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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我国只存在相对于生产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不存在相对于生活资料和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我国之所以存在相对过剩人口,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同时也是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此外,劳动供给增加、经济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也是重要的原因。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不会出现日益扩大的趋势,相对过剩人口既有消极的作用,又有积极的作用,为此应当努力把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适宜的限度内。
关键词:相对过剩人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供给与需求
相对过剩人口是指相对于某一个或几个因素而言的过剩人口。从理论上说,相对过剩人口可以有三种类型:即相对于生活资料的供应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的吸纳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和相对于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我国是否存在相对过剩人口?如果存在,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界对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且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理论界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不存在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开始承认我国存在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但对存在的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认识却很不统一。有学者指出,上述三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在我国都是存在的[1]。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的确存在着贫困问题,但这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不足而导致的就业不充分造成的,而与整个社会的生活资料状况无关。如果把现有的生活资料进行平均分配,要实现全民的共同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并不意味着本人主张平均分配)。可见,在我国并不存在相对于生活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至于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在我国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国目前尚未达到,据预测,将来也不会达到人口多到连国土都不能承载的程度?①。至于有人以我国目前存在的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依据,断定我国存在着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是站不脚的,因为从环境破坏并不能得出人口过剩的结论。实际上,哪怕地球上只存在一个人,也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我们能说这个人也是过剩的吗?可见,我国只存在着相对于生产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本文即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探讨现阶段我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稳定与发展。从表1可以看出,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就存在着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但由于当时国家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失业,所以这一时期的相对过剩人口更多地是以隐性失业的形式存在着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1.从劳动供求关系看。劳动力供大于求是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的直接诱因。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状况可以直接从劳动供求关系中反映出来。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显示,2006年我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 500万人,而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 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达到1 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 0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劳动力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4 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达1 000万人左右,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
2.从城镇失业率看。城镇失业率可以最直观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状况。从表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失业率曾出现过短暂的下降势头,即从1980年的4.9%降到1985年的1.8%,下降了3.1个百分点。但自1986年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便呈现出长期上升的态势,即先是从1986年的2.0%上升到1996年的3.0%,再从1997年的3.1%上升到2002年的4.0%,2009年的4.3%。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的城镇失业率只是我国的登记失业率,不包括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人员、国企下岗人员及城镇隐性失业人员,如果把这些因素全部考虑在内的话,目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应该在9.4%以上[3]。
3.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马克思称作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它构成城镇相对过剩人口的长流不息的源泉[4]。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期,加之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导致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达4.97亿人,其中大约2亿人分别就地或外出转移至非农产业。所以,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尚有近3亿人没有实现转移。按照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我国农业生产尚需近1.8亿劳动力,可见,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数约为1.1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5%[5]。由于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是大势所趋,所以可以肯定,我国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将持续减少,由此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继续增加。
4.从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看。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的那部分人口,他们处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马克思把这部分人口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流浪者、罪犯和妓女;第二类是有劳动能力但丧失信心的无业人员;第三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第四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4]。上述四类人口在我国无疑是存在的。据统计,2009年我国受到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达150万人次[6];同年,全国批准逮捕的各类刑事犯罪人员94万人[7];2002年,全国从事卖淫活动的“三陪”人员约为2 000万人[8];2009年我国共有农村贫困人口4 759.3万人,城镇贫困人口2 347.7万人(农村和城镇居民中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9]。此外,2009年我国8000多万各类残疾人中无就业能力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不少于2 000万人。剔除上述数字中存在的重复统计的数量,我国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估计达8 000万人以上。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估计在2亿人左右,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5%。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4]。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然而,我国存在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事实表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并未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那么,现阶段我国为什么会存在相对过剩人口呢?
1.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一国情表明,我国是一个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资料相对短缺的国家。统计表明,无论人均资源占有量还是人均资本占有量,我国都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10]。但是,如果生产资料太少了,就势必有一部分劳动者无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沦为相对过剩人口,或者即使结合了,也不过是“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罢了,这虽然不会引起劳动者公开失业,但却产生了隐性失业。其结果,不仅相对过剩人口照样存在,经济效益也会受到影响。可见,目前我国之所以存在相对过剩人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或资本缺乏是密不可分的。
2.这是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与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要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再生产。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如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一样也要以资本积累为前提。同理,社会主义生产要素也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部分组成,用货币价值来衡量,也可以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来表示,这说明,社会主义同样存在着资本有机构成。不仅如此,受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影响,与资本主义资本有机构成一样,社会主义资本有机构成也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同样会相对减少,从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例如,与私营企业一样,国有企业加大投资力度,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同样会产生企业对劳动的需求相对甚至绝对减少,职工沦为企业冗员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现象。这说明,“机器排挤工人”是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现象,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
3.劳动供给的增加加剧了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好发生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二元经济时期,致使我国的劳动供给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呈现出增长过快、总量过大的状态。其一,持续的人口高自然增长率为我国提供了巨大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总人口由1950年的5.5亿人增加到目前的13亿人,劳动年龄人口也由建国初期的不足4亿人增加至目前的8亿人。另据今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在未来30年,我国人口还将净增2亿人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6年达到高峰10.1亿人[11]。其二,工作日比西方发达国家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缩短了法定工作日,但一方面新的法定工作日仍然比较长,另一方面在民营经济中,非法延长工作日已成为普遍现象。其三,劳动力参与率高。一是占我国劳动年龄人口60%的农村尚未实行离退休制度;二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低且全国尚未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三是城镇离退休人员再就业现象、民营经济非法使用童工现象比较普遍。上述原因致使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迄今仍然高达73%以上,高出西方国家1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劳动供给总量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劳动需求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相结合,势必形成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从而导致相对过剩人口增多。
4.经济结构调整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也随之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与变换,由此导致一部分劳动者由于不适应新的技术和工作岗位而沦为技术性失业人口和结构性失业人口。另一方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在加快,但第三产业的发展依然滞后。据统计,2009年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及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只有42.6%和34.1%,而同一数据美国2000年就分别已经达到78.5%和78.4%。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势必导致整个社会的劳动就业不得不主要集中在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劳动需求不足,相对过剩人口增多。
正确看待现阶段我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是解决我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前提。为此,不仅要对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判断,而且要对相对过剩人口所具有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保持清醒认识。
1.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不会出现日趋扩大之势。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这也正是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必然灭亡的原因所在。但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并不存在日趋扩大之势。首先,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生产资料的数量和社会资本的总量也在增加。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资本的增加“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4]。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也在增加。这就势必对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其次,劳动供给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据研究,虽然目前我国的劳动供给总量过大,且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还将继续扩大,但必须看到,我国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已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出现负增长。再次,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如前所述,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是相对过剩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城镇相对过剩人口的重要源泉。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一源泉却有日益枯竭的趋势。例如,20世纪90年代,我国尚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而目前这一数字已经降到了1亿人左右。据此,按照每年转移800万的速度计算,10年后,我国几无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最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过去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但根据产业发展演变规律,随着现代化的逐步实现,第三产业在我国必将得到迅速发展。以非物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不仅有着宽广的就业门类,而且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西方发达国家看,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可见,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必将持久地扩张我国的劳动需求,从而缓解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压力,抑制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
2.清醒认识相对过剩人口的消极作用及社会危害性。相对过剩人口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人类福祉的消极作用与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具体表现如下:(1)过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2)相对过剩人口的积累会阻碍国民经济的增长。据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研究,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GNP便低于潜在GNP3%。(3)相对过剩人口导致工人贫困化。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一方面使在业工人的工资被迫降到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下,从而使其陷于贫困的边缘;另一方面使失业和半失业工人陷入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正如马克思所说,“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4]。(4)相对过剩人口是滋生犯罪、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温床。(5)过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容易诱发劳资关系紧张,甚至引起社会动荡。(6)相对过剩人口降低了社会的幸福指数。据调查,失业给工人造成的不幸,不仅仅是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重要的是人格的伤害、心理的折磨与精神的痛苦。认识到相对过剩人口的上述消极作用与危害,要求我们务必把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上升到事关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精神文明和人民福祉的高度加以解决。
3.充分认识和利用相对过剩人口的积极作用。相对过剩人口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如上所述,相对过剩人口确实有着巨大的消极作用和社会危害,但另一方面,相对过剩人口对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此,马克思曾经有过专门论述。
(1)由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产业后备军能够满足生产突然扩张所引致的劳动需求。“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4]。
(2)相对过剩人口为以经济周期性波动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条件。“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4]。
(3)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通过加剧劳动者的就业竞争、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及劳动强度和改善工人的纪律状况等,增强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过剩人口“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4]。
马克思关于相对过剩人口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我国同样是适用的。试想,假定没有农村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突然地被投到”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工业及其他服务部门,何以有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城乡非公经济的飞速发展?又何以有当下中国经济的繁荣与辉煌?可见,对于相对过剩人口问题,还是一分为二好:一方面,清醒地认识相对过剩人口的消极作用及社会危害性,努力把相对过剩人口减少到适宜的限度内;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一定的积极作用,为经济发展服务。
相对过剩人口所具有的双重作用表明,相对过剩人口过多和过少都是不合理的,应该把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适宜的限度内。所谓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既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不影响人民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的相对过剩人口[12]。目前,关于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如果失业率超过两位数字,则被认定为严重失业国家;失业率在7.5%-10%之间,则被认定为高失业国家;失业率在4%-7.5%之间,则被认定为中等失业国家;失业率在4%以下,则被认定为低失业国家。由于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且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和经济体制转型期,与西方国家的国情很不相同,加之除了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外,相对过剩人口还包括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对就业丧失信心的无业人员、未成年辍学人员、犯罪人员等各类人口,而这些人口在我国的数量又比较大,所以,我们在确定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时,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尤其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与社会稳定等因素,而不能简单化和想当然。基于此,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城乡失业率应该控制在4%-7.5%之间,相对过剩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应该保持在8%-10%之间,即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应该保持在1-1.5亿人的范围内。
