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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国家形成的肇始,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近代以来,民本思想从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赋予民本思想以全新的理论内容。今天,梳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衍变的历史脉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尽管学者迄今对“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见于传世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但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完全可以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见端倪。
贾谊《新书》和董仲舒《春秋繁露》等书释“民”为“盲”、“瞑”、“懵懵无知”,意为没有文化和愚昧,这种含有轻蔑意思的训诂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它是否是“民”字所以得声取义之由,还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在先秦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民”的另一种叙述。《尚书·盘庚》:“朕及笃敬,恭录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同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可见在先秦时代,在统治阶级心目中,“民”是很受尊重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民”提升到统治阶级的行列。
在国家尚未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领在内,每个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员,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有了国家,有了阶级,也有了君主、贵族、平民和奴隶之别,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传统并没有迅速消亡。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员虽然变为君主和贵族所治理的“民”,但先辈所曾拥有的尊严和荣誉还遗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正是氏族制度的这种古老传统,成为文明社会“民惟邦本”的思想渊源。
“民惟邦本”的另一层意思,是承认“民”是社会和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离开了他们,国计民生都无从谈起。《国语·周语》说,周宣王即位之后,不籍千亩,虢文公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蔗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蓄殖于是乎始。”天子带领群臣和庶民籍田,表示重视农业生产和与民共劳,“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
“民惟邦本”的观念在早期国家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原始民主的传统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尚书·洪范》说周武王问政于箕子,箕子建议他除了“谋及卿士”、“谋及卜筮”外,还要“谋及庶人”。《周礼·秋官·小司寇》职文说:“掌朝外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国语·周语》说,厉王暴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厉王把有怨言的民众都加以杀害,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厉王不听,终于引起国人暴动,把厉王赶跑。这个例子说明,民众在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时,会像冲破堤防的洪水一样,使统治者遭受灭顶之灾。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国的公室和卿大夫之间,以及卿大夫互相之间,经常发生争夺权位和财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民众的向背起着重要的作用。《左传》昭公三年说,齐国的田桓子把粮食贷给民众,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民众十分感激,“归之如流水”,齐国的政权终于落入陈氏(即田氏)手中。晋国的公室腐败,“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相望而女福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晋国的政权于是也被六卿所把持。鲁昭公被季孙氏驱逐出国。赵简子问史墨,为什么“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年)国君失德,置民于不顾,就难免为民所弃。所以《孟子·尽心》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孟子所说的“民”、“社稷”和“君”的关系,乃是早期国家形成时“民为邦本”的政治文化概念,到了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秦汉以后,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不仅一些儒学思想家、政论家经常宣扬民本思想,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假托记录孔子言行的《孔子家语·五仪》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历史实际也确实如此。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为警戒。这一点,唐太宗体会最为深刻。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君道、政体》)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以阶级剥削为前提,民本思想与这种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由于“二律背反”而受到种种限制,并且最终变成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话。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和践踏。
农业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并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色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就是要保护小农经济这个广阔基础。春秋战国以前,土地属于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共同体所有,农民家庭需要定期“换土易居”,当时并不存在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但随着私有制因素的增长,这种以“井田制”为特征的共同体土地所有制逐渐瓦解。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虽然获得了广泛发展,但由于其固有的弱点,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摧残,自秦汉以后很快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丧失土地的农民不是成为地主豪强的劳动力,就是外出逃荒成为流民。自耕农数量的减少不仅使得封建国家征发赋税徭役的源泉日趋枯竭,而且大规模的流民浪潮还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威胁封建国家的统治。因此,历代王朝都要想方设法维护小农经济,减少国家版籍上农民户口的流失,因而劝课农桑就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东汉桂阳太守茨充“教民种植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履,民得利益焉”,就是地方官吏劝课农桑的典型(《汉书》与《后汉书》《循吏传》)。对无地少地的农民,封建国家还实行“授田”、“假田”、“赋田”以及移民实边等政策措施,把国有土地分配给他们耕种。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战乱之后,往往出现大量的无主荒地,这就为封建国家调整土地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为了解决“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谨以弃业”(《魏书·高祖纪》)的严重社会问题,下令推行均田制。从北魏经北齐、北周至隋唐,均田制基本上一直沿袭下来,只是授田的标准和实施的情况有所变化。安史之乱后,由于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封建国家手中已无多余土地可供分配,均田制终于宣告废弛。明末清初的几十年战乱,使全国各地又出现了大量荒芜的田土。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族王公贵族圈地之后,鼓励农民垦荒,“永准为业”。与此同时又实行“更名田”,把明朝藩王散在各地的田产交给原来承佃的农民耕种,“改入民名”,使自耕农的人数得以大幅度增加。
促使农民破产流亡的主要原因是频繁的自然灾害、繁重的封建赋税徭役和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忽视饱经战乱的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的愿望,“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造成“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以至“海内愁怨,遂用溃畔”的后果(《汉书·食货志》)。贾谊在《过秦论》中,曾以秦亡的历史教训,指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汉初崇尚黄老“无为”的学说,轻徭薄赋,减省刑罚,使残破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自汉迄清,历代赋役制度屡有变化,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所谓“盛世”和“乱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当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稍有节制时,广大农民就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全家老小得以糊口;而当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异常繁重时,农民不仅饥寒交迫,还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四处流亡。一般说来,对于制度内的赋税徭役,农民尚能勉强忍受。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会满足于这种制度内的剥削。一些无道昏君和贪官污吏往往不顾农民死活,在定制之外肆意横征暴敛,从而把农民驱向破产和死亡的深渊。隋朝初建时,赋役较轻,农民在籍户口数量增多,但隋炀帝即位后,穷奢极侈,又多次对高丽用兵,农民赋役负担空前加重,以至许多地区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隋书·食货志》)。清初整顿赋役,康熙诏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对明末以来备受摧残的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吏治腐败,农民的负担仍然很重。雍正为了遏制官吏对农民的非法盘剥,对官吏实行发放“养廉银”制度。但在封建制度下,提高俸禄并不能杜绝官吏的贪污。许多官吏在领取“养廉银”之后,照样对农民“横派滥征”,以饱私囊。
反对地主豪强对农民的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持这种主张的士大夫反对封建的剥削制度。它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存在矛盾的一种反映。晁错说,商人地主“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董仲舒则主张“限民名田,以澹不足”,指责地主豪强“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汉书·食货志》)他们都是从封建国家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出发而反对地主兼并农民的。东汉末年,士大夫中有人主张恢复井田制,“限夫田以断兼并”(仲长统:《昌言·损益》)。但即使是这种“限田”的主张,其实也根本无法付诸实现。西汉末年封建国家曾一度颁布限制诸侯王、列侯和吏民名田的方案,结果就因为遭到朝中权贵的反对而束之高阁。
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二律背反”的条件下没有能够实现维护小农经济的目的,但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民惟邦本”这个思想命题在近代中国被注入了新的理论内容,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来观照“民”之为“邦本”的。这种内在矛盾是注定它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结。但是,“民惟邦本”的思想既然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不但哺育了一批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它必然会促使其中一些人利用民本思想来反对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统治。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猛烈抨击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还批评君主****制度下的臣僚所以“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只是因为“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黄宗羲对封建****制度的这种批判,已经触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要害,透露了近代民主启蒙的气息。梁启超曾谈到,《明夷待访录》对他那一代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就引《洪范》、《孟子》、《周礼》的有关记载,证明自己主张“君民同体”,符合“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古训。这种比附虽然牵强甚至荒诞,但认为“君民同体”,主张“君民同治”,这与传统民本思想把君与民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显然是有区别的。严复和谭嗣同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严复在《辟韩》中把君主和臣民的关系看作是历史早期阶段社会分工的一种需要:“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谭嗣同在《仁学》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认为君臣皆因“卫民”的需要而设,民才是“天下之真主”,“君末也,民本也”,民可举君,也可废君。这些观点已经带有浓厚的近代民主色彩,可以说是突破传统民本思想内涵的一大进步。
资产阶级改良派承认人民是国家之“真主”,但又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这在理论上显然是有矛盾的。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由****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康有为说:“欲速变法以救危亡,非先得圣主当阳不为功;欲定良法而保长久,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康有为政论集》卷上)梁启超则宣称:“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善成”,“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饮冰室文集》第二册)。这就暴露了他们主张民权的不彻底性和虚伪性。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要民主共和还是要君主立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接受的”;“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他指出改良派诬蔑中国国民不够资格实行共和这种谬论,“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美的黑奴都看作不如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革命派阵营对于如何伸张民权的思想认识是比较混乱的。如章太炎因为看到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容易被少数政客豪富所把持,竟然提出:“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纾其死。”(《代议然否论》)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于如何实现“民权”虽然主张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了解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相信人民群众才有当家作主的能力。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李大钊在建党初期撰写的《平民主义》一文中说:“‘平民主义’是democracy译语,有译为‘民本主义’的,有译为‘民主主义’的,……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毛泽东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论着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做主”,“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还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思想文化演进的历史表明,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会被扬弃而不会完全消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古代和近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地继承,吸取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民为本”的思想,将在社会主义中国真正焕发出其历史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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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之知,儒家思想是以孔子为代表所创立的一种学说。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国粹与儒家文化思想—兼论祭孔及我国发展的阻力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国粹与儒家文化思想—兼论祭孔及我国发展的阻力
儒家文化思想,在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历史上,极大地影响了许多国家的社会发展。而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它对于人性的修养,对于社会道德的拯救和重建,对于社会文明的塑造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一种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称之为国粹也不为过。
这是题为:“把儒家文化思想推向世界”一文中的主要观点。另外,还有篇《儒学——华夏民族之精神存焉》。
而时至今日,官方竟然大张起鼓地祭孔,不能不令人深思。
且不说儒家文化思想能否推向世界,就国粹的问题,想必答案也是不会统一的。不是有人就视京剧为国粹么。还有书画国粹观,青铜器国粹观,陶瓷国粹观,汉字国粹观,丝绸国粹观,四大发明国粹观,……如此等等,有很多的国粹观。就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各种流派的文化思想而言,也会有不同意儒家文化思想为国粹的。而认为或道家,或墨家,或佛家或其它什么家的文化思想是国粹。如此等等,又会出现许多的国粹观。这些国粹观,不必有客观性,或以某种文化思想在自己头脑中占有的程度为标准,或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或以自己从事的职业为标准,或以自己的研究对象为标准,或以自己的既有的利益为标准 ……标准很多。
尽管标准很多,但都是一个标准 ,即主观标准。
不必先去追究何为国粹的问题,就把儒家文化思想作为救世良药推向世界而言,也很难办。
人类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尽管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都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文化思想,但是,彼此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交流日益加快,范围更广。
而文化思想的交流,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会有选择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强加于另一个民族,是行不通的。人们吸收外来的文化思想,是要其质量优劣、作用大小的。
