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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相比较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着很多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解释中国近代的历史现象有很重要的帮助,本文简要论述一下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
1.产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洋务运动的诱导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于19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产生。
2.初步发展:19世纪末,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向全球的侵略扩张。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和清政府的投降政策,助长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它们纷纷争做中国的债主,抢夺筑路权,开采矿山和竞相建厂。列强在资本输出的同时,商品输出仍在扩大。
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支付巨额赔款,不得不放宽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于是民间出现了办厂的热潮,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获得初步发展。
3.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的政策,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暂时放宽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相对减少,他们的工业也因战争需要而转为战争服务,减少了某些轻工业品的生产,不仅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让出了部分中国国内市场,也为中国民族工业打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契机,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条件,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出现了短暂的春天。
4.曲折发展: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推出一些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民族工业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很快实现了全国的基本统一,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再加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努力,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民族工业出现较快发展。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的经济掠夺和国民政府即官僚资本的压制,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
5.日趋萎缩: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加紧对华侵略,国民政府出卖国家利益。官僚资本进行经济垄断,残酷挤压民族工业。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通货膨胀,原料昂贵而产品滞销。这些因素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陷入绝境,纷纷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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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是为补偿劳动者因疾病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通过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参保人员患病就诊发生医疗费用后,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避免或减轻劳动者因患病、治疗等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宁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发展状况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越来越关注自身健康问题,对于我国而言,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不仅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一种保险制度的建立,宣传工作的到位会使居民对其了解深入,并且会进一步推进该保险的发展。本文单独对西宁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发展做研究,结合存在的实际问题为西宁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西宁市人均GDP与居民可支配收入近年来在逐年增长,随着居民的保险理念会不断地增长,保险方面可支出金额数也会不断地增长,从而保险的需求量也会不断地增长。
(一)西宁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如上表中所示,可以明确发现,其如期增长量每年都是增长的,到07年为止,其累计增长率为43.29%,参保人数的基期增长说明居民对其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重,该保险制度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
(二)西宁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2007年年底,我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共确定为60家,其中三级医院9家、二级医院6家、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13家、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站32家,明确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机构的权利和义务。到2011年年底,我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增加到73家,其中三级医院13家、二级医院14家、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46家。
(三)西宁市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支出情况
图1-1 西宁市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支出
(一)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受限
教育水平和月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参保活动。由于居民的教育水平较低,月平均收入较低,居民对保险的认识度较低,即使有一定的认识度,因为经济水平的限制,居民的参保意识不是很强烈。
(二)居民选择小型医疗机构,经济负担变化不显著
收入水平限制了居民医疗机构的选择,同时看病花销的大小不同,居民受益的程度也不同。居民在选择医疗服务机构时一般会选择私人诊所,其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无法有经济实力去进行参保,而导致低收入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教育水平的低。居民的看病花销如果较低,大部分都是自己承担,而当看病花销较大时才会有其余的辅助机构承担经济负担,如此可以看出,在一般的保险中,较低的看病花销无法得到保障,由于较低的看病花销无法得到补助,所以在个人负担变化情况方面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低水平看病花销居民认为保险没有减轻经济负担,而每年看病花销较高的居民则认为保险明显减轻了经济负担。政府在保障制度方面做的不够完善,使得看病花销比较低的人没有受到比较大的保障。
(四)政府宣传力度不够
保险发展的好坏与保险的宣传以及其报销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中发现通过朋友、亲戚等途径了解到该保险的居民所占比例较大,但是仅仅依靠朋友、亲戚等途径来了解该保险是不够的,政府和医疗机构宣传不够到位,导致保险的知名度低,从而会使居民对其的信任度也不会高,居民的参保意识也会不高,影响该保险的发展。另外,对于报销制度来说,通过朋友、亲戚等途径所了解到的报销制度是模糊的,而通过政府宣传和医疗机构宣传所了解到的比较清晰,进一步证实政府宣传和医疗机构宣传是使居民了解该保险的最好途径,
(五)保险金发放存在不及时、不足额问题
居民是否对一种保险满意,其中一个衡量标准是保险金的领取。由于居民在领取保险金时总会出现不及时或者不足额的情况,大大降低了居民对该保险的满意程度,满意程度的降低会导致居民对这种保险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从而会使居民在选择保险种类时不会选择该保险,保险的参保人数无法增加,保险就无法良好发展。
(一)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月收入
家庭收入的高低会左右居民参保的想法,想要提高参保率,首先要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就目前西宁市的市场来看,存在高求职、高空却的现象,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愿意去干比较累的活,而对于企业来说,为了较高的利润,给员工的工资较低,政府应该增加招聘会的力度,使失业者找到工作;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提高工资的最低水平,对于学历较低的人可以起到一定的帮助;
其次,对于学历较低的居民,政府需要不定期组织技术学习,使得居民其有一技之长,在目前的西宁市场上缺少有技术的工人,政府如果可以免费提供学习技术的机会,不仅仅可以提高居民的收入,也可以减少空缺的位置。另外,对于有潜能的居民,可以同时加大对其的教育水平,政府需要有成人再教育的培训学习,使居民的学历有所提高的同时知识也在不断增加,这样,居民可以对于一些需要有知识的工作岗位竞争,而用头脑工作的工资水平一般高于体力工作,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使人参加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从而可以增加工资,政府需要举办一些而工资水平的提高会使居民有一定的资金去参保,从而达到参保人数的增加。
(二)适当调整起付线,政府适当给予补贴
一种保险的起付线高低会直接影响居民是否会能够得到保险待遇。目前西宁市的一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为250元,二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为350元,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为450元。由于居民在遇到一般感冒时的费用达不到上述要求,导致很多居民无法享受到保险的效益,建议政府可以适当的放宽保障的起征点或者增加一些优惠条件,例如,当居民们遇到的疾病是普通感冒,那么,在购买药品是时可以稍低于市场价格,低于的这部分市场价格由政府补助;而对于遇到重大疾病的居民来说,则需要及时并且足额的发放保险金,就此次调查而言,应调整一级定点机构起付线,应在100元左右比较合适,从而使得更多的居民减轻经济负担,真正感受保险所带来的好处。
(三)政府和医疗机构加大宣传力度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居民了解到该保险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从政府宣传这方面了解到的比例比较低,政府应该加大宣传,使居民深入了解该保险制度的方方面面――不定期进社区宣讲关于该保险的内容,定期在广场这样人流较大的地方开展关于该保险的活动,另外,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做专题节目,解决居民在参保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从以上几个渠道可以加大宣传力度,可以提高宣传面,从而可以使居民在遇到一些问题时可以找到提供帮助的地方,不再在遇到一些自身问题时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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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直至灭亡都是符合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其自身矛盾相互作用相互运动的结果。故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趋势中我们要从客观的事实和情况出发,运用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实物的方法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认识,最终找出其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和影响因素,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迅猛发展,在经济和科技的迅速进步下各国的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并为其今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系列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全球的经济联系使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2、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逐渐提高,资本的大量集中使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和控制逐渐加强。
3、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的科学技术迅速进步,资产阶级的国家出现了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资本的出现并且迅速发展壮大、失业现象持续增加,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意识逐渐强烈。
4、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权益越发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巩固和扩张,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在两极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为此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各个经济组织或利益集团的矛盾扩大。因此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无限扩大,这就造成了消费市场的秩序混乱,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引发社会动荡。
二、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步骤,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深入地把握其科学发展的依据和规律,这对正确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
1、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迅猛发展,这从根本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繁荣稳定的面貌,在市场条件的催生下又出现了产业结构的明确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垄断集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使得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垄断资本制的矛盾不断加剧。
2、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调整
当代资本主义根据当今的社会生产条件和技术进步的现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社会化,这样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就这些措施来看,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延伸
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日益趋向社会化,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上也更具深度,这就会推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对全球的资源配制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对此我们要深入把握住这种变化的实质和趋势,这对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1、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的股份制等各种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性问题。他们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2、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西方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施高福利的社会政策,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实施的。但从客观上来讲,这些措施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一定时期内经济的繁荣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得不到应有的维护。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的种种做法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对于真正提高劳动阶级的社会地位,改变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还是不可能的。
四、当代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物质方面对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一度出现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形式,这种种经济发展形式,或者是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矛盾的缓和做出了贡献,使得人们在短期内取得了经济上的富裕或者是就业等各方面的暂时性的保障。但是就长远来看,这些经济形式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不会同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相提并论。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时期,只有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将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种经济组织或者是经济机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共有,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方面占有比较明显地优势,根据这些特点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的稳定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讲,都必须发展经济和科技壮大社会主义力量。
五、结语
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就要用新时期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就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讲,还需要在现实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把握发展变化,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进行研究分析。在现阶段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时代主题不断变化的新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会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由于其本身内部矛盾的发展,它终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并为新的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一、希法亭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阐述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开宗明义“本书试图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试图将这些现象纳入始于配第而至马克思达到其最高形式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导致‘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讲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的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从这里我们看到,希法亭把垄断取代自由竞争和金融资本的形成看作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他通过对信用、股份公司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结合”的结论,垄断的出现则加速了这一过程,从而也使资本变成金融资本,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的统治因素。
