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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学家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艺术之研究都极重视《庄子》,与庄子并称“老庄”的老子在美学、艺术上的受关注度却远逊于庄子。如李泽厚、徐复观两位美学家分别在其代表作《美的历程》与《中国艺术精神》中,都对庄子着墨甚多,对老子则基本略而不谈。老子美学的地位及影响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些年,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兴盛和研究视域的开拓,老子哲学亦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当前老子美学的研究仍多固守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狭隘视域,如固执于老子思想的“唯物唯心”之分,止步于老子对中国美学古典范畴、命题的影响,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至于老子美学于我们,仍是一片“混沌玄冥”之域。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及艺术的影响与庄子一样,是根本性的,甚至比庄子的影响更为广泛而具体。老子美学不仅仅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人对艺术的创作、欣赏和品评,甚至影响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存在形态。
先秦思想对于后世美学与艺术有重大影响的,一为儒家,一为道家。老庄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就美学与艺术领域来讲,庄子显然更为现当代美学家看重。徐复观说:“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1]4李泽厚亦说:“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家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2]56与老子相比,庄子对治国用兵远没有那么有兴趣,对“卿相尊位”也傲然视之。庄子倒是对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更感兴趣,常常逍遥于山水之间,徜徉于林木之下,见天地之大美,悠然忘返。关于道的“本质”与“起源”,庄子虽有议论,然而他更关注现实人生的悲欢,发出“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乎,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的感叹。可以说,庄子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睥睨万物、淡去利害荣辱、遗世而独立的伟大人格,更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醉心于山水、隐逸于林间、忘情于自然的纯真艺术心灵。虽然如此,笔者认为,老子是道家源点,庄子从时间上晚于老子且不提,更重要的是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3]。老子对于中国古代美学及艺术之影响,实不亚于庄子。首先,老子美学不仅是后来“妙”、“气”、“象”、“淡”、“味”、“朴”、“自然”等大量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起点,更是后来“得意忘象”、“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澄怀味象”、“道法自然”等中国古典美学核心命题的思想渊源。其次,老子“有无”、“奇正”、“美丑”、“黑白”、“虚实”相互辩证统一的思想直接启发、影响甚至决定了后来中国古典艺术的技艺实践和存在形态。其三,《老子》“直观万物”的“体道”方式和“以象论道”的诗意表述方式,不仅启发了历代美学家和艺术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审美倾向,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古典美学不同于西方“系统化、理论化”的诗化美学形态。其四,老子美学所体现出来的“母体崇拜”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影响深远,中国美学对于“阴柔美”的认同、欣赏与老子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老子美学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实比庄子更为广泛、具体、深远。可是为什么不是老子,反倒是庄子受到当代美学家更多的关注呢?概由于老子思想太驳杂。《老子》虽只五千言,其思想却远较庄子驳杂,既有关于“道”起源的探讨,又有关于现实人生的忧虑;既有小国寡民、返璞归真的隐逸理想,又有治国用兵的谋略之术;既有对虚假的道德、仁义的批判,又有对人蒙蔽于感官欲望、知识成见以致逐物不返、不见本真的深刻洞见。对老子最有微词的,是其思想中有关治国用兵的权谋之说。宋儒多认为《老子》实为“君子南面术”,甚至阴谋诈术;钱穆亦说:“庄周乃一玄想家,彼乃凭彼所见之纯真理立论,一切功利权术漫不经心,而老子则务实际,多期求,其内心实充满了功利与权术。”[4]121显然,他也是把老子当成一阴谋家。这样就很难把老子与超拔出尘的美学、艺术联系起来。因此,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巨大影响,很容易让人误判、轻视乃至忽视。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庄子主要的思想,将老子客观的道,内化为人生的境界。”[5] 389侧重在自然、现实人生中寻找慰藉与解脱的庄子,显然比侧重宇宙玄思和政治军事的老子更能在美学与艺术上引起后人的共鸣。
当前关于老子美学的研究,笔者认为问题主要有二:其一,长期以唯物、唯心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方法进行研究,思想僵化,方法陈旧,未能打开新视域,开拓新局面,以致鲜有创获。如有学者认为:“老子说:‘有物混成’,又说‘道之为物’,这就是说道是一种物。‘道’作为太初混沌的实体,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6]5把老子的“道”当作一种物质性的实体,追问其物质性或精神性,实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老子简单化、庸俗化,实际上远离了老子哲学的问题本身。其二,研究持续聚焦于《老子》中“妙”、“气”、“象”、“淡”、“静”、“自然”等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建构作用上,或聚焦于老子 “涤除玄鉴”、“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命题的影响上。相较于这种看重《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核心话语、概念上的直接相关性的“显性”研究,另外两种更为根本、重要的研究则被相对轻视,一是对《老子》文本的美学研究,二是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及其理论的内在勾连。仅仅盯住那些与老子美学有相同、相近名词或概念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很难整体上把握老子哲学思想的全貌,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建构出来的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名词、概念上的关联,亦有落入主观臆想的危险。忽视了从微观角度透视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和理论的内在勾连,老子美学的研究则止步于相对空疏宽泛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间的流布与转化,无法看到老子对古典美学、艺术的深层影响。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与命题研究的现状其实与美学史的研究方法有关。一般来说,有三种美学史的研究方法:“一是认为美学史主要应该研究历史上关于美的理论”;“二是认为中国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三是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也就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以及由这些范畴、命题构成的美学体系”[7]2-6。美学家叶朗先生认为第一种太狭隘,第二种太宽泛,他支持第三种。显而易见,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命题的老子美学研究正是第三种美学史研究方法的直接体现。虽然笔者赞同叶先生对于老子美学地位及意义的评价,却不认同叶先生的美学史研究方法。以“美学范畴、命题”为核心的美学史研究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美学,当然,也不适合老子美学。这是因为,无论中西方,美学史中关于“美”、“艺术”及其相关的美学范畴、命题的概念常常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古典美学的非系统化、理论化的存在形态,更倾向于诗意的描述、类比和象征,而非抽象性、规范性和定义性的,这些范畴与命题也偏于直觉的感悟和诗意的启发。这些范畴、命题需要还原到文本之中,往往才能理解其涵义,而不是从中抽离出来。“美学史的构成,不仅仅依靠美学家所作的美学的明确论述,而且也依靠那些隐含在流行的趣味和艺术品中的美学涵义”[8]8,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来讲,塔塔凯维奇的把美学范畴、命题与审美意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或许更为合适。
老子崇“无”,表现为对于“无言、无知、无欲、无为”的崇尚与赞美。“无”实是对于“有”(一切既成的、限制性、规范性的)的批判。所以说,老子的哲学,其实是批判的哲学;老子的美学,其实是批判的美学,因为,老子总是能发现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的语言、思维、文化文明)的局限性,发现事物趋势、性质所具有的反面。然而老子的对任何事物的“批判”都不是绝对的批判,而是相对的批判,所以笔者不同意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否定“道德、仁义、知识……”的观点,老子不是完全否弃这些,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全然批判,而是把现存的一切都置于“道”这一完美超越的理想之境下进行关照,指出其局限性。老子哲学是对一切既成、限定性、规范性的批判,是在事物此时此地的“此在”局限性中发现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全面敞开,是在“此在”中发现其相反相成的多种趋势、联系及可能性,这是老子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力求突破有限的“有”去追求超越的、无限的、浑朴天真的“无”,却不脱离万物之表象对世界进行抽象的、概念性的、本质主义的探求,这是老子思想的根本特点。
毫无疑问,老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后来也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人们把“艺”看作“道”之象征。然而,老子最先批判的,就是“道”(言)。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刚开始“言”,就批判“言”。因为“言”虽然可言“道”,但言说的道已非“常道”;事物虽可命名,却不是不变之“常名”。朱谦之说:“老聃之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9]74正因为大道与时迁移,周流不止,老子深知对于“道”,说是一物即不中。然而,老子并不批判“道”之存在,也未否定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规律,而是批判 “道”之“可道”(言说)。言非道,可是不言,道又如何显现自身呢?那就换一种方式说,所以老子从未说道“是”什么,而总说道不“是”什么,或者说道像什么——即“道”之“象”。老子五千言,我们从未见老子说“道”是什么,最肯定的论述也仅是“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让其对于“道”的“定义”在跳跃性极大的“逝、远、返”等词语中“播撒”、“延异”开来,老子的“言”根本就是非定义的、非本质和非逻辑的,是想象性和跳跃性的,呈现出开放的和非限定性状态。道对人呈现为一种变动不居、绵延周流的“象”,可以似是而非地去“描述”其“象”,却不可以用语言去“定义”其内在的实体、结构或恒定的规律。所以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不是什么,说道像什么。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有名”——语言本身,而是“言语”的方式。所以白居易对于老子的指责(“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子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虽然聪明,却错过了老子的本意。若一字不言,以默对空,道如何呈现自身?人又如何把握玄妙精微、变动不居的道?老子没有批判语言本身,而是批判以语言、名相去绳束、规范、定义其背后的“道”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名,万物之母”,实是说“有名”(语言、名相)不仅重要,还是我们认识万物的起点,是人超越“有限”去抵达的“道”之无限的筌蹄与芦苇。所以“道”虽然“深不可识”,老子依然“强为之容”,“容”即“容貌”、“形容”,实是一种“象”之类比。“道之为物”、“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言绝不是说道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把现实中的一切存在都当作流动不居的现象之流,把万物理解为不断生成的“象”,故有“惟恍惟惚”之诗意形容。
老子批判“知”,崇尚“无知”。然而,老子对于“知”的批判,也与其对于“言”、“德、仁、义、礼”的批判一样,是一种“限制性”的批判,而非绝对否定的批判。老子不是崇尚“无知”的愚昧,而是批判以功利计较为目的的知识,崇尚淡泊清明的智慧。老子说:“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三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三十三章)老子对于“知古始、知常、知人、自知”显然有赞美之意,所以老子绝不是批判“知”,而是限定“知”。所以,“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绝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言,是老子的“愚人、御民之术”。老子之所以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乃是限制“知”,“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限定“知”,乃是深知与“不肖者不及”相比,“智者过之”,“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10]的危害与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这样的表述:“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十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其实,老子批判的“知”是理性的、规范性的“知”。老子所谓“知”“以一种批判本体论存在为基础的知识涉及到‘非宇宙论’思想:这种思想并不预设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以及各种相应的知性配备。因此,它是非理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不借助于那些决定某一种现象的存在、意义或行动的规范或原理。”[11]49老子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与道冥合的直观,以及以此推彼的类比。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都是说把个人主观的先见、欲望、观念涤除,以婴儿一样的天真无瑕去烛照逝者周流的大道,融入浑全完美的自然。所谓“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就是对“道”进行直观的内心体验,而“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则是直观把握到“道”之“精微”的内在确认。理性的、概念性的认知是明确的,只有对于“道”的直观才可能是“恍惚”的、变动不居的“象”。老子另外一种认知方式是类比,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最重要的认识方式。“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老子对于“天下”的了解、认识是通过由“身”到“家、乡、邦、天下”逐步类推的。老子认为,抽象的规范、原理、预先设定的立场可以得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与原则,却并非道之本体。与此同时,“没有无中生有的观点,没有全然外在的视角,也没有非情境化的优势立场。我们始终身处其中”[11]23。那就在道中认识道,而不要用语言、概念、理性去牢笼变动不居的道。老子相信人就是产生于道并在先天本然上是与道冥合的,与抽象出来的规范、原理相比,他更愿意相信直观中的直接经验,并以类比的方式推知“情境”中的其他。所以老子才会有“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说法。“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也是类比的方法,这种把自然之山谷、女性生殖器、门相类比的方法,是一种“象”之类比,是对“物之象”共同性质、趋势、状态的领会与体认。老子这种 “物象”类比方式与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通德”类比方式一样,都极具美学与艺术的意味。一方面,儒家、道家这两种不同的类比方式的相互作用,“儒道互补”,共同建构了中国古典文化整体的审美意味;另一方面,“通德”与“物象”这两种类比思维的差异一直存在,影响并决定着儒道两家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不同的美学取向。
老子激烈批判过度的欲望。老子认为感官欲望会妨碍人们对于“道”的体认,更会对社会与人的身心有所损害。然而,老子并未因批判欲望而走向禁欲主义。对于欲望,老子的观点与其说是否弃,不如说是限制。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腊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林语堂说:“‘腹’是指内在自我,‘目’是指感官世界或外在自我。”[9]119对于个人来讲,声、色、味、贵重物品以及“驰骋田腊”等过多的感官享受会使人骄奢淫逸、放纵欲望,纵情如幻,往而不返。对于国家来讲,“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过多的财货不仅会引起国内的混乱、争斗,更会引来其他国家的觊觎,使国家面临危险。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他崇尚的是一种“为腹不为目”的简朴清净生活。但老子并未完全否弃欲望和感官,老子反对的是不知足的“甚爱”、“多藏”,过多刺激人的欲望感官的“伎巧”、“奇物”,对于人简朴正常的欲望和感官,老子是认同的。“少私寡欲”是要求人“寡欲”,而不是弃绝欲望。所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可见老子对于朴素的欲望不仅肯定,而且欣赏、品味和支持。老子肯定的是一种“限定性”的欲望、一种非客体化的欲望,它是一种淡去了直接功利目的的欲望、一种偏于审美的感性直观。“欲望,当它是基于同这个世界的非强制性关系(无为),和对这个世界的反映性认知(无知),那么,它就不是靠占有、控制或毁灭定性的欲望,而纯粹是由赞美和欣赏塑造的,它是敬意。”[11]51
老子并不全然批判“道德”、“仁义”,老子的“无为”更不是不作为。老子批判的是虚假的仁义道德,是“非自然”的“强为”。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乍听似是毁仁弃义、弃知灭慧之言,然而老子对于道德仁义的批判竟是为了“民复孝慈”。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道德仁义本身,而是道德仁义的虚假。老子对“有为”的批判亦同理,是对于“强为”的批判,尤其是对政治者过多政策干涉、过多苛捐杂税压迫的批判。“无为”“事实上意指对个体行为域中现象之‘德’无任何干扰的行为方针。这样,没有过去知识和积习的羁绊,行为相对来说就是直接的:它们是既有包容性又是自然而然的。”[11]47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之为”就是充满创造性的、饱含审美意味的行为。
老子认为“语言”不能“言说”、“常道”,所以,老子对于“道”的论述采用了非语言的方式,其实是非定义、非逻辑的言说方式,一种饱含美学意味的意象言说方式。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无形无象,亦非语言可以把握。然而,道却以逝者周流(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的方式,把自身呈现为万物纷纭、周而复始(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现象,而这变动不居、虚灵、混莽之象却是“惚兮恍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就是说,道显现为变动不居之现象,无法靠名言、逻辑把握,却可以靠直观这虚灵变化之象体认道之“精”、“真”、“信”。老子五千言,实未着一字,因为老子把对于道的言说转化成一种“象”之言说。道不可言,道不可见,“象”却是具体可感可观的,并且启示、彰显着“道”之精微,所以老子是以“象”的方式去言说“道”。所谓“惚兮恍兮”、“窈兮冥兮”,所谓“凡物芸芸”,所谓“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有物混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非是道之“象”。“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以潜藏的方式存在,玄妙无比,不可言说,只能意会,一旦说出,便落筌蹄,失却本真,只可寄言出意,勉强加以形容,也还须随说随扫,不留痕迹。”[12]70-71所谓“随说随扫”就是批判语言,批判理性、逻辑,“随说随扫”之间,有“象”留其间,以非语言的方式言说着不可言说的“道”。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说道像什么”的言说方式,实是一种非定义性、非概念化和非系统化的思维方式的表现,这种思维方式不离万物之表象言说超越“现实”的“道”,而毋宁是在“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象”中去体味、沉吟“道”,本身就具有审美的意味和艺术的思维。虽然孔子同老子一样,亦不倚重定义性、概念化和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但只有老子强调“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重视以“象”的方式把握并言说世界。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天地之根”的认知方式,亦是以“象”之类比为基础的认知方式。老子非语言的“象”之言说方式,以及“象”之类比的认知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乃至认知方式,从而对中国古典美学、艺术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澄怀味象”、“以形写形,以色貌色”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观物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度物象而取其真”、“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象显道”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方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美,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审美理想;更重要的是,“以象言道”还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理论的书写方式和存在形态。
综上所述,老子依次批判了“言”、“理性”、“感官欲望”和“道德”、“有为”,却肯定了变动不居、虚灵恍惚的“象”。熟悉西方现代美学尤其是克罗齐美学的人会发现,老子批判美学的观点与克罗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克罗齐的艺术和美学观点,但克罗齐关于艺术非物理事实、非功利活动、非道德活动、非逻辑概念活动的认识,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些观点亦得到了现代美学家的基本认同。反观老子美学,老子对语言、欲望、知识、道德、行为的“限制性”批判与西方现代美学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老子对“言”、“知”、“欲”、“德”、“有为”的“限制性”批判,以及对“象”的肯定,决定了其对于世界采取直观和“物象”类比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不强调逻辑、理性,而强调对于世界的直接经验,这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美学的基本形态。老子的“物象”类比思维与儒家“人物通德”的类比思维,一方面划定了道家和儒家不同的美学走向;另一方面,“儒道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整体的美学意趣与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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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管理是在目标与如何达到目标而达成共识的过程,以及增强员工成功地达到目标的管理方法。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论绩效管理和绩效考核的区别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论绩效管理和绩效考核的区别
我们嘴上讲的是“绩效管理”,实际上心里想的、手头做的是“绩效考核”,不信,看一看案例:“王君给我们的启示”
王君最近情绪糟糕透了,坐在办公室,冲着墙上那张《××年度销售统计表》不断运气。这也难怪,全公司23个办事处,除自己负责的A办事处外,其他办事处的销售绩效全面看涨,唯独自己办事处的作犬牙状,不但没升,反而有所下降。
在××公司,王君是公认的销售状元,进入公司仅五年,除前两年打基础外,后几年一直荣获“三连冠”,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也正因为如此,王君从一般的销售工程师,发展到客户经理、三级客户经理、办事处副主任,最后到了办事处最高长官——办事处主任这个宝座,王君的发展同他的销售绩效一样,成了该公司不灭的神话。
王君担任A办事处主任后,深感责任的重大,上任伊始,身先士卒,亲率20名弟兄摸爬滚打,决心再创佳绩。他把最困难的片区留给自己, 经常给下属传授经验。但事与愿违,一年下来,绩效令自己非常失望!
烦心的事还真没完。临近年末,除了要做好销售总冲刺外,公司年中才开始推行的“绩效管理”还要做。
王君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天天讲管理,天天谈管理,市场还做不做。管理是为市场服务,不以市场为主,这管理还有什么意义。又是规范化,又是考核,办事处哪有精力去抓市场。公司大了,花招也多了,人力资源部的人员多了,总得找点事来做。考来考去,考的主管精疲力竭,考的员工垂头丧气,销售怎么可能不下滑。不过,还得要应付,否则,公司一个大帽子扣过来,自己吃不了还得兜着走。”
好在绩效管理也是轻车熟路了,通过内部电子流系统,王君给每位员工发送了一份考核表,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自评工作。同时自己根据员工一年来的总体表现,利用排队法将所有员工进行了排序。排序是件非常伤脑筋的工作,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下属又那么多,自己不可能一一都那么了解,谁好谁坏确实有些难以的区分。不过,好在公司没有什么特别的比例控制,特别好与特别差的,自己还是可以把握的。
排完队,员工的自评差不多也结束了,王君随机选取6名下属进行了5-10分钟考核沟通,乌拉!OK!问题总算解决了,考核又是遥远的下个年度的事情了,每个人又回到“现实工作”中去。
看到这桩案例,不知道你有何感想,但有一点恐怕大家都会想到:“这样的绩效考核到底有什么好处?这算不算是绩效管理?”
从人力资源部来讲,王君上交到人力资源部的考核表基本上都放在了文件框中,并且很可能被遗忘掉!考核内容是人力资源部费尽心血,不知耗费了多少脑细胞苦思冥想出来的,但到了各级管理者手中,它象一个死程序、死循环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重复使用着。
从员工来讲,年复一年的、重复撰写的工作总结,公司和管理者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过,考核真的是一种“形式”,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手段”,只要别出错,结果差不到哪里去,平日再用力,不如年底一锤子。只要年底努把力,考核结果准不错。干活不如把上司的脉,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从管理者来讲,平时工作已经够忙了,人力资源部还要插一杠子,如果公司废除考核或将考核权交给人力资源部,那将是一件极为开心的事情。
但从实际上来看,王君所在的部门运作的不是很好。他的员工不能按要求完成任务;他们对谁应该做什么不是很清楚,造成有些事没有人做,而另外的事大家又重复做;同一个错误重复发生,致使每个人都感到了手足无措,但是好像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大多数情况下,王君对正在发生的事都不太清楚,他只知道他很忙,他的员工也很忙,经常忙得“不知道为什么忙”。
在上面的案例中,王君错误地认为绩效评价就是绩效管理,而绩效管理就是填表和交表。
因此,要想使绩效管理成功,必须对一些常见的错误概念有清醒的认识,因为这些错误概念能使最好的经理晕头。
绩效管理不是:简单的任务管理;
· 评价表;
· 寻找员工的错处,记员工的黑帐;
· 人力资源部的工作;
· 经理对员工做某事;
· 迫使员工更好或更努力工作的棍棒;
· 只在绩效低下时使用;
· 一年一次的填表工作;
· 绩效考核;
· 对事不对人;
绩效管理是在目标与如何达到目标而达成共识的过程,以及增强员工成功地达到目标的管理方法。该过程是由员工和他的直接主管之间达成的承诺来保证完成,并在协议中对下面有关的问题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
· 期望员工完成的工作目标。
· 员工的工作对公司实现目标的影响。
· 以明确标准说明“工作完成得好”是什么意思。
· 员工和主管之间应如何共同努力以维持、完善和提高员工的绩效。
· 工作绩效如何衡量,即绩效标准是什么。
· 指明影响绩效的障碍并提前排除或寻求排除的办法。
实际上,绩效管理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几个重要的构件:目标/计划、辅导/教练、评价/检查、回报/反馈,仅盯住系统的一个构件,是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
绩效管理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事物,更不是人力资源部的专利,它首先就是管理,管理的所有职能它都涵盖:计划、组织、领导、协调、控制,因此,绩效管理本身就是管理者日常管理的一部分,想躲都躲不开;难怪有不少管理者在接受绩效管理的培训后发出感慨:“管理者不做绩效管理,还能做什么!”