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包括儒家文化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思想,曾经对其它一些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儒家文化思想,并没有拯救我们中华民族,它没有使我们赢得鸦片战争;没有挡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没有阻止割地赔款、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没有使中国独立强大起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中,就没有优秀的,不可能推向世界的。也有不用推销就有人来掠夺的。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所创下的“战功”之一,就是到圆明园抢烧一空,把能够带走的载有传统文化精华的物品都带回其各国。敦煌中的载有传统文化的物品,也多次被外国人偷了不少。据有关专家统计,我国的文物,目前在国外达2.8万件之多。这是强盗对我们传统文化“喜爱”的方式。
另一种以正常友好方式喜欢我们传统文化的,是通过收藏。近几年,有一个西方国家的人,就专门收藏中国的“三寸金莲”绣花鞋,收藏种类颇丰。说起收藏的原因,这位外国人说,手工艺了不起,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绣花鞋,能反映出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和文化。他说的很客气,没有说是传统的陋习。我们的传统文化很丰富,他独选了这种“文化”来研究,真是令人尴尬。
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正直的外国人看中的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而收藏研究其载体。我们也不能否认有的外国人是出于金钱的原因,掠夺和收购各种载体。我们也不能否认有的外国人是出于仇视中国,在搜刮我们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糟粕性的东西。
话又说回来了,儒家文化思想没能够救中国,它就能拯救外国?外国人登上月球,外国人造出航空母舰,这总不能归功于儒家文化思想的作用吧。日本、德国并没有因为没有我们的儒家文化思想,而没有在战败后短短的几十年里迅速成为世界强国;美国、法国也并没有因为缺少儒家文化思想,而没有成为世界强国。他们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的发展,没有因此而耽误过。反而,我们自己却一误再误,最后,落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也不是因为把儒家文化思想作为国粹的结果。恰恰相反,是批判旧思想引进新思想的结果。可能外国人也看出来了,儒家文化思想不是富民强国的神丹妙药,因而他们没有搬回国内。
这样一来,儒家文化思想的“国粹”,在中外都没能粹起来。
众所周之知,儒家思想是以孔子为代表所创立的一种学说。应当承认,这一种学说,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其核心,是维护奴隶制度,反对社会发展,把周朝奴隶制的“礼”治,视为至高无上的“礼”,维护奴隶社会的等级贵贱的统治秩序。到了东汉,孔子的学说被封建统治者加以改造和完善,形成了儒家文化思想体系,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其特征是维护祖制,反对改革;维护传统,反对发展;维护专制,反对民主;维护思想禁锢,反对思想自由;维护封建迷信,反对科学信仰。其本质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是禁锢人的思维活力和人的思想自由的工具。
一个民族,一旦被驯化成为失去了思维活力和能力,失去了思想权利和思想自由的奴隶,那么,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失去了竞争的能力。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在封建社会转了两千多年,转来转去,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专制的文化思想的根深蒂固是个重要原因。
因而,作为维护封建专制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的儒家文化思想,不是“对于人性的修养”,而是对于封建社会人性的修养,不是“对于社会道德的拯救和重建,”而是对于封建社会道德的拯救和重建,不是“对于社会文明的塑造等主面”,而是对于封建社会“文明”的塑造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国粹”,是扼杀民主的“国粹”。
“历史的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这里说的“中国革命”,指的是太平天国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巨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但是,它和历次农民起义一样,没有完全摆脱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束缚,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因而失败是必然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觉悟地认识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国家,中华民族才能发展。这是中国资产阶级觉醒的标志,也是当时中国人民觉悟的标志。1912年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固有的问题,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没有取得最后成功,封建势力仍然强大。
接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者,重新审视中国历次革命的教训,寻找根本改造中国的有效思想武器。引进了民主、科学、自由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引进了马列主义,以此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指导思想,最终,建立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了。中国人民第一次从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中解放了出来。
事实进一步说明,只要破除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禁锢,运用科学的文化思想作指导,中华民族不仅站了起来,而且快速发展了。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人至今仍在历来的麻木状态中,死抱着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不放。
有的人本身就是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产物,而不是现代科学文化思想的产物。因而,一提国粹,就是传统的,好似现代中找不出国粹性的东西了。他们只会把祖上曾经国粹过的东西到处炫耀,这无非是对外人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们算什么东西。
如果有人审视传统的东西时,他们就指责道:你们是拿着我们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缺点与西方的优点比较,以证明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并冠以“民族虚无论”。“民族虚无论”是一回事,无情地剖析自己又是一回事。要尽快赶上发达国家,使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尽快实现国家的统一,避免挨打,避免受制于外人,就必须拿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取别人之长,以补自己之短。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了取别人之长,补我们之短,是促进我们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的正确之路。如果相反,永远拿自己优点的与外人的缺点比较,那必然会走向沉醉于“天朝大国”的晚清老路。
我们祖上是阔过,如今我们比祖上又阔多了,但是比外人我们还不阔。
世界上不存在法西斯观点所分的优劣民族。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思想,这些传统文化思想,都有其精华和糟粕;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互相取长补短,是全人类共同发展和进步的需要。
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有丰富的优秀部分,应当继承和创新,而对于今世影响颇深的那些封建性、落后性、陋俗性的糟粕,必须给予揭露和批判,决不能视为金科玉律、圣贤之物,谁也动不得。
把儒家文化思想作为国粹推向世界,作为救世良药拯救和重建当今社会,是十分有害的。同时,也是对当代社会表现了一种虚无的感情。如果要真寻找国粹,那么只能从能够指导我们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民主、文明道路的科学文化思想中去寻找。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所形成的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是庞大的而又完整的。其根深蒂固的程度,其专制性之强,把人们禁锢得失去了思维活力,失去了思想的动力和自由。它的确“麻醉着这个国家的人民。”尽管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被埋葬了近百年,但是,现在有的人群仍处在“历来的麻木状态中,”成为封建文化思想的奴隶,“死人拖住了活人”,“死人使他们受苦”。而另一种情况是,有的人群紧抓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不放,却不是在“麻木状态中”,倒是极清醒。
历来的改革之难,不是除旧制立新制,而难在根除陈旧的文化思想。且不说社会革命性的变革,就看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内部的变革,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唐朝的“永贞革新”、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清朝的“戊戍变法”,从根本上来看,都不是废除封建帝制,只是调整封建统治的方式。但是,“变革”集团不仅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或被赐死,或被贬官,或被杀头,就连两个皇帝,也被夺了权。这是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具有强烈的排异性、具有强烈的文化思想的禁锢性的表现。
今天,作为社会主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改革,必然有诸多阻力。但其最大的阻力,就是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遗毒。客观上,封建专制制度漫长,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主义社会的冲击,而社会主义社会历程又短;思想问题并不是行政命令所能解决的。主观上,缺乏一个彻底的正确的反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阶段。因而,这种封建主义文化思想遗毒,至今还附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而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
社会发展的传继性,是文化思想无法间断的客观原因。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存在,说明当今社会,还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有需要它的市场。
那些不是在“麻木状态中”,而是在清醒中紧抱着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不放的人群,有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存在。有的因靠人民赋予的权力,横行专制,执政为已,在经济上、政治上、司法上获得了一般公民不能获得的特殊利益;有的则利用手中的钱财,在权力层中寻找了保护伞、关系网,因之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还获得政治、司法上的特殊利益;有的因靠研究挖掘和宣扬封建主义文化思想,而在社会上有地位,在学术上有“成就”,有权威,在经济上有利益;有的则靠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迷信成为什么“大师”,统治者一部分人,满足了经济政治的欲望;有的装神弄鬼,打卦算命,靠骗人生活。……
与无民主性、科学性而成为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隶不同,这些极力维护和宣扬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人群,他们的特殊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司法利益、社会地位,构成了他们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意识必然是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钟爱和需求。封建主义文化思想是他们的既得的特殊利益的保护伞。谁要是无情地剖析、揭露、批判、抨击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他们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则以美名“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由,拚命地维护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并对批判者群起而攻之,扣上“崇洋媚外”、“民族虚无”等罪名。实质上,他们是在极力维护他们既得的特殊利益的保护伞,极力维护他们的特殊社会存在。因此,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久灭不死,反对和批判的任务异常艰难。
“崇洋媚外”者确实有之,“民族虚无”者也确实有之,这只是极少数人。这类人不是批判封建主义,而是完全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极力丑化中国人;他们极力吹捧美化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尤其是极力肯定资产阶级的一切民主,而只字不言其民主的虚伪性 面。但是,这类极少数人的嘴脸,人民群众会一目了然的。他们缺乏社会基础。
相比之下,以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由,极力维护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人群,更具欺性,他们的危害性最大。他们的危害性在于欺骗和麻醉人民群众,而不是似“崇洋媚外”、“民族虚无”者那样赤裸裸的。同时他们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其强烈的专制性和排异性,不仅排斥社会主义文化思想,还排斥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益的东西。因而,危害性极大,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成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最大阻力。
封建主义文化思想,有其社会存在的基础,要彻底根除之,只有剖析、揭露、批判还不够,必须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革去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条件;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用社会主义民主摧毁专制;要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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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很多人我国人都是自利的,因此我国人民的现状是有好处只为自己但不为他人,一味向社会索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我国家庭的教育不到位,再者,我国社会的风气与氛围不能说太好,导致了我国人民素养问题。但如果我国社会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素养也会相应的提高。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而家庭是由人构成的,要提高国民素养,就应先提高家庭的整体水平,来提高社会的水平,二者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国国民文明素养是与社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上的贫富悬殊,社会价值观重财而轻才。有识之士很少得到重视,只要相关知识能谋取金钱、地位的,才会得到赏识。既然整个社会都鄙视人文素养,单个有志之士安能螳臂挡车?个人的品位与修养是在长期的学习,生活,工作中逐渐形成的。提高个人的品位,就需要提高个人的素质,首先就要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怎样形成呢,要把传统的哲学思想的在养分中熏陶,比如最重要的是从老子的思想观念中吸取营养,是从俗到雅的渐变过程。
老子哲学的中心观念是“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有万物的本源。这个道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此,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故说‘道常无为’。但万物所以能成万物,又只是一个道,故说‘而无不为’。
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联系到人生中的很多事,往往就是因为自己心太刚强,所以有时会跌得鼻青脸肿,如果心柔软一点,一切事就是另一个结果了,那你就会觉得天底下的人和事都可爱了。人和社会的种种危机,也往往是把人“物”化了,使得人与人之间凝聚的感情淡化了。社会的多元化和价值的多元化使得人心、家庭也产生了变化。老子的守柔、顺下、不争的哲理实在是值得我们省思的。
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告诫我们,人的各种患难是由人的自身而来的,吃喝、情欲、贪求等等,他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在天地之间,对天、对地、对人,要求愈少就愈有尊严。因此,懂得愈少要求的人,才是愈快乐的人。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心也在变。当前,我们处在;取舍、进退的重重矛盾之中。我们处于的又是一个多变的时代!社会可以变得更好,也许变得更坏。在这个多变的时代、多变的社会,因为变得太多、太快,已经呈现出不少乱象和种种脱轨、脱法的行为。人心总是渴望乱中有序,朝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迈步前进。所以说,老子的思想就能使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明了天地万物运行之理,进而以通达人生的观照,开启幸福快乐之门。
老子所处的时代天下大乱,诸侯混战,统治者强作妄为、违背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即“有为”,老子看到的“有为”的祸害己经非常严重了,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注释及评价》第七十五章,以下的原文引用均出于该书,故只注明章节》老百姓饥寒交迫,是因为统治者的苛捐杂税太多,老面姓的灾难不断,是因为统治者妄自作为,违背规律。老子看到当时的统治者本是无德无能的,却偏偏好大喜功,妄自作为,结果使老百姓疲于奔命,劳民伤财,造成人民的灾难。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好静”是针对统治者的骚扰而提出的;无事’,是针对统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贪欲而提出的。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君主应当学水的本色,有功而不自居。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老子说过:“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意思是说:“不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情作不成了。”这里,“无为”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这和第三章所说的:“为无为,而无不治”的意思是相通的。“为无为,而无不治”的意思是以“无为”的态度去对待社会人生,一切事情没有不上轨道的。
几千年来,老子的“无为”思想对中华人民的性格和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这个思想是否还有价值呢?我认为老子的“无为”思想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包含着对社会的有益启示,它要求人们树立一种忘我的思想境界,不自私自利,乐于助人。所以说,老子的“无为”思想不仅有存在的价值,而且更需继续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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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主张人格平等,互相尊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把它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在当时是反对封建、宗教统治的武器,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它作为一种特定的观念形态,始终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潮流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从人道主义思想入手,对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潮进行了分析,并对“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介绍。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人道主义;思潮