信用使得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希法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银行由主要是支付中介向主要是将闲置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的中介演变,信用则由流通信用想资本信用倾斜,以及在资本信用内部,由流动资本信用向固定资本信用倾斜。由此,它与企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当银行仅仅是信用中介时,他只关心企业的暂时状况和支付能力,而当银行转到为产业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本时,它们之间“就由暂时的利害关系变为长远的利害关系;信用越大,特别是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越大和越持久。”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银行,银行也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顺应企业的要求。
作为金融资本得以产生的重要杠杆之一的股份制度,在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希法亭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观点,并加以发展,提出了“创业利润”的概念,对股份制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出,股票在发行时通常标有一定的票面额,即股票的票面值,而票面值的总数一般表明投入股份公司生产活动的实际资本量。但是,股票在市场上出售时,它的价格总是围绕着票面值波动,而且往往是高于票面值。希法亭认为,那种高于票面值的股票价格部分不是“欺诈”,而是一种“独特的经济范畴”,即创业利润。创业利润是股票两次资本化的产物,即股票继产业资本化之后又借贷资本化的结果。股票本来是没有价值的,但由于它是获得股息的凭证,所以便成为虚拟资本,也具有价值。假设交易所不存在,那么股票只是代表并等于实际投入的企业资本,是带来相当于平均利润的股息的虚拟产业资本,但由于交易所的存在,股票进一步成为可以通过出售而收回的虚拟借贷资本。
作为借贷资本,股票必须按平均利息率规律运动,即成为带来利息的资本。于是,原先按平均利润率规律运动时,股息中的企业主收入部分,便进一步按照利息率资本化为超过股票票面值的股票价格部分,即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的转化所形成的差额,由于这个差额通常由股份公司的创业者在发行股票时占有,表现为创业活动的盈利,所以叫作创业利润。但实际上,创业利润并不是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既不是利润,也不是利息,而是资本化的企业主收入这样一种特殊的虚拟资本。
希法亭进一步提出,巨额创业利润的诱惑使得银行产生对产业进一步渗透和控制的强烈冲动,银行资本更积极地渗入工业企业,以占有企业股票的方式与产业资本发生资本的结合,而它的不断积聚和集中所造成的强大实力,又使得它与产业在创业利润的争夺中占优势地位,往往不仅掌握了股票发行权,还垄断了新股份公司的创业活动。因此可以说,“金融资本是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希法亭认为垄断的出现,加速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的进程。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资本主义产业的发展引起了银行的集中,卡特尔化的本身也助长了银行的联合;卡特尔化也在银行和产业之间造成更密切的关系。因此,由于卡特尔化,银行和产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投于产业的资本的支配权也同时越来越落入银行之手。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他论述了金融资本的形成:“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企业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度上成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这个规定为后来列宁制订科学的金融资本范畴提供了一个起点。但是,希法亭没有把垄断看作资本主义新阶段最基本的特征,对金融资本的阐述和定义也没有把垄断摆在首要地位。
摘 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制度,从16世纪产生以来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五个世纪之久。尤其二战以后,尽管世界上一些国家已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部分,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但生存而且空前发展,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甚至占据全球发展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本质,资本主义终究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在肯定其积极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固有的矛盾和弊端始终存在的客观现实。
关键词:资本主义;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一、“两个必然”的坚定认识
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形态,所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剥削制度,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趋势同时增长。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指出:“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1]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私有规模不断壮大,社会化程度提高,他们的矛盾也会加深。这就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剥夺了。”[2]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曾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将处于一种量的积累或量变中的部分质变的发展状态,这表明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社会指标,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跟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
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两者的结合是少数具有组织大规模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又不依靠自身劳动来满足生产的资本家,以等价交换的方式从市场上找到那些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并把它们的劳动力作为商品购买回来,投入到生产中而实现的。所以,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它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基础。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被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所掩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进行的等价交换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掩盖下的内容和结果则是不平等交换。工人并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马克思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的。”[4]
三、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虽然资本主义有其本质的弊端,但其在历史发展中是具有进步作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强调,工业资本家战胜封建大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业战胜农业是历史的进步。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历史过程,任何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行动,都是徒劳的。
资本主义在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上曾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应了生产力的性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会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5]第二,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消除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和见解,确立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的新观念,科学文化的光明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统治黑暗时代。第三,资产阶级创立并开拓了国际市场,它迫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为了开拓世界商品销售市场和获得原料基地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抨击和谴责。但同时又辩证的看到这种侵略在客观上又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西方进步文明,尽管这对于被侵略国家和人民来说是极其痛苦和耻辱的。第四,资产阶级日甚一日的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造成了经济的集中,进而又带来了政治的集中。它摧毁了封建割据的壁垒,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各自有着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民族,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
四、社会主义应该理性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各个社会形态都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发挥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创造了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文明成果。这些成就必然为下一个社会形态所继承和借鉴,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因素。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后,要采取多种方式继承和运用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物化的生产力,充分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反映了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一般规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能一昧祛除。其中,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资产阶级用科学反对封建的迷信,并第一次引起了人类科学观念的更新,人类对客观世界产生了飞跃性的认识。资产阶级在科学上的革命也引起了技术上的革命。另外,资本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形式,虽然这种民主共和形式带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确实比封建专制度进步很多。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都要保留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成熟形式。
虽然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最后的一百年中,生产力具有明显加速度的发展的趋势。可见,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彻底用尽,那么我们认为的资本主义很快灭亡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社会形态。它将不可避免地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会过快过慢的发生着变化,正如量变引起质变,这种改变最终会达到极限,旧的社会形态灭亡,新的社会形态会随之产生,资本主义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着生产关系,即当代资本主义正一步一步迈向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为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8.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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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指创造和应用新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科技创新可以被分成三种类型: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现代科技引领科技创新的管理创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论文相关范文: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的发展。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的发展 全文如下: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我国农业有了快速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基本实现食物自给有余。目前,我国的农业已经呈现出由依靠政策向依靠科技、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趋势。我们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改革、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跃上新台阶。
当今世界,农业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农业对科技的需求也空前巨大。我国要在人均零点零六七公顷的耕地上解决十三亿人口的吃穿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以科学技术武装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解决我国农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将农业的发展从保证食物安全的单一目标转为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其效益的多重目标,在保证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同时,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都需要科学技术强有力的支持。
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要进行一次农业科技革命”,为我国农业指明了发展方向。科技创新将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进行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就一定能够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
十多年来,我国在依靠科技振兴农业、振兴农村经济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全国大部分的县(市)已开展“星火计划”,共实施了十万多个科技示范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十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加强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应用,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积极扶持农业科技产业的发展。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科技工作将围绕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业效益、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国际竞争力,重点组织实施作物良种物质行动、促进种植业结构调整等“十大科技行动”;从农业的基础研究、农业高新技术、农业资源环境、农业基础生物学与生物高技术,到农业新材料、农业信息技术到区域农业综合开发,组织科技队伍着重解决上百项重大关键技术;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基地,国家级农业重点实验室、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科技园区和区域性农业研究开发中心;并培育一批农业科技企业,造就一支懂科技、善管理的科技型企业家队伍,建立队伍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积极开展农业标准化工作,培育农业技术市场,建立优质高效的农产品示范基地。
以科技创新推进农业发展,一方面需要以现代信息技术、科学技术装备、改造传统农业,并造就出一代能运用科学技术经营和管理农业的新农民;另一方面,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科技创新体系。通过创新机构、创新基地、创新机制、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的建设,建立起新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一支宏大的、高效精干的、富于创新精神的农业科技队伍,使之更好地担负起科技支撑的重任,把农业发展不断推向新高度。
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以科技创新支持农业的发展,更需要做大量、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实际工作中,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原则,又做到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加强领导,善于引导,通过典型示范和科学普及的方式,引导农民自愿地学科技、用科技。防止一哄而起、一窝蜂、一刀切,强迫农民用“科技”;杜绝一些人好大喜功,假科技之名,搞“面子工程”;更要防止某些人借科技以营私,败坏科技的名声。这样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的农业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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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交流与撞击互动的新境界。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也向全球发展,并向各个层次展现的更加清晰。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日益交织与融合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摩擦与竞争的过程,既存在日益密切的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矛盾与冲突。