绩效管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交流过程,该过程是由员工和他的直接主管之间达成的协议来保证完成。
绩效管理是一个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不仅强调达成绩效结果,更通过目标、辅导、评价、反馈,重视达成结果的过程。
通过上述两大循环,我们不难发现,绩效考核只是绩效管理的一个环节,它在绩效管理中投入的精力应该是最少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的将绩效管理理解为绩效评价,更不能将绩效管理看作是一件孤立的工作,认为它只是反映过去的绩效,而不是未来的绩效;认为它与管理者日常的业务和管理工作毫不相干,与员工发展、绩效改进、组织目标、薪酬管理等工作没有联系,它仅仅成了一种摆设,这样人们认为它毫无意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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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远程教育的教学和考试工作,国家教育部委托奥鹏远程教育中心承担湖南大学远程教育各教学点的2002至2003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监考工作。这是国家首次利用远程教育服务体系开展考试。此次考试考纪很严,使作弊者无机可乘,大大维护了远程教育的严肃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远程教育中集体教学和个别教学的区别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远程教育中集体教学和个别教学的区别全文如下:
[摘要]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的,绝对静止的事物是没有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改革的深入,原有的认识就可能落后,就可能阻碍教育实践的开展,这在集体教学与个别化教学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从对集体教学和个别化教学的概念分析入手,引入了集体化教学的概念,改变了对教学组织形式和个别化教学思想的传统看法,在理论上使远程教育的集体教学形式和个别化教学思想得以融合,在实践上为解决远程教育的效率和公平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以期对远程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提供理论和实践上可借鉴的思路。
[关键词]集体教学;集体化教学;个别化教学;个别教学;远程教育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民素质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为适应社会对大量人才的需求,教育在形式上不断进行改革,以求提高教育效率和教育效益,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满足社会的需求。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对人才更强调量的要求,教育在组织形式上不断进行调整,引入了工业领域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形成了班级授课制这种集体教育形式。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已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数量的进一步要求,再加上社会生产对在岗工人素质提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条件下,以时空分离为特征的灵活的远程教育形式应运而生,随着技术的发展,远程教育的规模效益和灵活性等潜力进一步显现。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以往的少品种、多规模转向了多品种、高质量,人的创造性受到空前重视。再加上近年来社会民主化运动的兴起,社会公平已被视为一种现实目标。远程教育中的大规模集体教学形式因其缺乏人性化而受到广泛批评,关注个性的个别化教学被广泛地提了出来,教学思想也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了以学生为中心。在这种条件下,电大开展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探索新形势下的教学模式。核心是减少集体教学的形式、强调个别化教学、突出学生能力培养。但这种改革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大困难,具体表现在目前构建的模式不少,但可推广的不多,不少模式普适性差、教学效率低、成本高,学生参与性不强。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集体教学和个别化教学不能有机衔接,在同一时空的大班集中实行个别化教学是不太现实的。个别化教学强调尊重学生个性,更适合于开发学生的能力,这种教学常常在小组或个别的条件下开展,但个别化教学比较费时,教学效率也较低,更为严重的是它需要大量消耗师资资源来缩小师生比。这与远程教育的高规模效益是相矛盾的。另一方面,在教学实践中,教师既要考虑教学效率,还要考虑学生的个性发展,在教学设计上增大了成本,在教学运用中难以协调群体和个体的关系。
远程教育的规模效益要求其教学采用集体教学形式,而开放、灵活、质量又要求其强调个别化教学,这二者的协调与否是进一步推进远程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本文仅从二者的传统概念入手,对其进行再认识,力求从理论上找出契合点,在实践上探索出合适的教学方式。
在传统教学中,集体教学是指一种教学组织形式,是教师为了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将一定数量的学生集中起来,在同一时空中进行面授教学,其核心是一个教师对群体学生进行教学。这种形式的教学效率较高,一个教师可以同时对多个学生教学;教学成本低,在短时间内可进行大量知识的传授,但这种教学形式容易忽略学生的个性及学生能力的培养。
个别化教学不是一种教学形式,而是一种教学思想,其核心在于强调尊重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理论上这种思想可以融入任何一种教学,但在目前的教学实践中对其的运用主要集中在个别教学和小组教学上,在集中教学中运用很少。同时对几十个学生进行教学,而且要适合每一个学生的风格,在理论上是不太可能的。在小组教学和个别教学的实践中,这种教学思想适于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但传授知识的效率低,整个教学活动的教学效率也较低。
在传统的集体教学实践中,教师通常是以整个班集体中的中等状况水平的学生为基准,抽象出一个虚拟的学生进行教学(这样班上的优生和差生就容易被忽略),然后再用个别化教学的形式对这些被忽略的学生进行补救教学。这种结合方式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教育的不公平,是以牺牲一部分学生的利益来满足整体的教学目标,虽然后来进行了个别化补救教学,但却增大了这部分被忽略学生的成本和心理负担。另外传统的集体教学为了提高教学的效率,教师常常以知识教授为主,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学习动机难以激发,教学效果相对不高。
教育是社会的一个部门,它要担负为社会培养合适劳动力的责任,因此高效率地培养人才是其首要任务,从这一点上讲,教育效率是教育追求的首要目标。教育效率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位时间里培养的学生的数量,二是培养的学生的质量,其中包括培养的学生的规格。同时,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公平也是教育追求的重要目标,教育公平的核心就是每个学生都获得发展,不能以牺牲一部分学生的利益来谋求另一部分学生的发展,但公平不等于平均,不等于让每个学生获得同等数量的教育资源。这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比如有几个饥饿的人在分一个饼,有的人胃口大,有的人胃口小,如果将饼子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要求他们都吃完,则胃口大的人可能就没有吃饱,而胃口小的人可能就会吃撑着。这对每个人公平吗?从这个角度讲,公平体现着个别化,或者说个别化是实现公平的手段。
因此,效率和公平是现代教育所追求的两个基本目标。但在实践中这二者很难融合,讲究效率就需要扩大规模,则公平难以维持;讲究公平,就要缩小规模,实行小组教学和个别教学,则效率难以兼顾。
人们一般认为,集体教学是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其和小组教学、个别教学构成了我们常说的三种教学组织形式,其内涵通常指在同一时空对学生群体进行面授教学。这一内涵将其外延局限在班集体,而其适合的教学策略也被人们局限在知识的讲授上。在实践中教师如果采取这种教学组织形式,通常是以假设的学生为对象进行教学,学生群体规模越大,学生差别越大,则学生个性越难以满足。
个别化教学是一种教学思想,其基本含义是满足学生的个体需要,在理论上其可以适用于任何教学组织形式,但在实践中这种教学思想却主要被运用于个别教学币n/J组教学。由于人们认为个别化教学主要用于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在实践中,很难在集中教学中同时进行个别化教学,因此,个别化教学与集体教学的结合往往是以弥补教学的形式出现的,而且在集体教学中还隐含着一个教师进行教学的前提。
要实现教育的效率和公平,就必须将集体教学形式与个别化教学思想结合起来。我们知道,个别教学是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它通常指一个教师教授一个学生的教学形式。如果我们将教师概念扩展,那么个别教学就可以包括多个教师教授一个学生的教学组织形式,如果从个别教学组织形式中抽象出其基本内涵。
即关注学生的个性,根据学生的个性进行教学,就形成了个别化教学思想,这种教学思想就超越了教学组织形式的局限,可以在集体教学和小组教学中体现,只要是尊重学生个性的教学,不管是在哪种形式中,都叫个别化教学。
在集体教学、小组教学和个别教学三种教学组织形式中,集体教学与个别教学是相对的,小组教学界于二者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以被划人集体教学的范畴。抛弃集体教学的形式,抽象出其实质,则我们就可以将集体教学定义为,不专对某个学生的教学。与原有含义相比,这个含义有四点不同:
(1)教师的概念拓展了。对群体的教学可以是一个教师进行,也可以是多个教师进行。
(2)在时空上进行了拓展,不再对时空加以限制。这种教学可以是同步的,也可以是异步的;可以在一个空间开展,也可以在多个空间开展。
(3)在教学内容上进行了拓展,可以是针对知识的教学,也可以是针对能力培养的教学等。
(4)和个别化教学实现了统一。不专对某个学生的教学,实质上就是对每一个学生的教学,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能只照顾一部分学生的个性而忽略另一部分学生的个性,也就是说要照顾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这正是个别化教学的要求。
如何在集体教学中照顾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呢?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个性包括了许多方面,每一个学生的个性之间必然存在着某些共同点,即他们都存在共同的个性特征,因为他们都生活在共同的文化环境。如果教师在教学上针对这些共性特征进行教学,那么集体教学和个性化教学就能很好地结合起来。
由于这个概念是从集体教学这种教学组织形式中抽象出来的,这就自然超越了教学组织形式的局限,成为一种教学思想。为了不破坏原有的教学组织形式的体系,我们把抽象出的“不专对某个学生的教学”称为集体化教学,其本质是一种教学思想,而将原来的集体教学的概念依然看做是对群体进行教学的组织形式。
由以上的分析,就可以将集体教学和个别化教学的融合转化为集体化教学和个别化教学的融合。集体化教学就可以理解为对学生群体个性特征共性的教学,对每一个学生而言,就是针对其一部分个性特征进行的教学。而个别化教学就是针对每个学生的全部个性特征所进行的教学。由此集体化教学和个性化教学都作为教学思想与教学组织形式相分离,从而形成了教学组织形式与两种教学思想相对应的体系。
集体化教学与个别化教学都可以38丽丽藕ii厢适用于三种教学组织形式,集体化教学和个别化教学随着学生个性中的共性多少可以进行相互转化。如果共性较少,这时就倾向于集体化教学,如果共性较多,就倾向于个别化教学。从这个角度讲,集体化教学思想和个别化教学思想没有严格的界限,其区分只是相对的。下面我们对这两种教学思想与三种教学组织形式相结合的几种形式进行简要的阐述。
(1)集体化教学的集体教学形式这种教学形式主要是教师在对待群体学生的条件下所采取的针对学生个性特征的共同点所采取的教学形式。集体规模越大,则个性特征的共同点越少,教师进行教学的难度越高。
(2)集体化教学的小组教学形式这种教学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属于集体教学形式,只是学生群体数量较少,而且可能具有互补性。
这种群体的个性特征的共性可能大也可能小。因而其界于集体教学与个别教学之间。
(3)集体化教学的个别教学形式这种教学形式与教师和学生一对一的面对面教学有所不同。这种教学在形式上表现为个别教学,实质上是集体化的集体教学的一种特殊形态。比如学生在家里收看教师的电视讲座。或者学生在家里使用某种课件。从形式上看,学生与媒体或者说学生通过媒体与教师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从教师的角度看,他是通过媒体面对许多学生。他仍然是依据学生个性特征的共性来进行教学。
在这种条件下,师生之间也有交互,学生对教师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传递信息,教师对学生的反馈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形成一个共同的印象,再针对学生的共性通过教学进行反馈。这种反馈一定是针对全体学生的,如果是针对部分学生,那就不是集体化教学了。
(4)个别化教学的集体教学形式这种教学形式实质上和集体化教学的集体教学形式是一致的,在集体教学的形式下,对于学生个体而言,只能实现部分的个别化教学,即教学只能满足其个性中带有共性的方面。共性的多少决定了其满足的程度。
(5)个别化教学的小组教学形式同样,这种教学形式实质上和集体化教学的小组教学形式是一致的,对于学生个体而言,只能实现部分的个别化教学,学生个性特征的共性的变化界于集体教学与个别教学之间。
(6)个别化教学的个别教学形式这种教学形式是教师对单个学生的教学,可以是一对一的教学,也可以是多对一的教学,教师针对特定学生的具体特征组织教学,因材施教。学生的个性特征基本得到满足,这是实现个别化教学的最好形式。
以上引入了集体化教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引入可使我们重新认识集体教学和个别教学,从而使在集体化教学和个别化教学的教学思想上得到融合。也使三种教学组织形式在教学思想的基础上有可能得到统一,这将影响远程教学中的教学观念和教学策略。
1.新的远程教育教学观念
对集体教学和个别化教学的重新认识将带来对远程教育教学观念的一些变化。
(1)对集体教学组织形式认识的变化。我们通常认为集体教学就是在一个时空内的群体教学。而在远程教育条件下,由于时空分离,集体教学的形式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以至于一些形式还以个别教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教师在网上对若干个学生进行教学,每个学生通过一台电脑听教师讲课,表面上看是个别教学,实质上是集体教学。又比如,教师制作教学软件包,然后将教学软件包发放给学生,学生在家里通过软件包进行学习,表面上看这是个别教学,实质上也是集体教学,因为教师是针对学生群体开发的软件包。
(2)在集体教学中引出了集体化教学的思想,从而使教师的教学重心发生了转移,为在集体教学中实现教育公平创造了条件。在远程教育中,集体教学是基本的教学形式,在传统的教学设计中,教师往往是以学生群体的中间部分作为参照来设计教学,从而使边缘的学生受到忽视,造成不公平现象。这种教学只能激起少数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学成效受到限制。
有了集体化教学的思想,教师的教学重心就可转移到寻找学生群体的共性上,以学生的共性作为参照来设计教学,这就有可能激发全体学生的学习动机,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
(3)由于引入了集体化教学的思想,使在集体教学中实现个别化教学成为可能,个别化教学也可由原来的单纯的弥补式教学融入集体教学之中,从而大大提高教学效率。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能力培养受到空前重视,个别化教学被寄予厚望,但人们在探索中发现,这种教学思想最适合于个别教学形式,在集体教学中实施个别化教学不仅会导致教育的不公平,而且教学效率也不理想。集体化教学思想的引入恰恰给集体教学形式与个别化教学思想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2.新的远程教育教学策略
当今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效率和公平问题,而效率问题是第一位的,即如何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快速地培养大量的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远程教育是信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教育形式,其巨大的规模效益、开放和灵活的特征,使其成为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基础,因此集体教学应该是其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其教学策略应该以此为基础融人个别化教学的因素。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远程教育的教学策略应该具有的几个基本环节。比如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曾经热播的“易中天品三国”节目。虽然三国演义的故事家喻户晓,一般人也认为相关节目没什么新鲜内容,可当人们不经意地正好看到这个节目时,发现三国演义还有另外一种演绎方法,于是心中为之一震并欲罢不能了,不少人在节目播完后还会主动到书店购买关于三国的各种书籍进行阅读。在这个例子中,很多观众刚开始对这个节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而且易中天也不是特意为某几个群体讲授,但他用其充满文化底蕴的独特视角触动了每个观众心目中的民族文化情结,从而使每个观众自发地以自己的方式来了解关于三国的知识。
在远程教育中也是一样,我们知道,远程教育中的学生主要以成人为主,成人的学习动机是多样的,其兴趣也是多样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生活在同一个文化氛围中,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本民族的共同的人格特征。因此,远程教学可针对学生群体的共同特征进行集体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引导学生进行个别自主学习,然后再针对学生自主学习中的问题,适当地进行个别教学。即远程教育的教学策略可包括三个基本环节:集体教学环节,个别自主学习环节和个别教学环节。公务员之家
(1)集体教学环节。这个教学环节的主要任务是激发每个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首先要明确教学群体的范围,然后对这个教学群体的特征进行分析,找出其共性,再根据这个共性特征选择最能激发其兴趣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2)个别自主学习环节。这个教学环节的主要任务是在学生兴趣被激发以后,引导学生去自主探索与集体教学内容相关的知识。
(3)个别教学环节。这个教学环节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学生在个别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遇到问题后,学生就会与教师沟通,教师应针对学生的个别问题进行解答,帮助学生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
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的,绝对静止的事物是没有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改革的深入,原有的认识就可能落后,就可能阻碍教育实践的开展。集体化教学概念的引入,改变了我们对教学组织形式和个别化教学思想的看法,在理论上使远程教育的集体教学形式和个别化教学思想得以融合,在实践上为解决远程教育的效率和公平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本文试图通过以上的论述。对远程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提供理论上可借鉴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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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或称“协商(和)式民主”、“结盟民主”,指在一个国家内可以有多个以种族、语言或宗教分割的政治力量并存,但同时依然保持很大程度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主要是通过各个政治势力之间互相协商机制来取得的民主模式。协商民主理论源自并超越了自由民主和批评理论。它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普通的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协商民主有助于矫正自由主义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不同层面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实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区别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新的风向标,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从概念内涵、产生缘由、发展过程、重要作用等方面对协商民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协商民主主要强调平等的公民是其直接参与的主体、公共政策必须要通过公共协商,在这过程中进行讨论、交流,形成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共识。西方学者对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发展,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我国学者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将协商民主与中国政治相结合进行研究,涌现出一大批的着作、论文和译着,推动了协商民主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党的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在的基础上做出新的政策发展部署,标志着我国将协商民主的发展纳入到新的议程中,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西方协商民主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背景下的民主形式,在产生的渊源、构成的路径、参与的主体、实践的形式、发展的层次等方面存在不同,而认真厘清二者的差别,有利于中西方学者更进一步地研究协商民主,有利于为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具有学理性和政策性的建议,推进协商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实现协商民主的价值目标,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程。
协商民主主要兼顾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追求民主的最大公约数。回顾西方协商民主的发展轨迹,有其特有的渊源,如埃尔斯特说“:协商民主的概念、实际应用与民主本身有着同样悠久历史。它们都是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产生的。”[1]
西方协商民主的形成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民主,城邦主要有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会、元老院等民主协商机制或形式,古希腊的公民通过这些形式定期地进行集会讨论公共事务,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这种民主的形式被称为“直接民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主权原则出现,主张实现人民的“公意”,即全体人民的利益,而直接的民主无法满足“公意”的实现。因此,代议制民主代替了直接民主,建立了“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空间的民主政府”[2].
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打破西方国家原有的社会结构,“跨国公司和多边组织发展成为民族国家之外的国际行为主体,如何实现民族国家之外的国际性或区域性的民主制度安排,以及世界各国内部文化多元化发展,价值观与道德冲突,如何在政治生活中包容边缘化的文化、族群等问题”[3]对于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出了重大的要求和挑战。代议制也越来越不适应当时的政治现实,需要另辟蹊径,寻找一种新的民主理论来克服它们的局限。1980 年美国政治学家毕塞特率先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开启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先河,西方学者通过研究协商民主来应对代议制民主的局限以及回应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所带来的挑战。总之,西方协商民主的发展主要是对西方社会发展的一种“反观”,一种反思性回应。
虽然协商民主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被传到中国,但那只是作为一个民主发展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有其自己的渊源。
(1)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自古追求“和合”“中庸”“民本”等协商思想,同时中国传统政治中也出现了一些协商形式,如“乡校”等,这些传统资源为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本土化的支撑。
(2)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马克思主义统战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团结各党派共商国是,稳固政权建设。最典型的是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
(3)实践根蒂。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是从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发展起来的,具有较强的实际运用性。如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协商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些都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实践证明。总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经过统一战线组织到基本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所要求的。
民主,自古以来就是人民所追求的共同价值,是人们所要争取实现的目标,从古希腊雅典城邦到当今全球化的世界诸国,都有不同的民主表达形式。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20世纪末,是西方社会对其代议制民主发展缺陷的补充,因为“代议制民主的制度设计存在着内在缺陷。它在投票时无法真正参与政治决策,而只是简单的数学统计,以及易于形成侵害少数权利的多数暴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代议制还面临越来越棘手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种族差异及宗教冲突等问题”[3].同时西方学者对协商民主研究趋向于决策型、治理型、政府型这三种形式,通过协商民主发展对代议制民主进行修复,完善民主的程序、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范围,强调通过平等的对话来规避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形成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自从建党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共吸收人类的有益政治文明成果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形式,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中国协商民主形成和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产生和形成期: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旧政协到1949年的新政协。(2)基本思想奠定期:1949 年到 1954 年。(3)进一步发展时期:1954年到1966年。(4)正式确立:1978 年至今”[4].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形成的产物,也是新时期改革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结果。我国的协商民主更多的是从协商实践发展中不断总结而来,主要是以人民政协为主要的载体,“它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基本的政治制度相联系,以协商讨论为特点的一种国家民主形式”[4].
协商民主的核心是协商,要求公民参与协商的最大化。但是,西方协商民主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其参与的主体各不相同。西方协商民主的组织者不是政府和政党,主要是一些非政府组织或社会公益组织,如“美国杰斐逊研究中心的公民陪审团实验、斯坦福大学协商民主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实验、美国之声的 21 世纪城镇会议”,主要通过这些组织获取公民声音或者意见建议。西方协商民主参与主体是公民的直接参与,强调决策时公民直接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建议,形成共识,采取集体决策,这样协商的结果才具合理性。
西方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更强调的是公民,通过协商使公民的价值偏好发生偏转,形成集体决策,强调的是公共政策的公共协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组织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表现”[6],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的领导下创立的新民主形式,党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推动者和组织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全国各领域得到发展,产生了许多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扩大了协商民主的价值,加快了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壮大了我国民主建设力量。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目前最主要的参与主体是政协委员,虽然政协委员是来自各领域的代表,但它是一种间接的参与,参与主体的范围受限,同时政协委员都是各行业的精英人才,目前中国的协商民主或许有些偏精英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的代表人员,其参与主体的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
协商民主是20世纪末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西方协商民主是在不同的国情基础上发展的,因此具有不同的实践形式。西方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主要有:
(1)公民陪审团。公民陪审团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雅典城邦,是具有公民身份资格的人参与审判的模式。现如今的公民陪审团主要是普通公民以陪审团成员的身份参与法院案件的审理和对法律问题的事实进行审查。
(2)市镇会议。居民可以通过市镇会议参与当地的政治生活,与政府对话,进行各种各样的争辩,充分发表意见,促进政治决策民主化。
(3)民意调查。运用问卷、走访等科学的统计与调查方法,就某一社会问题对民众进行询问,掌握其态度变化和倾向。民意调查在西方社会占据重要的位置,是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实践形式。西方协商民主的这些实践形式覆盖面广,涵盖不同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上到国会议员,下到普通的公民,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公共协商。
中国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丰富,不同的实践形式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特征。
(1)国家层面协商。国家层面的协商主要通过人民政协开展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就重大问题开展广泛协商,征求意见建议,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与民主化。
(2)地方层面协商。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地方协商形式种类多样,主要有“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居民论坛、乡村论坛、民主听证会或议政会”.人民群众通过这些协商形式进行倾听、对话和沟通,达成一致意见,极大体现人民利益最大化。
(3)网络协商。网络协商打破传统的时空限制,人民只要利用网络就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更为直接,协商民主的主体范围更为广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也涵盖中央到地方,突破时空限制,但是目前还未能够实现大规模公民的平等参与。
协商民主理论发展不管在我国还是西方社会,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其二者发展的层次却不同,主要表现在理论层次和实践层次。(1)理论层次: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诞生是为了弥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和回应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问题,是对自由民主的一种批判,是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理论上不断出现新的成果,理论层次发展较好,为更好地发展协商民主奠定了理论基础。(2)实践层次:因为其兴起就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反观,但它并未真正替代代议制民主,还处于民主发展的边缘化层面,协商的参与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的层次受到较大的局限,西方协商民主实践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独特优势,不管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得到较大发展。理论上吸引了学术界广泛关注,2007年首次使用“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写进党的报告,并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含义,协商民主理论从国家层面不断推进,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实践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将协商民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指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将协商民主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涵盖了各行各业各领域,协商的形式由中央到地方也在不断创新,并特别注重基层协商,要求发展基层民主。协商民主发展已上升到国家的制度层面,产生以国家为中心、四面开花的实践效果。
两种不同社会背景下发展的协商民主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理论新的风向标,其发展是“建立在发达的自由民主之上的,它不是一种孤立的理论或实践,它深深根植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8];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特有和独特的优势,是“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资源之上”[9].但是二者的内在精神价值相同,都是追求平等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协商,充分发挥公民的民主权利。上述分析二者的不同是为了更好地看清两种不同协商民主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同时借鉴西方协商民主发展的优势之处,加强我国协商民主的制度、程序等方面的建设,提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水平,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1]约·埃尔斯特。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M].周艳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2.
[2]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28.
[3]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
[4]陈惠丰。协商民主与人民政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高健。两种不同的协商民主[J].山东社会科学,2014(2)。
[6]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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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俞可平。协商民主: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N].学习时报,2006- 11- 08.