人道主义思想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将文学作为推动人类思想解放的武器,它反对传统的封建统治,倡导对于人类自身的爱护以及关怀,它将人作为道德的中心,提倡建立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人道主义在我国的当代文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体现,它起源于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包括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以及梁实秋等,这些作家都在自身的文学作品中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大力宣扬人道主义精神。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推行了“百花齐放”的文艺创作方针,使得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也遭到了批判。
五四运动时期与十年动乱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之中人道主义思想潮流取得集中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人道主义精神是反对封建思想与封建统治的强大武器,在十年动乱之后,人道主义精神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两次集中的发展都是人道主义对旧制度的反抗与批判,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周作人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中人道主义精神的先驱,但是,他对于人道主义的相关理解与阐述具有封闭性与个人理性,忽视了复杂的社会形态,也忽略了对于整个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这种狭隘的对于个人完善的追求,也使得其人道主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周作人的人道主义主要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关爱“小儿”与“女人”;
第二强调爱应当是平等与博爱,爱是人人都能享有的,不专属与特定群体;
第三,追求人人自爱以及人格独立,反对慈善主义,反对居高临下的施舍与同情。
同一时期的鲁迅、胡适、梁实秋较周作人而言对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展现出更为激进的姿态,从其他角度进行了相关阐释。梁实秋提出了“伟大的文学是体现普遍人性而非表现自我,”他的这种的阐释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这种较为古典保守的人道主义思想被称为新人文主义。在梁实秋看来,人性具有普遍性与固定性,是永久而不受时间限制的,因此,文学创作要建立在永恒的人性之上。
建国后,我国推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使得人道主义取得了一定发展,巴人认为人情也是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创作应当呼唤人情味的回归,文学作品要能反映充满人性的现实生活。钱谷融认为文学创作要从人出发,将人作为创作中心。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受到了批判,称鲁迅强调人性的阶级性,违背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十年“”之后,人道主义探索的禁区被打破,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新时期,人道主义对历史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使教条化、概念化的文学创作现象得到冲击。在这个时期,人们从不同角度对于人道主义思想进行了新的阐述。朱光潜认为文学作品必须是对人性的深刻反映,应当能够帮助人进行自身人性的完善。在这个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转型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化趋势,文学创作必须在新时期对自身的作用以及地位进行重新的思考与定位。除此之外,由于贫富差距、腐败现象的产生以及拜金享乐主义的兴起,使得人类的精神生活多元却空虚。在这种现实下,人道主义精神是否“失落”成为了讨论焦点,王朔现象被广泛关注,包括刘心武、王蒙、刘彬彬在内的众多专家对于人道主义的现状进行了谈论。
“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即以“人道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理念,注重描写人了生活状态,尊重人、热爱人的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其精神内核就是对于现实人生的人道主义关怀。
西方的人道主义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具有很大影响。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多次提及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经过理论引进,我国早期资产阶级开始探索创建适应我国国情的人道主义理论,该时期以周作人为代表。他从不同角度对于人的价值与地位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提出了在当代人道主义缺失于文学创作中的情况下重建该理论的必要性,为创作早期“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遇冷,这使其发展上陷入低谷。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相对立的观点使众多作家不敢在对人性进行讨论。十年动乱期间,文学个人创作被集体创作取代,文坛充满了欺骗性,文艺创作也失去了独立性,“人道关怀型”现实主义文学受到巨大打击。
纵观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潮流,其发展道路坎坷曲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于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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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税收是我国税务部门近年来形成的重要工作思路,我们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理解与把握和谐税收的内涵,并将其贯穿于 十二五 时期我国税收发展的过程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税收发展史中的民生思想及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我国税收发展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民生思想。挖掘这些民生思想对当前我国制定科学的税收政策、设计合理的税收制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对税收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积极的作用。我国古代税收制对当今税收工作的启示如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扩大收入来源,开辟收入渠道,使百姓的税收负担最小化,同时实现国家财政收入最大化;把行政思维转变为法定思维,健全税收法律制度,加快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使税收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维护税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税收思想是制定税收政策、指导税收工作的重要依据。纵观我国税收思想发展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生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剖析其对现实的启示,对指导我国当前的税收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赋税思想和赋税制度产生的时期[1],这时期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蕴含民生思想的税收政策。管仲提出了“相地衰征”的政策,主张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而分等征税。土地肥沃,产量高,则多征税;土地贫瘠,产量低,则少征税。这一原则,保障公平的同时也使生产者的利益得到了保护。管仲还建议适当减少负担较重家庭的税收额度,这是一项德政,又是保障民生的重要内容,发挥了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春秋后期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孔子,他的税收思想贯穿着他的仁爱思想,蕴含着积极的利民因素。
孔子提出“敛从其薄”的主张,认为“薄税敛则民富”,国家制定税收政策时应以百姓富足为出发点,实行什一而籍的税率,减少对百姓的压榨。孟子继承了孔子“敛从其薄”的税收思想并做了补充,其税收思想体现着“民本”和“仁义”的价值观。孟子提出了“薄赋敛”、“制民之产”的主张,认为统治者应合理支出一定的税收用来保障老弱幼小以及鳏寡孤独等天下“穷民”的生活[2]。国家执政者只有保障人民生活所必须生产资料的富足,注重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才能深得民心,以维护政治的稳定。
荀子在《周礼》的基础上,提出了财政收支应该遵循“以均财,节邦用”的原则,在《荀子》中的《富国》主张执政者应把富国和富民结合起来,秉承“上下俱富”的发展理念,做到“等赋养民”和“节用裕民”,正确处理民事,利以万物,抚养百姓,要做到“足君”,还要做到“足民”。另外,他还主张对农业和工商业都实行减轻税负、差别税率或级差地租的政策,使税制变得简单而不扰民。民富则国富,藏富于民是荀子税收思想的核心[3]。墨家的税收思想以“兼相爱,交相利”为主要原则,即主张向关市、山林、泽梁征税,反对厚敛;此外,墨家思想中还包含了“税负公平”的主张,他们要求执政者按正常税率征税,强调统治阶层必须在生活起居各个方面厉行节俭,反对奢靡,希望以此来减轻人民的税收压力。墨家的税收思想在当时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反映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和要求。
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则主张农战,把农业看作是衣食和富国富家之源,坚持对非农业行业及不农者课以重税,以保证农战的成功。商鞅还主张缩小贫富差距,指出“治国之本,责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商君书?说民篇》)。春秋战国以后,封建经济沿着它固有的轨迹在前行,在治税思想、税收政策等相关方面逐步完善,不断向前推进。西汉时期的刘邦及其大臣,面对经济破败、民生凋敝的景象,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力行黄老之术,休养生息;轻田租,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予民。
董仲舒为了缓和大地主与自由农民之间日趋尖锐的矛盾,在财税思想上,第一次提出了“限民名田”,把“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提高到了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官府应该廉洁,不能任意增加税收,无止境地榨取老百姓的财物[4]。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但盛极而衰,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封建赋税制度由以人丁为主要征税标准转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要征税标准,其标志就是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转变。杨炎创立的两税法,简化了税制,使唐朝中期以来混乱的税制得到了统一,扩大了税源,固定了征税时间,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改善了唐朝的财政状况,税负也比之前更加平均合理,体现了人道主义和仁政思想。唐朝以后,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根据各自所处的年代特点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税收思想。如王安石的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明朝的鱼鳞图册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及清朝初期的“摊丁入地”法等等,这些税收思想都显示出了其时代的特色[5]。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经历了多次税收制度改革之后如今的税制格局才得以确立。税收是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之一,它同时具有经济职能、财政职能和社会职能。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调节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之一,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我们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在不断发展完善税收制度,继承和发扬了古代税收政策所蕴含的民生思想。
1994年的税制改革以“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为基本原则。此次改革减少了大量税种,规范、简化和统一了税制,为税收发挥对民生的保障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此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改原则,并逐步实施有增有减的调整税收政策,其目的在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充分体现了减税为民的民生思想。200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进行“结构性减税”,目的在于在通过减免税方式,促进企业投资,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结构性减税一直持续到现在。近几年,我们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几次特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等诸多外部冲击,是与我国贯彻执行以民为本的减税方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收的民生思想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逐步应用于实践中。这一方面得益于我们对如公共财政理论、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等西方优秀税收理论的甄别借鉴;另一方面得益于我们吸纳了以“敛从其薄”、“善政养民”为代表的传统税收思想的精髓。更为重要的是,在吸收借鉴、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我们顺应时代发展,以史为鉴,改革创新走出了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有益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减税道路。从实践角度来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近几年来,税务机关以减轻纳税人的办税负担为出发点,积极推进服务型税务机关建设,以信息化手段为依托,不断地优化行政审批方式,简化办税流程,提升办税服务效能,出台了许多惠民利民的税收政策。
例如:我国从2006年起取消了农业税,这有利于改变农业、农村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利地位,建立起新型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保证农民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共享现代化成果;2008年我国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2009年起全国又实施了增值税转型改革,这一系列举措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减轻了企业负担,降低了宏观税负,提高了企业的再投资能力;为了降低广大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提高其生活水平,从2006年开始,我国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起征点,并且税率级次由原先的九级超额累进变为七级超额累进;
2011年为了加大对小微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国家上调了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起征点又由最初的两万元提高到三万元,这使得大批个体户、小规模纳税人享受到了税收改革所带来的红利。2013年,国家扩大了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地区和行业,这进一步减轻了企业负担,并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和居民收入。上述税收改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保障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这让人们看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税收政策在改善民生问题上发挥作用的重视。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以来远远超过GDP增速,这说明推行切实保障民生的税收政策仍存在很大的改革空间[6]。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税收思想大都以“薄赋敛”为核心,倾向于在百姓税收负担不高的情况下,保证国家的财政良好运转。因此,我们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做到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进行以民生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税制改革,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为核心。所以,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应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扩大收入来源,开辟收入渠道,使百姓的税收负担最小化,同时实现国家财政收入最大化。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把行政思维转变为法定思维,健全税收法律制度,加快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使税收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维护税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再者,我们应该设计合理的税制,以易理解,好操作为出发点,既要避免重复征税,又要使国家必要的税收不减少,还要规避少部分人利用税法的漏洞进行偷逃税行为,减少纳税成本,使征收成本与交纳成本降低,从而增加国民收益[7],提高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使得税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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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想是指:在各种特殊科学认识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能够发现和解释其它同类或更多事物的合理观念和推断法则,它对进一步的、更广泛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具有导向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相关科技哲学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浅析我国传统科学思想全文如下:
摘 要: 科学思想是人们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的,既反映了当时社会认识事物的一般思潮,又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和发展。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因,我国古代产生了与西方迥异的科学思想方法,其中,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传统科学理论的最一般解释框架。
关键词:科学思想 元气 阴阳五行
论文正文: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
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
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
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1 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 侯样祥.传统与超越——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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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述之中国古代祆教美术遗存,乃出于南北朝至隋唐两代之间、分布于古陆路丝绸之路沿途及河西走廊一代的土葬墓之中。从上述图式中可以看出一些祆教美术图式的特征:
(一)人物形象特征主要有四类人,一是出现最多的大部分普通人物,为深目高鼻的粟特人(高加索人种),短发,身着胡服。二是出现不多的突厥人,一般为蓄长发骑马的形象。三是出现较多的祭司形象,多是人首鸟身的长者。四是带有头光的神祇,这些神祇几乎都是深目高鼻的西域形象。还有一类我们强称之为“人物”的是一些动物形象的善恶二神的化身,比如狗、鱼马兽、骆驼是善神的化身,狮子是恶神的化身.
