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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2年英国迫使中国签订《南京条约》起,到抗战时期止, 列强用武力和欺骗的手段与中国签订上千项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列强获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协定关税权和海关行政权、租界、租借地、驻兵权、沿海和内河航行权、投资设厂权、片面最惠国条款、文化侵略等等特权。这些帝国主义特权互相补充,互为呼应,织成了一张严密的铁网。尽管不平等条约是对国际法的粗暴践踏,但列强却依靠武力为后盾,使中国陷入了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最初中国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不懂不平等条约的严重侵略性质,只是直观地对损兵折将、割地赔款、强开商埠痛心疾首,因此反侵略斗争的矛头并未明确指向帝国主义在华特权。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大, 中国各界人士逐渐加深了对世界现状的了解。尽管不能从帝国主义本质上认识不平等条约的侵略性质, 但对不平等条约违背国际法的性质却逐渐有所了解, 对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也渐有切身体会。尤其是日本废除外国特权的事实, 对中国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中国由此开始了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随着条约而来的负面影响的加深,中国历届政府企图通过外交途径修改不平等条约。尤其是想修订关税税则, 以增加财政收入。1902年, 清政府向列强提出使关税税则确实值百抽五和修改治外法权的要求。1917年, 北洋政府与列强进行了增收关税的谈判。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 中国代表第一次提出了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条件, 并围绕二十一条所引起的山东问题同日本进行了激烈的外交斗争。在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 ,中国代表又一次提出了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提案。列强表示尊重中国主权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在适当时期召开关税会议使中国关税税则到切实值百抽五和增收二五附加税;在适当时候组成一个委员会凋查中国司法状况,看中国是否适宜取消治外法权。英国应交还威海卫租借地,法国承认交还广州湾,日本也允许有条件的交还在山东霸占的权益。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只是停留在国际法意义的水平上,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还停留在感性阶段,因而没有出现系统的有组织的反帝废约运动,也未能真正触动不平等条约体系。
抗日战争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摆脱在旧的国际体系中的屈辱地位。抗战前期,废约问题并未提上议事日程,但作为对中国的一种道义支持和精神声援,美英政府数次声明,将在远东战争结束后与中国讨论废约问题。1940年7月8号,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宣布: “英国准备于战争结束之后, 根据互惠及平等原则, 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及修改条约”。 之后,美国政府声明将在“在条件许可的任何情况下, 和中国政府经有秩序的谈判和协议, 从速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其它一切美国及其它国家根据国际协定而取得的所谓‘特权’”。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立即正式对德、意、日宣战,同时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中意或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这样, 中国与德、日、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即行废除。由于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日益显露, 在远东有重大利益的英美等国与中国逐渐走到一起, 最终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国,中国成为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的四大国之一。但是旧约的存在无疑从法律上把中国在盟国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 这与中国目前的地位极不相称。从现实需要来说, 中国战场牵制着百万日军, 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因此美英等国都开始考虑提前废约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1942年3月27日提出一份备忘录, 详细地分析了暂不废约与立即废约的利弊得失。他的结论是,立即废约具有“更重大更持久的意义”。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建议本国应该立即行动,干净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应通过以保留特权来维护在华利益, 维护利益的最佳途径应是与中国建立平等互惠的关系和发展双边贸易,但是没有得到响应。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保守地坚持部分废约,且建议美英两国在废约问题上采取平行行动,欲以两国共同努力谋求尽可能多地保留在华权益。中国方面在9月下旬已决定提出废约问题。10月4 日, 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表示, “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 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 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 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明确地向美方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
1942年夏,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途岛大战的胜利,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对盟国有利的变化,也为中国政府的废约活动提供了条件。1942年3月, 中国社会掀起一股要求立即废约的潮流。正在美国商谈美援问题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表示, 希望立即废除旧约,订立新约。4月, 宋美龄访美期间在纽约时报发表《如是我观》一文, 呼吁有关国家尽早废除在华治外法权, 引起广泛关注。由于宋美龄身份特殊, 美国对该文甚为重视,同时美国国内盛行着对中国的同情。于是, 美国务院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考虑在战时废约。
10月9日, 美英根据事先约定, 同时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 美英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就废除在华治外法权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谈判。中美之间的谈判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以美方提出的新约草案为基础, 中方就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经过谈判, 美方基本接受了中方的意见。但中英之间的谈判却在香港九龙租借地问题上陷入困境。中国政府要求废止1898 年订立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 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 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但英方认为新界问题不在英国准备与中国谈判的范围之内。对此,中方指出,租借地与租界本属同一范畴,既然中英新约将取消在华租界,新界问题理所当然应在谈判之列。蒋介石甚至表示,如果中英新约内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签字。但英方仍拒绝讨论新界问题。僵持之下,还是中国政府作出让步,决定暂时搁置九龙问题,中英谈判才得以顺利进行。1943年1月11日, 中美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日, 中英在重庆签署《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新约规定废除英美在华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使馆区及一些铁路沿线的驻兵权、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外人引水权、英籍海关税务司权等特权,同时宣布废除《辛丑条约》, 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及北平使馆区的各种权益归还中国。九龙问题未列入中英条约,但中国政府以照会形式提出保留。以美英废约为先导,此后中国陆续与其他国家签署了类似条约,废止这些国家在华享有的各种特权。巴西、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国随即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四国则在战后与中国缔结了平等新约。根据新签订的条约,取消了外国在中国的下列特权:领事裁判权( 是这次废约的主要内容);上海及厦门的公共租界及其特权;取消各国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与商埠;取消外籍领港人;取消沿海贸易权及内河航行权;取消1901年《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驻军权及使馆权,其他关于有影响中国主权而为此次新约所未涉及的各问题, 亦可依照国际公法及现代国际惯例, 随时会商解决之。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基本被打破,中国的废约运动至此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废约之所以实现是有多种因素促成的。战时废约的机遇是抗战时期正式国际格局重建时期,二战的发生使的世界都处在战争的压力之下,中国战场发起对日本的战争是世界大战至关重要的环节。英美等盟国考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一重大目标的时候不得不重视中国的战略位置和作用。同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也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刮目相看。如果中国仍是一个虚弱得病夫, 如果中国没有牵制住百万日军, 战时废约是不可能达成的。毫无疑问, 是无数中国抗日军民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废约的实现,它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们应该给这次的废约予以肯定,他打破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废除了外国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为中国的发展扫清了一定的障碍。单不可否认新约有缺点与不足, 新约并未完全彻底地清除不平等的特权,中国并没有获得真正平等地位,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 只是走向完全独立平等的国际地位的第一步,形式上的平等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平等。但使中国获得了独立自主权,从此结束了百年来的屈辱历史。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并不标志着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决定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是此时的国力差距及历史的遗留影响,而并非基于条约的规定。就法理而言,中国已经恢复了曾经丧失的部分国家主权,在法律上已不再处于被歧视地位,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得到了确认。虽然这距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尚有一段距离,但这毕竟是民族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梯。
战时废约外交并非完美无缺,它甚至还带有弱国外交的烙印,但综观整个废约交涉的得失,我们仍不妨说,其成就斐然。它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不懈顽强御侮的历史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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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辞令指的是在外交活动中谈论较尖锐或较敏感的问题时所使用的经过慎重考虑的措词。一般来讲,外交辞令是一种正式、保守、准确的说服性语言,但出于说话者的立场和语言表达的策略需要,说话人常常故意使用一些含糊其辞的言语,保证发言稳妥、严谨、灵活、礼貌和高效,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使外交活动顺利进行。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周恩来,在外交场合中恰当地运用语用模糊,使其话语得体、适当,具有超凡的言语魅力。本文从顺应论的视角对周恩来的外交话语中的语用模糊进行分析。
物理世界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指示关系。就时间而言,它包括事件时间、说话时间和指称时间。空间指示即地点指示关系,它包括绝对空间关系和参照指称对象的相对空间关系[5]。采用模糊语言这种策略顺应物理世界就是避免第三者的干涉和参与。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对方说:“时间太短了。”周恩来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在周恩来的反驳中,在语言策略上对物理世界做出选择顺应,用了两个时间的对比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坚定立场都包容在寥寥数语的含蓄表达之中,充分显示了模糊语言妙不可言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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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家的草创时期,较之于欧洲大陆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其得天独厚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远离欧洲大陆,较少地受到国际干扰势力的阻扰。美国自立国之后,其外交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保守孤立的,特别是在对欧洲事务方面。但是,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演变。在欧洲事务上,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变,基本上是从华盛顿时期而始的保守中立,转变为积极对外扩张,一般认为,到伍德罗·威尔逊时期完成这种转变。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国家建立。1789年3月,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内政及外交上逐步有序。
首先,我们来了解乔治·华盛顿的外交思想,而一般来说,华盛顿这种外交政策又主要地针对欧洲列强,即如何处理刚刚摆脱欧洲殖民的美立坚合众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华盛顿在其文集中写到:“…我们对待外国应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①,“…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②。“…如果我们还是一个民族,在一个有效的政府下,则那样一个时代就不会太远了,到那时我们可以避免外来烦扰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毁坏,并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的中立态度会获得严格的尊重。当交战各国无望获得我们的支持,也不敢轻率地冒险向我们挑衅时,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正义所指引的我国利益来选择和平或战争…”③美国这种保守中立,旨在应对当时外部欧洲强国的威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让美国置身于欧洲纷争之外,尽管其中也经历了曲折,即华盛顿的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外交政策,欧洲列强并不是一开始就买了美国的这笔账。
当时欧洲局势动荡,华盛顿提出的中立外交政策并没有得到欧洲英法两强的认可。尽管1793年4月22日的《中立宣言》已表明了美国不参与英法战争任何一方的立场。但英法两国对美国一再强调的中立却充耳不闻。法国公使在美国,未经美国同意,就肆意在美国领土范围内,打击英国势力,有把美国卷入英法战争的危险。1793年8月,美国要求法国召回驻美国的公使热内,与此同时,法国也要求美国召回驻法公使古维诺尔·莫里。至此,美国于1778年与法国签订的法美同盟基本结束。这一时期的美法关系冷淡下来,美国成功地摆脱了美法同盟的束缚,没有卷入当时英法战争。另一欧洲强国英国也险些把美国卷入欧洲的权利斗争,即在英法开战后,随着英国大量截获美国商船,英美矛盾尖锐起来。为了避免与英国的矛盾升级,1794年11月,英美签订了“杰伊条约”。为避免被卷入欧洲冲突,美国采取了一些列保守中立措施。
再次,1797年3月上台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因美英“杰伊条约”使他面临着当时法国督政府的挑战,并且形势相当严峻,一度使美法两国达到了准战阶段。但是他谨慎奉行自华盛顿以来对欧洲保守的外交政策,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加之法国国内政治环境变换,继督政府之后拿破仑上台,1800年,美国与拿破仑政府签订一项专约,结束了美法的准战阶段。至此,美国的中立外交政策,基本得到欧洲强国英法默认。这一时期,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处于极力避免卷入欧洲事务的“自保”阶段。
距约翰·亚当斯不远,詹姆斯·门罗上任美国总统,“门罗主义”即指詹姆斯·门罗在1823年以国情咨文所申明的美国外交政策。简论之如下:1.美国所在的西半球不再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开放;2.任何欧洲国家试图在拉美国家建立殖民地或对美洲国家实行政治控制的企图,都将被美国视为不友好行为;3.美国将不介入欧洲国家的事务或者他们已经在拉美建立的殖民地事务;4.欧洲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侵扰任何西半球独立国家的政治状况。“门罗主义”政策这四个概要点,每一点都旗帜鲜明的表现美国自身利益及其对欧洲的立场,这是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的一种调整,即美国拒绝欧洲列强对美洲事务的进一步介入。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欧洲列强瓜分世界;拉美国家正值独立初期,对美国所提“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寄有一定的希望,寄希望于美国能对新兴的拉美国家提供保护,以抵御欧洲列强的席卷重来。门罗主义是美国外交的胜利,这种胜利可以说是自华盛顿以来孤立外交的延续,但是,美国这种外交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超出美国立国伊始阶段“自保”的范畴,是在其自身实力相对于不足的情况下,在与欧洲列强的竞争中,力争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美国这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欧洲强权的外交政策,在詹姆斯·门罗之后也实施了相当长的时期。正如《大外交》中所述:“从此(1823年)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便是扩大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④所谓扩大门罗主义,即美国伙同欧洲列强侵略其他国家。
在此后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尽力不卷入欧洲强国之间的权利斗争,但是亦慢慢在追随其自身强国之路。欧洲列强在这一时期,顾及于各自国内及欧洲的形势,鞭长莫及于美国的发展甚至是膨胀。
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国际环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的战争不仅是欧洲的战争,也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战争所卷入的人口数量和领土范围是空前的。当然,欧洲仍然是主要的战场,此时,整个欧洲忙于紧张的战争,战争初期,美国中立政策,置身于欧洲主导的一战之外,作为一战欧洲参战双方的物质供应商,源源不断的向欧洲输出战略战备物资。就美国而言,一战所带来的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三。美国一跃从一战之前的欧洲债务国变成了欧洲多国的债权国。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纲领及战后世界的蓝图。
从十四点计划的内容来看,我们不难看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此前的孤立外交政策。公开外交、公海自由、国际贸易机会均等、缩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问题、给欧洲少数民族以自决权、建立普遍性国际联合机构(国际联盟)。在这些原则背后,隐含着威尔逊所设计的战后国际新秩序蓝图的两个基本要素:商业自由和国际门户开放。因此,这十四点计划,对于欧洲列强及欧洲列强在殖民地利益的一项巨大挑战。
尽管在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和戴维·劳合·乔治所代表的欧洲传统势力仍然占和会主导的一方,也在《凡尔赛条约》中获利巨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事实上十四点计划是作为一战交战双方停战谈判的基础,1918年11月11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在很大的框架内,是与十四点计划息息相关的。何况在其后的华盛顿会议及会议所签订的一些列条约中,美国通过这种国际会议方式,打击了欧洲国家实力。
以五国条约(美、英、法、意、日五国于1922年2月6日所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为例,从条约内容看,我们不难发现五国条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欧洲国家的军备力量,当然,在一战结束之时,欧洲各国普遍被削弱了,一时难以致力于军备建设,但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限制了此后欧洲国家军备的发展。此次美国外交的胜利对于欧洲国家的影响,具体说来:对英国而言,结束了英国自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以来绝对的“海上霸主”地位;对于法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国对战败国德国的打压;同时,使德国得以保存其工业基础,意大利也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体面地埋葬了英日同盟。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战后的欧洲国家对美国刮目相待,美国已经扭转了长期以来由欧洲为主导资本世界体系。
至此,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美国对欧洲的外交政策,已经完成了由孤立保守主义到引领扩张。尽管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在巴黎和会上失落了,一战之后建立的国联也为英法所御用,但是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全面胜利,已经使得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换一句话说,此后美国的发展受欧洲列强的限制几近消除,美国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成为一枝独秀,并逐渐凌驾于欧洲强国之上,美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总而言之,从华盛顿之后到威尔逊时期,美国对资本主义欧洲的外交政策完成了从保守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经门罗主义到威尔逊的扩张干预欧洲权利斗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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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家的草创时期,较之于欧洲大陆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其得天独厚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远离欧洲大陆,较少地受到国际干扰势力的阻扰。美国自立国之后,其外交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保守孤立的,特别是在对欧洲事务方面。但是,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演变。在欧洲事务上,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变,基本上是从华盛顿时期而始的保守中立,转变为积极对外扩张,一般认为,到伍德罗·威尔逊时期完成这种转变。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国家建立。1789年3月,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内政及外交上逐步有序。
首先,我们来了解乔治·华盛顿的外交思想,而一般来说,华盛顿这种外交政策又主要地针对欧洲列强,即如何处理刚刚摆脱欧洲殖民的美立坚合众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华盛顿在其文集中写到:“…我们对待外国应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①,“…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②。“…如果我们还是一个民族,在一个有效的政府下,则那样一个时代就不会太远了,到那时我们可以避免外来烦扰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毁坏,并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的中立态度会获得严格的尊重。当交战各国无望获得我们的支持,也不敢轻率地冒险向我们挑衅时,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正义所指引的我国利益来选择和平或战争…”③美国这种保守中立,旨在应对当时外部欧洲强国的威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让美国置身于欧洲纷争之外,尽管其中也经历了曲折,即华盛顿的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外交政策,欧洲列强并不是一开始就买了美国的这笔账。
当时欧洲局势动荡,华盛顿提出的中立外交政策并没有得到欧洲英法两强的认可。尽管1793年4月22日的《中立宣言》已表明了美国不参与英法战争任何一方的立场。但英法两国对美国一再强调的中立却充耳不闻。法国公使在美国,未经美国同意,就肆意在美国领土范围内,打击英国势力,有把美国卷入英法战争的危险。1793年8月,美国要求法国召回驻美国的公使热内,与此同时,法国也要求美国召回驻法公使古维诺尔·莫里。至此,美国于1778年与法国签订的法美同盟基本结束。这一时期的美法关系冷淡下来,美国成功地摆脱了美法同盟的束缚,没有卷入当时英法战争。另一欧洲强国英国也险些把美国卷入欧洲的权利斗争,即在英法开战后,随着英国大量截获美国商船,英美矛盾尖锐起来。为了避免与英国的矛盾升级,1794年11月,英美签订了“杰伊条约”。为避免被卷入欧洲冲突,美国采取了一些列保守中立措施。
再次,1797年3月上台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因美英“杰伊条约”使他面临着当时法国督政府的挑战,并且形势相当严峻,一度使美法两国达到了准战阶段。但是他谨慎奉行自华盛顿以来对欧洲保守的外交政策,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加之法国国内政治环境变换,继督政府之后拿破仑上台,1800年,美国与拿破仑政府签订一项专约,结束了美法的准战阶段。至此,美国的中立外交政策,基本得到欧洲强国英法默认。这一时期,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处于极力避免卷入欧洲事务的“自保”阶段。
距约翰·亚当斯不远,詹姆斯·门罗上任美国总统,“门罗主义”即指詹姆斯·门罗在1823年以国情咨文所申明的美国外交政策。简论之如下:1.美国所在的西半球不再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开放;2.任何欧洲国家试图在拉美国家建立殖民地或对美洲国家实行政治控制的企图,都将被美国视为不友好行为;3.美国将不介入欧洲国家的事务或者他们已经在拉美建立的殖民地事务;4.欧洲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侵扰任何西半球独立国家的政治状况。“门罗主义”政策这四个概要点,每一点都旗帜鲜明的表现美国自身利益及其对欧洲的立场,这是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的一种调整,即美国拒绝欧洲列强对美洲事务的进一步介入。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欧洲列强瓜分世界;拉美国家正值独立初期,对美国所提“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寄有一定的希望,寄希望于美国能对新兴的拉美国家提供保护,以抵御欧洲列强的席卷重来。门罗主义是美国外交的胜利,这种胜利可以说是自华盛顿以来孤立外交的延续,但是,美国这种外交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超出美国立国伊始阶段“自保”的范畴,是在其自身实力相对于不足的情况下,在与欧洲列强的竞争中,力争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美国这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欧洲强权的外交政策,在詹姆斯·门罗之后也实施了相当长的时期。正如《大外交》中所述:“从此(1823年)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便是扩大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④所谓扩大门罗主义,即美国伙同欧洲列强侵略其他国家。
在此后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尽力不卷入欧洲强国之间的权利斗争,但是亦慢慢在追随其自身强国之路。欧洲列强在这一时期,顾及于各自国内及欧洲的形势,鞭长莫及于美国的发展甚至是膨胀。
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国际环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的战争不仅是欧洲的战争,也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战争所卷入的人口数量和领土范围是空前的。当然,欧洲仍然是主要的战场,此时,整个欧洲忙于紧张的战争,战争初期,美国中立政策,置身于欧洲主导的一战之外,作为一战欧洲参战双方的物质供应商,源源不断的向欧洲输出战略战备物资。就美国而言,一战所带来的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三。美国一跃从一战之前的欧洲债务国变成了欧洲多国的债权国。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纲领及战后世界的蓝图。
从十四点计划的内容来看,我们不难看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此前的孤立外交政策。公开外交、公海自由、国际贸易机会均等、缩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问题、给欧洲少数民族以自决权、建立普遍性国际联合机构(国际联盟)。在这些原则背后,隐含着威尔逊所设计的战后国际新秩序蓝图的两个基本要素:商业自由和国际门户开放。因此,这十四点计划,对于欧洲列强及欧洲列强在殖民地利益的一项巨大挑战。
尽管在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和戴维·劳合·乔治所代表的欧洲传统势力仍然占和会主导的一方,也在《凡尔赛条约》中获利巨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事实上十四点计划是作为一战交战双方停战谈判的基础,1918年11月11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在很大的框架内,是与十四点计划息息相关的。何况在其后的华盛顿会议及会议所签订的一些列条约中,美国通过这种国际会议方式,打击了欧洲国家实力。
以五国条约(美、英、法、意、日五国于1922年2月6日所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为例,从条约内容看,我们不难发现五国条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欧洲国家的军备力量,当然,在一战结束之时,欧洲各国普遍被削弱了,一时难以致力于军备建设,但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限制了此后欧洲国家军备的发展。此次美国外交的胜利对于欧洲国家的影响,具体说来:对英国而言,结束了英国自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以来绝对的“海上霸主”地位;对于法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国对战败国德国的打压;同时,使德国得以保存其工业基础,意大利也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体面地埋葬了英日同盟。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战后的欧洲国家对美国刮目相待,美国已经扭转了长期以来由欧洲为主导资本世界体系。
至此,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美国对欧洲的外交政策,已经完成了由孤立保守主义到引领扩张。尽管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在巴黎和会上失落了,一战之后建立的国联也为英法所御用,但是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全面胜利,已经使得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换一句话说,此后美国的发展受欧洲列强的限制几近消除,美国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成为一枝独秀,并逐渐凌驾于欧洲强国之上,美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总而言之,从华盛顿之后到威尔逊时期,美国对资本主义欧洲的外交政策完成了从保守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经门罗主义到威尔逊的扩张干预欧洲权利斗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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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巨大发展与广泛传播的辉煌时期。在历经二十多年的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愈加成熟的姿态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拓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方向;统一战线政策思想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多角度全方位的传播手段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路径保障。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不仅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工作的开展仍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
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国内的政治环境变得复杂而微妙,各种理论思潮的碰撞拉锯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与革命经验的不断总结,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一套独有的宣传体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使得,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其独特的历史特点。
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与命题,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全新的理论与实践要求。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外延。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向处于革命浪潮中的人民提供的是一种“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不同的客观实际必然导致历史发展的不同结果,将马克思主义机械与教条化并不能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反而会造成反面作用,王明“右倾”错误完全性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②成为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在充分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基础上,身体力行的在理论创作与推广工作中将中国性格与实际环境通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扩宽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
其次,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性的发展要求,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落脚点。毛泽东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③,而这种中国特性的形成则必然要从思想内涵与表现形式两方面进行构建。在思想内涵方面,对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中华文化的采纳与吸收显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渗透中国社会的最好切入点,而毛泽东本人所著的《实践论》则成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提供了最佳范本。在表现形式方面,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④,这一思想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改变了单项化的宣传与灌输模式,为多元化多角度的宣传方式提供理论前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使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暂时让位于民族矛盾,却并又没有完全消弭。争取政治话语的艰难过程,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为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以指导的革命发展和满足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普遍深入得研究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作为宝贵材料,通过概括、提炼与总结,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成果也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既有对于中国革命进程与发展的总体把握,也有对于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某一个方面的单独论述,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客观全面的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与革命前途等重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深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
与此同时,随着党内政治活动的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与综合性文集开始大量出版与广泛发行,报纸期刊的宣传报道亦紧随其后,这使得包括《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多篇文章在党内外广为流传,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在其后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著作材料、讲话知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而在整风过程中对于“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⑤的强调,加快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落实。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马克思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广泛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得以开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因此要做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首先就要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神被底层民众所了解,最终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政治效果。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这部分群众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获得系统性的学习的机会,具有知识素养的人很少,甚至有99%以上人缺乏识文断字的能力,这部分群众对于学习与了解艰涩的理论术语与体系有着客观上的困难,因此说老百姓的话,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成为做好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重要原则。正如列宁曾经说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 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⑥。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对于革命发展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该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而他本人亦在众多的文章著作中流露出符合底层群众阅读与理解习惯的行文风格,以《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为例,毛泽东以极其口语化的表达方式,通过类比的手法从生活中寻找例子生动形象的解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而“法宝”、“糖衣炮弹”、“两条腿走路”等通俗化的表达方式更是比比皆是,为底层群众直观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提供条件。
