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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资本结构实证分析影响因素混合回归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方法,对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利用深圳交易所256家上市公司近七年的数据资料,建立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公司规模、担保价值、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显著。
一、引言
自从MM定理发表以后,许多学者开始对资本结构进行广泛的研究,并揭示企业的资本结构不仅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企业总价值,而且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经理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所以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财务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实证是研究资本结构的重要方法,对评价、验证各种理论观点以及启发新的思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国内不少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时期的截面数据成功地建立了资本结构模型。但国内目前的资本结构实证研究所选数据多是截面数据,没有将时间序列数据结合起来考虑。采用的方法以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为主。
本文试图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平行数据)相结合,寻求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平行数据不仅能增加样本数量而且能进行比单独的截面或时间样本更有效的估计,因为平行数据考虑到不可观测的公司影响,使各公司的截距各不相尸,从而减少了误差。
二、研究方法
(一)实证假设
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将成长性、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和担保价值作为影响资本结构的关键因素,并提出实证假设。
1.公司规模大公司更容易采取多元化经营和纵向一体化战略,使投资分散,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成本,稳定收人流,减少经营风险,所以相同的负债水平下,大公司的破产风险较小,可以承担更多的负债。从非对称信息角度看,股东、债权人与小公司之间的冲突更加剧烈,信息不对称程度大,所以小公司在贷款时将会面临更多的限制条件,长期融资成本较大,只能依赖于短期融资。
根据理论,我们假设:
H1:长期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正相关。
H2:短期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负相关。
2、担保价值由于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债权人面临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了债权安全,债权人会要求企业提供有形资产作担保,以降低由于信息劣势而导致的信用风险。另外,根据破产成本理论,担保价值越大,期望的破产成本和财务困境成本就越小。
所以,我们假设:
H3:长期资产负债率与担保价值正相关。
H4:短期资产负债率与担保价值负相关。
3、获利能力Myers和Mailuf(1984)根据不对称信息理论模型指出,内部融资成本较低而被优先选择,负债次之,最后是股权融资。也就是说,获利能力越强,公司的内部资金可能越多,可以相应减少举债的数量。
所以,我们假设:
H5:资产负债率与获利能力负相关。
4、成长性Myers(1977)认为成长性高的公司股东在投资上有更大的灵活性,可能会有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潜在动机,比如:改变投资项目,分散资源等。另外,成长性大的企业大多属于新兴行业,经营风险较大,破产成本也较大。鉴于这种预期,债权人将会对这些公司借款施加更多的限制,这最终会制约公司的灵活性。同时,Myers等学者又指出如果公司的短期债务多于长期债务,代理成本问题将会减弱。由于成长性V企业资金需求量大,而长期融资渠道受阻时,短期融资将会增加以弥补资金的缺口。许多实证表明成长性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比较复杂,没有一个定性的结论。
我们先根据理论作出假设:
H6:长期资产负债率与成长性负相关。
H7:短期资产负债率与成长性正相关。
(二)样本的选取
本文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56家公司为研究总体,利用这些公司从1996年到2002年的进行实证研究。考虑到样本前后期的一致性,所选出的样本均是1996年已上市的公司,同时做出了以下调整:1剔除ST,PT类公司。2.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3.剔除掉一些不全的公司。
(三)指标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指标
总资产负债率Yi=总负债/总资产(期末数)
长期资产负债率Y2=长期负债/总资产(期末数)
短期资产负债率Y3=流动负债/总资产(期末数)
2、解释变量指标
公司规模X1=LN(主营业务收人)
担保价值X2=固定资产净值FA/总资产TA
盈利能力X3=主营业务利润/总资产
X4=净利润/主营业务收人
有学者认为,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相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公司盈余管理空间。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分母为总资产,避免了一些公司账面净资产很小或为负数的情况,分子为主营业务利润,减少上市公司利用非主营业务进行利润操纵的情况。但鉴于净利润指标是公司管理人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的关键指标,所以本文将这两项盈利指标同时纳人分析模型中。
成长性X5=(期末总资产一期初总资产)/期初总资产
(四)确定研究方法
理论上有三种运用平行数据建立模型的方法,分别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model)。
普通最小二乘法假定没有公司和时间的影响,不同时间、不同个体的截距完全一样,于是比固定效应模型包含更多的参数限制条件,所以普通最小二乘模型的误差平方和会比较大。事实上,各公司有自身的具体情况,它们往往会从各自的特点出发,选择资产负债率。另外,不同时间的资产负债率会受当期的政策、经济的影响。如果添加限制条件引起的误差平方和的增加不显著,那么限制条件是适当的,可以采用普通最刁、-燕I。否则,就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误差平方和的F检验(F=9.34>1)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公司因素影响是显著的,继续采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将会造成误差过大,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法是有效的。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是两种相互联系的估计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将不可观测的因素影响包含在误差项中,而固定效应模型将其包含在截距项中。随机效应模型的问题是如果误差项与解释变量相关,将造成随机效应模型估计量不一致。而固定效应模型却能弥补随机效应模型的不足,无误差项与解释变量是否相关,其估计量总是一致的。但是固定效应也存在一些缺陷,它需要给每个公司进行单独的估计,所以不如随机效应有效。为了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我们采用了Hauseman检验。结果以5%的显著水平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无关性假设。因此,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Yit代表第1个公司在第t期的资产负债率。Xit代表随公司和时间而变化的影响因素。
zi代表随公司而变化的影响因素。wt代表随时间而变化的影响因素。
是待估计的系数向量。残差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截面误差成分Oi、时间序列误差成分和混合误差成分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二)估计结果分析
1、长期负债的公司规模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证明假设H1是正确的。结果表明我国大公司的非对称信息程度较低,破产风险小,银行显然更愿意对大公司进行长期贷款。另外,大公司的经营项目多,投资的项目更多,对长期资金的需求一也比小公司大。短期负债的公司规模系数也为正,这与假设H2恰恰相反,表明大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短期负债。这可能是由于大公司的往来账款、应付工资、利润等项目较大,造成短期负债较多。从另一方面来看,自从1992年以来,商业银行的坏账增加,出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银行对长期贷款保持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使得获取长期借款的难度增大。此外,我国的债券市场还不够完善,大公司要想通过发行长期债券的形式筹资也难于实现。因此,当长期负债融资渠道受阻时,大公司只能通过短期借款以获得所需资金。总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518,也就是说,规模为一千万元的公司比规模为五百万元的公司资产负债率要高3.6个百分点。可见公司规模的影响是很大的。
2、担保价值与总负债、长期负债、短期负债的相关系均为正,表明公司担保价值越大,不对称信息程度和破产概率越小,资产负债率越高。结果与假设H3相符而与H4不符,担保价值对短期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不显著。
3、获利能力的回归系数全部为负且显著,与假设H5完全吻合。固定效应模型预测,如果其它条件不变,主营业务利润率每增长约6%,净利润占主营业务收人比例每增长94%将引起资产负债率增长1%。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获利能力的这种负相关关系还可能有我国资本市场特殊性方面的原因。因为获利能力强的公司能够满足配股的条件,所以公司可以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获取成本更低的配股资金以满足资金需求。
4、长期资产负债与成长性显著负相关,与假设H6一致。总资产负债率与成长性正相关,即公司成长速度越快,负债率越高。这是因为成长机会大的公司市场的扩张欲望强烈,需要大量资金来扩大市场,而其内部积累严重不足,配股又需严格的资格审核,资金到位需较长时间,因而,不得不依靠增加融资速度较快的负债。成长性对短期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不显著。
六、结论
经过本文的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公司规模、担保价值、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显著。
由于受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对影响因素的考察仅限于四个关键因素,其他因素,如:非负债税盾、风险偏好管理决策等未纳人模型中。另外,资本结构采用的是账面价值,没有考虑市场价值,这些都将对模型的解释能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上述研究限制,本文的分析和结论难免有武断之处,恳请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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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82年推出股指期货以来,股指期货已成为最成功的期货品种之一。股指期货虽然可以有效规避市场风险,但基于期货交易机制的特点,股指期货仍存在潜在风险。文章在分析股指期货的一般性风险之外,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股指期货的独有风险,并重点从宏微观层面分析我国股指期货风险的影响因素,从而得出构建完善的股指期货风险管理体系要注重宏、中、微观三个层面的风险控制的结论。
关键词:股指期货;风险;风险管理
股指期货是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交易标的物的金融期货品种。随着我国股指期货2009年4月16日开始上市交易,我国自此摆脱了股票市场“单边市”的情形。但是由于股指期货交易机制的特点,股指期货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对股指期货运用或管理不当,就可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甚至扰乱国家的金融秩序。因此,如何有效防范与管理股指期货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股指期货是指是指以股价指数为标的物的标准化期货合约,双方约定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日期,可以按照事先确定的股价指数的大小,进行标的指数的买卖。
股指期货的风险可以从股指期货本身以及投资过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股指期货本身来看,其包括三个方面的风险,一是基差风险,基差风险是股指期货相对于其他金融衍生产品(期权、掉期等)的特殊风险。从本质上看,基差反映了货币的时间价值;二是标的物风险,股指期货的标的物是市场上各种股票的价格总体水平,标的物设计的特殊性,是其特定风险无法完全锁定的原因,只有当股票品种和权数完全与指数一致时,才能真正做到完全锁定风险,而这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几乎是零;三是交割制度风险,股指期货采用现金交割的方式完成清算。相对于其他结合实物交割进行清算的金融衍生产品而言,存在更大的交割制度风险。
股指期货在投资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一是市场风险,即由于市场的变化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二是法律风险,由于我国股指期货起步较晚,法律体系并不完善,造成了不少人利用法律的漏洞进行交易,如在本身不具备亏损时的支付能力下,大量买入或卖空头寸,一旦亏损,造成无法交割的情况;三是资金流风险,资金流风险是股指期货交易的过程中,由于期货的交易采取的是“盯市”的方法,即期货的价值每日结算一次。如果出现保证金不足并不能及时补足的情况下,交易系统会对账户进行强制平仓,会对投资者造成无法预计的损失。
另外,由于我国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我国股指期货,相比成熟的金融市场,存在一系列特有的风险。首先,交易主体结构失调所带来的风险,从投资者来看,我国呈现出典型的散户型特点,导致存在“羊群效应”的可能性。而且我国的机构投资者主要以证券公司和基金为主,使得存在通过联手操纵市场,非法牟利的可能。其次,政府干预风险,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具有“政府驱动性”特征,政府多次对股票市场进行“打压”和“救市”,政府干预的不确定性会加剧股市的不确定性,从而转嫁给股指期货,给股指期货带来更多的潜在风险。
影响股指期货风险的因素有多方面的,文章从宏微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影响股指期货风险的几方面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是影响股指期货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分析宏观因素对股指期货风险的影响,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资本的全球流动与生产的转移在给我过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不稳定、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的风险。一旦某一个市场发生危机,风险会向周边地区以致向全球蔓延,给我国股指期货市场造成严重的影响;而金融自由化则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脆弱性,金融脆弱性引发的危机促使经济衰退,从而造成股指期货风险。
2、市场机制不健全。股指期货市场在运作中产生的一些风险是由于股指期货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机制不完善等原因造成的。在初期的股指期货市场,相应风险会在这种不完善的机制中产生,股指期货的避险及套利功能难以发挥,使投资者遭受损失。
3、投资主体机构化。我国期货市场投资主体存在明显的机构化趋势,虽然机构投资者具备广泛的信息资源、先进的交易技术、雄厚的资金实力及优秀的交易人才等优势,可以有效地抵御一些风险,但是,一旦风险出现,其危害程度也是极其严重的,也即说明金融主体的机构化使股指期货市场出现严重风险的几率提高。
股指期货交易市场上存在三类交易主体:套利者、套期保值者与投机者。投机者的适度投机,股票投资者得以转嫁投资风险,而由于套期保值的投资者所提供的价差机会,投机者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也可获得高收益。一旦上述均衡状态遭到破坏,就会影响期货市场规避风险功能的正常发挥,严重的甚至会引发金融海啸。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教育程度较低,对股指期货的投资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表现出极强的投机性、短期性和从众性,这无疑给股指期货风险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文章认为股指期货风险的具体成因主要包括杠杆效应和非理性投资、价格波动和市场机制不完善几个方面。
1、杠杆效应与非理性投机。由于股指期货的杠杆效应,股指期货在放大收益的同时也放大了投资风险。保证金机制的“杠杆效应”在放大股指期货的收益时,也使不少个人投资者忽略了期货交易的风险,而进行非理性的投机。“杠杆效应”更激发一些投资者产生了“以小博大”的冲动。
2、价格波动。价格波动是影响股指期货的直接因素,股票市场中诸如政治、经济等影响因素直接导致股票价格指数时刻在变化,具有不确定性。股指期货的标的物市场中可能出现的价格频繁波动会产生较大风险。价格频繁波动所致的涨跌方向的不确定性是股指期货风险的直接来源。
由于股指期货风险既有来自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方面的因素,也受微观投资主体方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宏观、中观、微观三大层面来构建股指期货风险监管制度,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风险管理机制,及时规避风险。
我国现行的宏观监管体系主要包括政府监管,期货行业协会监管以及期货交易所监管,但由于法律体系的缺失、政府色彩浓重,我国目前对股指期货的监管存在明显问题,因此构建股指期货的宏观监管体系应该做到:一是健全法律法规,清除有关法律障碍,为股指期货的开展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实现行政主导的监管机制向市场化监管机制的转变;三是加快期货业协会建设,进一步发挥期货业的纽带作用。
交易所是股指期货中观层次监管的主体,将卖方、买方,套期保值者、投机者高效有序地汇集在一起,处于整个交易过程的中心地位,是对交易风险进行监管的第一道防线。在理清证监会和期货交易所的关系基础上,明晰交易所的性质,构建完备的风险预警系统和风险管理制度。
加强股指期货的微观层面风险控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加强期货经纪公司的风险管理,健全内控机制,提高员工的股指期货知识水平和交易技能,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建立岗位责任制度、保证金管理制度、财务与结算制度等。其次,提高投资者素质,加强风险意识,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亏损要有高度的准备性和足够的心理承受。
1、沈小炜.关于股指期货风险的几点思考[J].北方经济,2005(11).
