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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先生的一部《红楼梦》,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红楼梦》的成功,不仅仅因为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书中对各个人物的塑造也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红楼梦》人物艺术形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小说文学是离不开情节与细节的,它们共同承担着再现生活和刻画人物的任务,但所包含的内容、表现的形式和所需的手段却不尽相同。情节是小说的骨骼与筋脉,细节则是小说的血肉与细胞;情节使小说站立成形,细节则使小说摇曳多姿;情节给人以概括的印象,细节则给人以生动的形象。重视细节描写,是小说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
细节是文学作品的血肉,她给读者以生动具体的感性认识,如果没有细节就没有了艺术形象。妥帖的语言和安排适当的细节,是杰出作品两个必不能少的特征,没有这两点,也就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了。恩格斯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致玛.哈克奈斯》)这说明细节描写在典型创造中的重要意义。
在《红楼梦》整个篇幅里,差不多全是人物的对话,作者只是通过书中人物的语言来讲述故事情节。这种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表现社会形态和心理性格的艺术手法,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而《红楼梦》则将它发挥到极致。它比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从旁静止地分析人物的心理、性格,更显得生动而富于内涵,同时也更符合生活的实际情形。
《红楼梦》一书所以被誉为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作者塑造了众多生动、逼真的艺术典型。对于那些个性十分鲜明的女子,作者善于迅速捕捉一刹那间特定的神情、动作、心理状态,使人物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而用人物的对话、语言来表达人物的性格更是一个主要的方法。曹雪芹善于挑选、提炼富有个性特征的语言,准确地表达出人物的独特气质、心理活动对人生际遇的暗示,而且还能概括出一定的社会面貌。在这本书里,哪怕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物,哪怕人物的出场是稍纵即逝,也因为准确的语言一下子抓住了人物的灵魂而给人以“天长地久”的印象。
且不说《红楼梦》中那位“两面三刀”、最会说话的琏二爷,来看看青春丧偶、心如“槁木死灰”一般,“惟知伺亲养子,闲时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的珠大嫂子。对比凤姐的出场,李纨显得平静多了,作者只是简单地一句带过:“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珠虽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贾兰,今方五岁,已入学攻书。她也是金陵名吏之女,她的父亲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于是不曾叫她十分认真读书,却以纺绩女红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这样介绍后,李纨在我的心目中已基本定型――一个寡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安静地活着,抚育幼子、侍奉姑翁。就好像一炉香,静静地燃烧着,儿子在袅袅的香烟中渐渐长大,她自己却日渐衰老,这与那些大观园里天真烂漫、诗意年华的女孩子们对比起来似乎没什么可写的,更没什么精彩内容可以打动人心。所以,初看红楼时的我对曹雪芹居然把这么一个在张爱玲笔下被比作“完”(《鸿鸾禧》)字的人物也列入“十二金钗”之一而感到有点不解。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遍遍细细地品味红楼,发现原来那里也是个鲜活丰富、充满诗意与才气的所在,同时也体会到作者的悲悯情怀。
李纨在文学方面的才气与鉴赏能力,在生活方面的情致都透过她的话语展现在读者眼前。我们来看,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探春发起诗社,向各位兄弟姐妹发出邀请,李纨以积极的态度响应与支持。她一迈进秋爽斋,就笑道:“雅的紧!要起诗社,我自荐我掌坛。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诗,瞎乱些什么,因而也忘了,就没有说得。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看!一个多有兴致的雅人啊!作为“未亡人”的李纨,遇到喜庆节日,她都必须自觉回避。青春年华、花容月貌、诗情画意,都必须跟着她逝去的丈夫一起埋葬。再多的苦楚也只应该往肚子里咽,她必须把全部的人生意义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与她相依为命的小儿子上。所以,她即使“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也只能给自己找个借口“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诗,瞎乱些什么” 打消了念头。在稻香村里守着一盏孤灯,与儿子相对课读,虽然温情脉脉,但寂寞凄凉的气氛也挥之不去。
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她便“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于是,自封为“稻香老农”的她成为诗社中最具分量的评审。她的评论旗帜鲜明,从诗歌的思想情操、艺术风格、表现手法、以及用词炼句,都因见识高人一筹而获得众人一致的心悦诚服。熟读历代的文艺理论提高了她的审美标准,她常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原则。评“菊花诗”时,她说:“等我从公评来。通篇看来,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梦菊’第三――题目新,诗意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当黛玉自谦道:“我那个也不好,到底伤于纤巧些。”李纨马上亮出观点:“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看,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做出如此精确而有理据的分析评判,没有一定的评论标准和判断力是做不到的,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才思敏捷,也让一众才华出众的红楼姐妹们额首称赞。
在贾府长辈们的面前,她表现得恭顺安分,而当她和姐妹们在一起时,时常表现得开朗活泼,她的幽默开明,十分适度,使她在人事复杂的大家族中也赢得了上下人等的一致爱怜与赞叹――长辈们怜她年轻守寡,安分孝顺;年轻的尊她爱护晚辈,扶持弟妹。看,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宝玉生日私开夜宴,她欣然参加,并在黛玉担心有夜饮之嫌时,说:“有何妨碍?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尖如此,并没夜夜如此,这倒不怕。”话说得简单明理,她也是玩得极开心投入的: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该着招贵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们好喝。”探春笑道:‘“这是个什么,大嫂子顺手给他一下子。”
李纨笑道:“人家不得贵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 风趣的语言尽显她开朗的本性。她不拘泥刻板,又不腐朽陈旧,而且胆识、见地都不错,看她在书中唯一的一次发火:当凤姐借醉泼醋打了平儿后,李纨以插科打诨的方式,为平儿打抱不平,她说:“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市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这东西亏他托生在诗书大宦名门之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这样,他还是这么着,若是生在贫寒小户人家,作个小子,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昨儿还打平儿呢,亏你伸的出手来!那黄汤难道灌丧了狗肚子里去了?气的我只要给平儿打报不平儿。忖夺了半日,好容易‘狗长尾巴尖儿’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因此没来,究竟气还未平。你今儿又招我来了。给平儿拾鞋也不要,你们两个只该换一个过子才是。”说的众人都笑了。好伶俐的口齿哦!只是被“寡妇”这个沉重的虚名苦苦压抑着她的真性情;封建的伦理道德、制度极严格地限制了她的活动与发展,象铁窗一样封住了她的身躯、锁住了她那颗鲜活、年轻的心。
作者通过人物的语言细节描写向我们展现了这位“虽处膏粱锦绣中,却心如槁木死灰般”的珠大嫂子的真心――原来是一个多么鲜活的所在啊!她如花的青春年华还未绽放就已跟随着短命的丈夫匆匆逝去,从此她的天地就是一片灰色,一直延伸到坟墓。我们更加痛感她能忍受如漫长无尽的封建压迫和桎梏该需要多少坚忍和决心啊!
每当看到、想到这些话语,就如投石入水,泛起层层涟漪,不断扩大,于是一个活生生的珠大嫂子深深地伫立在读者的心里。《红楼梦》在处理人物肖像细节的时候,总是恰到好处,就如莎士比亚所说的:既不“太平淡”,也不“流于过火”,而是正符合各种不同的情景,显示出它无比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人物的身姿、神情和心里。曹雪芹以生动语言赋予人物灵动的生命力,激起读者无尽的探索兴趣,如同面对浩瀚的海洋,蹀躞于岸边,不断地去咀嚼、钻研与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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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有二十多处写到围棋,是全书中描写次数最多的休闲体育项目。中国古代四大艺术——琴棋书画,其中之棋,就是围棋。其深深地扎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且广泛地流传,为人们所喜爱。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红楼梦》中的休闲体育文化及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着之一,被称为清朝社会的百科全书。体育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书中亦有展现,虽然着墨不多,描写的体育项目也有限,仅作为情节叙述的需要,但是仍可以从中找到清代社会休闲体育活动的开展状况。
关键词:红楼梦;体育文化;启示;
论文正文:
浅谈《红楼梦》中的休闲体育文化及启示
《红楼梦》是清代曹雪芹先生以毕生精力所作,是中国小说史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作为清朝风俗的百科全书,作品对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体育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也被提及多次。其作品中描写了大量的休闲体育活动,如放风筝、下围棋,踢球、钓鱼等,既满足了故事情节的需要,又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体育文化特征。
2.1 寄托理想放晦气——放风筝
第七十四回:宝玉打发小丫头去取大鱼风筝,小丫头回说:“晴雯姑娘昨日放走了”,宝玉道:“我还没放一遭儿呢!”探春笑道:“横竖是给你放晦气罢了!”黛玉的风筝放上了天众人都说:“林姑娘的病根儿都放了去了,咱们大家都放了罢。”《红楼梦》中说放风筝可以“放晦气”、“放走病根儿”,虽然是人们寄托的美好愿望,但也不无道理。从现代休闲健身角度理解,放风筝的确是一种有益身心健康的体育活动。因为风筝都是在宽阔野外进行的,露天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气,自然景色优美。一方面可提高神经系统的和各器官的功能水平,以达到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进而提高人体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放风筝活动本身具有游戏艺术欣赏的特点,对丰富文化生活都具有积极的作用。红楼梦里多处写到放风筝场景,既丰富了情节,也增加了人物的生活乐趣,同时也反映出放风筝活动在清代社会中是较为普遍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
2.2 生命哲学人人爱——下围棋
《红楼梦》中有二十多处写到围棋,是全书中描写次数最多的休闲体育项目。中国古代四大艺术——琴棋书画,其中之棋,就是围棋。其深深地扎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且广泛地流传,为人们所喜爱。到了清代,“诸子争雄竞霸,累局不音千盘。”尤其是康乾盛世时期的,出现了围棋“四大家”,并列于棋坛之巅。而这一时期正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活的年代,他对围棋的多次描写也就不足为奇了。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会下围棋,上至贾母,下至小厮。如《红楼梦》第九十二回中写贾政与客人詹光下大棋,并且棋艺高超,闲闷时经常请客吃酒下棋,以打发无聊的时光。在他同詹光的对弈中,从前是对下,詹光输。如今让他两个子,他又输了,时常还要悔几着,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表面看来是写詹光,实际上是衬托贾政的高超棋艺。从古至今,围棋都是代表一种生命哲学,闲暇之时通过下棋可以娱乐消遣,陶冶情操,用一颗平常心来享受过程带来的快乐。
2.3 封建****毁足球——踢球
踢球,在我国古代称为“蹴鞠”。鞠是用皮做成,中间塞以毛发,成为圆球,用脚踢以为戏乐。最早记载了蹴鞠活动的书是《战国策》。在汉代成为军事训练的一种手段,足球由娱乐活动变成为军事训练方法。至宋代从王室到民间都很盛行,如北宋时期的高球,由于球技高超而官运亨通。到了明清时期,封建****越加强烈,统治者实行弱民政策,禁止人民练武和练身活动。尤其到了清代,有关史籍上对足球活动的记载,寥寥无几。像《红楼梦》这样一部清朝封建社会的百科大全,也只有一次提到踢球,而且也只有一句即“可巧门上小厮,在甫路底下踢球。”况且这还是对城里孩子踢球的描写,更何况是乡下的孩子?蹴鞠的败落在此可见一斑。通过和红楼梦里其他休闲娱乐项目相比可知,蹴鞠具有对抗性强,身体竞争激烈的特点。这与我国传统的“和”文化及明清时期政府实行的弱民政策有很大关系。
2.4 老少皆宜精神足——钓鱼
钓鱼活动,在我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西周时期的姜子牙就有在渭水边垂钓,最终被周文王求得的典故。钓鱼本身就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但在文人墨客的眼里,它的价值除了娱乐,也是一种人生追求,即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理想栖息地。《红楼梦》第八十一回“占旺相四美钓游鱼”中,描写了李绮、探春等人在藕香榭钓鱼,作者详细描写了他们的钓鱼过程。由此可见,从古至今,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平常百姓都热爱垂钓。一方面,从健身娱乐角度看,钓鱼活动的特点是陶冶情操,不费体力,锻炼人们的耐性,是老少皆宜的休闲健身活动之一。另一方面,钓鱼者通过不断的观察水面情况,调整鱼竿,这样也促进了大脑的思维,增强了记忆力。
2.5强身健体释闺闷——荡秋千
秋千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族体育休闲活动项目。汉武帝时宫中盛行荡秋千,以取“千秋”之意。荡秋千既可“摆疥”(医治疾病),又可以“释闺闷”。杜甫有诗云:“十年毗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秋千的流行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女性的一种悲哀。因为一方面根据封建礼教的禁锢,后宫女子及富贵人家的女子是不能轻易出门的。她们长期被拘束在后宫或闺阁之中,因此,渴望有一种能排遣她们心中郁闷的运动,而荡千秋时的热闹、刺激和放松恰好满足了他们的这种需要。
另一方面,女性天生的柔美又给荡秋千带来了特有的美感,如通过秋千来回摆动,悬在空中的人也锻炼了胆识。《红楼梦》中的第63回,宝玉的生日,宁国府的尤氏带着佩凤、偕鸳二妾过来游玩,二妾原是“娇憨女子”见了秋千也要打。宝玉对他们说:“你们两个上,让我送。”吓得两个人都慌了,不敢荡得太高。作者借佩凤来写大观园中的秋千,虽然写的是她们在荡秋千,但从字里行间中也可看出,平日里大观园中荡秋千是常有的事。
在清代社会的大百科全书《红楼梦》中,曹公将古代休闲健身方法融于作品的人物活动中,即丰富了作品的故事情节,也揭示了我国古代人民健身休闲的体育运动,为后人研究红楼梦的养生方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也丰富了现代休闲健身理论,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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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从《红楼梦》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我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是宗法家族文化的产物,宗法家族制把男性的妻子作为连结家族利益的纽带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为了确保祟族香火的延续,妄叉被他们介入到夫妻当中,妻妾之间形成了时而斗争时而平衡的局面。这在《红楼梦》有关妻和妾的描写中,得到了多方面、多角度的反映。
关键词:《红楼梦》择妻纳妾妻妾制
论文正文;
浅谈从《红楼梦》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
《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其故事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它更是把我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红楼梦》一书所描写的贾府中,那些老爷、少爷可谓是老婆众多。大老爷贾赦有妻邢夫人,有妾嫣红、翠云等,二老爷贾政有妻王夫人,有妾赵姨娘、周姨娘,贾珍有妻尤氏,妾佩凤、偕鸾等,贾琏有妻王熙凤,妾尤二姐、平儿、秋桐……这些老爷少爷虽老婆众多,但都只有一位妻子,其余都是妾。
透过贾府的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窥见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一斑:在封建社会中,男子虽然多妻,但只有一个正妻,其余的妻子都是妾。因此,把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概括为“一夫一妻多妾”制似乎比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夫多妻”制要更加精准。
然而“多妾”现象只存在于有钱有势的家族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百姓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只能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而无力纳妾。正如恩格斯所说“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一样,“妻妾制也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红楼梦》中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大家族的“妻妾制”。
(一)择妻的方式:父母之命
“自从氏族、家族观念产生之后,婚姻就不仅限于夫妻双方的范畴,而成为不同氏族、家族之间进行交往的一种方式。婚姻成功与否,不再是当事人个人的事,它直接关系到氏族、家族的利益,家族的政治得失、经济得失,都跟婚姻密切联系着。家族所考虑的是子女的婚姻能否给本家族带来实际利益,为此,青年男女就不可能按着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妻子或丈夫。”“父母之命”的择妻方式便是这种家族观念的产物,它使得男女双方都成了受害者。
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纠葛是《红楼梦》一书的中心故事。宝玉爱的是黛玉,贾府的当权者们看中的则是宝钗,无论是其为人处事还是她薛家小姐的身份,宝钗都符合她们心中理想媳妇的标准。矛盾的根源在于:爱谁是宝玉自己的事,而娶谁却不是宝玉自己的事了,一切决定于“父母之命”。于是,悲剧就产生了。
“父母之命”的择妻方式将“家族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家族利益”又使得封建家长们对未来媳妇的家庭出身有了严格的标准:门当户对!
(二)择妻的标准:门当户对
《红楼梦》中,作者给我们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四大家族子孙繁盛、妻妾成群。从这些妻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她们的出身都是很高贵的。
贾代善-史太君
贾-史
贾政-王夫人贾琏-王熙凤
贾-王
贾宝玉-薛宝钗
贾-薛
薛家媳妇-薛姨妈-王家女儿
王-薛
四大家族这种错综的婚姻关系,作者在第四回作了揭示:“这四家皆联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一荣俱荣”是封建大家族实行“门当户对”婚姻所追求的目标,“一损皆损”也成为它的必然结果。
(一)妾的背景
妾是男子在妻以外所娶的女子,其背景来源比妻要广泛得多。
纳婢为妾,是指在贵族官僚家庭中,男主人将家里的奴婢占为己有、做自己的妾。《红楼梦》中,赵姨娘便是由婢女被纳为妾的。赵姨娘原为婢女的身份,作者在第五十五回作了揭示:她的兄弟赵国基死了,贾府应当赏些丧葬费,当时正值探春管家,便依照家里的旧账——“两个家里的赏过皆是二十两,两个外头的皆赏过四十两”——赏了赵姨娘二十两银子。可见,赵姨娘是“家里的”即贾府“根生土长的奴才”,是由府中的奴婢被纳为妾的。
买女为妾,这是以金钱为手段将女子买来做妾,在这场交易中,女性完全成为金钱的转换物。香菱便是被薛家买来做妾的,她原是乡宦之家的小姐,后被拐子拐走又落入“呆霸王”薛蟠之手,作了他的“房里人”。
陪嫁做妾,即男子将妻子的陪嫁丫头纳为妾。比如平儿,书中第六十五回,贾琏的小厮兴儿与尤二姐谈到平儿时,兴儿道:“这平儿是他(王熙凤)自幼儿的丫头,收在屋里……”可见平儿是王熙凤陪嫁丫头中的一个,给贾琏作了“房里人”,属于“陪嫁做妾”。
赠婢为妾的纳妾方式在《红楼梦》中比较少见,但也有一例。丫鬟秋桐便是贾赦赐给儿子贾琏做妾的。
(二)做妾的态度
自愿型。给高门老爷少爷做妾,物质生活有保证,如果受宠,或者能为丈夫生一贵子,日子就要好过得多。因此,有人就自愿做妾。袭人本是宝玉的丫头,她为赢得半个主子的地位,就自愿博得宝玉及贾府众人的欢心,以便有朝一日成为宝玉的妾。
反抗型。虽然给豪门做妾有诸多好处,但偏偏有人不屑于此,这就是“鸳鸯抗婚”。鸳鸯是贾母的丫鬟,被贾赦看中欲纳为妾。然而鸳鸯“志大心高”,并不吃这一套,大老爷见她不依便派哥嫂去逼她,她索性在贾母面前闹开了,袖藏剪刀、赌咒发誓,宁愿死、宁愿做尼姑也不做妾,真是可歌可赞!
