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才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已有较多学者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讨论。其中，笔者比较赞成邢鸿飞及许根宏 的观点：“当下中国诸多社会问题在法律层面往往集中表现为法律制度在社会现实中的运行问题，那么法律制度运行的实效到底是如何受到影响的，抑或影响我国法律实现的‘社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从而通过客观准确的分析来指导我国法律的设计和运行。”本文通过以案例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某个具体制度在组织中的执行情况，以期回答这个问题。

一、研究方法与对象

笔者为深入了解某个组织内的制度执行情况，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将已工作一年多的E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文献梳理以及重点访谈等方法对其进行研究。E公司系东南沿海城市一家专门为政企单位提供云计算解决方案的公司，它自成立后发展迅速，仅两年时间就从一家小公司发展出四家子公司/关联公司，注册资本也从100万元增加至1400万元。笔者挑选E公司的日报制度进行研究，是因为该制度系员工每日都要实际操作的规则，且由笔者亲自参与制定、监督执行，对相关信息掌握清楚、详实，便于进行研究分析。

二、E公司日报制度执行情况——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从制度制定者的角度来看，一个制度的理想执行情况应该是：所有目的都得到实现，每个条款都被100%执行到位，没有任何“打折”。但日报制度即便简单，却依然在执行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达不到100%执行的状态，这让笔者发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一)关于发送形式的理想与现实——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两难

E公司日报制度规定统一使用内部软件发送日报，目的之一是统一日报发送形式，方便接收者阅读。但由于部门主管需发送部门工作，而软件是按“时间、任务、完成情况”的固定格式设计，无法另行编辑，不利于部门之内还有各类不同性质分组的主管总结发送本部门工作日报。因此，多个部门的主管改变了发送形式。在笔者看来日报形式的改变并不会对其目的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在监督执行过程中，默认了各部门主管的上述日报发送形式，而没有要求其进行更改，总经理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但其实该类变通，已经与正式颁发的书面制度内容产生差异，该项制度执行情况未达到100%。但若强制要求所有主管采用统一的形式，对一些内部还有分组或者直接兼管几个部门的主管而言的确不太方便，日报制度不仅没有帮助工作反而对其造成负担。二者之间的冲突正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两难之争，在E公司因为过程环节少，过程执行对结果的影响也小 ，程序正义的“牺牲”可以达到实现实体正义的目的。但就大型组织而言，牺牲程序正义最终是否可以真正实现实体正义就有待商榷。

(二)关于发送人员与时间的理想与现实——监督执行人员面对特殊情况时的两难

日报制度是针对公司所有成员制定的，因此原本应该是所有在职人员都要每天按时发送两次日报。但因为E公司处在高速发展期，人员变动较快，时有试用期人员离职现象。另外，有些刚报到的主管级别成员，甫进公司有很多其他事项需要交接、学习，因此对这些新进人员，其上级主管都没有即时安排其执行日报制度。笔者作为制度监督执行者，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尊重各部门主管的安排，但该类情况，并没有在制度上得到体现。因此，笔者在接纳此部分人员的执行情况时，严格来说，其实也是对制度的一种违背。

(三)关于罚则的理想与现实——违背制度后果的衰减效应

E公司日报制度明文规定：“工作日内无故不上报当日工作开展情况的，予以通报批评;累计两次不上报当日工作开展情况的，罚值日一次，另扣当月绩效2分/次”。根据E公司的组织结构，从检查执行情况到落实全部处罚措施，至少要经过三个部门：总经理助理负责检查每日日报发送情况，未发送的，总经理助理将即时通知运营部人员予以记录并通报批评，当月超过两次运营部人员将在扣绩效之外通知行政部人员罚值日。经过这几个环节，衰减效应产生了：

首先是检查执行情况阶段的衰减。笔者对一贯遵守得很好没有任何不良记录的人员，有时他们直接口头说“发了”笔者就会略过邮件记录直接记为已发送。另外，笔者的检查方式未形成书面制度，抽查的频率等也未有强制约定，笔者自己决定每周抽查一次，但当事情一多人一忙，有时会一整周都忘记抽查，而变为两周一次。

其次是处罚落实阶段的衰减。运营部每个月记录清单里都有要被批评、被罚值日以及被扣绩效分的人。但是，制度执行几个月之后，笔者未见一次通报批评或罚值日名单。笔者为此访问过运营部人员，他说扣绩效分落实到位了，而其他没有，因为：“我是不想罚别人而已”。

就这样，三项罚则中有两项形同虚设，日报制度的执行情况若要进行打分则还需再降一些。

三、日报制度无法100%执行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对策与建议

“源于实践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实践的超越。理论对实践的超越，更在于它能够把握到实践的‘规律’。”因此，对于E公司日报这种简单的制度，依然不能被100%贯彻落实的原因，除了上面笔者据实记载的各类实际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从理论高度予以找寻、分析最根本的原因，以利于更好的解决问题。

(一)日报制度无法100%执行的根本原因

1.人的理性有限

“人的心理设施对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 ，由人集合而成的组织就更因为注意力分配、利益分配及信息等因素仅具“有限理性”。虽然E公司总经理本人极重视公司制度及其执行情况，但他在公司中除了担任制度总设计者、日常经营管理者外，还是软件产品总策划者，存在严重的时间与注意力分配困难，这导致他最多只能对制度提出主旨并审查大纲，无法顾及每一个细节的策划与落实。制度的具体制定人，也因为有限理性，无法预计制度将来执行情况的每一个细节并设计出相应对策。制度的监督执行人则是因此无法完美处理实践中遇到的每一种“特殊情况”使其满足制度规定。

2.E公司决策者在发展与稳定间，首选发展

公司处在快速发展期，变化很多，制度的本质却是寻求秩序与稳定，希望以根据对过去经验的总结而得的制度来应对将来产生的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发展与稳定，经济目标(提高效率创造利润)与制度目标(100%落实)，为实现各自目的对组织资源进行抢夺。公司决策者很重视制度的落实，但更重视公司的生存发展。

罗家德教授对系统崩解现象的研究对笔者的启发很大，将其套用到本文中，大概可以描述为：发展与稳定各自利用一部分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理想状态当然是双方各自依“设计”利用自己“轨道”上的资源实现目标。但实际情况不断变化，总有一个轨道上急需更多资源而另一个轨道上的资源相对空闲的时候，于是急用资源的就抢占了另外一个目标的轨道，这时若不影响另一个目标的发展，则总体而言“就不是在浪费系统资源” 。但是如果抢占者没有及时返回自己轨道或给被占轨道的真正目标实现造成影响，则会造成系统集体效率下降甚至系统崩解。因此，“系统使用者若要以最佳方式行动，就必须在有效率及无效率两种模式间动态地变换。如何在不抑制整体效能的状况下变换模式，正是这些系统显得难以管制的原因”。

(二)日报制度100%执行的对策与建议

1.将制度内容限制在“必然范围”内

周雪光教授在《组织社会学十讲》中提到，道格拉斯认为制度的产生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还举了学校选定八点钟上课这个例子来说明制度一开始产生的偶然性。笔者却以为偶然之中有着必然，也就是说学校选定“八点”这个时间点虽然偶然，但它是根据地球自转规律、人们的日常作息决定的。

人类理性有限，无法找出完美的“临界点”，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刚刚好，即便能找到某个时刻的临界点却也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因此，笔者的建议是找出合理的“必然范围”然后在其中选择一个可被接受的“偶然点”。

2.给制度一个“试行期限”

人类通过有限理性制定出来的制度，在遇到各类特殊情况时常常不得不做出变通，尤其当他身处一个本身就充满“变通文化”的大环境中时。若此时强制进行100%执行，则会造成组织内各类资源损耗，包括组织信任、内部社会网络、员工士气等等，但若不进行100%执行，则制度本身的“地位”将变得很低，最终可能导致制度形同虚设甚至系统崩解。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先给制度一个“试行期限”，清楚规定这段时间内按制度执行但允许有特殊情况，并在遇到时记录在案，试行期满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样既不会降低制度的权威，也不会造成确有特殊情况者的抵触心理，还可更好的完善制度。

3.定期整理、修订制度

组织及其所处的大环境都在不断变化，制度在某段时限也许合理，但过一段时间又会因为各类新情况的出现而显得不够合理。这种情况如果不予正视，则过往制度僵化死板不符合实际;如果随时予以关注修改，其实是制度目标对经济目标“轨道”的侵占，是对组织资源的浪费，最终反而伤及制度目标本身。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对制度进行整理、修订。具体的期限可以是半年、一年甚至更长，要根据组织具体情况而言。相关人员包含制度拟订者、监督执行情况者、惩罚措施落实者等，必要时包含所有被制度规范的对象。

4.设立制度相关的常见问题库

笔者发现，尽管很多事情制度上都已有明文规定，大部分员工，只要与自己关系不大，都不会去在意。而当遇到想要了解某一制度细节的情况时，很多员工又懒得去翻看近百页的《员工手册》，都是直接询问身边同事或者制度监督执行者。这类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常见问题库进行解决。建立此类问题库，不仅利于员工更好的了解并遵守制度，也可以为下一次的定期整理、修订提供最好的素材，使笔者的第3点建议得到最好的执行。