鉴于目前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高达2亿人,未来20年我国总人口还将继续增加,要把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1-1.5亿人之间,实属不易。为此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切实把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加以妥善解决。
1.努力扩大劳动需求。一是要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使其成为就业的主渠道。三是要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四是要以扩大就业为导向,进一步增加利用外资的数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2.适度控制劳动供给。虽然目前我国劳动供给过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考虑到几十年后我国劳动供给将会出现负增长的情况,目前控制劳动供给一定要适度而不能过度。一是要适当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要尽快改变重“控制人口数量、轻提高人口质量和优化人口结构”的人口生育政策,实行“数量控制、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并重的人口生育政策,努力维持一个从长期来说较低的、正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二是要制定《工时法》,严厉打击非法延长工作日的行径。三是要切实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违反规定在采掘、建筑和其他危险环境中雇佣女性的行为及使用童工的行为。四是要逐步提高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并提倡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五是要适当提高离退休人员的物质待遇和福利水平,减少离退休人员再就业人数。六是要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农村离退休制度,引导年龄在60岁以上的农民主动退出就业领域。七是要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减少国内劳动供给。
3.更加重视解决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一是要切实实行优生优育政策,采取措施不断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二是要切实加大安全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改善生产和工作环境,降低生产事故发生率和职业病发生率。三是要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确保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通过就业实现自食其力,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生活得到保障和改善。四是要妥善安置流浪人员、劳教释放人员和色情行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减少无业人员的犯罪率。五是要大力发展扶贫事业和慈善事业,遏止因贫辍学现象和因贫犯罪现象的发生。
① 中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的《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认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中国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为16亿左右。而据国家今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我国人口2033年将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此后将逐渐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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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的成人监护制度,还是一种重“他治”而非“自治”、“重财产”而“轻人身”、“隔离”而非“参与”的禁治产宣告制度,没有区分对被保护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都过于偏重对被监护人财产利益的消极保护,鉴于此,随着联合国推出“人权社会”的概念,大陆法系各国纷纷提出“为能力有障碍者提供平等参与民事生活的机会”为出发点的“尊重本人自我决定权、活用尚余能力和保障其生活的正常化”的新的监护理念,体现了对身心障碍人士和老年人最高境界的人道主义关怀;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试论我国成人监护制度的构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试论我国成人监护制度的构建
成年监护制度是指为了监督和保护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置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共同构成监护制度。成年监护制度在传统民法上被称为“禁治产人监护”、“准禁治产人监护”。目前,“禁治产监护”、“准禁治产监护”已逐步退出各国民法典,而被现代民法上的“成年监护制度”取代。纵观我国的《民法通则》和《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在我国关于成年监护制度的法律规范中,只规定了对精神病人的监护,这个适用范围十分狭窄,而且我国关于成人监护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也过于笼统,主要体现为:监护理念落后、精神病人监护这一名称定位不准确、监护种类过于单一、没有划分监护层次、监护人权利与义务设定上的不平衡、没有监护监督制度等等,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我国现行成人监护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存在诸多缺陷,对此,笔者不过多的阐述,下文仅就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的成人监护制度提出一些拙见。
(一)从思想基础上看,构建成人监护制度应转变观念
在我国,一直以来都有着养儿防老的观念,老人的赡养和护理基本上依靠家庭,可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家庭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统一的一起居住的方式也开始转变,421式的家庭模式使子女赡养老人已经不像传统家庭模式一样切实可行,因为他们由于自身的生存压力和自己的小家庭需要照顾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赡养老人上,正如十一届全国人大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2年12月28日以全票表决通过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案, 新法创设了一系列新的重要制度,该法第十二条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这已成为该法的一大亮点;此外,“常回家看看”也被写入法律,从而引起各方关注。
由此可见,不说赡养,子女能常回家看看都成了如今老人的一个奢望。但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养老方式,如社区养老、养老院养老等等,这些为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提供了新的选择,因此,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这也势必要求老人在选择养老方式时也应同时转变思想理念,选择更有利于家庭有利于社会的养老方式,所以,在我国,构建更加完善的成人监护制度也显得非常重要。
(二)从立法技术上,对完善我国成人监护制度的建议
1.确立新的成人监护制度的原则
我国现有的成人监护制度,还是一种重“他治”而非“自治”、“重财产”而“轻人身”、“隔离”而非“参与”的禁治产宣告制度,没有区分对被保护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都过于偏重对被监护人财产利益的消极保护,鉴于此,随着联合国推出“人权社会”的概念,大陆法系各国纷纷提出“为能力有障碍者提供平等参与民事生活的机会”为出发点的“尊重本人自我决定权、活用尚余能力和保障其生活的正常化”的新的监护理念,体现了对身心障碍人士和老年人最高境界的人道主义关怀,因此,笔者认为,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的构建,必须坚持以“尊重个人意志为原则、必要性原则、补充性原则”三大原则作为成人监护制度的基本原则。
尊重个意志的原则,即充分尊重和保障老年人的人身权,尊重其其自身的意志,改变以往只重视财产权而忽视人身权的做法,这一点和德国的“防老授权制度” 的涵意相近,即指老年人或者病患者在其有行为能力时,以法律行为给予其配偶,子女或者其他可信赖之人以授权,在自己丧失行为能力之际,由受托人代理其活动。
必要性原则,是指对人监护制度的设计,根据其身心障碍程度的差异,给予相应多层次的监护制度安排,以充分保障各层次的被监护人行使权益的最大化,凡是老年人能够独立处理的事务,则就无设立监护的必要,关于增加监护层次笔者将在下文单独论述。
补充性原则,即指如果老年人事先已有自己选任的照管人,则以其为准,后来的监护人的选任只是做为一个补充,这一点是借鉴了美国的“持续性代理权授予制度”,这一制度是出现在美国联邦 1969 年实施的《永久性代理权授予法》中,它意味着承认代理人(监护人)在本人(即意思能力衰退的老人)意思能力丧失之后仍可以持续性地具有代理权,这就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某些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这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对社会都是十分有利的。
2.扩大成人监护制度的利用对象
我国的成人监护制度,除了《民法通则》第19条规定的对精神病人的监护之外,就是《民通意见》第5条的将痴呆病患者包括进来,但总体上来讲,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成人监护制度的利用对象已经不能仅局限于精神病患者和痴呆病人,可以从精神、智力、年龄、身体障碍等多方面进行实质考量,对于高龄人群、身体有重度残疾的人(如危重病人、植物人)、脑瘫患者,都应吸收到成人监护制度的对象中来,以保护这些身心有障碍的人的健康权,使其有尊严的生活,同时配以登记制度取代法院宣告制度,以更好的保护其隐私权,这也是考量成人监护制度具有合理性的标志。 3.增设成人监护制度的层次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日本改革后的新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做法,按被监护对象的行为能力和判断能力程度而设立监护和辅助两种等级的监护制度。 即:如对精神处于严重丧失状态者(或者说完全丧失状态者)可实行监护,对老年人、身体障碍者则实行辅助,这是相对比较合理的方式。因为老年人的生理、心里机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丧失判断能力的, 将老年人按照年龄的不同作为标准来设立监护, 尊重被监护人的残存意志,活用其尚余能力,可以兼顾不同阶段的老年人来确认其行为的效力,如,如出卖不动产等重大财产和进行日常购买食品时可以进行区分,这样不仅保护了老年人的权利, 同时也兼顾了交易相对人的权益。
4.承认意定监护的效力
所谓意定监护,指被监护人在具备完全判断能力的情形下,预先确定某人作为自己在欠缺判断能力时的监护人。承认意定监护的效力,正是“尊重个人意志原则”和“补充性原则”的体现,也充分体现了民法对私法的尊重与保护。目前,我国现行的监护类型主要是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承认意定监护制度,丰富了我国监护类型的种类,而且,按民事法律意思自治的原则,法律应规定意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这样使得监护制度从整体上更多地尊重被监护人的意志,更细致地区分被监护人的需求,为生活中的弱者提供更人性化的保护和支持,确保他们与常人平等地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
5.平衡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
正如前文所说,我国对老人的监护一直是以子女的监护为主,监护人一直处于义务多权利少的不平衡状态,我国《民法通则》第18条和《民通意见》第10条都明确规定了监护人的职责,但对监护人享有哪些权利却没有明文规定,正是由于监护人履行职责没有相应的权利保障,使得监护成了“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导致实践中监护人相互诿,监护人不尽职等问题,最终导致监护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完善监护制度之机,应适当增加监护人的权益,如可以规定监护人享有如下的权利:报酬请求权、辞任权或拒任权、规定监护期限等,以此作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动力。
6.设立专门的监护监督机构
任何一项制度要有效的运作都不能缺少相应的监督机制,成人监护制度也不例外,有效的监督机制能够降低当事人在选择监护人上的风险,因此,要建立并完善我国的成人监护制度,就必须有相应的监护监督机制。纵观国外的制度,在监督机构方面的设立上,有的在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设立监护法官,专职负责监护事务,但在我国,司法、执法的资源都十分有限,我国的法院暂时还缺乏人力和物力去完成这项工作,因此,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可以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如居(村)民委员会中指定专人来担任监护监督人,因为居(村)民委员会就设在被监护人的住所地,最了解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情况,便于最迅速地采取行动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此外,还应当鼓励被监护人的近亲属或者其它关系密切的亲属和朋友担任监护监督人,因为这些人是被监护人最亲近的人,他们较为关心被监护人的利益,能够对监护人起到一定的制约和监督作用,从而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
(三)从行政管理层面看,政府应为成人监护制度的构建提供一个宏观环境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日渐缺失,家庭照护功能又相对弱化,老人的监护问题不仅仅是家庭的问题,这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那么我们的政府也应该从强调经济的发展转向全面兼顾到社会的发展,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层面上来,“经济效益最优化,社会效益最大化”应该成为现在政府的行动指挥棒,现在我们的政府应当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真正的公平以及如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这将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成人监护制度提供一个宏观环境。
因此,这就要求政府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的转变,要求政府各部门职能相互补充、相互协调配合,发挥自身优势,积极组织和开展相应的工作,为老年人特别是为高龄、孤寡、病残等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提供服务,并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总之,在我国日益老龄化的背景下,对中国成人监护制度的研究是从尊重和保障人权出发,当然,构建和完善我国的成人监护制度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不仅需要我们转变思想观念,还要求政府为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从立法体制上进行修订,为我国的老年人监护制度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依据。
注释:
日本是设了三级,分别是监护、保佐和辅助,我国在目前的国情下还没有必要分三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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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1996-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本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并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对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人口老龄化每加剧1%,将引起商业银行贷存比降低0.0830%;误差修正机制使得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非均衡状态逐步趋于均衡;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单向Granger原因。
关键词:VEC模型;人口老龄化;商业银行;流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受医疗服务改善、预期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末,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8913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7.01%,依照联合国关于老龄化的划分标准,标志着我国自21世纪开始就已进入老龄化国家。国家统计局2012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12年年末,65周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政府来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首要问题便是养老金赤字压力下的养老金制度安排和变革问题。在改革中,一种从依靠公共财政工具向依靠私人金融工具转变的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商业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养老金“私有化”无疑创造了巨大的商机,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主要的参与机构,商业银行应该依靠自身的优势,紧紧抓住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市场化带来的机会,从养老金金融发展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为了顺应养老金“私有化”,商业银行必须保持较高的流动性,以便随时应付客户提存的需要,所以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之前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关系并没有进行直接研究。王刚2004年以某商业银行对北京市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得出2020年前,北京市的储蓄率仍将保持增长趋势,2020年后,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市居民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石莹、赵健以国际数据为经验,探索人口老龄化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商业金融需求,提出商业银行介入养老金金融业务,既可以规避由于“金融脱媒”带来的收入风险,又可以通过加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进而提供专业的养老金服务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徐丹通过分析我国老龄化社会对养老金融特殊需求以及现阶段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的发展情况,表明我国养老金融处于“零散”发展状态,养老产业涉及较少以及产品服务较弱的不足,并且指出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很可能是导致上述情况的直接原因;刘嘉伟、项银涛通过对我国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分析,提出实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有效地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金下行的困难,有力地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在实践中,应该选择成熟的具有较好流动性的商业银行作为试点;陈煌生、陈天玮结合国内人口现状和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活动影响的分析,认为随着老龄化的推进,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贷款需求将放缓,从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会大大提高;娄飞鹏认为人口老龄化为商业银行老年金融业务提供了机遇,但却导致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业分布不平衡,间接地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同时也不利于商业银行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之前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的研究都未进行直接论述,大都是研究商业银行对人口老龄化这一不可逆转的社会现象所应该采取的策略以及建议。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近年来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的代理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相应地提出策略与建议。
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表现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险受限,居民储蓄下降,贷款减少,从而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充裕。因此本文所要分析的变量应包括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居民储蓄率、商业银行流动性等。
1、人口老龄化指标。根据国际通行的老龄化衡量标准,为避免人口老龄化预测数据与实际情况的偏差,选取老年抚养比(ODR)作为参数。
2、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本文采用存贷比(CDB)来反映商业银行流动性。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只分析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从数据来源方面看,ODR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CDB的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中心。ODR均选取1996-2012年的年度数据,并进行相应处理;CDB选取1996-201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年末数据,并且进行处理。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情况,将上述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变化后的变量相应为LODR、LCDB。
由于经济变量中绝大多数的时间序列数据并非是平稳性的,这样所研究的结果存在伪回归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了ADF检验法对上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中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LODR、LCDB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小于5%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这说明这两个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检验显示,DLODR、DLCDB在95%的置信水平上都是平稳的,即LODR、LCDB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协整检验是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单位根检验中可以得知,LODR、LCDB都是同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进一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多变量序列进行向量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协整检验结果中的迹检验统计量大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以及伴随概率0.0362,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说明我们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对应原假设最多一个协整关系,我们在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其相对应的伴随概率为0.4643大于0.05,说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各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由分析可知标准化后的均衡方程为:
LCDB=-0.0830*LODR+2.7216
(1.2315) (0.1683) (1)
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与存贷比存在负相关相关,其中人口老龄化每加剧1%,将引起商业银行贷存比降低0.0830%,这与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使得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下降的事实相符合。