其次,为了贴近底民众的生活,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融入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生产生活之中,各式各样的宣传方式纷纷涌现。即有以民间文化形式为依托的革命戏剧、民歌与舞蹈;也有以学习教育为表现形式的识字班、夜校、学习监督组,并提出了“群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将生产运动与学习运动相结合”教育理念;甚至墙画、标语、黑板报等与群众生活细节方面均称为政治思想教育的阵地。以戏剧为例,几乎所有较大一些的村镇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革命戏剧班子,而《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等富有农村革命气息的戏剧类目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反响,并在休闲娱乐中获得了革命的体验,激发了革命了热情。而从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兴起并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学习运动的冬学运动则成为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理念传播工作的有效形式,冬学运动的最初目的是期望通过集体学习让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并最终与民族革命意识和群众正式觉悟结合起来,以造成把学习文化知识的能力这一“老百姓翻身的武器真正的交到广大人民的手上,使广大人民能够更好的用它来加强自己战胜敌人,在战斗中把广大人民这一个无限丰富的文化源泉更好的开发起来”⑦的良好局面。
传播主体多层次发展成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显著特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工民群众的上下结合、横贯联通构成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受众体系。
党员干部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核心力量,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信仰的党员干部一直是在党内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重要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干部学校、发展在职教育、发动学习运动、制定规范化的教育流程与制度等方式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基本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的优良学习风气,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坚实保障。知识分子群体受文化背景与阶级属性双重因素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工作中,既是传播的对象也是桥梁。他们在向往与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情感驱动下,开始学习与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在理论学习与实践观察的基础上逐渐改变自由散漫等小资产阶级习气,在思想上得到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洗礼。而具备进步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可又以通过运用自身的专业素养,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翻译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参与马克思理论教育,并在文学艺术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式,帮助党内干部与党外群众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其中以艾思奇、范文澜、张培森、张如心等为主要代表。工农群众的知识水平虽然远落后于知识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了限制了工农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与掌握,但是工农群众在我国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着可不代替的重大意义,首先,工农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载体,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运用思想理论的力量焕发群众的革命力量,并以此促进革命的斗争形势与马克思主义新的发挥在那;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要依靠工农群众对于理论的实践程度来检验,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根本目标所决定的,也就是使人民掌握理论,并以理论为指导外化成具体的实践。
可以看出,虽然党内干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所承担的职责并不完全一样,但却在相互连接与共同发展之中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形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合力。(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
⑤唐宝林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 页。
⑥《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7页。
⑦《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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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不是由某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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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20世纪90年代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
论文关键词:越南 外文政策 调整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越共审时度势,做出了外交调整。本文叙述了越南20世纪90年代外交政策调整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初步分析了调整的原因,最后衬越南外交政策做了一些简单的预浏。
论文正文:
20世纪90年代,越南彻底抛弃了“一边倒”向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多样化、多元化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抛弃了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实行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由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接轨。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越南迅速摆脱了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形象,外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本文拟对越南外交政策调整及其动因和未来走势作些粗浅分析。
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及成就
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76年南北统一后,越南不思战后重建,休养生息,反而拥兵自重,“一边倒”向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苏联的军事援助和美国遗留在越南的武器装备,自诩为世界第三个大军事大国,搞地区猫权主义,侵柬反华,妄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越南的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极大地恶化了东南亚地区政治气候,遭到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和普遍反对,使越南频于孤立国际社会的边缘。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越南的这种政治外交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和弊端。1986年,越先前中央的黎笋去逝,越南的政局出现变动迹象,为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契机。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六大”、“七大”、七届三中全会和“八大”完成的。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改革派阮文灵继任越共中央,推行革新开放政策,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为了为保卫祖国和建设事业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大会制定了“广交友,少树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总方针,提出“我们主张和支持各政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然而,在对苏联及印支三国的政策上,大会仍认为,“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和全面合作,始终是我党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发展和巩固印支三国的特殊关系,是三个兄弟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规律。1991年6月,越共“七大”召开,稳健派杜梅继任,在坚持“六大”有关政策的同时,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推进外交政策调整。
阮文灵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越南希望成为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朋友”。会议提出“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任务是维护和平,扩大友好合作关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事业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共同斗争作出积极贡献”。主张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政治社会制度不同的所有国家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在对苏联及印支三国的关系方面,会议认为,“始终如一地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和合作,越苏合作要革新方式、提高效果以满足各自的利益”,“不断巩固与发展我党和人民同兄弟老挝党和人民,柬埔寨党和人民之间特殊的团结友好关系。按照平等,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正当利益的原则革新合作方式,注重效益”。越南外交政策调整基本成形,1996年,越共“八大”进一步提出,越南愿与世界所有国家为友,实行多样化,多元化对外政策,指出今后对外工作任务是“巩固和平环境,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这样,越南革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基本形成。在国际关系上实行独立自主,多样化、多边化,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不受政治社会制度约束,与世界各国进行平等互利合作。从而为越南的外交政策走上正轨提供了政策条件。
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政策创新的同时,越南政府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柬埔寨问题上,越南一改往日的强硬政策,同意从柬埔寨撤出越南军队,积极参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为1991年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协定的签署作出了努力,树立了一个热爱和平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为地区稳定作出了贡献,为改善中越、越南与东盟关系提供了条件。在中越关系上,随着柬埔寨问题的解决,1991年11月,越共党书记杜梅与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高层互访频繁,双方之间的一些棘手问题也趋于解决。据《人民日报》1999年12月4日报道,中越陆地边界存在的问题已全部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也于2000年基本完成,双方的经贸合作也不断发展。
在越南与东盟关系上,随着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废除,高层领导的互访,1995年7月28日,越南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第7个成员国,为越南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合作不断深入,此外,越南也与老挝、柬埔寨等地分别进行了高层互访,双边关系走向正常。这些都为越南周边环境改善提供了条件。在越美关系上,越南一反过去不合作和敌对态度,把打破美国禁运,改善越美关系作为外交主攻方向之一,配合美国寻找美军失踪人员,向美国公开了不少与美国战俘有关的秘密材料,并允许美方专家参观一些有关军事单位,通过越美双方努力, 1994年2月4日,美宣布取消对越贸易禁运,1995年7月1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在越的投资逐步增加。在越日越欧、越澳(澳大利亚)关系上,随着越美关系逐步改善,双方的关系也逐渐走向正常,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合作加强。对原苏联东欧地区,双方的高层访问也增多,一度中断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这些均为越南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条件,为革新开放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总之,随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越南的外交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截止1995年1月4日,与越南正式建立外交系的国家达152个,其中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5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越南有直接投资。到1998年,又有13个国家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越南建立了贸易关系,对越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60个,并有20个大国际组织和480个非政府组织与越南建立了合作关系。越南已度过政治被孤立,经济被封锁时期,恢复了同国际社会关系正常化,为革新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越南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不是由某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国际上,美苏之间由相对紧张走向缓和,由对抗走向对话,国际形势趋于和缓,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潮滚滚向前。由于70年代的激烈争霸,美苏均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面临内外交困局面,特别是苏联,由于经济的畸型发展,军事负担过重,颇感力不从心,自顾不暇。双方均寻求缓和与对话机制,致使国际局势趋向平和,热点地区普遍降温。这为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美苏的衰落,日本、欧洲的崛起,世界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两极争霸,使国际局势相对稳定,东西方的矛盾制约了其他矛盾的发展,这使日本和欧洲搭上了国际安全的便车,军事负担相应减轻,经济速度大大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加强。随着美苏关系的趋缓,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渐现。西欧、日本开始在政治、经济领域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这样,东西矛盾趋缓,西西矛盾上升,第三世界力量的不断壮大,世界开始由两极向多极发展。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可以说一下子失控。美苏两霸,一霸消失,一霸削弱,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向执行对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越南真正地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孤儿。加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经济都在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大大加深,世界经济趋向于集团化、地区化及某种程度的一体化。这些都是迫使越南不得不考虑自己过去以政治外交为主的僵硬对外政策,成为越南外交调整的外在动力和国际背景。
在国内,越南也出现困难的局面,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越南统一后,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仰赖苏联东欧国家的施舍,侵柬反华,将国民经济发展绑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战车上,使越南经济严重失衡,加之主观急躁,照搬国外经验,从而严重地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到1980年,“二五”计划主要指标一项也没有完成。正如越共“五大”指出的,“在一定范围内说,领导和管理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是引起或加重过去几年经济社会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在基本建设和生产的发展规模上、速度上我们主观、急躁地提出了一些过大、过高指标,特别是初期阶段,急躁毛病还有些其他的表现,例如,在一些地方把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搞得过大。另一方面我们又十分保守迟缓。
越南有的学者则更客观地指出,"1976年至1980年阶段,是越南经济由于持续了30年战争的影响和在经济指导战略主张上的主观错误所造成危机时期,”但是他们均没有正视侵柬反华给越南经济带来的危害。继续深陷侵柬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使越南背上了沉重包袱,“三五”计划虽比二二五”计划的执行要强,但大部分指标仍未完成。正如越共‘.六大”评价的,二生产虽有发展,但与计划要求和实际能力相比,其增长率并不高”,
二粮食、煤炭、水泥、木材、布匹、出口商品等一些主要生产指标没有完成计划,影响了整个经济活力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流通分配方面的混乱状况持续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大失调依然存在,有的方面趋于严重。”经济的发展呼唤越南的改革,在这样的趋势下,越共二六大”应时势需要作出了“革新开放”的决定,相应地开始了外交政策的调整,但步子并不大,没有摆脱对苏联、东欧一边倒”的政策,对外政策处于徘徊迷茫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向仰仗苏联、东欧供给的越南经济一下子断奶,越南与前苏联、东欧关系跌入低谷。使越南经济面临新的困难,这就要求越南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调整外交政策,以便为国内经济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环境。越共二七大”的召开,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使命,使越南的对外工作步入了正常化发展的轨道。
同时,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较量。随着黎笋的去逝,改革派逐渐占了上风,越南政局开始朝着有利于越南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越南党和人民对越南的对外工作进行了反思,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任何一国外交政策都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民族力量同时代力量相结合的革命外交是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岁月里诞生的,为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辉煌成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之后,国际形势迅速变化,各种政治经济力量重新组合,越南开展全面革新,我国外交进入了新阶段,即由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转向革新事业服务。可见,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是由越南工作重心的调整决定的,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外交是内政的继续,经济建设需要和外交理论的创新,成为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内在动因和根本要求。
当然,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具体因素很多,但主要是上述内外两个方面因素互动的结果。正是这两个因素的互动,促使越南不得不调整其僵硬的政治外交,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家庭,摆脱孤立的处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民族的力量和时代的力量、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结合起来,把国家推向前进。
三、越南外交今后发展的走向
无庸讳言,越南调整对原苏联、东欧“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外交,从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转轨,使越南的经济、政治生活步入了正轨。新的外交政策的实行,并不标志着越南由原苏联、东欧一边倒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边。根据越南解释,独立自主并不等于分立和孤立。多样化是指越南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灵活多样的合作,而经济领域合作仍是最为优先的,多边化则是指越南要与不同的伙伴进行合作,优先考虑邻国、本地区国家和发达国,特别是强国。可见,根据越南的国家利益,越南今后外交的走势着重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发展的方位上,越南首先立足东南亚,着重处理好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同本地区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扩大我国同世界不同地区各国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越南“七大”以后,越南首先为改善周边环境而努力,积极参加和促进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导致本地区动荡不安的一个根源,为改善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创造了条件。正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导致了越南与中国关系恢复了正常化,导致了越南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国,越南周边其它国家关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次,越南着重处理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建立多样化、多方位的关系,为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革新开放和经济建设深人,面对现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及世界经济迅速国际化,越南迫切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加快其现代化进程,因此,越南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与发达国家合作,打破了西方的禁运和封锁,与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越南在利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同时,又对他们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今后越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挑战与机遇并存,摩擦与合作交织。
第三,越南将恢复与原苏联、东欧地区正常外交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保持同曾与我们合作并支持过我们各国的传统关系,也为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1991年苏联解体后,越南和俄罗斯及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近乎中断,总体上,关系比较冷淡。但是1994年,出现了转折。6月,越南武文杰出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签署了越南乌克兰关系与合作原则条约、越南哈萨克斯坦联合声明,越南俄罗斯联邦友好关系原则条约等,重新开启了越南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新篇章,恢复了友好合作的传统关系。年底,俄杜马批准了越南俄罗斯友好关系原则条约,叶利钦高度评价认为,新条约全面调整了两国关系,符合新时代的精神,完全符合两国利益。越南与上述三国的合作逐渐恢复和加强。不过双边关系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越俄两国同志式的亲密拥抱变为生意场上的握手,比他们想象的要艰难。
在发展内容上,越南着重发展经济外交,着眼于为国内的革新事业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便尽可能多地从国外吸引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更好地为本国建设和保卫事业服务。毫无疑问,当前及今后的国际竞争主要是以经济和技术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越南要想在世界上立足,要想完成革新开放的宏伟目标,实现现代化,必须变政治外交为经济外交,只有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事实上越南正是这样做的。
总之,越南今后外交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发展,融入正常的国际社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越南的外交今后将朝着更加健康的轨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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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霸道就是美国外交行为中表达的美国文化的典型特性之一。美国经常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宣扬他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极力把自己的文明变成其它国家效法的榜样,使之成为全世界的普遍文明。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国文化特性与外交行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美国文化特性与外交行为
【内容提要】文化是美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国力,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一样,一直是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文化要素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灵一般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表达为“文化控制”。美国的外交行为的那种世所共知的独特个性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外交行为的特性是文化特性的一种转移、复制和表达。文化的工具性功能和它在外交行为中发挥的导向性功能使它在美国国际战略的实施中具有双重意义。
【论文正文】
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认为:“文化因素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研究的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也许可以再一次在不同程度上说,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他在这里强调了文化与现实国际政治的深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向我们提示了文化要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本原意义。
文化是美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国力,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一样,一直是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文化要素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灵一般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
一、作用机理与控制模式
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了建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历程。他认为,为了更好地把握意识形态,应该从与文化体系相关联的角度去理解它,忽视文化价值的作用会走入误区。的确,文化作为一种本原性和导向性的要素,影响着美国外交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环节。那些曾经左右过以及现在正在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人物,都或多或少表达过这方面的体验。吉米·卡特就曾说过,世界的新现实要求“一种新型的美国外交政策——永远坚持我们的价值观与传统的乐观主义基础上的政策”。乔治·W·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外交政策中的一些不变的精神:“自我们国家的初建时日以来,许多已经改变了,但指导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仍然相同。在未来的年月中,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体现美国的最高理想。”这里所说的数百年不变的基本原则、国家利益和最高理想,都来源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亨利·基辛格曾经从观念的角度谈论文化对决策者的影响,“领导人登上高位前形成的观点,是一笔智力财富,他们在整个任职期间会经常用到。”这里所说的观点是指这些领导人在共同的美国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
外交行为作为一种由特定的人和人群实施的国家行为,从其内容到实现方式和手段都显示出浸润在行为者身上的独特的文化底蕴。正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论述文化对人类进化的意义所指出的,“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最重要的是大脑皮层——部分是在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没有有意义的符号体系提供的指导,它就不能指引我们的行为或组织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象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可以说,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外交行为的基本内涵,因为作为外交行为主体的人——无论是决策者(或决策集体)还是实施者(或实施集体)——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任何行为(包括外交行为)都必然带有深刻的文化印记,这种文化印记构成了外交行为的内在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对人类行为起着一种广义的控制作用。格尔茨曾提出过有关人类行为控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文化控制。这一概念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文化对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的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思路。他认为,人类“极度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他把这称为文化的“控制机制”。事实上,文化控制确定了人类行为、尤其是包括外交行为在内的人类复杂行为的社会意义。
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表达为“文化控制”。文化控制使美国的外交行为具有一贯的和确定不变的基本走向,并确保它不会偏离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于外交行为的主体而言,文化不是附加物和附属品,而是他的“中心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控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力量,而是来自于内在的非强制性的力量。这种控制机制是一种内在的机制。
总统、总统的顾问们、国务卿、国会议员们、外交官们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政府机构、相关的国会机构以及各种外交机构都是美国文化的产物,这些美国外交行为的主体决定外交政策、采取外交行动、判断各项政策和行动的利弊得失。所有的外交行为因行为主体的不同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例如人们很容易看出威尔逊和哈定、卡特和里根、克林顿和布什之间的差异,但人们同样也很容易认定,他们的外交行为都是典型的美国的外交行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倾向。共同的文化控制着不同的行为者的外交行为,使这些行为指向同一个价值目标,并使这些行为获得由美国文化带来的某些特征。
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控制是多方面的:
(一)引导外交行为的走向。
形象地说,文化是美国领导人决策的“导航仪”。伊恩·约翰斯顿在1995年指出,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重点,而战略重点来自该国早期的或已经形成的经验,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国家或精英们的哲学、政治、文化和认识特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文化作为“导航仪”引导着国家在国际关系海洋中航行的方向。在变幻莫测的复杂国际环境中,美国的国家领导阶层观察世界和作出决定总是通过自身的文化棱镜来进行的。美国文化为他们提供了独特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强烈地影响着他们对国际关系中各种问题的看法。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他们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其文化观念作为选择坐标。显然,文化对美国的外交行为的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为外交行为提供力量和信心的基础。
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帝国”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制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来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竞争力。布热津斯基所说的“文化上的吸引力”无疑为美国的外交行为提供了一种无形的然而又是强大的力量和信心。约瑟夫·奈把文化的这种作用表述得更为透彻。他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断言,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的同化能力。他把这种力量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同化性力量是一种能力。同化力的获得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他认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美国大众文化、高等教育和外交政策中经常体现的民主、个人自由、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公开性等价值观,都在多方面加强了美国的力量。”他还引用德国记者约瑟夫·乔菲的话说:“美国文化,无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散射,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只是更具有新奇性。罗马和苏联的文化影响仅限于他们的军事疆界。而美国的软实力遍及一个太阳永远不落的帝国。”他还认为,美国的文化广为世界所接受,在世界事务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比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大。蕴含在产品和交往中的美国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感召力,美国文化的种族开放性和美国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政治感召力,使其具有了国际影响力。
(三)为外交行为提供规范。
“信任”作为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就是外交行为的一种规范。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强调了社会信任的意义。他认为,国家的福利及其竞争力受到普遍的文化特性的制约,这是一种社会信任在起作用的表现。国家的社会信任度的高低差异,必然影响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合作程度。福山在《大断裂:人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称这种信任为社会资本。“它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例示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他们得以彼此合作”。“能够产生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实质上包括一些美德,如讲真话,履行义务,互惠互利等等”。“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与韦伯谈到的清教徒的价值观相重叠。”“信任的作用像一种润滑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率。”他认为,美国具有高度的社会信任和自发性社交的强烈倾向,这会导致产生一种巨大的、复杂的、涉及全球的组织,即多国合作。因此,美国文化通过它为外交行为提供这种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对国际社会的信任程度、国际合作机构的性质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把文化的主要特性注入外交行为中。
傲慢与霸道就是美国外交行为中表达的美国文化的典型特性之一。美国经常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宣扬他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极力把自己的文明变成其它国家效法的榜样,使之成为全世界的普遍文明。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的比较优势必然能动地对异质文化的挑战作出回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里,美国的文化扩张势头更盛,这就必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抗争,即使在同一文化范畴的西方国家之间,由于他们的文化差异也必然引发矛盾和冲突。西方文明同源异流,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但在不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待不同的问题也往往出现歧见。它们在处理国际关系的不同问题时,也因不同对象、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和不同利益驱动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做法。
因此,美国与西方其他国家也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是,在探折美国文化对其国际关系的作用时,既不能把美国文化的作用看得过分强大,也不能把文化差异引发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无限夸大,更不是塞缪尔·亨廷顿所断言的“文明冲突将支配全球的政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渗透在美国外交行为中的傲慢与霸道的文化特性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引发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根源。
二、文化特性与外交行为特性
美国的外交行为的那种世所共知的独特个性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外交行为的特性是文化特性的一种转移、复制和表达。
美国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其独特的背景。
背景之一:美国是一个开放型的移民社会。美国人口从建国初期的350万增加到今天的包含着100多个种族的2.5亿只用了200多年。这就是美国文化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殊环境。美国政治家梅里亚认为:“美国思想的特性是很多因素形成的”,“其他许多民族的文化也在我国获得了反映,全都混合在民族的大熔炉里。”但是,美国主体文化的基因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到北美的移民是信仰新教的白人,以他们为代表的文化成为美国文化的主导模式,也就是“沃斯普”(WASP)文化。穷苦的移民远涉重洋,带着缥缈不定的期盼来到北美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进行创业,他们的艰苦奋斗、开拓变革精神和自我意识成为美国文化的特殊传统,“合众为一”(From the many, one)成为美国的箴言。
背景之二:美国社会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的地位凸显,影响巨大。10个美国人中有9个信仰上帝并作祈祷,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对美国人的价值观有很深刻的影响。全美国有1300多家广播电台、36家电视台用全部或大部时间宣传宗教。《圣经》成为畅销书,美国总统宣誓就职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国会每届议会都要由牧师先祈祷再工作。在军队里,海陆空三军都有随军牧师。不信奉上帝的人不能在法庭上作证人。宗教对美国教育的作用更是令人瞩目。除教会办校外,学校还开设宗教课程。在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宗教生活是美国生活中的一部分。马克思·韦伯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清教徒们崇尚自由,不迷恋于教义、教条,而注重求实、创新和开拓、试验,强调勤俭致富,达到拯救灵魂。清教徒的苦行伦理造就了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作风和追求财富的动力,养成了开发新疆土、征服大自然的冒险精神。这些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清教徒致力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的使命感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将所有的宗教与世俗的成员都团结在一起,把宗教的改革与社会的改革结合在一起。总之,清教徒对美国国民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社会风俗、生活模式有着深刻影响,可以说,它是美国文化的根源。随着美国社会的演进,早期清教主义的“苦行”伦理逐渐让位于现代文化的享乐主义,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充斥了美国社会,但是宗教文化的影响仍然很大,讲究物质享受的美国人同时信奉上帝。正如美国学者威廉·伊塞尔所说的:“美国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又是现代国家中宗教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罗伯特·格罗登把美国文化概括为“基督教、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特别混合物”。这是构成美国文化的三个最基本的元素。这些元素是从欧洲文化中继承和发展过来,又在开拓北美新大陆的历史进程中本土化的。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美国文化在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形成了若干明显的特性:
