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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气候问题备受关注,与此相关的低碳经济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低碳经济所蕴含的伦理意义为人类重新认识自然、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审视人类自身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低碳经济 伦理 解读
1 低碳经济的提出
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工业文明,人类得以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成果。但工业文明的发展以消耗化石燃料为主的高碳能源经济的比例也不断上升,使得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日益提升,由此而引发了全球的气候变暖,从而严重地威胁着地球环境、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的理论应运而生,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它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的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应用、低碳消费等经济形态的总称,是现有的高碳能源模式向低碳能源模式演进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2007年9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本着对人类、对未来的高度负责态度,对事关中国人民、亚太地区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福祉的大事,郑重提出了四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令世人瞩目。他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一共说了4回“碳”:“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他还提出:“开展全民气候变化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让每个公民自觉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努力。”这也是对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胡锦涛同志并建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共同促进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和增长,减缓气候变化。
2 低碳经济的伦理学解读
低碳经济是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人类、资源、环境、经济等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的反思中,发展起来的新的经济发展思想,包涵了一系列的伦理诉求,有着丰富的伦理学内涵。
(1)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意蕴
低碳经济所提倡的发展模式必然的包括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等的重要内涵。
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相互作用的两各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享受自然界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由此也就产生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这也是自然中的一切存在物都因其对人类的价值付出而应该获得人类的保护和道德关怀,人类对自然的存在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类与生态环境的有机协调,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它注意保护地球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持续性,维护了人类的共同利益,符合了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当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互利、和谐关系的时候,自然也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可以说,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为人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下一步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途径。
(2)坚持了以人为本的道德目标
“以人为本”就是一切都是为了人,即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了人的幸福美好,为了人的近期和长远的需求。这里所说“人”决不是指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而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福利,使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共同进步。
低碳经济提倡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起点,也是最后要达到的终点,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贯穿于其中。社会发展主要集中并体现在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带动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依靠人的发展,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不存在没有脱离人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离开了人的活动,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的历史。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强调发展以人为本,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是每个人的价值体现最大化。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以人的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
低碳经济内含的“以人为本”,突出了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和谐社会的各方面发展都要为一切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人为本强调了人是目的、人是中心、一切为了人,又一切依靠人的伦理思想,一直内在于低碳经济发展思想之中。
(3)是规范各个国家的道德规范
低碳经济倡导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向着一个更平等和更完善的方向前进。虽然《哥本哈根协议》会议达成的协议属于无法律约束力协议,但是该协议在规范国际低碳经济生产和消费关系中还是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能起到约束作用,是因为它们深嵌于能够在部分地区分哪些是受尊重的团体的社会结构之中。
低碳经济模式的指引作用,是明确规定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特别为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行为提供一个模式、标准或方向。发达国家必须根据规范的指示而行为。
低碳经济模式的评价作用,它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行为的评价作用是指通用的发展模式作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济的规则,具有判断、衡量它们行为合法或违法的作用。
低碳经济模式的预测作用,是说各个国家和地区事前可以预计到自己或他国的行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在协议上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低碳经济模式的教育作用,是指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作为特殊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强制力的保证下,对今后的行为发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作用。
低碳经济模式的规范作用,是说规范是由一定程度上的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强制性,这是规范专有的属性。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如果违背了,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 王莹,景枫.科学发展观的伦理学解读.[J]道德与文明,2005.1.