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分布,着重表现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现在跨国公司把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配置起来,实行国际生产分工和协作。而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几乎和在一个国家内一样方便和可行。从资源的配置、使用到生产的组织和销售,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这在许多具有较大程度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领域,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向全球拓展,使生产的社会化变为全球化的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度全球性拓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在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资本关系社会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国际范围之内。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成。跨国公司这种占有形式也造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的对立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并且日趋尖锐和复杂。
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同时随着国家垄断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全球拓展,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化。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成为国际间的商品、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主要参与和载体。
生产的国际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受国家地域限制的前提,由此冲击到了传统的国家调控机制:资本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超越了传统国家政府的控制范围,因此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些生产因素。其活动基本处在场所基本处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以追求全球范围内最高利润为最终目的。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而由于跨国公司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所以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十分迅猛,一旦产品在市场上过剩,其影响往往波及一系列的国家和地区,引发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或危机。
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必然造成资本生产无限扩大与有限的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增值关系全球化,资本的生产必然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资本生产的扩张却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制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市场的消费力既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分配关系,一方面使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消费力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大资本生产规模的限制。
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另一新的矛盾是无限追逐利润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荒漠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危及全球的环境污染具有畸形性、片面性。
它带来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环境的污染等文明效应,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平衡。同时全球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的扩大化,环境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生态文明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类文明的根基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个新的矛盾形式。
就国内来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破坏了战后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的平衡和妥协,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造成了社会结构层面上日益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资本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它不仅能够摆脱国家的原有支持,而且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国家不得不屈从于全球化中资本的压力。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了留住资本而降低税率,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减少成本,出台优惠政策。
经济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冲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向世界强制性推行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与争取世界实现真正民主化的矛盾和斗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去改造发展中国家,对于俯首听命的国家施以经济援助予以鼓励,对于不服从他们意志的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
从文化方面来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文化普遍性口号下力图取消文化多样性,试图将弱势民族及其文化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相同的消费主义模式”。
经济全球化也未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既依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矛盾目前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展现出来。在贸易领域,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开发程度存在差异,且这些因素又处在不断变动中,因而导致相互之间的贸易失衡,常常引发贸易摩擦和“贸易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空间,即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使资本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也会减少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尽管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没有达到极限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这种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确实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发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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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定义文化:“文化是风俗、习惯、特别是舆论”。“企业文化则是所有团队成员共享并传承给新成员的一套价值观、共同愿景、使命及思维方式。它代表了组织中被广泛接受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建设企业文化,实际上就是要重新审视企业所遵循的价值观体系,根据长远发展战略重新建立起一套可以共享传承,可以促进并保持企业正常运做以及长足发展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发展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发展全文如下:
1.1弱化了思想政治工作地位。在现有体制下,企业为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工作的积极作用,认为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作用不大,可有可无,从而弱化了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应有的地位。同时,企业职工认为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作用发挥不明显,仅起摆设作用,属于“花架子”、“挡箭牌”。
1.2思想政治工作力度不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部门认为企业强调安全生产,实行目标管理,而工作表现好坏和经济考核指标完全能够反映这一点。这就致使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不强,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缺乏人文关怀,缺乏换位思考,片面强调上下关系,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命令指示多,从而使企业员工产生较大的抵触情绪。
1.3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与时俱进。企业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建立的管理模式、运行体系、分配方式以及其他制度,使企业员工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逐渐多元化、多样化和时代化。由于原有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创新,不能紧跟发展要求,致使工作方式简单,工作针对性差而流于形式,企业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企业团队精神、奉献精神、拼搏精神、创新精神、服务精神不强。
2.1是增强施工企业效益,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需要。
在激烈的施工市场竞争中,每一个施工企业要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关键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施工企业市场的无残酷竞争,就必然要求施工企业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内强素质就要求施工企业加强企业的管理,提高施工企业的管理水平,实现施工企业自愿的最优配置,增加施工企业的创新精神,实现施工企业在技术上的自我创新、机制体制的创新,提高施工服务水平,降低施工成本,这些都是施工企业形象的根基。同时,施工企业是施工服务性企业,赢得市场的关键就是赢得消费者也就是业主认同。一个有着好的企业文化的施工企业,在实际生产经营中,必然把企业文化灌输到各个角落中去,加强对各个层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大培训、培养和教育宣传的力度,提高施工企业各个员工层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必定能在各个业主前树立良好的施工企业形象,为进一步中标获得加分。
2.2是充分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及主观能动性的需要。
企业是一个由包括员工在内的各种资源的有机组合,施工企业更是如此。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为主渠道,搞好施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员工首先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进而提高文化素养及专业素养,达到综合素质提高的目的。员工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才能提高施工企业的施工管理水平、施工工法水平以及安全管理水平。同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与自己之间的关系。通过深刻领会施工企业的文化,并在实际工程施工过程中加以运用,更能激发施工企业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3是施工企业深化体制改革的保障。
在激烈的施工市场竞争中,施工企业要想赢得主动,掌握经营的主动权,就必须进行体制改革,任何坐吃山空、不思进取的观念和做法,都将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在施工企业的体制改革过程中,只有树立起企业精神及企业文化的大旗,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每个员工的心中去,才能够消除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阻力,改革越深入,越要求施工企业的政工工作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施工企业的管理者和广大员工充分认识到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统一思想和认识,使他们都成为企业改革的拥护者和支持者。
3.1注重企业的精神培养
企业精神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柱,是企业全体员工应具有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境界。企业要生存、发展、壮大,必须注重培养企业精神。精神动力的有无和强弱,对一个人、一个单位工作的兴衰成败,有着不容低估的重大影响。人是企业最活跃的因素,只有把人的思想真正统一到企业的发展目标上,才是最大的根本。作为企业经营者和企业领导,只有大力培养和塑造具有独特风格的企业精神,把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精神结合起来,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将企业精神变成全体员工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指南,把服务人民,奉献社会转化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增强员工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企业追求和群体意识,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2推行民主管理的企业制度
充分发挥党团及工会组织的职能作用,推行民主管理,实现组织创新。通过民主管理,积极培养职工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使人才的自我价值与企业发展紧紧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力量,使他们真正成为企业内部为职工说话、为职工办实事的“职工之家”,成为能够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决策和在员工中有威信的组织,开辟民主管理的有效渠道,发扬民主作风,不专权独行,能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和见。
3.3致力于提高企业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必须为提高员工的素质和参与管理的能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要鼓励员工将实现自己的理想同企业的发展振兴联系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活动,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质,进而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因此,认真抓好员工的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不仅是创建企业文化的需要,也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同时,必须加强对员工进行企业形象教育,宣传企业品牌,播扬企业信誉,塑造企业形象,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
3.4抓好企业环境建设
企业环境建设包括民主平等和谐向上的政治环境,文明安全的工作环境,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企业环境建设对企业员工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企业形象的塑造和增强企业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企业环境建设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文体娱乐活动,通过开展音乐、舞蹈、摄影、征文、演讲和体育竞赛等群众性文体活动,让职工在紧张工作之余,在自我参与,自娱自乐之中,得到情趣熏陶和精神享受;二是福利性活动,给职工送温暖,解决生活困难,慰问伤病号等;三是技术性活动,通过岗位竞赛、技术比武等促进职工敬业爱岗;四是思想性活动,通过参观访问,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和时事形势教育,通过谈心活动进行思想教育。通过开展这些活动,真正体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爱护人,从而凝聚人心。
总之,无论是企业文化建设,还是企业的思想工作,人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主体,重视人的作用是企业文化建设胜利和企业思政工作取得一定成果的有效保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企业思政工作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同为企业的进步和发展所服务,为企业赢取竞争打下良好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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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就当代经济而言,发展的含义相当丰富复杂。发展总是与发达、与工业化、与现代化、与增长之间交替使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要:面对中国的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升,需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考查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发现美国和日本都具备人力资本快速积累、重视工业技术、政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或制定产业政策等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且工资上涨等特点。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已经具备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关键词:劳动力素质;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产业结构;产业升级。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面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当劳动力素质提高到某个特定阶段时,会为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作出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本文考查了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希望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以第 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劳动力素质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情景分析,推算了 2010—2030年中国劳动力素质发展的情况①,发现 2010年中国 25岁及以上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5年,接近于美国 1945年的水平,约相当于日本 1968年的水平;到 2020年,中国的这一指标为 93,大约与美国 1951年的水平、日本 1975年的水平相当;到 2030年,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年,大约与美国 1965年的水平、日本 1983年的水平相当。因此,本文重点考查了美国和日本在上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并归纳出其主要特点,希望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引。
