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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方即敌人的后方也就是说是敌人的占领区,两军对峙形成相当长的一道战线,一方人员越过了这道战线,并且深入过这道战线一定的距离,就叫做敌人的后方,后方是给前线提供弹药和生活补给,较大的医疗医院以及物资装备的制造生产研发等,异常危险。 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后方获取国外能源的特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后方获取国外能源的特点 全文如下:
能源是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民众生活必需的燃料和动力源。现代战争中,由于战时交通和武器装备的需求,能源更成为前线战场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因而保障战时能源供给就成为行政当局最为重要的使命和任务之一。抗战时期,正面战场上国土大片沦丧,能源储备相对丰富的东北、华北等地区相继为日军所侵占,国民政府局促于西北、西南两隅。日军还千方百计切断中国的对外交通线,切断大后方的能源供应,能源输入日渐减少,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能源需求的日益增加。随着战事进展,后方运输工具不断增加,仅军政部一个部门,1939 年有各种军用车辆近13000 辆,每月需油为 2485005 加仑。然而 8 月中旬军政部存油仅有 1430000 加仑,远不敷使用。故而何应钦疾呼: “油荒危险,即在目前燃眉之急,亟待救济”.①大后方的能源生产此时尚未走上正轨,缓不济急,从外部输入能源就成为必然选项。不过大后方从外部输入能源的过程,却因未有预先筹划而困难重重。
其实对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的能源保障,有识之士早有建言。战前就有人指出: “石油之重要识者类多知之,况近年全国公路建设一日千里,航空飞机扩充不已,石油之消耗量与之俱增。设一旦战事爆发,则运输汽车、坦克车、飞机等无一非以石油为动力之源。吾国石油向仰给于外人,漏卮年达数万元。万一战事发生,海口为人封锁,遂更有坐以待毙之危。”②1935年初,津浦铁路工程师郑华建议,从缅甸腊戍,经昆明、贵阳铺设油管到重庆。他设法获得了美国油管设备公司支持,并得到了铺设油管的技术资料和经济成本核算资料。③然而因为相关经费无着落和美国顾问的反对,该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铺设战略性能源管道的计划遂告搁浅。尽管民间人士为能源战备奔走呼号,国民政府高层却虑不及此,全然没有周密考虑战争爆发之后能源的需求,更没有对能源输入的线路预为筹备,以至于战时大后方能源供给完全处于混乱无序状态,仅仅依靠应急性的措施来予以保障。
战争之初,日本海军就利用其优势,实施了对我国东南沿海的封锁,只不过因中国海岸线辽阔,日方又未对英美等国公开宣战,封锁难免存在漏洞。此时,香港到广州交通线路成为主要的能源通道,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等外国石油公司尚可打着第三国的旗号从沦陷区输入石油,国民政府便鼠目寸光,依赖这种依靠走私的石油供给方式。然而随着战争的进展,日军加强了对华经济封锁。1941 年 1 月裕仁天皇亲自确定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要求对华“力求加强地面、海上及空中的封锁。切断法属印度支那通道,阻止缅甸通道,以海军封锁海面及以陆军兵力封锁海港作战并行,加强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压迫”.④大本营随即于 2 月 26 日下达第 488 号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对浙江省以北的中国沿海、华南方面军应对福建省以南的中国沿海,自现在起分别以一部兵力,随时进行以封锁为目的的作战。
⑤日军随后进行了广州作战,封锁了香港到广州的能源运输通道。此通道一失,国民政府方才如梦初醒,仓卒间寻求其他的能源通道。1939 年 5 月,在经过与法属越南殖民当局的艰难交涉之后,滇越铁路局同意从当月 22 日起,“以总运量的 4/9 拨交海防分处转拨各机关装运政府物资,其他 5/9 则由( 滇越铁路) 公司直接拨予三油公司( 德士古、美孚、亚细亚) 、洋灰公司及中法商人”.⑥此后滇越铁路成为国民政府最大的能源通道,据统计在1939 年 7 月到 1940 年 2 月的 8 个月间,共运入油料25937 吨。⑦油类产品占全部运量的 52. 67%和全部价值的 22. 32%.⑧至 1940 年 4 月,滇越铁路的月运输能力扩大为 24000 吨,在分配给国民政府的 15600 吨的月运输吨位中,汽油运量为4900 吨,占据差不多1/3 的份额。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仅仅两个月后,日军就切断了滇越铁路,使得这条当时最为重要的能源通道中断。随后大后方的能源输入依赖当时交通基础设施尚不完备的滇缅公路。从 1939 年初到 1941 年底,滇缅公路已经成了中国抗战唯一的输血管。⑩两年间,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各种物资达 221567 吨,其中 1/3 为汽油。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摆脱了一切国际条约的束缚,得以侵入英法等国势力范围,切断了滇缅公路。尽管此时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还有一条通往苏联的能源输入线路,但是该线路能源输入量不大,且多用于沿途公路运输之消耗,并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趋于停顿,故而对大后方能源紧张的局面缓解不大。
其后大后方陆路能源输入几乎断绝,转而依靠美国建立的空中航线---驼峰航线。1942 年 1 月 30日,即侵缅日军攻占缅甸第二大港口毛淡棉的当天,罗斯福便提出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另辟一条陆上补给线的可能性,并委托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与中方外交部长宋子文协商。然驼峰航线系临时开辟,地形地貌极其复杂,不仅要穿越青藏高原,而且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高黎贡山、横断山等山脉的高山峡谷,沿线气候条件极为恶劣。
此后直至 1944 年底,中美在缅甸反攻成功,中印利多公路和中印油管成为了陆路能源通道,驼峰航线的压力才有所减轻。应急性的能源输入方式造成了能源供给的不稳定,每当日军封闭一条能源通道,国民政府才临时开辟另外一条通道,自然不可能应付后方海量的能源需求,且由于对日军进攻的速度和节奏缺少相关预警,很多能源落入日军手中。很多能源因运力不足无法抢运而被迫销毁,1942 年 5 月日军侵占缅甸,就导致了我国存放在该国遮放、芒市两地的3 万余吨油料被迫只得自行破坏,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在抗战期间大后方能源输入当中,能源输入主要是石油及其制品的输入。煤炭和电力方面的能源供给,尽管大后方相关能源的储备并不丰富,然而多方1由于中国在抗战前并未能发现大规模的油田,仅仅在甘肃玉门和新疆的独山子发现了少量工业油源,其开采量尚不足以保障国内日益庞大的液体燃料需求,因此液体燃料尤其是汽油、柴油、煤油等亟需外运。在能源输入的方式上,既有滇越、桂越铁路的铁路运输,也有滇缅公路、甘新大道的公路运输,还有驼峰的空运,以及后来的中印油管的输送,甚至还有马帮、驼运等驿运的原始方式,几乎尝试过所有的运输方式。上述运输方式尽管在运输效率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别,但是却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成本高企、代价极其昂贵。从保障抗日正面战场作战胜利的角度来看,是必须进行的,但是其代价之高却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公路运输为例,大后方两条主要的能源输入线路滇缅公路和甘新大道,滇缅公路地况复杂,通车能力不足。甘新大道则路途遥远,其中仅仅迪伊、迪哈两段公路全长就有 1895 公里。抗日战争爆发,为便于苏联物资的运输,该公路分别向东、向西进行了延伸,“向东从哈密伸到星星峡,与西北公路连接,向西从伊宁延至霍尔果斯,与苏联公路连接”.
尽管该路线的具体长度缺乏准确的数据,但从兰州到新疆伊犁,就长达四千多公里,还不计算兰州到四川或者其他地区的路程。长途运输消耗了大量的油料,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在致财政部的电文中称: “俄方允给之汽油原为每月一千吨,但自元月迄今仅接收七百余吨,现天山北路正值雪解,飞机、汽车皆难畅达,而陕甘线区接运物资之车辆需汽油六百吨以上,似此俄方来油困难,哈密运输有停顿可能。”?路上能源消耗竟达 60%之多。
空运的消耗更为庞大,“驼峰”不仅地形险峻复杂,还有世界上最恶劣、最可怕的气候。从西面来的低气压与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高气压团以及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的低气压团相撞,使得航线上经常有暴风雨、猛烈的湍流、每小时 160 -240 公里的侧风以及严重结冰。
在此复杂的航线条件下,运输队伍损失惨重,据统计美国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运输机 563架,损失率为 30%.坠毁飞机最集中的地方飞机残骸连绵一百多公里,被人们称为“铅谷”.战后美国官方公布了这样一个数字: 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 人。
驼峰航线的巨大代价不仅是人员和飞机的损失,还体现为运输工具本身的能源消耗。1944 年 10 月,印中师( 负责驼峰航线的航运部队) 每天消耗 400000英制加仑( 约为 1818400 升) 燃油,1945 年 5 月为700000 英制加仑( 约为 3182200 升) ,1945 年 7 月为900000 英制加仑( 约为 4091400 升) .
以美国空军在华作战所需汽油为例,从印度港口经驼峰航线每向中国作战的美国飞机运 1 加仑汽油就要在途中消耗 6加仑,B - 24 轰炸机飞跃驼峰 3 次,才能运来 1 次战斗所需的汽油。
为了改变这种代价空前巨大的空运模式,抗战中后期中国能源的主要援助国美国寻求重新建立陆路能源通道。早在 1942 年 4 月,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初,就提出要修筑一条从印度利多经缅甸密支那最终到中国云南的陆上通道。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主张,由于驼峰航线运量不能满足中国需要,必须收复缅甸打通一条通往中国的实际供应线。1943 年3 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 “只有空运航线,是永远不能运送作战的必需物资给你的陆军、空军以及陈纳德的空军……因此,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重任,经缅甸进入中国陆上供应线必须尽早打通”.
伴随着中印公路的打通,随之而来提上日程的是中印油管的建设,尽管油管输送能源的成本较其他方式低,但是油管的建设却是以巨大成本为基础的。据统计,中印管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油管,蜿蜒 3200多公里,需要 492000 节管道,总数有 50 万吨油管用于中印油管系统管道的铺设,所有材料均需从美国运输。在建设过程中,中美两国工程技术人员死亡 18人,美国工兵的出工率是 100 万个工作日/天。印度军队( 可能是英印工兵) 、本地劳工和中国人另外的出工率也是 100 万个工作日/天。总计计 300 万个工作日/天。
很显然,上述能源输送方式都面临着高昂的代价,具有不可持续性,所以当战争一结束,上述运输方式就立即退出了历史舞台。
尽管抗战时期盟国和国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对大后方的能源输入,但是无论是哪种方法都不仅面临着巨大的成本消耗,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后方能源紧缺的问题。因此大后方在严峻的局势下,被迫采取多种方式降低对外部能源的依赖。
为减轻对外部能源的依赖,1941 年 12 月行政院召集财政部、经济部、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交通部召开会议,讨论大后方的能源补给问题,并作出决定:“1. 甘肃油矿之生产,应设法增进,所需机件连带运入; 2. 酒精生产应设法增加原料; 3. 桐油提炼应设法推进; 4. 木炭车、煤炭车之推进应设法努力”.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则对下属相关单位下达了具体任务指标,“查自越南及缅甸禁运以来,各种油料涓滴不能进口,国内油矿亟应积极开采而各项代用品亦应加工赶造,以期自给用于抗战。……自三十年一月份起,每月必须设法供给军用汽油三万加仑。而对于酒精植物油及其他代用品亦应设法增加生产,以应需要。”当时,最为困难的是汽油的保障,大后方行政当局开展了节约汽油运动,提出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还将军用汽油调成血红颜色,以示汽油为血,要爱惜节省。如果司机偷窃汽油,甚至可以被判处死刑。为了在大后方开采出工业油流,国民政府曾拨出1 亿多法币。
蒋介石还亲自视察过玉门油矿,蒋还对当时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表示: “玉门油矿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告诉我,我一定支持你”.在大后方石油建设者的积极努力下,玉门油矿自 1939 年投产到 1945 年,共产原油 22. 5 万吨,炼制生产汽油3. 57 万吨,煤油 1. 56 万吨,柴油 0. 15 万吨。
解决了燃眉之急,以至于“各界用户迫切需要,不得不跋涉荒凉,前来接洽,而交上级机关之函电,亦带恳求之意。”但是仅仅依靠玉门油田的石油,远远不能满足后方需要。尽管后方汽油产量由 1939 年的 4000 加仑,增加到 1944 年的 4048000 加仑。至 1945 年止,七年共产汽油 1303 万加仑,但与战前我国的平均汽油需求量 3000 万加仑相比,无疑是相形见绌。
为此大后方对液体燃料的使用开展了严格的管制,进行了严格的配给。资料来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藏,曹立派、赵士奇: 《中国战时酒精工业之研究》,《资源委员会季刊---酒精专号》,第五卷第一期,《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一二八,案卷号-18079.大后方还加大了酒精等代汽油产品的生产力度。
到 1941 - 1942 年,国统区内酒精业出现最为繁荣的局面。据当时官方统计,截止 1943 年 6 月,全国现有厂数共 223 厂,其最大产量每月可产 1860000 加仑。
然而即便是酒精产能大增,也不敷军需民用之需,为了严格控制酒精使用量,四川公路局甚至对车辆在各路段的酒精耗费量进行了精确量化处理,对各路段的能源消耗进行管控。
在汽油与酒精亦不能满足供给的情况下,大后方的交通运输部门采取了将运输车辆的动力改为木炭车以及煤气车的办法,在汽车上装炭炉、褐煤炉。然而汽车改用代用品后,因燃料性能的差异,动力不足,导致发动机部件早期损坏。由于部件损坏,车辆待油、待修,停驶纳日多,运输濒于瘫痪。
据 1944 年统计,甘新大道由玉门至兰州每月约运送油料 19 万加仑,由兰州至广元每月约 15 万加仑,而所用汽车共1040 辆,几乎全为 1939 年的旧式俄车,行驶均在 5 年以上,机件破损严重,经常保持完好的不过 300 辆。因此,尽管在多重手段之下,大后方对外来能源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但是从长远来看,对汽油等高品质能源的需求依然异常强烈。如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在华作战的航空汽油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飞机、坦克等现代化装备无法用酒精、代汽油等液体燃料来驱动,而此类装备往往能够在战争中发挥极大作用。
能源不仅是交通运输的血脉,同样也是现代战争军队动力的源泉、战争机器的血液。抗战时期中国战场尽管因为中日双方在武器装备的机械化程度方面不如苏德战场,但也具备了现代战争的基本特征,即空军和机械化武器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抗战期间,据统计,从1942 年7 月4 日到1945 年8 月8 日陈纳德辞职离华,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与第 14 航空队共击落日机 2900 余架。
并在豫湘桂战役、湘西会战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军空军还在 1943 年底掌握了中国战区的制空权,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行动。时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在评论远征军反攻缅甸时认为: “当时日本东条英机式飞机已为美国 P -51 驱逐机所制服,美国并有 B- 25、B - 29 轰炸机等攻击利器,在缅甸崎岖山地轰炸敌人代替炮兵火力,敌空军处于劣势,此亦敌失败之主因”.日本人也认为盟军的空运补给是日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东京一家电台说: 我们在前线作战的困难是由于缺少补给和空中优势。敌人通过空运获得食物补充,而我方士兵靠少量谷物坚持战斗。
然而第十四航空队却经常不能获得充足的燃料补给,导致其在战争期间长期处于被动作战状态。1942 年 12 月,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因缺少燃料停止作战; 1942 年 12 月至 1943 年 4 月间,陈纳德的驻华空军因缺少机油等物资,被迫减少甚至停止作战;1943 年 3 - 5 月间轰炸机仅采取了几次作战行动。
航空燃料供给的不足主要是受到驼峰航线的影响,因驼峰航线的运输机数量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达到要求,严重影响中国战场的作战。美国总统罗斯福被迫亲自干预,1943 年4 月1 日,罗斯福告知蒋介石:一旦驼峰运量达到 4000 吨,陈纳德每月将获得 1500吨,夏季月运量达到以 6000 吨时,陈纳德应该获得需要的全部汽油和补给。
5 月 1 日,罗斯福通知宋子文: “( 一) 5 月和 6 月地面部队获得 500 吨,空军获得其余的吨位。7 月 1 日起,中印空运可达 7000 吨,4700 吨供应陈纳德空军,2000 吨供应陆军,剩下的300 吨亦供应空军; ( 二) 9 月 1 日起,每月空运可达 1万吨,并逐渐增加。”在空军优先战略的支持下,陈纳德的航空队才得以恢复活力,并在 1943 年底到1944 年初夺得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1944 年底,美国制定了利用 B - 29 大型轰炸机从中国大后方直接轰炸日本的计划,但是受到驼峰航线航空汽油运输量的限制,只开展了为数极少的轰炸行动。据 1945 年 6 月美军的报导: 自川西空军基地起飞轰炸日本的重型轰炸机 B - 29“空中堡垒”因耗用油量过大,缺乏足够的储备汽油,不能随时出击。
轰炸日本的飞机用油,须先从印度运到四川西昌。运油飞机本身消耗掉大量汽油,运输机从印度起飞时,油仓已装满,汽油在去来一趟耗用后,只剩下约 20%至 30%,一架飞机要来去印度一星期才能储存够一架“空中堡垒”轰炸日本一次之用。严重影响了军事行动的效率。
在驼峰航线空运量的限制下,大后方的军队因为燃料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在 1944年夏季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丧师失地、一溃千里。但是仅仅在半年之后,因为中印公路和中印油管的贯通,正面战场部队很快就恢复了活力,不仅在湘西会战中抑制了日军的攻势,而且还制定了“白培计划”,试图在正面战场发动反攻。在此问题上,中印油管功不可没,据《十五年交通概况》一书的统计,自 1945 年 6 月起,每月由中印油管输入我国的油料为 18000 吨,每天平均约输入 600 吨,至1945 年 8 月厂日本战败投降后,至当年 11 月份停止输送,总共输油时间为七个月,输入汽油、柴油、润滑油等油料,约 10 万多吨。用油管输运油料,半年输入的数量,相当于滇缅公路用汽车运油一年半的数量,较之飞机空运之油更为巨大。
在此巨量的油料保障支持下,不论是空军抑或陆军都拥有了充足的燃料,发动反攻遂顺理成章,即便是日军没有在美方原子弹和苏军攻势下投降,中国军队也能够将日军赶出中国大陆。
能源是战争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如果不能保障战时能源最低限度的供给,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工业生产、人民生活所需都将陷入绝境,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尽管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外来能源输入没有规划,充满着应急性特点,在运输过程中又代价高昂,但它却是中国抗战能够坚持下去必不可少的支柱,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战场空中作战的成败及制空权的争夺,而且对整个正面战场的作战影响深远。可以说,如果没有外来的能源输入,中国的抗战将会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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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2年英国迫使中国签订《南京条约》起,到抗战时期止, 列强用武力和欺骗的手段与中国签订上千项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列强获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协定关税权和海关行政权、租界、租借地、驻兵权、沿海和内河航行权、投资设厂权、片面最惠国条款、文化侵略等等特权。这些帝国主义特权互相补充,互为呼应,织成了一张严密的铁网。尽管不平等条约是对国际法的粗暴践踏,但列强却依靠武力为后盾,使中国陷入了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最初中国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不懂不平等条约的严重侵略性质,只是直观地对损兵折将、割地赔款、强开商埠痛心疾首,因此反侵略斗争的矛头并未明确指向帝国主义在华特权。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大, 中国各界人士逐渐加深了对世界现状的了解。尽管不能从帝国主义本质上认识不平等条约的侵略性质, 但对不平等条约违背国际法的性质却逐渐有所了解, 对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也渐有切身体会。尤其是日本废除外国特权的事实, 对中国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中国由此开始了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随着条约而来的负面影响的加深,中国历届政府企图通过外交途径修改不平等条约。尤其是想修订关税税则, 以增加财政收入。1902年, 清政府向列强提出使关税税则确实值百抽五和修改治外法权的要求。1917年, 北洋政府与列强进行了增收关税的谈判。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 中国代表第一次提出了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条件, 并围绕二十一条所引起的山东问题同日本进行了激烈的外交斗争。在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 ,中国代表又一次提出了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提案。列强表示尊重中国主权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在适当时期召开关税会议使中国关税税则到切实值百抽五和增收二五附加税;在适当时候组成一个委员会凋查中国司法状况,看中国是否适宜取消治外法权。英国应交还威海卫租借地,法国承认交还广州湾,日本也允许有条件的交还在山东霸占的权益。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只是停留在国际法意义的水平上,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还停留在感性阶段,因而没有出现系统的有组织的反帝废约运动,也未能真正触动不平等条约体系。
抗日战争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摆脱在旧的国际体系中的屈辱地位。抗战前期,废约问题并未提上议事日程,但作为对中国的一种道义支持和精神声援,美英政府数次声明,将在远东战争结束后与中国讨论废约问题。1940年7月8号,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宣布: “英国准备于战争结束之后, 根据互惠及平等原则, 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及修改条约”。 之后,美国政府声明将在“在条件许可的任何情况下, 和中国政府经有秩序的谈判和协议, 从速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其它一切美国及其它国家根据国际协定而取得的所谓‘特权’”。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立即正式对德、意、日宣战,同时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中意或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这样, 中国与德、日、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即行废除。由于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日益显露, 在远东有重大利益的英美等国与中国逐渐走到一起, 最终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国,中国成为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的四大国之一。但是旧约的存在无疑从法律上把中国在盟国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 这与中国目前的地位极不相称。从现实需要来说, 中国战场牵制着百万日军, 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因此美英等国都开始考虑提前废约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1942年3月27日提出一份备忘录, 详细地分析了暂不废约与立即废约的利弊得失。他的结论是,立即废约具有“更重大更持久的意义”。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建议本国应该立即行动,干净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应通过以保留特权来维护在华利益, 维护利益的最佳途径应是与中国建立平等互惠的关系和发展双边贸易,但是没有得到响应。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保守地坚持部分废约,且建议美英两国在废约问题上采取平行行动,欲以两国共同努力谋求尽可能多地保留在华权益。中国方面在9月下旬已决定提出废约问题。10月4 日, 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表示, “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 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 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 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明确地向美方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