2、朱琪.股指期货的风险及风险控制[J].商业经济,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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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黄金价格屡创新高,国际金价及其影响因素成为市场的热点。本文首先介绍国际黄金市场及其定价机制,分析市场参与者积极角色对价格形成的作用,重点对黄金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对投资者有所帮助。
【关键词】黄金市场;黄金定价;价格影响因素
近期国际黄金价格不断走高,已经突破1400美元/盎司。作为重要的投资和避险工具,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是直接推动金价大幅攀升。黄金价格的波动也在日益加剧。黄金投资者如何参与和分析金价波动以及金价背后的影响因素是当前的热点。本文将从近阶段国际黄金价格波动入手,研究当前影响黄金价格的影响因素,希望对市场投资者有所帮助。
自古以来,黄金就以其华丽和永恒的特性一直被人们视为珍宝。现如今,许多黄金被加工制造成饰品;更由于黄金的良好的导电导热性、抗腐蚀性以及其他的一些物理化学特性,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工业贵金属。在计算机、通讯和航天等各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黄金不仅仅在工业和艺术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是央行储备货币的一种重要方式。黄金作为曾经的金属货币,至今其货币属性也仍然存在,金条依然作为央行的黄金储备。现在黄金已经以越来越多的面貌出现在我们身边,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
目前,全世界已经开采出来的黄金约16.3万吨,40%作为金融性资产,存在于世界金融领域,总量大约6万多吨。其中,3万多吨被各国政府作为黄金储备持有,2万多吨黄金是机构和个人持有的黄金资产。另外60%左右的黄金是作为一般性商品存在,比如黄金首饰、历史文物和电子元器件等工业产品中的黄金。商品性黄金,相当一部分可以随时转换为私人和民间力量所拥有的金融性资产,参与到金融流通领域中。
世界黄金的年需求量约为4200吨,其中60%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各大金矿,其余40%来自于官方黄金储备的抛售和再生金。由于传统生产中心的矿场老化,而且近几年缺乏发现新的大型金矿,黄金的生产成本上升,产量也有所下降。黄金开采平均总成本大约在275美元/盎司。一些南非的旧式金矿越挖越深,每盎司的生产成本将近400美元。2009年,全球黄金产量为2553吨,中国以313.98吨的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大黄金生产国。由于世界黄金产量下滑,即便再生金和央行售金数量的有所上升,但是仍无法完全抵消矿产下滑带来的影响,世界黄金供给总量呈下降态势。
黄金市场是黄金供应者、需求者与投资者共同参与交易的场所。黄金非货币化后,各国都逐步放松了对黄金的管制,全球黄金市场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目前,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黄金市场,并在黄金交易方面占据着绝对领先的地位。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全球黄金市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交易方式和交易系统从体系结构上可以划分为现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两大类,均由场外市场和场内市场组成。场外市场主要在现货交易中心或金融机构柜台交易各种非标准化品种,场内市场则在交易所场内进行标准合约的交易。
近年来,世界黄金年交易量约为30万吨,97%以上是衍生品交易。据统计,全球绝大多数黄金交易都是通过场外市场进行。目前,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是全球最大的黄金场外交易中心,苏黎世、纽约、东京、悉尼和香港等也是较大的场外交易中心。黄金的场内现货市场,如ETF市场主要在纽约、伦敦、约翰内斯堡和澳大利亚等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而场内衍生品市场主要包括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集团纽约COMEX分部、东京工业品交易所(TOCOM)和近年来迅速崛起的印度大宗商品交易所(MCX)。
世界各国黄金市场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本国特定的时代和经济环境背景。各国黄金市场的开放程度并不相同,对黄金市场的管理也并不相同。
英国是典型的市场交易机制管理体系,伦敦黄金交易市场为核心,以央行英格兰银行为储备行,以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为监管机构,其代表政府负责黄金事务的管理,并且负责对伦敦黄金市场的监管工作;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对市场进行自律监管,负责交易的运作、管理,并且提供交易保障,与政府部门共同维护黄金市场的发展。
英国黄金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是商业银行、投资机构和基金等金融机构,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300多年前。英国真正意义上的黄金市场是从1919年开始的,由五大金商每日两次定出当日的黄金市场价格,该价格对全球黄金交易产生影响。当然,大量优质金融机构的参与是伦敦黄金市场成功的重要因素。
瑞士的黄金市场由央行瑞士国家银行行使监管职能,负责对黄金储备的管理与运作,并根据政府的授权从事官方黄金买卖,同时指导相关行业协会和商会管理黄金交易市场和黄金产品的制造。苏黎世黄金总库是该行业的自律性组织,建立在并购发生前的瑞士三大银行(瑞士联合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和瑞士银行)非正式协商的基础上,不受政府管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黎世黄金市场凭借其独特的银行体系和黄金交易服务系统,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黄金中转中心和私人黄金的存储与借贷中心。苏黎世黄金市场的核心会员均为商业银行,黄金市场由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和瑞士信贷集团负责结算,它们在国内外广设立分支机构,在黄金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黄金市场在国际黄金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美国有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旧金山和水牛城五家黄金交易所进行黄金期货买卖业务,其中纽约黄金交易市场和芝加哥国际通货市场是这五家黄金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场所。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特殊的经济地位,而且纽约、芝加哥、费城等金库中存储了大量黄金,因此美国的黄金市场发展极为迅速。
美国的黄金期货市场非常成熟,交易也相当活跃。由美联储与财政部联合管理货币储备黄金,商品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CFTC)、期货交易所和全美期货业协会(NFA)共同管理黄金期货市场。
在美国黄金期货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特别是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和跨国金商、黄金经纪商大量地参与黄金期货交易,其交易行为对黄金市场产生极大的交易动力。
日本黄金市场投机性交易以期货市场为主,监管主体实行多元化,审批权和调查权相对分离,重视保护投资者利益,以立法形式设定多重保护。
日本黄金期货市场的会员包括商业银行、珠宝首饰商、经纪商等;大部分都是日资公司和大型财团,市场参与者众多,金融机构是市场重要的参与主体和中介机构。
香港黄金市场已有90多年的历史,其形成是以香港金银贸易市场的成立为标志。由于香港黄金市场在时差上刚好填补了纽约和伦敦开市前的空档,可以连贯亚、欧、美,形成完整的世界黄金市场。目前,香港黄金市场主要由两个市场组成:①香港金银贸易市场,以华人金商为主,有固定买卖场所;②香港伦敦金市场,以境外金商为主,没有固定交易场所。
国内黄金投资市场主要由如下几大市场构成: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银行纸黄金、金商投资性金条、各种纪念性金条、不成型的国内做市商、海外黄金市场在中国的场外延伸。其中不成型的国内做市商与海外黄金市场在中国的场外延伸,目前基本被定义为不受法律监管与保护的灰色市场。
作为商品,黄金的价格也是由供需因素决定的。但是,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属性的商品,黄金的定价机制与一般的商品也有很大的差别,黄金价格和国际金融货币因素密切相关。
1919年,伦敦黄金市场开始实行日定价制度,每日两次,该价格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黄金价格。从1919年9月12日,伦敦五大金行的代表首次聚会“黄金屋”,开始制定伦敦黄金市场每天的黄金价格,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伦敦市场每天制定两次金价,分别为上午10时30分和下午3时。由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黄金做市商(目前十家)代表几乎全世界的黄金交易者,包括黄金的供给者、黄金的需求者和投机者,决定出一个在市场上对买卖双方最为合理的价格,而且整个定价过程是完全公开的。
伦敦黄金市场的黄金价格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黄金价格,能够影响纽约和香港黄金市场的交易价格。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是由国际主要定价金行决定的。目前定价金行为国际十大银行,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地位,黄金交易规模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他们的成交价对其他金商而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黎士黄金市场是战后迅速成长起来的世界性的黄金交易中心,它在世界实物黄金交易中保持了独特优势,其价格是由瑞士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和瑞士联合银行三大银行决定的。虽然其自身没有黄金供给,但瑞士特殊的银行体系和辅助性的黄金交易服务体系,为黄金买卖提供了一个既自由又保密的环境。因此,苏黎士黄金市场在世界实物黄金交易中保持了独特的优势。
苏黎士黄金市场没有金价定盘制度,银行的头寸不公开,由联合清算系统对银行的不记名头寸进行加总,根据这些头寸的变动,在每个交易日的任一特定时间,结合供需状况确定当日交易金价。此价格即为苏黎士黄金市场的黄金官价,全日金价在该价格的基础上自由波动,而无涨停板的限制。苏黎士黄金官价对苏黎士黄金总库的成员具有约束力。
苏黎士黄金市场是无形市场,黄金业务主要在银行与客户、银行与银行之间进行,该市场的经营特色是现货交易,包括金条、金币买卖等。商业银行对国际金价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黄金作为一种准货币商品,其定价机制不同于普通商品,离不开商业银行的参与。
目前,纽约黄金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期货和期货期权交易市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集团纽约COMEX分部是黄金场内交易市场,其交易的所有黄金期货和期货期权都必须在此通过公开喊价的方式或者其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纽约市场价格黄金衍生品交易及定价方面具有全球权威性
香港金银业贸易场成立于1910年,一直保持着与众不同的黄金交易方式。会员可以在场内以公开喊价的方式进行交易。如果庄家开价,一口价可以成交2000司马两。所有交易都以口头形式决定,无须签订合约。
全球各大黄金市场的价格相互影响。全球各大金市的交易时间,以伦敦时间为准,形成伦敦、纽约(芝加哥)连续不停的黄金交易。伦敦每天上午10:30的早盘定价揭开北美金市的序幕。随后,纽约等市场先后开市。当伦敦下午定价后,纽约等市场仍在交易中,香港市场也会加入。伦敦的尾市价格会影响美国的早市价格,美国的尾市会影响到香港的开盘价,而香港的尾市价和美国的收盘价又会影响伦敦的开市价,如此循环。
由于黄金兼具商品、货币和金融属性,又是资产的象征,所以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国际政治、经济、汇市、欧美主要国家的利率和货币政策、各国央行对黄金储备的增减、黄金开采成本的升降、工业和饰品用金的增减等诸多因素,黄金价格的短期走势还可以参照黄金与美元、石油、股市、通货膨胀、黄金市场的季节性供求因素、国际基金的持仓、投资者的心理情况和战乱等因素,对金价走势进行相对比较简单的判断和把握。
观察黄金价格和美元指数的价格走势,可以看出,黄金和美元指数的走势是大体相反的,但是在个别的时候也出现了一定的趋同性。由于国际金价用美元计价,黄金价格与美元走势非常密切,通常会呈现美元涨、黄金跌和美元跌、黄金涨的逆向互动关系。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又被称为美元—黄金本位制;所以美元与黄金价格之间有很紧密的关系,将美元与黄金价格联系起来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国际黄金市场主要是以美元为标价,美元走势与黄金价格具有很高的负相关性。在美元疲软时,人们为了避免美元下跌的风险,会抛售美元买入黄金,从而导致金价的上涨,反之,美元走强则金价就有可能会下跌。但在某些特殊时段尤其是黄金走势非常强或非常弱的时期,金价也会摆脱美元走势的影响。
观察黄金价格和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发现原油价格一直和黄金价格紧密关联。黄金具有抵御通货膨胀的功能,而国际原油价格又与通胀水平密切相关,因此,黄金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往往呈现正向运行的互动关系。由于黄金价格和石油价格受共同因素的影响,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黄金价格和原油价格就会有一定的同涨同跌性,可以说两者相关度较明显。当然在个别的时候,也会出现负相关的情况。
如果通涨剧烈,人们所持有现金便会失去保障,收取利息也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在这时黄金就是人们最好的选择,尤其欧美的通胀最易影响世界金价。所以黄金通常被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国际黄金市场的发展历史显示,在一般情况下,黄金与股市是逆向运行的,当股市行情大幅上扬时,黄金价格往往是下跌的,反之亦然。但是由于我国内地股市是相对封闭的,所以黄金价格的涨跌与中国内地股市行情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度,而是与境外一些重要的股票市场(如纽约股票市场)有较强的相关性。
供求关系是市场的基础,黄金价格与国际黄金现货市场的供求关系也是紧密相联的,黄金现货市场往往具有比较强的季节性供求规律,上半年黄金现货消费相对处于淡季,近几年来金价一般在二季度左右出现相对底部。从三季度开始,受节日等因素的推动,黄金的消费需求会逐渐增强,到年底时,受欧美主要国家的消费影响,黄金现货的需求会逐渐上升,从而使金价持续走高。
随着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全球性货币信用危机促使机构投资者寻找更合适的投资品种来对冲汇率不稳定的风险。所以,以原油、贵金属为代表的商品市场吸引了众多机构者的视线,国际对冲基金纷纷进入黄金市场和其他商品市场。可以说,近年来黄金价格的大幅上涨既是投资背景发生深刻变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国际对冲基金大肆炒作的结果,所以在关注黄金价格走势时,也应该密切关注国际基金持仓水平的动向。
国际上重大的政治、战争事件都将引起经济的变动,进而影响金价。任何当地的货币,都可能会由于政局不稳而贬值。这时,黄金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黄金就会成为人们的选择,政府为战争或为维持国内经济的平稳而支兑美元与黄金的走势有一定的趋同性;因为一般情况下,黄金与美元指数呈现负相关关系,欧元也与美元指数呈现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研究其价格走势图中可以看出,欧元区爆发债务危机,引起投资者对欧洲经济的担忧,对风险投资的厌恶,所以有大量资金涌入黄金市场,造成黄金价格的大量上涨。所以当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动荡的时候,黄金往往会走高。
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是影响黄金价格剧烈波动的重要因素。但是,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往往是配合其他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起到放大价格的波动幅度的作用,从而给黄金期货和现货投资创造了大量的价差交易机会。
黄金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是多元化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或连锁反应对黄金价格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我们国家的黄金价格依然跟随国际金价的走势,在黄金的定价方面比较薄弱,而黄金投资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众多投资者的视线当中,深入了解并研究黄金价格的影响因素,寻找黄金价格变动原因,才能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我国的黄金市场,提高我国在国际上黄金定价的话语权只有完善我们国家的黄金市场,发展健全的相关制度法规,才能给我们国家的黄金市场带来更多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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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北京物资学院应用经济学研究基地(项目编号:WYJD200903)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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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是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人们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并且已经有人对此进行了回归建模分析。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我国国债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根据年度数据建立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长期均衡和动态调整模型,对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与相应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国债需求量是由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额两个因素所决定,我国国债实际发行量向需求量进行调整的速度为0.75,即国债需求量与年初发行量之间的缺口有75%的部分在年度内得到调整。说明我国国债还有一定的发行空间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国债,适度规模,动态调整模型
论文正文:
我国国债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国债是以国家财政为债务人,以国家财政承担还本付息为前提条件,通过借款或发行有价证券等方式向社会筹集资金的国家信用行为。自从1981年我国政府重新发行国债以来,每年国债发行的规模从数十亿元提高到数千亿元,国债发行累计余额在2000年就已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已超过2万亿元。如此大的国债规模是否适度,国债市场的容量与空间还有多大,是当前财经研究方面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国债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
总体而言,对于国债发行规模的研究,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两大类研究方法,定性研究(规范研究)方法提供了很好的思想,但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数量结论。现有的几种定量方法(实证研究)试图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但其方法的采用有待改善,预测的精度有待提高。本文根据年度数据建立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长期均衡和动态调整模型,对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与相应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我国国债的长。期均衡模型
国债规模的大小在客观上受到很多宏观经济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本文得到与国债规模(C),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的四个影响因素,即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本文采用这四个因素作为国债规模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根据1981~2003年的历史数据,运用OLS回归法,建立我国国债的需求模型。
运用Eviews3.1软件,建立回归方程,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系数上看,我国国债规模(C)与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都呈正相关关系。其中,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的系数最大,是影响我国国债规模的决定性因素,说明我国的国债需求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偿付国债本息,而不是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的市场主动选择的结果。
从回归效果上看,R2=0.9994,拟合优度较好,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高;F值所对应的概率为0.0,说明回归模型整体拟合效果显着;由于模型的观测个数n=23,解释变量个数k=4,水平α=0.05,查表可知D.W.的临界点为d1=0.986,du=1.785,而回归方程D.W.=1.84227,大于1.785,不存在一阶自相关;L、S系数的t检验值较小,所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1724和 0.2041,均大于0.1的显着性水平,说明L、S对模型的解释能力不强。因此,我们要对回归模型进行调整。根据惯例,逐个剔除t检验值较低的变量。经检验,若单独剔除L,会使S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显着增大,回归方程拟合优度降低;同样,若单独剔除S,会使L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显着增大,回归方程拟合优度也会降低。因此,应将L、S两变量同时剔除,回归结果见表2所示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FD、PD的符号方向与调整前的一致,能较为合理地解释与国债规模的关系;拟合优度R2=0.9987,说明在国债规模的变动中,有99.87%的变动是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均小于0.05的显着性水平,说明各解释变量作为个体对国债规模有较显着的解释能力;F=8289.02,所对应的概率为0.0,说明模型中所有的解释变量作为一个整体与被解释变量B的线性关系显着。
回归方程为:B=44.28+1.028FD+0.99PD(1)
回归方程的两个结论;
