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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中宣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胡锦涛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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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发展中借鉴和吸收了大量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方针、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制约了整个政治学发展的自身特点。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必须要根据我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
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立足现实.分析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面临的挑战,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本土化”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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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3—26日,由中国政治学会主办、湖北省政治学会协办、襄樊学院承办的“中国政治学会2008年年会暨回顾与展望: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30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襄樊召开。21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30年”这一主题,研讨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学与政治发展的主要成就、基本经验、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
与会代表认为,中国政治发展30年的历程大致经历了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起步时期、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步时期以及党的十七大后启动新一轮政治建设时期等五个时期。30年的政治发展取得了十个方面的主要成就:一是提出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政治理念;二是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三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四是人权和公民权利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五是六次政府改革与创新,实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基本建立起现代公务员制度体系;六是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监督体系和相对健全的廉政制度;七是“一国两制”构想在港澳地区成功实践,为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提供了经验;八是政治治理技术逐渐成熟;九是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十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在世界上显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陈红太教授认为,30年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成就就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其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服务于经济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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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发展中借鉴和吸收了大量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方针、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制约了整个政治学发展的自身特点。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必须要根据我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
伴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重建,政治学以及国际政治的学科建设迅速展开。经过近30年的发展,政治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学科。此外,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硕士点、博士点和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在数量上明显增加。1979年学科重建以来到现在,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十年”:
1979年到1989年属于政治学学科重建、专业恢复的阶段。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主体与核心的科学体系。
1989年到1999年属于理论引进与学术积累的阶段。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
1999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了勃勃生机.为研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挥了独特作用。但是,“优点即缺点”,政治学的快速发展本身也孕育了政治学的困境。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深度不够。政治学很多相关基础研究至今仍旧停留在对西方政治学的一知半解中.或者还徘徊在其他社会科学之间,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政治学教材“西主中附”的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第二,学科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就目前而言.我国政治学的学科定位仍不十分清晰。
首先,“大领域”与“小学科”的矛盾亟待解决。“具有和法学、经济学同等重要地位和独立研究领域的政治学至今仍被列为法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此外,无法和政治学“分家”的“公共行政”专业在我国“居然被划分在管理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这与各国通行的“不分家”实践也是相悖的;在政治学下属的七个二级学科中“竟然没有‘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的位置.大体上能够代替它们的是实际上涵盖面非常狭小的‘中外政治制度’”。这显然不利于政治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政治学仍然被泛化。“政治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的地位还没有被认知和确立。
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立足现实.分析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面临的挑战,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本土化”发展的趋势。
随着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政治学界开始以科学的态度系统探讨如何在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问题,这就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回顾2004年度,政治学学者“制度建构”的研究倾向主要表现在:其一,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工具,对政府政策过程展开系统研究;其二,以“制度合洽性”为基本的政治学研究取向,探讨改革过程中不同制度体系之间的融合与适应;其三,超越以往被动的“政策回应”式的研究态度,更为积极地投身于制度建设的洪流之中;其四,在如下方面达成普遍共识: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制度变迁必须探寻一条新的本土化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供选择。
尽管实现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思想愿望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就已经出现并从那时起延续了100多年。但是这种思想愿望的真正贯彻落实则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结束。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其中包括对人类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想等都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合理的尝试并加以改造。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政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日趋紧迫,我国政治学界应加快步伐,把本土化研究和国际化研究结合起来,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术推向世界.实现中国和世界政治学学术的共赢。
中国政治学要真正成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更好地承担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事业中所肩负的责任,首先就必须加强学科范式的建设,要建立起中国政治学自己的学科范式。对中国政治学来说.唯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伟大成就.将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研究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公理.建立中国政治学自己的学科范式,以学科范式来规范、指导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才能在学术上健康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成熟学科,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政治学”。
政治学的科学性是指政治学以研究客观规律为主旨。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地提出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这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会。政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将使得政治学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断加强。因此,我们要坚持政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促进我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更好发展。
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学术观点的多样化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学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的指导,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另外,我们还要促进学术观点的多元化,努力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民主、平等、活跃的学术环境。
中国政治学要发展、要创新、要突破、要成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必须要根据国情,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来发展。要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敢于创新,要使西方的政治学中国化,使中国的政治学“本土化”。只有中国政治学“本土化”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为中国的转型期发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才能更好的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
[1]金太军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J].探索.1999.(2):47—_66页)
[2l王惠岩 回顾与展望: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7):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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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是根据国家法律推行政务的组织活动。在执行中又能动地参与和影响国家立法和政治决策,制定政策是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活动方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海洋体系行政管理学相关毕业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海洋体系行政管理学全文如下:
海洋行政管理学始自20世纪后期人类对于海洋利益的高度重视。超越陆地,走向海洋,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社会共识,如果说古代海洋开发利用与近代航海时代停留在尚未完全成型、统治管理职能不够明晰的政府的引导之下,那么近几十年来海洋事务的兴盛,则是由成熟的管理型行政的政府统摄之下推进而成,海洋行政管理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内涵。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研究人类海洋事务管理规律,服务于社会对于海洋快速增长的需求。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与海洋部门官员对于海洋领域具体管理问题的论述。进入21世纪,学者逐渐开始由实证研究转向理论提升的过程,作为一门学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不断地得到展开,如郑敬高于2002年出版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目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框架体系设计上。最初的研究尚无明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学者通过基于海洋管理学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略加阐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界对于海洋管理学的定义突出政府的主体作用,这与海洋行政管理学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相合。
王琪在《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一书中引述以往有关海洋管理的定义,如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美国海洋管理》对于“海洋管理”的定义:“指政府能对海洋空间和海洋活动采取的一系列的干预行动”。早期国内学者对于海洋管理的理解近似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比如“海洋管理市政府对海洋及其环境和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而王琪等编著的《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多是从倡导海洋管理的高度,着重介绍海洋管理的已有研究成果,并且将海洋管理归于公共管理范畴,认为“海洋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这一思路与世界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一脉相承,海洋行政管理学只是以专业名词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也没有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2013年3月出版的《变革中的海洋管理》一书中在公共管理的思路下审视行政管理,辟有“海洋行政管理”一章。在该书中,王琪等认为“海洋行政管理是指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涉海行业及涉海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并且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海洋特色、系统性、以政府为核心等原则,将海洋行政管理体系划分为基本理论、管理组织、管理行为以及工具、具体实践、海洋行政伦理、海洋行政管理发展等六个方面,并结合国内海洋管理实际,具体分析了海洋执法体制与海洋政策问题。这部分论述关涉海洋行政管理定义、构建原则、体系设计等基础内容,可以视为学界系统探索海洋行政管理的代表,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海洋行政管理学》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总结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的著作。
