、脱离群众、刮“共产风”的错误,毛泽东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实践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根本所在。由此可见,毛泽东民本思想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向人民学习。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是毛泽东民本思想最主要的特征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向人民学习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出发点。毛泽东经常教育干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办法来自人民群众,力量来自人民群众,智慧来自人民群众,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要虚心向人民群众请教,向人民群众学习。他说: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的实践去考验。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把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统一起来,这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所以,向人民学习,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是毛泽东民本思想最主要的特征。实践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向群众学习、走群众路线,党的事业就发 展;什么时候背离了群众,党的工作就遭受挫折和损失。
针对建国后一些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倾向,毛泽东指出,铲除官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经常教导全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防止把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变为猫鼠关系。1957年3月。针对党内一些干部的群众观点淡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减少的倾向,毛泽东在党员干部会议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再次强调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他还说:“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
四、充分发扬民主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核心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怎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依然考虑的是依靠人民。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同毛泽东讨论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充分发扬民主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核心。毛泽东认为。没有民主,群众不敢讲话,就不可能真正听到群众中的各种意见。没有民主。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党内长期存在家长制作风和中国社会缺乏民主传统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党内生活民主化”的任务,把“扩大党内民主”看作巩固和发展党的必要步骤。在中共七大和其他一些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出要虚心地听取群众意见,以改进我们的工作。领导机关集中的过程,同样需要民主,需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反对个人专断,反对一个人说了算,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集思广益,避免片面性、主观性。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认识。这些思想反映了毛泽东对执政党的新要求和理论的新探索,也是毛泽东民本思想在执政党建设实践中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以民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依靠群众,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根红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新概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赋予了毛泽东民本思想新的时代内涵。毛泽东的民本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思想来源,深入学习和研究它,对于帮助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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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摘 要: 中华民族发展至今,离不开民族精神的凝聚功能。民族文化经过长久的发展,衍生出了中华民族精神,不仅成为凝聚全民族的核心,而且对全民族成员都起到根本的价值指向作用。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最终接班人和民族复兴的承担者,他们的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其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国能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从民族精神的内涵、价值,以及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现实意义入手,通过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现状进行分析,论证了民族精神培育创新的紧迫性。
关键词: 民族精神培育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
民族精神作为凝聚一个民族的力量,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大学教育永恒的话题。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进行创新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不仅有利于丰富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研究的内容,拓展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广度和深度,对于丰富和发展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一情形的出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文化多元化的冲击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是必然趋势。在这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念涌进了国门,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冲击着每个大学生的思想。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强势,以及其价值观传播方式的强大,近年来显得格外突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影视剧和其他文化产品如潮水般涌入发展中国家。这些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我国文化的侵蚀和排挤作用正慢慢显现出来,体现西方国家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以各种形式充斥着我国的文化市场。
(二)社会不良社会思潮的干扰
现阶段,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在本质上应该是具有高透明度的法制经济,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近年来的腐败问题表现的较为突出。与此同时,社会的言论更加开放,信息的获取方式与传播方式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化、便利化,这使得各种价值观念,各种人生观传播的范围更广,其中不乏亚文化和不健康、消极的价值观。青年大学生在成长、成才过程中不免会遇到各类型的社会事件,会产生许多困惑,甚至面临人生中的重大抉择,这时候就需要有人来对他们进行引导,为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
(三)网络技术的消极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网络成为了各种文化快速交流、传播的新途径。网络速度快、信息新、获取方式便捷,这些特点使网络成为了大学生了解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大学生通过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便可以感受到各种文化的冲击,享受更加新颖、特别的娱乐方式,可以说网络为大学生扩宽视野,增强自我学习能力提供一个好的渠道。但是,我们不能对网络缺乏监管,西方发达国家拥有更加先进的网络技术和雄厚的经济支持,他们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渗透宣传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美化他们的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抨击发展中国家,甚至利用网络发表言论,干涉他国内政,从各方面来对我国青年大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渗透。
二、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创新的基本思路
(一)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创新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离不开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创新与发展。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创新要以他们的发展规律为立足点,高校不仅要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知识传授、学术研究能力提升的教育,而且要加强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教育,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创新要坚持可持续原则,吸收以往方式方法的同时,以当代时代为研究背景,创造性地开展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按规律办事是科学发展观统领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创新的指导原则。科学发展观强调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这一原则也应该成为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指导原则。根据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对事物的接受程度与接收习惯等规律,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方式。
(二)加大传统文化教育在民族精神培育体系中的比重
1.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对大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离不开加强大学生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因为文化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人类发展史上之所以出现民族的概念,都是因为产生了民族文化,这是民族形成和产生的重要条件。增强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学校可以定期开展民族文化相关的展览、邀请民族文化专业人士开讲座,甚至增设相关选修课程,传授国学知识,提高大学生对国学的兴趣和认知程度。
2.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增强国家文化认同感。
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两者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精神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而民族文化则是承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弘扬民族精神所不可缺少的。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发展演变,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民俗、建筑、传统技艺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在当代中国,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与当今的改革创新精神不谋而合,其中我们熟知的诚信、修身、自强等先辈提倡的品德,在现代同样被人们所需要和推崇。
3.以中华民族精神为灵魂,吸取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创新。
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对于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培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来说,民族精神属思想意识中的文化范畴。因此,传统文化的创新与民族精神的弘扬、成长密不可分。创新传统文化不但深入推进民族精神的更新,而且能够创造出适合新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不断发展民族精神的内容和体系。与此同时,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发展也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更新。因此,我们在德育工作中,要坚持以文化创新促民族精神发展,以弘扬民族精神促传统文化创新。
(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
高校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一定要抓住课堂教学这个阵地,创新课堂教学方法,争取发挥出课堂最大的作用,增加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同时,高校还可以增设与民族精神相关的选修课,开设介绍民族传统技艺、传统建筑、传统习俗的课程,以学分的形式吸引学生选修。用这种方式,让学生对传统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四)构建民族精神培育的保障机制
1.建立、健全高校民族精神培育制度建设。
在高校开展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将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分配到部门,使各部门清楚各自职责,避免互相推诿的局面出现。形成良好的分工制度,各部门紧密配合,积极着手民族精神培育工作,将民族精神培育放在合理的位置,并且将其重要地位渗透到学校的各个方面,保证民族精神培育的效率和质量。
2.加强民族精神培育机制建设。
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需要各方面齐抓共管,这就离不开机制建设。只有完善的机制才会有更高效、更高质量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机制建设包括奖励、鼓励竞争、评选机制等方面。提供奖励,鼓励竞争从而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奖励,会有更多更好的教学方法出现,会有更多的学生主动参与和民族精神相关的活动中来。评选机制在本质上也是竞争,但评选机制更加制度化,更加标准,能够及时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找出适当的方法解决,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更加高效、有序地进行。
3.加强民族精神教师队伍建设。
在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过程中,高校教师是先锋力量和主力军,因此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至关重要,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然要求。因此,教师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自我充电,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扩大视野,提高教学水平,重新获得学生的信任和尊敬。同时,学校还应该改善教师待遇,让教师没有后顾之忧,得到应有的物质报酬和社会地位,为民族精神培育工作做好队伍建设。
4.与时俱进编写教材和普及读本。
当前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现在使用的教材和读本落后于现实情况,已经不能适应大学生的需求。当出现新的外来事物和外来文化时,教材和读本很难以最快的速度来对此进行必要的解析和判断,这就有可能使接触这些外来文化的大学生发生思想上的困惑时,不能及时地得到解答。适应时代的教材应该是能完整概括国情、历史的教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在面临外来事物冲击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会迷失方向。普及读本应比教材更新速度更快,在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中,能更快速地起到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的德育工作者,随时关注大学生的视野焦点,及时有效地编写出相应的读本。这样必然会对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赵存生,孙文营.“社会发展与民族精神”学术研讨会综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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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生命线,是同企业整个经营治理相互渗透,共同作用于企业治理之中。这就要求从企业生死存亡和发展的战略高度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企业经营治理范畴之内,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能和作用。同时,也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效益中心,从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出发,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的各个环节,为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措施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煤矿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职工思想的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功利化与动态化的方向发展,生活和工作的压力直接影响着职工的工作热情,所以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必然选择,积极探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政治思想工作其实就是对人的工作,对煤矿企业来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煤矿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形势下,我国煤矿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
根据实际经验分析,部分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的相脱离的,这样既费时耗力,收效又不大,忽视了对企业安全生产与经营管理的促进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出现了党政分工与企业安全生产与经营管理相脱节的现象。
2.政工人员的素质不高。
煤矿企业中一些政工人员的素质与企业的发展不相适应,专业水平不足、缺乏工作热情的现象出现。工作不能与实际相结合,工作方法和手段老套,工作思路得不到创新,这样就导致了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容易造成职工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逆反心理。
3.企业职工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热情不高。
企业对思想工作的重点往往放在说上,忽视了该对员工做点什么,就造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有效的工作平台,对员工积极性的调动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致使员工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热情不高。
1.要深刻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企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当做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重点工作,首先要保证煤矿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煤矿职工在作业过程中时刻面临着自然灾害,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显得就越重要,就越要在这个时候将思想政治工作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保持紧迫感与使命感,要在政治的高度上,关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把思想政治工作带到日常工作中来;还要与职工打成一片,及时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以及工作情况,做好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2.围绕中心工作加强对职工安全思想教育。
安全生产是煤矿工作的重点,是煤矿企业永恒的主题,煤矿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对安全生产的先进代表进行表彰,对于三违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论文格式可以通过开展职工安全知识竞赛、职工安全责任区以及职工家属爱心恳谈等方式来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保证安全生产。企业要围绕生产经营来开展工作,实现高产高效。企业可以通过开展先进基层党组织、体质增效等活动,把员工的思想政治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结合起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让员工享受到企业发展带来的成果。企业还要围绕管理展开工作,坚持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心,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保证工作能够达到实际的效果。
3.确立政治思想工作者的主导地位。
新形势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用发展的眼光、新的思路与方法来看待问题,不断改变旧的观念,从传统思想中解放出来,不断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走出各种政治误区。新时期,煤矿企业政工干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就是要以身作则,政工干部的主要是培养和教育人,其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其要以身作则,只有这样企业员工才能信服,思想政治工作也才能得到顺利开展。
4.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煤矿企业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理念,始终围绕员工来展开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就是要尊重人,煤矿企业要始终坚持把员工摆在主人翁的位置上,让职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与管理过程中来,使他们的地位、权利以及责任得到充分的尊重,还要加强对员工的理论教育,使员工的思想观念得到及时的更新,不断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使员工与客观形势的需要相适应。其次,就是要关心人,要注重人文关怀,为职工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为劳动、知识、管理以及技术等创造氛围,提供条件。还要加大对员工的生活福利的投入,让员工感受到企业温暖。还要注意做好信访工作,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要为员工办实事。最后,教育人,随着煤炭企业的不断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越多,因此,企业要注意对员工素质的提高,为员工的发展提供平台。企业要不断拓宽员工培训渠道,提高培训的质量,让职工能够熟练的掌握各种技能,使员工的综合素质得到不断提高。
5.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创新。