1、种族主义。
这是种族优越感的产物。在美国的历史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救世主精神”和“自命不凡的使命感”。这与大多数美国人信仰基督教有关,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有着“天定命运”,要教化全世界。此外,在美国历史演变中,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曾经非常盛行,它在美国种族观念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这种观念鼓吹白皮肤的美国人(尤其英国后裔)属于最精华的种族。美国人从他们的欧洲近亲的先辈那里继承了深厚的种族观念,视其他种族(尤其有色人种)为低劣民族。自我中心的种族观念成为“无法抗拒的遗产代代相传”。在美国的种族主义者看来,美国人是上帝所选中的人民,有权获得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在过去,他们出征世界的时候是“在为上帝而战”。今天,他们强调的是要担负领导并帮助保卫世界各自由国家的责任。这就是他们的“天定命运”。综观美国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国民中,“优越感”、“救世主精神”、“自命不凡的使命感”一直是他们“明显的精神支柱”。这也是“美国例外论”的思想根源。
2、个人主义。
美国社会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个人主义,它强调自主动机、自主抉择、自力更生、尊重他人、个性自由、尊重隐私。这是美国文化的显著标志。个人主义不同于利已主义,其内涵蕴含着民主自由思想。美国民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对个人自主的追求。个人主义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已经非常盛行,到了20世纪,个人主义思想“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支配地位。在美国,个人主义更是成为一种道德标准、社会的主要信条和国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人而言,个人主义就是最生命攸关的身份认同。
3、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中的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标榜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追求财富的自由。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人权法案》都确认了这种自由观念。在威尔逊总统看来,“英裔美国人的自由思想与自由制度是普遍适用的。”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正是美国民众思想观念的典型代表。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基础,也是美国立国的重要思想。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本世纪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和大动荡,“迫使处于人类文明先锋地位的欧洲和北美的各个社会更加充分地实现他们的自由”。他认为,在20世纪,世界历史发生的根本变化就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今后统治物质世界的将是自由主义思想。显然,自由主义历来一直被视为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也是美国文化最突出的标志。
4、功利主义。
个人主义孕育了功利主义。在美国社会,讲究实用,追求功效和利益已成普遍的伦理观念。托马斯·潘恩和约翰·洛克都认为,在美国,政治进步和经济进步是每个个人行为的产物,指导个人行为的准则是功利和自身利益。这种功利主义时而表现为“理想主义”,时而表现为“现实主义”,综观美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许多争辩都贯穿着这两种思潮,此起彼伏,相互渗透,不管那种观念占支配地位,其目的都是对功利的追求。美国人有一种观念,即他们必须维护的不是什么原则,而是利益,没有任何朋友,只有利益。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崇拜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亨廷顿教授说得不错,西方人在出征世界的时候,“既是为上帝而战,又是为黄金而战”。讲究功效,追求利益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种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念,也有明显的表现。他们的“功”在于谋求支配世界,他们的利在于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
5、扩张主义。
美国的文明史和西方许多国家一样,都是一部扩张史。扩张主义是“种族优越论”的必然产物。在美国的思想界里,扩张主义的色彩十分明显,他们宣称:“扩张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美国的生存规律。”美国著名分析家路易斯·哈里斯指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贪婪的掠夺成性的。”美国独立后不久就步英国后尘,推行扩张政策,《独立宣言》所谴责的殖民主义行径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一幕幕重演。美国从建国初期的北美13州,逐渐扩大为50个州。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亚洲、非洲、拉美的许多国家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美国等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在开拓新的边疆,同时也用传教士的圣经去传播上帝的旨意,他们还借助商品的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去占领新的世界市场。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应当主动地、像传教士那样地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越是主动献身于摧毁势力范围,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方面就走得越远。”美国对亚、非、拉美新兴的独立国家的态度、观念始终没有根本改变,极力把其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二战以后有更多事实充分表明美国文化的扩张特性。
在美国文化的上述主要特征中,贯穿着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天赋人权”的观念。这是美国文化最本质的核心内容。美国立国之初的三个历史文献——《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及《人权法案》——集中体现了天赋人权的思想。《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87年制订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开创了人权立法的新时代。宪法确保建立一个更完备的联邦政府来代替松散的邦联政府,从而更加有效地保障“自由、平等和财产”。1791年12月15日生效的宪法修正案——《人权法案》——是《独立宣言》中人权思想的发展。它是早期人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西方人权理论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宣言》、《宪法》和《人权法案》所体现的“天赋人权”观念也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弱点。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多种限制。以选举权为例:人民受到财产、年龄、性别、居住期限、教育程度的限制。美国国务院在一份人权报告中承认了如下事实:“美国土著的命运和许多土著文明社会相似,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均遭破坏并被取代。”“美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来到美国海岸的移民“常常受到歧视或抵制,这又加深了移民的困境。”迄今为止,美国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妇女的人权状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不过,“天赋人权”观念在美国国内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并不妨碍它在美国文化价值观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国民对以自由、民主、平等为基本内涵的“天赋人权”观念始终情有独钟,这种观念逐渐被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自我中心的色彩所浸润。这是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演化而成的精神产品。“沃斯普”(WASP)文化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发端。正如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所说的,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烈的千年盛世情结。这一情结铸就了这个国家,使它向人类承担特殊责任,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自我中心意识实质上就是种族优越感,“认为自己的种族处于中心地位,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
美国文化的上述本质特征被深深地镶嵌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成为美国的外交行为的本质特征。
美国外交行为对理想目标的追寻源自于他们“天定命运”的信念。美国的“最高理想”就是完成他们引以为荣的所谓上帝赋予的使命——使全世界都变成“民主的资本主义”。早在1776年,托马斯·潘恩在其著作《常识》一书中就曾引用清教徒关于至福千年的理想,说只有受上天祝福的上帝的选民才能在全球精神再生中起到特殊的领导作用。美国人自认为他们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在为自己尽责的时候,也就为世界尽了责任。在西奥多·罗斯福看来,世界是种族竞争和国家竞争的舞台,在一个充满竞争,有时很凶暴的世界上,美国具有崇高的责任,就是要把挑战找出来,制服它们,使强者愈强,这是生死攸关的关键。他认为,文明种族与野蛮种族间的冲撞是无可避免的,进步只能来自文明人“制服他们的野蛮邻居”。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进一步说明:“一个理想的世界是:所有国家都有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永远忠实于社会正义和人权。”综观美国历史,美国历届领导人都以类似的语言强调,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的民主国家,要承担领导并保卫自由世界的责任,要在全世界推进和增强民主价值观。在这种民主自由的理念中,在他们的使命感中,表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著名学者本杰明曾对这种种族优越感作如下描绘,美国迄今的所有扩张都“起源于这种信仰,即美国的文明是迄今产生的最高文明,其他民族达到美国水平的能力被认为至少取决于它树立的榜样,也就是取决于美国教化他们的努力”。昔日美国的领土扩张和今天美国的霸权行径,其本质都是与杰斐逊的“民主理想”一脉相承。
美国外交行为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始终与美国的根本价值取向紧密相连。美国历届政府的领导人都极为重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向全球宣扬和推行,这是他们的一贯目标,促进国外民主的发展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用克里斯托弗的话来说,民主就是“道德命令和战略命令”。他们的目的正是通过扩散其价值观来扩张其国家利益。此外,美国外交政策对国家利益的诉求还有赖于美国文化的无形的力量。美国国家利益最基本的内涵就是要确保国家的绝对安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头号强国和世界霸权地位。布热津斯基认为,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超级大国。”他还指出,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他在这里表达了对加强文化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中的作用的期待。事实上,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凭借诸多具有吸引力的渠道和手段在全球扩张。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说,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显然,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全球性扩张已被视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具“魅力”的途径。
种族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扩张主义这些美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伴随着傲慢的使命感和对自身价值观的优越感,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外交行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他们时而突出对“自由民主”理想的关怀,时而突出对自身战略利益的关怀,时而突出对人权的关怀,时而扮演上帝的使者,时而充当世界警察,天赋人权的观念连同它衍生出来的各种主要的文化特征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交替出现或同时出现。
在过去的200年间,美国至少150次把它的军队送到世界各地,为的是追逐他们的利益、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和完成“上帝”的使命。1801年,美国入侵非洲的利比亚,封锁的黎波里港,并于1805年迫使利比亚片面给予最惠国待遇。1815年3月对阿尔及利亚宣战,并于6月迫使阿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36年,美国用武力迫使摩洛哥、突尼斯接受不平等条约,并向美国交纳贡款。1846—1848年,美国发动了侵略墨西哥战争,掠夺了得克萨斯。1844年7月3日胁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获取《南京条约》中的开放五口通商权利及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和治外法权。1858年6月18日,美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二战以后,美国走上全球扩张的道路,中国、朝鲜、希腊、伊朗、危地马拉、黎巴嫩、古巴、越南、多米尼加、智利、格林纳达、利比亚、巴拿马、海地、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国都留有美国对外扩张的劣迹。
我们先看一下越南。迈克尔·H·亨特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美国为什么要在一个很小、很远的国度里打这么一场费用惊人、破坏严重的战争,而美国与这个国家并无利害冲突,干预的主要理由,最后只有归结到‘信念’二字。”实际上,美国在这块土地上的行为,既表达了对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追求,又表达了对美国在亚洲利益的追求。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的外交行为显示出典型的功利主义特性。美国政府在1990年前后的对伊政策完全不同。1990年8月以前,萨达姆·侯赛因被视为美国在中东遏制伊朗影响的有用盟友。直到1990年4月26日,当时的助理国务卿凯利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说,布什政府仍然尝试同伊拉克逐步发展互利关系,以便加强伊拉克的外交和国内政策中的积极倾向。布什政府继续通过进出口银行为伊拉克提供出口保证,商业部和国务院也鼓励美国同伊拉克的贸易,并设法抵制国会的制裁措施。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悍然出兵侵占科威特,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美国政府把萨达姆谴责为希特勒的化身,彻头彻尾的魔鬼,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采取了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在美国策动下,开始了“沙漠盾牌”的军事行动,以后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又实施了“沙漠风暴”行动,发动了海湾战争。1991年2月27日,布什总统宣布解放了科威特,以美国为主的多国部队以微小的伤亡代价获得了全面的军事胜利。从此以后,伊拉克就一直处在美国等某些西方大国的军事打击的威胁之下。由于美国等的阻挠,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至今仍未解除,使伊拉克的经济濒临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9·11”恐怖袭击一年以后,美国又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准备对伊拉克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对伊政策表明,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石油安全,就美国国家利益而言,在波斯湾地区,至关重要的是确保石油供应。
外交行为体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最极端的例证是,美国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设定为敌对力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取得政权以后,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就把布尔什维克视为“人类头脑中从未有过的最骇人听闻的、最可怕的东西”,“是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这种源自文化价值观对立的敌视性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当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曾情不自禁地说:“铁幕消失了,柏林墙被推倒了,同它一起崩溃的是一种叫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纵观世界各个角落,你们会发现,美国的榜样正在发生作用。”《华盛顿邮报》在一篇评论中说,西方世界为寻求瓦解共产主义的方法,花费半个世纪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美国一位著名电影制片人曾在一篇题为《好莱坞对抗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宣称,好莱坞影片是“铁盒里的大使”,“是对抗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这种所谓“最有效的摧毁力量”随后又被用来指向中国。1991年9月10日,《纽约时报》在一篇关于美中关系的评论中毫不掩饰地说:“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这么大胆地维护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是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随着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供美国人谩骂的邪恶帝国的位置出现了真空。现在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填补这个真空,成为美国主要意识形态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在美国人看来,“一场成功的革命,必须符合美国人头脑里他们所熟悉的自己那场革命的目的、方法与他们的政治修养。”“这些观念深深地扎根在政策制订者的脑头中。”也许是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由此出发形成的战略决策和政策选择,使美国那种世界领袖地位的心理受到挑战,使美国人那种唯我独尊的民族心态受到挫伤,因而在国会、在新闻媒介就响起一阵又一阵的“遏制”、“制裁”的喧嚣。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不管对中国实行哪种政策,其目的,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以及自身安全。从长远来看,美国要鼓励中国内部“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以促使“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显然,美国对华的各种政策选择和实际行为都深刻地打上了其文化价值观的烙印。
文化扩张——文化在实现外交目标中的工具性功能
美国文化除了作为本原性和导向性要素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之外,还越来越多地在美国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立的作用。文化除了扮演导向性角色外,还扮演着工具性角色。文化已经成为美国实施国际战略的工具。文化扩张就是这种工具性角色的体现。
约瑟夫·奈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里,“在众多与美国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单靠军事力量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美国想保持强大,美国人也需要关心我们的软实力。”“这种力量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它们做的事。”“如果美国代表了其他人愿意仿效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可以不费气力地发挥领导作用。”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毋需投入过多并且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的同化能力。”“美国已经成功地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化搭起了一个政治框架。”事实上,美国政府一贯重视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的文化战略。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应用文化力量来推行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最有效的办法。美国重视文化战略的运用,是因为文化产品本身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意识、自由民主观念和价值取向。美国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不仅可以获得巨额的商业利润,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政治思想影响和社会效果。据统计,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占了世界市场的75%。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的音像业仅次于航天工业居出口贸易的第二位。今天的美国社会,自由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一切精神产品都已市场化和商品化,文化力和商品力紧密融合,特别是高科技的运用,使其文化产品更具剌激性、更具吸引力,也更具同化力。
美国的文化扩张在以下几个方面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把“人权”作为实现外交目标的工具。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的,美国把“人权外交”视为“精良武器”,视为“自由民主国家为扩大影响而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优势”。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颐指气使,一再发难,受指责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西方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他国家仿效的灯塔,西方的社会制度就是其他社会学习的榜样。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甚至进而颠覆别国政权,已成为美国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推行“人权外交”已成为美国的国策。
(二)在国际机构中加强文化渗透。控制国际机构推行霸权主义。美国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际机构,使其代表美国的价值观,为其利益服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目前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都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宰下建立起来,带有明显的美国和欧洲文化的特性,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控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坦率承认,美国控制着国际政治和安全机构,用“世界大家庭”来代替“自由世界”,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把体现西方利益的决定当成世界大家庭的愿望向世界提出。“西方实际上正使用国际机构、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管理世界,其做法是保持西方的优势,维护西方的利益,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千方百计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民采取西方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概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和人权标准为普遍原则,竭力使联合国以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方式发挥作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采取的某些行动有时会蜕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工具。
(三)利用“人道主义干涉”推行新干涉主义。新干涉主义有几个基本思想,一是人权高于主权;二是推行全球“民主化”;三是扩展民主不受国界限制。据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按照自己的“文明”标准对被认定为侵害人权的国家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美国和北约盟国动用当代最先进的军事手段野蛮轰炸南联盟正是在“制止民族清洗”的借口下进行的。
(四)利用市场经济进行文化渗透。美国的文化战略十分注重文化产品的配套生产和广泛输出,他们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来传播其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力图使市场经济成为加强接触、灌输思想、移植观念的主要渠道。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异常活跃,而高科技的运用,又使美国的文化产品更具吸引力、渗透力和竞争力。他们大力加强和扩大意识形态的产业,如电影、电视、广播以及激光唱片、传真机、互联网等产业,并以优越的条件和先进的手段提高这些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及市场占有率。美国的大众传媒被称为“另一个政府”,有人还把报纸称为“民主的圣经”。美国的网络技术占有垄断地位,在现有的3.2亿网页中,来自美国的信息占80%以上,而服务信息则占95%以上,有人把互联网称为“空中的民主墙”。美国还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力图在发展中国家打破限制,开放市场,使其文化产品的输出与扩张畅通无阻。美国记者登克莱·琼斯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的《西方文化冲击着东方》一文中称,在亚洲各地,贸易、技术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已经和冷战后形成的思想、人员和大众文化的大量流入相结合,亚洲人的社会价值观念,正在发生转变。自身社会价值观念在被削弱的过程中异化,已使亚洲人感到不安,但却正是西方人所希望达到的社会效果。
(五)利用文化强势争夺人才资源。以文化为焦点的软国力竞争,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新的世纪里,全球范围的文化碰撞不可避免,文化竞争更趋激烈。这一软国力较量是一场世界性的文化博奕,其结果取决于各国人才资源的多少。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优秀人才的培育是加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因此,人才资源的争夺是软国力竞争的重点之一。美国著名的国际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指出,“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很快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充分利用其文化强势,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培育精英,网罗人才,为其自身发展和战略目标服务。
美国的文化扩张显示了文化在发挥工具性功能时的独立作用,文化的工具性功能和它在外交行为中发挥的导向性功能使它在美国国际战略的实施中具有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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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外交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其成立之初曾作为政府后援,积极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后又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及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和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收回山东主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前后发动和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辉煌篇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期间国民外交协会的主要活动及其当代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期间国民外交协会的主要活动及其当代启示全文如下:
民国年间,国内民间外交团体不断兴起并进入鼎盛时期,1919年2月16日,由张謇、熊希龄、王宠惠、严修等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1]
最引人注目;1921年11月11日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团体-全国国民外交大会。1932年3月,由南京国民政府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成立国民外交协会。[2]学界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研究相对较少,《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述略》(熊斌、但唐军,2013)一文中系统论述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组织架构、属性以及主要活动;朱蓉蓉在《半官方社团与战时民间外交》中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也有涉及。已有研究多侧重于研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组织架构,研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背景较少。本文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民外交的发展和抗战大环境出发,充实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动的内容,并分析其意义,强调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对当前外交的借鉴作用。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体现了抗战期间国民思想的进步和民族观念的更新;作为一个外交团体,它有别于政府官方外交,有其特殊的性质。近代中国外交经历了不少失败,丧权辱国的耻辱让民族意识不断觉醒,国民外交逐渐趋于活跃,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于抗日战争期间顺势成立。
(一)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的背景"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受到了西方尤其是日本国民外交理论的影响。[3]在西方民权思想的传播下,民族民权意识萌发,国民外交开始产生。人们开始意识到国民外交的影响力,有人提出:"政府即属无用,而有国民以监督其后,亦不致贻误多方。"[4]《外交报》1909年9月刊登一篇题为《论国民外交与官僚外交之别》的文章,已经显示国民外交与旧式的官僚外交、秘密外交是相对立的;外交的主体是政府,监视政府外交,国民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后援[5]."民国初年,由于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民众的爱国热情普遍高涨,国民外交的概念这时己普遍为人所接受,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许多'专业性'的国民外交团体。"[6]
五四期间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对拒签《对德和约》有非常大的影响,此外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东北国民外交协会都取得了不错的外交成果。国民外交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如五四运动期间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属于民众运动,国民外交没有保障,"其方式仅限于示威游行,其意见亦乏合法之地位,政府可以不予理会。"[7]《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述略》中引用王立诚理解的国民外交内涵,认为国民外交是国民以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舆论、运动等压力手段,影响政府对外关系的决策。
此定义将国民外交立足于外交运动。国民外交是指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各国国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自身权利,谋求国家发展,争取世界和平而以非官方的身份从事对外交涉和交流[8].国民外交是政府外交的辅助力量和后方支持。国民民族意识觉醒,民族危机促生国民意识,是国民外交产生的前提[9],更多民众关注外交,参加外交活动,注重以国民外交促进政府外交。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拥有相对成熟的国民外交背景。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还有一个时代环境:一致抗日。卢沟桥事变后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国民政府公开采取了团结抗日的政策。国民党争取各国援助,发动民间团体,最大程度上取得国际盟军和西方社会在人力、物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当时有人指出:"现在我们展开了全面抗战,应该迅速地发动我们的国民外交,派遣大批国民使节,前往世界各国从事抗日的宣传,使国际人士皆知日本侵华的阴谋,作国际和平正义的呼吁。"[10]
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为取得国际间广大同情,除由政府执行外交方针外,有待国民外交的促进。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抗日背景下,需要更多民间外交团体的力量时成立并立即投入活动中。1937年12月27日下午3时借汉口青年会邀集各界领袖举行国际宣传座谈会,经决议筹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1938年1月1日下午3时举行第一次会员成立大会。[11]6此时政府树立权威,国内空前团结抗战。
(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性质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别于一般的纯民间团体,因抗战背景,与政府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有半官方的性质。研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利于全面了解协会的活动及其意义。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相对于政府而言,属于民间团体。首先,从协会组织结构和主要人员分析,其主席团成员为陈铭枢、陈立夫及名誉主席孙科、何应钦、王宠惠等均为国民政府重要军政高官,蔡元培、宋庆龄、李宗仁在国民政府有着重要影响力,其均为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骨干人物。但是参与的会员来自各界人士,组成人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浓厚官方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有"政府外交"之实,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
其次,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用于职员津贴、印刷、招待,所有的活动经费开销甚大。除协会自身的微薄收入,陈立夫主席个人名义定期补助,国民政府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运作给予经济上定期补助,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按时将经费开展上报社会部,由社会部审核,如1940年3月19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将二月份经费收支情形概况表及计算书送审至社会部鉴核在案[12]16.由此可见,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部分经费来源于国民政府并需国民政府审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由于经费不符预算,恳请增拨补助费多次呈涵致中央宣传部和社会部。后因蒋介石在补助团体一项核减甚多,为符合预算,暂停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津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1940年2月份经费收支概况表收入项部分如下:收行政院补助费洋叁百元;收外交部补助费洋肆百元;收社会部补助费洋壹百元;收陈立夫主席补助费贰百元;收外交部王部长补助英文小册印刷费五百元;收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补助湘北胜利印刷费壹千元。[12]12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经费来源于个人捐助和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资金支持,更突显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半官方的性质。
再次,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以联合一切反侵略之民族与国家共同奋斗,以促进世界和平保障正义并发扬中国文化为宗旨,积极维护与各国关系,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招待各国使节,需要经国民政府批准,如社会部批复国民外交会欢宴各国使节的各项事项及有关文书[13].可见,协会需将外交招待活动上报。
在任周奈豪为海外理事一事中,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恳请社会部赐予核准;还有社会部等阻挠钱俊瑞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理事名义赴海外宣传的文书[14],不难发现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直接涉及海外的部分活动需获得经国民政府的同意和安排,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由国民政府管制;但是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又有一定的自由进行活动,包括电函书信、广播和讲习班等。所以,民间性和官方性两者皆具备。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对外传播中国军民积极抗日的精神,揭开日本的丑陋面目,还原真相;对内协助国民政府从事宣传,培养民众外交意识,团结同胞。
(一)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开展的活动
抗战期间,"全国人民故不能人人去外交,但外交当局却不可不以人民之公意为外交进行之立足点"[15].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进行外交以民意为基础,作为半官方的外交团体,其活动由国民政府引导,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配合政府抗日政策,作为政府外交的合理补充。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主要以舆论为立足点,使得国内国外联动。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主要有:
1、.派遣代表团出使,招待外宾
为了向各国政府及国际团体揭露日本侵略罪行,获取最大的支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多次派遣国民代表团出使。为答谢缅甸访华团访华,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缅甸访问团",共41人,为时两个月的访问。通过讲演、话剧歌咏和抗战画展等契机,联络在缅甸的友邦人士,加深他们对中国抗战的认识,对中国极度的同情及支援。
同时鼓励在缅华侨,为祖国抗战捐输。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曾向政府分析国际环境,发出请求派遣国民外交代表团至美苏的建议书,以求造成两国舆论,在1939年11月中旬,协会会议决定:"派遣国民外交代表团,访问美苏大城市,作大规模之民众宣传。"[16]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会务状况表工作状况的第五条:自抗战以来,各国人士多来华参观抗战情形,本会为连络感情,不使为敌方蒙蔽起见,故常以茶会方式招待外宾,报告我国如何抗战之一切实际状况,俾使国际间明了真象。[11]8英国全国职工会代表团来华访问[17],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参与接待,争取大国援助,维护友好关系,把握与别国的交流机会。1938年3月15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借海军青年会送别美国大使馆参事裴克。陈铭枢强调请美国深切了解中国,援助中国。裴克表示回国后,"极愿向各方呼吁,并将中国之抗战实况报告当局,使其尽量予中国以援助"[18].由于出访及接待外宾,需向国民政府审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这方面的活动相对较少,但并不影响其活动质量。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抓住每次与外宾直接接触交流的机会,通过各种形式招待外宾,宣传抗战形势并寻求帮助。