协整分析只能说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但是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了确定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文中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在5%的显著水平下,商业银行流动性不是人口老龄化的Granger原因,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对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另外,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Granger原因,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显著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1996-2012年以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加剧,而我国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也是逐年减少,并且在2005年以来贷存比都低于75%的界限,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但是这一均衡并不是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当均衡系统受到冲击,这种均衡会被打破,而系统又会通过一定的误差校正机制逐步恢复到均衡状态。在此,笔者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来考察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关系。通过检验发现VEC模型的所有特征根都落下单位圆内,如图1所示,因此VEC模型分析的结果可靠。由于本文重点讨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在此仅讨论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方程,得出VEC模型如下。
在短期内,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而言,贷存比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协整关系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所以当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出现过剩时,误差修正机制将会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减弱。对人口老龄化而言,虽然老年抚养比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但是老年抚养比的滞后一期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滞后二期的正面影响,因此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正面影响。
脉冲响应函数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由于上文建立的VEC模型经检验是稳定的,因此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2给出了LCDB、LODR对LCDB的冲击响应图,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阶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响应的大小。
图2(a)给出了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比对自身的脉冲响应。在第1期对存贷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存贷比脉冲响应会在第2期达到最大,然后开始下降,在第5期后稳定,并且从响应图上可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对自身冲击所带来的响应都是正向的。从图2(b)中可以看出,在第1期对老年抚养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商业银行贷存比脉冲响应会在前3期出现下降的负向作用,并且在第3期达到最低点,表明当期老年抚养比对贷存比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大,从第3期后,脉冲响应开始上升,并且在第6期达到负向作用的稳定状态,从而可知,在长期老年抚养比对商业银行贷存比具有抑制作用,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会加剧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总之,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的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与上文的协整分析的结果一致。
本文通过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对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在长期,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每增加1%的老年抚养比,将引起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降低-0.0830%,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会加剧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过剩情况。从短期的VEC模型来看,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动态非均衡,误差修正机制的存在使得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在长期中逐步趋于均衡,这一点也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的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相一致。(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Granger原因,并且是一个单向因果关系,说明当前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
由上述结论可以得出以下启示:首先,商业银行应该把握人口老龄化这一趋势所带来的老年金融业务,积极地开发老年金融产品,用来疏导过剩的流动性。针对不同老年客户的需求,开发不同类别的金融产品组合,不仅可以大大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还能很大程度上削弱商业银行流动性。其次,加大老年金融产品的创新,降低金融产品风险。由于养老医疗等项目占用资金大、期限长,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对长期、大额养老产业信贷资产进行重组创新,降低其风险,改变原来老产业信贷资产流动性差的特性。最后,组建老年金融机构,提高综合金融服务,降低商业银行流动性。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不仅催生了以老龄产业为代表的行业发展,也将带动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单独由商业银行提供金融服务显然无法满足其需求。为此,商业银行在为老年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时要注意做好异业合作,以此扩大客户来源,减少信息不对称,分散服务老年人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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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稳定与发展。从表1可以看出,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就存在着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但由于当时国家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失业,所以这一时期的相对过剩人口更多地是以隐性失业的形式存在着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1.从劳动供求关系看。劳动力供大于求是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的直接诱因。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状况可以直接从劳动供求关系中反映出来。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显示,2006年我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 500万人,而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 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达到1 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 0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劳动力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4 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达1 000万人左右,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
2.从城镇失业率看。城镇失业率可以最直观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状况。从表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失业率曾出现过短暂的下降势头,即从1980年的4.9%降到1985年的1.8%,下降了3.1个百分点。但自1986年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便呈现出长期上升的态势,即先是从1986年的2.0%上升到1996年的3.0%,再从1997年的3.1%上升到2002年的4.0%,2009年的4.3%。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的城镇失业率只是我国的登记失业率,不包括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人员、国企下岗人员及城镇隐性失业人员,如果把这些因素全部考虑在内的话,目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应该在9.4%以上。
3.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马克思称作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它构成城镇相对过剩人口的长流不息的源泉。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期,加之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导致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达4.97亿人,其中大约2亿人分别就地或外出转移至非农产业。所以,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尚有近3亿人没有实现转移。按照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我国农业生产尚需近1.8亿劳动力,可见,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数约为1.1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5%。由于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是大势所趋,所以可以肯定,我国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将持续减少,由此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继续增加。
4.从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看。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的那部分人口,他们处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马克思把这部分人口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流浪者、罪犯和妓女;第二类是有劳动能力但丧失信心的无业人员;第三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第四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上述四类人口在我国无疑是存在的。据统计,2009年我国受到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达150万人次;同年,全国批准逮捕的各类刑事犯罪人员94万人;2002年,全国从事卖淫活动的“三陪”人员约为2 000万人;2009年我国共有农村贫困人口4 759.3万人,城镇贫困人口2 347.7万人(农村和城镇居民中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此外,2009年我国8000多万各类残疾人中无就业能力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不少于2 000万人。剔除上述数字中存在的重复统计的数量,我国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估计达8 000万人以上。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估计在2亿人左右,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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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理财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的形势下,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本文梳理出老年人理财存在抗风险能力弱、规划不合理、理财不专业等问题,结合实际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理财;安度晚年
【Abstract】In an ageing society, without a good financial planning, the aged can’t enjoy themselv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some problems the aged may have when making a financial planning such as poor ability to withstand risks, irrational planning, unprofessional planning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Key words】Ageing population; The financial planning of the aged; Secure old age
目前,世界各国面临一个共同的课题:人口老龄化。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是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老年人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在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预测2050年将突破4亿,老年人口占比将达31.2%,[1]我国将进入严重老龄化。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人口老龄化进程速度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同步,我国已经进入典型的“未富先老”型社会阶段。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存款一直保持低利率,造成居民储蓄负利率,对以储蓄为主的老年人影响最大。“老有所养”是每个老年人对退休后生活的最基本要求,面对收入减少和养老费用的逐年增加的双重压力,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
1.1 保证安全性
根据“100-年龄”的个人风险投资比例法则,老年人的年龄越大能承受的风险就越低。再加上老年人年事已高,通过社会劳动获得大额收入的可能性很低,自身积蓄并不是很丰厚,退休金也相对有限,所以,老年人可以用于理财的资金并不多,一旦投资失败,会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因此,老年人投资本金的安全性就至关重要了。
1.2 注重流动性
由于生理机能逐步衰退,意外、医疗保健等支出大笔增加,另外还有子女的婚嫁费用、应急之需的意外支出等,老年人理财一定要注重资金的流动性。做好投资预算,理性选择适合老年人的理财方式,切不可盲目追逐高收益,而将急用和日常家用的资金用于流动性差、期限较长、风险较大的投资。
1.3 坚持分散性
老年人在留足生活日常开销及一部分应急款后,可以选择不同的理财产品。老年人理财要以一些低风险产品为主,如定期存款、国债、货币市场基金、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对稳定的现金流入如退休金可做一些定投;可以把一些近期闲置资金作中期投资;对有一定风险承担能力的老年人也可购买一些债券基金等;而对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且有丰富的炒股经验的老年人,也可以投资一些股票,即有机会收获高收益,又可以活动头脑延缓身体器官的衰老。对一些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的新潮老人,也可以做一些互联网理财。[2]
2.1 抗风险能力弱
老年人身体状况、生理状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其体能、精力都无法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自身积蓄并不雄厚,退休金又十分有限,收入增长下降,然而用于医疗保健、养老的刚性支出却在不断增加,所以老年人可用于理财的资金较为有限,抗风险能力弱。一旦投资失败,出现亏损,会严重影响其老年生活质量。
高难度的投资理财活动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对身体素质要求也很高,理财中盈亏的瞬间转换和业绩频繁的波动对老年人心理冲击巨大。盈利产生的过度兴奋和亏损带来的严苛自责都对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产生长期的、巨大的影响,甚至使一些老年人长期失眠,尤其对那些有高血压、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造成的影响更大。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抗风险能力较弱。
2.2 规划不合理
老年人在投资理财方面属于极度的风险厌恶型,一方面在心理上难以承受本金损失带来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投资亏损也会严重影响退休的生活质量。所以老年人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多以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为主,例如定期存款、国债等,而对风险较大的理财产品、基金、股票等比较排斥。例如有些老年人为了获取较高的利息回报,选择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定期存款,但老年人由于年级大,身体变化难以预测,遇到疾病、意外等急需用钱的突发事件,这些定期存款未到期,取出来又只能按活期算,导致损失利息收入,根本没起到实际的理财作用。
2.3 理财不专业
理财知识系统博大精深,理财市场瞬息万变,理财工具多种多样的,不仅要有理论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实战经验的摸索总结,还要有良好的悟性,才能在理财市场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应对自如,而大多数老年人不具备这一能力。我国理财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近几年才快速发展,理财知识更新很快,新的理财产品不断涌现,理财方式、渠道层出不穷,理财市场信息瞬息万变。老年人学习能力较弱,接受理解能力较差、反应速度较慢,这些都影响了老年人的理财技能的提高。
老年人理财服务也不够专业。国外专业的理财师选拔都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不仅要高学历,还要经过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才能上岗。国外的理财师都是行业的精英,受到社会的尊敬。由于我国理财师认证起步较晚,加上门槛较低,部分理财师其实就是业务员,只要有人脉资源,能够招揽客户,带来业绩就行,对学历、专业素养等都没有严格的要求。老年人在不专业的理财师的指导下理财,让老年人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2.4 易跟风
老年人由于年事已高,在生理上难免出现视力衰退,听觉迟钝,思维不那么灵敏,对于市场上瞬息万变的理财信息和资讯结束不全面、理解不到位。老年人理财往往缺乏主见,喜欢跟风,人云亦云。听说银行新推出国债,老年人一大早就开始扎堆排队购买;或是趁着买菜、逛街的功夫,逛到证券营业大厅看股票走势和变化,买卖股票经常是靠听小道消息;听业务员三言两语的片面介绍后,立马被购买了那些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甚至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这款理财产品收益率高。
2.5 门槛高进入难
目前收益率较高的信托、外汇、券商集合等理财产品,均设置了较高的投资门槛,高门槛挡住了老年人理财路。如信托产品,一般每份投资起点为5万元;外汇理财每份最低为1000美元;人民币理财每份最低1万元。对其他投资者而言,这样的门槛并不算高。但对退休后收入有限,积蓄不多、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高的门槛。
3.1 树立积极的理财观念
传统观念认为老年人应颐养天年,理财这种事情不是老年人做的。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意识到“养儿防老”已经过时了,养老问题要靠老年人自己解决。现在社会年轻人自身压力大,赡养老人的能力较弱,还有一些年轻人成了啃老族。老年人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有些老年人退休后还打算要接济子女,要为子孙留下一笔财富。老年人的理财意识明显增强了。当然尽责的理财机构也有义务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走进社区,走近老人,为老年人提供舒心、简便的理财服务。
3.2 科学合理的理财规划
理财规划应包括消费支出规划、保险规划、投资规划、退休养老规划、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等方面。老年人首先是安排好当前自己的退休生活;其次是规划好未来的生活;最后是规划好家人的生活。可见,老年人理财不是简单的做一项划算的投资或者找到一个挣钱的项目,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科学合理的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理财规划后,就要严格按规划的思路和步骤进行。老年人要将日常收支进行分类,切合实际地把各项生活安排好,各项开支要做到心中有数,切不可为了理财而节衣缩食。老年人可以通过建立理财账簿进行。理财账可分为日常开销账和理财备忘账两种。日常开销账分收入、支出、结余三栏,每月的收入计入收入栏下,支出记计入支出栏下,大额的支出要备注清楚事由。每日都要计清楚,每周汇总一次,每月结账一次,看看该月是结余还是超支,并分析原因。备忘账是把家庭所有资产分类加以记录,方便老年人保管和查找。由于老年人记性不好,所以备忘账很重要。
3.3 选择适合的理财组合
理财就是要实现财富的积累。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选择各类理财产品、各种理财手段,实现最优的增值。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合理分配可支配资产,满足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争取资产增值的最大化。
老年人理财要以稳健为先,首先要留足日常生活必需的现金,另外还要准备足额的意外和医疗等不确定的不时之需。因此,老年人最好以银行活期存款来满足日常生活的资金需要;以货币市场基金、定期存款等流动性较强的投资来准备不时之需;以开放式基金是不错的选择。大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都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投资专家,通过资产组合投资,降低了投资风险,获得较大的回报。理财期限主要以三个月至一年为宜,以保证资产的流动性。投资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应问清楚是否能提前支取及相关手续,如果提前支取可能造成的损失,自己能不能承受。
3.4 提升理财能力
老年人应有针对性地学习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理财打好基础。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进行一些稳健型投资,将风险控制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又可适当增加收益。切忌偏听偏信高收益的产品,或者盲目跟风。由于学习能力的减弱,短时间内大幅提高老年人的理财技能也是不太现实。老年人可以到正规的理财机构请专业的理财师帮忙,虽需承担一定的顾问费用,但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老年人一旦有理财的意愿,可以找自己信得过的理财顾问帮忙,制定出合理的理财规划。
3.5 合法保障自身利益
社会上关于老年人理财的民事纠纷比较常见,老年人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利益。老年人年事已高,对理财信息缺乏辨识度,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老年人这一弱点,误导甚至欺诈老年人,诱使其投资与本身需求不相符的理财产品,甚至造成老年投资者血本无归。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加大处罚力度,保障老年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老年人一般不太清楚理财专家介绍的理财产品的投资渠道、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等概念,但对理财资金的本金安全、流动性及年限较为敏感。理财师应该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通俗易懂的讲解,具体形象的解释。理财师要负责任地为老年客户着想,关心老年客户的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合理的理财建议。做好老年客户的理财规划需求研究,寻找老年客户的真实需求,深入挖掘其近期需求与远期目标,再推介其适合的理财产品,避免日后的纠纷。
3.6 尝试互联网理财