1942年夏,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途岛大战的胜利,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对盟国有利的变化,也为中国政府的废约活动提供了条件。1942年3月, 中国社会掀起一股要求立即废约的潮流。正在美国商谈美援问题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表示, 希望立即废除旧约,订立新约。4月, 宋美龄访美期间在纽约时报发表《如是我观》一文, 呼吁有关国家尽早废除在华治外法权, 引起广泛关注。由于宋美龄身份特殊, 美国对该文甚为重视,同时美国国内盛行着对中国的同情。于是, 美国务院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考虑在战时废约。
10月9日, 美英根据事先约定, 同时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 美英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就废除在华治外法权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谈判。中美之间的谈判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以美方提出的新约草案为基础, 中方就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经过谈判, 美方基本接受了中方的意见。但中英之间的谈判却在香港九龙租借地问题上陷入困境。中国政府要求废止1898 年订立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 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 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但英方认为新界问题不在英国准备与中国谈判的范围之内。对此,中方指出,租借地与租界本属同一范畴,既然中英新约将取消在华租界,新界问题理所当然应在谈判之列。蒋介石甚至表示,如果中英新约内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签字。但英方仍拒绝讨论新界问题。僵持之下,还是中国政府作出让步,决定暂时搁置九龙问题,中英谈判才得以顺利进行。1943年1月11日, 中美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日, 中英在重庆签署《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新约规定废除英美在华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使馆区及一些铁路沿线的驻兵权、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外人引水权、英籍海关税务司权等特权,同时宣布废除《辛丑条约》, 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及北平使馆区的各种权益归还中国。九龙问题未列入中英条约,但中国政府以照会形式提出保留。以美英废约为先导,此后中国陆续与其他国家签署了类似条约,废止这些国家在华享有的各种特权。巴西、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国随即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四国则在战后与中国缔结了平等新约。根据新签订的条约,取消了外国在中国的下列特权:领事裁判权( 是这次废约的主要内容);上海及厦门的公共租界及其特权;取消各国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与商埠;取消外籍领港人;取消沿海贸易权及内河航行权;取消1901年《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驻军权及使馆权,其他关于有影响中国主权而为此次新约所未涉及的各问题, 亦可依照国际公法及现代国际惯例, 随时会商解决之。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基本被打破,中国的废约运动至此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废约之所以实现是有多种因素促成的。战时废约的机遇是抗战时期正式国际格局重建时期,二战的发生使的世界都处在战争的压力之下,中国战场发起对日本的战争是世界大战至关重要的环节。英美等盟国考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一重大目标的时候不得不重视中国的战略位置和作用。同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也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刮目相看。如果中国仍是一个虚弱得病夫, 如果中国没有牵制住百万日军, 战时废约是不可能达成的。毫无疑问, 是无数中国抗日军民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废约的实现,它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们应该给这次的废约予以肯定,他打破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废除了外国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为中国的发展扫清了一定的障碍。单不可否认新约有缺点与不足, 新约并未完全彻底地清除不平等的特权,中国并没有获得真正平等地位,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 只是走向完全独立平等的国际地位的第一步,形式上的平等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平等。但使中国获得了独立自主权,从此结束了百年来的屈辱历史。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并不标志着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决定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是此时的国力差距及历史的遗留影响,而并非基于条约的规定。就法理而言,中国已经恢复了曾经丧失的部分国家主权,在法律上已不再处于被歧视地位,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得到了确认。虽然这距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尚有一段距离,但这毕竟是民族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梯。
战时废约外交并非完美无缺,它甚至还带有弱国外交的烙印,但综观整个废约交涉的得失,我们仍不妨说,其成就斐然。它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不懈顽强御侮的历史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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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际商会成立于1988年,是由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产业的企业组成的民间商会组织,社团法人。主要任务是以企业为核心,以为企业服务为宗旨,充分利用商会的手段和渠道为企业提供广泛的国际商贸服务,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依照国际惯例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促进企业与国际经济接轨,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繁荣天津对外经贸事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天津商会的整顿改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国民党在推定商民运动之初,就对商会持有一种偏激片面的认识,认为商会是由买办等少数人操纵的旧式商会,不仅不支持革命,甚至还勾结军阀与贪官污吏反对革命,必须用严厉的方法加以整顿,希望由新的商人革命组织取代商会。
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商民部,并于当年底在广州成立了第一个商民协会。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确立了成立商民协会以取代商会的政策。所以,国民党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以自己成立的组织取代原有商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将整顿改组商会作为整理民众组织的重点。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国民党成为了执政党,认为原有的民众组织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对所有的民众团体进行整理,1928年6月7日国民党第144次中常会通过《各级民众团体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开始对包括商会在内的各民众团体进行整顿改组。
政府对商会的改组,导致了工商界与政府的矛盾。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完成政治统一后,开始整理财政经济秩序,试图控制经济,强化统治,增加财政收入。然而,晚清以来,商人群体逐渐成长为一支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与国家权力形成了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商人的势力开始受到挤压。
在天津,南京政府为了控制天津的盐税收入,试图通过逮捕天津长芦纲总的暴力方式,削弱商人势力、改组控制旧商会,进而控制天津的工商界及经济命脉。1928年10月19日,国民党当局突然逮捕了天津长芦盐纲公所首席纲总李赞臣、纲总王君直、杨丹忱、郭少岚、李少舫等5人,导致了震惊全国的“长芦五纲总被捕案”。最终,因案件查无实据,在社会各方的重重压力下,南京政府不得不于1931年3月2日对五纲总罚款50万元后释放。但是,案件发生期间,天津工商界的纷扰,为国民政府在天津改组商会、控制商人团体提供了机会。
为了进一步整顿改组商会,鮷南京国民政府在业公会法迅速改组,其余无同业公会组织的行业,凡同业商号满7家以上者,均遵照工商同业公会法迅速组织同业公会”,限制各公会一个月内办理完毕并呈报商会转呈政府立案。
事实上,改组同业公会的法令执行情况并不理想,1930年1月末,离天津商会规定的期限已过了将近一个月,天津社会局局长鲁荡平还在为旧行业公会改组备案的事情致函催促天津商会。
为了进一步促进各同业公会改组,国民政府规定了具体主管改组的政府部门、公会成立后制定章程的期限,甚至连公会的印章图记的尺寸和印文都做了要求。
直到1930年12月初,除去天津市银行公会另由财政部约束,尚在等候改组,天津芦纲公所因为特殊情形,暂缓改组,商会所属全部37个行业都已完成改组,天津市商会向市党部呈报了已改组各同业公会名单。
政府改组了同业公会后,又加紧了对商会自治权利的限制,国民政府颁布了《人民团体组织方案》,规定各同业公会在成立或改组前应向党部申请许可,但是各同业公会多在此方案颁布前已完成改组并向政府备案,为此,天津商会派员赴市党务整理委员会请求变通办理,最后委员会决定已备案的公会可以不计,此后新成立公会,都要遵照人民团体组织方案办理,此外,委员会还对帽业等16个行业公会章程逐一进行了修正。
两个月后,政府开始直接干涉天津商会选举。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会派人前往津商会,以指导选举为由,明令商会呈报选举日期、会员名录。
1931年,国民会议将于5月在南京召开,各地提前开始选举代表,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商人的选举权,采取间接选举办法,导致“津市纱厂每厂工人恒在三四千人,而商以经理主体人并店员代表合计,则有选权者充其量不过仅四五人,不平孰甚。”天津商会主席张仲元就商民选举权事致电中央党部及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希望采取直接选举制,使同业公会和商店内的所有人员都有选举权。但却遭到了拒绝。
1931年11月,天津发生了便衣队暴动,天津商会为了安全起见,搬入意租界临时办事处,暂借席业公会会所办公。虽然商会负责人员曾一度辞职,但是经会议议决,除主席张仲元请假休养外,其余一概挽留,一切会务正常进行。但是,天津党务整理委员会却乘机挑动商会内部矛盾,怂恿茶食业同业公会告发商会“内部复杂,新旧不能一致,故屡次发生风潮。近者各执委又均纷纷辞职,所有各同业公会事项,该会以负责无人不能受理为辞,因之各业痛苦无人解除……”,茶食同业公会又在委员会授意下提出商会已名存实亡,影响地方商业“为解除各业痛苦,便利商人运动,计拟依据工商部颁布新商会法第八条之规定,由津市各同业公会联合呈请设立天津市商会分事务所,以资拥护党务进行,振兴党国精神。”可见,天津党务整理委员会希望趁机解散天津商会,重新设立由自己控制的天津商会分事务所。天津商会终于忍无可忍,予以回击,声明“本会内部复杂,新旧不能一致各节,悉属摭拾浮言,并非真相…… 现在一切会务进行如常,毫无停顿”。并将事实一一陈述,同时指责茶食公会不尽义务:“自加入商会后从未缴纳会费、出席会员大会及其他会员所应尽之义务云云……”最后依据商会法驳斥“该同业公会等所拟组织商会分事务所之程序,与商会法之规定显有不合,前已签呈在案”。最终,在天津商会的据理力争下,政府未能如愿解散商会。
政府虽未能解散商会,却依然对商会严加控制,一直明令天津各同业公会将章程呈报天津市党部市党部、社会局备案,而且章程必详细写明公会名称、经营内容、地址、会员条件、公会职员姓名、公会经费来源及征收办法……此外,各公会于“每年年度终了时,造具预算决算清册,并连同主要会务办理情形编印报告,分发会员公布,并呈报天津特别市党部、天津社会局备案。”以便控制各同业公会的所有活动。
伴随着对各同业公会活动的控制,政府开始对各同业公会逐步改组,将旧有的同业公会逐一重新选举并成立,从1933年5月11日至1934年5月27日,天津各同业公会都进行了重组,并向政府呈报了选举情况。所有同业公会完成改组以后,政府认为已经完全控制了各同业公会,天津商会不满权利被架空,就宣布暂停会务,并将“所有本会各部分已办、未办事项,一律暂行封锁,仍由各该原任人员妥慎负责保管,听候核办。”以示抗议。
政府也不甘示弱,随即授意新组成的各同业公会发表宣言,指责商会“结党营私、把持会务、蒙蔽官府、宰割会员,各业商人久已积愤难伸、怨声载道……”又召开联席会议,提出不信任案,要求“中央及党、政当局依法令饬该会职员即日停职,另由各同业公会根本选举负责职员,组织健全天津市商会……”天津商会和政府相持不下,双方矛盾达到白热化。
从1934年7月初直到9月末,矛盾持续两个多月,商会一直暂停活动,导致商人和政府都深受其害。会务停顿后,“芝加哥赛会征品以及签证海外贸易、辅助法院调查,并证明国货输运国产等事,均已尽行辍废……”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营业税由商会代征。因商会停顿会务,政府改为直接派人征收,调查征收情况时“又未能依法由商会协助办理,以致税方之调查员等不谙商情,诛求估计”,结果“商民既感苦痛,官方亦觉掣肘。”最终,天津银行同业公会等致函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天津市党部、天津市社会局希望迅速解决商会改选纠纷。
迫于压力,政府有所让步,承认了天津商会的合法性,允许其继续行使职责,但对商会选举加以限制,规定“公会委员任期,依法均为4年,惟工年应改选半数,不得连任。”试图通过频繁的人员更迭,使商会和同业公会失去实际作用。导致从1935年年初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期间,天津商会及各同业公会人员变动频繁。1935年1月末,商会委员第二次选举完毕,当选委员名册被呈报给政府,其中“年光垚,职务:执行委员,年龄37岁,籍贯:保定,新选为旅栈业同业公会代表”;“蒋志林,职务:候补监察委员,年龄49岁,籍贯:天津,新选为转运业同业公会代表……”很多委员都是新人,共计选举:主席委员1人,常务委员4人,执行委员10人,监察委员7人,候补执行委员7人,候补监察委员3人,人员换了一半。1935年3月至1941年10月,各同业公会陆续进行改选补选,从《天津市各业同业公会选举改选补选情况简表》来看,情况与1935年1月的商会委员选举一样。
大部分同业公会反对过于频繁的人员更迭,1936年10月14日天津市社会局抄发训令,处理逾期未改选的各同业公会,认为“兹查历经依法改选者固有之,然逾期改选者实居多数。本局前曾迭经令饬从速改选去后,迄未遵办,似此故意延宕,殊属非是。更查现在会务停顿,负责无人,以及曾经令饬停止现无恢复工作之必要者,亦属不少,亟应彻底整顿,以资解决,而期健全……”,最终决定,市内共80个同业公会,除去银行业、保险业、轮船业、旅栈业、胶皮车业已经依法改选;酒业、棉业已经全部改选;报关业正在筹备改选;报馆业、胰皂化妆品业未到改选之期;电料业、磁业已经另案办理外,其余各业都彻底整顿:一、席业、麻袋业、叫卖业、洗衣业……等9业。会务无形停顿、负责无人、曾经停止活动,一律予以解散。二、转运业、兑换业、商栈业……等5业。成立后已满四年未曾改选一次者,一律予以解散。三、药业、米业、干鲜果品业……等45业。成立已满四年,曾经改选一次或二次,现又逾期未改选,一律停止行使职权,重新全部改选。四、茶食业、房产业、货栈业、玻璃镜业……等9业。成立未满四年,未进行第一次改选,一律停止行使职权,重新全部改选。这样一来,80个公会中有68个都要解散或重新全部改选。
限令大部分同业公会解散和重新选举后,天津市社会局又严格拟定了同业公会会员等级和各等级会员会费缴纳数额,会员定级为:“甲、公会会员:特等1000元以上按照1000万元以上者如银行公会。甲等一级1000元按照500万元以上者如钱业公会,二级900元。乙等一级800元,二级700元。丙等一级600元,二级500元。丁等一级400元,二级300元,三级250元。戊等一级200元,二级150元,三级100元。”;“乙、商店会员:特等100元以上,按照5万元以上者。甲等一级100元按照4万元以上者,二级90元。乙等一级80元,二级70元。丙等一级50元,二级40元,三级15元。戊等一级10元,二级8元,三级6元,四级4元。”会员会费数目:“丁种一级轮船业公会规定会费额400元,二级旅栈业公会300元……”,“戊种一级转运业公会200元……”,“戊种二级商栈业公会100元,货栈公会100元……”。
对于政府解散和重新选举公会、强行制定会员会费等级的行为,各公会会员采取了消极抵制。抵制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拒绝加入政府授意新成立的同业公会。导致公会会员锐减,从天津市各行业同业公会成立组织及备案情况表上可知一斑,“货栈业同业公会,民国23年1月(1934年1月)成立,会员家数17,于民国24年1月(1935年)在市党部、社会局、实业部立案”。天津市的货栈数量很多,可是加入公会的只有17家。二是拒绝缴纳商会会费。
1934年至1936年,各行业公会普遍出现了会员欠缴会费的情况,例如:“商栈公会会费原定额200元,转运业公会会费原定额500元,旅栈业公会会费原定额500元。23年、24年、25年均未缴纳会费”其他没加入公会的商人,也是这种情况。以货栈行业为例,很多商人在1936年10月政府解散旧的同业公会后,就没有加入新成立的公会:“晋记货栈会费原定额8元23年未缴费,24年缴费8元,25年未缴费。退会未能准。”,“同华茂棉花栈,会费原定额24元,23年未缴,24年缴费24元,25年未缴”。
对于商户消极抵制的行为,政府于1937年5月28日发出训令决定制裁不加入同业公会的公司和商号,强令各业商店均应依法加入本业同业公会,倘若于限期内仍不加入,即报由主管官署执行罚办,罚办后仍不入会者,请勒令停业。各商号听后惶恐万分,只好迎合政府说“查现代社会无论若何事业,苟无相当团结,恐难图存,”被迫请求恢复同业公会,还将准备加入公会的商号名称、负责人姓名、商号地址开列清单一份,转交社会局备案,请求社会局指定人员成立筹备委员会。
国民政府于1936年5月5日先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1937年7月公布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并开始国大代表选举。1937年6月28日根据修正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施行细则,天津特别市市长张自忠请津商会详细申报登记各同业公会会员以便参加国大代表选举,并于5日内登记完毕。
但是对于政府的要求,“各业公会对于填造表册多持观望”,这一方面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局紧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府一直对同业公会采取限制政策。直至7月8日上午仍未办理完毕,商会主席、亲赴市政府请示办法。得到指示,希望商会依然按照限期申报。几天以后,津商会汇总呈送各同业公会及商店会员登记表册至国民大会天津市代表选举事务所,表册上共等级有绸布棉纱呢绒业等54同业公会及永利化学公司等14商店的会员及职员名册。但是原定进行的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终因当时东北和华北沦陷区代表选举困难而搁浅。同时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至1937年期间,对工商界和商会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没有认识到商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重要影响与作用,对商会采取了比较偏激的举措。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开始对商会进行种种限制,具体做法有:
1、颁布法令,控制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的活动。
2、限制商人参加政治活动。
3、挑拨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的矛盾,以便趁机插手商会内部工作,解散商会。
4、通过改组商会及各同业公会来架空商会,导致商会会务停顿。
5、干涉商会、同业公会内部选举,使其内部人员更迭过于频繁,从而使其不能顺利行使职能。
对于政府的种种干涉,商会及同业公会采取消极抵制的做法,具体说:
1、暂停会务,以示抗议。2、拒绝加入政府控制的同业公会,导致公会会员锐减。3、拒绝缴纳商会会费。
在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的不断抗争下,整顿改组后的商会并未完全丧失作为民间商人社团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与政府还是既有合作又有对抗。而南京国民政府因为在限制商会的实际操作中遭遇了困难,不得不稍微采取了一点缓和措施,但是商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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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菜烹饪常用的盐是井盐(也就是川盐),其氯化钠含量高达99%以上,味纯正,无苦涩味,色白,结晶体小,疏松不结块。以四川自贡所生产的井盐为盐中最理想的调味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川盐运销及其成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川盐在全国盐区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 “抗战” 时期其地位更显重要。 我国产盐区域从生产成本及产量的经济价值看, 以长芦淮海盐最为重要。 然川盐生产极富, 区域甚广, 数百万人赖盐为生, 特别是在 “抗战” 爆发以后, 海盐产地沦为敌战区, 川盐为国计民生所需, 地位如同人们所需的水和空气一样[ 1 ] 1. 在“抗战” 时期, 川盐运销四川各地和省外, 满足了川、 鄂、 湘、 黔、 滇、 陕、 甘军民的食盐需求, 为 “抗战” 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目前, 学术界对川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川盐生产技术、 川盐的经济特点及四川局部地区的盐业等方面, 缺乏对“ 抗战 ”时期川盐运销及其成因的系统研究, 这里拟就此内容作一探讨。
(一) 自贡盐场运销
自贡盐场由自流井、 贡井 2 盐区组成。 自流井属富顺, 贡井属荣县; 在盐务行政上合称富荣场, 自流井称东场, 贡井称西场, 为川盐最重要的区域之一; 全区人口 30 万, 直接从事盐业的工人达 10 余万[ 2 ] 338.
自贡两大盐场所产之盐销往本省的自贡市区、 富顺、 内江、 威远、 资中、 隆昌、 荣昌、 永川、 璧山、荣县、 宜宾、 南溪、 铜梁、 大足、 泸县、 江津、 江北、 重庆、 巴县、 长寿、 垫江、 邻水、 涪陵、 忠县、 石柱、 丰都、 万县、 广安、 岳池、 大竹、 渠县、 宣汉、 达县、 万源、 合江、 綦江、 南川、 酉阳、 秀山、 黔江、 彭水、 叙永、 古蔺等 43 县市, 贵州的赤水、 习水、 仁怀、 都匀、 遵义、 息烽、 贵阳、 思南等地, 湖北的宜昌、 宜都、 枝江、 松滋、 荆门、 汉阳等地, 湖南的石门、 慈利、 永顺、 桑植等地; 两盐场销盐量,民国三十年 (1941 年) 有 4 524 000 市担, 民国三十二年 (1943 年) 有 4 396 673 市担[ 3 ] 56.
自贡盐的运销, 在邻近的地方直接用人力挑运[ 3 ] 56. 而销往外省或本省离盐场较远地区的食盐, 多依赖水运, 由自贡市利用盐井河船运到邓井关, 然后换沱江驳船运到泸县, 再换较大的木船由长江向上下运输, 出三峡者销鄂、 湘两省; 在宜昌失陷后, 长江交通受阻, 运鄂、 湘的盐减少; 有一部分由涪陵入乌江到彭水及龙滩二地转入湘西; 销贵州者则分别由合江进赤水, 由江津江口进綦江, 由涪陵进乌江, 由纳溪进永宁河, 转入贵州各县销售[ 3 ] 56.