要加强对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首先就要解放思想,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来武装员工的头脑,让员工从实践中来体验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把员工从旧的理论中解放出来。其次,要保证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建设以及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用科学的理论去分析以及认识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要对科学理论与知识进行运用,对实际问题进行思考。还要借鉴现代管理经验,结合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对方式方法进行创新。企业在做好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还要以人为本,营造公平、公正的企业内部环境,加强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不断增强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
6.对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创新。
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的稳步发展,培养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因此,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增强内容的时效性。随着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的日益多样化,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要坚持与时俱进。对我国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创新可以有以下几个途径:
(1)根据企业发展的主旋律,适当开展当前形势的教育,为员工营造一个学习与竞争的环境;(2)使现代企业制度与市场规范接轨,充分调动员工学习和实践的热情;(3)围绕煤矿企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员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断增强企业员工辨别是非的能力;(4)根据企业管理思想、模式的发展,煤矿企业应积极实施文化建设、组织建设等,不断加强对党政精神的学习和贯彻力度(5)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与信誉。
目前,企业通过宣传思想工作、建设企业文化、科学的组织建设等形式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落实到员工活动中去,成立检查监督小组,不断完善督察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进行,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内容上不断创新,使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要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要坚持与时俱进原则,使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生产、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在内容上、形式上、方法上不断创新,开展好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创新,为煤矿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思想动力与政治保障,促进煤矿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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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据时代为1895年至1945年之间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期,基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也有人称为日治时期、日本时代、日本统治时期或是日本殖民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密1949 年以来国内对日据时期台湾政治与涉外关系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原始资料难以获得,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对学术的影响较大,加上日据时期台湾官方使用日语,日据台湾史研究成果数量与学术水准受到限制。随着学术交流与精通外语的史学工作者的增多,状况日益改善。2005 年,陈小冲的专书《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成为国内日据台湾史研究的一个代表作。该书在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系统性研究方面为大陆学界做出贡献,而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史料的开拓方面还有待加强。在推进系统性研究的同时,资料的发掘也取得进展,如对载有丰富日据初期海峡两岸关系史料的泽村繁太郎所著《对岸事情》一书价值的新发现。
日本据台初期,曾遭遇台民反抗、治理困难等重重困境,日本朝野上下曾有“台湾卖却论”,但终未付诸行动。1898 年后藤新平就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实施改革,使弃台言论逐渐销声匿迹; 同时,中国因连年战争,国力衰退,加之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债台高筑,即使当时日本有意售台,清廷也因国库将罄而无能为力。
1897 年后,台湾总督以陆海军大将充任,除拥有立法、行政及司法全权外,可兼任台湾军司令官。1918年及1920 年,日台当局两度修订官制,“台湾施行律令须以内地法则为原则”,但总督之律令权依然如故。台湾总督名义上受日本主管大臣管制,权力不及朝鲜总督,但在台湾岛内却是“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20 世纪40 年代,台湾即有人指出,这不过是“由外暴之奴化政策而转为内诈之同化政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于台湾总督府的文官制度等具体问题又有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台湾总督府虽沿袭日本本土的文官制度,并深受日本本土政治影响,但同时又派生出独有的官僚体系。台湾总督府官僚不但与日本本土官僚享有同样官等,在薪金、住宿、服饰等方面比本土官僚还有更为优越的特权。此间,台湾政治社会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构造。在频繁的官制修订中,台湾总督府陷入了官僚人数膨胀和集团“惰性化”的怪圈。
台湾警察是权力的化身,在日本所有领土和殖民地中,台湾地区的警察密度最高。对于日据时期的警察制度,大陆研究者在大量日文原始资料基础上出版了专书。作者认为,日据台湾50 年的殖民统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警察政治”。日本警察在台湾“番地”的前20 年,是征服“番地”的讨伐者,而后30 年,则扮演着“番地”文明进程的监督者,及原生态文化野蛮破坏者的双重身份。有人指出,日本在台警察制度的运作极有效率。它没有简单移植日本国内的警察制度,而是结合当时台湾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有效加以改进。保甲制度的完善可说是这种改进的一个典型例证。日本当局对其在台警察的监督“恩威并施”,大致说来并没有让在台警察“为所欲为”。
“同化”与“皇民化”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扩张主义政策时,如何认识“同化政策”是个重要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例如君岛和彦认为: “皇民化政策的特征,就是完全无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将其纳入日本的版图并强制推行日本化,不仅进行经济方面的掠夺,而且推行拥戴天皇,抹杀民族的皇民化政策。这就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黄新宪认为“皇民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一种同化运动”,皇民化在同化的基础上形成,可被视为同化的一种“深入形态”。而冯玮指出,将“皇民化政策”等同于同化政策,并将其视为“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不仅客观上使日本殖民统治政策及其形式抽象化、空洞化,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的实态,更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本质。
日本推行同化政策的真实目的是竭力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并寻求某种“共同性”,以维护特权,建立霸权,这也是日本整个殖民统治和扩张的特点。在另一篇文章中,冯玮指出政治“存异”,即强调日本和台湾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求同”,即通过灌输“皇道主义”精神培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意识”,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是漫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政治结论,同时也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前导。
关于日本对台“同化政策”的效果,1990 年代初,有论者指出在台湾人民的强烈抗拒下,该政策“无疑遭到了根本的失败”。绝大多数台湾人民虽吸收了部分日本文化的优秀成分,譬如守法、敬业、卫生、礼貌等等,并不能证明某些学者所称台湾人已经日本化,或所谓日据时代台湾文化已与大陆形成差异性。也有观点认为日本对台湾民众的同化不可忽视。有论者以雾峰林家为例,指出二战时期在日本高压之下,部分台湾民众不得不改变前期刚性角色,逐步地、被动地沦为日本体制内顺从的“皇民”。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妥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变节; 强权迫使下的屈从,并不意味着对固有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背叛。然而,它却确乎是一道深刻的伤痕。有论者指出,日本的统治措施破坏了一部分台湾同胞的信仰和生活习惯,造成了他们对祖国文化传统的误解和偏见。经几十年的同化,民众心理的变化是复杂的,有对固有文化的坚持,也有对异族文化或多或少的接受或认同,更有对祖国情形的疏离感。国民党政权在1945 年接收台湾之前,对台宣传并未充分考虑到经过长期的同化后,台湾民众的心理与思想已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有效宣传的缺失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大陆学术界的早期研究认为,所谓“皇民化运动”,既是以暴力为主、欺骗为辅的手段强迫台湾同胞同化于日本,同时又是在“内台如一”的幌子下对台湾工农大众加紧奴役与掠夺。后来的研究则更为细致,认识到皇民化运动在不同时期侧重点的不同。1895 年日本殖民当局采取渐进措施,对台湾人进行“皇民”意识的培养;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以激进措施,企图在强化台湾人“皇民”意识基础上向其灌输“皇民奉公”观念,使台湾彻底成为日本帝国的南进基地。1941 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为将台湾人民训练成“皇民”,以使台湾不但在物资上成为日军南进基地,而且在人文上成为日军南进的支撑点和人才养成所。该会受到台湾民众普遍抵制。但也有部分人逐渐变成亲日情结相当浓厚的“皇民世家”。这批人以日本为奥援,谋取种种特权与好处。光复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没有采取妥当措施处理“皇民世家”问题,此成为光复初期岛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一大因素。
有学者将“皇民奉公会”作为“皇民化运动”正式开始的阶段。有人提出异议,指出正式提出“皇民化”目标的,是海军上将小林跻造。1936 年9 月,小林被任命为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上任伊始就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统治目标。到“皇民奉公会”成立时,“皇民化运动”已历经5 年余。“皇民奉公会”仅标示着“皇民化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目标看,前一阶段重在文化改造,后一阶段重在社会动员; 从实施手法看,前一阶段主要采取威逼高压手段,后一阶段改以强制与笼络、软化相结合; 从运作机制来看,前一阶段“皇民化”业务分解于各类不同行政系统,后一阶段则有专责机构与人员; 从作用对象看,前一阶段只针对台湾本土社会,后一阶段则强调“内台一如”,要求居住于台湾的日本人也要介入。
美国华裔学者荆子馨( Leo Ching) 认为,皇民化之下,“不当日本人是不行的”感觉成为压倒性的存在焦虑与政治欲望。因此,“‘皇民化’在日本殖民主义的一般倾向中,既不是‘同化’的逻辑延伸,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强化”。对于皇民化运动的效果,大陆学者则认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曾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个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台湾同胞以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多数台湾人无论从表面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内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台湾人民能顽强抵制“皇民化”运动有深刻的文化上的原因: “台湾人民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牢不可解的文化情结”。当然,皇民化的影响还是有的,并且延续到现当代。大陆研究者对此亦有充分认识,认为“皇民化运动”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失败的,然而也确实造就出一批心甘情愿充当“皇民”的人,其共同特点是以“皇民”自居,且以此为荣。“对日本感恩戴德的亲日情绪使他们心中有一个永难解开的‘日本结’,从而造成他们与普通台湾民众之间存在一条难以填平的沟壑。”
有关皇民化的研究主要是对皇民化运动的概念解读和框架展示。陈小冲利用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资料,展示了某些皇民化的具体面貌和实施细节,发现皇民化运动几乎囊括了人生从生老病死到居住、衣着、丧葬、信仰、仪式、娱乐等所有方面。在皇民化运动中,一切“都处于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操弄下,是以将台湾人改造成为大日本帝国臣民作为其终极目标的,即便是讲究卫生等等行为,也不能不染上殖民同化的浓厚色彩,因为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这就是台湾人在向日本靠拢,是台湾人日本化的具体体现”。但有论者认为殖民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天皇制政治意识的目的,只是想让台湾人遵循天皇至上、日主台从、日尊台卑的礼治秩序而已,并非真要让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提高台湾人身份,让台湾人平等地分享属于日本帝国“国民”应有的种种权益。
皇民化运动时期,日本兵中曾有一些台籍“志愿兵”。虽有小部分确是志愿加入,但仍有不少“非志愿”的、被强征的情况。皇民化运动确曾给台湾社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史学研究带有主观性,它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真实。原因不仅在于史料的限制,也在于人们从不同角度的解读。日据台湾史就是这样一段历史。近年来,台湾岛内有人片面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称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大幸”等等。据此,有人指出在“内地延长主义”招牌下,日本在台湾推行的其实是民族差别政策和民族歧视待遇。有人以教育为例,指出作为日本“本土中特殊地区”的冲绳与作为“海外殖民地中特殊地区”的台湾在所享受政策上的截然不同。当然,台湾学界也有学者认识到日本政府对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差别政策。之所以有不少学者正面评价日据历史,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措施确有欺骗性,如鸦片渐禁政策等。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渐禁政策。此间,当局曾对鸦片瘾者进行过三次调查,公布结果表明,瘾者人数呈递减趋势,日人借此在国际上作文章,宣扬其鸦片“治绩”。时至今日,仍有不明真相者认为日本将台湾视为新领土,视台人为“皇民”,确有诚意实施鸦片禁政。长期以来,大陆学界囿于资料的限制,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
1994 年,连心豪指出,伴随着近代以来两次侵华战争,日本精心策划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其流毒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并不在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之下。日本对华贩毒手段狡黠,又为继起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硝烟所遮蔽,因此该问题长期被忽视。日本据台时期,以鸦片专卖制度作为治台重要工具,并以台湾为大本营,向对岸的闽南、潮汕、青岛、大连等地伸张、辐射贩毒网络,这是日本对华鸦片战争之张本。在20 世纪初开始的禁烟运动中,各地军阀成立各种禁烟机构,实际上明查暗纵、明禁暗倡,征收鸦片税捐,大饱私囊,闽南地区也不例外。
2000 年,朱庆葆研究指出,鸦片渐禁是出于占领的考虑,使台湾总督府一石二鸟: 日本标榜禁烟,可获国际同情; 出于所谓人道上的考虑,禁而不严,又可获台湾人认可。实际上,该政策早期为财政服务,为开发台湾提供助力; 晚期在战时体制支配下,有力配合了日军全面侵华。这种实行专卖的、宣称以禁绝为目的的鸦片渐禁政策,既能欺骗国际舆论,又可增加财政收入,被日本视为重要的“治台经验”,而将其推广到中国大陆。这与较前台湾著述的看法是一致的。1993 年,台湾出版的《日本过台湾者》一书,即认为鸦片渐禁是“明禁暗放”,渐禁政策表面上日本统治当局强调人道上的考虑,免得吸食者一时受不了禁烟之苦,实则有两项主要考虑因素: 一是如果采严禁措施,势必招来吸食者的抵抗; 二是若采渐禁而专卖制度,年收专卖利益可抵军费等各项开支。
徐振伟也认为,因日本不愿放弃鸦片专卖所带来的丰厚收入,后来虽然表面上采取严禁和断禁政策,但暗地里仍实行渐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台湾仍有8500 多注册烟民。直到台湾光复前夕,全岛尚有吸食者2000 多人。如果再加上秘密吸烟的人数,实际数字要远远多于上述数字。同时,他从周边国际因素方面加以考察,指出美国在菲律宾的禁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日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大张旗鼓地禁烟,为国际联合禁烟提供了契机。
最近的研究在继续论证、延伸上述观点。此外,李理指出,在日据台湾初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过程中,以水野遵为代表的台湾总督府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六三法”是日本据台初期的基本法,1896 年3 月由日本帝国议会以法律第63 号发布,其最大特点就是确认了委任立法制度,即台湾总督在其管辖区域内,可制定具有与日本法律同等效力的律令,不受日本帝国议会的牵制。“六三法”曾引发日本朝野及学界的热烈争论,也有人为之美化。李理指出,“六三法”争议的真正核心是谁有权来制定台湾的法律。“在整个的争议过程中,台湾人民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他们只是被统治的客体”。台湾总督发布的“紧急律令”的事后追认权要由天皇来敕裁,这意味着天皇对台湾的行政权因不受议会监督而更为有效。日本议会围绕“六三法”的争议,是政党势力与军方势力在台湾统治方针问题上的较量。政党所倡导的“以议会为中心主导台湾统治”的方针,不等于否定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更不等同于要把日本宪法实施于台湾。
此类论文还有许多,此处不赘。
对于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效果,不但日本方面多有美化,台湾地区也有不少美化倾向。譬如认为台湾的现代化是日本所奠基,日本人的“改良”使台湾在20 世纪初期逐渐由“化外之地”迈入“现代化”。简立欣撰文指出,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都对台湾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不能刻意忽略清朝在台湾的洋务运动对于日本殖民地经营的影响。台湾洋务运动虽未完全成功,但也为台湾社会及经济奠定了基础。
关于日据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即“理番政策”,是日本为维护殖民统治,掠夺山地资源,而对山地少数民族实行“剿抚兼施”的统治政策。概因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有关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理番政策”的残酷性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反映方面。殖民者对原住民在经济上残酷压榨,在精神与文化上严重摧残,激起民众激烈反抗。“雾社事件”后,虽然总督府对“理番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其对山地的经济掠夺本质没有变化。日本的殖民掠夺与清代政府对原住民的经济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半个世纪的殖民过程中,日本对台湾的“理番政策”根据情势变化有所侧重,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甘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的调适与反应。
1945 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学者主导了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研究。1949 年以来,两岸隔绝,客观上限制了内地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系统调查。在此问题上厦门大学林惠祥开创了大陆地区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其学生陈国强著述亦丰。从成果的形式看,皆属整体、宏观概括,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原住民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近年来,台湾学者出现了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大陆学者呼吁“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早期武装抗日的史料方面,1970 年代,台湾文献委员会开始对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档案进行整理翻译出版的工作,相继出版一系列档案史料,包括《台湾前期武装抗日运动有关档案》与《台湾北部前期抗日运动档案》等。前书收录了1895—1915 年台湾民族运动的前期———武装抗日部分除罗福星案与余清芳案以外的台民抗日史料档案。后书主要收录了1898 年、1999 年台湾北部前期的抗日运动档案。
日据初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之所以得以坚持和发展,是与它同福建省的密切联系及来自对岸的支持分不开的。台湾总督认识到: “欲收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堵,以达统治之目的。”这引发了总督府“对岸经营”的政策导向。
面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者采取了镇压与招降等多种手段。对台湾抗日武装的安抚、诱降早在桂太郎、乃木希典总督时代已出现,那时是小范围试探性的实施。儿玉源太郎时期,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主持下,招降规模扩大。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虽为台湾史研究焦点之一,但盖为维护抗日义军的形象,早期抗日斗争中抗日武装集团的“归顺”问题在较长时期内被研究者忽略。
2002 年,有研究指出,大规模招降的实施主要是因为日本殖民当局的暴力镇压并未收到多大成效,它不但激起台湾人民的加倍反抗,也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日本国内对台湾总督府治台政策及相关官员能力的质疑。因此,儿玉、后藤面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提出的苛刻的归顺条件,也能照单全收。但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日本殖民者的损失,经历“归顺”后抗日武装内部情况被暴露,武装力量削弱。日本殖民者利用时机重新部署兵力,对“归顺”后的武装力量进行讨伐。1902 年林少猫被害,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在爱国与革命运动中遥相呼应、互相支持,但同时亦应注意到,革命党人不敢公开反对帝国主义,且对统治台湾的日本殖民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前台湾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明显地带有个别的自发的性质。不论是兴中会或同盟会,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在台湾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革命党人对台胞的抗日虽十分同情,但不敢公开支持,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具体表现。
辛亥革命后,台湾以农民为主体的“驱逐日人”、“光复台湾”武装斗争的新高潮,是在大陆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促成。而罗福星起义,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直接领导的反抗运动。这与过去单纯自发的农民反抗斗争,已有所区别,是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早期国民党人中,除了孙中山外,还有人长期参加和关注台湾革命,但学界未予公正的研究。陈在正指出,林森在台十余年,并两次参加台湾的抗日活动,这段经历,对其以后的思想、行动都产生很大影响。
一战期间及以后,关于台湾同化会和议会设置运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阶级角度。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力的增长,地主资产阶级开始以改良主义者面貌出现,这是台湾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林献堂是其代表。初期台湾地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主要在他领导下展开。