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属于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以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总体的规范效应,但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它是“以涉海行政组织及其行政实践行为为研究对象,要揭示海洋行政组织的职能、结构特征,海洋行政组织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海洋领域中的特殊管理问题”,由此海洋行政管理学既要研究传统行政管理已有的行政职能、行政组织、海洋政策、行政法治等内容,也要展现海洋信息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岛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特色部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兼具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特色内容。针对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国内学者还有其他表述。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
吕建华等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体系设计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战略、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等七个方面。现有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依然没有达致理论自洽。其一表现在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原有研究只是原则性的将其理论基础划分为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科学理论,这种思路无疑是对的,然而由于缺乏细致的理论再分解,因而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第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缺少管理行为工具层面的论述。以往只是在论述政府职能时提及经济职能,体现资源分配作用的海洋政策以及海洋财政没有凸显出来,而海洋政策与海洋财政正是与海洋管理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部分。此外,正式著作中缺少海洋战略的规划设计,这与国家层面海洋强国的整体实践不能有效衔接,因而也不能体现行政管理学的问题导向意识。理论体系的前瞻性设计影响着后续理论发展乃至具体实践,实践的需求又会反作用于理论,推动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学本就是由海洋管理实践所触发,当前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更是呼唤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由此需要重新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历经几十载发展,海洋行业管理、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区域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素材,从明确构建原则出发统合素材、形成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就水到渠成。
(一)工具性原则
行政管理学自19世纪末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工具性与应用性色彩,它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为了解决政府管理无效现实以及政党分肥现象而逐步创造出来。技术与效率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尤其以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为最显著。虽然此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服务等理论对行政管理工具性价值取向大加鞭挞,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却不断提醒世人行政管理追求效率的合理性。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本身就是民主与效率价值此消彼长的过程。行政管理的发展史证明面对新兴事物,效率是初始阶段的首要价值。针对海洋这一新兴领域发展而来的海洋行政管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走上追求工具性价值的道路。突出工具性价值,强调应用性,能够引导人类实践迅速适应海洋的易变性;并且海洋事务的发展首先需要海洋科技的支撑,技术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对于工具性管理的需求,因而,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不应放弃工具性价值,应结合海洋科技,更好的服务人类海洋实践。
(二)差异性原则
海洋赋予海洋行政管理学相较于传统行政管理学的鲜明特质,这样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具体研究领域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一方面,海洋行政管理学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提供制度支持为研究目标;其研究对象聚焦于国家海洋事务有效管理的规律;另一方面,海洋又使得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比如针对海洋信息、海洋环境保护的研究。因而,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需要遵循与传统行政管理学相差异的原则。
(三)系统化原则
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需遵循系统化原则,即“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联系、符合逻辑性,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需要认真考察理论整体与部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达到逻辑自洽的效果。比如,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意指何在,其外延能否已由各个子部分有效呈现;子部分之间演进的逻辑顺序又是如何,是否遵循一般行政管理学的规律等。系统化原则有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结构,解决以往该领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
(四)生态性原则
生态性原则可做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与工具性原则相对,生态性原则呼应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关切,在海洋行政管理学中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侧重海洋环境管理的研究,为人类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工具;二是注意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美国也有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发展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必然要借鉴国外成果,然而需要利用中国的文化生态加以检验和甄别,不可盲目照搬,单纯从纯学理角度引入国外理论。
按照人类一般的认知规律以及行政管理学现有的框架体系,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包括海洋行政管理学概念阐释、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基础、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海洋行政管理主体、海洋行政管理行为工具、海洋行政管理实践等六个部分。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学理论和海洋科学理论;理念层面包括海洋意识与海洋价值、海洋伦理相关理论;管理主体部分按照传统行政管理的定位,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管理实践部分内涵管理客体内容,并且应该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海洋性特色的体现,意即包括海洋权益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由此,从管理理念到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部分的设计,体现了由精神层面过渡到制度层面再到操作层面的演变。
(一)概念阐释
在构建框架体系时,概念的区别为体系构建提供边界,因而厘清概念尤为必要。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首先应该认真处理“海洋管理”、“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综合管理”等基本概念的关系。对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一般将“海洋管理”定义为“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海洋管理涉及多元主体,这与强调政府单一主体的海洋行政管理有着明显区别,借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比较容易在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概念区分上达成共识。然而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则很难简单加以分别。现有的研究将海洋综合管理定义为“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和教育等手段,对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等事关全局、影响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一系列活动及行为过程”,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都是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机关,海洋综合管理属于高层次的战略管理层面。
学者在编写教材体例上多将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并列,但是没有给出明确的分类理由。笔者认为,随着行政国家的发展,政府往往借助行政、立法乃至部分司法功能达成预定的公共目标,加强海洋的区域管理亦或是综合管理,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应有之义,因而海洋综合管理可以归于海洋行政管理之列。此外在美国学术界。美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分为海洋资源管理、海洋工业管理、政策与冲突解决、海洋环境管理四类。
这种分类方法侧重于海洋经济价值的开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海洋资源管理内涵广阔,参与主体以企业为主,更多的属于工商管理或者经济管理的范畴;海洋工业管理可以说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体现,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至于强调海洋政策以及冲突解决,意在加强所属海洋权益的维护以及国际国内海洋争端的处理,这对于目前中国复杂的海洋事务具有借鉴意义。而美国海洋行政管理(MarineAdministration)已经将研究范围从“海岸带(coastalzone)扩展到海洋深处(marine),并且将陆地、海岸带、海洋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海洋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将注入全球、地区、国家视野。”在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体系的构建中应注意明晰海岸带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在设计基本框架时要突显海洋行政管理与陆地行政管理的差异,与国外海洋行政管理相接轨。
(二)理论基础
一般性行政管理学理论是指发展较为成熟,可以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借鉴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强调组织所处的环境决定着所适用的管理观念与技术手段,以变化与因地制宜的思维方式指导管理实践;整体治理理论赋予管理者统摄全局的视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海洋科学理论侧重于海洋生态学理论、系统理论在海洋事务方面的运用以及提升总结。海洋生态学是“研究海洋生物及其与海洋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海洋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海洋生物在海洋环境中的繁殖、生长、分布和数量变化,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阐明生物海洋学的规律,为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增养殖,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提供科学依据。”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海洋是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流动性的存在,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重视海洋自身的客观规律。海洋生态学与系统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体现出海洋行政管理学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旨趣与尊重海洋自身规律的科学精神。
(三)管理理念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念包含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海洋事务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与国际性特征,海洋行政管理关涉的领域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其管理在地域上有着明显的梯度,由于海洋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在上述范围内的行政管理需具备整体化思维;海洋行政管理相对传统行政管理,一国政府在海洋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行为不仅对本国公民产生影响,而且对于周边国家乃至更广的范围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海洋行政管理政府行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色彩;此外,海洋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均需遵循海洋环境的生态规律,否则将会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因而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更应该突出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注意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协调国际海洋事务,不要局限于传统的一国或者一区的范围之内。