(二) 犍为盐场运销
犍为盐场的盐运销川内的成都、 华阳、 青神、 眉山、 彭山、 新繁、 彭县、 崇宁、 金堂、 新都、 郫县、理番、 汶川、 灌县、 新津、 邛崃、 崇庆、 双流、 温江、 大邑、 蒲江、 雅安、 夹江、 峨眉、 荥经、 汉源、 天全、 芦山、 纳溪、 古宋、 泸县、 万县、 马边、 宜宾、 屏山、 庆符、 高县、 筠连、 珙县、 南溪、 江安、 长宁、 兴文、 雷波、 犍为、 叙永、 古蔺等 49 县市; 湖北利川、 建始、 宣恩、 鹤峰、 五峰、 咸丰、 来凤、 恩施等县; 云南会泽、 巧家、 昭通、 永善、 绥江、 鲁甸、 大关、 镇雄、 彝良、 盐津、 宣威等县; 贵州大定、纳雍、 毕节、 威宁、 黔西、 金沙、 织金、 水城、 安顺、 普定、 青镇、 镇宁、 郎岱、 平坝、 紫云、 普安、 安龙、 兴仁、 关岭、 安南、 贞丰、 盤县、 册亨等县[ 4 ] 93-95.
犍为盐场的运销范围主要在川西、 川南及湖北、 云南、 贵州三省。 宜宾是其重要的物流集散地, 犍为盐经过水运到宜宾销往云南。 据 “抗战” 前的调查, “岷江中游犍为县属五通桥产盐, 专销叙永及南六县一带, 和滇省东北部地方。 每年定额四千张, 皆用木船运至此地, 然后分销各县, 故盐号林立, 业务发达, 每年总值约 140 余万元。”[ 5 ]
据民国二十五年 (1936 年) 在雷昭的调查, 根据其商会所报告, 雷波从叙府 (今四川宜宾) 年进盐 200 000 担[ 6 ]. 民国三十三年 (1944 年), 每月犍为盐经宜宾运销云南的情形为: 昭通 3 800 担、 威信 800 担、 镇雄 1 700 担、 盐津 2 600 担、 绥江 900 担; 销往省内各县的情形是:
宜宾 3 260 担、 南溪 1 220 担、 庆符 1 430 担、 江安 1 460 担、 长宁 2 050 担、 兴文 700 担、 古宋 500 担、珙县 1 350 担、 高县 1 500 担、 筠连 450 担、 屏山 1 100 担、 雷波 1 000 担、 马边 400 担[ 7 ]. 另外, 叙永位于永宁河之上游, 为川滇交通之要道, 系川南边区重镇之一, 运销川南边境与黔省之食盐, 多依赖永宁河[ 8 ] 1, 故叙永在盐业物流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犍盐由当地木船运至纳溪, 再转永宁河船运至叙永[ 8 ] 5.而叙永食盐由犍为、 富顺运来, 销往本地、 古蔺、 古宋及黔省[ 8 ] 2.
(三) 乐山盐场运销
乐山盐场运销的空间范围主要在川西、 川西南高山峡谷区、 盆中川南区。 其盐运销川内的成都、 华阳、 青神、 眉山、 彭山、 新繁、 彭县、 崇宁、 金堂、 新都、 郫县、 仁寿、 理番、 汶川、 灌县、 新津、 邛崃、 崇庆、 双流、 温江、 大邑、 蒲江、 乐山、 洪雅、 丹稜、 名山、 峨边、 雅安、 夹江、 峨眉、 荥经、 汉源、 天全、 芦山等 35 县市[ 4 ] 93、 95.
(四) 其他盐场运销
邓关、 大足、 资中三盐场为票盐, 运销范围在各产场邻近区。 邓关盐场, 运销邓关、 富顺、 泸县; 大足盐场, 运销大足、 铜梁; 资中盐场, 运销资中、 资阳、 仁寿、 威远等县[ 4 ] 93.
(一) 简阳盐场运销
沿沱江上行运销盆西平原区的简阳、 成都市、 华阳、 新都、 金堂等县市[ 4 ] 94-95.
(二) 射蓬盐场运销
射蓬场票盐销往合川、 广安、 岳池、 江北、 巴县、 南川、 涪陵、 南充、 遂宁、 璧山、 铜梁、 武胜、 江北、 巴县、 南川、 涪陵、 广安、 岳池等 18 县[4]93-95. 可见, 其运销范围在嘉陵江流域、 川东长江干道一线。
(三) 三台盐场运销
三台盐的运销范围在涪江流域、 川北、 川西及陕西、 甘肃等地。 三台盐销往江油、 绵阳、 梓潼、 剑阁、 绵竹、 德阳、 北川、 什邡、 三台、 中江、 罗江、 平武、 彰明、 茂县、 松潘等 15 县, 陕西南郑、 褒城、城固、 洋县、 沔县、 西乡、 宁羌、 略阳、 佛坪镇、 巴留坝等县, 甘肃文县、 武都二县[ 4 ] 93.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 5 月, 三台有食盐 425 担输往德阳[ 9 ]; 民国三十四年 (1945 年), 梓潼盐的来源为三台[ 10 ].
(四) 绵阳盐场运销
绵阳城为县内最大的经济重心, 在下流的丰谷井为盐井密集地, 本县输出品之首位为盐[ 2 ] 331. 绵阳盐场运销范围在涪江流域、 川北、 川西、 陕甘等地。 绵阳盐销往罗江、 德阳、 绵竹、 江油、 彰明、 绵阳、 平武、 安县、 北川、 茂县、 什邡、 梓潼、 三台、 中江等县[ 4 ] 93. 绵阳盐场外销全赖人力背或挑进行运输, 除销往川内外, 还销往省外的陕西汉中、 甘肃阶州及文县等地[ 11 ].
(五) 其他盐场运销
川北其他盐场南阆、 蓬中、 乐至、 蓬遂、 西盐、 射洪、 南盐、 中江等盐场运销范围也较为广泛, 遍及嘉陵江各流域、 平原区的部分地方。 南阆盐运销昭化、 广元、 仪陇、 苍溪、 巴中、 南部、 荣县、 通江、 南江、 阆中、 蓬安、 梁县、 大竹、 达县、 万源、 平武、 南充、 剑阁等 18 县, 蓬中盐运销南充、 武胜、 岳池、营山、 遂宁、 潼南、 蓬安等 7 县, 乐至盐运销安岳、 铜梁、 大足、 潼南、 遂宁、 乐至、 广汉、 金堂、 简阳、 什邡、 资阳、 新都、 中江等 13 县, 蓬遂盐运销金堂、 广汉、 遂宁、 安岳、 潼南、 中江、 蓬溪、 射洪、三台等 9 县, 西充盐运销西充、 南充、 巴中、 阆中、 营山、 蓬安、 盐亭、 剑阁、 广安、 武胜、 岳池、 仪陇、 渠县、 邻水、 通江、 南江等 16 县, 射洪盐运销中江、 什邡、 德阳、 罗江、 广汉、 射洪、 合川、 铜梁、璧山、 武胜等 10 县, 南充盐运销剑阁、 巴中、 梓潼、 昭化、 广元、 营山、 南充、 江油、 南江、 通江、 南部、 盐亭、 彰明、 平武、 北川等 15 县, 中江盐运销金堂、 中江、 什邡、 三台、 广汉等县[ 4 ] 93-94.
盆周山地川盐主要以其东部边区为输出地, 运销范围在川东地区及陕甘、 湖北、 湖南等地。
盆地北部边缘夔巫地方, 盐产地有大宁 (属巫峡, 沿大宁河岸)、 奉节 (在城南江岸)、 云安 (属云阳, 沿东瀼河) 3 场, 各场附近, 皆有煤产, 盐之熬制甚盛, 与区外之开县、 忠县 2 场, 共为川东主要产盐区[ 2 ] 353. 以大宁为盐的输出地, 运销巫溪、 巫山; 湖北省的竹山、 竹溪、 房县、 秭归、 兴山、 巴东、 长阳、 五峰、 鹤峰、 宣恩等县; 陕西省汉阴、 岚皋、 安康、 平利、 镇坪、 洵阳、 白河、 紫阳、 石泉、 凤县等县[ 4 ] 93-95. 巫溪食盐输往湖南、 湖北、 陕西, 年输出量有 8 000 000 公斤, 在输出品中其数量占第一位[ 12 ].
云阳城北 30 里有云安场, 居峡中瀼河两岸, 富盐产, 利用上流鱼泉之煤, 煮盐业甚盛, 市况繁荣,为东部边区大镇[ 2 ] 353. 以云阳为盐的物流输出地, 运销奉节、 开江、 开县、 梁山、 万县、 巫山; 湖北省利川、 建始、 宣恩、 鹤峰、 恩施等县[ 4 ] 93、 95. 云阳有盐 2 600 万斤通过水运由云厂至本县上装万县、 下装夔、 宜等处[ 13 ]. 开县每月输运盐 501 000 斤, 来源于云阳[ 14 ] 400.
以开县为盐的输出地, 运销开县、 开江、 城口、 宣汉等县[ 4 ] 93; 还有陕、 甘等地。 开县的盐由人力背往城口行销[ 15 ]; 开县每月输出盐 50 000 斤, 输往城口转陕、 甘[ 14 ] 400.另外, 盆周东南部, 以彭水为盐的输出地, 运销酉阳、 秀山、 黔江、 彭水等县[ 4 ] 93.
盐为百姓生活之必需品, 在 “抗战” 时期川盐供给地有富荣、 犍为、 乐山、 简阳、 三台、 射蓬、 绵阳、 南阆、 云阳、 大宁、 彭水等盐场, 集散中心有宜宾、 江北、 叙永、 纳溪等地, 运销川省各地及与邻省陕西、 甘肃、 湖南、 湖北、 贵州和云南的相邻区域, 运销活动频繁, 适应了战时需要。 川盐运销格局的形成原因主要有:
(一) 川盐产地分布
川盐产地分布相当广泛, 有 28 县、 24 盐场, 盆中丘陵区有自贡场 (富荣场)、 犍为场、 乐山场、 南阆场、 射洪场、 三台场、 河边场 (遂宁、 中江)、 乐至场、 蓬溪场、 大宁场、 绵阳场、 资中场、 井仁场(井研、 仁寿)、 西充场、 简阳场、 盐亭场、 大足场; 盆周山地有云阳场、 开县场、 奉节场、 彭水场、 忠县场、 万县场、 筠连场; 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 (1937-1942 年) 平均每年产盐 860 万余市担, 以富荣场产量最丰, 占总产量一半以上, 犍为盐场与乐山盐场次之, 川东云阳又次之[ 16 ]. 据此可知, 四川盐场主要集中在盆中丘陵区的富荣、 犍为、 乐山等地, 盆周山地有一定数量的分布, 云阳场较多。 这些地方成为食盐的重要输出地。
(三) 交通条件
盐的运输有水运和陆运两种方式, 而水运所占比例较大。 富顺、 荣县的盐依赖沱江外运, 通江、 南江、 巴中所消费的食盐则依赖渠江诸河分销于各场镇[ 17 ]; 川北的射洪、 南阆、 三台、 简阳等盐场均有河道水运, 其余为陆运。 陆运有挑、 背及驴马运, 汽车、 板车运输较少[ 1 ] 27; 川南犍为、 乐山盐场, 远销用水运, 近销用陆运[ 1 ] 42; 酉阳为川盐一大中转地, 南溯乌江入贵州; 东由陆路经酉阳、 龙潭入湖南; 东北经黔江入湖北咸丰, 可直达武汉、 重庆[ 2 ] 376. 水运条件, 对盐物流空间格局的作用较大。
(三) 战时环境
在 “抗战” 爆发后, 川盐外销的数量、 空间范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民国二十六年 (1937 年) 以前每年销量无多大变化; 在 “抗战” 以后, 海盐来源断绝, 向来依赖海盐接济的华中各省必须另求供给, 内地盐场即以川康区为第一, 即盐销量增加; 民国二十九年 (1940 年) 5 月宜昌、 沙市失守, 湘、 鄂与川省的水运被阻, 由小河、 旱道运往者, 较前锐减, 加以海盐走私内地渐多, 遂致川康盐产过剩[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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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Marxism)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覆盖了马克思本人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观点和全部学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活动概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活动概述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巨大转变。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原先在国统区处于非法和地下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获得了公开、半公开的活动场域,并据此确立了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阵地。在这些阵地上,史学家们面临着复杂的学术和政治生态,对这种生态的考察能丰富我们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以往研究比较注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个人活动、学术成果的考察①,而较少关注这些史学家在抗日和国共政争的微妙环境下的群体活动状态,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抗战时期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初步形成
抗战爆发后,国统区逐渐出现了一些抗战文化中心,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集聚在此,他们以公开或秘密的团体、组织为工作阵地,开展各种史学活动。这些活动在不同地域内呈现出不同特色,其中以长沙、重庆、昆明的史学活动最为典型②.
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在1937~1939年是左翼史学家集聚的重要地域。抗战爆发前后,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杨东莼、谭丕模、曹伯韩、杨荣国、黎澍、曹国智等文史工作者先后接受中共的组织派遣回到自己家乡湖南开辟新的工作阵地。为了争得公开活动的机会,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和湖南地下党多方活动,在长沙筹建了文教界的统战组织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或“文协”)。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这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如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杨荣国同时是两个组织的理事或候补理事,杨荣国、曹伯韩等进步文史工作者负责文抗会会刊《抗战文化》,而翦伯赞是文协分会会刊《中苏》半月刊的主编,吕振羽、谭丕模、萧敏颂则为编委。
史学工作者依托文抗会和中苏文协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创办《抗战文化》《农村周报》《中苏》半月刊等刊物。尤其是《中苏》,作为综合性刊物,每期销售约三四千份,撰稿人多为文化名家。《中苏》存在时间也较长,是湖南省工委领导下仅有的存续到长沙大火后的刊物①.二是创办战时常识训练班、战时社会科学研究会等。抗战训练班曾请来徐特立、熊雄、翦伯赞、吕振羽、薛暮桥、沈友谷(胡绳)、易君左、廖伯华、杨东尊等为学生讲课,如吕振羽讲授的是抗战情势讲话、中国革命史等课程②.
1938年9月,在文抗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的建议下,旨在培训抗战干部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在邵阳成立,设有西洋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现代哲学思潮等课程。吕振羽亲自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文史学家吴剑丰、李仲融、曹伯韩、吴季甄等分任各课教官。课程讲义大部分是老师们根据红色出版物编写③.三是利用学校教职传播唯物史观。
1937年秋翦伯赞到长沙不久,便应聘为民国大学教授,主讲历史哲学、苏联研究等课程,此时正值他的《历史哲学》刚刚完成初稿,便借着教学机会检验、修改了自己的学术成果④ .学校迁到溆浦后,翦伯赞又于1939年3月再次到此任教,讲授历史哲学和中国经济史,与谭丕谟、张天翼等党员教授一起,开辟了新的教学阵地。
1939年以后,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离开湖南,向重庆、桂林、香港等地疏散。尤其是在重庆,新来旧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形成一个庞大阵营,汇集了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杜国庠、华岗、邓初民、吴泽、赵纪彬、胡绳、杨荣国等众多史学家。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这个史学家群体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中苏文化协会、新史学会等组织机构为阵地,开展学术活动。他们在这些组织机构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第三厅由郭沫若负责;文工会以郭沫若为主任,杜国庠、翦伯赞是专任委员,邓初民、侯外庐、吕振羽等则是兼任委员;在中苏文协,郭沫若为研究委员会主任,侯外庐、翦伯赞为杂志委员会副主任兼会刊《中苏文化》的主编、副主编;新史学会成立于1942年,侯外庐、杜国庠是重要组织者⑤.
利用这些公开身份,在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广泛活动,先是创办了《中苏文化》《中原》等刊物,举办了训练班和夜校。其次是组织学术讨论会。据侯外庐回忆,这一时期,南方局为帮助学术工作者提高理论、政策水平,特地组织读书会开展学习和交流。他所在的小组,每两周举行会议一次,参加者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王寅生等⑥ .再次是开展学术讲座、演讲会等。
如文工会举办的讲座在重庆很有号召力,请来的均系社会名流,像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邓初民的“清国政治史”、翦伯赞的“新史学讲座”、卢于道的“人类进化问题”等都颇受欢迎,开讲时常常座无虚席⑦.1942年1月,翦伯赞被请到文工会作讲演,讲题为“历史哲学”(实际讲的是“唯物史观”)“中国人种之起源”“论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连讲三天,影响颇大,来听讲的姚篷子翘起大拇指称赞说:“真是闻所未闻。”
⑧中苏文协的讲座也颇受欢迎,凡讲学,翦伯赞等学者必在邀请之列。此外,史学家们也进入学校任教。如翦伯赞就曾于1941年冬和1944年秋先后两次到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讲授中国通史,而吕振羽1939年刚到重庆就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邓初民则一直在朝阳学院授课。一些有名望的史学家还受邀给国民党军政要人授过课,翦伯赞1940年前后给冯玉祥讲过中国历史,李达1939年1~8月间应冯玉祥之邀来渝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讲授辩证逻辑,并代邀邓初民、黄松龄讲授政治学和经济学。正如侯外庐所说:“由于在抗战最艰难阶段的重庆,团结在我党周围的知识分子、各界人士,乃至一批国民党爱国人士中学习气氛很浓,马克思主义学者个个都有用武之地。”⑨抗战时期昆明虽然集中了众多史学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迟迟未能建立。
1943年10月,华岗被南方局派到云南,化名林少侯进入云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课程。是年12月,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华岗与前已到此的周新民、张子斋牵头,广泛联系文化教育界人士秘密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前后聚集了楚图南、尚钺、吴晗、闻一多、费孝通、闻家驷、冯素陶等诸多文史工作者。为了掩护研究会的活动,次年春又在研究会会址---唐继尧旧公馆唐家花园挂牌成立西南文献研究室,由吴晗负责,吸收联大学生丁名楠等人做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印刷进步刊物①.史学家们以西南文化研究会为中心也开展了相关工作。一是举行学术聚会。学者们两周一次轮流作政治和学术报告,持续近两年。学术讨论一般由教授们根据自己的专长设定核心议题,先作单人报告,大家再根据报告内容进行交流。专题发言与自由讨论相结合,力求明辨是非。据尚钺回忆,座谈会起初漫谈世界政治形势,搞政治的人发言较多。后来分题做学术报告,罗隆基讲欧洲民主(美国),一个月后华岗又讲苏联的民主,彼此间似乎针锋相对②.二是注重利用讲堂和讲演等机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会者作为学院知识分子,多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授课,在课堂上,不但华、楚等人注重讲授唯物史观,吴晗、闻一多等人的教学内容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1945年前后吴晗讲明史课,开始痛斥明王朝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最后总要讲到农民起义对明王朝风卷残云般的冲击;给学生开列的中国通史参考书目也有了郭沫若、翦伯赞等进步史学家的着作;就是集会演讲,“人民”也成了他口中惯用的词汇,如在1945年“五四”纪念会上他说:“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解决人民本身的问题,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奠定人民的世纪。”
二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组织和领导
1.中共领导史学家们开展统战工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的形成与中共领导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国共合作实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重要形式,从其建立过程看,或者是中共秘密党员利用公开身份联络国民党中、上层人物并征得其支持而成立,譬如文抗会和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就是作为秘密党员的翦伯赞征得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立法委员张西曼以及湖南省议长赵恒惕、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支持而成立;或者是对国民党原有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造而使其能够贯彻中共意志,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不用说,中苏文协则是在孙科的倡导下成立的,在王昆仑、侯外庐、翦伯赞加入后成为中共活动的重要阵地;或者是在中共的倡议下由民盟、救国会等民主党派或团体出面组织成立,如西南文化研究会就是华岗倡议,由民盟云南支部的周新民、楚图南、吴晗、闻一多等组织成立的。
尽管这些组织成立的过程不尽相同,但在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来为学术活动开辟政治空间这点上却是一样的。湖南文抗的创立利用了赖莲为首的省党部CC派(组织派)与何键为首的地方派及复兴社派的矛盾,通过联合地方派,争取复兴社,孤立CC派寻得政治空间④.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则是趁张治中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地方派失势、组织派不敢过于嚣张之机成立⑤ .第三厅和文工会则是利用蒋介石拉拢文化人的心理成立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是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势力的矛盾,派华岗对龙云开展统战工作而建立的。
争得政治空间只是开始,接下来是如何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统战组织。传统社会的熟人关系往往成为人们借助的对象,这样,学术文化工作者的学缘、血缘、地缘、业缘等多种关系网都被调动起来。
中共在抗战初期之所以在湖南集中了众多本地学术文化工作者,是因为本地学者熟悉环境,人缘深广,便于开展工作,文抗在众多市、县的分会,以及塘田战时讲学院等抗战训练班的建立便是明证。同样,重庆第三厅和中苏文协能加入众多的左翼史学工作者,与郭沫若、王昆仑等忠诚于中共的学者的努力有关。而吕振羽能进复旦大学,华岗、尚钺能进云南大学,孙寒冰、楚图南等的引介起了重要作用。
从统战对象看,这些组织机构联合了非党派和民主党派史学家,如塘田战时讲学院对吴剑丰、吴季甄,新史学会对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西南文化研究会对吴晗、闻一多等的联合都是如此。而从统战动力看,中共秘密党员在统战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面对高压政治环境,中共适时提出党员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国统区的集聚也就成了组织授命的地下活动集群,他们曾在相关组织内部根据需要成立党组,如《中苏》半月刊的党支部由吕振羽、谭丕模、萧敏颂等编委组成①;塘田战时讲学院内则成立了以杨卓然为书记的党支部,以及以吕振羽为组长的党的三人小组,处理学院的一切重要问题,两者都直属省委领导②;第三厅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汉、董维键等组成的党的秘密小组,厅内基层中共党员里建立了冯乃超为书记的秘密特别支部③.中苏文协与西南文化研究会的秘密党员则受当地党组的直接指导。
2.中共领导史学家们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活动一旦展开并趋活跃,中共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便开始激化。
湖南文抗会自成立初起,CC派的势力就一直在渗透,左右两派斗争的结果是文抗会逐渐被CC系控制④ .塘田战时讲学院也是,国民党派人扮作学生散布学院为南方抗大即将查封的言论,拉拢学生到校外游荡、偷窃,损毁学校形象,学院党组为此发动了反谣言斗争⑤ .重庆的第三厅作为政府机构经常受到巨大压力,国民党先后三次逼第三厅全体员工加入国民党,前两次企图没有得逞,最后一次则免去了郭沫若的厅长职务,由蒋介石亲下手谕强迫入党,结果酿成第三厅全员辞职风潮⑥.《中苏文化》也经历了与文协秘书主任洪舫的斗争⑦.西南文化研究会也常会为避免特务盯梢而转移开会地点⑧.中共所领导的斗争并非都十分顺利,国民党掀起的_高潮往往会恶化学者们的工作环境。
1939年3月,即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两个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潘公展到阮陵视察,严厉管制中苏文协分会和《中苏》半月刊,翦伯赞、谭丕模等被迫先后转移至溆浦民国大学⑨ .4月,塘田战时讲学院在新任省政府主席薛岳的压力下被迫关闭,吕振羽等几度奔波也无济于事。而从这年秋到1940年年初,作为第一次_高潮的应对,原先集聚在湖南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被疏散至桂林、重庆等城市。
1940年8月第三厅的解散则发生在第二次_高潮前夕,这次_高潮的到来也迫使南方局疏散了大批聚集在重庆的史学工作者,吕振羽就是在这时去到苏北。
1945年2~4月间,国共围绕民主、和平问题的斗争日趋激烈,重庆文工会因为组织发表“民主宣言”而被解散⑩ .云南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因为龙云的下台,蒋介石势力渗透加剧,不得不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即停止活动。
多数情况下,斗争的形势都维持在斗而不破的状态,真正影响这些史学阵地存亡的在于国土沦陷或相关倚靠势力的下台而造成的政治空间压缩。如果说长沙这个史学阵地的失去是因为日军的侵占,那么邵阳、阮陵、溆浦、重庆、昆明等阵地的失去则是国民党_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的_活动虽然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社会活动不再像之前那样活跃,但这也迫使他们转向学校和书斋,反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杨荣国1939年离开湖南后,来到桂林开始古代唯物论研究。尚钺在1939年重庆文化人大疏散中来到昆明,集中精力进行古代文献和文字学研究。郭、翦、侯、吕、邓、杜等学者此前在党的领导下专注于社会活动及撰写时评,占去了大量精力,1941年以后专攻学术,写就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着作。
3.中共对史学家们进行学术上的指导中共对史学家们的学术指导更多是原则性的。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一些党员在策略运用上不够成熟,有时显得过于激进,容易将本应团结的对象看作敌人,把本无敌意的学术争论看作存在某种政治意图。这时候,周恩来等人善于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上把握平衡,引导史学家们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与主要对手作斗争。如周恩来强调学术批判要分主次,主要矛头应对准国民党反动派①.“事实上,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只要一经提出,总会被大家接受、采纳,奉为原则。”“周恩来同志通过参加读书会,把握我们每一个人的研究方向和思想脉搏,从而能够及时地给我们作一些原则的指导。”②不仅仅是原则指导,学者的治学方向有时也会受到周恩来等人的影响。如侯外庐在写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后,准备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古各朝思想史,结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转而先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③ .另外,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周恩来等人也会秉着平等的态度参与探讨。比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徐特立就曾给予审阅指导。而郭沫若在写作《棠棣之花》时,周恩来曾就某些字句提出修改意见;对于郭沫若《屈原研究》一文,他也提出了关于“德政”和“刑政”的不同看法,并指出:“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
④学术指导方针曾发生过转变。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的统战政策强调联合,其结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快速、有效、广泛的成立(如湖南各地的文抗分会),以及在文化运动中强调抗战文化。
但1939年国民党开始_摩擦后,中共提出“坚持进步”的口号,文化工作转而强调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并重,对国民党的投降、倒退言论进行斗争,坚持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化”.1940年周恩来谈及文化工作委员会中的合法斗争策略时指出:国民党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企图束缚我们的手脚,但我们利用这一合法地位进行工作的同时,也可以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去活动。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有一个地盘给我们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⑤?学术研究与进步宣传间的关系因国民党的压力而变得更加紧张,周则试图在其中找到平衡。事实上,每次_高潮都在提升着组织活动的进步性,如湖南的文抗和文协分会以宣传抗战文化为文化工作的首要内容,第三厅在进步文化的宣传上则给予了更多的重视,文化工作委员会对进步文化的宣传已被史学家们视为理所当然,西南文献研究会则已完全是进步教授们的天堂了。
学术指导方针的转变影响了史学家的学术和政治认知。西南文化研究会持续两年,活动内容从学术研究逐渐向政治讨论转向,后期着重分析国内外形势,研习毛泽东着作,实际上成为当时昆明学术界统战工作的一个核心阵地⑥.华岗在会上介绍共产党的政策和成就,教授们则讨论有关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问题。这逐渐促进了吴晗等人的思想转变,吴晗曾回忆:“在这些会上,我们初步知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等等道理。以后我们又得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敌后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如饥似渴地抢着阅读,对政治的认识便日渐提高了。”
⑦闻一多也是如此,他曾极用功地读过《联共(布)党史》和《列宁生平事业简史》,并于1944年向吴晗表示:自己是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⑧.闻立雕回忆父亲闻一多,也慨叹:“着名的‘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上主要已不是《诗经》《楚辞》《庄子》之类的古书,而是一些陌生的政治性的书报杂志,写的文章也不是《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之类的学术文章,而是政论、杂文、宣言、通电等。”⑨4.中共给予史学家们生活上的扶持除了思想引导,中共还对经济上面临困难的学者给予一定的扶持。抗战时代,“凡是没有国民党当局作后台的学者和文化人,生活一概窘迫难堪”⑨.这句话虽然有点绝对,但确实道出了许多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窘境。对此,中共也会适时给予照顾,比如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因为孩子众多,负担很重,党组织为其纾困,特地成立了群益出版社出版其着作。又如董必武一听说侯外庐研究章太炎思想却买不起也借不到章太炎遗书的情况,马上让徐冰送钱给侯作买书之用② .吕振羽在复旦大学每周教几个钟点课,薪金微薄,有时一日三餐只能吃红薯,这种情况下组织经常会给予资助(尽管吕振羽曾多次拒绝)③.除了生活资助外,组织还会资助远行的路费。如1941年重庆文化人大疏散,路费有困难的,由组织筹划给予帮助,吕振羽去苏北的费用就是组织解决的④ .