对于台湾同化会,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长期流行,如认为: 板垣退助是殖民同化运动的元凶,台湾士绅参与同化会是一味附合日人,同化会是一个只会向日本殖民者磕头作揖的团体等等。对此,陈小冲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板垣倡导的同化是: 在使台湾人靠向日本的同时,也应当给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和待遇,这种观点并不为总督府所接受。板垣的同化论没有在台湾发生作用,说他是台湾同化运动的元凶并不符合实际。林献堂参加同化会目的是“希望日本政府对台人松弛压力,能放宽束缚,俾台人得减轻痛苦”。以林献堂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台湾士绅及青年学生所追求的目标则与板垣大相径庭,这种“同床异梦”导致同化会很快被总督府所分化。
仅一个多月时间,总督府便寻借口将其解散。但1914 年末至1915 年初昙花一现的同化会开创了以合法手段争取政治权利的新的斗争方式,并诞生了台湾民族运动的新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为日后台湾民族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同时,它促成了台湾民族运动总目标的确立。同化会的失败,使台湾士绅和青年知识分子意识到,总督专制统治和日本人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是台湾人受压迫的症结所在,而总督专制统治的法律依据即“六三法”,使台湾人丧失发言权。由此开始了以撤废“六三法”为近期目标,以设立“台湾议会”为长远目标的斗争。这些是同化会积极的影响。
在1927 年分裂前夕,台湾文化协会领导层内部大体分化为三种力量: 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代表,站在改良主义立场,幻想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地方自治”; 左翼以连温卿、王敏川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统治; 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以当时实行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其分裂不可避免。但陈小冲认为,文化协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两个人阴谋或篡权行为所导致,而是内部路线斗争的结果。
1927 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性质的政党,它曾经历一次大分裂,导致日本殖民者乘机将其取缔,使台湾民族运动受挫。陈小冲认为分裂原因,除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策略外,最根本的还在于民族运动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围绕台湾民族运动中要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一问题。该党成立之初主张阶级调和,但在台湾工农运动推动下,党的政策逐渐左倾,转而主张在民族运动中同时开展阶级斗争,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稳健派产生根本性冲突,最终导致分裂。
王晓波也指出,民众党成立后,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纲不明确,易遭任意解释而在运动中造成紊乱,于是有“党纲解释案”和“关于阶级问题的态度”之提出。但蒋渭水与彭华英的解释案对阶级问题的态度有根本立场的不同。蒋案认为民众党虽非农工阶级党但却是农工阶级的“代表”,彭案则认为民众党并不代表农工阶级但可“考虑”农工之利益。民众党最后通过了彭案。蒋渭水派为内部团结而在“解释案”上让步,但民众党的运动路线还是在蒋指导下蓬勃发展。此点不能见容于士绅地主阶级,彭为此而辞职,再次显示了林献堂派与蒋渭水派的路线矛盾。
台湾民众党主要人物———蒋渭水信奉中山学说,同时也受到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成长与抗争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民族运动的历程,他舍弃富足生活,挺身领导救亡运动,并为之献身的经历验证了这样的历史: 参加民族运动的台湾各阶层人士无论出身、经历、思想有何不同,都在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探寻出路。这一时期为“日本统治确立后的_运动”,与此前“传统领袖领导下的地方性斗争”不同,这时台湾渐次出现新型领导人物,堪称是“进行整体台湾人民的斗争”。民众党曾展开鸦片反对运动,并通过各种途径使国际社会关注台湾的鸦片之害,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甚至为此派员到台湾调查,使台湾总督府不敢再一味因循消极放任态度,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矫正和治疗措施。
关于1920 初至1930 年代中期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钟安西指出,林献堂提议摒弃台湾自治的口号,而争取民族自治的实质内容———台湾议会的设置,真实意图是: “以停止撤废六三法来阻绝内地延长,以设置议会来削夺总督权力,在不刺激日本政府下,取得实际民族自治,含着意在言外,绵里藏针的意思”。因感于时势多艰,所期目标难以一蹴而就,须留有进退余地,不便在时机没有成熟时率尔托出真意,招致当局扼杀。请愿者仅在第八次请愿后某些比较有利的时机在舆论上明确提出要求设置独立的自治议会,其余时候均隐约其辞,带有弹性。此次台湾民众在特殊环境下以特殊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治的爱国运动虽终告失败,却产生了不可抹杀的意义。
该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和部分上层人士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削弱以至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_运动,最终实现台湾民众回归祖国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必定要失败的结局”。有人不认同该运动民族自决的目标,认为该运动从本质上说,属于改良主义运动,即使他们的愿望实现,台湾人民仍摆脱不了受压迫的殖民地“二等公民”地位,充其量如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与真正的民族自治,还相距甚远。
有台湾学者分析参加议会设置请愿的签名问题,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提出怀疑。陈小冲提出不同见解,认为仅摘取几个孤立数字去判断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看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响应程度和群众对这项运动支持的“持续性”如何。
20 世纪20 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与日本大为流行,台湾受此影响,在社会文化界研究谈论社会主义之风亦盛,并进而影响社会与_运动的发展。1926 年至1931 年间以《台湾民报》及《台湾新民报》为战场,文化人陈逢源代表右派,求学大陆的许乃昌、蔡孝乾及台湾社会文化运动健将蒋渭水( 先右后左) 代表左派,在中国未来应该走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过延续数年的辩论。
1928 年4 月15 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成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相当时期内学界对于台共的研究并不深入。台共正式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由于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共产国际决定台共在组织上隶属于日共,接受日共领导。但因日共党组织屡遭日本政府破坏,台共和日共关系中断,台共实际上更多是在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指导下开展活动的。不仅台共的成立、起落受到中共影响,其瓦解亦然。
1931 年,在陷于“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共影响下,台共开始犯“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羽毛未丰就过早地暴露,最终导致台共的瓦解。台共领导岛内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反帝反封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台共与中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台共解体固然受中共影响,而中共又受到共产国际在1930 年代急剧左倾的影响,如此链条作用促成台共斗争的失败。台共曾在政治大纲中提出“台湾民族”、“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等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焦点和敏感问题。宋帮强指出,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并不能成立,它是日共忽视了台湾的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是指台湾摆脱日本统治的“独立”,先自我解放,然后再回归祖国。
台湾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台湾人民反日抗殖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台湾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形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台共在台湾存续的时间短,但台共领导的斗争历史,使台湾经历了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洗礼,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经受了锻炼,对台湾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台籍精英不断寻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途,曾谋求有限的台湾自治,而未能如愿。抗日战争爆发后,部分台籍精英投身祖国抗战,认识到台湾解放的出路在于回归祖国,因而发起复省运动,有文章探讨了其中的探索与转变过程。
关于台湾共产党,近20 年有不少著作问世,如陈芳明《谢雪红评传: 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等。此类著作以传记、口述类较多,且多集中在对领导人物谢雪红、翁泽生等人的评述方面。大陆学者也有新研究,认为蔡孝乾与台共的关系尽管只维持了几个月,却影响到谢雪红与翁泽生的关系,加深了翁、谢之间在建党初期就已存在的误解和矛盾,是造成台共内讧的因素之一。1949 年以后,这些内斗严重影响了台盟的发展,伤害了在大陆的台湾同乡之间的感情,造成了长久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
与台湾民主国相似,日据时期部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曾为“先独立,后回归”而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台独”理论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对反抗运动史进行片面的解读,认为台湾人追求“独立”的历史可追溯到20 世纪20 年代。他们认为日据时期台湾人与祖国的关系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荆子馨进而提出: “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不是想象的( imagined) 共同体而是幻想( imaginary) 的共同体”。对于此类论断,大陆学界提出不同看法。陈小冲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开展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实际上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和谋求摆脱殖民宗主国统治的正义斗争”,是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并且所谓的“台湾独立”仅仅是“走向与祖国相结合的一个步骤”而已。
在台湾历史上,曾出现过主张“台湾独立”、“台湾自决”的日据时期抗日自救运动,也产生了战后海外“台独”运动。鉴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及海外“台独”运动的有意混淆,有些人对两者关系产生模糊认识。研究者指出,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自救运动是台湾人民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无力援救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主张台湾“独立”、“自决”的正义解放运动。虽以“独立”、“自决”、“自治”为斗争目标,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主义”。“台独”运动虽借用抗日自救运动提出的“台湾独立”、“台湾解放”、“自立”、“自决”、“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口号,但其谋求台湾脱离于祖国之外的意图是与日据时期抗日自救有着本质区别的,两者也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许维勤亦指出,台胞在大陆所倡导的“台湾独立”的抗日理念,严格地说是限定于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争取独立,而不是抽象的; 这种独立是与争取回归祖国相并列的,二者不可割裂。
另外一些通论性论文也佐证了上述观点,陈在正对台湾人民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英勇斗争进行了系统梳理。季云飞认为,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形式和内容,随着台湾岛内对敌斗争形势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受制于祖国大陆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成败与大陆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成败休戚相关。
台湾民众抗日史的通论方面,1987 年向山宽夫用日文写成《日本统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运动史》,20世纪90 年代末由杨鸿儒等人翻译出版。该书认为虽然台湾的民族运动无法最终胜利,但“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之为殖民地统治,台湾人抗日民族运动之为殖民地民族运动,两者皆值得给予极高的评价”。大陆学者安然2005 年在台湾出版了《台湾民众抗日史》一书,继1990 年代薛军力、徐鲁航的《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①之后,再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台湾民众“孤悬海外”的艰苦岁月,苦守“汉节”的赤子之心。它充分注意到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时刻与祖国命运连在一起,把回归祖国视为历史的必然归宿,这与此前成果的观点是一致的。
它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根源是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与其侵略扩张史同步,故该书上限始于14 世纪末,日本形成倭寇、侵扰中国沿海之时。下限为二战后台湾民众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做斗争为止。虽然该书主体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反抗,但前后追溯达四百余年,从较高视野展现出日本侵台、台湾民众抗日等历史问题的历史背景和脉络。并对战后“保钓”运动、“慰安妇”索赔等台胞反抗日本的活动进行了论述。1992 年厦门出版的《李万居评传》是大陆研究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人物的代表性著作。此外,也有一些通论方面的文章。
由于地缘与历史传统关系,闽粤移民台湾的历史绵延数百年。1895 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住民被认定为所谓“日本国民”。该年日本颁布《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传统闽粤移民渡台的历史进程遭致中挫,台湾社会历史进入以内生性发展为主的新阶段。“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及伴随而来的台湾与大陆之被强制分离,很大程度上构成为台湾历史特殊性的原点。”
日据时期在大陆居留的日本籍台湾人,即台湾籍民。这些人大批移居福建,其类型主要有原台湾居民、“归化”籍民与新编入台籍者。关于台湾籍民,日本与台湾学者较早展开了研究,如中村孝志、梁华璜、戴国辉、林满红、后藤乾一等人。他们主要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及台湾方面档案。大陆相关研究的展开则相对迟缓。
由于台湾籍民除少数散居粤、沪、浙、香港等地外,90%以上都在福建居住、经商,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据时期长期困扰闽台当局的棘手问题。日籍台民作为日本臣民,有别于原本即是日本人的所谓“内地人”,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但在中国大陆,他们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得到日本领事馆的保护,拥有特权。这不但诱发了部分台湾人在大陆的不良行为,还引起闽地不肖子弟的羡慕,千方百计去获取台湾籍,出现一批“假冒日籍台民”。
除了以非法途径取得的台湾籍民身份外,当然还有不少合法的“归化”者。光绪二十九年外务部档存有几则关于“归化”的史料,1992 年,这些史料被台湾史的研究者所发现和利用。当时,“归化”台湾籍民问题已相当严重,不能不引起福建当局高度重视。福建方面想要对光绪二十三年以来所有“归化”者进行清理,并透过中日交涉,确定此后该问题的原则。然而日方坚持独立处置权,对福建当局的建议,大多敷衍了事或干脆拒绝。当时的清政府危机四伏、软弱无力,对于因福建“归化”台湾籍民这种“交涉细事”只得“从缓商酌”。
1990 年代,林真对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情况,闽台当局的措施、态度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在抗战前夕,厦门的台湾籍民人数为13,000 人左右,福州约2,000 人,加上漳泉地区数百人,全省台湾籍民在2 万—2. 1 万人左右。其中未登记者7,000 - 8,000 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成为交战国,作为“敌国国民”的日本籍台湾人在战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引起了关注。出于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这些往日特权人物成了日谍嫌疑,被押往内地监视居住。赵国辉《日据时期在厦台湾籍民的司法管辖》一文,指出由于日本从中国获取了领事裁判权,并在甲午战后将其改写成单方权利,加之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的缺失,日据时期厦门对籍民的司法权完全操控于日本股掌之中。
1937 年以前,由于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在福建的台湾籍民确有不少为非作歹者,给人们带来不良的印象。以来自崇安的台湾籍民为主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在李友邦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的宜传解释工作。有论者称“人们改变了对大陆台湾籍民的看法”,“使人们对台胞刮目相看,并冰释误会”; 也有论者称“抱持此看法的人究竟有多少,不无疑问”。陈小冲折中了前述两种观点,认为台湾义勇队的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台湾籍民的形象。但也应看到,台湾义勇队的活动仅限于浙东、赣南、闽北及闽西,其发行的刊物和丛书传播范围也不广,其影响力有限,尤其是台湾浪人活动最猖獗的厦门、福州地区,基本未能触及。
林真指出,造成台湾籍民整体不良形象的政治因素,实乃日本侵略手段产生的效果。台湾总督府为隔断台民与祖国的联系,蓄意制造闽、台人之间的矛盾,使之处于对立地位。抗战爆发后,日本“以华制华”,强征台民当兵,并充当前锋,将厦门华人产业强行拨给台民经营,按日、台、华三等分配口粮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加剧了闽、台人的矛盾,引起当地人民的恶感和仇恨,使大多数台湾籍民成为“中日矛盾中首当其冲的替罪羊”。
总之,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期间的畸形产物。虽然有些不法之徒在福建从事非法活动,但绝大多数的台胞与福建人民和睦相处。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密监视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与祖国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台湾义勇队即为例证。
台湾义勇队由李友邦集结散居于大陆的台胞组成,可被视为台湾籍民的一个特殊组织形式。大陆学界对于台湾义勇队的研究比较多,但多偏于通俗性论述,深度还有待挖掘。史料方面,《台湾义勇队档案》2007 年由福建档案馆整理出版。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关于义勇队的资料亦有陆续发表。1939 年2 月,以台胞领袖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誓师。义勇队具有正规军编制,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转战浙、皖、闽各省,是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台胞抗日队伍。① 台湾义勇队在各地区的活动以及与朝鲜义勇队的关系亦有相关论述。
抗日义勇队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与政治上的帮助。李友邦本人始终拥护这一政策,接受中共帮助。中共浙江省委派遣党员在其内部落实党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则是抱有戒心因而摇摆不定: 政治需要时,便予以支持; 否则便弃之不管,甚至取缔。
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其他台胞抗日团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少年团、台湾革命同盟会②等组织。对其他组织,如台湾工作团、粤东工作团、闽台协会、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等,则很少涉及。日据时期旅居海外的台湾人国籍问题错综复杂。台湾总督府原本规定,1895 年5 月8 日至1897 年5 月8 日的国籍选择期限后,未离开台湾的台湾住民拥有日本国籍,离开者等于放弃日本国籍。但事实上情况极为复杂,如1898 年10 月28 日,台湾总督发布内训第49 号《有关台湾住民户籍处理案》,表明对于情节有“可斟酌之余地”者,可让其入籍。自此开启以漏籍名目申请入台湾籍的方便法门。
2008 年,《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由台湾文献馆组织翻译出版,为该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往往受制于文字,因此时档案多以古式日文书写,明治、大正时期不少档案还是以毛笔行草书写,不易辨别理解,令研究止于表面。台湾文献馆为发掘整理更多档案,以利于学界,特拟计划,从1991 年甄选专人从事“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的翻译研究工作,到1996 年出版中译本11 册后,鉴于总督府档案浩瀚,难期竟功,决定选择专题翻译研究的方式,分为教育、涉外关系、邮政、原住民、官制、宗教、殖产、卫生等八项专题。《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即为总督府档案专题翻译中的一部,是《籍民与南进》之后的第二辑,收录了“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中有关籍民及国籍的史料,其中漏籍问题是其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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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是孙中山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正式和公开提出来的。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两岸政治关系中“中华民国”定位问题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台湾 《联合报》今年6月28日、29日发表了黄年先生的大作 《“心灵契合”与 “制度框架”》。
文章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做到合情合理,“就应当面对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存分治”,“否则就不合情亦不合理,也不易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1〕近年来,不少台湾学者在探讨两岸政治关系时都提出要给 “中华民国”一个合情合理的定位,马英九当局也一再强调要 “正视现实”(即正视 “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可以说,黄年先生这个观点是代表了台湾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的这篇文章对于两岸政治关系讨论的深化也颇有助益。
笔者同样认为,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势必要回答 “中华民国”的定位问题,否则就无法得出两岸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论。但是,笔者有些看法与黄年先生有所不同,在此请教于黄先生以及两岸学者。
黄年先生在文章中提出,“首须合情合理安排 中华民国在 一个中国之中的地位,也就是应将 国家统一前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实事求是地定位为 国家统一前特殊情况下,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并存分治的政治关系.”〔2〕从后文可以看出,黄先生采用的是“大屋顶理论”并对 “一国两府”的理论进行大幅修正,他并不是在鼓吹 “两个中国”,而是说在大屋顶中国下有两个并存分治的政府。黄先生主张,“一个中国”,“并非中华民国,亦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即是 大屋顶中国,而 大屋顶中国就是 现在进行式的一个中国”.