互联网理财是近年最热的金融话题,老年人对互联网理财这一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但也可以尝试。老年人理财对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都有较高的要求,余额宝这种互联网理财产品就能很好的满足。通过余额宝,用户不仅能够得到收益,还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像使用支付宝余额一样方便。余额宝本质是天弘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本金安全、风险很小,门槛低、流动性又好,收益率是活期存款十几倍,老年人可以适当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老年人通过互联网理财将成为一种趋势。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理财问题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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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导向审计即指注册会计师以审计风险模型为基础进行的审计,是审计专用术语。风险导向审计以战略观和系统观思想指导重大错报风险评估和整个审计流程,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审计风险主要来源于企业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风险,而错报风险主要来源于整个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舞弊风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我国现阶段中小企业风险导向审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我国现阶段中小企业风险导向审计全文如下:
2010年修订后的审计准则在2006年新审计准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风险导向审计的思想,除修订核心风险审计准则外,对其他审计准则也作出修改。我国中小企业在数量规模上日趋扩大,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方面的作用也是越来越重要。然而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和管理条件相对较差,这给企业的审计工作造成了较大的风险,在对中小企业进行风险导向审计时,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风险导向审计作为一种崭新的审计模式已经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和肯定,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是指内部审计人员在审计全过程中自始至终以企业风险分析评估为导向,根据量化分析水平安排审计项目先后次序,根据风险确定审计范围与重点,对企业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治理程序进行评价,进而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协助企业管理风险,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独立、客观的审计活动。[1]在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制度基础审计存在缺陷的大背景下,注册会计师职业界开发出了审计风险模型,即“审计风险=固有风险×控制风险×检查风险”。在审计风险模型中,审计风险是由会计师事务所风险管理所确定的,谨慎行事的会计师事务所往往将其确定为低水平,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则与企业有关,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和控制测试,确定检查风险,设计和实施实质性程序,以将审计风险控制在会计师事务所确定的水平。
(一)公司治理结构上的先天缺陷
我国很多中小企业或者产权关系不明晰、或者所有者与经营者没有分离,使得不存在所有者约束经营者的行为,这就直接导致很多时候权利凌驾到制度上面,使得企业的相关制度和规章流行形式,没有发挥实效,大部分中小型企业都缺乏有效地内部控制机制,这就使得控制风险因素大大增加,而且由于企业资产规模小,出资人一般都较少,可能就是独资企业,这就更加便滋生人为操纵利润等问题。
(二)缺乏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独立的内审机构
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质量普遍较低内部控制环境普遍较差,企业内控制度不健全或者有制度但得不到有效执行,造成企业财务工作混乱、核算不实,严重影响到会计信息质量。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起点是企业的经营风险"重点关注重大错报风险因此企业经营管理与内部治理的优劣与否直接决定重大错报风险的程度从而影响到审计人员运用的审计方法和对审计力量的分配;另外,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设置内部审计机构 ,而且即使设有独立的内审机构,在一些实施家族式管理的民营企业或者内部人控制严重浅析中小企业风险导向审计的企业里,其职能也被弱化,不能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三)企业聘请注册会计师审计素质较低
审计工作对于审计人员在审计工作经验以及专业知识运用方面的要求较高,因为审计人员专业判断能力的高低对审计结果的整体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在审计人员队伍的建设方面,往往过多的考虑成本因素,主观上不愿意聘用和培养高素质的审计工作人员,而审计人员专业能力低很容易造成审计工作中的判断失误,进而引发审计风险,再者,相当部分中小企业审计人员在责任心和职业道德方面比较欠缺,在相关审计工作的执行过程中缺乏独立性,工作态度不够谨慎和公正,最终不但对审计质量造成不良影响,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多方面的审计风险。
(一)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控制机制
严格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主要取决于良好积极的控制环境的营造,中小企业管理层面首先应当构建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分配机制,这是强化企业内部控制意识的首要工作,只有建构起健全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中小企业审计风险滋生的土壤。其次,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完善,对于独董通过竞聘方式进行选拔,独董的独立性通过独董自律委员会进行相应的保护,通过建立考评和问责制,对独董进行约束,在实践中落实独董的职权,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审计委员会”的作用。
(二)努力提高审计人员执业素质
审计人员素质是影响风险导向审计推广效果的关键因素。新的风险导向审计方法对注册会计师的知识和技能提出新的要求,对注册会计师来说是一个挑战,要求注册会计师积极主动地识别、评估和应对舞弊发生的风险,保持职业怀疑态度、对可靠性存在疑问或相互矛盾的文件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以增加发现和揭示重大错弊的可能性,从而降低审计风险。增加审计程序的不可预测性、项目组就舞弊风险进行专题讨论、考虑舞弊产生的条件、考虑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的风险等;要求注册会计师要全面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情况,即注册会计师应具备与客户所在行业与企业相关的知识结构。
(三)加快相关法规体系的建设
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职业道德固然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短期内,对与注册会计师相关的法律责任体系进行完善,并将约束注册会计师行为的作用落实到实际审计工作中,通常情况下,是一种更加现实、有效的措施或手段。
为了更好地降低和避免中小企业审计风险的发生,我国应当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快在专门独立的审计法律法规的建设进程,紧密结合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审计风险的现状和原因,针对性的对相关审计项目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完善与修订的同时,着力构建更加独立的审计法律法规,对中小企业的审计工作程序等加以专门性的明确规定,尽可能的减少审计工作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和舞弊行为,并针对违法违规行为构建完善的责任追究和惩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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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数据预测采用ARIMA模型进行预测。从预测的图1中可以看到2022年65岁以上的老龄化比重将要上升到12%,并有稳定上升的趋势。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四川人口老龄化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四川人口老龄化研究
自20世纪中期起,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全球性趋势,进入21世纪,已成为人类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是“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大国,当前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期,四川省是老年人口大省,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在未来10~20年,四川省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人口老龄化对我省政治、经济、文化和地区发展的影响是系统性、结构性和长期性的,如何应对这一长期性、综合性的战略工程,采取有效措施,防患和解决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促进我省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老龄化社会包含以下几个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2003年,四川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上升到685. 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 86%。少儿人口比例在30%以下,1988年少儿系数为29.98825%。年龄中位数达到或超过30岁,2000年已经上升为30.14岁。老少比高于30%,2002年则达到30.99 %。根据上述四项指标的动态变化,可以看2003年,四川省的各项指标都已经达到老年型人口的指标数。
人口老龄化数据预测采用ARIMA模型进行预测。从预测的图1中可以看到2022年65岁以上的老龄化比重将要上升到12%,并有稳定上升的趋势。
1.老龄化的趋势将继续,原有的老龄化人口问题更加突出和明显
未来十年内四川省的老年人口比例依旧不断提高。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老年人口问题将会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老年人的经济赡养、医疗保健、生活的照料等需求将会在社会的各种角落里出现,呈现出一种大范围的比较普遍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将会在较大范围内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和动荡。
2.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逐步高龄化
20世纪70年代初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省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止,人口素质也得到极大提高;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老年人口数量迅猛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从中长期来看,劳动力供给逐步下降,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即将改变。同时劳动力年龄日趋高龄化。
3.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随着四川人口转变的推进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人口抚养系数上升,宏观经济高储蓄、高投资的现象逐步消失,这导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
4.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将迎来新的改革
我省老龄化社会到来,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进一步加大。需要寻求更好的保险保障模式,使得老龄人更好的得到社会的尊重,同时减轻青年人的压力,促进四川经济稳步发展,使得社会更加稳定和谐的发展。
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及社会保障都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根据四川的老龄化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参与和共享――人口老龄化政策的基本原则
1999年联合国把“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作为“国际老人年”的主题,其实质是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使老年人真正作为平等的一员融入社会;其核心是平等参与社会发展和平等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对老年人价值的认同,消除视老年人为社会发展消极因素的认识误区,树立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
2.适当快速的经济增长――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前提
国际经验证明,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结果认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所出现的“社会保障危机”,主要原因并不是领取养老金人数的增加,而是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因此,政府应该及早调整积累和投资结构,改变目前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格局,形成以企业和个人投资为主的多元化投资体系。同时,继续吸引国外资本,弥补国内资本积累的不足。
3.建立家庭养老为主的多元化养老模式
进一步明确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形成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在子女克尽赡养义务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提倡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的有效结合。同时,建立老年服务督察制度,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4.强化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作用
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单一的老年社会保障模式在迅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面前,已经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因而人们都在探讨一种多支柱的保障模式,这种多元保障模式一般包括:由政府管理的、以税收方式筹资的公共养老金,由政府或私营机构管理的强制性个人储蓄积累,还有自愿参加的各种补充养老保险等。
5.发展银色产业,满足老年人口社会需求
鼓励在老龄事业的发展中,引入市场机制,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共同参与,以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式,实现老龄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既满足老年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还可以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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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会给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带来沉重的压力。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民养老问题前瞻性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民养老问题前瞻性研究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广受社会关注,其可能的发展形势、影响以及应对之策也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研究[1-3]。面对老龄化的严峻形势,社会关注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养老。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却又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城市层面的,另一个是农村层面的。
几十年以来特别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城乡割裂,任何问题可能在农村与城市都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而恰恰,在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之下,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并且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但同时却又不能真正定居城市。这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致使农村社会普遍成为老人社会,其二是这些未能定居城市的农民工以后的着落在哪里。
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农村确实较城市严峻且复杂。用更为专业一点的话来说即中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状况不仅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倒置。未富先老使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潜在负面影响,而城乡倒置又使这一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农民养老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期在问题真正出现之前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
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内部视角,从农村老年人口面临的养老现实困境出发,并结合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研究将采用案例陈述的方式试图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可能遭遇的问题,因此在个案的选择上本研究不要求代表性,而是寄望于将这一问题可能的各个方面展示出来。本文只做问题的展示,并不探讨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解决之策。
在结构上,本文将根据农村老年人口的特点将个案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关当下“留守老人”的案例,其二是有关第二代农民工的案例,即随年龄增大而可能成为“留守老人”的案例。同时本研究所选个案的来源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尽可能将自己调查或者公开出版物上出现的个案集合起来,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如前所述尽最大可能展示老龄化背景下农民养老问题的各个层面。
所谓留守老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空巢家庭的另一个称谓罢了。只是空巢家庭这个概念的涵义更广,任何一个核心家庭在子女长大成人后只要子女长期离家也就成为了一个空巢家庭。而所谓留守老人则不过是农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而已,农村家庭的子女进入城市并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而造成老人“留守”家园。如果要下个定义的话,似乎可以这样来界定:常年居住在户籍所在地 、 年龄不低于60周岁的农村老人,且其子女及子女配偶常年不在身边者。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在养老方面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案例1:年近八旬的庄稼汉
张老汉生于上世纪30年代,至今已年近八十,老汉家里有3个儿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3个儿子相继南下广东打工,其中小儿子通过努力在2005年左右终于自己翻身成为老板,在虎门自建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制鞋厂。鞋厂的收益相当不错,张老汉的另外2个儿子也放弃了原来的工作而进入其三弟的鞋厂。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家境富裕、儿女孝顺团结的家庭中,张老汉却一直未放弃农业生产。虽然张老汉的3个儿子曾多次劝其父母放弃耕田转而到城市去与他们一起生活,但每次都遭到老汉的强烈反对。(访谈时间:2012年7月)
通过案例1的描述其实可以看到:首先是农民的养老诉求较低。从单个个案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代表性,实际上,陈文娟[4]曾以规范的问卷调查方式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进行过专门调查,并指出农村居民的养老预期总体并不乐观,对养老问题的担心较高。遗憾的是其调查主要是针对中年农民,缺乏对老年农民的调查。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在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中虽然养儿防老具有很强的正当性,但现实中年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要求却绝非不讲人情。在多地农村的调查中笔者亦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很多农村的老人与子女分居住在低矮的“老屋”当中,其生活水准明显低于子女。
但就是这样的老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并不一定就低。反而,只要生活能维持正常的一般标准,做父母的更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好。这样,社会保障在制度设计上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农村老年人认同的标准低于社会认同的养老标准[5]。如此一来可能伴随而来的问题便是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同度较低。笔者当然不认为既然农民本身的养老诉求较低就应该因此而设置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农民的养老意识。
其次,农民对作为财产的土地的认识是影响其养老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因此,即便是家境颇富的张老汉也一直不愿意放弃种田。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早已为学界所认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该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有人因此而强调维持当下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也有人强调土地的社保功能阻碍了土地正常经济功能的发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农民“恋土”而不愿离开土地,无非是因为心忧离开土地后生活没有着落或者说“保障”,以至于不论土地收益高低,在未寻得城市立足之前是很难愿意弃土离乡的。之所以需要土地担当社会保障的功能,不过就是因为与城市里的“单位人”相反,除了土地之外很难说还有什么可靠的依赖。这一点即便是国家大力推进农村医疗与社会保障的今天似乎依然如此。
实际上,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即老年农民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观念落后而出现不愿意参与社会养老并且对自己的养老状况也不甚在意,其实际反映的还是他们对子女有无真正稳定生活的担忧。这种观念或许显得陈旧、保守甚至于在很多激进的人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无论怎么说,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却是如果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建立稳定事业以及获得稳固财产的可能性,而仅仅是企图将适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保体系扩展到农村的话,这样的做法可能并不讨好。毕竟,从个人的角度而言生活最大的保障只在于所在家庭是否建立在一个稳定的事业基础上。
留守老人是现阶段已经进入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那么比他们更小的一辈,即现阶段年龄在50岁边缘到60岁之间的农民(学界通称的“第一代农民工”)则是可能很快就要成为“留守老人”的一代。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尽管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4岁,50岁上下的人似乎仍未嫌老。但是作为主要在工厂或工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而言,进入50岁以后显然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体力衰退的高峰时期。那么这个群体面对的又是什么呢?