(二)配饰与细节特征
1、连珠纹。在各种配饰和细节中,连珠纹是出现最多的一种纹饰,这个图式是可以作为确定粟特人(古波斯后裔)身份的依据之一。因为这个纹饰在与佛教文化的交流中曾出现过很多变体,所以在这里只能结合其他证据以确认其粟特身份.
2、日月王冠:日月王冠并不是古代中国的产物,在魏晋南北朝佛教东渐之前并不存在,但是却可以在同时期的波斯银币和萨珊银盘上得到佐证。3、豪摩树。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豪摩树是制造“白豪摩”的原料,而白豪摩是所有神圣的复生者享用的饮品。所以,豪摩树也是可以确认其祆教特征的依据之一.
(三)图式内容特征在众多的祆教美术图式中,表现的多是赛祆祭祀、善恶二神的斗争、狩猎宴饮场面、或行进或休憩的胡商等内容,这些内容中一类是源于宗教信仰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是对墓主生前身后生活的一种纪念和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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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之一。研究“灌输”理论对提高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从而在新形势下自觉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实践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最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和理论核心。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因此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就在于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马克思的实践观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实践观,对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最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和理论核心。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合理内涵,是正确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并进一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理论根基。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在借鉴以往旧唯物主义哲学实践理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对实践的概念和特征等做出详细解释,而形成的科学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超越了唯心主义把实践看成是精神的主观的东西,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把实践等同于动物式的本能活动的东西,指出实践观既是物质性的活动,又是属人的活动,前者体现了实践的客观性原则,后者体现了实践的主体性原则,最终得出“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1]。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实践的基本特征:客观实在性、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性。实践观指出实践是人们主动改造客观世界的行为,具有直接现实性。同时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具有目的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而不是被动接受,没有目的。同时实践不是个人的运动,而是整体的运动,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践的速度和规模也是不一样的。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实践的基本形式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产实践活动即物质生产实践活动。马克思曾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人类生存和发展是以生活资料为依据,正是这种需求不断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第二,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与他人存在着各种社会关系,而处理好这种关系,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三,科学实验活动。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实验作为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一个重要手段,摆脱了盲目依靠经验来研究事物,提高了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新事物、证明新事物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实践的运行过程:目的、手段、结果。目的是实践的初始环节、内控因素,在做一件事时,先对这件事做一个预期,并在实践过程中,当预期结果发生偏离时,及时进行调整。手段就为了达成预期目的,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达成预期结果的措施,结果也就是实践的最终目的的实现。在实践过程中只有遵循实践运行过程,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正确的运用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首先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的动力。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都是在对其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同时人们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认识,为了了解这些新认识,满足自己的需求,人们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人们不断抬升自己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进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积极性。其次,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3]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在认识的过程中,我们会形成对某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在这种规律的引导下,可以让我们快速、准确的进行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仅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理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实践上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不仅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具有指导作用,在我国文化建设方面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作用。
1、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问题
当今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一直坚持科教兴国思想,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当前我国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面临一系列问题。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与实践教育脱节。在当代社会,中国的教育工作依然以应试教育为主。因此学校过多的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在教学中主要“采取灌输式教育,采取能提高成绩的投机式教育”[4],只注重书本知识,而忽视了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忽视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育方法落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主要是采取课堂灌输式等简单的粗放式教育,而忽视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育,同时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网络,网络也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单纯依靠简单的粗放式教育方法,限制了学生的视野。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缺乏能动性。首先,大多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仅仅将课本上的知识原封不动的传授给受教育者,而没有联系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使得教学脱离现实,枯燥无味,不能为学生所掌握。其次,受教育者只是被动接受教育,没有发挥受教育者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对于教学内容仅限于死记硬背,不能融会贯通。
2、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作用
面对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发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现实指导作用,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运用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中,变得刻不容缓。
首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认识与客观物质世界相符合的思想,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人的认识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因此当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与当前的时代背景相结合,面对人们的困惑,要先找出问题的根源,从根源来解决人们面临的困惑,加强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以创造性的思维和方法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不是片面的照搬课本知识忽视人们的社会生活,要求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融会贯通。 其次,发挥主体的能动性。马克思的实践观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理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应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加强自身的修养”[5],为受教育者树立榜样作用。曾说过“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6]其次,教育者在为受教育者传授知识时,应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方法,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适合受教育者的教学方法,提高受教育者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使受教育者能将所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真正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认识论的辩证发展过程,主张在实践的过程中检验认识的真理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已经不能适用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需要,必须要进行创新。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化教学手段也层出不穷,如多媒体教学、远程课堂教学等。学校在加强传统教学的同时,也要重视现代化教学,将其纳入教育工作中,不应将思想政治教育局限在课堂,使思想政治课教学更加灵活多变,调动大学生的上课积极性,达到大学生认知、情感、意志等因素的共同参与,让更多的学生可以参与其中,随时随地可以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综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不仅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也对加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方法,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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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家庭教育的主要执行者。《列女传》中讲述的“孟母三迁”教育孟子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我国古代女子的社会地位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论我国古代女子的社会地位
我国古代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多样变化的。“玉主沉浮,源于母系;峰回路转,始于奴隶;深渊难跃,在于封建。”女性地位经历几千年的沉浮变化,有过短暂的辉煌,更多是压抑的无奈。
婚姻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权利;经济地位;家庭角色
女性作为两性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在男权制度确立后,女子地位随着社会体制的不同不断发生改变,女子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阶级或阶层的社会发展如何,通常能从其女子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宗教地位以及它在社会文化和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上来寻找出答案。所以,本文在研究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时,主要从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家庭地位等方面进行探究。