无疑,郭、吕等人尽管生活艰难,但终究还有组织的关怀,那些名望不如他们或缺乏组织依靠的史学家生活则更显艰难。然而由于中共内部领导人员的处事作风不同,对史学家经济状况的关心也存在差别。对于一些领导人而言,革命就应当是牺牲和奉献,不应讲条件。李达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1939年两度失业,1941年以后甚至一直失业家居。
1939年夏秋之际,当周恩来通过吕振羽询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时,李达表示:“去延安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但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一位南方局领导却回道:“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⑤这与周恩来的处理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周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表示:“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同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⑥ 李达的延安之行终究未能如愿。这年初冬,周恩来托曹瑛去看望李达并给予经济上的关怀,还多次邀请他给办事处工作人员讲唯物辩证法⑦.华岗在这段时间里也面临相似的处境,他在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期间因看不惯王明做派而与其发生冲突,结果在1939年8月被以“违抗领导”罪名撤销职务,不得不避居重庆乡下租房专门写书,靠稿费生活⑧.其间还身患重病,这种状态持续到1941年被周恩来重新起用之时,生活之艰难竭蹶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来自组织的照顾往往能温暖人心。
吴晗在这时也因为收入下降、家庭负担沉重而面临着卖书、辞退家政的窘境,尤其是其夫人袁震重病在身,药费不菲,无力负担。
1943年仓促草成《从僧钵到皇权》也是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国仇家恨使得他牢骚满腹。恰在此时,来自中共的经济的、精神的关怀令他感动,中共党员周新民、李文宜夫妇见吴晗承担的医疗费太重,就请李公朴找了位当大夫的朋友给袁震免费看病,减轻了吴晗的经济负担⑨.这种无声的关怀无疑是推动吴晗思想进步的重要助力。
当然,组织的生活扶持并不仅仅就是经济关怀,更多的还在于同志之间的相互照应,日常生活中的嘘寒问暖、急难相助往往比经济支持更能打动人心。可以说,来自中共的生活扶持和思想引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开展学术和社会活动的有力后盾。
三 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活动
1.学术阵营的划分和学术创作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一旦在国统区集聚和发声,与其他流派的观点激烈冲突便在所难免,对将学术看作战斗武器的史学工作者而言,怎样理解形势、区分敌我以确定斗争的基调便显得尤其重要,所以,学术阵营的划分和学术动态的分析也就成为学者讨论时绕不开的话题。在南方局组织的读书会中,学者们多倾向把冯友兰、贺麟等“唯心主义哲学家”视作对立面,一碰头就研究他们的新文章,分析其政治动向;雷海宗主编的《战国策》说了些对中共“态度不友好”的话,孙晓邨主持的《中国农村》有文章说了不利于统战的话,也都先后受到章汉夫、许涤新等的批判。而理论工作者把这些事视为理所当然⑩ .又如在溆浦民国大学,翦伯赞、谭丕模、张天翼等进步教授很快形成一个阵营,与当时被视作托派分子的王宜昌、刘敏形成的另一阵营尖锐对立,但因为进步教授讲课受学生欢迎,王宜昌、刘敏便利用职务之便故意处罚学生,结果激起民愤,王宜昌被迫离校,刘敏也装病避事.在昆明,西南文化研究会成立初期也曾围绕入会资格展开争论,焦点集中在闻一多身上。当时党内一些人对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偏见,认为他早年站在新月派一边,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云南又钻进小楼醉心经史楚辞研究,难以共事①.争论最后在周恩来的介入下才得以解决,这也凸显了争论的激烈。
无论学术阵线如何分明,史学阵地的争夺终究要靠史学作品来较量高下,这样,学术创作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事实上,这个时期集聚在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们写就了大量史学作品。吕振羽在塘田战时讲学院编印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在校内发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经修改后在1938年出版。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从1941年开始加深研究、全力着述,使得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名作在短时间内涌现,有代表性的如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单篇论文更是难以计数。在昆明,史学家们的着述也不少,如尚钺的《释臿---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华岗的《太平天国反清战争的战略研究》《汉代的伟大思想家---王充》,吴晗的《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闻一多的《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等。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学术报告也常被整理发表,如吴晗的《说士》《论贪污》《贪污史的一章》,闻一多的《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兽,人,鬼》等。这些文章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进步气息,讨论会上的一些发言尤其如此,譬如闻一多有关“说儒”的报告就比公开发表的文章尖锐得多②.
史学家们除进行严肃的史学研究外,还开展时政研究和历史剧创作。写时评是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政策的需要,写历史剧是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在国统区受压制的结果,也是南方局利用戏剧反击蒋介石个人专政计划的一部分。吕振羽在湖南时就中断了历史学研究,集中精力撰写政论时评,在《力报》等刊物上发文三十多篇③.翦伯赞在1937年至1939年公开发表的着作中,绝大多数是政论时评,直到1940年4月以后,其史学文章的数量才超过时评文章④.历史剧方面,以郭沫若和阳翰笙为典型,前者在其五十岁前后,一口气完成了《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六部历史剧,后者从1940年开始写出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槿花之歌》等剧作。
2.学术观点的互动与歧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因为信仰相同,分析工具相近,讨论时往往能形成互动,找到知音。侯外庐与杜国庠的交谊就是如此。杜在重庆时代被侯称为“最堪称知己的朋友”,因为两人个性相合,严谨而谦恭,更重要的是学术观点还完全一致,对先秦到近代一系列问题的见解十分相近。如两人都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的过渡期是唐中期,柳宗元是有唐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最典型代表⑤.这种学术观点的互动带来了求同心理,在造成学术共鸣、形成学术流派的同时,也推动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重庆时代,当侯外庐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思想家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论点时,有反对者,也有像杜国庠、杨荣国、赵纪彬、陈家康那样的支持者,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分裂的表现,而恰恰是学术研究不断进步的证明,说明同一阵营的不同观点在相互切磋中走向深入。另外,史学家们在新作完成后的相互参阅,相互撰写书评、剧评等,都是学术互动的有效方式。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郭沫若的《屈原》等作品,就曾在聚会时朗诵并提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⑥.
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内部也会存在分歧,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便是典型例证。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在讨论中把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不相符的杂音辨别出来。赵纪彬与吕振羽的争论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两人虽存在“两周奴隶论”和“西周封建论”的不同学术观点,但吕振羽也不敢强加于人。而对于赵纪彬在《中国哲学史纲要》中采纳日本史家秋泽修二观点的做法却始终不能认同。这种观点因为鼓吹中国社会的“亚细亚停滞性”来为日本入侵作辩护,在当时被看作是“政治问题”“是非问题”,属于侵略理论。吕振羽为提醒赵勿受蒙蔽,多次找赵恳谈,赵纪彬接受了吕振羽的意见,承认过去对于秋泽修二的用心未能看穿①.相似的,一些问题即便确定是学术问题,也会因其争论所带来政治影响而被看成“不和谐”因素。
1942年侯外庐和郭沫若关于屈原问题的争论本属学术问题,但因为发表的场所是《新华日报》,发表的时机是南方局为打破皖南事变后沉闷局面而举行的郭沫若五十诞辰庆祝活动结束之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政治影响,以至于《新华日报》国际版负责人乔冠华对侯表示:“不要辩下去啦,国民党在拍手呢。”这样,侯外庐的第二篇文章只发表了一部分便草草收场,郭沫若还曾为此发过火,而侯外庐也承认自己的做法“很不合时宜”②.这场辩论虽然激烈,但终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的学术问题,没有突破政治是非的界限。
3.历史资料的共享、学术人才的培养抗战时期,众多史学家颠沛流离,珍藏的书籍资料往往丢失,在这种情况下,史籍的共享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来说尤为重要。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就曾设图书阅览室方便理论研究和学习。史学家搜集史料时还会得到革命者的帮助,如侯外庐研究所需的大量史籍,就是通过在重庆北碚中山图书馆工作的中共党员叶文雄设法弄到的。叶甚至背上二三十公里送至侯家,无论严冬、酷暑总是有求必应,及时送到③ .正是这种革命大家庭的情谊为处在艰苦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们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保障。史学工作者之间也存在史料的共享。
1942年7月,郭沫若正在写一个描述南宋名将余玠、张钰钓鱼城抗击蒙古军的剧本,需要《宋史·忠义传》及《元史·宪宗本纪》,于是给翦伯赞写信求助,翦收信后,很快便将《宋史》托人送去④.同样,对于翦伯赞向自己来信求助《历代疆域图》,郭沫若虽然没有,但也推荐翦向陶行知借阅⑤ .而当侯外庐因研究古代社会史缺乏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材料而向郭沫若求援时,郭明知两人观点有歧异,仍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着作中对侯外庐最有助益的《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借予侯,侯对这种襟怀和气度很是感佩,称自己能在半年内完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很大程度上有赖郭老的这一支援⑥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聚集也为培养新一辈学人提供了条件。杜国庠、郭沫若对尚钺的提携就是一例。
1938年年底,南方局准备挑选一批有一定马列主义基础、搞过实际工作的人从事理论研究,杜国庠找到尚钺,希望他专攻历史,尚钺对此缺乏信心,杜则以自己的经历鼓励之,从而点燃了尚钺“心中的矿灯”.而当尚钺立志研究古文字学,虚心向郭沫若求教、借书时,得到郭的大力支持。尚钺疏散去云南,郭沫若又将他引介给文字学家唐兰,从而将尚钺引入历史研究的殿堂⑦.吕振羽对吴泽的指导又是一例。吴泽是吕振羽在中国大学的学生,两人重庆相聚,经常切磋学术。吕振羽准备写中国通史,提示吴泽:你写一部中国社会简史,按社会形态写,我写一部简明中国通史,依朝代写,同时出版。这样,吕着《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和吴着《中国历史简编》双双出炉⑧.吕离开重庆时,还举荐吴泽代任复旦大学教职。再如,翦伯赞对田余庆走上史学道路也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其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田余庆流亡到重庆,听到翦伯赞的学术讲演,精神上产生巨大震动,他回忆道:“就是在重庆的那一年,我放弃学医,转学历史。伯赞同志和其他先辈的讲演对我的启迪,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历史学方面最早受到的熏陶,主要来自伯赞同志和当时在重庆的其他先辈”⑨.