[9]金安平,姚传明“.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误读、偶合以及创造性转换的可能[J].新视野,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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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是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的装饰材料,是釉陶中的一颗明珠。千百年来,它不仅在美化人民生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与各国人民的交往中充当了友好的使者。
然而,关于琉璃的历史、构成分以及与材料、玻璃的区别,人们所知甚少,常常是把玻璃、琉璃、料器三者混为一谈。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对琉璃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
中国琉璃工艺,是在土陶制品不断向前发展的驱使下,结合我国炼丹术对物质变化及色相研究的成果逐渐形成的。
五帝时期,水力便利、林木茂盛的山西曾是制陶术的发祥地。据《史记?五帝本记》和《纲鉴》记载说:“虞舜者,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陶河滨,河滨之器不苦窳(yu)。”黄河之滨,制陶术很快遍地开花。
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前三世纪的商周时期,我国开始出现了上釉陶器(粗瓷)。被称作原始瓷器。到了西汉晚期,人们用低温烧制成功了一种含铅的釉陶,这种釉陶的胎质为普通陶土,胎作红色,釉面呈绿色、黄色或黄褐色。与原始瓷器比较,这种釉陶烧成温度低,容易操作,制品色彩 丰富,十分华丽,这就是早期琉璃。
琉璃工艺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人民对铅化合物长期研究的结果.
一方面,我国人民早在几千年前便对铅有了一定的认识, 殷代末纣王时我国便会炼铅。碳酸铅 ,早在古代就被用作白色颜料。铅的熔点很低,为327.5%。铅的许多化合物,色彩缤纷,近代常用作各种颜料。如铬酸铅是黄色颜料,硫化铅是金色颜料,至于黄丹(氧化铅)呈黄色,红丹(四氧化三铅)呈红色,方铅矿(硫化铅)呈蓝色,也为人们所了解。
另一方面,秦汉以来,我国封建统治阶级梦想长生不老,于是,炼丹术应运而生。
炼丹术可以说是原始的化学。在炼丹过程中,人们逐渐积累和丰富了关于物质相互作用的宝贵知识,各种炼丹专著相继出现。我国古代人民,正是在了解和掌握铅化合物变化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对各种矿物质颜料的知识,创造出了色彩绚丽的琉璃釉,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琉璃工艺。
琉璃釉的出现,使我国陶器在色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我国瓷器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它在釉药方面的配制,对我国瓷器尔后的锦上添花起了极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宋代以前的瓷器,还只是青、白、黑三种单色,直至宋朝,才出现了青、红三彩瓷,而琉璃三彩狮,唐代早已出名。从时间上看,琉璃三彩釉比较瓷釉最少早三、四百年。
元以后的明朝时期,瓷器的上釉技术有了大的革新,大量的三彩、五彩瓷器如青花、祭红、五彩、斗彩等,成为举世闻名的瓷器。而清代康熙晚期至雍正年间色彩柔和的粉彩瓷器,却或多或少有追求琉璃釉色自然匀色的趋向。
综上,我国瓷器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闻名的成就,除了我国有适合制造精细瓷器的优质高岭土外,更重要的是受琉璃釉药配制方面的启发,在技术方面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改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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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上而言,浪漫主义运动由欧洲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出现的许多艺术家、诗人、作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哲学家等各种人物自发组成,但至于浪漫主义的详细特征和对于浪漫主义的定义,一直到20世纪都仍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界争论的题材。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肖邦钢琴音乐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美学特征相关探讨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肖邦是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具有重要地位的作曲家之一,是西方音乐史上唯一一位以钢琴创作为主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也是浪漫主义音乐语汇的创造者之一。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旗帜鲜明地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几点重要的美学观念――反叛一切理性的束缚,注重自我情感的抒发、对本民族音乐的重视和其作品中潜在的标题性等。这些美学观念都构成了肖邦音乐的独特艺术魅力。
关键词:肖邦钢琴音乐浪漫主义美学特征
整个19世纪的欧洲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欧洲人民不仅在日常生活上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受到了更大影响,进步人士纷纷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观念。自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观念,呈现出多种思想风格特征。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反对传统和古典、要求解放创新的呼声。19世纪20年代,西方音乐进入到了“浪漫主义时期”。受文学、建筑、美术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音乐艺术也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美学观念。1830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促使了欧洲各国人民意志奋发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并形成了进步的浪漫主义思潮,出现了以维也纳的舒伯特、法国的柏辽兹、德国的韦伯、舒曼和门德尔松、波兰的肖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进步的浪漫主义作曲家。
肖邦(Fryderyk Chopin,1810~1849)波兰作曲家、钢琴家和音乐教育家。波兰自18世纪后半叶就一直处于民族危机中,肖邦的音乐创作思想正是伴随着波兰民族解放斗争而形成的。他一生的创作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波兰时期,与西欧浪漫主义音乐不同的是,波兰的浪漫主义具有更为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和民族意识,在肖邦后半生的音乐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音乐作品中处处受着波兰民族音乐观念的影响。第二时期是巴黎时期,肖邦后半生生活在法国巴黎,巴黎是19世纪西欧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浪漫主义文学、美术等艺术在这里得到了极为辉煌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对肖邦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纵观肖邦一生的创作,他在吸收古典音乐精华的同时又勇于突破传统、敢于创新,他赋予了练习曲、叙事曲、夜曲、波罗乃兹舞曲及玛祖卡等一系列音乐体裁以新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还深入挖掘和提高了这些音乐体裁的艺术表现力。他的钢琴音乐充斥着极为细腻的情感,充满着诗情画意,形成了肖邦独特的音乐风格特征。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深刻地显现出了浪漫主义时期的美学特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这也使他成为浪漫主义音乐语言的缔造者之一。
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独立价值”、“尊重人的本性”的理念,深深的影响的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他们普遍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个人经验,追求思想与心灵的自由和解放,力图摆脱传统“理性”的束缚,强调人和人的本性,用各种音乐体裁与形式来抒发内心的真实感受,因此,抒情性、自传性和个人内心心理刻画就成为浪漫主义时期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
作为浪漫主义钢琴传统精华代表者的“钢琴诗人”肖邦,在他所创作的大量钢琴音乐作品中,也不难发现浪漫主义时期这种“人性”的美学观念。他所创作的作品从不拘泥于传统的音乐模式,所表达的都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是他对自己的祖国、人民、生活、爱情和对大自然真诚的描绘。和同一时代的舒曼、门德尔松等音乐大师一样,肖邦是一位真正的抒情大师。
在这里仅以他的两部钢琴协奏曲为例,《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是肖邦表达自我情感的典范之作,它体现了肖邦个人情感和对爱情的体验。第一乐章主部与副部的对比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它采用双主题的形式,第一个主题采用的是小调,充满了浪漫的气质,第二个主题是大调,明朗、平静。主部主题由慢的微妙的内心情感变化,衬托出副部主题悠扬如歌的旋律。尽管色彩不同,但同样都是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第二乐章是一个慢板,用变奏的手法写成,音乐非常的优美,抒发着肖邦内心细腻的情感体验。
肖邦曾对这个乐章有过这样的描绘:“他不是雄壮的,而是富于浪漫气质的,这是明月之夜的梦幻”。我们从中能体会到肖邦对大自然的真诚赞美。末乐章有两个主题,第一主题是克拉科维亚克舞蹈节奏,让人联想起民间舞蹈的场面。第二主题则充满了对美好生活和对爱情的向往。再看他的《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更加富有天真质朴的情感,第一乐章中,主部主题以优美的旋律表达出了凝神沉思,崇高优雅的意境。第二乐章的第一主题也是柔情似水,令人感到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流露。在末乐章里,肖邦明确的标有“纯朴,极其优雅”的说明,以其明晰的钢琴织体表达出了轻松愉快的心情。
肖邦的其他每一部作品都是他内心的真诚表白,对个人内心情感表达的重视,构成了浪漫主义时期美学特征的重要一方面。
19世纪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东欧一些弱小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长期遭受外来民族的压制,资产阶级大革命促使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各国先后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受此影响,浪漫主义时期各国的音乐家普遍对本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和相关的民族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将自己的创作普遍根植于民族、民间音乐的文化土壤,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民族的精神,同时也表达了作曲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肖邦是西方音乐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作曲家。谈起他的作品,首先离不开波兰这个伟大的民族,他对本民族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肖邦所生活的波兰时期,正是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期,再加上他从小生活在民间音乐的环境当中,这深深地影响了肖邦今后的音乐创作,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普遍带有波兰民族音乐的特征。肖邦的创作内容多和波兰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他的优美的音乐使得波兰民族音乐成为普遍接受的世界性音乐语言。
肖邦音乐的民族性体现的最为鲜明的是他的波罗乃兹舞曲和玛祖卡舞曲。波罗乃兹舞曲是肖邦的民族意识体现的最为强烈的体裁,他将民族音调和爱国情感融入其中,把这种体裁从形式到内容都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降A大调波罗乃兹舞曲》是一部歌颂人民的光荣和伟大的宏伟之作。《升f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体现出了一种强大的内在张力,第二乐章的宁静、朦胧的沉思反衬出激情迸发的巨大力量,使该作品体现出深刻的戏剧性,反映了肖邦对祖国被受奴役时内心的矛盾。玛祖卡舞曲是肖邦创作中最具波兰民间乡土气息的题材。它源于波兰的乡村舞曲,肖邦将这种题材艺术化,使其具有丰富多样的情感变化。他的《C大调玛祖卡》鲜明的描绘了民间生活的各种画面,充满的民间的乡土气息。《B大调玛祖卡》以其强烈的重音、旋律的大跳,生动的表现出民间舞蹈中人们兴高采烈的气氛。
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不同程度的倾心于标题音乐,他们常将音乐与文学、戏剧、绘画和大自然等相结合,将某一特定事物或内心情感用音乐描绘出来,甚至为了表达明确意图而为音乐添加文字性说明。这反映了浪漫主义作曲家对富有诗意的、描绘性的器乐音乐的兴趣,并强调音乐与其他姊妹艺术的联系。
肖邦的钢琴音乐作品从表面看似乎全部是无标题音乐,但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有许多体裁形式的作品中是有其潜在的标题性的。正如斯塔索夫在谈论肖邦的音乐作品时所说:“他的前奏曲、夜曲、练习曲、玛祖卡舞曲、波罗乃兹舞曲、即兴曲,不论从形式上来看好像多么小和多么有局限性,他们的内容都非常的伟大和深刻,并且除了很少的例外,他们都像他的壮丽的叙事曲是一样属于‘标题音乐’,甚至‘标题音乐’的最顽固的敌人都不能怀疑肖邦的第二奏鸣曲(降b小调)的‘标题性’”。肖邦的性格温和、内敛,是不愿将内心的情感直接表露的,他在进行音乐创作时虽然有明确的创作意图,但从来不在乐曲上加任何的标题性文字。在他的《g小调夜曲》的手稿上写道:“《哈姆雷特》剧观后作”。但最终还是将这句话划掉在旁边写道:“不,还是让他们自己猜吧!”在肖邦的许多作品,如叙事曲、波罗乃兹舞曲,甚至练习曲中都有其明确的创作意图。他这种充满朦胧诗意的风格正是他音乐的独特魅力。
以肖邦的《第二叙事曲》(F大调)为例,这首叙事曲是肖邦作品中标题性最为鲜明的一首,它是根据密茨凯维支的长诗《斯维切济湖的姑娘》中获得灵感的,这首叙事曲的标题性与诗歌的情节相联系。诗歌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在斯维切济湖畔有一个青年猎人,他遇到一位不相识的少女;月明之夜他不只一次与她在湖岸的森林幽会,他想少女海誓山盟表达爱情;但青年不忠于他的誓言,又爱上一位从湖中又上来的仙女,当它处在滔滔的湖水中时,他才认出这位仙女原来就是森林中的少女;美丽的斯维切济姑娘狠狠的惩罚了这位负心郎,毫不动心的把这个青年拖到湖底”。叙事曲的第一段是田园式的音乐,旋律淳朴、优美,描写的是斯维切济湖畔的美景和一对青年男女在湖岸的森林幽会的情景。第二段音乐充满了不安的情绪,与第一段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描绘的是狂风吹过卷起湖水的景象和少女内心的变化。第三段音乐中我们又听到了第一段的主题,但它却带着一种哀诉的情绪,他表现的是仙女的形象。突然音乐急转直下,最后一段音乐像狂风暴雨般袭来,表现出了少女的绝望与愤怒。结尾句充满了悲哀的情绪,表现出了少女将青年拖入湖底而死去的情景。这首充满了戏剧性的叙事曲将自然美景与人物内心的情感完美的统一起来,是肖邦标题音乐的典范之作。另外,在他的即兴曲、奏鸣曲、波罗乃兹舞曲等题材的作品中性标题的音乐也很多。
综上所述,肖邦以其独特的音乐语言为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上述三个方面的美学观,加上肖邦在处理音乐旋律、和声及钢琴织体等方面的特殊手法,使其钢琴音乐具有独特的“肖邦式风格”。他的钢琴音乐成为浪漫主义时期钢琴音乐的一座高峰,对后世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1]A・索洛甫磋夫.肖邦的创作[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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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人康.肖邦的叙事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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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目的或目的因解释世界的哲学学说。在如何解释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问题上,目的论认为某种观念的目的是预先规定事物、现象存在和发展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原因和根据。目的论有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即外在的目的论和内在的目的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学说及其与神学目的论的区别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学说及其与神学目的论的区别全文如下:
作为一种世界万物的解释原则,所谓目的论(teleology),指以目的为依据解释事物的特性或行为。在西方哲学史上,目的论解释肇始于苏格拉底,系统化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以后,目的论原则一分为二:一是神学的外在目的论,成为宗教神学的重要理论内容和证明上帝存在的重要论证;二是理性的内在目的论,为科学(尤其是生物学)所接受,至今仍在环境哲学等领域起作用。
目的学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最富特色,对后来影响最大的内容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术界要么对此关注不够,要么产生一些误解。在参与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尤其是自然哲学部分)的过程中,笔者愈益觉得有系统探讨这一问题的必要,也积累了一些想法,现扼要呈献给学界诸君,期望得到专家指正。
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学说是一个内容丰富、论证充分的系统理论,由自然目的、技术目的和理性目的三部分构成,其基本性质是一种与神学目的论有本质区别的理性内在目的论。限于篇幅,本文不全面详述有关内容,只重点讨论几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目的学说的根据;目的与目的因的含义及关系;亚氏目的学说的主要内容;亚氏目的学说与神学目的论的区别。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提出目的学说,有其理论的和历史的两方面根据。
从理论上讲,他所规定的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哲学家的任务决定了他必然要提出目的学说。
按亚氏的说法,哲学起源于“好奇”(thaumazo),即不理解不明白而又想知道,要追问为什么,寻找所以如此的原因。这样,就产生了哲学。因此,哲学研究的对象就应该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本原和原因,尤其是最初的、第一位的原因。在他看来,这些第一位的根本原因有四种,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他说:“既然原因有四种,那么,自然哲学家就应该通晓所有的这些原因,并运用它们——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1998a22~25)也就是说,哲学要研究根本原因这一目标,决定了哲学家的任务必然是:考察事物的四种原因,回答事物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是此物而非他物、为什么能运动变化、主了什么东西而如此这般等各别学科无法回答也无权回答的问题。
亚氏进一步认为,在这四因中,如不认真研究目的因,就无法深刻理解其他三因。因为首先,从目的因与质料因的关系看,“尽管这两类原因都要被自然哲学家研究,但尤其要研究的是目的因。因为它是质料的原因,而并非质料是目的的原因。”(200a33~35)其次,从目的因与形式因、动力因的关系看,由于三者由“常常可以合而为一”,所以,如不研究目的因,就很难把握形式因和动力因在事物存在及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正因如此,美国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才断言:“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根源于他的目的因和形式因相同一的观点。”[1]
从历史上看,亚里士多德对前辈的失望也决定了他必然提出目的学说。
在《形而上学》A卷等处,亚氏系统评析了先哲们的哲学观点。在他看来,前人对事物原因的探讨至少有两大根本缺陷。一是重质料因轻形式因和动力因,绝大多数人都在质料问题上争论不休,虽然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讲到动力因,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使用了形式因,但都说得不正确。二是用必然性来解释一切,忽视目的因。尤以德谟克利物为甚,他把“自然的一切行为都归结为必然性”(789b2~3)。客观地讲,亚氏的第二条批评有些苛刻,因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提出了目的论学说,亚氏不该断然否定。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目的论观点与亚氏的想法不合拍,才导致他得出“柏拉图也只使用了两种原因,即形式因和质料因”(988a10~11)的结论。
总之,事物的特性行为需要用目的来解释,哲学应该研究目的和目的因,而前人们又没重视这一解释原则,所以亚里士多德就自觉地担负起了建立目的学说的重任。
二
要探讨亚氏的目的学说,首先必须剖析他使用的两个核心概念:目的和目的因。
“目的”一词,亚氏用的是telos.按利德尔斯各脱合编的《希英大辞典》的解释,telos在希腊文中含义甚广,大致可归为六类:达到了目标,某事物或某行为的完成和实现;有计划的目的,主要的问题;兵士的身体;最高状态,长官(地位),充分权力的拥有;应当交纳的税务;进入神秘状态而实现的圆满性,秘传。但是,最基本的意思还是“终极、完成、实现、圆满”。英文常译为purpose或end。亚氏虽然经常使用telos,却没专门系统地界定过它的含义,倒是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十六章中详细规定了与telos同词根的中性形容词teleion的含义。按他的分析,teleion主要有四方面的意思:不缺任一部分,或者说,在它之外无任一部分;从能力上讲,就是做得尽善尽美,没什么能超过;在自然范围内,什么也不缺欠的能力也叫teleion;具有了目的,达到了终点的东西,因为在此时,它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在它之外。在列举了这四层含义后,他总结说,按teleion自身的本性来说,指不缺什么、没什么超过及它外无物,其他含义皆从这三层意思推演出来。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上述三层意思中,“不缺什么”是“完全”,“没什么超过”是“完美”,“它外无物”是“完整”。弄清了teleion的基本含义,就可更准确地把握telos的意思。概括而言,在亚氏的哲学用语中,我们中文译为“目的”、“终点”的这个telos,就是完全性、完美性和完整性。事物追求目的,就是追求这种完整性和完美性,因为目的就是终点和结束,也就谈不上完全、完美或完整。所以,亚氏和柏拉图都反对“无穷倒退”。
“目的因”却是个词组,亚氏的正规用法是to hou heneka einal, 也经常简化为hou heneka、heneka tou或干脆就是heneka.这个词组的中心词是heneka,意为“为了……的缘故”、“就……而言”、“为着……而”。如果把整个词组直译为that for the sake of which a thing 或for the sake of which, 也意译为final cause. 中文的“目的因”,就是根据final cause转译的,既已约定俗成,本文也就沿袭这一称呼。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to hou heneka einal 所为了的telos 就是“善”。他说:“这个目的,个别而论是第一事物的善,一般而论则是整个宇宙之内最高的善。”(982b7~8)中文译为“善”的这个词,主要是亚氏所使用的agathos(他有时也用kalos)。Agathos的基本意思是“好”,但用于不同的对象场合,又有“好”的不同表现。在《荷马史诗》中,agathos主要指人的英勇、高贵和正直;用于道德领域,指品行高尚,有德性;用于能力方面,是水平高、能力强的意思;用来修饰体魄,指身体健壮有力;用以形容事物,指种类优良等。Agathos本是形容词,但在亚氏用作哲学术语时,一般在前面加中性冠词,并相应地将它变成中性形式,成了to agathov,即“好的东西”。可见,不能因为中文把agathos译为“善”就望文生义地把它局限在伦理意义上作狭隘理解。相反,在亚氏那里,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要追求agathos,都以此作为自己活动的目的或终结。
亚里士多德并不满足于对“目的”作上述的一般规定。他进一步指出,虽然万物的活动都有那个“所为了什么”的目的因,都在追求agathos这一美好结局,但是,由于偶因搞得半途而废、残缺不全的现象是大量存在、不足为怪的。就是在达到了目的的活动中间,不同事物所实现目的的程度、途径和方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此外,agathos本身也有不同的等级(仅从词源上看,也存在原级、比较级和最高级的不同)。对这些不同的情况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就构成了亚氏目的学说中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的三个方面的内容。
亚里士多德目的学说的重点,也是他着墨最多、涉及面最广的部分是自然目的论。除了在《物理学》第二卷中给予集中论述外,他还在《论天》、《论动物的部分》、《论动物的产生》、《形而上学》、《政治学》等著作中的许多地方谈到了这个问题。本文的考察,主要以《物理学》为依据。
他明确指出,自然不会无目的或不必要地做某事,它的所有行为和过程都是趋于或为了某种目的。为什么自然有目的?这是亚氏首先要论述的问题。在《物理学》第二卷第八章,他集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论证。
第一,用不相容的选言推理证明,从否定自然现象的和谐与秩序出于巧合和自发推出它们由于目的。他指出,自然中存在着大量和谐及秩序井然的现象,如降雨使谷物生长、冬季常下雨夏天总炎热、动物的门齿锐利以便撕咬臼齿宽大以便磨碎食物等。这些现象只可能由两者择一的原因引起,即要么出于巧合或自发,要么出于目的因。但它们不可能出于巧合。“因为这些以及所有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都总是如此或通常如此地生成着,没有一个由于巧合或自发”(198b34~35).“既然这些事物不是由于巧合,也不是由于自发,那么,就应该是为了什么。而所有这些事物又全都是由于自然而存在着,即使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也会承认这一点。因此,目的因存在于那些由于自然而生成和存在的事物中。”(199a5~8)。