笔者针对E公司这一特定组织的日报制度进行研究分析，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也以方法为主，其他同等重要的因素或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的解决方案，诸如建立专门的制度制定部门、完善制定流程与编制方法、制度内容精细化、必要的员工激励、提高员工素质、完善考核评估、组织的制度文化培养、公司领导层的重视、制度制定者与监督执行者的人选应具备的相应素质等等，已有诸多相关专门研究论著，笔者在这里都不再重复声明。

事实上，蔗糖庶民化的过程由部分经济大头操控，在看到了蔗糖在补充能量和甜味口感上的优势以及下层阶级对蔗糖的巨大需求后，受经济利益驱动，经济巨鳄们扩大了蔗糖的生产，通过低廉的价格将蔗糖“送”到了下层阶级的餐桌上，成功地在居民的餐桌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糖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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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的世界：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人类学视角

西敏司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教授。其著作《甜与权力》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阐释了糖在建构近代资本主义殖民历史中的地位，以糖为媒介，将宗主国与殖民地串联起来，银行家、企业家、消费者、种植园主、奴隶在此间成为了密不可分的整体。

一、糖的世界

人类学家视角下的物是特别的。前有马林诺夫斯基“发现”西太平洋上航海者的“库拉圈”贸易、莫斯论礼物之馈赠，以佐证物的交换并不只是出于经济利益驱动，而是和社区共同体所共享的一套文化体系相关。后有玛丽?道格拉斯从洁净与危险的角度，探讨物可食用与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到了西敏司这里，“糖”似乎暂时脱离了具体事项，转而与资本主义历史这一大的面向相关。

1、作为权利象征的糖

对于欧洲各国而言，最初的糖是一种舶来品。作为陌生物质的糖为人们所使用之时，糖就进入了业已存在社会情景之中，并被情景化。嵌于生产关系的原本依附性控制，从权力导向上看，掌握糖的话语群是资本主义宗主国。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以掠夺原料、抢夺市场、争夺地盘为目的的殖民活动，殖民地因此被卷入世界市场，沦为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

受甜味巨大需求的刺激，地中海地区制糖业、大西洋诸岛以及稍后的新兴世界制糖业兴起，由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实际支配的新兴殖民地种植园在蔗糖生产中逐渐占据了大头，糖逐渐成为“旅行的食物”中重要的一员。

当欧洲人对蔗糖的消费量越来越大时，蔗糖逐渐变成了一种由欧洲强国来经营其提炼和供给的粗加工品。15世纪以后，重视蔗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分化日趋明显，蔗糖在某些国家的政策所扮演的角色预示了甚至可能是直接塑造了它们的政治未来。

在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各宗主国内，糖的获取以及糖制品被赋予的意义被垄断于资本主义各国上层阶级，享用糖的权利被牢牢捆绑在上层阶级的餐桌上。糖被认为是等级身份的象征，是权力、声望、名誉的代表物。糖因此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

2、糖的庶民化

糖的庶民化体现了大传统向小传统的转化，顺延和广延贯穿其中。蔗糖的顺延是指将糖转化为某种非同寻常、冠冕堂皇以及意味深长之事物的实践，蔗糖的外延则是糖向普通化、日常化以及必需品的一般性转变。为达到发掘内在意义的目的，西敏司在该书中揭示了英国蔗糖使用史的两个基本变化，第一项变化的标志是1750年以来，加糖的茶以及糖饴流行起来;第二项则是大约从1850年以来，糖的大众消费登上了历史舞台。1850年以后，蔗糖的最大消费群体是穷人，相反在1750年前则是富人。这一转变标志着糖从稀有品最终转化为日常用品，转化成了第一个充斥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消费品。

生产的扩大化、经济实力对身份权利的冲击极大地促进了糖的庶民化。在西敏司看来，奢侈品转型的风潮同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勃发和意志涌现的缩影，赋予意义的权利总是伴随着决定“可得到之物”的权利，其特权由消费者转移到了销售者。

事实上，蔗糖庶民化的过程由部分经济大头操控，在看到了蔗糖在补充能量和甜味口感上的优势以及下层阶级对蔗糖的巨大需求后，受经济利益驱动，经济巨鳄们扩大了蔗糖的生产，通过低廉的价格将蔗糖“送”到了下层阶级的餐桌上，成功地在居民的餐桌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糖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糖消费的“庶民化”产生于英国境内，但它的历史是世界性的，而这种“世界性”又跟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3、糖与工业化、现代化

现代社会对能源的有效利用有着迫切的需求，蔗糖生产的高效率、蔗糖自身的高热量和甜味为糖的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精炼糖成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一个象征。它渗透在一种又一种的烹调方式里，带来的是西方化、现代化或是开化。蔗糖的庶民化、大众化与生产技术的工业化互相影响，两者共同将社会的发展进程推向现代化，工业化的程度即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生活的形成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生活也即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部分。

二、依附理论、政治经济学范式

二战后兴起的依附理论从一种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论述当代发展中的边缘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问题，两个或者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结果是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张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张和自身的加强仅是前者扩张――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

依附状况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的这样一种总局面。西敏司通过研究糖的世界，所得资本主义早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基本与此类似。

此外，本书的另一特点――政治经济学范式，强调外部力量的冲击以及社区对这种变量的承受能力或适应性，人类学家重点关注西方对东方、外部对内部的冲击所引起的变迁材料就够了，对依附力量的能动性研究不足。《甜与权力》在此方面亦未能免俗。

虽然西敏司也提到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殖民地对强势地位的宗主国的威胁，“虽然殖民地依然是重要的利润资源，然而贸易开放以及对甜菜糖工艺的掌握(温带农业抢占了原本是热带农业所盘踞的地头，这既是第一次也是很重要的一次)，在后来却帮助了宗主国国内的工业资本家们，帮助他们制衡了来自殖民地种植园主阶层的政治挑战”

。然而在讨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特别是蔗糖市场形成的问题上，西敏司不免显得有些西方中心主义，认为殖民地只能是宗主国的附庸，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中没有能动性，未能看到殖民地所掌握的“弱者的武器”。但笔者认为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内部、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多重强者和弱者的关系中，殖民地内部奴隶对西方经济巨擘代理人――种植园主的能动反抗为西敏司在上述主体互动关系中所忽略。

詹姆斯?C?斯科特通过对马拉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进行研究，认为在武力弹压和经济关联的影响下，底层农民会采取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呆卖傻、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形式，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

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斯科特认为，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事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策略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农民以大量的反抗与不合作行动的形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笔者认为来自殖民地内部最底层的这些非暴力的反抗，将如“蝴蝶效应”一般影响到宗主国，因此在讨论资本主义历史构成时，弱势地位的殖民地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

三、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美国人类学历史特殊论学派代表人物博厄斯曾就二战时的社会情况，从种族、民族主义、优生学、犯罪学、文化的稳定性、教育、现代生活与原始文化等方面论述过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结合《甜与权力》来看，西敏司也品读出了现代生活的隐藏文本。

1、人类学的微视角

《甜与权力》一书被誉为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其以小见大、以物见史的写作方式更是王冠之钻。西敏司以一种新的方法论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志模式，并没有到某一田野点居住下来进行田野调查最终写下该地区的人和物形成一部民族志，而是以糖的生产者、消费者、生产地区、消费地区以及糖本身为对象，写下了一部关于糖的“民族志”。欲将糖的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起来，象征和解释的人类学方法在本书中多得运用。切入点虽小，但人类学的历史、象征、解释的内涵使得“微眼看世界”成为可能。

2、选择的权力

现代生活标榜自由，社会在渲染、甚至普通民众也深信不疑的是，自己手中掌握了极大的权力。事实上，我们所掌握的选择的权力，似乎是市场体系制造的表象。我们只能在市场所提供的有限范围内进行选择，一旦商家不再供给，我们则别无选择要么使用替代品，要么放弃使用，而替代品又是由商家提供的。

另一方面，现代人在生活中很难不受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攻势影响，广告在提升产品知名度和攫取消费者对商品的“注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所消费的，是幕后的他者所引导的。

“糖在现代饮食中的地位，那奇特而难以察觉的对人们掌握自己所食之权利的蚕食――随着另吃糖的人成为大众化食物制品的消费者，而不是自己掌握如何用它来烹调;那些各式各样力图确保消费在固定轨道之上运转，进而保证食品工业的利润能够得以维持的力量;那些充满自相矛盾的，伪装在‘方便’、‘快捷’与‘自由’的面具之下，个人选择自由的萎缩，以及抗拒这种趋势所存在的可能性本身所面临的萎缩――所有这些已经说明了，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我们支配自己食物的权利。”

选择食物的过程都渗透着市场的控制力，其他方面的现代日常生活亦然。现代生活的便捷化、快速化看似丰富了民众生活，资本主义工业化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本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上达到解放自由的目的。然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被要求高效化，个体反倒是觉得时间越来越紧。

四、结语

从糖这样一件细微的事物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世界，西敏司带领我们见证了糖是如何缩影了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转型。物、历史、与对应的意义生成总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场景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中，从对西方现代性中所包含的对人性的双重解释入手，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甜蜜的悲哀”――一方面认为人有权利从各种外在的社会制约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认为这种解放与资本主义造成的剥削和殖民主义侵略的悲哀不可分割。