〔1〕笔者顺着黄先生文中论 “情”论 “理”的思路,也谈一下围绕 “一个中国”的 “情”与 “理”.先谈 “理”.按照黄先生的说法,所谓 “理”,就是 “不能一厢情愿,不能说 强权就是公理”;“理须能禁受得起人类情感的检验”.
〔2〕虽然他并未完整指出 “理”的涵义,但说的也在理。
笔者认为,所谓 “理”是一个综合概念,应该有 “天理”、“公理”、“事理”等多个层次。“天理”,就是指世间万物运动发展的规律;“公理”,就是指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 “天理”的认知和遵从;而 “事理”,就是指符合具体事实和情况的道理。“一个中国”的核心就是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这是事实,两岸法律也都这样规定,完全符合事理; “一个中国”也是公理,依国际法两岸就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际人格,在国际官方场合中中国只能有一个席位;同时也是天理,“一个中国”是中华民族长期奋斗发展的结果,尤其是70年前那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都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果。在台湾岛内有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可是他们所具备的 “中华民国国籍”,就是因为其 “父 (母)为中国人者”而取得〔3〕,这点却是他们所无法否认的铁的事实!而台湾修订前的 《国籍法》中所使用的 “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概念。黄先生在文章中有一个概念错位的地方,他说:“在大屋顶中国下,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分治而不分裂的一个中国的一部分。”
〔4〕这是把 “领土”的概念搞乱了,只能说中国的领土包括大陆与台湾,而不能说中国包括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后面这两个都是中国的国号,对应的是两个对立的政府。
按理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不应该有争执的。但是由于政治操弄, “一个中国”的理,在台湾也成为问题,不少人认为只要说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就等于被大陆吞并。多数人就不敢说这个 “理”,洪秀柱前些日子说了个 “一中同表”结果还被迫收回。现在岛内不仅是在 “国家认同”上出现严重危机,而且还有人念念不忘要推动 “台独”.所以,笔者就产生疑问: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两岸之间应该如何做才能 “合理”,才能谈到一块?“大屋顶理论”是否能够成为 “台湾共识”,或者成为台湾多数人的 “共识”?如果台湾岛内都不能形成一个 “共识”,就叫大陆方面要以此 “定位”,可能于事无补。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需要两岸共同来商讨。单方面的定位,往往只会遭到对方的诟病,只能适得其反。从胡锦涛到,都一再呼吁两岸双方共同探讨,就是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讨论而达成共识。事实上,包括黄先生在内的众多两岸学者已经在这方面作出大量的努力,并也呈现不少颇有价值的观点。但是由于两岸之间尚未建立足够的政治互信,直到今天并未有正式的官方政治接触,更别说政治对话乃至政治协商,这难免令人扼腕叹息。
再说 “情”.黄先生指出, “情”是政治互动三元素 (情、理、力)中 “最高最难者,不以力劫,不以理欺,所追求者为心灵契合的最高境界”.〔1〕笔者深以为然。众所周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两岸都坚持 “一个中国”的立场,同时也各自坚持自己的 “一个中国”原则。而原则,是主观的,是不可退让也是不可妥协的。海协与海基两会在接触中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无法就 “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达成一致,最终才形成 “九二共识”.自那以后,大陆方面就非常重视台湾方面的情感,不断地往 “合情”方面努力,“一个中国”版本的多次更新、“争取台湾民心”的提法、“一个中国框架”的提出以及提出 “心灵契合”等一路走来,就是明证。其中,提出 “一个中国框架”的用心,尤其值得台湾方面认真感悟。
“一中框架”的核心就是 “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笔者认为, “一中框架”的提出,就是考虑到台湾民众对 “中华民国”情有独钟的特殊情感问题。虽然没有明说,但其中所要表达之意已经非常明显:台湾方面使用 “中华民国”国号、奉行 “中华民国宪法”,就是在维护 “一个中国框架”.对此,大陆方面可以包容。
换言之,只要台湾方面坚持 “两岸同属中华民国”,反对 “台独”,就是在维护 “一个中国框架”.大陆方面可以包容。这显然就是大陆方面在 “合情合理”上所作出的重大努力。
黄先生应该也是看出其中之意。他说, “查看北京当局近二十年的两岸政策,除了尚未接受中华民国四个字,其所思所行,旨在希望台湾能够维持中华民国及中华民国宪法”.〔2〕但是,黄先生对大陆此举仍然不满意。他认为大陆方面对台政策存在基本矛盾, “一方面,要否定中华民国、要消灭中华民国;另一方面又要国民党,甚至也要民进党维持中华民国。”
〔3〕黄先生此言差矣!大陆方面近年也在努力探讨 “国家统一前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虽然尚未形成共识,但笔者可以断言:在 “国家统一前”,大陆方面不会有消灭 “中华民国”的意念;而统一后国号叫什么则由两岸双方共同决定。否则,又何必提出 “一个中国框架”?
黄先生有句话说的很对,“若要 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即首须合情合理地安排 中华民国在 一个中国之中的地位”.〔4〕两岸关系今天遇到瓶颈,其实就是在如何看待 “中华民国”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政治分歧。
在台湾岛内,在 “中华民国”问题上也有几种观点:第一种,认为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其国土涵盖中国大陆。此以马英九先生为代表,其依据就是 “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第二种,认为台湾事实上已经 “独立”,目前叫 “中华民国”,但其 “国土”只包括台澎金马。此为蔡英文为代表的民进党的主张。蔡英文自称 “我的中华民国没有长江、黄河,只有浊水溪”,〔1〕其无视“中华民国宪法”的明文规定,意在割断台湾与大陆的法律联系。第三种,是 “台独基本教义派”的观点,认为只要台湾还叫 “中华民国”就是还没有 “独立”.以蔡英文为代表的民进党的观点,属于歪理,其要害就是故意混淆国家与政府的概念,利用台湾民众对 “中华民国”的感情和 “中华民国”的实际困境,借 “中华民国”之名行 “台独”之实。坦率地说, “台独基本教义派”的这个观点在理,事实就是如此:只要台湾还使用 “中华民国”的 “国号”、还奉行 “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关系就是维持在 “一个中国框架”之下,台湾并没有 “独立”.而第一种观点,即以马英九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观点,于法有据,并也符合国际法原理。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中华民国”在绝大多数国际场合并不能代表中国,主张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这种观点在现实中让台湾民众感到困惑和迷茫,难以得到认同和支持。
笔者认为,要正确地给 “中华民国”作出定位,需要分清 “国家”与 “政府”的概念以及厘清几个基本观点,才能在不同场合中获得正确的认知。
第一,要正确区分国名与国号、国家与政府这两对基本概念。两岸都有很多人都把国家与政府、国名与国号这两对概念混同起来,误以为国号就是国名、政府就是国家,但是这两对概念还是有区别的。国名,是国家的名字,首先是一个地名,是人们对特定地理实体进行人文活动的产物。而国号,是政府为国家起用的官方称号,其核心部分就是国名,其余部分则是政治修饰词汇,表明政府的某些特征。一般来说,国名具有相对稳定性,会保持长期不变,而国号会随着政府的变动而出现变化。换言之,国家是相对稳定不变,而政府容易因政治原因出现变动。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经历了多次的 “改朝换代”,曾经出现各种国号。通过国号虽然可以指认某个国家,但确切地说只能是指认特定时期的该国,并无法涵盖该国的全部历史。例如,无论是 “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能涵盖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按照西方主流的国家学说,国家是 “社会共同体”或 “政治共同体”.无论是何种共同体,其实它首先就是 “人”的共同体,而作为人的共同体,就不可避免地必须要有一个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代表这个共同体,这个机构就是政府。换言之,政府就是国家的外在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政府成为国家要素之一。在国际法上,国家是国际主体,而政府则是这个主体的代表。
在不存在政权对立的情况下,这两对概念的混同并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比如说1945年在《联合国宪章》上签署的就是 “中华民国”,至今在条文中仍然还有 “中华民国”的字样存在。
1945年时,“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对外完全可以代表中国,这时 “中华民国”可以等同“中国”使用。但是,一旦出现了两个以上政治对立政府,情况就产生变化,这时这两对概念的区分就有了重要意义---国名是国家的名字,而国号就只能代表政府。
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后,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未受到 “中华民国”字样的限制。《联合国宪章》上的 “中华民国”的字样,其实质意义是指认中国这个国家,指认中国这个国际主体。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中华民国”,实际上就是中国主权代表的变更,确切地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 “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行使主权。因此,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名;而 “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国号,在1912年到1949年10月可以等同于中国,在1949年10月以后虽然也还是在指认中国,但是已经主要是代表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样也是国号、也主要代表政府)存在着 “主权代表之争”.这个事例,应该可以证明国名与国号、国家与政府存在着重要区别。
〔1〕第二,两岸在国际人格上的同一性以及代表的唯一性。
国际法主张,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只有一个国际人格。一个国际人格,只有一个主权,只能由一个政府作为其主权代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所以两岸在国际上只拥有一个国际人格;中国存在着两个对立政府,国际社会只会选择其中一个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也就是说,两岸在国际人格上具有同一性,连带就产生了代表的唯一性: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只能由一个政府对外代表中国。这就是 “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
现在有人认为,两岸是 “主权重叠,治权分立”,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两岸之间不存在“主权重叠”的现象。中国只有一个,相应地中国主权也只有一个,所以双方所称的主权都是指中国主权,是同一个主权,而不是有两个主权相互 “重叠”.从上述联合国的事例应该也可以看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在国际人格上具有同一性,所以在联合国当中中国只能拥有一个席位,只能由一个政府作为主权代表。在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官方关系中也是如此,外国政府只能选择两岸政府中的一个作为建交对象。
第三,两岸之间没有主权之争。
两岸在各自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了 “人民主权”(台湾叫 “主权在民”)原则。中国的主权只有一个,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即属于包括大陆人民、台湾人民、香港人民、澳门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3月4日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时曾经指出:“大陆是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大陆,台湾也是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台湾。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全中国13亿人民共同决定。”
〔2〕他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大陆官方主张中国的主权属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
马英九先生把两岸对立说成是 “主权之争”,但实际上两岸间在国际上只有 “主权代表之争”,而没有 “主权之争”.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在法律上明确宣示了 “主权在民”的原则,在主权属于全体中国人民这一点上,是不应该有争议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两岸政府都共同认识到两岸关系不是 “国与国”的关系,那么在两岸交往中提出谁是主权代表的命题就毫无意义,因为在两岸互动关系中两岸政府都只能代表己方人民。例如,全国人大会是大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它在两岸互动时就非常清楚自己只代表大陆人民,在1979年元旦 《告台湾同胞书》一开头就提到,“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1〕目前正在推动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说明两岸关系应该是 “双赢”关系,而不可能是 “谁吃掉谁”的关系。
第四,在外交场合,两岸存在着 “主权代表之争”.如前所述,中国存在着两个对立政府,国际社会只会选择其中一个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因此,两岸在国际场合仍然存在着 “主权代表之争”.这个斗争是 “零和”关系,只能有一方胜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必须让台湾民众知道:在国际场合的 “主权代表之争”,是国际法使然,而不是两岸哪一方可以自行改变的。我们如果不遵守这个国际法规定,就会造成中国的分裂---因为一旦在同一场合出现两个政府都代表中国、或者是出现一个政府代表中国而另一个政府代表台湾的现象,这在法律上就意味着中国分裂为两个国际人格,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遭到严重破坏,而这个后果是谁都承受不起的。这也是大陆方面在外交场合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反对 “两个中国”和 “一中一台”的真实原因,即是在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是从 “打压台湾”出发。为满足台湾社会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愿望,胡锦涛曾经表示,“在不造成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2〕在大陆方面的积极协调下,台湾得以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大会,应该可以从中感受得到大陆方面所表达的善意。
从以上基本认知出发,笔者对 “中华民国”作出以下简单表述:“中华民国”是在台湾的中国人继续沿用的中国国号,在政治上、法律上都是在指认中国。目前仍然有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认为 “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它们并不认为 “中华民国”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3〕这正好说明两个国号的对立就是两个政府的对立,而不是两个国家的对立,两岸关系不是 “国与国”的关系。在两岸交往中, “中华民国”则完全是台湾政府的符号,“中华民国政府”就是台湾人民的政治代表。
笔者以为,目前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应当是:中国内部大陆政府与台湾政府之间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回归中国的本意。这个中国并不是具体指哪个国号,而是指国名。目前,台湾有人使用 “大中国”、“整个中国”,黄年先生所使用的 “大屋顶中国”,实际上也都是指向 “中国”这一 “国名”.回归中国的本意,就可以杜绝两岸间在国号上的纠缠,使得 “一个中国框架”的善意和包容充分体现出来。两岸都有不少人在中国的本意问题上出现迷失,硬是要以国号取代国名。我们如果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的 “中国”所指的又是什么?也许就会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第二,吸收台湾目前法律上采纳的 “一国两区”的合理成分,突出两岸间是国家内部互不隶属的关系,同时也凸显两岸关系不是 “国与国”的关系。
第三,并列关系表明两岸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
第四,两岸之间存在着政治对立关系。
这个对立,始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的那场内战,在形式上至今对内仍然是 “政权之争”,在外交场合还存在着 “主权代表之争”.从深层次看,两岸之间还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对立。从这些年的情况不难看出,台湾方面不想与大陆进行中国政权之争以及 “主权代表之争”,而只是想能够代表台湾。这是两岸政治对立出现严重异化的一个动向。更重要的是,在两岸关系走向上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还可能成为两岸关系的首要内容。
第五,两岸之间存在着政治合作的关系。目前所看到的有关两岸关系政治定位的研究成果,几乎都忽略了政治合作的一面。而只有看到两岸政府间也有政治合作的这一点,才能正确作出定位。
1.目前两岸政府都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的政治主张,两岸各自的法律都规定两岸是同一个国家,这就建立并维系了 “一中框架”.这是两岸政府最大的政治共识,是两岸政府合作的政治基础,同时也是两岸政府间最大的政治合作。也就是说,在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这个关键问题上,目前两岸政府是合作关系。
2.两岸政府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上已经形成合作关系。两岸政府通过海协、海基两会,达成一系列的协议、共识和共同意见,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这种合作关系还很脆弱,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双方之间的政治互信也很脆弱,对立要大于合作。但是我们应该确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是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两岸人民才是两岸关系的最终决定者。合作才有 “双赢”,合作才能给两岸同胞带来更多的福祉。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关系存在的很多问题一时不易解决,但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连结、共同的愿景,这是推动相互理解,携手同心,一起前进的重要力量。”
〔1〕笔者一直认为,两岸间的政治难题,不仅需要讲 “理”,更重要的是要讲 “情”.在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很多问题是单靠讲道理很难获得解决的。中国人常说,“有理也要让三分”.在两岸关系中也是如此,不要 “得理不饶人”,这样才有同胞之情。提出的 “心灵契合”,就是最高境界的 “合情”,感动了不少台湾同胞,黄先生的文章就是受到感动而写。黄先生还进一步阐发,认为所谓 “合情”,至少应该让人有 “舒适感”、 “参与感”、 “平等感”和 “自尊感”.〔2〕笔者深以为然,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就是要让台湾民众从中感受到自己也是和平发展的 “主体”而不是被统战的 “对象”.古人说的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相信两岸的未来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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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电视节目中,广播电视新闻节目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电视节目形态的一种。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策划仍然存在创新思维缺乏的问题,导致电视新闻节目无法吸引受众的注意,其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威胁。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策略,然后分析了电视新闻节目策划中影响创新思维运用的因素,最后提出了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中创新思维的应用策略,旨在为相关领域提供参考性意见。
关键词:创新思维;广播电视;新闻节目
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策划的关键是策划,主要是将新闻事件加以分析、整理、编排,全部整合以后制定出相应的策略和报道方式。进行广播电视新闻策划,可以为节目报道提供参考依据,明确传播目的,增强传播效果,取得受众的认可。当前,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中,创新思维都是行业进步的动力之源,广播电视新闻行业也不例外。通过应用创新思维,可以使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从立意、选题、报道等方面都与众不同,提升节目质量,使电视新闻节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新闻策划指的是对一个单个的新闻或者是一系列的新闻进行一些符合新闻事实的策划,并通过新闻手段去获得最好的效果,而策划是广播电视新闻节目能够众多的节目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决定性因素。以创新思维的角度来进行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策划,策划者需具备创新意识,融入自己的个人思想,以创新模式来不断改进新闻节目,使新闻节目更加新颖。在我国当前的电视新闻节目策划中,主要以内部工作人员的原创性节目为主,能够促使媒体更好地定位自己,展现栏目风格,以独特的节目来获取受众的认可。创新意识在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中的应用是媒体机构和策划者对受众负责的表现,是电视新闻节目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停滞不前,只有坚持以创新思维来进行新闻策划,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态,促进我国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进一步发展。