麻木型。《红楼梦》中还有一类人,她们给男主人做妾,既不是自愿也没有表示反抗,对于“妾”这一身份,显得有些麻木。平儿是贾琏的妾,宝玉深深同情她夹在“贾琏之俗、凤姐之威”当中的不幸处境,可是她自己却一味“周全妥帖”,贴心得力地当凤姐的助手,看不出她有什么不满,更看不出她有什么悲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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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一直是翻译界不可动摇的指导方针,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长期以来也一直没有人提出过质疑。人们似乎认为理论的作用就是规范行为,统一思想,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没有了那些规范性标准,翻译界岂不要天下大乱。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外语翻译论文《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本文介绍了当今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派——描写学派的起源、成长与成熟的过程,以及这个学派的特点。文章论述了描写翻译学派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文章认为描写学派可以为各种各样的翻译定位、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并丰富翻译实践的手段。
关键词:规范;描写;翻译研究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ols of though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today. Following a brief description of its major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dwells on the school’s relevan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The point is made that the descriptive theory can explain the orientation of all kinds of translations, broaden the scope of the field of study and enrich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Key words:prescriptive;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
翻译研究,从一开始的归纳式的经验总结,如严复的信、达、雅,即用自己从翻译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浓缩成警句式的“标准”,传授给后人,让别人照着去做;到后来的演绎式的科学研究,如奈达的动态对等,即利用语言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对翻译过程进行严格(rigorous)的描述,对翻译的终极产品进行严格的鉴定,用四个语义单位、七个核心句、五个逆转换步骤,细细地规定出翻译的全过程,用以指导翻译实践。这种种研究翻译的方法,都是“规范性”(prescriptive)的。规范性翻译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定出一个规范(norm),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timeless),不分工作对象,不分译者、读者的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
若有违反便叱之为“不忠实”或“结构笨重”(heavy structure)、“误导读者”(misleading)等等。美国知名的描写翻译学者Maria Tymoczko认为,规范性翻译理论根源在于把翻译看作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用一些超越时间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察。(As a language art, translation has often been consider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timeless linguistic rules (which has led to a normative tendency in the theory)…)①[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翻译常常被人用一些超越时间(或译成“永远有效”)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察(这种做法造成了理论研究中的规范倾向)]。
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一直是翻译界不可动摇的指导方针,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长期以来也一直没有人提出过质疑。人们似乎认为理论的作用就是规范行为,统一思想,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没有了那些规范性标准,翻译界岂不要天下大乱。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翻译界早就已经是“乱”得可以。且不说直译意译之争,时断时续,绵延不断,且不说林纾的翻译到底是译文还是“译写”、庞德翻译的汉诗到底是不是翻译,就拿翻译的核心问题“忠实”来说,也是众说纷纭。夏济安翻译霍桑的“古屋杂忆”,故意把“母牛”翻成“乌鸦”,以衬托凄凉氛围,有人说译者与原作用“达到了一种心灵上的契合”,②有人则嗤之以鼻,认为译文连最起码的“忠实”都没做到,③再举古爱尔兰英雄史诗厄尔斯特故事Ulster cycle的翻译为例,更是朴朔迷离。古爱尔兰语早已失传,“原文”已几乎无人可以读懂,“忠实”根本无从谈起,加上后世的译者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添枝加叶或削足适履。或增或删可以说把“原文”弄得面貌全非。但是,这些译作在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确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④说它是翻译吧。连个原文都找不到;要说不是翻译吧,它同纯粹的创作还是有点不一样。面对这些并不罕见的翻译实例,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显得苍白无力。
翻译的实践在呼唤新的理论,描写翻译理论便应运而生了。所谓描写翻译理论,用Maria Tymoczko的话来说,就是:“描写性翻译研究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以及功能的时候,把翻译放在时代之中去研究。广而言之,是把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when they attend to process, product, and function—set translation practices in time and, thus by extension, in politics, ideology, economics, culture.)⑤相对于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描写性翻译理论的一个最大的重点是它的宽容。正如描写学派代表人物图瑞(Gideon Toury)指出的:什么是翻译?“翻译就是在目的系统当中,表现为翻译或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目的的语文本,不管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a translation will be any target language text which is presented or regarded as such in a target system, on whatever grounds.)⑥
描写翻译理论根本不关心直译意译,他们关心的是把翻译语境化(to contexualizetranslation),也就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翻译。是什么因素促使译者选中了这篇著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描写派学者经常自问自答的两个最常见的问题。举一个最新的例子。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出了两个中译本。我们的评论家,从规范的角度出发,分析哪个是直译,哪个是意译,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描写翻译学派却说,出了两个译本是件大好事,充分反映出中国真的开放了。⑦我们不是说规范性的翻译研究不好,而是说,规范性的翻译研究不够全面。翻译研究应该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宏观的角度。两者并不矛盾,两者应该结合起来,这样的翻译研究才能揭示翻译的全部。Maria Tymoczko教授把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研究分别比作望远镜与显微镜式的研究是很有道理的。
描写翻译学派的思想发端于50年代。1953年约翰·麦克法兰(John MacFarlane)在杜伦大学学报(Durhram University Journal)上发表论文“翻译的模式”。麦克法兰在论文中指出,“否认翻译的作用,剥夺某些译法所自己叫做翻译的权利,仅仅因为译文没有作到在所有方面同时实现对等,这是一种胡批滥评,简单易行,然而又是随处可见。”⑧麦克法兰引用理查兹(I. A. Richards)在英美新批评重要著作《文学批评原理》中的话指出,对于同一部作品常常同时有不同的读法。由此可以推断,“我们决不可以认为有唯一的翻译;由于(原文)有不同的意义,不可避免地会从中产生出不同的翻译,这些翻译也许都是翻译,但没有一个翻译是‘理想的’或‘真实的’翻译”。麦克法兰进一步指出,意义既然如此复杂、如此不可琢磨,我们便不可能从中得出准确翻译的绝对标准。他争辩道“我们倒是需要一种与此不同的研究翻译的方法。这种方法接受现有的翻译,而不去理会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翻译,这种方法从研究翻译的性质中获得灵感,而不是让翻译从事它办不到的事情。”⑨遗憾的是,麦克法兰的话当时没有引起译界的注意。
直到60年代,麦克法兰的观点才终于有了响应者。他们是当时在阿姆斯特丹工作的美国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理论家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mes)以及一批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其中包括列维(Jiri Levy)、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与米科(Frantisek Miko)。他们感兴趣的课题有: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翻译在学史中的地位、从风格与题材角度对翻译与原文的区别进行描写的方法,翻译同其它平行文本(metatext)相比它的区别性特征。然而由于列维(1967)、波波维奇(1984)的英年早逝,捷克学派不久便销声匿迹了。不过,这些学者在生前与后来成为描写学派主力的以色列学者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以及佛莱芒语学者、卢纹(Leuven)大学的何塞·兰博特(Jose Lambert),当时正在安特卫普一所翻译学院任职的凡登布洛克(Raymond van den Broeck)、以及列夫维尔(Andre Lefevere)有过接触。他们的观点,多多少少影响了这批后起的学者。
描写翻译学派理论的形成要归功于三次小型的系列会议。它们分别于1976年在卢纹(Leuven),1978年在特拉维夫与1980年在安特卫普举行。这三次会议的论文集奠定了描写翻译学派的理论基础并产生了一批骨干分子。这些学者都是大学教师,有文学研究的背景,对比较文学与文学史有浓厚的兴趣。描写学派在8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翻译研究》,(1980年版,1990再版),《对文学的摆布》(1985,论文集),以及斯奈尔弘比(Mary Snell-Hornby)的《翻译研究》(1988)都是这个时期有影响的理论著作。
90年代,兰博特与图瑞创办了Target杂志,借助于这个阵地,描写翻译学派的文章大量发表,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个学派的队伍中来。同时,这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影响,在比较文学界扩大翻译研究的作用、提升翻译研究的地位。进入90年代以后,以巴斯奈特与列夫维尔主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为明显标志,翻译描写学派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学者们开始把翻译放在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研究,权力、摆布是他们的主要议题,他们的研究另外还涉及女性主义与后殖民。千禧之年的2000年,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召开了有200人参加的翻译研究模式研讨会,当今描写学派的活跃人们几乎全部到会。会议显示,描写学派还在蓬勃发展,还有不少学者已在开拓新的领域了。当然也有一些学者退出了这个学派。
描写学派的功劳在于给予各种各样的翻译以正确的定位。避免了由于规范性的翻译标准而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以及无谓而又无止无休的争论。描写翻译学派对翻译有两个基本的认识。一个是翻译的“不完整性”(partiality),就是说你不可能把原文百分之百统统翻到译文中去。在这个基础上导出描写学派的另一个认识,即任何翻译都经过了译者程序不等的摆布(manipulation),因此同一个原文会在不同的译者手里,会在不同的的时代出现许多不同的译文。这儿要特别强调的是,描写翻译学派并不想完全推翻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他们是想解构(deconstruct)传统的翻译理论,也就是对传统的翻译理论当中的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提出批评,而不是想摧毁(destroy)传统的翻译理论。
毋庸讳言,规范性的翻译标准是有它的作用的。它给出了从论者角度出发,翻译应该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它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它总认为自己的标准是唯一正确的,并想把它的应该范围推广到天下所有的翻译上去(如奈达之于动态对等论),或者总有别的什么人想这样去做(如后人之于严复的信达雅论)。然而它却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承认世界上实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翻译,其中有符合这种规范性标准的,但是,同时也有不少翻译是不符合这种标准或者不完全符合这种标准的。
规范性翻译标准的另一个不足是,它把自己局限在语言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把翻译仅仅看作是一种语言艺术。而不太考虑文化的大环境。即使涉及到了文化,最终的目标还是落在了具体的翻译技巧上,过分专注于翻译技巧的钻研。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规范性的翻译研究总是脱离不开直译、意译之争。描写翻译学派则恰恰相反,它十分宽容,只要你说得出现由,也不管这种理由以传统的眼光看过去是多么地“荒.唐”,某个文本就可以被认为是翻译。描写翻译学派的兴趣不在语言上,它试图探讨翻译的起因以及翻译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只要稍加注意,世界上这种处于“边缘”地位的翻译是不少的,这种边缘翻译是很值得研究一番的。格特(Ernst-August Gutt)的一个例子也许能说明这一点。
在德国的Travemunde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之间有滚装渡轮定期航班。船上有一种旅游手册,以德、芬两种文字书就,并排排列。它与一般的双语材料相比有许多独特之处。首先,原文与译文的身份不明,不知是先有的德文文本还是先有的芬兰文本;其次,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目的港的风光,这一部分在两个广西不是互为翻译,芬兰文本为芬兰游客介绍德国目的港的风光而德国文本则为德国游客介绍芬兰目的港的景点。⑩用描写学派的观点衡量,这当然是翻译,因为它符合交际当中关于关联(relevance)的要求。否则要是一味地按“原文”“忠实地”直译,必然会使一半的读者觉得“译犹未译”也,也就起不到翻译的作用了。翻译,同时还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规范的与文学规范制约,而揭示这种关系,也是描写学派很感兴趣的课题。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原文: Lumber and boat and junk yard. The bare behind of industry, its dirty underwear, so beautifully disguised by winter. 11
译文一 : 还有木材,小船和废物场。这里是工业荒凉的后院,这些是它的残破的内衣,一切都被冬日巧妙地掩盖了。(刘洪新 译)
译文二: 木材、小船,还有静静的
船坞。工业的废污在冬的掩映下消失的无影无踪。(黄娟 译)
译文三: 光秃秃的树木,木材,小船还有废料场,这些垃圾与污垢都被冬天的白地所掩饰。(王丽英 译)
原文中的暗喻the bare behind(光腚)所有的译者(30人)竟无一人照直翻译,而一概用了委婉语如“后院”、“废污”、“垃圾”等等。Underwear(衬衣衬裤)直译者同样寥寥。描写学派看到这样的译文,并不关心译文是否“忠实”,而是更加关心为什么译者会选择这样的译法。这儿,译者显然受到了中国作文方法的影响,比如不要将污秽的语言写到文章当中去等等。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使翻译研究换一个角度而得以不断深化。再说,离开了文化的大背景去指责译文不忠实原文等等,这种指责有时会显得过于简单化,因为严格地讲,这里的“误译”显然不应该简单地归结于译者的语言能力。
又如《红楼梦》第9回中有一段文字,一贯以忠实著称的杨氏夫妇在他们的英译本中采取了并不忠实的“净化”译法。他们的译文如下:What we do is no business of yours. 耐人寻味的是,另一位红楼梦全译本的译者David Hawkes却一反常态,采取了直译的手法。他的译文如下:“Whether we fuck assholes or not,”he said, “what fucking business is it of yours? You should be bloodygrateful we haven’t fucked your dad…”这儿要解释他们为什么在翻译同一本书的时候,译法会发生这样根本的变化,恐怕也不是仅仅用直译意译能够说的清楚的。
描写学派还可以为繁荣翻译实践、丰富翻译手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比如,汉诗英译中韵律与内容的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翻译界。以前,大概(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如Arthur Waley那样,保留内容舍弃韵脚;一是如许渊冲那样,保留韵脚而部分舍弃内容(当然,许教授对这个说法不会接受,他会认为自己译出了原诗的“意美”)。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两者是不可兼顾的,但是,从来没有人加以承认,从而大胆地只保留语音(包括韵脚)而完全放弃内容。随着描写学派的问世,竟然真的出现了所谓的语音翻译(phonetic translation),请看下例:
原诗(选自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Dumpty) together again.