(四)管理主体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管理主体自然以政府为核心,研究内容包括政府职能、涉海行政组织。政府职能包括政治统治职能与管理服务职能,海洋行政管理学更应加强对于行政组织的管理服务职能的研究,尤其要明晰行政组织职能的边界与职责,以优化涉海行政组织结构。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是对海洋行政组织具有的维护海洋公共秩序与海洋国土权益职能的确认与优先体现,但是不能就此忽视引导海洋有序开发利用和激发国民海洋意识等经济、文化职能的有效实现。职能决定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的结构域过程影响着组织的行为,也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同样,组织的结构与过程对其顾客或者服务对象也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组织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务者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心问题。”以往“九龙闹海”、多头治理海洋事务的局面使得中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事务时捉襟见肘,虽然这一情况随着海洋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国海洋局重置、中国海警局的设立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如何有效整合原有的涉海行政部门、优化涉海组织内部结构是一项全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五)行为工具
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研究海洋行政管理实务中的行为工具,以更好地服务实践要求,这主要包含海洋战略、海洋政策、海洋财政、海洋法治。海洋战略大致分为总体战略与子战略,如海洋强国战略与海洋经济战略的划分;海洋政策主要是为落实海洋战略服务,注重微观层面的规划设计;海洋财政主要针对政府在海洋领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状况,包括海洋财政占总体财政的比重以及财政手段在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有效使用;海洋法治包括海洋立法、海洋司法、海洋执法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海洋执法集中体现出海洋行为与技术工具的发展状况。
(六)管理实践
这部分内容应该着力突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特色,体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具体门类,可分为海洋信息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海洋信息管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海洋信息数据库,将其作为海洋行政管理的资源共享平台;海洋环境管理是政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进行的管理活动;海洋应急管理包括一般性海洋突发事件应对(如海上溢油事件)以及非传统型海洋突发事件(如各种形式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一)跨学科整合
亚里士多德最早进行了学科划分,近代启蒙思想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学科细分成为发展潮流。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边界,威尔逊与古德诺的学术努力又将行政学从政治学分离出来,使行政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后工业化社会特征凸显,这就使得原有泾渭分明的学科之间有了许多共同主题或者学问交叉点,甚至有学者如张康之认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可能会整合成为社会治理的科学”,这就意味着后工业社会环境下,学科间由分化走向综合将成为趋势。随着当今行政管理领域对于公共性等价值理性的高度认知,以往过分注重效率等工具理性的做法得以纠正,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念中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品格。
海洋科学从本质上是对技术的推崇,也就是对于工具理性的重视,如果仅仅出于认识海洋的目的,工具理性已经足以应对,然而,海洋的多重价值使得人类的开发利用不会单纯停留在认知角度,人类必将对海洋展开全方位、立体式的利用,其中涉及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单靠海洋科学无力回答实践要求,因而从学科整合的角度入手,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海洋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海洋自身活动规律,掌握涉海科技,尊重海洋的客观规律,探求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限度;另一方面应该探索政府与涉海其他主体的关系,探索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有效方式,为海洋事业的发展供给完整的制度架构与管理手段,开拓海洋科学的运用平台,并为海洋科学的实际应用注入价值理性。
(二)争取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一词多见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意义上的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从“权利”来看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从“权力”角度则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学术话语权的取得,有赖于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与质量以及相关学术组织的建立。海洋行政管理学归属于行政管理学,但是目前海洋行政管理学在行政管理学难以进入正统研究行列,缺乏基本的学术话语权。仅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历届年会以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为例,历届年会收录的文章中,《中国行政管理》自1994年到2013年间仅有孙迎春的《公共部门协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为例》、吕建华与高娜的《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李白齐的《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等少数文章。
海洋管理类学术组织也只有中国海洋学会、太平洋学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等。党的报告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海洋领域如海警局的设置等实践的广泛开展,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实践上海洋事务的勃兴与理论层面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迫切要求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加强海洋特色管理研究入手谋取学术话语权,积极响应海洋实践的需求,以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分支。
(三)深度开展海洋管理实践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重视开发渔盐之利。建国后也比较重视海洋领域的管理,并且由最初的行业管理发展到综合管理、区域管理,重点集中于海洋行政执法体制的有效整合以及国际海洋事务处理,但是,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海洋强国前瞻性的出台海洋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海洋发展战略等举措,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同时海洋实践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学界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管理思潮已经给自威尔逊、韦伯等就已确立起来的传统行政管理学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诚然,公共管理以其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协商的对话方式等特点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公共管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论范式,其中就有管理主体空心化的危险。
有学者指出,西方公共事务管理经历了“政府科层、企业市场、公民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以上三种模式的协同互补出现的“元治理”模式则使得政府成为唯一主体,近年来金融危机、各类非传统安全等社会治理需求也使得政府重新扮演着应有的重要角色,这说明以政府为中心研究的行政管理学并没有丧失发展活力。与此相对应,海洋以其流动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更加需要政府的良性介入与有效引导,加强对于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研究有助于国家海洋事业的顺利发展,海洋行政管理学未来也将有着长久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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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在政治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心理素质在人的成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关注学生个性的形成,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已成共识。就学校教育而言,学科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主要渠道。所以,在政治学科教学中要依托学科优势和特点,要从建立集体性教学模式、依托学科知识的特点、设计开放性习题、科学评价等途径,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关键词:政治学科 心理素质 学生 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在学生成长中具有动力作用,在人生观、世界观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学科教学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我利用政治学科思想引领的优势,强化心理素质的培养,促进学生不断健康成长。
需要是个性积极性的内在源泉,它直接导致情绪的产生,也推动认识和意志的发展。马斯洛需要理论学说告诉我们:需要有五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学生是正在成长的个体,有不同的需要。教学中只有满足学生的各种需要,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新课程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倡导有利于形成这三种学习方法的教学方法。
因此,我在教学中建立集体性教学模式,带领学生进行集体性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充分尊重学生的差异。这种学习方式是:根据水平相当的原则,在上课的班级以5至7人为小组单位,建立学习合作小组,将课桌摆成圆形或马蹄型,小组同学坐在一组。每节课,我都根据教学需要,组织5到10分钟的集体性学习。这样能充分发挥小组内每一个学生的才智和优势,同时也关注被忽视学生的积极性,给他们创造一个小组内展示的平台,以满足学生尊重的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促动每个学生的发展。
在人的心理现象中,个性是重要的一部分。个性心理倾向性系统代表人的活动动力,主要包括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等。培养学生的心理动力,对一个人的成长成才十分必要。
高中政治新课标充分体现了德育课程的特有性质。无论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经济学常识”“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科学思维常识”“生活中的法律常识”“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等内容,都与学生的心理需要、人生观、价值观紧密相联。新课程理念强调,树立“学生为本”的素质教育价值观,而政治新课标中在注重学科知识传授的同时注重人文教育,力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奠定学生终身发展的思想政治基础,培养出一个完整的、和谐的人,具有良好个性,也就是说思想政治课教学能直接培养学生的心理动力。
通过对思想政治课教学,使学生更加注重自己对精神世界的的追求,加深对人生命运的关怀、体验和思考,从而也提升了人文精神的养成。学生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点滴积累和渐渐形成又整合为一个人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反过来也主要从这些方面体现出来。
兴趣是人对认识和活动的需要的情绪表现,是积极探究事物的认识倾向,是人的重要的个性心理,在人的学习中起着动力和引领的作用。在教学中,我利用政治课的学科特点,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新课程理念下,思想政治课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内立足于现实,以生活为基础,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部分都把理论融入到生活题材之中,把学科知识与生活的密切地结合起来,更易于为学生所接受和认同。这种融知识性和实践性为一体的学科知识体系,如果老师单纯讲授,学生并不能有强烈的感受,我针对这种情况采用开放性思考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学习。开放性问题,往往答案不固定或条件不具备,是激励学生创造精神、创造思维的工具,能够引起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学习兴趣。开放性问题能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地观察社会,参与社会生活,提高自己的分析、评论、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因此,我常常给学生设计开放性试题。我努力改变教材和练习册上一些束缚学生思维的僵化的内容和按固定框框炮制的思考题、训练题,结合生活实际,把它们设计成开放性习题;而且我还结合生活把“案例分析”引入政治课堂教学,也就是依据教学目标、重点知识,精选案例。新课程标准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注重学生发展需求,强调学生要学会学习、还要有学会适应日常生活的能力,学会发展,学会做人。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自我意识是个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自我意识包括自我观察、自我体验和自我监控。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自尊”“自信”“自卑”“自责”等都是自我意识的心理成分。对学生而言,在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教师的态度和评价对于学生的自我意识形成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在政治课教学中,我采用适当的课堂评价方法,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识。
新课程理念强调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价值取向,重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也关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教学评价上,一个好的评价可以检查出教学效果,反过来,一个不好的评价则会模糊教学效果,同时对学生个体还会产生成长性的影响。正确的、有针对性的教育评价应该是建立在理解学生、尊重学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注重科学的评价方式。
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我对学生进行评价时,一是非常注意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抛弃大而虚华的评价方式;二是注重学生的自身感受,注重对学生的启迪和影响;三是在全面了解每位学生的基础上,追求评价的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用欣赏和赞美的语气评价学生,使学生体验到关注和期望,产生积极向上的渴望。同时,对学生的评价要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控,尤其是对自己评价过高或过低的学生,要科学引导,让前者看到自己尚有不足之处,让后者看到自己还有某些优势,使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变得比较客观、全面,从而在各自的起点上都能得到提高和发展,并能与他人分享进步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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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理论脱离行政管理实践、培养目标与用人单位需求不符,课程特色不突出,师资队伍老化等诸多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行政管理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行政生态理论认为,任何行政组织都不是一个绝对独立、静态的、自我封闭的系统。它在运行过程中要经常地与持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尤其是面对迅速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为存在依据和网为本文原创网站基本职能的行政组织(政府)更必须不断作出相应调整和变革,以完善组织结构,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所以,行政组织应该是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在组织结构、功能和规模等方面不断作出变革和调整的高度灵活、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行政组织。否则,必然走向衰败。本文拟对行政组织变革的阻力和对策方面谈一些看法。