考察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出现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2)工业技术研究得到快速发展;(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4)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到了 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联邦政府的管理和社会保障都得到了加强;(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美国经济社会的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一)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
进入 20世纪后,美国的人力资本都处于加速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划分为 2个阶段:1910—1940年由于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初步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阶段始于 1970年,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进一步大大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高潮。
(1)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20世纪初,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的财富同时也体现在它的人民身上,只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才有可能掌握和应用新技术。1910—1940年,美国中等教育开始加速发展,中等教育入学率快速增长,高中的学校数量以及规模都大幅提高。这段时期,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数开始激增。1870年,美国 17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每 100人中仅有 2人为高中毕业,1940年则达到了 508人。从 每 10年 的 增 长 速 度 来 看,1910—1920年为初步加速阶段,增长了 8%;1920—1030年的增长速度仍然不断提高,10年间增长了 122%;1930—1940年达到了发展速度的顶峰,10年 间 增 长 了 215% (SnyderT D,1993)[1]。到1940年,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295%①。正是由于高中教育的发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长,在 1886—1890年和 1926—1930年这两个阶段的人群中,男性平均在校学习时间由 756年上升至 1146年(EngermanSL,GalfmanRE,2008)[2]15,使得美国的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出现了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进步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幅增长贡献巨大。中学教育普及能够解释 40~44岁的男性 1930—1970年总教育进步的 70%。
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大学教育在 19世纪末的美国仍然比较稀罕。1869—1870年,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仅有 1人,1879—1880年增加到 54人,1889—1890年也还不到 150人(SnyderTD,1993)[1]。1910年,美国 23岁的居民中只有 2%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的专业资格学位)(EngermanSL,GalfmanRE,2008)[2]。在中等教育发展加速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主要是在 1929年之后。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增加明显,从1870年的563家增加到1930年的1409家(见图 1)。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也出现较大增长:1929—1930年,获得本科学士学位的人数达 122万人,是 1870年的 13倍;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达 15万人,是 1880年的 17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为 2299人,是 1880年的 43倍(见图 2)。
(2)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高潮。美国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的第二个高潮始于 1970年,这与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相对应。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的大量人口进入大学,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1970年,博士学位获得者急增至约3万人,是 1940年的 9倍;硕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了约 21万人,是 1940年的 8倍;学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约 79万人,是 1940年的 4倍(见图 2)。由于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美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也随之出现大幅增长。1970年,在 2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受到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约有 232万,占同龄总人口的比重达21%;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从 1940年的86年增加到 1970年的 122年(见图 3)。
2工业技术研究快速发展。
美国 20世纪 40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业技术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工业的竞争优势。
(1)政策组合对工业研究的促进。工业研究的发展是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制造业重建计划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期,美国许多大型公司内部都建立起工业研究机构,它们既重视新技术的发明,同时也很关注来自公司外部的技术研究成果。
工业研究兴起得益于美国一系列政策的组合。
首先,20世纪早期出台的反托拉斯政策对工业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些政策的本意并非主要在此。反托拉斯政策反对公司横向兼并,反对大型公司对单个产业的控制,从而迫使大企业只能向其他产业延伸进行多元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重视工业的研究,或者是进行自主的工艺创新、或者是通过向外购买新技术才能获得优势。例如,柯达公司、杜邦公司等都采用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因此,1921—1946年间,美国从事研究开发职业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
其次,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管理,提升了专利局的地位,增加了专利检查的人数;修改了专利权法,扩大了专利保护的范围,同时对专利权的有效期进行了限制。这些措施成为促进企业加强工业研究的动力:一方面,企业能够放心地进行技术创新研究而不用担心其成果会被其他企业盗用从而减少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企业必须持续地进行技术研究以应对关键专利到期后产生的竞争。
(2)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加强。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工业研究得到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助力。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这主要是得益于以下 2方面因素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州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使得公立大学愿意加强与工业组织之间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为本地区创造经济利益。20世纪 30年代,州政府对大学的研究资助超过了联邦政府,这与二战后的情况有较大区别。这也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得到快速扩张,而教育活动的扩张也使得大学研究与工业研究的联系更为密切。在 1940年以前,就有许多美国的大学成立研究中心来跟踪工业实验室的技术发展。
另一方面,大型工业企业也开始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资助,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更注意工业企业的研究需求并开展与其相吻合的研究。例如,杜邦公司在 20世纪 20~30年代向美国多所大学的学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资助,相应地也得到了这些大学对其研究的帮助和建议。20世纪初,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话电报公司等多家公司开始为麻省理工学院提供长期的资助,该学院在1913成立了电子工程研究专业,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与欧洲相比,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设计和研究项目也更贴近工业和商业实践的需要。
可以说,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才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工业技术研究的能力。
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
作为经济大萧条后政府的应对政策,为了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美国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34年,罗斯福政府成立了经济保险委员会,1935年提出《社会保险法令》,经 1939年和后来的修正案后提出推行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并最终在 1942年正式实行,开始支付退休金。
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 3大方面:一是失业保险,保险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并强制要求企业交纳失业保险税。二是养老保险,要求除了政府、教育等机构外,收入在 6000美元以下的雇员都必须参加,资金由雇员和雇主双方共同支付,年满 65周岁的居民就可以领取社会养老金。三是失业救济、医疗补助、住宅保险、教育保险以及特别针对黑人和退役军人的教育支持等社会福利。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网不仅对促进美国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美国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重大。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其自身而言意义重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仍然可以从美国的社会保障建设中吸取经验: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撑。因为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投资来完成,而是需要投资与最终消费的相互均衡促进。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部分居民的消费便会由于预防动机、收入增长相对较慢或失业带来的收入停滞而受到较大限制,并最终制约经济的发展而只能通过危机的形式来寻找解决。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目前所面临的社会保障建设形势更为严峻,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都亟待解决。美国在 20世纪 4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开始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给予中国的启示并不是如何建设这一体系,而是应该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
4工人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
20世纪 30~40年代,美国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一系列政策的促进和工人运动的努力使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提高,劳动工时缩短。为了促进美国尽快走出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一项是1933年通过的《工业复兴法》。在该法案中,首次要求雇员与雇主一起就劳动时间、工资等问题进行协商,加强了雇佣合同对雇主的约束,并要求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同时,该法案还允许工资急速上涨。《工业复兴法》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提高了美国工人的权利,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关注自身的权利并通过罢工和组织工会等形式来维护权利。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美国又颁布了《国家劳工关系法》,提高了工会的地位并将集体谈判放在了中心地位。1938年,美国又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对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进行了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工人的工资出现了较快增长。以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为例,1900—1929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143%,而 1948—1973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235%。以制造业雇员的平均周总收入为例,美国工人在 20世纪 40年代初至 50年代初期的工资增长是非常快的,尤其是 1941—1944年,年增长率都达到了 17%以上(见表 1)。工资的提高最终促使美国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美国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工资的提高,一方面当然与工人运动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普遍认识到,人数巨大的劳动者群体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美国的消费能力、实现美国的经济繁荣,过大的收入差距会扩大社会消费水平与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爆发经济危机。这一点,即便对现在的中国也很有警示意义。
(二)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才出现衰退的趋势。在美国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以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却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稳定的出口增长。有研究表明,这种竞争力的来源主要在于从人均水平来看,美国在对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的教育培训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教育经费投入和入学率都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在 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在小学、中学、技术学校和大学等领域的教育质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 1960年,美国成年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也依然比西北欧国家的高(DenisonE,1967)[28]。人均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是美国获得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在 20世纪 80年代出现下降趋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教育质量的下降。美国 1980年的教育水平比 1967年下滑了 125个年级(BishopJH,1989),因而对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联邦政府管理和社会保障的加强。
到 20世纪 60年代,美国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肯尼迪政府(1961—1963)希望通过进一步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为老年人口提供医疗救助、增加对内陆城市的支持、增加教育投资等。虽然许多提议在当时未得到通过,但却在下一届政府执政时期得到 实 现。约 翰 逊 政 府 (1963—1969)提出要建设“大社会”(greatsociety),让更多的居民分享美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政府成功实施了许多新项目,如医疗救助、给贫民发放食物券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倡议(如为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补助等)。
这些项目也使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幅增长。例如,医疗保险的财政支出从 1966年的 10万美元不断快速增长,1970年就达到 62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从 007% 增长到314%。1980年,医疗保险的支出增加至 321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543%。除了医疗保险外,美国其他的社会保障支出也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快速增加。1950年,美国社会保障支出仅8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 188%。到1960年,社会保障支出已达到 116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至 1258%;1970年,该项支出达 303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 1549%(见图 4)。由于各项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再次出现并不断扩大,从 1960年的结余 30万美元,变成 1970年的赤字 280万美元,1980年则进一步上升至 738万美元(见图 5)。财政赤字的扩大也说明联邦政府的干预在不断加强。
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
20世纪 60年代,联邦政府管理的加强还体现在对美国大学的作用与影响上,促使美国大学的研究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度增长,大学的研究经费巨幅激增。1935—1936年,大学研究经费仅有约 5亿美元,1960年则超过了 24亿美元,从而支持了许多项目的研究,使美国的主要大学成为世界性的研究中心,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美国大学公共经费的来源结构在 20世纪 60年代出现了较大改变。不同于 20世纪 40年代以州政府为主的经费来源结构,战后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增加,成为大学公共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联邦政府的投入增加,使企业对大学的研究资助相对下降。
1953年,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中有 11%来自私人企业,1960年则只有 55%。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还通过其他手段来促进大学研究的发展。例如,要求学校加强研究与教学之间的结合,提高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在欧洲和日本,很多研究是由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来完成的,而在美国许多项目的研究都在大学中开展。
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得到极大加强,对工业的作用更加明显,使美国的许多产业如商用机器、计算机、飞机、化工产品、医药制造等获得了以技术和创新为基础的强大竞争力。
