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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其时,抗日战争坚苦卓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刚刚爆发,内战与和平、团结与分裂、独裁与民主之斗争愈演愈烈,国共两党矛盾日益尖锐。为了争取和平与民主,调停国内尖锐的政治矛盾,以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等知识精英多方奔走,自觉组织起来,在周恩来同志的积极支持与鼓励下创建了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去掉“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该派有其较完备的组织和较明确的纲领。其纲领的要点是: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加强国内团结,等等。作为除国共之外的第三方政治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民盟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促进中国民主的发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民主宪政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瞩目的大事,追求民主政治是全国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意愿和真切要求。中国民主同盟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关系十分紧密。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无法逃避作为执政党的责任,为统一抗战而暂时给人民一定自由。但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战略转向,由对外抗战转为对内控制,一方面对中共重新恢复原来的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对抗战初期给予人民的一些权利相继取消,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日益加剧,这令多年来一直渴求民主的中间党派极为不满。在人民的不满情绪下,国民党被迫召开国民参政会,中共和各民主团体便借此展开了争取民主宪政的活动。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对时局主张纲领》中明确提出:“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根据纲领的基本精神,在1941年11月召开的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政团同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人,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但该提案遭到拒绝,未能提交参政会全体讨论,为此民盟领导人拒绝再出席会议,以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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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相关论文: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以往人们的研究视角,更多的是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即以革命史的范式来解读这段历史。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有人注意到抗日战争实际上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极大影响,于是,试图以现代化的范式来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笔者所见如:王立胜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载《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时国荣的《试论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载《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袁成毅的《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载《史林》2010年第1期)而我认为,如果以现代化的视角来解读抗日战争历史,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种结论。
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袁成毅:《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10年第1期)仅就这点来看,近代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最初历程是十分相似的。两个国家都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港的,而开港的结果同样是使本国的传统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了两国社会的强制导向。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对这一强制导向的回应。但不同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外部条件,日本很快地进行了自身调整,比较快地进入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并且学着西方列强的样子,通过对外扩张,满足了这种转型所需的资本积累。中国却不同,洋务运动并没有带来倡导和实施者所希望的结果,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十分缓慢,而且还经常地由于外部的侵略而被迫停滞。
而中日甲午战争,更拉开了两国的差距,使得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根本的不同。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强占了中国的台湾,还向中国索取了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些赔款,是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倍多。中国被迫开始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而日本却用这笔战争赔款中的一部分建立了现代化的八幡制铁厂,一部分用来发展现代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为条件的。
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第二次侵略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但严格说来,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工业化运动,还不是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化运动。尽管它对新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由于生产关系中残存了太多的封建因素,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对列强国家有很大的依赖性,使得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又受到了诸多限制。而即使是这样的对现代化进程并不完全的开启,也伴随着甲午战争而停滞。清末维新运动,也提出了有关现代化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但当时中国正处于被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列强瓜分的境地,而统治者的改良仍以维护旧有的封建秩序为前提,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下场。
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曾经趁着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的时机,有过几年的迅速发展。但大战结束后列强重新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军阀割据为表现的国家分裂,又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明显加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如果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国民党并不完全地代表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在它实际统治区域内所出现的,还只是所谓“半殖民地或半边缘化的现代化模式”(王立胜:《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但是却应当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确实有了较快发展。尤其是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税制改革和币制改革,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为例,有如下统计:电力工业从1927年的772百万千瓦增至1936年的1724百万千瓦,年平均增长9.4%;煤炭工业从1927年的14.2百万公吨,增至1936年的26.2百万公吨,年平均增长7%;水泥工业从1927年的498千公吨增至1936年的1243千公吨,年平均增长9.6%;生铁从1927年的436815吨增至抗战前的958683吨,年平均增长9%;钢从1927年的30000吨增至抗战前的556347吨,年平均增长达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42页)
另据有的学者研究,从1927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还有学者研究,1936年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值的42.7%,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46%,如果不把农民自给性的加工计入手工业产值,则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吴承明:《中国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5页)而根据这些数据,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在40年代初期,早就进入“起飞”阶段。(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却也不无道理,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假设。
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10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骆清华:《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32~233页)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革命文献》第35辑,第1328页)但至今在日本仍有人说,是由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才使东北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这种说法歪曲了事实。日本占领东北后,确实在东北进行了大量的工业投资。但是,这些投资的去向是与它的侵略政策相一致的,即发展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并把这些投资纳入了日本本国的经济体系。与其说东北殖民地经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倒不如说它是日本现代化经济的组成部分。