一、何谓行政组织变革
所谓行政组织的变革,是指行政组织根据其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地变革自己的内在结构,以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行政组织的变革是一种破旧立新的活动,即破除旧的组织结构和运营秩序,建立新的组织结构和运营秩序。具体地说,这种变革可能是对一个行政组织内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组织成分进行更动,也可能对一个行政组织内的所有组成部分都进行更动,如组织目标、组织计划、组织结构的设置、组织的规章制度以及人员和技术等等。
应注意的是,对行政组织内的任何部分的变革都会影响和波及到行政组织的其他方面。如行政组织目标的调适会带来技术、人员和组织结构的变化,而组织结构的变化又会影响到管理的幅度以及权力的分配与重组等。因此,行政组织的变革往往是一个牵一线而动全身的极其复杂的过程。
然而,不变革的行政组织是没有生命力的,特别是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密、信息量的增大,社会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动态,行政组织必须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更新、变革或与外部环境进行输入和输出的交换,以维持行政组织与环境的动态平衡。行政组织若不能随环境改变而变革,就难以在与环境交换中保持健全发展的生态活力,并且反过来阻碍社会环境中政治及经济的发展。但是盲目地变革同样不利于行政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甚至会使行政组织消亡得更快。
因此,对行政组织的变革,必须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特别是必须冷静、客观地分析行政组织变革的动力和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变革的动力,减少乃至消除变革的阻力,保证行政组织变革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二、行政组织变革的阻力
阻力是动力的对立面,有动力就有阻力。行政组织变革也必然遇到阻力,这是因为行政组织变革只能是一种“非帕累托最优”,它不可能做到使所有的人在同样的时间获得相同的收益。从各国实际情况看,行政组织变革的确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或抵抗力。“任何变革社会生活组织、人际关系、决策体系的行动,都不会不走弯路和不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文章文章转载自网。不弄清这种阻力的来源、性质和力度的改革是一种盲目的改革,因此,为了保证行政组织改革有条不紊地进行,有必要理清这些阻力。尽管现实中许多阻力一时或事先难以认明,但至少在思想上应有所警惕。一般说,行政组织变革的阻力主要有:
⒈误解方面的阻力。一个人一旦确立起自己的态度体系之后,就必然对外部输入的信息在既定的态度体系框架内作出反应。人们对行政组织变革的目的、机制和前景是怎样理解看待的,有时差别很大,其结果可能导致基于理解不清或理解混乱而抵制、干扰变革。加上行政组织变革前的信息沟通不够,更会引起一些有关人员的不满和误解,形成一些阻力。事先消除误解之源将有助于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
⒉利益方面的阻力。从实质上说,行政组织的变革意味着政府内权力、利益和资源的调整或再分配,因此必然会触动人的切身利益,进而形成不满和阻力。比如:一在因机构变动而引起的权力再分配活动中,丧失权力的人将产生不满,并可能形成阻力;二组织机构的变动可能会触动一些原有的宗派团体等非正式组织的利益,从而引起这些团体的不满,并形成阻力。来自于利益方面的阻力是最顽强的和最富有破坏力的,对此应当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一般来说,当行政组织变革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低于预期成本时,人们就会对变革持反对态度。
⒊成本方面的阻力。行政组织的变革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果成本投资大于收效时,改革与发展就难以继续进行。这里所说的成本投资主要指:一所需用的改革时间;二改革中所造成的各种损失;三所需用的财政经费。美国利特尔咨询公司提出,是否进行组织变革还取决于需要变革的各种因素的乘积,要大于变革所花的成本,否则进行变革就得不偿失。
⒋组织惰性方面的阻力。对社会而言,行政组织在功能上是不可取代的,它们几乎没有竞争者和对手,没有能够代替它们的私人对应物。它们几乎垄断了本领域的经验、知识和才能。行政组织的成员是独此一家的专业人员,他们在本质上趋于僵硬、保守、墨守成规、动作缓慢。而变革本身就是对既定模式和习惯的一种否定,因此容易受到组织惰性的抵制和阻挠。
⒌变革不确定性方面的阻力。心理学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因素使人产生紧张和忧虑。变革的意义在“新”,即通过变革给组织带来某一方面的新观念、新技术、新设备、新结构、新环境、新任务、新行为、新格局、新利益、新结果。但新的东西总是人们所不了解和不熟悉的,而对不了解和不熟悉的东西人们通常会产生程度不同的隐晦的不安全感,从而对变革持一定的观望和保留态度。这种不安全感一般与守旧或稳妥的意识相联系,表现为由于担心变革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前途未卜,比如失控、矛盾、冲突、后遗症,因而对改革不轻易认可。加上行政组织变革的复杂性,人们很难在变革付诸实践之前证明改革是有益的,更难对自己从变革中获得的预期收益进行精确计算,这容易造成人们产生不安心理,对变革产生疑虑,进而形成消极态度和抵触性行为,妨碍和制约变革的顺利进行。
⒍习惯性方面的阻力。行政人员长期处在一个特定的组织环境中从事某种特定的行政工作,就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之间形成某种对这种环境和工作的认同和情感,形成关于环境和工作的一套较为固定的看法和作法,即习惯性。这种习惯性建立在时间延续和动作反复的基础之上,逐步沉淀在他们的意识深层,一旦形成,就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影响甚至支配他们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除非环境发生显著的变化,否则他们通常总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而行政组织变更本身通常意味着某种习惯性的否定。因此,有时人们在理智上明明知道变革将带来比现在更多的收益,但在情感上宁愿维持现在的办法。当变革试图改变他们某种习惯性的时候,就会给他们带来强烈的感情震荡,容易失去公正地判断变革的客观尺度。或者招致他们下意识的不良反应,产生抵制态度。
三、强化动力和减少阻力的路径选择
行政组织变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地不要让那些导致反对变革的因素发挥作用,最大限度地缩小反对变革的力量,使变革的阻力尽量降低。在一定意义上说,行政组织变革的过程,就是增强动力与克服或减少阻力的过程。其基本对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⒈客观分析变革的动力与阻力的强弱。组织变革的动力和阻力并不是各自分开的,而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着,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力场,并在不断地保持着动态平衡。对此,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提出运用“力场分析”的方法研究变革中的阻力,其要点将组织中支持变革与反对变革的所有因素,采用图示法进行排队,比较其强弱,然后采取措施,增强支持因素,削弱反对因素,推动变革前进。力场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是:对于任何一项变革,都存在着动力与阻力两种对抗力量,前者可以发动并维持变革,后者则阻止变革发生或进行。当两种力量对等处于均衡时,组织不进不退,保持原状;当动力大于阻力时,变革发生并向前发展,而阻力大于动力时,变革受到阻碍,甚至有可能倒退。
运用力场分析法来研究变革过程很有好处:一要求领导者经常分析环境以及动力、阻力的强弱;二可以分清哪些因素是可以改变的,哪些因素是不能变动的,不要把过多力量耗费于无法控制的那些因素上,而集中全力于可以改变的因素上。但是,有时增加变革的压力过大也会出现物极必反的结果。例如,虽然一般来说管理者把一部分权力授予下层有不少好处,但是不少管理者却没有能成功地实现有意义的改变。原因之一是一些管理者为实现预期的变革,急于求成地增加了许多推动变革的压力,使其打乱了力量的均衡。因为增大推动变革的压力往往刺激了新的变革阻力的产生。这一过程类似于气球充气,当充到气球不能承受的限度时,气球就会爆炸。所以管理者应全面地了解变革的阻力和压力的相互作用关系,才能保持系统的稳定而不致发展到欲速则不达(爆炸)的地步。
⒉精心设计方案,加强改革宣传。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现实中的问题,制定合理而完善的方案,是保证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一些行政组织改革未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科学而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同时,改革前的宣传工作十分重要,它可以起到安民告示和意见沟通的双重作用。让人们在改革前就进行充分的沟通与讨论,这既有助于宣传改革的意义,清除人们的误解,又有助于制定合理的改革方案。
⒊进行人事调整,做好组织保证。实践证明,各国在进行重大的行政组织变革与发展之前都需要对行政组织中某些关键性职位进行人事调整,以便从宏观的组织体系上保证未来的改革与发展能够顺利进行。但同时这种人事调整范围不宜过宽,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改革和发展而带来的振荡。
⒋提高普通工作人员对行政组织变革的参与程度。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参与组织管理和变革活动有多方面的作用,既可以吸收和集中普通工作人员的智慧,又可以增强他们的心理满足感和成就感,减少思想阻力,从而促进变革顺利进行。普通工作人员参与变革活动包括共同选择和拟定变革方案,共同分享情报资料,及时将进展情况、取得成绩和存在问题公之于众,并加强思想交流和信息沟通,对出现的问题尽量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从而尽量降低组织变革的阻力,推动变革前进。
⒌正确运用组织动力,消除对变革的抵制心理。首先,行政领导者和下级人员形成对变革的共同的认识,认清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组织内形成要求变革的强大力量,促使人们自觉去变革;其次,培养对行政组织变革的强烈归属感,领导者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在组织中形成“变革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是变革中的一分子”的归属感,把“要我改”,变成“我要改”;第三,力争行政组织变革的目标与行政组织的共同目标最大限度地重合或协调,便于有效影响组织成员的态度与行为;第四,利用组织中良好的规范对抵制变革的个别成员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遵从组织行为。尽量避免采取强硬措施,以免引来更强烈的抵制。
⒍强化革新行为。其主要方法,是要对表现出新态度、新行为的团体和个人给予积极的宣传和充分的肯定。行政组织的宣传和肯定对于新态度、新行为的继续存在和扩散效用是十分重要的,其具体方法包括公开表扬、宣传报道、物质鼓励、提职提薪等。对在行政组织变革中作出了突出成绩的团体或个人,还应当给予特别的宣传和肯定。在这方面,行政组织的公开的变革态度和倾向性,尤其是组织高层领导人的公开的变革态度和倾向性,往往是克服或抑制变革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⒎折衷妥协。在变革阻力较为强大且持久,而行政组织又必须进行某种变革的情况下,行政组织将不得不接受现实的压力,放弃较高的目标期望值,以降低目标的方式来换取有限目标的实现,即折衷妥协。这比完全不能实现变革目标还是进了一步。在实践中,折衷妥协一般表现为行政组织迫于某一种情境压力而放弃某一目标,同时作为交换,而坚持和强调另一目标。折衷妥协是完全必要的,在实际过程中,绝大多数行政组织的变革都存在这一现象,只是折衷妥协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
⒏提高领导者的自身素质,完善领导行为方式,也对克服个人和组织方面的阻力有较大影响。行政领导者若作风正派、大公无私、秉公办事,具有较高的群众威信,他们的方行就易于对广大普通行政人员产生较大影响力和积极的心理效应,提出的变革主张也易于为他们接受和肯定。反之,若领导者拉帮结派,搞不正之风,甚至以权谋私,则会引起广大普通行政人员的反感,加大心理差距,由他们提出的变革措施就难于产生积极反应,甚至引起抵触。
⒐妥善安置因改革而受到冲击的人员。来自于因改革而受到冲击、或可能受到冲击的人员的抵制,往往是造成行政组织改革与发展活动夭折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变革以前和变革之中都要慎重而妥善地考虑如何安置那些因改革和发展而被触动切身利益的人,同时,要设法使其中能继续工作的人员安心工作,以减少来自于利益方面的阻力,保证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这方面中国的历次机构改革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教训。
⒑采取正确的变革方式。行政组织变革能否确定一个有效、合理的方式,直接决定了变革阻力的大小,进而决定了变革的成败与否。根据客观环境的要求以及组织内部变革的迫切程度,一般有如下三种行政组织变革的方式可供选择:一革命性方式,即一举打破原状,抛弃旧的一套而断然采取新的办法。二渐进性方式。即采取逐渐演变、过渡的办法,在原有的框框内作些小改小革。三计划性变革方式。即采取系统发展、统筹解决的办法,在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拟定变革的方案,经有关人员共同研究,分析修改,建立变革的系统模型,确定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然后一步步实施,最终达到行政组织高效化、最佳化状态,完成行政组织的任务。#p#副标题#e#
总结行政组织变革的成功经验,人们发现:在以上三种变革的方式中,渐进性变革阻力较小,但不能触及行政组织内的根本性问题,而且时间缓慢、零敲碎打、收效不大。革命性变革要彻底推翻现状,完全改弦更张,会产生较大的震荡、阻力甚至破坏。只有计划性变革能减少阻力,激活动力,把领导和成员的聪明才智焕发出来,组织起来,共同系统地研究问题和制定变革方案,从而能在谅解、支持的基础上,朝着预定的目标较顺利地改变现状。
在行政组织变革的方式上,还要注意以下几点:一选择好时机。行政组织变革前要重视舆论工作,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有时成员思想抵触较大时,要加强工作、等待时机成熟,切不可武断行事;最好是避开工作和任务特别繁忙的季节,以免过多影响任务的完成。二明确从何处发动。许多组织理论家认为,组织的变革必须来自上层,自上而下才能推行尽力。也有一些组织理论家认为,组织变革获得上层的许可是一个先决条件,具体实施时,则宜根据变革的性质或从中层、或从基层来发动。三弄清变革的范围和深度。行政组织变革准备涉及多大的范围,准备进行几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什么深度,解决哪些重点问题等等,领导者都要胸中有数。四始终把握行政组织变革的目标。行政组织变革最终目标在于使行政组织与其所处的环境相适应,不断提高行政组织效力,同时要改造成员的行为方式,激励成员的积极性,使行政组织充满活力。
《农村土地承包法》刚刚获全国人大会通过,这意味着农民对于土地长期而稳定的承包经营权从此将拥有法律的保障