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困境所造成的道德上的束缚与无法自我解脱的藩篱。将资本主义之外作为他者，脱去他者的道德意义，西方人类学家尚无法做到这点，而在非西方世界的人类学家却正逢其时。

税收政策是国家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调控手段，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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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研究-—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视角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发达国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除了国家在市场、人才等方面的扶持、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以及健全的法律、机制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税收政策的支持。采取比较优惠的税收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较普遍的做法。发达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基本上都是以法律的形式来实施，而且对优惠对象都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也推出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

但是，由于这些优惠政策的模糊性，力度过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国内理论界专门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很少，更多只是在对我国科技税收政策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中涉及，虽然对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不够全面和具体。

因此，本文力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问题入手，发现我国现行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旨在更好的发挥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比国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现状，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无论总体规模、技术创新能力，还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差距。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虽然有很强的技术创新欲望和一定的能力，但内部缺乏持续的技术支撑，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强度出现下降趋势，严重影响企业后续的科技创新能力。采取比较优惠的税收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较普遍的做法。发达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基本上都是以法律的形式来实施，而且对优惠对象都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也推出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

但是，由于这些优惠政策的模糊性，力度过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国内理论界专门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很少，更多只是在对我国科技税收政策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中涉及，虽然对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不够全面和具体。因此，本文力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问题入手，着重探讨税收优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策略。

2.实践意义

2010年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资产总额约4.5万亿元。与此同时，科技型中小企业已经成长为重要的创新主体，改革开放以来，约65%的专利是中小企业发明的，75%以上的技术创新由中小企业完成，80%以上的新产品由中小企业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中的作用逐步彰显，不仅为孵化新兴产业、激活区域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成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主体，而且还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提高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本力量。

但是，相比国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现状，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无论总体规模、技术创新能力，还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差距。本文通过总结归纳我国现行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基本规定，分析指出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初步提出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对我国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的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三)文献综述

1.国内观点总结

国内经济学文献对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方面的研究，更多是把焦点集中在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的构建上，主要考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和融资环境，风险投资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等问题。专门探讨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文献资料很少，更多是在对我国科技税收政策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中涉及，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1)对于税收优惠介入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必要性。学者们普遍达成共识，认为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重要主体之一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以科技为源动力，规模明显小轻型化的特征，其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创新收益的外部性、创新过程的不可分割性和不确定性带来巨大的风险性等特点，税收优惠的介入以激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进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必要。

(2)关于税收优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激励效应。部分学者侧重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方面的研究。

第一类是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我国与工业化国家相比，税收优惠政策在会计处理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激励程度的不同。如曾国祥(2001)，石林芬、何榕、刘莹(2008)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国家制定的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并进行梳理和归纳，同时对我国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利弊做出分析。张桂玲和左浩泓(2010)阐述了我国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按税种的分布情况及其已取得的成效，并对优惠政策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分析，得出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偏重于生产投入环节，研发环节相对薄弱，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结论。

第二类研究是运用统计回归的方法，在“创新”生产函数的模型里分析税收政策对自主研发影响的显著性。如陈晓和方保荣(2001)利用一个简单线性回归方程探讨了我国增值税与研究开发(R&D)投入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未发现增值税对R&D投入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吴秀波(2008)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国外对于R&D税收激励效果的评价方法，并进一步对我国R&D支出税收激励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当前税收政策对于研发支出刺激强度有限的结论。黄鲁成、张红彩、王彤(2010)对我国R&D活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技术引进经费对于我国R&D支出存在显著的替代作用。两类研究思路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我国当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自主创新激励作用有限。

(3)许雄奇、杜鹃(2010)通过经济学分析，说明税收优惠从人力资本、研究开发以及风险投资等方面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产生重要经济影响，并指出我国目前科技税收优惠激励在制度上还存在缺陷，应该予以矫正。

2.国外观点总结

国外经济学文献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究是建立在对高技术产业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技术创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1)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的介入方面。

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由于技术创新中存在“市场失灵”,政府的介入是必要的。美国的经济学家纳尔森(1959)和阿罗(1962)最早将市场失灵理论运用于技术创新研究。他们指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市场失灵，根源在于技术创新的三个重要特征：创新收益的外部性、创新过程的不可分割性和不确定性。

(2)在中小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贡献研究方面，学者们关注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在技术创新优势上的比较。

Acs et al(1990)将美国34个创新最多的行业中不同规模的企业的创新数进行了比较。结果是：在一些新兴行业如计算机行业，中小企业显示出更大的优势。他们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中小企业可以在自身投入较少的情况下，主要借助大学、大公司的R&D投入所产生的知识和创新成果的扩散，来进行创新活动。

(3)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是国外相关文献主要关注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其中一种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R&D支出的影响，探讨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是否起到激励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存在争论。David et al(2000)、Hall(2008)认为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以及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了企业R&D支出水平较低，影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因此政府应当采取直接支付或税收优惠等措施支持企业的研发行为。但是，David(2010)认为税收优惠只会刺激企业R&D投资的短期行为，并不能使企业承担高社会回报、低私人收益的项目，直接的财政支持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还有一种研究方法通过考察税收政策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探讨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是否起到激励作用。

(3)Jorgenson(2010)对税负高低与科技进步增长率做了相关分析。结果说明，对资本课征的税率与科技进步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本的低税负将会导致较高的科技进步率，资本的高税负则会引起较低的科技进步率。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1.研究内容

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其强烈的创新冲动和专业化技术，不仅为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激活区域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且还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提高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本力量。配合科技改革，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也一直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的重点。因此本文研究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研究以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例。本文通过总结归纳我国现行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基本规定，分析指出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论文格式并针对这些问题初步提出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探讨税收优惠对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采用比较分析的办法，探讨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差异，寻找异同点，以期对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有借鉴意义。

二、我国现行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规定

(一)内资企业所得税

1.直接优惠，即定期减免税

(1)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企业，经有关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

(2)对我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对经认定属于新办软件生产企业同时又是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新办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的减免税优惠。减免税期满后，按照15%税率计征企业所得税。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3)中央直属科研机构以及省、地(市)所属的科研机构转制后，对于经国务院批准的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和建设部等11个部门(单位)所属134个科研机构中转为企业的科研机构和进入企业的科研机构，从转制注册之日起，5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服务于各业的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4)工业企业进行技术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所得税。

2.间接优惠

(1)对社会力量，包括企业单位(不含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和个体工商户，资助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经费，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定，其资助支出可以全额在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足抵扣的，不得结转抵扣。

(2)软件开发企业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软件生产企业的工资和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3)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购置成本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内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内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4)对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税的内资企业、科研机构(以下统称企业)等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按规定予以税前扣除。对上述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实际发生的下列技术开发费项目，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试制费，技术图书资料费，未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实验费，研究机构人员的工资，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的折旧，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与新产品的试制和技术研究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在按规定实行100%扣除基础上，允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

企业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在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抵扣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5)工业企业为验证、补充相关数据，确定完善技术规范或解决产业化、商品化规模生产关键技术而中间试验，报经主管财税机关批准后，中试设备的折旧年限可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加速30%-50%.

(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1.直接优惠

(1)对设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国务院确立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当地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举办的先进技术企业，按照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延长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国务院确立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果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对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允许在经济开放区和产业开发区的税收优惠规定中从优选择享受一种税收优惠待遇，但不得重复享受。

(2)外国企业为科学研究、开发重要技术、提供专有技术所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还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

2.间接优惠

(1)设在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用于高新技术开发和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的仪器、设备，需要加速折旧的，应由企业提出申请，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后，逐级上报国家税务局批准。

(2)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购置成本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

(3)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资助非关联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研究开发经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有关捐赠的税务处理办法，可以在资助企业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税额时全额扣除。

(4)对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收的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开发费用，经税务机关批准，允许再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三)个人所得税

1.直接优惠

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科技人员个人奖励，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2.间接优惠

个人资助非关联的科研机构，用于开发新产品等的研发费用，个体工商户研发新产品等的开发费用，以及为研发新产品等购置单台价值在5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和试验装置费，准予税前扣除。

(四)流转税优惠政策

1.进出口环节

(1)经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认定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机构，在2010年12月31日前，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

(2)对经认定的软件生产企业进口所需的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含软件)及配套件、备件，不需出具确认书、不占用投资总额;对经认定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引进集成电路技术，单项进口的集成电路专用设备与仪器，除按照国发〔1997〕37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3)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设计的集成电路，如在境内确实无法生产，可在国外生产芯片，其加工合同(包括规格、数量)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后，进口时可按优惠暂定税率征收关税。

(4)对部分信息技术产品，包括集成电路、分立器件、移动通讯基地站、硬盘驱动器、数控机床等，出口退税率由现行的13%提高到17%.