[3] 李友华,王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对策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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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整体主义
论文摘要:20世纪是人类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也是地球环境急剧恶化、环境危机全球化和日益严重的时期。本文通过环境整体主义道德哲学的核心意识结构阐释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即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它既涵盖了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又包括完整的环境正义观。
1引言
人类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多向度、立体、完整的环境,人类的道德生活也同样是立体式的、多向度的。因此,基于这种现实基础的环境伦理学必然是能够接纳和包容、超越和整合以人本主义立场和非人本主义立场构建的环境伦理学。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和评判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方式的根本尺度和验证标准。这种伦理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2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与传统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相比较,环境伦理确有其特殊性,它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但是,如果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认为环境伦理学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意味着伦理道德所适用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认为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超越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围之外,夸大了环境伦理的特殊性,并从根本上误解了环境伦理的性质。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伦理学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其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是为了救治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克服和解决已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环境问题。而生态环境成为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了问题;环境问题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问题,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与此相应,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对象,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被自然所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伦理学并没有完全超出传统伦理学的界域,其对环境伦理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探究和建构也谈不上是对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扩展。
其实,环境伦理自身的性质完全可以解答环境伦理的依据问题。环境伦理的实质仍然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只不过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伦理所确认的应是人们之间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只不过是在人们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才表现出对他人和后代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环境伦理这种与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本质上同一而表现形式相异的性质,本身就足以构成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重要依据。
3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意识核心:确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需由否定自然事物做工具价值评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到认同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然而,用“内在价值”说来阐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或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安放在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上是根本靠不住的。由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强调自然事物具有与人的利益和需要无关的所谓的“内在价值”是对价值概念的误用或滥用,到其对于承认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的特殊性的具体论证看,只要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主流论述稍做分析,我们就很难认同其结论。
事实上,随着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问题逐渐凸显,非人类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环境正义论开始取而代之。环境正义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论争,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是源于存在着特权等级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会结构模式。例如,美国学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就是无视公平的利己主义方案,“严重地侵害了分配正义的原则,完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正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义性,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才塑成了一种试图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重建社会正义秩序来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责任在人类之间的公正分配。环境正义诸理论看到了人类社会内部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差异性,表达了不同主体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要求。但是,环境正义论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却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环境正义问题所具有的先在性和决定性意义。实际上,环境正义不仅仅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同时更应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公正。
4环境整体主义观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存在构成了世界,世界的本体既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也不是脱离自然的人,而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三位一体的具有生命的有机整体和生态系统。环境整体主义承认人类具有生存权,也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更不违背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主张把人类的物质欲望、社会经济增长、对自然的改造利用限制在能为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范围内J。环境整体主义反对长期存在的传统的主宰自然的“理性人”,强调具有生态伦理知识的“理性生态人”。人类发展经历与现实给予证明:以坚持人类利益至上为前提时,生态危机就势必不能避免;以坚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前提时,生态平衡才得以实现,进而才能实现全^类的利益。
在世界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中,蕴含了自然、社会乃至精神性的存在,并得以具体表现。非人本主义预设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并一味地要求人去消极地适应,这不仅仅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一面,并把人降低为生物,一笔勾销了人的社会性本质。这种人与自然机械论世界观强调绝对的主、客体,人与自然、思维和物质的分离和对立,而且认为只有自然是主体,自然以外的世界是客体,作为主体自然具有其自身价值。在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对‘反增长哲学’的欣赏表明他们根本无视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以至使环境伦理可能陷入‘伦理的不伦理性’的困境”。反之,片面的认为只有认识主体,在人类取得的大多数成就都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或者说以生命和自然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从而导致世界的不可持续发展,使人类陷入困境之中。