而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则被完全地打断了。八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了大城市的80%以上。而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因此有人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中国近代的开港以及后来洋务运动的出现,都明显地带有被动的特征。而这个特征又决定了这种现代化本身的脆弱。但是,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进程,又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关于现代化的含义,除了工业化为其核心外,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应包括在其中。而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来说,后者更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且有了参与国是的机会。
1938年3、4月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成立国民参政机关,为实现宪政做准备,并提出对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的充分保障。共产党虽然认为这个纲领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也认为它的基本精神与《抗日救亡十大纲领》是一致的。其后不久,有各个不同政治派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成立,参政员虽然不是民选,但确实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建国”的意义上去看,这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如袁成毅认为:“其实正是这个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参政会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强化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意识。”见《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10年第1期。而我认为,独裁作为一种主观意志,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却很难以民主的外壳来包容)
政治民主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国民党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因此,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为支撑,即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具备的。但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就很难占到上风了。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确实表明了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趋向。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而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则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现代化因素积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反映在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指的就是日本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着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
关于战时经济体制,学界一般认为,它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我认为这种体制的建立,确实包含了诸多新的现代化因素。如关于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关于工业结构的调整,关于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关于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尤其是被称作是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尽管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措,但其结果却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而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订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是现代化因素的间接积累。
除了上述政治与经济方面对现代化因素的积累之外,还有一个方面特别地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中国是通过抗日战争才得到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和地位。而独立的主权国家,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运权、驻兵权、租界和租借地等特权。中国人民为了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斗争多数没有成效,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了4个年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中国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
除了以上方面,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还表现在中国社会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其他重大变迁,这些变迁包括人民觉悟的提高、文化的传播、妇女的解放、中外交往的加强等诸多方面。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最后成为了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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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众模仿心理,有针对性地树立榜样人的模仿的对象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实际生活中,可引起公众模仿的榜样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正确的模仿能获得良好行为,所谓跟好人学好人。而不适当的模仿则会获得不适当的行为,如“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为他人留下笑柄。榜样模仿在施加公众社会影响的公关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日战争中军队英雄模范的榜样作用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日战争中军队英雄模范的榜样作用探析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经历了建国后保卫伟大祖国的独立和边境安宁斗争,经历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捍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严峻历史时期。尤其在抗日战争历程中,人民军队把热血和忠诚献给了祖国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涌现出了大批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民族的精英、时代的先锋,是人民解放军的骄傲和光荣。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在战争中,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顽强战斗、不怕牺牲,涌现出了许多军队英模,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奉献激励更多的战士奋勇前进,谱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诗篇。
(一)战斗英雄模范
1938 年 4 月,八路军政治部在《战时政治工作》中规定:"表扬英勇模范的例子,批评乃至处罚坏的分子。"此规定出台后,全军掀起了争当模范的运动。在抗日战争中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涌现出了很多战斗英模,如著名的平型关大捷、狼牙山五壮士、左权将军、彭雪枫将军等。1939 年 3 月,毛泽东、王稼祥等签发了《关于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的指示》:"在抗日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
(二)生产英雄模范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威胁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人民军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根据地开展劳动生产,打破经济封锁。八路军不仅能在前线奋勇杀敌,而且还能在后方劳动生产中积极带头、奋勇当先。
张思德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他在1944 年 9 月 5 日,在执行烧炭任务中,为了抢救战友,不幸牺牲。在2009年10月,他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同样在大生产运动中,359 旅 717 团政治委员晏福生,由于在长征途中失去了右臂,他独臂参加大生产。他一方面做好全团的思想发动、组织协调工作,一方面积极想办法开荒种地。在晏福生政委的带领下,当年 717 团的生产成绩排在边区之首,他也被授予生产英雄。正是因为在部队中出现了像张思德、晏福生等许多的生产模范,中国共产党才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三)其他领域的英雄模范
在抗日战争中,其他领域也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的英雄事迹,同样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映射出耀眼的光芒。1934 年,陕甘宁边区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精神,发动了拥政爱民运动。在 2 月初至 3 月初,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了拥政爱民月活动。
在活动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授予第三八五旅警备第五团第五连排长徐怀义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称号,该排还同时被授予"拥政爱民模范排"的称号。关中分区警卫部队授予门善德排"拥政模范排"称号,该排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掩护政府人员和税收人员在警戒线进行工作 120 多次。通过大力促进拥政爱民活动的深入开展,使边区党政军民空前团结,到处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互助的生动景象。
人民军队英模起到了榜样示范和精神引领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起到了三个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是人民的领袖".