案例2:超龄务工者老谢等
59岁的谢国万说,64岁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家里的生活来源。为此,他很纠结。谢国万是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自2009年始,早报记者已连续5年采访了谢国万,每年春节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终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难以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资。 (《东方早报》2013年2月26日)
如果说对于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而言,养老最大的障碍在于观念问题的话,那么对于这些50多岁的老农民或农民工而言则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他们一方面面临自己事业的转折,即到底是回农村还是留城市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而言,子女的问题可能仍远未解决。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连最低的“社会保障”都没有(事实上大多数确实没有)则显然有失社会公义,但如果说只要提高其养老标准,每个月多发点保险金就能解决其“保障”问题,这恐怕亦只是天方夜谭。
面对老龄化问题,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状况。城市或许还真能像一些乐观的海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城市化发展至少不会因为老年人口而面临主要资源匮乏。相反,它们很可能会用一群活跃的或相对活跃的老年居民,能够并且将为城市社会做出广泛的贡献而非依赖于城市。”[7]相比之下,第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年龄即便再往后推延5年,在自身并无稳定事业又缺乏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下,要使他们在社会生活甚至于消费领域变得“活跃”或“相对活跃”怕也只能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
对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发展趋势,杨青哲在其博士论文中做过详细的估算。他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关于农村人口的相关数据做基础,预测了未来40年(2010~2050)中国农村各时期总人口数、少年儿童人口数、劳动力年龄人口数、以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根据他的估算,即便是按照最高可能的总和生育率(2.3)进行推算,农村少年儿童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40年时间内将保持递减趋势,在 2025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超过1亿,到 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峰值,约为 1.5 亿。40年乡村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从 2010 年的 10.06%上升到 2050 年的 44.18%,共增长了36.33 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趋势必然导致社会抚养比的提高,杨青哲估计到2050年总抚养比将超过1。
很显然,严重的老龄化会给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带来沉重的压力。只有将自我养老(即依赖自身劳动收入的养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方能缓解这种压力。这自然意味着要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体系的建设,推广并发展现有的新农保制度,但围绕老年人自身的劳动力再发挥及家庭养老支持在农村而言却才是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问题,因为目前新农保制度的三大资金支柱乃是个人缴费、集体补助与政府补贴,在大多数农村地区集体补助所依赖的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而个人缴费情况也完全取决于家庭收入。而对于中国农民家庭而言,家庭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积累财富,可以说这才是农民养老的死结。
因此,要加强农民的社会保障,最有力的举措还是在于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并且同时进行金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创新使得农民的财富可以积累起来。实际上近些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问题,并试图进一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构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政策主张。然而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较为全面的解决,同时即便农民收入得以增加,但如果仍无法实现财富的积累,那么老龄化趋势下的养老问题仍将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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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咨询局定义迁移为:所谓迁移,就是人们以半永久性或永久性居住为目的,并进行距离较长的地理迁移。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原因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原因分析
现阶段,我国主要存在两种人口统计数据来源途径。其中一种为统计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可靠详实的人口统计数据,是对人口形势与科学决策进行正确判断的前提与基础;另一种则是日常统计工作报表,像计划生育部门的节育与生育统计、公安部门人口户籍变动统计等。由于统计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极大的提高了我国人口统计数据质量与统计水平,然而,也存在我国人口统计数据不准确与不可靠现象,本文主要对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1.1模糊的人口迁移概念
所谓人口迁移,其实就是人口在一定时间、空间内所发生的大规模移动现象,基于人口迁移有着较为复杂的界定,时期与职能部门的不同,对迁移人口界定也存在一定差异性,期称谓也较为杂乱。
多样的称谓。现阶段,我国很多关于人口迁移的文献与研究文案中都有关于迁移的文学术语,常见的人口迁移包括:暂时性迁移、非户籍迁移、流动人口、永久性迁移、户籍迁移以及暂住人口等,这些称谓都可以从一定角度对人口迁移进行定义,而且各定义间具有相互融合现象,像户籍迁移与永久性迁移其实就有着某种交集,而两者又具有一定差异性,根据人口学定义,移居迁入地一年以上为永久性迁移。
不统一的人口迁移时间限定。根据全国性人口普查,我国在1987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并未对迁移实施时间限定,而全国人口普查在1990年限定迁移时间为迁移原住地超过1年,之后的中国人口普查中,更改一年的迁移时间至半年。此外,在某一地区的公安部门明文规定,离开原居住地超过3日就被定位迁移性人口,出发于自身工作需求,计生部门紧紧统计到达现住地或离开原住地超过30日的外迁人口。
分散的人口迁移空间限定。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中,对我国迁移人口来源地进行全面调查,1990年全国性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人口来源地进行细化调查,使其细化到县、区、市,近年来,我国人口普查进一步细化,开始对乡镇街道一级进行普查,跨县迁移是对县市区一级进行统计,而在调查现住地方面仍然比较混乱。1995年人口抽样调查与1990年人口普查,调查现住地是细化至县市区一级,近年来,我国人口普查调查中,也对乡镇街道一节进行了细化调查。全国户籍管理中,相关公安机关只要有户口变动,那么就会有登记。
因此,对于户籍人口迁移来源地和现住地,都可以进行基层户籍登记地的细化。针对暂住人口的等级,可细化其来源至市级、县级,不存在现住地统计信息。计划生育部门流动人口管理系统中,并没有涉及到区、县内的迁移,对于跨县迁移需要达到乡镇街道一级的细化,对于现住地的调查也可达到乡镇街道一级的细化。
1.2人口迁移不统一数据采集内容
通常全国人口普查与人口抽样调查均为专门组织的调查活动,由于该调查本身极具特殊特性,且对人口资料的搜集相对也比较全面,所?项目比较多。自我国展开1%人口抽样调查之时,对人口迁移资料进行搜集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表现在选取调查项目中,同时还在调查内容方面体现出来。虽然人口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从其工作职责出发,他们所调查的人口迁移信息要比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信息小很多,然而,相对来说,在涉及我国人口迁移统计内容及项目方面,公安部门要比计生部门少,这种不统一的人口迁移统计数据采集内容,最终会导致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差。
2.1对人口迁移概念予以明确
因为不断完善的国外覆盖全国社保体系,也未受限于户籍制度,因此,国外在定义人口迁移时较为纯粹,比如,美国人口咨询局定义迁移为:所谓迁移,就是人们以半永久性或永久性居住为目的,并进行距离较长的地理迁移。要求对人口迁移予以界定时,要尽可能的与国际相接轨,另一方面,要尽量从人口学角度对迁移目的属性、空间属性与时间属性进行考虑,而且还要考虑到迁移后的户籍制度。根据现阶段我国人口有着多样的迁移称谓,必须进一步规范于统计实践中,因为各人口迁移称谓使用频率,可以定义为:在不同地区间的人口移动或者流转,都被叫做人口迁移。
根据我国户籍制度,对我国几次较大规模人口迁移普查与调查进行借鉴,有效结合目前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人口迁移调查,主要参照系为流入地或者迁入地居住时间,对有迁移行为的人口进行具体分类,见表1。
2.2对采集人口迁移数据进行进一步规范
1%人口抽样调查和全国人口普查最终目的表明这类调查中有着极为丰富的人口迁移调查内容,而且所设置的调查项目也比较合理科学,可以满足研究与管理人口迁移工作之需。然而,很多必要人口迁移资料仍然不足,像人口迁移过程中迂回迁移与回迁的信息资料、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基本信息等。所以,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在采集人口迁移数据时,除了对自身工作之需予以考虑外,还要尽量接轨于统计部门所收集的资料,实现数据共享。
2.3形成数据采集“一张网”,实现数据共享机制
计生部门和公安部门作为可以实施采集人口迁移数据的重要部门,对现代信息技术予以充分利用的前提下,一方面相关部门采集数据一盘棋,另一方面还要实现部门“一张网”模式。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空间与时间内搜集人口迁移的数据资料,将其制作为全国人口迁移强度与规模的面板数据,又能够保证人口数据采集质量。这样方便了对我国人口迁移因果关系的探讨和对内在机制的理解。根据人口抽样调查和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相关数据库予以补充与完善。此外,通过数据库资料也能对抽样调查与人口普查中数据资料进行检验和修正。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依照管理之需与工作职责,做好明确分工。
总之,只有对人口迁移概念予以明确,同时进一步规范采集人口迁移数据,通过此类提高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的解决对策,才能不断提高我国人口迁移统计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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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日本人口老龄化及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摘要: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本文论述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发展,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关键词:日本; 人口; 老龄化; 对策。
日本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已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突出的国家之一。
人口老龄化给日本的社会、经济等带来了不利影响,多年来,日本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断进行实践与改革,取得了一些效果。研究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有益于我国应对迅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据 2011 年日本高龄社会白皮书,以 2011 年 9月 15 日计,老龄人口 2980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3. 3% 。与 2010 年的 2956 万人,23. 1% 相比,人口增加 24 万人,上升了 0. 2%,老龄人口数和所占比例都创造了历史新高。从年龄层次看,70 岁以上老龄人为2197 万人,占总人口的17. 2%,比2010 年增加 68 万人,上升了 0. 6%,75 岁以上老龄人数为1480 万人 ( 同 11. 6% ) ,增加了 53 万人,上升了0. 5% ,8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866 万人( 同 6. 8% ) ,增加 38 万人,上升了 0. 3%。
从男女性别看,男性 1273 万人( 占男性人口的20. 5% ) ,女性 1707 万人( 占女性人口的 26. 0% ) ,女性比男性多 434 万人。
把人口性别比( 相对女性 100 人的男性人数)以年龄层分为三类,0 ~14 岁为 105. 2 人,15 ~64 岁为 101. 3 人,男性人数多于女性,而 65 岁以上为74. 6 人,女性多于男性。此外,70 岁以上男性为69. 4 人,75 岁以上男性为 62. 1 人,80 岁以上男性为 52. 4 人。
2003 年,日本 65 岁以上的老人达到 2431 万人,占总人口的 19. 0%,65 岁以上人口中,男性1026 万人,占男性人口的 16. 5% ,首次突破 1000 万人; 女性为 1405 万人,占女性人口的 21. 5%,比男性人口多 379 万人。
1950 年以后,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1985 年达到 10. 3% ,首次超过 10% 。之后,每年增加 0. 5%,2003 年达到 19. 0%,总人口中,大约 5 人中就有一人是 65 岁以上的老人。65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今后还会继续增加,预计到 2015 年将达到总人口的 26. 0%( 约 3277 万人) ,大约 4 人中就有一个65 岁以上的老人。
老年人口指数是 65 岁以上人口占 15 ~64 岁年龄段的人口比率,1950 年,日本老年人口指数为8. 3% ,1970 年为 10. 2% ,1990 年为 17. 3% ,2000 年为 25. 5%,2003 年为 28. 4%,预计老年人口指数今后还会增加,2025 年将达到 48%,估计 15 ~64 岁的劳动力人口中,约两人负担一个 65 岁以上的老人。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人口老龄化更快,日本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 7%上升到14%( 翻一番) 只用了 24 年( 1970 ~1994) ,而德国用了 40 年,英国用了 47 年,意大利 用 了 61 年,法 国 用 了115 年。
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特点首先是老龄人口发展速度快,数量大,高龄化。自 1970 年开始,日本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00 年已经基本赶超了欧美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次是老年抚养比大,老年人与子女同居率比例下降,传统的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赡养方式正在发生着改变。第三是与老年人护理息息相关的“社会关系资本”也呈现不断削弱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老人独自在家成为“空巢老人”,无法获得密集的社区服务,生活状况不容乐观,社会参与度下降。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等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养老金、医疗费用等老年赡养负担加重,劳动力供应减少,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等,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抚养系数的提高,其结果是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抚养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在现代社会,由家庭和社会共同负担老年人口的赡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的总额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社会承受的养老支出压力增加,老年人的医疗费用高,给家庭和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严重影响。此外,还需要为老年人提供文化娱乐、生活照料、社会参与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设施和服务的保障,这就增加了社会在老年人福利方面的支出。
二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加,劳动力总量相对下降。由于劳动力年龄上升,体力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劳动力总体质量相对下降,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和那些对开拓创造能力要求较高的产业更是如此。劳动力数量的不足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
三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由于中年和年长劳动力已形成较为固定的工作、生活习惯,一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工作、生活习惯,使劳动力不易从衰退产业和地区转移到新兴产业和地区,从而造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采取了主要包括: 完善法律法规等养老服务体系,推迟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积极发展老年产业,为老年人提供优质服务等一系列措施。
( 一) 法律法规建设。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现在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先后出台了《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国民年金法》、《高龄老人保健福利推进 10 年战略计划》、《看护保险法》、《社会福利士及看护福利士法》、《福利人才确保法》、《关于社会福利服务基础结构改革》等,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这就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老人的社会福利、医疗保健、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基本权益,使老人事业有法可依。其中,《老人福利法》强调国家和社会应该通过建立福利设施,收养那些在家中养老有困难的老人,并通过老人福利院、福利服务和开展终身教育等福利措施来保障老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安定。《老人保健法》强调疾病预防、治疗及功能训练等综合性保健。1990 年,日本政府修改了《老人福利法》和《老人保健法》,目的在于构建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福利与保健相互协作、功能交叉的老人保健福利规划,要求应把居宅福利放在优先地位予以考虑,并建立老人福利信息收集、反馈的网络服务,以方便居民利用。
( 二) 在养老形式方面。
日本老人养老的主要形式: 一是家庭养老,另一个是社区化居家养老。日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以家庭养老为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已不完全适应老龄化社会,主要因为年轻人很难有精力照顾家中的老人,再就是青年人的思想、观念与老年人传统的行为方式有碰撞,家庭养老形式影响家庭和睦,进而波及社会的稳定。现在,日本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完善的社区化居家养老方式,该方式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室内外环境设置,保证其与社会的接触交流,尽可能长地保持其独立生活能力。在日本,80% 以上的老人选择社区居家养老方式。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注重开发护理、医疗、保健、娱乐等多项指标,旨在按照老年人的需要为其提供家里家外的全方位服务。这种以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基础、以多项指标开发为原则、把家庭和社会结合起来的多元化养老方式,更符合日本现代社会养老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 三) “社会保障、税收一体化改革大纲”。
为提高对儿童及育儿援助等社会保障,构建国民放心的“全世代对应型”社会保障制度,进而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的财源和良好的财政状况,2012年,在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以提高消费税率为内容的“社会保障、税收一体化改革大纲”。同年,国会也提出了与“社会保障、税收一体化改革大纲”相一致的社会保障改革相关法案和税制修改法案,以此来推动改革。
( 四) 促进就业与增加所得。
政府委托民间职业介绍机构从事老年人的再就业工作,设立接纳老年人再就业补助金。由职业介绍机构为到退休年龄暂时不想退休的老年人介绍工作,若被其他能发挥其知识和经验的企业聘用,则政府给予聘用单位资金补助。
( 五) 健康、福祉方面。
1. 实施保持老年人体力的援助工程。增进和保持老年人身心健康是国家的重要责任,老年人要生活得有意义,就需要定期地运动、活动,老年人的生活从工作中心向区域社会中心转移,需要进行与其年龄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运动或活动。政府实施保持老年人体力的援助工程,如通过举办老年人健康研讨会等,努力创建一个充满健康活力的长寿社会。
2. 必要的护理服务。为了实现区域居民尽可能在原常住地接受持续的护理服务体系的目标,实行访问照顾、访问护理紧密衔接的“定期巡回,随时服务”,增加小规模多功能型的居家访问照顾或护理的上门服务点,改造旧住宅使其适合老年人居住。
提高护理服务水平。修改护理保险法等,遵守基础护理规定。
3. 推进区域间的相互支援。为防止老年人的“孤立死”现象,采取区域配合,交换老年人信息,对区域配合的先进典型事例的经验进行总结,开展区域综合性配合的支援活动。此外,为了推进区域福利等,对独居老人的生活给予特别的关注。
4. 开展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加强对老年人医疗服务人才的培养,建设并增加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点,制定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的目标,建立医疗合作体制,改善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