2.增值税

(1)属生产企业的小规模纳税人，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按6%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属商业企业的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计算机软件按4%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并可由税务机关分别按不同的征收率代开增值税发票。

(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进口的软件进行转换等本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其销售的软件可按照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的有关规定，享受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

3.营业税

对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科研单位取得的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

(三)其他税收优惠政策

中央直属科研机构以及省、地(市)所属的科研机构转制后，自2003年至2003年5年内，免征科研开发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对于经国务院批准的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和建设部等11个部门(单位)所属134个科研机构中，转为企业的科研机构和进入企业的科研机构，从转制注册之日起，5年内免征科研开发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p#副标题#e#

三、我国现行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是以区域性优惠为主、产业性优惠为辅;税收优惠政策所针对的税种主要是所得税，并在流转税方面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从行业发展的统计数据来看，部分优惠政策已经表现出了很好的效果：软件业销售额从2003年420亿元增长到2010年4800亿元，出口从2003年2.5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40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达到23%和43%;集成电路行业快速发展，销售额从2003年的36亿元增加到2009年约800亿元，同比增长约为42%.与此同时，科研机构面向市场，在技术市场的交易活动中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不仅增强了科研机构自身发展的能力，同时也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服务科研机构共出让技术合同金额44.48亿元。2004年增加到190.43亿元，占合同总金额的比重从46.91%下降到14.27%.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现行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存在不公平现象

1.所得税优惠政策

(1)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区域性优惠为主、产业性优惠为辅，科技型中小企业只有地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才能享受税收优惠，这不利于高科技产业公平和健康发展。

通过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对进入开发区的企业给予各种优惠，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是，以地域为标准，对开发区内外性质相同的企业实行不同的税收待遇，而模糊进入开发区企业的规模、产业以及风险、利润等因素，导致一些企业进入开发区后改变经营方向，仍然享受税收优惠待遇。这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税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初衷，更不利于科技产业的合理布局。区内企业和区外企业不一样，新办企业和老企业不一样，新产品和老产品不一样。有些区内企业并不是高新技术企业，也享受税收优惠，导致许多企业不是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而是在“新产品”、“高科技企业”、“先进企业”等认定方面下功夫，钻政策的空子。同时，税收优惠政策规范性差，同样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各地制定的具体科技税收优惠办法和措施不一样，政策规定散且乱，导致科技型企业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

(2)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存在着所有制的歧视。

优惠政策规定，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新办的内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而对设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期为10年以上的，则规定从获利年度起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这影响了公平竞争和资源合理配置，使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增值税优惠政策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规定存在着在对高新技术实行增值税优惠上的认识偏差。如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中关于获得增值税优惠的行业主要集中在软件企业，实际上把高新技术和软件开发等同起来，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企业并没有享受到增值税优惠。

(二)不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1.所得税优惠政策

(1)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片面性，不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主要表现在优惠政策重结果、轻过程，重产品、轻投入，重成果、轻转化。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推广是一项涉及面广、系统性强的工作，包括发明、开发、设计、产业化、商业化等环节，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设备、人力和时间的活动，在发明、开发、设计、中试和推动产业化过程中企业投入多，收益少甚至没有收益。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受惠对象仅限于那些已经研制开发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并实现成果转让取得收入的企业，而对那些正在进行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阶段的企业缺少应有的税收激励措施，特别是在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方面，支持力度不够，并不能减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压力，也不能降低科技投资的风险。

(2)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需要科研投入和人力资本的保证，而现行所得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科研投入与人力资本教育的支持力度不够。

a.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规定，对企业纳税年度实际支出的研究开发经费超过上年10%的，允许从应纳税所得中加扣50%的费用。这一规定虽然体现了国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视和支持，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却有不合理之处。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特点，并有相关部门粗略统计，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经费在孵化期较高，从成长期开始就呈下降趋势，而企业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由于研发费用的减少，将不能享受研发经费抵扣的税收优惠。此外，现行税收优惠也没有涉及科技型企业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的扣除问题。

b.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机器设备无形磨损快，允许软件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税收政策，没有涵盖所有科技型企业。对应用于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设备，没有建立一套真正适用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制度。现行的加速折旧措施，从优惠力度和优惠范围看相当有限。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措施并不是直接针对技术进步制定的，对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上并未起真正起到激励作用，而且由于限制条件过多，“相关优惠措施在实施中被人为地大打折扣”.

c.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职工教育经费上比其他一般企业有着更高的要求，现有税法规定按计税工资总额1.5%计算得出教育经费支出的标准远远不能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需要。另外，人才是科技型企业最重要的因素，对科技进步的鼓励和刺激，最终要归结到对科技人员纳税的优惠上来。科技型中小企业一般无力解决员工的住房问题，他们给予员工的所有福利待遇全部体现在工资上。而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计税工资标准过低，没有考虑到科技型企业的特点，实际上造成科技型企业虚增应纳税所得额，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此外，在全国，几乎所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型企业的个人所得税，都由企业代缴。由于计税工资总额过低，企业代缴的个人所得税过高，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使企业的实际利润率下降。

2.增值税优惠政策

我国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制度没有充分考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生产特点，不利于科技型企业的发展，不适应科技进步的要求。科技型企业购买的机器设备往往比较精良，价值较高，固定资产更新换代快，资金投入大。而我国生产型增值税法规定，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负担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导致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加重，客观上减少了企业的可支配收入，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制约企业的发展。同时在科技型企业发展中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开发费用、技术转让费用、科技咨询费用等，在产品研发成功后又要投入广告宣传费用等，而我国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过窄，这些开支目前都不属于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所含税款无法抵扣，造成税款抵扣不完全，影响企业对科技投入和研究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导致目前我国一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科技产品的加工厂和中转站。

在陆立军(2010)对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经费投入情况的调查中发现，有占37.84%的企业在购买技术与机器设备环节投入经费最多，这势必造成企业在技术消化吸收方面的投入不足。

(三)风险投资未能得到实际税收优惠

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处于成长阶段中的孵化期和衰退期中的二次创业阶段，极需要风险投资的支持。风险投资的整个过程涉及风险资本供给方、风险资本运作方、风险资本需求方以及风险退出过程中的收购者等。由于每个参与方都涉及一定的税收问题，因此，风险投资对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敏感性。一般来说，风险投资者是否对高科技企业投资，取决于他对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和投资风险的权衡。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风险投资的代价时，风险投资的“介入”才会有充分的理由。而风险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税收政策以及对投资高科技的税收优惠。利用税收优惠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国际上普遍的做法。然而，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全国范围内适用的专门针对风险投资的法规，缺乏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风险投资方面的政策支持，鼓励投资高科技的风险投资税收优惠至今仍是空白。

从我国目前的实践和发展趋势看，风险投资可能形成信托基金制、有限合伙制、公司制3种法律形式。根据现行税法，信托基金对投资者所获利润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但风险投资基金尚无立法;有限合伙目前也不具备法律资格，按照所得税法，合伙企业不仅要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分配给合伙人的部分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如果采用公司制，不仅设立困难，企业获得的利润在缴纳企业所得税之后，无论用作转增资本，还是分配给股东，都需要缴纳所得税，同样存在重复征税问题。

这样的现实，造成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者不仅享受不到任何所得税上特别的优惠，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资本所得的收益还要双重征税;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不仅风险大，还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保障，无法保证风险投资的正常运作，无法保护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的利益，无法引导和促进风险投资者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

四、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税收政策是国家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调控手段，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理论研究和国外经验表明，税收优惠是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它有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事业发展和扩大再生产，这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尤为重要。当前，面临税制改革的大好时机，规范和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培育和加强民族科技创新精神，进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的指导思想

科技型中小企业从事的是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活动。技术创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环节，可以说没有技术创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改革和完善，在指导思想上首先应该突出对技术创新的鼓励和扶持，并强化调控作用，提高征管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其次，应明确被扶持的技术创新的内涵，是以狭义技术创新为核心，融合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在内的广义技术创新，而不过多干预企业内部的制度、文化创新。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自身的客观规律，同时借鉴国际经验，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重点和走向是：从对高新技术产品和成果实行税收优惠为主，转向鼓励科技型企业加大科技创新研究和开发投入为主;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性优惠与区域性优惠相结合，以产业性优惠为主;税收优惠政策实行直接优惠与间接优惠相结合，以间接优惠为主。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调整现行税收政策。

1.明确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设计要体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全过程给予系统完整的支持。新的科技成果被市场接受，要经历实验、中试、产业化、市场推广等环节，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败都会导致创新失败。因此，税收优惠应该体现在每一个环节，不仅要对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与销售环节给予税收优惠，在科研开发和中试阶段也要给予税收优惠。可以采取有利于设备更新和资金回报的加速折旧、有助于科研活动的税前扣除、税收抵免以及资助目的性较强的税收信贷和延迟支付等手段，并准许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照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设立风险准备金、技术开发准备金、新产品试制准备金或亏损准备金等，用于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

2.健全和完善与高新技术产业有关的税收法律体系，改变过去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区域性歧视，统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外科技型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只要是高新技术项目，不管地域如何，均可享受所得税的优惠，以确保科技型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从而避免开发区内一些非科技企业利用政策漏洞避税状况的产生。同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要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对于那些过去是而现在不是的高新技术产品和企业应及时恢复正常的税率征税，以免国家税收收入的流失。从而真正消除税收优惠政策对地域的歧视，实现税收优惠按项目获得。

(二)改革和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应尽快消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给予内外资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公平的竞争环境。