4.学术成果的发表与出版在当时的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活动遍布政界、教育、报刊、出版等诸多领域,属于中共活动网络的一部分,这张网有着从写作到出版的整个行业链条,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的创作、传播都能得到保障。就刊物来说,黎澍、谭丕模主持的《观察日报》,侯外庐、翦伯赞主持的《中苏文化》,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郭沫若创办的《中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传播阵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集聚增强了这些刊物的学术性,也为刊物的创办带来了众多人才和读者群。同时,他们研究成果的发表又因为这种集聚而获得了更多便利。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论文的发表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通过自办的刊物发表,二是通过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民主党派创办的刊物发表,三是通过主流学界中的纯学术性刊物发表。史学家之间常常会相互约稿,翦伯赞给欧阳敏讷写信,吐露自己“满身的文债”---《时事类编》《持久战》《中苏》《国民公论》《中国农村》《文化动员》都在催稿①.该信写于1939年,翦伯赞在这年里发表的作品20篇,仅《中苏》半月刊就有15篇,《文化动员》3篇,《力报》(欧阳敏讷负责)1篇,《中苏文化》1篇。而当翦伯赞到重庆后,主要史学论文多发表在《中苏文化》《新华日报》《群众》《中原》等刊物上②.这些刊物除了《时事类编》,基本都是中共党员实际掌握编辑方向或得到组织支持的报刊,这明显体现出翦伯赞的投稿倾向。当然,翦所投稿的刊物,非中共背景的也是有的,如《时事类编》就是国民党立法院主持的,《中华论坛》更像是民主党派的刊物,《中山文化季刊》则更具学术性,尽管都有共产党员在其中活动。这种报纸、杂志的繁荣景象为翦伯赞这样有声望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成果发表的众多平台,难怪翦伯赞连呼文债众多,难以还清了。
至于学术论着,一部分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文抗会当时就准备出一套“抗战小丛书”,抗战理论方面和民众革命史方面由吕振羽撰稿,哲学方面由徐特立撰稿,战时经济方面由薛暮桥撰稿,最近政治思潮方面由谭丕模撰稿③.一部分则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如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1卷)在1943年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出版机构如生活、读书、新知、群益等,很多都是中共影响下的进步书店或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文风书局、五十年代出版社等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出版的重要渠道。
四 结语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国统区的集聚是由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客观上,随着国土沦陷,原先散布在大江南北的知识分子逐渐向西南少数城市集中;主观上,中共对进步学者们的组织使得他们的集聚变得有序,从而形成了长沙、重庆、昆明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而在其他抗战文化中心,如香港和桂林,史学家的集聚和组织活动不明显,前者集聚时间过于短暂,后者则更多的是抗战文艺团体的集聚。抗战结束后,史学家们从集聚地分散到全国各地,在创立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同时,也带去了革命火种,吴晗回到北平后,就曾协助大批青年才俊奔向解放区。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共的组织和领导。各地中共党组织对学者们的学术活动进行了政治和理论的指导,而对他们的学术旨趣、个性、见解给予尊重,并尽可能地为他们的学术和生活创造条件。或许国统区的史学家群体没有延安史学家们所拥有的安定、自足的生活条件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但他们也不用为各种_运动所累,与不同阵营的学术交锋刺激了他们的学术创作,与同一阵营的学术互动深化了他们的史学研究。他们还通过学术资料的共享掌握了丰富的史料,通过学术人才的培养壮大了研究的队伍,通过众多的出版渠道扩大了其作品的社会影响。而延安史家们恰恰在学术交流机会、史籍丰富程度、研究梯队数量、作品出版渠道等方面略逊一筹。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着革命者和学问家的双重身份。作为革命者,他们理当为自己的革命目标和政治追求而奋斗,为此,服从组织安排,开展统战和宣传工作是他们的一部分使命,乃至学术研究本身都是他们革命活动的组成部分。作为学问家,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旨趣和学术个性,为此,他们也会为了真理而执着勇进,哪怕有时会被同行所误解。
对于他们来说,学术研究的党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给予适当的评价,就容易得出以今人的标准裁量过去的非历史主义偏见。中共党组织与学者们的良性互动使得马克主义史学家的集聚产生了学术上的规模效应,而这种规模效应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如侯外庐所言:“在重庆那种白色恐怖和贫困之中,我能不断贡献出研究成果,若没有集体的帮助和鼓励,是决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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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是古代植物埋藏在地下经历了复杂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变化逐渐形成的固体可燃性矿物。是一种固体可燃有机岩,主要由植物遗体经生物化学作用,埋藏后再经地质作用转变而成,俗称煤炭。煤炭被人们誉为黑色的金子,工业的食粮,它是十八世纪以来人类世界使用的主要能源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边区煤炭的开采概况及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时期边区煤炭的开采概况及意义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时期,制订了一系列符合时代实际需要的煤炭开采政策,对边区的煤炭进行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具有非凡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的煤炭储量丰富,民间广为流传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充分反映了陕北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地质优良的煤炭品种。但在中央到达陕北之前,由于多种原因,开采量并不大,只有蟠龙、瓦窑堡等地区有土法开采,边区 丰 富 的 煤 炭 资 源 长 期 不 能 被 人 民 所 充 分 利用。
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十分重视。一方面,边区政府成立后,便成立了边区政府建设厅工矿科,亦称第二科,主要负责矿产调查和采矿指导。还设立了军委军工局第一科,又称工厂管理科,负责管理与军事工业有关的工厂。在 1941年又成立了地质矿冶学会,并开展地质科普活动,进行地质矿产调查。
另一方面,在抗战时期,作为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边区政府把发展煤炭业纳入了经济建设计划之中,在工业建设任务安排上,党和边区政府对于煤炭的开采利用及煤炭业的发展始终高度重视。
1937 年 5 月,林伯渠在《解放》杂志第一辑第五期发表的文章《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制度》中指出:“在工业上注意发展石油、盐、煤、铁等主要生产,保护手工业。”[2]1938 年 11 月 5 日,边区建设厅厅长刘景范在《一九三八年边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报告》中谈到矿产方面时要求: “整理煤业、盐业,动员群众扩大运输工具( 大车) ,创修各地必要的大车路,推广煤盐销路。”1939 年 11 月 15 日,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里指出: “政府还在极力扩大采煤企业,使之能够供给更多人民的需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在公营工业方面,加强对石油、煤矿的开发。
1939 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通过的十二件重要议案中,其中包括“发展工业,供给抗战需要,奖励人民投资开办纺织、硝皮、煤炭……政府有计划的充实扩大现有之煤油、造纸、煤炭等工厂”.1939 年 11 月 15 日,《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又指出,“注意开凿煤矿及发展交通事业。”1940 年,《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关于二十九年经济建设的决定》中要求在延安、安塞增开煤窑,以增加燃料,解决燃料 供给。
1940 年后,在延安新市场举办的边区农工业展览会上,矿产展室专题介绍了安定的煤炭,注意了对煤炭资源的开发宣传。1941 年初,边区政府明确提出“投资 50,000 元,扩大采煤业,增加煤炭生产。”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要求,“不论纺织、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煤业均有发展前途。”“为此,我们在 1943 年应有如下的改革与计划: 增加资本( 数目另定) ,由各有关机关拟定具体计划,经财经办事处审定,分别投放于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工具业、煤铁业、石油业、某部分化学工业及某些调查研究事项,有计划地促进自给工业的发展。”
边区政府在 1942 年工作总结、1943 年工作计划纲要中决定要“发展煤矿及其他工业。”“投资十五万元在绥德、富县、关中等地掘修煤井,在延安组织煤 炭 供 销,在 吴 堡 设 煤 栈,并 继 续 在 关 中 炼铁。”西北财经办事处提出的 1943 年发展工业计划中,规定了本年边区工业的中心任务,“发展煤矿及榨油等工业”位列其中。同时,《西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以来的工作及卅二年工作计划》指出,1943 年在煤炭方面,“首先扩大延安的煤炭产量,工资改为计件累进制,改进运输事宜,减低运费,试办公营供销栈。其次,协助发展各地掘煤,延长油厂新开或整理一个旧煤井,绥德龙镇与富县各开一新井,关中衣食村拟在煤井内试打平巷,吴堡、佳县拟设煤栈,收买山西煤。”
1944 年 5 月 29 日,《西北局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又强调,“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合作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瓷器等工业。”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发展边区煤炭开采业,振兴边区工业,搞好边区经济建设,党和边区政府对于私人煤炭业给予大力倡导和支持。如边区对私人煤炭业的政策是: “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欢迎区内外地主商人创立工业”,“欢迎华侨来边区投资”.希望在“掘煤、炼铁、纺织等工业”方面投资。经营炼铁、造瓷、掘煤等实业者,如因意外遭受损失,而该业主人愿继续经营者,得呈请该县市政府呈边区政府酌量予以帮助。
显而易见,在这段时间内,不管是边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报告,还是边区党委、政府关于每年经济建设的决定,亦或是展览会上的宣传和报纸等报道,都对边区煤业的开采和发展有所强调或专门指出,充分证明了党和边区政府对于陕甘宁边区煤炭开采业的高度重视。虽然这些还没有形成专门的关于煤炭业发展的政策以及成熟的煤炭开采利用制度,但保证了战时特殊环境下边区煤炭开采以及煤炭业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抗战背景下,这是十分不易的。这无疑为边区工业的发展乃至整个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视,政策的得当,抗战时期边区的煤炭开采业,呈现出相对繁荣的局面。抗战前,延安的煤井仅有六个,而且产量不大。抗战开始后,延安的工业开始成长起来,煤业逐渐发展。1937 - 1938 年边区的煤窑个数、年产量无明确记载,仅从部分资料记述内容分析和推算,其年产量大体是: 1937 年以前年产量在万吨左右; 1938 年有公营煤矿三处,私营煤矿二十余处。从季节性煤窑生产的特点考虑,其年产量约为三、四万吨。
1939 年,陕甘宁边区煤炭产量达到5 万吨左右。1940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市新市场举办的边区农工业展览会上,矿产展室专题介绍了安定( 子长县) 的煤炭资源与产品,注意了对煤炭资源的开发。由于同宜( 同官、宜君) 办事处在本年成立,仅衣食村( 今焦坪矿区陈家山地区) 就有生产矿井 19 处,当年边区煤窑增加到 40 余处,产量约 6 万吨。
需要说明的是,1937 年中央进驻延安后,为了及时解决军民比较集中驻地延安市区的燃料,1940 年又由中央管理局侧重建设和开凿了部分煤矿。主要包括: 1940 年春,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偏桥的利华三厂、1940 年秋,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罗家坪的新中国三厂、1940 年,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白家坪的利华一窑。这三个煤矿都属于公营,所产煤炭全部供中管局所用。其中利华三厂、利华一窑日产炭 10000 斤,新中国三厂日产炭 4000斤。还有 1940 年秋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朱家沟的民生煤厂,该矿属于公私合营性质,日产炭12000 斤,年产炭 2400000 斤。 其 中 中 管 局 自 用75% ,销售 25% .由此看来,边区的煤炭开采业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到了 1941 年,据统计,“延安共有煤厂十五个( 公营十厂,私营五厂) ,工友三七四人,日产煤 112,000 斤。”延安公营的 10 个煤矿中,主要有: 359 旅部队在 1941 年 1 月开办了一煤窑并出煤,每天产量3000 一 4000 斤,经两个月整理,日产最高达万余斤。
除开工资外,尚能供给 50 余锅蒸盐之用。由联防司令部1941 年10 月在延安朱家沟创办的利华二井( 原复兴煤窑) ,日产炭 10000 斤,年产炭 2100000 斤,80% 的炭供联司用,20% 就地销售。此外,公私合营的主要包括 1941 年春由军工局创办的位于延安白家坪的白家坪五窑,属于公私合营,煤厚 8 寸,可以炼焦。日产炭 4000 斤,全部供军工局所需。共分六股,公家占五股,私人占一股。
1941 年开窑的警卫团煤厂,属于公私合营,实行股份制,共十股,其中警备团占三股,日产炭 3000 斤。该团所以入股,是为解决本团之燃料所需。
总之,1941 年 全 年 边 区 煤 炭 产 量 约 6. 6 万吨。可以说,基本上保证了军民日常生活及生产所需之燃料。1942 年,边区煤炭开采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公营、私营、公私合营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 1942 年 4 月由中管局创办的位于延安朱家沟的公营新中国二厂,日产炭 6000 斤,年产炭 120000斤,全部供中管局所用。由联防司令部于 1942 年 6月在延安朱家沟创办的公营利华一井,月产炭120000 斤,年产炭 2400000 斤,80% 的炭供联司用,20% 销售。1942 年 6 月由总工会创办的延安朱家沟新兴煤厂,属于公私合营,日产炭 10000 斤,年产300000 斤。
私营煤炭开采方面,据《一九四二年炭厂调查表》记载,当时朱家沟私营老窑,日产煤八千斤,月产煤十五万斤。白家坪利华二窑、三窑、四窑,共有炭工七十四人,把工十二人,日产量共一万五千斤。当年“陕甘宁边区共有煤井 61 个,其中延安 15个、关中 15 个、安定( 子长) 15 个、绥米 16 个。年产量约 8900 万斤。”具体如下表:【1】
1943 年,在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煤炭开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较好地保证了边区军民的燃料供给。
据边区经建厅统计,1943 年边区共有煤井 100个( 延安区 25 个,月产约 2000 吨; 关中区 20 个,月产2200 吨; 子长煤区煤井 12 个,月产 406 吨; 绥德煤区43 个,月产约 3000 吨) ,总计矿工人数 1891 人,每月出产煤 7606 吨。若按其月产量计算,全年的煤炭产量应为 91272 吨,约比 1942 年提高 36. 8%,如下表:【2】
边区对 1944 年全年煤炭产量虽未作明确记载,但由于子长、同宜两个矿区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其产量大约比1943 年提高15%左右,考虑1944 年的煤炭产量约在 10 万吨以上。
该年煤炭产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 1944 年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边区工业”、“打倒日寇”和“工业品实现完全自给”的方针指导下,边区广泛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积极发展公营生产的同时,“有计划地发展合作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瓷器等工业”,实现“质量好,产量高,成本低”的要求。
具体就拿朱家沟为例,1944 年朱家沟已经成为边区的重要矿区。根据地质勘察组成员莫汉 1944 年 10 月的记录,延市附近出炭区,有朱家沟、安家沟、白家牙、蟠龙。以距离计,仍以朱家沟为最宜,且已有集中之七井在那里。
在朱家沟这里,其中1940 年以前,仅有蔡玉周经营的一个煤井( 即万顺窑,现属党校校部) .1940 年底,中财处先后在朱家沟开掘煤矿二处,1941 年留守处开掘一处,1942 年联勤开掘一处,西北党校、边抗联又开掘一井,1943 年保安处开一井,总计现有煤井七处。生产量与工人的情况是:【3】
可以看出,延安朱家沟煤区在 1944 年煤炭产量不断提高,仅 1944 年上半年 1 至 6 月份( 有闰四月,故为七个月) 累计产量 896 万斤,比 1943 年上半年平均累计产量 750 万斤提高 19. 5%.足以证明本年度煤炭产量的提高。
到了 1945 年,由于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边区军队、机关、学校的广大人员纷纷奔赴抗日前线。1945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军队、机关、学校所经营的煤厂多数在下半年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况,其煤炭产量也未作明确记载,估计 1945 年比 1944 年当有下降。从抗战时期边区的煤炭开采概况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煤炭开采业,从所有制形式看,囊括了公营、公私合营、私营等多种形式; 从办厂的单位看,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均积极投入,其中公营煤矿方面以中央管理局和联防司令部为主; 从产量看,1937 -1944 年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较好地解决了边区的需求; 从边区产煤区域看,边区的公营煤矿集中在延安煤区,公私合营煤矿主要分布在延安区周围,边区私人煤炭业主要分布在关中、子长、绥德煤区。
在战时环境下,虽然面对资金缺少,设备匮乏,运输不便、技术落后等重重困难,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制裁,但陕甘宁边区的煤炭开采业还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保证了边区军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燃料需要。我们认为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党的正确领导,也就是说,是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一条正确发展经济的方针和政策作用的结果。
( 一) 边区煤炭的开采,促进了边区工业的发展,服务了边区经济建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众所周知,陕甘宁边区过去曾是一个被叫做“地瘠民贫”的区域,工业是非常落后的。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前,“只有家庭的妇女纺织和农村的手艺匠,少数的硝皮场,制毡坊,煤炭场等……工业品全依赖边区以外供给。直到工农红军到达边区,才开始有小规模的军事修械厂、印刷厂等”.足见当时边区煤炭开采业乃至整个工业的落后。因此,要发展工业,应按工业发展的必然程序,尽快建立必要的原料工业。如煤既是动力的基本原料,同时又是煤焦工业、医药品工业、颜料工业、火药工业及其它化学药品工业的直接和间接原料。我们应先建立炼煤工业。其他才可以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在党和边区政府一系列政策的鼓励指引下,截止1942 年 12 月,边区已有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工业。这七类共计工厂 74 个,资金59670962 元,职工 4036 人。其中煤炭厂 12 个,资金1777070 元,职工 432 人。
可见,在七类工业中煤炭业已经占了相当的比例。根据以上数字推算,煤炭业当时占公营工厂( 场) 个数的 16. 2%,资金的 3%,工人的 l0. 7%.可以说,在煤炭业自身达到发展的同时,助力了边区其他工业的发展。如 1942 年 12 月,范慕汉在陕甘宁边区的矿产一文讲到: 所产煤炭,用于炼焦者( 瓦窑堡及延安白家牙之煤可炼焦) 约占30% ,用于燃料动力者约占 70% .延安白家牙1944 年前半年 7 个月( 有一个闰四月) 共产了 3,800,000 斤 煤 炭,供 大 家 用 作 炼 焦、烧 锅 炉、打 铁 之用。
因此可见,一方面,煤炭开采业本身作为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是衡量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指标; 另一方面,由于煤炭业的发展,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燃料,对于炼焦、炼铁以及其他各种化学工业的创办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抗战乃至建国以后重工业发展打下基础。不言而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连锁效应,促进了边区其他各项工业的发展,也正是由于边区各工业的逐步发展,才为抗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需求,从而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正如 1943 年 6 月 9 日刘景范在《为改造我们的工厂而奋斗》中指出: 我们建立了纺织、造纸、化学、工具、煤、瓷、印刷、被服、制鞋等工业,工厂大小六十余处。在产量上,“如医药、煤、瓷等亦解决了大半。”“在供给抗战需要,解决经济困难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 二) 边区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基本保证了边区军民生产生活所需
陕甘宁边区在“向无工业的基础上”,自抗战后,着手于军事工业和石油工业、煤炭业的开采,不到两年功夫,收到相当效果。安定与永坪生产的煤,是陕北有名的。经过整理和开掘,不仅充分供给了各工厂、机关,并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而且价廉( 每元大洋八百斤) ,除每月以一天的生产全部煤价拿去优待红军家属外,红属买煤得到九折优待。1938 年,“延安、淳耀县开采的煤矿有三处 ( 公营) ,均用人工开掘,规模较小,每井有工人三十余名,每日产量最多不超过万斤,供给当地需要。私营煤矿,边区共有二十余处( 延安、安定、延川、延长) ,均系群众合股小规模的人力开采,日产炭三十余万斤,可供该四县三分之二的群众燃煤。
1941年,八路军后勤经建部自 1940 年 10 月份经朱总司令号召,利用边区土产,开设工厂,以完成军委机关自给自足的任务,各厂成绩卓着,解决了军委机关的燃料问题。经建部有煤炭厂三个,可供军事系各单位所用石炭。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我们的石炭业集中于延安、关中两处,多为日用目的。到了 1944 年,在产量上说,延市附近的家用煤炭,全部仰仗于朱家沟的供给。从1944 年 1 月以来,已能做到每井月产炭 20 万斤,使朱家沟做到每月供给延市煤炭 150 万斤左右。显而易见,边区的煤炭生产,保证了边区军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燃料需要。
( 三) 边区煤炭的开采利用,推动了边区地质科技工作的开展
边区煤炭开采利用的意义,还表现在有序地推动了边区地质科技工作的开展。抗战时期,为了更好地开采矿产,使边区的资源服务于人民,在煤炭勘察方面,1941 年至 1945 年,由边区地质矿冶学会组织进行对煤、铁、石油等地质矿产先后进行了三次调查。
最具代表性的有 1941 年 9 月,地质考察团分两路由延安出发,一路由武衡带队,赴子长、绥德小理河和米脂龙镇调查煤矿; 1941 年 11 月至 1942 年 2 月,由武衡、汪鹏、范慕汉组成关中地矿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耀县、淳化等地,调查煤、铁和耐火粘土矿。所有这些矿产地质调查或煤矿勘查工作的进行,使得对边区的地质和矿产情况有了大概地了解。
当时,《解放日报》关于勘察边区煤炭资源的报道文章也较多,如: 《安定煤炭出产多,应改良设施》、《环县甜水堡马方清发现碳苗》、《延安燃料的源泉》、《延安的煤业》、《关中分区的地质及矿产》、《地质考察团考察关中煤炭区》等。此外,1944 年瓦窑堡等煤矿的工人对边区煤矿进行了科学勘探,并绘制了地质图。同时,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还对边区煤炭做了大量的化学分析工作。比如,在由绥德至延安、淳耀一带,均有极大之煤层分布,为边区煤之主要产区。由黄河至甘肃交界,亦均有深成煤层,其大部为有烟煤,煤质尚好,根据化验结果,其成分为:【4】
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边区矿产的开发利用,1941 年成立了由区政府、自然科学院和军委军事工业局三个系统的地质技术干部组成的地矿学会。
1941 年 11 月,军工局委派地矿学会出发关中进行地质调查任务。地矿学会部分成员 11 月 28 日从延安出发,途中勘察了甘泉铁矿,而后转赴关中。12月 15 日到达关中分区主要的产煤区衣食村,对当地的煤田地质和铁矿、耐火土等资源作了调查研究之后,又去葱岭子、上石街、香山、照金、安子凹一带进行工作。经过勘查分析,关中煤田属石炭二叠纪,有煤两层。上层煤厚 1 公尺,下层煤厚 10 公尺,是当地煤窑开采的主要层位。因受桥山山脉大断层的影响,煤系地层变动剧烈,断层、褶皱很久,煤层倾斜陡平不一,厚度也不等。例如衣食衬的下层煤厚约 10公尺,倾角 15 度,而西延至峪原,煤层就陡立了,煤厚只 5 公尺左右,再西展到照金、安子凹一带,煤层更薄,倾角变缓约 60 度。这层煤是烟煤,经分析,含炭 50%,挥发 20% 左右,夹石很多,经选矿可以炼焦,用作炼铁燃料,衣食村的煤,厚而易采,又是老矿区,是个良好的燃料基地。
到了 1944 年春,边区政府制定了两年内主要工业产品达到全部自给的奋斗目标,决定组织调查团,去瓦窑堡调查地质及建厂条件。调查团由西北财办工业处处长陈郁带领,成员有佟城、汪鹏、范慕汉、王惠德等。8 月开始,至 1945 年因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而停止。
可见,边区煤炭的开采利用,与边区的地质科技工作相辅相成,尽管处于艰苦的战争年代,但党和边区政府对地质矿产的勘查并没有停止。一方面,科技地质工作的开展,为边区煤炭业发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边区煤炭的开采利用需求和煤炭业的发展,有效地推动了边区地质科技工作的开展,使得大家在当时能够看到煤矿的样本化验结果和储藏量情况的研究,考虑怎样利用边区现有天然富源和人力财力推动战时的国防经济建设以及服务边区人民生产生活需要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边区政府在进行煤炭开采、发展煤炭业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森林的保护,如:1942 年 12 月,范慕汉在陕甘宁边区的矿产一文讲到: ”今后要想保护边区森林,就应大力发展煤炭事业。“[13]110由于陕北一带的农民伐木做燃料现象是普遍行为,因此当时将煤炭的开发利用作为为民解决燃料的一条途径而避免森林的破坏,今天看来,在那么艰苦的抗战环境下,能考虑到这一点,足以证明党和边区政府是极具战略眼光的。
综上所述,边区政府在当地经济落后,设备、资金和技术人才十分缺乏,四面被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本着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恢复和发展边区经济,组织力量调查边区的煤矿等资源,并对边区煤炭进行了有效地开发与利用,是难能可贵的。
[1]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煤炭志[G]∥陕西省志: 第17 卷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2]林伯渠 . 林伯渠文集[M]. 北京: 华艺出版社,1996: 50.