( 六) 学习、社会参与方面。
1. 老年人生涯学习基础设施建设。开设全国老年人生涯学习网络专栏,发挥生涯学习活动成果,解决社会性课题。由行政机关、来自于大学、非政府组织团体、企业等人士进行共同探讨,相互交流研究成果,建立起跨部门的相关者网络。培养具有优良素质和专业能力的社会教育工作指导者。
2. 老年人的社会性参与和生存价值。为促进以地域为主体,以相互协作的老年人为对象的生涯学习,鼓励老年人的社会性参与,充分体现老年人的生存价值。建立学校支援组织,广泛利用学校放学或周末等的多余学习设施,通过举办研讨会,进行学习交流活动。创造由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区域居民参与的青少年教育环境,开展家庭教育支援等活动。此外,为老年人创造便于外出旅游的环境。
( 七) 生活环境方面。
1. 发挥民间出租房屋的作用。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民间出租房屋,在谋求与地方公共团体合作的同时,改建民间租赁房屋的空置房,确保育儿家庭、残障者家庭等对住宅的需求,通过合同管理,建立出租事业支援制度。
2. 优化住宅市场环境。为了扩大改造二手房的市场,利用互联网等向消费者提供二手房与二手房改造信息,充实担保责任保险。采取民间出租房屋改造等措施,优化市场环境,以适合老年人、育儿家庭等租赁。
3. 创造适合老年人居住的环境等。广泛征集意见,建设有益于确保老年人居住的稳定住房、社区,总结有创新和推广价值的做法,推进老年人住房等工作。
4. 提醒老年人防止诈骗。汇款欺诈和谋利劝诱案的犯罪团伙往往会利用登载有老年人的名册信息。因此,警察对在办案过程中得到的老年人信息要做好__,防止外泄。警察要委托公司的操作员,以此信息为基础,通过电话提醒受害者。
5. 形成具有活力的居住地。近年来,在山区乃至城市中,由于人口老龄化、食品零售店等减少给居民购物带来不便和困难,因此,在购买食品等困难的地方,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民间团体与市镇村合作,为老年人购买食品等提供支援。
6. 老人生活环境学的研究。老人生活环境学是日本针对老龄化问题开展的广泛而详细的重要研究之一,其重点是研究如何通过建筑和环境设计来为老龄人创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为了日本即将到来的超老龄化社会做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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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的分配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代我国的人均GDP是根据我国国家总人口数进行平均分配的,这样会导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口增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对象对增多,结果可能会有所降低。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人口老龄化问题一直是我国备受关注的话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双面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推进,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颇为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于我国社会的生产发展、社会分配以及社会消费水平等都具有产生了影响。另外,如今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给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其一,人口老龄化严重,导致企业生产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方面成为薄弱性环节,不能够进行更新换代,在工作方法上的创新意识比较薄弱,会对现代化的企业运营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其二,在城市中,到了退休年纪的人部分可以享受退休待遇,生活能够得到保障[2]。但是在农村等偏远地区,村子里的老人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市里发展,使得农村人口急剧流失,留下来的都是老人或者儿童。村里的老人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没有所依靠的对象,对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其三,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的财政造成了严重的负担[3]。人口老龄化,随之带来的医学设施、生活必须品、社会公共设施等都会产生一定的支出,我国的经济迎来了挑战,对于财政的分配和发展都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二、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生产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在社会生产的技能方面,工作时间久的员工工作经验比较丰富,通过自身的经验和阅历,掌握了娴熟的工作技能,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提高生产质量,对于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具有积极性的影响。
其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企业的人才在面临着更新换代,如今的大学毕业生缺乏工作经验,专业技巧不熟悉,很难独自开展工作,这时企业可以通过老员工带领新员工的方法,让新人进行长时间的学习与实践,学习老员工的经验和技巧,为培养新型的工作人才提供重要条件。
其三,人口老龄化严重会使得员工为企业的工作时间延长,退休时间延后。在企业工作的时间长,能够保持高效的工作效率,熟练工作技巧,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2013年有关部门对于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进行了评估,发现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提高,也就意味着人们的平均工作时间也在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产生,能够让老员工的资历不断加深,工作技巧不断积累,有利于企业的运营。
2.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消费水平的影响
在积极方面,人口老龄化刺激了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间接的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起到了经济循环发展的作用。如今,我们在市场上经常会看见很多老年人的保健品,而且价格都很高,子女为了体现自己的孝顺,对于保健品的采购量逐年上升,刺激了保健品市场的发展。像我们经常从广告上看到的脑白金、黄金搭档、善存等都是知名的营养品,近几年,像这样的营养品消费市场越发的火爆。
市面上凡是与老年人有关的商品价格不菲,宣传重在展现儿女的孝心,刺激了老年产品市场的发展,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由于老年人的年龄不断增长,在医学领域的支出会越来越大,刺激了医学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对于老年人来说,健康尤为重要,要进行定期的身体检查,由于身体不适就医等方面都会花费不小的生活支出,促进了医学经济的发展。在消极方面,如今,我国的老年人的收入都不算很高,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是成正比的,除了儿女为老年人买的老年用品外,老年人自身可能会因收入水平而影响消费水平,遏制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3.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分配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的分配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代我国的人均GDP是根据我国国家总人口数进行平均分配的,这样会导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口增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分配对象对增多,结果可能会有所降低。苏子和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的年轻人纷纷迁移到城市发展,老人和儿童被留在农村,对于老人而言,缺乏一定的劳动能力,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消极的影响。
但是进行社会分配时,要用国民生产总量去除以国民的总人数得出的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至2050年,老年人口增长的比例要高于少儿人口下降的比例,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我国大力提倡计划生育,以此来减小儿童的增长比例,严格控制我国人口数量,缓解人口基数过大的现象,有效的平衡社会分配现象。虽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但是可以相对的降低儿童数量的增长率,使得我国的人口数量维持一定的平衡,提高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动力。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求量在不断的增加,导致我国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加,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老龄化现象的严重也促进了我国消费水平的增长,刺激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我国总行和国力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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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口老龄化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早在1999年我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达到10%,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12.7亿人,60岁以及60岁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4%,说明我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1、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最短是日本用了25年,故我国人口龄化速度与发达同家的速度相比十分惊人。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1%,以后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人口的1/5,占亚州老年人口的1/2。开成原因,由于我国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减少了出生,减轻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同时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造成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出现了低生育、低死亡的结果,从而显得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
2、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大。当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94年41岁延长到70岁,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低收入国家之一,由于人口老龄化,政府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大了对经济的压力。
3、老龄化分布不均和高龄化十分明显。大中城市已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大中城市,如上海市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北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4.6%。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入城市。由原来老龄化城市高于农村而变为两者正在接近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年青人口增加,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我国老龄人口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1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机率高,生理自理能力差,因此需要经济和生活照顾的双保证。
随着老龄化高龄人口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老人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据统计,50%以上城镇老年人银行基本无存款,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理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
5、老龄化对其它方面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有相应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脱离最低生活保障一线的困难加大。
1、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少未来老来人口。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发生效应的政策,一旦失误很长时期难以挽回。只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才能减少老年人口的增加,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不动摇。
2、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增加老有所养措施。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由现收现付体制改为“流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的成功果实。同时, 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社区、家庭、个人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城镇要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待遇结构多层次、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方式社会化的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与村级扶持相结合,发扬子女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保证老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切实保障孤寡老人的五保待遇,健全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
3、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健康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解决医疗经费来源,逐步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口及家庭不致因病致贫,积极开展以老年然为主的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研究。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建立健全老年病防治研究机构。开设老年医院、老年人护理院、老年医疗康复中心、老年病门诊,实施家庭病床,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工作,针对老年人特点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4、拓宽渠道,发展老龄产业。老龄产业大多一是卫生保健服务业,二是家政服务业,三是日常用品制造业,如老人交通工具,四是人寿保险业,五是旅游、娱乐业,六是房地产业如:老年公寓,七是老年教育产业,八是咨询服务业,在实施中,应简化手续,减免税费,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多元化投资使老龄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5、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功能。社区应积极实施老人照料,老年食堂、托老所,法律空间服务站,文体娱乐设施,开展多样化的老年体育健身活动, 积极兴办托老院、敬老院、福利院和各种照料老年人的社区服务组织。做到小事不出门,难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道)。
6、尊老爱幼,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有着“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应加大宣传和发扬光大,使全社会都来关心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形成良好尊老爱幼的风气,积极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使老年人有一个温馨、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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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北省为例,利用灰色理论的GM(1,1)预测模型对湖北省2014-2060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未来47年湖北省老龄化程度将逐渐加深,到2060年老龄化系数将达25.56%。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7个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分析,结果发现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等有较强的关联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小。最后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和关联度分析,对湖北省老龄化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GM(1,1)模型;灰色关联度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使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产生“未富先老”现象。2002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8.81%,从此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93%,居全国第9,这一占比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0.61%。2013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比9.91%,居全国第1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023%。老龄化社会给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给湖北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带来巨大挑战。
国内诸多学者和研究者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所研究,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王金营,梁俊香(2008)从未来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出发,对社会保障的战略设计和体系构建面临的诸多矛盾给予了分析,认为我国应该从长期的角度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的能应对未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社会保障体系。袁俊等(2007)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分异特征,揭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和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张冬敏(2010)以人口扰动为切入点,分析了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波动,并构建人口扰动模型,测定人口波动规律,判断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人口扰动的关系。侯大强(2012)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Leslie模型对湖北省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胡芬(2011)利用灰色―线性回归组合模型预测了湖北省老龄人口。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叶宁,尹文耀(2006)研究了人口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提出各项应对措施。杨雪,侯力(2011)研究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姚从容,李建民(2008)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得出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在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基础上,利用灰色预测理论对湖北省老龄化人口进行预测和分析,并运用灰色关联度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度分析,最后根据老龄化人口与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及老龄化系数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建议。