2.所得税优惠方式从直接优惠为主转向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的综合运用，更多地采用间接优惠，即税基式优惠。对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给予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允许有发展前景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照销售收入的比例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新产品试制准备金”等，据实在税前扣除，以弥补技术开发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同时，将软件行业加速折旧的税收政策，扩大到所有高科技企业，在折旧时不仅要考虑自然损耗，更多的是要考虑经济折旧，保证在经济寿命期内完成折旧，充实企业下一轮投资的资金。

3.将对软件开发企业据实扣除职工工资的优惠规定，扩大到所有高科技企业，以保证中小科技企业留住人才。考虑到国家财政负担能力和实际操作问题，可以将科技型中小企业计税工资的人均月扣除限额先提高到2000-3000元。

4.完善再投资退税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将税后利润用于生产规模的扩大或再投资于高新技术项目，按照投资总额对其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给予部分或全部退还。

5.加强对高科技税收优惠的管理，防止税收优惠的滥用。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跟踪调查，加大对骗取税收优惠的处罚力度，保证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有效。

(三)改革和完善增值税制度

1.为切实减轻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负担，鼓励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创新，笔者建议，在东北地区的某些行业优先实施增值税转型的改革中，可同时允许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科技产业中，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抵扣购置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考虑到国家财政负担能力和实际操作问题，可以对通过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购进符合规定范围内的机器设备分期、分批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2.税收优惠应从以返还为主转变为以增加进项税额的基本扣除为主。对专有技术类的无形资产，如外购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转让等，允许纳入增值税的抵扣范围，按其实际所含的营业税予以扣除，以降低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风险成本。同时，可允许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技术转让费、新产品试制费和宣传广告费等，比照运输费用按7%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作为解决科研开发环节“链条”衔接问题的过度性措施。

3.对软件、集成电路增值税税负分别超过6%和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适当扩大其覆盖范围，允许其他高科技行业也享受该项税收优惠。

(四)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科技人员是科学技术的主力军，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鼓励科技人员到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去服务，就应当让科技人员做出的贡献与他们所得到的报酬相匹配。因此，在制定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科技人员的切实利益，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稳定本地科技资源，吸收外地、外国的科技资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打下坚实基础。具体建议包括：

1.对科技人员在技术成果和技术服务方面取得的收入，可比照稿酬所得，按应纳所得税额减征30%.

2.在税收上鼓励科技型企业采用员工持股和股票期权的激励制度，使从业人员可以享受延迟纳税的优惠。如对企业科研开发人员以技术入股而获得的股权收益，实行一定期限内免征个人所得税;对科技人员从企业分得的奖金、分红，再投资于科技企业用于科技开发与研究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

3.鼓励引进高级人才。对高新技术企业中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博士的工资薪金，可免征或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来华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外国专家，除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之外，可以允许适用一个附加费用扣除标准。

(五)制订鼓励高科技的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由于我国的风险投资不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是在看到它对高科技企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后才开始研究运用的，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政府应起主导作用。为使风险投资规范运作，并使风险投资的激励性政策和相关管理办法有法可依，政府应尽快制定《风险投资法》或《风险投资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有关税收政策的规定，要从税法方面对风险投资加以扶持。在保持目前主要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生产与销售环节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应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到鼓励对高科技投资和降低对高科技的投资风险上来。比如让投资于高新技术研发项目的风险投资企业享受特别的税收优惠，对资本利得实行减免所得税，对风险投资发生亏损实行税收抵扣等。具体建议如下：

1.税收减免

(1)对风险投资企业实行减免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可以考虑对那些将80%以上资产投资于高新技术项目的企业给予免税待遇。(2)在高新技术企业发生亏损时，应允许风险投资企业按其在高新技术企业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计算出亏损冲抵其他应税所得，以降低投资风险。(3)对参与风险投资的个人、企业或其他机构从高新技术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税;同时，向投资人分配所持证券时免征资本收益税，而在证券出售变现时才征收资本收益税，以消除对风险资本的双重征税。(4)对风险投资企业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转让收入，只征收印花税，免征其他税。

2.再投资退税。对投资者将其从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收益再用于风险投资，这部分收益可享受再投资退税优惠，以促进新风险投资行为的发生，加速风险投资资金的积累。

3.对风险投资企业的投资损失给予“退回补偿”,即用以前一定年度的利润弥补当年亏损而退回以前年度缴纳的所得税，政府直接承担风险。可考虑在现行亏损弥补的基础上将风险投资企业税前弥补亏损的年限由5年延长为8-10年。

4.对风险投资企业从业人员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为鼓励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进入风险投资企业，除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之外，可以允许风险企业的就职者适用一个附加费用扣除标准。

结束语

我国的中小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机制灵活，数量多。但由于企业的规模小，发展的历史短，也存在着企业决策管理水平低，信誉度低，资金短缺等困难，这使得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先天不足，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分布在补缺市场，企业的核心技术竞争力不强，资本积累有限。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中小企业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政府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只能通过改善技术创新环境来间接扶持。

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现行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1)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不公平现象，具体表现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只有地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才能享受税收优惠;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存在着所有制的歧视。

(2)现有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不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3)风险投资未能得到实际税收优惠。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1)从指导思想上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明确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设计要体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全过程给予系统完整的支持;健全和完善与高新技术产业有关的税收法律体系，改变过去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区域性歧视，统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外科技型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2)改革和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3)改革和完善增值税制度;

(4)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5)制订鼓励高科技的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翻译理论，即在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理论，其中有的理论是可以直接描述并且可以通过训练习得，而有的理论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著名的翻译理论有：严复的“信达雅”、克里斯蒂娜·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functionalism)”、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等著名的翻译理论。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保定企业外宣翻译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保定企业外宣翻译研究全文如下：

近年来，保定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迅猛，与此同时，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保定企业的国际贸易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企业对外宣传材料的准确翻译可以为企业和产品赢得良好声誉，进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因此，企业的外宣翻译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外宣翻译是指企业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企业外宣材料包括凭借多种媒介，为企业和商家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各种资料。本文主要探讨保定企业外宣材料中的企业简介、产品介绍等文字资料的英译问题。

一 功能翻译理论与企业外宣翻译

功能翻译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该理论以目的论为核心，强调翻译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发生的有目的的交际行为。根据该理论，翻译行为应遵循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翻译的最高原则，它意味着翻译方法应由翻译目的决定，译者应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确定翻译策略。连贯性原则是指语内连贯，即译文须在目的语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意义清晰，从而让接受者更好地理解。忠实性原则是指译文与原文间语际连贯，即译文应忠实于原文。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都从属于目的性原则。由此可见，功能翻译理论提高了译者和目的语读者的地位，突出了翻译在语言、文化、语用等层面的对等。

企业外宣翻译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诱导型”文本的翻译行为，其预期的核心是“唤起读者的特定反应，诱发读者的特定行动”，负有传递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功能以及唤起目的语读者消费欲望的感染功能。在企业外宣翻译中，翻译策略和方法由其外宣材料英译的预期目的和功能来决定，因此，功能翻译理论对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 保定企业外宣翻译现状

笔者对保定部分大型企业的英文网业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分析，发现企业对外宣翻译的重视程度不一，总体翻译质量较好，但也存在诸多不足。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1.遣词造句方面

企业的英文网页中还存在诸如拼写、选词、句法、表意不清等语言错误。这些错误使得句子不够通顺，表达不够清楚，使得译文达不到理想的宣传效果。企业的英文翻译中如 果出现较多的语言错误，会使企业形象大打折扣。同时，中式英语的存在也给目的语读者在理解上造成了很大障碍。

如：(1)A series of new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be used from emulsion-making to coating.(2)It will be built in three phases and planned completion in Aug.2015.(3)Good service could create valu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form the customer of high level.

2.信息处理方面

在信息处理上，有的译文没有充分考虑到目的语接收者的心理预期，对原文的相关信息没有进行适当调整、删减或补充，出现了逐字逐句的“死译”。信息处理方面的语用失误忽视了译文使用的语境，使译文起不到应有的宣传作用。

如着眼于今天的市场竞争特点，乐凯已从科研生产企业转变为高科技服务型企业，经营定位的提升赋予了乐凯和乐凯人新的价值。

With a view to the market competition today，Lucky has finish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high tech manufacturer to a high tech server. The enhancement of positioning of company granted Lucky new value.

因为英语国家的人关注的是企业的定位转型，译文中最后一句提供的信息对目的语接收者而言意义不大，因此在翻译过程中，“经营定位的提升赋予了乐凯和乐凯人新的价值”可省去不译。

3.文化交际方面

有些翻译过多强调中英企业外宣材料的对等和忠实，没充分考虑到中国和英语国家间在文化、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英语的表达方式直接，往往开门见山，而中文的表达方式较为含蓄，且先说事实后做结论;英语国家在表达时喜欢提供实实在在的信息和实质性描述，而中国人喜欢用四字成语、平行结构、修饰词等表达情感，且多重复。如果译者不考虑这些差异，仅在翻译过程中忠实于原文，译文似乎很难达到其预期的宣传目的。

如“服务为本”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乐凯人在市场经济中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奉献为先”是一种服务的精神，他要求乐凯人识大体、顾大局，为乐凯事业的长远发展勇于奉献自我。

以“服务”作为立足市场的根本，以“奉献”作为奉献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乐凯将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团队。

“Service Oriented” is a brand new value，it shows Lucky People’s attitude towards the customers; “Dedicated Prioritized” is kind of spirit to service the customers. It requires Lucky people to be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ucky and to be mindful of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Taking “Service” as a foothold in the market，“dedication” as the work guidelines，Lucky will be an invincible team in market competition.