2、充分利用通讯工具,加大对外宣传
信件、电函、电话是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使用的主要通讯方式。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发动各国、各团体及与国际友人之间的通讯,布置世界通讯网。通讯宣传较其他宣传方法规模最宏大,收益最广。至1938年6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收到各方供给之地址,连同海外各团体之地址,共有十万八千余处,平均每日发信百余封,从3月13日至5月8日止寄往国外函件,美国1265件、英国873件、德国626件、法国607件以及其它各国706件.[19]158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发出大量电函,迭接国外来函,对中国抗战给予勉励,并为中国募捐以及送宣传品。通过发送大量电函,一方面揭露日本侵华暴行,争取国际同情,如代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拟致世界各国回教团体请一致制裁暴日函[11]36,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抗日目标;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抗日立场和应对措施。1938年4月,电英国总工会,工党国会党团,工党执行委员会对该会联席会议决议谴责日寇,抵制日货,并主张联合各国采共同行动,以制日本案表示敬意。[19]1611938年10月30日,电美国罗斯福总统,请制裁日寇,停止以军火、汽油、钢铁等物供给日本。11月28日,电世界反侵略大会,请各反侵略团体一致加强援华反日工作,以谋世界和平之早日实现。12月12日,函美大总统及国务卿,请其立即停止对日一切经济往来。[11]35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通讯工作中,积极宣传,积极与他国联系,表明抗日态度与立场,工作取得一定成效。1939年后,美国联合飞机厂,不再出售飞机给日本。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利用当时的通讯工具如信函、电话,主动向外国领导人和团体,请求经济、军事等方面制裁日本,为削弱日本的战斗力,寻得国际声援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纵观以上通讯类活动,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经历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以简单的书信、电函的方式,简洁明了表达中国的抗战立场,收获了国际方面的积极响应。
3、刊印外文宣传册,开展广播工作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搜集有关我国军民抗战事实,国民政府领导及专家言论和国民政府抗战政策,翻译成大量外文,刊印大量期刊和宣传册向外国人士宣传日本暴行和中国遭遇,增加了外国舆论对中国的认识和同情。为了更好发挥外文宣传册的作用,"派员赴难民收容所和伤兵医院搜集各种材料,预备印英文小册,对外国宣传敌军暴行"[20].其中刊印有:美国高伯兰先生广播演辞中日抗战之观察;汪精卫先生广播演辞中日战争与世界关系等。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编辑英文稿小册外,并将原稿寄国外各大报发表,如:中国空军及其空前之胜利、中日空战过去与现在、中国兵士攻击日本机械化部队英勇战斗记等。[19]
146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不仅从文字宣传,也透过广播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的立场,积极获取国际的支持。广播讲演便利迅速,又能普及听众。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汉口时,从1938年1月1日起,聘请国内外名流及学者,每晚八时半轮流以各国语言,分别讲述抗战与国际间各种重要问题,以及我军英勇抗敌的精神,使得世界人士对中国抗战有深切之了解。
后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由汉迁移渝,广播工作继续进行。方振武在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当天,通过广播英语讲演日本与世界和平。[19]
150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通过宣传册子、广播演讲,把抗战场面最大程度真实呈现给国内外民众,将战争的残酷与我国爱好和平的精神形成鲜明对比。虽缺乏和国际人士的直接交流与互动,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这些积极活动促进了国际对抗战的认知,为赢得舆论支持奠定了基础。
4、联合个人及社会团体,培养国民外交意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在国内各大城市组织分会。1938年6月为止,湖南已经成立分会,国内其他各地如重庆、广州等处均也着手筹备。国外,由尤永增、翁秀民、邝炳舜三先生负责筹备旧金山分会;李平衡、朱学范、王礼锡负责筹备欧洲分会。[19]143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国内外分会六十余处。1940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浙江分会正式成立于金华。[21]
这为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动的人力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为唤起国际的同情与援助,陈铭枢主席呈涵至社会部长希望全国各民众团体加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为团体会员。随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通令所属团体一律加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中国劳动学社、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等纷纷加入,多方联合开展外交工作,也保证了国内关系的团结稳定及促进国民外交意识的宣传。
因国民及外交协会会员缺乏一定的外交知识,为集思广益,共同研究,促进社会人士普遍注意基本知识,国际问题讲习班因此开办[22].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定期招收学员,邀请对国际政治外交各专题素有研究之学者,专家担任本班讲师,以国际政治、日本问题、中国外交政策、外交行政与技术等课程为主进行针对性、专业性教学。国际问题讲习班成为了学员学习外交知识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座谈会工作开展地井井有条,旨在唤醒会员觉悟及提高外交认知与能力。1929年1月19日第一次座谈会,王礼锡先生主讲"世界大战与援华运动",后有邵力子,周鲠生、张忠绂、董承光、谢贻徵、胡秋原五先生主讲,讲题为"英美合作对日制裁".座谈会主题紧紧围绕当时的战局和国际关系,使得国民、会员对外交有了更充分全面地认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不仅发展会员,也致力于民众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和外交知识的培养。尽管国际问题讲习班没有系统、完善的学习外交知识,受众并不广泛,但依旧是提高民众外交知识的主要方法,并有可操作性,也取得一定成效。
(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动意义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努力争取西方各国援华制日,对外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为更好地进行外交活动,同时也积极进行对内活动,壮大协会规模,唤醒民众意识,团结国民,实现一致抗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动的作用可分为国际意义和国内意义。
1、护形象,寻援助,促和平的国际意义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宣传军民英勇抗敌,维护中国主权完整,展现的是一个健康、完整的国家的形象,不屈服于武力暴力的欺压,奋勇抗敌,军民一心,政民一体的民族形象[19]144,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中国形象。抗战初期,西方国家表面保持中立态度,实则对日本更有利,国民政府官方外交进退两难,收效颇微,1936-1938年王正廷任驻美大使,未能获得美国对华的一分贷款。其后任胡适,也仅仅从美国获得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23].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对外活动,利用各方资源,努力联系他国政府、团体及民众,获取同情心并激发其正义感,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为中国正声。经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海外分会和所有人士一致努力后,促进了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物质援助和精神援助,严厉谴责日本违背人道主义的恶行的步伐。
《国民外交月报》曾刊文表示:美国"不只应供给飞机与军械援华,更应派多量远征军往华协助作战。"[24]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支持。在浙江分会成立时,李立民发表国民外交的基本精神与决策的讲演中强调: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25].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揭露日本的罪行,辅助政府外交为积极抗日作出贡献。
2、壮规模,唤意识,促团结的国内作用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致力会员和分会的发展,作为半官方的社会团体,拥有较多资源,吸收会员。一定量的会员,保证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日常工作和工作效果,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从自身规模出发,不断拓展各地分会,确保总会宗旨和任务目标落实。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本身就意味着国民爱国热情高涨和民族意识觉醒,积极参政。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参政意识也成为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国内重要的活动目的,普及国际外交、政治知识,鼓励国民积极参与。随着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中国国民的民族意识达到一定的高度,对国际外交形势普遍有一定的认识。当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国内关键性的作用就是促进国内政民团结、民民团结,保证国家凝聚力,实现一致对外。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国内不仅宣传日本罪恶的所作所为,还要致力于民族团结工作。在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努力下,举国上下,国民政府、各类团体、普通国民之间都高度相互信任,团结一致,一致抗日,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支持力量。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抗战期间,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跃时期的思想理念和积极活动,对于当下我国民众外交意识培养及我国外交活动依然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政府外交为主,民间外交为辅的全民外交意识政府外交有其独一无二的官方性和权威性,体现国家对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看法与态度,顾全大局。在全球化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外关系全面发展,民间外交的形式应当趋向于多样性、开放性。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以政府外交为指导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对我国民众的的外交意识有所启发。始终坚持政府外交的指导地位,丰富民间外交的内容与形式,结合团体、个人的实际生活,发挥一定的对外作用。
积极发展有中国代表性的团体和先进个人,开展与他国的交流与学习,弘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帮助发展中国家某些领域的发展,保持友好关系。如今,更多的国人拥有走出去的机会,积极展示中国形象和维护中国形象,这也是民间外交的一种特别形式。
面对走进来的国际友人和国际团体,以礼相待,以民间活动促进政府外交,政府外交引导民间外交,两者有效结合。
(二)外交内政并重的处理原则无论时候,外交内政的平稳都有重大意义,既保持国际立场,维护国家利益,又要顾及民众利益,保持民族团结。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针对抗战,明确外交主线,确保内政稳定,由内而外,有计划、有目的、有目标开展活动。内外并重,依然可以作为我国处理外交内政的重要原则。从内稳定人心,利用榜样典型,合法团体,培养民族意识及参政意识,提高公民政治修养,引导民众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对外坚守外交准则,保持友好态度,促进世界和平,坚定国家正确立场不动摇,主动担当国际责任。只有内外平衡,内外并重,国家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实现真正的复兴。
本文为"红色文化"专栏文章。"红色文化"专栏由浙江现代革命历史文化研究基地和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稿,旨在通过红色文化研究,凝聚队伍,拓展空间,提升认识,同时深化红色文化资政育人,为文化强校强省强国建设作出学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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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是古代植物埋藏在地下经历了复杂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变化逐渐形成的固体可燃性矿物。是一种固体可燃有机岩,主要由植物遗体经生物化学作用,埋藏后再经地质作用转变而成,俗称煤炭。煤炭被人们誉为黑色的金子,工业的食粮,它是十八世纪以来人类世界使用的主要能源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边区煤炭的开采概况及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时期边区煤炭的开采概况及意义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时期,制订了一系列符合时代实际需要的煤炭开采政策,对边区的煤炭进行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具有非凡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的煤炭储量丰富,民间广为流传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充分反映了陕北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地质优良的煤炭品种。但在中央到达陕北之前,由于多种原因,开采量并不大,只有蟠龙、瓦窑堡等地区有土法开采,边区 丰 富 的 煤 炭 资 源 长 期 不 能 被 人 民 所 充 分 利用。
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十分重视。一方面,边区政府成立后,便成立了边区政府建设厅工矿科,亦称第二科,主要负责矿产调查和采矿指导。还设立了军委军工局第一科,又称工厂管理科,负责管理与军事工业有关的工厂。在 1941年又成立了地质矿冶学会,并开展地质科普活动,进行地质矿产调查。
另一方面,在抗战时期,作为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边区政府把发展煤炭业纳入了经济建设计划之中,在工业建设任务安排上,党和边区政府对于煤炭的开采利用及煤炭业的发展始终高度重视。
1937 年 5 月,林伯渠在《解放》杂志第一辑第五期发表的文章《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制度》中指出:“在工业上注意发展石油、盐、煤、铁等主要生产,保护手工业。”[2]1938 年 11 月 5 日,边区建设厅厅长刘景范在《一九三八年边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报告》中谈到矿产方面时要求: “整理煤业、盐业,动员群众扩大运输工具( 大车) ,创修各地必要的大车路,推广煤盐销路。”1939 年 11 月 15 日,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里指出: “政府还在极力扩大采煤企业,使之能够供给更多人民的需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在公营工业方面,加强对石油、煤矿的开发。
1939 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通过的十二件重要议案中,其中包括“发展工业,供给抗战需要,奖励人民投资开办纺织、硝皮、煤炭……政府有计划的充实扩大现有之煤油、造纸、煤炭等工厂”.1939 年 11 月 15 日,《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又指出,“注意开凿煤矿及发展交通事业。”1940 年,《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关于二十九年经济建设的决定》中要求在延安、安塞增开煤窑,以增加燃料,解决燃料 供给。
1940 年后,在延安新市场举办的边区农工业展览会上,矿产展室专题介绍了安定的煤炭,注意了对煤炭资源的开发宣传。1941 年初,边区政府明确提出“投资 50,000 元,扩大采煤业,增加煤炭生产。”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要求,“不论纺织、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煤业均有发展前途。”“为此,我们在 1943 年应有如下的改革与计划: 增加资本( 数目另定) ,由各有关机关拟定具体计划,经财经办事处审定,分别投放于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工具业、煤铁业、石油业、某部分化学工业及某些调查研究事项,有计划地促进自给工业的发展。”
边区政府在 1942 年工作总结、1943 年工作计划纲要中决定要“发展煤矿及其他工业。”“投资十五万元在绥德、富县、关中等地掘修煤井,在延安组织煤 炭 供 销,在 吴 堡 设 煤 栈,并 继 续 在 关 中 炼铁。”西北财经办事处提出的 1943 年发展工业计划中,规定了本年边区工业的中心任务,“发展煤矿及榨油等工业”位列其中。同时,《西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以来的工作及卅二年工作计划》指出,1943 年在煤炭方面,“首先扩大延安的煤炭产量,工资改为计件累进制,改进运输事宜,减低运费,试办公营供销栈。其次,协助发展各地掘煤,延长油厂新开或整理一个旧煤井,绥德龙镇与富县各开一新井,关中衣食村拟在煤井内试打平巷,吴堡、佳县拟设煤栈,收买山西煤。”
1944 年 5 月 29 日,《西北局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又强调,“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合作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瓷器等工业。”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发展边区煤炭开采业,振兴边区工业,搞好边区经济建设,党和边区政府对于私人煤炭业给予大力倡导和支持。如边区对私人煤炭业的政策是: “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欢迎区内外地主商人创立工业”,“欢迎华侨来边区投资”.希望在“掘煤、炼铁、纺织等工业”方面投资。经营炼铁、造瓷、掘煤等实业者,如因意外遭受损失,而该业主人愿继续经营者,得呈请该县市政府呈边区政府酌量予以帮助。
显而易见,在这段时间内,不管是边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报告,还是边区党委、政府关于每年经济建设的决定,亦或是展览会上的宣传和报纸等报道,都对边区煤业的开采和发展有所强调或专门指出,充分证明了党和边区政府对于陕甘宁边区煤炭开采业的高度重视。虽然这些还没有形成专门的关于煤炭业发展的政策以及成熟的煤炭开采利用制度,但保证了战时特殊环境下边区煤炭开采以及煤炭业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抗战背景下,这是十分不易的。这无疑为边区工业的发展乃至整个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视,政策的得当,抗战时期边区的煤炭开采业,呈现出相对繁荣的局面。抗战前,延安的煤井仅有六个,而且产量不大。抗战开始后,延安的工业开始成长起来,煤业逐渐发展。1937 - 1938 年边区的煤窑个数、年产量无明确记载,仅从部分资料记述内容分析和推算,其年产量大体是: 1937 年以前年产量在万吨左右; 1938 年有公营煤矿三处,私营煤矿二十余处。从季节性煤窑生产的特点考虑,其年产量约为三、四万吨。
1939 年,陕甘宁边区煤炭产量达到5 万吨左右。1940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市新市场举办的边区农工业展览会上,矿产展室专题介绍了安定( 子长县) 的煤炭资源与产品,注意了对煤炭资源的开发。由于同宜( 同官、宜君) 办事处在本年成立,仅衣食村( 今焦坪矿区陈家山地区) 就有生产矿井 19 处,当年边区煤窑增加到 40 余处,产量约 6 万吨。
需要说明的是,1937 年中央进驻延安后,为了及时解决军民比较集中驻地延安市区的燃料,1940 年又由中央管理局侧重建设和开凿了部分煤矿。主要包括: 1940 年春,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偏桥的利华三厂、1940 年秋,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罗家坪的新中国三厂、1940 年,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白家坪的利华一窑。这三个煤矿都属于公营,所产煤炭全部供中管局所用。其中利华三厂、利华一窑日产炭 10000 斤,新中国三厂日产炭 4000斤。还有 1940 年秋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朱家沟的民生煤厂,该矿属于公私合营性质,日产炭12000 斤,年产炭 2400000 斤。 其 中 中 管 局 自 用75% ,销售 25% .由此看来,边区的煤炭开采业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到了 1941 年,据统计,“延安共有煤厂十五个( 公营十厂,私营五厂) ,工友三七四人,日产煤 112,000 斤。”延安公营的 10 个煤矿中,主要有: 359 旅部队在 1941 年 1 月开办了一煤窑并出煤,每天产量3000 一 4000 斤,经两个月整理,日产最高达万余斤。
除开工资外,尚能供给 50 余锅蒸盐之用。由联防司令部1941 年10 月在延安朱家沟创办的利华二井( 原复兴煤窑) ,日产炭 10000 斤,年产炭 2100000 斤,80% 的炭供联司用,20% 就地销售。此外,公私合营的主要包括 1941 年春由军工局创办的位于延安白家坪的白家坪五窑,属于公私合营,煤厚 8 寸,可以炼焦。日产炭 4000 斤,全部供军工局所需。共分六股,公家占五股,私人占一股。
1941 年开窑的警卫团煤厂,属于公私合营,实行股份制,共十股,其中警备团占三股,日产炭 3000 斤。该团所以入股,是为解决本团之燃料所需。
总之,1941 年 全 年 边 区 煤 炭 产 量 约 6. 6 万吨。可以说,基本上保证了军民日常生活及生产所需之燃料。1942 年,边区煤炭开采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公营、私营、公私合营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 1942 年 4 月由中管局创办的位于延安朱家沟的公营新中国二厂,日产炭 6000 斤,年产炭 120000斤,全部供中管局所用。由联防司令部于 1942 年 6月在延安朱家沟创办的公营利华一井,月产炭120000 斤,年产炭 2400000 斤,80% 的炭供联司用,20% 销售。1942 年 6 月由总工会创办的延安朱家沟新兴煤厂,属于公私合营,日产炭 10000 斤,年产300000 斤。
私营煤炭开采方面,据《一九四二年炭厂调查表》记载,当时朱家沟私营老窑,日产煤八千斤,月产煤十五万斤。白家坪利华二窑、三窑、四窑,共有炭工七十四人,把工十二人,日产量共一万五千斤。当年“陕甘宁边区共有煤井 61 个,其中延安 15个、关中 15 个、安定( 子长) 15 个、绥米 16 个。年产量约 8900 万斤。”具体如下表:【1】
1943 年,在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煤炭开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较好地保证了边区军民的燃料供给。
据边区经建厅统计,1943 年边区共有煤井 100个( 延安区 25 个,月产约 2000 吨; 关中区 20 个,月产2200 吨; 子长煤区煤井 12 个,月产 406 吨; 绥德煤区43 个,月产约 3000 吨) ,总计矿工人数 1891 人,每月出产煤 7606 吨。若按其月产量计算,全年的煤炭产量应为 91272 吨,约比 1942 年提高 36. 8%,如下表:【2】
边区对 1944 年全年煤炭产量虽未作明确记载,但由于子长、同宜两个矿区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其产量大约比1943 年提高15%左右,考虑1944 年的煤炭产量约在 10 万吨以上。
该年煤炭产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 1944 年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边区工业”、“打倒日寇”和“工业品实现完全自给”的方针指导下,边区广泛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积极发展公营生产的同时,“有计划地发展合作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瓷器等工业”,实现“质量好,产量高,成本低”的要求。
具体就拿朱家沟为例,1944 年朱家沟已经成为边区的重要矿区。根据地质勘察组成员莫汉 1944 年 10 月的记录,延市附近出炭区,有朱家沟、安家沟、白家牙、蟠龙。以距离计,仍以朱家沟为最宜,且已有集中之七井在那里。
在朱家沟这里,其中1940 年以前,仅有蔡玉周经营的一个煤井( 即万顺窑,现属党校校部) .1940 年底,中财处先后在朱家沟开掘煤矿二处,1941 年留守处开掘一处,1942 年联勤开掘一处,西北党校、边抗联又开掘一井,1943 年保安处开一井,总计现有煤井七处。生产量与工人的情况是:【3】
可以看出,延安朱家沟煤区在 1944 年煤炭产量不断提高,仅 1944 年上半年 1 至 6 月份( 有闰四月,故为七个月) 累计产量 896 万斤,比 1943 年上半年平均累计产量 750 万斤提高 19. 5%.足以证明本年度煤炭产量的提高。
到了 1945 年,由于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边区军队、机关、学校的广大人员纷纷奔赴抗日前线。1945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军队、机关、学校所经营的煤厂多数在下半年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况,其煤炭产量也未作明确记载,估计 1945 年比 1944 年当有下降。从抗战时期边区的煤炭开采概况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煤炭开采业,从所有制形式看,囊括了公营、公私合营、私营等多种形式; 从办厂的单位看,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均积极投入,其中公营煤矿方面以中央管理局和联防司令部为主; 从产量看,1937 -1944 年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较好地解决了边区的需求; 从边区产煤区域看,边区的公营煤矿集中在延安煤区,公私合营煤矿主要分布在延安区周围,边区私人煤炭业主要分布在关中、子长、绥德煤区。
在战时环境下,虽然面对资金缺少,设备匮乏,运输不便、技术落后等重重困难,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制裁,但陕甘宁边区的煤炭开采业还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保证了边区军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燃料需要。我们认为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党的正确领导,也就是说,是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一条正确发展经济的方针和政策作用的结果。
( 一) 边区煤炭的开采,促进了边区工业的发展,服务了边区经济建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众所周知,陕甘宁边区过去曾是一个被叫做“地瘠民贫”的区域,工业是非常落后的。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前,“只有家庭的妇女纺织和农村的手艺匠,少数的硝皮场,制毡坊,煤炭场等……工业品全依赖边区以外供给。直到工农红军到达边区,才开始有小规模的军事修械厂、印刷厂等”.足见当时边区煤炭开采业乃至整个工业的落后。因此,要发展工业,应按工业发展的必然程序,尽快建立必要的原料工业。如煤既是动力的基本原料,同时又是煤焦工业、医药品工业、颜料工业、火药工业及其它化学药品工业的直接和间接原料。我们应先建立炼煤工业。其他才可以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在党和边区政府一系列政策的鼓励指引下,截止1942 年 12 月,边区已有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工业。这七类共计工厂 74 个,资金59670962 元,职工 4036 人。其中煤炭厂 12 个,资金1777070 元,职工 432 人。
可见,在七类工业中煤炭业已经占了相当的比例。根据以上数字推算,煤炭业当时占公营工厂( 场) 个数的 16. 2%,资金的 3%,工人的 l0. 7%.可以说,在煤炭业自身达到发展的同时,助力了边区其他工业的发展。如 1942 年 12 月,范慕汉在陕甘宁边区的矿产一文讲到: 所产煤炭,用于炼焦者( 瓦窑堡及延安白家牙之煤可炼焦) 约占30% ,用于燃料动力者约占 70% .延安白家牙1944 年前半年 7 个月( 有一个闰四月) 共产了 3,800,000 斤 煤 炭,供 大 家 用 作 炼 焦、烧 锅 炉、打 铁 之用。
因此可见,一方面,煤炭开采业本身作为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是衡量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指标; 另一方面,由于煤炭业的发展,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燃料,对于炼焦、炼铁以及其他各种化学工业的创办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抗战乃至建国以后重工业发展打下基础。不言而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连锁效应,促进了边区其他各项工业的发展,也正是由于边区各工业的逐步发展,才为抗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需求,从而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正如 1943 年 6 月 9 日刘景范在《为改造我们的工厂而奋斗》中指出: 我们建立了纺织、造纸、化学、工具、煤、瓷、印刷、被服、制鞋等工业,工厂大小六十余处。在产量上,“如医药、煤、瓷等亦解决了大半。”“在供给抗战需要,解决经济困难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 二) 边区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基本保证了边区军民生产生活所需
陕甘宁边区在“向无工业的基础上”,自抗战后,着手于军事工业和石油工业、煤炭业的开采,不到两年功夫,收到相当效果。安定与永坪生产的煤,是陕北有名的。经过整理和开掘,不仅充分供给了各工厂、机关,并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而且价廉( 每元大洋八百斤) ,除每月以一天的生产全部煤价拿去优待红军家属外,红属买煤得到九折优待。1938 年,“延安、淳耀县开采的煤矿有三处 ( 公营) ,均用人工开掘,规模较小,每井有工人三十余名,每日产量最多不超过万斤,供给当地需要。私营煤矿,边区共有二十余处( 延安、安定、延川、延长) ,均系群众合股小规模的人力开采,日产炭三十余万斤,可供该四县三分之二的群众燃煤。
1941年,八路军后勤经建部自 1940 年 10 月份经朱总司令号召,利用边区土产,开设工厂,以完成军委机关自给自足的任务,各厂成绩卓着,解决了军委机关的燃料问题。经建部有煤炭厂三个,可供军事系各单位所用石炭。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我们的石炭业集中于延安、关中两处,多为日用目的。到了 1944 年,在产量上说,延市附近的家用煤炭,全部仰仗于朱家沟的供给。从1944 年 1 月以来,已能做到每井月产炭 20 万斤,使朱家沟做到每月供给延市煤炭 150 万斤左右。显而易见,边区的煤炭生产,保证了边区军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燃料需要。
( 三) 边区煤炭的开采利用,推动了边区地质科技工作的开展
边区煤炭开采利用的意义,还表现在有序地推动了边区地质科技工作的开展。抗战时期,为了更好地开采矿产,使边区的资源服务于人民,在煤炭勘察方面,1941 年至 1945 年,由边区地质矿冶学会组织进行对煤、铁、石油等地质矿产先后进行了三次调查。
最具代表性的有 1941 年 9 月,地质考察团分两路由延安出发,一路由武衡带队,赴子长、绥德小理河和米脂龙镇调查煤矿; 1941 年 11 月至 1942 年 2 月,由武衡、汪鹏、范慕汉组成关中地矿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耀县、淳化等地,调查煤、铁和耐火粘土矿。所有这些矿产地质调查或煤矿勘查工作的进行,使得对边区的地质和矿产情况有了大概地了解。
当时,《解放日报》关于勘察边区煤炭资源的报道文章也较多,如: 《安定煤炭出产多,应改良设施》、《环县甜水堡马方清发现碳苗》、《延安燃料的源泉》、《延安的煤业》、《关中分区的地质及矿产》、《地质考察团考察关中煤炭区》等。此外,1944 年瓦窑堡等煤矿的工人对边区煤矿进行了科学勘探,并绘制了地质图。同时,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还对边区煤炭做了大量的化学分析工作。比如,在由绥德至延安、淳耀一带,均有极大之煤层分布,为边区煤之主要产区。由黄河至甘肃交界,亦均有深成煤层,其大部为有烟煤,煤质尚好,根据化验结果,其成分为:【4】
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边区矿产的开发利用,1941 年成立了由区政府、自然科学院和军委军事工业局三个系统的地质技术干部组成的地矿学会。
1941 年 11 月,军工局委派地矿学会出发关中进行地质调查任务。地矿学会部分成员 11 月 28 日从延安出发,途中勘察了甘泉铁矿,而后转赴关中。12月 15 日到达关中分区主要的产煤区衣食村,对当地的煤田地质和铁矿、耐火土等资源作了调查研究之后,又去葱岭子、上石街、香山、照金、安子凹一带进行工作。经过勘查分析,关中煤田属石炭二叠纪,有煤两层。上层煤厚 1 公尺,下层煤厚 10 公尺,是当地煤窑开采的主要层位。因受桥山山脉大断层的影响,煤系地层变动剧烈,断层、褶皱很久,煤层倾斜陡平不一,厚度也不等。例如衣食衬的下层煤厚约 10公尺,倾角 15 度,而西延至峪原,煤层就陡立了,煤厚只 5 公尺左右,再西展到照金、安子凹一带,煤层更薄,倾角变缓约 60 度。这层煤是烟煤,经分析,含炭 50%,挥发 20% 左右,夹石很多,经选矿可以炼焦,用作炼铁燃料,衣食村的煤,厚而易采,又是老矿区,是个良好的燃料基地。
到了 1944 年春,边区政府制定了两年内主要工业产品达到全部自给的奋斗目标,决定组织调查团,去瓦窑堡调查地质及建厂条件。调查团由西北财办工业处处长陈郁带领,成员有佟城、汪鹏、范慕汉、王惠德等。8 月开始,至 1945 年因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而停止。
可见,边区煤炭的开采利用,与边区的地质科技工作相辅相成,尽管处于艰苦的战争年代,但党和边区政府对地质矿产的勘查并没有停止。一方面,科技地质工作的开展,为边区煤炭业发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边区煤炭的开采利用需求和煤炭业的发展,有效地推动了边区地质科技工作的开展,使得大家在当时能够看到煤矿的样本化验结果和储藏量情况的研究,考虑怎样利用边区现有天然富源和人力财力推动战时的国防经济建设以及服务边区人民生产生活需要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边区政府在进行煤炭开采、发展煤炭业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森林的保护,如:1942 年 12 月,范慕汉在陕甘宁边区的矿产一文讲到: ”今后要想保护边区森林,就应大力发展煤炭事业。“[13]110由于陕北一带的农民伐木做燃料现象是普遍行为,因此当时将煤炭的开发利用作为为民解决燃料的一条途径而避免森林的破坏,今天看来,在那么艰苦的抗战环境下,能考虑到这一点,足以证明党和边区政府是极具战略眼光的。
综上所述,边区政府在当地经济落后,设备、资金和技术人才十分缺乏,四面被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本着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恢复和发展边区经济,组织力量调查边区的煤矿等资源,并对边区煤炭进行了有效地开发与利用,是难能可贵的。
[1]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煤炭志[G]∥陕西省志: 第17 卷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2]林伯渠 . 林伯渠文集[M]. 北京: 华艺出版社,1996: 50.
[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 工业交通[C]∥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3 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4]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 .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 1937 年 - 1939 年) [C].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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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方即敌人的后方也就是说是敌人的占领区,两军对峙形成相当长的一道战线,一方人员越过了这道战线,并且深入过这道战线一定的距离,就叫做敌人的后方,后方是给前线提供弹药和生活补给,较大的医疗医院以及物资装备的制造生产研发等,异常危险。 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后方获取国外能源的特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后方获取国外能源的特点 全文如下:
能源是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民众生活必需的燃料和动力源。现代战争中,由于战时交通和武器装备的需求,能源更成为前线战场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因而保障战时能源供给就成为行政当局最为重要的使命和任务之一。抗战时期,正面战场上国土大片沦丧,能源储备相对丰富的东北、华北等地区相继为日军所侵占,国民政府局促于西北、西南两隅。日军还千方百计切断中国的对外交通线,切断大后方的能源供应,能源输入日渐减少,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能源需求的日益增加。随着战事进展,后方运输工具不断增加,仅军政部一个部门,1939 年有各种军用车辆近13000 辆,每月需油为 2485005 加仑。然而 8 月中旬军政部存油仅有 1430000 加仑,远不敷使用。故而何应钦疾呼: “油荒危险,即在目前燃眉之急,亟待救济”.①大后方的能源生产此时尚未走上正轨,缓不济急,从外部输入能源就成为必然选项。不过大后方从外部输入能源的过程,却因未有预先筹划而困难重重。
其实对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的能源保障,有识之士早有建言。战前就有人指出: “石油之重要识者类多知之,况近年全国公路建设一日千里,航空飞机扩充不已,石油之消耗量与之俱增。设一旦战事爆发,则运输汽车、坦克车、飞机等无一非以石油为动力之源。吾国石油向仰给于外人,漏卮年达数万元。万一战事发生,海口为人封锁,遂更有坐以待毙之危。”②1935年初,津浦铁路工程师郑华建议,从缅甸腊戍,经昆明、贵阳铺设油管到重庆。他设法获得了美国油管设备公司支持,并得到了铺设油管的技术资料和经济成本核算资料。③然而因为相关经费无着落和美国顾问的反对,该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铺设战略性能源管道的计划遂告搁浅。尽管民间人士为能源战备奔走呼号,国民政府高层却虑不及此,全然没有周密考虑战争爆发之后能源的需求,更没有对能源输入的线路预为筹备,以至于战时大后方能源供给完全处于混乱无序状态,仅仅依靠应急性的措施来予以保障。
战争之初,日本海军就利用其优势,实施了对我国东南沿海的封锁,只不过因中国海岸线辽阔,日方又未对英美等国公开宣战,封锁难免存在漏洞。此时,香港到广州交通线路成为主要的能源通道,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等外国石油公司尚可打着第三国的旗号从沦陷区输入石油,国民政府便鼠目寸光,依赖这种依靠走私的石油供给方式。然而随着战争的进展,日军加强了对华经济封锁。1941 年 1 月裕仁天皇亲自确定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要求对华“力求加强地面、海上及空中的封锁。切断法属印度支那通道,阻止缅甸通道,以海军封锁海面及以陆军兵力封锁海港作战并行,加强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压迫”.④大本营随即于 2 月 26 日下达第 488 号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对浙江省以北的中国沿海、华南方面军应对福建省以南的中国沿海,自现在起分别以一部兵力,随时进行以封锁为目的的作战。
⑤日军随后进行了广州作战,封锁了香港到广州的能源运输通道。此通道一失,国民政府方才如梦初醒,仓卒间寻求其他的能源通道。1939 年 5 月,在经过与法属越南殖民当局的艰难交涉之后,滇越铁路局同意从当月 22 日起,“以总运量的 4/9 拨交海防分处转拨各机关装运政府物资,其他 5/9 则由( 滇越铁路) 公司直接拨予三油公司( 德士古、美孚、亚细亚) 、洋灰公司及中法商人”.⑥此后滇越铁路成为国民政府最大的能源通道,据统计在1939 年 7 月到 1940 年 2 月的 8 个月间,共运入油料25937 吨。⑦油类产品占全部运量的 52. 67%和全部价值的 22. 32%.⑧至 1940 年 4 月,滇越铁路的月运输能力扩大为 24000 吨,在分配给国民政府的 15600 吨的月运输吨位中,汽油运量为4900 吨,占据差不多1/3 的份额。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仅仅两个月后,日军就切断了滇越铁路,使得这条当时最为重要的能源通道中断。随后大后方的能源输入依赖当时交通基础设施尚不完备的滇缅公路。从 1939 年初到 1941 年底,滇缅公路已经成了中国抗战唯一的输血管。⑩两年间,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各种物资达 221567 吨,其中 1/3 为汽油。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摆脱了一切国际条约的束缚,得以侵入英法等国势力范围,切断了滇缅公路。尽管此时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还有一条通往苏联的能源输入线路,但是该线路能源输入量不大,且多用于沿途公路运输之消耗,并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趋于停顿,故而对大后方能源紧张的局面缓解不大。
其后大后方陆路能源输入几乎断绝,转而依靠美国建立的空中航线---驼峰航线。1942 年 1 月 30日,即侵缅日军攻占缅甸第二大港口毛淡棉的当天,罗斯福便提出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另辟一条陆上补给线的可能性,并委托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与中方外交部长宋子文协商。然驼峰航线系临时开辟,地形地貌极其复杂,不仅要穿越青藏高原,而且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高黎贡山、横断山等山脉的高山峡谷,沿线气候条件极为恶劣。
此后直至 1944 年底,中美在缅甸反攻成功,中印利多公路和中印油管成为了陆路能源通道,驼峰航线的压力才有所减轻。应急性的能源输入方式造成了能源供给的不稳定,每当日军封闭一条能源通道,国民政府才临时开辟另外一条通道,自然不可能应付后方海量的能源需求,且由于对日军进攻的速度和节奏缺少相关预警,很多能源落入日军手中。很多能源因运力不足无法抢运而被迫销毁,1942 年 5 月日军侵占缅甸,就导致了我国存放在该国遮放、芒市两地的3 万余吨油料被迫只得自行破坏,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在抗战期间大后方能源输入当中,能源输入主要是石油及其制品的输入。煤炭和电力方面的能源供给,尽管大后方相关能源的储备并不丰富,然而多方1由于中国在抗战前并未能发现大规模的油田,仅仅在甘肃玉门和新疆的独山子发现了少量工业油源,其开采量尚不足以保障国内日益庞大的液体燃料需求,因此液体燃料尤其是汽油、柴油、煤油等亟需外运。在能源输入的方式上,既有滇越、桂越铁路的铁路运输,也有滇缅公路、甘新大道的公路运输,还有驼峰的空运,以及后来的中印油管的输送,甚至还有马帮、驼运等驿运的原始方式,几乎尝试过所有的运输方式。上述运输方式尽管在运输效率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别,但是却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成本高企、代价极其昂贵。从保障抗日正面战场作战胜利的角度来看,是必须进行的,但是其代价之高却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公路运输为例,大后方两条主要的能源输入线路滇缅公路和甘新大道,滇缅公路地况复杂,通车能力不足。甘新大道则路途遥远,其中仅仅迪伊、迪哈两段公路全长就有 1895 公里。抗日战争爆发,为便于苏联物资的运输,该公路分别向东、向西进行了延伸,“向东从哈密伸到星星峡,与西北公路连接,向西从伊宁延至霍尔果斯,与苏联公路连接”.