该阶段美国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加强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第一,美国大学的研究能力已经非常突出。作为综合性的研究研究机构,加之美国大学一贯注重与企业的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使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十分注重创新性。第二,美国的大型企业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加强了原有工业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强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贝尔实验室等都建立起了大学式的研究体系。这使美国企业的创新变得更为容易。
除了研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外,工艺创新(processinnovation)在这个阶段也显得十分重要。如杜邦公司、默克制药等企业都是通过工艺创新获得了产品上的新突破,为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和强大的竞争优势。
在这个阶段,研究与工艺创新的相互结合对美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了美国工业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经济的扩张,而工艺创新则使得对经济规模的追求成为动态的长期过程[2]。
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由于制造业的集聚而形成了许多大都市。然而,到了 20世纪 30~40年代,随着城市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交通技术的进步,制造业开始出现在都市周边地带分散化发展的趋势。例如,由于飞机制造公司在洛杉矶的集中,吸引了大量的辅助性企业在洛杉矶县投资设厂。另外,还有船舶公司在郊区里士满设立的造船厂等。此后,制造业在大都市郊区分散的趋势不断加快。1940年,美国的郊区工业园区只有 35个,到了 20世纪70年 代 初,则 达 到 了 2500多 个。(孙 群 郎,2005)[4]45。
随着工业迁移,郊区的就业人数快速增加。
1947—1972年,人口超过 100万的都市地区流失了 88万个制造业岗位,与此同时,其郊区则增加了 250万个岗位。1958—1967年,大都市区的就业年增长率为 18%,中心城区仅为 07%,而郊区的增长率却高达31%(BirchDL,1975)[5]。
早在 1963年,在中等规模的标准都市统计地区(SMSAs)中,超过一半的制造业与零售业就业是位于郊区的[2]26。制造业的分散也带来了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幅超过了中心城区和大都市。1940—195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347%,比中心城区高出 208%,比大都市高出 129%。1950—196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486%,比中心城区高出 379%,比大都市高出 222%。
美国工业分散和郊区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都市的土地等各种资源总是有限的,当工业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城市越来越拥挤等因素的影响,集中所产生的成本就会高于集聚带来的收益,制造业就会向大城市的周边郊区地带分散。第二,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有效地缩短了郊区与大都市之间的距离,减少了生产和生活外迁的成本。二战后,美国对公路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1944年,联邦政府开始资助城市道路的建设。在此带动下,各州政府也大力扶持公路的建设,使美国的公路里程迅速增长,从 1930年的69万英里增加到 1960年的 256万英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公路交错纵横,大量的环城公路和辐射公路改善了城郊间的交通状况。第三,郊区的住房价格相对便宜,而且美国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居民在郊区置业,越来越多的居民趋向于在郊区定居。例如,通过设置住房抵押贷款的条件等鼓励居民在郊区购买住房。由于政府的鼓励,1950—1970年大都市新增住宅 2100万套,只有约 33%位于中心城区,余下将近 1400万套都建设在郊区①。
根据劳动力的平均素质水平来看,中国从现在到 2030年这一阶段,基本对应于日本 1968—1983年的阶段。这一阶段对日本经济而言意义重大,是日本在二战后进入高速增长并随之进入稳定增长的时期。日本在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初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 20世纪 70年代后,由于石油危机和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经历了短暂的经济下滑,随后又再次迅速恢复稳定增长,甚至在 1981—198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所受影响也不大。这与日本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形成的产业升级和企业、劳动力素质提升是密不可分的。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职业培训作用巨大。
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是日本的人力资本高速积累的阶段。从 20世纪 50年代至70年代,在日本的新增劳动力中仅中学毕业的人数持续大幅度减少,从 1955年的 63万人下降至1975年的 6万人,中学毕业生占新增就业人口的比例也从 600%下降至仅 61%。取而代之的是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及以上毕业生的持续增长。高中毕业生从 1955年的 33万人增加至 1970年的80万人,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也从 314%上升至620%。1970年,高中毕业生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顶峰。大学及以上毕业生从 1955年的 9万人持续增长至 1975年的 35万人,其在新增劳动力中的比例也从 86%提升至 354%。观察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大学教育效果提升最快的阶段是在 20世纪 70年代,1955—1960年,大学毕业生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仅提高了 05%,而 1965—1970年 则 提 高 了 96%,1970—1975年更是提高了 137%。因此,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劳动力学历加速提高的阶段(见表 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出现了劳动力快速高学历化的现象,但其国内有研究认为,学校教育本身并未对提高实际劳动生产率有较大促进作用,而是在甄别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安场保吉、猪木武德,1997)[6]12。而此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日本的职业培训对提升生产率的作用更明显。
日本的职业培训具有较扎实的法律基础。日本政府曾多次制定和修改法律来保证劳动者能够得到较好的职业培训。日本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就通过《劳动基本法》、《职业安定法》等法律保证劳动者获得职业培训的权利,并规定了失业人员必须通过职业培训才能再就业。20世纪 50年代,日本又制定了《技能养成规定》和《职业训练法》,对公共职业训练和民间企业的职业培训都作出了规定。20世纪 60年代,日本在劳动省下设立职业能力开发局,对职业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
日本的职业培训体系包括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内部的在岗培训等方式。日本从 20世纪 50年代起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包括多种培训机构在内的多层次的职业培训体系。日本的培训机构大致可以根据管理部门的不同划分为 3大类:
第一类是由各个都、道、府、县等各级政府设置的职业培训机构,一般是对求职者进行基础的技能训练。第二类是由雇佣事业促进团直接管理的职业培训机构,包括针对各培训所培训师的中央培训大学,针对高级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职业培训短期大学,针对初中毕业生的综合高等职业训练学校,针对在职劳动者的以短期培训为主的技术开发中心。
培训机构主要是对劳动者进行脱岗培训,除此以外,日本的大型企业通常会对劳动者实施根据具体岗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在岗培训方式(ontheJobtraining)。一般来说,当企业招聘了大学毕业生作为新员工之后,由学校教育产生的大学毕业生与企业自身需要的员工之间不会存在完全的技能吻合,两者之间的差距需要通过企业的在岗培训来消除。企业中会有指定的上级或者老员工对新员工在工作现场中进行有计划的、持续性的指导,从而使新员工能够快速掌握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缩短变成一名熟练员工的时间。
日本的在岗培训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是会持续好几年,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设计、实施、检查等各个环节都有监督。在岗培训实质上是由企业承担了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培训的成本,从而解决了由学校教育出来的毕业生不能完全满足企业需求的问题。当然,日本企业能够普遍推广在岗培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雇佣方式以终生雇佣制为主,企业不用担心培养的员工会大量流失从而无法弥补培训成本。
2、走上技术立国之路。
(1)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日本一直非常重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 20世纪 5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美欧相比还比较落后,这一阶段日本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实现追赶。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使得日本在技术引进方面获得了很多便利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非常注意让各大企业都有接近外国技术的均等的机会,从而在企业间形成良好的竞争。另外,日本在技术引进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主要依靠购买技术本身(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等)而不是通过购买机器来实现技术的引进(冯昭奎,1996)[7],从而能够对技术有更好的掌握。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日本只使用了很短的时间和相对较低的成本就缩短了与欧美的技术差距。1949—1970年,日本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只有 57亿美元,而这些技术在原产国的研发费用则高达 1800~2000亿美元,而且研究时间至少为日本引进消化时间的5倍(李健民,2009)[8]。
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日本不仅重视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同时还强调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开发的结合,对引进的技术不断进行改良和提高,形成自己的特色技术。例如,在钢铁产业中,日本就从美国、苏联、德国等多个国家同时引进不同的先进技术并对之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开发出新的技术并超过了原技术引进国的水平。
到 20世纪 8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欧美日益接近,而且由于日本与欧美国家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加了,因此,日本在这一阶段更加强调培养科技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的《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提出,要走“技术立国”之路。日本开始从以技术引进和模仿为主转向技术的独立研发。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首先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其研究费总额在 20世纪 70年代超过欧洲各国,1984年超过苏联,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翟薇,2012)[9]。1980年,日本的研究经费投入增长至少46838亿日元,是1960年的254倍,研究经费投入占 GNP的比重接近 2%(许艳华,2011)[10]。
(2)政府及其所属研究机构的推进作用。在技术创新和研究上,日本政府及其所属的研究机构也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通产省在 1965年设立了“大型工业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产业构造的高度化,强化国际竞争力,合理开发天然资源,防止工业公害,紧急且必要的先导型、扩散型大型工业技术等方面的研究。1981年,通产省又设立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也是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对 10年后产业发展必要的、涉及效果大、应用范围广的基础性技术”的研究以及包括“新材料、生物技术、新技能因子”等领域的研究(刘海波,1997)[11]。另外,政府的研究开发机构还承担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包括新技术的理论研究、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提、产业的基础性和共用性技术开发、产业的技术计量标准等。
3、政府积极参与对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引导。
在日本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起到了积极引导和多方面大力扶持的作用。在日本的历次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都非常明确,这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日本政府一般是每 10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和相应的产业政策进行一次调整。
在 20世纪 6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服务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缩小与欧美的经济差距。
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重化学工业化上,如钢铁、炼油、石化、机械、电力、煤炭等,主导产业的特征是以出口为导向且具有技术先导地位。这一阶段日本颁布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产业扶持政策,以此为基础推进了机械工业的专业化、批量化生产。
在这个阶段,通产省通过“行政指导”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并,以此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大。
20世纪 7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开始显现,政府与民众都越来越关注能源、工业公害等问题,而且,由于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节能和新能源的开发被纳入日程。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导便转向了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变。1971年的《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提出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1976年的《产业结构长期构想》也明确提出降低重工业的增速、提升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这一阶段,日本选择了电子计算机、产业机器人、通信机械、集成电路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发展产业。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产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从 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多项意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例如,1971年颁布了《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并随后制定了“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日光计划)”、“医疗福利机械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省能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月光计划)”等一系列产业技术政策,以促进日本的产业向技术高端推进。
20世纪 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目标,把发展独创性的科学技术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技术的自主开发上,强调加快发展包括电子、生物工程、产业机器人、新材料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和《产业结构长期设想》还特别提出要从资源和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向省能型产业转变。同时,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重要地区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官民合作共同研究制度”、“完善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的研究开发体制”、“国际共同研究合作制度”
等一系列的产业技术政策。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向高尖技术的转移,日本政府还针对受扶持的高技术产业实行税收优惠制度和特别折旧制度,并要求日本的金融机构向基础产业和高新产业提供重点贷款,如日本开发银行为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开发和完善加强研究设施的民间企业提供 15年以内的长期低息贷款。
4、工人经济斗争的加强。
二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主要是经济斗争,以“春季斗争”为表现形式,兴起于 20世纪 50年代。“春季斗争”是指全日本各行业的工会联合起来,在每年的 2月份或者 3月份进行要求提高新年度工资水平的工人运动。进入 20世纪 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日本的工人对于提高工资也有了更高的要求。1963年,“春斗委员会”提出日本工人也要享有与欧洲相同的工资水平的目标,并通过罢工的形式要求工资增长必须以上一年的实际工资作为基础。至此,不断蓬勃发展的工人经济斗争得到了加强,至1972年参加“春季斗争”的工人超过了 900万人。