1.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是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人们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并且已经有人对此进行了回归建模分析。但是,这种回归模型的有效性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GDP虽然和国债发行规模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但二者不是同阶单整,因此不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实际上,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年的国家预算赤字和到期国债的还本付息决定的,结合本文前面的实证分析,很容易得出真正与国债发行规模有较强因果联系的因素是财政赤字和国债到期还本付息这两个因素。
2.振兴财政与提高“两个比重”刻不容缓。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与国债发行规模的因果关系最为紧密,这从侧面说明我国财政对于国债的依赖过于严重,国债的发行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和偿还国债本息,而不是用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建设。国家财政之所以出现很大的财政赤字,无力偿还到期国债,这一方面与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中央财政实力不是很强,因此振兴财政,提高“两个比重”是很迫切的。
如果假定国债的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是一致的,那么上述回归方程就是国债需求函数的均衡方程,否则上述所拟合的回归方程就不能代表需求方程,它只是我国国债发行量的回归方程。因为国债的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一致是很偶然的,大多数年份实际发行量和需求量是不一致的,所以必须对上述方程进行动态调整,才能得到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实际需求模型。
(二)我国国债适度规模的动态调整模型
动态调整模型也称为局部调整模型,是非均衡模型中最简单的一种,其模型
Bt-Bt-1=θ(Bt*-Bt-1)(2)
其中,B*t是第t期国债需求量或意愿水平,Bt和Bt-1分别是第t期和第t-1期国债实际持有量,θ是调整速度。
假定我国第t期的国债需求量B*t是确定的,并且政府总是打算弥补期初实际持有Bt-1量与这一需求量间的缺口,但由于受国债调整成本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一国在第t期内不大可能将期初实际水平Bt-1调整到本期需求水平或意愿水平B*t,因而本期的实际水平Bt只是作局部调整,调整速度为θ。均衡模型假定实际持有量就是需求量,即θ=1,那只是这里所讨论模型的一种特殊情况;B*t-Bt-10,表示期初的国债发行量不足以满足该期的需求;B*t-Bt-10,表示期初的国债发行量超过了该期的需求量。根据动态调整模型确定需求函数可以避免用实际持有量代替需求量,但需要得到国债需求的均衡模型。
由于一国的国债实际发行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债需求的客观反映,所以根据前文所确定的国债需求的均衡方程(1),我们可以设定我国国债的需求模型具有下列形式
B*t=α0+α1FDt+α2PDt+εt(3)
其中,B*t表示我国国债需求量,这是不可直接观察的;εt是随机扰动项;FDt、PDt分别为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额。
假定我国国债的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之间满足下列动态调整模型
Bt-Bt-1=θ(B*t-Bt-1)+μt (4)
将关系式(3)代入(4),经整理后可得
Bt=θα0+θα1FDt+θα2PDt+(1-θ)Bt-1+θμtεt(5)
根据国家国债发行的年度数据对模型(5)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回归方程为
Bt=39.98+0.77FDt+0.81PDt+0.25Bt-1(6)
根据以上的回归结果可知,回归模型(5)符合OLS的要求,具有良好的统计属性,具备一定的说服力。因此,本文将回归方程(6)作为模型(5)的最后估计结果。比较模型(6)和(5)得
θα0=39.98 θα1=0.77 θα2=0.81 1-θ=0.25
可解出各个参数值为
θ=0.75 α0=53.31 α1=1.03α2=1.08
将上述参数的估计值代入(3)式,即可得出我国外汇储备的需求模型
B*t=53.31+1.03FDt+1.08PDt(7)
同时,我国国债的动态调整模型为
Bt-Bt-1=0.75(B*t-Bt-1)(8)
由(7)式可以看出,我国国债需求量是由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额两个因素所决定,并且都与国债需求量呈正相关。由(8)式可知,θ=0.75,也就是说我国国债实际发行量向需求量进行调整的速度为0.75,即国债需求量与年初发行量之间的缺口有75%的部分在年度内得到调整。这说明我国国债还有一定的发行空间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根据我国国债需求模型(7)可以算出1990年以来我国国债需求量,再与当年实际发行量相比,可以得出各年度我国国债发行的缺口,如表4所示
本文采用动态调整模型这种非均衡方法间接地估计了我国国债的需求模型,并找出了国债实际发行量与适度规模之间的动态关系。
1.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基本是适度的,没有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90年的国债发行缺口是34.02亿元,到2002年这一缺口达到386.48亿元,1990年至2003年的国债发行平均缺口达137.99亿元。这说明我国的国债政策是稳健的,国债发行规模的大幅增加是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国债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之间存在缺口,除1993年国债实际发行量略高于需求量之外,其他年份国债实际发行量均低于需求量,但缺口数量并不是很大,所以说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和我国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国债规模基本适度。
2.我国国债还有发行的空间,国债政策依然是有潜力的。我国国债规模逐年大幅度增加,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开始担心国债规模扩张给国家财政带来风险。但我们不能据此片面理解控制国债规模,甚至走向淡化国债或消灭国债的极端。中国财政每年出现财政赤字难以避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都依赖于政府的推动,而发行国债是政府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应该按照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来安排适度的国债规模,及时调整实际发行量和需求量之间的缺口,以保证我国宏观经济正常运行,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
3.我国国债发行空间并不是很大,所以国债规模也不能盲目扩张,要注意风险的防范。今后一段时间,如果我国能一方面通过优化国债的使用结构,提高具体国债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扩大国债投资对经济总量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通过财政体制和税收体制改革,控制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那么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我国政府将有能力保持适度的国债规模,并且完全可以避免因国债规模失去控制而导致的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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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动人口整体的全部样本来看,除婚姻状况对工资收入不显著外,其他各变量都对工资收入起到显著地效应。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工作技能培训、性别、年龄这四个变量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强烈的。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流动人口收入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流动人口收入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流动人口群体正在发生分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务工的第一代流动人口正在逐步退出城市,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劳动群体―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子女开始加入劳动大军并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
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和老一代流动人口由于出生和成长时代背景不同,从而具备了显著的不同人格特征。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因而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与此同时,他们受到户籍的限制,难以扎根城市,因此,工作稳定性很差。这一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将会加剧收入差距,阻碍城市化进程,威胁社会稳定,最终影响整个社会发展。
对于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很多,主要是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例如罗锋、黄丽在2011年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证明了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
钱雪飞在2012年描述了两代农民工收入的代际差异,综合选择了8个自身因素、8个工作因素、5个生活负担因素、10个社会资本因素,合计31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对新时代农民工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而对于两代流动人口收入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一般来说是将两代流动人口分为两个群体,分别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例如,刘美玲在2011年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 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等变量对老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性别和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
在学者关于两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代际差异的分析中,大部分学者认为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并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做了分析,认为个体特征与人力资本的差异是造成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模型的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Mincer基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由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决定的假定,于1974年提出著名的“Mincer模型”,之后此模型成为测算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影响的经典模型,国内外众多学者都结合自己的研究特色利用改进的“Mincer模型”来具体研究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Mincer模型的对数工资回归方程为:
Lnw=βX +μ
其中,w表示工资率,X代表一组个人特征的向量,μ为随机误差项。本研究根据研究假设和变量的选取,对“Mincer模型”进行拓展和修正,利用改进了的“Mincer模型”来研究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构建的回归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Inw=β0+β1 edu+β2 train +β3 time+β4 sex+β5 trade+β6 age+β7 age2+β8 child+β9 marry +μ
其中,w为流动人口的日工资收入,考虑到年龄与工资收入存在“倒U”的非线性关系,于是,将年龄的平方项也加入回归模型中。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数据是基于2011年国家计生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全国范围进行,按照随机原则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取样本点,样本总量128000人。该调查给出了流动人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详细的个人特征方面数据。在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因素分析中,两代流动人口所面临的社会歧视与工作环境是一样的,造成他们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两代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与就业观念的不同,因此,本文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采取个人特征方面的指标并提出研究假设。
1.因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日工资率的对数做为因变量。
2.自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工作行业、每天工作小时数、家庭等因素做为自变量。
年龄。年龄是研究收入影响因素中的主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根据贝克尔(Becker)的年龄-收入曲线,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的轨迹,因此,本文将年龄、年龄的平方两个自变量同时纳入模型中,假设预期年龄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年龄平方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性别。性别是影响收入的重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男性获得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要高于女性。因此,本文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的工资水平高于女性。
受教育程度。教育水平在各种研究收入的影响因素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一般来说,教育可以提高就业人口的知识水平,获取信息等能力,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收入增加。因此,本文假设受教育程度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就业人口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并会提高工作的稳定性。因此,本文假设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都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工作行业。不同的工作行业,流动人口的收入相差很大,一般来说科研和技术行业收入偏高,农林牧渔行业收入偏低。因此,本研究假定工作行业因素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有正有负。
每天工作小时数。一般来说,工作时间越长,收入应该越高,因此本文假设流动人口工作小时数与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家庭因素。流动人口的婚姻状态和抚育子女数代表了流动人口的家庭状况,一般来说,已婚、有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稳定,家庭负担较重,收入更高。因此,本文假定婚姻状态与流动人口收入为负相关系,抚育子女数与流动人口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表1对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说明,同时预期各变量的作用方向。
(三)计量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因素以及新生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的不同和影响程度的差异,本研究使用SPSS11.O软件分别对流动人口整体、老一代流动人口样本、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三个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表3、表4)。
结果显示,从流动人口整体的全部样本来看,除婚姻状况对工资收入不显著外,其他各变量都对工资收入起到显著地效应。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工作技能培训、性别、年龄这四个变量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强烈的。
其中,性别对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最为显著,整体上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男性流动人口相差30%以上,这表明无论新生代还是老一代流动人口都存在严重的就业性别歧视。比较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发现,性别因素在老一代中的影响程度更大,新生代流动人口男女工资收入差距略有缩小。
年龄对总的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越高,年龄每增加一年,收入增加2.4%。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工资收入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年龄增加,收入也更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这一个体特征对其工资收入的作用不显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龄代表着工作经验,一般来说,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
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从全部样本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档次,工资收入均值会相应的提高11.3%。
外出后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重要的影响。在流动人口的全部样本中,进城后未曾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的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均值要比曾接受过培训的流动人口的低9.3%,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参加技术培训的收益率更高。这一数据反映出新生代流动人口接受新事物快,岗前培训和在职教育对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更有效。
另外,抚育子女数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一定影响,要抚育的子女数越多,家庭负担越重,因而可能在选择工作时提更高的工资要求。尤其是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抚育子女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家庭压力。
总之,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主要受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培训、性别和家庭负担的因素影响。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工资收入还属于社会较低层次,增加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迫在眉睫。一方面,工资收入作为大部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劳动所得,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迁移的决策,只有他们认为有足够高的收入可以弥补其迁移成本时,才会做出迁移的意愿,有了迁移意愿,就会成为潜在的城市劳动力供给,促进我国城市化建设;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诉求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已不仅是单纯地在城市中打工挣钱,而且要在城市中消费、生活,但如果要增强流动人口消费能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其根本条件在于提升就业收入水平。
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求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打工收入水平相对于城市生活成本来说,依然较低,难以支撑其在城市中成家立业的梦想。提升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意味着其在衣食住行上的消费能力将会迅速增强,从而必将对城市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需求拉动作用。这一庞大而生机勃勃的劳动者群体,不仅能够在各个产业中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且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成为重要的消费者群体。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使流动人口的工资提高到合理的水平上。
为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针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以下提高其收入的具体措施:
(一)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能力
首先,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是流动人口文化程度的决定因素。新生代流动人口是一个固定在某个年龄段的群体,今天农村受教育的儿童,可能就是下一个阶段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城市的产业工人。因此,对于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的要求,必须通过农村基础教育的增强来实现。改善农村基础教育,首先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建设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同时,要改革教育评估方式,切实以培养人才为主,让流动人口全面提高文化素质。
另外,还要加大专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流动人口技能素质。当前,流动人口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的需要,是造成流动人口“就业难”主要障碍之一。因此,要大幅度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我国制造业发展不断提供合格的产业工人。政府应当加大培训资金投入,健全和规范培训信息的发布渠道,并对有关培训机构给予适当培训补贴,鼓励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成为培训流动人口的主体,高素质的流动人口劳动技能强、接受能力快,企业聘用他们也会得到更高的收益。同时,鼓励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自我投资接受培训,为他们提供真实可靠的培训信息与培训机会。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个体劳动生产率