9亿农民的“定心丸”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赋予了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8月初,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安山镇灯塔村的村民张立海从他常年打工的广州赶回家乡。听说农村在搞税费改革,村里要重新丈量土地,他专程赶回来,盯着家中的那片地。当记者问他是否知道全国人大会8月29日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他回答:“当天晚上就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下我不用担心那十几亩地被收回了。”由于种地收益不高,自从1997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以来,张立海就选择了出门打工,这些年来几乎没种过自家的承包田,而是请人代种。尽管如此,出门在外的他仍然为家里的地牵肠挂肚:“将来在外面要是找不到活做,还不得回来靠这十几亩地过日子?”对于9亿中国农民来说,土地无疑是他们的“命根子”,是惟一的生活来源与基本社会保障。因此,国家关于农村土地的每一项政策和法律,都会引起农民的关注。此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赋予了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然受到农民的欢迎。例如《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擅自收回承包地,即使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也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经营权流转。这好比给中国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此后,他们应该可以不担心村乡集体经济组织以各种理由收回他们的土地了。中国农村自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以来,相关的立法酝酿了近20年之久。由于农地问题的特殊性,其制度变迁充满曲折。1998年底,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成立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起草小组,在将近四年的立法过程中,就一系列核心问题争议颇多,直至法律通过,尚有许多未尽之事;而对于中国农地制度的未来方向,方方面面仍有着不同的看法。五个“1号文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的农村土地政策始终以稳定和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立足点,差别在于,从前体现上层意旨靠的是中央文件,而此次是国家法律“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立法,我们农口的人多年都在呼吁。”谈起《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89岁高龄、曾负责调查研究和起草改革开放之初著名的五个“1号文件”的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说。杜润生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指出,这次《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明确规定了在承包期内不允许调整和收回承包地,同时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法、有偿转让。细读《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条文,可以看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于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农民对于土地长期而稳定的承包经营权将拥有法律的保障。在采访中,各方面一致的看法是,《农村土地承包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今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框架。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的农村土地政策一直是明确的,即始终以稳定和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立足点。所谓“稳定”,就是承包期要长;所谓“强化”,指的是扩展农户承包经营土地的权限范围。较之刚刚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其内在精神可谓一脉相承。差别在于,从前体现上层意旨靠的是中央文件,而此次是国家法律。1982年以后,连续五年,中共中央下发的第一个文件都是关于农业问题。这连续五个1号文件构成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共农村政策的基本框架。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就是后来人们通称的第一个1号文件。它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的第二个1号文件名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赞扬它是“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1号文件,强调要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将土地承包期政策明确规定为延长15年不变。1985年的第四个1号文件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要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方面“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1986年的第五个1号文件名为《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部署》,强调要抓好发展和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增强农业后劲准备前提条件。杜润生指出,连续五个1号文件,大致确定了中央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政策的方向。就全国而言,这么多年来土地制度在微观方面虽经历了若干变迁,但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家庭经营和允许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土地流转的大格局没有大的变化。1993年,中央又提出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1998年4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首次将“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更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而新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被认为是中央政策精神在法律层面上最明确的体现。人地矛盾扭曲中央政策土地调整的结果是原本已经十分狭小的农地的进一步细碎化,1978年至1995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由0.35公顷下降至0.29公顷,中国的农户成为世界上经营规模最小的农户政策面的意图始终是清晰的:只有让农民享有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农民才会对土地进行长期有效的投资,农民的生活也才不会失去基本的保障。这本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可是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总是比政策设计要复杂得多。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始,集体经济以各种理由收回或调整农民土地的现象频繁发生,甚至一度呈扩大之势。事实上,中央对稳定土地经营权三令五申,就是针对农地使用权不稳定的状况。土地调整最初的动因来自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实行了计划生育,农村人口仍在增加。据国家统计局20xx年汇总的数字,1978年至20xx年,农村人口由79014万人上升至80739万人,农村劳动力数量也不断增加。既然土地是集体所有,作为集体经济的成员,自然应当人人有份。集体内部人口变动越大,调整土地的要求就越频繁。这是两权分离的土地制度下独有的现象。为了保证土地分配的公平性,1984年中央1号文件规定:“在延长承包期以前,群众有调整土地要求的,可以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过充分商量,由集体统一调整。”这里所指的“延长承包期以前”,其实是指在第一轮15年的承包期以前,但据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介绍,实际上大多数农村地区在第一轮的15年土地承包期内,也采取了所谓“大稳定,小调整”的做法,三到五年就进行一次“小调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20xx年一项调查显示,到20xx年底,农村签订了30年不变承包合同的比例只占60.5,未签的高达37.7。其中,25.1的农户新增了土地,49.5的农户减少了土地,只有23的农户土地没有变化。调整的结果是原本已经十分狭小的农地进一步细碎化。1978年至1995年,中国农村耕地面积由99389.5千公顷下降至9471.0千公顷,减幅为4.4,而农户户均耕地面积由0.57公顷下降至0.41公顷,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由0.35公顷下降至0.29公顷。中国的农户成为世界上经营规模最小的农户。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为避免承包耕地的频繁变动,防止耕地经营规模不断被细分,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这实际上就是在承包期内提倡不调整土地。这一政策本质上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强化,但在现实中却总是无法被很好地实施。“两田制”式微1990年以后,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村集体以实行“两田制”为名,强行将农民的承包田集中,除将一部分口粮田划给农民,其余的土地全部高价招标或出租,农民因而失去大量承包地使用权农村人口的变动和耕地的缩减催生了“两田制”。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解决人地矛盾,均衡负担和便于收取税费,中国中部地区兴起了动账不动地的“两田制”。所谓“两田制”,即将承包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一般情况下,口粮田只负担农业税,责任田除负担农业税,还要完成粮棉等国家定购任务,并以承包费形式负担村提留、乡统筹费。在“两田制”下,人口增减不调整土地,只在账上对减少人口的农户减少一份口粮田,增加一份责任田,上交承包费相应增加;对于增加人口的农户则在账上减少一份责任田,增加一份口粮田,上交承包费相应减少。早期的“两田制”既保证了农户人口变动后拥有土地权利的平等,村集体也能够通过责任田较为容易完成各种税费任务,因而受到农民和基层政府的欢迎。1990年底,全国实行“两田制”的面积为3.97亿亩,占承包土地总面积的34.7。但在1990年以后,“两田制”则由均衡农民权利和负担逐渐演变成村集体变相增加收入的手段。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村集体以实行“两田制”为名,强行将农民的承包田集中,除将一部分口粮田划给农民,其余的土地全部高价招标或出租,农民因而失去了大量承包地的使用权。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户之间的矛盾由此大大激化。有鉴于此,1997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明确规定不许以“两田制”为名收回农户部分承包地。文件重申了“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还特别指出“小调整”只限于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不能对所有农户进行普遍调整;不得利用“小调整”提高承包费,增加农民负担;“小调整”的方案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绝对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规定调整承包地。村集体的权利进一步得到限制。规模经营与行政之手行政之手下的土地流转给村干部留下了巨大的权利空间,企业往往绕过农户,直接与村集体签约,农户的大量土地被收回,非但很难得到利益补偿,也得不到有保障的非农就业机会从理论上说,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土地的流转是自然且必要的。尽管中央政策始终侧重于维持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性,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向纵深发展和农村人口的流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在各地农村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现象,多年来绵延不绝。近几年,由于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土地经营收益不高,加上地方政府的直接推动,农地使用权流转速度有所加快。据农业部有关部门的统计,目前以各种形式流动使用权的耕地约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5~6,多数发生在沿海发达省市。发达地区流转的耕地约占承包地的8~10,有些县市已达到20~30;内地流转的耕地较少一些,约占承包地的l~2。如果存在一个发育良好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土地的调整就会有序进行,不至于割碎土地和损害农民的利益。问题就在于这一阶段土地流转的发展带有明显的行政干预痕迹。规模经营即为其中一种主要方式。据记者了解,规模经营大体有三种形式。其一为所谓反租倒包,即农户在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以村集体提供口粮或相应租金补偿等形式,将土地反包给村集体,村集体集中土地出租给种田大户或其他经营单位;其二为异地承包,即鼓励外县、外省甚至外国的农户、企业到本村集体承租土地;其三是股份合作制,即集体成立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公司化经营。农户将土地承包权入股,年终享受分红。1997年前后,反租倒包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一阶段的反租倒包主要是由企业作为承租方,在向村集体租赁土地并按契约合同交付租金后,再对所租土地进行规划,建设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然后再分片、分块承包给农户;一般农户须按合同向企业交纳全部产品,而企业也须向农户提供技术和保证收购产品。反租倒包给村干部留下了巨大的权利空间。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往往绕过农户,直接与村集体签约。最终的结果是:农户的大量土地被收回,非但很难得到利益补偿,也得不到有保障的非农就业机会。据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介绍,在部分沿海省份,规模经营往往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推进,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而规模经营的土地承包期限总是较短,影响了承包农户对土地的投入。记者也了解到大量事实。如早在1978年就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阜阳某村,乡政府在1997年指定大面积土地为“计划种植区域”,进行反租倒包,而直到三年之后,乡政府最初承诺的每亩地700元经济补偿农民一分钱也没有得到,有些村民失去了全部承包地,不得不到外乡打工,有些村民则成为原先承包地上的农工;浙江富阳某村,村干部强行实施规模经营,村里人均土地从1.1亩减少为0.45亩,其余土地被集中起来进行招标;海南东方市和儋州市下属某村,全村一半以上土地被重新承包给“外地老板”,农民不但没有参与决策,还几乎连预先通知都没有得到,遑论补偿。无论是“两田制”还是规模经营,其执行当中的种种偏差造成农户与村集体之间的对立,究其根本,就在于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由于承包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在实施时就同时存在着强化所有权或强化承包权两种可能。两个“权”此消彼长,所有权的强化,则往往意味着村集体对于是否调整或者收回农民的土地拥有更多的决定权。针对以上情况,20xx年中央1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特别强调农民的自愿原则:“在承包期内,村集体经济组织无权单方面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也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强迫农户放弃承包权或改变承包合同……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农户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这是农民拥有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具体体现。”根据文件,作为土地承包方,农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土地的处分权,发包方没有权利去随便动它。与农民签订协议的相对方即发包方,即使在农民“违约”的情况下,也不能收回土地,而只能以收回经营权之外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核心所在。四权合一新法确立了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中的主体地位,限制了集体经济的权利,为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已经非常接近于所有权从20多年来农村土地政策的演化轨迹可以看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上是在朝着不断扩大范围,使之更具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方向发展。但在现实中,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之下,农民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土地的处分权。这亦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立法工作要解决的问题。处分权是所有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能否形成要素市场的关键环节。20多年来,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农民在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等方面已享有更多的权利,但是土地的处分权(包括对承包权的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从来没有真正赋予农民,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发育良好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指出,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承包期长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要明确界定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内容和性质。