一、上古时期女子社会地位的黄金时期
“结绳记事之初,茹毛饮血之始”,没有男人和女人的劳动分工,过的是原始公有制的生活。原始人为了生存,只能群聚一起,合力互助、相互依赖、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原始的自然平等的关系。这也证明了女性地位并非是先天低下的,相反,还出现过一个曾经属于妇女的时代即母系氏族时期。
在母系氏族时期,主要从事采集果实,及简单的生活工具制做。女性天生的优势就充分发挥出来。从女性使用纺纶、骨针及蚌刀随葬,说明妇女担任主要的纺织、缝纫和农业活动。而从男子缺乏农业工具等随葬品来看,也可以说明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由于女性在这些活动中表现突出,因而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主要位置,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角。特别是女性作为人类之母,在人类本身的生产活动即繁衍后代这一意义上更是备受尊崇。在人类之初,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有父,在古人眼中,孩子的血统仅维持在母亲身上。古代典籍中常称圣人乃其母感神而生。如《尚书·尧典》说尧是其母庆都感龙而生;王充《论衡·诘术篇》说禹的祖先之母吞薏苡而生,商朝祖先契是其母简狄吞燕卵所生,周朝祖先稷是其母姜嫄履天帝足迹而生;《史记》载伏羲是其母“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等等。种族的繁衍、氏族的维系似乎由女性起主要作用,使女性具有一定地位。在《说文解字》中,尚有“嬴”、“姒”、“妘”、“妫”等古姓,也均从女。姓乃是人的本源,自古及今人们都把姓氏看得极其珍贵。这些古姓的存在是女性为氏族之长的旁证,也是反映女性曾经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佐证。
二、女子社会地位的转折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也随之而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剩余产品的掠夺,出现战争,这时男子先天的优势就显现出来。男子成了战争的主要力量。男子在战争中获得的俘虏变成奴隶,使自己逐渐走上奴隶主的宝座,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和人力(包括军队),经济大权在握,妇女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被逐渐替代,从而进入了父权时期。到了奴隶社会后期。特别是商周二朝为华夏制度文明确立的关键时期,为了巩固和强化男性的支配地位,便制定出了一系列宗法伦理的信条,既以规范社会,更以桎梏女性。女性地位更加全面低落。因此,这段时期成为妇女地位发展史的分水岭,在这之后,妇女地位一落千丈,沦为男子的附庸。
1.女子的婚姻地位
《诗经》中曾描写到:“乃生男子,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弄之瓦。”男女从出生时便被定义为“璋”“瓦”之别,可看出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同。女子生来就注定无法与男子享同等的权力,也没有同等的期望和责任。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男尊女卑的思想贯穿于史书和人们的思想中。
女子家庭地位的下降是随着周朝或者儒教的出现而形成的。周朝时期,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维系,就要被丈夫扫地出门。“嫁者,家也,妇女外成,以出适为家”。周代已经完全实行从夫方居的居处原则,成婚后女子脱离父宗,加入夫族。顾炎武《日知录》云:“已嫁也,于国君则称姓,冠之以国;于大夫则称姓,冠之以大夫之氏。”已婚妇女称谓随夫改变,深深打上了妻隶属依附于夫的烙印。《诗经》中《邶风·谷风》、《卫风氓》表达了弃妇的悲戚之声,说明了夫妻间存在不平等的婚姻关系。
到了秦汉时期,女子的婚姻地位有了提高。秦朝夫妻地位几乎相等,“凡取妻出女之日,冬三月奎娄吉。以奎,夫爱妻;以娄,妻爱夫。”此处说明,秦时夫妻双方已有追求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观念,在这里,看不到一点绝对夫权制的影子。同时,秦律规定,妇女有婚姻自主权,并保护合法的婚姻。汉初女子地位也并不低,馆陶公主随母姓为“窦太主”,汉武帝太子刘据随母姓为“卫太子”等。但在汉朝后期,儒家思想加强,从刘向的《列女传》到班昭的《女诫》开始要求女子遵循不合理的道德规范,造成女子地位的下降。
隋朝时,文帝曾下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然而在唐代,这种情况又略有改观,法律上为离婚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女性离婚也不再受到世人的非难。在改嫁观念上,往往认为守节是理想,但也不反对再嫁,这显示了唐代社会在再嫁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理性的和具有一定弹性的。例如,上层妇女中,唐太宗时期有五个公主都曾改嫁。总体上来说,唐朝是女子社会地位较高的时期,
中国封建礼教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宋朝,禁锢妇女思想、残害妇女身心的缠足恶习、禁止再婚改嫁等都是从宋代发展流传下来的,因此是女子社会地位又一转折时期。由于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秦汉时期虽然出现了贞节观念,但是人们对于女子的贞节要求远远淡薄于世,到唐代仍是如此。当时妇女改嫁与再嫁现象广泛存在,广大妇女并不以此为耻。南北朝开始出现“离婚”二字,到唐代已被广泛使用,并规定如果夫妻感情不好,不能相互和谐生活,双方商量离婚,政府不予处罚。只有到宋时才真正开始了禁止妇女再嫁。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本来与赵明诚为夫妇,在丈夫病死后改嫁,但是,李清照后半生的这段经历却往往被欣赏她才华的文人所隐去,不为世代人所接受。
到了明清时代,对于妇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追夺并离异。”明清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节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
2.女子的社会权利
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女人们就一直为争得自身的权利而不断抗争,虽声音弱小,又势单力薄,终就还是有所表现的。《汉书》记载了“桑间濮上”之现象: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向礼教进行抗争、要求重视女权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很多:如西晋曾有绿珠为报石崇知遇之恩,不惜坠楼明志的佳话;梁祝化蝶的传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等。
古代女子并未有参政的权利,《大雅·荡之什·瞻卬》的结论“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明白指出有智能、善言辞的女性,都具有危险性,只有男子才能建国,女子参政只会亡国,“夏亡以妹喜,商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每一个朝代灭亡时,都把脏水泼到女子身上。政治的舞台一直开放给男性,但历朝都有闪光的女子出现在舞台上。
西汉中前期,人们对女子社会权利的认识并不狭窄。汉高祖的吕后,首次由女子隐居幕后执掌实权,司马迁为之立《吕后本纪》,对其政绩诸多赞美。到了西汉中后期,女子的社会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受到质疑,汉儒提出,“后妃当国,未有不乱者”,女子应从事家庭事务,而不是从事社会事务。宣帝时的王吉,哀帝时的李寻都上书皇帝反对女子专权。东汉汉和帝的皇后邓绥是一位贤后,在和帝病故后执掌大权,本有治理天下的才华,却深信女子不能干政的言论,最终导致昏庸之辈即位,国衰家破。可见儒家对女子的约束思想害人不浅。
唐朝是女子社会权利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出现了第一个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之后。武则天第一次从幕后站到朝堂之上,以女子的身份治理偌大的帝国。由于武则天重视女权,当时还出现了著名的才女女官上官婉儿。唐玄宗有一个女儿万春公主,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官,专门和国外贵妇打交道。唐朝是文化繁荣中外交流的鼎盛时期,对外族人限制都少,相应来说对女子权利有了更多的认同,减少了各种束缚。唐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女道士盛行。有了这个身份,女子有更多的社会权利。
到了宋朝之后,对女子贞节观的强烈推行,同时娼妓业的繁荣却把对妇女的玩弄合法化,使妇女地位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娼妓业的发展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商朝时就有娼妓的产生,当时名为女巫。但当时妓女地位并不低,权利也有,屈原还为之写过诸如“疏缓节兮安歌,陈竿瑟兮皓娼”之类的诗。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就是歌妓出身。李大钊曾说,娼妓制是妇女界最大的耻辱。宋朝时已严重危害到女子的人格和生命,就谈不上什么社会权利了。
3.女子的经济地位
马克思哲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如果没有独立,一个人就会处在受压制的地位,甚至侮辱人格。女子经济地位的不独立是导致“男尊女卑”现象的根源,也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中,受“男主外,女主内”思想与男女本身生理特性差异的影响。男子的活动空间大大超过了妇女,男子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女子几乎只禁锢在家庭这个小小的范围中。男子在成年后大多都能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女子则“在家从父,既嫁从夫”,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必须依附于男人生存。衡量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一般是将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在家庭中的财产所有权、支配权、继承权作为判断尺度。
在周代,在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下,妻子的劳动是家庭经济中不可小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代妇女主要从事桑织、采集、酿酒。未嫁时所受的女事教育早已为此打下基础。操持家务还被视为妇女的天职。。但妻子虽承担沉重的家庭劳作,却没有对家庭财产的自由支配权。《礼记·内则》:“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正是这种“男不言内,女不言外”严格的家庭分工模式,把妇女束缚在家庭之中,置于丈夫的支配之下,无法改变其被歧视被奴役的地位。在继承权上,作为长姊的继产份额不但不能与兄长相等,而且不能与名分低于自己的诸弟相比。
秦由于商鞅变法推行分户制以建立小型家庭政策,使一个个小家庭摆脱父家长的控制而自谋生业,这在一定程度使妇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秦代的妇女在婚后,拥有其独立的财产权,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她们只有在犯罪的情况下,其财产才能为其丈夫所有。她们并不像后代的妇女那样在经济上依赖丈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而标志着女子地位的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勤劳善良的农妇辛苦稼穑,成为男子耕种的得力助手。她们用汗水和智能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既是家庭物质生活的提供者之一,又是国家重要的劳动力,是政府财政收入的输送者之一。其在农业领域的重要地位和杰出贡献,既展现了此时女性生机勃勃、蓬勃向上的气质,折射出相对独立的光芒,又对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贡献了力量。
明代时江南的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在这种社会变动中,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表现在家庭经济方面,由于婚姻重财,妇女的嫁妆是家中经济的重要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妇女以“女红末业”加入商品经济,她们的劳动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以妇持门户”的风俗。在这一时期,由于女子的经济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家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以上时期是女子经济地位较高的时期,因此也导致自身在社会、家庭地位方面的提高。其余时期,除了对女子约束较少时,女子仍是男子的附庸,无法改变被忽视,被奴役的地位。
三、不同角色女子的地位
妇女地位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志是在家庭中角色的地位。而在家庭中,不同角色女子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女三种角色上,各自所处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1.为人母
在母系氏族时期,母亲的地位是很高的。随后伴着父系制的产生与发展,女子地位一落千丈,但在家庭中,为人母的地位仍是比较高的。母亲受到尊敬,因为母亲繁衍后代,后世儒家也提倡“百善孝为先”。母亲的地位并未随着女性地位的衰落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相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母亲仍然是备受尊崇的。在《说文解字》中有关母亲的称呼就有好几个,如姑、姐、媪、妣、妪等;《列女传》把《母仪传》列为传首,既是尊重长辈的思想所致,同时也反映了尊母风气的存在。我们经常说封建社会是男人的社会,但奇怪的是母亲似乎经常性地占据文学创作乃至现实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与女性整体地位的下降形成鲜明的对比。
母亲有抚养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育子、教子是为母者的权利和义务,母亲是家庭教育的主要执行者。《列女传》中讲述的“孟母三迁”教育孟子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母亲与父亲共同作为家族的家长,对于子女的婚事有决定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古代对子女的婚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太平广记》卷63“崔书生”条记载的一则故事说:有崔书生,在东州某地见到一美貌女子,遂向女子求婚,女从之,择吉日成婚。当书生携妻面见寡母时,母以子“不告而娶”大为恼怒,并以新妇“妖媚无双”、“必是狐鬼之辈”为由,加以强行拆散。又如广为人知的《孔雀东南飞中》,尽管焦仲卿深爱妻子,但仍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而休妻。
但是,虽然母亲在家庭中享有较高地位,《礼记》中有“夫妻一体”之说,但在实际生活中,丈夫在世时,一家之主只能例由丈夫一人担任,身为人母的女性仍不得自专,她们在名分上首先必须是“从夫”。她们在丈夫面前则降格为“卑者”,地位明显低于丈夫一等。
2.为人妻
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最低的。前面已详细说明了女子的婚姻地位,而她们在家庭中,又受到怎样的待遇呢?