(一)军队英模以自身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从军队英模身上可以看出,他们包涵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作风、坚韧不拔的意志、英勇战斗的品质和无畏牺牲的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空前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才能万众一心,浴血杀敌,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开辟了道路。在战争中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都表现出英勇顽强、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精神,都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无数英雄奋勇杀敌,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他们是中华人民的优秀儿女,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骄傲。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中华民族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战,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凝聚成战胜日本侵略者无坚不摧的力量。正如毛泽东指出:"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4].
(二)军队英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本色和宗旨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主席参加了张思德的追悼会,并且发表了著名的讲演《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普通战士,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们,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实践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张思德的一生虽然短暂、平凡,但是,张思德的崇高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却永放光芒。
毛泽东的这篇讲演,深刻阐述了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向张思德学习的号召。这篇著名演讲经整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为人民服务》。此后,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这是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宗旨,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1954年,"为人民服务"被写入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至此,"为人民服务"成为我们党、军队、各级人民政府的唯一宗旨。
(三)军队英模影响了千千万万个后来人追寻他们的脚步。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许多革命英烈,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以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代价的。没有数不清的中国将士的为国捐躯,也就没有中国抗战的胜利。胡锦涛和就任中共中央后,均率队到西柏坡考察学习并发表讲话,再次重申要坚持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同时坚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赋予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以杨靖宇、赵尚志、左权等为代表的抗日将领,以及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和英烈。他们为了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及其险恶的斗争环境里,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书写了民族抗战史上不屈的英雄篇章。[5]
这些英烈们用热血换来了今天的新中国,他们影响了千千万万个后来人,紧紧追寻他们的脚步。
在 2013 年 3 月,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充分发挥各方面英模人物的榜样作用,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榜样宣传教育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式,对当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要创新英模的传习方式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在当今传习英模的方式上,我们要大胆创新,于当今的思想合拍。
首先,要深入挖掘英模人物。我军英模人物虽然身处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但是他们的本质都是一致的。在 1944 年 12 月召开的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劳动模范大会"上,邓小平号召全区干部向杀敌英雄、劳动模范学习,"学习英雄们切实朴素,认真苦干,处处照顾群众的精神;学习他们民主作风和由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领导方法;学习他们眼睛向下,了解群众心理,以积极帮助表扬好的为主,而又提倡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团结干部群众".[6]
由此可见,英模人物不仅是精神的塑造者,更是与时代契合的传递者,他们是当代践行强军目标的丰厚的精神资源。
其次,要健全学习英模人物的长效机制。一是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新闻和网络媒体。英模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及时、广泛、有效地传播。广泛宣传英模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使英模人物走进广大官兵的精神世界。二是要发挥思想教育作用,要把宣传英模融入我军思想教育当中,使官兵们认识和了解英模们为中国革命各方面做出的贡献。三是发挥军事文化作用。创作更多地反映英模人物的小说、电影、歌曲等,用优秀的军事作品激发军人的荣誉感,提高官兵的战斗精神。
(二)要重视发挥英模的榜样作用
榜样就是崇拜的对象,榜样影响着一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对人民来说,为祖国而殉难的英雄是最神圣的。因此,我们要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广泛在军队和人民当中宣传我军的英雄模范人物,充分发挥他们践行强军目标中的示范作用。
其次,要产生连带的效果。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军许多英模成长历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羡慕英模、学习英模、甘当英模,从不放弃锤炼自己,争当英模的机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力宣传英模人物就能使人民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激励革命斗志,成为英模传人。
(三)走群众路线开展英模运动
军队英模是英模运动开展的力量源泉和成功之本。只有坚持走群众路线,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有效的推动英模运动的深入持久开展。这启示我们,英模运动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真正联系群众。要深入到群众中,要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来认识群众的真实想法。切实摸清群众心目中英模的样子,只有在思想上与群众合拍,才能在行动中群众与运动步调一致。
在英模运动开展中,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亲力亲为,以身作则,深入一线,各级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甩开膀子,扑下身子,转变作风,下到基层,多与英模接触,深挖英模事迹,了解英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才能有效防止推选出来的英模与群众脱节。当今,英模群体中的很多人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本身就应更好地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要让大家认识到,英模群体就在大家身边。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M]. 解放军出版社 ,2014-2(1)。
[2] 秦永春 . 红色的回响 [M]. 白山出版社 ,2013-1(1)。
[3]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M].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社 ,2011.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 ,1991.