第二,用类比推理证明,从技术产品有目的推出自然产物有目的。他认为:“一般说来,技术活动或是完成自然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或是摹仿自然。所以,如果技术产品有目的因,那么显然,自然的产物也有目的因。因为无论是在自然产物里还是技术产品里,后继阶段对先行阶段的关系都是一样的。”(199a16~20)。
第三,用省略的复合三段论证明,从自然是形式推出自然有目的。他指出:“既然自然一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质料,一是作为形式(morphe);形式就是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为了这目的的,那么,形式也就应该是这个目的因了。”(199a32~34)
亚氏的这三个论证虽不复杂,更谈不上精致,但却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们反映出了亚氏目的学说的特点。首先,他的目的学说以对现象世界(包括技术活动)的观察和追问为基础,而不是先验建构的产物。其次,他把目的视为由前后相继的各阶段构成的整个过程的终点本身,而不是过程之外的什么存在。最后,形式就是目的,就是事物活动所追求的本质和完满性,获得形式与现实目的是一致的。
既然自然有目的或目的因,那么,这种目的是什么?又源于什么?换言之,自然目的是否含有意识的成份或是否源于意识的支配?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才能准确理解亚氏的思想及其与其他目的论者的区别。
笔者认为,亚氏强调自然有目的意思,在于表明自然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统一体,其构成的各部分或活动的各阶段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趋于整体或过程的和谐运动,这种运动的根源,在于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内在能力,而不是说有一种自然以外的意识或自然之内的理性在推动。笔者的这种断定,有以下主要依据:
其一,把事物区分为“由于自然”和“由于技艺”两大类是亚氏自然哲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区分这两类事物的依据,就是看其是否有内在的动变根源。凡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都在自身之内具有动静根源,只有由于技艺的人工产物才是人的意识和力量作用的结果。
其二,亚氏常常是把自然和思想这两个概念对应使用的,因而不可能反过来又让思想去支配自然。例如他说:“由于自然或者由于思想的结果所发现的事物必然适应于目的因”(1065a27)。他这里讲的“由于思想的结果”,指本文后面要说到的技术目的。
其三,亚氏明确指出动植物的目的因是无意识的。他认为,目的因的情形“在其他动物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不懂技术、不作研究、不加思考地劳作着”(199a21~22),“如果看不见运动者有意图,就不承认有目的因存在,这是荒谬的”(199b26~27)。
最后,当代一些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也肯定他的自然目的无意识的作用。W.D. 罗斯认为,亚氏的自然目的是一种无意识的目的。[2]D.J.阿尔蓝指出,亚氏“认为一个过程可能是有目的的,但这并不是意识选择的结果”[3]。M.格列勒说:“亚氏的heneka tou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概念,因为目的行为要涉及到有意识的选择,但自然却不是有意识的。”[4]
对于亚氏的算自然目的学说,黑格尔曾站在理性辩证法的高度,作出过这样的总结:“亚里士多德的主要思想是,他把自然理解为生命,把某物的自然(或本性)理解为这样一种东西,其自身即是目的,是与自身的统一,是它自己的活动性的原理,不转化为别物,而是按照它自己物有的内容,规定变化以适合于它自己,并在变化中保持自己;在这里,他是注意那存在于事物自身的内在目的性,并把必然性视为这种目的性的一种外在的条件。”[5]黑格尔的这种评价,虽有自己思辨哲学的痕迹,且不无拔高之处,但基本精神却是符合实际的。亚氏的自然目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不仅否定了僵死的必然性观点(如德谟克里特)、机械的外力作用论(如因培多克勒的“爱恨”和阿那克萨戈拉的“心灵”),而且也直接排除了神力创造世界、神意安排万物的外在的目的论(如柏拉图),从而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自然及其和谐的秩序。
除重点讨论自然目的外,亚氏也在不同的地方阐述了其目的学说的另一内容,即技术目的或行为目的。
如果说自然目的的研究的对象是那些自然产生和存在着的事物现象,那么,技术目的的讨论范围,则是那些人为产生的事物以及人本身的行为活动。因此,技术目的学说双分为两方面内容:技术产品的目的;行为活动的目的。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以思想支配为特征,以人为主体,都是人的意识选择作用的结果,因而都与无意识参与的自然目的相区别。但它们也有差异,即实现目的的方式不同。
在技术产品中,人的目的是通过意志作用于被制作的对象——产品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人的意识与目的的现实之间需要一个物的中介来联系或沟通,人通过把自己的意志物化在他物中来实现其目的。例如,人造床的目的是安寝,而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床这个中介才能实现。
但人的有些行为活动却不是这样,它的目的性直接实现在活动过程中或过程结束时,无需借助他物的中介。譬如散步的目的在于健康,只要人正确进行并坚持了这种活动,健康的目的就会实现。
由于技术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亚氏没花过多精力来讨论,我们也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自然目的还是技术目的,都是亚氏观察、分析和研究具体事物和行为的结果,只是他目的学说的断面性内容,远不是全部。作为探根溯源的形而上学家,他并不满足于对目的问题作局部探讨,而是要穷究下去,找出自我完善,具有普遍适应性和必然性的最终目的。这一企图,从他对目的和目的因的界定中就能看出来。他说:“如果某一事物进行连续的运动,并且有一个运动的终结,那么,这个终结就是目的或所为的那个东西。……但是,并非一切终结都是目的,只有那最好的终结才叫目的”。“所谓,‘所为了的东西’,就意味着是最好的东西,因而就是其他事物想要达到的目的。”(194a29~33,195a24)可见,亚是把最好的东西作为最高、最终的目的来探讨的。按他的看法,一般的终结虽在相对意义上也是目的,但在整体和过程中,只是一个环节、一个部分或一个层次。所以,它们不可能全部具有目的所蕴含的那种完全性、完满性和完整性,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事物最终的之所为和之所向。寻找绝对的、至善的最终目的,是亚氏目的学说的根本任务。
这个最终目的,就是追求至善的理性目的。对理性目的的阐述,集中在《形而上学》第十二卷6~10节,即人们习称的“亚里士多德神学”部分。在那里,他利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前几卷中得到的某些结论,主要从运动者和被运动物、潜能与现实、质料和形式等范畴的关系进行论证,从而得出了理性的对象和追求的目的是至善、完全的现实性或神的结论。
他这样论证:凡产生的东西都有运动的属性,而运动一般地讲是永恒的,因为一切运动都在时间里,时间是无始无终、永恒存在的。但是,真正永恒的运动只是天体所进行的圆形运动。任何运动都具有运动者,圆形运动也不例外。由于这种运动是永恒的、第一的,它的运动者也必定是“永恒的,是实体和现实性”(1072a20~25)。这个运动者和其他运动者有两点根本区别。其一其他运动者在运动他物时自己又被别物所运动,这个第一动者则“只运动而不被运动”。因为它是没有潜能、没有质料的完全现实性和纯形式,不存在从潜能向现实转化的问题,而运动却是“潜能的事物作为潜能者的实现”(201a11)。其二,其他运动者(尤其是机械运动的动者)几乎都以某种方式直接作用于被动物,从而引起运动,但第一动者不这样,它是作为欲望和思想的对象,被其他事物所追求而引起运动的。
在亚氏看来,这个最初的动者就是真正的善,最好的东西,因而是一种绝对必然的存在。接着,他从几个方面阐述了“善”的性质和作用。
首先,“善”是欲望的对象,也是思想的对象。区别只在于:“欲望的对象显得是善,思想的对象是真正的善”(1072a27~28)。
其次,“善”是事物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因。因为它“不仅是事物所为了目的,也是某种行为所为了的目的”(1075b1~4)。“每种技艺和每种研究,每种行业和职业,都被认为是以某种善为目的;正因如此,善被正确地宣称为是万物追求的目的”(1094a1~3)。
再次,“善”既作为秩序本身又作为秩序的安排者而存在。他说:“我们必须考虑善或至善怎样在整个自然中,是作为分离存在的东西还是作为秩序本身?或许两者是。就像军队一样,它的良好状态依靠秩序和首领,但更多的是靠后者。因为秩序要依赖首领,而不是首领依赖秩序。”(1075a11~16)
最后,“善”是最高的原则(arkhe)。在驳斥了恩培多克勒等人把对立当做最高原则之后,他提出:“在一切事物中,善是最高的原则”。(1075a37)
从他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善”既是运动的最初动者,也是事物追求的目的,还是事物的最高本质,目的因、动力因和形式因三者在“至善”这里得到了真正的、完全的统一。亚氏明确承认,这个至善就是神。因为审总是善的。并且,由于思想的现实性就是生命,而神恰恰就是这种现实性,所以,生命也就属于神。神的本质的现实性就是那种最善的和永恒的生命。(参见1072b25~30)
上述这些,就是亚氏理性目的思想的基本内容。简言之,理性的对象或追求的目的是至善,即最好的东西、完全的现实性、永恒的必然存在、神。这就是黑格尔极力推崇的“最高唯心论”,也是人们常说的亚氏神学。
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学说,对后来西方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复杂的多方面影响。它既是中世纪神学理论家(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建立神学目的论的思想源泉之一,又通过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继承、改造和发挥,成为内在理性目的论。其中的自然目的思想,对后来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和生物哲学、环境哲学等也有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这些影响,只针对人们的某些误解,扼要谈谈亚氏目的学说与神学目的论的区别。
从总体上说,亚氏目的学说是一种理性的、内在的目的论,神学目的论则是一种非理性的、外在的目的论,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具体一些讲,两者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第一,前提不同。亚氏目的论的前提是唯物论的,神学目的论的前提是创世论的。虽然亚氏在形而上学的深层问题上,有摇摆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的倾向,但是,在他那里,世界原生、物质永恒的唯物主义基本前提是坚持了的。正如罗斯所说:“如果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是否把神当做世界的创造者?那么,答案肯定是:他没有。对他来说,物质不是产生的,而是永恒的,他极力反对世界是创造出来的观点。”[6]正是这种根本前提的不同,决定了亚氏目的论和神学目的论的其他一些差异。
第二,主体不同。亚氏论述的目的,其主体在事物和人或人的理性,也就是说,是自然事物和人的行为活动以及人的思想意识本身具有目的,不是给予的、外加的。神学目的论则不同。由于世界万物(包括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事物和人具有目的,归根到底源于上帝的安排,真正的主体是上帝,而不是事物和人。
第三,目的不同。亚氏建立目的学说的目的,是为了提出一种不同机械决定论的解释原则,以突出事物自发和谐、有机联系的特性,强调人及其理性的伟大。神学目的论不是这样。作为一种理论,它的根本目的在于借助目的现象的说明,追根溯源,证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全知、全能、全善等性质。恩格斯曾对神学目的论作过如下讥讽性评判:“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7]
第四,神的性质不同。如前所述,亚氏在讨论理性目的时,也讲到了神。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说,亚氏的这个神,只是具有内在活动性、完全实现了的、至善的思想或概念的代名词。[8]换言之,亚氏的神,是哲学神、逻辑神、理性神。从《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的论述来看,亚氏对神的主要规定是“善”和“生命”,而这两个属性,都是从“思想”(理性, nous)的特性中推论出来的,不仅没有宗教神学中神的作用和特性,甚至也没有哲学神秘主义中神的影子。神学目的论的这时则要神圣得多、“伟大”得多。他不仅创造一切,也主宰一切。
总之,目的论不是铁板一块,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学说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认真研究,才有可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判。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编:《思辨之幸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9。
[1] 《哲学百科全书》第1-2卷,“亚里士多德”条,161页,英文版,1972。
[2] [英]W.D.罗斯:《亚里士多德》,186页,伦敦,英文版,1977。
[3] [英]D.J.阿尔蓝:《亚里士多德哲学》,33页,牛津,英文版,1957。
[4] 转引自[英]W.K.C.谷思里:《希腊哲学史》第6卷,109页,剑桥,英文版,1982。
[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灵》第2卷,309~3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 W.D.罗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1卷,150页,牛津,英文修订版,1953。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49页。
[8]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294~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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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主要是以“怒”为文眼,《茶花女》则以“悲”为主线,两者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杜十娘与茶花女比较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杜十娘是明代冯梦龙编撰的《警世通言》中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女主人公,茶花女是19世纪法国作家小仲马《茶花女》中的主人公玛格丽特,不同地域的两者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处境和境遇,她们都是当时国家首都社会底层的名妓,都遭遇了不幸的爱情,两部文学作品通过她们的生活经历展现了当时时代的社会文化风貌。本文抛开两部作品的文学价值比较,将主要通过对比分析她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各自的经历,力求比较中西方的文化异同,并尝试分析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
关键词:杜十娘 茶花女 中西方文化异同
杜十娘和茶花女在生活上的遭遇和结局极为相似,两个人在肮脏的职业外表下拥有纯洁的心灵,地位卑微却人格高尚,作品都通过描写二人的苦难际遇,有力控诉了社会的黑暗。同时,我们也发现,由于二人身处不同的国度,文学作品所展示的两个人物的形象、生活遭遇和处世态度等细节也有所不同,但这些无疑都直接描摹和间接反映了二人所处的不同社会的宏观背景和不同背景之下特有的文化内涵,本文将着重从对杜十娘和茶花女的一些描写中揭示、比较和分析中西方文化的某些异同。
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茶花女》作品的简介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出自于明朝冯梦龙的《警世恒言》,主要讲述一代名妓杜十娘与李甲的爱情悲剧:在长久的妓女生涯中,杜十娘积攒了许多珠宝,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在遇到李甲之后,便认定李甲,想方设法为自己赎身后与李甲一道回家。李甲因惧怕家中老人,二人只好暂时南下江南,不料途中遇到阴险小人孙富,他以千金之价从李甲手中购得杜十娘。杜十娘在得知真相后悲愤交集,大病后将自己百宝箱中的珍奇珠宝抛入江中,最后自己也纵身一跃跳入江中。
《茶花女》主要讲述的是巴黎名妓玛格丽特与外省青年阿尔芒之间美丽动人的悲剧爱情故事。玛格丽特貌美如花,因钟爱茶花而被称为茶花女。玛格丽特出身卑微却因貌美吸引了众多的青年驻足,在巴黎过着奢侈却如同行尸走肉般的生活。阿尔芒与玛格丽特在巴黎的街上偶遇,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之后阿尔芒向玛格丽特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但并未被接受。后来二人离开巴黎,来到乡下居住。阿尔芒的父亲请求玛格丽特离开自己的儿子,但是毫不知情的阿尔芒认为自己遭到了背叛,所以他极尽所能地羞辱、折磨玛格丽特。玛格丽特最后得病并在弥留之际留下自己的日记,解释了所有的真相。
二、杜十娘和茶花女所处社会背景的比较
杜十娘身处明朝万历年间,社会处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之下,当时的商品经济已经勃兴,但社会思想还十分禁锢,如科举是主要的仕途出路,男婚女嫁仍然包办,一切社会行为仍然遵循较为严格的封建等级观念;茶花女身处法国七月王朝时期,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封建经济逐渐没落,公民享有平等自由的人权,虽然玛格丽特在出身贫苦的情况下去做了妓女,但在一定意义上她拥有人身自由。然而,无论如何,两个人都摆脱不了悲惨的宿命,究其原因是由二人所处的中西方具体的生活背景和时代背景所造成的。
(一)杜十娘和茶花女所处的具体生活背景
杜十娘生活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明代,自由爱情是不被允许的,当时的男婚女嫁必须遵从宗族法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杜十娘聪慧美丽并渴望爱情,但她即便倾国倾城也不具备正常的婚嫁条件,其社会职业决定了她被买卖的命运,在外人眼里她“水性杨花”,她存在的价值便是供贵族荒淫享乐,被老鸨作为赚钱的工具,尽管她一直想摆脱这种非人的生活,但她以一己之力是绝不能撼动几千年的封建根基的,不会改变当时人们固有的对于她职业的看法,不会改变当时的社会文化图景,而这些因素却间接或直接地导致了杜十娘最终沉江殒命的悲惨结局。
茶花女生活在法国的七月王朝,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虽然妓女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都处于社会底层,但法国的妓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下已经拥有了人身自由,不像杜十娘那样属于老鸨,不用在老鸨的逼迫下去接客。但在当时的法国,出身贫寒、失业、饥饿等多重因素使得玛格丽特只能“自愿”接受贵族资产阶级的玩弄与蹂躏,整个社会文化仍然体现了贵族资产阶级的意志和他们所制定的各种教条,而这也在他们的各种言行中得到了体现。作为资产阶级卫道士的阿尔芒的父亲迪瓦尔,他苦心教导儿子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为了达到目的,他单独和玛格丽特交谈:“你们两个人套上了一条锁链,你们怎样也砸不碎……我儿子的前程被断送了。”这些言语是架构在当时的社会道德之上,直逼得玛格丽特哑口无言,她无法继续坚持己见,不得不离开自己钟爱的阿尔芒,回到刚刚跳出的火坑。
在杜十娘和玛格丽特的爱情生活中,始终有一种无形的强大力量主宰着她们的命运,尽管她们想要改变命运,打破生活中桎梏她们的枷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爱情,但当时的社会文化是不允许她们做这种改变的,而这也是二者为什么命运相似,都最终走向死亡的原因。中西方的生活背景造成杜十娘和茶花女同样的悲剧命运却又展现着微妙的不同,杜十娘的沉江是化希望为绝望,是在绝望之余不得不以死去昭示所有的背叛,而玛格丽特在死亡的过程中还带有希望,希望自己的日记能够让阿尔芒释然对自己的愤恨,希望阿尔芒的未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
(二)杜十娘和茶花女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
杜十娘生活在明代,明朝末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促进了人对金钱名利的追求,但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仍然影响深刻,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必定遭到唾骂,这也是为什么在杜十娘死后李甲不能善终的原因之一。同时,封建根基仅靠一个弱女子是无法撼动的,封建文化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基调,这是杜十娘在逃离老鸨的魔抓后又必然会出现孙富的原因。杜十娘沉江殒命的结局也使人们认识到,反抗社会习俗必会有死亡。虽然杜十娘的命运无力回天,但是其反抗精神也暗示着封建社会中情感的力量终会战胜利益的诱惑。
茶花女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法国,金钱当道,物欲横流,人际关系冷漠。虽然当时法国宪法明文规定人人享有平等自由的人权,但事实上,法国还存在上等人和下等人的等级观念。比起杜十娘,玛格丽特不用在任何人的威逼利诱下去接客,她在当时的法国名噪一时,但作为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仍然受到各种轻视和虐待。 玛格丽特与杜十娘一样敢于放弃所有而追随自己的爱情,不同的是,杜十娘藏起百宝箱与李甲私奔,李甲家人不同意,她还是毅然跟随李甲南下,玛格丽特变卖所有财产与阿尔芒私奔,最后却为了挽回体面家族的“荣誉”,甘心放弃爱情,成为上流社会的牺牲品。同样的死亡结局中,杜十娘和玛格丽特带着不同的怨恨和期冀走向死亡,这些事实都离不开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差异,玛格丽特永远不会像杜十娘一样被买卖,她所做的是出于心甘情愿,而杜十娘的命运却始终被一种无形力量所左右,这是二人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差异所造成的。
三、中西方文化异同的分析
下面就对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一些文化和由文化引起的差异进行简要分析。
(一) 关于女性社会地位的异同
杜十娘的故事产生于中国明代,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金钱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追捧,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开始受到冲击,传统的封建道德伦理规范受到挑战,人的价值、尊严和良知都可以标价而被当作商品进行买卖。杜十娘身份低微,急于从良改变社会地位,她没有告诉李甲自己有百宝箱,是不想让自己的爱情被贴上金钱的标签,她呼唤的是一种不为金钱所左右的爱情,这也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以“情”反“理”的雏形。当时,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还是处于从属地位,在跳出老鸨的火坑后,李甲把她卖给孙富,似乎是在展示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无论如何富有,杜十娘从未属于自己,先是归老鸨所有,后归李甲所有,最后由李甲转卖给孙富,由此可以看出女性的从属地位,根本不存在话语权。
茶花女生活在19世纪的法国,拿破仑政权崩溃后,社会动荡不安,但与中国封建社会相比,至少在形式上是人人平等自由的,玛格丽特所做的一切源于自己的意志,无人逼迫。《茶花女》着力描写阿尔芒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意在批判当时资产阶级的社会风气、家庭生活和贵族生活的糜烂。玛格丽特在当时的法国,无人敢评判其社会地位的低下,虽然她只是斡旋在贵族男人中间的交际花,但是最起码人格独立,行动自由。
由此可见,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会表现在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中。中国自古以来受儒教的影响,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作为从属地位的女性根本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没有话语权,社会文化赋予每个女性特定的身份和角色,如果逾越这种身份和角色就会被这个社会所不容;西方的文化以“个人”为中心,注重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所以玛格丽特与阿尔芒才会有一段不被打扰的乡下爱情生活,但个人自由平等同社会地位平等不能划等号,贵族出身的迪瓦尔仍然看重家世的传承,在人人享受自由的法国社会背景下还是干预儿子的爱情生活,但总体来说,较之杜十娘,玛格丽特最起码还有自由,在当时的法国社会还有一定的话语权。
(二)关于各种价值观念的分析
1.爱情观。杜十娘和玛格丽特都是名妓,拥有美貌与金钱,但在腐化堕落的社会中她们都保留着纯真的一面,渴望纯洁的爱情,幻想有一天和相爱的人过上正常的生活,杜十娘的“久有从良之志”和玛格丽特的“我从前不得已要过的那种生活,不要再把我投进去”等表述都体现出了她们的这种心智,她们不愿受命运摆布,不甘于受凌辱,她们敢于追求,在挑选男人上经历多种考验,虽然她们最后死亡的结局也正是这些男人带来的,但不同的是,李甲主动把杜十娘推向死亡,而阿尔芒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让玛格丽特在病痛中走向死亡的。
2.价值观。明代商品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变了当时固有的社会地位,对于财富的追逐成为人们最大的价值观,而茶花女所处的法国社会也同样是金钱至上,这也直接导致了杜十娘和玛格丽特的悲剧命运:李甲为了金钱把杜十娘卖给孙富,阿尔芒则认为由于贪图物质生活的享受,玛格丽特背叛了他们的爱情。冯梦龙和小仲马都将当时的社会描述为金钱社会,中国的商品经济造就了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迪瓦尔出面干涉儿子的爱情,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阿尔芒动用家庭的金钱),在金钱面前,李甲的爱情变质,而在阿尔芒兰看来,玛格丽特是为了追求金钱才使他们的爱情变质。因此两部作品在这种价值观的反映上是有相同点的。
3.作者的人生观。冯梦龙处于封建思想较为森严的明代,杜十娘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作者个人思维的认知体现。作者虽然排斥当时的社会,但他也无力改变,所以也就出现了杜十娘反抗封建社会却必死无疑的结果。小仲马的茶花女更多的是站在道德的层面去批判,阿尔芒与玛格丽特二人都对真挚的爱情充满向往,但是这爱情却被虚伪的道德所毁灭。作者用玛格丽特的死来赞颂其无私的精神,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慰藉。
综上所述,两部小说有相似的题材,两位主人公有相似的经历,但经过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作者的描写,呈现了不一样的文化内涵,细细品味,这其中既有文化中相吻合的一面,同时也有文化中相冲突的一面。
参考文献:
[1] 徐行言.中西方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廖爱英.从杜十娘与茶花女的比较中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3] 伍联群.论杜十娘与茶花女的文化悲剧意蕴[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4] 王宁.中国比较文学国际背景、研究现状及未来走向[J].中外文化与文论,2005(06).