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转变企业经营方式,不再以压榨工人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为赚取利益的方式,而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单个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创造条件,使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实现同步提升。
(三)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
提高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就要在就业方面消除各种歧视流动人口的现象,实现同工同酬,待遇均等。
首先要加强立法执法建设,从根本上保护流动人口的权益。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为打击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依据。政府要严格的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流动人口的就业环境,真正维护流动人口在企业工作的合法权益。
其次,要转变对流动人口歧视观念,营造平等就业环境。社会应该给予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多的关注,使他们可以与城市人一样真正拥有平等就业的权利,能参与到正常的就业竞争中去,能享受与城市职工同等的待遇。要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歧视与偏见,不仅要借助公共媒体进行宣传,政府还应该加快社会改革的进程,为流动人口营造平等的就业环境,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就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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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咨询局定义迁移为:所谓迁移,就是人们以半永久性或永久性居住为目的,并进行距离较长的地理迁移。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原因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原因分析
现阶段,我国主要存在两种人口统计数据来源途径。其中一种为统计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可靠详实的人口统计数据,是对人口形势与科学决策进行正确判断的前提与基础;另一种则是日常统计工作报表,像计划生育部门的节育与生育统计、公安部门人口户籍变动统计等。由于统计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极大的提高了我国人口统计数据质量与统计水平,然而,也存在我国人口统计数据不准确与不可靠现象,本文主要对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1.1模糊的人口迁移概念
所谓人口迁移,其实就是人口在一定时间、空间内所发生的大规模移动现象,基于人口迁移有着较为复杂的界定,时期与职能部门的不同,对迁移人口界定也存在一定差异性,期称谓也较为杂乱。
多样的称谓。现阶段,我国很多关于人口迁移的文献与研究文案中都有关于迁移的文学术语,常见的人口迁移包括:暂时性迁移、非户籍迁移、流动人口、永久性迁移、户籍迁移以及暂住人口等,这些称谓都可以从一定角度对人口迁移进行定义,而且各定义间具有相互融合现象,像户籍迁移与永久性迁移其实就有着某种交集,而两者又具有一定差异性,根据人口学定义,移居迁入地一年以上为永久性迁移。
不统一的人口迁移时间限定。根据全国性人口普查,我国在1987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并未对迁移实施时间限定,而全国人口普查在1990年限定迁移时间为迁移原住地超过1年,之后的中国人口普查中,更改一年的迁移时间至半年。此外,在某一地区的公安部门明文规定,离开原居住地超过3日就被定位迁移性人口,出发于自身工作需求,计生部门紧紧统计到达现住地或离开原住地超过30日的外迁人口。
分散的人口迁移空间限定。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中,对我国迁移人口来源地进行全面调查,1990年全国性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人口来源地进行细化调查,使其细化到县、区、市,近年来,我国人口普查进一步细化,开始对乡镇街道一级进行普查,跨县迁移是对县市区一级进行统计,而在调查现住地方面仍然比较混乱。1995年人口抽样调查与1990年人口普查,调查现住地是细化至县市区一级,近年来,我国人口普查调查中,也对乡镇街道一节进行了细化调查。全国户籍管理中,相关公安机关只要有户口变动,那么就会有登记。
因此,对于户籍人口迁移来源地和现住地,都可以进行基层户籍登记地的细化。针对暂住人口的等级,可细化其来源至市级、县级,不存在现住地统计信息。计划生育部门流动人口管理系统中,并没有涉及到区、县内的迁移,对于跨县迁移需要达到乡镇街道一级的细化,对于现住地的调查也可达到乡镇街道一级的细化。
1.2人口迁移不统一数据采集内容
通常全国人口普查与人口抽样调查均为专门组织的调查活动,由于该调查本身极具特殊特性,且对人口资料的搜集相对也比较全面,所?项目比较多。自我国展开1%人口抽样调查之时,对人口迁移资料进行搜集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表现在选取调查项目中,同时还在调查内容方面体现出来。虽然人口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从其工作职责出发,他们所调查的人口迁移信息要比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信息小很多,然而,相对来说,在涉及我国人口迁移统计内容及项目方面,公安部门要比计生部门少,这种不统一的人口迁移统计数据采集内容,最终会导致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差。
2.1对人口迁移概念予以明确
因为不断完善的国外覆盖全国社保体系,也未受限于户籍制度,因此,国外在定义人口迁移时较为纯粹,比如,美国人口咨询局定义迁移为:所谓迁移,就是人们以半永久性或永久性居住为目的,并进行距离较长的地理迁移。要求对人口迁移予以界定时,要尽可能的与国际相接轨,另一方面,要尽量从人口学角度对迁移目的属性、空间属性与时间属性进行考虑,而且还要考虑到迁移后的户籍制度。根据现阶段我国人口有着多样的迁移称谓,必须进一步规范于统计实践中,因为各人口迁移称谓使用频率,可以定义为:在不同地区间的人口移动或者流转,都被叫做人口迁移。
根据我国户籍制度,对我国几次较大规模人口迁移普查与调查进行借鉴,有效结合目前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人口迁移调查,主要参照系为流入地或者迁入地居住时间,对有迁移行为的人口进行具体分类,见表1。
2.2对采集人口迁移数据进行进一步规范
1%人口抽样调查和全国人口普查最终目的表明这类调查中有着极为丰富的人口迁移调查内容,而且所设置的调查项目也比较合理科学,可以满足研究与管理人口迁移工作之需。然而,很多必要人口迁移资料仍然不足,像人口迁移过程中迂回迁移与回迁的信息资料、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基本信息等。所以,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在采集人口迁移数据时,除了对自身工作之需予以考虑外,还要尽量接轨于统计部门所收集的资料,实现数据共享。
2.3形成数据采集“一张网”,实现数据共享机制
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作为可以实施采集人口迁移数据的重要部门,对现代信息技术予以充分利用的前提下,一方面相关部门采集数据一盘棋,另一方面还要实现部门“一张网”模式。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空间与时间内搜集人口迁移的数据资料,将其制作为全国人口迁移强度与规模的面板数据,又能够保证人口数据采集质量。这样方便了对我国人口迁移因果关系的探讨和对内在机制的理解。根据人口抽样调查和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相关数据库予以补充与完善。此外,通过数据库资料也能对抽样调查与人口普查中数据资料进行检验和修正。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依照管理之需与工作职责,做好明确分工。
总之,只有对人口迁移概念予以明确,同时进一步规范采集人口迁移数据,通过此类提高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解决对策,才能不断提高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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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间的异速增长系数开始超过均衡的监界值,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表明,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越来越严重,土地城镇化增长的速度超过城镇人口增长对其产生的需求,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的模式。实证研究结果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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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重大结构性调整,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需要由依靠外需转为依靠内需。城镇化作为国家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手段,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关乎中国未来经济能否长期健康发展。城镇化,一方面是指城市面积的对外扩张和城镇化量的增加,即土地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城镇化也指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城镇定居人口数量和规模的增加,即人口城镇化。土地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能否协调发展,决定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国内外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例如:孙海鸣(2005)指出,我国不合理的行政规划造成了中小城市过多,大城市偏少,而中小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有限,使得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1];周飞舟(2006)认为,当前我国的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土地财政”来支持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从而造成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2];郑有国(2011)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秉持的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不得不以廉价的土地作为吸引投资的筹码,从而造成了以工业园区发展为代表的土地城镇化的过热势头[3];姚士谋(2012)、李子联(2013)分别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土地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衡的原因[4-5]。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判断,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学理分析不足。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其次,从外在和内在的制度机制角度,探寻造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失衡的原因;最后,根据前文的分析提出相应的结论和对策建议。
二、我国人口与土地镇化协调性模型设定
我们引用异速生长模型(allometric growth mode),分析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关系[6]。异速生长是指系统的某个局部与整体的几何测度关系: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与系统或其另外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有恒定的比值。
Naroll和Bertalanffgy(1973)最早将异速生长模型用于研究城乡人口变化的对数线性关系[6]。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引入异速增长模型,用于研究城镇化体系及体系中两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异速生长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y为子系统的某种测定或整体的局部;x为整体的另一个局部或整体与子系统的某种测定;参数b为标度因子,或称为异速生长系数,是y与x各自增长率的比值。运用数学变换可以将上述异速生长模型转换为幂函数形式:y(t)=ax(t)b,当y(t)表示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时间序列,x(t)表示城镇人口数量的时间序列,转变后的异速生长模型就是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动态关系评价模型。根据遍历性公理,也可将时间序列的动态评价模型转变成空间评价模型:y(k)=ax(k)b,此时y(k)和x(k)分别表示在同一时期内k个不同城镇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的序列。
异速生长模型的关键问题是判定异速生长系数b的值。关于b值的确定,理论界早有研究,在计算方法上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认为异速生长系数值取决于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二者维数的商。Nordbeck(1995)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城镇面积是二维变量,城镇人口数量是三维变量,得出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为2/3。当b=2/3时,城镇面积的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相等,此时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最为协调;当b>2/3时,为正异速增长情形,此时,城镇面积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当b<2/3时,为负异速增长情形,此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样处于不协调状态,表现为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后来的学者将分形概念引入模型,认为异速生长系数b的值等于城镇面积与城镇人口二者分形维数的商(White and Engelen(1993)[7],Batty(1998))[8]。根据分形概念确定的b的临界值为085。同样,当b=085时,城镇面积的增长与城镇人口需求的增长相一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反之,则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b>085)或土地城镇化滞后型(b<085)。根据多个不同国家的研究结论表明: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为085要优于2/3。从数值上看082大于2/3小于1,以其为标准既不会过窄,也不会过宽。因此,本文选择085作为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以其作为判断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协调性关系的标准。具体判断标准见表1:
(一)总体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1-2012年间,我国576个县级以上城镇的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据,构建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异速生长模型,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进行实证研究。
2001-2012年,我国576个县级以上城镇总体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的异速生长系数b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明显看出,2005年之前,我国各年的异速增长系数均小于本文设定的临界值085,为负异速性增长。从理论上讲,这表明2005年之前,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速度小于城镇人口增长对城镇面积的需求,城市用地偏少。从异数生长系数的具体数值上看,2005年之前,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虽然处于负异速增长的不协调状态,但在此期间的b值与临界值085比较接近,说明这一时期内我国整体上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规模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
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间的异速增长系数开始超过均衡的监界值,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表明,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越来越严重,土地城镇化增长的速度超过城镇人口增长对其产生的需求,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的模式。实证研究结果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符合。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过于粗放,新城区和开发区建设缺少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盲目建设现象严重,导致大量新城区建成后处于长期闲置状态,人口入住率极低,各地均出现了所谓的空城或鬼城现象。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城镇总体的异速生长系数呈震荡上升的趋势,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合理解决好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否则城镇化的发展将走向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分析
按照城市的人口数量对我国县级以上城市进行分类,市区非农业人口在2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100-200万之间的为特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50-100万之间的为大城市;20-50万之间的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我们将各年不同规模城市作为整体,分别对各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按照异速生长模型设定的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不同规模城市历年的异速生长系数值,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异速生长系数差异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在2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在2007年之间异速生长系数一直高于临界值085,呈正异速生长。说明在此之前我国超大城市土地城镇化的扩张幅度大于人口增加的需求;同时,从2004年开始,超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由递增转为递减,说明随着人口不断向超大城市的流动,城市的面积扩张与人口增长逐渐趋于协调。但是,自2007年之后,随着人口进一步流入超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与临界值的差距开始拉大,城市面积的扩张越来越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
2特大城市的异速增长系数在此期间一直处于递增的状态。在2002年之前,我国特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临界值以下,但是,在2003年后,异速生长系数始终处于临界值的上方。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2003年之后,特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的平均值达到了1064,突破了1,说明我国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超需求扩张问题十分严重,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严重失衡。
3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2006年之前均超过了1,表明2006年之前,我国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迅速,超过了大城市城区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且土地与人口之间关系的失衡十分严重。2007年开始,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逐渐向临界值回归,城市面积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失衡关系得到缓解。
4人口在20万到50万之间的中等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样本期间内一直处于递增态势,并且除2002年之外,全部都处于异速生长系速临界值的上方。说明中等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扩张的速度一直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从具体数值上看,中等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2005年之后一直维持在1以上,突破了城市用地超需求扩张的合理范围,土地城镇化过快,表现为严重的人口滞后型城镇化。
5小城市异速生长系数呈震荡上升的趋势。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大多数是县级城市,与地级以上的大中型城市相比,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发展缓慢,异速生长系数长期处于临界值以下,并且在2005年之前一直低于08,突破了异速生长系数的下限。说明在此之前,我国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严重,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的需求,表现为严重的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从2002年开始,县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开始增长,到2006年左右,基本接近临界值水平,土地城镇化不能满足人口城镇化的状况得到了缓解,二者处于相对协调的状态。但是,从2008年开始,县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超过了临界值,并一直处于其上方,县级城市开始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