[5] 张洪兴 . 中华民族抗战精神 [M].白山出版社 ,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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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到武汉会战结束,基本稳定了战局。进入相持阶段后,又先后与日军进行了十多次会战,并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速战亡华的迷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论文范文:毛泽东怎样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世界上任何大规模战争,对立双方必定都有自己的总战略,或者叫基本战略。 众所周知,中国抗日战争的总战略是持久战。 这个总战略,是由毛泽东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证的;持久战略也确实贯穿抗日战争始终。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这个历史过程是怎样的?
在国民党没有抗战总战略情况下毛泽东思索了这个问题1931 年日本侵占东北后 , 即逐步向华北蚕食,建立伪政权。 日本全面占领华北的野心已经十分明显。但当时蒋介石仍把通过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放在第一位,对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妥协和不抵抗政策,用蒋介石当年的话说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因此,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方面签订了 《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等一系列丧权辱国协定, 而根本没有考虑抗日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了。
1937 年七七事变后 , 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仍然没有提出抗日战争总战略。 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强敌,蒋介石当时的基本打算是:调动部分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以单纯防御来对付日军,迟滞日军进攻,等待国际支援。 可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华采取了所谓"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客观上姑息和纵容了日本侵华,也打破了蒋介石的美梦。 在国际援助期望落空后,蒋介石仍然没有拿出一个抗日战争总战略。他向北调动数量多于进攻之日军并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但很快就被日军击溃,没能阻止日军向南进军。
淞沪抗战中,蒋介石调动数量占优势、装备也较好的中国正规军与日军对抗,结果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 接着,蒋介石继续组织中国正规军与日本军队作战。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虽取得小胜,但并没有改变全国战场的被动局面。 上海沦陷后,接下来南京失守、太原失守、武汉失守…… 日军一步步侵占了国民党统治核心区,蒋介石不得不迁都重庆,退守西南。蒋介石抗日,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抗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后,仍没能确定一个正确的抗战总战略。
在此情况下,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 胸怀中日战争全局的毛泽东,对中国抗战总战略, 进行了认真思索,并且以超前预见性,最早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总战略。
早在 1936 年 7 月, 即抗战全面开始前一年,毛泽东就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 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 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又说,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1937 年 8 月 22 至 25 日 , 中 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 人 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 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 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 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通过并于8 月 25 日发表了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决定》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 年 11 月 太原失守 ,中国北方几乎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但在南方一线,日军进军虽然迅速,中国军队虽然被动、退却,并有大片国土沦陷,但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日军的设想已经化为泡影。毛泽东细心观察全国战局,在深入思考中进一步认识中国的抗战规律,对于自己早就形成的抗日战争持久战总战略更有信心,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
1938 年 5 月 19 日 , 日 军占领徐州。此时,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 10 个月了,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可以进一步认识战争规律性的东西了。毛泽东开始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 那段时间,毛泽东会客少了,他集中精力收集研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中国持久战略的基本要点进行深入思考,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 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晚上,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经常彻夜不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对抗日持久战的总战略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思考,最终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总的战略思想体系。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总战略进行了系统论证在包括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抗战前景迷茫,中国还没有一个抗战总战略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把自己考虑成熟的抗日战争总战略写出来。
1938 年 5 月 底, 毛泽东开始动笔写作《论持久战》。 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 一开始,毛泽东主要是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 他在写作过程中,主要是针对人们提出的问题以及各种疑虑,一个接一个地分析,一层一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竟然积累起数万字的一部着作,后来定名为《论持久战》。 据当年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在那里思考、写作。 有时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几步,然后很快又坐下来写作。
夜深了,毛泽东饿了,就叫卫士送来一块烤红薯,吃完了继续写作。有一次,毛泽东写作入了神,他的脚挨上了炭火盆,但他竟然毫无察觉。 直到炭火把鞋子烤焦了,满屋子弥漫着焦煳的气味,被卫士们发现,赶紧提醒他,毛泽东这才发觉。 卫士们帮他换了一双鞋子之后,他又继续写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写作,《论持久战》终于完稿了。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用了近 10 天的时间,讲解《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他在《论持久战》中开宗明义地说: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毛泽东首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持这两种论调的人 "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
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 他提出这个论断的根据来自对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情况的科学分析:日本方面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上的寡助。 中国方面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支援中国的。