[5] 宋改新.污泥中开放的圣洁花――杜十娘、莘瑶琴和茶花女的比较[J].阴山学刊,1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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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术语之一,它一般在两种意义上被人们使用。一是广义现实主义,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最初源于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理论,即古希腊人那种“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的朴素的观念,作品的逼真性或与对象的酷似程度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二是狭义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特指发生在十九世纪起源于法国的现实主义运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论现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与创作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的当代文学是“五四运动”之后产生的,又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类,现实主义文学主要以反映真实生活为准,有很强的客观性与现实性。我国主要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就是鲁迅,他以深刻的笔触和冷静的态度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的客观评价。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逐渐被西方文学所影响,形成了现代主义、后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派。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
以鲁迅、老舍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派,凸显了对现实的深刻反映,作品里大多数带着对社会的绝望和颓废,充满了悲观主义和批判色彩。每个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缩影和背景。本文就中国现代文学做了简单的阐述和分析。
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派,以鲁迅和老舍为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里都是对这个社会现实的反应,表现出了对当时社会的迷茫。鲁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愚昧的国人。”一句简单的话,力透纸背,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衰败和鲁迅先生本人的批判和严厉。而现实主义就是者都是以审视和严厉的眼光来看社会。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大批作者的作品中都描述了“”生活的场景,他们虽然没有参与“”,但是多多少少受了影响。或多或少都透以批判和讽刺为主,或者是现实主义文学,大多数是对那个时代的真实反映。在作品中,作露出了对现实的迷茫。
九十年代以后现实主义以王朔为代表,渐渐地将世俗化欲望全部扩张。可以说不管哪个时代的文学,都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开始解放,文学渐渐演变成了以商业化和世俗化为主的倾向,不再是高雅难懂的“阳春白雪”,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也可以说是现代经济的发展,改变文化的意识形态。
现实主义文学最注重的一点就是写实,它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严肃和现实的态度。不像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以风花雪月为主,以讴歌美好为主,并且忽略现实。而现实主义则与它恰好相反,现实主义文学排斥虚无缥缈的神话和幻想,多以时代为背景,或批判腐朽的社会,或是为贫困人民和弱势人群发声,从各个角度反映世界的真相。通过表现人与社会的矛盾来反映社会,而且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对社会的真相观察得越仔细,就越能获得所谓的真理。
同时现实主义又很注重历史的高度,认为文学除了反映社会的现实性,还要反映历史的总体性,认为文学描写的广度很重要。如果是讴歌美好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而批判现实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近现代作家茅盾先生的作品里,对现实主义作品进行了转化与改革,大大提升了现实主义作品的表现力。
浪漫主义是试图将一切美好化、理想化,而现实主义的职责则是敲醒人们、警醒社会。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文学的大量引进,对我国的现实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的美学基础也被大多数艺术创作者所熟知和接受。很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写作手法和风格,少了些对现实社会的绝望,以及宿命论和悲观论,多了些对人性的思考。大多数作品都摆脱了黑暗、颓废的写作风格,而且带有了一定的人道主义。如莫言先生的作品,不但有那个时代的缩影,更多的是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从其《蛙》一文中就不难看出有西方魔幻主义文学的启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把眼光放到了当代农村的生活中。里面有对现代封建教育方式的批判,虽然是现实主义作品,但莫先生在里面把人写成妖魔,下笔却极其的残酷和现实,把现实主义文学和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结合在一切,最成功的莫过于莫先生《蛙》。可以说,作家的作品要受了时代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现实主义文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批判性,不管是诗歌也好,散文也罢,都透着对社会和人性的剖析和分解。在五四时期之后,现实主义文学关注的人群大部分属于社会最底层或是市井小民,因为弱势人群在一定程度上能真实的反映社会真相。为什么不去关注地主富农?因为地主富农不能反映当时那个真实的环境。借对一个乡下挑夫的描写,反映所有乡下挑夫、农民的生活状态,直接批判社会的腐朽落后。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提到对孔乙己的描写,借一个孔乙己的悲惨命运反映了中国千千万万个落榜书生的命运,和对封建科举制度的大力讽刺。
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也使人们的思想逐渐进步。加之西方美学和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了新的格局。创造者少了些激进和愤慨,多了些人道主义思想。90年代后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的文学出现了商业化格局,以大众口味和思想为主要创作目的,而且出现了一大批社会性、商业性都很强的作家。另一方面,社会格局的转变和思想的进步,也是现实主义作家创作路线改变的主要原因。而且由于社会的变化,由于“金钱、财富、经济”的观念的强化,文学作品也面临“市场化”的趋势,其作品的核心和内容,都很大程度上的反映了对现代化的热切渴望。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出现了多元化的繁荣景象。
文学创作的核心是要以人为本。现实主义文学也应当发挥正确的价值导向,而不是一味的批判和反对,更应该指引人们用正确、现实的阳光来看这个社会,并且严肃的思考社会和人性,引领一代青年的思想不断前进,在反映客观现实的同时,又要激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才是文学的本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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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批判研究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研究范式。这种研究把以往多视为客观记录的历史文字看成是融入了史家的有意识书写,注重探求历史文献的构造、性格和执笔意图。史料批判研究的兴起除得益于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外,后现代史学的 文本 观念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史料批判和运用第一手档案原则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历史资料就是可以据以为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的东西。一般将史料区分为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前者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历史根据的史料,后者是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近代以来伴随着历史学所出现了诸如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学科,并且日渐发展成熟完善,同时,各国大量的解密档案开始大规模的曝光和开放,这就为历史学研究的突破创造了大量的的资源,使得兰克的实证主义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再一次发挥它的作用,更加接近于客观历史事实。
近年来,全球化和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舆论进一步开放,民主政治发展进一步深入,世界很多国家都进行了大量的档案解密工作,使得在特定时期无法对外开放的原始档案曝光,包括这种已刊或未刊的政府或议会的公报、会议记录、法令和条约以及当事人的信件、日记、回忆录等等。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翻译让这些原始档案、第一手资料公之于世界人民。当然,这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为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充沛可靠的资料来源,使得兰克的实证主义思想再一次得到广泛利用和传承。
兰克作为西方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传统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实证主义史学自产生以来,不仅以其对政治军事史传统的大胆反叛、对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及历史的积极倡导和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构成历史发展的多种因素的分析中探讨历史发展规津的主张,更新了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历史学,而且启迪了20世纪历史学家对心理史、人民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环境史、气候史、人口史、计量史等新的领域的开拓与发展,在当今所有新的历史学派身上都留下了其思想方法的痕迹。
兰克的史学思想深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尼布尔的影响。尼布尔在柏林大学讲授罗马史,素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标榜,主张务必依靠原始资料,不论问题如何细微,考证必须精详。尼布尔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对兰克无疑有巨大影响。兰克后来说到,尼布尔的著作使他相信,在近代世界中历史学家是可以有地位的。兰克在晚年口授的一篇珍贵的短文里,再次回顾了他之所以由古典文学转向历史学的思想过程:“经过比较,我发现真实的历史比虚构的小说要有趣味得多,要美得多。于是,我摒弃了小说,决心在我的著作里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而坚持写事实”。这样,到1824年,兰克写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
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兰克直截了当地写道:“历史学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奢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如实直书而已”。虽然这部书内容琐碎,结构模糊,充满神学色彩,但其中也有独到之处:第一是关于欧洲统一性的问题;第二是对史料的透彻批判;第三是发表了“事情是怎样就怎样叙述”的著名声明。关于他对史料的批判态度,集中表现在该书后面的附录《近代史学家批判》。这个附录比正式著作更著名,西方史学界很多人认为近代史学批判的开端在1824年,就是从这两篇附录算起的。
在这里,兰克第一次把尼布尔的原则应用到近代史方面,据此对一系列史家重新进行评价,旨在说明,只有依靠可信的原始资料,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从而成为合格的历史学家。在兰克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将事实是如何发生的说清楚,所以他的笔下总是很克制,极少轻加断语,议论是非。自认为得兰克史学真谛的当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迈纳克确切地指出兰克史学的精义:史料批判与直觉理解的结合。迈纳克在1936年1月23日兰克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的演说词中说,兰克史学所要求的并不仅仅是叙述真正发生过的事件,而且要把事物提升到更高尚和更美好的世界,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和具有本质性的世界。因为他能以更为深远更为清晰的洞悉力去看到这一点,在每个场合,批判和直觉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发挥着作用。史料批判方法,在17世纪时已被杰出的博学家开始使用,到了19世纪,经过尼布尔特别是兰克之手,史料批判就成为精密的科学方法。
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为范例。在这一方面,虽然兰克并不赞同孔德的历史规律而更看重对历史现象做出特定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但是兰克显然是受到了孔德“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在孔德之前,西方思想界中便有人主张将自然法则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孔多塞、杜尔阁、圣西门等人,都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圣西门认为,社会进步的规律在历史上如同自然规律在物理学上一样,具有同样的地位。政治现象也像其它现象一样,可以根据法则加以分类。思想家的真正目标应当是把实证科学方法应用到社会研究上面。用这种手段解释并改造社会。孔德曾经做过圣西门的秘书,圣西门关于人类进步法则和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在1830―1842年陆续发表的《实证主义教程》中,孔德提出了“社会物理学”这一重要概念,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及其研究方法。孔德认为,实证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把社会现象从神学和形而上学强加在它身上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并且把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法则引进社会研究。他认为,社会研究的原始资料是历史知识,获得历史知识的唯一途径是“观察”,就是从大量的历史记录中发现历史事实,然后通过实证的方法,对观察得到的事实进行科学的研究,以便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在19世纪,“实证的”和“科学的”往往都用作同义词,因此“实证主义的历史学”也可视为“科学的历史学”。西方许多世界史专家都认为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学到19世纪才完成,至于严谨的批判方法,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博学派史学中已开始使用并不断提高,直到尼布尔,特别是兰克手里才在历史研究中取得决定性地位。
通过以上对兰克史料批判的实证主义理论的分析,作为历史的研究者,面对我们所要研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只运用第二手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很多疏于考证的资料往往漏洞百出,如果不进一步搜集更为真实的第一手档案,那么研究出来的成果只会是错上加错的恶性循环,这会给史学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此,我认为我的导师宋永成老师在这一方面做的很好,他在做学问和平常指导我们论文写作方面特别强调运用第一手资料的原则,告诫我们不要让先前的传统舆论蒙蔽视野、混淆视听,不能形成先入为主的惯常思维。面对研究对象,要善于搜集原始档案;面对档案,要敢于求证,力争写出最真实的历史。那么,在这里,我将以一段原始档案为依据,来说明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史料批判和运用第一手档案的重要性。
兰克的实证主义深深影响了19世纪的历史思维,在近代西方史学界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声名远播的“兰克学派”。而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和书写者,兰克的这种思想在现代仍然长盛不衰,继续为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因为我们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料作为其理论阐述工具,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我们要力求遵循实证主义理论大师兰克的史学研究方法――运用客观主义原则秉笔直书,运用史料批判用最接近事实的原始档案叙述历史。正如兰克所说:“先生们,请不要鼓掌,说话的不是我,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来说话。”
史料批判和运用第一手档案原则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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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艺术是在一个清醒、澄明、深远的大视境下观照人生,使人们认识到:既然荒诞与人生同在,尴尬便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模式,平和通达就该是现代人必具的气度。于是,它以一种冷静平和的叙事方式,不明白点示讽喻对象,不明确表示是非态度,而只将丰富多义的反讽意蕴深含在叙事结构之中,使小说世界深沉浑厚,几近人类生存的本真世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追逐者》中反讽艺术及其道德批判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作为一篇反讽艺术的佳作,约翰·科里尔的短篇小说《追逐者》讲述了一名青年人为了获取爱人的芳心,向研制爱情药水的老人购买所谓充满魔力药水的故事。本文拟以文本为基础,试图从反讽艺术批评手法探析《追逐者》中的文字游戏,并借此探求该文章对道德批判,以给予另样的诠释角度。
关健词:约翰·科里尔 追逐者 反讽艺术 道德批判
约翰?科里尔于1901年出生英国,后移居美国,作为一名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他成功地在短篇小说及戏剧领域成为多产型作家。多数作品于1930年至1950年期间刊登于《纽约客》上,于1951年收集于《幻想与晚安》(Fancies and Goodnights),并一举获得国际玄想奖(International Fantasy Award),颇受赞许。
《追逐者》(The Chaser)是约翰?科里尔于1940年刊登于《纽约客》的一篇玄想小说。小说的内容主要讲的是一名名叫Alan Austin的年轻人为了想得到心意女孩的爱,向兜售各式药水(如爱情灵药love potion,生命清洁器life cleaner)的老头购买一种“功效非凡”的爱情灵药(love potion)----一种无色无味,能让对方对你产生一种极度的依恋和热爱,并视你为生命的唯一乐趣。故事全文主要以年轻人Alan与老人间的对话为支撑,并以年轻人欢快的买走爱情灵药,伴随着老年意味深长的一声“au revoir”(再见)结束。
“反讽”(irony)一词,最早可上溯至古希腊喜剧。它是一个佯装无知、擅长运用听似傻话实则包含真理的语言击败自视高明的对手的角色典型。在16世纪以前,反讽在西方文论中还只是一种次要的修辞格,它的基本特征是字面意义与深层意义不一致,即言在此而意在彼。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复活了沉寂、湮没已久的反讽概念。其概念有了拓展性的发展,它不再是一种局部性的修辞手法,而成为一种文学创作原则,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反讽。
20世纪中叶的新批评文论又赋予了反讽更为深刻的现代意义。瑞恰慈认为,“反讽性观照” 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布鲁克斯则认为,反讽这个名词是“表示诗歌内不协调品质的最一般化的术语”。也就是说新批评不仅将反讽视为一种诗歌创作和批评原则,而且将其视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态度,故此国内学者黄擎在其文章《论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指出“反讽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包含了对立的两项,并通过这悖逆冲突的两项昭示了一种人生态度和哲学思考”
反讽的可以分为多类反讽,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讲反讽与叙事艺术相结合,而出现了叙述反讽这样一种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叙述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或彰显或潜隐对立的两项,如戏拟性文本与母本(被戏拟的文本)之间的对比、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话语与误置语境的不符、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反讽效果,并从中深刻地揭示出与所陈述的字面义相反的真实意旨。叙述反讽的艺术通常通过一些细节反讽,如戏虐反讽、语调反讽、话语反讽、视点反讽等达到一种相悖却深刻的艺术效果。
约翰?科里尔的这篇短篇小说可谓是通过一种对获取爱情的幻想手法将一种病态的爱情演绎成貌似轻松的故事,然后通过反讽的手法,将其置于道德的舞台上给予淋漓尽致的批评。然而他成功的将这一艺术手法表现得机智深邃、严肃冷峻,使其含于内,浅露于外。
1.言语反讽
言语反讽是《追逐者》中使用最为频繁的反讽技巧。一般来说,当说话人(叙述者)所说的话与其表达的意图和本意不同或相反,即用正面的话表达反面的意图,或用反面的话表达正面意义时,就产生了言语反讽,言语反讽也被称为反语。通常作者(叙述者)利用反语来传递嘲弄、批判、否定或幽默、亲呢和认同等不同的情感意味。言语反讽效果的产生与作者或小说叙述者采用的叙事语气密切相关。
《追逐者》中的反讽及由此而生的效果,主要是通过兜售药物的老人和青年人的对话来实现的。其实作为文章的两个主角,老人代表的是一种体验世界,他的经历经过时间的沉淀,他说的话更令人发人深省。与此同时,那个从文章开头出现的那个怯懦,无知的青年更像来自理想世界,他渴望被爱,却采取了一种令人无法理解―买药水的方式去获取别人的爱。在老人用大量的描述来向青年人展示他的爱情灵药,提及它的药效时,老人解释为“……她会性情大变,只有你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她只希望成为你的全部……她渴望知道你的一切,包括你在想什么,你为什么突然间大笑,为什么看似悲伤……”看似在无尽的吹嘘自己的药剂有多灵验,其实是老人对年轻人的一种警示,在药效的背后质问的青年人这种被监视被束缚的感情是否是你所内心渴望的人。然而这位年轻人却无法理解老人这般反讽的话语,反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奋“这才是爱啊!!”。当询问这种药剂的价格时,老人轻描淡写的说了句“只需要1美元。”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啊,所谓问世间情为何物,难道真是是1美元就能换得的么?也正是这个1美元的价格反衬出这种通过旁门左道所获得到的爱情的不值,一直用药物换取的束缚般的感情在老人看来,或者说在作者看来也仅仅这么廉价。
文章没有以任何浪漫或悲剧式结尾结束,反而是一句”au revoir”(再见)来草草收尾,但是从文章其余几处暗示可以看书这次的再见其实在老人眼中也是再次的相逢。因为他已经预言到年轻人还会来购买他的镇店之宝“生命清洁器”,因此强烈的言语讽刺应运而生。
2.视点反讽
通过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进行叙述,与人们所熟悉的惯常视角形成对照, 产生反讽意义,这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视点反讽。《追逐者》小说中择取的主人公是一名涉世未深,有点胆怯的年轻人与一位精明圆滑的的药物销售老人。而小说的主题确是爱情。从古至今,有多少流芳万世的文学及文艺作品是对爱情主题的歌颂,然后作者却将这一主题基于两个男性间,并将爱情视为可以买卖的一物,试问这不是对这类爱情的讽刺,又会是什么呢?
反讽之下蕴含了深刻的道德批判。《追逐者》对社会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情感伦理的批判上。20世纪中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贫富分化悬殊,相伴而来的是人的信仰与社会道德的危机,人们心中的道德天平开始倾斜,屈从于物欲的冲动。美国是个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时代,金钱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甚至成为衡量情感领域的尺度。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和挤压下,功利主义时代人们道德心态的失衡和失去信仰后的孤独,这种心态弥漫在情感这一社会的核心成分之中。也正是隐喻了这样一个社会现象,作者才刻画出一个能卖爱情药剂的老人。之所以有需求,才能让精明的老人不断的研发诸如爱情药水、生命清洁剂这般可笑的产品。情感的体验在这个社会变的一文不值,如同物件般可以买卖。与此同时,作者通过对年轻人Alan的描写更是深层次的揭示那个时代人们思想的匮乏及对情感追求的可笑体现。
作为一篇短篇小说,《追逐者》在其描述手法等方面向读者提供了更为发人深省的沉思,而正是这种巧妙的写作手法,才赋予了该小说更为深刻的艺术效果。强烈的反讽效果不仅将小说人物刻画的淋漓尽致,更是对读者理解的一次体验与挑战。文学的意义也正是如此,从不同的体验世界了经历不同的感悟。滑稽也好、可鄙也好、不可思议也罢。反讽就是在不确定的场地上为了拯救人类的灵魂,而进行未知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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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鉴定是司法程序中有关技术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运用医学、生物学、人类学及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与人身有关的活体、尸体及生物物证等的检验鉴定工作,从而取得死亡原因、伤害程度、凶器种类、血型分析、事实确认等结论性意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症候精神之文本病理学概论—阿·尔都塞“症候说”的批判式解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阅读与参考!
症候精神之文本病理学概论—阿·尔都塞“症候说”的批判式解析全文如下:
关于阅读阿尔都塞的人来说,“症候式阅读”或许是他令人难以了解的概念。之所以难以了解,并非是其在界定上不够严谨或明晰,事实上,阿尔都塞对“症候式阅读”的阐明还算细致。但问题在于,“症候式阅读”不是一个地道的理论概念,它是一种办法,也就是说,是一种有待于我们去应用的办法,而在应用上,我们遇到了宏大艰难。或者整个问题能够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阅读才称得上是“症候式阅读”?
“通常医生不是简单地经过一个症候或病症来对病人的详细病情下判别,而是经过一种症候群的方式才干得出病人可能的病症是什么。弗洛伊德很自然地将“症候”的概念沿用到肉体剖析中,他在《肉体剖析引论》中,特地讨论了“症候”的意义。弗洛伊德指出他的肉体剖析就是以“症候”为起点的:“我供认我本人向来很注重关于神经病症候的解释,由于这些症候视为占领病人心内的‘无认识观念’的表示。”
① 熟习弗洛伊德肉体剖析的人不难了解,无认识———作为弗洛伊德的中心概念,遭到了认识的压制,只要在认识的控制松动的时分,无认识才干以“症候”的方式显现出来。在弗洛伊德那里,最典型的症候就是人的梦境,他喜欢从梦所展示出来的看似无意义的东西动身,剖析出对象的肉体状态。那么,与医学上的症候一样,弗洛伊德的“症候”依然是其临床诊断的一个入口,即经过症候的表象,我们了解被剖析对象的实践的肉体情况。问题在于,阿尔都塞这里所运用的“症候”终究与肉体剖析能否有关联。关于晚期的阿尔都塞,其中的关联是显著的。他对法国肉体剖析宗师拉康的讲座十分关怀,以至不惜派出他本人的两个弟子(巴迪欧和让-雅克·米勒,后者成为了拉康的女婿)去倾听拉康的讲座,阿尔都塞本人也不甘寂寞,在那篇著名的《认识形态与认识形态国度机器》的论文中,他就公开运用了拉康的理论和重要概念,如询唤(interpeller)。
此外,他晚期也曾撰写过一本《肉体剖析论文集:弗洛伊德与拉康》(écrits sur la psychanalyse:Freud etLacan)的作品。但是,我们能否也能够断定,阿尔都塞在写作提出“症候式阅读”的《读〈资本论〉》的时期曾经遭到了拉康肉体剖析的影响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我们只能从阿尔都塞本人的文本之中来寻觅答案,也只要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我们才干了解他是如何将“症候”与“阅读”接驳起来的。当然,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是针对一种传统式的阅读而提出的,他称之为“栅栏式阅读”。这种阅读是一种显性的阅读,也是我们平常人所坚持的阅读方式。这种阅读方式置信,我们能够从文本中读出某种分歧性的理论或思想脉络来,而这种思想脉络就成为了阿尔都塞所谓的“栅栏”,我们之后只需带着这个“栅栏”,便能够在文本中畅行无阻。这种阅读方式,树立在两个根本假定上。
(1)文本是分歧性的,即文本一切的门槛或障碍,都能够用一把钥匙,一个“栅栏”全部处理。而作者正是在这个大写的一之下完成了对文本的创作。这样,关于文本而言,一切的文字或言辞都是指向这个大写的一的,但凡与这个大写的一不相契合的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次要局部,关于阅读而言,能够疏忽不计。因而,阅读的中心在于,去抓住位于文本之中那个大写的一的轴线,并让这个轴线彻底贯串全部文本。
(2)文本不只是分歧性的,那个大写的一,即作为阿尔都塞所谓的“栅栏”,是直接向我们显显露来的。我们能够在作者直接的表达中看到或者读到用以贯串全文的一,并且我们也深信,作者在创作的时分,也有认识地将这个一显显露来,并便于读者去抓住他文章中的主要脉络。在这两个假定背后,隐含着一个更深入的假定:即作者在书写文本的时分认识是明白的,具有有认识地发明一个明晰可读的文本的才能。同时,作者也有才能将本人的思想中心明白无误地流露出来,并且作为直接的文本根据,来停止逻辑的演绎和推理,最终在大写的一的线索之下,毫无艰难地走向结论。因而,文本的阅读被复原成了一种逻辑思想的坦途,而文本所设下的米诺斯的迷宫(古希腊神话中米诺斯王用以困住牛头怪米诺陶的迷宫)在大写的一的光芒下完整失去了神秘感,人们只需求从迷宫的入口进入,然后能够毫无难度从迷宫里出来,虽然蜿蜒迂回,但是逻辑的光辉足以让我们顺利抵达终点。但是问题真是这样吗? 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诸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者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这样一些以手稿、札记呈现的文本时,还会是这样吗?