法语译文:
Un petit d’un petit
S’etonne aux Halls
Un petit d’un petit
Ah! Degre te fallent
Indolent qui ne sort cess
Indolent qui ne se mene
Qu’importe un petit d’un petit
Tout Gai de Reguenne. 12
这种翻译,只顾及原文的音位,而把其它的因素,包括与忠实密不可分的内容统统抛到了一边。人们之所以会想到这种被称为“语音翻译”的翻译手段,首先是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根据描写学派的翻译不完整性的理论,要同时保留原文的韵脚又要完整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在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很显然,没有理论的指导,就不可能出现这种翻译手段。
赵元任在翻译同篇小说的另一首诗歌时,用了字位翻译法,生造出了许多汉字,去翻译原文中的许多生造出的英文单词。 13 可以说他的译法与上面的译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赵译在描写学派盛行之前,反映出赵先生的天才。初读赵译,常有“这也是翻译吗”的困惑。如今学了描写翻译学派理论同时也深深感到翻译的手段、研究翻译的天地其实要比我们 想象中的多得多也要开阔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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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行》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的长篇乐府诗之一。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年)。此诗通过对琵琶女高超弹奏技艺和她不幸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不合理现象,表达了诗人对她的深切同情,也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琵琶行》中含有很多对音乐的描写部分,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琵琶行》中描写音乐的文字:“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霍松林先生如是说:“先用‘转轴拨弦三两声’一句写校弦试音,接着就赞叹‘未成曲调先有情’,突出了一个‘情’字。‘弦弦掩抑声声思’以下六句,总写‘初为《霓裳》后《六幺》’的弹奏过程,其中既用‘低眉信手续续弹’、‘轻拢慢捻抹复挑’描写弹奏的神态,更用‘似诉平生不得志’、‘说尽心中无限事’概括了琵琶女借乐曲所抒发的思想情感。此后十四句,在借助语言的音韵摹写音乐的时候,兼用各种生动的比喻以加强其形象性。”(《白居易〈琵琶行〉鉴赏》)
依据马志伟《十三辙新韵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北京)中的说法,“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中的“雨”和“语”,用的是“衣期辙”中的字。根据发音的响亮程度,“衣期辙”属第三级(细微级),可见此时琵琶乐声较为低沉柔和,这就为后面乐声的跌宕起伏作好了铺垫。“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中的“弹”和“盘”,用的是“言前辙”中的字。根据发音的响亮程度,“言前辙”属一级(洪亮级),此时琵琶乐声骤然高亢起来。“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中的“滑”,用的是“麻沙辙”中的字。“麻沙辙”的韵脚字声音响亮,此时琵琶曲延续了前面高亢的乐声;而“难”依然是“言前辙”中的字,声音仍旧洪亮。“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中的“绝”和“歇”,用的是“乜斜辙”中的字。“乜斜辙”声音不太响亮,此时琵琶乐声转入沉郁。“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两句是解释。“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中的“迸”和“鸣”,用的是“中东辙”中的字。从音色上看,“中东辙”带有鼻音,声音响亮。“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中的“画”,用的是“麻沙辙”中的字,延承了前面响亮的声音;而“帛”用的是“梭波辙”中的字。“梭波辙”的韵脚字声音不甚高昂,此时的琵琶乐声在最强音中戛然而止。
白居易摹写琵琶乐声的文字,不只利用音韵表现乐声的高低强弱,还利用四声展示乐声的长短缓急。关于“四声”(平上去入),清代语言学家顾炎武在《音论》中说:“平音最长,上去次之,入则诎然而止,无余音矣。”清代音韵学家江永则在《音学辨微》中道:“平声长空,如击钟鼓,上去入短实,如击土木石。”另有清代古音学家张成孙在《说文韵补》中言:“平声长言,上声短言,去声重言,入声急言。”“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中的“雨”和“语”是仄声中的上声,是为“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中的“弹”和“盘”是平声中的阳平,是为“长”;“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中的“滑”是仄声中的入声,是为“短急”;“难”是平声中的阳平,是为“长”;“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中的“绝”和“歇”,是仄声中的入声,是为“短急”;之后陷入“无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中的“迸”是仄声中的去声,是为“短重”;“鸣”是平声中的阳平,是为“长”;“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中的“画”是仄声中的去声,是为“短重”;“帛”是仄声中的入声,是为“短急”。琵琶曲的声调从短到长,经过短急长缓的交错进行,渐至短促无声,忽又从无声、短重到长声,再到短重,终落至短急然后终止无余音。利用音韵和四声显现音乐的节奏,同时也传递出音乐所要表达的情感。对此当代音乐家傅雷有一个很精彩的评论:“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的关系悟得很深。凡是转到伤感的地方,必定改用仄声韵。《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小弦切切’一段,好比staccato(断续),像琵琶的声音极切;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几句,等于一个长的pause(中止),‘银瓶……水浆迸’两句,又是突然的attack(起奏),声势雄壮。”
诗人描摹琵琶乐声的这段文字,既用音韵和四声模拟出琵琶弹奏的曲调,又用博喻将只能意会的乐声言传出来,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景,如临其境,如融其情。“‘大弦嘈嘈如急雨’――深沉繁密,撼人心魄;‘小弦切切如私语’――轻柔幽细,缠绵悱恻;‘大珠小珠落玉盘’――清脆悦耳,圆润动听;‘间关莺语花底滑’――宛转流滑,生机盎然;‘幽咽泉流冰下难’――低沉缓慢,悲抑哽咽;‘凝绝不通声暂歇’――暂时休止,余韵无穷;‘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乐声骤起,高亢激越;‘四弦一声如裂帛’――强烈干脆,戛然而止。”(见陈才智编著《中国古典诗词精品赏读?白居易》)从倾诉(“如急雨”“如私语”),到欢愉(“间关莺语花底滑”),再到愁苦(“幽咽泉流冰下难”),又到忧伤(“冰泉冷涩”“声暂歇”),忽又豪迈(“水浆迸”“刀枪鸣”),最终决绝(“如裂帛”)。如此声情并茂的音乐情景描绘,怎不令人神伤嗟叹。
值得指出的是,白居易选用琵琶这样的乐器以及《霓裳》这样的曲子,来表达人物内心的哀伤,显示出诗人具有极高的音乐造诣与专业素养,因为《霓裳》的主音是“商”声:“商声主西方之音,……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欧阳修《秋声赋》),而琵琶这一弹拨乐器,从它问世之日起,往往就和悲伤的事件相联系。
人们常把白居易的《琵琶行》与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以及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并列,因为这三首诗的写作时期相差不远,三者描写音乐的声音又都很形象。 韩愈《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其中描绘琴音的几句:“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中的“语”和“汝”,用的是“衣期辙”中的字。起音柔和低沉。“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中的“昂”“场”“扬”“凰”“强”,用的都是“江阳辙”中的字。根据发音的响亮程度,“江阳辙”属一级(洪亮级)甲等,整个琴调都是激昂高亢的。尽管在具体的描述中,韩愈也刻画出了琴音的跌宕起伏,但音韵始终是以“江阳辙”为主。另外《听颖师弹琴》中的声调大多是平声,以显铿锵的声势。之所以这样写,当然和琴曲本身有关,不过就乐声的丰富和变化而言,《琵琶行》中的乐声描绘显然要胜过《听颖师弹琴》。
两首诗描摹乐声时,都用了大量的比喻,有些比喻异曲同工。比如起音时,《琵琶行》中的“如私语”和《听颖师弹琴》中“儿女语”如出一辙:轻柔幽细,缠绵悱恻。《琵琶行》中的“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和《听颖师弹琴》中“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同写声音的强烈,一个用兵器的猛烈碰撞显示乐声的突然拔高,一个用勇士上战场的义无反顾表现乐声的倏地增强。描写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总的说来,白居易的《琵琶行》与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在音乐描写上,都善于用形象说话,而白居易在摹写乐声的复杂多变时,则显示其超人一等的功力。
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前四句,先写箜篌,次写箜篌之声,再写弹奏的人。五、六两句“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是正面摹写乐声,前一句是以声写声,着重表现乐声的起伏多变;后一句则是以形写声,刻意渲染乐声的优美动听。“叫”和“笑”,用的是“遥迢辙”。从发音的响亮程度讲,“遥迢辙”属二级(柔和级),由此可见乐声的委婉动人。从第七句起到篇终,都是写音响效果。
这首诗借助想象和联想,把自己对于箜篌声的抽象感觉、感情与思想转化成具体的物象,使之可见可感,这和《琵琶行》以及《听颖师弹琴》中的写作手段类似,但直接用于写乐声的文字不多,不能和《琵琶行》与《听颖师弹琴》相提并论。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在三首诗歌中当属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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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民俗体现,《红楼梦》中的干亲关系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即情感型、功利型、游戏型和兼容型。各种类型的干亲表现不但成就了小说中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而且是小说中饶有深意的情节推手,更兼具一种深邃的文化指涉。
关键词:《红楼梦》干亲情感利益游戏
作为一幅惟妙惟肖的世俗风情画屏,《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民俗的诸多景观,历史悠久、覆盖面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干亲民俗亦在其中。“干亲”不但成就了小说中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而且是小说中饶有深意的情节推手,更兼具一种深邃的文化指涉。依凭具体事例的表现形态,我们可以把《红楼梦》中的干亲关系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即情感型、功利型、游戏型和兼容型。
薛宝琴是宝钗的堂妹,从小随经商的父亲走了许多地方,因了薛姨妈与王夫人的关系才与贾府攀上了,亲她的容貌、才情均不下于钗黛,其性情的可爱从与大观园诸人的交往中亦可见一斑。第四十九回薛宝琴初进贾府,贾母就“喜欢的无可无不可的”,立刻就“逼着”王夫人认了干女儿。接着,因下雪珠儿贾母便赏了用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金翠辉煌”的凫靥裘给宝琴,贾母对宝琴的特别宠爱我们从湘云的感慨中就可以发现:“可见老太太疼你了:这么着疼宝玉,也没给他穿。”
莺儿是宝钗的贴身丫头,第三十五回宝玉求她去打绦子她便奉宝钗之命与玉钏儿同往,玉钏儿向杌子上坐下时她不敢坐,袭人端个脚踏来时她还是不敢坐。但就是这个薛府的丫头却在贾府中认了个干妈!也就是第五十六同平儿所说:“前日莺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和厚的很呢。”叶妈是宝玉小厮焙茗的娘,当系贾府旧人,而此时莺儿一家随薛府进京已有几年光景,这一对于亲母女的相认自是日久相处互怜互惜的结果。第五十七回“慈姨妈爱语慰痴颦”时黛玉欲认薛姨妈为母,第五十八回薛姨妈小住潇湘馆照顾黛玉“一应药饵,十分经心”,“黛玉感戴不尽,以后便一如宝钗之称呼”,当然也是出于彼此的亲厚之意。有学者从“厚黛薄钗”的思想倾向出发,认为薛氏母女一直在利用和欺骗黛玉,但“心较比干多一窍”的黛玉却实在是因为心有所感才会认下这门干亲的。
此类干亲关系以情感为主要因素,具体叉可分为“一见钟情型”和“日久生情型”,宝琴之倒是前者,莺儿、黛玉之例是后者。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爱和恨永远指向我们以外的某一个有情的存在者”,上述干亲关系反映的是双方共同而纯粹的情感意愿,是人性中最为纯美的组成部分。
干亲从名义上讲是只看重情感因素的,但有时却掺杂着极多的利益因素,或者说如果没有这种利益因素的驱使有些干亲关系甚至不会生成。
宝珠是《红楼梦》中一闪即逝的人物,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后丫鬟瑞珠触柱而亡,宝珠则请求认为义女为秦氏“摔丧驾灵”,送殡停灵铁槛寺后又“执意不肯回家”。初看似是一个忠婢义仆,但参看“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旧文,就不难明白宝珠避祸全身的意图,而“干亲”则是她明志自救的掩体。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中王熙风和贾宝玉的表现着实吓人,这场灾难固然由赵姨娘而起,但直接经手人却是宝玉的干娘马道婆,她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得到了赵姨娘的衣裳首饰和五十两银子的欠据。而她当初能做宝玉的干娘,恐怕有两个原冈:一是她道姑的身份使贾府为宝玉祈福禳灾的愿望有了可信的依托,贾府之愿因功利而起;二是她本人多了这层身份自然有利于更加便捷地出入贾府诈骗敛财,也是因功利而起。
从汀南买来的十二个小戏子在贾府里也都有各自的干娘,但第五十八回芳官因洗头与干娘何妈发生冲突时却说:“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给我剩东剩西的!”连宝玉也说:“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可见这些女孩子竞成了所谓干娘们赚钱的工具。抄检大观园后,第匕十七回王夫人将唱戏的女孩子“令其各人十娘带出,自行聘嫁”时,“这些干娘皆感恩趁愿不尽”。“感恩趁愿”是因为这些女孩子从此就可以成为她们的私人财产,无论将她们嫁给什么人都可以收到一份价值不菲的聘礼,等于是白白地得到了一笔财富。
从上述诸例我们不难发现,干亲中“亲”的实质早已不复存在,“亲”变成了人际关系的表象,“利”才是其中某一方所追逐的目标,而有了功利意识的阻隔,双方之间自然难以形成真正的情感关系,许多冲突应运而生时小说的情节也变得波澜起伏。
在一般的认知中,游戏是文化娱乐活动的一种,也是西方美学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一种学说,通常指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而是以摆脱了物质和精神束缚的过剩精力去创造一个自由天地,并从中获得一种没有利害关系的愉悦之情。《红楼梦》中贾芸和贾宝玉的干亲关系即属于这一类型。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宝玉与贾芸的交集只有三处。第二十四回宝玉在门前偶遇只略微眼熟且比自己还大五六岁的贾芸,笑道:“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倒像我的儿子。”贾芸便接口说:“宝叔要不嫌侄儿蠢,认做儿子,就是侄儿的造化了。”第二十六回宝玉在家养病,贾芸去为宝玉请安,见面问候只说“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并未提及“父亲”二字。这就让我们觉得二十四回的对话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可到了第三十七回曹雪芹却将这“草蛇灰线”再度接续了起来,他让贾芸将两盆不可多得的白海棠献给宝玉,并在拜帖上写了一行别具意味的文字——“不肖男芸恭请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贾宝玉不但是《红楼梦》的核心人物,也是偌大一个贾府中“凤凰”般的人物,要说贾芸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攀附之心是不可能的。但贾芸这个旁系子弟的出场是为了在贾府的诸多工程中谋求一个项目赚些钱来养家糊口,他要的东西不是宝二爷能给的,在他的预期和实际行动中走的都是琏二爷和琏二奶奶的路子。为了这一目的,他送王熙凤的礼物是贵重的冰片、麝香,而送宝玉的不过是两盆白海棠。但这两样礼物也恰好说明了他对送礼对象的认知,俗雅之间也大可增进我们对贾芸其人的了解和认识。所以我们说,成就“秋爽斋偶结海棠社”大观同雅韵的“父子”之名其实更像是一场游戏,因为当真对面,贾芸是叫不出“父亲”二字的。
第二十七回的回目安排叫做“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主角当然是宝钗和黛玉,但其中却穿插了王熙凤和小红母女的干亲故事,而这一事例中包括了上述情感、功利和游戏的所有内容,因此我们说它是《红楼梦》中典型的“兼容型”干亲关系。
这一同中,丫头小红偶然为凤姐传了一回话,凤姐就主动要认她做干女儿,这在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一处。凤姐对小红说:“明儿你伏侍我吧,我认你做干女孩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主子奶奶“认你做干女孩儿”的提议是在情绪高涨时即兴提出来的,当然首先就像是一场游戏。但这一提议必然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的,需知此前凤姐并不认识小红,也只是刚刚才知道她是宝玉屋里的丫头,甚至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因为小红“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口角剪断”,凤姐就像贾母喜欢宝琴一样看中了这个初次见面的女孩子。如果说她也有功利目的,那应该就是想要一个这样说话不拿腔作调又符合自己心意的女孩子“伏侍”自己,替自己跑跑腿、传传话。
当凤姐听小红说自己认错了辈数,小红的亲妈林之孝家的已经是自己的干女儿时,这一提议只好作罢。风姐与小红之间的干亲虽然没有结成,小说行文中却明白地告诉我们:凤姐有个比自己还年长的干女儿。林之孝家的是贾府有权有势有脸面的仆妇之一,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之前,她带着上夜的女人们巡查到怡红院,可是把宝玉、袭人、晴雯一干人等着实地一一教导了一番。但联系她和凤姐的关系,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功利”二字。虽然凤姐说府里还有不少人赶着自己叫妈,但我们从书中读到的却是林之孝家的见了凤姐无论在人前还是在人后却都只能叫“奶奶”,这种心头没有亲人感情,口头没有亲人称谓的干亲关系不是游戏又是什么?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属于‘礼’的范围。但它显现出的民俗性更受到广泛的重视。民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生活文化事象。”综观《红楼梦》中的干亲民俗和各类干亲关系,我们不难发现“情感”和“伪情感”在大观园交际中的各种投射,亦可从中透视民俗文化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在阅读《红楼梦》时能够更加接近作者初始的创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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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 《红楼梦》在它带给社会巨大的影响之后,红楼梦人物形象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品评、分析研究的兴趣。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范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一 、贾宝玉