总体来说,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均存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超大城市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区位优势吸引着大量人口的流入。近年来,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发生了一定的逆转。人口的过度拥入,导致超大城市出现了土地滞后型的城镇化。二是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过快的土地城镇化。近年来,1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开始了城市建设的快速扩张期,新城区、开发区大量上马,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特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之间关系的失衡越来越严重。作为地区型中心城市,特大城市虽然对区域内的比较有吸引力,但对区域外人口的吸引力远不如超大城市。
因此,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后,能否得到足够人口的填充,将是特大城市城镇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小城镇土地城镇化过快的问题。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近年来,地方中小城市也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在我国当前的政府主导型资源配置体系下,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是极为有限的,在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如果不能合理协调城市建设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结果必然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城镇化的泡沫,影响城镇化的可持续长远发展。
(三)不同区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分析
按照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况,通常将我国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部分。从经济发展角度,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明显,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仍十分落后。在城镇化发展方面,东、中、西部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距。2012年,东部地区平均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1%,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7%和43%。
为此,本文将分析我国不同区域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以《2001-2012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不同区域的县及县级以上城市作为样本,共计663个样本。其中,东部地区265个样本,中部地区234个样本,西部地区164个样本。通过构建异速生长模型,分别对各年不同区域城市的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按照异速生长模型设定的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城市历年的异速增长系数最高,始终处于均衡的临界值085以上,说明东部地区城市面积扩张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需要,土地城镇化的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中部地区在2003年之前城市的异速增长系数在08以下,建成区面积不能满足城镇人口增长的需求,2003年之后情况有所改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处于基本协调的状态,但从2005年之后,中部地区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开始加快,土地城镇化高于人口城镇化的失衡问题开始突显;西部地区的城市建设也落后于中东部地区。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自2009年以来,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速度加快,人口城镇化开始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
从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当前,我国不论从总体上还是分区域亦或是从不同城市规模角度看,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衡问题都十分严重,而失衡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建设面积的扩张速度过快,超过了城镇人口增长引起的土地需求增加,即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一)外在制度的影响
二元土地制度是对农村和城市土地所有权的不同规定,即农村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全部为国家所有,不同的土地权属决定了不同的土地市场。现有的法律规定,农业用地要想转为非农用地进入市场进行流转,必须先将土地的所有权性质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国家所有制,地方政府作为土地所有权转换的唯一权利人,垄断了非农用地的供给,占有了土地转换过程中的绝大部分价差收益。二元土地制度的存在,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城市空间扩张上的动力,成为土地城镇化过快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权,增加了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难以支撑大量的行政和建设支出,使得地方政府只有依靠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来维持政府运转。当前,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仍是以GDP作为标准,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投入,而现有的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只能依靠土地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土地的城镇化运动,不仅解决了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问题;同时,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带来的一系列投资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对地方政府而言可谓一举两得。
二元土地制度和以分税制为主要形式的现有财税体系,是影响土地城镇化过快的制度因素,但并不能够解释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象。当前的研究成果,对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原因的制度解释主要是从户籍制度方面进行。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解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国家实行了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并在1958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的实行,使得居民的户口与其所能接受的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为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居民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没有基本的居住、子女就学、医疗等基础的社会保障支持,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向城镇的转移,使得人口城镇化速度进展缓慢。
(二)内在机制的影响
探寻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内在机制还需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切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一直表现为投资驱动型,三十多年间资本累积的速度不断加快。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由382%迅速上升到506%,资本积累的速度约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投资增长带来的资本积累增加的前提是要保持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这也是维持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条件。
在最终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政府只能通过对生产的上游资源的控制,人为压低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达到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的目的。
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工业投资对原材料产地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使得工业投资的区域替代性增强,各地方政府争夺投资资本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大幅降低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有些地方甚至不惜以零地价或负地价的形式向投资商提供土地。政府对工业用地的低价供应,是对资本积累的补贴,造成了全国各地区不断出现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和新城区,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土地城镇化速度越来越高。
为了弥补工业用地出让方面的财政收入损失,地方政府采取了不断抬高住宅用地的价格策略,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低工业用地价格、高住宅用地价格的土地价格双轨制。近年来,各大城市不断出现的“地王”现象,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证明。住宅用地价格的不断攀升,导致了房价的不断上涨,结果是农村居民迁入城市的成本增加,严重阻碍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测定的结果表明:自2005年后,我国总体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出现失衡,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对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来,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开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从不同区域看,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问题最严重,其次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造成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原因,除了现行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外在的制度因素外,我国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基于前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现有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在制度层面上造成了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失衡,需要中央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对现有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革。其中,土地制度上,要限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权,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户籍制度的改革,要保障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公共福利的均等化;财税体制的改革,要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避免地方政府的土地城镇化冲动。
2限制超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
前文的研究表明,超大城市已出现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超大城市由于拥有较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吸引着人口不断地流入,“大城市病”已开始显现。因此,应对大城市的发展加以限制,给予中小城市更多的权利,鼓励中小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向中小城市转移。在缓解超大城市人口压力的同时,也解决了中小城市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
3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镇化发展的资金缺口较大。
我国城镇化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由于缺少资金,不得不以土地出让金作为筹资的源泉,带来的后果则是土地城镇化的过度发展;同时,由于缺少资金,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减少在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造成了人口城镇化的滞后。因此,为了缓解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缺口,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参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国外城镇化发展历程证明,公私合营的PPP模式,对于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缓解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而且对于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流动,减少对资本市场冲击以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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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职业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个体对于所从事职业的肯定性评价。美国学者阿瑟·萨尔兹认为“职业”是人们为了获取经常性的收入而从事连续性的特殊活动,是社会分工体系中人们所获得的一种劳动角色,是最具体、最精细、最专门的社会分工。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的表现形式,职业群体内部成员对职业的认同遵循社会认同的基本规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全文如下:
所谓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在内心中认为所从事的职业有价值、有意义,并能够从中找到乐趣。黄炎培先生提出职业教育要实现“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其中“使有业者乐业”即是要实现人的职业认同。对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现实考虑:首先,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高职毕业生就业情况也不乐观,如果学生在校期间能够逐步明确自己将来做什么,并为以后职业做些准备,将有利于毕业生实现就业并迅速适应工作岗位要求。其次,面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企业不仅需要具备一定技术技能水平的员工,更需要热爱该职业、具有较好职业认同并对企业忠诚的员工。
关于职业认同测量维度方面的已有研究各有不同角度和侧重点。美国学者Holland 从单一维度测量个人与职业有关的特点的清晰度和稳定性,其量表由18个题目组成[1];Melgosa 按照获得、延缓、早闭、扩散四种状态将其分为四个维度,根据各维度上的得分将其归类[2]。国内的相关研究中,薄艳玲等认为职业认同可以划分为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意志、职业期望、职业价值观和职业行为倾向六个维度[3]。分析已有研究发现:目前的职业认同测量维度主要针对在职人员,而且在维度也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叠,比如职业认知与职业价值观、职业期望之间,职业情感与职业意志之间等。结合已有研究和高职院校学生特点,本研究拟提出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认同包括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倾向三个维度的假设。
关于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研究,国外的学者主要是从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如Penick和Jepsen研究发现家庭风格可以显著地预测职业认同[4];Gushue等研究认为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具有正向相关[5]。国内相关研究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有一些有针对性的研究,比如,魏淑华在研究中认为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因素有个体特征、个体传记及教学环境等[6]。应该说,影响个体职业认同的主客观因素众多。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以天津市高职院校为例,从高职学生实际出发,拟主要从学生专业认同、自我认同、职业生涯规划以及人口统计学等因素出发,探索其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自于天津市三所高职院校在校生,包括大一、大二和大三学生。调查时间是2014年5月,共发放问卷650份,回收问卷621份,回收率为95.5%,其中有效问卷为561份,有效率为90.3%。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男生225人,女生336人;大一学生219人,大二学生183人,大三学生159人;城镇学生298人,农村学生263人。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文献研究和访谈的基础上,参考已有其他群体的一些职业认同调查问卷,编制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分为职业认同、专业认同、自我认同及职业生涯规划4个分问卷,其中自我认同分问卷采用加藤厚1983年编制、张日?N1989年修订的自我认同测试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7]。调查问卷及其他各分问卷经过多次修改后形成,采用5点计分法。
2.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使用集体施测的方式,施测前向被试说明填写的要求,施测完毕,对问卷进行编码处理,使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录入和统计分析。
3.研究变量
(1)被解释变量
职业认同。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将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拟分为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及职业行为倾向三个方面。
(2)解释变量
专业认同,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将其分为专业认知、专业情感及专业行为三个方面。
自我认同,主要包括过去的危机、现在的自我投入及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三个方面。
职业生涯规划。
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主要考虑性别、年级及生源等因素。
4.问卷分析
使用SPSS18.0对职业认同、专业认同、职业生涯规划分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剔除负荷值小于0.4的题项,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得到表1、表2、表3所示的因子结构。从表中显示内容来看,职业认同、专业认同及职业生涯规划分量表的KMO值分别为0.818、0.874、0.840,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p<0.05),说明观测变量可以做因子分析。在信度检验上,职业认同分量表Cronbach a系数为0.773,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及职业行为倾向的Cronbach a系数分别是0.733、0.569、0.764;专业认同分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为0.849,专业认知、专业情感及专业行为的Cronbach a系数为0.666、0.769、0.800;职业生涯规划分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为0.797。职业认同、专业认同、职业生涯规划分量表及因子Cronbach a系数在0.569~0.849之间,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3 职业生涯规划相关的因子分析及信度分析
题项 职业生涯规划 因子负荷
职业生涯规划
KMO值 0.840
我对未来的职业有清晰的战略规划 0.793
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职业目标 0.792
我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充满信心 0.748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0.733
我非常清楚自己职业发展面临的优势与劣势 0.601
我对学校提供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及就业指导服务很满意 0.553
Cronbach a 0.797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现状
表4 天津市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及其维度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职业认同维度 总体
项目 职业认知 职业情感 职业行为倾向 职业认同
平均数(M) 3.5624 2.9759 3.4999 3.4385
标准差(SD) 0.7078 0.9121 0.6655 0.5215