再阐明确一点,关于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所面对的马克思公开出版的《资本论》,我们可以简单地在一个明白无误的逻辑下畅行无阻吗?当马克思用亚当·斯密的言辞来言说《资本论》的时分,我们能否应该用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漫游呢?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阿尔都塞显然都能否定的,亦即阿尔都塞并不太信任那种直接被表白出来的东西,遭到肉体剖析学派影响的他,总会置信,在作者有认识的文字下面会蕴藏的某种不曾开掘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不能简单地经过对文本外表的显性的触摸来到达,我们需求应用一种更深层的办法来发掘出那些看似平滑划一的文字外表之下的东西,这才是阿尔都塞提出症候式阅读的真正动因。作为对文本停止深度发掘的阅读办法——症候式阅读,我们或答应以用阿尔都塞的这段话作为基点来了解:人们发现,在许多本书中包含的人的历史,并不是一本书中所写下的文字,而历史的真实也不可能从它公开的话语中阅读出来,由于历史的文本并不是一种声音( 逻各斯) 所言说的文本,而是在诸构造的构造的影响下所构成的听不到的无法区分的记号。①在这段话中,阿尔都塞至少有两个意义是明白的。首先,真正的阅读不是对外表的公开的文字的阅读,而是一种深层的阅读,一种对不曾直接显显露来的东西的阅读。用阿尔都塞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又没有看到的东西。
这种东西是我们的忽略,亦即我们对之视而不见。其次,之所以会呈现这种忽略,缘由在于“看是看的构造条件的行为,就是总问题范畴所内在的对它的对象和问题的深思关系”② 。说得浅显些,阿尔都塞指出,之所以没有看到,是由于我们没有适宜地看的安装,而这个安装就是阿尔都塞的“总问题”(problématique)—在这段话中,阿尔都塞将“总问题”表述为“诸构造的构造”。我们只要在“总问题”或者“诸构造的构造”这个看的安装下,才干看到“总问题”所能让我们看到的一切。因而,关于传统的阅读而言,我们只能抵达问题的显在层面,即被“总问题”所中介之后折射出来的形象,但更为基本的问题是,我们更需求理解,那个“总问题”终究是什么。即我们所需求看的不只仅是意义或者形象,而更需求看的是我们佩戴的那个用以看的视觉安装,也包括试图去被这个视觉安装所过滤或遗漏掉的东西。但问题到此还没有完,阿尔都塞简直是无认识地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并未完整在《读〈资本论〉》这一文本中展开的问题——或者能够说,这是一个阿尔都塞本人视而不见的忽略。当阿尔都塞说“历史的文本并不是一种声音(逻各斯)所言说的文本”时,似乎指出,文本自身可能不止是一种逻辑的结果。然后面的那句“而是在诸构造的构造的影响下所构成的听不到的无法区分的记号”我们能够将之解读
为,文本是在诸多构造的影响下构成的一种结果,虽然阿尔都塞坚持以为,这些诸多构造也具有一个总的构造。文本能否是在某种大写的一之下完成的呢?这个不取决于文本自身,而取决于作者的肉体状态。那么问题能够转化成这样,书写文本的作者的认识能否在认识上是分歧的呢?关于人的肉体与认识的分歧性问题,肉体剖析给出了完整否认的答案,我们的认识的分歧性仅仅只是显露冰山的一点表象,在这个冰山下面,还躲藏着更大的冰山,即无认识。关于肉体剖析的症候而言,无认识的表征必然会突破认识的外在统一性,并且以症候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作为“本能”的力比多总是试图冲破认识的压制。那么,肉体剖析彻底推翻了心理学行进的方向,原来我们以为的正常的认识和肉体状态不过是一种结果,是认识对无认识的压制的结果。而无认识的“本能”表现为一种激动和紊乱,这势必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作为正常人都是偶尔的,而一旦力比多冲破认识的约束和压制,就表现为神经症的症候,这样,我们都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在某一特定时分,我们表现为某种症候状态,一种不能在认识下停止了解的状态。
假设每一个人都可能呈现症候,那么我们能否能够以为,文本的作者在撰写文本的时分,也会呈现某种症候?关于文本的作者而言,我们无法判定他能否完整是在一个统一的逻辑状态下完成的写作,假如这种统一的逻辑无法压制住其他的无认识的力比多,必然会呈现出一种症候状态,并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表现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以为,文本的外表就不可能是划一而宁静的水面,在这个水面,时不时会泛出波涛。
无认识的成分总是在这种宁静的认识的统一性上划出裂痕,文本裂痕的呈现,在基本上突破了文本逻辑同一性的神话,那个大写的一,那个作为文本背后崇高的认识形态的对象,曾经被裂痕所突破。在传统的阅读方式中,大写的一的逻辑自然也会遇到裂痕存在的影响,但是在这种阅读方式下,不分歧的文本和裂痕完整作为一种剩余物被大写的一的逻辑所排挤。因而,文本的裂痕和抵触被掩盖在大写的一的逻辑之下,它遭到了阉割,成为普遍性逻辑的牺牲。那么大写的一是被主体所复原的,用巴迪欧的话说,“这个一本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一种操作的结果,换句话说,基本不存在一,只要被计数为一。”
①这样,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变成了巴迪欧意义上的纯多(des multi-ples),而我们曾经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纯多看成是大写的一(UN)。而齐泽克也指出,“某一能指——即拉康所谓的大写的一(UN)—‘缝合’了整个范畴,并经过表现它,完成了其统一性。”
②实践上,巴迪欧和齐泽克的批判不只仅指向了传统的阅读,也指向了阿尔都塞自身,即阿尔都塞与传统式阅读的区别仅仅在于,阿尔都塞的大写的一是隐含的,而传统阅读的大写的一是显现的。阿尔都塞仅仅在于要看到传统阅读所不能看到的东西,即那个躲藏用来看的安装,殊不知,这种看的安装自身就决议了哪些东西可见,哪些东西不可见。而不可见之物的基本缘由在于我们基本不具备看那些东西的才能。但是这些被大写的一所排挤掉的东西(在阅读中表现为与大写的一的逻辑不分歧的文本)存在着,并作为一种剩余物(surplus)存在着,它是作为真(réel)或者无认识的力比多而存在着,在文本中,它表现为对大写的一的逻辑的撕裂。
于是,真的症候呈现了,这种症候并非是阿尔都塞那种简单的诸构造的构造意义上的症候,更重要的是,这种症候是作为文本自身的真之存在的症候。也就是说,作者的无认识浇筑了作为剩余物的文本,而剩余物的文本撕裂了大写的一的整体逻辑,让那个看似平滑划一的外表呈现了裂痕,真的深渊一下子在这个裂痕中涌现出来。那么,这种能够用来撕裂文本同一性的文本就表现为真的症候,这种症候对应于文本书写者的真之症候,即在书写状态下,作者无认识在字里行间的流露,并在某一霎时,打破了认识的压制,以文本的方式展示出来。故而,任何既定的文本都不是那种平滑划一的文本,任何由人所完成的文本必然是症候式的文本,由于在他们所写就的文本中,自身就有无认识的涌动,在这种涌动下,必然会扯裂文本中大写的一的逻辑。
这样,文本表现为一种挤压、冲撞、撕裂的状态,我们在文本中看到的不再是一望无边的平原,我们看到了地壳运动所挤压构成的山脉,看到了地壳别离运动的沟壑。整篇文本展示了一种复杂的地貌学构造,而症候式阅读所运作的中央并不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平地,而是那种凸凹不平的文字,在这些作为症候的文字中,我们才真正打破了被构建起来的大写的一的幻象的循环,向真敞开了大门,也只要在直接面对作为症候的文本中,我们才干面对那些“听不到和无法辨识的记号”。
我们能够这样来了解这个公式,即对象小a是主体愿望的成因,驱动了主体的运动,但是这个对象小a又是主体的绝对的残缺,而对象小a的残缺使得主体那个大写的一的幻想处在匮乏之中,而对大写的一的追求,势必让主体不停歇地去追求对象小a,但这个运动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样,我们便能够了解作为主体的文本作者的窘境了,在书写的时分,那个将要成为统一性的文本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大写的一,即这个大写的一是一个在认识形态之下的幻象。但是,残缺的主体S|不得不面对的理想是,它与这个绝对的大写的一一直存在着一个间隔,一个残缺,这是横亘在主体与作为大写的一的幻象的文本之间的绝对的裂痕,这个裂痕自身构成了让主体一直处于焦虑状态的对象小a。文本作者的两难能够概括为如下两点。
(1)主体必需完成了那个一,那个统一性的文本就是让其成为写作主体的绝对性的目的。为了到达那个绝对的大写的一,他必需竭尽全力,扫除任何可能对大写的一形成障碍的一切缺憾,这样,在主体与大写的一之间的绝对间隔(对象小a)的弥合成为主体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2)更深入的窘境在于,那个对象小a从基本上就是不可取得的,就好像吊在布尔丹之驴面前那根胡萝卜,驴总是能看见它,但总是咬不到它,而正是这根胡萝卜让驴不停地行进。在文本的创作中,作为主体的作者必需尽可能地弥合一切的文本裂痕,以保证文本的整全性。但是,主体在写作中一直面对的是不停地拆东墙补西墙的过程,文本的裂痕从未真正消弭过。在这样悖论性的运动过程之后,比布尔丹的驴稍稍聪明一点点的主体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整个游戏还能够有另外一种玩法,他们不需求真正弥合裂痕,他们所需求做的仅仅只是用一块遮羞布抓住他们需求掩盖的局部。
用齐泽克的一则笑话来说,人们都以为主体是在用遮羞布遮住本人的阳具,但实践上主体需求遮羞布遮住的恰恰是主体基本没有阳具。这个逻辑同样能够应用到文本的症候式阅读上。作为主体,作者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他们所需求遮掩的局部给遮掩起来,这样,让读者至少不能马上看出问题所在。那么终究什么是作为主体的作者的遮羞布呢?我们还是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来答复这一问题。阿尔都塞在谈到古典经济学时,曾经举过这么一个例子:最初的问题,用古典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是劳动的价值?古典经济学消费这一答复的那一段文字,就其严厉的、完整站得住脚的内容来说,能够表述为“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消费劳动所必需的生活材料的价值”。在这一答复中有两个空白,两个空缺。马克思指出了古典经济学的答复中的这两个空白,但是马克思由此向
我们指出的只是古典著作自身在缄默时曾经表述出来的,而在表述中没有说出的东西。因而不是马克思通知我们古典著作没有说出的东西,不是马克思从外部干预,给古典著作附上一种言语,使得古典著作的缄默得到提醒,相反,古典著作自身通知了我们它所缄默的东西:它的缄默就是它特有的话
①阿尔都塞明白阐释到,在马克思《资本论》所引述的古典经济学中,存在两个空缺,这两个空缺就是症候式文本。这种症候式文本之所以产生,缘由正是在于主体在表达上的不逮性,而这种不逮性又源自意味界的伪完好性,而这种伪完好性又维持了大写的一的幻象性存在。简单来说,即作者以为其文字自身能够完整地表达出他想要表达出的意义。但是,阿尔都塞在这里指出的问题是,“劳动”这个概念在这样的表达中会呈现严重的逻辑破绽,假如我们把这个表达复原为“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消费劳动所必需的生活材料的价值”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什么在维持劳动?”“什么是劳动的再消费”。在阿尔都塞看来,“劳动”是无法再消费的,那么,将后面的问题改成“劳动者”即“劳动者的再消费”,问题处理了吗?阿尔都塞依然质疑道:“这个答复就变成了‘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消费劳动者的价值’。但是,由于劳动者并不等于劳动,所以句子末尾的术语‘劳动者’和句子开头的‘劳动’就相互矛盾。”
②这个为难的境地等于是说,在现有的语汇之下,基本无法弥合存在于文本和逻辑之间的宏大裂痕,现有的能指曾经无力承当这个任务,这样,我们就需求新的能指来填补这个空缺。这也是阿尔都塞最观赏马克思的中央,在这个中央,马克思没有成为布尔丹的驴,而是发明了一个新的能指——“劳动力”,一个之前基本不存在的语汇,一个在之前没有任何意义,所指为空的能指。于是“劳动力”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即“劳动力”这一概念的呈现,基本不是从逻辑上对之前的古典经济学问题的处理,而是一块规范的遮羞布,将裂痕挡住,让阅读的读者直接从“劳动力”这块遮羞布上顺利经过。但是阿尔都塞在这一点基本误解了马克思,阿尔都塞以为“马克思可以看到古典经济学视而不见的东西的机制,也就是使马克思看到古典经济学所没有看到的东西的机制”
③。关于阿尔都塞来说,那个所谓的“劳动力”预先就存在着,在那里,马克思只是从古典经济学的空中上将其发掘出来,让其成为一个科学的概念。但是在拉康的肉体剖析式的症候式阅读中,马克思的“劳动力”基本就是一个之前不存在的概念,它的呈现,或者说马克思对这个概念的消费,完整是出于对文本的裂痕的缝合,这地道是马克思本人的发明,其发明的基底是对象小a,而对象小a差遣作为主体的马克思去缝合残缺的主体与大写的一的幻象之间绝对的裂痕,“劳动力”是一种填充物,它的呈现不是为了真正处理逻辑层次上的断裂,而仅仅只是一种替代性的计划,或者说一种次好的快感与满足。
实践上,在缝合之后的意味层面,只是完整了在想象层面上的大写的一的幻象,在空泛的“劳动力”概念之下,下面依然是空空如也。那么,依照这个逻辑,症候式阅读踢中了剖析哲学和剖析马克思主义的最痛楚的中央。剖析哲学和剖析马克思主义都强调概念的绝对明晰性与语法句法上确实实性。正如剖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亨曾评述道:“我发现《读〈资本论〉》极端不明白。逻辑实证主义连同它关于明智活动准确性的坚决主张,在巴黎从未遭到欢送。阿尔都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不幸,在那里明晰性是一种严厉的传统。”④这样,关于剖析哲学和剖析马克思主义来说,概念必需以定义的方式呈现,而且必需在一定的语法和句法规则下进入到表达之中。也只要这样,文本的表达才具有意义。
但是,假如概念只是用来作为缝合意味界的裂痕的遮羞布的话,那么概念基本无法被定义,或者说,这样呈现的概念,基本不是一个能够剖析的概念。好像一个破布上的洞是什么外形,用来遮住这个洞的概念就是什么外形,而且,任何意味界上的裂痕的外形是绝对不规则的,任何人类言语中的有形表达都无法完整遮住这个破洞。假如剖析哲学和剖析马克思主义要独断专行的话,只要一个结果,那就是被主体所遮掩住的对象小a的匮乏,又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由于任何严厉的语词上对概念的界定必然是有限的,而这类概念呈现的缘由正是无法用现有的有限的词汇来概括这种共同性的情况,才不得已而为之,用一个历来不存在的才能防止人类言语力所不及的困境。而剖析哲学对概念的请求都是在现有的语词之下对概念停止重新说明,这样将人类言语的有限性与裂痕的不规则性、漂浮性、共同性、难以驾驭性(用巴迪欧的话说,这就是绝对的无限)的矛盾再一次显显露来。
马克思曾经战战兢兢用“劳动力”遮住伤疤的中央,又被剖析马克思主义堂而皇之地揭显露来,柯亨就在他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一个辩护》中细致地“剖析”了“劳动力”的概念。这样,关于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家来说,用概念缝合意味裂痕的做法成为了一种常态。越来越多的人们创造出新的概念,新的能指来遮盖掩饰不住的洞。葛兰西创造了霸权(hegemony),阿多诺和本雅明创造了星丛(constellation),尼采创造了谱系学(genealogy),福柯创造了学问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阿尔都塞创造了症候式阅读,而拉康创造了对象小a。一切这些概念都是不可界定的,它们都是充任着缝合的填充物呈现的,是主面子对大写的一的绝对不可能性而被迫采取的次好姿势。
三、作为不可能的将来
必需阐明的是,作为缝合的概念虽然遮盖了裂痕,让意味界依然看起来像是一个划一润滑的一,但是由于缝合的概念是一种次好选择,它依然是文本的症候。也就是说,新概念的呈现并没有真正处理文本之中的裂痕问题,作为主体的作者只是用难以了解的新概念敷衍了我们,而关于读者,这些概念成为了最大的难题。因而,对这一类概念的解读自身就是症候式阅读的范畴。这里包含了两个逻辑。
(1)作者应用新概念跳过去的中央,并不等于我们作为读者能够随便地跳过去。由于,作为缝合的概念是不可剖析的,也是难以了解的。正如我们曾经指明,现有的语汇基本无力阐释这种概念,任何对这种概念的阐释都是对这些概念的歪曲和异化。
(2)但是,面对这样的概念,我们依然不得不要做出本人的抉择。由于,假如我们不在阅读的过程中做出本人的了解的话,文本关于我们来说,就会变成天书,变成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通途。在这样的逻辑背后,引出了一个更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命题,什么是阅读?或者在本文中,更确切的含义是,什么是症候式阅读?阿尔都塞没有答复这个问题,他的症候式阅读仅仅停留在发掘出一个基本不存在的一之上。他给我们的许愿是,置信我吧,往深处挖,那里一定有一个一。但是真实的状况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如何发掘,那个一,关于我们来说,无异于望梅止渴。于是,我们能够肯定的是,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基本走错了方向,虽然他提出了症候式阅读,但是他本人只是玩了一个乾坤大挪移,症候式阅读是什么这个难题被他原封不动地踢给了我们。还是回到阿尔都塞本人的文本去看看吧!阿尔都塞说道:“认识,它的独一职能就是用特殊的手腕在对象中把对象所包含的两个局部即实质的东西和非实质的东西辨别开来。运用这些特殊手腕的目的是消弭非实质的理想。”① 阿尔都塞的意义很明白,那
种特殊的手腕就是症候式阅读,而症候式阅读能够把文本中实质的东西和非实质的东西辨别开来,最后消弭非实质的东西。在非实质的东西,或者用更精确的话来说,在认识形态的东西被消弭之后,就只剩下实质的东西,一种原本来本意义上的真。不客气地说,阿尔都塞还有一种实质主义的剩余,由于他置信,在非实质的下面还存在一个绝对的真,即他所谓的总问题的构造。那么套用《读〈资本论〉》的原始情境,所谓复原非实质下面的那个真,就是答复一个本真的马克思,一个没有遭到认识形态玷污的马克思。阿尔都塞在其中的企图也了如指掌了,这是一种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争得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位置之后,阿尔都塞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独一合法的先知。正如阿尔都塞的学生朗西埃不客气地批判道:“这种形势让阿尔都塞主义能够去引入一种新正统性,这种正统性用警示的符号取代了日丹诺夫的机关枪。”
①回想起来,诸多打着“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的口号不都是为了这种正统性而正名吗?当人们提出“回到……”的逻辑时,其实忘却了,基本不存在一个能够供他们往回返的动力,那个所谓的“回到.....”的逻辑全部是一种幻象。但是,我们又遭遇了窘境,即假如我们无法回到那个绝对的一,那么我们阅读是为了什么。用齐泽克的话说,一旦大写的一被杀死,我们本人也终结了,由于差遣我们行进的死亡驱力不存在了。假使如此,我们为什么要阅读,为什么要停止症候式阅读呢?在症候式阅读背后,难道不是在拆解我们人类站立的最后的希望吗?假如本来的一不存在,我们又如何生存?这样能否意味着我们只能像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宣布一切巩固的东西都云消雾散了,然后蜷缩在我们本人那不幸的躯壳里,瑟瑟发抖?答案并非如此。由于阿尔都塞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将那个大写的一指向了过去,一个本来在先的过去,而我们所需求做的是考古学的工作,从深埋的公开找到那个大写的一。因而,关于他们来说,症候式阅读的语法是“回到.......”,所谓的症候,只是考古学的碎片,好像在今天的考古学工作中,发掘出来的物质资料,不过是用来证明一个远古的一的存在,而我们的症候式阅读是一种历史的恢复,对本来的真采用拼贴与想象,复生出一种意味性的一来。
齐泽克曾带有戏谑性地指出:“当基督来临的时分,就绝对地杀死了那个崇高的大物。”②同样,我们也能够参照这个格式来说,当作为主体的作者让文本道成肉身之后,本来的一(作者创作时所树立起来的一的幻象)曾经被绞死在文本之中。齐泽克关于“回到……”的公式有一个很有趣的改造,即“从....回到.....,然后再返回来”,在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的例子中,齐泽克的公式能够表述为“从阿尔都塞回到马克思,然后再返回来”。关于齐泽克式的改造之后的公式我们能够这样来解读。
(1)首先,我们要置信,阿尔都塞创建症候式阅读法,是诚心诚意地要回到一个本真的马克思的。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没有一点虚妄,由于在他写作《读〈资本论〉》以及在巴黎高师与弟子们一同研读《资本论》的时分,他真的置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而这个马克思被认识形态的误读所遮盖了。因而,阿尔都塞的“回到..........”是一种基于阿尔都塞本人的想象性关系,而那个马克思成为驱动阿尔都塞完成《读〈资本论〉》写作的动力(反过来说,阿尔都塞关于那个真正的马克思存在着一种愿望关系)。
(2)但是症候式阅读法所提醒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真正马克思的存在,那个作为大写的一的马克思的形象只存在于阿尔都塞本人的脑海中。因而,一旦阿尔都塞用本人“特殊的方式”抵达作为大写的一的马克思的时分,道路疾速折回,回到了阿尔都塞自己那里,即阿尔都塞完成的是一次镜中自舞,那个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不过是阿尔都塞本人折返的工具而已。
那么,马克思的一就是阿尔都塞的一,在某种意义上,对大写的一的马克思的探寻,阿尔都塞完成的是本人的自我救赎,那么在《读〈资本论〉》中的症候,毋宁是阿尔都塞本人的症候的映射。这种映射关系最终指向的是阿尔都塞本人的道路,即他本人将来的何去何从。换句话说,大写的一的马克思不是一具棺材里的木乃伊,而是阿尔都塞本人的将来的希望,一篇启示录,一个永远不能来临的弥赛亚。经过这样的解释,我们立刻能够明白,症候式阅读基本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指向将来,一个不可能的将来。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拉康式左翼,并不放弃希望,而是将那个大写的一留给了将来。这就是为什么巴迪欧、齐泽克、伊格尔顿、朱迪丝·巴特勒、让-吕克·南希、雅克·朗西埃、安东尼奥·奈格里、彼得·霍华德、阿尔贝托·托斯卡诺、布鲁诺·波斯蒂尔重新去谈共产主义观念的问题。
由于,那大写的一,大写的共产主义观念不是现成的存在,是一个尚待我们去发明的将来的可能性。巴迪欧说:“经过全球性的和普世性的学问行动,同谬误的零系统碎的实验(这些实验常常是特殊的和详细的)相分离,完成真正普世性的革新,我们就能在个体的认识中,给予共产主义假定以重生,或者是大写的共产主义观念的的重生。”①那么,关于我们来说,症候式阅读法如何指向将来?假如不从巴迪欧他们那种虚空式的共产主义观念来看,文本的症候式阅读有什么意义?