尽管该路线的具体长度缺乏准确的数据,但从兰州到新疆伊犁,就长达四千多公里,还不计算兰州到四川或者其他地区的路程。长途运输消耗了大量的油料,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在致财政部的电文中称: “俄方允给之汽油原为每月一千吨,但自元月迄今仅接收七百余吨,现天山北路正值雪解,飞机、汽车皆难畅达,而陕甘线区接运物资之车辆需汽油六百吨以上,似此俄方来油困难,哈密运输有停顿可能。”?路上能源消耗竟达 60%之多。
空运的消耗更为庞大,“驼峰”不仅地形险峻复杂,还有世界上最恶劣、最可怕的气候。从西面来的低气压与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高气压团以及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的低气压团相撞,使得航线上经常有暴风雨、猛烈的湍流、每小时 160 -240 公里的侧风以及严重结冰。
在此复杂的航线条件下,运输队伍损失惨重,据统计美国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运输机 563架,损失率为 30%.坠毁飞机最集中的地方飞机残骸连绵一百多公里,被人们称为“铅谷”.战后美国官方公布了这样一个数字: 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 人。
驼峰航线的巨大代价不仅是人员和飞机的损失,还体现为运输工具本身的能源消耗。1944 年 10 月,印中师( 负责驼峰航线的航运部队) 每天消耗 400000英制加仑( 约为 1818400 升) 燃油,1945 年 5 月为700000 英制加仑( 约为 3182200 升) ,1945 年 7 月为900000 英制加仑( 约为 4091400 升) .
以美国空军在华作战所需汽油为例,从印度港口经驼峰航线每向中国作战的美国飞机运 1 加仑汽油就要在途中消耗 6加仑,B - 24 轰炸机飞跃驼峰 3 次,才能运来 1 次战斗所需的汽油。
为了改变这种代价空前巨大的空运模式,抗战中后期中国能源的主要援助国美国寻求重新建立陆路能源通道。早在 1942 年 4 月,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初,就提出要修筑一条从印度利多经缅甸密支那最终到中国云南的陆上通道。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主张,由于驼峰航线运量不能满足中国需要,必须收复缅甸打通一条通往中国的实际供应线。1943 年3 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 “只有空运航线,是永远不能运送作战的必需物资给你的陆军、空军以及陈纳德的空军……因此,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重任,经缅甸进入中国陆上供应线必须尽早打通”.
伴随着中印公路的打通,随之而来提上日程的是中印油管的建设,尽管油管输送能源的成本较其他方式低,但是油管的建设却是以巨大成本为基础的。据统计,中印管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油管,蜿蜒 3200多公里,需要 492000 节管道,总数有 50 万吨油管用于中印油管系统管道的铺设,所有材料均需从美国运输。在建设过程中,中美两国工程技术人员死亡 18人,美国工兵的出工率是 100 万个工作日/天。印度军队( 可能是英印工兵) 、本地劳工和中国人另外的出工率也是 100 万个工作日/天。总计计 300 万个工作日/天。
很显然,上述能源输送方式都面临着高昂的代价,具有不可持续性,所以当战争一结束,上述运输方式就立即退出了历史舞台。
尽管抗战时期盟国和国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对大后方的能源输入,但是无论是哪种方法都不仅面临着巨大的成本消耗,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后方能源紧缺的问题。因此大后方在严峻的局势下,被迫采取多种方式降低对外部能源的依赖。
为减轻对外部能源的依赖,1941 年 12 月行政院召集财政部、经济部、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交通部召开会议,讨论大后方的能源补给问题,并作出决定:“1. 甘肃油矿之生产,应设法增进,所需机件连带运入; 2. 酒精生产应设法增加原料; 3. 桐油提炼应设法推进; 4. 木炭车、煤炭车之推进应设法努力”.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则对下属相关单位下达了具体任务指标,“查自越南及缅甸禁运以来,各种油料涓滴不能进口,国内油矿亟应积极开采而各项代用品亦应加工赶造,以期自给用于抗战。……自三十年一月份起,每月必须设法供给军用汽油三万加仑。而对于酒精植物油及其他代用品亦应设法增加生产,以应需要。”当时,最为困难的是汽油的保障,大后方行政当局开展了节约汽油运动,提出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还将军用汽油调成血红颜色,以示汽油为血,要爱惜节省。如果司机偷窃汽油,甚至可以被判处死刑。为了在大后方开采出工业油流,国民政府曾拨出1 亿多法币。
蒋介石还亲自视察过玉门油矿,蒋还对当时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表示: “玉门油矿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告诉我,我一定支持你”.在大后方石油建设者的积极努力下,玉门油矿自 1939 年投产到 1945 年,共产原油 22. 5 万吨,炼制生产汽油3. 57 万吨,煤油 1. 56 万吨,柴油 0. 15 万吨。
解决了燃眉之急,以至于“各界用户迫切需要,不得不跋涉荒凉,前来接洽,而交上级机关之函电,亦带恳求之意。”但是仅仅依靠玉门油田的石油,远远不能满足后方需要。尽管后方汽油产量由 1939 年的 4000 加仑,增加到 1944 年的 4048000 加仑。至 1945 年止,七年共产汽油 1303 万加仑,但与战前我国的平均汽油需求量 3000 万加仑相比,无疑是相形见绌。
为此大后方对液体燃料的使用开展了严格的管制,进行了严格的配给。资料来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藏,曹立派、赵士奇: 《中国战时酒精工业之研究》,《资源委员会季刊---酒精专号》,第五卷第一期,《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一二八,案卷号-18079.大后方还加大了酒精等代汽油产品的生产力度。
到 1941 - 1942 年,国统区内酒精业出现最为繁荣的局面。据当时官方统计,截止 1943 年 6 月,全国现有厂数共 223 厂,其最大产量每月可产 1860000 加仑。
然而即便是酒精产能大增,也不敷军需民用之需,为了严格控制酒精使用量,四川公路局甚至对车辆在各路段的酒精耗费量进行了精确量化处理,对各路段的能源消耗进行管控。
在汽油与酒精亦不能满足供给的情况下,大后方的交通运输部门采取了将运输车辆的动力改为木炭车以及煤气车的办法,在汽车上装炭炉、褐煤炉。然而汽车改用代用品后,因燃料性能的差异,动力不足,导致发动机部件早期损坏。由于部件损坏,车辆待油、待修,停驶纳日多,运输濒于瘫痪。
据 1944 年统计,甘新大道由玉门至兰州每月约运送油料 19 万加仑,由兰州至广元每月约 15 万加仑,而所用汽车共1040 辆,几乎全为 1939 年的旧式俄车,行驶均在 5 年以上,机件破损严重,经常保持完好的不过 300 辆。因此,尽管在多重手段之下,大后方对外来能源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但是从长远来看,对汽油等高品质能源的需求依然异常强烈。如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在华作战的航空汽油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飞机、坦克等现代化装备无法用酒精、代汽油等液体燃料来驱动,而此类装备往往能够在战争中发挥极大作用。
能源不仅是交通运输的血脉,同样也是现代战争军队动力的源泉、战争机器的血液。抗战时期中国战场尽管因为中日双方在武器装备的机械化程度方面不如苏德战场,但也具备了现代战争的基本特征,即空军和机械化武器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抗战期间,据统计,从1942 年7 月4 日到1945 年8 月8 日陈纳德辞职离华,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与第 14 航空队共击落日机 2900 余架。
并在豫湘桂战役、湘西会战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军空军还在 1943 年底掌握了中国战区的制空权,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行动。时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在评论远征军反攻缅甸时认为: “当时日本东条英机式飞机已为美国 P -51 驱逐机所制服,美国并有 B- 25、B - 29 轰炸机等攻击利器,在缅甸崎岖山地轰炸敌人代替炮兵火力,敌空军处于劣势,此亦敌失败之主因”.日本人也认为盟军的空运补给是日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东京一家电台说: 我们在前线作战的困难是由于缺少补给和空中优势。敌人通过空运获得食物补充,而我方士兵靠少量谷物坚持战斗。
然而第十四航空队却经常不能获得充足的燃料补给,导致其在战争期间长期处于被动作战状态。1942 年 12 月,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因缺少燃料停止作战; 1942 年 12 月至 1943 年 4 月间,陈纳德的驻华空军因缺少机油等物资,被迫减少甚至停止作战;1943 年 3 - 5 月间轰炸机仅采取了几次作战行动。
航空燃料供给的不足主要是受到驼峰航线的影响,因驼峰航线的运输机数量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达到要求,严重影响中国战场的作战。美国总统罗斯福被迫亲自干预,1943 年4 月1 日,罗斯福告知蒋介石:一旦驼峰运量达到 4000 吨,陈纳德每月将获得 1500吨,夏季月运量达到以 6000 吨时,陈纳德应该获得需要的全部汽油和补给。
5 月 1 日,罗斯福通知宋子文: “( 一) 5 月和 6 月地面部队获得 500 吨,空军获得其余的吨位。7 月 1 日起,中印空运可达 7000 吨,4700 吨供应陈纳德空军,2000 吨供应陆军,剩下的300 吨亦供应空军; ( 二) 9 月 1 日起,每月空运可达 1万吨,并逐渐增加。”在空军优先战略的支持下,陈纳德的航空队才得以恢复活力,并在 1943 年底到1944 年初夺得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1944 年底,美国制定了利用 B - 29 大型轰炸机从中国大后方直接轰炸日本的计划,但是受到驼峰航线航空汽油运输量的限制,只开展了为数极少的轰炸行动。据 1945 年 6 月美军的报导: 自川西空军基地起飞轰炸日本的重型轰炸机 B - 29“空中堡垒”因耗用油量过大,缺乏足够的储备汽油,不能随时出击。
轰炸日本的飞机用油,须先从印度运到四川西昌。运油飞机本身消耗掉大量汽油,运输机从印度起飞时,油仓已装满,汽油在去来一趟耗用后,只剩下约 20%至 30%,一架飞机要来去印度一星期才能储存够一架“空中堡垒”轰炸日本一次之用。严重影响了军事行动的效率。
在驼峰航线空运量的限制下,大后方的军队因为燃料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在 1944年夏季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丧师失地、一溃千里。但是仅仅在半年之后,因为中印公路和中印油管的贯通,正面战场部队很快就恢复了活力,不仅在湘西会战中抑制了日军的攻势,而且还制定了“白培计划”,试图在正面战场发动反攻。在此问题上,中印油管功不可没,据《十五年交通概况》一书的统计,自 1945 年 6 月起,每月由中印油管输入我国的油料为 18000 吨,每天平均约输入 600 吨,至1945 年 8 月厂日本战败投降后,至当年 11 月份停止输送,总共输油时间为七个月,输入汽油、柴油、润滑油等油料,约 10 万多吨。用油管输运油料,半年输入的数量,相当于滇缅公路用汽车运油一年半的数量,较之飞机空运之油更为巨大。
在此巨量的油料保障支持下,不论是空军抑或陆军都拥有了充足的燃料,发动反攻遂顺理成章,即便是日军没有在美方原子弹和苏军攻势下投降,中国军队也能够将日军赶出中国大陆。
能源是战争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如果不能保障战时能源最低限度的供给,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工业生产、人民生活所需都将陷入绝境,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尽管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外来能源输入没有规划,充满着应急性特点,在运输过程中又代价高昂,但它却是中国抗战能够坚持下去必不可少的支柱,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战场空中作战的成败及制空权的争夺,而且对整个正面战场的作战影响深远。可以说,如果没有外来的能源输入,中国的抗战将会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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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Marxism)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覆盖了马克思本人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观点和全部学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活动概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活动概述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巨大转变。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原先在国统区处于非法和地下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获得了公开、半公开的活动场域,并据此确立了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阵地。在这些阵地上,史学家们面临着复杂的学术和政治生态,对这种生态的考察能丰富我们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以往研究比较注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个人活动、学术成果的考察①,而较少关注这些史学家在抗日和国共政争的微妙环境下的群体活动状态,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抗战时期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初步形成
抗战爆发后,国统区逐渐出现了一些抗战文化中心,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集聚在此,他们以公开或秘密的团体、组织为工作阵地,开展各种史学活动。这些活动在不同地域内呈现出不同特色,其中以长沙、重庆、昆明的史学活动最为典型②.
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在1937~1939年是左翼史学家集聚的重要地域。抗战爆发前后,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杨东莼、谭丕模、曹伯韩、杨荣国、黎澍、曹国智等文史工作者先后接受中共的组织派遣回到自己家乡湖南开辟新的工作阵地。为了争得公开活动的机会,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和湖南地下党多方活动,在长沙筹建了文教界的统战组织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或“文协”)。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这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如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杨荣国同时是两个组织的理事或候补理事,杨荣国、曹伯韩等进步文史工作者负责文抗会会刊《抗战文化》,而翦伯赞是文协分会会刊《中苏》半月刊的主编,吕振羽、谭丕模、萧敏颂则为编委。
史学工作者依托文抗会和中苏文协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创办《抗战文化》《农村周报》《中苏》半月刊等刊物。尤其是《中苏》,作为综合性刊物,每期销售约三四千份,撰稿人多为文化名家。《中苏》存在时间也较长,是湖南省工委领导下仅有的存续到长沙大火后的刊物①.二是创办战时常识训练班、战时社会科学研究会等。抗战训练班曾请来徐特立、熊雄、翦伯赞、吕振羽、薛暮桥、沈友谷(胡绳)、易君左、廖伯华、杨东尊等为学生讲课,如吕振羽讲授的是抗战情势讲话、中国革命史等课程②.
1938年9月,在文抗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的建议下,旨在培训抗战干部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在邵阳成立,设有西洋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现代哲学思潮等课程。吕振羽亲自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文史学家吴剑丰、李仲融、曹伯韩、吴季甄等分任各课教官。课程讲义大部分是老师们根据红色出版物编写③.三是利用学校教职传播唯物史观。
1937年秋翦伯赞到长沙不久,便应聘为民国大学教授,主讲历史哲学、苏联研究等课程,此时正值他的《历史哲学》刚刚完成初稿,便借着教学机会检验、修改了自己的学术成果④ .学校迁到溆浦后,翦伯赞又于1939年3月再次到此任教,讲授历史哲学和中国经济史,与谭丕谟、张天翼等党员教授一起,开辟了新的教学阵地。
1939年以后,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离开湖南,向重庆、桂林、香港等地疏散。尤其是在重庆,新来旧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形成一个庞大阵营,汇集了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杜国庠、华岗、邓初民、吴泽、赵纪彬、胡绳、杨荣国等众多史学家。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这个史学家群体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中苏文化协会、新史学会等组织机构为阵地,开展学术活动。他们在这些组织机构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第三厅由郭沫若负责;文工会以郭沫若为主任,杜国庠、翦伯赞是专任委员,邓初民、侯外庐、吕振羽等则是兼任委员;在中苏文协,郭沫若为研究委员会主任,侯外庐、翦伯赞为杂志委员会副主任兼会刊《中苏文化》的主编、副主编;新史学会成立于1942年,侯外庐、杜国庠是重要组织者⑤.
利用这些公开身份,在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广泛活动,先是创办了《中苏文化》《中原》等刊物,举办了训练班和夜校。其次是组织学术讨论会。据侯外庐回忆,这一时期,南方局为帮助学术工作者提高理论、政策水平,特地组织读书会开展学习和交流。他所在的小组,每两周举行会议一次,参加者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王寅生等⑥ .再次是开展学术讲座、演讲会等。
如文工会举办的讲座在重庆很有号召力,请来的均系社会名流,像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邓初民的“清国政治史”、翦伯赞的“新史学讲座”、卢于道的“人类进化问题”等都颇受欢迎,开讲时常常座无虚席⑦.1942年1月,翦伯赞被请到文工会作讲演,讲题为“历史哲学”(实际讲的是“唯物史观”)“中国人种之起源”“论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连讲三天,影响颇大,来听讲的姚篷子翘起大拇指称赞说:“真是闻所未闻。”
⑧中苏文协的讲座也颇受欢迎,凡讲学,翦伯赞等学者必在邀请之列。此外,史学家们也进入学校任教。如翦伯赞就曾于1941年冬和1944年秋先后两次到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讲授中国通史,而吕振羽1939年刚到重庆就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邓初民则一直在朝阳学院授课。一些有名望的史学家还受邀给国民党军政要人授过课,翦伯赞1940年前后给冯玉祥讲过中国历史,李达1939年1~8月间应冯玉祥之邀来渝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讲授辩证逻辑,并代邀邓初民、黄松龄讲授政治学和经济学。正如侯外庐所说:“由于在抗战最艰难阶段的重庆,团结在我党周围的知识分子、各界人士,乃至一批国民党爱国人士中学习气氛很浓,马克思主义学者个个都有用武之地。”⑨抗战时期昆明虽然集中了众多史学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迟迟未能建立。
1943年10月,华岗被南方局派到云南,化名林少侯进入云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课程。是年12月,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华岗与前已到此的周新民、张子斋牵头,广泛联系文化教育界人士秘密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前后聚集了楚图南、尚钺、吴晗、闻一多、费孝通、闻家驷、冯素陶等诸多文史工作者。为了掩护研究会的活动,次年春又在研究会会址---唐继尧旧公馆唐家花园挂牌成立西南文献研究室,由吴晗负责,吸收联大学生丁名楠等人做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印刷进步刊物①.史学家们以西南文化研究会为中心也开展了相关工作。一是举行学术聚会。学者们两周一次轮流作政治和学术报告,持续近两年。学术讨论一般由教授们根据自己的专长设定核心议题,先作单人报告,大家再根据报告内容进行交流。专题发言与自由讨论相结合,力求明辨是非。据尚钺回忆,座谈会起初漫谈世界政治形势,搞政治的人发言较多。后来分题做学术报告,罗隆基讲欧洲民主(美国),一个月后华岗又讲苏联的民主,彼此间似乎针锋相对②.二是注重利用讲堂和讲演等机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会者作为学院知识分子,多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授课,在课堂上,不但华、楚等人注重讲授唯物史观,吴晗、闻一多等人的教学内容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1945年前后吴晗讲明史课,开始痛斥明王朝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最后总要讲到农民起义对明王朝风卷残云般的冲击;给学生开列的中国通史参考书目也有了郭沫若、翦伯赞等进步史学家的着作;就是集会演讲,“人民”也成了他口中惯用的词汇,如在1945年“五四”纪念会上他说:“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解决人民本身的问题,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奠定人民的世纪。”
二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组织和领导
1.中共领导史学家们开展统战工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的形成与中共领导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国共合作实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重要形式,从其建立过程看,或者是中共秘密党员利用公开身份联络国民党中、上层人物并征得其支持而成立,譬如文抗会和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就是作为秘密党员的翦伯赞征得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立法委员张西曼以及湖南省议长赵恒惕、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支持而成立;或者是对国民党原有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造而使其能够贯彻中共意志,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不用说,中苏文协则是在孙科的倡导下成立的,在王昆仑、侯外庐、翦伯赞加入后成为中共活动的重要阵地;或者是在中共的倡议下由民盟、救国会等民主党派或团体出面组织成立,如西南文化研究会就是华岗倡议,由民盟云南支部的周新民、楚图南、吴晗、闻一多等组织成立的。
尽管这些组织成立的过程不尽相同,但在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来为学术活动开辟政治空间这点上却是一样的。湖南文抗的创立利用了赖莲为首的省党部CC派(组织派)与何键为首的地方派及复兴社派的矛盾,通过联合地方派,争取复兴社,孤立CC派寻得政治空间④.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则是趁张治中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地方派失势、组织派不敢过于嚣张之机成立⑤ .第三厅和文工会则是利用蒋介石拉拢文化人的心理成立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是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势力的矛盾,派华岗对龙云开展统战工作而建立的。
争得政治空间只是开始,接下来是如何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统战组织。传统社会的熟人关系往往成为人们借助的对象,这样,学术文化工作者的学缘、血缘、地缘、业缘等多种关系网都被调动起来。
中共在抗战初期之所以在湖南集中了众多本地学术文化工作者,是因为本地学者熟悉环境,人缘深广,便于开展工作,文抗在众多市、县的分会,以及塘田战时讲学院等抗战训练班的建立便是明证。同样,重庆第三厅和中苏文协能加入众多的左翼史学工作者,与郭沫若、王昆仑等忠诚于中共的学者的努力有关。而吕振羽能进复旦大学,华岗、尚钺能进云南大学,孙寒冰、楚图南等的引介起了重要作用。
从统战对象看,这些组织机构联合了非党派和民主党派史学家,如塘田战时讲学院对吴剑丰、吴季甄,新史学会对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西南文化研究会对吴晗、闻一多等的联合都是如此。而从统战动力看,中共秘密党员在统战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面对高压政治环境,中共适时提出党员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国统区的集聚也就成了组织授命的地下活动集群,他们曾在相关组织内部根据需要成立党组,如《中苏》半月刊的党支部由吕振羽、谭丕模、萧敏颂等编委组成①;塘田战时讲学院内则成立了以杨卓然为书记的党支部,以及以吕振羽为组长的党的三人小组,处理学院的一切重要问题,两者都直属省委领导②;第三厅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汉、董维键等组成的党的秘密小组,厅内基层中共党员里建立了冯乃超为书记的秘密特别支部③.中苏文协与西南文化研究会的秘密党员则受当地党组的直接指导。
2.中共领导史学家们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活动一旦展开并趋活跃,中共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便开始激化。
湖南文抗会自成立初起,CC派的势力就一直在渗透,左右两派斗争的结果是文抗会逐渐被CC系控制④ .塘田战时讲学院也是,国民党派人扮作学生散布学院为南方抗大即将查封的言论,拉拢学生到校外游荡、偷窃,损毁学校形象,学院党组为此发动了反谣言斗争⑤ .重庆的第三厅作为政府机构经常受到巨大压力,国民党先后三次逼第三厅全体员工加入国民党,前两次企图没有得逞,最后一次则免去了郭沫若的厅长职务,由蒋介石亲下手谕强迫入党,结果酿成第三厅全员辞职风潮⑥.《中苏文化》也经历了与文协秘书主任洪舫的斗争⑦.西南文化研究会也常会为避免特务盯梢而转移开会地点⑧.中共所领导的斗争并非都十分顺利,国民党掀起的_高潮往往会恶化学者们的工作环境。
1939年3月,即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两个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潘公展到阮陵视察,严厉管制中苏文协分会和《中苏》半月刊,翦伯赞、谭丕模等被迫先后转移至溆浦民国大学⑨ .4月,塘田战时讲学院在新任省政府主席薛岳的压力下被迫关闭,吕振羽等几度奔波也无济于事。而从这年秋到1940年年初,作为第一次_高潮的应对,原先集聚在湖南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被疏散至桂林、重庆等城市。
1940年8月第三厅的解散则发生在第二次_高潮前夕,这次_高潮的到来也迫使南方局疏散了大批聚集在重庆的史学工作者,吕振羽就是在这时去到苏北。
1945年2~4月间,国共围绕民主、和平问题的斗争日趋激烈,重庆文工会因为组织发表“民主宣言”而被解散⑩ .云南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因为龙云的下台,蒋介石势力渗透加剧,不得不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即停止活动。
多数情况下,斗争的形势都维持在斗而不破的状态,真正影响这些史学阵地存亡的在于国土沦陷或相关倚靠势力的下台而造成的政治空间压缩。如果说长沙这个史学阵地的失去是因为日军的侵占,那么邵阳、阮陵、溆浦、重庆、昆明等阵地的失去则是国民党_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的_活动虽然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社会活动不再像之前那样活跃,但这也迫使他们转向学校和书斋,反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杨荣国1939年离开湖南后,来到桂林开始古代唯物论研究。尚钺在1939年重庆文化人大疏散中来到昆明,集中精力进行古代文献和文字学研究。郭、翦、侯、吕、邓、杜等学者此前在党的领导下专注于社会活动及撰写时评,占去了大量精力,1941年以后专攻学术,写就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着作。
3.中共对史学家们进行学术上的指导中共对史学家们的学术指导更多是原则性的。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一些党员在策略运用上不够成熟,有时显得过于激进,容易将本应团结的对象看作敌人,把本无敌意的学术争论看作存在某种政治意图。这时候,周恩来等人善于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上把握平衡,引导史学家们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与主要对手作斗争。如周恩来强调学术批判要分主次,主要矛头应对准国民党反动派①.“事实上,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只要一经提出,总会被大家接受、采纳,奉为原则。”“周恩来同志通过参加读书会,把握我们每一个人的研究方向和思想脉搏,从而能够及时地给我们作一些原则的指导。”②不仅仅是原则指导,学者的治学方向有时也会受到周恩来等人的影响。如侯外庐在写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后,准备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古各朝思想史,结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转而先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③ .另外,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周恩来等人也会秉着平等的态度参与探讨。比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徐特立就曾给予审阅指导。而郭沫若在写作《棠棣之花》时,周恩来曾就某些字句提出修改意见;对于郭沫若《屈原研究》一文,他也提出了关于“德政”和“刑政”的不同看法,并指出:“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
④学术指导方针曾发生过转变。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的统战政策强调联合,其结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快速、有效、广泛的成立(如湖南各地的文抗分会),以及在文化运动中强调抗战文化。
但1939年国民党开始_摩擦后,中共提出“坚持进步”的口号,文化工作转而强调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并重,对国民党的投降、倒退言论进行斗争,坚持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化”.1940年周恩来谈及文化工作委员会中的合法斗争策略时指出:国民党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企图束缚我们的手脚,但我们利用这一合法地位进行工作的同时,也可以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去活动。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有一个地盘给我们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⑤?学术研究与进步宣传间的关系因国民党的压力而变得更加紧张,周则试图在其中找到平衡。事实上,每次_高潮都在提升着组织活动的进步性,如湖南的文抗和文协分会以宣传抗战文化为文化工作的首要内容,第三厅在进步文化的宣传上则给予了更多的重视,文化工作委员会对进步文化的宣传已被史学家们视为理所当然,西南文献研究会则已完全是进步教授们的天堂了。
学术指导方针的转变影响了史学家的学术和政治认知。西南文化研究会持续两年,活动内容从学术研究逐渐向政治讨论转向,后期着重分析国内外形势,研习毛泽东着作,实际上成为当时昆明学术界统战工作的一个核心阵地⑥.华岗在会上介绍共产党的政策和成就,教授们则讨论有关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问题。这逐渐促进了吴晗等人的思想转变,吴晗曾回忆:“在这些会上,我们初步知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等等道理。以后我们又得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敌后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如饥似渴地抢着阅读,对政治的认识便日渐提高了。”
⑦闻一多也是如此,他曾极用功地读过《联共(布)党史》和《列宁生平事业简史》,并于1944年向吴晗表示:自己是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⑧.闻立雕回忆父亲闻一多,也慨叹:“着名的‘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上主要已不是《诗经》《楚辞》《庄子》之类的古书,而是一些陌生的政治性的书报杂志,写的文章也不是《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之类的学术文章,而是政论、杂文、宣言、通电等。”⑨4.中共给予史学家们生活上的扶持除了思想引导,中共还对经济上面临困难的学者给予一定的扶持。抗战时代,“凡是没有国民党当局作后台的学者和文化人,生活一概窘迫难堪”⑨.这句话虽然有点绝对,但确实道出了许多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窘境。对此,中共也会适时给予照顾,比如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因为孩子众多,负担很重,党组织为其纾困,特地成立了群益出版社出版其着作。又如董必武一听说侯外庐研究章太炎思想却买不起也借不到章太炎遗书的情况,马上让徐冰送钱给侯作买书之用② .吕振羽在复旦大学每周教几个钟点课,薪金微薄,有时一日三餐只能吃红薯,这种情况下组织经常会给予资助(尽管吕振羽曾多次拒绝)③.除了生活资助外,组织还会资助远行的路费。如1941年重庆文化人大疏散,路费有困难的,由组织筹划给予帮助,吕振羽去苏北的费用就是组织解决的④ .