中日双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接着,毛泽东又引用中外的大量材料,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道理:敌强我弱这种情况没有产生基本变化,在战争一定阶段上, 敌人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我坚持抗战、 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使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在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这也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 只能是持久战。
毛泽东还论述了持久战的 3 个阶段。 他说:"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 3 个阶段之中。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 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备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3 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和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 '流年'来; 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出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 中论述了实现持久战的总方针。
这个总方针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 毛泽东指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而第三阶段中,则是战略反攻战,主要任务是收复失地。 收复失地,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也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
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略成为中国抗战总战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总战略的正式形成。 它的发表,不仅提高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心,而且使毛泽东在共产党内、 在人民群众中、在包括国民党高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和尊重。 在共产党内,就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称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据当年担任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的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泽东英明、高明。
《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民党上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正确,并且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抗战部署,制定基本军事方针,实际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当年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秘书的程思远,曾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 白崇禧深为赞赏, 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据程思远回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国民党高级军官们也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十分赞叹。
应该指出,国民党方面对毛泽东提出并系统论证的抗日战争总战略,不可能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有误读。 例如,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误读为"以空间换时间",因而以大片国土沦陷的代价来推迟日军进攻;将持久战略误读为"积小胜为大胜",却不采取毛泽东提出的积极作战方针,而采取被动防守、节节抵抗的作战方针,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的代价却没能打几场胜仗;只考虑使用正规军作战,根本不考虑发动、组织、武装民众打人民战争,因而正面战场一再溃败,等等。 但是,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否定对日持久作战这个总战略,这是中国的全面抗战能够坚持 8 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更应该强调的是,毛泽东制定抗战持久战总战略,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指导。 事实上,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略的预料发展的。 在经历了毛泽东所指出的 3个阶段后,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 100 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
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后,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一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 》发表后 ,不管是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论持久战》印刷出来后不久,周恩来就从武汉把书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 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进行翻译。 经过宋庆龄等人的一番努力,《论持久战》被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 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特意为英文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 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变成了现实:《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英文版的《论持久战》,斯大林的案头上也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 《论持久战》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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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12到2014年间抗日战争史学研究成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12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 75 周年,2015 年又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自 2012 到 2014 年,学术界出版了大量关于抗战的专着,发表了诸多论文,[1]研究的角度再次拓宽,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展,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出现了大批有特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这期间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对今后的抗战史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关于通史类着作,主要有:薛庆超《从东北沦1正面战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臧运祜《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杨一民《中国的抗战》(蓝天出版社 2013)等。
(二)文献资料性质着作:大型史料丛书类有:孙燕京主编的多卷本《民国史料丛刊续编:抗日战争》(大象出版社 20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地方抗战文献资料类有:湖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济南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资料汇编》(济南出版社 2012)、中共苍南县党史研究室《苍南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永安抗战文化史料》丛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何鸣雷《绍兴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唐润明《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丛书(重庆出版社 2013)等。
(三)抗战口述史着作:叶森《东纵抗战口述史》(花城出版社 2012)、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抗日战争时期大同矿工口述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白涩《抗战亲历者口述》(万卷出版公司 2013)、湖南图书馆《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金诚峰《两岸话抗战》(台海出版社 2013)等。