要评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首要的当数男主人公贾宝玉了,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作者曹雪芹在其身上着力最多,寄托也最深 ,他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甚至人人还说这一形象所影射的就是曹雪芹本人。但据我看来,这一典型形象绝非作者的实灵自作,而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同类型的人物加以概括,并揉合了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完美艺术形象。 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两首《西江月》,是这样描写宝玉的: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 有些读者在读了这两首《西江月》后,就此认定了宝玉是一个不求上进,只爱脂粉的孽根祸胎。但其实不然,这两首《西江月》是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出发,所反映的是封建大家长对宝玉盼着他中举,扬名以继承地主阶级事业的“良苦用心”。而作者正是借《西江月》寓褒于贬,充分概括了在宝玉身上最突出的闪亮点---叛逆性格。 词中说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其实就是说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封建家长为他规定的读书应举,结交官场,遵从礼法,经帮济世的人生道路,而是鄙视功名利禄,厌闻“仕途经济”的学问。他甚至认为那些和朱理学之类的儒家著述,“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是“杜撰”出来的。至于八股时文更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安诓功名混饭吃的”。他把封建统治者奉若神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是作者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给子孙后世留传下来的一件宝贵的艺术珍品。 《红楼梦》出世以后,它所具有的思想艺术力量,立刻惊动了当时的社会。人们读它,谈它,对它“爱玩鼓掌”“读而艳之”;又为了品评书中人物而“遂相龃龌,几挥老拳”;还有的青年读者,为书中的爱情故事感动得“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因此在当时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一说。
《红楼梦》在它带给社会巨大的影响之后,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品评、研究的兴趣。正面我就从一个《红楼梦》欣赏者的角度来对其中的主要人物进行一些评说。不当之处,还请大家给我指出、改正。 一 贾宝玉 要评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首要的当数男主人公贾宝玉了,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作者曹雪芹在其身上着力最多,寄托也最深 ,他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甚至人人还说这一形象所影射的就是曹雪芹本人。
但据我看来,这一典型形象绝非作者的实灵自作,而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同类型的人物加以概括,并揉合了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完美艺术形象。 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两首《西江月》,是这样描写宝玉的: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 有些读者在读了这两首《西江月》后,就此认定了宝玉是一个不求上进,只爱脂粉的孽根祸胎。但其实不然,这两首《西江月》是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出发,所反映的是封建大家长对宝玉盼着他中举,扬名以继承地主阶级事业的“良苦用心”。而作者正是借《西江月》寓褒于贬,充分概括了在宝玉身上最突出的闪亮点---叛逆性格。
词中说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其实就是说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封建家长为他规定的读书应举,结交官场,遵从礼法,经帮济世的人生道路,而是鄙视功名利禄,厌闻“仕途经济”的学问。他甚至认为那些和朱理学之类的儒家著述,“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是“杜撰”出来的。至于八股时文更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安诓功名混饭吃的”。他把封建统治者奉若神
明的儒家道学批评的一文不值。基于此种想法,他“杂学帝搜”,宁肯去读《西厢记》《杜丹亭》这类被封建卫道者视为邪书的“小说淫词”,也不去读《四书》、讲八股、听“仕途经济”的“混帐话”。 他对读书上进、为官做宦的世俗男子,有着强烈的憎恶和轻蔑。 不仅如此,在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中,史湘云劝他:“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宝玉听了十分逆耳,忙说:“姑娘请别的妹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贾玉玉的叛逆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坚决不肯走封建主义人生道路,还表现在他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当然,在他的性格当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轻蔑以及与之相反的对于女孩子的特殊亲爱和尊重。在第二回中,他发表了自己离经逆道的独到见解:“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为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
后来随着宝玉逐渐长大,他的思想也日趋成熟,他又发现“女儿”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又有女儿由出嫁前的“无价宝珠”到出嫁以后变成“死珠”再最后竟变成“鱼眼睛”的看法。这表明,他在成和或逐渐认识到在封建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就是女孩。
因此,他在行动上才表现出了对女儿不同一般的温柔体贴。 再有,样宝玉极其轻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贾环既是他弟弟,又是庶出,“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 “须要为子弟之表率”,但宝玉却是“不要人怕我”,所以贾环他们并不甚怕他,甚至得寸进尺还想割害死他和凤姐。即使被贾环有意用滚烫的蜡油烫伤,他还在为贾环打掩护。他还对仆人没有主奴界限,直接破坏封建秩序。对茗烟“没有没下,大家乱玩一阵,”
“撕扇子千金一笑”使晴雯转恼为笑;金钏受辱身死,宝玉念念不忘,不顾给凤姐过生日这等大事,偷偷跑到郊外冷清之处洒泪祭奠。 还有,就连宝玉追求的爱情婚姻也是建立在这种反叛思想的基础上的。他早已将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昭然明世,他在梦中叫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
甚至拉着袭人的手把对黛玉的满腔情都倾诉了出来。 因此,也有人说贾宝玉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是初步民主平等思想。但毕竟,他的思想还是有一点狭碍的。例如,他不敢与封建制度彻底的决裂;他从来不敢和封建家长正面发生冲突,对抗比较消极;还有当他苦于找不到思想出路时,就产生了想死,想“化烟化灰”的虚无空幻的思想。
二 林黛玉
林黛玉这个人物在读者心中的影响与贾宝玉几乎是等同的。她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另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每次读完《红楼梦》,她都能引起我的深深思考,她用她的敏感多疑,用她的反抗,她的痛苦和眼泪,甚至用她的爱情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但同时在她身上又存在不少弱点。
因为林黛玉的家世、出身,她在最根本点上所表现的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小组。在探春理家之后,黛玉评论说:“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算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O六十二回)可见她对于自己是属于贵族阶级,对于与自己休戚相关的贾家贵族的命运也是异常关心的。当湘云等人说一个扮小旦的伶人模样很象林黛玉时,她是很气恼的。“黛玉冷笑道....我原是给你们取笑儿的,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二十二回)这里不仅是由于她使“小性儿”,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她在自己和社会地位低贱的人们----例如伶人--- 之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从而认为把自己与这类人相比,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这里,她的阶级优越感表现的很突出。 另一方面,她的性格中虽然存在着叛逆因素,但也并不是说她就一味地与封建阶级抗争。在宝玉的叛逆思想与封建传统观念冲突,矛盾最激化的时候----宝玉挨打时,黛玉却在宝玉被打后劝她:“你从此可都改了罢!”(三十四)在这里,黛玉劝宝玉时所凭借的是怎样的一种想法呢?还有,她偶而说了两句《牡丹亭》和《西厢记》的曲文,被宝钗听到了,宝钗就对她作了长篇封建论教的说教。
黛玉对此不但没有反感,而且“心下暗服”(四十二回)从此变得眼宝钗非常亲密。那么这里黛玉又是凭借怎样的一种思想来对等待宝钗的劝告呢?显然,在黛玉性格中,封建传统观念是与叛逆因素并存的。 林黛玉的性格与她所生长的环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由于她出身在贵族世家,自幼受父母的痛爱,因此养成了她贵族小姐的性格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在她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她对封建礼教的叛逆。 林黛玉出身于世袭侯爵的“清贵之家”。由于生活在思想最先到达的,思想环境比较开放的南方,加之父母钟爱,把她当作男孩来培养教育,使得她的思想比较开放,才华横溢。后由父母早丧,她寄居到每日每时都发生仇恨、倾轧、争夺、欺诈的“本也难站”的贾府内。“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家子
亲骨肉,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奶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下,黛玉得不到一点欢乐幸福。但同时,险恶的环境也培育了她的叛逆性格。她永远也学不会薛宝钗的处事圆滑,也学不会讨好封建统治大家长。她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装不下尖埃。无视“温柔郭厚”的封建规范的存在。她用她那“比刀子还厉害”的言语对贵族家庭中种种黑暗和丑行揭露和嘲讽。我们常说,黛玉是任性、多疑、敏感、小心眼的。
但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她正是用她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的。 除此之外,林黛玉还直接反抗封建礼教。薜宝钗曾经一本正经地向她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信条,她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她才华横溢,写诗做赋不让须眉。而且她还和宝玉有着同样的爱好,最爱看诸如《西厢记》、《牡丹亭》这类“移人心性”的“杂书”。她的这种蔑视封建礼教的庸俗,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从来不劝宝玉为官做宦,从来不用“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去劝说宝玉,因而深得宝玉敬重,被宝玉视为“知已”。
他们的这种共通点也成了他们爱情的共同基础。 但可悲的是宝黛玉之间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顽固的封建礼教是不充许他们之间的爱情存在的。于是嫌弃她的多病之身和小家子性儿为由,一次次地向她们的爱情发出警告。从“金玉良缘”到“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再到“晴雯之死。”最终在“抄检大观园”时达到了爱情的毁灭阶段。在这场灾难中,司棋、芳官、四儿等先后做了牺牲品。就连“眉眼儿象林妹妹”的晴雯也在重病时被强赶出了大观园,最后含屈而死。这里封建势力彻底抛弃黛玉的讯号。从此黛玉的状况每日愈下,就连重病将死也乏人问津。美好的理想最终是毁灭了,黛玉赢得了爱情却无法得到美满的婚姻。
林黛玉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打动了读者,令人同情。但这个形象同时又是鲜活的。她那纷繁复杂的性格,明显的弱点,和敢于反抗、追求爱情的鲜明个性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使我们感到,她就我们所熟识的人,是为我们深深喜爱的人。
三 薛宝钗
说完了宝黛,那自然要说说宝钗了。对宝钗的评价,长期以来褒贬不一。
对于这个人物,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虽然她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守护者,是封建势力的帮凶,但同时,她也是受封建势力压迫,毒害的千万个人物的其中一个。因此,作者在描绘这个人物时,是同情与批判兼而有之。 作者同情她,她也是“薄命司”里“有命无运的人。”作者也赞美她,她的才,她的貌,是有目共睹的。她博学
多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晓,各地风土,处世之万般皆通。就连医药之理。宝钗也略知一二。因此宝玉常常为之赞叹。她的艺术造诣很深,大观园里是有口皆碑的。诗才敏捷,常常独占鳌头,足可与黛玉相媲美。至于她那“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的容貌神韵也常令宝玉羡慕得发呆。的确,薛宝钗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少女。 但是作者越是渲染和赞美她的才貌,就越能让人更好地批判她封建品德。但同时,作者并不是把她写成一个小丑,而是通过对宝钗的批判来达到谪指封建制度的目的,贬中有褒,褒中含贬,但基本持否定态度,我想,这就是作者对薛宝钗的态度。
在《红楼梦》中,宝钗很少直接宣扬和维护封建礼教,而是通过她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为反映她的真实个性。 在生活中,宝钗并不是像黛玉一样真情流露,而是常常深隐心机。她表面上“随分从时”“装愚守拙”“罕言寡语”,一举一动显得“端庄贤淑”完全符合封建“淑女”风范。但实际上她期望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温柔敦厚的仪范中掩盖的是“欲偿白帝”的野心。她熟谙世故,诚府极深。“来了贾府这几年”虽然表面不言不语,安分守已,实则“留心观察”因此即使是在荣国府这个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环境里,也生活得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
甚至就连那个几乏忌恨一切的赵姨娘也赞她:“很大方”,“会做人”。 “会做人”的确是薛宝钗的性格特点,这与她“温柔敦厚”的外露特征相融合,使得她为人人所夸赞。宝钗“会做人”,“不关已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为人处世原则,让她凡事不像黛玉一样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指出,而是充闻耳不闻,装作看不见,只为心里明白也就罢了。这就使得那些平日里做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的封建主子们便 赞她“会做人”。宝钗“会做人”不仅体现在对封建阶级最高统治者不露声色的笼络,还表现在对处于封建阶级下层的被压迫者的收卖上。贾母给她做生日,要她点戏,她就依着贾母素日的喜好说了一遍。又将贾母喜吃的甜烂之食当做自己喜吃之物说了出来,结果“贾母更加喜欢了”。
王夫人逼死金钏儿后,她和袭人扣听到消息,就连一向奴性很强的袭人也不觉流下泪来,而剥削阶级冷酷无情的本质使得她只感到“奇”便急忙撇下袭人,跑来王夫人处来安慰她。把全部罪过都归之于金钏儿的“糊涂”。她还说:“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为了笼络王夫人--- 她未来的婆婆,宝钗表现得非常大方,表示了她并不忌讳把自己的衣服赏与死去的奴才穿,当即回家拿了几身衣
服来。至于受压迫的封建阶级下层统治者,宝钗为刑岫烟掩盖当衣度日的事实,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她还设法拉拢黛玉,为病中的黛玉送去燕窝、糖片。甚至就连赵姨娘这个众人嫌弃的女人有时也能得到一份宝钗送来的礼物,令她受宠若惊。遇到她在宝玉面前谈论仕途经济,恼了的宝玉当面给她下逐客令,宝钗为求“会做人”的命号,自然不能发火,只能把努力埋在心底,一笑了之,让袭人对她“会做人”的名声又多了一份赞叹。宝钗不仅会做人,而且常常借“做人”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才能。
史湘云要起诗社,但没有钱,这时宝钗便趁机要替她设东。宝钗告诉湘云要从自家带 东西来请大家,但出门叫一个婆子来却说:“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会做人”的宝钗表面上是帮了贫弱孤女的大忙,但实际上却是给另一段“金玉良缘”一次打击。她借口请大家,实则是为讨好封建统治的大家长。她处处小心,处处为了讨好贾母而布置。
如此可见“会做人”的宝钗是怎样“会做人”的了。 宝钗另一个主要性格特点就是虚伪,她虽然说过,对和尚道士所说的“金玉良缘”认为是胡说,又说金锁沉甸甸的戴着无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宝玉去看生病的宝钗,宝钗拿着他的玉“重新翻过来细看”又“念了两遍”,再嗔怪丫环莺儿为何不去倒茶,引出莺儿笑说“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这正好达到此此起宝玉注意的目的。然后再将本来戴着无趣的金锁从里面的大红袄上掏将出来。薛宝钗笼着红麝串招摇过市也是同样道理。本来她不爱花粉,衣著朴素,最不喜打扮,但金锁专等玉来配,而红麝串是元春独赐予她和宝玉的,都是命定婚姻的征兆,所以以此才能来证明只有她才是得天运命的人堪配宝玉。虚伪而“会做人”的宝钗就是这样,以“敦厚温柔”的“淑女”身分为掩盖,用她深隐的心机暗示和讨好贾府的家长们。
不过就其社会会地位和得到在人们心中的好评来说,宝钗“做人”是成功的。就从这点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在当今纷繁变化的社会中,要想得心应手地周旋其中,恐怕这就要向宝钗学几手了。不过有得必有失,或许我们会推动我们的真本性。但我想,只要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学习好的一面,或许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
四 王熙凤
在《红楼梦》中,作者为大家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反面形象,那就是凤姐。在她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凶婪、凶残、狠毒、阴险狡诈的阶级本质。可以说通过作者成功的描写,使读者在看到王熙凤的同时也就看到了统治阶级本身。
王熙凤是一个描写的非常生动的人物,她出现在哪儿,哪儿至少就会有热闹。年仅二十岁的她就主持荣国府的家政。在卷首,我们通过冷子兴之口对她的介绍:“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细,竟是个男人不及万一的”“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子也说她不过。”
这样对她已有了一点印象,但这些印象毕竟比较淡漠。但她第一次出了场,马上就被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教人再也不会忘却。那是黛玉初次与她的外祖母相见,老祖宗把她的外孙女心肝肉儿地搂着哭叫的时候,就连王夫人、李纨和众小姐都“个个皆敛声屏气,严肃恭整”的时候,却有一个人从后院笑声说:“我来迟些,不曾迎接远客。”仅仅一句话却给人特别鲜明的印象,这句话只是“这一个”凤姐才说的出的。可能贾府众人的感觉都已迟钝了,可我们却和黛玉一样,感觉格外鲜明:“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
原来这就是贾母宠爱的凤姐。接着短短的一段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忙人,大红人。因为忙,她迟到了。在短短的聚会中还同王夫人谈了另外两件事。同黛玉讲话也显得很忙:笑着讲两句,马上拿手帕拭泪,又忙转悲为喜,赶忙询问有关情况和布置待客之道。因为红所以才敢这亲放诞无礼,贾母才特别给她加上“泼辣货”这一似贬实褒的称号。这同凤姐喜欢表现自己,事事争风头的性格特点盯适应,作者的浓笔艳抹,把凤姐的露面写得极其鲜明。在接下来,曹雪芹继续在各场合描写凤姐,并一步步地揭示出其性格的其它侧面,如才能、淫威、贪婪、伪善等,通过这样的描写,写出了一个完整活生的凤姐。
作者不仅从正面描写了凤姐,而且最常用的还是通过别人的观察和描述来表现观凤姐的形象。贾府的穷亲戚刘姥姥初见凤姐时的描写,就很好地表现出她的“威”。刘姥姥好不容易才进了荣国府,经过了一番周折后才等到“凤姐”“下来”时,却只听人声未见人影,又经过摆饮,“半日鸦雀不闻”,最后才得到接见。而见到的凤姐却是“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
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着:‘怎么还不请进来?’待抬头看见刘姥姥已在地下站着,”这才忙欲起身,但“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风地问好。”这一段描写的特别精彩,寥寥几笔,足以传神。尤其是她“拨手炉里的灰”的细节写来“追魂摄魄。”这种细节描写虽简洁,但已写足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的管事奶奶对一个穷亲戚的威风。另外,其仆人兴儿对其评论:“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也极其准确地反应了凤姐的性格特征。
