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抗日英雄榜样的力量相关的共21个结果:
针对公众模仿心理,有针对性地树立榜样人的模仿的对象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实际生活中,可引起公众模仿的榜样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正确的模仿能获得良好行为,所谓跟好人学好人。而不适当的模仿则会获得不适当的行为,如“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为他人留下笑柄。榜样模仿在施加公众社会影响的公关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日战争中军队英雄模范的榜样作用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日战争中军队英雄模范的榜样作用探析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经历了建国后保卫伟大祖国的独立和边境安宁斗争,经历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捍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严峻历史时期。尤其在抗日战争历程中,人民军队把热血和忠诚献给了祖国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涌现出了大批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民族的精英、时代的先锋,是人民解放军的骄傲和光荣。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在战争中,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顽强战斗、不怕牺牲,涌现出了许多军队英模,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奉献激励更多的战士奋勇前进,谱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诗篇。
(一)战斗英雄模范
1938 年 4 月,八路军政治部在《战时政治工作》中规定:"表扬英勇模范的例子,批评乃至处罚坏的分子。"此规定出台后,全军掀起了争当模范的运动。在抗日战争中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涌现出了很多战斗英模,如著名的平型关大捷、狼牙山五壮士、左权将军、彭雪枫将军等。1939 年 3 月,毛泽东、王稼祥等签发了《关于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的指示》:"在抗日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
(二)生产英雄模范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威胁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人民军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根据地开展劳动生产,打破经济封锁。八路军不仅能在前线奋勇杀敌,而且还能在后方劳动生产中积极带头、奋勇当先。
张思德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他在1944 年 9 月 5 日,在执行烧炭任务中,为了抢救战友,不幸牺牲。在2009年10月,他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同样在大生产运动中,359 旅 717 团政治委员晏福生,由于在长征途中失去了右臂,他独臂参加大生产。他一方面做好全团的思想发动、组织协调工作,一方面积极想办法开荒种地。在晏福生政委的带领下,当年 717 团的生产成绩排在边区之首,他也被授予生产英雄。正是因为在部队中出现了像张思德、晏福生等许多的生产模范,中国共产党才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三)其他领域的英雄模范
在抗日战争中,其他领域也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的英雄事迹,同样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映射出耀眼的光芒。1934 年,陕甘宁边区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精神,发动了拥政爱民运动。在 2 月初至 3 月初,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了拥政爱民月活动。
在活动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授予第三八五旅警备第五团第五连排长徐怀义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称号,该排还同时被授予"拥政爱民模范排"的称号。关中分区警卫部队授予门善德排"拥政模范排"称号,该排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掩护政府人员和税收人员在警戒线进行工作 120 多次。通过大力促进拥政爱民活动的深入开展,使边区党政军民空前团结,到处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互助的生动景象。
人民军队英模起到了榜样示范和精神引领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起到了三个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是人民的领袖".
(一)军队英模以自身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从军队英模身上可以看出,他们包涵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作风、坚韧不拔的意志、英勇战斗的品质和无畏牺牲的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空前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才能万众一心,浴血杀敌,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开辟了道路。在战争中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都表现出英勇顽强、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精神,都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无数英雄奋勇杀敌,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他们是中华人民的优秀儿女,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骄傲。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中华民族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战,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凝聚成战胜日本侵略者无坚不摧的力量。正如毛泽东指出:"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4].
(二)军队英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本色和宗旨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主席参加了张思德的追悼会,并且发表了著名的讲演《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普通战士,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们,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实践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张思德的一生虽然短暂、平凡,但是,张思德的崇高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却永放光芒。
毛泽东的这篇讲演,深刻阐述了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向张思德学习的号召。这篇著名演讲经整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为人民服务》。此后,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这是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宗旨,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1954年,"为人民服务"被写入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至此,"为人民服务"成为我们党、军队、各级人民政府的唯一宗旨。
(三)军队英模影响了千千万万个后来人追寻他们的脚步。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许多革命英烈,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以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代价的。没有数不清的中国将士的为国捐躯,也就没有中国抗战的胜利。胡锦涛和就任中共中央后,均率队到西柏坡考察学习并发表讲话,再次重申要坚持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同时坚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赋予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以杨靖宇、赵尚志、左权等为代表的抗日将领,以及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和英烈。他们为了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及其险恶的斗争环境里,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书写了民族抗战史上不屈的英雄篇章。[5]
这些英烈们用热血换来了今天的新中国,他们影响了千千万万个后来人,紧紧追寻他们的脚步。
在 2013 年 3 月,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充分发挥各方面英模人物的榜样作用,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榜样宣传教育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式,对当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要创新英模的传习方式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在当今传习英模的方式上,我们要大胆创新,于当今的思想合拍。
首先,要深入挖掘英模人物。我军英模人物虽然身处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但是他们的本质都是一致的。在 1944 年 12 月召开的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劳动模范大会"上,邓小平号召全区干部向杀敌英雄、劳动模范学习,"学习英雄们切实朴素,认真苦干,处处照顾群众的精神;学习他们民主作风和由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领导方法;学习他们眼睛向下,了解群众心理,以积极帮助表扬好的为主,而又提倡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团结干部群众".[6]
由此可见,英模人物不仅是精神的塑造者,更是与时代契合的传递者,他们是当代践行强军目标的丰厚的精神资源。
其次,要健全学习英模人物的长效机制。一是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新闻和网络媒体。英模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及时、广泛、有效地传播。广泛宣传英模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使英模人物走进广大官兵的精神世界。二是要发挥思想教育作用,要把宣传英模融入我军思想教育当中,使官兵们认识和了解英模们为中国革命各方面做出的贡献。三是发挥军事文化作用。创作更多地反映英模人物的小说、电影、歌曲等,用优秀的军事作品激发军人的荣誉感,提高官兵的战斗精神。
(二)要重视发挥英模的榜样作用
榜样就是崇拜的对象,榜样影响着一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对人民来说,为祖国而殉难的英雄是最神圣的。因此,我们要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广泛在军队和人民当中宣传我军的英雄模范人物,充分发挥他们践行强军目标中的示范作用。
其次,要产生连带的效果。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军许多英模成长历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羡慕英模、学习英模、甘当英模,从不放弃锤炼自己,争当英模的机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力宣传英模人物就能使人民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激励革命斗志,成为英模传人。
(三)走群众路线开展英模运动
军队英模是英模运动开展的力量源泉和成功之本。只有坚持走群众路线,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有效的推动英模运动的深入持久开展。这启示我们,英模运动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真正联系群众。要深入到群众中,要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来认识群众的真实想法。切实摸清群众心目中英模的样子,只有在思想上与群众合拍,才能在行动中群众与运动步调一致。
在英模运动开展中,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亲力亲为,以身作则,深入一线,各级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甩开膀子,扑下身子,转变作风,下到基层,多与英模接触,深挖英模事迹,了解英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才能有效防止推选出来的英模与群众脱节。当今,英模群体中的很多人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本身就应更好地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要让大家认识到,英模群体就在大家身边。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M]. 解放军出版社 ,2014-2(1)。
[2] 秦永春 . 红色的回响 [M]. 白山出版社 ,2013-1(1)。
[3]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M].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社 ,2011.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 ,1991.
[5] 张洪兴 . 中华民族抗战精神 [M].白山出版社 ,2014-6.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色彩是电影视觉元素之一,除了具有再现功能外,还具有塑造人物形象、表达内心情感和创造意境等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英雄电影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美式个人英雄主义情节是缘于自身,而不是附着在神灵上的,这正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反独裁的内在精神所在。个人英雄主义是美国活力的源泉,是其主流社会重要的基本的信念和社会共识,人们不相信眼泪,不相信宿命,他们坚信生活要靠自己去创造,梦想的实现要靠自己去奋斗。个人英雄主义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精神的内容非常丰富,个人主义、平等观念、乐观进取、求实创新等美国民族精神对美国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独特的凝聚和支柱作用。(李其荣,1998)可以说,美国精神是美国走向成功和辉煌的秘诀所在。它蕴涵着深奥的哲理,反映着美国人的信仰意识和价值观念,凝聚着美国人的智慧。
电影不仅仅是供人们观赏的娱乐产品,它还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文化产业,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载体。在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支配下,在消费主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驱动下,以大规模生产的美国娱乐文化产品为载体,全球文化的单一化或标准化正在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李怀亮,2005)而在所有的美国娱乐文化产品中,好莱坞大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并且有充分证据证明它已支配了世界电影市场。好莱坞电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全球影迷,无形中加强了世界其他民族对于美国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在文化霸权的驱使之下,美国文化产业(尤其是电影业)以一种诱导的姿态来迫使其他民族文化对其认同,同时又排斥民族文化对于其自身的认同,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话语霸权。而在美国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文化输出”过程中,传达和表现较多的就是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电影中的英雄最易被现代人感受和推崇,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好莱坞屡屡将美国的超级英雄搬上银幕,如詹姆斯•邦德、兰博等经典银幕英雄形象,甚至虚拟一些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超级英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的精髓和灵魂之一,就像美国的自由民主精神成就当今美国一般,它成就并标榜了好莱坞电影。
19世纪下半叶,由于西部发现金矿,大量东北部居民涌入西部荒原,而当时的西部法律制度不健全,社会秩序混乱,强盗歹徒横行,加上印第安人的反抗,使得这些移民必须用武装自己,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爱情佳话,成为好莱坞电影绝好的素材。在西部片的经典之作《关山飞渡》中,个人英雄主义就得到了完满的体现。《关山飞渡》的主要情节取自莫泊桑的著名短篇小说《羊脂球》,描述八个不同的人物共同乘一辆马车前往劳司堡,由于其中一名是妓女达拉斯,颇引起其他乘客的议论。当他们刚起程不久,便遇到了越狱的逃犯林哥,由约翰•韦恩主演的这个硬汉是一个因蒙冤入狱,为了洗清冤情而越狱的逃犯。在快到达目的地时,马车遇上了印第安人的围攻,在林哥的带领下,乘客几经艰险之后终于获得骑兵队解围。到了劳司堡,林哥只身与穷追不舍的强盗激烈对抗。这部表现文明社会内部冲突为主的电影中,充斥着大量个人英雄主义的镜头。人们至今还记得那经典一幕:当林哥沿着车辕爬到辕马中间,跃身跨上马头,一手驾驶,一手握枪射击,把“西部硬汉”的酷进行到底。除《关山飞渡》之外,美国还出品了很多优秀的反映个人英雄主义的西部片,如《正午》《原野奇侠》《西部往事》《与狼共舞》和《不可饶恕》等。西部拓荒时期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年代,一切话语权主要依靠手中的枪来决定,为枪不离身的牛仔英雄们提供了用武之地。
战争中的个人英雄主义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战士们为民族取义和国家独立英勇献身,继写辉煌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凄美的篇章,震撼人们的心灵,《拯救大兵瑞恩》就是这样一部经典之作,影片所讲述的整个故事是在二战中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瑞恩一家四兄弟中的三人阵亡,美军总参谋长得知此事后,下令找到生死未卜的四弟詹姆斯•瑞恩并将其平安送回家中,由米勒上尉及其七名队员执行这一特殊任务,他们穿越枪林弹雨在牺牲两人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瑞恩,此时的瑞恩奉命坚守一座大桥,他得知了自己三个哥哥均已战亡的消息后依然执意要求留在战场,于是米勒一行人留下防守大桥保护瑞恩。最终,八勇士以米勒上尉与其五名战友的生命为代价保护了瑞恩的安全,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项任务。在此影片中,个人英雄主义得到了升华,导演把大部分笔墨用于刻画米勒一队八人以及瑞恩的形象上,他把精力聚焦于士兵个人,通过各方面细节真正地把一个人的形象植入到战争中,使得本片真正拥有了生命色彩。导演借本片想传达这样的话语: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并非只是简单的只会开枪射击或者闪电战术的士兵,他们本身其实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男人,给观众留下了人性十足的英雄形象。此外,其他反映个人英雄主义的经典影片还有《最长的一天》《中途岛海战》《巴顿将军》《野战排》《猎鹿人》《生逢七月四日》《珍珠港》《深入敌后》和《黑鹰坠落》等,它们在颂扬美国军队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也推出了众多的个人英雄。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精神被此类电影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通过这类影片向世界宣扬他们的“维护正义和平理念”,为其霸权主义添彩。