他认为,按照中国的国情,应将处分权有条件地赋予农户。至于这个“有条件”,陈锡文具体阐述说,是指既不允许有关方面以各种理由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同时也不能让农民在没有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的情况下自己放弃土地。“土地不仅仅是农民的生产资料,也是他们的生活保障,”陈锡文说,“对于土地的完全处置权,包括买卖,一度要谨慎。农民卖了地另谋生路,过得好固然是好事,但如果他花光了卖地的钱日子又过不下去,那该怎么办?”这种谨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此次立法的思路。简单地说,就是在制度的设计当中既要给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又要小心地限制其权利,尤其要考虑农民失去土地的后果。原则说起来很简单,但具体到法律条文的各种细节,则涉及到大量难以把握的分寸。“我们几乎每天都吵架。”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一位参与法案起草的官员告诉记者。他介绍,争议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农户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如何定位;第二,承包地能否调整与收回,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调整与收回;第三,应如何看待以承包方为主体的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流转应采取什么方式等。在争论中,20xx年初,法律起草小组接到上级指示,要在新的法律中使承包经营权体现出部分所有权的性质。最终通过的法案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已经非常接近于所有权。它明确规定发包方“在承包期内不能随便调整土地”;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依法享有承包地的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这较为明确地确立了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中的主体地位,限制了集体经济的权利,为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根据这一法律,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已经非常接近于所有权。在采访中,各方面一致认为新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对农村土地经营权的保障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我认为这个法把20年来中央在土地承包问题上想讲的话都讲出来了。”陈锡文说。未来走向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并不尽善尽美,当务之急是要非常慎重地将其付诸执行,“先把这一步走好。”《农村土地承包法》制定过程中,方方面面的议论始终不断。由于其扩大了农户在承包期内对承包地的权益,严格限制乡村对农户土地承包权侵犯的可能性,有学者谓之为“中国农村土地的准私有化”。不过,尽管土地承包者有了一定的土地处分权,他们在土地使用权流转当中的主体地位和土地流转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仍要受到限制;而在一定条件下,土地发包方仍然能够调整和收回土地。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仍不够彻底。“为什么不能走俄国人的路?”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多年来一直关注农村问题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尖锐地问。他承认,《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建立了非常清楚的农地使用权制度,但他认为,改革要彻底,就应当采取俄罗斯在土地制度方面的做法,在明确土地使用权基础上给予农民自由的转让权和买卖权。例如,对于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而同时又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周其仁指出,这其实意味着集体依然是土地流转的真正主体,“一旦转让土地,农户就靠边,‘集体’就全面登场。”这种产权结构极不利于农业结构的重组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具有不彻底性,表现出制定者的矛盾心态。从其内容看,它实际上通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强化,去限制集体经济的权利,令其基本上成为一个虚置的实体。“与其如此,不如把土地分给农民,”他说,“土地集体所有制是讲不通的。”比如,对于土地的调整和收回,《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但同时又有这样的规定: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损毁承包地等特殊情况,对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个别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批准。党国英认为,这些规定很容易造成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从而导致对农民承包经营权的侵犯。而“权利不稳定,产权就会贬值,是不可交易的,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市场化就是一句空话。”相当一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从发展的角度看,应该给予农民对土地完全的处分权。一般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限制了内部成员对其应有“份额”的权利,不利于产权流动、重组和治理结构的健全,不利于土地的有效利用,甚至也不利于农民利益的保障。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认为,农村土地“准私有化”的提法很不准确。他承认《农村土地承包法》有些条文确实没有将该法的精神贯彻始终,因而有一定自相矛盾的地方,但这不是可以靠改变土地所有权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现阶段农村土地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既是从事农业的生产资料,又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本生存保障。因此《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制定必须既考虑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如何提高它的使用效率,又要考虑土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如何确保农民的生计。相对于土地的使用效率而言,确保土地对于农民生存的基本保障作用,是农民更为基本的权益,也是现阶段整个社会对于农村土地更为基本的要求。还有专家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作为一个体系,能够更好支撑《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一些更为基础的法律——例如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属性的《物权法》、界定农民与村集体关系的《集体经济组织法》等——还没有产生,因此法律本身必定不能够尽善尽美。实际上,有关土地承包制度的立法工作可以追溯到1984年,据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法案室有关人员介绍,早在1984年,有关方面就组织起草了一个“土地承包条例”,结果是不了了之。原因据说是当时“条件不成熟”,而最根本的,是并不能完全确定当时中国土地制度的前途。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值得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向已经十分明确。现实的土地制度业已得到实践的验证,而已有的政策更有了极大的突破。用杜润生的话说,当务之急是要非常慎重地将法律付诸执行,“先把这一步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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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能力是一个动态概念。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组织层级等因素是理解工商行政管理能力概念的关键;而厘清工商行政管理能力的内涵和结构是开展工商行政管理能力评估的前提。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工商行政管理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1.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导致学生缺乏对特色课程的学习兴趣
与其他很多专业一样,以前本专业的教学计划是:大一时主要是公共基础课,大二涉及有关管理学科的基础课,大三学期才开始涉及标准化与质量管理方向的专业特色教育课程,并且大部分特色教育课都安排在第七学期。调查访谈中发现大部分同学都认为:大三才开始接触质量管理方面的内容,并且直接要进入多门较深的特色课程的理论学习,学习时间又都集中在三下和四上学期,所以学起来都比较累。因此,总的来说学生认为了解专业特色课程知识的时间太迟,学习时间偏紧,理论偏多,实践偏少,进而影响了特色课程的学习效果。
2.基于特色的实践环节和实践时间不足,导致学生实践能力较缺乏
同时调查结果还表明一部分同学认为自己的特色课程理论知识学得不够扎实,并且即使有些理论知识学得好的同学也认为自己不能应用自如,或者觉得自己在应用上存在很多困难。这说明学生基于特色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实践能力较缺乏,一方面由于前期的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导致后期时间安排的紧张,进一步影响学习效果的同时也占用了本该用于实践训练的时间;另一方面培养方案中对于学生基于特色的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体现不够,实践环节不充分,进而导致学生缺乏实践能力。还有,由于一部分教师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又到了学校任教,没有到企事业单位工作和锻炼过,实践经验比较缺乏,授课过于理论化,进而也影响了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以上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特色课程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进而影响其就业竞争力。通过对问题的了解以及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思考,本专业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进行教学模式的改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以强化专业特色教育为导向的教学计划的全面修订
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前期的专业特色基础教育,以激发学生对特色课程的学习兴趣,并为中、后期特色课程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中期特色课程理论教育约提前一学年,主要是为后期的特色课程集中实践环节留出足够的时间;后期主要是标准化与质量管理特色课程集中实践环节。
(2)前期特色教育
面对一个全新的标准化与质量管理知识领域,对于在这方面知识几乎是空白的学生来讲,要学好就需要化很多时间。因此,为了培养学生对特色课程的学习兴趣,让他们能尽快进入标准化与质量管理等专业特色课程的学习,并有良好的学习效果,有必要在开设这些特色课程之前,开展前期教育,即表1中的《专业特色基础教育》。该课程安排在第一学期(17课时,一个学分),主要是概要性地介绍本专业特色课程涉及的知识领域和一些基本概念,本科阶段的特色课程安排,以及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和就业方向,并且还可以提供学生到企业参观和实习的机会。其中介绍专业特色课程和课程安排及其要求由校内教师负责,而介绍该专业毕业生的工作内容,工作范围、就业形势,就业前景等则可以适当的邀请一些外界人事参加。比如,请一些目前正在从事此类工作的员工讲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范围,(邀请该校的往届毕业生尤为有效,因为这些学生将和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学校,这些学生将面对和他们相似的学习环境和就业环境,这对学生们更有说服力)。或者邀请此类工作的管理者介绍当前该领域的人才需求和供给等情况。所以,前期特色教育阶段主要由校内老师授课,结合校外人士的讲座及参观企业来进行。该阶段的目的是让学生对专业特色领域有所了解,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以后进一步的学习和实践奠定基础,方便学生尽早了解专业特色方向,制订合适的学习计划,以改善学习效果。
(3)特色教育
该阶段是特色课程教学的重要阶段,主要是质量管理、计量管理、标准化等专业特色理论知识的教学。课程安排在第三至七学期,共九门课程,和原来一样分必修课和选修课。所有课程都由校内专业教师授课。
本阶段主要要求学生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专业特色理论知识。相对于原来的教学模式,变化之处在于这里把一部分专业特色理论课程适当提前了。原来的专业特色课程第六学期才开始安排而且大部分课程都安排在第七学期,其弊端在于专业特色理论课安排太迟,并且过于集中,学生接受课程内容有一定难度,学习效果差。把特色课程提前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来学习专业特色理论课程,逐步加深学习内容,改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后期集中性实践留下足够的时间。
1.后期特色教育
该阶段主要是基于专业特色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后期教育分三部分:《专业特色讲座》、管理实践模拟实习和专业实习,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及时了解外界环境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所学知识更好地与社会需求接轨,在强化专业特色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专业讲座》教学模式创新
进入21世纪以来,标准化与质量管理得到快速发展,产生了许多的新理论和方法。同时,国家和省市政府管理部门也相继出台了许多标准化、计量管理和质量管理的政策、措施和方法。上述内容由于课时限制,无法纳入课程教学中,但这些内容对学生毕业后的专业发展和工作显得十分重要。为此,有必要为学生增设专业特色专题讲座,《专业讲座》安排17个学时,1学分,作为专业必修课安排在第七学期。讲座人员主要以专业客座、兼职教授为主,多数可邀请国内外知名质量管理与标准化专家、政府权威部门管理者、著名企业家。该讲座对强化专业特色,将学生所学知识更好地与社会需求接轨以及将学生引领到特色课程的研究前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该模式的关键点是教学内容和教师的安排。
(1)教学内容
高等院校的教学资源和生源市场环境及就业市场环境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的,其市场定位就必须要与变化的内外环境相适应,以取得竞争中的主动权,所以,市场定位不是“一锤定终身”,而应该对专业赋予新的特色,按市场需求不断进行重新定位。对此,《专业讲座》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①标准化与质量管理等专业特色方向的前沿理论知识(6学时);①国家和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相继出台的一些标准化、计量管理和质量管理的新政策、新措施和新方法介绍(6学时);③市场需求,即社会对质量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需求(5学时)。这3方面的知识对学生来讲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
(2)教师安排
由于标准化与质量管理知识范围很广,涉及各种领域,每位专家都不可能精通全面,而且校内的教师虽然在不断的学习并传达动态的外界信息,但是,毕竟各方面的资源有限,不能面面俱到,因此,该模式中我们邀请更多不同领域的校外专家前来授课。具体的教师安排是:专业客座、兼职教授为主,多数可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政府权威部门管理者、著名企业家。这样不但让学生了解专业特色方向的前沿理论知识和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标准化、计量管理和质量管理方面的新政策、新措施以及社会对质量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需求,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信息量,而且总接触新东西,使他们有一定的新鲜感,改善学习效果。另外,在邀请校外专家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为本专业以及本专业培养的学生与外界进行了良好的沟通和互动,为学生日后走上工作岗位作了铺垫。