从第十二回起,作者陆续通过大段情节的描写来表现了凤姐性格的真实面。“毒设相思局”写她狠毒,“协理宁国府”写她的才干,“弄权铁槛寺”写她的贪婪舞弊。这些描写使得读者越读下去,就越能发现其性格的险暗面。“弄权铁槛寺”,水日庵的老尼姑求凤姐拆散张金哥的婚事,结果凤姐得了三千两银子逼死了一对示婚夫妻。
然而就在其利用贾王两府关系使得阴谋得逞后,“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作为起来”,作者的谴责之意非常明显。 凤姐不象贾政、王夫人流戴着“宽厚”、“仁慈”的假面具,她做坏事自觉不而大胆,她曾经宣称“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表示自己敢于向任何阻止她做坏事的力量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凤姐的人生哲学大概同曹操相同:“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但人们又绝不会把她同曹操混淆开来。同时贪婪狠毒的天性,凤姐却以女性的美貌和聪明,善于逢迎辞令,把自己隐蔽的更巧妙,更具复杂性。
在对金钱的贪婪追求上,她真可谓爱财如命。她瞒着贾琏放高利贷,甚至把丫环仆人们的月钱都挪去放债。后来贾府坐吃山空,钱的确不够使了,机琏便让她去求鸳鸯,她张口就要一二百两银子做报酬。连夫妻之间也这样勾心斗角,可见其的确是贾府崩溃前的蛀虫。 在“五熙凤大闹宁国府”这一典型情节中,作者用了近二回的篇幅全面生动地展现了凤姐性格。她发现贾琏偷娶尤二姐事儿以后,凤姐从兴儿嘴里听到全部情况,针对不同人采取不同对策,对尤二姐先是虚心假意地笼络,骗其入住大观园后,又借刀杀人。
而为其“显威”而状告贾琏的张华最后只落得被害死,被灭口的待遇,她的所做所为的确是兴儿一席话最好的验证。 凤姐性格的充分描写,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封建社会的黑暗,作者给王熙凤的“判词”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已心研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替。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从这可以看出,作者对其还是很婉惜的。凤姐越是能干,就越加速了贾家这座破败大厦的崩塌,而她自己也同归于尽。 总之,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艺术魅力又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五 史湘云
史湘云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着力刻划的人物形象之一。她在“金陵十二钗”中名列前茅,在《红楼梦》复杂的形象体系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她的形象,对于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广泛地表现作品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对湘云的判词写着:“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转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判词概括了湘云生于富贵,长于忧患,自幼失去父母,且又遭逢未杨,只能在贫困潦倒中度过苦痛一生的悲惨遭遇。由于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因此她的性格也随生活境遇的转变而有所变化。 由于她自幼生活在封建统治的高墙深院内,被禁锢在侯们似海的封建记邸中,长期标准的封建教养,使史湘云接受了一整套陈腐传统的思想观念。
在第三十一回写的史湘云与丫环翠缕谈阴阳的一段话中:史湘云认为“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样。”当翠缕提出:“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时,史湘云就说她“糊涂”,骂她“放屁”,接着又把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上步说明:“什么都是些阴阳,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史湘云的这一篇宏论,突出地表现了她受封建的唯心主义的荼毒之深。暴露出了其封建阶级的本质。
在这一湘云与宝钗是同一思想体系的。在她第一次正面出场贾府时,还是与林黛玉同榻而眠,而到了三十七回应邀入诗社时,就被薛宝钗拉去蘅芜苑同住了。在第二十一回,她见到贾宝玉要吃胭脂,就一巴掌把胭脂打落,同时骂他“这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才改过。”从这就开始展露出这个贵族少女身上的封建道学气。接着她又操着薛宝钗的腔调,来劝贾宝玉去结交贾雨村之流,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这一番薛宝钗式的言论,惹得宝玉大为光火,立即象过去对薛宝钗一样,斥之为“混帐话”,给她难堪,赶她到别屋去坐。
由此可见,在史湘云骨子里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 但随着她寄食依人的不幸遭遇和四大家族的衰落破败以及大观园的动荡不安,在最后一次诗会上的《柳絮词》明显地表现了她不愿封建阶级的“春光别去”及对将彻底失去天堂的无限依恋和哀悼。 不过湘云性格的最大转换是在七十六回,那年仲秋节的日明之夜,贾母带领全家在大观园里开宴赏月。他们虽强打精神,寻欢作乐,又是击鼓伟花,又是饮酒赋诗,又是说笑话,但一派肃杀破败的气氛却紧紧围绕着他们。再加上一阵阵传来的呜咽凄清的笛声,敏感多愁的黛玉自然对写感怀,俯栏垂泪。当更定夜阑,席散人归时,只剩下同病相怜的史湘云来宽慰林黛玉。说着说着,她也不禁对宝钗有所鬼抱怨“可恨宝姐姐,天天说亲道地热,早已说今年仲秋,要大家一处赏月,必要起社,大家联句,到今日便弃了咱们,自己赏月去了”。
亲历贾府重大变故,受到宝钗冷落,体会到世态炎凉的湘云终于对封建势力有所隔绝了。她与黛玉共同唱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贵族阶级覆灭前颓丧绝望的哀歌。另外在史湘云身上,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英豪阔大”“需月风光”的品格和横放杰出的才华等一系列的下面形象。
史湘云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她辩证的人物思想性格对揭示作品本身所表现的社会矛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六 其他
在《红楼梦》中,除了以上几位主要人物外,作者还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具有自己独特而又鲜明的个笥性。温顺世故的袭人,出世孤高的妙玉,怯懦的迎春,忍辱吞声的尤二姐,敢于反抗的尤三姐和晴雯,以及泼辣能干的探春等无一不是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就连书中一些着墨不多的焦大、傻大妞、小红等也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因此,我们可以说,《红楼梦》这部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达到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
《摘要》“红学”之说,离不开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位女主角的争议,本文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出生背景,生活环境,成长历程,人生价值观的差异和重合等四个方面论述两人的鲜明的艺术形象。打破长期以来“褒黛贬钗”的定论,曹雪芹终其一生精血所创造的鸿篇巨制《红楼梦》,立意独特,意义深远,并非等同于一般的世俗情感纠纷小说。
“盖贤与不肖之性,皆通人所兼具,非可以判然划分者也。人以宝钗为奸险,而阴为邢岫烟赎棉衣事,则亦仁厚。以黛玉为天真,而讥笑一村老妪为‘牛’为‘母蝗虫’,则亦刻薄。且宝钗宽大,黛玉偏狭,宝钗善体谅他人,而黛玉则心存嫉妒,然则宝钗必不肖而黛玉必贤乎?谓宝钗之美德全出于造作亦过,要而言之,人之天性不同,所表现者亦异也。”(1)
此上一番论述,指出黛玉和宝钗的贤与不肖所兼具,打破了长期以来“褒黛贬钗”的常论,“宝钗阴险狠毒,以黛玉之稚气,当然不是对手。盖黛玉多心,乃无手段,宝钗多心,手段又辣故也。”(2)
在读者的眼中,书中的林黛玉虽然生性多疑敏感苛刻,但是读者看到她的每一行每一言,都透露出一个“真”字。相比之下,薛宝钗的温柔敦厚大方,却总让人感觉造作之姿,隐隐笼罩着一个“假”字。假的东西总不及真的能够打动人心,黛玉的真心可以掩盖她的性格瑕疵,宝钗的假意则遮住她在其它方面的光辉。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两位形象的对比具体分析,主要会通过两人的四个方面不同分而述之。
一 出生背景的差异
林黛玉的出生家庭既是钟鼎之家,又是书香之族,这也为她具有满腹才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世家,到了她这一代却是仅仅剩下她一个人,盛门的背后,展现的却是无比的凄凉和孤苦。父母相继去世,无依无靠是必然的结果。生长在这样的世家,从小接受的不是生存之能,而是精神气质上的追求,那么她的傲气自然是油然而生。
但是就是她这样一个经过精神洗礼的女子,却要过着寄人篱下,在贾府鱼龙混杂的地方看着别人的眼色生活,心中的悲戚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黛玉之所以是孤高自诩,目下无尘,根源在于是自己本身的生活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书香世家讲得是读书认字,诗词歌赋,但是皇商讲得却是生意人际的交往。
跟人打交道,肯定没有跟书那么的简单,和人打交道,在利益衡量之间,讲得是人心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
薛宝钗出生在这样的皇商家庭里,已经处于人心斗争的漩涡之中。她在这样的出生背景下,还可以有着可以和林黛玉一较高下文学才华,着实不易,这还要归功于她的父亲,将她当男儿一般来抚养,使她比他的哥哥强个一百倍。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让她从小就生活在家业的重担之下,父亲早逝,唯一的哥哥又不成器,家族的辉煌已是西山落日,光芒渐消。家族的重担无时无刻的压在她的肩膀上,令她做事不能随心而发,须得左右权衡,小小年纪被迫接受大人的世故圆滑。
在贾府那种人性受到压制的地方,两人同是薄命,一个是活得太真,一个是活得太累。
二 生活环境的不同
黛玉自小的生活的环境及其的简单,是一个纯净空灵的世界,直到父母的接连去世,让她开始知道生命无常和世事变幻莫测。
对这种对无常的无法掌握和对逝去的难以割舍让她有着一颗惶惶之心,不安时时笼罩在她的内心深处。以致她才会有异于常人的想法,“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冷清?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第31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对繁华散尽之后的感叹痛惜,无奈伤感一一洞明。
宝钗,从她大哥薛蟠的累累劣迹就可以看出她生长的环境是多么的纷繁复杂。再加上一个大家族里所谓的一些夺权争产明争暗斗之事,在她年幼的心里已经埋下了现实是残酷的萌芽。
她是一个具有远见和才识的女子,自云守拙本只是明哲保身,然而周围的环境始终不相宜,让自己的才华在对现实的迁就之中渐渐的隐没,这对她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林黛玉出生于书香世家,封建礼教自然是自小就学,自小就知,但是她在《红楼梦》中却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而薛宝钗出生于皇商世家,封建教条的管束自然没有那么的重,但是她却是一个封建社会标准的淑女。这样的位置转换实在是很有意思,也足于体现曹公的匠心独具。
其实,从他们两人的生长环境就是不难看出的。在封建社会之中,对子女,特别是女儿的遵守礼教的教导,一般都是来自于母亲。但是林黛玉却是幼年丧母,这样,封建礼教的第一导师就没有了。之后父亲林如海给她聘请的老师贾雨村也是一个漫不经心的人,自然对她的封建教化更不会放在心上。那么林黛玉可以说自小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什么封建礼教,那么她会目无礼教,敢于反叛,只管真心就不难理解。
在这一方面,薛宝钗正好相反,她是幼年丧父。也就是在父亲死后,她才停止了诗书方面的用功,为了不让母亲操心而专心于针凿家计等事,此时宝钗母亲对女儿的封建礼教教导现在才刚刚开始。之后薛家有心想让女儿进宫选秀,要合封建第一帝王的心意,在封建礼教上更是不能放松。于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导宝钗,想让她慢慢的转变为封建教教条的卫道者,这也是许多评论家对她下的定义,“她自幼尊孔读经,学会一套阴险狡诈的统治本领,她把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同日益衰败的阶级利益紧紧的联在一起。”(3)
但是读者应该还记得她写的《螃蟹咏》吧,对当时那些横行无道的官场人物如贾雨村之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所谓诗歌见其志,实际上她骨子里却颇有愤世嫉俗的性格因子,她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就连开始骂她热衷于仕途经济的贾宝玉都赞叹说写得痛快,如果认为薛宝钗真的是一个封建卫道者,那么赞扬她的贾宝玉也难脱干系了。(第38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薛宝钗对宝玉的劝学让读者论定她是封建卫道者的铁证,但是这又何尝不是出于一份真心的关心,和林黛玉面对贾宝玉差点葬送在父亲的棍棒之下的哭泣“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有着异曲同工之意。(第34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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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贾宝玉
主人公贾宝玉是一个又奇又俗的人物。构成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行为“偏僻而乖张”,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鄙视功名利禄,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他痛恨“八股”,辱骂读书做官的人是“国贼禄蠹”,懒于与他们接触拜会。
他不喜欢所谓的“正经书”,却偏爱于“杂书”,钟情于《牡丹亭》、《西厢记》。他还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认为“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了。”这充分显示出了他是封建君主制度的“逆子贰臣”。
他认为“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在这种骇世惊俗的思想指导下,宝玉终日“在内帏厮混”,并钟爱和怜悯女孩子,钟爱她们的美丽、纯洁、洋溢的生气、过人的才智,怜悯她们的不幸遭遇,怜悯其将嫁与浊臭的男子,失去了她们的圣洁之美。贾宝玉道:女子出嫁前为珍珠,嫁人后便失去光芒成了死珠,再老便与污浊男子同流,成为死鱼眼了。他甚至为自己生有一个男子之身而感到无可挽救的遗憾。
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无疑就是与林黛玉的相爱。这场恋爱,一方面开始于叛逆性格,另一方面又促使了他的叛逆性格的最终形成。这是他生命史上最大最重要的叛逆行为。宝、黛不但要求婚姻自主,而且在恋爱中背离了封建社会的人生之道。他们在反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导致了两人的悲剧结局。
二、林黛玉
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可能是个神仙,可望不可及,似乎也是一种姻缘,不想命运如此多作弄,其特点可概括为“凄美”二字。“凄”则主要表现在林黛玉的“身世凄凉、纤弱多病”,“美”则表现在“外在、内涵、艺术”这几个方面。两者相加就构成了林黛玉“凄美”的悲剧形象。
外在之凄美
初见黛玉,作者并未直接着墨来描绘她的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突出林黛玉的绝世美丽。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而在宝玉的眼中:“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好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笔至此处,一个活生生的“绝美”黛玉已跃然纸上,这便是林黛玉的“外在之凄美”。
内在之凄美
林黛玉是敏感而善良的。
一方面,她寄人篱下的处境让她总是小心翼翼地为人处事,形成了“生怕被人看轻了去”的心态;另一方面,一个兰心慧质的女孩儿的小心眼儿更可以为她增添些“灵慧与可爱”之处,从而使林黛玉这个角色的塑造变得更加生动、有血有肉、感人至深。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在较大部分的一些的文学作品中,作者们往往对正面的角色作太多的褒扬而使主人公几达神化的程度,这就导致人物的塑造脱离了现实生活变得空泛无趣、了无动人之情了。
在黛玉的善良方面,我们又可以从她与宝钗相处的文字里边看得出来,尽管两人在平日里为情所累而有些磨擦,而至后来待宝钗“竟更比他人好十倍”,还把宝钗让她“每日吃上等燕窝一两以滋阴补气”当作是宝钗对她的体贴。再者我们还可以从她教香菱作诗“诲人不倦”以及她的葬花之举等事可以看出她内心的善良。事实证明,越到后来“大得下人之心”的不是常“施下人以小恩”的宝钗,而“以诚相待,啥也不瞒人”的黛玉,其出自本性的善良与坦诚也由此可见一斑。
本是天外飞仙,何故凄凉如是?曹翁笔墨之神,亦在于此,一方面让黛玉“美丽”到极至,一方面又让她“凄凉”而至身死!于是是乎,一个跨越无数时空的、恒久的悲剧性人物——“凄美的林黛玉”至此“雕塑”而成,“活生生”站在你的面前,让人为她尽情的感痛伤心,耿耿而不能忘怀。
三、贾母
贾代善之妻,出嫁前为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她在贾家从重孙媳妇做起,一直到有了重孙媳妇。她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才坐稳了贾家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她喜欢众孙女,溺爱孙子宝玉,从前80回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贾母是支持宝黛爱情的,但高鹗续本中却说贾母并不支持宝玉与黛玉的爱情。她的思想也受到了宝玉和黛玉的影响,有了一些前卫的思想。总之贾母能受到大家的尊敬,说明她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她的能耐也是有的,要不能在封建社会保持长久的地位么?
四、王熙凤
荣府内,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她便是王熙凤。王熙凤的阴毒可谓人人皆知,作为荣府“总管”,她弄权作势,两面三刀。她用毒计害死贾瑞,又阴谋逼死尤二姐。她生性尖酸刻薄,到最后害了全家。她的个性是泼辣的,文中处处都不忘点明这一点,像她过生日那天,与那鲍二家的媳妇拼命,向老太太求救,足以见得。但毕竟她很能干聪明,荣府上下大小事务都得她说了算,又善于迎合贾母,深得老太太的宠爱。她的根本目的使聚拢钱财,赵姨娘曾说过“这一半家产不叫他搬到他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
五、薛宝钗薛宝钗
金陵十二钗之一,薛姨妈的女儿。她容貌美丽,肌骨莹润,举止娴雅,表面上看似乎是当时正统淑女的典范,但实际上她骨子里却颇有愤世嫉俗的性格因子和颇深的城府。她恪守妇道,但也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比如,《红楼梦》第38回,她就作《螃蟹咏》,对当时那些横行无道的官场人物如贾雨村之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而她自己最喜爱的词曲,居然也是一首富于孤愤、反叛色彩的《山门?寄生草》!
由于受程高本的误导,红学界对薛宝钗思想性格的认识长期偏离实际情况。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薛宝钗“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得到贾府上下的夸赞”。第40回,在贾母携刘姥姥参观大观园的时候,宝钗蘅芜苑那“雪洞”一般朴素的室内布置,又引起了贾母的大为不满,认为是在亲戚面前很扫了她的面子。贾母对宝钗,一则曰“使不得”,二则曰“不像”,三则曰“忌讳”,四则曰“不要很离了格儿”,五则曰“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全是清一色的负面评价。到后来,“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的时刻,贾母命自己所心爱的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与自己同坐主桌,却惟
独将宝钗排挤到了主桌之外,同李纹、李绮辈坐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宝钗在贾母面前由“受宠”转为“失宠”的重要标志。脂砚斋对于钗、黛写应制诗一事的评语也是:“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对弱者真切的同情,却对权势者“不屑”,这才是宝钗行事的基调。正如她在《螃蟹咏》里所说的“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后来宝玉读到宝钗所作的《螃蟹咏》,也禁不住要为宝钗愤世嫉俗的思想叫好,高呼“写的痛快”!虽说如此,但宝钗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她的城府。例如王夫人的丫鬟金钏死了,宝钗说“姨娘也不必过于念念于兹,多赏她几两银子便完了。”