首先,当我们面对文本的时分,特别是那种作为缝合的概念的时分,我们面对的是一道槛,一个由于作者敷衍而留下的难以逾越的槛。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概念面前,基本不存在本来的解释。就好像在监狱里写下《狱中札记》的葛兰西何曾会想去对霸权概念给出完好和明晰的解释?当作者跳过去的中央,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去摸着石头过河,这实践上是作者没有完成的任务,这样,即使我们回到原作者那里,我们也不可能取得关于文本所承载的东西的认识。那么,关于这样的概念,我们只要经过本人的考虑,来完成一次穿越。那么症候式阅读变成了一次消费式的想象过程,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想象界、真实界和意味界才真正地被搅在了一同。
阅读的主体在对症候式的文本的了解中,提出了本人的见地和观念,从而试图取得意味界上的一。那么,症候式阅读是一种消费式的阅读,它是对文本的继续完成,它的目的是文本的将来的一,即文本真正的完成状态。但是,必需指出的是,同作为主体的作者一样,作为主体的读者,即使是在症候式阅读下,文本的真正完成也是难以企及的。一方面,作者留下的问题的裂痕太多,需求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不时地去完成这项工作,在马克思逝世一个多世纪之后,马克思的问题依然需求不时发挥我们的智力去填补他所没有完成的东西;另一方面,不扫除这种可能,即后人的完成不是使裂痕减少了,而是扩展了,以至开启了新的裂痕的可能性。比方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阿尔都塞就在《论青年马克思》一文中对人道主义的解读提出剧烈的批判,阿尔都塞以为这些人道主义的解读完整是囿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形态下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这样,在后人的努力中,马克思文本之谜不只没有得到处理,反而成为更大的谜团。这样,文本的大写的一,成为了一种绝对的不可能。
虽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依然是症候式阅读的目的,就好像一个医生,在道义上关于患者有着救治的职责,虽然他也晓得,将眼前的患者变成一个全身没有一点问题的安康的人是不可能的。关于症候式阅读来说,我们的目的虽然是指向将来,但是,我们也需求明白,我们的症候式阅读更多是有的放矢,有什么样的症候,就处理什么样的问题。那么,这是一种基于症候的肉体剖析的病理学的态度,以此为根底,构成了一种文本的病理学。
这种文本的病理学请求,我们并不是把文本看成绝对安康和无问题的文本,而是一种带有诸多症候的病理学上的文本,这样的文本不可能被我们当做圣经式的传道书来阅读,更不是圣人之言,字字珠玑。它自身就是病态的文本,而我们的任务就是面对诸多症候,让我们本人的思想在病理性的文本中穿越,去对文本停止临床诊治性的或者说消费性地完成。阿尔都塞并没有走到这里,由于他的文本病理学是原发性的,因而他的诊治计划也是按图索骥式的。我们的文本病理学是发明性的,即在不时的尝试和实验中找到完成文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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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老舍作品;文化批判;现代化思考
论文摘要: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建设新文化的历史重任,他曾探讨过的许多社会文化问题,如“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等等,直到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与学术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去梳理和阐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老舍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许多学者也对此多有具体的探讨,诸如老舍与中国传统文化,老舍与北京地域文化、与旗人文化、与__文化等等,都曾是人们探讨过的热门话题,这些探讨成果丰硕,深化了人们对老舍这位作家丰富的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然而,这些探讨多是从老舍作品中提取某些文化类型,进行印证演绎和意义诊释,并未能深人到老舍所处的时代语境中,揭示老舍文化批判思想生成与发展的复杂诱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中了解到老舍何以要选取文化批判的独特视角来展开他的文学主题提炼和文学想象。而这些,就是本文要试图完成的研究课题。
一
老舍是携带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于192b年正式登上文坛的,他的文化批判视角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初露端倪,随后延续和深化加强,并逐渐形成其小说鲜明的主题特点。而实际上,老舍在走上文坛之前的20年代初,即已立志从事文化批判和新文化建设了。那时,他曾表达过这样的志向:“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蔽,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从这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老舍此时已经有了清醒的文化批判意识,一方面,他立志要对传统“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进行“破坏、铲除”的去弊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决心要“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的更新。事实证明,老舍这段话决不是一时冲动的激情表白,而是切实落实到了他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了的,包括他的从教与从文。
探究老舍这一时期文化批判思想形成的原因,无疑与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运动分不开。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便艰难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那时的思想先驱们外鉴西方列强的先进富强,内审国家的积弱积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努力探索并推动着中国迈向现代化。在先后历经“技术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道路探索失败之后,他们纷纷将目光聚集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试图从中找到阻碍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深层病根和推进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新的动力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近现代思想家们这一思想行为的显著体现。这场运动高扬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启蒙精神大旗,对中国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否定。并以“民主”与“科学”为新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以更新国民的价值准则和伦理道德观念,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其历史意义巨大,影响至今。
家居北京的老舍,那时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同一个时空,近距离的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耳闻目染,常见习闻,自然而然从中获取到思想话语资源,并由此形成他文化批判的思想视角和话语表述的基本形式。
《老张的哲学》较早显示了老舍对“封建有毒文化”的现象观察与本质揭批。赵姑母与老张分别作为传统文化的两个载体得到了较为生动的表现。作为封建礼教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执行者的赵姑母,虽然慈祥、善良,但思想陈旧,格守古训,在温情脉脉中将侄女迫害致死却并不自觉,这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可悲可叹的人物;而老张则是一个十分令人可憎的人物,他是一个拜金主义者,凶恶狡诈,欺压良善,投机专营,可谓封建专制制度文化的典型体现。老舍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对其背后蕴含的封建伦理与制度文化的弊病进行了暴露与批判,虽然这种批判还欠缺某种理性自觉的深度和高度。
老舍第一次自觉地进行有深度的文化批判,当是1928年创作的长篇《二马》。这部作品意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并重在揭出其“背后几千年的文化”的遗留。老马自尊自傲,自私自利,因循守旧,懒惰成性,不思进取,无所事事,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是老一代中国人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象征。老舍对此感到担忧,并予以批判嘲讽,老舍指出:“完全消极,至少可以产生几个大思想家。完全积极,至少也叫国家抖抖精神,叫生命多几分乐趣。就怕像老马,像老马的四万万同胞,既不完全消极,又懒得振作起精神干事。这种好歹活着的态度是最贱,最没出息的态度,是人类的羞耻。”而反观英国人,他们务实、懂科学、爱国、进取,尽管有些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但有更多值得欣赏和肯定的地方。通过中英两国民族性格、文化心理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比较,老舍对民族精神老化和产生“出窝老”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肯定了英国文化和英国民族精神。
这部作品对中英两国民族性格的比较极易使我们联想到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大论战。如何评估东西文化,如何革新东方文化,这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文化主题。陈独秀和梁漱溟各自作出了不同解答,并引起争论。比如陈独秀认为中西文化性质迥异,绝不相容,须输人西学以革新中国文化。而梁漱溟也认为中西文化有别,指出,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西方文化是一种既进的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待进的文化等。但梁漱溟不认为中西文化这种差别有优劣之分,他们只是中西方民族生活不同样式而已。因此梁漱溟坚信,尽管目前中国文化存在弊端需要改革,但世界文化的未来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老舍对中英两国民族性的比较,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评估中西文化思潮的延续。但不同于陈、梁二人的评估显得那样的抽象和理性,老舍以小说形式表述的这种比较更让我们觉得真实和生动。在比较中,老舍将重点放在对老马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病态的暴露和批判上,由此产生的想象和叙事成为这部小说最耐人寻味的部分。而在文化理想的构建上,老舍则与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六点希望接近,他把懂科学、爱国、进取、务实等作为理想的国民精神,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老舍尤其着重对“国家观念”的强调。由于传统家族制的中国社会结构导致我们的国民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也是导致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日渐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老舍特别注重对国民国家观念的塑造。老舍曾在多部作品中暴露和批判了我们国民“国家观念”的缺乏,他曾明确指出,“我们的人民没有国家观念”,并认为“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因此,他把“引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提起中国人的自尊心”视为“是今日最要紧的事’,。老舍对国民劣根性及其背后隐藏的传统文化弊端的暴露批判无疑是准确深刻的,他的那些主张也很具有时代针对性,有许多时代的合理的成分,甚至有超越时空的思想价值。
二
到了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走何种现代化道路的战略研讨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之争又热闹起来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已在当时报刊上被较多地使用。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结果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趋向问题的大讨论。随后不久,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号召开展文化建设运动,又引发出新一轮的文化论争。这次论争无论是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可以说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是中西文化、现代化道路理论探讨的新阶段。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已大大超出了以往争论的范围,即使是一些老问题,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语境的诱发下,老舍在30年代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又有了深人拓展。他写的好几部作品直接就是“借故事说文化”。1934年,老舍就曾计划写部长篇《二拳师》,拿武侠故事表达对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如他所说:“内中的主角是两位镖客,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可是到末了都死在手枪之下。我的意思是说,时代变了,单刀赴会,杀人放火,手持板斧把梁山上,都已不时兴;大刀必须让给手枪,而飞机轰炸城市,炮舰封锁海口,才够得上摩登味儿。这篇小说假如能写成的话,一方面是说武侠与大刀早该埋在坟里,另一方面是说代替武侠与大刀的诸般玩艺不过是加大的杀人放火,所谓鸟枪换炮者是也,只是显出人类的愚蠢。”。显然,老舍计划中的这部作品意在表达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必然性事实的清醒认识和对现代化带来的负面问题的普惕。遗憾的是老舍这部作品未能写成。但以这部作品的材料浓缩成的短篇《断魂枪》则继续着他对文化问题的思考。
《断魂枪)反映的是文化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小说一开头,就将世界正在发生的剧变形势简要的勾画了出来: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质,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灵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德的镶旗,绿笠皮箱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慈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它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
这段时代速写把近代末期西方强势文化对落后的东方文化的强烈冲击生动准确表现了出来,这里有军事侵略,面对西方的洋枪洋炮,东方的长矛毒弩与厚盾不堪一击,东方被迫成了殖民地。这里有西方先进科技文明的涌人,击垮了东方的农业文明,并导致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火车“穿坟过墓破怀着风水”,沙子龙的镶局被迫改成了客栈,“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流行。这就是近代末期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东方与中国。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自然有着严重的文化失落感,如 镇师沙子龙曾经以一条“五虎断魂枪”横走西北为年无敌手,那曾是何等的威风八面!可如今,镰局改成了客栈,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也没了用处,“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了,这是何等的伤感与无奈!而另一个问题也立即浮现了出来,那就是沙子龙那套没了现实用处的绝技“五虎断魂枪”还有没有传承下去的必要呢?这却是个令人颇费思量的严肃问题,“传”还是“不传”,在沙子龙和他的徒弟与孙老者那里有不同的看法,孙老者和沙子龙的徒弟们希望沙师父传授绝技,可沙子龙却死了心,宁愿被世人耻笑和遗忘也坚决不传。对此,老舍批评道:“许多好技术,就因个人的保守,而失传了”。。总之,这部小说借一个武侠故事将近现代时期社会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与信息记录了下来,并传达着老舍对此进行的严肃思考。
此外,《老字号》这部作品也从另一个方面演绎着他的文化批判主题。《老字号》写一老字号商铺三合祥死守老规矩,在时代已变的情况下经营方式却一成不变,结果将铺子经营垮掉的故事。小说反映的是现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与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问题。钱掌柜死守旧规矩经营着铺子,结果将老字号三合祥弄垮,而周掌柜则积极改革,虽然他的做法不合“规矩”,却能实实在在的挽救铺子的颓势,后来,“周掌柜上天成领东去了”,并最终吞并了老字号三合祥。钱掌柜经营的老字号的垮掉和周掌柜经营的天成的成功,充分表明了在社会转型期,只有积极改革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因循守旧必遭淘汰。这正应了老舍在(大地龙蛇·序)中的一句话:“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有它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
另外,老舍还在这篇小说中反映了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并表现出几分反感和优心忡忡的心情。老字号三合祥“官样大气”颇有“君子之风”,不愿意使用那些下三烂手段赚取买卖,虽然最终被挤垮了,但它讲规矩,有气度,令人欣赏和敬佩。而新起的两家商铺正香村和天成却不然,它们不讲规矩,没有气度,只要能赚钱,便使尽手段,虽然它们在竞争中最终取胜了,但却很令人厌恶和鄙视。一个经营作风正派,却赚不了钱,一个经营作风不正,唯利是图,却能赚钱,如何处理这样一对矛盾,实在是一个问题。这部小说虽然重在形象演绎唯改革才能发展这个理,但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道德失范的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确实需要认真探究。虽然,老舍并未能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这也不是他这篇小说探讨的重点),但他的感情倾向还是偏向于传统的。
三
抗战时期,老舍站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抗战的意义。他认为:“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将文化的价值看得高于国家和民族的范畴意义,高于个体的存在,这是老舍此时所持的一个基本的文化价值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老舍认为“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也因此,抗战将老舍对文化的反思批判推向了高潮。探讨“抗战与文化”的关系也成为了老舍抗战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留下了两部集中探讨“抗战与文化”关系的作品供我们今天解读,这就是《大地龙蛇》和《四世同堂》。
创作于1941年的三幕话剧《大地龙蛇》,是老舍接受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要他以“东方文化”为题写成的一个作品。在这个剧本中,老舍试图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以及“抗战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老舍一方面肯定了我们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固有的精神价值,认识到了我们“固有文化的力量”,认为“我们的大字不识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文化在抗战背景下存在许多弊端,如重“修身齐家”却忽视“治国平天下”,“重气节,同时又过度的爱和平”,以及诗词书画等文人文化对民族精神的消沉麻醉作用,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等等。《大地龙蛇》中的赵摩垛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
为此,老舍主张对我们的文化进行转换更新,一是激活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消解病态苍白的“静”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的“动”的力量。赵摩垛的走出家庭,服务抗战,实际就是老舍这一思想的形象注解。二是建设刚强自信的文化,如老舍所说:“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换取真正的和平。”剧本中的赵兴邦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典型。《大地龙蛇》尽管在艺术表现上有些欠缺,但老舍在其中表达的关于“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却是绝对不应忽视的,它显示老舍对文化的理性思考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写于抗战后期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继续着老舍对“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基于“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清了自己的垃圾”的考虑,这部作品处处透露出老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意味,可谓老舍文化批判之集大成之作。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如祁老人、钱默吟、祁瑞宣、马老寡妇等都分别是某种文化的符号载体,他们背负传统文化的重荷,在日寇铁蹄蹂蹄下屈辱痛苦的生活着,经受着抗战的检验与淘洗。通过抗战的“爱克斯光’,老舍从他们身上照出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许多不足,如祁老人的只知有家、不管国家,在北平都快沦陷了的时候,他还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八十大寿,在他心中,家庭是中心,比国家更重要,“只要咱们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这种狭隘苟安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可谓中国家族制度文化的典型体现;钱默吟则是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典型体现,他注重自我修身,消极隐逸,整天沉醉在诗词书法和种花养草中而不能自拔;祈瑞宣则折中敷衍,在忠孝不能两全之间痛苦仿徨;马老寡妇奉行“忍”字哲学,说什么‘旧本人厉害呀,架不住咱们能忍”,这种“以德抱怨”的中国伦理文化在抗战时期显得是多么的可悲可笑。所幸的是,抗战最终激活了他们身上传统文化的“固有力量”,残酷的战争现实使他们最终丢掉隐忍苟安的幻想,由愚昧走向觉醒,由怯弱走向坚强,由隐忍走向抗争,并迎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部小说一方面基露和批判了传统文化的诸多弊害,另一方面也着意地表现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经过现代转化呈现出的强劲生命活力,如钱默吟在九死一生之后发生惊人的转变,成为一个有很强行动力的除奸杀寇的复仇大侠,祈老人和祈瑞宣等人也最终抛下精神重负,走向抗日的道路。这无疑是融合了老舍许多的文化理想的。
解放后,老舍在未竟之作(正红旗下)中继续进行着他的文化批判工作。他暴露批判了旗人文化在清朝末年的蜕变与腐朽,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旗人们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吃喝玩乐这样一些“小刺激与小趣味”上,结果玩物丧志,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由此教训的反思,老舍其实在提醒我们要时时更新文化,让它永葆活力。
综上所述,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其所具有的高度文化使命感和清醒深刻的文化认识,为许多现代作家所不及,值得我们高度肯定。他曾探讨过的许多社会文化问题,比如“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等等,不但在当时具有时效性,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有着积极的思想价值。一些是他过去发现但未能找到对策的文化问题如“道德失范”等,至少也给我们今天以某种启示。这,足以显示老舍思想的敏锐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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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美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之一,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获得的殊荣难以胜计:6次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3次普利策奖提名、29次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福克纳奖、菲茨杰拉德文学奖终生成就奖……她在196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之后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共有作品集159部,囊括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书评、传记、文艺理论等多个领域,体裁包罗万象、风格不一而足。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心理现实主义在欧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现当代的欧美文学流派中,心理现实主义占有重要的文学地位。心理现实主义是在现代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心理现实主义的作品中现实心理化与心理现实化是一对有机统一的表象表述关系。欧茨是心理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对其作品的研究对中国学术界走向国际化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自1963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北门边》(By the North Gate)以来,一直活跃于美国文坛,迄今为止已发表长篇小说四十余部,另著有多部短篇小说、诗歌、戏剧、随笔、文学评论等文集。1970年以长篇小说代表作《他们》(Them)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欧茨经历了小说发展史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时期,她在结合、吸收传统的小说精华之后,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把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发展了心理现实主义,从而开始从事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欧茨小说中的心理现实主义是对西方文学史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形式,对欧茨的创作进行研究,可以在了解世界文学的基础上,探寻中国文学的发展之路,推动中国文学的国际化。
心理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对西方有深远影响的文学流派,其形成的过程也是经过多位文学大师慢慢发展而来的。心理现实主义最早的文学表现形式是理查生、卢梭、斯泰因等大师的伤感文学,伤感文学的发展是心理现实主义最早的文学表现形式,为心理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伤感文学发展到心理小说是心理现实主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心理小说的代表人物包括福楼拜、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心理小说为心理现实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心理现实主义真正成为一个文学流派得到评论界的认可是19世纪末,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对心理现实主义的文学做了系统的理论阐释。亨利?詹姆斯除了对心理现实主义做了系统的理论阐释以外,还进行了自觉的创作实践,而他也因此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的开创者。在他之后,心理现实主义经过塞林格、欧茨、厄普代克时期达到了最为辉煌的时期。
1 心理现实主义在《我的妹妹,我的爱》中的体现
《我的妹妹,我的爱》是欧茨众多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属于欧茨的长篇小说系列。《我的妹妹,我的爱》是根据1996年美国轰动一时的瑞姆森谋杀案改编而来,小说《我的妹妹,我的爱》中主要围绕一个6岁的童星被杀害而展开,约伯奈特?瑞姆森因参加选美而出名,但是此后不久被杀害于家中地下室,案件在大家焦急的等待中却一直没有侦破,最终成为美国当时的一大悬案。欧茨针对这一真实的故事,根据对受害者哥哥的心理路程展开了描写,在受害者哥哥斯凯勒的心理路程的背后是整个社会悲剧的缩影。
小说通过对哥哥斯凯勒心理路程的描写,揭示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当时的美国社会都是利益的追逐者,利益在生活中已经成为生活的全部,也因为这种追逐名利造成了很多家庭惨剧,而家庭里的儿童就是这一代家庭惨剧的牺牲品,因为成年人的道德滑坡、贪慕虚荣、漠视孩子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这一时期,很多家庭的孩子成为了家长追逐名利的工具,完全忽略掉了孩子的成长,孩子在这一阶段是重要的生长期,因为长时间的缺乏关心、爱护,最终导致孩子出现了心理疾病的情况,很多孩子不得不依靠药物来维持生活,更有严重的孩子不得不接受心理疾病的治疗。
在欧茨的《我的妹妹,我的爱》中,欧茨采用了“内聚焦”的描述方式,即主要通过小说中斯凯勒的心理活动而展开,斯凯勒也在小说中充当了叙述者的角色,通过斯凯勒的叙述把小说的各个情节串联起来,在进行情节描述的时候,欧茨选择了现在和过去交叉进行的方式进行展开,还在叙述中通过插入一些难懂的段落和语句表达了因为斯凯勒的父母的行为导致斯凯勒长期的紧张和压抑。
2 心理现实主义在《那年秋天》中的体现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讲述的“时间”是由一个个场景累加而成的一条有效的延长线,也就是“空间时间”,但是这并不是传统哲学意义上所讲述的绝对时间。这是一种连续性的状态,其中的每一种状态都与未来、过去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也是我们现在所讲述的“心理时间”。它不但遵循客观时间的各方面特性,同时还带有很强的主动性,与过去、现在、未来有着一定的分界,可以选择回流、跳跃、切换、拼接等等,却又很容易失去。在一般情况下,要对心理时间及时快速的掌握,作家需对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心理现象进行有效准确的掌握。在《那年秋天》这部小说中,它不但进一步排斥作家以一种的“全知”的上帝视角对小说中的一些人物以及他们的思想进行评价和干涉,还将人物的性格特征分析得惟妙惟肖,所以说,《那年秋天》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这也是这部小说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
当代,传统家庭的婚姻遭遇到各种危机,婚姻和道德约束力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无视,由于这一现状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是十分令人堪忧的。欧茨借助杰明这个人物角色进一步将小说的主旨揭示,他不但羞辱了艾莉诺,而且讲述了自身的经历,进一步戳破了艾莉诺很难以忘记的“虚伪”爱情。文中的所谓的强烈的感情其实只是男女双方共同违背了家庭伦理道德所造成的罪证。在小说中,欧茨并没有将这个第三者多加批评,而是把她作为关照对象,在突出主题时,也不缺少女性作家该有的悲悯之心。
在她的笔下所描写出来的艾莉诺不但是那个直接闯入别人家里和别人偷情年轻漂亮的女孩,而且还是个害怕孤独的情妇,在她年老色衰时候,遭到别人的抛弃,同时那个一夜成名的诗人,在他63岁的时候却遭到抛弃,被现实狠狠地沉重一击。与传统小说相对比,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比较容易刻画出一些具体的现实人物,传统的小说所描写出来的人物性格特征大概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一定的关系,而心理现实小说比较更加容易凸显一些人物的真实性格,将他们的性格特征、爱好兴趣进一步刻画出来。
3 心理现实主义在《表姐妹》中的体现
《表姐妹》是欧茨最近年来的一篇心理现实佳作,全篇都采用书信体,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两名接近六旬的老年妇女一年来的书信往来。整个故事的具体情节如下:芝加哥大学的生物人类学教授芙瑞达?摩根斯顿,近期发表了一篇有关于少女时代犹太集中生活的会议记录篇,这篇记录引起很多人们的关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片狂潮,这本书被一名老妇人偶然看到,通过小说中摩根斯顿教授对犹太种族的追杀的表述,丽贝卡猜测对方是自己失散多年的表姐,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挂念着表姐,并且时常写信给她,和她一起回忆往事,希望有一天姐妹能够相认。可是摩根斯坦教授却十分残忍地拒绝了她,最终丽贝卡的坚持打动了芙瑞达,两个人开始用书信互相倾诉童年的悲苦和凄凉,芙瑞达开始逐渐接受这个妹妹,当两个决定相认的时候,丽贝卡却患上了不治之症,这篇小说虽然结局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是却从一定程度上表述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心情感以及对一些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