在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策划的过程中,如何将创新思维运用其中,需要策划者在节目主题、风格、形式等多个方面融入自己的个人想法,其中,新颖性则是创新思维的核心要素[1]。影响电视新闻策划的创新思维运用的因素主要有创作方式、运作机制和创新机制,其中,市场化的创作方式对新闻节目产生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是同时存在的。广播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通过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可以宣贯主流意识形态,达到教化大众的目的,广播电视新闻的节目特性决定着新闻节目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影响着策划者创新思维的发挥。一套较为科学的评价标准和培养机制可以提升策划者的创新意识,激发策划者的创新意识。当前,许多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在策划的时候,人为编造和安排新闻事件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会为了吸引受众眼球而片面炒作事件,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不利于正确舆论氛围和社会风气的形成,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3.1 遵循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策划的原则
在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策划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需要对与新闻节目有关的要素进行分析,而这要以电视节目所呈现出来的特征作为基础,比如新闻事件的内容、制作之前对新闻所提出的要求等,以此得到关于新闻报道的思路、架构等,并制定科学合理的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传播方案,针对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传播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做好相应的准备。广播电视新闻策划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传播的质量和范围,关系到广播电视新闻节目能否被受众所认可,一旦策划不当,新闻就失去了最真实可靠的依据。
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策划的重要性,在任何一个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当中,其策划都需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新闻可观性原则,即新闻报道的具体事件必须要客观地陈述事实,不能带有报道者个人的感情色彩,要做到有理有据、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受众需求第一原则,新闻节目与节目策划者面对的都是受众,新闻节目策划要将受众需求放在首位,吸引受众的眼球,主要是要运用创新思维来进行新闻节目策划;引导舆论原则,媒体人承担着引导舆论的重大责任,新闻报道要体现出这一原则,积极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
3.2 利用创新思维从多个角度选题
我国电视新闻节目在选题上的落入俗套、内容陈旧、形式单一的现象较为严重。在进行电视新闻节目策划的时候,要求策划者要避免这些问题,从多个角度进行选题,挖掘较为新颖的题材,尽量体现出策划者的创作意图,强调在报道采访时体现出创新思维[3]。策划者还要运用创新思维对编制方式方法进行创新,策划出独具特色、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的新闻节目,转变固有的工作模式,丰富节目内容,使节目被广大受众认可。此外,在以往的工作状态下,对权利、荣誉、金钱等的追求是策划者产生的主要动力,对此,应当创新策划动机。创新策划动机要求给予策划者一定的发挥空间,运用激励机制激励策划者进行节目创新,比如采用独立制片模式。策划动机创新可以充分发挥策划者个人的才能,满足策划者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为新闻节目策划的创新做出更大的贡献。
3.3 利用创新思维进行新闻节目策划
就目前的广播电视节目来看,各种类型的电视节目层出不穷,且大多数的电视节目缺乏创意,电视新闻节目要想占据一定的受众市场,就需要从新闻策划的角度出发,以创新思维来进行新闻节目策划,这也是电视新闻节目的生命力之所在。在进行新闻节目策划的时候,新闻策划者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创新思维,在节目的选材、选题、内容等方面体现出创新思维,创作出更能吸引受众眼球的新闻节目,取得更加良好的传播效果。
以黑龙江卫视的《新闻夜航》为例,这是一档民生类新闻节目,采用公众身边发生的事情作为新闻素材,在进行新闻传播的同时,也运用记者采访播放的形式为公众解决了许多难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纵观当前的电视新闻节目,在创新思维的指导下,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电视新闻节目比例有所上升。
3.4 强化新闻策划者的创新意识
大多数的策划者在进行新闻节目策划的时候,都缺乏相应的创新意识,局限于新闻事件本身,无法从新闻节目的整体出发去考虑新闻事件,忽略了新闻事件以外的内容,无法深入挖掘新闻事件,导致展现给受众的新闻节目创意缺失,深度不够[5]。新闻策划者要强化自身的创新意识,开放思维,跳出新闻事件本身,深入挖掘新闻事件的内涵,具备全局意识,从新闻节目的整体出发,策划出独具新意的新闻节目,增强新闻节目的市场竞争能力。以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推出的《新闻普法栏目剧》为例,这是一档普法类节目,以电视、电影创作的性来展示案件,再配以主持人对案件的分析、独白,策划者思维较为开阔,节目具备较强的创意。
综上所述,广播电视新闻策划对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新闻策划者应当通过多种途径激发自己的创新能力,为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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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是贯彻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性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院校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各种各样的思潮强烈冲击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思想教育工作急需进行创新和改革。
关键词: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创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其教育内容具有广泛性,包括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等。大学生是一类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并且具有青春和活力,是社会和国家未来的重要战略性人才资源。对当代大学生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其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社会价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贡献出更多力量。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开展工作时必须以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循序渐进地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首先,国外的腐朽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当今世界是具有开发性的,只有积极地同外国进行交流合作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改革开放在带给中国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得很多外国的腐朽文化和思想意识乘虚而入,强烈冲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传统观念意识。
当代大学生是一个思维比较活跃的社会群体,其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尚处于形成和发展期,外国的腐朽思想极易对大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造成负面影响。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是,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西方国家从未放弃过对中国进行思想侵略,不断利用“民主”“人权”等借口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大学生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自然成为了西方分裂势力进行思想侵略的主要对象之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其次,网络消极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近些年来,网络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互联网在带给人们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因其国际性和开放性而充斥着各种黄色、暴力、反动的信息内容,这些不良信息正慢慢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进行着腐蚀。有的大学生过度沉迷网络,将虚拟社会当成了躲避现实生活的避风港,渐渐与现实社会产生了距离和隔阂,思想意识歪曲,社会交际能力减弱,为将来进入社会和团队合作埋下了巨大隐患。再次,巨大的就业压力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了近些年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受到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具有严峻性。当代大学生成长于相对比较安逸的社会环境中,使其对家庭和学校具有很强的依赖感,一旦步入社会往往显得不知所措,加上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使其在思想方面存在巨大的压力,极易引起大学生对社会的敌对心理和不平衡心理。因此,就业问题所引起的消极心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首先,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科学定位。中国正在全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的和谐不仅在于生活方式的和谐、产业结构的和谐、民族关系的和谐,更在于人们思想方面的和谐。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不仅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而且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大学生本身,关键在于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目的在于使大学生在新时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现阶段存在着走形式等问题,没有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的价值观,在教育工作上也没有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考核仅仅局限于期末考试成绩,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创新发展必须首先对其进行科学定位,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目标,以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基线,使大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其次,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和内容。创新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使相关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贴近生活并且联系实际,使思想政治教学更加人性化和民主化。高校应该改革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模式,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老师处于中心地位,单方面地向学生传授和讲解知识,缺少必要的互动和交流,使老师不清楚学生的真实学习状态,学生也没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解。这种单调和乏味的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积极性和研究热情,学生的学习动力也只是应对期末考试,这样的教学从根本上无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高校应该积极建立开放的和民主的课堂教学环境,对老师进行角色转变,使其从原来的知识的传授者变成知识的引导者,将学习的主动权重新交到学生的手中,积极引导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研究领悟这门课程所蕴涵的知识精华。
再次,积极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即为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需要的各种软硬件设备或者其他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有理论意义上的广泛性,包括专业的师资力量、教育科研设备、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书籍资料等等,随着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现实社会扩张到了网络虚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还可以分为传媒资源、法治资源、行政资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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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变迁与其外交战略是息息相关的,这也直接影响到俄对中俄关系的定位。随着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的恶化和实力的相对下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由于俄仍处于社会转型之中,其主要注意力仍将集中在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为尽量避免与其他大国发生摩擦和对立,其对华战略将有实用主义的特征。从长远来看,中俄关系隐含着不确定因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地缘政治视角下中俄关系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前中俄都处在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任务决定了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均是中俄的重中之重。而一个国家地缘政治形势对其战略部署有着很大的影响。中俄两国都是大国,但两国的地缘政治形势有着很大的不同。本文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分析了中俄面临的空间环境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并利用国际地缘政治理论指出加强中俄地缘关系的重要性,以期为未来中俄的战略合作提供借鉴之处。
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此次9.3反法西斯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出现在故宫前坚定的步伐,索契冬奥会,中国及其领导人不顾西方一些国家孤立俄罗斯的企图,坚持支持俄罗斯,表明中俄关系不会受到世界政治形势左右,也反映了中俄两国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视。而两个国家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又对其政治、外交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地缘政治”。所谓“地缘政治”,就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把具体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战略放到全球背景中,从地理的角度加以考察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地缘政治在一个国家的战略部署上始终是关注的热点。中俄也不例外―中国要崛起,俄罗斯要复兴,都需要制定最合适的发展战略,而地缘政治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空间环境的角度分析两国地缘政治主要包含七个因素,分别为:地形、气候、水源、交通、自然资源分布、少数民族分布和移民等。下面就其中几个主要的因素对中俄空间环境进行分析:
(一)地理位置。高纬度之于低纬度,高海拔之于低海拔有种天然的压力。高纬度和高海拔的地区对比之整体环境更为舒适的低纬度和低海拔地区永远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低海拔低地民族很难对比之环境恶劣的地区感兴趣,即使是迫于对方的压力,进行反击进入对方的领地,也会很快退出来。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核心区一次又一次的入侵就是例子。俄国对中国的压力首先就在地理位置上。俄国处于高纬度对中国有种天然的压力。
(二)气候。随着全球气候升温,北极地区的冰层已经大面积融化。此前常年冰封的“西北航道”已经解冻。“西北航道”是指从加拿大东北部戴维斯海峡起始,沿加拿大的北部海岸一直延伸到美国阿拉斯加州附近的一条航道。这条航道在北极圈内,大部分时间处于封冻状态。但现在“西北航道”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变成真正的“通航大道”。届时,从欧洲开往亚洲的船只将不必经由狭窄并且拥挤的巴拿马运河,而可以直接通过西北航道,穿越白令海峡,抵达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能缩短5000公里左右的距离(见图1)。由于“西北航道”连接了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富裕地区”,因此很可能成为全世界最“有利可图”的便捷海运通道。所以未来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会加强。
(三)交通。尽管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人类可以从空中通道成为另一种可能,但高昂的成本使得它的作用更多的是应用于紧急状态,而无法承担常规的地缘交流。海上的交通线当然是另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即使是北冰洋航线能够季节性的通航,将之运用于消化整个远东地区,仍然是不现实的。因此铁路仍然是俄国用来控制它的亚洲部分的生命线。但现在这条生命线却由中国人在打理了。中国已经全面参与俄国的铁路建设,经济上的利益自不必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可以直接了解俄国的运输能力,并掌握第一手资料。而俄国与中国之间的地缘平衡将被进一步打破。
(四)自然资源分布。西伯利亚地区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也是俄国实现复兴的最主要一张王牌。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在“马六甲海峡困境”的局面下俄国的油气资源对中国无疑是雪中送炭。但从战略安全的角度来看,俄国将资源卖给中国真的会导致它的最终衰弱。一旦俄国让中国的势力在西伯利亚扎下根来的话,那么再想让中国全身而退绝无可能。但无论是俄国想保住剩余的国际影响力,亦或是中国想提升现在的国际地位,双方都必须互相表示更多的诚意,以加深双方的合作深度。所以中俄能源合作势在必行。
(五)移民。现在俄国,特别是远东地区,中国人的身影越来越多,中国的影响力来越来越大。尽管从地理情况来看,俄国似乎占据了足够的地缘优势。但如果考虑到人口问题,俄国人却很难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消化他的亚洲部分。俄国在这一被统称做“西伯利亚”的地区,仅仅有3000万人,这并非是这一环境恶劣的地区只能养活这么多人,而更多的是俄国本身没有足够的人口进行开发。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尽管这一地区的环境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无法忍受。但即使不考虑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主观因素,中国也很容易提供同样数量人口,填满这一地区。
从空间环境因素来看,俄国在空间环境上占据先天优势,但自苏联解体以来俄国元气大伤,虽自普京上台以来,俄国经济不断复苏,但依然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在中俄关系上中国可通过政治博弈占据主动权,为中国经济发展谋取利益。
(一)国际地缘政治理论
英国著名地理学家、牛津大学地理系教授麦金德在1904年发表了《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提出了地缘政治学的全新课题。麦金德认为“谁统治东欧平原,谁就控制了全球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支配全世界”,对麦金德理论加以修正的是斯皮克曼,他提出“边缘地带论”。认为亚欧大陆中心地带由于人口稀少,社会组织化程度很难达到集中大规模资源程度,相反欧亚大陆东西两侧边缘分别是人口集中,资源丰富地区,因而是最重要的核心地区。他认为“谁统一了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谁就掌握了世界最有潜力的地区;谁掌握了世界最有潜力的地区,谁就能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强国;谁成为欧亚大陆的世界强国,谁就会成为美国的有力挑战者”,其次还有马汉的“海权论”等。