“春季斗争”给日本工人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巨大的。1964—1975年,“春季斗争”使工人的名义工资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即便是从实际工资的增长来看,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初期也大多数都在 8%左右,1972年还达到了 11%(见表 3)[12]。工人经济斗争强化的客观结果是导致了大部分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从而使消费需求一直保持一个较为旺盛的状态,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结合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在与中国当前劳动力素质水平相当的阶段,美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劳动报酬增加的情况,这对中国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当劳动力素质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之后,劳动力价值也必然相应地提高。这个阶段正是美国与日本经济增长较快的阶段,其中劳动力收入提高带来消费需求增加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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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市场经济就必须得到保障和巩固,而国家的法制化则是实现这项要求的必要条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社会主义法理国家的建设已势在必行。学术界普遍存在两种法制建设的途径,一是照搬西方法制国家的模式,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实情,建设中国式法治。但是众所周知,西方法制模式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根据其发展道路可以得出,西方法制模式就是资本主义法治,这明显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符,即使实现后的目标多么诱人,也不适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行。因此,第二种方式才是真正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推行路径。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对于人类历史是以此空前的挑战和探索。这种制度性的探索,必须要求法学予以配合和保证。而这种法学必须有揭示规律的宏大叙事,从客观方面讲,即只有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担此重任。马克思主义法学是社会主义法治实现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法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深刻地分析了社会各方面的现象,科学地阐述了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指导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它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方向的准确性和方法的科学性,而且原理具有相当高的准确性。这就意味着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时它是最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方向上具有相当高的契合性,她们都已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并法治建设作为核心论述目标,因此,被普遍认可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法学意识。但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仍无法为法制建设提供切实方案,因此,本着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法学必须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跟随时代的步伐。
虽然马克思主义法学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但是从与具体事实结合的方面来看,它还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根据成熟的法学派特点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产生时并未完全成熟,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形成过程中,并未出现以专著的形式对法进行阐述的逻辑,因此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学地位,除此之外,除了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法学进行的粗线化的阐述外,缺少了对一些法学理性的细节化描述,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思维的跳跃性,使大多数人难以与作家的思维跨度同步。事物没有十全十美,马克思法学也不例外,从诞生至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命题和原理都未被明确清晰地总结,这就导致其缺少明确的方向指导,也不能形成法学的基本思维链,也因此无法在对中国法学的指导方面产生作用。
总之,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围绕无产阶级革命而展开,导致了其具有片面性,过于强调和在意阶级斗争,而忽略了社会的作用,这就时人们片面地误解马克思主义法学只为阶级斗争而服务。基于这些原因,马克思主义法学始终无法真正的发展起来,因此,需要提供有效地方案,使其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而它的发展动力也随之慢慢地呈现出来。
首先,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有相对应的法治。尤其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实行法治已迫在眉睫。否则市场经济就会因为缺少相应地规则保障而无法进行。因此,要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就必须尽快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
其次,根据目前的形势,马克思主义法学已产生了局限性,因此,必须尽快拓宽思路,使马克思主义法学尽快发展。如果能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道路,那么马克思主义法学还有后续发展的可能性,若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不能较快发展,那么,在与其他法学的比较之中,就会很快失去发展的先机。
再次,社会的不断发展要求法学能够为其提供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以唯物史观为主要理论基础,能够更加直观的面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但是由于法学角度的不同,终究会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同,因此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向前发展,也使社会的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是以社会需要作为前提的。而当代中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注定中国发展不能仿制其他社会的既有模式,中国必须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状况的道路,寻找符合自身条件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法学必须得到发展。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法学在视野和内容方面能够满足要求这也是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前提。同时,马克思主义法学还需要既有积累的持续发展。许多学者已经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先期探索,并使其形成了基本的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法学之所以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持续发展,还是归功于它的内在科学性,这是其他法学所不能比拟的。
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实践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法学必须时刻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以自身的观点和方法为法治建设提供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法学应时刻保持法学反思,并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各类法学问题,这样,才能才法治进程的实现中获得真正的发展。
对法学现象的细节论证,是人类所特有的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一般体系,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概念论述。根据学科概念系统,马克思主义法学应由法律中心圆、国家意志、法律母板构成三大核心范畴。并由此推出其他主干理论概念和各种相应地必要范畴。
基本命题是支撑法学的必要因素,他们可以简练地表达出相关的思想,最终构成基本框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而言,虽然其某些命题已被反复论述,但是仍然缺少集中的论证。因此,要发展马克斯主义法学,就必须厘清基本的命题:经济决定法律、政治生产法律、法律的阶级分析、法律的附随性、法律的能动性和普适性、法律的民族性、法律的进化和基本形态等等。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地法学框架。
“唯物”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根本特征,也是其科学性的主旨来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法学也进入唯物法学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而言,在具备基本范畴和原理的前提下,只有升华为“唯物法学”,才能使其真正的成为其他法学的科学法学,才能发挥自己真正的价值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法学有与具有天生的科学性,同时通过与时代法律实践相结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受限,所以它仍然处在待发展阶段。由于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建设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法学必定会展现出自己特有的科学基因,来真正的给予中国法制有力的支持,同时实现自身的升华。但是这个过程还需要通过众多有志之士来结合法学实践并进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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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战略即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全局性、决定性、长远性的有关农业发展重大问题的筹划与决策。通常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战略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在实际应用中农业发展战略就是农业发展的长期规划。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加强协同创新,推动现代农业科技发展途径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加强协同创新,推动现代农业科技发展途径探讨全文如下:
近年来,我国在超级稻、转基因抗虫棉、矮败小麦、禽流感疫苗等方面取得了一批世界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农业科技在保障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支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防控重大动植物疫病虫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53.5%,成为驱动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一要素。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农业科技研发手段应进行从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以及从单项技术研发向生物、工程、信息等多学科技术集成创新的转变,研究内容应从重点关注生产环节技术向全面关注农业全产业链技术转变。
2011年4月,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里,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出发点,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他指出,“政、产、学、研、用”各主体都要瞄准世界一流,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资源共享,开展协同创新[1]。
“协同”一词最早由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确立,并定义为一门关于“各类系统的各部分之间互相协作,结果整个系统形成一些微观个体层次不存在的新结构和特征”的学问”。“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
协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其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和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系统叠加的非线性效用[2]。
农业科研单位协同创新目前主要依赖于政府的引导和机制安排,以产学研协作、高校院所协作及产业链协同创新三种组织形式,通过联合攻关项目、联合申报重大科技成果、联合建设科研平台和科技园区,以及培养人才等方式,促进涉农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科学定位,合理分工,发挥各自的能力优势、整合资源,实现各方的优势互补,加速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形成功能上下衔接、工作相互支撑、人才有序流动、信息彼此共享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
原始创新能力的匮乏是导致我国农业科技水平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制约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互相排斥,导致很难产生有影响的科技成果。我国农业科技领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已经不再是某个学科、某个单位、甚至整个行业的封闭发展,而是需要从思想认识和机制体制上突破现有的障碍,真正实现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根本提升。
2012年1月,科技部、教育部和江苏省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推动科教紧密结合支撑江苏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为江苏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增添了新的动力。江苏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现代农业,为促进协同创新,进一步推动重大科技成果产出,江苏省积极发挥顶层设计和科学引导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1 以专项经费引导协同创新
2009年江苏省政府批准设立了产学研联合创新专项资金,专项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攻关,开展以应用为导向的原创性和前瞻性技术开发和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研究。当年首批支持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58个,截止目前共获得授权专利158件(其中发明专利81件),软件著作权30项,结合项目实施在各类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676篇、科学引文索引198篇、工程索引205篇,制定技术标准13项,开发新产品40项、新工艺32项,参与研发的高校和企业科研人员达到900多名。
省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以高校院所与企业合作且企业已有经费投入为项目申报前提,旨在引导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改变过去P-to-P(论文到论文)的科研思维定势,围绕企业需求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3]。5年来,累计实施和在研项目达666项,省拨经费3亿多元,带动企业、高校及地方配套资金投入研发超过8亿元。自2009年实施以来,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日益显现,项目申报数以每年翻番的速度递增,2013年申报项目数达到560多项,相比去年增幅接近50%。通过项目引导,极大地调动了高校院所专家教授与企业开展合作研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和自身创新能力提升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2012年起,以推动江苏现代农业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设立了产业体系类项目,旨在加强科技资源整合力度,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切实解决制约江苏特点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难题。产业体系类项目通过顶层设计,针对农业生产应用中的重大关键技术开展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示范基地联合攻关,形成可利用,可复制,可推广的体系模式,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支撑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集成度、显示度与影响力,着力打造可以引领和支撑江苏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协同创新团队。目前,已斥资3500万元,围绕畜禽(猪)规模生态养殖、农业资源(秸秆)综合利用、设施蔬菜(番茄、辣椒)、优质多抗广适性水稻和海涂农业五大领域设立产业技术类项目。
2.2 以条件建设支撑协同创新
江苏省各级政府加强政策导向,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和配置资源的优势,积极搭建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1)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促进江苏省产业集群发展,以自主创新支撑我省转变产业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经济转型,从2010年开始,启动全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计划,重点围绕产业集群创新需求部署建设了一批新型研发机构,主要目的在于围绕产业聚集区,以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为重点,以一流创新人才和管理人才为依托,建成“国内一流、体制机制创新”的新型创新载体。截至2012年底,江苏省共启动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10家,规划总投资28.04亿元,先期投资18.17亿元,其中省拨款6000万元,引导社会投入17.57亿元。
(2)企业研究院。为加快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从2006年开始,重点围绕全省创新需求,启动全省企业研究院建设计划,旨在整合优化全省科技资源,加强重点产业领域的布局,着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截至2012年底,我省依托龙头骨干企业共启动建设企业研究院24家,规划总投资69.1亿元,其中省拨款2.19亿元,引导社会投入66.91亿元。9家企业研究院已成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2家企业研究院成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基本覆盖了江苏高技术“双十”产业的16个产业领域。
(3)企业院士工作站。为引进高端智力团队服务于企业技术创新,开展产业及企业发展战略咨询和技术指导,江苏省设立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致力于围绕企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关键技术难题,组织院士及其创新团队与企业研发人员开展联合攻关;引进院士及其创新团队的技术成果,在企业共同开展转化和产业化,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与院士及其创新团队共建研究生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企业创新人才,推动企业加快发展。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326家企业院士工作站,总投入44.9亿元,其中省拨款2.71亿元。
(4)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促进我省企业科技创新为目标,加强工程化研发平台建设,开展工程技术研究、试验和成套技术服务,开发产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持续提供成熟配套的技术、工艺、装备和产品,促进成果转化和技术辐射,带动相关行业的技术提升和科技进步,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有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141家,总投入406.77亿元,其中国家拨款1.13万元、省拨款3.25亿元、引导社会投入402.39亿元。其中,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有25家。
(5)专业技术服务中心。围绕科技园区、特色产业基地、创新专业镇、现代农业科技园等产业集聚区和中小企业的需求,找准产业技术创新链的关键环节,为中小企业提供研发设计、共性加工、检验检测、试验验证、模板制作等技术服务,旨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推进产业提档升级。 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有省级专业技术服务中心197家,建设总投入34.59亿元,其中国家拨款1850万元、省拨款3.2亿元、各类运行补贴810万元,引导社会投入31.12亿元。