除了以上类型电影外,好莱坞享誉世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超一流的科幻电影,如《金刚》《独立日》《超人》《星球大战》《黑客帝国》和《哈利•波特》系列等,这些都被中国观众所熟悉。但是在经历这些神奇的魔幻之旅之后,我们是否能感觉到影片所传达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秩序混乱。为了缓解国民压力,美国拍摄了《金刚》,该片以一个破坏力极强的大猩猩为主体,突出表现了一个“暴力个人英雄主义”的典范,让人们体会到破坏的感觉,从而缓解个人心理压力。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开始回暖,为了缓解民众战后心里空虚,美国拍摄了一部旨在宣扬美式民主和英雄主义的影片———《超人》,这是最经典的反映个人英雄主义并且对美国人民影响最大的科幻电影,超人以一个救世主的形象影响了几代人。科幻电影中的超级英雄都具有天马行空的超能量,以拯救地球和人类为己任,对抗邪恶,保护弱小,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蜘蛛侠》《蝙蝠侠》和《绿巨人》等影片中得到印证。美国人之推崇科幻电影中个人英雄主义,极为欣赏英雄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挫折和磨炼且永不气馁的精神。而这正是美国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他们崇尚个人奋斗,不喜欢天生的英雄,反而更看重英雄的成长和蜕变。
几十年来,好莱坞电影成功地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灌输到其他国家,而在美国精神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个人英雄主义更是刻画到极致。虽然中国观众对美式个人英雄主义大多持批判态度,但我们却又不厌其烦地光顾电影院,这是因为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怀揣一个英雄梦,可是在现代和平大环境下,平凡的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去实现,可以说无用武之地,所以我们寄希望于电影主人公身上,希望他们能够代替我们完成这个萦绕心中却又难以实现的梦想。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式个人英雄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当前的好莱坞电影塑造了太多的英雄,造成了英雄泛滥,如何在塑造伟大的个人英雄主义与英雄泛滥之间谋求平衡则显得尤其重要。
美国的好莱坞有世界梦工厂之称,它曾创造出无数的英雄神话,塑造出多种类型的英雄形象,他们无所畏惧,无所不能,去完成着常理看来几乎难以实现的任务,对他们来讲,成功是其追求的惟一目标,就如民间传说中的佐罗,一个蒙面侠客的形象,不畏强权、劫富济贫,又如在电影《终结者》中,由阿诺•施瓦辛格扮演的外星人终结者,始终以挽救世人为己任,在影片中每次都代表正义战胜邪恶;还有《阿甘正传》中的阿甘,虽然天生智障,然而他以其不懈的努力和乐观积极的世界观,不断地在生活中创造奇迹,传奇般地鉴证了每个历史瞬间;影片中阿甘质朴可爱形象的背后,表达的是积极进取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真真切切地得到了美国公众的共鸣,阿甘式的超凡才能亦为世人所向往。
总体而言,美国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或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利益,或捍卫平等、自由与正义,或贴近现实,体现着美国人向往民主、尊严、和平的美好愿望,处处闪耀着人性光辉。但是剥去其奢华的外衣,就能够很简单的发现,个人英雄主义始终是美国电影的主角,深化一直在被无限延伸,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这些英雄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美国英雄电影中,对于英雄主义元素可谓有着强烈的反映,英雄人物始终是自立、自强的存在,在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道路上,伸张正义、除弱扶强。在美国人的眼中,成果的惟一途径大概只有自我奋斗,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的成果才是人活于世的意义和价值的体现。亦只有依靠自我奋斗所实现的成功,才会受到每个人的由衷赞叹和尊敬。
美国电影对其英雄主义文化的表现分析:
(一)英雄追求的永恒目标是自由主义
拯救了国家,挽救了家人,也用自身的行动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家之主和一国之主,他找到了国家与家庭最佳的平衡,其幸福程度完美到让人难以期盼。从本部电影看其英雄主义文化,美国人勇于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同时在现实中与政治上也希望将这种自由梦想得到有效的统一。
(二)领导应是英雄
美国人对于那种带领车队,一马当先的牛仔又特别欣赏,有着特殊的情节,那种崇尚自由,驰骋于城镇和乡村原野的西部牛仔,他们可能赤手空拳,可能身无分文,甚至一无所有,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交火,而是在表达个人的英雄主义。美国文化中对于英雄主义的推崇做到了彻底的诠释,在银屏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另外,在美国人的电影中不仅仅是记录了他们历史的辉煌路程,更是歌颂他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自由主义和英雄梦想,在大部分的美国电影中,每一个挽救了人类,拯救了国家的英雄形象,也同时是美国文化与历史素养的集合体,是人们对历史传奇的人文关怀,也许正因为美国电影有如此丰富的情愫寄予其中,才会长盛不衰,为世界电影业所敬仰。例如在《飞越疯人院》中,那是一个没有战火,没有硝烟,没有邪恶,也没有敌对的环境,仅仅是再寻常不过的现实生活中,墨菲作为一个正常人被放于医院这一特殊的病态环境当中。在这一环境中,墨菲陪大家看电视、打篮球,鼓励病人参与到民主投票当中,影片讲述的并不是纯粹的尔虞我诈,而是引导病人为了自身的民主和自由而勇于进行斗争。受到了病人的支持和拥戴,墨菲逐渐树立其自身的威信,因此对护士长的权威和病态势力构成威胁。在影片最后,被陷害的墨菲成为白痴,身为墨菲好友的酋长不忍毁坏其英雄形象,而结束了墨菲的生命。这部电影的美国文化中追求个人自由、空间、民主的英雄主义表现得更加细致。从本部电影看其英雄主义文化,已不再是以成败来作为衡量英雄的标准,而是将英雄赋予到领导人物的形象,即领导也需要英雄,以其言传身教来唤醒、影响真正的人,引导其为民主自由而战的信念和独立意识。
(三)英雄始终是一种救世主的形象
英雄存在的意义并不是燃起人世的硝烟,而是为了熄灭世间的战火,永久和平才是每一个英雄形象最终达到的目的,才是英雄极力去实现的永恒理想。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斯皮尔伯格以自己对和平的向往,借助自己对历史的反思,塑造了主人公辛德勒的英雄形象。辛德勒是个军火投机商,大发战争财,他嗜烈酒、好女色,具有多重的形象和人格。而就在他目睹了纳粹在犹太人居住所进行大屠杀的时候,曾经追寻的幻想被残忍地打碎,彻底改变了其人生。至此,他开始承担起犹太人拯救者的使命,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其善举在历史上的光辉,但其凭借着感同身受的博爱与人类自身的良知去拼尽全力挽救每一个受危难的生命。也许这就是美国人眼中的英雄形象足以令世界肃然起敬的原因,因为他更趋近于普通,趋近于真实,他有自己的缺点,有鲜活的喜怒哀乐,是一个活生生的形象。辛德勒用其人性践行了救人的真谛,它是鲜活的、完美的。从本部电影看其英雄主义文化,美国人的英雄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救世主,他背负的是全世界的使命,是整个人类的愿望。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其中充分体现了美国这一民主国家的人文价值观,生存是为了追寻永恒的自由。
(四)强敌才衬托出英雄的伟大
残酷的现实永远是英雄诞生的主要原因,血淋淋的现实,不堪忍受的磨难,才能造就出真正的英雄形象。在电影《死亡飞车》当中,男主人公杰森在妻子被谋杀后,自己反被冤枉入狱。人满为患的监狱中,住着各种罪犯,而等待他们的则是飞车比赛的残酷竞争。在那个真枪实弹的比赛中,杰森拼尽全力地厮杀,血腥地吸吮着罪犯的凶残。为的不是一己的私欲,是为了自由与家庭幸福,杰森毅然加入到这场非人的赛车当中,直至最终战胜恶魔,重获自由。监狱长的贪婪与丑恶,视囚犯的生命为简单的筹码,把生命的毁灭看做游戏的终结,看着人性的厮杀却开心不已,他运用自身的权益,进行着疯狂的“娱乐”式杀人,甚至当目标选定后故意去制造虚假的犯罪事实。而杰森恰恰是监狱长所选定的种子选手,他孤军作战,同恶势力展开殊死斗争。从本部影片看其英雄主义文化,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即使在强敌面前,依然可以独当一面,去揭露残酷阴谋,为了维护自身的清白和利益,去揭露残酷的阴谋,可以说正是因为强敌的存在,才更加衬托出英雄的伟大形象。
(五)英雄需要女性的衬托
美国电影中,每个英雄几乎都肩负着保护女性的伟大使命,女性的柔弱形象与伟岸的影像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一位英雄的背上,都背负着钟爱他们的女性,也许是恋人,也许是母亲,也许是儿女,他们的存在即满足了电影审美要求,给每一个英雄的诞生,创造了恰如其分的理由,而这样的理由,又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遵循的。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讲述了因一个母亲的愿望,而牺牲了八个英雄的生命,八个生命换取了一个人的生命。无疑这部电影是经典的催泪制作,八位英雄的背后依然有自己的母亲,这亦是此影片的争议存在点。然而也正是如此,才将英雄人性与无畏的光辉衬托得愈加伟大,才使观众倍感沧桑。从本部影片看其英雄主义文化,英雄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有背后的女性,是她们给了英雄勇气和动力,使其在英雄路上走的更加彻底,将英雄的魄力发挥到了极致。是女性的衬托使人们看到了英雄身上的人性,其在勇不可当的背后,亦是一个有情感、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美国电影中塑造了一个个典型的英雄形象,他们给世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所传达的人物内涵向人们展示着美国的英雄主义文化,将向往自由、领导型英雄、救世主、强敌成全、女性衬托等多元化的英雄主义文化价值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英雄电影的论文相关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抗日战争是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进行的14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同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从张学良口述史论其抗日爱国思想演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27年夏,日本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其用意是将中国东北分裂出去,变成日本的殖民 地。这一决策竟然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国策。会议之后,日本制造了“满蒙悬案”,强迫张作霖进行“满蒙交涉”,妄图攫取在东北的更多利益,以达到全面地控制东 北地区的目的。但是,令日本意外的是1916年以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始终不肯执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并且还通过省长或各县知事下达了 一系列《东北官宪排日法令》。于是,日本把张作霖视为日本在满蒙条约上利益受损的阻碍,很是恼火。由于无法容忍,最终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炸死。此后,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执掌东北军大权。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声名显赫、富有传奇色彩的 人物。虽然学界对他的研究成果是众说纷纭,但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是张学良先生在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却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自1928年东北易帜到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也正是张学良对日态度的变化,促 成了一系列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事件的发生。“近代社会的动荡和变化,激发了张学良高度的民族良知和爱国热情,他决心消除内乱,促进祖国统一。”西安事 变后,他被禁锢了半个世纪,终于在其晚年时,将自己的真实人生讲述了出来。“目前以口头访谈作为访求历史史实的路径,已成为史学界搜寻、运用史料的一个组 成部分,并被纳入学术研究之中,且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近20年来,围绕着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其中,管宁、张友坤、毕万闻、唐德刚等 人著录的《张学良开口说话》《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等多部学术著作深受关注,这些为张学良及其政治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史料。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承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并且通电全国,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关于东北易帜的原因,在《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 之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国难家仇促使张学良决心抗日,但又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认识到要御外侮,报父仇必须谋求全国的统一,一 致对外。”其实不然。当时,奉系的实力并不软弱,甚至可以说是强于南京的实力。正如张学良的部下卢广绩先生在一次接受外媒采访时曾说过:当时的奉军是30 万人,此外,还有海军、空军,而蒋介石却只有20万陆军。从实力上比较,即使不与蒋介石争雄,也是没有必要服从于南京政府的。从《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我们 发现:张学良承认,是父亲的遇害更加坚定了其实行易帜的决心。但在此之前,他一直都主张国内统一,认为中国的统一是国家不被欺辱的根本。可是,日本曾多次 拉拢张学良,要支持他在东北做皇帝,但遭到了张学良的多次回绝。正如他在自述中提到:与林权助的一次交流中,明确表示自己是中国人,是不会受日本人摆布 的。因此,日本人产生了要对付他的企图。
如此看来,张学良易帜并非是因为自身实力不足而联合南京国民政府,而是出于爱国情怀。 日本对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觊觎,深深触动了张学良的爱国之心,易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全国统一抗日。唐德刚先生对这一事件评价是:“学良于1928年底的 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223
在民族危急关头,张学良把民族 大义置于眼前,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进行易帜,维护了祖国统一。从此,张学良的思想由军阀割据进入了军阀分治的爱国统一阶段。由此,东北易帜“这一行动挫 败了日本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爱国行动,是张学良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换而言之,张学良一腔爱国热血及其 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是东北易帜的根本原因。
“东北易帜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性质是爱国的、进步的,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
张学良拥蒋、助蒋统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既危害到日本的利益,也促使东北地区的防务变得松弛。这时,日本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意图明确,要占 领东北全境,这对张学良来说是致命打击。按常理推断,实力雄厚的东北军在事变发生之后,应该全面对敌。但事实上,张学良非但未带领东北军进行抵抗,反而放 弃东北退守关内。在一些文章中,有的学者谈及到:对中村事件处理时,蒋介石曾向张学良训示—东北军面对日军在东北的任何挑衅均要采取不予抵抗的政策以避免 冲突,并要求这一政策在东北军中得到贯彻。多年以来,每当谈到“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根源就是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然而, 张学良在其自述中却多次强调:“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原因在于他自己,并非蒋介石和国民中央政府。在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到“台湾”采访张学良,当 他谈到“九·一八”事变时说:“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 下达过不抵抗指示。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后来,很多学者曾经推测,张学良之所以将东北沦陷的责任揽于自己身 上,是因为自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的处境决定了其言论,张学良的说法并非本意。直到张学良在迁居美国之后,依然坚持他当时的判断,认为日本人不会占领中 国。所以,为了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下了不予抵抗的命令。这与张学良在台湾时期的说法是一致的。另外,他还在多次的访谈中对坊间 传闻的一些事情做了澄清和更正。例如,在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记录与张学良的一段谈话中,张学良对不抵抗的事情进行了郑重的声明:很多书中一些人所说的 国民中央政府下令不抵抗是不实的,那个命令是他本人下的。他还说,因为以往处理日本的挑衅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没有预计到日本人会有如此心 思。作为封疆大吏,历史的责任在他。但在其口述历史中,又为其自己辩解,他的不抵抗并非是内心上的不抵抗,而是对时局的判断错误。张学良在自我反省的同 时,也为自己辩护:既承认“判断错误”,却又否认“不抵抗”。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根本原因,张学良的自 述给我们提供了有利的依据。虽受时局影响,但其心可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背井离乡,非其所愿。他认为政府与国联的力量是可以解决日本动武这一 问题的,所以放弃了抵抗。对此,他在口述历史中谈到日本奉还家产的问题时说:“要还,你把东三省还给国家”。也就是说,张学良当时认为,政府出面解决相关 问题,通过国际会议或者其他交涉,东北是要“还的”。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应该是本着维护国家统一,认为面对日本的“挑衅”要上升至国家层面来解 决。正如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表示,日本“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所能应付”,中央政府才是有能力解决事情的。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超越了 军阀分治统一的爱国阶段。张学良应该是经受军阀割据思想与政治统一思想的碰撞的煎熬的,既想收复东北,又想要谋求国家的统一。尤其是热河抗战失败以后,张 学良辞职放弃东北军的领导权,更加说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已经告别了易帜时期的爱国合作分治思想。
张学良辞职之后,赴欧洲考察,受到欧洲各国政治军事局势重要影响。他对国际局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欧洲各国反战情绪高涨,但大 战依然迫在眉睫。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东北问题依靠国联是不可能解决的,国民政府所提出的对日作战“准备期”是“无限期”。恰恰在此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 进一步侵略与扩张,利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甚至于文化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绑架。于是,张学良对时局进行了认真而深入地分析,确定了立即对日作战的 思想。此时的张学良,认为国内统一是抗日的必备条件,主要的想法还是与蒋介石趋于一致的。在归国后,他回答上海记者提问时明确地表示:“本人之意,惟望国 内和平统一,方能救中国。”2“张学良的落脚点始终是希望蒋介石能够统一救国,励精图治,收复被日寇占领的东北失地”。同时,张学良同意“攘外必先安 内”,并且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虽然张学良在这一时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不抵抗政策的失误,但是,他所希望的还是以国家的统一作为收复东北的前 提,将国家的统一与自己的抱负联系在一起。