[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 工业交通[C]∥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3 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4]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 .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 1937 年 - 1939 年) [C].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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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虽然经历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基督教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_相信人类具有原罪,而耶稣作为神(天主或称上帝)的圣子,通过牺牲自己成为人类的救主(弥赛亚,即基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佛教并列为当今三大世界性宗教。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各地出现了形式不一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卫生建设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织部分。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参与者,基督教会也是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目前,学术界对基督教的乡村建设有较多研究,但是对于其从事的乡村卫生建设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此再作探究,以加深认识民国时期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关联。
基督教在华各教会的乡村医疗卫生工作有较早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一些医学传教士即进行乡村巡诊。这种活动一直持续20世纪。民国初年,一些教会组织了进行形式不一的乡村医疗卫生活动。奉天医科大学的早期毕业生在学校的支持下,要在本省的小镇和农村从事半年、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医学传教[1]747。岭南大学的青年会较早地开展了社会服务,1916年该会“鉴于乡人之固执不化,罕知真道,罕知世务,特组织演讲队,选派富经验擅口才之高级学生,赴附近某岛乡村镇,演讲有益社会之教育卫生诸题,附以实验,以开民智。”[2]70-71沪江大学自1917年起,举行过一些服务周围农民的活动,宣传某些与卫生相关的知识[3]113-114。由该校乡村改进会和感亲会举行的展览会就是重要形式,1922年该校进行了第三次展览会,“来宾除由上海往者外,其余均以四乡农民为多。”展览设有食品陈列处,“有各种清洁食物,并有该校女生说明食物之烹饪及卫生”;另有卫生室、孩童保护室等,并且有人讲解[4]。但是,以上这些活动并不能真正地深入乡村,有较强的临时性,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督教所从事的有计划的乡村卫生建设有明显的不同。
1927—1937年间,基督教之所以深入乡村进行卫生建设,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乡村经济的破产以及医疗卫生的落后。1920、1930年代的相关著述对此有较多的论述,故不拟赘述。因此,要改变中国农村的状况以及农民的生存状态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界对此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民国初年,基督教教育界在关注农业教育之际,也注意到了乡村卫生的问题[5]21。1920年代,中国基督教界积极开展公共卫生运动之际,作为其重要形式之一的卫生教育运动也扩展到部分农村[6]36-38。
与此同时,中国基督教界开始对乡村卫生问题日益表示关注。1924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开会之际,讨论了乡村教会问题,有人就提及了乡村医药的问题[7]。同年,有人提出乡村教会应兴办的事工就包括“创办医院事业”[8]。1925年,有人明确提出农村教会应办的事工之一就是“附设中西医药事业”,并认为“医药事业在农村是一椿最要的事”[9]。1927年以后,不仅世俗领域对此有清楚的认识,中国基督教界也有明确的表示。诚如中国基督教徒杨乞仁所说:“农村对于卫生,教育,两项,习惯已成,人人如此,村村如此,都不讲究。”“赶快提倡平民教育,农村教育,实急不容缓。”[10]因此,乡村世俗社会的现实需求是基督教参与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原因。一些教会机构从事乡村卫生建设正是出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的考虑。如北平道济医院的外国医学传教士———顾医生,“虑及我国经济破产,医界人材缺乏,以从事乡村卫生为己任。因尽其力之所及,就北平附近按其计划,作初步试验西山乡村卫生于是乎始。”[11]
作为跨国性质的宗教组织,基督教在华各教会从事乡村卫生建设有着自身传教的考虑。由于农村占中国版图的绝大部分,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基督教会早在民国初年就注意到了乡村传教的问题[12]。1922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大会就讨论了乡村传教的问题。而且,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乡村教会相关事务,并注意到了乡村医疗与卫生的问题[13]273-274。中国基督教界在开展乡村教会建设之际,对乡村卫生也给予了关注[14]74。
然而,1920年代,基督教在华各教会的乡村传教活动成绩并不显著[16]173,至于乡村卫生建设更是无从展开。与此同时,国际传教界积极主张乡村传教。1928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耶路撒冷召开各国基督教徒代表大会,大会专门讨论了教会与乡村问题,提出“特别注重乡村事业”[15]。在大会关于教会与亚非乡村问题的正式声明中,“社区发展的目标”中的第二项就是“在健康的环境中健康地生活”[6]247。中国与会代表对于“乡村工作的重要性”均确信不疑[18]42。随后,世界著名乡村事业专家包德斐到印度、日本、中国等国调查乡村教会,对中国乡村教会的建设也提出了若干建议[15]。受此影响,中国基督教界在积极从事乡村建设之际,更为重视乡村卫生工作。1928年,华东农村教会建设问题会议召开时对乡村卫生表示了关注[17]53,58。1929年,中华博医会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有一条要求教会医院将卫生教育扩展开乡村地区[18]196。1931年4月,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第八届大会在杭州召开。
此次大会通过了乡村教会决议案,提出卫生问题是乡村教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改良乡村卫生起见,本大会建议各地教会尽力举办”卫生运动周、临时施诊、卫生宣传。卫生运动周是每年择时举办一次,临时施诊是“请各地医院,在附近乡村设立临时施诊处”,卫生宣传“请中华卫生教育会编印各种适合乡村环境与需求之小柬,图画,或他种宣传品,以谋农民卫生智识之进步。”[19]26地方教会对此予以了积极响应。如山东基督教乡村建设事业讨论会积极倡导乡村教会服务区制度,而且乡村教会服务区主任的训练课程也包含有“公共卫生”[20]。世界与中国教会组织的这种乡村传教政策成为基督教在华从事乡村卫生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前提。
各教会在1927—1937年间积极参与乡村卫生建设,更主要地是因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当时,农村经济的破产以及农村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中国知识界和国民政府在乡村教育、改造乡村、复兴民族、稳固统治等不同需求的考虑之下,进行了形式各异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些运动影响了基督教会参与乡村建设。诚如毕范宇所说:“乡村建设运动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而且乡村教会也要考虑自身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地位[21]83。事实上,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下,不同领域的教会成员都对教会参与乡村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郑佑安指出:中国教会对于农村改造运动,“尽相当的职责,作适宜的供献,使多数农民得沾实惠,那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不但愈增巩固,而社会国家的复兴,实在深资利赖”[22]。
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施尔德发表了《医学校与乡村改进的关系》,从人才培养、调查等方面探讨了教会医学院校与乡村改造的关系[15]。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委员会1936年常会的议案也建议,学校的青年会要积极为学生、工友和农民服务,进行“农村改进”等具体的工作[23]28。中国青年会知名人士王正廷也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男青年会过去的公共卫生运动中做出了贡献,现在应该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24]。他说:“这种工作,虽然也非一年或十年就能办成的,同时也要费很大的金钱和才力,才能有相当的成就。譬如晏阳初先生在定县办理农村事业,有很大的贡献,那是可以作为模范的。”[25]50随着乡村建设的兴起,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也邀请或委托中国基督教会参与乡村建设。江西黎川实验区、广东从化农村建设实验区、福建福州五里亭农村服务部等乡村建设,就是中国政府邀请或委托基督教会或教会大学从事的结果,并在推行的过程中合办有乡村卫生建设的内容。
于是,在关注乡村与乡村教会的背景下,中国基督教界出于传教的需要或服务社会的目的,积极主张从事或参与乡村建设。在此过程中,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大学开始组织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1930年代,各教会还组织成立了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1931年)、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1934年)、乡村教会建设推广事业研究会(1937年) 等联合团体,进行包括乡村卫生在内的乡村建设。如全国教会学校与教会团体合组的“乡村教会建设推广事业研究会”,就主张“辅助农民,改进乡村建设”,从事的人员训练中就包括了卫生事项。[26]1933年11月成立的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山西分会的计划工作事项中也包括有公共卫生[27]。
不仅中国的新教教会有这方面的努力,天主教界也考虑到了乡村卫生与传教的关系。1936年,阎树枏在各界都注意乡村工作的背景下,提出天主教要注意的事项之一就是乡村卫生工作,他提出每个教堂设一所卫生院,每一本堂设一卫生所,每一堂口设一卫生员,给每个卫生员发一个箱子,除装中国丹丸等药品外,还有普通常用之西药;同时,还要作积极的卫生防疫和卫生宣传[28]。
因此,在宗教与世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基督教在华各教会或因乡村建设而进行乡村卫生建设,或因服务乡村而进行医疗卫生,这成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教会在中国所进行乡村卫生建设,从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模式。第一类是单一的医疗模式,即在一定区域内仅进行疾病医治。第二类是综合模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即集医疗、卫生、防疫为一体的综合模式。第二类又可以区分为三种:直接的卫生建设模式、乡村建设之下的卫生建设模式、乡村教会的卫生建设模式。下面就此四种具体的模式分别展开论述。
(一)单一的医疗模式
在单一的医疗模式中,教会医院的巡诊是最常见的传统模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少教会医院依然继续着这种模式。如杭州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仁慈为怀,抱基督博爱精神”,虽然差会“津贴费逐渐减少,经费支绌,调度为难”,但他“顾念邻县以及临近乡村之贫病”,面对无力求医的贫苦乡民,每周三特派医生、药师、护士和传教士到邻县以及附近的村落,即富阳、于潜、临平、留下、苋桥五处,“完全免费施医”[29]。
然而,在乡村卫生建设的大背景下,有的教会医院发挥了中心医院的作用,通过培养人才和设立诊所,建立起地方医疗网络。这是一种新的直接医疗模式,在河南怀庆最为典型。加拿大医学传教士罗光普以恩赐医院为中心,建立起了农村医疗网。其办法是:以教会总站医院为基地,建立起A、B、C、D四级合作者的医疗网,其中A级合伙人“一般是医学院或省医科学校的毕业生”,B级是“快速医生”开设的诊所,C级是“围绕B级诊所开设的小诊所”,D级则是“大量在家里接诊病人的‘赤脚医生'”。快速医生则是由罗光普在其医院短期培训产生。同在豫北的卫辉惠民医院、漳德广生医院两所教会医院也进行了同样的工作,于是“农村医疗网已经普及到豫北大约150万人口、5千平方公里的地区。”[30]248-249
上述模式不仅在河南出现过,在江苏南京、湖南邵阳等地也出现过。1933年,南京鼓楼医院鉴于乡村医药缺乏设立了乡村卫生工作科,在长江南北附近的庙头里、淳化镇、桥科、乌江、香泉、和县等村镇设工作站,成立服务机构,为民众治疗各种疾病,“而对于眼病尤特重视”[31]80。在湖南邵阳,英国循道会医学传教士毕家造在当地长期行医传教,他“针对农村医疗状况落后的局面”,于1937年开办农村卫生员训练班,并在邵阳境内各地设立医疗点,派医务工作者去白仓、两市塘、桃花坪、巨口铺等地巡回医疗。”[32]487-488
不过,南京和邵阳的医疗网络无论在规模和影响上都无法与罗光普在豫北的实践相比,而且全国像豫北那样的情形也是很少见的。如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的乡村推广工作1936年才开始,在离芜湖几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所乡村诊所[33]620-623。这同时表明教会医院对周围乡村辐射能力是有限的,单独依靠教会医院不可能建立起较大规模的乡村卫生服务网络。
(二)直接的卫生建设模式
直接的卫生建设模式是一种综合的乡村卫生建设模式。这种模式是在一定区域内直接进行卫生建设,具体包括医疗、卫生、预防等建设。基督教会举办的直接的卫生服务模式不多。其主持方式既有教会医院主持的,也有某一教会主持的。
在主持这种模式的教会医院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广州博济医院和北平道济医院等。1932年,博济医院在广州河南岛一带从事乡村卫生服务,这是广东最早的乡村卫生建设事业,所以时人说:“广东办理乡村卫生事业,肇始于博济医院”[34]。1934年,博济医院“为扩充工作起见”,与广东家庭卫生促进会合作。据1935年的报告,博济医院从事的建设活动包括学校卫生、家庭访问、治疗工作、婴儿健康检验、预防工作、卫生展览会等六个方面[358]。该院的活动还得到广东农林局的协助[34]。然而,到1936年,该项建设事业因为没有“整个系统乡村卫生组织设计”,“故进步较为迟缓”[34]。
就机构设置而言,该院起初以伍村卫生分所、敦和市卫生分所以及岭南分院乡村卫生部为中心,对周围乡村开展卫生工作;后来将两分所裁撤归并岭南分院乡村卫生部,另在新村设敦和卫生所。到1937年,该院的乡村卫生工作区域涉及到12个村庄,人口约有2万人[36]47。在北平,道济医院的顾医生在北平西山进行乡村卫生,设立临时诊所,定期派医生前往为村民诊治,其卫生工作除治疗工作外,还有学校卫生、卫生宣传、训练人材等[37]。此外,山西太谷仁术医院派卫生劝导员下乡进行卫生宣传,“兼办预防接种与预防检查注射等”[38]71。
教会医院之外,有的教会组织也成立专门的乡村卫生机构,进行卫生建设。1936年,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华西年议会设立乡村卫生部,总部设在成都,在各县设立诊所(如龙泉驿诊所、简阳诊所、简阳石桥诊所、资阳诊所、内江诊所、荣昌吴家铺诊所、永川诊所等);其主要业务范围有:一是妇幼卫生保健,“从事产妇接生、产妇和幼婴的卫生保健,婴儿的体格检查及疾病防治。”二是学校卫生,“给学生种痘、预防疾病注射及简易治疗”。三是公共卫生,“向民众宣传卫生常识”[39]418。
与以上各教会组织独立进行直接的卫生建设不同的是,雅礼会参与举办的湘雅医学院于1935年8月在长沙北效设立卫生事务所。该事务所下设的保健股主要从事妇婴卫生、学校卫生、环境卫生、医药救济、传染病制止与预防,卫生劝导股主要从事家庭访问、卫生宣传、卫生教育[40]。
(三)乡村建设之下的卫生建设模式
乡村建设之下的卫生建设模式为多个教会组织所采取。各教会在举办乡村建设的实验过程中,一些教会组织设立了各自的乡村实验区。有的实验区起初没有设计卫生建设的内容,而是后来根据建设需要增加的;有的在开办之初,就有卫生建设的内容。这种乡村卫生建设的模式,以各教会大学主办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最为典型。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分别举办有清河县试验区、龙山实验区、乌江实验区、福州五里亭农村服务部、广东从化农村建设实验区等,乡村卫生建设均是各实验区或服务区的重要活动之一。
这些乡村建设实验区中最早进行卫生建设的是金陵大学主持的乌江实验区。值得的注意是,该实验区起初并没有卫生建设的内容。1923年,李洁斋受命到乌江办理农业推广工作,但是难以推广。1926年,他考虑到农民疾病流行的现状,为联络农民情感,购置西药,进行“施诊舍药”[37]。1930年,该实验区正式成立诊疗所;1933年,与鼓楼医院合作创设乌江农民医院,在区公所设有一个分诊所,在附近村庄设医药服务处24所。该实验区卫生组的主要工作与目标包括:为农民治病(包括住院治疗、游行治疗、门诊治疗)、预防传染病(包括种痘、预防注射、灭蚊蝇、提供街道清洁、饮水清洁)、卫生常识的灌输(包括卫生演讲、卫生标语、幻灯、卫生画片)、学校卫生(包括体检、卫生演讲、治疗疾病)[41]。乌江实验区先后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安徽和县政府有过合作[42],但是卫生建设方面更主要是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
继金陵大学之后,齐鲁大学于1927年设立龙山农村服务社,在龙山设有诊疗所一处。卫生事业是该服务社工作的一个组织部分,主要包括治疗疾病、学校卫生、卫生宣传、办理接生等。其治疗工作由齐鲁大学医院派人定期前往治疗,“每逢大集(旧历四九),由齐大医院医士二人,轮流前来治病。其他时间,则有护士一人,担任平时或复诊之病。对于接生,则有护士(专门产科)负责。对于公共卫生,在最近期间,当另有专人负责。”[43]190据1935年的报导,“自去年九月齐大易文士于每星期一、五,到龙山施诊后,该诊疗所因易大夫服务的热诚,和技术的高明,工作异常发展。全年治疗数次,共达二七一一次,较前任何一年,增加五倍有奇,产科亦较前加增(平均每月一位)”。而且,该实验区的公共卫生运动周也得到了齐鲁大学医学院、理学院以及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的协助[44]137-138。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清河县试验区自1931年7月起,与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事务所合作开始进行卫生工作。1932年9月,正式设立卫生股。卫生股主要从事保健、医务、防疫统计、环境卫生、卫生教育。到1933年,“清河之卫生事业亦极有进展。新建医院一处,凡办公室、诊察室、隔离室均完备。”所办事业有指导学校卫生、打针、防疫、助产、清洁道路;附设产婆训练班,招收接生婆“以数星期之训练”;“星期三五由本院医师至各乡村为人治病。”[45]同时,为方便治疗村民,清河实验区在乡村设立有分诊所。该试验区在卫生建设方面还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了合作[46]323-324。
福建协和大学先后在两地从事乡村服务工作。1934年,福建协和大学在福州附近的仙都乡设立乡村服务实验区,其卫生工作包括:开展诊疗、防疫、卫生讲演、清洁运动等[4]74;这种乡村卫生工作得到了福州基督教协和医院等教会医院的支持[48]195-196。1935年,福建协和大学受福建省建设厅和教育厅的委托,办理福州五里亭农村服务部。服务部设立后,积极从事保健工作,如创办女子保健班、办理产婆训练班、设诊病所、下乡种痘等,而且诊病所的医疗工作是与福州协和医院合作进行的,由该院每周五派医生前来为农民诊病[49]。
广东从化农村建设实验区是政府与教会大学合作的产物。它由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岭南大学的农学院与医学院联合组设。其卫生事业由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医学院负责,该院派王兆霖医师担任此项工作,“其办理情形,略仿河南农村卫生事业。”[36]48
上述机构从事的乡村卫生建设,有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的体现了与政府在多方面的合作。而且,它们在乡村卫生建设中有较大的影响。有的还积极帮助政府或民间组织从事乡村卫生建设。1935年,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山东支部开年会时,先后进行了两场演讲,其中之一就是齐鲁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主任姚寻源“演讲教会应如何与政府合力提倡公共卫生事业”[50]。事实上,邹平县创建卫生院时,就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作;乌江实验区曾帮助安徽和县训练卫生人员,进行乡村卫生建设。
沪江大学的乡村卫生建设与上述五所教会大学有所不同。1929年,沪江大学成立乡村服务处,“旨在提倡乡村教育与农村改进”[51]158,为学校附近农村提供多种服务,医疗卫生即是其中之一。该服务处成立之初就设有施诊所[52],开展卫生演讲[53]等卫生教育活动。
除以上六所教会大学举办的实验区外,教会学校、地方教会、青年会在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时,也进行了乡村卫生建设。比较典型的是山西太谷的铭贤学校、保定的美国公理会和苏州青年会。
在各地的教会学校中,铭贤学校的乡村建设可谓别具特色,它对乡村卫生建设颇为注重。1933年,铭贤学校农科制订的农业推广计划就是对乡村进行综合性的改造,其社会改造方面也包括了与医院合作进行卫生工作,具体内容有“清洁周、预防针、讲演、诊疗所农家拜访、蚊蝇污物之取缔”等6项[54]。同年,该校在太谷县杨家庄成立农村改进会,组织机构中也设有卫生股,并从先举办一次清洁运动着手开始卫生工作[55]。1935年,该校又在太谷县贯家堡成立农村服务实验区,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展开各项工作,并在贯家堡办事处内设立诊疗所,“聘专员实施疾病治疗预防”;该校还与仁术医院“热心乡运人士”合作,组织成立公共卫生服务委员会,开展各项卫生工作[56]。此外,一些圣经学校也开展了包括卫生工作在内的乡村建设,如山西汾州圣经学校的乡村服务与推广工作中均有乡村卫生工作[57]315-317。
地方教会创办的实验区中也有不同规模的卫生工作。在华北,这方面的工作以美国公理会最为突出。美国公理会在保定樊家庄设有实验区,在昌黎设有农村实验处,在通县设有乡村服务处,并且均从事乡村卫生工作。樊家庄实验区、昌黎农村实验处与铭贤学校的贯家堡农村服务实验区一样,都受到了平教会的影响。樊家庄实验区成立于1933年,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乡村卫生,具体包括治疗、疾病预防与公共卫生等内容[58]。昌黎的农村实验处除进行平民教育外,有专职医生和护士从事卫生教育、卫生宣传等活动;昌黎广济医院还进行了把医院“送给人民”的运动,在周围15英里范围内进行卫生宣传和预防接种工作[59]518-519。通县乡村服务处的工作也包含有卫生工作[60]518。除美国公理会之外,山西汾州基督教界于1931年筹划设立了汾州基督教农村教会服务区,医药即是其服务事项之一[61]。
在南方,福建、江西等地的教会在推行乡村建设实验之际,进行了乡村卫生建设,只是在时间上稍迟一些。这以江西最为典型。与某一教会单独设立实验区不同的是,江西的基督教会组织成立“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并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了黎川实验区。该实验区的各项工作中包含有乡村卫生(即保健工作)[62]。黎川实验区的卫生工作开始于1935年,设立有保健所,除进行疾病治疗外,还进行清洁运动、种痘、卫生演讲等;但是,由于设备简陋,需要扩充设备,增加专业人员[63]462-463。福建中华基督教会闽北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更晚。1936年,该会决定在建宁开办农村改进实验区,次年才建立起实验区;该实验区的工作包括教育、卫生、生计、妇女、宗教等五项[64]。
青年会在1920年代的公共卫生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乡村卫生建设方面,有的青年会积极参与。1928年,苏州青年会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合作,在苏州唯亭山“首先举办了一个农村服务的试验场”[65],即农村服务处,从事“培养高尚人格、灌输应用知识、促进体魄健康、改善社会生活、改良经济状况”的乡村改造工作。其中“促进体魄健康”即是“以种种方法,指导农民卫生,以促进农民之健康”。具体包括:卫生演讲、介绍简单医药、介绍优良医院、指导少年养成卫生习惯、春季种牛痘、提倡除蝇、提倡运动健身等[66]。该服务处并没有设立医院、诊所等专门的机构,而是“置备普通药物多种,以备乡民患病者之随时服用”;遇有重症,则介绍病人到著名医院就治,或请著名医生下乡为之治疗[67]。
该服务处的工作也有其他地方教会机构的参与。如1936年,东吴大学农村服务团曾到北里巷进行服务工作,在博习医院敬金波医师主持下进行了诊疗服务[68]。不过,唯亭山服务处的卫生工作主要是利用简单的医药进行治疗,重在预防。虽然如此,唯亭山的乡村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受此影响,“芜湖、香港、广州、南京、太原、宁波、保定、福州、重庆、济南等十余市会———也都纷纷继起举办。”[65]这些地方的青年会所办乡村事业虽受唯亭山的影响,但是根据地方情形也进行了调整。与唯亭山不同的是,安徽芜湖青年会于1932年设立的丁桥农村服务社自一开始就设立农民诊疗所,进行乡村卫生工作[69];
次年,“在卫生方面已使一般农民渐有觉悟”[70]。然而,各地青年会通过设立服务区、社,从事固定的乡村卫生工作的并不多见,只有在某些方面有卫生建设的内容。杭州青年会1933年起从事乡村工作,其丁桥镇农村服务处就设有诊察室;香港青年会自1931年起开始乡村工作,其中包括卫生演讲与卫生展览;广州青年会自1934年起在市郊乡村进行乡村事工,其中包括有卫生幻灯;南京青年会的乡村工作开始于1933年,随后在中华门外殷行镇霞曙村建立服务区,其工作包括有卫生教育。太原青年会组织成立“山西乡村建设研究会”,并与太原政府、华洋义赈会合作,重点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但是,其活动中也包括有“种痘、卫生运动”等与卫生建设相关的内容;宁波青年会1933年起从事乡村工作,其五项工作内容中就有健康一项[65]。
与以上卫生建设相比,有的教会机构在进行乡村建设时,虽有卫生建设的计划,但是实际工作并不突出。如汇文神学院在河北昌平设立乡村实验区,进行的乡村建设带有浓厚的乡村教育性质,其活动包括有宗教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等实验工作,并设有慈善事业实验区。然而,据1934年的报导,其卫生教育实验活动仅限于施种牛痘[71]。据1936年的调查,该实验区的工作中仅有“家庭卫生”与卫生建设有直接关系[72]。这说明乡村卫生建设并不是该实验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表明其从事乡村卫生建设能力的有限。
(四)乡村教会的卫生建设模式
在建设乡村教会的背景下,中国各地的乡村教会积极从事各项事工,其中自然也包含有乡村卫生工作。据毕范宇对64名乡村牧师和传教士的调查统计,有23人在一年里从事卫生教育或卫生活动,9人在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从事此种活动,11人认为这种活动很重要[21]134。事实上,有的乡村教会建设有计划地进行了这方面的活动。
在乡村教会建设中,卫生建设比较典型的是金陵神学院在南京淳化镇设立的“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实验处”。淳化镇的乡村教会实验处开始于1932年,同年冬即进行乡村卫生工作。淳化镇的卫生工作体现了教会与政府、民间的广泛合作。起初,该处的卫生工作极不正规,只是在教堂后的小屋内“设有一些简单的药品,由牧师为人治疗简单的疾病,和宣传卫生教育。”[73]1971933年正月,该处开始考虑设立乡村诊疗所,于是联合地方官、绅、商以及地方教会成立了淳化卫生事业促进会,其成员包括“本地绅商、县立小学校长、镇长、宁属农业救济协会、宋墅女青年会、淳化中华基督教会及本处各代表”[73]197-198。淳化卫生事业促进会请南京鼓楼医院指导卫生工作,该院乡村服务部派出的李入林负责此事,“对于开办时各种计划,帮助颇多。”[73]198
1933年,淳化乡村教会实验处设立诊疗所。而且,淳化乡村教会实验处与江宁自治实验县政府进行了较为密切的卫生合作。时值江宁县政府正在进行卫生建设,所以它将淳化镇的诊疗所视作本县卫生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淳化镇的卫生工作得到了江宁县卫生院的“各种帮助与便利”;同时,淳化卫生事业促进会向政府备案后,江宁县政府每月给卫生分所提供津贴,1935年又由起初的每月10元增至每月50元。1935年,合作办法又有所改变,“由县政府负卫生分所完全责任,促进会负卫生设计方面责任。”[73]198-199淳化卫生分所有男女护士各一人负责卫生工作,具体包括诊疗、传染病的预防、环境卫生、学校卫生、村庄卫生(派护士到各村庄巡诊)、妇婴卫生、卫生宣传等。此外,该处还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合作,研究当地农民的营养与健康[73]199-201。
淳化镇在乡村卫生方面的广泛合作应当说是很成功的。因此,1934年,毕范宇在关于青年会与农村改造的演讲中就指出:“还有许多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单独能做的,必须要和别的机关合作”;接着,他以淳化为例,肯定了淳化乡村教会在卫生方面的成功合作[74]。
与淳化等地乡村教会建设不同的是,美国农村教会事工专家费尔顿(Ralph A. Felton)所推广的乡村教会建设是跨省份的实验区。1936年,费尔顿来华任职金陵神学院,进行乡村教会的建设。1937年,他在调查研究后,倡导建立中国乡村教会复兴基金,决定以南京、北平、济南、福州、广州、成都等地为中心,在神学院和教会大学等的主持下建立实验区;每个中心涵盖几个省份,如南京中心就包括江苏、安徽和浙江,开展各项乡村建设和乡村教会建设;其中的乡村卫生工作就包括有生育、卫生与疾病预防谈话、设立教会诊所、种痘服务、散发卫生小册子以及公共卫生展览等[75]12。
除以上4种主要模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外,其他教会组织机构也进行了一些乡村卫生工作。如:1936年,保定同仁中学从事的乡村服务也有卫生方面的内容,到各村进行的巡回挂图就包括有卫生方面的挂图;其服务工作中也包含有携带医药箱,“仿选定县平教会的保健箱在乡下施医。”具体各年级的社会服务安排是,初中二年级的包括种痘、捕蝇、挂图等,前三项都与卫生有关;高中项目中,假期服务包括有携带医药箱[76]。
一些教会医院在一定区域的乡村从事公共卫生服务[21]65,如山东临清华美医院在1936年就在乡村进行了公共卫生演讲[77]7。另外,山东浸礼会在乡村进行卫生教育[16]203;1934年,美以美会华北女布道会决议进行乡村服务,其培养乡村教会工作人员的计划就有卫生教育的考虑[78]61。基督教青年会在南京、福山等地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卫生工作[79]108。不过,这些乡村卫生建设要么尚未充分展开,要么带有非专业性质。不过,这些形式各异的教会乡村卫生建设成为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可见,教会举办的各种乡村卫生建设根据举办主体,又可以区分为单独举办(包括受政府委托的方式)、教会合办、教会与地方政府合办等几种方式。无论在何种方式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教会医院在乡村卫生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单一的医疗模式都是由各教会医院负责举办;在综合模式中,教会主持的重要乡村建设实验区或服务区等大多是由与之关系密切相关的教会医院具体负责卫生建设。同时,不少卫生建设也得到官私方面的帮助。这都反映了民国时期教会工作的合作化与本土化历程。
1927—1937年间,基督教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分布在安徽、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川、湖南、山西、江西、河南等10余个省份。这些乡村卫生建设与政府、民间所办乡村卫生建设也有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与之一同构成了中国乡村卫生建设,并体现了自身的特点。然而,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在取得成绩之际,同政府与其他民间组织一样面临着自身和客观的现实问题。
教会医院、教会大学以及其他教会组织,都是具有外国背景下的宗教组织。它们所从事的乡村卫生建设在某些方面自然有别于世俗领域所从事的乡村卫生。宗教性是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正如医学传教在近代中国各地起着开辟传教大门的作用一样,卫生建设在开辟乡村传教方面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以乌江实验区为例,医药为乌江农业传教的进行打开了局面。起初,乌江实验区只进行简单的疾病治疗,“自此种医药设备公开后,地方感情日见融洽,乡村改进工作得以畅行无阻,故此种费用小而效率大之方法,实可供其他乡村建设机关取法焉。”[80]73正因为如此,毕范宇在谈及乡村卫生工作时,就指出“乡村的每个社会或宗教机构能有助于传播卫生知识,并促进改善卫生条件,而且这为乡村教会留下很大的机会。”[21]65的确,有的教会就充分利用卫生建设进行宗教传播。如美国公理会在保定进行乡村卫生建设时,负责乡村诊所的流动医生就是与传教士一同行动的[16]205。
除去宗教性这一显著的特征外,有的教会乡村卫生建设在经济、组织等方面体现了自身的特色。民国时期有人就比较了定县乡村卫生建设与金陵大学主办的乌江实验工作的差别。当时,定县的制度“已被政府采纳普遍的推行”;乌江的实验工作则是“由农业推广区卫生组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推进,在乌江本镇设立农民医院一所,香泉、桥林、濮家集各市镇设立诊疗民,其他市镇则为巡回诊疗”。