这两段译文中，译者没有充分考虑到中西方国家在文化、思维习惯、表达方式方面的差异，将中文内容甚至语言结构模式都几乎“一一对应”地进行了对等翻译。

4.时效方面

外宣翻译可以帮助国外客户及时了解企业发展动态，因此时效性很强，但有的企业英文宣传网页内容更新不及时。

三 企业外宣翻译策略

企业外宣翻译对于宣传企业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唤起目的语读者的消费欲望，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影响。根据保定企业外宣翻译现状，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笔者从以下两个层面探讨企业外宣翻译策略：

首先，非语言层面上，译者应努力提高其自身素养和业务水平，尽可能避免词汇、语句组织及中式英语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因为企业外宣翻译具有信息功能和感染功能，因此译者应充分考虑中文源语文本的意图及译文读者的理解力和心理预期，注意分析中国和英语国家间在文化、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其次，语言层面上，译者可以根据翻译需要及中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将汉语文本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和组合，在语句组织上应遵从英语国家企业宣传材料的语言表达习惯。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实现企业外宣翻译目的，译者可以灵活采用以下策略：

1.增译法

为了确保企业外宣翻译能真实有效地向目的语读者传递相关信息，达到预期的宣传目的，译者需要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实际需求。中文宣传材料中的某些词语对国内读者而言比较熟悉，而对英语国家的人而言却很陌生，甚至不知所云，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有必要增加内容对该词语进行背景方面的补充说明或解释。

2.删译法

中西方国家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有很大差异。英文宣传材料行文流畅、语言简洁，注重有效信息的传递;汉语宣传材料为了烘托宣传效果，唤起读者的消费欲望，会用很多修饰语，且多重复，而这些语句似乎没有包含太多有用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将这些没有提供有效信息的词语或语句删去不译。

3.重组法

中英文在语句组织方式方面有很大差异。中文语句间的组织以意合为主，缺少从属连接成分，英文往往是直线式，一个主句加上多个从属句，结构上较为严谨。此外，英文企业宣传材料多使用主动句，而中文宣传材料中被动句较多。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外宣材料时，有必要对语句顺序和句子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和组合。

四 结语

企业外宣翻译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外宣效果。改善企业外宣翻译现状，提高企业外宣翻译效果，译者应努力提高其素养和水平。功能翻译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翻译理论的束缚，突出了翻译行为的目的性，为企业外宣翻译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日益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武装起来，运用现代化发展理念，将农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使农业的发展由落后的传统农业日益转化为具备当代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的生态农业。实现了这个转化过程的农业就叫做农业现代化的农业。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农民工市民化视角下农业大市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路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农民工市民化视角下农业大市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路径研究全文如下：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要坚持城镇化道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城镇化质量;建设新型城镇化更是“十八”大报告的鲜明主题之一，也是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重点话题。报告中共计6次提及“城镇化质量”、“新型城镇化”、“城乡”等概念。由于湖南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反映了中国现阶段发展的特征，因此湖南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两化”)方面的成功探索和实践对于解决好我国的“两化”问题具有普遍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为了探索出一条在确保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农业现代化有序推进的基础上“两化”科学协调发展的路径，2011年中央提出以衡阳为主体，建设大湘南产业转移示范区、加快中部堀起和湖南振兴的战略决策，这标志着衡阳经济建设已纳入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做为湖南第一农业大市的衡阳“两化”要取得较快进展，首先要解决农业大市的发展问题。而众多农业大市“两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多地少、需要通过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城镇化水平。农民工市民化是农业大市实现“两化”的必然选择与特有途径，但现存的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也影响了农业大市实现“两化”。然而，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相比，衡阳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一体化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农业大市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一体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1.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一体化发展区域不平衡，特别是村级集体没有稳定的收入。经济薄弱村和富裕村之间的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从衡阳村集体经济收入成分分析上看，集体业务收入相对稳定(指的是集体统一的营业收入，合同和工资收入和投资收入)并不多，很多村庄的收入来源都依靠供给非常不稳定的生活补贴，土地补贴等。

2.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一体化发展中土地经济的红利不断减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渠道萎缩、集体负担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土地经济”，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许多村庄获得了与土地资源相应的级差地租。然而，这一优势现在已经基本丧失。在收入萎缩的同事，村级集体的刚性支出确在不断增加，村级公用事业的负担日益增加。

3.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总的来说，村集体经济发展内在动机不足，乡村干部的热情不高。同时，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力量不够大，集体资产价值和规范的运行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与村级集体经济相关的权益纠纷时常出现。

4.公共财政资源相对分散，投资业绩需要改善。近年来，各级金融资本有效地支持新农村建设，但在实践中，公共财政覆盖面在农村仍然较小，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尚未建立，公共财政不平衡，政府支持基金绩效低等诸多问题仍然存在。

5.紧缩政策因素制约发展的空间发展困难。土地宏观调控的加强使得一些区位优势明显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更突出的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当前的集体建设用地政策极大的限制了村级集体经济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能力的发挥。与此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压力，集体经济发展不得不为环境保护让步。

6.资本积累相对薄弱，发展力量削弱。由于收入渠道逐渐萎缩，村级刚性支出逐年增加，削弱了村级集体经济积累，也减缓了村集体经济发展速度，影响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国家金融宏观调控，一般没有银行信贷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个人或民间高息贷款的方式筹集资金，村集体经济发展不能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7.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体系的缺陷。虽然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中均有关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但是，对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人格、组织机构、权利义务及责任形式等重大问题均未有相应规定，这无疑将严重影响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作用的发挥。正如张红宇所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经济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发展，相反，集体统一管理的功能正在进一步削弱，相关政策在与农民的关系处理上存在“越位”和“缺位”两种状态，当前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关系亟需重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二、农业大市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一体化发展的主要路径

1.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农村生产要素向县城、乡镇和农村社区集中，以此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生产要素集聚可以产生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带动城乡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改善。因此，应从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四个方面加快农村生产要素集聚。

第一，在劳动力要素集聚方面，应逐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农村社区集中，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城乡一体化关键是要实现城乡劳动者素质的一体化。高素质的人才是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要积极促进城乡之间在思想意识、文化交流、科技信息等方面的双向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同时，积极设立各类科普教育培训班，加强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工作，使之掌握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产业化生产技能，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二，在资本要素集聚方面，应盘活农村分散的富余资金，完善城乡金融机构布局，可以使城乡资金实现自由流动和合理集聚，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衡阳又出现了新的工农金融存贷“剪刀差”，在农村吸收资金的正规金融机构很少在农村地区发放贷款，农村资金大部分流向城市。因此需要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建设，使农村金融真正成为为“三农”服务的金融体系。银行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切实为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提供信贷支持，解决它们融资难的问题。还要发挥农村信用社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直接面向农民和农业的金融服务组织，满足农户种养及加工等方面贷款需求。

第三，在土地要素集聚方面，应逐步实现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城市和乡村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城乡一体化的最重要特征，城乡间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健全社会服务网络等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条件和标志。

衡阳市实施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

一是要实施中心城区的带动战略。在区域布局上，优先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区和城市群、城市郊区及辐射区;在规模体系上，县城要发展为50万人的中等城市，使之成为县域经济、文化中心，每个县、建制镇也应优先发展1-2个中心镇，使其规模达到10万人左右的小城市，成为区域产业集聚重要基地和专业市场的重要载体。

二是大力推进城乡征地制度建设一体化。目前衡阳还存在严重的征地价格“剪刀差”。按照土地政策规定，建设开发区和房地产用地必须先由政府征用，然后才能进入一级市场。目前，征地价格低，出售开发价格高。为此要尽快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土地征用补偿办法。

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让农民直接参与土地交易的全过程，改变原有的行政征地方式。另一方面，防止和纠正在征地过程中对农民的土地侵权行为，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充分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利和收益。此外，国家还应尽快出台安置失地农民就业的优惠政策，推进土地换社保的办法，将失地农民全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

第四，在技术要素集聚方面，应集中配置农村科技资源，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因素，人力资源是城乡一体化中最重要资源。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信息、交通和通讯等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加强了空间联系，使产业在空间上的“分散化”布局成为可能。科学技术扩散和传播具有成本较低，速度快，约束条件少等特点。科学技术扩散和传播能优化城市和乡村的产业结构，能较好地解决城乡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因此应深入实施科教兴豫和人才强省战略，切实把科技、教育发展放在优先位置，促进科技创新，加快人力资源开发，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2.努力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工业和农村服务业来促进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

发展农村现代产业既是农村生产要素集中的落脚点，又是农村城镇化的载体，对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目标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就业岗位的关键是发展现代产业，由此可见发展现代产业对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意义。衡阳市乡镇企业的发展，要围绕实施“建设小城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培育龙头企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四位一体的战略，以小城镇为载体，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街镇企业为核心，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发挥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资产集聚、产业集聚的作用，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和街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实现连片发展。