3.基于专业特色的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实践能力是反映个体主体性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是大学生成功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基于标准化与质量管理特色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学生来讲显得尤其重要,其教学模式的改革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1)实验室等建设充分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
本专业除与其它专业共享学校、经济与管理学院基础实验室外,还打算进一步建设质量管理与质量认证实验室和管理实践模拟实验室,可满足专业基础课程管理学原理、管理信息系统、统计分析等课内实验的需要和集中实践环节需要。另外,进一步打算借助质量管理与质量认证实验室,构建了“质量管理、质量认证”电子教学平台和“国际标准化”电子教学平台,为专业学生深入学习专业知识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环境。
(2)实习基地建设与专业特色相结合
“标准化与质量管理”方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对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十分重要。为此,专业非常重视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选择的合作单位必须在标准化、计量管理、质量管理工作方面有突出业绩。专业在校内与国家标准战略试点企业华立集团共建了华立管理学院,使学生与企业员工共享教学资源;并计划在杭州卷烟厂(国家质量奖获得单位)、正泰集团(国家质量奖获得单位)、宝石集团(国家质量奖提名单位)、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浙江方圆检测集团、浙江省电子产品质量检测研究所等单位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为专业学生的认识实习、专业实习及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提供了良好条件。
(3)对通用实践教学提出特殊要求
专业实习和毕业设计是工商管理专业通用实践教学环节,在这两个通用实践教学环节上专业提出如下要求:专业实习要求学生走出校门到企业和相关部门实习,毕业设计要求学生以实践性题目为主并尽量与标准化、计量管理、质量管理及认证相关。在企业事业单位从事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的学生,实行双导师制,其中1名为实习单位人员。专业制定了《专业实习指导书》和《毕业设计指导书》,在考评中必须提交实习单位的证明和实习单位指导教师的评语,最终成绩由双方导师按一定比例确定。
(4)提供特色职业资格培训
在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支持下,分院为学生进行职业资格培训,学生毕业时大部分都可以考取国家注册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内审员资格证书”;另外,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支持下,本专业学生获准在校期间申请参加国家注册“质量工程师”考试。近年来,本专业“以特色求发展”的专业建设理念与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取得了“学生受益、家长满意、社会认同”的人才培养工作效果,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大部分毕业生均在质检系统内或普通企事业单位与质检相关的岗位上工作,直接服务于国家的质量振兴事业。
一、民办高校办学特点分析
民办高校的历史成因及所处生存环境,形成了以下特点:
1.应用性
与公办院校比民办高校办学层次偏低,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录取的生源知识基础较差;二是民办高校师资力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如高级职称教师人数少等;三是科研力量薄弱。尽管许多民办高校在科研上有大量投入,并有相应的激励政策与措施,但终因民办高校的这项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教学科研底子薄,加之师资流动性强、知识资源存量少、社会支持性资源少等因素,使民办高校的教学研究与科研工作维艰。这些都决定了民办高校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办学将定位于“应用性”。
2.生源地方性
民办高校生源地方性特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招生体制的限制,民办高校一般在本地招生;二是费用高阻挡了外地考生。如广东培正学院在2005年批准在全国招生后,在四川与重庆等地录取了6名学生,但其家长不辞辛劳与成本,亲自到学校取走档案,结果只报到了两名;三是即使招到了外地的学生,等这些学生毕业后也会有相当的同学留在当地工作。如海南财经大学2004年从内蒙古招了约120名学生,结果在2007年毕业后大部分在海南或广东工作。地方性特点影响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方式及就业定位。
3.就业面向中小企业
广东培正学院对多届毕业生就业的统计表明,约有90%以上的学生就业于广东中小企业。出现这种现象,表面上与民办高校办学层次有直接的关系,但更深层次的是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趋向于大众化教育所致。这种趋势相对与传统观念来看,似乎更加有利于民办高校的发展。
二、民办高校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民办高校工商管理专业应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管理人才,但近年来,许多民办高校的工商管理专业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
1.培养目标定位与办学特点不够一致
民办院校在其专业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均存在模式单一和雷同现象。在实践中,大部分民办高校的工商管理专业培养方案往往以全国著名大学为榜样,参照其办学模式和培养计划。这种做法使得民办高校的办学定位体现不出“地方”及“民办”的特色与优势,使得工商管理专业(本科)教育与地方工商企业需要不吻合。
2.课程体系设置与专业定位不够吻合
当今经管类高校一方面培养“厚基础、宽口径”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又要突出“一技之长”,这就使工商管理的概念或专业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工商管理涵盖工商企业中的一切管理范畴,包括已经独立成为专业的营销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这样形成了有“一技之长”的带有“方向性”的管理类专业群。狭义的工商管理则侧重强调的是计划管理、战略管理、组织管理等职能管理。由此引起了工商管理专业核心课程的不明确。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作为一级学科的工商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涵盖了二级学科的工商管理专业,而且还成为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等二级学科的核心课程,致使作为二级学科的工商管理专业缺乏自身专业特长。因此,出现了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的角度看似很多人都认为“就业适应性广”的工商管理是“万能”专业,变成了“工商管理无专业”的“万不能”专业。
3.理论联系实际落到实处有差距
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的应用性现以达成共识,不论是培养哪一类工商管理专业的人才,无论怎么强调其“实践性”也不过分。但不得不承认,民办高校中该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1)课堂教学过程中重理论轻实践。尽管在工商管理专业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已经普遍认识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但课堂教学过程中“空对空”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主要表现为:一是课题教学中基本上采用老师教、学生学的“说教式”的方式,情景模拟操练少,忽视学生的参与;二是缺乏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概念或做法就是加重案例教学。大部分学生也呼吁多加一些案例。为此,许多教师也加大了应用案例分析来加强学生对理论的解释或认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课堂上大部分案例教学形式一般停留在解析应用题层次上,表现为格式化与文本化。教学过程结束后,学生有“隔靴挠痒”的感觉,缺乏亲身体验与操作练习的效果。
(2)实践教学环节不健全。民办高校工商管理专业课程实践性教学环节一般只设置了毕业实习,没有设置阶段性的认识实习和专业实习,这就使得学生对专业及其课程目标与意义的认识缺乏连续、渐进的过程;另外,专业课教学过程缺乏实践性的课程设计环节。对此,许多民办高校也建立了模拟实验室及相应的模拟实验软件,但大部分软件由软件开发商研制,与专业课程内容练习需要有相当的差距,使模拟实验设施得不到充分发挥。其它的社会性实践或教、学、研相结合的相关活动设计的目的性、效果评估及实施控制等工作也有待充实与提高。
三、民办高校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培养思路
民办高校工商管理专业办学模式应从实际出发,注重市场的需求、结合企业管理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以新的视角审视其办学定位、培养目标及办学特色。
1.明确民办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办学定位与培养目标
办学定位是高等学校发展战略的内容。就民办高校中的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的培养目标而言,首先要坚持以地方或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要的服务方向。这是民办高校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发挥实际作用的社会基础;其二是明确为工商企业培养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应用型人才为重点任务,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升工商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服务;其三是追求特色,即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必须集中有限资源,瞄准地方的特殊需求,在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体系的某些方面有所突破,形成特色和创造品牌。这才是地方高校工商管理专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如广东培正学院的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在制定该专业培养目标时,就明确规定了办学要面向广东经济、重特色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针对民办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办学定位,广东培正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培养目标是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对于民办高校来看,应用型的特点应体现在:第一,这种人才的知识结构是围绕企业基层管理的需要加以设计的,在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等基本环节上,特别强调基础、成熟和实用知识的掌握;第二,这种人才的培养过程更加强调与一线生产实际的结合,更加重视实践教学环节的投入,通常将此作为学生贯通有关专业知识和集合有关管理技能的重要教学内容。这些特点正是管理专门人才职业生涯的起点。所谓高素质应用性人才要区别于大专层次的技能应用性人才。首先应该具备应用能力,但同时必须具备研究和创新能力,能够将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进行探索研究,其使命是对应用的研究、对技术的创新和对各类技能进行有效组合和优化。
2.形成有特色的课程体系
从民办高校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的市场定位及培养目标出发,科学地设计课程体系,形成适应的课程体系是民办高校立足的保证。一般院校的工商管理专业提倡建立“厚基础、宽口径”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模式,这种模式导致工商管理专业不能体现专业的优势。广东培正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则根据办学特点及条件,其课程体系以“厚基础、重特色”为指导原则进行设计,并在教学过程中体现课程优化组合的特征,实行了“模块-平台”的课程优化体系。其中,厚基础表现出工商管理专业人才所必备的通识性知识和基本的专业知识,在课程中由公共必修课模块和专业必修课模块形成;重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设置能够体现符合地方外向型经济特点的专业课。如设置了相当量的各类英语基础课与专业双语课程,以适应广东外贸型企业的特点;二是设置了组织行为学、中小企业管理、文案写作等职业特色课程,以适应中小企业基层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上,要侧重整合职能管理的教学内容。应用能力上要开发理论加实践的综合性课程,将实践教学课程化,在专业课程教学计划中要配比一定量的实践教学(如实验、设计、调研等)的内容,以形成办学特色。当然,在保证了“厚基础”的同时,要设置大量的专业选修课,选修课的选择也应突出“特色”,如可以设置“家族企业管理”、“创业学”等课程,以适应家族企业学子及创业学子的需要。学生可根据自身具体情况进行选择,以拓宽知识与技能范围,鼓励学生跨专业学习和吸收相关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3.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民办高校的工商管理专业(本科)课程的教育必须针对中小工商企业的实际要求,强化配套的实践教学体系,包括实习、模拟实验、课程实践设计、社会实践、毕业设计、第二课堂等环节。实习环节在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对于实习教学环节,一是要健全实习内容,包括认识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二是要加强对实习基地的建设投入。进入工商企业实习是让学生在校期间了解企业运营状况的最佳途径。大部分民办高校都是通过与企业合作或契约的方式建立实习基地。这种方式无可非仪,但问题是企校双方对毕业实习的认识和要求不是很一致,其任务与责任也不是很明确,往往是企业很少履行毕业实习课程教学的任务,而是把学生当成劳动力来对待,学校则认为是把学生委托给企业去“实习”了。这种情况使实习的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学校应加大对实习基地的投入,要将实习基地纳入学校实践教学环节建设中,校企双方共同制定计划,共同实施。另外,学校建立实习基地也需要投入,为学生实习时配备所需要的师资、设施与资料。学校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建立稳定的实习基地,保证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有良好的实践基地。其它类型的实践环节可以安排在课程教学、假期社会活动、校园活动中进行。当然,在组织各类实践教学环节的过程中,要有周密的实施方案。如教学大纲、指导书、考核方式与标准等。应该注意的是,在进行各种实践性训练活动时,要有意识地让学生参与其方案设计,既实现实践活动的效果,更重要的是锻炼学生的专业策划与组织能力。
四、强化课程教学改革
学生的素质和能力都是由课程教学“作业”过程形成的。所以,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质量。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教师的职能与工作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多样化,不再限于课堂上老师的讲授,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个“空中课堂”获取大量知识与信息。作为学校与任课教师首先要知道和理解当今的课程是什么,还必须应明白学生的期望是什么。
1.实施人性化教学管理
对于未来管理者的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首先应置入“人性化管理”的理念,因为当今的管理已经由“效率第一原则”,转变为提高相关关系人满意度的“人本第一”原则。教学管理中的人性化应体现为:一是解决教学过程中师生的角色关系问题。应实施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过程和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互动教学方式;二是要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应用多媒体等技术将课程制作成“空中课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灵活掌握自己的上课时间与地点,提高学习效率;三是改变教师的职能。在获取知识的多渠道化的信息化时代,教师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相关信息,为他们搭建学习的平台,提供服务;四是改变以前那种交作业、记考勤、闭卷“背”、开卷“抄”的考评方式,要为学生提供方式灵活、能发掘学生的创意、体现学生获取、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评方式。
2.科学进行课程教学设计