(二)从国际地缘政治理论角度对中俄地缘政治进行分析
从斯皮克曼边缘理论和麦金德陆权论综合来看,前苏联代表欧亚世界岛心脏地带的核心力量,中国代表世界岛东部边缘最强力量,西欧则代表西部边缘最强力量,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心脏地带苏联最强大,西欧和中国相对弱小,但现在俄罗斯力量相对于欧盟和中国崛起则比较弱。在这样全新的地缘格局中,东部和西部力量都有可能进一步蚕食心脏地带的地缘优势,为了使中部地带重要力量不至于产生两面挤压的局面,技巧性的介入心脏地带维护我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利益,同时与俄罗斯这一心脏地带中心力量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是实现我国在世界心脏地带核心利益唯一正确方式。斯皮克曼提出的“欲控制世界的命运,必须控制欧亚大陆,欲控制欧亚大陆,必须控制边缘地带”的著名论断,自美国抛弃孤立主义战略以来一直是美国地缘战略的一大指导思想。中国既处麦金德“陆权论”的心脏地带,也处在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的边缘地带。因此在未来捍卫中国心脏地区利益时一定要警惕美国的渗入。
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包括三个层次:中国周边、亚太和全球。
(一)中国北部地缘政治环境。从地缘的角度看,中、俄同为五大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区”之一,由于双方均属于强势地缘区,因此接触面越长,爆发地缘冲突的机率也就越大。俄罗斯和中国在近现代的冲突是非常频繁的,当然中苏之间也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短暂的友好期和蜜月期。中苏关系破裂后双方一度兵戎相见。现在中国俄罗斯再次走近,是双方在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一步一步的进逼下协调抵制单极世界的反映。从图中可以看出中俄是相邻的两个重要“地缘政治区”,双方的接触面很长,很容易爆发冲突。蒙古国的建立很好的缓解了这一冲突缓冲国,中俄双方都能对其施加比例相当的影响力,这是让双方互相达成信任的地缘基础。由于蒙古人口稀少,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担心被庞大的中国经济体磁吸过去,产生严重依赖,这也是蒙古为什么越来越看重对美关系和靠拢美国的原因。
(二)中国西部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地缘形势十分复杂。观察我国漫长的边界线,西部是我国战略空间上最好的出口。前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西部的边界一下出现了一些“斯坦”群国家,这五个兄弟斯坦国家不仅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以为我国国民经济提供极为重要的能源,同时也是重要的战略枢纽。西南则接壤另外一个超级产油气大国伊朗,南边则紧邻阿富汗。在地缘战略上,伊朗连接世界四大重要区域,即南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其中三方(中亚、西亚和俄罗斯)和伊朗本身都是世界核心的产油区,可以说这一区域掌握了世界能源、特别是石油的命脉,是世界诸强的必争之地。在美国已经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将来再图谋军事占领伊朗,那么美国将具有空前有利的地缘优势。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都应当从战略上进行决策,因为这涉及双方最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因此中俄的协调配合相当重要。
如果中俄之间没有中亚(主要是哈萨克期坦)与蒙古作为缓冲国。中俄之间漫长的边境线根本无法让双方感觉到安全。这种基于地缘上的不安全感,对于纬度较低的中国来说尤盛,也让中俄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互信关系。现在俄国吐出了中亚,并由于实力的衰弱减弱了对蒙古的控制。而中国的势力得以进入这两个地区,并与俄国在这两个地区的影响力达成平衡。双方在东部的边境对于中国来说,并不会感到太大的压力。毕竟那里距离俄国的政治中心距离过远。而俄国目前也并不会担心中国会借机夺取这一地区,中国目前并无这样的实力和意图。这样双方开始有可能进行新的地区合作。
通过以上从空间环境、国际地缘政治理论和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对中俄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出未来中俄之间共同利益优势要多于相互之间的对抗敌对,因此加强深化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使其成为我国的第一盟国,并最终将其发展成为资源共享、相互依存的战略背靠背关系有益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有益于世界稳定政治格局的发展。
(一)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在国际与地区问题上强化合作。
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建立后冷战时代的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秩序,即遵循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原则,携手促进和平与稳定,推动共同发展与繁荣,建设公正、民主、和谐的世界秩序。因此中俄应该增强政治互信,维护两国共同的利益,建立两国在一系列国际与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理论共识和价值共识。在美国重返亚太问题上,虽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为俄提供了战略机遇期,但客观上对俄罗斯在亚太的利益是一种排挤。
东北亚冷战结构是美国在这一地区赖以存在的基础,朝鲜半岛的分裂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与美国坚持以对抗、遏制、制衡等为内容的冷战思维不同,中俄双方要积极倡导和实践新安全观。在东北亚地区,中国需要与俄罗斯加强战略磋商,积极推动建立符合新安全观的和平稳定机制,建立对话和协商机制,化解矛盾,缓和关系,避免对抗。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共同发展,在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安全和合作架构,是当前本地区的首要任务。
(二)鼓励双方人文交流,实现从利益共识到文化共识的突破。
培养双方间文化共识对增进两国人民交流沟通,促进中俄两大民族的相知与互信具有更加长远的战略意义。应重视人文交流在双边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求同存异,即使是不同,也可以形成“和”的局面、“和“氛围,这样才能达到人文相融,使中俄友谊根深叶茂。外交需要刚性,也需要柔性,刚柔并济才能更加有效促进战略目标的实现。单纯靠高层出访带动双边关系发展显然不够。
中俄高层会晤机制虽然健全,但相互之间不信任的因素依然存在。中俄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在关于双边关系之间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上有回避。这实际上影响了双方对很多问题的相互理解。只有以人文交流为核心的民间公共外交做得好,形成一个有效的外交缓冲区,才能预防和避免刚性冲突,推动建立中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有鉴于此,中俄之间应该继续大力加强建设“第二外交轨道”的战略对话机制。可以考虑建立双方接近决策层的有影响的人物之间对话平台。这便于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消除不必要的误会,建立缓冲区,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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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需长期坚持的工作。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创新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首先讲述了创新思考是做好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要求,然后介绍了以人为本,形成典型培育、选树、推介的有效机制,最后介绍了发现阶段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创新思考
现在的社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树立正确的典型形象对于宣传思想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掌握好创新思考的方法同样是重要的。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和手段。是我们党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回顾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不难看出我们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把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与党的中心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激励人们学习的榜样和典型,张思德、王进喜、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一大批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至今仍然在激励着人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进入新世纪,改革的深化和利益的调整,带来了人们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也带来了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多样化,要把社会各个群体、众多成员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基本理论、方针、政策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上来,发挥先进典型的独特作用,用群众身边的人说群众身边的事,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1、创新思考,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
用事实说话,以榜样说理,这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行之有效的方法。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变革时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长,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任务十分繁重。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成主体,在多选择中争主流,就必须克服形式呆板、手段单一、照本宣科等不足,在大力推进手段创新的同时,树立一批时代性和示范性强、特色鲜明的先进典型,使他们成为科学理论的实践者、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和传统美德的传承者,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与行为的典范,成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化雨之“春风”和定位之“灯塔”。
2、创新思考,是贯彻“三贴近”方针的具体体现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新时期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方针。它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牢记使命,转变作风,紧密联系实际实现价值。深入火热生活保持激情,扎根普通群众汲取营养,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公信力和感染力。创新思考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贯彻“三贴近”方针的过程。先进典型不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在改革发展的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不结合实际、深入实际,便难以发现那些时代性、特色性强的先进典型:先进典型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如果不深入到他们生活的细节中去,便难以挖掘出他们身上闪闪发光的品质:先进人物往往来源于群众,又不同于一般群众。不深人群众,便难以树立起群众可亲可学的先进典型。李索丽、王顺友、段学明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就是在落实“三贴近”中发现和树立起来的。
3、创新思考,是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抓手
在开展理论武装工作中,通过典型讲、讲典型,用大量的事实、事例证明和强化科学理论,不仅能使理论变得通俗易懂,而且更具有说服力:在抓宣传教育中,通过对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进行集中宣传。可以有效地引导公众的注意力和社会舆论,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创新思考,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风气;发展先进文化,同样离不开先进典型,否则,文艺作品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有持久影响力的亮点和品牌就是先进典型。
在党组织每年的工作要点中,对加强先进典型培养、树立、宣传方面的工作要做出部署,对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的方式方法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提出具体要求,指导工作正确开展。形成在每年“三八”、“七一”及年终对女工先进、党组织及党员先进、生产经营工作先进树立表彰的激励机制。
对技术、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典型人才,建立评聘晋升制度。如某公司通过设置主任工程师、首席主任工程师、厂级专家、技术质量专家、首席操作工和首席管理者、金牌首席操作工以及分厂厂长助理、部长助理等一系列晋升台阶,让一些普通的技术人员、操作工、管理人员有机会岗位成才,享受相应的待遇,并形成长效机制,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员工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创造创新的积极性。一大批优秀专业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公司技术、管理、生产等各层面的核心骨干力量,较好满足了企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
在内部先进典型培育成熟的基础上,对具有推介意义的典型,积极向上级部门进行推荐表彰,获得上一级的表彰,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同时也会极大提高企业在社会和市场的美誉度,也会在企业内部引起极大反响,形成更强的榜样激励效应。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的培育培养问题。二是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认识和理解的问题。三是具体工作中的思想观念问题,以及矛盾和困惑的化解问题。
1)从内容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仅是靠直接指向客观实际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而更主要的是解决人们在理论观点、思想认识以及政治觉悟等主观意识方面的问题。
2)从形式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并不是采取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等这些强制性手段,而是要靠采取教育、学习、说服等方式方法,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来解决思想问题。事实上,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卓有成效,就必须把工作落实到实处,并注重其实效性。所谓落实到实处,从宏观上来说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服务。从微观上来说,就是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发挥它“生命线”的作用,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
我们要善于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遵循人们的思想形成及变化,以此来有效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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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肩负着协调各方、化解矛盾、稳定大局、服务发展的重任。当前,随着国家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卫生管理体制、医疗资源配置和医院运行机制均发生了显著变化。目前在我国,新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在不断地推进中,医院的各项工作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也拥有了新的发展机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新医改背景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与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医疗卫生是国家一项重要的事业,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医院是人们诊断救治的场所,医生是一种负责救死扶伤的高尚职业,每天都在与患有各种各样的病症的患者打交道,医生也是一种受人敬仰的崇高职业。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医学事业的问题层出不穷,医疗改革势在必行。文章作者从医学与医生职业道德方面为主题,从专业角度分析了在新医改背景下医院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与创新工作。
前言:医疗事业同样也是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与工程,人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病就医是每个人享有的权力,医疗在其中起着维护人们身心健康的作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关系着一个国家的人们健康情况,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与幸福指数。新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决定医疗事业也要随之进行改革,下面我们将讨论我国的医改工作。
(一)医疗活动的价值取向偏离
价值取向是一个人价值观的体现。医务活动的宗旨是以患者病人的根本利益为中心,使病人花费最少的金钱治好病痛,以维护患者的身心健康为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生活得到了全面提高,但是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仍然存在,一些社会毒瘤仍然污染着社会环境。受不良社会风气的严重影响,部分医生的职业道德素质有所下降,以权谋私,收取红包现金的贿赂,利令智昏的医生大有人在。
2013年是医疗事业的多事之秋,许多不公平的医院现象被暴露,被媒体曝光,严重影响了医疗工作人员在公众的友好形象。9月初央视披露天津多家医院抢夺婴儿的“第一口奶”,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些生产奶粉的企业向医院兜售奶粉,婴儿长期饮用这些厂家的奶粉,产生了依赖性。医学上提倡新生婴儿最好是通过母乳喂养,但是医院的争夺,使婴儿对这些企业生产的奶粉产生了依赖性,导致坚持母乳喂养很难进行。在这其中医院是获利较大的一方,等于医院推销这些企业的奶粉,医院同样获得利润。这种医务人员追逐名利,既是对婴儿身体健康的不负责,更是对白衣天使的亵渎[1]。经过曝光后,天津市政府对违规医务人员获得的不法资金全部收缴,政府此次的制裁行为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
(二)医务人员思想落后
现如今有些医生不顾及患者的感受,不管哪种方式能治好病痛,就向患者推荐哪种治疗方式,而且有些治疗方式费用昂贵,患者根本承受不起。不根据病人的病情状况,盲目地向病人推荐常规的治疗方法,治疗时间漫长,效果慢,使病人备受煎熬。采用传统的治疗方式,不擅长使用新型的医疗技术,简单地依靠服药打点滴的方式。
(三)过分地依赖医疗设备
新型的医疗设备为医生减少了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医疗设备能够快速检查出患者的病症,更科学地检查出患病的部位。现在的医生针对前来就诊的患者第一件事情就是推荐其先做个检查,整个看病过程离不开医疗设备。过分地依赖医疗设备,久而久之医生慢慢会把专业的亲身实践的医疗知识淡忘,不能把实用有效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起来,一味地依赖医疗设备会使医生变得消极怠慢懒惰。
(四)机制体制不健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靠市场实现资源配置。我国的一些医院如今还在实行过去的计划运作,依靠过去的计划实现医务人员的分配,按照过去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制已不能满足人员的需求,不符合大多数人员的利益,引起工作人员的抱怨不满。广大医务人员对改革的认识不够,思想观念滞后,不思进取。不积极参加医改的工作活动,不重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培养[2]。