“嫁者,家也,妇女外成,以出适为家”。正所谓“出嫁随夫”,已婚妇女称谓随夫改变,深深打上了妻隶属依附于夫。这样的附属关系使得在家庭生活中妻子必须服从于丈夫,妻子对于丈夫要恭行。在家庭经济中,遵循男主外、女主内严格的家庭分工模式,把妇女束缚在家庭之中,置于丈夫的支配之下,无法改变其被歧视被奴役的地位。
在婚姻上,更是遵循男尊女卑的观念。古代实行一夫多妻妾制。妻子地位低下暂且不谈,妾的地位更是令人同情。按古代的规矩,《谷梁传》:“毋为妾为妻”。就是说,妾没有资格扶正为妻。《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妾乃贱流”、“妾通买卖”、“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假如将妾升为妻,就是触犯了刑律,一旦事发,是要夫妻一齐服刑一年半的,而且完了照样得离异。这样的法律之下,做姬妾的女人便已经不是人了,丈夫或嫡妻凌虐姬妾,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丈夫眼中姬妾只是可打可骂之物罢了。丈夫尚且如此待妾,嫡妻当然就更不用客气。南宋时的名将杨政,杀妾更是家常便饭:“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小不称意,必杖杀之,而剥其皮,自首至足,钉于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直吓得幕僚口不能言。还有“姬婢伎”,她们事实上就是妾,但是由于没有法律地位,她们的遭遇连妾都不如。唐朝乔知之爱上了自己的婢妾窈娘,由于她身份低贱,身为官员的乔知之不能娶她为妻,便甘愿不婚。结果窈娘被武延嗣强夺,带着乔知之的情诗投井自尽。武延嗣迁怒于乔知之,竟将他诬陷入狱,害得家破人亡。
而妻子某些时候也和妾有了相同的命运。春秋战国时,吴起为了自己的富贵,得到战将的位子,为消除国君疑惑亲手杀死了妻子。唐朝名将张巡誓死守城成为当时眼中的英雄,可谁又注意到城破时被他和部将亲手杀死的妻子的血泪呢?还有李自成手下的刘宗敏,据明史记载,他表示忠心的方式就是杀死自己的妻子,“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平民如此,纵使女子身份尊贵,有时也依然逃脱不了这种命运。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最小的女儿新城公主,由于被武则天排斥竟被为讨好武则天的丈夫所杀。明朝崇祯皇帝自缢前,逼迫皇后妃子自尽,长平公主被砍伤。这些血一般的事实都说明,在丈夫眼中,妻妾不过是自己可以随意处置的东西罢了。
3.为人女
除了开放的唐代对女子约束较少,其余朝代里,女儿毫无人身自由权可言,而是处处受制于封建家长的管束。至于处于卑弱地位的女子,且不说敢于在公开场合下“抛头露面”,甚至连独自外出行走的自由都没有。而且即便有事出门,必须“拥蔽其面”,其结果必然严重束缚了女子的人身自由与个性解放。
为人女的受教育权也与男子不能等同。私塾里受教育的全是清一色的男子,为了“学而优则仕”,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封建礼教下,有的竟认为“妇人识字多诲淫”。正是这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剥夺了妇女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与机会,不主张女子读书做学问,即便是学习,也主要是学习诸如班昭的《女诫》,长孙皇后的《女则》之类的书罢了。封建社会的这些所谓女教、女学,不是真正的女子教育,而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奴化教育。向女子灌输奴性服从的礼教纲常,给她们套上精神枷锁,束缚女子的言行,限制她们的发展,以使女子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遵行者和殉道士,使她们长期安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孔雀东南飞》中描绘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但教育内容主要也是以“女红”为主。
女孩在身心上也受到了严重摧残。南宋朱熹做官时就曾下令女子缠足,以疏远男人。后发展为谁家女儿不缠足便不好嫁出去,这种陋习给女子造成了旷日持久的伤害。孔子主张“男女行者别于途”;孟子力倡“男女授受不亲”。女儿被幽禁于深闺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随着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女儿的贞节观变得十分重要。宋朝以后,假如一个女孩嫁到夫家,20岁不到丈夫病故,就得守寡终生。有些订下娃娃亲的,女儿还未嫁,对方准丈夫病死,也提倡守寡,这叫“望门寡”,在当时被奉为刚强、烈女而大加赞赏。这是封建礼教强加给女子身上又一把沉重的枷锁,毁了无数女子的幸福。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我国古代女子的经济地位,社会权利及家庭地位等方面的分析,纵观历代女子地位沉浮变化。我认为,古代女子总体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其中包括偶尔夹杂着对女子约束较少的时期,以及女子所起作用较高的时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的时期,是当时社会文明和物质财富高度发展的时期。这也充分说明了只有提高妇女的地位,发挥好妇女半边天的作用,社会才能有更好的进步和发展。否则就会发展缓慢,或停滞不前。我们通过对她们的研究,不但可以加深对古代女子被压迫、被奴役的认识,并且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也可以从她们的这种种处境中悟出一些今天的女性该如何自立、自强、争取平等权利的道理,实现“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便在社会和家庭等方面发挥妇女应有的作用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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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作品的表现特征带有民族地域特色,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可以看到,地域的繁荣时期,地域的衰落时期,代表作品有《诗经》和《楚辞》,表现出两种不同时期文化背景的古代文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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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的关系
古代文学思想又被称为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古代的文学创作、理念、当时作者的思想境界。古代文学思想与现代的文学思想存在着时空的差距,具体表现在语言、理念、社会背景等方面。国学是将儒家思想作为研究和发展的基础,国学主要目的是宣传和发扬古代的文学思想精髓。
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全面的了解古代作家思想,将文学作品与理论思想有效的结合;二是不仅要有逻辑性的归类,还要展示出古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进程;三是找出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真正原因。这就需要研究者对古代文学思想的历史背景有深入的了解,文学思想作品反应了作者当时创作的历史背景和意境,只有了解和掌握创作作品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才能切身的体会到作品的真正含义。
对于具有专用性的研究古代文学思想的学者来讲,史学知识面一定要广。例如:古代元曲的兴起和发展,原因很复杂,由于元代的疆域宽广辽阔,在当时社会经济繁荣富强,人们的生活安居乐业,为元曲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元曲带动了民族诗歌的发展,对繁荣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元曲的出现,显现出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抒发了文人永志的情怀。元曲的代表作品,表现出当时的社会背景。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
古代文学作品的表现特征带有民族地域特色,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可以看到,地域的繁荣时期,地域的衰落时期,代表作品有《诗经》和《楚辞》,表现出两种不同时期文化背景的古代文化形式。在古代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的广大区域文学思潮非常的发达;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文学思潮的中心开始向南移动,变成了以金陵地区为文学思潮的中心,导致了北方文学思潮的衰落。到了古代的唐朝,以都城长安为中原文化的发展中心,古代文学开始繁荣发展起来。到了五代时期,出现了以南唐和西蜀为古代文学圣地的发展中心。到了北宋则是以沛都和洛阳为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文化中心。南宋以来,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中心又开始向南移动,以杭州作为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中心。明清时期的文学思想,在江浙地区集中体现出来。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与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密不可分。
(一)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相互渗透
通过对国学的研究和学习,对建立健全各个学派统一思想作出了良好的铺垫工作,推动了对古代文学史发展的研究和学习。通过对古代文学思想的学习也可以帮助更好的了解国学的内涵,促进国学事业的发展。
(二)客观公正地评价国学有利于对古代文学思想的认识
运用评判标准和原则对古代文学进行有效的评论,既是所谓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于国学的评论,没有相应的标准和原则,对国学的本质含糊不清,价值取向,发展方向,对社会的具体贡献等。
(三)国学可以更好地凸显古代文学的主要思想和观念
在对古代文学作品的作家进行解析的同时,使我们可以更加广泛的认识和了解作者在进行创作时的思想境界,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政治。例如:北宋的政治学家、文学家欧阳修,大多数人关注的是他的文学成就,而欧阳修所在时期的政治背景却很少有人注意。
综上所述,通过对国学的研究,可以提升人类自身的文化素质教育。古代文学的思想带动了国学事业的发展,使我们通过对经、史、子、集等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和学习,了解和掌握了作品的时代背景。通过对古代文学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增强了自身文化的素质修养,和国学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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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使朱熹的民本思想广泛影响了其身后朱子学的继承者们,使朱子学者成为民生思想的代言人。
朱熹认为裕民富民的最大障碍是来自豪强地主与贪官污吏的勾结,主张严厉打击扰民敛财的贪官污吏,为官者则应做到清廉自守。
朱熹在为弟子们授课时也表露了为官要以民事为重的思想:“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则便是军政,今人都不理会。”[9]所谓“民事为重”,就是“以民为本”,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办事。朱熹关心民生,反对官吏贪恶,他在同安为官时在米仓墙上题诗作为他和官吏们的信条:“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10]淳熙八年,朱熹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他六劾台州贪官唐仲友,为民请命,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
朱熹也严格要求朱氏子孙如果从政一定要以民为本,严禁贪贿,在武夷山星村镇大年村,至今仍然生活着二十多户人家,他们都是朱熹的直系子孙,村里朱子家祠墙上至今仍保留着乾隆时期留下的禁贿碑,碑文写明朱氏子孙当官若有贪贿行为死后不得进朱家祖坟。朱熹的为官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朱子学者。
黄干(1152—1221),朱熹四大弟子之一,他在浙江嘉兴石门酒库任上揭露库吏同奸商公造私酒;嘉定五年,黄干在江西新淦县令任上,上奏揭发该县胥吏勾结豪民,将职田当作官田变卖,“遂使一千二百余石之职田,一旦尽变而为豪民田。”[11]朱子学者真德秀非常重视民生,提出为官要以身作则,以通下情,他说:“某愿与同僚各以四束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
何谓四事“曰律已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于公、莅事以勤是也。
何谓十害?曰断狱不公、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纠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是也。”[12]真德秀作为地方官吏能想到这些是难得可贵的。
真德秀认为为官要存心以公,他说:“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条这禁,其可忽乎?故愿同僚要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于私情,不挠于私请,庶几枉直适宜而无冤抑不平之叹。”[13]李光地为官业绩显著,在政期间,无有私谒,不徇私情,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他曾弹劾云南布政使张霖假设诏旨,贩鬻私盐,得银百六十余万两,结果朝廷将张霖论斩。李光地本人却能清廉勤政爱民,深受地方百姓喜爱,离任泉州时,百姓夹道送别。康熙曾说:“李光地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14]三、省赋恤民,关心民苦其一,朱熹主张薄取于民。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苛捐杂税最多的一个时期,朱熹认为“民富”是“君富”的基础,针对统治阶级在赋税方面的各种弊端,提出了一系列补救的主张和措施。
朱熹《庚子应诏封事》中主张:“天下国家之大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于省赋;省赋之实在于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纲纪而已矣。”[15]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赴同安主簿任上,他就对朝廷经总制的QIAOQUHAODUO进行了抨击,他说经总制钱是“民所不当输,官所不当得,制之无艺,而取之无名。”[16]朱熹知南康军,一到任便在第一道榜文中宣布了宽民力、敦风俗、砥士风三条施政大纲,把对百姓施仁政、除繁税,解决民力日困的严重社会问题放在首位,并先后八次上书为星子县减税。
其二,朱熹重视救灾扶弱。在遇灾荒年景,朱熹主张豪家大姓以余米存恤和接济佃户,以使贫民下户没有流移饥饿之患。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秋,崇安发大水,朱熹奉府檄视察灾区,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赈灾救荒,但同时也对部分官僚救灾不力感到不满,他说:“今日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于图事。”他首创社仓,在青黄不接之际,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面,薄利贷给饥民,使其免受高利贷等的盘剥。
淳熙九年(1182年),长江下游旱情严重, 53岁的朱熹任浙东常平使,朱熹冒着酷暑察访灾情,朱熹不顾疲劳,连夜起草《奏台州免纳丁绢税》等五道奏章,将台州灾情和百姓的痛苦如实向皇帝作了汇报,恳请朝廷减轻台州人民负担,这些体恤民情的奏章最终打动了孝宗皇帝,同意了朱熹的奏章中免除台州赋税的要求。