调查发现,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总体良好,处于中上水平。基于问卷采用5点评分法,估计的总体均值取3为参考值。从表4来看,高职学生在职业认同上的平均得分为3.4385,超出均值3,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职业认同平均得分与参考值3进行单样本t检验比较,p=0.000<0.05,差异显著。
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具体表现。从构成职业认同的维度来看,职业认知平均得分最高,其次是职业行为,最低的是职业情感,也就是职业认知>职业行为倾向>职业情感。从表4看出,职业情感均值为2.9759,没有达到一般水平,这说明,总体来讲高职学生虽然对要从事的职业有所了解,也表现出一定的倾向行为,但在情感上没有较好的接受。
(二)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影响职业认同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众多,本研究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来探讨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一是从性别、年级、生源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出发,考察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感在人口统计学因素上是否存在差异;二是从专业认同、自我认同和职业生涯规划等因素出发,考察各因素是否影响高职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各因素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
1.人口统计学因素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
表5 不同被试特征在职业认同及各维度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职业认同维度 总体
项目 职业认知 职业情感 职业行为倾向 职业认同
M SD M SD M SD M SD
性别 男 3.5522 0.7584 2.9222 0.9171 3.6171 0.6900 3.4903 0.5536
女 3.5692 0.6729 3.0119 0.9084 3.4213 0.6377 3.4038 0.4966
生源 城镇 3.5822 0.6960 2.9379 0.9340 3.5398 0.6922 3.4602 0.5303
乡村 3.5399 0.7217 3.0190 0.8865 3.4546 0.6322 3.4139 0.5111
年级 大一 3.4189 0.7059 3.0907 0.8873 3.3762 0.6415 3.3454 0.5295
大二 3.6321 0.6868 2.8023 0.8936 2.5562 0.6671 3.4636 0.4850
大三 4.0449 0.5789 3.3846 0.9697 3.9414 0.5823 3.8876 0.4601
注:M代表平均数;SD代表标准差。
性别因素。从表5可以看出,在职业认同上男生均值为3.4903,女生均值为3.4038,男生高于女生,经过t检验,p=0.054(>0.05),两者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职业认知和职业情感维度上,男生和女生得分均值非常接近,t检验结果分别为:p=0.781(>0.05),p=0.254(>0.05),职业认知和职业情感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在职业行为倾向维度上,男生均值为3.6171,女生为3.4213,t检验结果:p=0.001(<0.05),说明在职业行为倾向上男生和女生存在极其显著差异。这一结果可能是受我国传统男女社会分工观念影响,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是体力劳动者、技术工人,更适合男性,女性认同度稍偏低。同时,在现实不可改变的情况下,男生更加倾向做出积极应对,在职业行为倾向水平上要显著比女生高。
生源因素。从表5可知,在职业认同总体情况上,城镇生源得分均值为3.4602,乡村生源均值为3.4139,经过t检验,p=0.293(>0.05),城镇生源和乡村生源在职业认同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职业认知和职业情感上城镇生源和乡村生源得分均值接近,虽然在职业行为倾向维度上,城镇生源比乡村生源稍高,但经过t检验,两者在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倾向维度上均没有显著差异。
年级因素。从表5可知,在职业认同上,大一学生的均值为3.3454,大二学生均值为3.4636,大三学生的均值为3.8876,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结果:大一和大二显著性为0.008(<0.05),大一和大三显著性为0.000(<0.05),大二和大三显著性为0.000(<0.05),这说明大一、大二和大三学生相互之间在职业认同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样,在职业认知维度上,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结果:大一和大二显著性为0.000(<0.005),大一和大三显著性为0.000(<0.05),大二和大三显著性为0.001(<0.05);在职业情感维度上,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结果:大一和大二显著性为0.000(<0.05),大一和大三显著性为0.057(>0.05),大二和大三显著性为0.000(<0.05),这说明在情感维度上大一和大三之间差异不显著,大一、大三和大二之间均有显著差异。在职业情感维度上,大一和大三得分较高,这可以解释为:大三学生经过专业学习和实习对所要从事的职业认识更加深入,情感上易于接受;而大一学生在职业情感上接受度比大二学生要高,可能是因为大一学生并不完全了解,存在盲目性。在职业行为倾向维度上,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结果为:大一和大二显著性为0.002(<0.05),大一和大三显著性为0.000(<0.05),大二和大三显著性为0.001(<0.05),说明在职业行为倾向维度上大一、大二、大三相互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2.专业认同、自我认同及职业生涯规划等因素的影响
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众多,本研究从学生专业认同、自我认同及职业生涯规划三个因素出发,考察其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1:专业认同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有显著影响;假设2:自我认同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有显著影响;假设3:职业生涯规划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有显著影响。为验证以上假设,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以上各因素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
表6 回归模型
R R2 adjR2 F F(P)
三、主要因素和职业认同回归结果0.748 0.559 0.557 235.630 0.000
各子因素和职业认同回归结果 0.751 0.563 0.559 119.103 0.000
由表6可知,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235.630,P=0.000(<0.05),说明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adjR2=0.557,说明回归模型能够解释因变量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总变异的55.7%。
表7 专业认同、自我认同和职业生涯规划因素对职业认同的回归分析结果
B t t(P)
常量 0.852(0.120) 7.124 0.000
专业认同 0.482(0.032) 14.935 0.000
自我认同 0.134(0.027) 4.967 0.000
职业生涯规划 0.131(0.030) 4.437 0.000
从表7可以看出,专业认同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B=0.482,P=0.000<0.05);自我认同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B=0.134,P=0.000<0.05);职业生涯规划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B=0.131,P=0.000<0.05),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全部得到验证。
为全面了解专业认同、自我认同和职业生涯规划三因素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各子因素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结果见表8。从表8可以看出,在专业认同因素中,专业认知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140,P=0.000<0.05);专业情感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203,P=0.000<0.05);专业行为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119,P=0.000<0.05),因此专业认同因素中三个子因素专业认知、专业情感和专业行为均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自我认同因素中,过去危机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具有显著负向影响(B=-0.061,p=0.003<0.05);现在投入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114,P=0.000<0.05);而将来自我投入愿望因素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没有显著影响。
表8 各子因素和职业认同回归分析的结果
B t t(P)
常量 1.193(0.106) 11.210 0.000
专业认知 0.140(0.027) 5.233 0.000
专业情感 0.203(0.026) 7.779 0.000
专业行为 0.119(0.025) 4.665 0.000
过去危机 -0.061(0.021) -2.959 0.003
现在投入 0.114(0.026) 4.308 0.000
将来愿望 0.036(0.043) 1.018 0.309
职业生涯规划 0.113(0.030) 3.721 0.000
(一)高职院校要加快人才培养改革,以专业认同培养为基础,发展学生的职业认同
专业认同是个体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以自我认同为基础,通过自身学习经验建构起来的对某一学科专业的整体认可。专业认同是职业认同的基础,高职学生只有对所学专业认同,才能在就业时选择相应职业,在工作中实现职业认同。因此,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要以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为基础。首先,要尊重学生的专业选择权,增加学生在专业选择上的灵活性。
高职学生由于对专业不了解或者分数限制等因素可能造成对所学专业并不满意。为提高高职学生对专业的认同,在现行的招生考试制度下,高职院校可以在学校层面采取一些合理措施,适当允许学生调整专业,尽可能增加学生在专业选择上的灵活性。其次,要加强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提高专业含金量。专业建设是加强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核心,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高职学生对专业的认同度会受到该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情况的影响。因此,要提高高职学生对专业的认同,关键在于加强高职院校自身专业的建设。
(二)高职院校要以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为路径,促进学生的职业认同
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个人结合自身情况和所处环境和制约因素为自己确立职业目标、选择职业道路、确定发展计划,并为自己实现职业目标而确定行动方向、行动时间和行动方案[8]。个体对自己职业生涯进行有意识地规划是建立在一定的职业认同基础上,同时个体通过对职业生涯进行规划也会进一步发展和产生职业认同。综上研究,职业生涯规划对高职学生职业认同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当前来看,高职学生在职业规划上存在着规划意识淡薄、规划方法不明及自我认识不清等问题。高职院校应该从学生实际出发,更新职业规划教育观念,加快专门的职业规划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实践环节培养,帮助学生树立职业规划意识,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指导,从而帮助学生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以此为路径发展学生的职业认同。
(三)高职学生要增强自我认同,要增加对职业世界的探索,加强职业规划,发展自身的职业认同
认同可以解释为在认识的基础上认可和赞同的态度,因此可以说,职业认同是建立在个体对职业具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之上的。高职学生在发展自身职业认同的过程中,有一部分障碍是来自于自身的职业目标不清晰、对所要从事的职业认识不足或者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所以,高职学生也要从自身角度出发,加强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规划,积极参与实习实践和探索职业世界。职业规划要建立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当前高职学生确实也存在自我认识不清晰的问题,这必然影响到对自身职业的规划。
因此高职学生要增强对自我的认识,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职业兴趣以及自身优势等,从而为职业规划奠定基础。另外,职业规划需要对职业具有一定的了解,高职学生尚未进入职场,对职业的认识有限,但是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增加对职业的认识,特别是高职学生应该积极抓住实习实践的机会,增加对职业世界的探索。总的来说,高职学生要增强对自我的认识,增加对职业世界的探索,加强对自身职业的规划,从而促进自身职业认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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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为了培育良好的性格品质、开发智力潜能、增强心理适应能力、激发内在动力、维护心理健康、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即育性、启智、强能、激力、健心、导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全文如下:
1.1不成熟性与可塑性
现代的大学生理论知识比较丰富,但社会实践知识比较匮乏,对社会的复杂与生活的艰辛估计不足,其心理承受能力不强,对社会适应性差,常常表现出情绪化、极端化、人格障碍等不成熟的心理健康现象,这表现出大学生心理不成熟现象。但是大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在校期间我们高调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大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人生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想,能使大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在工作岗位上游刃有余,当面对挫折,能用一个正确的姿态去解决问题,表现其非常成熟的一面。
1.2多样性和复杂性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对生活的适应性,情感问题,人际交往问题、就业问题,每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就失业,尤其对一些985高校的一些大学生,心理根本承受不了,必须加强正确的心理疏导,情感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由此可见,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1.3矛盾性与困惑性
适应社会市场经济和网络、视频等现代传媒而产生现代功利性的价值观和网络价值观,必将对大学生原有的价值观念产生较大的冲击,这就要求大学生有较深刻的辨析能力,否则大学生在心理抉择的过程中很可能迷失方向,产生矛盾和困惑的心理。是‘见义勇为’还是‘见死不救’,社会上道德价值观这种格外引人关注而又无休止的争论,存在于当代大学生中。”
1.4不稳定性和易变性
大学生的年龄是一个不成熟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人具有很高的心气,一旦受到挫折,心理会产生很大影响,不能正确解决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其心理健康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导思想,会很快解决其问题,心理会更加阳光。
2.1国家与社会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宣传
(1)加强宣传力度。利用新闻媒体,互联网、文艺作品等大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大学生都要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树立正面典型。对一些社会雷锋精神等要积极宣传,树立一批正面典型,比如最美女教师张丽莉等等。对这些正面典型案例,有条件让其宣讲团到学校给学生宣讲,在心灵深处理解。
2.2高校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心理健康教育的互动
(1)转变观念,高度重视两者的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就包含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今后高校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把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共同教育学生。(2)创新两者结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大,传播媒体及互联网等为我们更新两者结合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以及提高教育效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3)注重培养两者结合的高素质教育人才。在培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同时,要注重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让二者同等重要,培养出社会认可的高素质人才。
大学生的价值观多元化,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取向指明了方向,同时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促使二者同等重要地位,现在社会也需要二者结合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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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宽带无线接入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迫切希望能够随时随地乃至在移动过程中都能方便地从互联网获取信息和服务,移动互联网应运而生并迅猛发展。然而,移动互联网在移动终端、接入网络、应用服务、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其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研究,对于国家信息产业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移动互联网的安全性问题的影响因素及措施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互联网技术应用中,通信、存储等能力飞速提高,网络使用覆盖率的增加也为移动互联网融入人们的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技术环境。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冲击了传统行业领域的工作方式,推动了互联网格局的进一步完善,带动了与互联网行业相关联的行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刺激了科学技术的水平的提高。
移动互联网是建立在基本互联网技术上诞生的,主要是采用移动终端技术。现阶段,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移动终端。在移动互联网应用中,业务操作平台移动终端平台交融合作成为了重中之重,为相关业务的拓展创造了机会。第二,移动网络。移动互联网中主要采用3G 技术作为主导接入技术,互联网的核心系统正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整体朝着IP 化演进。第三,移动业务。移动互联网涉及到了基本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两部分,在业务推出中逐渐将“移动”优势放在重要位置,令人耳目一新的应用方式层出不穷,如移动位置类业务。
1、因素分析。
第一,移动网络中的不安全因素。网络使用中存在一些不正当的连接方式,对于非法连接的移动网络,一旦开始使用就会受到各类网络攻击,使网络超负荷运行,发生系统和程序方面的漏洞,完成网络数据的丢失、紊乱。
第二,移动终端中的不安全因素。通信技术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内存与芯片处理方式的改进。当网络终端应用系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逐渐提高,智能化的终端应用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现象对网络数据操作能力进行提升的同时,也给移动网络带来了诸如非法访问、强行控制之类的隐患问题。
第三,移动业务中的不安全因素。移动业务主要是在网络运行中实施的数据信息和业务往来,在这个层面中的威胁性因素就是对此类工作进行的非法操作和强行抵制等一系列内容。第四,网络用户隐私保护中的不安全因素。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很多私人信息也暴露在大众视野中,个人用户信息的泄露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生活困扰。
2、诱因分析。
第一,网络管理政策不健全。任何新的技术应用的诞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相关政策的保障,政策的完善是提高技术应用安全的重要手段。虽然我国设立了很多专门的机构来支持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但总体来看,系统完整的管理政策的缺失仍是移动互联网安全问题的硬伤,现存制度规定也因为不能及时更新而与实际情况相差较远,可行性较低。
第二,网络技术存在缺陷。当互联网技术被非法使用,不良信息就会随之产生而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因为互联网信息传播具有高速性,并且网络操作越来越简单化,技术层面没有严格把关,使得任何一个网络用户的不正当操作都有机会对移动网络使用造成威胁。
第三,社会层面的影响。移动互联网中对于使用者信息的保护使得一些有不正当举动的网络用户网络受到隐藏,用户接收到来自互联网中的欺骗信息也无法得知对方的信息内容,因而用户在这种虚幻世界中面临着比现实生活更大的危险。
1、完善政策保障,加强监管力度。国家在制定移动互联网管理的相关政策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在了解我国移动互联网管理现状的基础上,完善和丰富制度内容。同时相关部门要加大惩罚力度,制定相关软件的审核力度,避免非法软件的就出给社会发现带来不利影响。
2、完善移动业务流程,强化安全保障工作。在移动业务操作中,应当采取措施对非法操作实现及时监管,利用DPI 系统来屏蔽不恰当的网络操作行为,提高网络监管的可视化程度及时清楚垃圾信息和病毒软件,对网络中的相关内容适应定期审核,减少网络受到侵害的可能性。