在交通便捷的城镇，加快开发适合于本地区企业发展的工业小区，迅速扩大城镇规模，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通过制定政策，鼓励公司化的农业企业、大城市的工商企业到小城镇建立配套生产加工基地，对其从事的产品开发、商业连锁、物资配送、旧货调剂、农副产品批发等经营活动，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予以鼓励。瞄准全国500强企业和大公司、大财团，选择一批大项目，深入做好前期工作，组织高层次的招商活动，吸引更多的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和投资公司落户衡阳市、落户到城镇和各类开发区。积极选择符合条件的企业向外商推介，力争并购重组取得实质性进展。

3.建立健全农村城镇化体系，从而有助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农村城镇化为农村生产要素集聚和现代产业发展提供空间支持，是农村生产要素集聚和现代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目前衡阳市农村城乡一体化水平尚不高，城镇体系发育不很健全，城镇规模序列结构明显不平衡，这决定了衡阳市不宜简单模仿那种“遍地开花”式的小城镇发展道路，而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寻求小城镇发展的重点和突破口。

市一级应从制定全市的发展目标、政策、规划、平衡发展的条件和加大扶持力度入手，选择市内的重点地区和乡镇作为重点，予以重点支持，进而发挥其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全市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各区县也应在协调好土地、资金、人员安置等问题的前提下，按照市、区两级规划的总体要求，着重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从一个或几个方面实现突破，并以此带动城镇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促进小城镇的发育和成长，形成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城乡一体化格局。

衡阳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应采取“大县城―大镇―农村社区”三位一体的农村城镇化路径。通过“大县城―大镇―农村社区”三位一体的农村城镇化体系建设，实现城乡社会一体化管理和城乡公共资源能够均衡配置。农村发展离不开城镇体系，要从全局的高度兼顾城市和农村的双重发展，将二者实现有机结合，按照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原则，认真把握城乡统筹发展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协调性，不断建立和完善城乡统筹的发展管理体制。

市场营销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动词理解，指企业的具体活动或行为，这时称之为市场营销或市场经营;另一种是名词理解，指研究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或行为的学科，称之为市场营销学、营销学或市场学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能力培养视角下的高校市场营销教学改革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能力培养视角下的高校市场营销教学改革研究全文如下：

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很多高校市场营销类人才培养的目标已经定位在高素质应用型管理人才的培养上。对于市场营销课程的教学而言，也应当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淡化市场营销应试教育、理论教育，重视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为此，应增强学生在市场营销课堂中的主体性，营造出良好的教学氛围，激发学生对市场营销课程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样才能促进学生专业素质的有效提升。

一、高校市场营销教学的主要问题

(1)未能保证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在市场营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因子，二者之间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但是由于市场营销课程主要采取大班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堂上多是组织开展标准化、统一化的灌输性教学，教师成为了市场营销教学的主体，学生只能围绕着教师的授课内容开展被动式学习，学生在课堂上很少有自主学习和互动探讨的空间，导致很多学生丧失了对市场营销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学习效果不佳。

(2)对实践课程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一些学校的市场营销课程教学，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课程教学的教材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有的学校虽然选用了实践教材体系，但是照搬照抄其他学校的教材体系，没有做到与自身教学需要和市场需求的充分适应，导致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很难得到有效的提高。

(3)市场营销课程的教学氛围和授课环境不够理想。

很多高校学生对市场营销课程的学习，存在着很强的功利心理和浮躁心理，这与高等院校的教学评价机制有着很大的关系。目前的专业教学与评价机制，主要是通过闭卷考试的形式考核学生的学习成果，这显然无法对学生的营销专业素质和能力进行全面、科学的考核。即便闭卷考试具有很大的公平性，但它毕竟只是一个终结性的评价，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学生对整个市场营销课程学习的全过程，也容易助长高校学生的应试心理。同时，高校市场营销课程的教学，多是限制在校园教室内，没有营造出企业化、实战化的授课环境，市场营销课程的专业学习氛围不够浓厚，限制了学生素质和能力的提升。

二、基于能力培养的市场营销教学策略

(1)增强学生在市场营销课程学习中的自主意识和主体意识。

由于市场营销课程的课时是相对有限的，教师的单向教学并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营销能力，所以很多学习活动需要学生在课上、课下自主开展。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提高学生在市场营销课程学习中的主动性。具体而言，要善于从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偏好、兴趣习惯等角度出发，引导学生对市场营销现象、市场营销问题进行主动思考，在课堂上留给学生充足的自主空间，帮助学生掌握正确而有效的营销方法，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提高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

高校在设置和建设市场营销实践课程体系时，要坚持以能力为本位，以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素质为主线，其中的能力不仅包括市场营销方面的专业技能，还应当涵盖职业道德素质与行为能力、创新思维与表达能力、集体意识与团队协作能力等。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市场营销实践教学，还要正确处理好实践课程教学与理论课程教学、必修课程教学与选修课程教学之间的关系，做到与就业需求的紧密结合，有效完成市场营销教学与岗位能力、岗位标准的无缝对接。

(3)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与授课环境。

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科学的教学设计和积极的思维引导来确保优质的课程教学氛围和授课环境。如在市场营销的教学课堂上，教师可以将课堂主动权交给学生，将学生划分为几个学习小组，然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分别设计营销策划任务，小组内的学生可以分别承担营销总监、区域经营、市场专员、消费者等角色，在近似真实化的教学环境中，学生的学习动力更容易被激发出来，对专业能力的锻炼养成也更加有利。

(4)创新教学评价机制。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在市场营销教学改革中要重视教学评价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一方面，要建立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评价形式，对学生在市场营销课程教学中表现出的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学习技巧以及作业完成状况等进行综合考量。对学生课外实践的考察，则是针对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团队意识等进行重点考核，最终形成卷面考试与实践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另一方面，建立过程、结果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既要重视学生阶段性学习成果的评价，也要重视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与评价，这样才能对学生的专业能力进行及时的查漏补缺，引导学生全面系统地提升自身专业综合素质，从而在未来的营销工作岗位上更具竞争力。

三、结束语

总之，能力视域下的高校市场营销教学改革，需要教师积极转变自身传统落后的教学观念，正确发挥教育引导职能，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通过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上的创新，增强市场营销教学的互动性、趣味性和开放性。正确处理好教师“教”与学生“学”之间的关系，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进而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市场营销专业人才。

政治哲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研究政治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又是政治理论的方法、原则、体系的科学。它主要关注政治价值和政治的本质，是关于一般政治问题的理论，也是其他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视角下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视角下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全文如下：

前言：在对政治哲学进行研究时，如果忽视其双重维度的属性，只是进行单一的研究，那么研究出来的结果将会缺乏全面性和完整性，对于政治哲学的蕴涵，也不会充分的展示出来。因此，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必须要从双重维度的视角来进行研究，以便于保证研究的全面性。马克思政治哲学属于政治哲学中的一种，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同样需要以双重维度为视角来进行研究。

一、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

(一)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

在进行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所谓理论前提，就是指政治哲学的概念。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核心的内容就是如何理解政治和哲学的关系，由此可见，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两个基本的组成元素就是政治和哲学，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具有双向性。基于政治哲学的概念，人们在进行研究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一个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对哲学进行研究，并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从哲学的角度出来，对政治进行研究，并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

在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中，在政治和哲学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核心定义。在施特劳斯的理论中，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政治哲学表达式中，政治所代表的是研究的内容和作用，哲学表示的是研究的方法，据此，政治哲学就是对政治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的方式为关联政治的哲学方式;另一方面，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政治是形容词，并不代表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基于此，在进行政治哲学的研究时，主要研究的为哲学问题，采取的方式为政治方式。

实际上，在这两个方面的定义中，政治哲学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第一方面的定义中，侧重点为政治，而在第二方面的定义中，哲学才是侧重点。对于这两种定义，施特劳斯所欣赏的是第二种，这种认知具有比较好的明确性，不过，一贯性是不存在的。在施特劳斯后来的研究中，再次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做出了解释，在这次的解释中，政治成为了强调的侧重点，通过哲学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这种变化说明，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必须要充分的考虑政治和哲学的关系，从而更加全面的理解政治哲学的涵义。

通过对施特劳斯相关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政治和哲学的关系，政治方式处理哲学问题和哲学方式处理政治问题是相互依赖的，不能分开来进行研究，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将政治和哲学的相互关系充分的反映出来，而这也正是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

二、政治哲学双重维度视角下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狭义定义

对于社会上的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在对其进行研究时，是在哲学的视角下来进行的，通过哲学方法和视域，良好的解决政治问题，之所以会采用哲学进行处理，主要的原因是哲学家的素质、风格等。另外，在马克思主义中，研究对象十分的广泛，几乎涵盖社会中的所有领域，政治领域就包含在这个范围中，基于此，在进行政治问题的研究时，必须要用马克思哲学来进行，而这就是狭义上的政治哲学体系，该体系所具备的完整性是非常好的。

在这个体系中，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通过哲学的方式来研究各种政治现象，在人们生活的社会中，政治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国家、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暴力、和平等，都属于政治现象的范畴，在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时，就需要用哲学的方式来进行;

第二，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概念、范畴和理念，在政治学中，包含大量的政治概念，比如民主的概念、平等的概念、和谐的概念等，同时，对于政治的范畴和理念，哲学也可以进行充分的研究;