无疑,郭、吕等人尽管生活艰难,但终究还有组织的关怀,那些名望不如他们或缺乏组织依靠的史学家生活则更显艰难。然而由于中共内部领导人员的处事作风不同,对史学家经济状况的关心也存在差别。对于一些领导人而言,革命就应当是牺牲和奉献,不应讲条件。李达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1939年两度失业,1941年以后甚至一直失业家居。
1939年夏秋之际,当周恩来通过吕振羽询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时,李达表示:“去延安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但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一位南方局领导却回道:“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⑤这与周恩来的处理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周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表示:“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同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⑥ 李达的延安之行终究未能如愿。这年初冬,周恩来托曹瑛去看望李达并给予经济上的关怀,还多次邀请他给办事处工作人员讲唯物辩证法⑦.华岗在这段时间里也面临相似的处境,他在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期间因看不惯王明做派而与其发生冲突,结果在1939年8月被以“违抗领导”罪名撤销职务,不得不避居重庆乡下租房专门写书,靠稿费生活⑧.其间还身患重病,这种状态持续到1941年被周恩来重新起用之时,生活之艰难竭蹶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来自组织的照顾往往能温暖人心。
吴晗在这时也因为收入下降、家庭负担沉重而面临着卖书、辞退家政的窘境,尤其是其夫人袁震重病在身,药费不菲,无力负担。
1943年仓促草成《从僧钵到皇权》也是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国仇家恨使得他牢骚满腹。恰在此时,来自中共的经济的、精神的关怀令他感动,中共党员周新民、李文宜夫妇见吴晗承担的医疗费太重,就请李公朴找了位当大夫的朋友给袁震免费看病,减轻了吴晗的经济负担⑨.这种无声的关怀无疑是推动吴晗思想进步的重要助力。
当然,组织的生活扶持并不仅仅就是经济关怀,更多的还在于同志之间的相互照应,日常生活中的嘘寒问暖、急难相助往往比经济支持更能打动人心。可以说,来自中共的生活扶持和思想引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开展学术和社会活动的有力后盾。
三 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活动
1.学术阵营的划分和学术创作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一旦在国统区集聚和发声,与其他流派的观点激烈冲突便在所难免,对将学术看作战斗武器的史学工作者而言,怎样理解形势、区分敌我以确定斗争的基调便显得尤其重要,所以,学术阵营的划分和学术动态的分析也就成为学者讨论时绕不开的话题。在南方局组织的读书会中,学者们多倾向把冯友兰、贺麟等“唯心主义哲学家”视作对立面,一碰头就研究他们的新文章,分析其政治动向;雷海宗主编的《战国策》说了些对中共“态度不友好”的话,孙晓邨主持的《中国农村》有文章说了不利于统战的话,也都先后受到章汉夫、许涤新等的批判。而理论工作者把这些事视为理所当然⑩ .又如在溆浦民国大学,翦伯赞、谭丕模、张天翼等进步教授很快形成一个阵营,与当时被视作托派分子的王宜昌、刘敏形成的另一阵营尖锐对立,但因为进步教授讲课受学生欢迎,王宜昌、刘敏便利用职务之便故意处罚学生,结果激起民愤,王宜昌被迫离校,刘敏也装病避事.在昆明,西南文化研究会成立初期也曾围绕入会资格展开争论,焦点集中在闻一多身上。当时党内一些人对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偏见,认为他早年站在新月派一边,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云南又钻进小楼醉心经史楚辞研究,难以共事①.争论最后在周恩来的介入下才得以解决,这也凸显了争论的激烈。
无论学术阵线如何分明,史学阵地的争夺终究要靠史学作品来较量高下,这样,学术创作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事实上,这个时期集聚在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们写就了大量史学作品。吕振羽在塘田战时讲学院编印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在校内发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经修改后在1938年出版。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从1941年开始加深研究、全力着述,使得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名作在短时间内涌现,有代表性的如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单篇论文更是难以计数。在昆明,史学家们的着述也不少,如尚钺的《释臿---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华岗的《太平天国反清战争的战略研究》《汉代的伟大思想家---王充》,吴晗的《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闻一多的《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等。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学术报告也常被整理发表,如吴晗的《说士》《论贪污》《贪污史的一章》,闻一多的《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兽,人,鬼》等。这些文章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进步气息,讨论会上的一些发言尤其如此,譬如闻一多有关“说儒”的报告就比公开发表的文章尖锐得多②.
史学家们除进行严肃的史学研究外,还开展时政研究和历史剧创作。写时评是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政策的需要,写历史剧是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在国统区受压制的结果,也是南方局利用戏剧反击蒋介石个人专政计划的一部分。吕振羽在湖南时就中断了历史学研究,集中精力撰写政论时评,在《力报》等刊物上发文三十多篇③.翦伯赞在1937年至1939年公开发表的着作中,绝大多数是政论时评,直到1940年4月以后,其史学文章的数量才超过时评文章④.历史剧方面,以郭沫若和阳翰笙为典型,前者在其五十岁前后,一口气完成了《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六部历史剧,后者从1940年开始写出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槿花之歌》等剧作。
2.学术观点的互动与歧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因为信仰相同,分析工具相近,讨论时往往能形成互动,找到知音。侯外庐与杜国庠的交谊就是如此。杜在重庆时代被侯称为“最堪称知己的朋友”,因为两人个性相合,严谨而谦恭,更重要的是学术观点还完全一致,对先秦到近代一系列问题的见解十分相近。如两人都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的过渡期是唐中期,柳宗元是有唐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最典型代表⑤.这种学术观点的互动带来了求同心理,在造成学术共鸣、形成学术流派的同时,也推动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重庆时代,当侯外庐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思想家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论点时,有反对者,也有像杜国庠、杨荣国、赵纪彬、陈家康那样的支持者,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分裂的表现,而恰恰是学术研究不断进步的证明,说明同一阵营的不同观点在相互切磋中走向深入。另外,史学家们在新作完成后的相互参阅,相互撰写书评、剧评等,都是学术互动的有效方式。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郭沫若的《屈原》等作品,就曾在聚会时朗诵并提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⑥.
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内部也会存在分歧,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便是典型例证。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在讨论中把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不相符的杂音辨别出来。赵纪彬与吕振羽的争论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两人虽存在“两周奴隶论”和“西周封建论”的不同学术观点,但吕振羽也不敢强加于人。而对于赵纪彬在《中国哲学史纲要》中采纳日本史家秋泽修二观点的做法却始终不能认同。这种观点因为鼓吹中国社会的“亚细亚停滞性”来为日本入侵作辩护,在当时被看作是“政治问题”“是非问题”,属于侵略理论。吕振羽为提醒赵勿受蒙蔽,多次找赵恳谈,赵纪彬接受了吕振羽的意见,承认过去对于秋泽修二的用心未能看穿①.相似的,一些问题即便确定是学术问题,也会因其争论所带来政治影响而被看成“不和谐”因素。
1942年侯外庐和郭沫若关于屈原问题的争论本属学术问题,但因为发表的场所是《新华日报》,发表的时机是南方局为打破皖南事变后沉闷局面而举行的郭沫若五十诞辰庆祝活动结束之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政治影响,以至于《新华日报》国际版负责人乔冠华对侯表示:“不要辩下去啦,国民党在拍手呢。”这样,侯外庐的第二篇文章只发表了一部分便草草收场,郭沫若还曾为此发过火,而侯外庐也承认自己的做法“很不合时宜”②.这场辩论虽然激烈,但终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的学术问题,没有突破政治是非的界限。
3.历史资料的共享、学术人才的培养抗战时期,众多史学家颠沛流离,珍藏的书籍资料往往丢失,在这种情况下,史籍的共享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来说尤为重要。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就曾设图书阅览室方便理论研究和学习。史学家搜集史料时还会得到革命者的帮助,如侯外庐研究所需的大量史籍,就是通过在重庆北碚中山图书馆工作的中共党员叶文雄设法弄到的。叶甚至背上二三十公里送至侯家,无论严冬、酷暑总是有求必应,及时送到③ .正是这种革命大家庭的情谊为处在艰苦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们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保障。史学工作者之间也存在史料的共享。
1942年7月,郭沫若正在写一个描述南宋名将余玠、张钰钓鱼城抗击蒙古军的剧本,需要《宋史·忠义传》及《元史·宪宗本纪》,于是给翦伯赞写信求助,翦收信后,很快便将《宋史》托人送去④.同样,对于翦伯赞向自己来信求助《历代疆域图》,郭沫若虽然没有,但也推荐翦向陶行知借阅⑤ .而当侯外庐因研究古代社会史缺乏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材料而向郭沫若求援时,郭明知两人观点有歧异,仍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着作中对侯外庐最有助益的《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借予侯,侯对这种襟怀和气度很是感佩,称自己能在半年内完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很大程度上有赖郭老的这一支援⑥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聚集也为培养新一辈学人提供了条件。杜国庠、郭沫若对尚钺的提携就是一例。
1938年年底,南方局准备挑选一批有一定马列主义基础、搞过实际工作的人从事理论研究,杜国庠找到尚钺,希望他专攻历史,尚钺对此缺乏信心,杜则以自己的经历鼓励之,从而点燃了尚钺“心中的矿灯”.而当尚钺立志研究古文字学,虚心向郭沫若求教、借书时,得到郭的大力支持。尚钺疏散去云南,郭沫若又将他引介给文字学家唐兰,从而将尚钺引入历史研究的殿堂⑦.吕振羽对吴泽的指导又是一例。吴泽是吕振羽在中国大学的学生,两人重庆相聚,经常切磋学术。吕振羽准备写中国通史,提示吴泽:你写一部中国社会简史,按社会形态写,我写一部简明中国通史,依朝代写,同时出版。这样,吕着《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和吴着《中国历史简编》双双出炉⑧.吕离开重庆时,还举荐吴泽代任复旦大学教职。再如,翦伯赞对田余庆走上史学道路也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其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田余庆流亡到重庆,听到翦伯赞的学术讲演,精神上产生巨大震动,他回忆道:“就是在重庆的那一年,我放弃学医,转学历史。伯赞同志和其他先辈的讲演对我的启迪,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历史学方面最早受到的熏陶,主要来自伯赞同志和当时在重庆的其他先辈”⑨.
4.学术成果的发表与出版在当时的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活动遍布政界、教育、报刊、出版等诸多领域,属于中共活动网络的一部分,这张网有着从写作到出版的整个行业链条,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的创作、传播都能得到保障。就刊物来说,黎澍、谭丕模主持的《观察日报》,侯外庐、翦伯赞主持的《中苏文化》,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郭沫若创办的《中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传播阵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集聚增强了这些刊物的学术性,也为刊物的创办带来了众多人才和读者群。同时,他们研究成果的发表又因为这种集聚而获得了更多便利。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论文的发表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通过自办的刊物发表,二是通过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民主党派创办的刊物发表,三是通过主流学界中的纯学术性刊物发表。史学家之间常常会相互约稿,翦伯赞给欧阳敏讷写信,吐露自己“满身的文债”---《时事类编》《持久战》《中苏》《国民公论》《中国农村》《文化动员》都在催稿①.该信写于1939年,翦伯赞在这年里发表的作品20篇,仅《中苏》半月刊就有15篇,《文化动员》3篇,《力报》(欧阳敏讷负责)1篇,《中苏文化》1篇。而当翦伯赞到重庆后,主要史学论文多发表在《中苏文化》《新华日报》《群众》《中原》等刊物上②.这些刊物除了《时事类编》,基本都是中共党员实际掌握编辑方向或得到组织支持的报刊,这明显体现出翦伯赞的投稿倾向。当然,翦所投稿的刊物,非中共背景的也是有的,如《时事类编》就是国民党立法院主持的,《中华论坛》更像是民主党派的刊物,《中山文化季刊》则更具学术性,尽管都有共产党员在其中活动。这种报纸、杂志的繁荣景象为翦伯赞这样有声望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成果发表的众多平台,难怪翦伯赞连呼文债众多,难以还清了。
至于学术论着,一部分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文抗会当时就准备出一套“抗战小丛书”,抗战理论方面和民众革命史方面由吕振羽撰稿,哲学方面由徐特立撰稿,战时经济方面由薛暮桥撰稿,最近政治思潮方面由谭丕模撰稿③.一部分则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如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1卷)在1943年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出版机构如生活、读书、新知、群益等,很多都是中共影响下的进步书店或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文风书局、五十年代出版社等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出版的重要渠道。
四 结语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国统区的集聚是由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客观上,随着国土沦陷,原先散布在大江南北的知识分子逐渐向西南少数城市集中;主观上,中共对进步学者们的组织使得他们的集聚变得有序,从而形成了长沙、重庆、昆明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而在其他抗战文化中心,如香港和桂林,史学家的集聚和组织活动不明显,前者集聚时间过于短暂,后者则更多的是抗战文艺团体的集聚。抗战结束后,史学家们从集聚地分散到全国各地,在创立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同时,也带去了革命火种,吴晗回到北平后,就曾协助大批青年才俊奔向解放区。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共的组织和领导。各地中共党组织对学者们的学术活动进行了政治和理论的指导,而对他们的学术旨趣、个性、见解给予尊重,并尽可能地为他们的学术和生活创造条件。或许国统区的史学家群体没有延安史学家们所拥有的安定、自足的生活条件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但他们也不用为各种_运动所累,与不同阵营的学术交锋刺激了他们的学术创作,与同一阵营的学术互动深化了他们的史学研究。他们还通过学术资料的共享掌握了丰富的史料,通过学术人才的培养壮大了研究的队伍,通过众多的出版渠道扩大了其作品的社会影响。而延安史家们恰恰在学术交流机会、史籍丰富程度、研究梯队数量、作品出版渠道等方面略逊一筹。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着革命者和学问家的双重身份。作为革命者,他们理当为自己的革命目标和政治追求而奋斗,为此,服从组织安排,开展统战和宣传工作是他们的一部分使命,乃至学术研究本身都是他们革命活动的组成部分。作为学问家,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旨趣和学术个性,为此,他们也会为了真理而执着勇进,哪怕有时会被同行所误解。
对于他们来说,学术研究的党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给予适当的评价,就容易得出以今人的标准裁量过去的非历史主义偏见。中共党组织与学者们的良性互动使得马克主义史学家的集聚产生了学术上的规模效应,而这种规模效应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如侯外庐所言:“在重庆那种白色恐怖和贫困之中,我能不断贡献出研究成果,若没有集体的帮助和鼓励,是决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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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实行反对苏联·亲近帝国主义的政策。1927年底,蒋介石发表谈话,停止对苏贸易,驱逐苏联侨民,宣布与苏联断交。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对外“自主”形象;同时也为扩大税源,解决内战军费,在它建立不久,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发起了要求帝国主义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清末修约外交与改定新约运动的对比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25 年,北京政府在其政治上进入统治末期的同时却在外交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修约外交”.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奥、中芬条约的签订,上海会审公廨的收回,关税会议的召开及法权调查,对届期条约的修订等。1928 年,蒋介石举行“二次北伐”,通过军事打击、收买分化等手段实现了政权的革故鼎新,推翻北京政府的统治,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新政权的“革命”与“进步”,南京国民政府上台伊始在外交上宣布以恢复国权为目的,掀起“改定新约运动”,一直持续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其内容大致包括改订通商条约及关税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改组上海两租界的法院及收回租界及租借地交涉等方面。
学界对北京政府末期的修约外交与南京政府的“改定新约运动”均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①但因两个政权是以相互敌对的形式实现政权的转换,学界有意或无意地将二者进行了切割,较少将二者作为前后相继的历史场景加以比较和审视,使民国外交史中呈现出“断链”的现象。本文尝试从修约方针、修约手段、修约内容、修约原则四个层面对二者予以比较,进而揭示民国外交的内在延续及中国历届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进行的努力。
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指导方针是“届期修约”,即双方根据条约中规定的修改时间或条约到期后,双方可以对条约予以修订或废除。规定条约到一定期限后就可进行修改本是列强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设定的一种利益保护机制,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之一即为英法借修约时间已到,要求更多侵略权益而未得到清政府满足,进而爆发战争。被侵略的一方也可利用这种机制要求修约,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1925 年,北京政府根据“届期修约”的方针对期满旧约要求一律重新商订新约。如对中比条约,北京政府在照会中指出: “所有该约条款,……均至本届十年期满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止,一律失效,并应缔结新约。”[1]139在修约交涉过程中,为加快新约的订立,北京政府又向比利时表示“愿从事研究另觅一种能保护比国毫无疑问之利益而又不损及中国正当之权利之‘临时办法'.”[2]1401928 年 7 月 7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发表重订条约宣言:
“( 一) 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之已届满期者,当即废除,另订新约; ( 二) 其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应即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 ( 三) 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3]165其方针与北京政府修约外交如出一辙,只不过南京国民政府是把“临时办法”事先提出,为自己以后的交涉预留空间。这一指导方针符合通行的国际法法则,对方无法直接拒绝,进而为通过修约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机遇。
无论是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还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改定新约运动,二者均采用和平的双边谈判方式进行交涉。国际争端和平解决,即通过谈判、斡旋、调停等外交方法,以及仲裁、司法等法律方法,乃至于借助国际组织解决,而经由外交途径,直接谈判,协商解决则为正常的处理国际争端的方法。[4]759之所以采用和平的方法首先是两个政府的实力使然。无论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存在派系纷争,中央权威屡受挑战等问题,中国政府的孱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可能采取的措施。“弱国无外交”固然可以商榷,但弱国外交更困难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采用谈判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也是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因而也是他们的现实选择。
在谈判对象方面,北京政府可谓教训深刻。从巴黎和会开始,北京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先后经历了一揽子解决、先提原则再个别具体解决、与各国分别谈判三种策略的转换,实践证明,双边谈判的方式最适合。这是因为这种方式具有直接性、灵活性等特点,既便于利用列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又可避免各国联合反对,易于争取外交主动权,取得更大成效。南京国民政府在“改订新约运动”中完全采用双边谈判的模式正是吸取了北京政府修约外交中的经验和教训。
在修约内容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绝大部分活动都是在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基础上展开的。南京国民政府改约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实现关税自主,而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也以关税自主交涉为首要目标并筹备召开了关税会议。经北京政府的积极努力,该会议通过了“各缔约国( 中国在外) 兹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决各该国与中国间各项条约中之关税上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发生效力”[5]94的决议案,这为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奠定了法理基础。加之各国对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已有所准备,故南京国民政府在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后不久,就与有关国家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关税自主。
在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的过程中,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已有相当的进展。1926 年底,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 “所有该租界行政权,亟应先行收回”,并“派员前往天津将该租界一切详情实地调查,拟俟调查清晰,即由中央会商地方官厅妥商接受办法,订期实行接收”,国务会议对此“决议照办”.[6]966在中方的强硬态度下,1927 年 1 月 12 日,比驻华公使对顾维钧表示: “俟中比议约正式开幕之日,再由比国自动宣布,即交还天津租界主权。”[7]981后因北京政府迅速垮台,比租界的收回暂时被搁置,但收回已是大势所趋。
1929 年 8 月南京政府宣布成功收回天津比租界,实际上是坐享北京政府的修约成果。其他如改组上海两租界法院等活动,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都为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是由南京国民政府代其完成了未尽之功而已。
尽管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修约期间都面临国内局势动荡的局面,但在修约过程中均能坚持一定原则,维护国家权益。①当然,这种维护国家权益的程度在我们今天看来还不能令人满意。以关税自主交涉为例,在《中美关税新约》中,美国一方面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一方面又规定“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家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8]628-629美国此举不仅保住了自己先前的特权,而且成功地将坚持关税特权的责任推给了其他国家,这为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其他国家签订关税条约留下了祸根。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存在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京政府基础上做出让步的举措。如在废除治外法权方面,比利时在北京政府修约期间为维持法权也曾向北京政府提出“一俟美英法日本等国与中国订立新约时比国政府对于中国与上述任何一国所定关于法权问题之办法亦予以同样容纳”的建议。北京政府对此表示,如果“各国对于修订条约,设均取同一态度,势有彼此推诿牵掣之弊”,因而对比方的提议“不予容纳”,[9]防止由此而产生的恶性循环。但南京国民政府在“改订新约运动”过程中签订的《中比通商》条款中,却同意了比利时提出的类似要求。曾参与过北京政府中比修约交涉的顾维钧对此协议感到“相当吃惊”,因为“在治外法权这一特殊规定上,上述协议使比利时摆脱了原来的困境。因为无需再为坚持这些特权而承担任何责任,而把这一棘手的问题推给了其他国家”.[10]358另外,在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过程中还有国家通过签订新条约恢复了原来在中国失去的特权的情况,如德国。
以两个政府修约时所面临的国势而论,南京国民政府远优于北京政府,两个政府虽有坚持原则,维护国家权益的共同点,但通盘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北京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其实要优于南京国民政府。何以出现此种情况,颇能让人深思。
1925 年至 1928 年北京政府修约期间,段祺瑞、张作霖虽从法律的角度讲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11]73-75但他们所关注的重点显然在军事。外交在他们的视野中居于次要的地位,他们索性让职业外交官们去处理那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故而在“北京政府时期,职业外交官在外交决策中起了重要作用”.[12]219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职业外交家大都具有浓烈的爱国情结,他们较少参与国内政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顾维钧曾说: “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能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因为,如果有了这些考虑,你的外交从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就不会成功。你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你的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10]397正是本着这种信念,他们在修约过程中敢于坚持原则,对涉及有关国家民族利益时不轻易让步。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外交完全“党国化”,国民党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也极为关注自身利益,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施行要受到国民党的利益的极大制约,当二者利益出现冲突时,有可能会出现二者的背离。曾在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过要职的顾维钧曾在回忆录中多次对两个政府的外交进行了比较,认为北京政府在对驻外使馆的意见的重视,驻外公使与外交总长的地位等方面均优于南京国民政府。[10]393而且南京国民政府对重大决策决定的手续也“相当繁琐”.[13]55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降为处理具体外交事务的执行机构,外交家不仅不具有决策权,而且正确的意见也往往不被采纳。这种国内政治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对外交涉中的表现。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权鼎革是一个经常重现的历史现象。自袁世凯上台建立北洋军阀统治后,北京政府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方面的对外交涉极为复杂。既有如“二十一条”那样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也有如顾维钧等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凡尔赛和约的爱国壮举,因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国民党自1927 年清党以后,再次举起“革命”大旗进行二次北伐,进而推翻北京政府,取得全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新政权为表示自己的“进步”而有意识地突出北京政府的“落后”,这在 20 世纪上半叶以“革命”为时代宠儿的特殊历史场域下更是异常突出。南京国民政府以王正廷的“革命外交”为肇始,掀起“改定新约运动”,正是上述政治逻辑的延伸与发展。
以上述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与南京国民政府改定新约运动相比较,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是北京政府政权的掘墓人,但在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方面却是北京政府的继承者。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是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继承和发展,二者修约的方针大体相似; 在修约的方式和手段方面,二者均采用和平的双边谈判方式进行交涉; 修约内容也都以关税自主和撤废法权为主; 都能坚持一定原则,维护国家权益,但北京政府坚持原则方面比南京国民政府做得更好。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其废除不平等条约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北京政府起,历届政府为废除列强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在不同的层面上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后来者既需关注政权鼎革过程的种种变化,更应关注其内在的延续与继承,唯此,方能从历史延续中梳理出其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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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卷[G].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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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何茂春,师晓霞。 中国历代外交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13]顾维钧。 顾维钧回忆录: 第二册[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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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菜烹饪常用的盐是井盐(也就是川盐),其氯化钠含量高达99%以上,味纯正,无苦涩味,色白,结晶体小,疏松不结块。以四川自贡所生产的井盐为盐中最理想的调味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川盐运销及其成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川盐在全国盐区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 “抗战” 时期其地位更显重要。 我国产盐区域从生产成本及产量的经济价值看, 以长芦淮海盐最为重要。 然川盐生产极富, 区域甚广, 数百万人赖盐为生, 特别是在 “抗战” 爆发以后, 海盐产地沦为敌战区, 川盐为国计民生所需, 地位如同人们所需的水和空气一样[ 1 ] 1. 在“抗战” 时期, 川盐运销四川各地和省外, 满足了川、 鄂、 湘、 黔、 滇、 陕、 甘军民的食盐需求, 为 “抗战” 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目前, 学术界对川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川盐生产技术、 川盐的经济特点及四川局部地区的盐业等方面, 缺乏对“ 抗战 ”时期川盐运销及其成因的系统研究, 这里拟就此内容作一探讨。
(一) 自贡盐场运销
自贡盐场由自流井、 贡井 2 盐区组成。 自流井属富顺, 贡井属荣县; 在盐务行政上合称富荣场, 自流井称东场, 贡井称西场, 为川盐最重要的区域之一; 全区人口 30 万, 直接从事盐业的工人达 10 余万[ 2 ] 338.