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的课程教学设计应体现管理过程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的特点,要用系统的、开放的思维去分析课程教学问题和需求,确定课程的教学策略、教学方式和教学步骤。具体内容为:首先,要在分析学习者特征的基础上,明确课程教学目标并确定教学任务。其次,要确定教学过程模式与教学策略。教学过程模式经历了“以教为主”、“以学为主”,现在要转到教学互动的模式上来,实行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设计模式。当今工商管理专业教学设计应采取以学生为主体,以任务来驱动的教学策略。在工商管理专业课程教学设计时,要把课程学习内容联系生活与社会实际,综合专业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提出各种问题并形成主体任务,进行任务驱动式教学,把学生置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探究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动态学习过程中。
3.开发综合性课程[3]
综合应用能力是应用型人才必备的重要能力。工商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开设基于综合应用能力和综合职业素质培养的综合性课程。该课程的内涵体现在:第一,实施企业深度参与专业培养计划及教学方案的制定,使培养目标与定位契合实际;第二,以提高学生综合应用能力为出发点,要力争在真实环境中或仿真环境下实施综合性课程实践教学;第三,要开发反映企业实用管理技术和模式的典型综合性项目和相关教学方案,建设开发相应综合性课程教材、实践指导书等系列教学资源;第四,尽量引入来自企业的真实项目,实施项目式案例教学;第五,强调“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
4.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与学习环境
学习资源与学习环境是学生学习活动展开的外在条件,教师不仅要为学生提供有关课程内容的图书、刊物、情报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要将互联网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课程的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信息化教学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既能实现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体现学生为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学模式;还可以建立教学信息资源的共享支持环境,为学生提供搜索、下载、运行和重组的个性化学习的平台。尤其是可以锻炼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运用信息工具进行创新与协作的能力。学生可以利用信息资源这个学习的平台,获取、管理所需信息,并对此进行分析、处理,实现信息评价与创新,利用信息媒介实现与他人进行协作,提高学生的沟通协作能力,这也正是形成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素质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
总之,民办高校工商管理本科专业必须以所在地市场定位为导向,构建有特色的应用型高级管理人才的学科体系,立足于自身的条件和优势,才能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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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知识和政治智慧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知识、人文智慧。这种人文特性要求政治学研究方法必须是人文主义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政治学专业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全过程中的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其进入课堂成为可能、成为必然。而现代信息技术进入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课堂,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机遇与挑战,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质量提高、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创新的重要手段与有效途径。
(一)课堂导入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老师导入新课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新课程,能够让学生们提高学习的兴趣,感受到学生的乐趣,迅速地将思想集中到课堂上,进入学习的状态。比如,初中思想政治课有一节内容《磨砺坚强意志,拒绝不良诱惑》,任课老师完全可以在课堂导入时,播放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片尾音乐,甚至可以剪辑一些唐僧师徒四人经历磨难、取得真经的电视片断,作为该课教学的情绪引导,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引导效果。运用这样的课堂导入形式,比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口述故事或问题式导入等形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内容展开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最多的环节就是内容展开环节。当前,众多的任课老师在政治学科课堂教学时运用的多媒体,主要是“幻灯片”课件进行教学辅助,这只是用电子文本代替了传统的板书及书本,但内容同样的枯燥,并没有真正利用到信息技术的真正功能。所以,要想真正将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之中,就必须针对思想政治学科的内容,运用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多媒体技术,比如一曲动人的音乐、一段感人的视频等都能够帮助到任课老师的教学。比如,初中思想政治学科中“遇事要沉着冷静”这个知识点,任课老师完全可以用“司马光砸缸”的视频或动画来展现,同时配上砸缸的声音以及故事讲述的话外音,这比老师单纯地念课文或文字讲述要有趣的多。
(三)学习讨论环节
任课老师在学习讨论环节,将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自主地学习,最常采用的形式有模拟情境及小组讨论。学习讨论环节可以大量地应用信息技术:第一,收集相关资料与信息。课堂教学运用信息技术后,师生们能够通过网络快捷方便地获取资料与信息。学生学会使用网络收集资料后,就能够为其自主学习、思考提供丰富的资料来源、知识来源;第二,在小组学习过程中,情境模拟经常被用到而且效果大多很好。当课堂上在进行思想政治学科的真实情境模拟时,运用信息技术能够提高情境的真实性,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比如,情境模拟时全程摄像,能够让学生感觉到情境的真实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模拟,获得最真实的感受,从而加深对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信息的理解。(四)总结点评环节总结点评环节是对教学知识点升华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任课老师在这个阶段对整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与点评,不需要应用过多的信息技术。但是,老师同样可以适当地选择背景音乐、电视剪辑、名人讲话录音等新媒体,配合自己的总结与点评,往往会取得特别的效果。
(五)实践提高环节
新课标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增加“教学实践”环节的比重。思想政治学科的实践提高环节应当以实践为主线,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更好地掌握知识、灵活的使用知识,从而获得真正的提高。这个环节虽然大多是在课后开展,但同样离不开老师的引导,这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辅助。比如学生在对社会案例进行分析时,任课老师完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教学平台等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实践提高的目标是体现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应当像重视课堂讲授一样地重视学生的实践提高,从信息的获取、传达到实践过程及结果的评价,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实现实践环节的教学最优。
二、结论
思想政治学科是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主要形式,是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中,既要将之运用在课堂教学环节,还要将之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全过程,使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技术信息化,而是知识信息的信息化—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的信息化。
一、网络信息技术在政治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丰富的网络资源给我们的种种科目的学习带来了方便,对于政治的教学,尤其需要大量的历史和影视资料来辅助教学,丰富政治学习的资源。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学图书馆难以提供比较齐全而丰富的资料,而且查阅麻烦,对于学生来说,难以使每一位学生同时分享某一模块需要的史料,这样给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探究学习带来困境。网络信息技术给学生老师带来丰富的史料,而且具有共享性,有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网络技术的开发,可以给学生和老师提供学习的平台,可以更好地进行探究性学习,教师不再是唯一的交流平台,在网络平台上,师生的身份趋向平等,学生可以大胆的提出自己问题和想法,供大家共同探讨。老师也能通过网络平台,研究学生的想法和探讨的过程以及结果,从而更好地进行指导,同时老师也可以在这一过程学到学生的新思想,以促进自己的学术研究,给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带来新的血液。政治学科内容的信息量较大,这样就给学生带来学习的困难,以及教材太过简洁和枯燥,使学生产生喜欢政治,但不喜欢政治课的心理。将信息技术运用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它既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像、声音显示知识背景,又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把学生带进网络世界,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发挥的创造空间,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充分展示学生的想象力。现代教育技术能以形象、生动、直观等优点将课本中的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哲理漫画、知识点比较图表、新闻片段、音乐片段等直接展示在学生面前,营造一个有效的学习氛围,能充分刺激学生的眼、耳、脑等器官,让他们兴奋起来,兴趣起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能充分发挥教师的教育引导作用,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不仅能够捕捉富有时代气息的教学内容来充实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所学内容,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正如信息网络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教学教育方面,它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问题也在显现:首先,网络资源具有复杂性和偏激性,一些对政治思想不负责的学者发表的一些政治见解似乎很吸引学生的视觉,但是却是曲解真正的政治理论,中学学生的心理特征还不够成熟,难以辨别相关思想曲直正误,甚至由于青少年时期的叛逆心理的滋生,更容易收到网络偏激见解的影响,政治的学习没有不仅没有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观念和价值观,反而使学生误入了偏激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死胡同”。其次,现在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许多影视作品具有夸张性,真实性不够高,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形象思维,通过一些曲解虽然调离了学生的眼球,但是却忽视了作品的真正作用。再次,由于老师难以改变自身的主导观念和学生习惯于服从老师的观念,导致交流平台的学习探究总是顺着老师设计好的套路进行,难以发散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久而久之,学生把网上的政治探究话题当成一种任务,在网上搜索一个观点贴上去就算完成任务。还有,由于政治教学提供的探究目标不明确,导致学生搜索资料的盲目性,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上,真正的探究时间却很少,而且学生的各科学习时间将会难以控制,在当今这样的应试教育模式下,这样无效的学习会使学生感到焦虑,家长也会有意见。
二、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及其辅助作用的充分发挥
信息技术的运用给政治教学注入了了新的血液,为了更好地发挥的信息技术的辅助作用,应该将信息技术和思想政治教学更好的整合。
2.1改变老师的教学观念和学生的学习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教师和学生的传统观念。首先教师应该重新定位自己,改变自己的教学观念,深入研究信息技术的辅助教学的特点,在政治教学的准备过程中,善于利用网络资源,搜集有利于教学的视频资料,研究一些优秀教师的教学课件,吸取其中的“营养”成分,充分有效的做好教学准备过程中;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要将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多媒体教学有效地结合,多媒体技术可以使教学活动集文字、声音、图像、影像、动画等信息功能于一体,图像清晰、动态感强、信息量大,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课堂教学的大容量、多信息、多趣味和高效率。其次,老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多媒体技术只是为教师更好地讲述政治课程服务,并不能主导政治课程,如果盲目地依赖于计算机,只注重人机的对话,而忽略了师生之间的信息反馈,那么就会使教师的教学活动处于一个单向的信息系统,无法摆脱“满堂灌”的模式,教师的讲课艺术在教学过程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将信息技术教学手段与传统的教学手段有效的结合。再次,教师应该为了更好的转变教学方式,主动参加各种信息技术的培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从新的角度研究信息技术与政治教学的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学生应该随着教师教学方式的改变,慢慢改变自己传统的学习方式,在老师结合信息技术教学的刺激下,发现政治学科的乐趣,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主动地、探究式的学习方式,转变那种被动地接受老师和同学的观点的思想,学生的学习方式的转变也需要老师的引导和帮助,渐渐形成平等自由式的课堂教学。
2.2正确使用信息技术手段
信息技术转变了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以及评价方式,更加适应新课改条件下“三维目标”的实现。但滥用信息技术的教学这一手段,将会降低教学目标的效果,有些老师搜索各种形象图片和视频来降低形象思维的难度,导致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下降,甚至抽象思维能力都难以提高,在政治教学和学习过程中,过于依赖多媒体,学生的某些方面的学习能力难以提高,老师的讲课艺术下降,应该适当的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的思维能力的提升,教师应该充分发挥的自己的讲课艺术,教师传统的讲课艺术在学生提高自身的形象和抽象思维能力方面起着更多的作用。教师在引导学生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相关资料的搜索时,帮助学生提供正确的资源网站,避免学习时间的浪费,也避免学生被不良史学思想的侵蚀的危险。
三、小结
信息技术的运用在政治教学改革路上起着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改变了学生讨厌政治课的观念,改变了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解决了政治教师教学难的难题,使政治课变得生动有趣,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探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如何将信息技术与政治教学有效的整合,还需要对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进行深入思考,真正做到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用得好、用得妙、用得巧、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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