直到1934年3月,张学良在武汉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调集旧部开赴西北地区与十七路军协同 作战,剿灭“匪患”。这也是张学良这一时期主流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坚信国家统一才是抗日的基础,“不安内,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 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所以,为着我们民族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以剿灭赤匪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此后,张学良带领东 北军围追堵截红军,希望通过剿共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并扩充自身实力。但在三个月的战事中,张学良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反而损兵折将,这给张学良以 极大的打击。此外,最让张学良难以接受的是蒋介石想要削弱自己,其意图明显,如减发军饷、取消被歼部队番号等,这些令张学良悲愤不已。“这个事实再次教育 了张学良,使他不仅看穿了蒋介石驱使东北军进攻红军的险恶用心,在于使其两败俱伤,而且认识到内战不已,抗日无从谈起。”由于剿匪的结果与张学良的初衷相 悖,所以,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与安内攘外的政治主张开始出现了激烈的碰撞。张学良在其自述中谈到:他与蒋介石的冲突就在于前者主张攘外安内,而后者主张 安内攘外,两人的争吵的根源也在于此。在国民党“五大”期间,张学良就已经开始谋划新的出路。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在抗日爱国的思想驱使下,对蒋的 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蒋介石思想的守旧与反动,他决定要挑战“领袖的权威”。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时,在国内公开发表,呼吁“停止 内战”“抗日救国”,即“八一宣言”。宣言的主体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张学良也由此看到了共产党的对日主张。1936年1月,张学良秘密到上海找到了进 步人士杜重远,开始与中共取得联系。中国共产党得知张学良抗日的想法之后,决定团结张学良及东北军。1936年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 德怀等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了东北军大多数是爱国的,红军愿意与东北军互不侵犯,合作抗日。1936年3月, 张学良通过上海地下党李杜认识了刘鼎,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确定肤施会谈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并将会谈要点电 告张学良,希望张学良也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真实想法。最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会谈上对停止内战问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红军集中到河北抗日问 题、派代表赴苏联问题、通商问题等,初步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学良 对联共抗日的期待。他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可以说我们俩一见面,我当时我答应了周恩来。”155由此可见,张学良已经坚 定抗日救国的决心,那么,西安事变也就成了历史必然。
当时,张学良的思想变化是由内外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张学良为了不再无故损耗东 北军的实力,不想再与红军正面冲突,产生了以和平代替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之间问题的想法;二是,中共在张学良举棋不定的时候,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来促进他 的思想转变,进一步动摇了张学良剿灭共产党的意志。到了1936年的下半年,张学良多次劝谏蒋介石“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 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1。这些说明,此时的张学良已由原本的先安内后攘外思想转换到全民族抗日上来了。特别是华北沦陷,更加让他看到,不仅 是沦亡的东北难以从日本人手中收复,而且整个中华民族都面临着被日本人灭亡的危机。于是,张学良便开始梳理自己的思路,调整了先“救亡”而后“救国”的思 维次序,逐渐抛弃了原有的“统一抗日的爱国思想”,从而转变为“全民族抗日的爱国思想”。这也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根源。唐德刚教授在采访张学良 时问到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时,张学良说:“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1这充分说明了张学良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深刻性与坚定性。
口述历史,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记述历史的方法,是一种可以更真实、更深刻、更具体地反映历史的方法,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其他史料所不能提及的一手资料。对 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对于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及其价值,学术界也是褒贬不一。中国人民大学张同新教授认为:“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基本 上没有记述者、著述者个人的格外加工、修饰,能够完整地保留了张学良口述的原意。它的优点在于给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原原本本的历史资料,给持有不同观点、不 同学术风格、从不同角度研究张学良的学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温州大学教授王海晨则说:张学良口述历史已经有几个版本在坊间流传,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有 的说,价值不大,没什么新东西;有的说,乱七八糟。王教授认为:张学良这百年人生中,老人“锁嘴”半世,90高龄之时,“竟然还有勇气将他一生的经历、感 受,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已经非常难得了! 而史家所需的正是这半个多世纪前的‘老观点’。”当然,对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很多人也都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发起者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部分学者,能否克服晚年的张学良浓重的东北话口音以及嗓音不清等问题、美国学者是否真正了解东北的近代历史,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张 学良在多次公开访谈、口述纪实以及应哥伦比亚大学学者之约口述历史中,其主流思想的演变是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也就是说,利用张学良口述历史研究其自 1928年到1936年间的抗日爱国思想的演变,依据充分,翔实可靠。
张学良说过:“人的思想永远是随着时间或空间变迁……只有随时随地把自己的思想记载下来,才能充分的了解自己,而且由于前后印证才能找出本人思想变迁的痕迹。”270我们研究张学良在中国近代的抗日爱国思想变化时,发现张学良思想的变化是具有稳定的思维逻辑关系的。
(一)张学良的爱国情怀
张学良的爱国情怀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具有时代和个人特色的。由于所处地位的特殊性,张学良认为自身具有充分的资本去爱国,他将封建军阀的地方主 义与忠君爱国相结合,形成了合作分治的爱国思想。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张学良丧失了地理空间上的支持,他的爱国思想转变为统一爱国思想,力图以全国地域的统 一换取东北地域的收复。但是,事实与张学良的设想产生了极大的反差。随着国际与国内形势的恶化,张学良所谋求的全国统一环境下的抗日局势难以形成。于是, 张学良只得顺应历史潮流,成为了爱国统一战线的拥护者。同样,迁居美国后的张学良,在90岁高龄时还依然心念国家,愿意为国家、为人民尽其力量,依然保持 着青年时代的情怀。纵向考察张学良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其一生中,爱国情怀是其思想中的主线。张学良是忠诚的爱国 者,正如其所说,“我不敢用‘爱国者’三个字,我倒是愿意接受”502。也正是这种无私的爱国情怀,促成了历史变革时期重大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 发展方向,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千古不朽的人物。
(二)张学良的仇日情节
张学良的仇日情节,没有他人的灌输,也非书 本中所学。他自幼就目睹了日本在东北的暴行,特别是成人以后遭受了多次打击,使得他更加憎恨日本。众所周知:父亲张作霖、儿子张闾琪都是死在日本人的手 中,他所管辖的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他本人也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面对这些,张学良曾说:“我自己的整个毁灭是出于日 本。”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从小就有仇日情节,他在骨子里对日本就是憎恨的,尤其是再加上杀父之仇、夺家之恨,张学良对日本的憎恨已经激化为不共戴天 的仇恨。“打击与抵抗日本侵略者”便成为了1928年以后的张学良政治思想与活动的重要核心内容,也是其一切政治与军事活动的主要目的。在1990年日本 媒体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曾反问日本记者:日本为什么将东条等人作为英雄而不是罪人?一位笃信基督半世纪耄耋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宽 恕日本,无法释怀心中的仇恨。由此可见,1928年之后的张学良政治思想中的仇日情节有多么浓厚、影响又有多么的重大。东北易帜是为求得统一,打破日本对 其威逼利诱;西北“剿匪”是为安内而后攘外,收复东北,匡复河山。但是国力不足、难以助其实现匡复东北以报国恨家仇,再加之“仇日情结”的不断升级,最终 产生了联苏联共发动事变的想法。换而言之,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张学良抗日爱国与政治现实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由此看出,张学良对日本的仇视态度影响了他 在诸多事件中的决策。
(三)张学良的本性使然
张学良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行动均是以“良心”为基本原则的。张学良在其自 述中以及诸多的电文演说中,经常强调人的本性应该是善的,人要讲良心。在他看来,“良心”是每个人区分善恶的能力,有良心者为善,去勇敢地做正确的事情。 张学良就是这样“本良心做事,为社会服务”182。同样,在东北治理方面他也是秉承良心,维护东北安宁,保护东北民众。在张学良的人生哲学中,良心是本性 使然,凡是符合本性要求的要尽量去做;反之,则要尽力克制。张学良本性根源于其成长时期的教育与实践,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标准与____普世 救人的实践观结合起来。在不断地磨砺中,他形成了以“忠孝仁义”为内核、以“普世救人”为目的、以“豪侠豁达”为外在表现的性格特点。这也是其本性的基本 要求和思维逻辑中的良心准则,这对张学良其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
综上而言,张学良政治思想体系是以良心准则为基础、爱国主 义为核心、仇日情结为发展动力的。日本学者西村成雄曾称赞张学良是“典型的集建设近代国民国家(救国)和救中华民族(救亡)双重课题于一身的政治家”。同 时,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双重变奏的历史环境下,其任何行动并非其冲动而为,都是在历史客观因素的推进下引起其主观思维变化。也正 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张学良的行动决策虽然判若两人,但其抗日爱国思想基础是一脉相通的。“少帅要求抗日,要求与共产党合作 却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出自爱国的动机。”准确地说,张学良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其抗日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一颗赤子心,滔滔中华情。张学良以伟大的牺牲 精神,换取了国内的和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改变历史的伟大人物之一。
相关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财务管理工作必须在加强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的基础上。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以提高经济效益、壮大企业经济实力为宗旨,财务管理工作要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在企业经营中制止铺张浪费和一切不必要的开支,降低消耗,增加积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本科财务管理相关毕业论文:抗日根据地财经管理制度。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日根据地财经管理制度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除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外,还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苏北、豫皖苏、豫鄂边等10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加强财政金融的统一管理,先后颁布了许多法规,逐渐建立健全了包括会计、审计、金库、公产管理在内的各项资产管理制度,为支撑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会计工作是根据地财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保证实现预、决算规定的各项指标、管理好预算资金有着重要意义。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会计工作较为混乱,各地区账本和记账方法不一致,有中式账、西式账、日记账、分类账乱搅在一起,有些地区会计人员不固定,今天你干,明天他干,工作马马虎虎,账目不清,漏洞很多。这一切都给贪污和浪费提供了条件。1940年4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制定并公布了《会计规程》,明确了边区各级会计的性质和任务。边区会计分为两类,一类称政府会计(系指各级政府及边区直属机关之会计);另一类是公营事业会计(系指公营事业单位之会计)。会计之共同任务为:年度预决算分月预计之编制及执行,现金单据之出纳保管,公产公物之保管。关于会计账簿的设置,晋察冀边区会计制度规定,一般会计簿籍应备以下三类,各机关单位根据需要自行设置。
(一)账簿类:日记账,是按时间顺序记录全部收支业务的账簿;分类账,是按照收支明细科目设户、分类、记录和反映收支明细情况的账簿;总账,是总括地反映预算收支情况用以考核资金平衡和为编制会计报表提供资料的账簿。
(二)备查簿类。这类账簿是用于会计计量,核算和备查之依据。如:“预决算底簿”“编制经费表”“食粮定量与折合比率表”。会计法令记录”等均属之。
(三)报告表类。主要有“经收边区款报告表”“边区预备费支付报告表”和“收支对照表”等。晋察冀边区政府对会计制度的执行非常重视,从边区政府和地方干部中挑选了一批有业务能力和忠实可靠的同志担任会计工作。要求“会计工作者要有坚持制度的精神。合乎制度的,他便坚持执行;不合乎制度的就坚决不执行。叫做认制度不认人。会计发钱,必须有上级命令,没有上级命令分文不付。各县政府预算,在未批准时,会计是不应该付款的。同时亦不能够奉县长命令暂时借出,非得有边委会的指示,或付给款项的命令,就是杀了头也不该付出一个钱去,这是制度。”任何人都不能违反,谁若是企图破坏制度,谁就是违犯法令。即使由于战争交通受到阻碍,每月经常预算未批准以前,又时间到了,急于需用时,经过县长出具亲笔借据后,可照上月批准预算数预借一半,并要很快向上级会计机关报告,绝对不能也不准无限制的借支。审计是财政资产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
抗战时期,审计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财政管理制度在各根据地以法律的形式得到确立。当时审计工作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种:一是财政财务审计,即对财政、财务报表、会计核算簿籍佐证是否真实、合理、合法、准确等进行审计;二是财经法纪审计,面对违反财经法纪行为,当时主要是对贪污浪费舞弊行为进行审计检举。据《山东省审计暂行条例》规定,审计工作从方法上又可分为三类:一是书面审计,包括各机关团体部队收支预算书,收支决算书、公营事业之营业报告、金库之收支报告及其应附表册等。二是实地复查,即对第一类审计之书表有疑议时,或发现某机关团体部队有贪污浪费时,得派员随时进行实地检查。三是委托审查,即为事实之便利及监督之周密计,审记处得将一部分审计任务委托某些机关团体部队代为审查。审计程序主要有两种,即概算预算审计程序和决算审计程序。审计处及审计分处审核之决算如认为有问题时,即通知其主管首长提出声辩书,或派人实地审查,如发现贪污舞弊情节时,得提请同级检察委员会检举。[3]445审计制度的确立对于配合当时根据地财政工作统一领导、统筹统支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作为财政监督的一种重要手段,成为战时财政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但由于审计机关本身的基础太薄弱,审计人员缺少经验,审计执行的实际范围受到限制。
公产管理制度和金库制度是抗战时期财政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2月1日,为统一边区公产管理,增加收益,减少损失,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并公布《陕甘宁边区公产管理办法》。公产管理之目的,在于统一管理、增加收益、减少损失。该《办法》规定公产管理办法为:
(一)各县市所有之公田、学田,即责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将田地面积(即亩数)、四至及类别(如山地、川地)等,调查清楚,分别造具政府的公田、学田和抗日军人的公田清册,呈报财政厅备案。
(二)凡公田已出租者,须将承租人姓名、住址及其每年应缴的租额,分别造具政府和抗日军人的公田租粮清册,呈报财政厅备案,其未出租者,须妥为登记管理,按照边区政府所规定的租息法令或当地民间通行的租息,租给无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居民及外来的灾、难民耕种之。
(三)各县、市所有的公房,责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将公房的坐落、类别(如平房、瓦房、土窑、石窑)、间数等,调查清楚登记并呈报财政厅备案。
(四)前条公房,除公家(如党、政、军、群众团体、学校)使用者外,如是公私经营商业使用者,须缴纳房租。
(五)各县市公共森林及果木树的管理办法,除遵照边区森林保护条例办理外,由县市政府第二科与区乡政府共同管理各种果树之出租事宜。
(六)果树的出租,得以投票方法办理之。
(七)各县市所有的公牲畜,责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将牲畜的类别(如牛、羊)、头数,及承栏人的姓名、住址调查清楚,列表呈财政厅备查,其不能生育而年齿老迈的牲畜,得由第二科投标价卖。
(八)公田内所生之芦苇,每年秋末投标出卖一次,作为公家之收益。
(九)各县市境内各种矿产(如煤、铁、银、玉、石膏等矿),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调查清楚保管并速呈报财政厅、建设厅计划开发之。
(十)凡公产之收益,除已由边区政府指定用途者(如教育款产、救济基金、抗日军人公田等)不得挪作他用外,应经县市政府财政委员会的决议,报由财厅核准后方能支配之。
(十一)凡公产之收益,各县市长应检查和督同第二科按年总结报告财政厅一次。最后规定:凡对公产管理得法,成绩卓著者,由财政厅奖励,其有浪费贪污者,送司法机关惩办。[4]58-60为了加强现金保管,各根据地普遍设立了金库,负责掌管根据地财政之现金、票据、证券出纳及保管事宜。据《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金库条例》和《山东省金库暂行条例》规定,根据地金库一般分为三级:总金库,陕甘宁设于边府所在地,山东设于战工会;分金库,陕甘宁设于分区,山东设于主署和专署;支金库,设于县。金库由财政厅管理,委托边区银行代理。边区银行就金库业务对财政厅负完全责任。各级金库均设主任、会计、出纳、分金库得酌用巡视员及必需的技术人员。金库主任一般由边行总分支行长兼任,没设立分支行之地方由总库委任。《金库条例》还规定:一切岁入岁出之款,经由金库收纳或支付,无论任何机关,均不得收款不缴或于未缴金库以前擅自动用,违者金库应加干涉并报告同级政府、上级金库及边区财政厅处分之。库款之支拨非有财政厅长盖章之支付命令,总金库不得付款。下级金库非有上级机关之支票,不得拨款给任何机关。金库按月逐级上报出纳保管情况。上级金库有调度支配提取下级金库存款之权,财政厅得随时派员检查金库账簿、单据及库存现金。1941年1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第397号训令,进一步强化边区各县金库管理制度。它规定:查各县金库支库之设立非常重要,对于财政统一与财力集中有很大的关系。凡一切税收及公共物品,没收品之保管,均须经由金库。兹分述于后:
(一)各县如未成立金库,应于一月内成立县支库,金库主任由二科科长兼任,具(体)办法根据金库条例。
(二)公物及没收之仇货一律交金库集中,按月交财(政)厅。
(三)没收之烟土概不作价,每月集中由行政负责人当面封好,称过数目,呈缴财政厅。
(四)凡县一切收入(如由县收入的税款、罚款、公产的税息等),均应随时或按月交到金库,金库应按月造具收支四柱表,呈报财政厅备查。训令严申:“以上四点,仰切实执行,并将办理情形具报为要。”[4]471940年初,晋察冀边区建立金库,由边区银行代行金库职能,负责保管和办理公款之收付。库款的支付权属于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金库章程》规定:边区银行办理金库之守则是:
(一)建立金库账簿,记载公款之实存与收付。
(二)公款数额,均按边币计算。
(三)边区金库不负保管公物之责;但折成边币后,不得拒收。
(四)边区金库库存款项之付出权属于边区行政委员会。须有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主管会计员签名盖章之支付命令始得付款。
(五)边区金库必须按月向本会编送月报报表。
(六)边区银行之分行、办事处、营业所,均定为边区公款之收付转汇机关。[5]边区金库实行较为严格的收付款之解领手续。金库收到解款时,填具四联收款书,除留存根一联外,其余两联交解款机关存转,其中一联报送边委会;各机关解款时,填具三联解款书,保留存根一联,其余两联报送边委会核查,边委会核符后于骑缝处加盖印,将报告收据存查注账,余联发回解款机关存案备查,边委会发款时填具三联支付书,存根一联备查,支付命令一联交边区金库,通知一联交领款机关;领款机关收到支付通知后,填具三联领款书,留存根一联,以领款书正领据一联交金库并领款,以领款书副领单据一联送边委会;如系由银行汇转,得将领款书正领据交由汇转之分行办事处或营业所交边区金库。金库建立后,各机关经收之边区款,如数逐月上解,避免了坐支抵扣或挪借现象,使边区公款能严密保管与支付统一。[6]57金库作为根据地财政预算资金的出纳机关,在当时统筹统支,保障战时供给、减少支出,杜绝各级政府机关擅自动用公款等不良现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明确规定:励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其他各边区施政纲领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为了实现这一政纲、与贪污分子进行斗争,各根据地政府陆续颁布了惩治贪污犯罪的单行条例,主要有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1939再次修订公布);1940年12月《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5年3月再次修订公布),1941年9月《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2年2月《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1942年10月《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有关这些条例的内容,可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为例略加说明。1938年8月,该条例规定:
(一)边区所属之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者,依本条例处断。凡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经所属团体控告者,亦依本条例处理。
(二)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即构成贪污罪: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
(三)犯上条之罪者,以其数目之多少及发生影响之大小,依下列规定惩治: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百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至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
(四)犯本条例之罪,除依照规定处罚外,应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于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部分,无法追缴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
(五)犯本条例之罪,于发觉前自首者,除依第五条之规定令其缴出所得财物外,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犯本条例之罪者,由地方法庭审判,呈边区高等法院核准后执行。[4]111-112从上述规定可知,贪污罪的主体只能是边区政府的公职人员或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的对象包括公私财物。这种规定使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刑事立法中有关贪污罪的规定在内容上较为宽泛,大体包容了贪污、盗窃、受贿、敲诈勒索、挪用公款等几种罪行。1941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各根据地军民处于严重困难时期,粮食极为珍贵,因而贪污公粮者便构成严重犯罪。
为此,山东根据地于1943年8月制定了《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规定:贪污公粮500斤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300斤以上不满500斤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满300斤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按其贪污粮食数目两倍处罚。针对农村基层政权工作人员的特殊情况,晋冀鲁豫边区冀鲁豫行署还于1943年3月专门发布《关于村政权人员贪污之处理的指示》,明确规定:为了执行政府法令及行政纪律,村政权人员的贪污行为亦应受到处分。但考虑到该地区大多数村政权未经改造,决定除对罪行严重者予以惩办外,一般应从宽处理。撤销其职务,退回赃物并令其在群众大会上承认贪污罪行,道歉具结。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各根据地内的贪污案件均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如陕甘宁边区1939年查获处理贪污案360件,1940年处理644件,到1941年上半年即下降为153件,出现了政廉吏洁的大好局面。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称赞说:“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多媒体技术是指通过计算机对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动画、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和管理,使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感官与计算机进行实时信息交互的技术,又称为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教育论文范文:多媒体技术的教育力量。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教学的多媒体化已经成为现代教育的一大特征,把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到中学历史教学课堂中去,有利于优化历史课堂,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带来师生关系的转变,在教育中培养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和促进学生民主意识的增强;有利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得学生的学习行为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大大拓宽,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促进学生终身学习意识和习惯的培养;有利于教师素质的提高,快速发展的形势和信息的大爆炸使得教师必须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掌握一定的多媒体运用技术,以适应新的课堂教学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在我国有了飞速的发展,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尤其突出。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日趋成熟和完善,多媒体已经被普遍地运用到中小学课堂,多媒体教学代表了现代教育的一个发展方向。它适应了21世纪网络信息时代的要求,给中学历史课堂带来了丰富生动的教学资源,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同时充分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促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因此,应用多媒体教学必将引起教学过程的根本改变,也将导致教育教学思想、观念、理论的深刻变革。
开展高中历史的多媒体教学是在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下,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和能力提升,情感价值观培养的的有效手段。黑板加粉笔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由于其手段相对单一、陈旧,已远远不能满足当前教育现代化的需要,不能满足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在这种陈旧的教学模式下,学生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导致中学生中普遍存在对历史课不感兴趣的现象,严重制约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对他们一生的学习方式、思维方式和实践能力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在信息化时代素质教育目标的要求下,多媒体技术被应用于教学领域,给中学历史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带来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促进了教育体制的变革,使我国的中学历史教育更符合世界未来教育的方向,以便成功地与世界未来教育接轨。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扩大信息量,完成历史教学目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是新课程标准对中学历史教学的要求。在历史课堂上,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可以使大量的图片、动画、电影等材料整合在同一个课件之中,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接触尽量多的原始资料,形成对历史事件的直观印象,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例如,我在新人教版必修一第16课《抗日战争》的讲解中,我运用大量的图片展示了日本侵华之后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学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利用《东京审判》当中的一段影视材料,使学生明白了日本罪恶的侵华战争最终受到了正义的审判,战争中正义的一方获得了胜利,对学生的心灵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作用,很好地完成了本课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要求。
课下不少学生主动来跟我探讨中日关系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同学们之间也自发地进行了讨论,有些同学还写出了质量很高的小论文。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被大量的图片,影像等直观形象调动了起来,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任何一个学生都不会对自己感到索然无味的课程倾注太多的热情。多媒体教学适应了青少年的心理特征,让历史通过图形、图像、声音、视频、动画等媒介,从多种形式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使过去的历史起“死”回“生”,使枯燥的历史概念、历史材料变得直观化,具体化,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压缩了空间感和距离感,能够主动地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并且锻炼了分析问题和逻辑思维的能力。
多媒体技术在中学历史课堂的运用有利于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在传统的历史教学课堂上,主要采取老师讲学生听的方式,造成一种事实上的师生的不平等关系,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听到的知识,老师被当做知识的权威存在,使学生缺乏了主体性意识的培养。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规定了中学历史培养的目标是要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合格的公民就要有独立的意识。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使学生能更好地融入历史课堂,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的学习,真正实现了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走下了权威的神坛,站在跟学生平等的地位,有利于学生民主意识和平等意识的培养。在讲必修二第五单元《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时,因为其贴近生活的特点,我把课堂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每个小组派出一个代表分别讲解物质生活与习俗变迁中衣、食、住、风俗的一个方面。由于课下做了充分的准备,每个小组代表在规定了10分钟时间里利用大量的图片向大家展示了近现代中国人物质和习俗变迁在一个家庭的表现。最后我进行了概括总结,结束了本节课的学习。在整堂课的学习中,学生畅所欲言,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老师和学生坐在一起听小组代表的发言,营造了一种自由,民主的课堂氛围。
高中阶段的学生,心理发展逐步成熟,认知能力已处于较高的阶段,逻辑思维能力增强,独立性格初步形成,知识面已经大大地开阔。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模拟问题情境,训练学生分析问题、作出决策、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使学生提高学习历史的积极性,锻炼历史思维能力思维能力,对历史学习产生真正的爱好,产生对历史学习的需求。而生活中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介都可以变成学生学习的手段。这样学生就产生了主动学习的意识,不仅局限于在课堂上获得新知,课下也会主动地运用多媒体技术学习历史。
在学生探究方式中,学生通过多媒体技术获得资料的方式变了,可以在短时间内快而多地获取解决问题的信息,眼界大大地拓宽了,思维也更活跃了。由于计算机具有的交互性特点,学生可以及时得到在探究过程中的反馈信息,从而不断调整或修改探索新知的方式或途径。例如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创立了一个旨在于利用网络影片进行免费授课的可汗学院,学生可以通过访问网站在网上学到关于数学、历史、金融、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等科目的内容。这样学生的学习行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就大大地拓宽了,而不止局限于在课堂上和在学校接受知识,在家里,在路上都可以进行历史学习。可以说多媒体改变了学生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
信息社会中的教育模式,使教师的权威不再建立在学生的被动与无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教师借助学生的积极参与以促进其能动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教师角色已由“独奏者”向“伴奏者”转变,多媒体教学技术为主流的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逐渐改变了教师在教育中的角色。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但是教育者,同时还是学习者,研究者。在当今信息激增时代,知识的更新和发展速度极快,未来社会是一个学习化的社会。而历史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如果老师仅仅局限于已拥有的历史知识,显然已经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了。
网上的历史资源浩如烟海,从原始资料到最新动态,从很多没有公开出版的书籍或发表的文章,到台湾、香港和国外的很多研究资料、动态和教学情况无所不包。作为中学历史教师必须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必须不断的充实自己,接受新的知识,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紧跟时代的步伐。多媒体技术教学下还要求教师具备更高的教育科研能力,能够研究在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学生学习的特点、规律和教学模式改革以及学生各种能力的提高等问题。在这个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掌握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是一个合格中学历史教师的重要体现。各种多媒体设备只有在掌握了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师中才能充分发挥其最大效能。因而教师需要不断地进行多媒体技术及理论的培训,掌握多媒体教学理论,课件制作理论及技术,能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促进教学改革和发展。
虽然在新的时代形式下,多媒体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教师的错误认识,往往容易走进误区。有的教师过分注重课本外的文字、图像,反而忽略了书上本来就有的图文资料。脱离了课本,不利于学生对教材的领会和把握。有的教师为了追求课堂教学的高密度和大容量,利用多媒体展示资料的快捷,展示大量资料,教学内容虽然丰富,但重难点没有突破。有的教师为了追求多媒体教学课件的精美,文字资料、图形图像、音频视频和动画无所不包,没有取舍,造成学生学习不得要领。
多媒体教学技术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新的手段,但任何一种教学手段和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在今后的历史教学中要注重正确处理好多媒体教学手段与传统手段的关系,综合两者的优点,以达到教学效果的实现。
相关文章: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文学论文一般包括: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文学语言研究、文学批评、文学史以及作家作品研究等几个主要研究领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文学论文范文:当代文学商道叙事英雄化例析,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四大群体为其主要构成类别。《汉书?食货志》认为,“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学、殖、作、鬻,四民各司其业。四民有序,尊卑有别。士居首,商占末席。抑商的传统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直根深蒂固。商人被钉在追逐利益的耻辱架上,长期的社会道德贬抑,让他们很难抬头:治世轻商,乱世阻商。就文学表现而言,专门表现商人的文学作品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其中偶尔出现的商人形象往往成为唯利是图的代名词。商人与奸猾、狡诈为伴,与诚信绝缘。大气人生、叱咤风云这些描写英雄人物的字眼往往与商人擦肩而过。即便是当代,由于曾发生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国家意志扼杀商道活力的荒.唐行为,当代文学作品对商人的正面表现一度成为一个文学禁区,商人角色只能作为配角出现。
但事实是,无论古代还是当代,从来就不乏杰出的商人,缺乏的是他们的表演舞台和描绘他们精彩人生的文学作品。上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市场经济逐渐深入影响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商人终于获得了一个自己当主角的活动平台,理直气壮地活跃在社会生活中。商业活动不再偷偷摸摸、羞于启齿。他们是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其活动利及天下,这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共识。英雄不仅仅在军旅和江湖中产生,他们也会从商界中脱颖而出,做出同样顶天立地的大事。正是这种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与转向,才导致了当代文学关于英雄叙事的一种突变倾向,发生了由“轻商”到“重商”的叙事演变。“历史英雄进入文学文本常常以丧失其历史性为特征,这是因为叙事者的叙事指向不在于挖掘英雄人物的历史性,而在于借用历史英雄的名号来推演当代的历史。”[1] 站在这个叙事思考基点和角度之上,当代文学涌现了一大批以现实或历史商旅英雄人物为主角的叙事类文学作品。其中,《乔家大院》《大染坊》就是这种叙事突变的典型代表。