自贡两大盐场所产之盐销往本省的自贡市区、 富顺、 内江、 威远、 资中、 隆昌、 荣昌、 永川、 璧山、荣县、 宜宾、 南溪、 铜梁、 大足、 泸县、 江津、 江北、 重庆、 巴县、 长寿、 垫江、 邻水、 涪陵、 忠县、 石柱、 丰都、 万县、 广安、 岳池、 大竹、 渠县、 宣汉、 达县、 万源、 合江、 綦江、 南川、 酉阳、 秀山、 黔江、 彭水、 叙永、 古蔺等 43 县市, 贵州的赤水、 习水、 仁怀、 都匀、 遵义、 息烽、 贵阳、 思南等地, 湖北的宜昌、 宜都、 枝江、 松滋、 荆门、 汉阳等地, 湖南的石门、 慈利、 永顺、 桑植等地; 两盐场销盐量,民国三十年 (1941 年) 有 4 524 000 市担, 民国三十二年 (1943 年) 有 4 396 673 市担[ 3 ] 56.
自贡盐的运销, 在邻近的地方直接用人力挑运[ 3 ] 56. 而销往外省或本省离盐场较远地区的食盐, 多依赖水运, 由自贡市利用盐井河船运到邓井关, 然后换沱江驳船运到泸县, 再换较大的木船由长江向上下运输, 出三峡者销鄂、 湘两省; 在宜昌失陷后, 长江交通受阻, 运鄂、 湘的盐减少; 有一部分由涪陵入乌江到彭水及龙滩二地转入湘西; 销贵州者则分别由合江进赤水, 由江津江口进綦江, 由涪陵进乌江, 由纳溪进永宁河, 转入贵州各县销售[ 3 ] 56.
(二) 犍为盐场运销
犍为盐场的盐运销川内的成都、 华阳、 青神、 眉山、 彭山、 新繁、 彭县、 崇宁、 金堂、 新都、 郫县、理番、 汶川、 灌县、 新津、 邛崃、 崇庆、 双流、 温江、 大邑、 蒲江、 雅安、 夹江、 峨眉、 荥经、 汉源、 天全、 芦山、 纳溪、 古宋、 泸县、 万县、 马边、 宜宾、 屏山、 庆符、 高县、 筠连、 珙县、 南溪、 江安、 长宁、 兴文、 雷波、 犍为、 叙永、 古蔺等 49 县市; 湖北利川、 建始、 宣恩、 鹤峰、 五峰、 咸丰、 来凤、 恩施等县; 云南会泽、 巧家、 昭通、 永善、 绥江、 鲁甸、 大关、 镇雄、 彝良、 盐津、 宣威等县; 贵州大定、纳雍、 毕节、 威宁、 黔西、 金沙、 织金、 水城、 安顺、 普定、 青镇、 镇宁、 郎岱、 平坝、 紫云、 普安、 安龙、 兴仁、 关岭、 安南、 贞丰、 盤县、 册亨等县[ 4 ] 93-95.
犍为盐场的运销范围主要在川西、 川南及湖北、 云南、 贵州三省。 宜宾是其重要的物流集散地, 犍为盐经过水运到宜宾销往云南。 据 “抗战” 前的调查, “岷江中游犍为县属五通桥产盐, 专销叙永及南六县一带, 和滇省东北部地方。 每年定额四千张, 皆用木船运至此地, 然后分销各县, 故盐号林立, 业务发达, 每年总值约 140 余万元。”[ 5 ]
据民国二十五年 (1936 年) 在雷昭的调查, 根据其商会所报告, 雷波从叙府 (今四川宜宾) 年进盐 200 000 担[ 6 ]. 民国三十三年 (1944 年), 每月犍为盐经宜宾运销云南的情形为: 昭通 3 800 担、 威信 800 担、 镇雄 1 700 担、 盐津 2 600 担、 绥江 900 担; 销往省内各县的情形是:
宜宾 3 260 担、 南溪 1 220 担、 庆符 1 430 担、 江安 1 460 担、 长宁 2 050 担、 兴文 700 担、 古宋 500 担、珙县 1 350 担、 高县 1 500 担、 筠连 450 担、 屏山 1 100 担、 雷波 1 000 担、 马边 400 担[ 7 ]. 另外, 叙永位于永宁河之上游, 为川滇交通之要道, 系川南边区重镇之一, 运销川南边境与黔省之食盐, 多依赖永宁河[ 8 ] 1, 故叙永在盐业物流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犍盐由当地木船运至纳溪, 再转永宁河船运至叙永[ 8 ] 5.而叙永食盐由犍为、 富顺运来, 销往本地、 古蔺、 古宋及黔省[ 8 ] 2.
(三) 乐山盐场运销
乐山盐场运销的空间范围主要在川西、 川西南高山峡谷区、 盆中川南区。 其盐运销川内的成都、 华阳、 青神、 眉山、 彭山、 新繁、 彭县、 崇宁、 金堂、 新都、 郫县、 仁寿、 理番、 汶川、 灌县、 新津、 邛崃、 崇庆、 双流、 温江、 大邑、 蒲江、 乐山、 洪雅、 丹稜、 名山、 峨边、 雅安、 夹江、 峨眉、 荥经、 汉源、 天全、 芦山等 35 县市[ 4 ] 93、 95.
(四) 其他盐场运销
邓关、 大足、 资中三盐场为票盐, 运销范围在各产场邻近区。 邓关盐场, 运销邓关、 富顺、 泸县; 大足盐场, 运销大足、 铜梁; 资中盐场, 运销资中、 资阳、 仁寿、 威远等县[ 4 ] 93.
(一) 简阳盐场运销
沿沱江上行运销盆西平原区的简阳、 成都市、 华阳、 新都、 金堂等县市[ 4 ] 94-95.
(二) 射蓬盐场运销
射蓬场票盐销往合川、 广安、 岳池、 江北、 巴县、 南川、 涪陵、 南充、 遂宁、 璧山、 铜梁、 武胜、 江北、 巴县、 南川、 涪陵、 广安、 岳池等 18 县[4]93-95. 可见, 其运销范围在嘉陵江流域、 川东长江干道一线。
(三) 三台盐场运销
三台盐的运销范围在涪江流域、 川北、 川西及陕西、 甘肃等地。 三台盐销往江油、 绵阳、 梓潼、 剑阁、 绵竹、 德阳、 北川、 什邡、 三台、 中江、 罗江、 平武、 彰明、 茂县、 松潘等 15 县, 陕西南郑、 褒城、城固、 洋县、 沔县、 西乡、 宁羌、 略阳、 佛坪镇、 巴留坝等县, 甘肃文县、 武都二县[ 4 ] 93.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 5 月, 三台有食盐 425 担输往德阳[ 9 ]; 民国三十四年 (1945 年), 梓潼盐的来源为三台[ 10 ].
(四) 绵阳盐场运销
绵阳城为县内最大的经济重心, 在下流的丰谷井为盐井密集地, 本县输出品之首位为盐[ 2 ] 331. 绵阳盐场运销范围在涪江流域、 川北、 川西、 陕甘等地。 绵阳盐销往罗江、 德阳、 绵竹、 江油、 彰明、 绵阳、 平武、 安县、 北川、 茂县、 什邡、 梓潼、 三台、 中江等县[ 4 ] 93. 绵阳盐场外销全赖人力背或挑进行运输, 除销往川内外, 还销往省外的陕西汉中、 甘肃阶州及文县等地[ 11 ].
(五) 其他盐场运销
川北其他盐场南阆、 蓬中、 乐至、 蓬遂、 西盐、 射洪、 南盐、 中江等盐场运销范围也较为广泛, 遍及嘉陵江各流域、 平原区的部分地方。 南阆盐运销昭化、 广元、 仪陇、 苍溪、 巴中、 南部、 荣县、 通江、 南江、 阆中、 蓬安、 梁县、 大竹、 达县、 万源、 平武、 南充、 剑阁等 18 县, 蓬中盐运销南充、 武胜、 岳池、营山、 遂宁、 潼南、 蓬安等 7 县, 乐至盐运销安岳、 铜梁、 大足、 潼南、 遂宁、 乐至、 广汉、 金堂、 简阳、 什邡、 资阳、 新都、 中江等 13 县, 蓬遂盐运销金堂、 广汉、 遂宁、 安岳、 潼南、 中江、 蓬溪、 射洪、三台等 9 县, 西充盐运销西充、 南充、 巴中、 阆中、 营山、 蓬安、 盐亭、 剑阁、 广安、 武胜、 岳池、 仪陇、 渠县、 邻水、 通江、 南江等 16 县, 射洪盐运销中江、 什邡、 德阳、 罗江、 广汉、 射洪、 合川、 铜梁、璧山、 武胜等 10 县, 南充盐运销剑阁、 巴中、 梓潼、 昭化、 广元、 营山、 南充、 江油、 南江、 通江、 南部、 盐亭、 彰明、 平武、 北川等 15 县, 中江盐运销金堂、 中江、 什邡、 三台、 广汉等县[ 4 ] 93-94.
盆周山地川盐主要以其东部边区为输出地, 运销范围在川东地区及陕甘、 湖北、 湖南等地。
盆地北部边缘夔巫地方, 盐产地有大宁 (属巫峡, 沿大宁河岸)、 奉节 (在城南江岸)、 云安 (属云阳, 沿东瀼河) 3 场, 各场附近, 皆有煤产, 盐之熬制甚盛, 与区外之开县、 忠县 2 场, 共为川东主要产盐区[ 2 ] 353. 以大宁为盐的输出地, 运销巫溪、 巫山; 湖北省的竹山、 竹溪、 房县、 秭归、 兴山、 巴东、 长阳、 五峰、 鹤峰、 宣恩等县; 陕西省汉阴、 岚皋、 安康、 平利、 镇坪、 洵阳、 白河、 紫阳、 石泉、 凤县等县[ 4 ] 93-95. 巫溪食盐输往湖南、 湖北、 陕西, 年输出量有 8 000 000 公斤, 在输出品中其数量占第一位[ 12 ].
云阳城北 30 里有云安场, 居峡中瀼河两岸, 富盐产, 利用上流鱼泉之煤, 煮盐业甚盛, 市况繁荣,为东部边区大镇[ 2 ] 353. 以云阳为盐的物流输出地, 运销奉节、 开江、 开县、 梁山、 万县、 巫山; 湖北省利川、 建始、 宣恩、 鹤峰、 恩施等县[ 4 ] 93、 95. 云阳有盐 2 600 万斤通过水运由云厂至本县上装万县、 下装夔、 宜等处[ 13 ]. 开县每月输运盐 501 000 斤, 来源于云阳[ 14 ] 400.
以开县为盐的输出地, 运销开县、 开江、 城口、 宣汉等县[ 4 ] 93; 还有陕、 甘等地。 开县的盐由人力背往城口行销[ 15 ]; 开县每月输出盐 50 000 斤, 输往城口转陕、 甘[ 14 ] 400.另外, 盆周东南部, 以彭水为盐的输出地, 运销酉阳、 秀山、 黔江、 彭水等县[ 4 ] 93.
盐为百姓生活之必需品, 在 “抗战” 时期川盐供给地有富荣、 犍为、 乐山、 简阳、 三台、 射蓬、 绵阳、 南阆、 云阳、 大宁、 彭水等盐场, 集散中心有宜宾、 江北、 叙永、 纳溪等地, 运销川省各地及与邻省陕西、 甘肃、 湖南、 湖北、 贵州和云南的相邻区域, 运销活动频繁, 适应了战时需要。 川盐运销格局的形成原因主要有:
(一) 川盐产地分布
川盐产地分布相当广泛, 有 28 县、 24 盐场, 盆中丘陵区有自贡场 (富荣场)、 犍为场、 乐山场、 南阆场、 射洪场、 三台场、 河边场 (遂宁、 中江)、 乐至场、 蓬溪场、 大宁场、 绵阳场、 资中场、 井仁场(井研、 仁寿)、 西充场、 简阳场、 盐亭场、 大足场; 盆周山地有云阳场、 开县场、 奉节场、 彭水场、 忠县场、 万县场、 筠连场; 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 (1937-1942 年) 平均每年产盐 860 万余市担, 以富荣场产量最丰, 占总产量一半以上, 犍为盐场与乐山盐场次之, 川东云阳又次之[ 16 ]. 据此可知, 四川盐场主要集中在盆中丘陵区的富荣、 犍为、 乐山等地, 盆周山地有一定数量的分布, 云阳场较多。 这些地方成为食盐的重要输出地。
(三) 交通条件
盐的运输有水运和陆运两种方式, 而水运所占比例较大。 富顺、 荣县的盐依赖沱江外运, 通江、 南江、 巴中所消费的食盐则依赖渠江诸河分销于各场镇[ 17 ]; 川北的射洪、 南阆、 三台、 简阳等盐场均有河道水运, 其余为陆运。 陆运有挑、 背及驴马运, 汽车、 板车运输较少[ 1 ] 27; 川南犍为、 乐山盐场, 远销用水运, 近销用陆运[ 1 ] 42; 酉阳为川盐一大中转地, 南溯乌江入贵州; 东由陆路经酉阳、 龙潭入湖南; 东北经黔江入湖北咸丰, 可直达武汉、 重庆[ 2 ] 376. 水运条件, 对盐物流空间格局的作用较大。
(三) 战时环境
在 “抗战” 爆发后, 川盐外销的数量、 空间范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民国二十六年 (1937 年) 以前每年销量无多大变化; 在 “抗战” 以后, 海盐来源断绝, 向来依赖海盐接济的华中各省必须另求供给, 内地盐场即以川康区为第一, 即盐销量增加; 民国二十九年 (1940 年) 5 月宜昌、 沙市失守, 湘、 鄂与川省的水运被阻, 由小河、 旱道运往者, 较前锐减, 加以海盐走私内地渐多, 遂致川康盐产过剩[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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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能源安全是指以可支付得起的价格获得的充足的能源供应。当今,能源安全的概念和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能源供应暂时中断、严重不足或价格暴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损害,主要取决于:经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能源价格,国际能源市场,以及应变能力(包括战略储备、备用产能、替代能源、能源效率、技术力量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能源安全背景下中国外交转型探析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而被中外学者和政策观察者所广泛接受。中国外交政策如何进行相应的转型,以适应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对外政策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近几年来,以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从中国庞大的海外利益现状出发,呼吁变革中国现行的“韬光养晦”“、不干涉”等外交政策原则,以更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去,在学术界获得了较大的反响[1-2].
不过,在涉及到具体事务,譬如近年来越发突出的能源安全问题之时,相关的研究并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为此,笔者将能源安全与外交转型相结合,回顾中国外交最新的实例,以尝试分析中国相应领域外交转型的可能动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促使中国综合国力显着提升,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特别是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消费量随之大幅度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为6亿9千万吨标准煤,相比于2000年的3亿2千万吨标准煤,增幅超过了1倍(图1)。
石油消费总量攀升意味着中国对于原油进口需求不断扩大,导致中国油气资源进口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截止到201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高达59.4%(图2),紧逼中央“十二五”规划所划定的61%红线。而根据BP石油公司在2014年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35》预测,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扩大。按照该报告估计,中国将在2015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并在2029年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到2035年,中国每天将进口1 400万桶原油,是2013年的2倍,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惊人的75%[3]。不容乐观的石油对外依存情况凸显出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日益严峻。目前,国际上对于能源安全的定义较为宽泛,不同的定义其内容各有不同,但核心内涵较为相近。国际能源署将能源安全定义为:能够以可承担的价格保障能源的不间断供应。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能源供应是否持续、稳定,能源价格是否合理、可负担,是否具有能源战略储备以应对突发性短缺而带来的冲击等[4].
对中国而言,随着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内油企“走出去”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的能源安全视角逐渐集中于两大议题之上:一是海外能源投资安全,关注中国海外油田及其配套设施的保护,从而保障海外份额油的正常获取;二是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即维护以马六甲海峡为主的海上运输通道以及西北、西南、东北3条陆上油气运输管道的安全,确保海外进口原油安全抵达中国本土。无论是海外能源投资还是能源运输通道,二者均同中国与相关国家(产油国或者运输途经国)的双边乃至多边关系息息相关。这赋予了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更多的国际化要素,从而对中国外交的应对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部分地区的政治局势存在着既有的或者潜在的动荡风险。
苏丹、南苏丹、伊拉克、利比亚等与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相关的国家,以及缅甸、巴基斯坦和部分中亚国家等与中国能源运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国家,都面临着包括内战、种族或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威胁、国内政局不稳等在内的一方面或多方面威胁,其中有少数已然影响到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然而,在中国现行的对外政策中,包括“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等在内的传统外交思维将内战、国内冲突等状况界定为当事国“内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禁止中国运用外交手段进行直接介入,使得中国无法动用必要的手段保护相关的能源安全利益。这一矛盾反映出中国外交运作范畴的局限性,以及其与中国能源安全之间所存在的脱节现象。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需求,有必要分析中国传统外交思维的局限性,促使中国外交进行相应的转型,以弥合这一问题。
在中国油企走出国门,积极探索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前)苏丹是最为成功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需求[5].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始于1995年,中国石油应苏丹政府的邀请,和苏丹签署了6区穆格莱德盆地的《产品分成协议》,由中国石油出资70%,苏丹出资30%进行石油区块开发[6-7].1996年11月,中国石油中标苏丹1/2/4区块项目,组建新的投资集团--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GNOPC),并控股40%.该公司运行2 a即收回总投资的60%以上,成为中国石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海外项目之一[8].
1999年8月30日,第1艘苏丹油轮离开苏丹港前往新加坡,标志着苏丹正式步入石油出口国的行列。此后的数年中,中苏两国的石油合作极大地促进了苏丹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为苏丹带来了巨额的财富。2003年,苏丹被世界银行列为非洲经济发展最有希望和前景的国家之一,2005年,苏丹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成为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也从苏丹的海外石油项目中获取了丰厚的回报。2003年,中国从苏丹获得的份额油总额超过了1千万吨,位居中国海外份额油来源第1位,占当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1%.2005年,苏丹出口石油的50%运往中国,占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的5%.
在中苏两国石油合作蒸蒸日上的同时,苏丹国内局势却出现了持续动荡的态势。由于历史原因,苏丹的人口分布呈现出北部穆斯林和南部非穆斯林分野的状态,南北部发展严重不均,北方占有了大部分经济发展果实,从而引发了南北方长期的政治对立与武装冲突。2003年初,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新兴叛乱组织宣称对于“阿拉伯化、政治和经济边缘化”的反抗,在西达尔富尔州袭击了多座城市,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9].其时,由于中央政府正忙于同苏丹南部武装的内战而无暇顾及西部地区的防卫,导致达尔富尔的政府军准备不足,在叛军的进攻之下节节败退。匆忙之中,总统巴希尔动员并武装了达尔富尔的阿拉伯民兵武装“金戈威德”,以镇压叛乱,解救政府军。
达尔富尔地区的战斗因而演化为民兵组织(叛军与“金戈威德”)之间的冲突。这使得军事行动中的平民和武装人员变得难以区分,而“金戈威德”的残暴行径更导致了战事趋于野蛮和失控。“金戈威德”每袭击一个村庄,便会杀害村子里的男性并砍掉其四肢,强奸女性,绑架、杀害儿童[10].而政府军的弱势使得中央政府对于暴行完全无法控制,只能听之任之。战乱持续到2004年,已有至少3万人死亡,100万人流离失所,20万人跨过苏丹-乍得边境,成为乍得难民营中的难民。
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4年7月和9月,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1556号决议与1564号决议,强烈谴责达尔富尔地区的暴力行为,敦促苏丹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制止暴力。2004年7月21日,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将达尔富尔危机界定为“种族灭绝”,呼吁美国对苏丹采取多边或者单边军事干涉[11].这一决议迅速地将达尔富尔危机推上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西方媒体开始广泛地关注和报道这一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道主义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苏丹政府的不作为受到广泛批评,而与苏丹政府保持密切合作的中国也成为了西方媒体集中讨伐的对象。他们认为,鉴于中国与苏丹的经济与政治联系,中国必须承担起解决达尔富尔危机的责任,向苏丹政府施加压力,彻底停止“金戈威德”民兵的暴力行为。
在达尔富尔危机问题上,中国政府秉承传统外交思维,将危机解读为苏丹内政,从而沿用不干涉内政的行为模式,对于苏丹国内局势及苏丹政府持暧昧态度,先后在涉及苏丹问题的联合国1556号决议和1564号决议中投出了弃权票。与此同时,中国还要求在联合国决议案文中增加有关尊重苏丹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措辞,肯定苏丹政府已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并且坚决反对联合国通过对苏丹实施制裁的动议。此后,中国在诸多场合均表达了对于禁运和制裁的否定:“禁运和制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武装入侵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一样。”这表明中国对于主权、领土完整等传统外交思维的坚持,也显示出中国在立场上对于苏丹政府的维护,将危机解决的全部筹码放在苏丹政府自身的努力之上。中国的这一立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强烈不满,西方精英阶层开始广泛地将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全权归罪于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一部分西方知名人士和人权团体以达尔富尔之名号召抵制奥运会,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的着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也因此宣布辞去顾问职务。这一系列事件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令中国背负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遗憾的是,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中,中国的传统外交行为模式被证明并没能有效地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随着苏丹境内局势的持续恶化,中国油企遭袭、发生人员伤亡的案例时有发生。较为严重的两起事件发生在2007年和2008年。2007年10月,达尔富尔叛军武装攻击了科尔多凡州的一处中方石油设施,并发出了要求中国企业撤出苏丹的“最后通牒”.2008年10月18日,包括3名中国工程师和6名工人在内的9名中国石油员工被正义与平等运动绑架,5人惨遭杀害,4人最终获救[12-13].在能源安全利益持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开始考虑改变原有的消极应对策略,更加积极地参与苏丹和平进程。2007年,对于联合国有关维和部队派遣的1769号决议,中国投下了赞成票,中国的维和部队成为联合国大规模一揽子支援计划的先遣兵,首先进入达尔富尔地区进行作业。同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苏丹时,向苏丹总统传达了“促进地区局势稳定,加速政治谈判进程”的信息,首次直接向苏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国外的一些观察者就此认为,中国是苏丹接受联合国维和决议的关键推手,逐渐成为了后期协助解决达尔富尔危机的活跃力量。
达尔富尔危机后期,中国的外交行为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中国开始尝试在苏丹政治和平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一尝试为苏丹局势的缓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并没有真正地保护中国在当地的能源利益。2005年,苏丹政府同南部武装签署《全面和平协定》,确立了南部苏丹的自治性。2011年1月,根据《协定》的要求,南苏丹举行了独立公投,并在同年的7月9日正式脱离苏丹宣布独立,成为联合国第193个成员国。南苏丹独立后,新划定的国境线将中国石油在原苏丹所建立的石油设施分割成2部分--南苏丹获得了大部分的石油开采设施,与之相配套的运输及炼化设施则主要被北方苏丹所继承,企业的正常生产因而受到严重影响。
这在事实上意味着中国在原苏丹地区石油投资的重新洗牌,中国能源安全利益受到了实质上的损害。独立之后的南苏丹继承了原苏丹超过85%的石油产值,其中,中国石油主导的1/2/4区中,1区、2区的部分和4区的全部划分入南苏丹,3/7区中的大部分也落在南苏丹境内[14].南苏丹独立初期,国家极为贫困,财政收入的98%来自于石油,对于能源出口的需求十分迫切[15].这一需求与中国对于继续经营苏丹地区石油投资的意愿一拍即合,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迅速升温。进入2013年,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原苏丹地区的石油出口有86%运往中国,中国继续成为南苏丹和苏丹最大、份量最重的石油买家[16].