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为5799万人,城镇人口有3161.03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54.51%;乡村人口有2637.97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45.49%;出生率为11.08%,死亡率为6.15%,自然增长率为4.93%;从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上看,0-14岁的有866.37万人,占14.94%;15-64岁的有4357.95万人,占7515%;65岁及以上的有574.68万人,占9.91%。2013年湖北总抚养比达33.07%,少年儿童抚养比1989%,老年人口抚养比13.18%。湖北省人口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阶段性缓慢增长趋势。2001-2004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44%、2.21%、2.32%、2.40%,保持在2.21%―244%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阶段;2005-2009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05%、313%、323%、271%、3.48%,在2.71%―3.48%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2010-2013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34%、4.38%、4.88%、493%,保持在434%―4.93%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阶段。
第二,人口结构中少年儿童系数比大体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湖北省少年儿童系数为22.43%,而到了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4.09%和14.95%,在12年的时间里系数下降了7.48个百分点。
第三,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系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湖北省2001年的老年人口系数为6.73%,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0.76%和9.91%,2013年比2001年提高了3.18%。2001年湖北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51%,而到2013年已经达到13.18%,与2001年相比提高了3.6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少年儿童系数减少,承担养老的子女减少,这将会给社会养老方式和社会保障带来更大的挑战。
2.1 灰色GM(1,1)模型介绍
灰色系统理论的GM(1,1)模型适用于贫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的预测,抗噪声能力强,优于传统预测方法,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态、工程预测控制等领域。灰色GM(1,1)建模过程如下:
(1)设一组原始数据为X(0)=x(0)(1),x(0)(2),…,x(0)(n),对X(0)作一次累加,得到生成数列为X(1)=x(1)(1),x(1)(2),…,x(1)(n),其中,x(1)(k)=∑ki=1x(0)(i);k=1,2,…,n。
(2)生成X(1)的邻均值等权数列,且Z(1)=z(1)(k)/k=1,2,…n,其中,z(1)(k)=0.5x(1)(k)+0.5x(1)(k-1)(k=1,2,…,n)。
(3)根据灰色理论对X(1)建立关于t的白化形式的一阶一元微分方程GM(1,1):dx(1)dt+ax(1)=u(a,u表示待解参数),设Φ=[a,u]T,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则Φ��=[,]T=(BTB)-1BTY。
令Y=x(0)(2)x(0)(3)x(0)(n),B=-z(1)(2)1-z(1)(3)1-z(1)(n)1
(4)解出Φ后,即可得到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的解:(1)(k+1)=x(0)(1)-e-k+。
(5)将上述结果累积还原,即可得到预设值:
(0)(k+1)=(1)(k+1)-(1)(k)=(1-e)x(0)(1)-e-k
2.2 老龄化人口预测及趋势特征分析
根据《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4)整理了2001-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数、65岁以上的人口数以及老龄化系数的数据(见表1),对湖北省2014-2060年的老年人口总数及老龄化系数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见表2。
由以上预测分析,可知湖北省人口老龄化速度较稳,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2014年65岁以上人口达619.66万人,老龄化系数为10.71%。到2060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65岁以上人口超过全省总人口的1/4,老龄化人口将达到1601.58万人,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湖北省未来50年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比2014年增加了981.92万人,年均增加21.35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09%。从表2中的预测数据可以看出湖北省老龄化系数逐年增加,增速稳定,2011-2020年这十年的老龄化系数增速为1868%,2021-2030、2031-2040、2041-2050、2051-2060这四个十年的增速均约为18.56%。2015-2060年每年的同比增速保持在1.91%。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区域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此外,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出现城乡倒置现象,大城市的老龄化系数反而比中小城市低,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3.1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灰色关联度来分析和确定系统因素间的影响程度或因素对系统主行为的贡献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参考数列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比较数列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
(2)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初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第一个数得到的新矩阵。均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矩阵所有元素的平均值得到的新矩阵。区间相对值化。
(3)求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系数ξ(Xi)。参考数列X0,比较数列X1、X2、X3…,比较数列相对于参考数列在曲线各点的关联度系数ξ(i)η(k)=
minminX�洌�0)(k)-X(0)(k)+ρmaxmax|X�洌�0)(k)-X(0)(k)||X�洌�0)(k)-X(0)(k)|+ρmaxmax|X�洌�0)(k)-X(0)(k)|
称为关联系数,其中ρ为分辨系数,0<ρ<1,第二级最小差记为Δmin,两级最大差记为Δmax。Xi曲线上的每个点与X0曲线上每个点的绝对差值记为Δoi(k)。因此关联度系数ξ(Xi)也可简化为下列公式:
r(x0(k),xi(k))=miniminkΔoi(k)+ρmaximaxkΔoi(k)Δoi(k)+ρmaximaxkΔoi(k)
(4)求关联度。r=1n∑nk=1η(k)称为X�洌�0)(k)与X(0)(k)的关联度。
(5)排关联序。因素间的关联程度主要用关联度的大小次序描述,而不仅是关联度的大小,将m个子序列对同一母序列的关联度按大小顺序排列,便组成了关联序。
3.2 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关联度分析
通过文献研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以下7个变量,分别用X1,X2,…,X7表示,其中,X1为少年儿童系数(%);X2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3为城镇恩格尔系数(%);X4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万元);X5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X6为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人);X7为城镇人口比重;X0是参考数列,表示65岁以上的人口比(老龄化系数)。2001-2013年湖北省上述各影响因素及X0的原始数据见表3。通过MATLAB软件编程计算X0与X1,X2,…,X7各个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值的大小,结果见表4。
按照灰色关联度大小对7个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其关联序为X7>X3>X5>X6>X1>X2>X4。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口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最大,为0.94,相比于农村,城镇有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和较好的生活环境,老年人死亡率较低,这便促使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方向转变。城镇恩格尔系数与人口老龄化系数也有较强的关联度,为093,城镇恩格尔系数比农村恩格尔系数小,即城镇人口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小,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越小,地方越富有。城镇条件优越,生活交通较为便利,广大居民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用于陶冶情操的文化艺术、健身等方面的支出稳步增长,从而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必将加剧湖北老龄化进程。卫生技术人员数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关联度,为0.92,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老年人死亡率自然会降低。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为0.91,地方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人数越多越普及,人们综合素质得以提升,懂得更多健康之道,人们更加长寿。少年儿童系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高,为0.87,少年儿童系数的大小对老龄化系数起决定性作用。从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的关联度较小,分别为0.78和0.71,说明湖北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了湖北省未来47年的65岁以上人口数和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显示,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将达1601.58万人,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届时湖北省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湖北省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关联度最大,为0.94;城镇恩格尔系数、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少年儿童系数分别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的关联度,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相对其他因素而言较小。根据灰色预测模型和灰色关联度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项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第一,建立完善的以社区服务和村镇卫生院为主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卫生技术人员数有较高的关联度,说明卫生医疗保障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65岁以上人口增多,意味着医疗保障的费用将增加,极有可能造成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建立覆盖广、效益高、费用低的较公平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产业格局,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根据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的关联度最大,城镇化率对于人口老龄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完善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工作十分紧要,关键要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积极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制定政策,将老龄服务业列入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项目,创新老龄产业融资方式,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兴办老龄产业,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建设一支为老服务的职业化日常看护、医疗保健、心理辅导服务队伍,鼓励和号召志愿者参与到为老年人服务的过程中来。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需求,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要提前布局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产业链,发掘与老年人相关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产业。
第四,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表明,老龄化系数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相对于其他因素较小,可知湖北省老龄化有“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的现象。应提前做好应对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的准备,除了政府发力外,还应充分发挥个人与家庭、市场、非营利机构的积极性,健全养老、医疗等制度。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为依据,制定短期、中长期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
第五,延迟退休,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湖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不争的事实,全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在逐渐加重,这必然使得老年抚养比增加,加重社会和家庭的财政负担。因此,延迟老年人的退休时间,让有能力的老年人为社会建设继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有研究表明,“老有所为”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客观的要求,它可以消除劳动力的不足担忧,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延缓退休,可以增加社会劳动力,帮助更多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同时减少家庭、社会、政府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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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间的异速增长系数开始超过均衡的监界值,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表明,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越来越严重,土地城镇化增长的速度超过城镇人口增长对其产生的需求,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的模式。实证研究结果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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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重大结构性调整,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需要由依靠外需转为依靠内需。城镇化作为国家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手段,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关乎中国未来经济能否长期健康发展。城镇化,一方面是指城市面积的对外扩张和城镇化量的增加,即土地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城镇化也指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城镇定居人口数量和规模的增加,即人口城镇化。土地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能否协调发展,决定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国内外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例如:孙海鸣(2005)指出,我国不合理的行政规划造成了中小城市过多,大城市偏少,而中小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有限,使得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1];周飞舟(2006)认为,当前我国的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土地财政”来支持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从而造成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2];郑有国(2011)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秉持的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不得不以廉价的土地作为吸引投资的筹码,从而造成了以工业园区发展为代表的土地城镇化的过热势头[3];姚士谋(2012)、李子联(2013)分别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土地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衡的原因[4-5]。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判断,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学理分析不足。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其次,从外在和内在的制度机制角度,探寻造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失衡的原因;最后,根据前文的分析提出相应的结论和对策建议。
二、我国人口与土地镇化协调性模型设定
我们引用异速生长模型(allometric growth mode),分析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关系[6]。异速生长是指系统的某个局部与整体的几何测度关系: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与系统或其另外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有恒定的比值。
Naroll和Bertalanffgy(1973)最早将异速生长模型用于研究城乡人口变化的对数线性关系[6]。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引入异速增长模型,用于研究城镇化体系及体系中两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异速生长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y为子系统的某种测定或整体的局部;x为整体的另一个局部或整体与子系统的某种测定;参数b为标度因子,或称为异速生长系数,是y与x各自增长率的比值。运用数学变换可以将上述异速生长模型转换为幂函数形式:y(t)=ax(t)b,当y(t)表示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时间序列,x(t)表示城镇人口数量的时间序列,转变后的异速生长模型就是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动态关系评价模型。根据遍历性公理,也可将时间序列的动态评价模型转变成空间评价模型:y(k)=ax(k)b,此时y(k)和x(k)分别表示在同一时期内k个不同城镇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的序列。
异速生长模型的关键问题是判定异速生长系数b的值。关于b值的确定,理论界早有研究,在计算方法上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认为异速生长系数值取决于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二者维数的商。Nordbeck(1995)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城镇面积是二维变量,城镇人口数量是三维变量,得出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为2/3。当b=2/3时,城镇面积的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相等,此时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最为协调;当b>2/3时,为正异速增长情形,此时,城镇面积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当b<2/3时,为负异速增长情形,此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样处于不协调状态,表现为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后来的学者将分形概念引入模型,认为异速生长系数b的值等于城镇面积与城镇人口二者分形维数的商(White and Engelen(1993)[7],Batty(1998))[8]。根据分形概念确定的b的临界值为085。同样,当b=085时,城镇面积的增长与城镇人口需求的增长相一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反之,则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b>085)或土地城镇化滞后型(b<085)。根据多个不同国家的研究结论表明: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为085要优于2/3。从数值上看082大于2/3小于1,以其为标准既不会过窄,也不会过宽。因此,本文选择085作为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以其作为判断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协调性关系的标准。具体判断标准见表1:
(一)总体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1-2012年间,我国576个县级以上城镇的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据,构建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异速生长模型,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进行实证研究。
2001-2012年,我国576个县级以上城镇总体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的异速生长系数b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明显看出,2005年之前,我国各年的异速增长系数均小于本文设定的临界值085,为负异速性增长。从理论上讲,这表明2005年之前,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速度小于城镇人口增长对城镇面积的需求,城市用地偏少。从异数生长系数的具体数值上看,2005年之前,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虽然处于负异速增长的不协调状态,但在此期间的b值与临界值085比较接近,说明这一时期内我国整体上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规模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
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间的异速增长系数开始超过均衡的监界值,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表明,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越来越严重,土地城镇化增长的速度超过城镇人口增长对其产生的需求,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的模式。实证研究结果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符合。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过于粗放,新城区和开发区建设缺少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盲目建设现象严重,导致大量新城区建成后处于长期闲置状态,人口入住率极低,各地均出现了所谓的空城或鬼城现象。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城镇总体的异速生长系数呈震荡上升的趋势,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合理解决好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否则城镇化的发展将走向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分析
按照城市的人口数量对我国县级以上城市进行分类,市区非农业人口在2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100-200万之间的为特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50-100万之间的为大城市;20-50万之间的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我们将各年不同规模城市作为整体,分别对各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按照异速生长模型设定的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不同规模城市历年的异速生长系数值,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异速生长系数差异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在2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在2007年之间异速生长系数一直高于临界值085,呈正异速生长。说明在此之前我国超大城市土地城镇化的扩张幅度大于人口增加的需求;同时,从2004年开始,超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由递增转为递减,说明随着人口不断向超大城市的流动,城市的面积扩张与人口增长逐渐趋于协调。但是,自2007年之后,随着人口进一步流入超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与临界值的差距开始拉大,城市面积的扩张越来越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
2特大城市的异速增长系数在此期间一直处于递增的状态。在2002年之前,我国特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临界值以下,但是,在2003年后,异速生长系数始终处于临界值的上方。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2003年之后,特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的平均值达到了1064,突破了1,说明我国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超需求扩张问题十分严重,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严重失衡。
3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2006年之前均超过了1,表明2006年之前,我国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迅速,超过了大城市城区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且土地与人口之间关系的失衡十分严重。2007年开始,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逐渐向临界值回归,城市面积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失衡关系得到缓解。
4人口在20万到50万之间的中等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样本期间内一直处于递增态势,并且除2002年之外,全部都处于异速生长系速临界值的上方。说明中等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扩张的速度一直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从具体数值上看,中等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2005年之后一直维持在1以上,突破了城市用地超需求扩张的合理范围,土地城镇化过快,表现为严重的人口滞后型城镇化。
5小城市异速生长系数呈震荡上升的趋势。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大多数是县级城市,与地级以上的大中型城市相比,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发展缓慢,异速生长系数长期处于临界值以下,并且在2005年之前一直低于08,突破了异速生长系数的下限。说明在此之前,我国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严重,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的需求,表现为严重的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从2002年开始,县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开始增长,到2006年左右,基本接近临界值水平,土地城镇化不能满足人口城镇化的状况得到了缓解,二者处于相对协调的状态。但是,从2008年开始,县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超过了临界值,并一直处于其上方,县级城市开始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
总体来说,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均存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超大城市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区位优势吸引着大量人口的流入。近年来,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发生了一定的逆转。人口的过度拥入,导致超大城市出现了土地滞后型的城镇化。二是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过快的土地城镇化。近年来,1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开始了城市建设的快速扩张期,新城区、开发区大量上马,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特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之间关系的失衡越来越严重。作为地区型中心城市,特大城市虽然对区域内的比较有吸引力,但对区域外人口的吸引力远不如超大城市。
因此,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后,能否得到足够人口的填充,将是特大城市城镇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小城镇土地城镇化过快的问题。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近年来,地方中小城市也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在我国当前的政府主导型资源配置体系下,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是极为有限的,在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如果不能合理协调城市建设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结果必然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城镇化的泡沫,影响城镇化的可持续长远发展。
(三)不同区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分析
按照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况,通常将我国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部分。从经济发展角度,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明显,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仍十分落后。在城镇化发展方面,东、中、西部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距。2012年,东部地区平均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1%,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7%和43%。
为此,本文将分析我国不同区域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以《2001-2012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不同区域的县及县级以上城市作为样本,共计663个样本。其中,东部地区265个样本,中部地区234个样本,西部地区164个样本。通过构建异速生长模型,分别对各年不同区域城市的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按照异速生长模型设定的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城市历年的异速增长系数最高,始终处于均衡的临界值085以上,说明东部地区城市面积扩张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需要,土地城镇化的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中部地区在2003年之前城市的异速增长系数在08以下,建成区面积不能满足城镇人口增长的需求,2003年之后情况有所改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处于基本协调的状态,但从2005年之后,中部地区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开始加快,土地城镇化高于人口城镇化的失衡问题开始突显;西部地区的城市建设也落后于中东部地区。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自2009年以来,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速度加快,人口城镇化开始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
从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当前,我国不论从总体上还是分区域亦或是从不同城市规模角度看,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衡问题都十分严重,而失衡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建设面积的扩张速度过快,超过了城镇人口增长引起的土地需求增加,即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一)外在制度的影响
二元土地制度是对农村和城市土地所有权的不同规定,即农村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全部为国家所有,不同的土地权属决定了不同的土地市场。现有的法律规定,农业用地要想转为非农用地进入市场进行流转,必须先将土地的所有权性质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国家所有制,地方政府作为土地所有权转换的唯一权利人,垄断了非农用地的供给,占有了土地转换过程中的绝大部分价差收益。二元土地制度的存在,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城市空间扩张上的动力,成为土地城镇化过快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权,增加了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难以支撑大量的行政和建设支出,使得地方政府只有依靠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来维持政府运转。当前,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仍是以GDP作为标准,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投入,而现有的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只能依靠土地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土地的城镇化运动,不仅解决了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问题;同时,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带来的一系列投资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对地方政府而言可谓一举两得。
二元土地制度和以分税制为主要形式的现有财税体系,是影响土地城镇化过快的制度因素,但并不能够解释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象。当前的研究成果,对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原因的制度解释主要是从户籍制度方面进行。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解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国家实行了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并在1958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的实行,使得居民的户口与其所能接受的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为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居民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没有基本的居住、子女就学、医疗等基础的社会保障支持,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向城镇的转移,使得人口城镇化速度进展缓慢。
(二)内在机制的影响
探寻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内在机制还需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切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一直表现为投资驱动型,三十多年间资本累积的速度不断加快。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由382%迅速上升到506%,资本积累的速度约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投资增长带来的资本积累增加的前提是要保持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这也是维持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条件。
在最终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政府只能通过对生产的上游资源的控制,人为压低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达到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的目的。
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工业投资对原材料产地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使得工业投资的区域替代性增强,各地方政府争夺投资资本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大幅降低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有些地方甚至不惜以零地价或负地价的形式向投资商提供土地。政府对工业用地的低价供应,是对资本积累的补贴,造成了全国各地区不断出现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和新城区,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土地城镇化速度越来越高。
为了弥补工业用地出让方面的财政收入损失,地方政府采取了不断抬高住宅用地的价格策略,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低工业用地价格、高住宅用地价格的土地价格双轨制。近年来,各大城市不断出现的“地王”现象,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证明。住宅用地价格的不断攀升,导致了房价的不断上涨,结果是农村居民迁入城市的成本增加,严重阻碍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测定的结果表明:自2005年后,我国总体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出现失衡,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对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来,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开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从不同区域看,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问题最严重,其次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造成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原因,除了现行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外在的制度因素外,我国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基于前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现有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在制度层面上造成了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失衡,需要中央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对现有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革。其中,土地制度上,要限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权,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户籍制度的改革,要保障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公共福利的均等化;财税体制的改革,要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避免地方政府的土地城镇化冲动。
2限制超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
前文的研究表明,超大城市已出现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超大城市由于拥有较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吸引着人口不断地流入,“大城市病”已开始显现。因此,应对大城市的发展加以限制,给予中小城市更多的权利,鼓励中小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向中小城市转移。在缓解超大城市人口压力的同时,也解决了中小城市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
3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镇化发展的资金缺口较大。
我国城镇化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由于缺少资金,不得不以土地出让金作为筹资的源泉,带来的后果则是土地城镇化的过度发展;同时,由于缺少资金,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减少在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造成了人口城镇化的滞后。因此,为了缓解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缺口,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参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国外城镇化发展历程证明,公私合营的PPP模式,对于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缓解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而且对于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流动,减少对资本市场冲击以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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