还有,她在偷听了坠儿和红玉在滴翠亭的话后嫁祸给黛玉,虽说没明说,但看过书都知道,宝钗的城府不浅! 对于书中的这种情况,曹雪芹生前的知己——脂砚斋倒是洞若观火。他(她)很早就已经指出,在这些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上,“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所以,宝玉与黛玉看似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实际二人的思想立场却南辕北辙;宝玉与宝钗看似没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实际二人的选择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基于对当时那个社会的极度愤懑!
六、探春
贾探春贾探春,贾政与妾赵姨娘之女——她没有黛玉的纤细怜人,没有宝钗的乖巧伶俐,没有湘云的活泼开朗,却有卓超的才干,过人的智慧,深僻的见解,远大的眼光,这些在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贤宝钗小惠全大体”中精彩地表现出来了。
王熙凤因病卧床不起,便由探春、宝钗,李纨等人主持家务,此期间,探春查看家中大小账目,发现发放给各个房的月钱和发放给买办的重叠了,便想出了两全的办法,与宝钗等人商议年里往赖大家去,从赖大家中得到启发,和自家的情况对比,最后提出好的办法,岂不是足以见她的办事能力和精干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分析综合解决问题的素质。谁怪宝钗说“真真膏粱 之谈!你们虽是个千金,原不知道这些事”,而后宝钗又玩笑似的说:“你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么利弊大事,越发连孔子也都看虚了呢。”探春闻此言,却一本正经地回答:“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姬子书,当日姬子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穷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如此一番精辟的言辞,岂是一位普通女儿说得出的,非有政
治眼光能矣!她虽为妾生,但处处要求自己的主子身份,为了得到平等的地位,她不得不与自己的生母赵姨娘割断“天然脐带”,与正室夫人王夫人接上一条“人工脐带”。她不认自己的亲舅舅,却满口叫王夫人的哥哥王子腾为舅舅。其实探春很无奈,在这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贾府,她不得不这样。
1、薛宝钗的人物特征:
(1)她容貌美丽,举止娴雅,是当时正统淑女的典范。
(2)她恪守妇道,但也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
(3)她稳重大方,八面玲珑。她对不同的人自有一套不同的“社交”方式:对贾母、王夫人这样的“权威人物”,她尊重顺从;对大观园的其他姐妹,她表现出的是“宝姐姐”的稳重和宽容;对下人,她又显得平易近人,不端架子。随和,大度;有才华;冷、无情,但 “任是无情也动人”。
2、贾宝玉的人物特征:
(1)他是一个又奇又俗的人物。
(2)构成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行为“偏僻而乖张”,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3)他鄙视功名利禄,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
(4)他痛恨“八股”,辱骂读书做官的人是“国贼禄蠹”,懒于与他们接触拜会。
(5)他是封建君主制度的“逆子逆臣”。
3、王熙凤的人物特征:
(1)王熙凤的`阴毒可谓人人皆知,作为荣府“总管”,她弄权作势,两面三刀。
(2)她容貌俊美,性格泼辣;
(3)她精明能干,要强逞能;
(4)权诈机变,心狠手辣;
(5)机智幽默,善于奉承;
(6)贪财好利,嫉妒成性;
4、林黛玉的人物特征:
(1)她是一个才华横溢而性格孤傲的女子,“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则是她的写照。
(2)她从小失去双亲,寄居在荣国府,虽然贾母对她疼爱有加,但由于清高自尊的个性,她常生“寄人篱下”的伤感。
(3)她多愁善感,常常为别人不注意的小事而悲伤流泪。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黛玉葬花”一幕,就突出了这一点。花开花谢本来就是自然景象,但她却由此而想到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常。
(4)她为落花叹息,她把宝玉引为知己,同看《西厢记》,把人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宝玉身上。她深爱着宝玉,但又感到很难如愿。于是,她因想争取自己的位置但又多次失败而顾影自怜,暗泣于无人之处。
(5)她的内心世界似难捉摸,但也常常将其显露于外。若宝玉“得罪”了她,她便生气,泪水涟涟,甚至为他而生病。表面上这样,其实内心仍是挂念着他,借口去看他。宝玉一病,她为之而伤心,为之而哭泣。但由于封建礼教道德的约束,她不得表白,不得自已,最终在宝钗出阁之日郁郁而死,没能了却自己的心愿。
摘 要:曹雪芹所着成的《红楼梦》被列入四大名着之一。在书中, 他以金陵十二钗作为主线, 全方位地铺开了整个故事, 并充分展示了封建时代女性本身的精神品质和文化品格。从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来看, 她们同时有觉醒意识和叛逆的精神。应该说, 每个女性所展现的性格魅力都会对现代女性有很大的启示。本文结合《红楼梦》的内容, 谈一谈其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关键词:《红楼梦》; 现代女性; 独立意识;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着中非常重要的小说,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曹雪芹在写作的过程中, 通过运用全新写作的手法来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即便历经千百年, 这些鲜活的女性形象仍然深深地打动着大家[1]。女性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女性的解放本身和女性的人格独立和良好的文化素质品格有着很大的关系。《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互换了女性自己的人格尊严, 并将女性内部丰富的文化品格更好地展现出来。应该说, 《红楼梦》给现代女性很多深刻的启示。
1. 现代女性应该做一个有思想的独立女性
在小说的第一回, 作者就列出了这样的绝句:“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从这样一段话中可以看到曹雪芹在写本书时候内心的辛酸。虽然封建时代还是属于男权社会, 但是曹雪芹这本书却是从女权的角度来写的。曹雪芹在评价自己写这本书时, 又有如下的一段话:“今风尘碌碌, 一事无成,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 一一细考较去, 觉其行止监视, 皆出于我之上。闺阁中历历有人, 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而自护其短。”
曹雪芹在讲述他写这本书的动机时, 有了上面一段话, 而这一段话可以看出, 曹雪芹认为女子自然有她们的过人之处, 不仅见识不凡, 而且有些能力甚至超出男子。写《红楼梦》就是为了能够彰显女性的能干, 从而让她们的好名声能够传扬于世。作者笔下的女子在现实中都是很平凡的人, 虽然并没有多大的才能, 也没有在工作中有多么惊世骇俗的举动。但是曹雪芹正是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描写来更好地展现女性内心细腻的想法, 并更好地弘扬她们的个性魅力。在《红楼梦》里,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有不输男性的才华和资质, 同时, 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有自己独立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的人格。这正是《红楼梦》的成功之处。
在曹雪芹的笔下, 包括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鸳鸯、贾探春、平儿和尤三姐等女性不仅非常的聪慧, 而且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很有自己的一套。人物全部都有血有肉,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思想意识已经觉醒的一群女性。
2. 全面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想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对贾宝玉有很深的印象。虽然他贵为封建时代的男子, 但是却有着与众不同的人格。他从小就是生活在一群贵族女子之间的, 作者完全可以通过贾宝玉的眼睛来展开故事, 这样也就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地展现出《红楼梦》中女子的精神风貌, 并借此来更好地评价女性。
全书将贾宝玉塑造成了一个封建时代的叛逆者。贾宝玉从来未曾为自己的男儿身所骄傲过, 相反, 他曾经说过“男人是泥做的骨头, 我见了女儿便清爽, 见了男人便觉得浊臭逼人。”所以, 在贾宝玉的心中其实是提倡男女平等的, 须眉男子只不过是一些渣滓而已。所以, 贾宝玉从小就厌恶了官场上的引来送往和应酬, 也不太喜欢世俗的男子, 更不会和一些色鬼为伍。
从《红楼梦》回回的内容可以看出, 贾宝玉每天都是和女儿们吟诗作画, 下棋猜谜[2]。他欣赏探春的精明能干, 同情迎春的懦弱不幸, 倾慕宝斋的端庄优雅。更是与林黛玉心心相印, 贯穿全书前半部分。应该说, 他对每个女性都投入了同等的关爱, 同情、尊重和平等地对待她们。
贾宝玉的种种行为其实无不透露出男女平等的信号, 很难得并没有在封建制度下追求有关的大男子主义。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非常了不起的。虽然女子和男子平等到现代都没有能够完全实现, 但是在当时, 贾宝玉的这一形象本身就有着超前意识, 曹雪芹实际是在心中彻底否定男权社会的, 更鄙夷男尊女卑的现象。他极力倡导男女平等。
3.《红楼梦》中女性面面观
3.1 贾元春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要说《红楼梦》最风光的人物就是大姐元妃, 非常有幸一朝得到圣宠, 得以封妃, 从而荣耀了整个家族。这在封建社会是很多女人所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 元妃却在省亲的时候哭着说道:“那是见不得人的地方, 进宫之后要时时刻刻遵守宫规, 更不能够行差踏错, 不仅不能够有自由, 而且还要出处谨慎, 更无法享受爱情和亲情。元妃不到四十岁就死了, 实则是死于权利斗争之中。贾府的衰亡正是从元妃的倒台开始的。元妃的一生可以说是富贵至极, 但是她在背后也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
但是, 从头到尾, 元妃都是心甘情愿的, 她也承受了一般女子所不能够承受的代价。所以, 从元妃的故事来看, 就是, 作为现代女性而言, 不论你是在职场、工作还是在生活中, 都应该学会在合适的位置做好份内的事情。元妃通过牺牲自己的一生来使得贾府能够多享受几年荣华富贵, 虽然贾府内里早已空虚。所以, 作为一个现代的女性, 一定要在各种场合找准自己的位置, 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
在人的一生中, 也许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 但是, 一定要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作为妈妈, 你要尽力将孩子抚养成人;作为女儿, 你要尽可能地尽孝;作为妻子, 你应该尽到应尽的义务。
3.2 迎春探春姐妹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也有很多人想要去分析《红楼梦》中的迎春。贾迎春是小妾所生的女儿。她是一个受尽欺负也不知道叫疼的“二木头“女孩。虽然和元春、探春和惜春, 迎春根本没有任何存在感。由于她的性格过于懦弱, 所以就连奶妈子都可以随意偷她的头饰, 她也没有去追究。而无论在大观园里有多么热闹的活动, 贾迎春都没有想要去参加, 而只是默默地沉浸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所以, 贾迎春作为一个最没有存在感的人物, 也没有人在意她是否开心, 她本人也没有什么忧愁和烦恼。她的父亲只知道一直娶比她年龄还小的女孩回来享乐, 却也从来不关心她本人的死活。贾迎春经常被派去做一些根本不在她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最后, 贾迎春被父亲安排嫁给了孙绍祖做妻子, 结果还不到一年就被折磨之死。贾迎春的悲剧可见一斑。
贾迎春在她短暂的一生中都没有去争取过, 只是打造属于自己的小世界。贾迎春一直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既没有贾宝玉那样耀眼的身世, 也没有薛宝钗和林黛玉那样过人的才华[3]。这也直接导致了她后来的悲剧。
但是贾探春却和迎春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虽然同是庶出之女, 但是却也一直都在为自己拼搏。不顾赵姨娘三番五次地用计谋破坏, 但是却一直在向贾府的人彰显自己不好惹的一面, 从而为自己在贾府赢得一席之地。贾迎春从来都没有畏惧命运给予她的艰难险阻, 能拼则尽力一拼。
而作为一个现代女性, 一定要从贾迎春身上吸取教训。不管是在家庭、职场和生活中都需要适度地为自己争取。但凡那些能够在职场上变得很出色的姑娘, 大都懂得为自己的未来谋划, 并通过不断地努力去争取。刻薄地说:“职场上混的好的姑娘从来都是有些“自私”的姑娘。而那些嫁的好的姑娘, 都能够通过自己的经历知道自己想要的伴侣, 从而获得最后的幸福。现代女性要知道, 不争从来不是福气, 而只会被认为是懦弱。
3.3 王熙凤给现代女性的启示
要论《红楼梦》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女子, 大家大概都会想到王熙凤。现代女性要在随时都在生活中扮演多种角色。职业的升迁、恋爱婚姻到交际办事, 如果有王熙凤那样卓越的口才, 那么办事则无往而不利。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3.3.1 学会夸赞他人
例如, 王熙凤在初次见到林黛玉的时候就说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 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想老祖宗的外孙女儿似的, 竟是亲生的孙女儿, 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虽然王熙凤只是用这样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来夸赞他人, 但却同时表达了对林黛玉的赞美、读贾母三位亲孙女的赞美, 同时又自谦说自己见识少了。最重要的是, 王熙凤的这样一番话既让黛玉明白了老祖宗对她的挂念, 同时又迎合了老祖宗内心希望被夸赞的需要。这比直接告诉林黛玉老祖宗有多挂念林黛玉有更好的效果。
而现代女性就是要学会王熙凤这样一套夸赞人的技巧, 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照顾多方人的感受, 从而在职场、婚姻和生活中也能够变得更加顺畅。
3.3.3 言谈得体
在刘姥姥问王熙凤借钱的时候, 凤姐有这样一段话:“且请坐下, 听我来说:方才你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论起亲戚来, 原不该等上门就有照应才是。只是如今家里事情太多, 太太上了年纪, 一时难免有疏忽。我初管事不久, 又不太知道亲戚们的事情, 但也知道亲戚们各有各的难处。你既是大老远来了, 又是头一遭张口, 怎么叫你回去呢?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还没动呢, 你不嫌少, 先拿了去用罢。”
可以看出凤姐在说话的时候非常注意技巧:第一, 她讲话的时候虽然依然保持着她矜持而高贵的身份, 但是讲话的过程还是很的体的。第二, 她的话里暗含着贾府还是对刘姥姥家关心的, 但是贾府本身也不如外面看的那样辉煌了。第三, 在借钱的时候说话能够做到不过分热和, 又不过分怠慢, 更不会过分炫耀。
4. 结束语
曹雪芹的《红楼梦》里有无数的女性形象, 而从每个女性的身上都对现代女性有所启示。一方面, 我们一定要在平时多学习, 只有掌握了真本事才能够让自己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另外一方面, 一定要能够勇敢说出属于自己的需求, 在家庭、生活和职场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最重要的是, 现代的女性要能够有属于自己独立的思想, 并保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参考文献
[1] 王昆仑.王熙凤论[M]//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 (中) .天津:百花文艺社, 2016 (3) :59-64
[2] 王建华.礼貌的语用学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5 (3) :139-143
[3] 孙爱玲.《红楼梦》对话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3)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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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楼梦中的一些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干亲中“亲”的实质早已不复存在,“亲”变成了人际关系的表象,“利”才是其中某一方所追逐的目标,而有了功利意识的阻隔,双方之间自然难以形成真正的情感关系,许多冲突应运而生时小说的情节也变得波澜起伏。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试论《红楼梦》中的干亲文化叙事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作为一种民俗体现,《红楼梦》中的干亲关系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即情感型、功利型、游戏型和兼容型。各种类型的干亲表现不但成就了小说中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而且是小说中饶有深意的情节推手,更兼具一种深邃的文化指涉。
关键词:《红楼梦》干亲情感利益游戏
论文正文:
试论《红楼梦》中的干亲文化叙事
作为一幅惟妙惟肖的世俗风情画屏,《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民俗的诸多景观,历史悠久、覆盖面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干亲民俗亦在其中。“干亲”不但成就了小说中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而且是小说中饶有深意的情节推手,更兼具一种深邃的文化指涉。依凭具体事例的表现形态,我们可以把《红楼梦》中的干亲关系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即情感型、功利型、游戏型和兼容型。
薛宝琴是宝钗的堂妹,从小随经商的父亲走了许多地方,因了薛姨妈与王夫人的关系才与贾府攀上了,亲她的容貌、才情均不下于钗黛,其性情的可爱从与大观园诸人的交往中亦可见一斑。第四十九回薛宝琴初进贾府,贾母就“喜欢的无可无不可的”,立刻就“逼着”王夫人认了干女儿。接着,因下雪珠儿贾母便赏了用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金翠辉煌”的凫靥裘给宝琴,贾母对宝琴的特别宠爱我们从湘云的感慨中就可以发现:“可见老太太疼你了:这么着疼宝玉,也没给他穿。”
莺儿是宝钗的贴身丫头,第三十五回宝玉求她去打绦子她便奉宝钗之命与玉钏儿同往,玉钏儿向杌子上坐下时她不敢坐,袭人端个脚踏来时她还是不敢坐。但就是这个薛府的丫头却在贾府中认了个干妈!也就是第五十六同平儿所说:“前日莺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和厚的很呢。”叶妈是宝玉小厮焙茗的娘,当系贾府旧人,而此时莺儿一家随薛府进京已有几年光景,这一对于亲母女的相认自是日久相处互怜互惜的结果。第五十七回“慈姨妈爱语慰痴颦”时黛玉欲认薛姨妈为母,第五十八回薛姨妈小住潇湘馆照顾黛玉“一应药饵,十分经心”,“黛玉感戴不尽,以后便一如宝钗之称呼”,当然也是出于彼此的亲厚之意。有学者从“厚黛薄钗”的思想倾向出发,认为薛氏母女一直在利用和欺骗黛玉,但“心较比干多一窍”的黛玉却实在是因为心有所感才会认下这门干亲的。
此类干亲关系以情感为主要因素,具体叉可分为“一见钟情型”和“日久生情型”,宝琴之倒是前者,莺儿、黛玉之例是后者。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爱和恨永远指向我们以外的某一个有情的存在者”,上述干亲关系反映的是双方共同而纯粹的情感意愿,是人性中最为纯美的组成部分。
干亲从名义上讲是只看重情感因素的,但有时却掺杂着极多的利益因素,或者说如果没有这种利益因素的驱使有些干亲关系甚至不会生成。
宝珠是《红楼梦》中一闪即逝的人物,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后丫鬟瑞珠触柱而亡,宝珠则请求认为义女为秦氏“摔丧驾灵”,送殡停灵铁槛寺后又“执意不肯回家”。初看似是一个忠婢义仆,但参看“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旧文,就不难明白宝珠避祸全身的意图,而“干亲”则是她明志自救的掩体。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中王熙风和贾宝玉的表现着实吓人,这场灾难固然由赵姨娘而起,但直接经手人却是宝玉的干娘马道婆,她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得到了赵姨娘的衣裳首饰和五十两银子的欠据。而她当初能做宝玉的干娘,恐怕有两个原冈:一是她道姑的身份使贾府为宝玉祈福禳灾的愿望有了可信的依托,贾府之愿因功利而起;二是她本人多了这层身份自然有利于更加便捷地出入贾府诈骗敛财,也是因功利而起。