(6)公益资源服务中心。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致力于激活存量科技资源、有效控制新增资源,构建布局合理、开放共享、高效运行的公益性研发和资源共享的服务平台。从2004年开始,我省先后重点建设了大型仪器、工程文献、农业种质资源、知识产权和实验动物等16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和19家公益研发服务平台,建设总投入6.92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投入1550万元、省拨款1.31亿元、政府财政运行补贴4780万元,引导社会投入5.45亿元。其中江苏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先后建设16家专业测试服务中心,入网机组448台/套,年服务总机时达69万小时,在各自专业领域内为社会民生、群众关心的 热点问题、社会公共事业提供技术支撑,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
(7)转移转化服务中心。面向地方产业发展特色和需求,为中小企业提供科技成果对接、综合信息、创业孵化、投融资等中介服务,搭建地方汇集人才、成果转化、技术流动的重要平台。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有省级科技转移转化、科技金融等服务中心64家,总投入3.79亿元,其中省拨款9297万元、引导社会投入2.86亿元。其中,在苏北、苏中各市、县普遍建立的区域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成为转移转化服务平台建设的一项重要特色,已逐步成为地方汇集人才、成果转化、技术流动等信息和地方科技工作的重要平台,科技融资服务平台的投融资业务也在逐步做大做强。
通过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累计吸引两院院士334名,院士团队2600多人,2012年,培养博士生323名、硕士生1044名;引进“__”12名,91人获省“双创人才”;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保持全国第一;2012年科技创新平台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31项,获国家拨款5.6亿元,分别占全省的59.6%、60.2%;承担973计划项目10项,占比52.6%;承担江苏重大成果转化资金项目78个,占比67.8%;承担重大招标项目4项,占比20%;;开发新产品953个、新工艺561项、新技术639项;申报专利2182项、授权专利1131项;制定标准194项;2012年主持或参与科技进步奖占据我省科技奖励半壁江山。
2.3 以科技园区带动协同创新
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园区及相关产业聚集区建设也是推进江苏省产学研合作深入的有效方式之一。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坚持“一区一战略产业、一县一主导产业”的创新发展格局,集聚优质科教资源,推动产学研共建载体和创新服务机构建设,提升产业创新发展的能力。江苏省各级政府积极对人园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强化政策支持、保障项目用地、给予税收扶持、创新创优服务等措施,引导相关研发机构及企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集聚,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平台,通过相关政策的支持和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良好公共服务来推进产学研合作。
2010年以来,江苏以创建一流创新型园区为重点,构筑全省创新高地,加快推进创新型园区建设,重点规划建设6个国家创新型园区和10个省级创新核心区,推进创新型园区的新发展。2010年江苏国家高新区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居全国前列,国家高新区总收入占全国56个高新区的25%,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高新区的30%,出口创汇占全国高新区的40%。从产业布局来看,江苏已形成了与全省生产力格局相适应的沪宁线、沿江、沿海梯次推进的科技园区产业布局[4]。
江苏科技园区聚集了全省5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世界500强的密集度已大大超过了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大部分省区,已形成了特色化、规模化、集群化的产业发展态势。截至2010年底,全省科技园区形成3万家企业群体,从业人员70万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有1万名,研究生以上学历有2.5万人,大学学历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40%,共吸引留学归国人员1万人,其中约有2/3的海外归国人员都选择落在科技园区创新创业,营业总收入突破了2万亿元。收入在亿元以上的企业已经达到了350家,占到科技园区内企业总量的10%。
省级农业科研单位作为地方农业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和农业科技创新的关键中上游单位,担负着全省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推广的重任。协同创新,科企联合和产学研合作对于省级农业科研单位的事业发展尤为重要。
如何更好地联系农业技术的上下游单位成为省级农业科研单位面临的重要课题。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以平台建设为抓手,形成研究所-工程中心-企业的协同创新体,对全省农业科技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例如,在江苏省农业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江苏省优质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江苏省农作物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平台基础上打造的,由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经济作物研究所和江苏明天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协同创新体,在全省农作物优良种质培育和产业化推广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十二五”以来,承担国家级项目30余项,主持部省级项目70余项,审定农作物新品种品种19个,获国家和部省级成果奖9项;明天种业依托研究所的科研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种业骨干企业”、“中国种业50强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是“江苏省主要农作物种子技术创新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
以“明天”、“江蔬”等品牌为依托,经营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蔬菜等20余类作物200多个品种。在全国范围内的生态适应区域建立了制(繁)种基地20余万亩,配备各类设施,设备条件齐全的仓储、加工、检验、包装、物流中心及分中心。产品销售区域遍及全国,设立区域代理、直销点及配货中心近1000个,形成了稳定、有序、快捷的营销体系、强大的品牌和品种推广能力。
同时致力于国际市场开拓,开展种子出口业务,产品销往1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在国家兽用生物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一国家级平台基础上打造的,由院兽医研究所和南京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协同创新体,在畜禽重大疫病及人畜共患病研究领域形成了研发-中试-推广的完整产业链,在全国生物兽药领域占据一定的话语权,十一五以来,获得国家新兽药证书6项,获科技成果奖6项,承担各类国家、部省级科研项目200余项;通过与科研单位的紧密联合,南京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其雄厚的研发力量,成为农业部指定生产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疫苗的企业。
实践表明,省级农业科研单位应充分利用现有平台资源,创新驱动战略,结合地方特点和学科优势进行顶层设计,促进产学研合作和科企对话交流,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体,协同创新,不断推动现代农业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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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国外的经验看,西方国家的会计师事务所购买责任保险的积极性都比较高,原因之一就在于法律对此有明确的规定。法律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要购买责任保险,特别是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必须购买责任保险,否则是违法行为。
在法律规范当中,必须明确“故意行为”与“非故意行为”的界限,正确区分“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责任”,这是顺利开展职业保险的基本条件。否则,无法区分故意与非故意,也就无法分辨哪些行为属于职业保险的范畴。
在2004年3月1日,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保险条款(B)》中,没有明确保险人的义务,包括事务所应提供的审核理赔资料,接受理赔的承诺、向他人索赔、参与诉讼抗辩、审核结果告知,赔款支付期限等理赔程序。这些内容应予以明确。
此外,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保险条款(B)》第6条中,没有明确什么是“非执业行为”。对“被保脸人或注册会计师执行依法注册的承办业务范围之外的业务”进行责任免除的规定也含糊不清。保险费是按照业务收入的一定比例收取,业务收入的取得既有注册会计师的功劳,也有造价师、评估师、税务师、代理记账人员·和管理咨询人员的功劳。而被保险的人员仅仅限于注册会计师,保险的责任与义务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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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农业是指以农业信息科学为理论指导,农业信息技术为工具,用信息流调控农业活动的全过程,以信息和知识投入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高级阶段。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农业信息化推动盱眙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浅析农业信息化推动盱眙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全文如下:
农业信息化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为农业产供销及相关的管理和服务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并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力和经营管理效率。“十二五”时期,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主要包括:夯实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加快信息技术武装现代农业步伐、助力农业产业化经营跨越式发展、推进农业政务管理迈上新台阶、开创农业信息服务新局面等五项主要任务。
1.盱眙农业信息化取得的成效
一是开设农业电视专栏。盱眙电视台2套专门开设专门栏目《田野四季风》,每天在黄金时段反复播出。二是设立咨询服务热线。利用12316热线,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生产技术、市场信息、农业政策等信息咨询和农资打假等投诉服务。三是建设盱眙农业网。盱眙农业网设立植物保护、农作物生产、林业管理与生产、渔政与水产养殖、生产动态和科教培训栏目,提供农业信息,指导全县农业生产。四是进行农民创业培训。采取能力模块结构的培训模式,实行集中学习、实践考察及跟踪指导服务相结合的培训方式。2013年,盱眙县共培训600人,其中种养大户100人,农民经纪人100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负责人100人,村组干部、乡村农技人员200人。
2.盱眙农业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盱眙县现辖14镇5乡,78万人,面积2483平方公里,人均面积居江苏省之首,素有人均“两亩耕地一亩山,一亩水田一亩滩”之称。情况差异较大, 农业信息化 基础设施、信息资源、信息服务等诸多方面都有不足之处。一是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农业信息化意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不强。二是网络普及率不高。由于农村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家中配备电脑不多,难以获取更多的农业信息。三是农业技能培训的短板效应。培训模式传统理论指导的多,实践操作的少,有时为了应付上级考核,完成任务。培训往往是依靠上级主管部门和政府自上而下的途径开展,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造成了培训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1.农业信息化是实现“小康盱眙”的客观需要
“十二五”以来,盱眙县委、县政府自加压力,高标定位,提出“苏北争第一、全国进百强、小康高标准、开启新征程”口号,特色发展力争将盱眙建设成为创业创富、宜人宜居的“淮安先行区、南京后花园、江北新天堂”。激发崛起核动力,实现宏伟新蓝图。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县的小康。农业信息化正是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
2.农业信息化是实现“和美盱眙”的有效途径
农业市场存在风险大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盲目种植,导致滞销。2011年,盱眙县淮河镇大白菜喜获丰收,原本指望大赚一把的菜农遇到了大白菜2分一斤无人问津。农业信息化就能够让农民充分掌握市场,一方面可以避免盲目种植,另一方面收获后可以使市场交易双方直接联系,减少了流通环节,直接与所需地进行交易,能够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综合劳动技能和市场营销能力,实现农民收入增加。
3.农业信息化是实现“向上盱眙”的加速剂
盱眙用“向上盱眙”方针引领农业现代化建设。没有农业的信息化,就没有全县农业的现代化。有了“向上”文化引领的农业的信息化,广大农民能够迅速了解市场需求,会按照“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种植什么”,而不是一味地跟风。让农民了解科技信息、销售信息。农民便会根据活得的信息自觉优化农业资源配备,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1.强化顶层设计,加大政府农业信息化投入
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的意见》指出:各级农业部门要将推进农业信息化作为贯彻落实党的精神的重要举措,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牢固树立信息化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观念,切实将推进农业信息化列入重要工作议程,将信息化贯穿于农业部门履行职责任务的全过程,贯穿于为“三农”服务的全过程。盱眙政府部门要加大投入,充分利用现有各类资金渠道开展行业信息化建设。设立信息化专项工作经费,确保信息化推进工作正常开展。
2.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实现管理与服务相结合
农业生产者的信息需求各种各样,这就需要有多元信息主体和提供丰富的服务内容,并采用多样化的信息服务形式。建立健全农业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打造县、乡、村三级综合信息服务收集网络。以12316服务热线为依托,构建村有信息点、乡有信息站、县有服务中心的“三农”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将农技推广、兽医、农产品质监、农业综合执法等与农民生产生活及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业管理系统植入12316服务体系。
3.突出农业信息技术人才作用,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目前,我国从事农业信息服务的人才严重不足。农业信息人才结构不合理,素质有待提高。要选拔优秀的农业人才充实农业信息化队伍中来,创设人才发挥作用的良好外部环境,最终实现农业信息人才“留得住、用得好”。针对不同的培养对象制定不同的培养模式,要考虑全面,有步骤、分阶段推进农业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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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数据为我国国际渔业权益谈判提供了重要支撑。在“目前我国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尚未有扭转,水域环境恶化还在加剧”〔81的形势下,以及受《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以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签署和生效的影响,远洋渔业可能是我国下一个重要的渔业经济增长点。因此,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不仅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更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考察船是开展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手段,是发展远洋渔业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仅有两艘海洋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远不能满足远洋渔业发展需要。尽快立项建设一批渔业科学考察船,加快我国现代化渔业科学考察船体系建设迫在眉睫。此外,为加强内陆渔业资源环境考察与观测,也迫切需求配备一定规模的内陆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以及采样车、采样艇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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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与发展历经了一个动态的嬗变过程,其研究范式和理论内涵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扬弃与更新。它通过自身独特的视角对中国民众的政治生活世界进行了思辨地考察,并将这种考察的结果诉诸一种系统的哲学表达,指导人们建立合理的政治思维,最终成为中国哲学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般而言,政治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则意味着统治和服从,统治和服从的顺利实现就标志着基本的政治秩序的形成。问题在于,谁有资格拥有这种统治的权力,人们凭什么服从统治者?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儒家政治哲学的建构正是从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追问中开始的。儒家认为,政治的合法性在于“道”。“道”是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则,而单独的个体是不能体现和代表“道”的,个体必须在“群”的立场上来正确把握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最终实现“道”。这显然具有浓厚的“王道”政治意味。随之,儒家将对政治秩序之建构的探索具体落实为对“君子”问题的探究,认为社会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恰是由于作为政治中人的“君子”越来越少,“小人”则日益得势。在儒家的思想中,倘若“小人当#p#分页标题#e#
政”,天下必然大乱。因为,“小人”是远离“道”的,他们的生活仅受动物性“欲望”的支配,而遗忘了对“精神性”的诉求。为了实现“道”,儒家将“礼”作为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手段,认为人需以“礼”而“定命”,而“庇身”,而“定位”。儒家在对“礼”的意义阐释中,将人之生命价值安顿在“名位”之上。由此,“正名”成为“为政”的根本。儒家“正名”的根本目的在于礼制秩序的重建,而秩序的建构必须要尊“道”、合“道”、护“道”。这既是一个严肃的伦理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关涉到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稳固,关涉到“治”、“乱”这个秩序的根本。
在解决了政治如何才能具有合法性问题后,儒家进一步构建出自身政治哲学的本体论。儒家将政治与人性相联系,认为政治始终是人的政治,人是什么样的,必然决定政治是什么样的。孔子首先提出了“仁者爱人”的类概念,并且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出于建构完整明晰的思想学说的需要,战国时期儒家不再满足于孔子的这一说法,他们试图对人性的善恶做出明确的判断,于是便出现了思孟学派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无论是性善论者,还是性恶论者,都认为人的本性是先验的。秦汉以后,人性的善恶一直是人们争论的主题。从两汉至明清之际,历代儒家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主要出现了“善恶混说”、“性三品说”、“禀气说”等。但毫无例外地,儒家代表人物都在逻辑上默认了人在道德品质方面先验的等级差别,进而在本原的意义上认定了人是不平等的。人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社会政治的不平等。儒家将社会中的人进行了“君子”与“民众”的区分。认为君子是道德品质良好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一定不是社会底层的大众。“君子”可以成为社会中的“圣王”,社会政治权力应该由“圣王”来掌握。儒家将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的追求完全寄托在“圣王”身上,所以“人治”便成为儒家治国方略的核心。