3、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从整体强化安全保障。移动互联网并不是以单独形式存在的,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构成,因此在在提高安全性时,要确保设备供应来源可靠,软件的性能效果良好,能及时更新,不被社会所淘汰,加大操作平台的开发力度,建立起运营商与供应商之间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全方位地提高移动网络的安全性。
移动互联网应用安全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工作,在具体实施中,不仅要在软件、硬件等方面进行完善,还要关注与技术有关的其他环节,加快相关管理制度的健全,用制度来约束认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强化监管力度和技术革新,使移动互联网应用安全能够得到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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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生命在于流动,风险投资的活力就是资金的循环流动,一旦高收益难以变现,资金就无法继续流动,风险投资就失去了其能够赖以生存发展的动力,也就无法继续发展。 风险投资退出在风险投资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与风险投资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风险投资的成功退出是其获得投资收益,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前提。文章重点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角度出发,在分析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权转让、清算三种退出方式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影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选择的各种因素,最终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关键词:风险投资 创业企业 IPO 股权转让 清算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又可以称为创业投资,是指对高科技创业企业的资本支持,同时为其提供相应的非金融服务,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从而获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风险投资的发展带来了活跃的资金,为中小创新型企业注入生命力,有利于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实现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两轮驱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风险投资的运作经历融资、投资、管理、退出四个阶段,退出是此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决定风险投资是否成功,能否获得高额风险收益决定性的一步。据估计,风险投资的20%-30%是完全失败的,60%是受挫的,只有5%~10%是可能成功的(张树中,2001)。而成功的风险投资能够促进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快速发展,孙少青(2002)对不同国家发展风险投资行业的经验进行了国际比较,认为完善的退出机制和畅通的退出渠道是推动风险投资业不断发展的基础。
本文从我国风险投资退出现状入手,先后探讨了三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优劣,并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着手分析影响风险投资退出决策的因素,最终对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作出评价和建议。
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一般可以分为四种: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并购、回购和清算。本文为方便研究,依据其性质将并购和回购统一称为股权转让方式。
(一)首次公开发行
首次公开发行(IPO)是指通过创业企业股份公开上市,风险投资机构将其拥有的私人股权转换为公共股权,交易后实现资本增值。股份公开上市一致被认为是风险投资最理想的退出方式,通过良好的证券市场,风险资本家可以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但风险投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机构所投资的创业企业中,只有少数企业能够成功上市并获取巨额利润,大约有1/3的创业企业是亏损甚至无法收回投资的,而另外1/3只能收回初始投资额。(黄大柯,2015)
图1给出了2006年~2013年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上市概况,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实现首次公开上市(IPO)的数量和融资额大体呈上升趋势,2007年和2010年分别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转折点,但在2008年和2011年却大幅回落。IPO个数和融资额在2007年的大涨幅是受当时大牛市的影响,IPO个数较2006年增加了250%,融资额增加了1264.23%。而2010年的大涨幅是受IPO重启和创业板的带动,IPO个数增幅为380.30%,融资额增幅为595.34%。2008年和2011年IPO个数和融资额骤跌分别是受到金融危机股市震荡下调和IPO市场低迷的影响,可见股市的活跃度以及金融危机均会影响风险投资选择IPO方式退出。
(二)股权转让方式
股权转让方式有两种形式,分别是股份出售和回购。股份出售最常见的形态是企业并购(M&A)。风险投资并购方式退出可以实现双方获益,一方面风险投资可以取得现金或可流通证券,从创业企业中迅速撤出,只需要付出搜寻买方和谈判的成本;另一方面战略并购者能快速有效控制相关领域的新技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并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同时由于并购者希望独享被并购企业的企业价值,通常愿意高价全部并购,风险投资能以一个较高的价格实现退出。但对创业企业而言,并购后就失去了独立性,受限于并购方的战略计划,难以维持自身的发展目标,这是创业企业家不愿意接受的退出方式。
除了企业并购,股权还可以转让给其他投资机构,多为另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即第二期收购。第二期收购是风险投资机构被迫采用的一种退出方式,是投资失败的一种表现。风险投资周期长,投资到产出需要较长时间,同时还会面临未知的风险及障碍,因此当风险投资机构错误预测投资周期时,会面对投资基金到期要退出的压力。这迫使风险投资机构将自己持有的创业企业股份转让给其他风险投资公司,由其他风险投资公司接手二期投资。此时风险投资公司议价能力弱,并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退出价格,是较劣势的一种退出方式。
回购则是指创业企业家本人或管理层出资购买风险投资机构手中的股份,可细分为原股东(创业者)回购和管理者收购。回购退出方式一方面可以使创业者或管理者获得创业企业的全部股份,有利于发挥其自主性,避免风险投资机构干涉创业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它是风险投资机构为防止创业企业在后期发展受限,资金被无效占用,无法收回投资回报而签订的一种保障性措施,保障其仍能收回全部或部分投资。
图2列示了我国2006~2013年风险资本股权转让退出方式的细分结构,从图中可以看出原股东回购是主要的股权转让形式,占比30%-60%,尤其是2009年从41.38%上升到62.28%,增幅为51.51%,这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关。金融危机导致创业企业发展受限,同时风险投资者很难从其他渠道收回投资,故采取回购方式。这进而表明回购是风险投资企业的备用退出方式。管理层收购占比在2009年骤降到3.51%后于2011年再度回升到17.31%,但2013年又有所回落。企业并购占比在2008年、2009年和2012年均处于8%的低位,其余则处于20%左右的占比,并不是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转让给其他投资机构即第二期收购的占比较高,2010年最高占比达到33.04%,仅次于原股东回购方式,可见我国风险投资机构投资效率不高,以较为不利的方式退出。我国暂时还没有形成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通过IPO退出障碍颇多,故股权转让尤其是原股东回购是我国占绝对性主导地位的退出方式。
(三)清算
清算是在风险投资不成功或创业企业经营不善,受到市场和大环境的不利影响或无法顺利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时所采取的一种退出方式。虽然此种方式将带来部分损失,但可视其为沉没成本,为避免更大的损失,风险投资应从不成功的创业企业中撤离。通过破产清算,风险投资还能收回部分初始投资,再将其投入到下一个有潜力的项目中去,实现资本增值,弥补亏损。
图3反映了我国2006~2013年风险资本退出方式分布,从中可以看出清算方式退出的比例极低,仅占6%以下,不是我国风险投资主要的退出方式。
(一)内部因素
1.创业企业的发展阶段。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资金的需求量、需求结构、运作效益都是不同的,因此作风险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创业企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相应地选择合适的退出方式。若企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则外界会看好创业企业未来发展前景,因此市场会追捧从而促使其股价上涨,此时最有效的退出方式便是IPO。若企业处于成熟期,发展稳定,股权转让将是有效地退出的方式,尤其是股份回购。由于内部人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股份回购不仅能降低谈判成本,还能使双方达成满意的价格,不仅使创业企业收回控制权,还能使风险投资机构收回资金流的同时获得高额利润回报。
2.风险基金存续期。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是基金的组织形态,同时管理几只风险投资基金,因此为了保持资金的流动性,需要合理选择投资项目,错配基金到期时间。当一只基金的存续期届满清算时,资金将会注入到新的基金中继续进行投资循环。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受到基金时间长短的影响,若基金将终止,即使风险投资运行良好,将来会带来持续收益,还是需要考虑退出。此时为了比较快速高效地实现退出,风险投资机构会选择股权转让方式退出。
3.风险投资机构的独立性。我国的风险投资业主要由政府支持和推进,风险投资机构大致可划分为政府、民营、外资及混合型四种形式,其中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机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出资,直接介入资本市场成立风险投资机构,成为主要的投资人,此时会面临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没有分开,没有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难以实施高效的投资计划;另一方面缺乏独立性,投资决策受到政策的制约,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往往缺乏效率,影响风险资本退出的效益。
4.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良好的声誉对风险投资机构而言是一项重要的资本,拥有良好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容易吸引高质量的创业企业,从而降低投资的风险。在风险投资退出时,良好的声誉可以使其投资的创业企业得到市场认可,不仅退出渠道畅通而且可以以较高的价格退出,获得更高的投资溢价。IPO是风险投资最优的退出方式,高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关系网络,熟悉IPO的退出流程,能以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审查,实现上市目的。而且高声誉会带来投资者的追随,从而可以减轻IPO折价,以较高的股价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
(二)外部因素
1.经济景气程度。经济景气程度会影响资本市场的活跃性从而影响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时,资本市场活跃,资金充裕且投资者信心增强,此时风险投资选择IPO退出成功率高,而且能获得较高投资收益;当经济不景气时,资本市场低迷,投资者会持观望态度,此时风险投资以IPO方式退出风险较大,因此大部分风险投资会选择股权转让形式退出。部分创业企业受到经济不景气影响会使得其产品滞销,发展受阻前景暗淡,此时风险投资只能选择以清算方式退出,宣告投资失败。
2.资本市场制度限制。IPO退出方式对企业的资质限制较多,尤其是主板市场的上市条件比较严苛,一般的风险企业大多属于中小型高科技企业,难以达到上市要求,只能寻求条件相对宽松的创业板的支持。而股权转让方式所依赖的产权交易市场没有诸多限制条件,只需有明确规范的产权界定规则,企业间的并购就可以在投资银行等中介组织的协助下完成。当企业的资质达不到主板和创业板的上市条件时,只能以股权转让这一次优方式退出。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使更多的风险投资能够以IPO的方式退出。
3.信息不对称。由于创业企业没有和上市公司一样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故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外部投资者由于缺乏对创业企业产品和市场的认识会低估企业价值,从而产生IPO折价问题。股权转让退出方式中,由于交易双方对创业企业的了解深入,能够真实评估创业企业的价值,故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风险投资企业达成一个合理的转让价格。如战略收购者和创业企业同属一个行业或同一个产业链,管理层和创业者属于内部人,充分掌握创业企业的真实信息,所以都能以专业的眼光评判创业企业价值。因此,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购买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
4.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没有针对风险投资形成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通过《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约束,且对股权转让退出和清算退出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如《公司法》相关条例禁止公司回购自身股票,堵住了风险投资回购退出方式的口子。《证券法》针对上市公司的收购也有相关限制条例,增加了风险资本通过并购来实现退出的成本。另外目前《破产法》不适用于大部分企业,众多创业企业只能采用民事诉讼来解决破产问题,阻碍了风险投资通过破产清算来实现退出。
本文对我国风险投资三种退出方式分别作了分析,从现状入手研究风险投资退出决策的影响因素,为增强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畅通和多样化,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多样化的退出渠道。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主板市场、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和地方股权交易市场。虽然创业板上市门槛较主板低,但大部分创业企业仍然无法达到上市条件,IPO退出渠道不通畅。针对这一问题,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在筹备战略新兴板,拟实行差异化上市条件和制度,为暂时达不到要求的新兴产业企业、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降低门槛,为风险投资退出拓宽渠道。同时,证券市场现行股票发行核准制也将改革,转变为注册制,减少监管机构的种种限制,为风险投资实现IPO退出减少障碍。我国应在现行改革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上市门槛,加强监督,根据创业企业的需求设计资本市场,使得更多的风险投资能通过IPO这一有效方式退出。同时应大力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降低股权转让的成本,提高效率,促进股权转让方式的进一步发展。
(二)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
我国缺少对风险投资的法律保障,为使风险投资更好地运作,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使风险投资业务有法可依。如完善《公司法》对创业企业股权回购的限制条款,以及《证券法》中对风险投资股份限售的条例。同时对创业企业的破产清算,应制定相应法律措施,保障各方的利益,尽可能为风险投资创建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风险投资机构的利益。
(三)增强风险投资机构独立性
政府应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干预,以确保风险投资机构的独立性。政府投资基金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应分开,由专业的投资管理人来市场化运作风险投资基金。同时政府作为引导者,不应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基金中,而应最大限度地集合公众投资人,集合社会资金来发展风险投资业。
(四)风险投资机构自身建设
风险投资机构应提高声誉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增加所投创业企业的市场估值,提升投资回报率。同时风险投资机构应提高合理安排基金存续期的能力,以减少投资失败的几率,尽量避免以第二期收购方式退出。在投资决策方面,风险投资机构要完善甄别和挑选创业企业时所用的评估体系,确保所投创业企业有较高市场潜力,从而在将来能有更多的退出渠道选择及较高议价能力。
[基金项目:杭州市软科学重点项目“杭州市‘十三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编制研究”(20140834M-203)成果之一。]
[1] 2014中国风险投资年鉴[M].深圳: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2014
[2] 张树中.美国创业资本市场的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 孙少青.美国和德国的风险投资[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9)
[4] 戴国强,王国松.信息不对称和风险资本退出[J].财经研究,2002(2)
[5] 王晓东,赵昌文,李昆.风险投资的退出绩效研究――IPO与M&A的比较[J].经济学家,2004(1)
[6] 黄大柯,李象涵.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与退出决策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5(1)
[7] 刘晓明,胡文伟,李湛.风险投资声誉、IPO折价和长期业绩:一个研究综述[J].管理评论,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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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质量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各高校工作任务的重心。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系统分析影响高等教育质量因素十分有必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等教育质量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从高校教育体制、大学生学习目标和学习态度、初等教育状况三个方面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了论述,高校教育体制导致教师素质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教育利益化,教育责任感淡漠;大学生学习目标和学习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控能力差,重文凭轻知识;初等教育“全能型”培养方式,以及教育资源匮乏、不均衡和“填鸭式”教学现状对高等教育质量起到本质上的影响。
关键词:高等教育 教育质量 教育体制
目前,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不高,高等教育质量也出现逐年下降趋势,很多研究人员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学校招生规模扩大、高校自身的运营机制、师资队伍建设和管理不完善、对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松懈等因素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1}。笔者作为高等教育者,从事普通高等教育一线教学工作已经18年,从自己走过的求学之路、目前初等教育改革以及在教学中接触到的历届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变化,认为以上因素不尽然,也许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更能体现其本质。
目前,一些高校教师的薪资与教学水平和质量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教好教坏都一样,用心不用心一个样,高校没有任何实际有效的评价和奖惩制度,教育只是一种工作,没有了责任心,变成了良心活。大家更看重经济了,而忽略了教育责任,“以教学带科研”和“以科研促教学”的教学理念本来无可厚非,但需要教师准确把握教学与科研两者之间的均衡关系,科研水平高,教学水平却不一定高,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大部分教师很难做到二者兼顾。现在高校教师都在忙于搞科研、拿项目、套经费,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还是为了名和利,科研搞得好,项目大、资金多,在高校的地位就高,因为高校对教师教学水平的评价标准重点集中在学术科研上,过分强调教师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特别是在教师晋职称、评优评先、年度考核等方面,通常将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放在首位,而将教学水平和能力以及教书育人的目标放到了后面{2}{3}。只要科研搞得好,一切好处和利益都来了,人际关系广,领导也看重,没有人会看你教学质量和教学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因为他是科研能人,身上的光环太多,没人敢质疑。而对于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却得不到任何肯定和评价,因为教学质量没有评价指标,也没有奖励制度,即便有奖励,考核的还是项目、论文、获奖和教材。
所有的教师都在搞科研、编书立著,还有多少精力去研究教法、去备课,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所以,一些高校的“知名人士”都不是纯粹的教育者,教学质量是不可能靠他们来提高的,但他们又是高等教育一线的“明星”,大家都会向他们学习,因此十几年下来,在一些学校教育已经变了味,高校教师的素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育变成了某些人“发家致富”的途径和工具,失去了其原本的面目{4}。
十几年前,一名青年教师要想走上讲台,必须给两名老教师助课一年以上,经过多次试讲才可以走上讲台,而且第一轮只能讲授一门课程。现在青年教师已经没有这个经历了,刚毕业就能上讲台了,没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怎么能提高教学水平,这样下去教学质量也不可能提高。
由于高校扩招的影响,大学生整体素质有所下降。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大学生学习目标和学习心态的变化才是导致其素质逐年下降的根本原因。