从汀南买来的十二个小戏子在贾府里也都有各自的干娘,但第五十八回芳官因洗头与干娘何妈发生冲突时却说:“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给我剩东剩西的!”连宝玉也说:“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可见这些女孩子竞成了所谓干娘们赚钱的工具。抄检大观园后,第匕十七回王夫人将唱戏的女孩子“令其各人十娘带出,自行聘嫁”时,“这些干娘皆感恩趁愿不尽”。“感恩趁愿”是因为这些女孩子从此就可以成为她们的私人财产,无论将她们嫁给什么人都可以收到一份价值不菲的聘礼,等于是白白地得到了一笔财富。
从上述诸例我们不难发现,干亲中“亲”的实质早已不复存在,“亲”变成了人际关系的表象,“利”才是其中某一方所追逐的目标,而有了功利意识的阻隔,双方之间自然难以形成真正的情感关系,许多冲突应运而生时小说的情节也变得波澜起伏。
在一般的认知中,游戏是文化娱乐活动的一种,也是西方美学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一种学说,通常指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而是以摆脱了物质和精神束缚的过剩精力去创造一个自由天地,并从中获得一种没有利害关系的愉悦之情。《红楼梦》中贾芸和贾宝玉的干亲关系即属于这一类型。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宝玉与贾芸的交集只有三处。第二十四回宝玉在门前偶遇只略微眼熟且比自己还大五六岁的贾芸,笑道:“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倒像我的儿子。”贾芸便接口说:“宝叔要不嫌侄儿蠢,认做儿子,就是侄儿的造化了。”第二十六回宝玉在家养病,贾芸去为宝玉请安,见面问候只说“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并未提及“父亲”二字。这就让我们觉得二十四回的对话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可到了第三十七回曹雪芹却将这“草蛇灰线”再度接续了起来,他让贾芸将两盆不可多得的白海棠献给宝玉,并在拜帖上写了一行别具意味的文字——“不肖男芸恭请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贾宝玉不但是《红楼梦》的核心人物,也是偌大一个贾府中“凤凰”般的人物,要说贾芸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攀附之心是不可能的。但贾芸这个旁系子弟的出场是为了在贾府的诸多工程中谋求一个项目赚些钱来养家糊口,他要的东西不是宝二爷能给的,在他的预期和实际行动中走的都是琏二爷和琏二奶奶的路子。为了这一目的,他送王熙凤的礼物是贵重的冰片、麝香,而送宝玉的不过是两盆白海棠。但这两样礼物也恰好说明了他对送礼对象的认知,俗雅之间也大可增进我们对贾芸其人的了解和认识。所以我们说,成就“秋爽斋偶结海棠社”大观同雅韵的“父子”之名其实更像是一场游戏,因为当真对面,贾芸是叫不出“父亲”二字的。
第二十七回的回目安排叫做“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主角当然是宝钗和黛玉,但其中却穿插了王熙凤和小红母女的干亲故事,而这一事例中包括了上述情感、功利和游戏的所有内容,因此我们说它是《红楼梦》中典型的“兼容型”干亲关系。
这一同中,丫头小红偶然为凤姐传了一回话,凤姐就主动要认她做干女儿,这在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一处。凤姐对小红说:“明儿你伏侍我吧,我认你做干女孩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主子奶奶“认你做干女孩儿”的提议是在情绪高涨时即兴提出来的,当然首先就像是一场游戏。但这一提议必然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的,需知此前凤姐并不认识小红,也只是刚刚才知道她是宝玉屋里的丫头,甚至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因为小红“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口角剪断”,凤姐就像贾母喜欢宝琴一样看中了这个初次见面的女孩子。如果说她也有功利目的,那应该就是想要一个这样说话不拿腔作调又符合自己心意的女孩子“伏侍”自己,替自己跑跑腿、传传话。
当凤姐听小红说自己认错了辈数,小红的亲妈林之孝家的已经是自己的干女儿时,这一提议只好作罢。风姐与小红之间的干亲虽然没有结成,小说行文中却明白地告诉我们:凤姐有个比自己还年长的干女儿。林之孝家的是贾府有权有势有脸面的仆妇之一,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之前,她带着上夜的女人们巡查到怡红院,可是把宝玉、袭人、晴雯一干人等着实地一一教导了一番。但联系她和凤姐的关系,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功利”二字。虽然凤姐说府里还有不少人赶着自己叫妈,但我们从书中读到的却是林之孝家的见了凤姐无论在人前还是在人后却都只能叫“奶奶”,这种心头没有亲人感情,口头没有亲人称谓的干亲关系不是游戏又是什么?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属于‘礼’的范围。但它显现出的民俗性更受到广泛的重视。民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生活文化事象。”综观《红楼梦》中的干亲民俗和各类干亲关系,我们不难发现“情感”和“伪情感”在大观园交际中的各种投射,亦可从中透视民俗文化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在阅读《红楼梦》时能够更加接近作者初始的创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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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其故事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它更是把我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表现得淋漓尽致。
“自从氏族、家族观念产生之后,婚姻就不仅限于夫妻双方的范畴,而成为不同氏族、家族之间进行交往的一种方式。婚姻成功与否,不再是当事人个人的事,它直接关系到氏族、家族的利益,家族的政治得失、经济得失,都跟婚姻密切联系着。家族所考虑的是子女的婚姻能否给本家族带来实际利益,为此,青年男女就不可能按着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妻子或丈夫。”“父母之命”的择妻方式便是这种家族观念的产物,它使得男女双方都成了受害者。
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纠葛是《红楼梦》一书的中心故事。宝玉爱的是黛玉,贾府的当权者们看中的则是宝钗,无论是其为人处事还是她薛家小姐的身份,宝钗都符合她们心中理想媳妇的标准。矛盾的根源在于:爱谁是宝玉自己的事,而娶谁却不是宝玉自己的事了,一切决定于“父母之命”。于是,悲剧就产生了。
“父母之命”的择妻方式将“家族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家族利益”又使得封建家长们对未来媳妇的家庭出身有了严格的标准:门当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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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是当代著名男作家,他的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的描写特征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苏童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的描写特征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家庭体现着以男女两性结合为特征的社会关系,本来最具包容性的两性关系在苏童的叙事中,其实已成孤岛,尽管这座孤岛在两性的较量中变化,却始终不能成为和谐的风景。
关键词:苏童 小说 两性关系 孤绝与张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夫妻之间不是平等的同伴关系,而是尊卑有致的上下关系。在中国的夫妻关系中,占主流的是爱与性的分离,权利与义务的分离,而行使分离主动权的只能是夫而不是妻。“同一道德观念下,中国传统文化在束缚人之性情方面,更多的是将绳索套在女性头上。女性一旦稍有违背,沉重的道德鞭子就会抽到女性身上。”尽管如此,女性受到重重压抑的生命之火如受阻的江水,遇到有裂缝的大堤,就会如洪水决堤般淹没一切,沉重的道德鞭子并没有抽熄来自本能的火焰。当然,一旦女人冲突道德网罗,听命于感性生命的呼唤,悬在女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从天而降,来取那“淫妇”的性命……
我们在苏童的文本中可找到同样的悲剧:无论是陈佐千对于自己的妻妾们、陈文治对于自己的小妾们,还是刘老侠对于家族的女人们,都是男性对女性绝对的占有与支配,女性被迫长期保持缄默,孤苦无告。陈家花园的守护神——井,就是高悬在女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终极权威已经内化为女人们心头的恐惧,对于梅珊来讲,井是她最后的归宿,对颂莲而言,井是其精神毁灭的见证。
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苏童文本中的两性关系发生着细微的变化。这座孤岛之形似乎还遵循着这样的变化轨迹:家庭中的男性从对女性的绝对支配到男性地位的失落到男性的光芒的隐退到男性的孤绝。与此同时,家庭中的女性则从绝对的被支配到女性意识的张扬甚至放纵。
一
五龙在米店的家中,其实也享有无尚的霸权,但在苏童构筑的个性化的家庭伦理叙事的保垒中,这只是一种表面的占有与支配。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应该是男性家庭地位失落的一种象征。
五龙对他和织云的婚姻实质非常清楚,冯老爷只是利用他遮掩家丑罢了,并不想让他成为冯家的一员。“是米店娶我,娶一条身强力壮传宗接代的看家狗,娶一条乡下来的大公狗。”如果说五龙的仇恨源于阿保对他的羞辱,那么米店一家人加深了这种仇恨,“他想米店里没有人真心对他好,他深知怜悯和温情就像雨后街道的水洼,浅薄而虚假,等风吹来太阳出来它们就消失了,他们谁也没把我当人看,仇恨仍然是仇恨,它像一块沉重的铁器,无论怎样锻打磨蚀,铁器永远是铁器,坠在他心里”。所以,织云成为他的妻子,也只是他泄欲的工具,只是一“贱货”而已。在织云离家之后,五龙无处发泄的仇恨全部转移到织云的姐姐——绮云身上。绮云在没有任何仪式的情况下,不明不白地被五龙强占为妻长达二十多年(直到五龙死去),两人的婚姻形同陌人。不管是出于某种消极悲观的信仰,或者仅仅出于女人惯有的恻隐之心,绮云洞悉了五龙脆弱的值得怜悯的一面,但她还是要把五龙从家谱中删掉,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彻底摆脱五龙对她的纠缠,可见她对五龙的仇恨之重,仇恨之深。把五龙从族谱中抹去,也就意味着家庭中夫妻关系的严重疏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女性把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悬置起来。
《离婚指南》与《已婚男人》像是一对姊妹篇。富有意味的是,苏童采用同一个符号——“杨泊”来指称两个文本中的男性,显示出男性在婚姻中的一种普遍状态:两人都在婚姻的围城里奋力突围。只是一个突围没有成功,日子照样向后流淌,另一个则彻底从时间中逸出——自杀。
《已婚男人》中的杨泊试图保存精神上的一份自由和超脱。婚前的恋爱与求婚是浪漫的,婚后的两人世界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在杨泊看来,一切矛盾冲突都诞生于孩子的出世,他竟然始终不能把孩子的降临和自己联系起来。对于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尽管他没有拒绝或是舍弃,但也没流露出惊喜、神圣,“生育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是生命的过程,作为一个男人,他不应违抗他无力违抗。”黑格尔、康德熏陶出来的理性抹掉了他对于生命降临的喜悦,冲淡了他为人父的责任与义务,扼杀了他应享有的人伦之乐,使得他远离世俗生活,永远在精神的高空中独行。
他不想跟任何人面对面靠得很近,似乎那样会带来某种洞穿和丧失,从而使得他的脆弱一显无余。破产后轻松的调侃,其实是一种伪装,他伪装得非常彻底,他保全了优雅从容、幽默、不拘小节的形象,而对自己内心的脆弱晦莫如深。事业上的破产,首先打击了他试图保存的那份自由与超脱,让他内心的脆弱抬头,他的所有的价值观念浓缩在“没有意义”上:“离婚没有意义,结婚没有意义,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最有意义。”所以他最终只能选择逃避,选择逃离生的秩序——在“元旦,新的开始的日子”里自杀。
另一个杨泊则因为“妻子睡觉打鼾,夏天有一股难闻的狐臭,吃饭发出吧叽吧叽的声音,夜里没完没了地看狗屎一样的《卞卡》,不读书不看报却总是讨论爱情、国家大事,在走廊上与邻居拉拉扯扯,亲亲热热,关起门来骂人家祖宗八代……”而要离婚,这些理由确实显示出杨泊的思想与精神的严格与纯粹!对于杨泊来讲,意义、思想、心灵、考验、意志、思考、尊重人格意愿等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由此,他的突围是理所当然的,有人就认为,突围是杨泊尚存的最后一点理想,“其突围是对平庸的逃离,是对以非道德婚姻为基础的罗网的逃离,是从庸人的视野中、从破碎的生活中,从人与人的地狱关系中的隐遁”。笔者认为杨泊的突围无可厚非,然而苏童的叙事中,却有意让杨泊所代表的精神文化意义又显示出脆弱的一面,甚至通过老靳这一形象和杨泊最终突围的失败消解了这种精神文化意义。
杨泊的哲学要求“追求道德的婚姻生活”,而在生活中,他却要圆其婚外恋而追求离婚,他认为贤惠体贴的妻子庸俗虚伪纯属是对其婚外恋野心的一种遮掩。
老靳是杨泊的哲学老师,他把杨泊引入一片哲学圣地,自己却判处了黑格尔、康德的死刑,同化于市民生活的平庸,他在平面化的现实面前无可奈何地退却,只剩杨泊在婚姻里左右突围。杨泊突围的失败除了朱芸的软硬兼施寻死觅活的作用外,更主要的恐怕是因为愈琼——离婚大战的策划者及旁观者的反应使他感到她同样的邪恶而偃旗息鼓:“也许,他们的恋情本质上是一场误会”,愈琼并不比朱芸崇高多少。与此同时,世俗生活也用它堆起的微笑和温和的亲柔的伟力召回这个“叛逆者”。突围的失败显示出他无法找到恒定的价值标准与理想生命的困惑。于是祈求精神救赎的男性便陷入孤绝之中。“到了秋天,杨泊的身上仍然穿着夏天的衣服,过时的仔裤,脚上仍然穿着黑色皮凉鞋,有时候在风中看见杨泊裸露的苍白的脚趾,你会想起某种生存状态和意义。”他的衣着总跟不上季节的转换,他永远落下一拍:在秋天,还想过一种夏天炎热而浪漫的生活。这种与众不同的另类,显示出他的落迫、滑稽、不合时宜的表层之下的孤绝。
二
在苏童的文本中,作为家庭中的妻子们在承受过万般蹂躏、千般痛苦、百般忍耐后,终于从陈佐千、五龙、刘老侠等男权的阴霾桎梏中挣脱后,开始珍惜自己获得的一份爱情,开始突显、张扬自己的个性。
传统社会中,男人是家庭支柱,男人责任重大,“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支撑起一个大家,委实需要很多精力与心血。在现代社会,男女之间似乎能奢谈爱情,但在真正的婚姻生活中,女性还没来得及向男性说一声“我需要爱”,仅仅是提出“先得生活”,就吓退了男人。这群男人更懦弱,更无能!少了传统男性的责任,多了一份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婚姻对峙中,他们只能临阵脱逃,而女性显示出了强大的耐受性与稳定性,正如老靳说的“生存比思想更重要”。女性更实际,更懂得生存之道。在现实生活面前,精神、理想其实都经不住打磨,一切的高谈阔论,一切高深的哲学都显得脆弱不堪,相反,女性的张扬与泼辣,尽管饱受非议和唾弃,却更显生机与活力,成为生活不尽的话题与谈资。
冯敏——一名话剧团的演员,却在世俗婚姻生活中彻底坠落,毫无保留地奉献着自己,而贤慧能干的朱芸也把照顾好家庭,捍卫家庭看作是她生活的全部。面对丈夫的移情别恋,她们不再沉默,不再忍受,而是全力捍卫,甚至奋起出击,充分显示出她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自我意识。
《米》中的织云除却爱慕虚荣外,应是一个心性善良的女孩,她同情处在落泊中的五龙。在怀有身孕又被吕六爷冷落抛弃后,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她只得屈从下嫁五龙。然而,她有着她的生活准则和行事方式,尽管五龙在娶她之后对她冷眼相待、拳脚相加,她仍向往着要进吕公馆,所以在生下孩子后,她毅然离开五龙搬到吕公馆过她想过的生活。为吕家生下一男孩,却并不能母以子贵,事实上吕六爷只给了她名份,并没有给她相应的家庭地位,但她执著于她自己的选择,尽管在吕家过着连下人都不如的日子,但她乐意,她满足,充分张扬了女性的自主意识。
《南方堕落》中梅氏茶馆的第八代或九代祖奶奶年近花甲之时还春心萌动,与一位老和尚私通姘居,事情败露后,身为儿子的县令要捉拿老和尚,但祖奶奶却不依,誓死捍卫老和尚……
苏童小说中的这些女性在情感上、精神上不再依附于男性,而是遵从于自己的内心并听之任之。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女性则在家庭事务中显示出特有的泼辣。《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中的李先生花了六块钱买回一只猪蹄,但在李太太看来,丈夫用蹄膀的价买回的只是一块肥膘而已,李太太大为生气,认为丈夫上了肉贩的当,便不依不饶地让丈夫去把肥肉还给肉贩子,把六块钱要回来。而李先生作为一名老师,随和、知足,并不认为自己上了多大的当,想息事宁人,但李太太哭闹着心疼这六块钱,并且咽不下被人耍弄这口气,她不想让自己吃亏,这是一个女人在艰难岁月里炼就的一种精打细算。但让她没料到的是丈夫在要钱的路上却走上了不归路。苏童在不露声色中,让女性的泼辣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并让女人从此背负起生活的所有责任。
三
两性的确具有不同特质,但两性之间必有其相通之处,他们要共同面对生存、死亡、争斗等无法自主的命运旅程,他们具有某些相同的生理需要和人性弱点。人类的历史,也是两性争斗的历史。苏童的创作中男女家庭地位的变化烙有某些社会的印迹。应该说,女性的解放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苏童大肆书写着她们的堕落与糜烂,人类自从被逐出伊甸园后,何以会沦落至此?苏童摆脱了在无穷的苦难中美化女性的传统写法,文本表层汹涌着憎恨与厌倦:“姚碧珍是一个少见的风骚的女人,要不是新社会,她肯定挂牌当了妓女”。实际上,这种极端的取向正源自苏童内心深处的难以割舍,“并不是本性规定着女人,而是她在自己的感情生活当中,基于自身利益同本性打交道时,规定了她自己。”两性关系中,女性的被支配、被压抑的状态是该摒弃,然而,女性的张扬与放纵也未必就是一种理想。迥异于冷漠的玩味,苏童的这种感情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女性群体深切的关注的基础上,是为其生存状况感到不甘却又无能为力的退守,是面对人性弱点的彻骨之痛和难以言说的悲哀。苏童对女性的关照主要是体现在对人性上的关照,而这种异于传统的关照是关注人性时必然要去透视的一个方面,因为他相信,“有时候你写了社会的阴暗面……它所产生的力量可能比正面描写人性如何如何高尚效果要好。”
文学作为作家灵魂的历险,作为人类天性中的乌托邦冲动,就是要表现作家对这个世界的个性化理解,展示创作主体视野中的独特画面,对两性世界尤其是异性世界的关照理应融入无偏见的人本情怀,尽管也许这只是一种理想,但正是这种难度挑战也鼓舞着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也许正如苏童所说,许多作家都面临着无以规避的类似难题。“我们该为读者描绘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如何让这个世界的哲理与逻辑并重,忏悔和警醒并重,良知和天真并重,理想与道德并重,如何让这个世界融合于每一天的阳光和月光。”
是啊,面对家庭婚姻中爱的荒漠,谁来拯救?又用什么方式来拯救?细读文本,苏童其实给出了他的思考:两性之间是否还得依靠双方的交流与忠诚来和谐共处?
《与哑巴结婚》中英俊潇洒的男子费渔想找一个漂亮又有修养、有知识的女人,渴望两性之间精神上的交流。实际上,与他交往的女性无数,其中不乏美貌者,但费渔一个都不满意。在费渔看来,生活中与其找一个无法交流的妻子,不如找个漂亮的哑女为妻,最后终于打算与一个漂亮的哑女结婚。交流的渴望又被他自己彻底掐断。《民丰里》中花匠与六小姐的故事是苏童少有的故事文本。它讲述的是中国式的“痴情”故事。只是“痴情女子”被置换成“痴情男子”——花匠。两人因地位悬殊没能结合,但花匠一生保有对六小姐的痴心。文学史上有很多的爱情经典,但大多数是才子佳人式的,又有谁明了一位毫无社会地位的普通男性一生的情感与希望?这里没有荡气回肠,没有死去活来,没有惊天动地,花匠只是倚仗着心中的爱,独自枯守着无奈、孤独、企盼,以及琐碎平淡如水的日子……
即便如此,苏童笔下的两性想靠交流与忠诚来和谐共处的理想仍是一种残缺,孤岛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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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寒露:《热爱死亡——苏童访谈录》,南京评论2001(10)
5、王淑瑾:《上海美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摘 要:苏童抑郁型的写作姿态产生了小说的唯美、神秘、忧伤的风格,其中人物都有独特的心理,小说中蕴含了一种生命意识心理和南方情结。苏童用其瑰丽的想象与童年记忆创设了一个灵气飞扬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有一种共通的特质,就是苏童在小说中设置了许多“情结人物”,这些人物不厌其烦地展示着各种孤独心理、病态心理以及心理冲突之下的偏执,给人的灵魂画像,来探索人性中的深层奥秘。
关键词:苏童;生命意识;南方情结;孤独;病态
苏童说:“小说是灵魂的逆光,你把灵魂的一部分注入作品从而使它有了你的血脉。你在每一处都打上了某种特殊的印记,用自己探索的方法和方式组织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然后按你自己的审美态度把小说这座房子构建起来。这一切都需要孤独者的勇气和智慧。”苏童用它独特的生命体验建造了“苏童式的房子”,房子本身是一种生命意识心理与南方情结的象征,而住在房子里的人也带有一种孤独病态的心理,正是这样,才造就了苏童小说的的独特心理世界。
1、 苏童小说中的生命意识心理
文学的生命意识心理源于自我意识觉醒这一大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文学现实强烈呼吁社会对创造的尊重,进而发展到对人的心理世界的关注,再发展到生命意识心理的生成。总的来说,苏童的小说中对生命意识心理的追求与表现中展现几个明显倾向:
其一,对祖宗的诅咒发泄。在精神分析学说中,“父亲”是个不同寻常的概念,“父亲”决不仅仅表现了一个男人在家庭血缘中的位置,“父亲”还意味着在社会文化中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强壮、威严、荣誉、家庭的主宰、对于女性的占有。在苏童笔下,无论是只通狗性不谙世事的幺叔,还是嫖妓赌博、抛妇弃子的陈宝年,这些人物作为祖先的神圣光环被无情地剥去了,这里没有了崇高与静穆,有的只是丑恶和堕落。《妻妾成群》更是对“父亲”陈佐千的罪恶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的生命存在是建立在对女性生命的摧残之上的,即使他已步入生命黄昏仍不忘让一个个年轻的女性作为陪葬,梅珊被残忍地投进“井”中,颂莲被逼疯,而第五房太太又迎进了家门。我们从苏童的小说可以看出,“父
亲们”的生命模式都是呈现出基本近似的走向,亦即生命力逐步萎缩乃至近于死亡。
其二,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探索。对生命的呼唤一旦落入潜意识层面,必然形成对性德执著——性是生命最直接的代表,是生命的原始驱动力。因此,性主题可以说是生命意识心理的另一种表现程式。但在苏童的“枫杨树”故乡并没有理想的“性形态”,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基于一种情欲,而在这种生命力异化的萎缩状态,出现了许多白痴似的子孙。这其实正暗示了作家的一种失望心态,也在更高层次上把自己对祖先生命模式的追求途程作了回顾与反思。在其后的“后枫杨树”系列以及“妇女”系列小说中,作家更是把性作为切入生命意识心理的窗口,充分展示了文化对性的扭曲以及对生命的压抑。《妇女生活》等反映妓女改造题材的小说是直接从女性的性体验和性心态出发,表现了生命力在文化压抑下无可奈何的萎缩以及病态惯性,从而透示出作家的深层生命意识心理。
2、苏童小说中的南方情结
苏童出生于江南的水乡泽国——苏州,苏童在自己的小说中虚构了两个“故乡”:一个是城市的“香椿树街”,另一个是农村的“枫杨树村”。他作品中的大多数故事都在这两个地方展开,其他没有明确故事发生地点的小说也逃不脱典型的南国风味。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尽管苏童在自己的小说中大肆渲染南方的堕落,在行文中却尽显南方作家特有的语言魅力、文化视角。
《妻妾成群》的紫藤,《南方的堕落》的梅家茶楼,《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的干草气息,这些在苏童的笔下自然而富有诗意,很具南方幽暗、柔美的地域特征,也许因为作家在这里长大,耳濡目染,所以才能做到毫不做作地流露笔端。“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一颗被飞雁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作者是如此憎恶自己的出生地,却几乎在所有的小说中都把焦点直指南方,这大概也是由于南方在腐败的同时又兼具一种特殊的魅力吧。同样有原乡情结的作家还有沈从文,故乡在他的叙述中是一个近乎完美、乌托邦式的地方,沈从文希望构建一个人性的乌托邦与现实生活的尔虞我诈、争名逐利进行对照,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反衬手法,而苏童铺张的南方生活却是大千世界的一个角落,折射出人类社会在行进过程中失落的光芒,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正衬手法。两种不同的手法反映出作家对故乡潜在的情感,沈从文背井离乡许多年,对于故乡有一种自然的亲近之情,而已经迁移北京的苏童作为叛逆的“先锋作家”,对于故乡只有遥远的反思。
3、苏童小说中人物的病态心理
苏童很善于借助病态心理塑造人物来表达他对生活的关切。他的作品中总是散发着一股忧郁且“病态”的美,这种美集中体现在其笔下主人公的身上。苏童笔下的病态心理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因“爱“而扭曲;因心灵困惑而异常;因亲情冷漠而不健全。
在苏童的笔下,一类人物的病态心理来源于对“爱”的执著与困惑。《妇女生活》中芝是个私生女,曾自寻短见,被救生还之后心理发生了扭曲。她终日精神涣散,最后被养女送进了精神病院。苏童力图通过塑造这些因“爱”而心理异常的人物,来说明人类在艰难中求生的同时,心灵也在反复地受着煎熬;在承受命运无情地打击的同时,心理逐渐发生异化,形成病态的人格心理特征,从而向我们展露一幅非常态的生活图景。
苏童笔下另一种病态心理的人物,是生活中的小市民由于心灵的困惑、迷茫与挣扎, 从而产生了心理的病态,如《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等。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 困惑、迷茫,从而导致他们在性格上几乎都是一种孤独与冷漠,更有一种病态的忧郁,行为上异乎寻常。《舒农兄弟》中的舒农,是个被欺凌的弱者形象,他常常受到奚落和殴打, 日常生活中因目睹其父兄丑恶的生活场景而心灵受伤。他性情抑郁古怪,常常沉湎于自己化身为猫的幻想中,试图通过这样的幻想来逃避生活。最终,他不堪忍受欺凌,在一次
的受虐后,他打算烧死他的父兄。舒农的心理的扭曲体现了一个弱者在面对无法改变的生活处境时产生无奈的逃避欲望,一旦受阻,便孤注一掷做出破坏性的荒诞举动。其实,这种人物实际上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其外表的冷漠,是因为理想追求的幻灭和对现实的不满与绝望。在苏童的这类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作家对人的灵魂的特定写照——对弱者心
态的关注和体察。弱者饱尝了被世人歧视与被自我内心自卑感所挤压,作品中的人物都因心理的失衡而表现出种种反常行为。
在苏童的笔下还有一类人物,他们是受到亲人之间笼罩着的冷漠气氛影响,身心发育不健全的病态心理人物。系列小说《另一种妇女生活》的主人公是一对古怪的老姐妹简少贞和简少芬。她们由于从小父母双亡,相依为命,形成了自闭、压抑、暴躁的病态心理特征。在小说中,人物抑郁偏执地逃避人世间一切交际活动,深居简出,拒绝婚嫁,构成了
故事所需要的强烈的内心冲突和悲剧气氛。除了两位具有病态心理特征的简家姐妹以外,楼下酱菜店的妇女生活也同样是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苏童笔下的亲情关系、人际关系显得无比的冷漠,这种特定的关系就决定了作品基调,平静、淡定中隐隐透露出一股“病态”。
4、苏童小说中人物的孤独心理
在苏童小说中,人物的孤独心理来自于作者不自觉的深层心理,苏童通过意象来体现这种不自觉的深层心理。苏童小说世界里充斥着死亡的意象,这些意象在苏童的不断渲染下负载了人物孤独心理的内涵,直接指向死亡这一“惟一的、真正的永在”。
① 罂粟花意象
在枫杨树世界中,罂粟花被反复渲染凸现于文本中成为独特的景观,它是枫杨树世界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在近百年的历史文化心理积淀中,罂粟花在国人眼中笼罩着一种邪恶的、异质的甚至颇为神秘的光环。这种奇怪的植物在枫杨树乡村铺天盖地、蓬蓬勃勃地生长着,苏童对此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直到五十年代初,我的老家枫杨树一带还铺满
了南方少见的罂粟花地。春天的时候,河两岸的原野被猩红色大肆入侵,层层叠叠、气韵非凡,如一片莽莽苍苍的红波浪鼓荡着偏僻的乡村,鼓荡着我的乡亲们生生死死呼出的血腥气息。”(《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罂粟花鼓动着“猩红色的欲望”,它成了枫杨树世界复杂人性的承载物,象征着被孤独心理异化了的人性的邪恶、野蛮、冷酷和卑劣。它在人性内核的烛照下已成为具象化的文化符号,如“恶之花”一般颓然开放。罂粟花与萦绕在整个枫扬树世界的孤独之气呈遥遥对应之势,它构成了枫杨树空间最典型、最醒目的布景。罂粟花在苏童的反复渲染下,成为孤独、死亡的承载物,在人物精神层面构筑起一道无形的壁障。它阻隔了人与人之间正常合理的情感交流,一切情感形式诸如父子之情、母女之情、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姐妹之情,乡亲之情都被隔裂得支离破碎,使人不忍卒读。它使人在非理性的泥塘中愈陷愈深无力自拔,最终都成了精神旅程中的踽踽独行者。
②河流意象
枫杨树世界有一条河与生俱来,在“我”的记忆中流淌不息,刻骨铭心,苏童顺着记忆的双眸看到:“多少次我在梦中飞越遥远的枫杨树故乡。我看见自己每天在迫近一条横贯东西的浊黄色的河流。”(《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环子拐走“我”父亲之后,祖母蒋氏历尽艰辛追到长江边上:“蒋氏拎着她穿破的第八双草鞋沿江岸踯躅,乱发随江风飘舞,情感旋入江水仿佛枯叶飘零。她向茫茫大海抛入她的第八双草鞋就回头了。
祖母蒋氏心中的世界边缘就是这条大江。她无法逾越这条大江。”蒋氏两手空空回去之后,与乡邻们有一段极富内涵的对话:认识蒋氏的人问:“追到孩子吗?”蒋氏倚着墙竟然朝他们微笑起来,“没有,他们过江了。”“过了江就不追了吗?”“他们到城里去了,我追不上了。”越过了彼岸就越过了临界点,因此蒋氏驻足了,她无法超越。这条河的出现正式宣告了突围的无意义。在生命的河床中,任凭你怎样挣扎,都无法摆脱孤独的心理,坚韧的蒋氏也只有望洋兴叹。祖母只有在水中才听到祖父的召唤,从而结束了自己孤独寂寞的一生。她只有用死才能实现自己的爱情幻想,才能与他者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这条“与生俱来”的河是苏童给枫杨树世界设下的又一道屏障,它将人们牢牢地锁定在孤独心理的怪圈内,漠视着人们做出一次次颓然而无谓的突围。
苏童大量使用这些承载着死亡、孤独内蕴的意象,这些意象的频繁出现与人的精神世界构成一种对应关系,是对主体生存状态的强化和映衬,这也正是人物孤独心理强烈的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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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童擅长刻画女性形象。他的作品充满灵逸而生动、优雅精致的柔性美,刻画出丰满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在男性作家对于以女性为主题探究的作品中,女性形象更多的是体现出神圣感和隐秘感,缺乏现实深度。苏童作品中女性不仅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这种人性的矛盾性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悲剧命运的形成和特点,深入剖析、解读和展现。
关键词:文学;女性形象;男权社会;悲剧原因
一、女性形象来源
苏童在谈及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来源时,提及的是他的母亲。童年的经历与成长的氛围,苏童接触的是许多普通市井故事,而那个时代的印象不断吸收孕育,慢慢成为他笔下每个文学形象培育来源,由此,塑造出了他小说里各个饱满的女性形象。
二、苏童眼中的“女性”
苏童笔下有形形色色的女性:新教育下的女学生,传统旧思想的女人,悲惨命运的普通女性,也有身份低贱的妓女,她们都在演绎着各自的人生悲剧。苏童说:“女性是美好的,哪怕是从事最低贱职业的女性妓女,她们也是美好的。她们的不幸是美所遭遇的不幸,因而其性质都是悲剧。”[1]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和悲剧一词是紧密联系的,这个灰暗的词,似乎昭示着每个女性命运的真实归属。
2.1悲剧形象之一――扭曲的人性
苏童的《妻妾成群》是写四个女人之间无硝烟而又血淋淋的斗争。在贵族阶层的男权主义,妻妾成群是身份和男性尊荣的体现,一个屋檐下不同的女人各自生活,但相同的是她们都为同一个男人的附属,还有的是对于金钱、地位以及生存的追求。在这样纯粹女人的斗争里,她们表现出的是阴毒、无情的一面,外在却表现的是温婉、高贵、善良。在这样为生存而斗争的结果,都是悲剧收尾。而就在我们以为四个女人的斗争结束时,第五个女人却在命运的轨道上娓娓而来――悲剧永不会是终结,却是每个女人的归属。在苏童的笔下,这些女人都是普通人性的女人,而放在一个残忍的环境中,生存使她们的人性在扭曲中苟延残喘,女性以其弱者的地位,比起男性,人格扭曲得更加彻底。
而在《红粉》中的小萼是一个夹生于新旧时期的女性,在旧时期她是妓女,而接受改造后,她依旧选择的是成为男人的附属。在从改造营出来后,为求自己所认为的安稳和富裕生活,自私自利的抛夫弃子。在表面看她是一个不愿自食其力的妓女;实质上,她是被社会深深烙上了女人是男人附属的思想印记的一个悲剧人物。她的潜意识当中女人就是只能依靠男人而活,这是长久历史进程之中,男权主义思想在女性成长过程中对于女性社会地位的认知与自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建立过程影响深刻。这正是几千年来女性被男权社会思想压抑扭曲的人性的深刻体现。
2.2悲剧形象之二――貌美却又阴险
《妻妾成群》里的颂莲体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颂莲长相漂亮、性格要强,在遭遇一系列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后,她并不像其他女孩子一样怯懦、一阕不振。她在现实条件中选择的是做陈佐千这个老头的第四任姨太太这样一条可以让自己拥有富足生活的道路。
进入陈家大院,她的生存就必须依靠不断的斗争。她的人生进入的是一个充满充满冷酷无情的女人争斗的战争之中,每个人的手段都是阴险毒辣,生活里处处血雨腥风,在这样的环境里,她适应的是同样残忍阴毒的反击和求生,所以,当她得知雁儿在背后施巫术害她,就命令她吃污染过的草纸,使雁儿死去。并在知道卓云是幕后主谋时,她残害卓云,割下她耳朵。颂莲就这样从一个善良美丽单纯天真的女学生变成了一个为了争宠手段残忍,残酷冷血的女人,一步步滑向自己的悲剧命运中。
2.3悲剧形象之三――母女情谊的缺失
人说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然而在苏童的笔下,母女间的情谊却是充满冷漠和无情的。《妇女生活》中的娴虚荣、偏执、而对亲情却是冷裤无情的。她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明星,她抛下亲情,做孟老板情人。后被抛弃,娴怀着孩子回到家里,但是并没有改变母亲对她的态度。而娴也回敬母亲贱货。而后娴私通母亲情人被母亲发现,她的漠视态度甚至于她对母亲死亡的反应,以及她对于自己女儿的言行之间亲情在她们是一种畸形和扭曲的形态存在,没有任何温馨和幸福感,亲情泯灭的悲剧在一代又一代中传承。
三、女性形象悲剧性的原因
苏童的“妇女系列”小说中,女性的悲剧色彩鲜明,给人以深刻印象。剖析其原因,可以得出一些必然性。
3.1男权意识根深蒂固
男权社会在传统社会思想中作为控制主权,是遏制女性思想和自由,扭曲女性人生观价值观的罪魁祸首。“男权社会要求女人永远是男人身上的肋骨,永远依附于男人。”[3] 《妻妾成群》中作者一方面描绘她们美丽而精致的外表、曾经善良和单纯的对待生活,以及后来她们处于为生存和满足欲望的境地时所思所做以及在慢慢改变的人性,残酷、无情、凶狠、恶毒,这样的字眼充斥着这些曾经美丽而天真的女人身上,那种巨大的反差和烘托,更使人惊讶和去深究。去揭示女性悲剧命运的来源和形成,去寻找这些悲剧因素的发展历程和联系规律,以及造成它们的罪魁祸首。
3.2女性的依附意识
在《妻妾成群》中,男人的控制不是引导女人战争的原因,女人的战争是她们发自内心的本能的对于男权主义至上,女人是男人的附属的思想的体现。不管这个男人如何,她们嫁的男人在她们眼中这个男人就是她们生活物质条件、情感的归属和来源,她们不懂自己要什么,不懂独立,为了婚姻、地位、金钱她们不折手段,耗费心力。这在颂莲、小萼、秋仪等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她们都是处在新女性思想崛起时代,有接受新知识教育的颂莲,给予新女性独立改造机会的小萼,她们选择的也还是依附男人来获取金钱和物质生活满足。而那些处在深宅大院里的女人,这样的依附思想更是深入骨髓。
3.3女性的拜金主义
在苏童的作品中,女人对于金钱的崇拜更甚于对男人的爱慕,强烈的拜金主义让本来就遭人厌恶的女人更加令人憎恶。这在苏童的很多作品里都有所体现。《妻妾成群》中的卓云、梅珊、这样青春貌美的年轻女性,她们委身陈佐千都是因为金钱。《红粉》中为满足小萼对金钱的欲望而死的老浦,在她的眼中金钱是生活最重要的,而得到金钱的最好途径就是找一个有钱的男人。男人物化为金钱的行径极大地阻碍了女性自身价值观的实现和挖掘,“是以婚姻形式表现出来的钱与性服务的交换”。[4]因此,陷入金钱囚笼的女性人生悲剧是必然的。
苏童笔下女性的悲剧命运不仅仅从外在原因的促使入手,也包括女性自身的原因也是导致悲剧命运的导索:自私、狭隘、冷漠、贪婪、冷酷......这些人性的弱点和原始形态的还原,使得女性悲剧命运更显沉重和深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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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是宗法家族文化的产物,宗法家族制把男性的妻子作为连结家族利益的纽带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为了确保祟族香火的延续,妄叉被他们介入到夫妻当中,妻妾之间形成了时而斗争时而平衡的局面。这在《红楼梦》有关妻和妾的描写中,得到了多方面、多角度的反映。
关键词:《红楼梦》择妻纳妾妻妾制
《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其故事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它更是把我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红楼梦》一书所描写的贾府中,那些老爷、少爷可谓是老婆众多。大老爷贾赦有妻邢夫人,有妾嫣红、翠云等,二老爷贾政有妻王夫人,有妾赵姨娘、周姨娘,贾珍有妻尤氏,妾佩凤、偕鸾等,贾琏有妻王熙凤,妾尤二姐、平儿、秋桐……这些老爷少爷虽老婆众多,但都只有一位妻子,其余都是妾。
透过贾府的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窥见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一斑:在封建社会中,男子虽然多妻,但只有一个正妻,其余的妻子都是妾。因此,把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概括为“一夫一妻多妾”制似乎比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夫多妻”制要更加精准。
然而“多妾”现象只存在于有钱有势的家族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百姓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只能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而无力纳妾。正如恩格斯所说“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一样,“妻妾制也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红楼梦》中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大家族的“妻妾制”。
“自从氏族、家族观念产生之后,婚姻就不仅限于夫妻双方的范畴,而成为不同氏族、家族之间进行交往的一种方式。婚姻成功与否,不再是当事人个人的事,它直接关系到氏族、家族的利益,家族的政治得失、经济得失,都跟婚姻密切联系着。家族所考虑的是子女的婚姻能否给本家族带来实际利益,为此,青年男女就不可能按着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妻子或丈夫。”“父母之命”的择妻方式便是这种家族观念的产物,它使得男女双方都成了受害者。
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纠葛是《红楼梦》一书的中心故事。宝玉爱的是黛玉,贾府的当权者们看中的则是宝钗,无论是其为人处事还是她薛家小姐的身份,宝钗都符合她们心中理想媳妇的标准。矛盾的根源在于:爱谁是宝玉自己的事,而娶谁却不是宝玉自己的事了,一切决定于“父母之命”。于是,悲剧就产生了。
“父母之命”的择妻方式将“家族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家族利益”又使得封建家长们对未来媳妇的家庭出身有了严格的标准:门当户对!
《红楼梦》中,作者给我们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四大家族子孙繁盛、妻妾成群。从这些妻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她们的出身都是很高贵的。
贾代善-史太君
贾-史
贾政-王夫人贾琏-王熙凤
贾-王
贾宝玉-薛宝钗
贾-薛
薛家媳妇-薛姨妈-王家女儿
王-薛
四大家族这种错综的婚姻关系,作者在第四回作了揭示:“这四家皆联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一荣俱荣”是封建大家族实行“门当户对”婚姻所追求的目标,“一损皆损”也成为它的必然结果。
妾是男子在妻以外所娶的女子,其背景来源比妻要广泛得多。
纳婢为妾,是指在贵族官僚家庭中,男主人将家里的奴婢占为己有、做自己的妾。《红楼梦》中,赵姨娘便是由婢女被纳为妾的。赵姨娘原为婢女的身份,作者在第五十五回作了揭示:她的兄弟赵国基死了,贾府应当赏些丧葬费,当时正值探春管家,便依照家里的旧账——“两个家里的赏过皆是二十两,两个外头的皆赏过四十两”——赏了赵姨娘二十两银子。可见,赵姨娘是“家里的”即贾府“根生土长的奴才”,是由府中的奴婢被纳为妾的。
买女为妾,这是以金钱为手段将女子买来做妾,在这场交易中,女性完全成为金钱的转换物。香菱便是被薛家买来做妾的,她原是乡宦之家的小姐,后被拐子拐走又落入“呆霸王”薛蟠之手,作了他的“房里人”。
陪嫁做妾,即男子将妻子的陪嫁丫头纳为妾。比如平儿,书中第六十五回,贾琏的小厮兴儿与尤二姐谈到平儿时,兴儿道:“这平儿是他(王熙凤)自幼儿的丫头,收在屋里……”可见平儿是王熙凤陪嫁丫头中的一个,给贾琏作了“房里人”,属于“陪嫁做妾”。
赠婢为妾的纳妾方式在《红楼梦》中比较少见,但也有一例。丫鬟秋桐便是贾赦赐给儿子贾琏做妾的。
自愿型。给高门老爷少爷做妾,物质生活有保证,如果受宠,或者能为丈夫生一贵子,日子就要好过得多。因此,有人就自愿做妾。袭人本是宝玉的丫头,她为赢得半个主子的地位,就自愿博得宝玉及贾府众人的欢心,以便有朝一日成为宝玉的妾。
反抗型。虽然给豪门做妾有诸多好处,但偏偏有人不屑于此,这就是“鸳鸯抗婚”。鸳鸯是贾母的丫鬟,被贾赦看中欲纳为妾。然而鸳鸯“志大心高”,并不吃这一套,大老爷见她不依便派哥嫂去逼她,她索性在贾母面前闹开了,袖藏剪刀、赌咒发誓,宁愿死、宁愿做尼姑也不做妾,真是可歌可赞!
麻木型。《红楼梦》中还有一类人,她们给男主人做妾,既不是自愿也没有表示反抗,对于“妾”这一身份,显得有些麻木。平儿是贾琏的妾,宝玉深深同情她夹在“贾琏之俗、凤姐之威”当中的不幸处境,可是她自己却一味“周全妥帖”,贴心得力地当凤姐的助手,看不出她有什么不满,更看不出她有什么悲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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