儒家认为,个体人格的完善具有无限可能性,只要权力主体都能做到“反求诸己”,一心向善,带动全民从事道德实践,就可以化解一切社会纷争,达成整个社会秩序的完满和谐。正是对于人性可臻完美境界的执着信仰,儒家在对权力制约的思考上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个体内在约束机制的建构,集中于权力主体利他偏好的塑造,并由此将“人治”演化为一整套自成一体的“德治”政治哲学。“德治”不仅意味着形成了一种比外部制度规范更为有效的约束机制,而且意味着一种更高的政治境界。这样,政治实践的根本问题就演变成了一个道德教化问题,政治与人性道德之间出现了一种内在的关联,“内圣外王”成为儒家政治思维的基本模式。“内圣外王”是儒家整个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它既是一种价值信念,又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实践模式,更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儒家政治哲学创造出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首先,教民与化民。作为国家治理的模式,内圣外王之道不仅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服人,不是以力服人,而且还强调将道德作为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儒家认为社会中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只能是仁与礼,而非其他。因此,儒家强调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其次,德化。统治者要以身作则,以道德感化天下。再次,立信。统治者取信于人民,才能赢得人民的亲近,才能使臣忠于君。最后,大同社会理想设计。儒家认可的终极社会政治目标,是实现社会大同。这种大同社会,不只是百姓安居乐业和丰衣足食,更重要的是道德风俗美好、人与人关系相处和谐。
可以看到,儒家政治哲学与儒家道德学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完善作为政治目的;将个人的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经世纬国,德济苍生,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政治任务。在天民合一、天德合一、天礼合一的基础上,儒家政治哲学完成了自己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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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其论著《经济增长理论》中曾谈道:“决定经济增长(发展)的人类行为可分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直接原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和运用以及资本的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原因是观念和制度。”[1]10他将自然资源和人类行为视为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并且尤其重视人类行为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他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可以分为三类:节约行为(资本积累)、增进知识和运用、人均资本额和其他资本量的增加,这三类行为既相互区分又交错在一起,对经济增长所起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观念环境中。将经济自身以外的因素,如观念、制度、意识形态,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可以追溯到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韦伯将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概括为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创了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之后,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Greenfeld)在坚持韦伯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探讨了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有学者将资本主义研究分为三类:一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更替,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原因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作用,以马克思为代表;一种是简单地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发展的结果;一种是从经济范畴之外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因,以韦伯为主要代表人物[2]。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分为两种研究视角,即一种是把经济增长看作一般的经济现象,单纯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另一种则不单单把经济增长的研究局限在经济学的范畴,同时将其视作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寻找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首先,我们来看经济学是如何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就是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一般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的共性实质。就这一意义而言,自从有了人类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就有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文献中看到他们对于财富性质和来源的探讨,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增加财富方法的讨论,这种分析的尝试正是基于经济增长问题最初的思想。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研究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开始的。亚当·斯密可谓是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一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被人们认为是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之作。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他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中心问题。以此为中心,亚当·斯密分别分析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得出了经济增长动态均衡过程的模式。他认为资本形成率、技术变革率和制度环境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中前两个变量取决于制度和环境,所以亚当·斯密十分重视制度环境在促进国民财富增长上的积极作用[3]39-40。另外他也十分重视资本积累的决定作用,认为“要增加一国的财富,只有增加生产劳动者数目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无论是增加劳动者数目还是提高生产力都要资本投入[3]32。之后,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同亚当·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的增长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且都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品增长进行研究。他把增加国家财富的途径分为两类:“一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一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加。”[3]43即是说,李嘉图也是将经济增长的制约要素分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而社会经济制度则是经济增长的环境要素。与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图关注的焦点从劳动(生产)转变为劳动过程中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分配关系的外部要素,将经济增长分析带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积累。
为了打破原先资产阶级经济学静态分析的传统,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了“创新—模仿—适应”的动态分析模式,认为经济增长是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交替过程。在此之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宏观调控论,可以说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研究的又一突破。尤其宏观调控理论是对亚当·斯密政府决策论的修正和深入发展,使其更加系统化,并且可操作性更高。正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在20世纪30—50年代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增长经济学,即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问题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动态发展的理论。①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在波动过程中实现增长,创建了一些著名的动态均衡模型。此外,不得不谈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4]20。在马克思的巨大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此中,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扩大再生产,其途径有增加工资积累和提高生产效率两种。与之相适应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外延和内足两种形式。在具体的增长过程中,马克思还区分了三大经济部类,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在三大部类自由流通、动态均衡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研究迎来了转变——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转向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②这一转变也带来了原先经济增长理论基本假设的转变,就是不再把经济增长看作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即使经济学家也慢慢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
其次,正如上面提到的,将经济增长看作复杂的社会现象,无论在其动因分析还是在效应分析上都会有较为不同的论述。虽然马克思和先前古典经济学家也多有谈到经济增长的双重性质,但是他们的分析总是没有脱离经济学的限制。如马克思也认识到经济增长不但是财富的增加,亦会引起复杂的社会效应:一是生产要素社会结合的深化,一些经济组织和技术的应用在生产过程中日益重要,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带来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显然,这些社会效应是偏重于经济方面的。在动因方面,西方经济学偏重于认为资本积累和知识增加与应用是主要的动力,而在观念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寻求起源的首创者当属韦伯。韦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法律、行政机构和理性主义为中间变量,阐述宗教伦理如何产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精神气质(Ethos),论证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affinity)。之后,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争持续不断,争论的焦点在于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导致经济行为取向和动机转变的推动力。答案莫衷一是,反对者将之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认为是诉诸观念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否定了物质在技术因素的决定作用;也有赞成者认为观念意识形态才是经济增长期的根本原因。也有学者为韦伯辩解,认为韦伯著述之“目的是解释因活动而产生的社会态度的变化,而这些新型态度的本质,在当时存在的物质发展条件下与市场金融机构、技术、人口和农业产量现状相适应,使经济定位于发展并促使了对经济发展的界定,即发展合乎社会需要,从而赋予发展以价值并促进了发展的制度化。该论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这些文化因素全盘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或引发了除了一个要素以外的任何其他要素。”[5]1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认为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赋予了宗教伦理重要的经济内涵。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了新的界定。她在该书导论中提出:“试图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即如何解释现代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倾向?二是是什么因素使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尤其是美国意识中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以至于我们的文明事实上可以被称为‘经济文明’?”[5]1对此,格林菲尔德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美国社会动态活力的产物,因而也是具有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5]1作为与韦伯观点的对比,我们暂且将第二个问题搁置,来关注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异同之处。
首先,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观点是具有相似点的。这一点后来者的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专门论述了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及其引起的争论,认为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现代经济的论点直接来源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提”[5]26。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因。另外,除了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认同方面,在寻找经济增长动因的方式上,二人也具有相同性,即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本动因。此外,格林菲尔德在其文章中一再强调“动因分析而非条件分析”的主张,也可以追溯到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研究方法,即是证明宗教伦理对一个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二人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这也是主要的。其一,格林菲尔德与韦伯就经济增长动因分析根本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同。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是__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实现由宗教伦理向经济伦理转变的关键是合理化和合法化;格林菲尔德则认为“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现代经济行为的定位——并成为现代经济出现的决定性因素。”[5]27,她反对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甚至认为韦伯关于加尔文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假说是错误的。她援引了荷兰的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荷兰是与英国一样信奉加尔文教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它更具有取得“现代经济体制下的持续增长的领先地位”的优势,结果却是英国实现了这一突破,原因即是“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英格兰”,“民族主义必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5]20,23-29。而且,论及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格林菲尔德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5]143。
其二,“资本主义精神”内涵不一致。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是在新教伦理中产生的,但它的基本内涵是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之中的,无论是在国内的贸易还是国际的竞争之中。格林菲尔德因其将民族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故而资本主义精神也具有了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场域性特点,即是“只有在纳入国际竞争领域的经济形态中,只有在愿意介入国际竞争的国家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精神’”,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内源发展方面具有较小的解释力[5]629。但就资本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或是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而言,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有更强的相关关系。
其三,新教伦理和民族主义产生作用的层次不同。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最终需要通过社会个体的内化发生作用,也正是社会个体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韦伯最终把资本主义精神诉诸个体的社会行为之上;而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发生作用的层面是集体,是超越个体意识的集体情感。正如她在书中所说的:“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国有的集体意识的经济表象”[5]628。
其四,我们可以将二人观点的不同还原到宗教伦理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宗教伦理最终转化成主导社会经济行为的经济伦理,是人们对待经济行为的基本态度,也是一种经济的观念,而民族主义是基于民族认同的情感,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经济,不可能转化为经济伦理来影响经济行为。前者的表现是观念和态度,后者的表现是排他的经济行为。此外,虽然他们都是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限定在民族以内,但是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内源式的,民族主义是对外而言的。这也许与二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理解不同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包括内源发展和外部扩张两个方面。
无论是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民族主义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无论在起源还是在效应方面,任何形式的决定论都是片面的。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替代物质的因素,格林菲尔德也不否定宗教伦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力作用。认识复杂事物,需要有多方的视角,多样的研究恰恰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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