目前,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学生一直都是在学校和家长的全面监管下学习,可以说起早贪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上大学后,失去了监管,时间自由了,大学生的学习心态发生变化,认为自己的学习任务完成了,该放松、该玩了,于是天天玩电脑、玩手机、处朋友,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没在学习上。在这种环境下,真正能抵挡住诱惑的学生太少了。大学生的这些状态让高等教育质量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大学生的学习目标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我国,文凭还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仍是学生走向成功的最佳“跳板”,文凭比知识更重要{1}。上大学不是为了学知识、学技能,而变成了混学历和文凭,在课堂上用心学习听课的同学少了,看电子小说、打游戏的多了,虽然不是绝对的,但这种现象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教师、学生,甚至教学督导、学校领导都默许了。这也导致一线教师对教育失去了信心,学生认真听课的越来越少,和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越来越少,向教师问问题的也越来越少了,学生的注意力没在课堂上,教师慢慢地也不会去认真备课,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讲授技巧了。有的学生以考研为目标,也是为了考研而学习,只学考研的科目,正常学习的课程也不学,甚至课都不上,天天去图书馆学外语和高数了。先不说这样的学生能否考上研究生,他们的专业知识是匮乏的,专业技能也是欠缺的。这样下去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不可能提高。
初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没有一个良好开放的初等教育,将直接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我国的初等教育就是一种“填鸭式”教育,教育改革多年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还有越演越烈之势。教育改革措施的制定,如果没有从事教育一线的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参与,无法深切体会到初等教育的现状和困惑,改革措施就可能事与愿违,虽然改革的目的和愿望是好的,但有的措施不切合实际,执行起来却很难或者执行的效果和初衷不一致了,目前家长和学生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成本上花费越来越大,就目前高考来说,如果到2017年不分文理,家长和学生将来在教育上的投资会更大,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力上,感觉现在的教育理念变成培养孩子“文理兼通”全能型学生了。初中生现阶段的学习科目已经达到10多科,总计几十本书,几乎不分主次,每科在中考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连会考结业的科目都占有50分以上,所以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天天补课,学生的减负也只能是形式上的,学生负担越来越重。这种现象如果不从教育本质上来改变,将会导致教育体制越改学生越累,越改效果越差,更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教师补课收费现象,原因是现在家长求着老师补课了,不补不行,课程太多,孩子在学校消化不了,不补就考不上好高中,上不了好大学,说来还是教育资源缺乏,教育资源不平均。现在的初、高中学生变成了学习的机器,而且是接收器,只会学习,动手实践能力、思维创新能力越来越差,真正成了高分低能,到大学再想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就太难了,思维已成定式,创新思想受限,中小学开发创新思维的最好时期已经过去了,这样的学生又能有多少的创造力。而且,这样承受12年压迫的学生一到大学对外面的新环境,自控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处理问题和事务的能力都很弱,又出现了部分家长在大学陪读的现象。
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要想改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的体制和初等教育现状。尊师重教,提高一线教师待遇,改变教师晋职条件,促进初升高、高升大的教育制度,逐步培养具有特、专等一技之长的学生。开发思维,培养创新思想,鼓励中、高、大学生的实践与创新,从小就开发培养学生创新思想和创新意识,让学生真正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循序渐进地逐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
[基金项目:佳木斯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基于幕课教学模式在本科生公共选修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基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机械类单片机教学方法的改革研究”,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教改工程项目(JG2013010521)和佳木斯大学科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Cxtd-2013-01)。]
[1] 周阳,张忠华.对高等教育质量影响因素的再探讨[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6)
[2] 郑景云.高等教育质量影响因素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4(1)
[3] 王新叶.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师,2010(4)
[4] 孙法浩,衡旭辉.试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J].枣庄学院学报,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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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我国国内旅游收入不断增加,国内旅游业在国民经济第三产业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试通过对国内旅游经济与国内旅游人数、居民人均旅游支出和交通运输状况的相关分析了解各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程度,提出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旅游消费支出水平、提高旅游业整体服务水平以及科学发展国内旅游等政策建议。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内旅游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我国旅游业一直保持强劲势头,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但我国的旅游业存在发展不平衡,地区旅游效率和生产率发展存在差异等现象。所以为了研究旅游业发展规律,将对相关变量和指标进行OLS回归分析,系统研究对旅游收入增长因素,以便于规划未来旅游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旅游收入;影响因素;人均旅游消费
①我国旅游业的现状。中国幅员辽阔,风光秀美,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国内外的游客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这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旅游业具有拉动内需、改善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增长的作用,又因为它低污染、低能耗和高经济性,又被称作“无烟经济”和“朝阳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旅游业便飞速发展,国家也制订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来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各地政府也都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大力支持旅游业的发展。据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4.4%,远高于同期GDP9.76%的增长率。2011年实现国内旅游总收入12579.8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3.14%,相当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7.27%。据估计,未来10年间,我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10.4%的增长速度,其中个人旅游消费将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企业以及政府旅游的增长速度将达到10.9%,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②文献综述。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国内许多学者也就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占祥(2008)认为人均GDP、国内旅游人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国内旅游收入都成正相关;许建国(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要增加国内旅游收入,需要从增加旅游特色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改善交通条件等方面入手;唐文萍(2012)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旅游人数、居民可收支配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假日经济制度是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主要因素;聂晓庆(2014)认为国内旅收入的变化不仅取决于旅游人数、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农村居民旅游花费、铁路运营里程、利率水平的变化,而且取决于上期国内旅游收入对均衡水平的偏离。综上所述,针对我国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较多,而且研究角度也不同,总体来说,国内旅游人数、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旅游花费和铁路运营里程等因素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本文也将从其中的角度出发,同时加上国内不同时期的旅行社数量这个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1.1 数据的收集
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因素众多,因为旅游业具有很多特点,其中综合性即旅游业是集行、游、住、吃、购、娱等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大产业,旅游活动的综合性决定了对旅游业的影响分析较为复杂。旅游收入来自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花费(以城镇居民为代表),同时还可能受到基础设施如旅行社数量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涉及的变量有:
Y: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X2:国内旅游人数(人次);
X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元);
X4:国内旅行社数量(个)。
1.2 变量的选择
通过观察数据,根据收集到的1994到2011年的统计数据建立模型,其模型表达式为:
Yt=β1+β2X2t+β3X3t+β4X4t+μt
其中:Y为t年的全国国内旅游收入(亿元);X2为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X为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元);X4为国内旅行社数量(个)。各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预期都大于零。β1表示在不变的情况下,旅游收入的固有增长率,可近似地认为旅游收入Yt是各因素的加权和,βt表示个因素的权数,βtXt表示个因素在旅游收入增长中的贡献。μt为随机扰动项。
■=-4320.224+0.0994X2+2.8069X3-0.2764X4
由于X4不符合经济检验,所以将其去掉,再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ln■=-12.5390+1.0728lnX2+1.2781lnX3+0.0153lnX4 该模型R2=0.985603,R2=0.982518,可决系数很高,F检验值为319.4809,明显显著。当α=0.05时,t0.05/2(n-k)=2.160,只有X4的t统计量小于2.16,t检验不显著。说明多重共线性虽没有完全消除,却也被修正一部分。对系数的估计值的解释如下: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国内旅游人数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1.7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1.28%;国内旅行社数量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0.015%。所有的解释变量的符号都与先验预期相一致,则国内旅游人数、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国内旅行社数量都与国内旅游收入成正相关。经过检验该方程不存在异方差性。
从上述的模型估计的结果分析可得,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内旅游人数、城镇居民旅游花费和国内旅行社数量都和国内旅游收入成正相关。这和现实相一致,符合经济意义,即各解释变量的增加会使得国内的旅游收入增长。所以想要增加国内旅游收入,改善旅游结构,就必须先是国内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花费出现增长,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2.1 鼓励居民出行,增加旅游人次。针对居民生活水平挺高,追求更好地生活质量的心理,积极选出旅游理念,并且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来游玩。政府应该积极扶植当地的旅游产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理论上的指导,积极引导旅游业的发展。旅游部门应该增加旅游活动中的创新点,提出特色旅游和实惠旅游。比如在景色良好,民风淳朴的乡村开展“农家乐”特色旅游,游客来到此处不仅能够欣赏到美好的景色,还可以感受到此地的民风文化,吃到地方特色美食,一举多得。另外,针对不同人群和不同时期可以采取收取不同票价的方法来吸引游客。
2.2 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以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力度,能够增加游客们出行的便利,使游客们玩得舒适,更增加旅游的吸引力。比如,畅行无阻的铁路和公路路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游客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减轻旅客在途中的疲劳。加快对这些地区的基础交通建设,有利于促进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还应该建立舒适的住宿环境和服务,可以使游客们舒缓疲劳,并为他们的旅程锦上添花,同时还可以增加这些景区的吸引度。
2.3 建立合理的休假制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人均旅游花费。消费支出受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想提高居民的旅游花费,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节假日旅游人数过多,使得很多人避免出行,所以应该完善合理的休假制度,这样不仅可以使人们在繁重的工作生活之余享受生活,而且还可以使旅游收入增加。另外,改善旅游景区的购物市场环境也很必要。现在,各旅游景点“强买强卖”的现象十分严重,给游客们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也因此减少了景点的人流量。因此,景区的商家应该改善服务态度,为游客们提供具有本地区特色并且富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商品的定价也要合理,让游客们觉得性价比较高,值得购买,从而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消费。消费支出受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想提高居民的旅游花费,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在经济越发达的情况下,旅游的收入才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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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德档案是人们在医院就医期间形成的医德考评档案,是日常医疗过程中医德医风的真实、动态、全面、确切的反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影响医德档案管理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通过对医德医风档案管理现状的分析,提出若干解决的方法,以期为医德档案管理做出新的探索。
[关键词]医德医风;档案管理
医德医风建设是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医德医风档案是医务工作者进行医德实践活动的真实反映,是建立医务人员规范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提高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和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
医德医风档案的建立和应用是一个持之以恒、不断完善、持续改进的过程,是医院作为奖优罚劣、评比先进、晋升职称、聘任时的重要依据,与人事档案有同等利用价值,建立医德医风档案对加强廉洁行医、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起着重要作用。
目前,医德医风档案的管理现状存在下面几个问题:
一、缺乏正确认识。医院管理层和医务人员对医德医风档案的作用了解不够充分,对医德医风档案管理的重要意义认识还不够,甚至理解扭曲、观念模糊。同时,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对医德医风档案管理工作有不规范现象,导致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归档工作滞后,不能充分发挥档案应有的作用。
二、制度不健全。没有完善的制度约束,导致档案资料收集不全、内容不详实,档案的建立及更新整理不及时。不能做到档随人走、档如其人,容易产生有档无人、有人无档现象。
三、内容不全面。档案内容只局限于自我评价和单位评价,没能将群众评价、社会评价融入到其中,致使档案不能发挥最大的利用价值。
对于管理而言,把握好医德档案迈向科学发展道路的主要因素有:定位、资源、服务。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医德档案管理制度的定位,二是医德档案管理制度的定位是否准确。若定位于一个内容单一、重复、不具有个性化记录和记载的内容制度,是毫无意义的,资源包括医德档案资源的广度、精度和组织方式;服务涉及医疗档案工作管理者提供医德档案的信息收集、整理、查询等功能。其次,在准确定位的基础上,必须拥有自己的档案资源和服务。因此,医德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应主要从制度的定位、资源建设与服务三个方面入手:
1.依据管理制度准确定位,建立医德档案的基础
确立医德档案正确的发展方向,不仅需要医疗档案工作人员的不断实践和探索,还需要有管理制度的准确定位。制度的定位就是确定档案的特征、特定的使用场合及其特殊的使用群体和特征带来的作用。根据工作职责,将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内容进行细分,作为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和人事调整和任免的重要依据。落实到具体负责部门和责任科室,将每位医务人员的医德考核情况定期由各责任科室通过院域网络递交档案管理部门,并在医德档案库中确认。同时,引入领导监督机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更新观念,不断加强对医德档案管理工作的领导,继续积极主动地将医德考评归档纳入议事日程,为做好医德档案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2.加强资源建设,提高医德档案的实用性
医德档案的资源建设要有一个总的原则,即:要充分实现档案的实用性,使医德档案工作不仅成为推进医院职工医德医风教育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的有形载体,更是提高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加强内部管理的重要环节。
2.1拓展医德档案资源的广度。管理工作中,档案资源的范围应基本涵盖医德档案的自我评价、社会监督及本院医德评价、上级主管部门评价等方面,以保证录入文档的准确性、一致性、完整性、可靠性与适应性。这就需要我们科学判定医德档案的资源范围。
2.2加强医德档案资源的精度。与其他医疗档案相比,医德档案的管理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由于医德档案在资源量方面急剧增长,医德档案的建设在发展过程中对档案资源的精度要求不言而喻。我们要认真、及时,采取平常搜集与集中收集相结合的原则,注意日常原始材料的积累。收集时,要鉴别真伪,去伪存真,保证医德档案真实反映客观现实情况。
2.3优化医德档案资源的组织模式。医德档案资源的组织模式应主要放在整章建制、明确职责方面。结合本单位档案工作实际,构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责权统一、执行、监管互相配合和制衡等方面实现科学优化的设计和业务、资源整合。
3.对医德档案管理服务与完善的若干思考
3.1依据归档范围进行收集和整理。准确设置医德档案的文件流转与归档管理的文件捕获点,按照原始顺序进行整理,其大致步骤有四:一是盘点已有的医德档案管理系统。二是实现存储的系统性整合。三是根据档案的价值确定服务级别并实施有针对性的整理。四是实现正确说明档案的原始联系。了解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文件组合的变化,应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丰富和发展来源;对于需要长久保存的医德档案,备份复制,以防止信息流失。
3.2加大医德档案高级检索功能的开发和利用。医德档案管理的技术依托是信息技术手段。利用医院内部局域网管理医德档案,对其逐步开发高级检索功能,实现医德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使医院领导直观、快捷掌握医务人员的状况,有效提高医德档案的利用率和使用价值,更好服务于医院管理的总体目标。
3.3拓展新的服务功能。拓展新的服务功能可以针对医德档案的服务项目加以开发。首先,开展活动,通过参观档案馆中的荣誉档案、名人档案等,激励广大医护人员以本院名人的医德为榜样,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救死扶伤的职责紧密联系起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次,开设开放式评论栏目,任何患者均可在网上对医护人员进行评论,审核后,对发表评论的患者给予及时回复,保障患者的知情权,提高医疗服务的透明度;要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积极开展医德档案知识的普及性宣传教育,调动社会各界,尤其是医学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影响医德档案管理因素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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