《乔家大院》对商道英雄化叙事做了淋漓尽致的描摹。其主人公乔致庸为形势所迫,误打误撞进入商界。这位骨子里浸润着中国传统士人气质和老庄精神的读书人从未有过从商的打算,却在艰难时世中成为乱世奇商。他所践行的大商之道,可概括为“智勇仁”三字。
乔致庸商道之智,体现在他明形势、讲策略、用手段。他接手家业之时,乔家已面临绝地、危若累卵。为应付危局,他理智地采取了许多措施:先用空城计劝退债主,赢得喘息时间与回旋余地;以诚相待、以孝动人,请出三星镖局戴二闾出马,解除乔家匪患;巧施掉包计,放出假消息,让老谋深算的达盛昌东家邱天骏难辨虚实,一举挽回包头高粱霸盘败局;慧眼识人,善于笼络人心,重用落魄书生孙茂才、流浪儿高瑞、小伙计马荀,人才各尽其能;善辨商界大势,行人所未行,疏通南北茶路、东西丝路进而设立票号,实现“汇通天下”的夙愿……处处有大创意,事事有新举措。商场如战场,乔致庸韬略非凡,镇定从容,可谓“智商”。
乔致庸之大勇,首先表现在他敢于与悍匪叫板。老鸦山击退刘黑七之后,为彻底消除后顾之忧,深入匪穴,晓之以理,以道义二字打动刘黑七;敢为天下先,不避万死,南下开通茶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冒天下之大不韪,改店规,重建包头商界秩序,“将晋商的天捅了个大窟窿”; 重诚信,以一己之力,向朝廷讨要巨额欠款……乔致庸不理会“良贾深藏若虚”的古训,一次次将自己置于危地,驰骋商旅,锋芒毕露,可谓“勇商”。
在“仁”道方面,乔致庸一介商人,以大仁大爱立商。本可以置对手于万劫不复之地却手下留情 ,给了达盛昌一线生机;疏通茶道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乱世茶民寻找生计;在包头免去破产相与(合作伙伴)所欠债务并予以适当周济;灾荒之年举家食粥却花巨资赈济难民……身在商旅却心怀天下,认为“天下事关系天下人,天下人理应关心天下事”。当左宗棠准备进军新疆、平定西北,三军欲动却粮草短缺之时,乔致庸以天下为念想,冒巨大风险,筹措巨款为大军经办粮草。小仁惠及家人乡亲,大仁需要处处以天下为念。乔致庸同行小仁与大仁,可谓“仁商”。《礼记?中庸》有言:“智勇仁三者,天下之大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乔致庸智、勇、仁三者兼备,以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恢弘胆魄诠释了商界英雄的内涵。
如果说乔致庸是商界中的儒商代表,那么《大染坊》中的陈寿亭则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商界精英。此人自幼孤苦伶仃、流乞街头。坎坷童年磨砺出了他的机警与深不可测的心机。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个商人,刚柔相济,游刃有余,“死也要看哪家棺材便宜”。面对对手的穷追猛打却镇定自若、从容应对。将计就计,制服元亨染厂的孙明祖,数次击败日商藤井,几招击垮上海富商林祥荣……陈寿亭遵循商界规则但他反击绝不手软,出招必置敌于死地。如同江湖中的绝顶高手,睥睨商道豪雄,成为底气十足的“雄商”。
如果仅仅以纯粹的“在商言商”,那么陈寿亭只不过是一个颇有计谋的商人而已。让陈寿亭成为商道英雄的同样是他胸怀天下的大商之心。“要赶上那太平盛世,我能把大华干得和青岛城那么大!我能把飞虎牌买遍全中国!”对陈寿亭而言,成为大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说他最初有什么爱国意识。他无偿捐布支持学生反帝游行,其真实目的是抓住商机,打出自己产品的名气。“咱弄了四十匹布,怎么着不游个十天半月的,这游街怎么两天就散了?”以商人眼光看时势,可见一斑。但陈寿亭是一名正直的商人。他有疾恶如仇的刚烈个性和朴素的爱国情怀。对于讼棍出身、汉奸味十足的訾家模范染厂,他下手迅捷,一招致命;日本商人藤井的气势凌人、步步进逼激发了他的民族情感,对日本人什么歪招狠招都上,让日本人“心甘情愿”地掉入陷阱,大上其当;他收容东北逃亡难民,为抗日慷慨解囊……识大体、顾大局,纵横捭阖,气度不凡。陈寿亭由小作坊伙计逐步成长为一名民族资本家,指挥若定,于乱局中求险胜,渐具大商风范。
令人叹惋的是,乔致庸与陈寿亭最后都是以悲剧的身姿走完商旅与人生。“国家太弱,个人太强,这样会吃亏的”――藤井评价陈寿亭的这句话道出了乔、陈的悲剧命运走向。乔致庸所处的晚清吏治之腐败、当局之混账难以言说――上至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至地方大员广东总督哈芬迹近无赖,赖账、敲诈无所不用。一名本应嗜利如命的商人能处处以家国为念,以信义行事,而本应以诚信立国的政府反而百般耍赖。在这种扭曲的政治格局下,乔致庸最后所实现的汇通天下不仅未能惠及万民,反而成为官府盘剥人民、向列强支付赔款与官员中饱私囊的工具。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民间商界精英面对糜烂的国家机器无可奈何,商旅英雄富国利民的理想被国家大势碾作齑粉。“泱泱中华,天朝上邦,万国来朝,全他妈的屁话!”《大染坊》中元亨集团的董事长孙明祖愤恨的“国骂”折射出了那一代商人对时局的失望与无奈。《大染坊》中有:“国家,是人生活动的最终平台。当这个平台倒塌的时候,所有的一切亦如流星逝去。能力、才华、热血、激情,也仅是垂死者那惨白的面孔上一缕灿烂的笑容……”命运的嘲讽,硬汉的失败,商界英雄的事业悲剧发人深省……
“描写把一切摆在眼前,叙述的对象是往事”。[2] 当代作家回头审视旧时中国后再环顾当今社会现实,他们在笔端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结论:商运与国运互通,商人的生存之道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兴衰程度紧密相连。
《乔家大院》与《大染坊》只是当代文学英雄叙事的一个缩影。乔致庸和陈寿亭这两个商道英雄人物的出现绝非偶然。他们商道起伏的本身是对其所处当世现状的适应,而这两部商道英雄叙事作品出现的本因就是与当代社会经济形势的变迁曲线的高度吻合。作家通过这对典型商旅人物的塑造,以旧启新,响应了新时代对商道英雄的呼唤,与新世纪时代重商精神声气相通。一个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时代让人们欣赏甚至崇拜商旅英雄。因此,商道英雄叙事作为新世纪英雄叙事突变的方向之一,必将会在新世纪文坛上留下深深的印痕。
相关推荐: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在当今社会中,为人处世的基本点就是要具备人格魅力。何谓人格魅力?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人格。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和人的能作为权力、义务的主体的资格。而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个人能受到别人的欢迎、容纳,那么他实际上就具备了一定的人格魅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抗日时期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人格魅力和深远影响的时代巨人之一。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的不拘一格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以及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高瞻远瞩、勇于创新;意志坚强、不怕牺牲;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豁达开朗、宽宏待人和团结奉献精神尽展人格魅力。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迄今仍是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支撑和不竭的动力之源。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人格魅力;探微
抗日战争敌强我弱,为了战胜无论是在综合国力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比中国强大的日本,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在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确立了抗战主旋律和发展方向。他指出:“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另外“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能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不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地位;而我方,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能力比较弱,但其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大国际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援助中国的。”
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进而在军事战略上明确提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的,而不能是速胜的,确立了抗日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中国革命正是依据了这一理论创新来指导中国抗战,一步步积聚力量,克服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考验,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动力?是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对革命胜利的憧憬!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作保证。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领导才能。正是这种精神吸引和团结了广大军民,成为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曾说过:“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令人钦佩的是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面对无数次的困难和挫折的挑战,反而能激起他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去拼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在逆境中造就出来的伟人。毛泽东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头野牛,那末我们中国在山西的几万大军正在这牛的背后拖着牛尾巴,阻止它南下。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在抗大期间,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科学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八年抗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贫弱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凭借着这种面对强敌,舍生忘死,顽强奋战,前赴后继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在危难中苦斗在绝境中奋起,战胜了在经济、军事力量上远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扩大,它将激励着中华儿女矢志不渝,勇往直前。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时,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出生于贫寒家庭同学。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练意志,培养了不畏劳苦,百折不挠的精神。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安贫者能做事”。如抗日战争中根据地缺衣少食,日用品匮乏,困难到了极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党一方面领导抗日军民开展积极的生产自救工作;另一方面,毛泽东以身作则,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留下好传统、好作风,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的抗战,表示出我们的民族有这样一个作风,就是不怕一切困难,坚持下来。这就保证了我们的胜利。”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作风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精神使人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奋发向上,去创造奇迹。抗日战争中艰苦奋斗精神已成为一种民族精神,它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将一如既往地成为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
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表现出的才能、气质、性格及道德品质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与下级干部、一般群众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对革命同志的爱与尊重是平等的、轻松的,更是富有情趣的。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能够体现毛泽东人格魅力的性格特征是多方面的,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延安时期挽救运动中冤枉了一些同志,他主动出来承担了责任,还脱帽赔礼道歉。有一次雷击死了人,有人说怪话,“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他制止了,并通过这件事了解到是公粮征得多了,农民不满意,于是决定减轻农民负担。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他指出:“在党内外要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同时还说“对于这些,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由于毛泽东对待别人的批评抱有如此豁达的态度,因此,在领导革命的狂涛巨浪中始终能够正确分析形势,正确制定方针政策,满怀豪情的预见中国革命将必然胜利。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可以为书痴,为书狂,可以为了读书而不吃饭。他的卧室、办公室都放着书,就是每次外出开会也带着书。战争年代每一次转移都要精简行装,毛泽东什么都舍得精简,就是书舍不得。毛泽东读书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哲学、史学、文学……只要他碰到,都要拿来读读,而且一读就是全部内容通览。他指出:“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就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毛泽东不仅好读书,会读书,而且每一本都要做笔记,写感想。真正实现了融会贯通。他在关于整顿三风中提到:“水手是世界上游历最广的人,天天都在走,周游全球,但只是走不写笔记,经验就总结不起来。”正是由于这些,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一整套适应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路线和政策,将改造世界的蓝图付之实践,最终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江泽民同志也深刻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胡锦涛说:“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励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他所倡导的民族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相关论文:人民群众是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人民群众是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全文如下:
人民群众是中国坚持八年长期抗战的有力保障,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力量。正是因为有人民群众发挥重要作用,才使抗日战争取得了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首次完全胜利。
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在东北的"不抵抗主义"等行为激起了全国民众强烈抗议,各阶层、各群体的人民群众纷纷表达了坚决抗日的迫切愿望,以各种方式推动政府抗战。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西安青年学生还以政治行动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坚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正义行动,坚决拥护我党和平解决的方针。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宗教人士、华侨、新闻界人士纷纷主张政府停止内战,壮大了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声势,给予了国民党政府巨大压力。以沈钧儒为代表的民主人士还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予以种种协助。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最终促使国民政府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地青年决死队、义勇壮丁队大量涌现。仅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从军运动中,就有15万知识青年自愿参军,成为军队翻译官或空军人员。大批华侨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回国参加空军或组建抗日义勇军。少数民族中涌现了东北满、朝等多民族抗日联军、蒙古族"三女王"、四川松潘30万藏族杀敌团等,仅贵州就有45.7万少数民族参战。虽然《兵役法》规定女子无兵役义务,但中国妇女也为军队兵源提供了保证。另据统计,解放区人民群众组成的民兵和自卫团数量始终为军队数量的二至三倍,保证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兵源获得源源不断的补充。
在抗日战争中,主力部队的作战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配合。尤其是在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中,当地人民群众利用最熟悉战区自然地理条件的优势,在战斗中创造出各种巧妙有效的战术和方式袭击敌人。隐蔽游击法限制日军部队行进速度;交通破击战全面破击公路干线;水上游击战阻碍日军汽艇行驶;"地雷战""堵门 战 " " 捕 捉 战 " " 车 轮战""推磨战""蜂窝战""地道战",把村落直接变成打击日军的"迷魂阵".广大人民群众在配合主力军队对日作战中发挥出了巨大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显示出了高超智慧,弥补了我军武器装备等方面的不足,成为正规战的有力补充,并为我军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进行局部反攻创造了条件。
广大人民群众为抗战提供的援助和支持成为了长期抗战的有力保证。一是提供财力支持和物资援助。各地群众纷纷"献金"筹款、征募和捐献物资。新疆民众捐献农牧矿产品,民主人士发起"一碗饭运动"从海外募资,华侨垫补政府军费开支,还捐助飞机、药物等大量军用物资,建立"中国血库",为抗战所用。
二是提供拥军帮扶。各地群众参与救护、掩护伤病军人。民主人士救助难民、儿童。妇女群众制作前线慰问品、帮助抗日军属。战区人民自发为部队送粮食、做军衣,并为部队作战提供各种帮助。三是提供人才支援。战时大批专业技术华侨回国服务,国内各界医务、文艺、航空工程技术、外语类等方面人才参与战时相关领域建设和服务,为解决战时技术人才紧缺的困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是农民和工商业者坚持不放弃农业和工商业生产,为抗战渡过严重困难时期和长期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华侨也积极回国投资工矿、垦殖、金融支持抗战,对抗战后期政府严重"贫血"的财政经济起到了输血作用。二是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全民族发展命脉,战区许多高校和企业迁至内地,各地群众积极支持并协助搬迁,不惜出力、出土地,满足抗战需求。三是为了保证战事军需,修建特种工程。如云南民工修筑滇缅公路,保证了中国抗战时期重要国际交通线的开通。8.6万四川农民半年时间建成了空军基地和多个机场。四是专家学者们投身学术,编纂战事史料、从事科学技术和军事研究、记录和揭示日军侵华罪行,他们用学术智慧推动了抗战取得胜利。