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在方法论上超越以上几种思维方式,确立整体主义的生态方式,科学的把握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最为关键。个体不仅包括当代人,同时也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的概念。而整体则对应包括后代人、自然、人类社会的概念。显然,在这种辩证关系中,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就不适用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价值观,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完全否认了自然界的“自然价值”,从而理直气壮地掠夺和挥霍自然资源、迅速加剧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要科学的把握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就必须考察生态价值既地球上的任何物种和生物个体,在生存竞争当中都既实现着自身的生存利益,同时也创造着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的生存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物种和生命个体对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具有价值,对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完善也具有价值J。
环境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已有的主体性,把已有主体看作是自然系统中的“普通一员”,并通过其相互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系统的概念。从理论上说,它对于克服传统哲学价值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理解,否定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立足于全面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价值观的形成。从实践上说,它对于我们克服当今人类面I临的困境和危机、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主张放弃首要次要之分,以相互作用的观点主张放弃以什么为中心,世界没有中心,是多元的,是多元相互作用的世界。
5结语
社会发展是多维的、复杂的,包括一系列交复的进程,并且个个进程都影响制约,所以对待环境伦理问题,不能一叶障目,就事论事谈环境。笔者认为:人类应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环境伦理其实质是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宿主,两者相容共生一起构成了整体的系统,我们只有抛弃传统的“对抗模式”、“绝对不相容”以及“割裂系统”的思维方式,在思想上把地球看作整体的系统,把公正、尊严、自由考量进去,通过对环境伦理学的后现代主义构建,不断否定现代社会发展所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走出长期以来人类“非输即赢”的视角研究环境伦理,实现在探索构建和谐的道路上真正前进。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人报告,表明中国的环境伦理将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将在促进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转变的同时,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生态化转变。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生态文明点燃人类新文明之光,以生态文明引领世界的未来。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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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中宣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胡锦涛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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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发展中借鉴和吸收了大量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方针、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制约了整个政治学发展的自身特点。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必须要根据我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
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立足现实.分析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面临的挑战,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本土化”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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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3—26日,由中国政治学会主办、湖北省政治学会协办、襄樊学院承办的“中国政治学会2008年年会暨回顾与展望: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30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襄樊召开。21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30年”这一主题,研讨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学与政治发展的主要成就、基本经验、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
与会代表认为,中国政治发展30年的历程大致经历了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起步时期、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步时期以及党的十七大后启动新一轮政治建设时期等五个时期。30年的政治发展取得了十个方面的主要成就:一是提出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政治理念;二是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三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四是人权和公民权利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五是六次政府改革与创新,实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基本建立起现代公务员制度体系;六是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监督体系和相对健全的廉政制度;七是“一国两制”构想在港澳地区成功实践,为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提供了经验;八是政治治理技术逐渐成熟;九是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十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在世界上显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陈红太教授认为,30年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成就就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其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服务于经济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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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发展中借鉴和吸收了大量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方针、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制约了整个政治学发展的自身特点。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必须要根据我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
伴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重建,政治学以及国际政治的学科建设迅速展开。经过近30年的发展,政治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学科。此外,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硕士点、博士点和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在数量上明显增加。1979年学科重建以来到现在,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十年”:
1979年到1989年属于政治学学科重建、专业恢复的阶段。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主体与核心的科学体系。