(一)引导医务人员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面对不良的社会风气,就要使医务人员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开展专业医师职业道德素质修养的学习活动,开展关于医改的听证会,认真听取病人患者及社会各方的意见与建议,使广大医务工作人员了解作为一个医学行业的人员的职责,以及如何处理好与病患者的关系,努力促使医务人员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形成良好和谐的医疗环境。把病人当做是亲人来看待,认识到病患者与医生护理人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切实维护患者的根本利益,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对待病者态度心平气和,关心病患者,了解他们的需要,改善医院环境与不合理的规定,使患者病人真正感受到医院仿佛是温暖的家庭的温馨感觉,使他们真正体会到医务人员对他们的关心与呵护,亲人般的温暖与照顾。加强个人素质修养,不与他人同流合污,清廉奉节,公平公正,在日常工作中恪尽职守,严于律己,始终坚持一个自己是一名医生,是一名服务者的工作原则,把患者当做是顾客,贴心的朋友,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人员。廉洁奉公,不收取任何病人的任何作为感谢的酬劳。
(二)建立健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医疗体制机制
针对当今医疗体制机制引起的思想波动,需要建立健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医疗体制机制来解决。逐渐弃除过去落后的计划性经济的框架,加强市场竞争力的影响,合理分配医务岗位与职责,通过各医院之间的互相借鉴学习,使其知道新医改背景下进行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与实践的重要性,召开会议使每个人员为科学的体制机制构建积极建言献策,付之行动。从认识和形式上改变思想观念,形成一套统一完善的改革理论与实践体系。
(三)改变医务人员思想落后的现象
看病就医是每个公民享有的权力,必定会花费一笔巨额的医疗费用。医院也是事业单位,也需要资源的分配来运营。避免出现医院把金钱视为一切,没有金钱就不能看病的旧观念。医务人员衡量好金钱与工作职责的关系,处理好医患之间的关系,适当放宽对承担不起医疗费用的患者支付期限。认识到人命关天,作为一名医护人员不能把患者的生死置之度外[3]。秉承做合格的人们放心的医院,做合格待患者如亲人与医德高尚的医生为理念,改变那些自私自利、顽固的落后思想。如鼓励病人回医院打工还债就是一种很好的办法,病人靠在医院打工的工资支付费用,避免了因支付不起费用与医院造成的尴尬局面,这种思想方式是正常的医患关系的回归,改变了医院在患者、金钱费用之间的认识想法。
结束语:从上述可知,我国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还存在着价值取向偏离,医务人员思想落后,过分地依赖医疗设备,机制体制不健全的现象。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与实践应该依托新时期的医改背景,需要引导医务人员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健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医疗体制机制,改变医务人员落后的现象等措施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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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不只在技术和工具层面上深刻改变着当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促进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整体性转变。网络环境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传统意义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其领域、方式及手段上的拓展和延伸,更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和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和创新的一种新趋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网络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学生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网络,所以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需要改变传统的教育方法,使大学生能够在网络环境下更好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文章就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网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要站在时代的前沿,把握当前的形势,不断的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应对现阶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络时代有网络时代的特点,在认真研究网络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如何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机制、新手段、新方式必将成为系统性的工程,思政教育工作者要采取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方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力和感召力,用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果。
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为了与时俱进,我们必须要建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这人是当前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我国具有与其他国家不相同的国情,所以,我们在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时必须要从我国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据偶遇我国特色,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根据指定的方针政策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实施。每所高校都应当建立属于自己高校内部的公用网络,为自己校内的全体师生服务,这样大学生就可以在校内的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还可以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目,也可以时时的关注学校的动态,使自己与学校的关系更加密切。与此同时,全国还可以建立高校公共网,这就把全国所有的高校联系在了一起,可以使全国所有高校进行一定的交流和沟通,有助于全国所有的高校共同成长。这样建立的网站既有统一性,又体现着多样性。建立这样的网站,不仅仅可以使大学生获得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同时还可以与其他高校的大学生进行沟通。
现在网络技术发展越来越先进,许多学校在进行教学活动时都引入了多媒体技术,这就为本来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增添了一针兴奋剂,使课堂教学氛围变得更加活跃。现在多媒体技术不仅仅停留在以前只有图片和声音的阶段,视频等技术也已经被应用到教学之中,这就使得高校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可以及时的引入一些国外的资料,从而丰富了学生学习的材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变得更加的生动形象,?更容易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诚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方法的同时,还要运用一些先进的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教学效果。
在高校建立的师生公共网络系统,要把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引入到其中来。针对这一内容,我们可以建立一定的讨论区,使大学生在网络中取得一定的发言权,及时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且可以针对大学生较为关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同时在系统中宣传党的教育理念和方针政策,为解决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在该系统中建立一个新闻服务系统,使大学生能够及时的获得新闻,及时的了解国家的动向和方针,从而使大学生进行讨论,在大学生进行讨论时及时的进行一定的指导,这样就方便的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除此之外,高校还可以建立于学生家长联系的电子信箱,使家长和学校建立一定的联系,从而方便学校得到大学生的家庭教育情况。
利用多媒体技术可以再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这样的课程由于理论知识较多,所以听起来会变得枯燥乏味,而利用多媒体技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象,多媒体技术可以使课堂变得生动活泼,调动学生的各种感觉器官,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的进行学习。除此之外,高校要与时俱进,关注当下国家以及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现象,以引起学生的讨论,抓住学生的好奇心,从而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运用较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就增强了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
利用现代网络发展的一些特点,高校适当的进行网络教育的建设,通过校园网络系统,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从而促进校园积极、健康的发展。走进信息时代,大学生生活的环境不仅仅有社会这个大环境,家庭、学校这个小环境,还有网络这个虚拟的环境,只有把握好这三个环境之间的力度,才能使大学生更好地生活和学习。好的校园文化能够影响甚至塑造一个好的大学生,环境对人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好的环境氛围对大学生产生正面的影响,不好的环境氛围对大学生产生负面的影响。只有搞好校园文化建设,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使大学生能够更好地抵制网络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大学生健康的发展。言而总之,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注意网络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更好地使大学生进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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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进步,要求大学生具有不断创新的思维,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是当今高等教育中重要内容和目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生创新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培养中医药大学生的创新及实践能力、造就创新实用型中医药人才是中医药继承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时代赋予中医药院校教师的重要使命。就如何培养中医药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观念、创设实践环境、创新教学方法、提升中医药学生的临床技能等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医药大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而中医药的兴衰系于中医药高校的教育,中医药高等学校是培养中医药创新型人才的基地和摇篮,肩负着中医药继承与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因此当代中医药大学生必须具有创新与实践能力[1-2]。而现代的大学生在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现将问题及解决方法阐述如下。
1中医药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但由于医学人才特别是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封闭状态尚未根本解除,导致多数中医药高校缺乏激励和支持创新实践活动的措施,缺乏有利于培养中医药人才创新实践的氛围与环境,而且学校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考核评价体系也不完善,再加上中医药大学生自身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在参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中缺乏主动性,同时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课后与学生交流甚少,加之部分教师自身创新教育理念不强,导致教师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力度不够。而中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如果未经临床实践锻炼和培养,学生将无法深入理解和应用所学的医学理论,也就无法用医学理论指导今后的临床工作,更谈不上开展中医学的创新活动。
2医药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探析
2.1创设有利于中医药人才创新实践的氛围与环境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学校应提供激发与展示学生创造力的校园环境,教师也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学生培养兴趣,例如营造宽松民主、和谐互动的课堂气氛,提升学生在参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中的主动性,具体操作如下。
(1)成立各种兴趣小组或学生协会等,促进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从而拉近师生距离,也可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定期举办各种学术讲座、沙龙以及报告会等,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1]。
(2)充分利用实验室资源。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尽量用实验室已有的设备让学生了解更多的知识,并在实验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3)重视临床技能课程。由于教学进度的限制,临床实践的时间往往有限。为此,学校可以专门开设临床技能课程作为限选课、公选课等,让学生多摸脉、多看舌象、多进行急救训练等,为进入临床实习做好准备。
(4)重视基础课程教学中临床技能的培养。在基础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案例式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等,要善于利用微课,在课堂上将基础与临床相联系,给学生尽可能多的学习思考机会,而且要善于从中引导、点拨,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2],这样既可加深知识记忆,同时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5)积极组织临床实践活动。一提到临床实践,大家普遍想到的是医院实习、见习,其实高校也是临床实践的场所。高校组织面向全体学生的校园专业性大赛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途径。以笔者所在的山东中医药大学为例,有岐黄杯中医知识大赛、我爱背经典大赛等学术活动。若能模拟技能大赛的模式,利用现有条件,在其中加上临床技能操作部分,则对学生临床技能的培训具有较大的激发和检验作用,还可以让学生的临床技能得到更好的锻炼。技能教学与技能比赛相辅相成,高质量的专业教学是提升技能的基础,而高质量的专业技能比赛又可有效促进技能教学的发展。以技能大赛为例,技能大赛不仅能增强专业课对学生的吸引力,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能促进学校专业实训设备更新和创新实践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2014年10月,首届全国中医药院校技能大赛在南京举办,此次大赛的举办既是对各中医药高校教学水平的检验,也贯彻落实了国家的教育理念,促使大学生活学活用知识、规范临床技能,培养大学生的中医辨证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综合素质和团队协作精神等。
(6)创建创新实践平台。该平台可依托第二课堂开展实践活动,借助远程网络增强沟通,实现学生协会与教师指导团队的互相促进,形成由教师指导团队、学生社团、第二课堂平台、网络沟通共同组成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平台,切实提高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2.2中医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及教学方法的创新
2.2.1中医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中医药传统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主、以教代学、以讲代练、以记代思的教学方法,已不能满足现代中医教育的需要。中医诊断学是中医学重要的基础类课程,是连接基础与临床各科的桥梁,具有基础理论密切结合临床实践的特点。在中医诊断学教学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有:一是课程内容抽象、直观性差,单一的语言讲解难以描述清楚,学生难以理解,更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些理论指导临床;二是课程实践性很强,即使是基础课程,也与临床密切相关,学生难以建立中医思维,而学习中医诊断学的阶段是建立中医思维的关键时期。因此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方法枯燥、教学效果不理想等依然是中医诊断学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重理论和传统、轻实践与创新以及单一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已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坚持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真正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促进高素质全面发展人才的养成[3]。
2.2.2各种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在第一课堂中的应用第一课堂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这种培养方式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专业知识和培养中医药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但由于其表现形式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各种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的应用,可以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目前,案例与情景模拟教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医学教育中成为最主要的教学方法。如情景模拟教学是一种将角色扮演、对话练习和情景教学融为一体的、能够将学习和兴趣结合起来的仿真模拟演习教学方法[4]。该教学法可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将学生置于一个特定事件的真实情景中,通过师生、生生之间的双向和多向互动,积极参与,平等对话和研讨,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创新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案例教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典型案例的运用,将学生作为认知的主体,培养其运用理论方法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设计不同的临床情景,由简单到复杂,使学生如身临其境,从而激发其主动思考能力及应变能力等。李健芝等[5]将案例教学法应用于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实验组93.8%的学生认为案例教学法能提高学习兴趣,61.1%的学生认为能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唐立龙等[6]认为案例教学法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对中医诊断学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并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同时案例教学法对提高教学质量和提升教师教学水平有积极意义,值得大力推广。李琳霞等[4]认为情景模拟联合案例教学法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临床实践的能力,提高学习效果、临床思维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为学生走向职业岗位奠定了基础。案例与情景模拟教学法使学生能够独立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可以缩小理论与临床的距离,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及人际沟通能力等[5-6]。综上所述,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人才资源,而对创新实践型人才的争夺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因此,全方位培养创新实践型人才是时代赋予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重任,更是我国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哈丽娜,周永伟,徐广贤,等.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探索及实践[J].基础医学教育,2013,15(2):189-192.