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说明人民群众的力量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致力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重要作用,团结依靠广大群众,继续弘扬爱国主义和抗战精神,团结一致,共同奋进,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从《甲方乙方》开始,冯小刚凭借一系列富有特色的电影作品《没完没了》、《不见不散》、《一声叹息》、《大腕》、《手机》、《天下无贼》、《夜宴》、《集结号》、《非诚勿扰》等,开创了中国电影所谓“贺岁片”的辉煌时代。冯氏电影以其特有的艺术匠心,表现了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戏剧性的全面关注,成为岁末年尾人们喜闻乐见的一道娱乐大餐,也成了消费社会一道少见的艺术景观。
谈及冯小刚电影这一“喜剧现象”,人们习惯性地将它归结为冯氏幽默的特殊魅力以及几位超级明星的精彩表演,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冯小刚电影之所以为人们津津乐道、品头论足,主要是因为在那些热热闹闹的题材背后,有一个轻易不为人们觉察、但自始至终左右着人们神经和视线的潜在命题——道德主题,它成为冯小刚电影里最意味深长的部分。这使得他的每一部电影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觉符号,而是另有深意存焉;也正因为如此,冯氏电影特别地多了一点令人回味无穷的东西。冯小刚用他的电影敏锐地收集了各种不同的问题与观念,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和打量形形色色的人性与伦理背离现象,探究、思索道德维新的价值与意义。这是贯穿冯小刚电影的一根隐形红线,也是他获得观众高度认可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他的电影获得源源不断动力的理论源泉。
现代人的道德价值偏好正在发生现代性转向,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在这个激烈变动的时代,坚守传统道德的正面价值,揭示现代人的道德危机,仅仅是冯小刚电影咏叹调的一部分,完整的乐章还必须包括冯小刚在电影中矢志不渝高奏的道德理想,像《天下无贼》、《集结号》、《没完没了》正是这样一类作品。
《天下无贼》里并非无贼,而是盗贼成群,手段高超,且“技术含量”令人眼花缭乱,防不胜防。冯小刚没有采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惯常套路来演绎一个猫抓老鼠、警察抓贼的游戏。而是在形势一边倒的情势下,令人难以置信地设置了一个至憨至纯的“傻根”形象,呈现在众贼虎视眈眈的“枪口”面前——这哪里是猎物?分明是一面脆弱不堪的道德镜像!冯小刚期待所有不轨、不义行为在这面镜子前自行瓦解。他让狡诈的盗贼与老实巴交的好人,形成直接的交锋与对峙,让善良在伪善面前表现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反而激发了伪善的盗贼本能的善心,而不忍伤害,最后伪善被感化成了善良的保护伞……
这是一种过于理想的结局,是托尔斯泰式的道德“复活”。巨大的道德落差被转化为一种强大的道德感化力量,这是很出人意料的,太具有戏剧性了。《天下无贼》试图在脆弱的道德价值分崩离析之际,寻找一种拯救,其道德感召力量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这只是创作者遥不可及的宏大道德梦想。“盗贼不作,外户不闭”是孔子向往的大同世界。天下无贼式的大同社会与当今时代已经相去甚远。《天下无贼》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呼唤,是冯小刚电影基于道德而标榜的一种崇高理想,具有强烈的劝世价值。这种道德理想不止一次出现在冯小刚的电影中。从《没完没了》到《集结号》,讲述的都是这种理想的道德。
《集结号》是一部严肃的战争题材影片,由冯小刚的手中推出来,人们感到有点突兀,它似乎不属于大家熟悉的冯氏电影的风格系列。唯一可以将它串联起来的,是道德这根“准绳”。对道德情感的多层次探究,也是冯小刚电影自始至终的主题。只要能以比较独特的视角深刻阐释复杂的道德话题,战争题材也不是不可以的事儿。
《集结号》讲述的是另一种道德。这种道德必须要退回到一个遥远的年代、一个特殊的场景中去讲述才具有可信度。炮火硝烟的年代,生死攸关的战场上,战友间的那种特殊情谊,和平年代的人们是难以体会的。在今天的生活背景下去演绎这部电影,其本身的动机就是意味深长的。与其说这是一部主旋律影片,倒不如说冯小刚借用了战争题材,特别地阐释了道德使命对一个人一辈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当代人的现代生活也构成了一种质问,质问的结果自然是一个巨大的疑问——今天我们还能背负起如此光荣而沉重的道德感吗?而面对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们失去了什么?这才是冯小刚潜意识里最想表达的。
冯小刚在极端惨烈的战争画面背后,推出了一个更惨烈的道德难题:战争中唯一幸存者如何承担起为那么多阵亡者证明死难价值的神圣使命?这也成了谷子地后半生存在的全部意义和无法摆脱的宿命。
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谷子地锲而不舍、近乎疯狂偏执的追寻中,终于得到了理想的结果。这种道德理想的实现是可能的,也是特殊的,因而它对于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们具有提示和反省作用,却不具备参考价值。因为它被置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且因年代久远,其道德感召力显得有些苍白,有点隔靴搔痒了。
对一种古老的道德情感作追忆式的缅怀,是因为那种古典的崇高,很容易让现代人产生“道德落差”,而期望人们在“温故而知新”中,产生一种道德自省的力量,才是冯小刚这部战争电影的用心所在。
冯小刚其实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试图将当下散落得一地鸡毛式的道德碎片,重新“集结”,所以才如此庄严地吹响了他的“集结号”。只可惜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听懂号音背后那一丝苍凉、悲壮的弦外之音。
从无心到有意,道德关注成了冯小刚电影的重要价值追求,也成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特殊禀赋。“道德是人类永开不败的生命之花”。正因为道德本身蕴含着经久不衰的魅力,方才使得冯小刚的电影具备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才至于掀起一波波观影热潮,创造了一个个票房神话。“道德最终让每一个生命安静地坐在板凳上。”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12到2014年间抗日战争史学研究成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12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 75 周年,2015 年又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自 2012 到 2014 年,学术界出版了大量关于抗战的专着,发表了诸多论文,[1]研究的角度再次拓宽,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展,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出现了大批有特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这期间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对今后的抗战史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关于通史类着作,主要有:薛庆超《从东北沦1正面战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臧运祜《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杨一民《中国的抗战》(蓝天出版社 2013)等。
(二)文献资料性质着作:大型史料丛书类有:孙燕京主编的多卷本《民国史料丛刊续编:抗日战争》(大象出版社 20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地方抗战文献资料类有:湖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济南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资料汇编》(济南出版社 2012)、中共苍南县党史研究室《苍南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永安抗战文化史料》丛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何鸣雷《绍兴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唐润明《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丛书(重庆出版社 2013)等。
(三)抗战口述史着作:叶森《东纵抗战口述史》(花城出版社 2012)、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抗日战争时期大同矿工口述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白涩《抗战亲历者口述》(万卷出版公司 2013)、湖南图书馆《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金诚峰《两岸话抗战》(台海出版社 2013)等。
(四)地方抗战史研究着作:田苏苏《华北抗日战争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李茂盛《华北抗战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杨晓林《永垂青史的滇西抗战》(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曹文奇《风雨同舟战辽东》(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薛岳《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郑洞国《粤桂黔滇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陈长捷《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唐生智《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刘永国《随枣会战》(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3)、谭飞程《赣北兵燹》(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萧培《血战衡阳四十七天》(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敖以深等《黔山抗战起烽烟》(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等。
(五)专题类研究着作:关于抗战时期军事着作主要有:马振犊《惨胜》(九州出版社 2012)、王树林《地下烽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古琳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反空袭斗争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2)、杜聿明《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等。关于抗战时期社会文化着作有:李建平《抗战文化研究 - 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程朝云《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等。另外还有一些着作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其他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抗日战争政治方面研究
1.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研究。杨启金、董平分别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因素与过程。[2]
蒋建农论述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提出、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歧、如何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大问题,重新对中共和共产国际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做出了客观界定。[3]
刘洪英则反对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归属于中国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的任何一方所领导的,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所倡导下的全民族抗战,抗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团结协作、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战的结果。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中国共产党是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从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领导者和直接组织者。[4]
徐玉凤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立场是在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同时保持中共党和红军的独立性并不断发展壮大,但最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支持。[5]
2.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问题。胡大牛以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与实践对国民党的影响为例,证明了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是实现政治领导的根本保证。[6]
汪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与干部教育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路径。[7]
崔晓彤认为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民主党派的民主政治建设三个方面,中共党的民主建设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
徐振光、齐卫平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功能发挥为视角,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实践进行了考察,认为其完善的民主政治主要组织形式,推动了边区事业的顺利发展。[9]
关于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宫正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有着一个逐步发展并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抗日战争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熟。[10]
李小刚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农村中农民群众、干部队伍、革命队伍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趋系统和完善,从而促使抗日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斗志上取得了相应的进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
吴少娴认为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文化教育、业务教育。[12]
3.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研究。董志铭认为党在抗战时期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过勤俭节约的生活、颁布反腐倡廉的法令法规、建立多种形式的监督机制,党政军领导以身作则等将反腐倡廉建设当作关系党和政权建设全局的大事,产生了很好的反腐作用。[13]
杨晨、崔瑞兰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廉政建设的基本措施有:(1)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廉政意;(2)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廉政建设提供保障;(3)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保障党员干部的廉洁性;(4)加强和完善党员干部的管理政策。[14]
此外关于抗战时期党的廉政建设还有郭钦逸《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主要经验》(《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 年第 7 期)、张燕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及启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期)、郑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法制建设研究》(《保定学院学报》2013 年第 6 期)等。
(二)抗战时期军事研究
1.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研究。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黎世红认为: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作用随着其抗战态度不同而发生变化。抗战初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对正面战场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在 1943 年 8 月以前的相持阶段,仍然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此后,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15]
胡西娜从国民党的敌后战场与其他战场的关系、敌后战场对于抗战的作用和国民党敌后战场衰败的原因三大方面对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的敌后游击战的兴衰过程进行了考察。[16]
2.关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兵役制研究。李常宝对抗战期间国统区兵役行政问题进行了探讨。[17]
龚喜林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制推行弊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寇的疯狂进攻造成中国大量兵员的需求、战时经济的贫困及社会组织的弥散使征兵制的推行困难重重;基层保甲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制约着征兵制的顺利推行;而征兵、征工、征粮之间的冲突也使得征兵制的推行捉襟见肘。[18]
3.关于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把增强学者,发表了诸多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表现出的才能、气质、性格及道德品质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与下级干部、一般群众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对革命同志的爱与尊重是平等的、轻松的,更是富有情趣的。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能够体现毛泽东人格魅力的性格特征是多方面的,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延安时期挽救运动中冤枉了一些同志,他主动出来承担了责任,还脱帽赔礼道歉。有一次雷击死了人,有人说怪话,“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他制止了,并通过这件事了解到是公粮征得多了,农民不满意,于是决定减轻农民负担。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他指出:“在党内外要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同时还说“对于这些,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由于毛泽东对待别人的批评抱有如此豁达的态度,因此,在领导革命的狂涛巨浪中始终能够正确分析形势,正确制定方针政策,满怀豪情的预见中国革命将必然胜利。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到武汉会战结束,基本稳定了战局。进入相持阶段后,又先后与日军进行了十多次会战,并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速战亡华的迷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论文范文:毛泽东怎样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世界上任何大规模战争,对立双方必定都有自己的总战略,或者叫基本战略。 众所周知,中国抗日战争的总战略是持久战。 这个总战略,是由毛泽东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证的;持久战略也确实贯穿抗日战争始终。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这个历史过程是怎样的?