在经费方面,“定县有大批固定的预算,乌江仅凭募捐和自身业务的收入”,而且“乌江卫生事业是在农民组织中活动,有农会的经费,有农会的职员来管理,也是一个主要特点。”在人才方面,“定县有大批医生和医学院实习的学生,乌江仅有一二医生和经过训练的本地练习生”;在举办历史上,“乌江有十年以上的历史,定县较迟。”[81]因此,乌江的乡村卫生建设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如定县有优势、有影响,但是有着自身的特色与优势。此外,其他教会组织所举办的乡村卫生建设也因为教会医院在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优势,而体现了自身的特色。如罗光普以恩赐医院为中心建立起的农村医疗网就具有典型性,这是当时官私机构所办乡村医疗卫生所无法比拟的。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同其他官私机构所办乡村卫生建设一样,也必须适应中国各地乡村的实际。收费低廉就是一个重要表现。
齐鲁大学龙山农村服务社的“助产收费极低,实合农民经济能力。”[43]192基督教在各地所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取得一定的成绩。各种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均设立了医院、诊所等诊疗机构,同时派出医生、护士、助产士等进行医疗、防疫、公共卫生等活动。以齐鲁大学设立的龙山乡村服务社为例,该社在成立后的几年里,“工作虽有时不容易进行,经济也有难处,但经同事们不怕艰难的努力,成绩还算不错”。1936年,为使人们了解自己的工作,该社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宣传大会,活动有演讲、展览、戏剧表演,展览分平民教育、公共卫生、家庭改良、消费合作,“结果很不错”。[82]就医疗而言,各种医疗机构在运作的过程中逐渐赢得民众的信任,就诊者不断增多,乌江农业推广区的诊疗统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见下表)。其他方面,教会组织的乡村卫生建设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以防疫为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镇社会实验区进行的防疫工作就有种痘、猩红热狄克氏试验、猩红热毒素注射、预防霍乱注射、白喉锡克氏试验等[43]85。尤其是种痘在各种乡村卫生建设的实验中都是着力推行的。此外,学校卫生、公共卫生等也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一切对于改变一定区域内的乡村民众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所进行的各种乡村卫生建设均是以西医来改造乡村、服务农民。这是近代西医自19世纪传入中国以来,基督教会首次有计划地将西医向乡村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会医院以城市为中心的状况。在此过程中,近代西医知识、技术、卫生观念、西药等传入乡村,使乡村民众直接接触到了近代西医。然而,乡村民众长期以来有着自己的医药观念与卫生习惯。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并非易事。因此,教会乡村卫生建设者在进行工作时必须考虑乡村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民的接受能力。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区推行新式助产的周全考虑与举措就证明了这一点。清河实验区的新式助产工作就包括有助产教育,“其目的为使乡民澈底明了助产工作之重要,及新旧接生之利弊。”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家庭拜访,“以联络感情,宣传助产教育。”二是母亲会上“由护士主领之演讲或指导”。三是文字宣传方面,将《孕妇须知》及印刷品多种,“分赠乡民”,并在《清河旬刊》上刊登有关文字。四是“又授本地收生婆以新式接生术,灌输助产知识”[43]87-88。经过努力,新式接生最终“极得本地人信仰。”[43]87因此,在乡村卫生建设者的努力下,不少地方的乡村民众逐渐接受了西医以及相关的观念、习俗。
但是,乡村特殊的文化传统、社会信仰以及社会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西医的接受,进而影响了乡村卫生建设的进行。基督教在各地所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上述问题。在清河试验区,其卫生股的“工作中比较满意者,为门诊治疗及助产工作,他如预防注射,环境卫生等工作,则成绩较差。盖缘于经济及地方风俗人情之隔阂,工作进行,较为困难之故。”[83]博济医院在广州河南岛进行卫生建设,其工作之一就是家庭访问,“目的志在灌输家庭卫生教育,使各家妇女均能有卫生常识,及如何管理儿女,治理家务,预防疾病等。”然而,“因农民多智识薄弱,对于此种工作之善意,每多忽视,致进行尚未臻顺利,良可惜也。”[35]农民既有的医药观念也阻碍了他们接受西医药。
早在1925年,邵雯光在提倡发展乡村医药事工时就指出,农民认为“我们的医药是最好无比的”,“故必须请一中医,可以适应他们的急需;再请一西医,平日就可使他们知晓西医的便利功效;这样,不但能悦服他们的心,并且经济也有独立的希望。总之,要想改良他们的生活,决非一朝一夕所可能,必需长期逐渐的工夫才行的。”[9]事实上,许多地方在推行西医之初就遭到了农民旧有观念的阻碍。当时推行西医的人士对此有明确的认识。诚如1936年的《湘雅医风》刊文所称,“现今你若想到乡间去办卫生,也何尝不像以前在北京修铁路和在上海装电灯的情形一样呢?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听到过卫生这两个字。”
以江西黎川为例,当地推行西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人民愚鲁,迷信难破,除外科来就医外(因取费廉,每人新号十枚,复诊五枚,奏效迅速),非奇险之症,鲜有情愿来医者。”[63]463除去农民的因素外,乡村生活条件也影响了西医人员到乡村服务[85]。黎川实验区在开办两年半后,“没有非常成功地获得一名好的_医生”[86]19。同时,各教会在办理乡村卫生建设之际也面临着人才缺乏、经济困难。不仅在华教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印度的各国教会在从事乡村卫生之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87]67,79。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范围的拓展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服务范围的有限,表明了它作为民间力量难以承担起广大乡村改造的重任。而且,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基督教的乡村卫生建设因战争波及而相继中断,即便幸存,也只能勉强维持。上述情况是中国官私机构在办理乡村卫生建设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总之,基督教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本着宗教与世俗的多重动因,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这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模式的运作既体现了基督教在社会福音下的人间观照,也体现了其改造社会的世俗用心。因此,基督教的乡村卫生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相应的区域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受制于自身的经济、人才等方面的能力,加上客观条件的限制,基督教的乡村卫生建设虽然出现在10多个省份,但其服务地点和范围却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有的教会在抗战时期依然进行乡村卫生建设;战后,教会中人仍然提倡到乡村去建立“为乡村人民服务的诊疗所”[88]。但是,乡村卫生建设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工作,民间力量进行的这种地方性的工作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卫生的整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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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家的草创时期,较之于欧洲大陆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其得天独厚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远离欧洲大陆,较少地受到国际干扰势力的阻扰。美国自立国之后,其外交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保守孤立的,特别是在对欧洲事务方面。但是,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演变。在欧洲事务上,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变,基本上是从华盛顿时期而始的保守中立,转变为积极对外扩张,一般认为,到伍德罗·威尔逊时期完成这种转变。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国家建立。1789年3月,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内政及外交上逐步有序。
首先,我们来了解乔治·华盛顿的外交思想,而一般来说,华盛顿这种外交政策又主要地针对欧洲列强,即如何处理刚刚摆脱欧洲殖民的美立坚合众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华盛顿在其文集中写到:“…我们对待外国应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①,“…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②。“…如果我们还是一个民族,在一个有效的政府下,则那样一个时代就不会太远了,到那时我们可以避免外来烦扰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毁坏,并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的中立态度会获得严格的尊重。当交战各国无望获得我们的支持,也不敢轻率地冒险向我们挑衅时,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正义所指引的我国利益来选择和平或战争…”③美国这种保守中立,旨在应对当时外部欧洲强国的威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让美国置身于欧洲纷争之外,尽管其中也经历了曲折,即华盛顿的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外交政策,欧洲列强并不是一开始就买了美国的这笔账。
当时欧洲局势动荡,华盛顿提出的中立外交政策并没有得到欧洲英法两强的认可。尽管1793年4月22日的《中立宣言》已表明了美国不参与英法战争任何一方的立场。但英法两国对美国一再强调的中立却充耳不闻。法国公使在美国,未经美国同意,就肆意在美国领土范围内,打击英国势力,有把美国卷入英法战争的危险。1793年8月,美国要求法国召回驻美国的公使热内,与此同时,法国也要求美国召回驻法公使古维诺尔·莫里。至此,美国于1778年与法国签订的法美同盟基本结束。这一时期的美法关系冷淡下来,美国成功地摆脱了美法同盟的束缚,没有卷入当时英法战争。另一欧洲强国英国也险些把美国卷入欧洲的权利斗争,即在英法开战后,随着英国大量截获美国商船,英美矛盾尖锐起来。为了避免与英国的矛盾升级,1794年11月,英美签订了“杰伊条约”。为避免被卷入欧洲冲突,美国采取了一些列保守中立措施。
再次,1797年3月上台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因美英“杰伊条约”使他面临着当时法国督政府的挑战,并且形势相当严峻,一度使美法两国达到了准战阶段。但是他谨慎奉行自华盛顿以来对欧洲保守的外交政策,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加之法国国内政治环境变换,继督政府之后拿破仑上台,1800年,美国与拿破仑政府签订一项专约,结束了美法的准战阶段。至此,美国的中立外交政策,基本得到欧洲强国英法默认。这一时期,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处于极力避免卷入欧洲事务的“自保”阶段。
距约翰·亚当斯不远,詹姆斯·门罗上任美国总统,“门罗主义”即指詹姆斯·门罗在1823年以国情咨文所申明的美国外交政策。简论之如下:1.美国所在的西半球不再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开放;2.任何欧洲国家试图在拉美国家建立殖民地或对美洲国家实行政治控制的企图,都将被美国视为不友好行为;3.美国将不介入欧洲国家的事务或者他们已经在拉美建立的殖民地事务;4.欧洲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侵扰任何西半球独立国家的政治状况。“门罗主义”政策这四个概要点,每一点都旗帜鲜明的表现美国自身利益及其对欧洲的立场,这是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的一种调整,即美国拒绝欧洲列强对美洲事务的进一步介入。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欧洲列强瓜分世界;拉美国家正值独立初期,对美国所提“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寄有一定的希望,寄希望于美国能对新兴的拉美国家提供保护,以抵御欧洲列强的席卷重来。门罗主义是美国外交的胜利,这种胜利可以说是自华盛顿以来孤立外交的延续,但是,美国这种外交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超出美国立国伊始阶段“自保”的范畴,是在其自身实力相对于不足的情况下,在与欧洲列强的竞争中,力争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美国这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欧洲强权的外交政策,在詹姆斯·门罗之后也实施了相当长的时期。正如《大外交》中所述:“从此(1823年)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便是扩大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④所谓扩大门罗主义,即美国伙同欧洲列强侵略其他国家。
在此后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尽力不卷入欧洲强国之间的权利斗争,但是亦慢慢在追随其自身强国之路。欧洲列强在这一时期,顾及于各自国内及欧洲的形势,鞭长莫及于美国的发展甚至是膨胀。
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国际环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的战争不仅是欧洲的战争,也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战争所卷入的人口数量和领土范围是空前的。当然,欧洲仍然是主要的战场,此时,整个欧洲忙于紧张的战争,战争初期,美国中立政策,置身于欧洲主导的一战之外,作为一战欧洲参战双方的物质供应商,源源不断的向欧洲输出战略战备物资。就美国而言,一战所带来的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三。美国一跃从一战之前的欧洲债务国变成了欧洲多国的债权国。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纲领及战后世界的蓝图。
从十四点计划的内容来看,我们不难看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此前的孤立外交政策。公开外交、公海自由、国际贸易机会均等、缩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问题、给欧洲少数民族以自决权、建立普遍性国际联合机构(国际联盟)。在这些原则背后,隐含着威尔逊所设计的战后国际新秩序蓝图的两个基本要素:商业自由和国际门户开放。因此,这十四点计划,对于欧洲列强及欧洲列强在殖民地利益的一项巨大挑战。
尽管在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和戴维·劳合·乔治所代表的欧洲传统势力仍然占和会主导的一方,也在《凡尔赛条约》中获利巨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事实上十四点计划是作为一战交战双方停战谈判的基础,1918年11月11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在很大的框架内,是与十四点计划息息相关的。何况在其后的华盛顿会议及会议所签订的一些列条约中,美国通过这种国际会议方式,打击了欧洲国家实力。
以五国条约(美、英、法、意、日五国于1922年2月6日所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为例,从条约内容看,我们不难发现五国条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欧洲国家的军备力量,当然,在一战结束之时,欧洲各国普遍被削弱了,一时难以致力于军备建设,但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限制了此后欧洲国家军备的发展。此次美国外交的胜利对于欧洲国家的影响,具体说来:对英国而言,结束了英国自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以来绝对的“海上霸主”地位;对于法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国对战败国德国的打压;同时,使德国得以保存其工业基础,意大利也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体面地埋葬了英日同盟。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战后的欧洲国家对美国刮目相待,美国已经扭转了长期以来由欧洲为主导资本世界体系。
至此,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美国对欧洲的外交政策,已经完成了由孤立保守主义到引领扩张。尽管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在巴黎和会上失落了,一战之后建立的国联也为英法所御用,但是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全面胜利,已经使得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换一句话说,此后美国的发展受欧洲列强的限制几近消除,美国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成为一枝独秀,并逐渐凌驾于欧洲强国之上,美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总而言之,从华盛顿之后到威尔逊时期,美国对资本主义欧洲的外交政策完成了从保守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经门罗主义到威尔逊的扩张干预欧洲权利斗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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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巨大发展与广泛传播的辉煌时期。在历经二十多年的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愈加成熟的姿态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拓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方向;统一战线政策思想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多角度全方位的传播手段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路径保障。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不仅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工作的开展仍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
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国内的政治环境变得复杂而微妙,各种理论思潮的碰撞拉锯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与革命经验的不断总结,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一套独有的宣传体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使得,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其独特的历史特点。
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与命题,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全新的理论与实践要求。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外延。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向处于革命浪潮中的人民提供的是一种“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不同的客观实际必然导致历史发展的不同结果,将马克思主义机械与教条化并不能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反而会造成反面作用,王明“右倾”错误完全性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②成为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在充分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基础上,身体力行的在理论创作与推广工作中将中国性格与实际环境通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扩宽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
其次,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性的发展要求,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落脚点。毛泽东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③,而这种中国特性的形成则必然要从思想内涵与表现形式两方面进行构建。在思想内涵方面,对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中华文化的采纳与吸收显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渗透中国社会的最好切入点,而毛泽东本人所著的《实践论》则成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提供了最佳范本。在表现形式方面,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④,这一思想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改变了单项化的宣传与灌输模式,为多元化多角度的宣传方式提供理论前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使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暂时让位于民族矛盾,却并又没有完全消弭。争取政治话语的艰难过程,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为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以指导的革命发展和满足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普遍深入得研究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作为宝贵材料,通过概括、提炼与总结,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成果也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既有对于中国革命进程与发展的总体把握,也有对于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某一个方面的单独论述,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客观全面的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与革命前途等重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深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
与此同时,随着党内政治活动的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与综合性文集开始大量出版与广泛发行,报纸期刊的宣传报道亦紧随其后,这使得包括《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多篇文章在党内外广为流传,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在其后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著作材料、讲话知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而在整风过程中对于“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⑤的强调,加快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落实。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马克思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广泛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得以开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因此要做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首先就要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神被底层民众所了解,最终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政治效果。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这部分群众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获得系统性的学习的机会,具有知识素养的人很少,甚至有99%以上人缺乏识文断字的能力,这部分群众对于学习与了解艰涩的理论术语与体系有着客观上的困难,因此说老百姓的话,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成为做好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重要原则。正如列宁曾经说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 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⑥。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对于革命发展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该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而他本人亦在众多的文章著作中流露出符合底层群众阅读与理解习惯的行文风格,以《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为例,毛泽东以极其口语化的表达方式,通过类比的手法从生活中寻找例子生动形象的解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而“法宝”、“糖衣炮弹”、“两条腿走路”等通俗化的表达方式更是比比皆是,为底层群众直观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提供条件。
其次,为了贴近底民众的生活,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融入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生产生活之中,各式各样的宣传方式纷纷涌现。即有以民间文化形式为依托的革命戏剧、民歌与舞蹈;也有以学习教育为表现形式的识字班、夜校、学习监督组,并提出了“群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将生产运动与学习运动相结合”教育理念;甚至墙画、标语、黑板报等与群众生活细节方面均称为政治思想教育的阵地。以戏剧为例,几乎所有较大一些的村镇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革命戏剧班子,而《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等富有农村革命气息的戏剧类目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反响,并在休闲娱乐中获得了革命的体验,激发了革命了热情。而从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兴起并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学习运动的冬学运动则成为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理念传播工作的有效形式,冬学运动的最初目的是期望通过集体学习让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并最终与民族革命意识和群众正式觉悟结合起来,以造成把学习文化知识的能力这一“老百姓翻身的武器真正的交到广大人民的手上,使广大人民能够更好的用它来加强自己战胜敌人,在战斗中把广大人民这一个无限丰富的文化源泉更好的开发起来”⑦的良好局面。
传播主体多层次发展成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显著特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工民群众的上下结合、横贯联通构成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受众体系。
党员干部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核心力量,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信仰的党员干部一直是在党内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重要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干部学校、发展在职教育、发动学习运动、制定规范化的教育流程与制度等方式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基本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的优良学习风气,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坚实保障。知识分子群体受文化背景与阶级属性双重因素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工作中,既是传播的对象也是桥梁。他们在向往与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情感驱动下,开始学习与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在理论学习与实践观察的基础上逐渐改变自由散漫等小资产阶级习气,在思想上得到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洗礼。而具备进步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可又以通过运用自身的专业素养,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翻译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参与马克思理论教育,并在文学艺术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式,帮助党内干部与党外群众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其中以艾思奇、范文澜、张培森、张如心等为主要代表。工农群众的知识水平虽然远落后于知识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了限制了工农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与掌握,但是工农群众在我国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着可不代替的重大意义,首先,工农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载体,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运用思想理论的力量焕发群众的革命力量,并以此促进革命的斗争形势与马克思主义新的发挥在那;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要依靠工农群众对于理论的实践程度来检验,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根本目标所决定的,也就是使人民掌握理论,并以理论为指导外化成具体的实践。
可以看出,虽然党内干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所承担的职责并不完全一样,但却在相互连接与共同发展之中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形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合力。(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
⑤唐宝林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 页。