[2]陈水先,邝劲松.当代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探索[J].中国电力教育,2014(33):44-45.
[3]肖鸿雁.三个课堂视域下的大学生创新型人才培养[J].品牌,2015(1):207-209.
[4]李琳霞,赵琳,李艳红,等.情景模拟联合案例教学法在儿科临床实践中的应用[J].卫生软科学,2015,29(2):109-111.
[5]李健芝,于小华,胡丽,等.案例教学法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J].齐鲁护理杂志,2010,16(1):109-110.
[6]唐立龙,梁严,陈宏.案例教学法在中医诊断学课程教学实践中的应用[J].时珍国医国药,2013,24(9):2250-2251.
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在从以劳动密集型的代加工转变为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的自主品牌深加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要求下,对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是顺应时代潮流,也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选择。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首次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上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中又进一步指出:“为方便毕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应主要培养创业技能与主动精神:毕业生将愈来愈不再仅仅是求职者,而首先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从国内外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认识看来,结合学生工作的各个方面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进行分析极具价值的。
一、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
教育部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在高等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积极鼓励高校学生自主创业,是教育系统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得重大战略举措;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要措施。”创新创业是指基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的某一点或几点创新而进行的创业活动,创新是特质,创业是目标。大学生群体富有创造力,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同时在我国人口问题的背景下,鼓励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是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
在鼓励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思考一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所需要的素质,以此来联系和反思目前高校学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达到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目的。经过高考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们对于“创新创业”是一无所知的,甚至包括部分高校的有关工作人员也不是很了解“创新创业”的具体内涵,在这样的情况下几无可能去做好“创新创业教育”,如何实现大学生创业,成为企业家的目的。
二、心理健康教育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心理健康是指精神、活动正常、心理素质好。既能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也能经受各种事件的发生,心理健康突出表现在社交、生产、生活上能与其他人保持较好的沟通或配合。任何个人或者团队要进行创业必须是具有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以创新为特质的创业风险性更高,创业者需要面临的质疑、挫折和打击将更多。大学生要进行创新创业教育,不仅仅需要能够应对危机和面对挫折的心理素质,另一方面也是需要成熟的人际关系沟通能力,这样看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础是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给大学生提供的不仅仅是良好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健康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往往能够接受新的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人们往往就能够从多角度地去理解和解释事物。
三、校园安全稳定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大学生不同于成熟“社会人”的区别在于大学生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对自己的未来缺乏规划,而一个成熟的社会人会懂得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为自己所在的环境思考。校园安全稳定问题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大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在这些方面受到侵害的大学生大多是因为缺少对自我的保护意识;同时也有因为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地从事危险活动或者在虚拟网络世界浪费时光,以致生理出现问题。
在创新创业教育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外,创新创业教育是成体系的一门通识教育,各个教育阶段都有对应程度的课程和实践设计,从幼儿教育开始,创新创业教育就试图给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自我意识、责任感。一般认为要做到创新创业必须要具备良好的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对社会的灵敏思考、对国家的责任感,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可以对大学生进行高效社会化,实现学生从校园到社会的过度。反过来看,一个校园安全稳定可靠,学生的生活也必然是健康而自由的,这给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了思想土壤和安全的基础保障。
四、学风建设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现在大学校园的学习气氛已经不如以前了,大学里考试挂科和作弊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学生群体中间吃喝玩乐之风远胜于求学好问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校园进行学风建设是必要的。创新创业的特质是创新,对于学生而言,创新的基础是专业的科学知识,要创新创业必须对专业的科学知识进行专研。在这其中,学生需要去主动的查阅文献、采集数据、做实验、分析总结,这样带着极强的兴趣来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比起坐在教室里对着课本听不太熟悉的老师讲课更有用。我们必须要承认理论和实践是相互促进的,学生通过课本学来的知识终觉浅,要融汇其中的道理还是要通过实际动手操作来不断验证。
五、小结
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不仅仅是一个活动或者比赛,也不仅仅是一小部分学生的事情,而应该是一种观念普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目的在于提高所有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社会责任感等等;同时要做好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决不能单兵作战,要协同做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校园安全稳定和高效学风建设。
#p#副标题#e#
创新起源于经济学领域的运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提出了创新的概念。20世纪40年代诞生了创新教育,并于70年代后期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迅速兴起,国外学术界在创新教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把创新教育发展带入正轨,走向成熟。我国创新教育以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在内的九所大学作为试点高校,积极开展将创新理念融入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的活动探索,在国内掀起了创新教育的研究热潮。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既是职业教育必然的发展趋势,是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高职学生成长与发展的现实需要。近年来,各高职院校十分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出了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一些实行改革方案,越来越多的院校围绕学生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培养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探索。
本文通过搜索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上的文献,对研究现状进行综合评述,以期为未来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提供全面可靠的文字资料,对创新教育进一步深化研究。
一、高职院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概况
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输入“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培养”,发现第1篇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相关的论文发表于1983年,自1998年相关研究论文逐渐增多起来,但都是本科院校的相关研究,最早有关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论文发表于1999年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期刊,2008年第1篇硕士论文发表,至此有关高职学生创新培养研究方面的论文逐渐热起来。可见高职院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潜力很大。
从研究角度看,普遍认为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很有意义,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据此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何小青[1]认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关乎学生的创新能力,高职院校要从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好奇心、想象力、挑战性、意志力、进取心等六个方面的创造性入手,构建有利于实施创新个性培养的高职教育体系。孔英[2]提出创新能力的培养应从创新第二课堂活动,设置创新情景,培养创新技能、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强化技能训练和突出创新能力的考查等方面入手。汤云珠[3]指出职业学校要注重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教学模式,营造民主氛围,切实建立和完善校企合作基地,形成多元化的办学体制。吴兴富[4]强调必须从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注重培养自己的创新技能,重视动手能力和自身素质的培养,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积极学习和积累社会科学的宽厚基础知识等几个方面培养创新能力。
二、高职院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的主要内容
1.创新及创新能力的内涵
对于创新及创新能力内涵的界定,不同研究者根据不同的领域有不同认识,陈霞[5]认为创新的字面意思是更新、出心与改变等,其基本内涵是指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为满足个人、集体或社会需求而进行的改进或创造新事物、新方法、新环境等活动及其获得的有益效果。温江寒[6]认为创新能力中最重要的心理品质和能力有三个方面:一是创新精神,即在创新活动中高度的劳动热情、自信心、独立思考的品质和探索精神;二是创造性思维,即在创新过程中的思维,它是创新活动的核心;三是实践、动手能力。何勇向[7]认为创新能力应该由强烈的创新意识,健康的个性和独立性,良好的智力,结构合理的知识积累,创造性思维能力等因素构成。陈青[8]认为创新能力是指为达到某一目标,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知识,通过分析、解决问题,获得新颖的、独创的、具有社会价值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能力。
2.创新能力培养的途径
(1)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教育模式的理论研究
我国高职教育在20世纪末才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与国外职业教育相比相对滞后,在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理论研究也相对不成熟,刘滨滨[9]认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在于构建适用于创新教育的课程体系,重新架构教育评价体系的内容和优化教师队伍等方面的内容。杭国英[10]强调建立人文与素质教育系列课程、增强创业教育课程、开发创新思维训练系列课程、扶持科技创新活动课程“四位一体”的培养系列课程。强伟纲[11]强调要将创新教育与素质教育相互渗透,构建专业能力与创新能力双维度培养的课程体系。胡清认为课程设置应以普适创新素质课程为基础,以专业技术创新课程为提升,以开放式活动课程为拓展,构建多层次的课程体系。陈涛[13]通过考察高职院校的实践活动,根据培养平台的不同,将目前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具体做法概括为四种模式:教学实践结合型培养模式、产学研结合型培养模式、依托科研项目型培养模式、分层递进式培养模式,高职院校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和不足,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种或者组合几种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有学者认为,当前推动高职创新教育的关键是建立合理的创新课程体系。
(2)我国高职院校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近年来高职创新培养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深度逐渐增加,目前有代表性的培养模式有:
①以项目驱动的三元制创新培养模式;依托由学校、校办生产基地和社会企业三方联动的专家工作室,以课题项目驱动,整合不同学科资源,将校外元素引入校内学习活动中,使产品研发与课堂教学内容结合,项目实施与专业技能操作相结合,使学校的教学紧跟企业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全面发展;
②自主成长、环境优化和多元融合的培养模式,尊重学生自主成长规律,让学生自己做学习的主人,激发学生的优秀潜能,优化校园文化氛围,培育有效的创新教育环境,整合多方优势资源,取长补短[;
③基于创客空间的运行模式,创设创新工坊,为学生创新提供各类工具、仪器、材料等,对有创新意愿、创新意识的学生开放,同时还开展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为学生营造轻松的创新氛围,培育创客文化;
④基于三育人教育理念的培养模式,打造创新校园文化、建立文化创意基地、构建“三化”创新教育体系,通过复合育人推动创新创业教育;
⑤“二进、三做、四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二进是企业项目进课程,企业人员进课堂,三做是实施项目引领、旧案新作、实案真做,实现教室和实训室结合,办公室和工作室结合,教学与社会服务结合的“四结合”;
⑥“五课堂联动”的人才培养机制;围绕课堂教学、学生专业社团、工作室、合作企业及虚拟公司,形成第一、二、三、四、五课堂的“五课堂联动”机制,多层次的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与创新创业能力;以上创新培养模式都是各学校结合各自的专业特点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而成,每一种培养模式都有成功的案例和可借鉴的经验,当然也存在有待完善和改进的地方,需要我们不断深入研究,总结形成系统完善的培养体系。
3.高职创新教育存在的问题
学者们对高职创新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徐艳琴[20]通过调查认为缺乏对创新的认识,缺乏系统的教育,创新教育形式单一,创新教育课程体系不完善,师资缺乏等。瞿丹英认为一是缺乏校园创新文化,教师仍以知识传授为主,未能形成开放性、研究性的校园文化氛围;二是缺乏创新教育培养计划,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三是学生缺乏创新原动力,满足于常规学习;四是创新教育体制不完善,大多数高职院校局限于组织各种课外活动,技能竞赛等,尽管对创新教育起到积极作用,但其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难以形成长效机制。还有学者集创新理念、创新实践和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教材尚处于开发阶段,缺少可模仿的创新案例,缺乏对学生创新激情的适当引导[22]。李文芳[23]将我国高职创新教育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以下方面:①较多专注局部创新能力的培养,没有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构建一个完整的创新培育体系;②缺乏实施考核和效果评价;③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抑制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④重视相关理论的研究,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等。
4.解决创新教育中存在问题的策略
针对目前我国高职学生创新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①以创新能力培养和社会需求导向为主线,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将创新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②搜集整理创新素材,形成创新案例集,开展创新项目剖析、指导、创新技能训练及实践等;③深化教学改革,将信息技术融入教学中,改变教学方法,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究;④依托政行企校深度融合,积极打造校园众创空间;⑤鼓励学生通过参与科技社团、技能竞赛、社会实践等活动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培养创新品质;⑥制定合理有效的创新培养考核体系;⑦提高教师自身的创新能力[24]。此外高职院校要更新教育理念,充分认识到创新能力培养的意义,将其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引导、激励学生创新,并通过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高学生创业、就业与职业发展能力。
三、结语
从高职院校自身发展、学生长远职业生涯角度考虑,加强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职教学的重要使命。纵观近年来高职创新教育的发展情况,研究总体上表现为认识不断深化,视角不断拓宽,范围不断扩大,从以往的多数以定性的理论分析、探讨为主,向创新培养体系的构建、实践应用及效果分析等方面转变,越来越贴近实际,对于高职创新型人才培养产生一定的实际效果,但距离高职创新教育的目标要求还相差甚远;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培养机制和培养模式,高职院校创新教育的发展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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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
一、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二、民族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创新精神属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范畴,是进行创新活动必须具备的一些心理特征,包括创新意识、创新兴趣、创新胆量等。创新精神是一种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立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
三、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毛泽东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毛泽东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毛泽东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总之,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摘要】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关键词】毛泽东 创新 民族精神
【正文】
一、关于“创新”
创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功能:在微观层面,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根本;在宏观方面,创新则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作为民族进步的灵魂,是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深入阐发与时代表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就是说在影响民族进步的各种因素中,创新是决定性的因素,起着核心的作用,创新是使一个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
在党的中,“创新”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共出现55次:
①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总结:8次出现“创新”:创新型国家 创新社会管理 党的建设改革创新 科技创新能力 理论创新 创新发展理念 理论创新 勇于创新
②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9次出现“创新”: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改革创新精神 理论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创新社会管理
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3次出现“创新”:创新型国家 创新人才 创新
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次出现“创新”:创新驱动发展 管理创新驱动 金融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创新 自主创新 创新 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协同创新 国家创新体系 技术创新体系 知识创新体系 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 科技创新 创新资源 创新发展 创新开放模式
⑤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次出现“创新”: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1次出现“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⑦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5次出现“创新”:创新社会管理 学生创新精神 创新社会管理 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
⑧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2次出现“创新”:以创新发展军事理论为先导 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能力
在党的十七大中,“创新”一词共出现56次:
从词性分析:既有名词的用语,如创新型国家、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改革创新、文化创新、科研方法创新、自主创新、创新活动、传播手段创新等;也有动词上的使用,如勇于创新、创新发展观念、创新对外投资体制、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等;同时,也有从形容词角度的作用,如创新的智慧、创新的环境等。
从战略层面分析:既有从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等宏观战略层面,也有从组织制度创新、创新体制等中观层面,也有从自主创新能力、科研方法创新等战术层面。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最高战略目标。 从“创新”用语的广度与深度看,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用语,如传播手段创新、科研方法创新、创新文化生活方式等,都体现了时代精神。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战略部署之一。
二、毛泽东思想
由以上总结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创新精神的高度重视,而早在多年以前,毛泽东就已经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民族创新精神
民族创新精神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不同于一般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生成、发展演化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民族生存哲学,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生存和延续的灵魂,亦称民族意识;而民族创新精神则专指民族精神中积极追求真理,不惧邪恶,求真、求善、求美、求新的精神气质。民族创新精神是民族精神中的最优秀品质,是表征民族文化活性的关键特征。
四、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1.产生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因此,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2.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2],“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3]。
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4]。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
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5]。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6]。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
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
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7]。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可以说,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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