在国民党没有抗战总战略情况下毛泽东思索了这个问题1931 年日本侵占东北后 , 即逐步向华北蚕食,建立伪政权。 日本全面占领华北的野心已经十分明显。但当时蒋介石仍把通过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放在第一位,对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妥协和不抵抗政策,用蒋介石当年的话说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因此,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方面签订了 《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等一系列丧权辱国协定, 而根本没有考虑抗日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了。
1937 年七七事变后 , 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仍然没有提出抗日战争总战略。 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强敌,蒋介石当时的基本打算是:调动部分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以单纯防御来对付日军,迟滞日军进攻,等待国际支援。 可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华采取了所谓"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客观上姑息和纵容了日本侵华,也打破了蒋介石的美梦。 在国际援助期望落空后,蒋介石仍然没有拿出一个抗日战争总战略。他向北调动数量多于进攻之日军并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但很快就被日军击溃,没能阻止日军向南进军。
淞沪抗战中,蒋介石调动数量占优势、装备也较好的中国正规军与日军对抗,结果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 接着,蒋介石继续组织中国正规军与日本军队作战。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虽取得小胜,但并没有改变全国战场的被动局面。 上海沦陷后,接下来南京失守、太原失守、武汉失守…… 日军一步步侵占了国民党统治核心区,蒋介石不得不迁都重庆,退守西南。蒋介石抗日,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抗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后,仍没能确定一个正确的抗战总战略。
在此情况下,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 胸怀中日战争全局的毛泽东,对中国抗战总战略, 进行了认真思索,并且以超前预见性,最早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总战略。
早在 1936 年 7 月, 即抗战全面开始前一年,毛泽东就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 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 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又说,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1937 年 8 月 22 至 25 日 , 中 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 人 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 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 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 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通过并于8 月 25 日发表了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决定》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 年 11 月 太原失守 ,中国北方几乎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但在南方一线,日军进军虽然迅速,中国军队虽然被动、退却,并有大片国土沦陷,但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日军的设想已经化为泡影。毛泽东细心观察全国战局,在深入思考中进一步认识中国的抗战规律,对于自己早就形成的抗日战争持久战总战略更有信心,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
1938 年 5 月 19 日 , 日 军占领徐州。此时,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 10 个月了,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可以进一步认识战争规律性的东西了。毛泽东开始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 那段时间,毛泽东会客少了,他集中精力收集研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中国持久战略的基本要点进行深入思考,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 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晚上,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经常彻夜不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对抗日持久战的总战略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思考,最终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总的战略思想体系。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总战略进行了系统论证在包括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抗战前景迷茫,中国还没有一个抗战总战略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把自己考虑成熟的抗日战争总战略写出来。
1938 年 5 月 底, 毛泽东开始动笔写作《论持久战》。 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 一开始,毛泽东主要是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 他在写作过程中,主要是针对人们提出的问题以及各种疑虑,一个接一个地分析,一层一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竟然积累起数万字的一部着作,后来定名为《论持久战》。 据当年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在那里思考、写作。 有时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几步,然后很快又坐下来写作。
夜深了,毛泽东饿了,就叫卫士送来一块烤红薯,吃完了继续写作。有一次,毛泽东写作入了神,他的脚挨上了炭火盆,但他竟然毫无察觉。 直到炭火把鞋子烤焦了,满屋子弥漫着焦煳的气味,被卫士们发现,赶紧提醒他,毛泽东这才发觉。 卫士们帮他换了一双鞋子之后,他又继续写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写作,《论持久战》终于完稿了。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用了近 10 天的时间,讲解《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他在《论持久战》中开宗明义地说: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毛泽东首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持这两种论调的人 "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
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 他提出这个论断的根据来自对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情况的科学分析:日本方面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上的寡助。 中国方面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支援中国的。
中日双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接着,毛泽东又引用中外的大量材料,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道理:敌强我弱这种情况没有产生基本变化,在战争一定阶段上, 敌人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我坚持抗战、 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使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在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这也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 只能是持久战。
毛泽东还论述了持久战的 3 个阶段。 他说:"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 3 个阶段之中。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 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备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3 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和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 '流年'来; 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出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 中论述了实现持久战的总方针。
这个总方针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 毛泽东指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而第三阶段中,则是战略反攻战,主要任务是收复失地。 收复失地,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也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
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略成为中国抗战总战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总战略的正式形成。 它的发表,不仅提高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心,而且使毛泽东在共产党内、 在人民群众中、在包括国民党高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和尊重。 在共产党内,就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称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据当年担任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的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泽东英明、高明。
《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民党上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正确,并且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抗战部署,制定基本军事方针,实际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当年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秘书的程思远,曾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 白崇禧深为赞赏, 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据程思远回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国民党高级军官们也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十分赞叹。
应该指出,国民党方面对毛泽东提出并系统论证的抗日战争总战略,不可能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有误读。 例如,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误读为"以空间换时间",因而以大片国土沦陷的代价来推迟日军进攻;将持久战略误读为"积小胜为大胜",却不采取毛泽东提出的积极作战方针,而采取被动防守、节节抵抗的作战方针,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的代价却没能打几场胜仗;只考虑使用正规军作战,根本不考虑发动、组织、武装民众打人民战争,因而正面战场一再溃败,等等。 但是,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否定对日持久作战这个总战略,这是中国的全面抗战能够坚持 8 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更应该强调的是,毛泽东制定抗战持久战总战略,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指导。 事实上,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略的预料发展的。 在经历了毛泽东所指出的 3个阶段后,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 100 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
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后,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一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 》发表后 ,不管是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论持久战》印刷出来后不久,周恩来就从武汉把书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 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进行翻译。 经过宋庆龄等人的一番努力,《论持久战》被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 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特意为英文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 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变成了现实:《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英文版的《论持久战》,斯大林的案头上也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 《论持久战》文稿。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凡高及后印象主义绘画偏离了西方客观再现的艺术传统,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原则,向后来的画家展示了色彩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的精神表现力,为他们的进一步的探索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情感;力量;色彩;表现
文森特·凡高的绘画是以绚烂的色彩、奔放的笔触表达狂热的感情又不失引人深思的象征内涵而为人们熟知的。凡高开始其艺术生涯的年代正是西方绘画艺术在诸多层面都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年代,而色彩的解放就是其中最明显且极具本质影响的变革之一。印象主义画派受西方现代光学发展的影响和启发,主张室外作画,注重外光分析,追求瞬间光色印象的表现,把文艺复兴以来的静态的色彩再现转变为动态的色彩再现。而凡高从印象主义出发,并超越印象主义,将这种动态的色彩再现发展到由主观体验所控制的感情色彩的表现,从而成为现代绘画色彩全面解放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和有着重要的影响及意义。
一、凡高绘画中的色彩语言的形成
凡高油画作品中的这种强烈的情感色彩也并不是在他刚开始其艺术生涯时就具备的,他对于自身这种感情色彩本质的觉醒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形成首先是与凡高那苦难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凡高1853年出生于荷兰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早年做过职员和商行经纪人,还当过矿区的传教士。他充满幻想、爱走极端,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和失败,最后他投身于绘画,决心“在绘画中与自己苦斗”。
凡高在学画的初期,感受到德拉克罗瓦绘画的“头脑里的太阳和心中的风暴”的强大震动和滋养,他也分外敬重米勒,他朴素而充满强烈的宗教意味和道德意识的绘画艺术,引起了凡高的强烈的感情共鸣。在他学画的早期就大量临摹了米勒的印刷品。虽然后来的艺术风格已经与米勒大异其趣,但他仍然梦想着画一件像米勒一样深深触动人们心灵的作品。《食土豆的人》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在画中表达了自己对跟他一样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农民的同情和尊敬。在绘画表现上重视农民形体和姿态的塑造、环境氛围的营造,以粗犷的笔触,浓重的色彩去填充他的画稿。颜色由于反复涂抹,显得厚重混浊,缺乏透明度。
很明显,这一时期光和色彩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它所追求的这种“真实”也并不是学院式的视觉再现的真实,而是一种他的主观感受的真实。就像在给他弟弟泰奥的信中所说:“如果我的人物是准确的,我将感到绝望,你应该明白,我不愿意他们是学院式的准确……我就是要制造这些不准确、这些偏差,重新塑造和改变现实,是的,他们可能变成不真实的,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比实实在在的真实更真实。”这些话告诉我们,凡高的绘画从一开始就有着非常强烈的主观表达的意识,这种主观感情的表达并不是通过色彩来实现的,但这种情感倾向使他得以牢牢把握住自己以后的发展方向。
不可否认,凡高作品中这种强烈的情感色彩表达的形成得益于印象主义画派的色彩理论和实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凡高在荷兰期间——即在正式接触印象主义画派之前——就已经(即使仅仅是在直觉上)认识到色彩解放的可能性。“色彩自身就能表达某种东西”,这是1885年,也就是他创作《食土豆的人》的这一年,他在他所居住的荷兰小村期间所写下的。
1886年是凡高绘画艺术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法国巴黎,被印象主义画风中的那种明亮且极具动感的色彩所吸引。在印象主义绘画光色理论和实践的启发之下,他逐渐改变了他的色彩感觉方式,由以前的那种传统的静态的色彩感觉方式转变为印象主义画派的动态的色彩感觉方式。色彩感觉方式的改变,大大地改变了他的绘画作品的面貌。他兴奋地说:“……法国的社会指导着我的思想,显得这么有益,非常有益,也有益于全世界。”他抛弃了荷兰时期的那种灰褐色调子,画面色彩开始变地鲜亮起来。原来画面中一直保持着的黑色不见了,也没有了灰色和褐色,画面所呈现出来的是印象派并置笔触的红黄蓝三个原色和由他们混合而成的绿色、紫色、橙色,特别注重色彩中的补色关系。
凡高从印象主义绘画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像印象主义画家那样完全沉溺于光与色的表现之中。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凡高是一个有着强烈的主观表达意识的艺术家,他的绘画不是为了再现视觉的真实,而要表现他对事物的真实的感受和自己的感情。这种强烈的自我表现的愿望和他心中所蕴藏的那股强烈的激情,使他必定要抛弃荷兰画派的那种灰色调子,也注定他会迅速远离印象派。凡高几乎在接受印象派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对印象派的绘画理论产生质疑。他们在实现视觉的真实,追逐光与色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感情的表达,这与凡高那充满主体意识的精神状态相去甚远。凡高的绘画中独特的审美力量并不单单是视觉印象的强烈,而还有蕴涵在视觉因素之中的情感体验的深刻。在他给泰奥的信中曾明确提到这一点:“我在巴黎所学到的东西现在离开了我。我恢复了在我知道印象派之前我曾有过的理想,如果印象派画家不久就指责我的创作方法的话,我不会感到惊讶。因为滋养我的创作方法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德拉克罗瓦的思想。因为我并不力求精确地再现我眼前的一切,我自由而随意地使用色彩,是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凡高不再满足于像一个印象主义者那样仅仅去表现自己的感觉色彩,而是将色彩看作是非自然主义的表现因素的直接工具,看作是精神领域(诉说人类命运的真相)的预言者,试图在色彩和感情之间找到一种契合的方式。