朱熹知南康军时全力救灾,向朝廷上《乞放租税及拨米充军粮赈济状》,最终使朝廷在南康检放苗米八分以上,共三万七千余石,并多方招引其他州郡的客贩米船来南康出售米粮以缓解灾情。经过努力,朱熹在这次救灾中“凡活饥民大人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口,小儿九万二百七十六口。”[18]朱熹省赋济民的思想影响着历代朱子学者,黄干追随朱熹二十余年,对朱熹的道德、学问都十分推崇,认为朱熹的人格为理想人格。他说“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刚毅勇决者先生之气,严威俨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博广者先生之学。”[19]朱熹去逝世后,黄干继续发扬其变革社会,为民请命的作风。嘉定八年(1215年)八月,黄干受命知湖北汉阳军,当时湖北数郡大旱,成以汉阳军为甚,“乡村草民皆掘草根以食。”[20]监司无一人过问旱情,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黄干力抗两司,全力投入社会救灾,从各处设法筹集米粮七万余石,以市价的一半卖给灾民。从嘉定八年冬至嘉定九年春,黄干共收外地流民二千七百多人,皆发常平仓赈济。他还上书漕司,主张将湖北诸州所管鱼湖,所收课利,尽行蠲免,而“所产渔蚌之属,听贫民从便采取。……使贫民得采鱼为食,以度饥荒。”[21]真德秀思想墨守朱熹,并发扬了朱熹的民本思想,最终成为一个封建社会中难得的关注民生的政治思想家。他为官二十余年,素有盛名,全祖望说:“西山之望直继晦翁。”[22]真德秀在任江东转运副使时,当时旱、蝗极为严重,其所属太平、广德两州尤甚,他与留守宪司大讲荒政,亲自到广德、太平两州救荒,发禀赈给,裁判不关心民间疾苦的贪官污吏。在知泉州时,真德秀同情民困,设立惠民仓、社仓、慈幼田和置义田,使百姓在青黄不接和灾荒时能得到救济。
蔡清生于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是明代朱子学者的典型代表,一生历礼部祭主事、南京文选郎中、江西提学副使等多种职务,清雍正二年(1724年)年从祀孔庙。他在为官时能关心民间疾苦,反对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蔡清针对当时的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上书朝廷:“今士民之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宦官厕养至有宅舍拟于公侯,金银动以万计,比皆万民膏血所萃也。[23]他在《艾庵密箴》中对做官者提出了自己的原则:“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24]为了使他的民生思想得到实现,蔡清发展了朱熹省赋思想,蔡清认识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严重性,提出授田以民、量减寺院多余田亩分给贫民为业等措施来改善农民阶层的主张。他说“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无卓锥之产者何限!各处之无征田粮洒派贫民又何限!”[25]林希元,明代著名理学家,是朱熹思想的坚定捍卫者,他一生关心民苦,将其救灾思想总结写成《荒政丛言》,主张在救灾中对特贫户紧急发放救济粮,对一般贫困户发放救灾款,对生活稍困难户予以低息或无息贷款,并得到朝廷采纳。明代朱子学者周瑛提出从政要爱道重于爱官,要以尽心行教为大。
“政无善恶,安民者为善政;法无当否,便民者为良法。”[26]朱子学者李光地向康熙帝提了很多积极的民生建议,促成了康熙帝亲民政策的形成。他关心民瘼,在任直隶巡抚时,皇帝经常出游其地,随从众多,当地百姓负担过重,李光地请求从宽减损以纾民力。当时,漳河、永定河等水患严重,百姓深受其害,李光地数次上奏皇帝拨款治理,并亲自督建工程,一年即告完成,为当地百姓解决了一个大患。此外,他还建议放松海禁,使沿海百姓尤其是渔民有了一线生机。
曾五任地方官的朱熹主要政事之一,就是要实现其信奉的儒家民本思想,以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朱熹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朱子学继承者。历代朱子学者大多能以朱熹民本思想为范:为官,则正直清廉,体恤民苦;为民,则墨守朱学,为民请命。朱熹和朱子学者的民生践行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影响深远,至今仍然闪耀着熠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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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学科建设中的基础学科,可以说历史最为悠久,普及最为广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美育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现状
与以往的时代相比,美育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有了很大的改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许多与优秀的教育学前辈呕心沥血,在美育的海洋里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中学语文美学教育也展露出全新的教学风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育工作者越来越重视美育工作在的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其次,许多优秀的教师通过改进教育手段,将美育教学融合到理论的教育工作中;另外,人们已将美育教学贯穿到整个中学教学过程。
二、古代文学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美育作用
(一)提高中学生的审美力和认知力
我们咿咿呀呀从一首简单的诗句到一首古诗再到一篇完整的文学作品,在大声朗读和应和的过程中逐渐摇头晃脑。很显然,学生已经对一个陌生的知识由最简单的认知到后来产生了一种审美的体验,这说明认知力的发展对中学生的审美能力的形成具有非常深刻显著的影响。人们认识世界的途径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1],而中学生对世界的认知主要是通过学习书本获取的。古代文学作品或通过向我们介绍知识,或通过议论文向我们讲述道理,或通过散文带我们感受文字艺术之美,让学生在认知世界的同时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二)培养中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
古代文学作品美育比其他教育学科更能较好的开发中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古代文学作品都是通过语言手段来塑造文学形象的,通过生动的语言描述,引发学生产生相应的画面,使文中描绘的事物活灵活现的呈现在学生的大脑中并产生共鸣,让学生在愉快的教学中不知不觉的接受。古文学作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首先是把作品的艺术和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再融入到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在欣赏,比较的过程中进行再构造,再想象,以此来激发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
(三)培养中学生的情商
每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个性、气质、爱好等)都可以在审美的过程中留下印记。比如说有人热爱李清照的婉约细致,有人喜欢岳飞的刚直不阿,有的钟情于林黛玉的柔情似水,有的人偏爱李煜的沉郁顿挫,有人佩服诸葛亮的足智多谋。这些都是审美过程中不自觉形成的情性,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情商。因此,注重古代文学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情商。
三、古代文学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美育策略
(一)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情感之美
由于古代文学作品不像现代白话文直观清晰,明白易懂,在语文美育的过程中,老师要带领学生从“看不懂”的文学作品中去挖掘隐含的情感和色彩,以此来挑动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认知活动,使得学生在认知的基础上展开审美活动,从而提升学生内在的精神品质。另一方面,中学语文老师在授课时,应该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融入到文学作品所描述的角色中,通过自己的情感和感受去感染学生,打动学生,让学生在精神受到共鸣的同时,自己去挖掘作品中更深刻更能与自己精神产生共鸣的思想感情。
(二)展现古文学逻辑形式之美
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片段是很难让人产生美感的。但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经过精心雕琢和细心安排的,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中学语文老师更要善于把握古文学的脉络框架,引人入胜,循序渐进,轻重缓急,环环相扣,有松有驰,有扣人心悬,有巅峰高潮,波澜起伏,回味无穷,这样的教学课堂才能使学生产生愉悦感,才能使学生体验文学之美。因此,教师应该通过一定的教学手段向学生展现古代文学中的逻辑形式,让学生去体会,去发现,去感受这种逻辑形式的美感,从而达到美育的升华。
(三)激发中学生的理智满足感
有实验证明,智力的满足感来自于一切发现,这些发现能给发现者带来惊喜,使发现者能够体会到一种智力的升华。中学语文教学本来就是一个师生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的方式。老师要在学生苦思却得不到结果的情况下给予学生一定的提示,去引导学生去发现,创造,让学生靠自己的能力找到答案。而不是一味的向学生提供现有的“正确答案”,否定学生的“错误答案”。老师可以通过一步步的引导学生去解读古代文学作品,品味作品,让学生在与作者思想感情产生共鸣时去发现作者的文笔之美,情感之美,作品的结构之美。老师要给予学生的发现以肯定,让学生切实的感受到发现的喜悦和惊喜、创造的快乐、成功的快乐。
四、结语
中学语文美学教育能提升个人的审美人格,使人保持精神愉悦,身心健康。古代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美育的手段,不仅能够培养中学生的审美能力,想象力,思维能力,情商,还能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提升学生的文化底蕴,促进学生的协调与平衡,使学生能体验到生命的完美和人生的乐趣,保持身心的健康和活力。
一、改革的构想
在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对于中文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具体而言,涉及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首先,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针对教学对象的未来就业去向是以中小学语文教师为主的实际情况,弱化古代文学课程的重理论、重学术的现状,转而改为重文学基础知识、重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培养。因为中小学教师必备的业务能力之一就是能够准确理解课文内容,并能够向学生准确表述出来;同时,能够辨别学生作文的优劣,并能够给予恰当修改和指导示范,这又是一项特别重要的教学目标。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史论和作品两个部分,现在多是二者并重。近年来,由于专业课程教学时数的压缩,讲授时间不足,部分老师只能侧重一个部分,即史论部分。本改革的构想是侧重作品部分。历史理论部分简明扼要、突出重点地介绍,对其掌握的详细度和深刻度降低要求,而把多数时间和精力用于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讲解、赏析,培养学生的文学理解能力,即要学生真切理解什么样的作品是优秀的,这些作品为什么优秀,它们是怎样做到优秀的。在课上,一方面先是老师讲解,学生体会,一方面学生口头评论,老师指导。在课下,要求学生扩展阅读相关作品,并写书面的赏析评论性质的作业,进一步使学生真切体会经典的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高妙之处。这样,阅读配合写作,二者相辅而行,强化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和赏析能力。另外,针对教学对象的中学语文课程所学基础知识不够扎实的实际情况,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分配一定的时间用于弥补,包括语言文字各个方面。因为中小学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打实学生的语言文字基础,如果教师相关基础薄弱,势必后果严重。现在这类院校的学生基础薄弱,和中学阶段教师基础薄弱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在阅读作品过程之中,注意语言、文字、语法、修辞等各方面语文基础知识的反复提示和强调,尽可能地弥补学生文言文底子薄弱的缺陷。
其次,教学形式方面的改革。针对地方院校图书资料有限的实际情况,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利用网络资源辅助自学的指导,包括本校校园网图书馆站内的数字资源,诸如电子书、期刊库、讲座视频等,也包括公用网络的免费的相关专业的学习资源,诸如专业网站、免费文库、高校论坛等。具体而言,每一章内容讲解完毕之后,留出一定时间指导学生如何自己进一步深入学习,推荐具体的阅读书目,图书馆网站的相关名家讲座视频,载有相关文献资源的文学网站,以及一些著名高校的校园网论坛相关交流版块,使得学生知道课后扩展学习的内容该是哪些,相关文献资料在哪里可以便捷找到,学习这些可以达到什么效果,甚至可以上线发表言论与同好交流。另外,针对学校扩招后校区分散,师生难得机会当面沟通交流、答疑解惑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拓通信息交流渠道,加强课下对学生的具体指导和答疑。诸如利用QQ的群组功能组织讨论、用MSN的视频会议功能实现问答、用邮件批注作业、用网盘共享资料等。这一方面尤为重要,根据调查,大部分学生对网络学习资源知之甚少,难得利用网络信息帮助学习,多是消遣娱乐。而传统科目的教师对信息技术兴趣偏少,很少积极尝试利用网络解决课下辅导的难题。实际上,这二者都是容易实现的,而且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向。具体而言,为上同一门课程的所有班级建立一个QQ群,定期组织群组讨论,这样老师不必进校,学生也不必集中,同时各自在电脑终端发言对话讨论交流,其提供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多样化的交谈方式,能够大大提高交谈效率,节省时间。对于需要重点强调的问题,教师随时以微博形式发出,其即时性、随身性能够大大缩减传播时间和成本。对于学生课下完成的赏析评论性作业,学生以电子版的形式上交,老师以电子版的形式批改,这样可以充分利用officeword和adobeacrobat的强大功能,更为直观地予以批注和修订,同时网络传输不受见面限制,可以反复修改,多次传递。既能节约时间,又能把工作做细。通过上述具体改革措施的实施,力争达到如下目标。在教学内容方面,弥补学生语文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学作品的赏析能力和写作能力,以适应将来职业的实际需要;在教学形式方面,指导学生利用电子信息资源,充分利用网络通讯,加强对学生的课下辅导,以巩固学习效果。最终让学生学到就业后直接可以运用的基础知识和业务能力。通过这项改革,根本解决现在的教学脱离实际,学生学无所好、学无所获、学无所用的现状,使得学生乐于学、能学到、可应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可用人才。
二、实施的方案
首先要调查摸底。因材施教的前提是切实了解教学对象的具体情况,因此调查摸底是第一步的工作。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全系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二是找各科任课教师了解。要了解的内容有两个,一是学生的基础情况,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之中,哪个方面最为薄弱,亟待提高,在平时上课古代文学过程中特别给予关注,重点弥补。二是学生最希望学到哪方面本领,是阅读还是写作,这和他们的就业理想密切相关,决定着培养能力方面老师的侧重。当然,各个阶段的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各有侧重,一年级新生主要了解其中学阶段的学习情况,即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四年级学生的主要内容是教育实习,因此主要了解他们在实习经历中亲身体会到的自身缺陷和必备的能力。二三年纪的学生主要了解他们写论文作业时候体会到的困难之处,也就是在阅读、写作方面各种具体的能力局限。其次是实践检验。根据调查了解的信息,针对不同年级和班级的具体情况,有侧重点地推行改革措施。分阶段观察实验效果,通过个人检查,辅助调查问卷。最后是总结经验。经过对任课班级古代文学课程的相应考察,总结各项改革举措的得与失。相应的考察包括:通过分析学生的考试试卷、学生作业来了解学生学习效果的变化情况;通过老师组织的师生座谈、问卷调查来了解学生的真实感受;通过教育实习的带队老师和接受单位来了解学生所学知识的实用性等。综上所述,这一教学改革设想的创新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完全直接面向就业去向而对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改革提出具体意见;二是强化传统理论性学科利用的现代信息化教学辅导手段的意识。这种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的预期效果是,彻底改变这门传统学科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打实基础,真实提高语言文学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表达能力,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得以应用。