南苏丹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南苏丹局势的缓和,南苏丹和苏丹关于石油利益、边界问题上的争端还时有发生。另外,由于南苏丹内部派系的不和,这个年轻国家内部很快爆发了内战危机,并延续至今。2013年12月15日,南苏丹政府军内部的2个对立派别在首都朱巴发生了枪战,次日,总统基尔发表讲话,谴责前副总统马沙尔企图发动政变。而马沙尔则随后指责基尔实行独裁统治,在国内进行武装清洗。双方依托各自控制的南苏丹政府军在全国 10 个州中的 6 个州展开了军事对抗[17].截至2015年3月,内战已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200万人流离失所。
在此次南苏丹内战危机中,与达尔富尔危机相比,中国外交的反应更为迅速、果断,体现出更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据外媒报道,2014年底,中国首次向国外派遣成建制的维和部队,其维和目的地正是南苏丹。这支部队的规模达到了700人,配备装甲装备和无人机,能够“极大增强联合国驻当地维和部队的实力”[18].在2015年初,外交部长王毅赶赴苏丹,就“支持伊加特(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南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听取意见,并协调立场[19].
此次会议上,中方提出了4点调解计划,并被收录于2015年3月通过的安理会第2206号决议中,成为下一步南苏丹媾和的参考意见。在2206号决议的文字中,还特别表示了对中国媾和努力的感谢,体现出国际社会在南苏丹问题上对中国的赞许[20].
此外,在此次危机中,中国的外交行为表现出了更高的灵活性,开始正式突破传统外交思维中的一些禁忌,以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据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馆消息,在本次调停的过程中,中国不但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还首次与非洲冲突中的反对派进行了会面[21].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表示,在以往的国内冲突中,中国避免同反对派的直接接触,因为“与反叛力量的接触意味着介入别国内政”.
在与反对派的接触中,中国表达了对于油田安全的严重关切:“这是政府也是南苏丹人民最重要的资产,无论谁攻击油田都将很难向本国人民交待”[22].外交部长王毅也表示,中国同南苏丹在石油领域“有着很好的合作”,如果因为战火战乱波及石油产业,“首先受影响的是南苏丹的人民”,“当然也是中国不愿看到的”[23].对于2206号决议中有关定向制裁南苏丹的部分,中国不再坚持达尔富尔危机中对于制裁的反对立场,而是投下了赞成票。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认为,这一决议“向谈判双方发出一致信号”,以“敦促南苏丹有关各方立即停止火暴”[24].
中国在南苏丹的外交实践表明,中国外交正在发生变革,中国传统外交思维中对于不干涉内政、维护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修正。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于传统外交行为的彻底放弃,而是在坚持原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放宽对于外交实践行为的限制,以更好地满足中国能源安全利益的需要。从苏丹到南苏丹,中国越来越明确地表现出对于能源安全利益的关注与维护,并且不再将与自身能源安全利益相关的事件视为他国“内政”.这为中国提供了动用非军事性手段进行斡旋与施压的空间,促使中国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相关危机,以保护自身能源安全。
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显着增长,海外能源利益不断扩大,体现出中国对于保障能源安全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如何进行必要的转型,中国传统的外交思维如何进行修正与创新,从而满足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利益的需求,成为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以及南苏丹内战危机中的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体现出中国在保护海外能源安全利益中所做出的努力,释放出中国传统外交思维发生转变的信号。目前,相关地区的紧张局势尚未彻底平息,中国外交依旧任重道远,但可以预见,今后的中国将以更加进取的态度面对热点地区的热点事件,运用更为积极的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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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央国家领导集体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冷静分析、抓住机遇,务实灵活的推进外交关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更加完善。但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没有变,中国外交“和”的理念没有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基石。随着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中国和平外交内容不断丰富,取得了新的成果,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冷静面对,制定相应对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共赢主义”外交新理念与中国崛起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和多变的国际格局,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以共赢主义为核心的新型国际治理理念和一整套具体措施。共赢主义的提出,将有助于营造适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并为国际交往格局的健康发展创造新机遇。
【关键词】共赢主义 国际格局 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可见,建立互利共赢的国际格局,已成为崛起中的中国在当今时代的一大选项”。
一直以来,中国都秉持着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不仅大量吸引外资、出口产品和服务,还在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杠杆和资本支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据德意志银行2013年的统计,中国对世界GDP成长的贡献高达38%。
但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崛起充满疑虑。它们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对其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产生威胁和挑战。在坚持和平外交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等基本外交政策原则的同时,中国亟需发展新的外交理念和思路,以推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共赢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理概念,亦非单纯的政治口号,而是一个深具理论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共赢主义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崭新概念。
共赢主义的第一个核心内涵,就是强调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该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国际交往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乃至多赢。只有参与者都心甘情愿,才能达成共识并取得共赢。在博鳌论坛上,指出,我们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强调“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以及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共赢主义的第二个内涵,是强调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应该建立在互信、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恰如在博鳌论坛上所强调的那样,“‘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在亚信上海峰会上,强调,“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共赢主义的第三个内涵,是将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有机联系起来,这是的治国理政思想从内政到外交上的延续。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延续。提出共赢主义,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令人耳目一新的内政治理思想。
执政以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不断走向“新常态”,并倡导将改革红利惠及全体民众。如果细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共赢主义的思想,都可以从在整饬内政和深化改革上的种种提法和措施上找到渊源。
共赢主义的第四个内涵,是它具有一整套的相互关联的理念和机制。在博鳌论坛上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许多人都认识到跨国、跨地区的合作与协调至关重要,但是却无法提出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使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只是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阐述了推动和实现共赢主义的许多措施,使合作共赢不再只是人们所期许而难以实现的理想,从而为共赢主义的落地和得到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来看,实现共赢主义的道路至少有两条。其一是改造现有的国际交往渠道和对话平台,使之能够进一步支持国际治理的新形势和新需求。比如,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亚信的发展,使之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而不再只是过去轮流召开的常规性多边会议。其二是建立新的国际交往渠道和沟通平台,以打开新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局面。当既有的国际组织和游戏规则无法满足共赢主义的需求时,就需要提出替代性的制度框架和政策工具。
同合作、互利、共赢等有关的概念和理念有许多,但是所倡导的共赢主义却与它们有显著的区别。概括来说,共赢主义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延续性。共赢主义不是另起炉灶或推倒重来,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自然延续。从中国历任领导人所提及的外交理念可知,的共赢主义,在思想脉络与政策思路上,都同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和前后连贯。换句话说,共赢主义既有其崭新的一面,也有其历史连续的一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外交理念的集体智慧结晶。
第二,总体性。共赢主义不单纯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总体战略。共赢主义也不止是单方面的具体举措,而是多管齐下的综合国家战略。无论是在各地兴办的孔子学院,还是广泛接受海外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亦或是积极举办体育赛事、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主动开展国际交流,中国将软实力与硬实力相结合,采取多种方式全方位、立体化地推动共赢主义。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合作互利意识,开展各领域和全方面的沟通、交流、合作、共享、互助和协调,这些理念和行动充分反映了共赢主义的核心精髓。
第三,共赢主义体现了的治国理政思想,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共赢主义既是中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个人思想的集中体现。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其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这使他逐渐形成了利益共享和互惠互利的发展思路。可以说,的地方工作经验对其治理理念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共赢主义的提出并非想当然的,而是对其长期工作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因此自然而然烙上了鲜明的个人特质。 第四,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政、实用、有序、和谐等理念。在多次讲话中都援引儒家经典语句,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提出的共赢主义,强调世界各国平等交往,有序参与,共同发展和分享收益。在共赢主义的世界里,大国推行仁政而不是霸权,讲求各国关系的和谐,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愿景。共赢主义也并非空中楼阁或水中之月,而是从中国实际和各国的共同诉求的角度提出来的,因此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就此而言,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没有对中国传统思想精髓的透彻领悟,就无法提出共赢主义并将其贯彻落实。也正因为共赢主义所蕴含的深厚哲理,它才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并在未来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中国倡导的共赢主义,是首次以大国的名义提出的国际格局新构想。共赢主义的影响会是渐进性的过程,它的影响可能会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共赢主义的影响体现在抽象的理念层面。即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的领导人,所倡导的共赢主义将为其赢得更加正面和积极的国际形象,并有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除了其国力外,更为重要的是国家领导人的理念。以共赢主义为核心理念,和中国都将从理念上更持久地影响世界。
其次,共赢主义会在机制层面产生影响。从亚投行的事例可见,在共赢主义理念的影响下,中国提出的许多新机制和新方法,会日益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和认可,并逐步成为补充乃至更新国际交往格局的替代性选择。共赢主义的提出立基于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机制和政策措施。这些机制和措施既有此前未必重视和充分利用的,也有此前从未被付诸实践的。它们的提出和推行,为其他国家解决类似的国际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也为中国打开国际格局新局面提供了密钥。
最后,共赢主义的影响立基于切切实实为其他国家所带来的现实效益。只有给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共赢主义才能真正说服人们。光凭好听的承诺、悦耳的语言,无法真正说服其他国家认同乃至追随。只有通过切实的行动,产生实质性的收益,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心悦诚服。基于共赢主义的理念和机制,产生现实的收益并为其他国家所共享和共有,就会为共赢主义的持久影响提供可持续性的支持。
推行共赢主义并不会一帆风顺,无论是在中国外部,还是在内部,都可能会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共赢主义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来自美国,因为中国的崛起必将撼动美国对世界的主导地位。共赢主义将直接或间接挑战西方霸权所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特别是美国对全球格局的控制形势。相对来说,英国、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民众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更为正面。
美国皮尤调查(Pew Survey)在2014年的一组全球调查结果,可以反映当前美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有一定了解,但是这些认识并不一定都是正面的。总体来说,越是具有世界主义的美国民众(如民主党派、自由主义或曾经访问过中国),越对中国持有积极态度。调查还发现,中国日益凸显其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风范,但是美国许多民众却“不买帐”,甚至持有负面抵触的态度。这种负面态度主要源于他们认为中国还未履行其国内义务(如所谓的保护人权和民主化改革),并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相对来说,对中国文化和知识感兴趣的美国民众,往往持正面态度,表明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
此外,台湾大学的朱云汉教授领衔的“亚洲晴雨表”对13个国家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结果。多数受调查的亚洲国家都对中国在本区域的影响持积极态度。与中国存在潜在安全冲突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对中国持怀疑态度,而在领土和文化上接近的国家对中国崛起较为乐观。与中国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或政治敏感议题的亚洲国家的民众,很难产生对中国的友善态度。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提升对中国的好感,但也可能因为经济脆弱性问题而产生敌对情绪。与此同时,一些亚洲国家并不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而这同中国在本区域和国际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上述调查研究表明,中国在推行共赢主义的理念和机制时,需要采取借力打力的策略。在某些利益上体现中国的价值元素,才能吸引和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加强自身的国家能力建设,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构建。目前,既了解中国文化,又通晓世界规则的全球化人才还较为匮乏。中国特别需要培养具有国际交往能力和全球开阔视野的人才,以支持其日益发展的共赢主义。此外,强化共赢主义的影响,需要中国采取若干关键举措。
首先,中国需要为世界其他国家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应承担大国所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并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和支持。以也门危机为例,中国不仅营救本国国民,还派出部队积极营救包括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他国公民。再如非洲,中国为许多国家提供无偿性且无附带条件的医疗卫生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援助等,惠及许多当地民众,并赢得人们的交口称赞。通过提供诸如此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将有助于中国的共赢主义获得越来越广泛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其次,中国应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并站在多数国家的立场上主张权益。共赢主义强调不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且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换句话说,中国应该站在共赢的角度上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大国胸襟和仁政理念,将塑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正面形象,并为共赢主义的推行提供强有力的共识支持。
最后,实现共赢主义的制度化,是最为关键的举措。中国所倡导的亚投行,可谓引领了一股新风。其开放的胸襟、广邀各国自愿参与、主动放弃否决权、透明的决策过程等,必将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赞许和认可。与此同时,亚投行所推行的制度创新,可以与其他国际组织的既有制度相抗衡,而中国作为正面榜样的力量,也会使共赢主义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作者分别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
①《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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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兴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经过晚清、民国初年两阶段的缓慢发展,到20世纪30、40年代,迅速壮大,而初具规模。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每次看到有关中国外交的新闻都给我一种中国一点都不强势的感觉,或者说有些软弱,像韩国,日本,美国等国经常“欺负”中国,而中国却没有给出有力的回应,像渔民被拘事件,日本政府对二战侵略的态度等。都让我为之不解——到底为何中国外交如此软弱? 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蓬勃发展,国力日益强盛,已逐渐由一个封建落后的弱国成长为一个开放的经济军事强国,其成长的速度让世界为之震惊。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其近几十年来的外交却让我十分疑惑。在中国国力不强,被列强欺负的时候发展和平外交,对美国等经济强国采取谨慎的外交策略还可以理解,但如今中国已经不是那个人人都可以欺负,各国都想分一杯羹的穷国,弱国了,还对其他国家那么“敬畏”就让我十分不解了。
日本问题由来已久,自二战结束后就一直争论不断,在德国公开道歉还有德国两任跪倒在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更是让我们对德国肃然起敬,而对日本更加深恶痛绝。对于德国发动二战对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如今的多数德国人都有着强烈的忏悔意识,战后德国的表现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称道。而反观日本却不思悔改,在全世界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时,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竞相报道时,而在日本的各大媒体上却找不到相关新闻。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课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这些对于中国——一个遭受侵略的受害者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轻视与侮辱。而中国政府却并没有采取什么有力的措施来反击,这让我们国民感到十分愤怒与不解。而近来发生的中国渔民被拘事件也是如此,韩国海警以“非法捕捞”和“抗拒执法”为名围攻中国渔民时遭遇反抗,演变成流血冲突,9名渔民被扣。在韩国“强烈抗议”后,中国外交部不是要求释放渔民而是表示要“教育渔民”。还有 现代地图标示已上百年属于中国主权的南沙群岛,已叫越南占领了29个岛屿、菲律宾抢占9个、马来西亚则占领5个,还有文莱也凑热闹,它们大肆开采海底石油,催迫中国渔民,为了所谓的大国形象,中国“默不做声”。
而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中国的外交为何如此软弱,在我看来原因有几个,其一是历史问题,中国清末时期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中国清政府不作为,签署了许多卖国求荣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列强面前一直处于劣势,如今虽然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但这种民族自卑感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中国外交才会一直不够强硬。其二近代中国一直以和平外交为外交原则,中国一直实行和平和发展的外交策略。在面对外交问题时中国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经济如今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不想因为一些不会影响到中国根本的外交摩擦打破如今的发展形势。其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好面子,而为了维护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形象,中国可能认为表现得宽容一些会让中国在国际上的评价加分,当然这也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求中国在国际发展中占一个有利位置。
这许多事件都证明中国外交太过软弱,只顾所谓的大国形象和和平发展的口号,却置大国尊严于不顾,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到底该如何去让中国向世界展示真正的大国的风采和尊严,让世界看到一个真正的强国!
摘要: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重要近邻。中日友好交往绵延两千年,中日两大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古代中华文明灿烂辉煌,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近代中国也通过日本学到了许多西方先进文明的重要成果。通过中国古代与现代外交关系的论述,来说明中国古代的外交政策与现代的外交政策有哪些继承和发展,及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原因。中国对日的外交策略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 日本 外交
古代的中国是东方的一颗璀璨明珠,经济与文化高度繁荣,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不仅在农业、工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在文化、科学、医学、等方面遥遥领先与世界各国。比如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就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国古代的领导者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不断地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同各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高度繁荣的经济与文化不仅给周围各个国家而且给世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受中国的影响更为深刻。
古代的中国社会较为稳定,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是东方大国;文化繁荣;对外交通便利(早在汉朝时期就开辟了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同东亚,西亚,南亚之间的交往便利);从汉朝时期开始领导较为开明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加上马车,船,等先进交通工具的使用。
在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实力雄厚,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同周边国家交往频繁。早在汉武帝时期一些部族小国与汉朝已经有了通史关系汉光武帝时,光武帝赐予印绶,在这以后倭国又遣使来汉,中国的水稻种植技术和冶铁技术传到日本,促进日本农业的发展。
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为了加速移植中国先进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不绝,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各新的阶段,隋炀帝也遣使到日本,日本方面给隆重接待。
唐朝时,我国经济与文化高度发展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从630年至894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次数19次。日本也频繁遣使来唐。大量的日本人为中国的先进文化所吸引,留学生、学问僧在长安城里随处可见。这些留学生回国以后进行了大化改新以唐朝的制度为蓝本,采用中国先进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官吏的选拔和考核;推行租庸调制;建筑;教育;语言文字;宗教;人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奈良时期的建筑受唐朝的影响极大。首都的建设完全仿照长安城的建设。促使日本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独具特色的新文化和以汉语位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文化格局。鉴真东渡弘法,传播了盛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宋时中日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由腾原氏统治,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日本人私自渡海来华,宋王朝侧实行相反的政策大力支持民间对日贸易。直到南宋日本改变拉保守政策。中国的钱币和先进的建筑术,纺织术,医药术,以及种茶,吃茶术等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对中日双方的经济,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朝中日开始来往到北宋中国一直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远远大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大国行列。在中日交往中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日本为了本国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发展,也积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到了元朝后期,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割据时期,诸侯相互攻战,争夺土地的权利,在内战中失败的一方,就组织武士,没有生活能力的流浪人,商人和海盗勾结,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掠夺财物。
明朝前期,郑和七次下西洋,积极同各国交往。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国家衰弱明朝实行闭关锁国的的政策,更多的日本人侵入倭国东南沿海,戚继光领兵抗倭,取得胜利。
到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清朝后期,英国发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对外开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日本进行明治维新,为了满足国内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实现大国的愿望。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东觉党起义,枉然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对中国进行野蛮式掠夺,给中国人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直到1945年才结束了对中国的统治。
从明朝到1945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渐下降,日本为了本国的利益不断的侵害中国的利益。对中国的态度与先前截然相反。说明了国家利益是实行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弱国无外交。要想不受别的侵略必须让自身强大起来。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72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变化。日本被迫与中过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得以逐渐发展。两国藉此重新确立外交关系,把双边关系推进到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历史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中国迅速崛起,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苏东剧变和美国对话政政策的改变,中日之间进入准冷战时期,这一时期表现的特点,人们称之为“政冷经热”,这一时期中日矛盾全面爆发,成为双方外交政策在政治领域的主色调。今年来日本不顾人民的反对三番五次参百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 歪曲侵华事实,关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南京大屠杀予与否认。对中国钓鱼岛虎视眈眈。
由于从1894年到1945年日本对中国实行野蛮的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中日之间的正常交往留下了阴影。但是经济全球化使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个国家只有合作才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中日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政冷经热“。
落后与闭关政策,导致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新中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应更加注重自主创新,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和平崛起。当今处于经济全球化阶段,中国面对各方面的挑战和威胁。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但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在铭记与吸取历史教训的同时以发展经济为主,不断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何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中国人民素以友好交往、和平共处著称于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是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条件,是对外开放的保障。所以中国对日采取“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杜民喜:《试述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 北方丛1999年第2期
汪向荣 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84年
毛子和李著 《中日关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中的“制台见洋人”一段,生动描述了晚清官员对洋人的畏惧场景。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晚清官员多数既不敢拒绝,又应对无策,从而惧怕不已。例外的是,张之洞担任晚清总督23年,极力维护国家民族主权、利益,演绎出了与《官场现形记》中截然相反的情景,今日回首仍令人感慨万千。
严辞拒绝法国领事无理要求
张之洞于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的背景下,走马上任两广总督。上任后,张之洞多方筹措,在镇南关――谅山大捷中居功至伟。战后法国传教士、领事返华,要求赔偿战争期间被毁坏的教堂财产。张之洞此时痛斥法国无理、法军残暴,指出法军已激起众怒,但在此情况下,中国并未伤害法国商人教士,反而加以保护,“试思去岁贵领事官,如不挈商民等离粤,所有教堂房产,如不由官封守,万一变生不测,何从保卫?何今日不以为德,反以为怨乎?”对于领事师克勤多次提出会见的请求,张之洞始终拒绝。
不得已之下,法国更换领事。新任领事法兰亭发起外交照会,要求中国赔偿损失38万。张之洞书面答复“无可议办”“以众怒所萃之物业,而居然幸获瓦全,即小有遗落,仅如纤芥,所全于法国者实大且多”。如果法国一味索赔,张之洞则先请法国赔偿中国损失,“查中国自光绪九年办理海防以来,以至十年六月基隆开战以后……损耗银数,约计三百八十余万两。按照万国公法,自应以举兵至人之国生衅者认其咎,贵领事官须先言明,将此项银三百八十万两若何查办?若何归结?筹有妥善切实办法,与本部堂议明办妥,再为查办教堂损失零星物件可也”。张之洞拒绝接见法兰亭,仅以上述书面答复据理反驳。上述内容被记者获悉,刊载见报。登时民心振奋,一纸风传。
在张之洞的强硬之下,法国外交部陷入窘境,不得不再次更换人员,任命白藻泰担任广州领事。白藻泰曾任天津领事,与李鸿章颇有交往。到任之前,李鸿章致电张之洞,请张之洞接见白藻泰,强调法国“系修好之意。白谨慎,必无此等恶习,嘱北洋一语为介”,也想通过缓和局面为北洋外交争得空间。然张之洞外交主张与李鸿章不同,回电陈明,“美素睦,英渐谦,德无嫌谊,当款接。法无礼,故不能不以此折之,非得已也”,指明要刻意整治法国领事的骄横无理,并请李鸿章转告法国公使,“言定以后永不再提此等索偿之谬论,即当见之”。
李鸿章和总理衙门都不认可张之洞的举措,“若必先与说定不提此事方可接见,转若示之以怯,恐彼更多借口,不如坦然相见,最为得体,倘彼再申前语,仍可严驳”。张之洞并未照总理衙门指示,仍拒见白藻泰。总理衙门为此专上《请饬粤督照章接见法领事》折,后上谕斥责张之洞,上谕如此,张之洞不得不表示“自当钦遵”。但此后白藻泰未再请见,张之洞亦未主动约见白藻泰,索赔问题也再无交涉。经一年三个月,连续三任法国驻广州领事都没得到两广总督接见,张之洞成为令洋人头疼的制台,也成为总理衙门眼中最不会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督。
奏折陈明利害减少损失
随后广州再次发生各国领事要求开通“沙路”而引发的外交纠纷,此事处理中鲜明体现了张之洞的外交立场。当时海路进入广州分南支“沙路”和北支“渔珠”。中法战争期间“沙路”封锁,只留“渔珠”行船。如不开沙路,则外国船只欲进入广州,必须先后通过牛山、长洲、渔珠各炮台;“沙路”封闭超过三年,则流沙淤积使军舰不能进入。各国领事以战事结束,提出开通“沙路”。张之洞出于广州海防角度一一拒绝各国领事。诸领事遂通过驻京公使向总理衙门照会,转而向张之洞施压。在此情形下,张之洞上奏折陈明,领事提出的方便通商、通航等理由,已经在“渔珠”解决,“沙路”封闭实际上并不影响通商、通航,反而方便海关管理,而且从广州长远海防角度看,“此事所关甚巨,不得不再行详切沥陈,仰恳敕下总理衙门立案,永远不予曲从,粤防天下大局幸甚”。
内强其国外御其辱的外交原则
随后,因诸多事情得不到总理衙门支持,张之洞直接上奏广东洋务状况,指出来华洋人多有贪利小人,给以小利则可以为我所用,“年来有英人谢耳仕,美人士边臣,皆为厘局作线引拿私货私土”。本来可以占据的主动局面,只因历任官员怕生事端,对洋人无理要求也一概迁就,而形成被动局面,“向来于交涉之件过形迁就,是以愈久愈肆,渎扰不休,每隔数日,必来一见,骄蹇不逊,要求无厌”。
张之洞对此陈明自己的原则,“所求事件有理者力任办妥,不必推诿,不待催促。无理者直言拒驳,亦不周旋,若再渎扰,则竟置之不理,百折不回”。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认识到外交根本在于国力:“日夜孜孜经营战守,讲求船炮,使彼知我时时有不忘战事、不甘隐忍之志,则可省无数口舌波澜。此尤无形之折冲,探源之因应。”随即张之洞在广东即投入洋务自强实践,经后来一生之努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的洋务实践。
两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历任湖广、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连战连败,国势衰落之下,外交更不堪言。然张之洞在殚精竭虑之中,仍坚持“有理者力任办妥,无理者直言拒驳”的原则,在外交压力下推动清廷完善中国财政、货币、税收、法制等方面建设,又极力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并成为令洋人又敬又怕的清朝高官。1909年,张之洞逝世,“各国驻京公使皆奉其国命致哀悼之意。受吊之日,各使均于几筵致敬”。被称为“最后一个儒臣”的张之洞,在晚清衰落的局势下书写了中国近代外交上的异样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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