凡高通过各种色彩实验来研究色彩强度增加和减弱的自然规律,但是他的目的并不在于这些研究和实验本身,而是为了挖掘色彩自身所具有的那种强大的表现力。他对他的这种探索的前景充满了希望,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到:“我相信,一个新的色彩家画派将会在南方扎根,我越来越感到北方画家们只是把他们的理想寄托在用笔功夫和所谓的绘画性上,而不是依赖色彩本身来表达事物。”
的确如他所说的那样,一种新的和感情紧密结合着的色彩表现形式开始出现在他绘画作品当中。他于这个时期所创作的《向日葵》、《夜间咖啡馆》以及众多的肖像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强烈的情感色彩的存在。凡高从自然物象中抽取颜色,然后通过色彩的对比或交融,来增强色彩的精神性,使颜料和深藏于心的真实感情达到了直接的重合。这不只是一个如何使用色彩的技巧问题,而是色彩观念从物到人的色彩本质的一种深刻变化。
二、凡高情感色彩语言的表现
从印象主义到后印象主义,凡高发展了一种有着清晰运动感的线条和强烈色彩的绘画表现形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情感色彩语言。因为,不论是古典主义对色彩的静态观念(固有色),还是印象派对色彩的动态观念(条件色)的认知,都只是把色彩作为观察的结果来表现,有意无意中阻隔了心与物的直接通联,而凡高则把动态的色彩观念引向观察过程本身的表现,这样,他就在绘画中真正引入了心灵世界的直接表达。
凡高绘画作品中的色彩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倾向,这是他的情感色彩语言的特殊性之一,也是他与印象主义画家在色彩运用上的本质区别。色彩在印象主义者那里多半还只是一种物性表面的光色存在,只是对客观世界的光色变化进行“准确”描绘的手段。他们看重的仍然是色彩视觉的真实,并不关注色彩所具有的情感及象征意义。而凡高由于强烈的主观表达意识的介入,往往使色彩具有某种暗示性的力量。凡高对于色彩的暗示性力量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他可能是受到了德拉克罗瓦有关色彩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他说:“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是否有人谈过示意性的色彩,德拉克罗瓦和蒙蒂切里虽未谈及过,却实践过。”
凡高对于色彩的这种暗示性力量的运用,突出地体现在他的那幅《夜间咖啡馆》中,他说:“我在《夜间咖啡馆》里用红色和绿色表现人类的可怕的情调。这些色彩,不是呆板的按照现实主义立场的字句来说,是眼睛的欺骗者;而是一富暗示性的色彩,他表现出人们火热的情绪活动。”《夜晚的咖啡馆》是由深绿色的天花板、血红的墙壁和不和谐的绿色家具组成的梦魇。金灿灿的黄色地板呈纵向透视,以难以置信的力量进入到红色背景之中,反过来,红色背景也用均等的力量与之抗衡。这幅画,是透视空间和企图破坏这个空间的逼人色彩之间的永不调和的斗争。结果是一种幽闭、恐怖和压迫感的可怕体验。作品预示了超现实主义用透视作为幻想表现手段的探索。能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一方面是熟练地应用了透视技法,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画面中的极具暗示性、精神性的色彩关系的组织运用。凡高的创作始终是以一种感情上的“现实主义”为目标,是一种感情的集结和疏导,由此而产生的情感色彩形式往往显得更为单纯和强烈,因此具有更强烈的情感影响力。
笔触和色彩的密切结合是凡高情感色彩语言的另一主要特色,他将印象派的色点发展成色线,他的这种色线不再仅仅服务于形体,它本身就是画家的感情的一种直接的表现。他画面中的无处不在的跳跃的、疯狂转动的笔触和着那饱含感情的色彩,暴风雨般地铺陈在画布上,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和视觉冲击。
三、凡高的色彩表现对现代绘画的影响及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凡高的作品中包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其强烈的个性和在形式上的独特追求,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的确难以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但凡高的绘画中独特的审美力量并不单单是视觉印象的表述,而是蕴涵在视觉因素之中的深刻情感体验、表现,以求达到实实在在的真实。在人们对他的误解最深的时候,正是他对自己的创作最有信心的时候。
凡高在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基础上把内在感情色彩本质释放出来,把现代性的感情色彩本质呈现为独特的个性色彩形式。情感色彩本质被他们在自由精神状态下转移到画面上,用色彩情感律动主导着绘画形式,通过色彩的单纯化给予绘画更恢宏的风格,并以新的色彩观念增加了色彩表现的精神含量,从而使后印象主义较之印象主义以前的绘画色彩具有更强的精神震撼力。
综上所述,凡高及后印象主义绘画偏离了西方客观再现的艺术传统,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原则,引发了两大现代主义艺术潮流萌芽,即强调结构秩序的抽象艺术(如立体主义、风格主义等)与强调主观情感的表现主义(如野兽主义、德国表现主义等)。在艺术史上,后印象主义被称为西方现代艺术的起源。
同时凡高也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向后来的画家展示了色彩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的精神表现力,为他们的进一步的探索指明了方向。以马蒂斯为代表的法国野兽派画家以及德国的表现主义画家在绘画中更加全面地展开了对色彩的情感本质力量追求,从而实现了现代情感色彩本质的全面解放。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相关论文: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以往人们的研究视角,更多的是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即以革命史的范式来解读这段历史。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有人注意到抗日战争实际上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极大影响,于是,试图以现代化的范式来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笔者所见如:王立胜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载《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时国荣的《试论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载《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袁成毅的《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载《史林》2010年第1期)而我认为,如果以现代化的视角来解读抗日战争历史,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种结论。
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袁成毅:《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10年第1期)仅就这点来看,近代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最初历程是十分相似的。两个国家都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港的,而开港的结果同样是使本国的传统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了两国社会的强制导向。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对这一强制导向的回应。但不同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外部条件,日本很快地进行了自身调整,比较快地进入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并且学着西方列强的样子,通过对外扩张,满足了这种转型所需的资本积累。中国却不同,洋务运动并没有带来倡导和实施者所希望的结果,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十分缓慢,而且还经常地由于外部的侵略而被迫停滞。
而中日甲午战争,更拉开了两国的差距,使得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根本的不同。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强占了中国的台湾,还向中国索取了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些赔款,是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倍多。中国被迫开始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而日本却用这笔战争赔款中的一部分建立了现代化的八幡制铁厂,一部分用来发展现代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为条件的。
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第二次侵略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但严格说来,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工业化运动,还不是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化运动。尽管它对新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由于生产关系中残存了太多的封建因素,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对列强国家有很大的依赖性,使得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又受到了诸多限制。而即使是这样的对现代化进程并不完全的开启,也伴随着甲午战争而停滞。清末维新运动,也提出了有关现代化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但当时中国正处于被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列强瓜分的境地,而统治者的改良仍以维护旧有的封建秩序为前提,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下场。
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曾经趁着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的时机,有过几年的迅速发展。但大战结束后列强重新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军阀割据为表现的国家分裂,又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明显加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如果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国民党并不完全地代表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在它实际统治区域内所出现的,还只是所谓“半殖民地或半边缘化的现代化模式”(王立胜:《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但是却应当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确实有了较快发展。尤其是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税制改革和币制改革,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为例,有如下统计:电力工业从1927年的772百万千瓦增至1936年的1724百万千瓦,年平均增长9.4%;煤炭工业从1927年的14.2百万公吨,增至1936年的26.2百万公吨,年平均增长7%;水泥工业从1927年的498千公吨增至1936年的1243千公吨,年平均增长9.6%;生铁从1927年的436815吨增至抗战前的958683吨,年平均增长9%;钢从1927年的30000吨增至抗战前的556347吨,年平均增长达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42页)
另据有的学者研究,从1927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还有学者研究,1936年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值的42.7%,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46%,如果不把农民自给性的加工计入手工业产值,则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吴承明:《中国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5页)而根据这些数据,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在40年代初期,早就进入“起飞”阶段。(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却也不无道理,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假设。
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10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骆清华:《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32~233页)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革命文献》第35辑,第1328页)但至今在日本仍有人说,是由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才使东北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这种说法歪曲了事实。日本占领东北后,确实在东北进行了大量的工业投资。但是,这些投资的去向是与它的侵略政策相一致的,即发展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并把这些投资纳入了日本本国的经济体系。与其说东北殖民地经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倒不如说它是日本现代化经济的组成部分。
而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则被完全地打断了。八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了大城市的80%以上。而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因此有人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中国近代的开港以及后来洋务运动的出现,都明显地带有被动的特征。而这个特征又决定了这种现代化本身的脆弱。但是,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进程,又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关于现代化的含义,除了工业化为其核心外,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应包括在其中。而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来说,后者更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且有了参与国是的机会。
1938年3、4月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成立国民参政机关,为实现宪政做准备,并提出对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的充分保障。共产党虽然认为这个纲领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也认为它的基本精神与《抗日救亡十大纲领》是一致的。其后不久,有各个不同政治派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成立,参政员虽然不是民选,但确实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建国”的意义上去看,这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如袁成毅认为:“其实正是这个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参政会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强化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意识。”见《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10年第1期。而我认为,独裁作为一种主观意志,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却很难以民主的外壳来包容)
政治民主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国民党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因此,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为支撑,即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具备的。但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就很难占到上风了。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确实表明了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趋向。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而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则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现代化因素积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反映在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指的就是日本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着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
关于战时经济体制,学界一般认为,它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我认为这种体制的建立,确实包含了诸多新的现代化因素。如关于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关于工业结构的调整,关于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关于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尤其是被称作是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尽管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措,但其结果却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而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订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是现代化因素的间接积累。
除了上述政治与经济方面对现代化因素的积累之外,还有一个方面特别地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中国是通过抗日战争才得到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和地位。而独立的主权国家,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运权、驻兵权、租界和租借地等特权。中国人民为了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斗争多数没有成效,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了4个年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中国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
除了以上方面,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还表现在中国社会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其他重大变迁,这些变迁包括人民觉悟的提高、文化的传播、妇女的解放、中外交往的加强等诸多方面。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最后成为了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