(四)地方抗战史研究着作:田苏苏《华北抗日战争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李茂盛《华北抗战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杨晓林《永垂青史的滇西抗战》(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曹文奇《风雨同舟战辽东》(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薛岳《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郑洞国《粤桂黔滇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陈长捷《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唐生智《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刘永国《随枣会战》(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3)、谭飞程《赣北兵燹》(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萧培《血战衡阳四十七天》(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敖以深等《黔山抗战起烽烟》(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等。
(五)专题类研究着作:关于抗战时期军事着作主要有:马振犊《惨胜》(九州出版社 2012)、王树林《地下烽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古琳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反空袭斗争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2)、杜聿明《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等。关于抗战时期社会文化着作有:李建平《抗战文化研究 - 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程朝云《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等。另外还有一些着作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其他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抗日战争政治方面研究
1.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研究。杨启金、董平分别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因素与过程。[2]
蒋建农论述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提出、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歧、如何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大问题,重新对中共和共产国际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做出了客观界定。[3]
刘洪英则反对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归属于中国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的任何一方所领导的,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所倡导下的全民族抗战,抗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团结协作、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战的结果。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中国共产党是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从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领导者和直接组织者。[4]
徐玉凤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立场是在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同时保持中共党和红军的独立性并不断发展壮大,但最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支持。[5]
2.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问题。胡大牛以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与实践对国民党的影响为例,证明了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是实现政治领导的根本保证。[6]
汪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与干部教育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路径。[7]
崔晓彤认为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民主党派的民主政治建设三个方面,中共党的民主建设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
徐振光、齐卫平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功能发挥为视角,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实践进行了考察,认为其完善的民主政治主要组织形式,推动了边区事业的顺利发展。[9]
关于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宫正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有着一个逐步发展并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抗日战争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熟。[10]
李小刚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农村中农民群众、干部队伍、革命队伍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趋系统和完善,从而促使抗日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斗志上取得了相应的进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
吴少娴认为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文化教育、业务教育。[12]
3.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研究。董志铭认为党在抗战时期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过勤俭节约的生活、颁布反腐倡廉的法令法规、建立多种形式的监督机制,党政军领导以身作则等将反腐倡廉建设当作关系党和政权建设全局的大事,产生了很好的反腐作用。[13]
杨晨、崔瑞兰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廉政建设的基本措施有:(1)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廉政意;(2)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廉政建设提供保障;(3)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保障党员干部的廉洁性;(4)加强和完善党员干部的管理政策。[14]
此外关于抗战时期党的廉政建设还有郭钦逸《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主要经验》(《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 年第 7 期)、张燕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及启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期)、郑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法制建设研究》(《保定学院学报》2013 年第 6 期)等。
(二)抗战时期军事研究
1.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研究。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黎世红认为: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作用随着其抗战态度不同而发生变化。抗战初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对正面战场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在 1943 年 8 月以前的相持阶段,仍然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此后,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15]
胡西娜从国民党的敌后战场与其他战场的关系、敌后战场对于抗战的作用和国民党敌后战场衰败的原因三大方面对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的敌后游击战的兴衰过程进行了考察。[16]
2.关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兵役制研究。李常宝对抗战期间国统区兵役行政问题进行了探讨。[17]
龚喜林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制推行弊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寇的疯狂进攻造成中国大量兵员的需求、战时经济的贫困及社会组织的弥散使征兵制的推行困难重重;基层保甲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制约着征兵制的顺利推行;而征兵、征工、征粮之间的冲突也使得征兵制的推行捉襟见肘。[18]
3.关于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把增强学者,发表了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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