1989年到1999年属于理论引进与学术积累的阶段。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
1999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了勃勃生机.为研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挥了独特作用。但是,“优点即缺点”,政治学的快速发展本身也孕育了政治学的困境。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深度不够。政治学很多相关基础研究至今仍旧停留在对西方政治学的一知半解中.或者还徘徊在其他社会科学之间,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政治学教材“西主中附”的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第二,学科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就目前而言.我国政治学的学科定位仍不十分清晰。
首先,“大领域”与“小学科”的矛盾亟待解决。“具有和法学、经济学同等重要地位和独立研究领域的政治学至今仍被列为法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此外,无法和政治学“分家”的“公共行政”专业在我国“居然被划分在管理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这与各国通行的“不分家”实践也是相悖的;在政治学下属的七个二级学科中“竟然没有‘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的位置.大体上能够代替它们的是实际上涵盖面非常狭小的‘中外政治制度’”。这显然不利于政治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政治学仍然被泛化。“政治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的地位还没有被认知和确立。
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立足现实.分析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面临的挑战,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本土化”发展的趋势。
随着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政治学界开始以科学的态度系统探讨如何在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问题,这就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回顾2004年度,政治学学者“制度建构”的研究倾向主要表现在:其一,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工具,对政府政策过程展开系统研究;其二,以“制度合洽性”为基本的政治学研究取向,探讨改革过程中不同制度体系之间的融合与适应;其三,超越以往被动的“政策回应”式的研究态度,更为积极地投身于制度建设的洪流之中;其四,在如下方面达成普遍共识: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制度变迁必须探寻一条新的本土化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供选择。
尽管实现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思想愿望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就已经出现并从那时起延续了100多年。但是这种思想愿望的真正贯彻落实则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结束。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其中包括对人类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想等都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合理的尝试并加以改造。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政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日趋紧迫,我国政治学界应加快步伐,把本土化研究和国际化研究结合起来,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术推向世界.实现中国和世界政治学学术的共赢。
中国政治学要真正成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更好地承担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事业中所肩负的责任,首先就必须加强学科范式的建设,要建立起中国政治学自己的学科范式。对中国政治学来说.唯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伟大成就.将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研究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公理.建立中国政治学自己的学科范式,以学科范式来规范、指导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才能在学术上健康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成熟学科,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政治学”。
政治学的科学性是指政治学以研究客观规律为主旨。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地提出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这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会。政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将使得政治学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断加强。因此,我们要坚持政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促进我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更好发展。
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学术观点的多样化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学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的指导,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另外,我们还要促进学术观点的多元化,努力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民主、平等、活跃的学术环境。
中国政治学要发展、要创新、要突破、要成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必须要根据国情,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来发展。要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敢于创新,要使西方的政治学中国化,使中国的政治学“本土化”。只有中国政治学“本土化”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为中国的转型期发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才能更好的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
[1]金太军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J].探索.1999.(2):47—_66页)
[2l王惠岩 回顾与展望: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7):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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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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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在政治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心理素质在人的成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关注学生个性的形成,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已成共识。就学校教育而言,学科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主要渠道。所以,在政治学科教学中要依托学科优势和特点,要从建立集体性教学模式、依托学科知识的特点、设计开放性习题、科学评价等途径,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关键词:政治学科 心理素质 学生 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在学生成长中具有动力作用,在人生观、世界观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学科教学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我利用政治学科思想引领的优势,强化心理素质的培养,促进学生不断健康成长。
需要是个性积极性的内在源泉,它直接导致情绪的产生,也推动认识和意志的发展。马斯洛需要理论学说告诉我们:需要有五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学生是正在成长的个体,有不同的需要。教学中只有满足学生的各种需要,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新课程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倡导有利于形成这三种学习方法的教学方法。