第三，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思潮，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都属于政治思潮，在对这些政治思潮进行研究时，只有通过哲学的方式来进行分析和批判，才能正确的认识政治思潮;

第四，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问题。经过上述表述可以发现，狭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指哲学方式研究政治问题。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广义定义

既然狭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定义为利用哲学来处理政治问题，那么广义上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指利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哲学的问题。在此种视角中，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分析，此种论断的理由都是非常充分的。对于哲学，马克思主义在对其进行研究时，立场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马克思在自己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阐述了这样的内容：对于哲学来说，物质武器就是无产阶级，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哲学就是其精神武器。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这两个理论，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那么就会发现，在这两个理论中，政治哲学的内容是有所体现的。

具体说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其主要的内容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现代性，而这其中就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政治哲学的内容;在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说，这是一种“正义论”，具有比较强的独特性。对于共产主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但无论是哪种形式，共产主义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共产主义中，将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基本经验表现出来，如果将共产主义等同于党派、世界观，那么这种认知具有很强的肤浅性;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著作中，也提到了共产主义，并将其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也说明，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政治、哲学、经济学实现了高度的融合。基于此，在对哲学进行研究时，以政治的方式来进行是有着强大的理论依据的。

结论：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政治”和“哲学”是两个基本的要素，概念中的核心内容就是究竟以何种方式来处理何种问题，一种立场是利用哲学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另一种立场是利用政治方式来处理哲学问题，这两种立场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在对政治哲学进行研究中，其中关注度最高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为了保证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就需要将其放置在政治哲学双重维度的视角下来进行，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形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广义和狭义上的定义。实际上，这两种立场是相互依赖的，共通过形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全部内容。

有些东西是我们用眼睛看不到的，如黑暗中的物体，我们却可以凭借手和身体去感知它们的存在;有些东西是我们无法用手和身体能够触摸到的，如远处的物体或者是风景，我们却可以用眼睛来感知它们的存在;有些东西我们无法用眼睛看到，也不能用手和身体去触摸，如歌声、音乐、话语等，我们却可以用耳朵来感知它们的存在;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的感官无法直接来感觉的，如：紫外线、红外线、细胞、粒子与电磁波等等，我们可以制造各种仪器和借助工具来感知它们的存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信息感知视角下的心理距离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信息感知视角下的心理距离研究全文如下：

一、引言

自从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中国企业也在不断积累“走出去”的经验。尽管这样，我国依旧处于“走出去”的初级阶段，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成长道路并非坦途。通常，在国际化进程中，相比于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中国企业更容易受到心理距离的约束，这种约束使得它们在跨国经营时而临着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克服心理距离造成的信息流动障碍和风险，跨国公司倾向于首先进入心理距离较近的国际市场CJohanson和VahLne1977)，同时采取低成本/低控制进入模式(Hennart和Larimo1998) 。可见，研究心理距离，对于学术界进一步研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大有裨益。

心理距离概念最早由Beckerma 1956)引入国际商务研究领域。他认为，心理距离可能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虽然心理距离很早就被提出，但是，直到国际化进程模型阐述了心理距离在国际商务领域的重要性之后，心理距离才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Johanson和Vahl-ne1977)。若要发展心理距离理论，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怎样对其进行操作化:心理距离的定义内涵是什么?它由哪些维度构成?这些维度又该如何测量?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心理距离究竟是多少?心理距离对企业国际化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停比研究的步伐。起先，学者们试图从信息流动视角解答这些问题。但是，单一的理论视角很难完全解释心理距离，在实证检验中甚至出现了矛盾的结论，即心理距离悖论(Urady和Lane,1996)。于是，学者们试图开拓新的理论视角，以弥补原有视角的缺憾，例如发展基于个人特征的主观感知视角;同时，各个理论视角不断发展和完善，尝试从多个角度解释心理距离悖论。在此期间，心理距离的非对称性特征被用来解释心理距离悖论，由此备受关注。但是，上述视角都是基于西方情境的研究，与之相关的心理距离构成变量并不一定适应于中国的本土情境(Blomkvist和Drogendijk,2013)。鉴于此，易江玲和陈传明(2014)开发了适合中国情境的缘分视角。但是，针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各个理论视角不尽相同。可见，视角差异是心理距离研究的根本问题，比较和分析心理距离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厘清心理距离的发展脉络。

因此，本文从信息、感知、缘分这些理论视角入手，通过分析和回顾心理距离的定义内涵、构成维度、测量方法、对称性和悖论等，总结了各个视角是如何操作化心理距离的。同时，本文也试图说明，通过不同研究情境以及研究视角发展而来的心理距离理论，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也就是说，在情境下显著的心理距离变量，在情境下不一定显著。例如，缘分视角是基于中国本土情境的研究，与之相关的华人社会网络构成变量，是中国本土情境中的特有变量，并不一定适应于其他情境。最后，本文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

二、心理距离的研究视角

主流心理距离理论经历了信息流动视角、主观感知视角和缘分视角的发展历程(易江玲和陈传明，2014)。这三个理论视角相互补充，丰富了现有的心理距离理论。我们根据这三个理论视角，回顾了心理距离理论的发展历程，并且阐述了这三个视角的主要观点、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一)信息流动视角

信息流动视角的主要观点是，心理距离阻碍了国际市场的信息流动，导致跨国公司难以收集和理解东道国的市场信息，增加了市场信息的获取成本，是企业国际化不可忽视的障碍物(Brewer, 2007;易江玲和陈传明，2014)，因此，心理距离对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具有消极影响。为了规避风险和不确定性，跨国公司通常采取循序渐进的发展策略，首先偶尔出口，然后成立海外独立办事处，再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最后才成立海外生产、制造公司(Johanson和Wiedersheim-Pau1,1975;Johanson和Vahlne,1977)按照这种观点，跨国公司首次进入东道国市场之后，一旦获得了该市场的经验和知识，就将迅速扩张市场。但是，心理距离阻碍跨国公司获得市场经验和知识，若心理距离较远，跨国公司的市场经验和知识就相对医乏。因此，比起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利用，如何克服心理距离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信息流动视角所更加关注的问题。

(二)主观感知视角

主观感知视角认为，在心理距离的研究中，我们不可忽略“心理”的作用。“心理”这词来源于希腊字母psychikos，意思为心灵和灵魂，因此，个体的主观感知和心理距离紧密相连。由此可知，心理距离不是外部环境因素的简单集合，而是跨国公司管理人员对东道国外部环境差异的感知，这种感知同时也是思维处理的过程(Evan、和Mavondo,2002a,2002b)。显而易见，这种感知往往取决于跨国公司管理人员对东道国知识的熟悉度和理解度(Dichtl等，1990; Dow和K arunaratna,2006)。根据主观感知视角的观点，跨国公司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海外家族纽带提升语言技能、增加海外经验等，更新其对东道国心理距离的感知度(Dichtl等，1990)。

主观感知视角强调，跨国公司管理人员是心理距离构念的主体，他们通常是决策的制定者，其自身特征会影响他们对心理距离的感知，比如国际经验、外语技能、文化背景和教育程度等(Evan、等，2000;Evan、和Mavondo，2002a,2002b; Sousa和Bradley, 2005;Prime等，2009)。 H okanson和AmbosC2010)的研究也表明，主观心理距离不仅受文化、地理、政治和经济等市场环境因素的影响，还受个体因素的影响，例如认知、情感、态度、价值观、动机和先前的经验等，这些因素很可能是造成个体主观感知差异的深层原因。显而易见，对于跨国公司管理人员来说，理解和学习海外市场知识、增加相应的经验，是突破自身局限、降低主观感知心理距离的有效方法。

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作为独特的个体，跨国公司管理人员通常对海外市场环境有着不同的感知、偏见和知识，因此我们不应该单一地考虑主观感知(perception)因素，而应该系统地分析其他认知维度，例如意识(awareness)和理解(understanding)等(Nebu、和Chai, 2014)。该观点认为，感知是有关情境因素的阐述，意识是观察和识别相关情境的能力，理解是知道怎么样和为什么相关情境将会影响市场运作，三者形成心理距离的认知维度，它们是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的整体，共同影响跨国公司管理人员的决策。如果我们开发出有效的认知层而量表，就会比运用二手数据或调查问卷来测量心理距离评估海外商业环境更加真实有效。

三、心理距离的定义和内涵

自此，有关心理距离的研究，从外部环境考量阻碍信息流动的因素，逐渐演化为从微观层而关注个体的主观感知差异(Smith,2011)。随后，Prime等(2009)指出，可感知的心理距离是跨国公司管理人员能感知到的文化、商业环境和商业惯例的差异，第一维度是文化(思维形式、行为和语言);第二维度为商业环境和商业惯例(与商务人士之间的关系、商业惯例的差别、当地政治经济环境)。Smith(2011)认为，上述两类定义的差别在于视角的不同，前者是信息流动视角，后者是主观感知视角。信息流动视角强调了心理距离是一种客观存在(易江玲和陈传明，2014)，主观感知视角强调了跨国公司管理人员主观感知的差异，个体自身的特征会影响他们对心理距离的感知，比如国际经验、外语技能、文化背景和教育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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