三、结语
这一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的可行性强。这一方面在于改革研究的针对性强。其研究对象、改革构想、应用理想都是直接针对学校实际情况而确定的,完全根据地方性、应用型院校的实际特点而具体予以考虑。其较强的针对性,有助于得到学生的配合。另一方面在于改革的实用性强。它能对全国同类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提供具体的建议;推而广之,也能对所有的传统学科,尤其是理论性较强的学科的课程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其较强的实用性,有助于得到同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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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文学辉煌灿烂,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她历史悠长,光彩夺目,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经典形象和故事,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经典是我们当代人值得不断学习、探索、挖掘的富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古代文学一直是所有高校中文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它是学生能够更好地阅读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但是现在,由于课时的减少、教学模式的落后,使得古代文学教学出现了很多问题。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活动中,将情感教学模式引入其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现状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学科是各大高校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它是中文系学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史基本知识、古代文学作品分析方法以及鉴赏技巧的基础。学好这门学科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然而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情况不容乐观,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上看,这门课程其实质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这两门课程的结合体。在各大高校中,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教科书一般有两种,即《中国古代文学史》四卷和《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六本。可见这门课程的内容之丰富,但是现在,随着我国教育不断进行深化改革,许多高校都侧重于设置时效性较强的课程,从而导致一些传统课程的课时大大减少,特别是古代文学这门课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是大致地简单对教材内容进行讲解,没有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度的分析,甚至有些教材内容被一笔带过。其次,从教师的角度看,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繁荣,计算机信息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已被广泛应用到教学活动之中。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上,教师依然还是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教学模式的落后也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从学生的角度看,一方面,是学生缺乏对这门课程本身的价值认同。大多数学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离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太过遥远,学习这门课程对自己没有多大的用处。另一方面,大多数学生的基础都比较薄弱,缺乏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的能力、鉴赏能力以及基本文学常识。同时,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为了升学考试往往只注重知识点,对这些课本上古代文学方面的文章只是掌握相关字词的意思。因此,学生虽然能够翻译古代文学作品,却无法对其进行分析和鉴赏。这大大影响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二、情感教学模式在古代文学课堂上的创新应用
所谓的“情感教学”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运用一定的教学手段,通过激发、调动和满足学生的情感需要,从而促进教学活动积极化的过程。在古代文学课堂中运用情感教学模式时,一定要将重点放在“情感”上,同时还要学会“唤情”和“移情”,一定要找准激发情感的点。
(一)引入课堂
在古代文学课堂上,教师将情感教学模式引入其中,要做到根据教材内容巧妙地设置情境,利用情境来触发学生的情感,使学生能够感知文本、导入情感以及激发情趣,继而能进入角色。同时,教师在将其引入课堂时速度要快。具体做法如下:教师在最开始进行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时,可以通过语言描绘和动作演示来进行情境创设。其创设的情境类型包括:故事传说导入法、典故诗词导入法、开门见山导入法、歌曲影视导入法以及疑问悬念导入法等。其中疑问悬念导入法是最重要的情境类型,其原因是设置疑问悬念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激发其学习兴趣。同时,在将其引入课堂时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创设的情境一定要根据教材的内容巧妙地进行设置,并且要容易被学生接受;其方法不能千篇一律,一定要灵活多变;在创设时教师要将情感赋予在语言之中,还要遵循境、情、趣、疑的创设原则;引入课堂的时间不能过长,一般要控制在3分钟以内,并且要根据教材内容选取最适合的着眼点引入主题。
(二)自主感知文本、教师引导互动、交流生成创新
教师在古代文学课堂上进行情感教学时,要采取方法使学生自主感知文本。同时,还要引导学生进行情感互动和交流。
1.感知文本上,可以根据教材内容将其分为两种情况。若文本的层次较多、结果较复杂,教师要先引导学生理清文本的主要脉络,然后再进行朗读、理解以及感悟,这样才能触发学生情感。同时,在初读文本的过程中要让学生感知文本的情感,并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达到“见文生情”的效果。此外,还要在读的过程中进行思考,做到“初读悟情”。若是文本的层次不多、结构简单,教师可以先有感情地将文本朗读一遍,将文本所蕴含的情感表达出来,从而能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体会到文本所要表达的情感。初读文本之后,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可以将在读的过程中产生的疑问进行交流,并在交流中找出并理顺情感的线索。然后,教师再指导学生进行文本朗读,从多层次、多角度地朗读文本,读出文本所蕴含的情感。
2.在情感互动上,教师要以学生为主体,并通过不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找出古代文学知识之间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使抽象的古代文学感知变得具体化,从而让学生形成主观的理解与认识。“石本无火,相击而发光。”只有在课堂教学上进行情感互动,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其情感互动的方式主要包括组内互动、组组互动以及师生互动。其中,最主要的情感互动方式是师生互动。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教师要以学生为主题,同时还必须做好自己的引导作用。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计算机以及多媒体在课堂必要的时候补充相关的图片和材料,激发并加深学生的情感体验,从而使之实现知识的拓展与情感的升华。此外,教师在上课前一定要先进行精心预设,正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有进行了精心预设,才可能使情感课堂变得生动有序。下面,我们以《诗经•氓》为例来对教学设计进行具体介绍:《诗经》,是我国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500年间的社会生活。第一步:引导学生思考“《氓》的创作背景以及表达了怎样的思想境界?”在春秋时期,随着私有财产的形成和父系社会的确立,爱情的不自由和男女的不平等逐渐产生,《氓》就反映了男女不平等的婚姻给女性造成的巨大创伤。第二步:指导学生诵读文本。具体做法,放录音:第一遍,提醒学生注意字音和节奏(二二节拍)。指名两位学生朗读,并让其说明这样读的理由。集体朗读(要求读出诗歌的语气语调,把握主人公起伏的情感)第三步:文中的比兴有何特点?第三章,前四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桑叶鲜嫩,不要贪吃桑葚。这与后面六句劝说“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形成对照,诗意是相连的。第四章,前四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叶由嫩绿变为枯黄,这与士“信誓旦旦”变为“士贰其行”相对照,含有隐喻。第三四章起兴的诗句,用自然现象来对照女主人公恋爱生活的变化,由起兴的诗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激发读者联想,增强意蕴,产生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有人认为,用桑叶嫩绿而枯黄来比喻恋爱生活由幸福而至痛苦,这种兴兼有比的特点,更富有艺术魅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情感教学引入古代文学教学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做好情感教学,一定要根据文本的具体内容,遵循境、情、趣、疑的原则进行教学设计,这样才能达到提高课堂效率和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效果。
一、古代文学教育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功能作用
(一)古代文学教育具有的情感教育功能
情感教育是文学教育的主要功能和价值所在,也是文学教育要表达的直接目的。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来源于生活并反映生活,同时也高于生活。它能够促进社会精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说:“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欣赏艺术的大众。”在欣赏古代文学的过程中,古代文学也起到了陶冶情操的作用。古代文学作品通过生动形象的文学形式,用不同的形式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通过歌颂、赞美善良美好的事物,揭露与鞭挞丑恶的事物来陶冶被教育者的情操。文或以情感人或以理服人,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感染读者,使读者感同身受,正是因为作品中充沛的情感,就是艺术作品中的“情”对欣赏者不可抗拒的艺术感染的力量。在诵读优秀作品时候,这些作品的思想已然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了学习者的思想之中,形成了学习者内心的品质。
(二)古代文学教育具有的心理健康教育功能
健康的心理是人类生活在社会中进行社会活动、发挥自身能力的基础。一个人只有心理健康了,才能健全个性、稳定情绪、发挥才智,从而为社会作出贡献。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人们,在形形色色的事件中,受到许多鱼龙混杂的信息的影响,不少人在心理承受方面、人际交往方面等都表现出了一定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此,教育者可以充分利用古代文学对学习者进行心理方面的疏导,促进学习者心理健康成长。在古代文学教育中,教育者可以侧重对古代人物性格、心理的分析,来引导学习者学习积极向上的精神;也可以通过古今对比,来阐释正确的心理,从而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学习者在充分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学习正确的心理态度,克服心理障碍,从而加强自我修养。
(三)古代文学教育具有的审美教育功能
所谓审美教育,就是通过培养学习者正确的审美观点和鉴赏创造美的能力来进行的,通过教育,使得学习者成为身心健康、人格高尚、个性完善的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我国古代文学属于文学艺术类的人文科学,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着丰富的审美经验。学习者在对古代文学作品阅读中,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接受到文学作品美的熏陶,产生对环境美、衣饰美、形貌美、高雅美、才学美的向往。如在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时能感受到田园的环境美;在读《红楼梦》对人物服装、头饰的描写时,可以感受到衣饰美;在读秦观的《鹊桥仙》时,能感受到情感美。文学作品中种种美的体现,能够使得读者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古代文学作品的美,往往含蓄隐约,需要教育者适当加以描述,适当进行释义,才能使学习者充分感知,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到文学作品之美。
二、结语
古代文学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功能作用,需要教育者在充分理解并尊重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在充分感知当代社会文化的教育中,方能将古代文学教育的精华在培养当代文化的土壤上注入养分。而古代文学课程作为学习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宝藏的主要窗口,应在课程的设置和选择上明确方向和责任。时代发展向教育者和研究者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作为古代文学的教育者、研究者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与长远的目光,认识到古代文学教育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作用,并认识到其功能作用具有长期性和可挖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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