⑥《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7页。
⑦《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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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不是由某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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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20世纪90年代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
论文关键词:越南 外文政策 调整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越共审时度势,做出了外交调整。本文叙述了越南20世纪90年代外交政策调整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初步分析了调整的原因,最后衬越南外交政策做了一些简单的预浏。
论文正文:
20世纪90年代,越南彻底抛弃了“一边倒”向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多样化、多元化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抛弃了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实行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由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接轨。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越南迅速摆脱了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形象,外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本文拟对越南外交政策调整及其动因和未来走势作些粗浅分析。
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及成就
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76年南北统一后,越南不思战后重建,休养生息,反而拥兵自重,“一边倒”向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苏联的军事援助和美国遗留在越南的武器装备,自诩为世界第三个大军事大国,搞地区猫权主义,侵柬反华,妄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越南的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极大地恶化了东南亚地区政治气候,遭到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和普遍反对,使越南频于孤立国际社会的边缘。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越南的这种政治外交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和弊端。1986年,越先前中央的黎笋去逝,越南的政局出现变动迹象,为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契机。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六大”、“七大”、七届三中全会和“八大”完成的。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改革派阮文灵继任越共中央,推行革新开放政策,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为了为保卫祖国和建设事业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大会制定了“广交友,少树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总方针,提出“我们主张和支持各政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然而,在对苏联及印支三国的政策上,大会仍认为,“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和全面合作,始终是我党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发展和巩固印支三国的特殊关系,是三个兄弟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规律。1991年6月,越共“七大”召开,稳健派杜梅继任,在坚持“六大”有关政策的同时,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推进外交政策调整。
阮文灵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越南希望成为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朋友”。会议提出“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任务是维护和平,扩大友好合作关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事业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共同斗争作出积极贡献”。主张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政治社会制度不同的所有国家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在对苏联及印支三国的关系方面,会议认为,“始终如一地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和合作,越苏合作要革新方式、提高效果以满足各自的利益”,“不断巩固与发展我党和人民同兄弟老挝党和人民,柬埔寨党和人民之间特殊的团结友好关系。按照平等,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正当利益的原则革新合作方式,注重效益”。越南外交政策调整基本成形,1996年,越共“八大”进一步提出,越南愿与世界所有国家为友,实行多样化,多元化对外政策,指出今后对外工作任务是“巩固和平环境,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这样,越南革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基本形成。在国际关系上实行独立自主,多样化、多边化,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不受政治社会制度约束,与世界各国进行平等互利合作。从而为越南的外交政策走上正轨提供了政策条件。
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政策创新的同时,越南政府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柬埔寨问题上,越南一改往日的强硬政策,同意从柬埔寨撤出越南军队,积极参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为1991年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协定的签署作出了努力,树立了一个热爱和平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为地区稳定作出了贡献,为改善中越、越南与东盟关系提供了条件。在中越关系上,随着柬埔寨问题的解决,1991年11月,越共党书记杜梅与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高层互访频繁,双方之间的一些棘手问题也趋于解决。据《人民日报》1999年12月4日报道,中越陆地边界存在的问题已全部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也于2000年基本完成,双方的经贸合作也不断发展。
在越南与东盟关系上,随着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废除,高层领导的互访,1995年7月28日,越南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第7个成员国,为越南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合作不断深入,此外,越南也与老挝、柬埔寨等地分别进行了高层互访,双边关系走向正常。这些都为越南周边环境改善提供了条件。在越美关系上,越南一反过去不合作和敌对态度,把打破美国禁运,改善越美关系作为外交主攻方向之一,配合美国寻找美军失踪人员,向美国公开了不少与美国战俘有关的秘密材料,并允许美方专家参观一些有关军事单位,通过越美双方努力, 1994年2月4日,美宣布取消对越贸易禁运,1995年7月1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在越的投资逐步增加。在越日越欧、越澳(澳大利亚)关系上,随着越美关系逐步改善,双方的关系也逐渐走向正常,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合作加强。对原苏联东欧地区,双方的高层访问也增多,一度中断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这些均为越南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条件,为革新开放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总之,随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越南的外交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截止1995年1月4日,与越南正式建立外交系的国家达152个,其中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5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越南有直接投资。到1998年,又有13个国家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越南建立了贸易关系,对越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60个,并有20个大国际组织和480个非政府组织与越南建立了合作关系。越南已度过政治被孤立,经济被封锁时期,恢复了同国际社会关系正常化,为革新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越南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不是由某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国际上,美苏之间由相对紧张走向缓和,由对抗走向对话,国际形势趋于和缓,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潮滚滚向前。由于70年代的激烈争霸,美苏均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面临内外交困局面,特别是苏联,由于经济的畸型发展,军事负担过重,颇感力不从心,自顾不暇。双方均寻求缓和与对话机制,致使国际局势趋向平和,热点地区普遍降温。这为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美苏的衰落,日本、欧洲的崛起,世界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两极争霸,使国际局势相对稳定,东西方的矛盾制约了其他矛盾的发展,这使日本和欧洲搭上了国际安全的便车,军事负担相应减轻,经济速度大大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加强。随着美苏关系的趋缓,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渐现。西欧、日本开始在政治、经济领域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这样,东西矛盾趋缓,西西矛盾上升,第三世界力量的不断壮大,世界开始由两极向多极发展。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可以说一下子失控。美苏两霸,一霸消失,一霸削弱,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向执行对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越南真正地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孤儿。加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经济都在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大大加深,世界经济趋向于集团化、地区化及某种程度的一体化。这些都是迫使越南不得不考虑自己过去以政治外交为主的僵硬对外政策,成为越南外交调整的外在动力和国际背景。
在国内,越南也出现困难的局面,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越南统一后,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仰赖苏联东欧国家的施舍,侵柬反华,将国民经济发展绑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战车上,使越南经济严重失衡,加之主观急躁,照搬国外经验,从而严重地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到1980年,“二五”计划主要指标一项也没有完成。正如越共“五大”指出的,“在一定范围内说,领导和管理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是引起或加重过去几年经济社会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在基本建设和生产的发展规模上、速度上我们主观、急躁地提出了一些过大、过高指标,特别是初期阶段,急躁毛病还有些其他的表现,例如,在一些地方把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搞得过大。另一方面我们又十分保守迟缓。
越南有的学者则更客观地指出,"1976年至1980年阶段,是越南经济由于持续了30年战争的影响和在经济指导战略主张上的主观错误所造成危机时期,”但是他们均没有正视侵柬反华给越南经济带来的危害。继续深陷侵柬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使越南背上了沉重包袱,“三五”计划虽比二二五”计划的执行要强,但大部分指标仍未完成。正如越共‘.六大”评价的,二生产虽有发展,但与计划要求和实际能力相比,其增长率并不高”,
二粮食、煤炭、水泥、木材、布匹、出口商品等一些主要生产指标没有完成计划,影响了整个经济活力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流通分配方面的混乱状况持续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大失调依然存在,有的方面趋于严重。”经济的发展呼唤越南的改革,在这样的趋势下,越共二六大”应时势需要作出了“革新开放”的决定,相应地开始了外交政策的调整,但步子并不大,没有摆脱对苏联、东欧一边倒”的政策,对外政策处于徘徊迷茫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向仰仗苏联、东欧供给的越南经济一下子断奶,越南与前苏联、东欧关系跌入低谷。使越南经济面临新的困难,这就要求越南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调整外交政策,以便为国内经济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环境。越共二七大”的召开,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使命,使越南的对外工作步入了正常化发展的轨道。
同时,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较量。随着黎笋的去逝,改革派逐渐占了上风,越南政局开始朝着有利于越南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越南党和人民对越南的对外工作进行了反思,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任何一国外交政策都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民族力量同时代力量相结合的革命外交是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岁月里诞生的,为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辉煌成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之后,国际形势迅速变化,各种政治经济力量重新组合,越南开展全面革新,我国外交进入了新阶段,即由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转向革新事业服务。可见,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是由越南工作重心的调整决定的,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外交是内政的继续,经济建设需要和外交理论的创新,成为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内在动因和根本要求。
当然,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具体因素很多,但主要是上述内外两个方面因素互动的结果。正是这两个因素的互动,促使越南不得不调整其僵硬的政治外交,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家庭,摆脱孤立的处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民族的力量和时代的力量、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结合起来,把国家推向前进。
三、越南外交今后发展的走向
无庸讳言,越南调整对原苏联、东欧“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外交,从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转轨,使越南的经济、政治生活步入了正轨。新的外交政策的实行,并不标志着越南由原苏联、东欧一边倒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边。根据越南解释,独立自主并不等于分立和孤立。多样化是指越南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灵活多样的合作,而经济领域合作仍是最为优先的,多边化则是指越南要与不同的伙伴进行合作,优先考虑邻国、本地区国家和发达国,特别是强国。可见,根据越南的国家利益,越南今后外交的走势着重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发展的方位上,越南首先立足东南亚,着重处理好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同本地区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扩大我国同世界不同地区各国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越南“七大”以后,越南首先为改善周边环境而努力,积极参加和促进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导致本地区动荡不安的一个根源,为改善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创造了条件。正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导致了越南与中国关系恢复了正常化,导致了越南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国,越南周边其它国家关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次,越南着重处理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建立多样化、多方位的关系,为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革新开放和经济建设深人,面对现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及世界经济迅速国际化,越南迫切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加快其现代化进程,因此,越南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与发达国家合作,打破了西方的禁运和封锁,与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越南在利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同时,又对他们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今后越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挑战与机遇并存,摩擦与合作交织。
第三,越南将恢复与原苏联、东欧地区正常外交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保持同曾与我们合作并支持过我们各国的传统关系,也为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1991年苏联解体后,越南和俄罗斯及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近乎中断,总体上,关系比较冷淡。但是1994年,出现了转折。6月,越南武文杰出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签署了越南乌克兰关系与合作原则条约、越南哈萨克斯坦联合声明,越南俄罗斯联邦友好关系原则条约等,重新开启了越南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新篇章,恢复了友好合作的传统关系。年底,俄杜马批准了越南俄罗斯友好关系原则条约,叶利钦高度评价认为,新条约全面调整了两国关系,符合新时代的精神,完全符合两国利益。越南与上述三国的合作逐渐恢复和加强。不过双边关系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越俄两国同志式的亲密拥抱变为生意场上的握手,比他们想象的要艰难。
在发展内容上,越南着重发展经济外交,着眼于为国内的革新事业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便尽可能多地从国外吸引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更好地为本国建设和保卫事业服务。毫无疑问,当前及今后的国际竞争主要是以经济和技术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越南要想在世界上立足,要想完成革新开放的宏伟目标,实现现代化,必须变政治外交为经济外交,只有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事实上越南正是这样做的。
总之,越南今后外交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发展,融入正常的国际社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越南的外交今后将朝着更加健康的轨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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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家的草创时期,较之于欧洲大陆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其得天独厚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远离欧洲大陆,较少地受到国际干扰势力的阻扰。美国自立国之后,其外交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保守孤立的,特别是在对欧洲事务方面。但是,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演变。在欧洲事务上,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变,基本上是从华盛顿时期而始的保守中立,转变为积极对外扩张,一般认为,到伍德罗·威尔逊时期完成这种转变。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国家建立。1789年3月,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内政及外交上逐步有序。
首先,我们来了解乔治·华盛顿的外交思想,而一般来说,华盛顿这种外交政策又主要地针对欧洲列强,即如何处理刚刚摆脱欧洲殖民的美立坚合众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华盛顿在其文集中写到:“…我们对待外国应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①,“…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②。“…如果我们还是一个民族,在一个有效的政府下,则那样一个时代就不会太远了,到那时我们可以避免外来烦扰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毁坏,并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的中立态度会获得严格的尊重。当交战各国无望获得我们的支持,也不敢轻率地冒险向我们挑衅时,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正义所指引的我国利益来选择和平或战争…”③美国这种保守中立,旨在应对当时外部欧洲强国的威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让美国置身于欧洲纷争之外,尽管其中也经历了曲折,即华盛顿的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外交政策,欧洲列强并不是一开始就买了美国的这笔账。
当时欧洲局势动荡,华盛顿提出的中立外交政策并没有得到欧洲英法两强的认可。尽管1793年4月22日的《中立宣言》已表明了美国不参与英法战争任何一方的立场。但英法两国对美国一再强调的中立却充耳不闻。法国公使在美国,未经美国同意,就肆意在美国领土范围内,打击英国势力,有把美国卷入英法战争的危险。1793年8月,美国要求法国召回驻美国的公使热内,与此同时,法国也要求美国召回驻法公使古维诺尔·莫里。至此,美国于1778年与法国签订的法美同盟基本结束。这一时期的美法关系冷淡下来,美国成功地摆脱了美法同盟的束缚,没有卷入当时英法战争。另一欧洲强国英国也险些把美国卷入欧洲的权利斗争,即在英法开战后,随着英国大量截获美国商船,英美矛盾尖锐起来。为了避免与英国的矛盾升级,1794年11月,英美签订了“杰伊条约”。为避免被卷入欧洲冲突,美国采取了一些列保守中立措施。
再次,1797年3月上台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因美英“杰伊条约”使他面临着当时法国督政府的挑战,并且形势相当严峻,一度使美法两国达到了准战阶段。但是他谨慎奉行自华盛顿以来对欧洲保守的外交政策,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加之法国国内政治环境变换,继督政府之后拿破仑上台,1800年,美国与拿破仑政府签订一项专约,结束了美法的准战阶段。至此,美国的中立外交政策,基本得到欧洲强国英法默认。这一时期,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处于极力避免卷入欧洲事务的“自保”阶段。
距约翰·亚当斯不远,詹姆斯·门罗上任美国总统,“门罗主义”即指詹姆斯·门罗在1823年以国情咨文所申明的美国外交政策。简论之如下:1.美国所在的西半球不再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开放;2.任何欧洲国家试图在拉美国家建立殖民地或对美洲国家实行政治控制的企图,都将被美国视为不友好行为;3.美国将不介入欧洲国家的事务或者他们已经在拉美建立的殖民地事务;4.欧洲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侵扰任何西半球独立国家的政治状况。“门罗主义”政策这四个概要点,每一点都旗帜鲜明的表现美国自身利益及其对欧洲的立场,这是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的一种调整,即美国拒绝欧洲列强对美洲事务的进一步介入。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欧洲列强瓜分世界;拉美国家正值独立初期,对美国所提“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寄有一定的希望,寄希望于美国能对新兴的拉美国家提供保护,以抵御欧洲列强的席卷重来。门罗主义是美国外交的胜利,这种胜利可以说是自华盛顿以来孤立外交的延续,但是,美国这种外交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超出美国立国伊始阶段“自保”的范畴,是在其自身实力相对于不足的情况下,在与欧洲列强的竞争中,力争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美国这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欧洲强权的外交政策,在詹姆斯·门罗之后也实施了相当长的时期。正如《大外交》中所述:“从此(1823年)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便是扩大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④所谓扩大门罗主义,即美国伙同欧洲列强侵略其他国家。
在此后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尽力不卷入欧洲强国之间的权利斗争,但是亦慢慢在追随其自身强国之路。欧洲列强在这一时期,顾及于各自国内及欧洲的形势,鞭长莫及于美国的发展甚至是膨胀。
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国际环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的战争不仅是欧洲的战争,也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战争所卷入的人口数量和领土范围是空前的。当然,欧洲仍然是主要的战场,此时,整个欧洲忙于紧张的战争,战争初期,美国中立政策,置身于欧洲主导的一战之外,作为一战欧洲参战双方的物质供应商,源源不断的向欧洲输出战略战备物资。就美国而言,一战所带来的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三。美国一跃从一战之前的欧洲债务国变成了欧洲多国的债权国。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纲领及战后世界的蓝图。
从十四点计划的内容来看,我们不难看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此前的孤立外交政策。公开外交、公海自由、国际贸易机会均等、缩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问题、给欧洲少数民族以自决权、建立普遍性国际联合机构(国际联盟)。在这些原则背后,隐含着威尔逊所设计的战后国际新秩序蓝图的两个基本要素:商业自由和国际门户开放。因此,这十四点计划,对于欧洲列强及欧洲列强在殖民地利益的一项巨大挑战。
尽管在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和戴维·劳合·乔治所代表的欧洲传统势力仍然占和会主导的一方,也在《凡尔赛条约》中获利巨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事实上十四点计划是作为一战交战双方停战谈判的基础,1918年11月11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在很大的框架内,是与十四点计划息息相关的。何况在其后的华盛顿会议及会议所签订的一些列条约中,美国通过这种国际会议方式,打击了欧洲国家实力。
以五国条约(美、英、法、意、日五国于1922年2月6日所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为例,从条约内容看,我们不难发现五国条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欧洲国家的军备力量,当然,在一战结束之时,欧洲各国普遍被削弱了,一时难以致力于军备建设,但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限制了此后欧洲国家军备的发展。此次美国外交的胜利对于欧洲国家的影响,具体说来:对英国而言,结束了英国自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以来绝对的“海上霸主”地位;对于法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国对战败国德国的打压;同时,使德国得以保存其工业基础,意大利也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体面地埋葬了英日同盟。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战后的欧洲国家对美国刮目相待,美国已经扭转了长期以来由欧洲为主导资本世界体系。
至此,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美国对欧洲的外交政策,已经完成了由孤立保守主义到引领扩张。尽管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在巴黎和会上失落了,一战之后建立的国联也为英法所御用,但是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全面胜利,已经使得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换一句话说,此后美国的发展受欧洲列强的限制几近消除,美国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成为一枝独秀,并逐渐凌驾于欧洲强国之上,美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总而言之,从华盛顿之后到威尔逊时期,美国对资本主义欧洲的外交政策完成了从保守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经门罗主义到威尔逊的扩张干预欧洲权利斗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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