因此,我在教学中建立集体性教学模式,带领学生进行集体性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充分尊重学生的差异。这种学习方式是:根据水平相当的原则,在上课的班级以5至7人为小组单位,建立学习合作小组,将课桌摆成圆形或马蹄型,小组同学坐在一组。每节课,我都根据教学需要,组织5到10分钟的集体性学习。这样能充分发挥小组内每一个学生的才智和优势,同时也关注被忽视学生的积极性,给他们创造一个小组内展示的平台,以满足学生尊重的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促动每个学生的发展。
在人的心理现象中,个性是重要的一部分。个性心理倾向性系统代表人的活动动力,主要包括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等。培养学生的心理动力,对一个人的成长成才十分必要。
高中政治新课标充分体现了德育课程的特有性质。无论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经济学常识”“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科学思维常识”“生活中的法律常识”“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等内容,都与学生的心理需要、人生观、价值观紧密相联。新课程理念强调,树立“学生为本”的素质教育价值观,而政治新课标中在注重学科知识传授的同时注重人文教育,力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奠定学生终身发展的思想政治基础,培养出一个完整的、和谐的人,具有良好个性,也就是说思想政治课教学能直接培养学生的心理动力。
通过对思想政治课教学,使学生更加注重自己对精神世界的的追求,加深对人生命运的关怀、体验和思考,从而也提升了人文精神的养成。学生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点滴积累和渐渐形成又整合为一个人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反过来也主要从这些方面体现出来。
兴趣是人对认识和活动的需要的情绪表现,是积极探究事物的认识倾向,是人的重要的个性心理,在人的学习中起着动力和引领的作用。在教学中,我利用政治课的学科特点,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新课程理念下,思想政治课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内立足于现实,以生活为基础,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部分都把理论融入到生活题材之中,把学科知识与生活的密切地结合起来,更易于为学生所接受和认同。这种融知识性和实践性为一体的学科知识体系,如果老师单纯讲授,学生并不能有强烈的感受,我针对这种情况采用开放性思考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学习。开放性问题,往往答案不固定或条件不具备,是激励学生创造精神、创造思维的工具,能够引起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学习兴趣。开放性问题能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地观察社会,参与社会生活,提高自己的分析、评论、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因此,我常常给学生设计开放性试题。我努力改变教材和练习册上一些束缚学生思维的僵化的内容和按固定框框炮制的思考题、训练题,结合生活实际,把它们设计成开放性习题;而且我还结合生活把“案例分析”引入政治课堂教学,也就是依据教学目标、重点知识,精选案例。新课程标准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注重学生发展需求,强调学生要学会学习、还要有学会适应日常生活的能力,学会发展,学会做人。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自我意识是个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自我意识包括自我观察、自我体验和自我监控。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自尊”“自信”“自卑”“自责”等都是自我意识的心理成分。对学生而言,在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教师的态度和评价对于学生的自我意识形成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在政治课教学中,我采用适当的课堂评价方法,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识。
新课程理念强调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价值取向,重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也关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教学评价上,一个好的评价可以检查出教学效果,反过来,一个不好的评价则会模糊教学效果,同时对学生个体还会产生成长性的影响。正确的、有针对性的教育评价应该是建立在理解学生、尊重学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注重科学的评价方式。
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我对学生进行评价时,一是非常注意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抛弃大而虚华的评价方式;二是注重学生的自身感受,注重对学生的启迪和影响;三是在全面了解每位学生的基础上,追求评价的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用欣赏和赞美的语气评价学生,使学生体验到关注和期望,产生积极向上的渴望。同时,对学生的评价要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控,尤其是对自己评价过高或过低的学生,要科学引导,让前者看到自己尚有不足之处,让后者看到自己还有某些优势,使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变得比较客观、全面,从而在各自的起点上都能得到提高和发展,并能与他人分享进步的喜悦。
【在政治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探索】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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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知识和政治智慧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知识、人文智慧。这种人文特性要求政治学研究方法必须是人文主义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政治学专业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全过程中的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其进入课堂成为可能、成为必然。而现代信息技术进入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课堂,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机遇与挑战,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质量提高、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创新的重要手段与有效途径。
(一)课堂导入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老师导入新课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新课程,能够让学生们提高学习的兴趣,感受到学生的乐趣,迅速地将思想集中到课堂上,进入学习的状态。比如,初中思想政治课有一节内容《磨砺坚强意志,拒绝不良诱惑》,任课老师完全可以在课堂导入时,播放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片尾音乐,甚至可以剪辑一些唐僧师徒四人经历磨难、取得真经的电视片断,作为该课教学的情绪引导,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引导效果。运用这样的课堂导入形式,比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口述故事或问题式导入等形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内容展开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最多的环节就是内容展开环节。当前,众多的任课老师在政治学科课堂教学时运用的多媒体,主要是“幻灯片”课件进行教学辅助,这只是用电子文本代替了传统的板书及书本,但内容同样的枯燥,并没有真正利用到信息技术的真正功能。所以,要想真正将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之中,就必须针对思想政治学科的内容,运用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多媒体技术,比如一曲动人的音乐、一段感人的视频等都能够帮助到任课老师的教学。比如,初中思想政治学科中“遇事要沉着冷静”这个知识点,任课老师完全可以用“司马光砸缸”的视频或动画来展现,同时配上砸缸的声音以及故事讲述的话外音,这比老师单纯地念课文或文字讲述要有趣的多。
(三)学习讨论环节
任课老师在学习讨论环节,将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自主地学习,最常采用的形式有模拟情境及小组讨论。学习讨论环节可以大量地应用信息技术:第一,收集相关资料与信息。课堂教学运用信息技术后,师生们能够通过网络快捷方便地获取资料与信息。学生学会使用网络收集资料后,就能够为其自主学习、思考提供丰富的资料来源、知识来源;第二,在小组学习过程中,情境模拟经常被用到而且效果大多很好。当课堂上在进行思想政治学科的真实情境模拟时,运用信息技术能够提高情境的真实性,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比如,情境模拟时全程摄像,能够让学生感觉到情境的真实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模拟,获得最真实的感受,从而加深对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信息的理解。(四)总结点评环节总结点评环节是对教学知识点升华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任课老师在这个阶段对整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与点评,不需要应用过多的信息技术。但是,老师同样可以适当地选择背景音乐、电视剪辑、名人讲话录音等新媒体,配合自己的总结与点评,往往会取得特别的效果。