这篇小说虽然篇幅不是很长,但其所体现出的写作技巧却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句话需要作者仔细琢磨。这29封信看起来就是普通的信件,却深入揭示出大屠杀带给犹太民族的大灾难,这场灾难使很多幸福的家庭毁于一旦。小说通篇所采用的书信形式分为两个主角,分别提供出不受任何干扰的叙事空间,使读者在阅读这些信件中,根据写信人的语气就能进一步推出写信另外一方的心理变化以及情绪变动。此外,欧茨所采纳的双重叙事的写作手法,使这篇小说的情节发展更加复杂,这对表姐妹在和对方讲述自身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时,双方以交叉进行叙述,为了进一步讲述“犹太大屠杀”事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入了层层深入的空间解读,使作品在无形之中加深了阅读的深度。从小说的表面上上看,讲述的是两个姐妹在认亲的故事,其实深入一层的含义则是反映出犹太大屠杀对很多个家庭所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给两个姐妹的心理上、身体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阴影。
回顾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欧茨对心理现实小说有着很大的贡献,主要贡献有:
(1)进一步丰富了心理小说的写作手法和写作技巧,从当代主义以及时代作品借鉴了很多的现代因素,比如象征、意象、荒诞、切换视角等等。笔者认为,欧茨所写的小说,最令人感觉到惊喜的是,在读者的视觉体验上以及字体排版上,欧茨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在《狐火:一个少女帮的自白》和《大瀑布》中,欧茨运用黑体字来掌握人物的内心变化;在小说《我的妹妹,我的爱》中,则采用大量的脚注,用很多黑体字做点缀,字体大小也不同,同时又运用一些星号做标记,与小报媒体的格调有几分相似;
(2)在对象描写的选择上,亨利?詹姆斯所了解的基本都是自己圈内的人物,茨威格喜欢分析别人的极端人格,但她所关心的人,又都是一些普通的平凡人,这些人的贪婪、虚伪、孤独、固执等等心态,都是当代社会每个人都具有的,都曾经体验过及经历过,她洞察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以及观察当代的心理状态,不但深入研究,而且还十分准确;
(3)欧茨最喜欢从一些古旧的故事里、体裁中获取灵感,将这些古旧的故事写成当代的故事,她所出版的一些短篇故事小说,大多数都是将一些著名的小说巨匠的故事借助自身的想象将这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重新进行编写,根据小说里的人物性格为他们编写出一个适合他们性格的晚年。不管从哪方面上来讲,欧茨在心理现实主义突破方面以及表达技巧方面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她是一个非常敢于突破传统并且能够实现自我超越的作家。她在进行写作叙述时,没有单纯地运用熟练的技巧来进行人与物的叙述,而在通过不断地创新新的创作技巧来实现自我超越。她在其所创作的小说中,为了要为小说营造出一个戏剧化效果,会结合小说发展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环境,并且通过她娴熟的创作技巧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物、环境、事件进行有机的结合,这样的一个创作方式在其后期的作品《大瀑布》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欧茨在吸收、借鉴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文学方式,把心理现实主义文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使得心理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成为了当时最为重要的文学流派,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欧茨心理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让我们了解了美国小说的写作技巧,这也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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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司法工作的一部分,司法秘书工作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要为人民民主专政服务,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服务,为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司法秘书与其他行业秘书的区别》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 进入21世纪,我国市场经济形势发展的加快,中国也逐步进入了科技化、现代化、信息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与此同时,司法部门的工作更趋复杂化,司法部门更需要大量的政治素质高、法律知识熟练、司法实践能力较强的秘书人员。本课题的研究着重从司法秘书与其他秘书的工作程序、保密制度、人际交往的范围、个人素养方面的区别展开论述,目的是为了弄清司法秘书工作应具备的真正素养,从而有利于未来司法工作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 司法秘书;行业区别;发展需要
【论文正文】
“秘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秘书”一词的出现最早始于汉代。《汉书。叙传》记载:“游博学有俊才……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游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当时所谓“秘书”,既非指人,也非指事,而是指宫中秘藏之书籍。“秘书”一词,随着历史的发展,由物及人,变成中国古代朝廷中的一种官职。东汉桓帝开始设立“秘书监”,曹操为魏王时设“秘书令”,此后设“秘书丞”、“秘书郎”等,均为“典尚书奏事”在官职,负责掌管典籍、机要文书。南朝梁设“秘书省”,开始作为国家的一种行政机构,此后历代封建王朝皆沿袭。自先秦到清代,“秘书”一词,除指宫中秘藏之书和掌管机要文书在官职外,第三种涵义是指:用隐语预决吉凶,对未来作出预言的讖讳图录等书籍。国外不同的国家对“秘书”一词也有不同的涵义。在一些欧美国家行政长官即称为秘书。在日本,,秘书有两种涵义。一是引用英文的词义,指政府机关或社会团体日常事务工作的负责人。如内阁官房长官的中文译名可为“首席内阁秘书”。另一种是更广泛的涵义,凡是“帮助上司处理各种事务的人员”,皆为“秘书”。
综上所述,国外“秘书”是一种职务名称。有三层意思:一是指主管某一部门工作的负责人;二是指帮助上司处理各种事务的助手;三是指管理机要性公文的、担任记录的人员。现代,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在我国,秘书这一概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已从单纯的“文科服务型”向着“综合管理型”演变。它是一种职务,一种职业,也是一种工作机构。秘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的一种职务名称,从整体上讲,其涵义是:掌管文书,辅助管理并直接协助领导机关或部门负责人处理政务、事务的人员。
秘书工作已远远超越了“秘密文书”的工作范畴,向着综合型、管理型、辅助决策型转变。秘书的设置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演变,一是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为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副业单位服务的秘书工作愈分愈细,出现了各种侧重面和专业性质不同的秘书和秘书工作。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要求秘书高效、迅速地处理工作中的各种问题,秘书和秘书工作向着综合、集中、高效、一人多能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司法工作的特殊性质:情况复杂、合成性强,要求快速决策、灵敏反应、统一协调、合力致胜。司法秘书和秘书工作发展更日趋向着集中、综合、高效的方向变化。不同行业的秘书工作有共同的特点,也有不同的特点,这是由不同行业秘书工作的性质决定的。
1 不同行业秘书工作的相同点
现代秘书工作的性质,无论是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或是在群众团体工作其性质都是相同的,他们的工作都是辅助于、服务于领导的,他们有的是领导的智囊团,有的是领导的得力助手,也有的是为领导生活服务的专职人员,是一种职业的称谓。秘书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其工作是从属于、服务于领导的。领导工作涉及到哪里,秘书工作的范围就延伸到哪里。秘书尽可能地为领导在生活上、工作上当好助手,尽量减少领导因为琐事而浪费的精力,以提高领导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这是作为一个秘书义不容辞的职责。作为秘书,无论是什么行业,他们从事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在办公室里处理一些日常程序化的工作和非程序化的工作。根据工作的需要,也从事一些基层单位的调查研究工作。收集与本专业有关的信息,提出两种以上预测方案,帮助领导论证,供领导决策时选择方案。由于秘书处于特殊的工作岗位,其工作性质决定了秘书经常接近领导,了解领导的工作想法,也深知领导的工作权限,接近领导最前卫的工作,许多工作都是在预测之中,在没有执行之前都处于保密阶段,因此作为秘书都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那就是忠于领导,执着于自己的工作,严格遵守工作的制度和纪律,清政廉洁,勤奋工作,不图名不图利,这是所有秘书都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
2 司法秘书工作的性质特点和任务
司法秘书工作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政权机构的创建和发展,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司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司法机关伴随着革命政权一起诞生,司法秘书工作性质与过去任何历史时期的秘书工作有着根本的不同,也有别于其他行业的秘书工作,具有人民民主专政机关特性的崭新的工作机构。
2.1 司法秘书工作的性质特点 司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机关之一。司法秘书工作,与其他行业的秘书工作相比,既具有秘书工作的共性,又具有其特性。其性质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阶级性和政策性
作为司法工作的一部分,司法秘书工作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要为人民民主专政服务,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服务,为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司法秘书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司法秘书,涉及司法机关的机密文件,了解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出入于领导机构并参与一些重要的决策活动,催办贯彻领导的决策。这一切都决定了司法秘书工作的政策性极强,作为司法秘书工作人员,必须时刻保持与党中央在政策上的一致性,以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2.1.2 辅助性和管理性
秘书工作,历来从属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部门,相对于领导班子集体或领导而言;秘书部门或秘书人员,总是处于辅助性的从属地位。秘书工作的全部内容只能是对领导工作起辅助、参谋作用。秘书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只能根据领导的决定、决议、指示精神办事,而不能代替领导作决定。秘书可以对本部门、本机关的中心工作和工作中的问题,提供方案、意见,但这些方案、意见只有经过领导研究决定采用之后,才能作为领导机关的决定、决议去执行,秘书或秘书机构绝不允许超越权限,替代领导做决定。司法秘书工作部门不是决策机构,不行使决策权,但是是权力层和职能层的枢纽机构。上对领导决策层要提供信息、资料,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建议。起到参谋、助手的作用;下对职能机构负有管理、督导的责任,推动各个工作、环节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贯彻执行领导的决策意图,具有行政管理的性质。
2.1.3 综合性和协调性
司法秘书部门是各级领导机构的参谋和助手,这一地位也就决定了秘书工作的综合性。司法秘书机构不同于侦察、治安、预审等业务工作部门,不是仅仅承担某一项、某一方面的工作,而是要管大事、管全局,了解全面情况,处理各方面的问题,在领导与职能部门之间,在各职能部门之间起联络和协调的作用。掌握和传递各种信息,辅助领导进行全面管理工作。司法秘书工作机构不参与各项具体业务工作,但它协助领导了解和掌握各项业务工作的进展情况和问题,适时地协调上下左右的工作。司法秘书除沟通上下,协调各业务部门以外,还需要担负起本系统与其他各司法行政机关的协调工作。
2.1.4 事务性和机要性
司法秘书部门,除参与政务,还要负担起机关内的大量日常平凡的事物工作。诸如:收发、登记、公文处理、安排会议、接待信访,甚至领导的生活等等事务工作。秘书工作的“细”“繁”“忙”“杂”,就是其事务性的表现。关于秘书的__问题各行各业都有要求,司法秘书涉及法律当事人的生命财产问题,所以司法秘书工作在保密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司法工作本身已具备相当的机密性,而司法秘书更在相当程度上触及到司法机关的内部核心机密,所从事的工作相当一部分是机要工作。所以,司法秘书工作必须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保守秘密是司法秘书的重要品质。
2.2 司法秘书工作的任务 司法秘书工作是我国司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秘书及秘书部门,是司法机关的枢纽,是司法各级机关领导人员的耳目、助手和参谋。其基本任务是:“参与政务、管理事务”。建国后,1951年7月,政务院召开的全国秘书长会议作出了《关于各级政府机关秘书长和不设秘书长的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任务和秘书机构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任务是“既要参与政务,又要管理事务”,“重点应放在协助首长研究政策、处理政务方面;但同时要把日常行政工作和机要事务工作组织安排好,使各项工作按照有条不紊地顺序进行”。改革开放后,1985年1月,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全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座谈会上,根据新时期的新特点,为了使秘书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适应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司法秘书工作必须实现的四个转变。
2.2.1 从偏重办文办事转变为既办文办事,又出谋划策 办文办事,是秘书部门的基础工作、日常工作,包括文书处理工作、会务工作信息资料处理工作、信访工作等等,还要随时承办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这类工作,琐细而繁杂,但又十分重要,必须做好。但是,作为现代化的秘书,更重要的是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懂全局,议大事,勤思考,善决断,随时注意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动向问题,为领导出主意,想办法,提议案,充分发挥秘书部门的参谋、智囊作用。
2.2.2 从单纯收发传递信息转变为综合处理信息
司法秘书工作部门是上下沟通的枢纽、联系左右的桥梁,准确、快速地传递信息十分重要。特别是司法战线,情况复杂,作战区域广阔,如果秘书部门信息传递不及时,就可能贻误战机,给工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司法秘书部门决不能仅仅停留在信息的收集和传递上,必须做好信息的综合处理工作,尽可能地为领导提供有效信息、综合加工处理过的信息,以便领导高效迅速地利用信息作出决断。比如对收集的信息进行筛选、分类、分析、初步的判断、综合整理及写出提要等等,不要把各种原始信息一股脑地推在领导面前。总之,信息的收集要充分,传递要迅速,处理要精确,反馈要及时。
2.2.3 从单纯凭老经验办事转变为实现科学化管理
现代化的社会,要求现代化的效率。司法现代化的秘书,必须改变单凭经验、习惯的办事模式,建立起科学的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和一整套规范化、程序化、系统化、科学化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在技术手段上逐步实现办公用具的现代化。
2.2.4 从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服务
司法秘书工作的辅助性,决定了固有的被动性。要变被动为主动,必须不断提高秘书工作的预见性和前期性,充分发挥秘书部门的积极性和创见性,如秘书人员可以根据对领导活动的预见,对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出现的工作任务加以估计,预先作出安排,秘书要善于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根据过去、现在的情况对未来作出规律性的预测,提前安排好工作,把服务工作做在前面。
3 司法秘书与其他行业秘书的区别
从以上司法秘书的性质特点和工作任务中可以看出其本质属性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如果将司法秘书和其他行业的秘书相比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接下来从司法秘书的工作程序上、保密制度上、人际交往上、个人素质上进行深入探讨。
3.1 司法秘书与其他秘书工作程序上的区别
其他行业秘书对繁杂的工作任务,通常是按照工作的重要程度和急缓程度来进行办理的。对于不同程度的工作有四种不同的处理方法。第一类是紧急的重要的工作,优先办理;第二类是重要但不紧迫的工作,可以放在第二步程序中处理;第三类是急迫但不重要的事情,可以放在时间充裕的时候办理;第四类是不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可以放在最后处理。除司法秘书之外,其他行业的秘书工作程序都是本部门自己制定的,日常的工作是按照程序进行处理的,非程序化的工作是秘书随机选择处理方法的。而司法秘书的工作程序则是比较特殊的,一方面是日常程序化的工作(办公室迎来送往、收发文件、组织会议等);另一方面是关于处理各类案件材料的管理、上报和审批,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处理。一切按法律程序办理,不看事情的紧急和重要程度,处理事情要客观,不能主观臆断;看问题和判断问题要科学,不能凭感情用事。所有的工作都要体现法律的尊严,,辅助领导办案要追求司法独立;给法官提供审判材料要力求公平、公正;审判的结果该公开的公开,该保密的保密,处理问题要注意适度性。
3.2 司法秘书与其他秘书保密制度上的区别
保密,对于各行各业的秘书来说,是最基本的纪律要求。保守秘密包含着保守国家秘密、保守军事秘密、保守商业秘密、保守工程机密等,尤其是保守国家秘密,是秘书工作的原则之一。司法秘书的工作是以法律为宗旨的,以法律为依据,根据法律的变化而变化。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司法秘书更讲究保密原则,它们与一般的__不同。一般行业的秘书人员,他们的__可能是对公司内部的机密文件、资料或商业机密等予以保密;但对于司法秘书人员来说,更注重工作内容的保密性,因为其内容涉及到人民的生命财产问题,在没有公开开庭审判之前,司法秘书对自己所保管的所有资料,绝对要守口如瓶。受司法保密原则的约束,司法秘书对开庭前将要出席的人员,如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律师、证人等,都要严格保密。在司法诉讼程序中,司法保密原则一般所针对的是刑事诉讼中的整个侦查、预审和庭审阶段。对案件的保密,主要是为了维护法律审判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证人或受害人的人权和安全问题。
3.3 司法秘书与其他秘书人际交往上的区别
在其他行业的秘书工作中,无论是程序化的工作还是非程序化的工作,经常要向上级领导汇报,同平级领导研讨,还要注重下级同志的知情权。秘书的交际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可以和隶属单位上级机关的领导交往,也可以和平级机关的同志进行交往,同时还可以和下级机关交往;而且可以和不相隶属机关的领导、同志交往等等。这些交往中是没有绝对的禁忌的。司法秘书在工作中的人际交往范围除了日常程序化的工作可以与其他人交往之外,关于案件材料处理工作中与人交往的范围有其特殊的范围圈,必须按照法律的程序,该回避的回避,该交往的交往,在与案件当事人交往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交往,否则在法律上是不生效的。
3.4 司法秘书的个人素养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的秘书工作都必须具备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和其他政治、法律、社会、心理等知识。秘书是综合能力很强的工作人员,从事这一行业都要具备相当的全面素质才能胜任其工作,一般来说,只要熟悉本行业的工作就可以了。然而,从事司法秘书工作则不同,这一职业对个人的素养要求相当高。首先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忠于党、忠于人民,而且还要熟悉各种法律知识,懂得办理各类案件的法律程序,有较强的办事能力,因为它所涉及的交际对象是一些特殊的人群,一旦做事不规范,或者不准确,都会玷污法律,伤害当事人。
3.5 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对秘书工作和秘书从业人员的需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对司法秘书人员自身的能力和其他方面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更高。因为他们的工作对象是一些特殊的人群,要能从法律上做到公正、公平,必须首先熟悉法律知识,同时还要具备秘书工作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因此司法秘书必须努力学习政治理论、法律知识、秘书专业知识、社会学知识、哲学、心理学、言语交际学等方面的知识,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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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部于2004年特别制定并于2007年进一步修订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下称《要求》),规定大学英语课程设置要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同时指导性地将大学英语选修课划分为:语言技能、语言应用、语言文化和专业英语四大类课程,明确了除“保证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的英语语言水平稳步提高”外,大学英语课程还应着重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 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言文化类英语选修课中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语言文化类英语选修课中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全文如下:
摘 要:本文从当前大学英语选修课建设亟待规范和创新的实际要求出发,以有关批判性思维的理论研究作为依据,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有关指导思想, 针对性地对大学英语选修课中语言文化类课程中自主学习能力、教学模式设计和课程评估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探讨。
关键词: 大学英语 语言文化类选修课 批判性思维 课程设计。
在过去几年里, 我国高校公共英语教学中已经普遍增设了选修课( 或称“ 通选课”) 。高等院校大学英语教师们对如何建设科学、规范和有效的选修课体系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 有关语言教学研究者们也就此撰写了许多相关研究论述。然而,其中专门针对关于选修课中语言文化类课程中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论述却并不多见。这使得开展文化类选修课的英语教师在需要完成更高教学任务要求的同时缺乏相关的教学理论的指导。随着英语选修课建设的不断深入, 如何科学规范地开展语言文化类课程教学, 通过有针对性的课程设计帮助学生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已成为一个值得所有大学英语教师思考的课题。
我国教育部于2004年特别制定并于2007年进一步修订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下称《要求》),规定大学英语课程设置要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同时指导性地将大学英语选修课划分为:语言技能、语言应用、语言文化和专业英语四大类课程,明确了除“保证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的英语语言水平稳步提高”外,大学英语课程还应着重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 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要求》所建议的大学英语中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是以英语为载体,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实施的文化类选修课程教学,根据各校师资、教学资源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开设, 以充分尊重学生个性为前提由学生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这类课程尤其“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是帮助学生“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要求》,2007)。
目前我国各高校已开设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主要涉及: 文学诗歌类, 如《美国文学赏析》、《英诗鉴赏》;人文历史类,如《西方简史》、《美国文学史》; 文化知识类, 如《西方礼仪文化》、《美国大学校园文化概览》;以及艺术鉴赏类,如《影视作品欣赏》、《艺术鉴赏》等等。
然而, 这些文化类英语选修课的开展主要还处于开课教师各自为政, 根据自己的经验、兴趣及特长对所开课程进行设计和展开教学的阶段,这就使得选修课教学在为大学英语教育注入了“个性化”和“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等特色的同时出现了因教师对课程设计整体把握不同导致的“科学性”、“规范性”以及“有效性”的千差万别。
要讨论批判性思维, 我们应该首先对西方学术界给出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进行一个简单回顾。就曾对学界纷繁复杂的论述进行了一次梳理, 认为常见的与批判性思维紧密相关的还有“ 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批判性意识(criticalconsciousness)”、及“批判性自我反思(criticalreflection)”等概念。 他认为批判性思维的“批判之力”主要在于思维者接受某种观点或结论时进行评价和辨别的能力, 这种能力使思维者在假设的基础上检验命题,并发现偏见和正确看法、以及看法与事实之间的区别。被誉为现代批判性思维之父的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杜威将批判性思维中的“反思”定义为: 对自己的一种信仰或所偏好的某种知识形式, 从其所依存的基础上和可能得出的结论上, 进行积极的、持续的、仔细的审视。另一位美国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开拓者Robert·Ennis则在1991年将这一思维形式精炼地表述为:
“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Ennis的定义把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活动”, 强调“个人判断”
及采取的相应的取舍(知识)的“决策”。一个较新的观点来自于把批判性思维定义为一种调查研究的说法,认为其目的是探究一种情景、现象、问题或假设, 以达到整合所有有效信息并能够有说服力地证明结论或假设。与其他众多从纯思维角度所给的定义不同,Kurfiss把批判性思维比作一种调查研究活动, 使批判性思维过程更加易于理解的同时强调了“ 信息整合的效度”和“说服力”两条标准,而“批判”活动的基础是“有效信息”或“知识”,因此,在大学生日常知识学习过程中注重批判性思维技术训练并有意识地鼓励其批判性思维精神的培养, 能逐步提高其整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1990年,在美国和加拿大教育界发表的《批判性思维:一份专家一致同意的关于教育评估的目标和指示的声明》将批判性思维认知能力的核心分解分为: 阐述、分析、评估、推论、解释和元认知六个方面, 认为其中的“元认知”是一种“自我的、有意识地监控认知行为, 以及这些认知行为中所运用的认知手段和所引起的结果, 特别是以一种质疑、反省或校正推论或结果的态度来分析、评价自己的推论性判断”。
批判性思维还可被细分为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s)和情感意向(affectivedispositions),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和批判性思维精神。前者可以说是批判性思维具体的运作和构成机制,偏重于指导学习中的实际操作; 而后者则指思维者个性气质中的一种趋向性, 起到主观引导作用。
“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在1998年发表的《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的第一项议题中指出教育的使命是: 培养批评性和独立的态度。这一态度已经被确立成为当今许多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而我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和研究起步较晚,“只在近三、四年,才有对国外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零星介绍出现”。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可谓是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带有批判性思维技能训练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 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其批判性思维精神;另一方面,在主动的逐步增强的“批判性思维精神”驱使下, 学生又能够在学习中不断强化其批判性思维技能,进而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人文素养以及思辨能力。
下面我们将遵循《课程要求》指出的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 结合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目标, 对大学英语中语言文化类选修课的课程设计作一些建设性的讨论。
《课程要求》明确指出, 教学模式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思维过程具有“ 内隐性”和“ 自动化”的特点, 人们在进行思维时往往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如何思考的或自己的思考方式具有何种趋向性。在英语提高阶段的选修课教学中, 教师应正确理解自己在文化选修课中的“ 辅助者”角色, 力求放弃课堂中的“ 主角”地位,而仅应为学生规划出学习范围和方向,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利用文化类课程的知识性、趣味性、引起学生的共鸣或好奇, 为学生搭建一个通过自主收索并消化信息的平台。同时,教师应起到科学调动学生自己“计划、选择、组织和评价学习内容的”的主动性,使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思维能动力, 树立起培养自己批判性思维精神的自信心。
教学模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教学内容的设计;第二,教学活动的设计。《要求》中建议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网及互联网等网络资源进行学习。教师应该利用合理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设计, 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进行科学训练。当今社会网络咨询飞速发展,学生可以非常容易地通过网络收索到丰富但略嫌庞杂的相关知识。选修课教师可为学生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和讨论话题; 建议合理的关键词或关键话题的网上搜索; 或是推荐一些优秀的原版英文网站或链接地址, 并且据此安排相关课堂活动任务,如:要求学生将收集到的原版英文资料打印出来进行小组讨论或者将其浓缩为简单易懂的PPT文件。在这些过程中,学生会自然而然地摸索Kurfiss所说的“调查研究”技能, 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选择”和“有效整合”。为了在课堂中参与小组讨论或进行上台讲解, 学生必须要对应该“做什么和相信什么”作出分析、解释、推论、说明或自我校对, 以使自己的发言能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从而引导学生逐步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课程要求》倡议教师采用“ 过程性评估”,其中排列在前两位的“学生自我评估”
和“学生相互间的评估”同样是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最有效训练和考验。针对这一倡议,教师可以根据“元认知”理论,调动学生的“自我监控”和“反思”等认知手段, 积极地通过“质疑、反省或校正推论或结果的态度”来分析评价自己和其他同学的观点、论述方式、和语言表达等综合表现。具体的做法可以是: 设计出一套“全面、客观、科学、准确”但又可操作性较强的评估标准,让学生充分了解应该从那些方面去评价自己和同学,通过反复的相互比较,学生逐渐熟悉了导致“课堂成功表现”的构成因素, 因而更容易发现自己学习策略中的不足, 并及时做出“取舍”和改进。
在开展语言文化类选修课时, 大学英语教师应有意识地将语言学习自然而有效地融合到其他文化知识体系的学习过程中, 通过主观情绪的调动帮助学生提升其批判性思维精神; 通过客观教学手段和评价手段的设计强化训练其批判性思维技能。最终达到使学生能主动地、有意识地调 动其批判性思维技能, 逐步建立起自己个性化的学习策略, 稳步提高其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同时有效地拓展知识面, 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最终建立其稳定的批判性思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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