(五)实践提高环节
新课标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增加“教学实践”环节的比重。思想政治学科的实践提高环节应当以实践为主线,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更好地掌握知识、灵活的使用知识,从而获得真正的提高。这个环节虽然大多是在课后开展,但同样离不开老师的引导,这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辅助。比如学生在对社会案例进行分析时,任课老师完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教学平台等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实践提高的目标是体现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应当像重视课堂讲授一样地重视学生的实践提高,从信息的获取、传达到实践过程及结果的评价,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实现实践环节的教学最优。
二、结论
思想政治学科是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主要形式,是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中,既要将之运用在课堂教学环节,还要将之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全过程,使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技术信息化,而是知识信息的信息化—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的信息化。
一、网络信息技术在政治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丰富的网络资源给我们的种种科目的学习带来了方便,对于政治的教学,尤其需要大量的历史和影视资料来辅助教学,丰富政治学习的资源。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学图书馆难以提供比较齐全而丰富的资料,而且查阅麻烦,对于学生来说,难以使每一位学生同时分享某一模块需要的史料,这样给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探究学习带来困境。网络信息技术给学生老师带来丰富的史料,而且具有共享性,有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网络技术的开发,可以给学生和老师提供学习的平台,可以更好地进行探究性学习,教师不再是唯一的交流平台,在网络平台上,师生的身份趋向平等,学生可以大胆的提出自己问题和想法,供大家共同探讨。老师也能通过网络平台,研究学生的想法和探讨的过程以及结果,从而更好地进行指导,同时老师也可以在这一过程学到学生的新思想,以促进自己的学术研究,给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带来新的血液。政治学科内容的信息量较大,这样就给学生带来学习的困难,以及教材太过简洁和枯燥,使学生产生喜欢政治,但不喜欢政治课的心理。将信息技术运用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它既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像、声音显示知识背景,又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把学生带进网络世界,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发挥的创造空间,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充分展示学生的想象力。现代教育技术能以形象、生动、直观等优点将课本中的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哲理漫画、知识点比较图表、新闻片段、音乐片段等直接展示在学生面前,营造一个有效的学习氛围,能充分刺激学生的眼、耳、脑等器官,让他们兴奋起来,兴趣起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能充分发挥教师的教育引导作用,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不仅能够捕捉富有时代气息的教学内容来充实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所学内容,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正如信息网络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教学教育方面,它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问题也在显现:首先,网络资源具有复杂性和偏激性,一些对政治思想不负责的学者发表的一些政治见解似乎很吸引学生的视觉,但是却是曲解真正的政治理论,中学学生的心理特征还不够成熟,难以辨别相关思想曲直正误,甚至由于青少年时期的叛逆心理的滋生,更容易收到网络偏激见解的影响,政治的学习没有不仅没有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观念和价值观,反而使学生误入了偏激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死胡同”。其次,现在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许多影视作品具有夸张性,真实性不够高,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形象思维,通过一些曲解虽然调离了学生的眼球,但是却忽视了作品的真正作用。再次,由于老师难以改变自身的主导观念和学生习惯于服从老师的观念,导致交流平台的学习探究总是顺着老师设计好的套路进行,难以发散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久而久之,学生把网上的政治探究话题当成一种任务,在网上搜索一个观点贴上去就算完成任务。还有,由于政治教学提供的探究目标不明确,导致学生搜索资料的盲目性,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上,真正的探究时间却很少,而且学生的各科学习时间将会难以控制,在当今这样的应试教育模式下,这样无效的学习会使学生感到焦虑,家长也会有意见。
二、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及其辅助作用的充分发挥
信息技术的运用给政治教学注入了了新的血液,为了更好地发挥的信息技术的辅助作用,应该将信息技术和思想政治教学更好的整合。
2.1改变老师的教学观念和学生的学习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教师和学生的传统观念。首先教师应该重新定位自己,改变自己的教学观念,深入研究信息技术的辅助教学的特点,在政治教学的准备过程中,善于利用网络资源,搜集有利于教学的视频资料,研究一些优秀教师的教学课件,吸取其中的“营养”成分,充分有效的做好教学准备过程中;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要将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多媒体教学有效地结合,多媒体技术可以使教学活动集文字、声音、图像、影像、动画等信息功能于一体,图像清晰、动态感强、信息量大,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课堂教学的大容量、多信息、多趣味和高效率。其次,老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多媒体技术只是为教师更好地讲述政治课程服务,并不能主导政治课程,如果盲目地依赖于计算机,只注重人机的对话,而忽略了师生之间的信息反馈,那么就会使教师的教学活动处于一个单向的信息系统,无法摆脱“满堂灌”的模式,教师的讲课艺术在教学过程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将信息技术教学手段与传统的教学手段有效的结合。再次,教师应该为了更好的转变教学方式,主动参加各种信息技术的培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从新的角度研究信息技术与政治教学的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学生应该随着教师教学方式的改变,慢慢改变自己传统的学习方式,在老师结合信息技术教学的刺激下,发现政治学科的乐趣,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主动地、探究式的学习方式,转变那种被动地接受老师和同学的观点的思想,学生的学习方式的转变也需要老师的引导和帮助,渐渐形成平等自由式的课堂教学。
2.2正确使用信息技术手段
信息技术转变了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以及评价方式,更加适应新课改条件下“三维目标”的实现。但滥用信息技术的教学这一手段,将会降低教学目标的效果,有些老师搜索各种形象图片和视频来降低形象思维的难度,导致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下降,甚至抽象思维能力都难以提高,在政治教学和学习过程中,过于依赖多媒体,学生的某些方面的学习能力难以提高,老师的讲课艺术下降,应该适当的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的思维能力的提升,教师应该充分发挥的自己的讲课艺术,教师传统的讲课艺术在学生提高自身的形象和抽象思维能力方面起着更多的作用。教师在引导学生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相关资料的搜索时,帮助学生提供正确的资源网站,避免学习时间的浪费,也避免学生被不良史学思想的侵蚀的危险。
三、小结
信息技术的运用在政治教学改革路上起着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改变了学生讨厌政治课的观念,改变了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解决了政治教师教学难的难题,使政治课变得生动有趣,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探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如何将信息技术与政治教学有效的整合,还需要对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进行深入思考,真正做到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用得好、用得妙、用得巧、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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