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全文如下：

摘要：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密切，有利于大学生文化认同和健康人格形成。当前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将传统文化内容与时代紧密结合，改进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是汉文化圈的源头和中心，在宽广的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经过世世代代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有道、佛等思想的多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大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是党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个人成长的必须。教育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一、弘扬传统文化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需要

1.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文化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一经诞生，就对人发生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个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文化熏陶，形成与特定文化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或多或少接触到传统文化理念，已经初步完成了社会化，具有朦胧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思维行为取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其已形成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2.传统文化是抵制不良文化渗透的屏障。

社会不良文化是侵蚀、腐化人们思想，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破坏作用的文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社会不良文化具有存在传播的土壤。社会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物质享乐，奢靡浮华;讲求个人中心，崇拜权势和金钱;放弃道德操守，崇尚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抵御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性文化，核心部分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具有明显的育人功能。它关爱肉体，关心生命，不自虐，不极端，讲中和，讲奉献，设置了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集体服务的人生价值。传统文化认为，个人生命由父母给予，同时承担延续祖宗生命的重任。因此，个体是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生命之树上的枝叶，其价值在于更好的促进大树繁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契合，具有内在统一性。

二、弘扬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1.有利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与欧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集体主义。集体是价值的主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有宗法制集体主义存在各种弊端，完全无视个人利益的极端集体主义已经被否定，但集体主义不会过时，它滋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生动的素材。

2.有利于大学生基本道德规范培养。

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和”，最高理想的实现，依赖每个社会个体知礼守规，道德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道德标准。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现阶段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脱胎于传统文化，扬弃了传统道德中等级、忠君等封建糟粕，发扬了爱国、勤俭等内容。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的生动解释，以“诚信”为例，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名言和故事。

3.有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养成。

心理学上的“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可以笼统的称之为“个性”。目前对于健康人格的评价标准一般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自我意识;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大学生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刘洋泼熊”“马加爵行凶”等校园案件，凸显了当前大学生群体人格障碍问题。大学生中常见的不良人格倾向有妒忌、偏激、自卑、自我中心、孤僻等。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现实完美人格的典型“君子”，为大学生提供了目标。

三、在大学生中弘扬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1.近代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思想界痛定思痛，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力图引进西方文化，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在批判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内容被放大，甚至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在这种批判多于继承的历史背景下，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认同程度不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通过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传递给大学生。

2.受教育者大学生喜新求异的群体特点。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大学生处于人生智力发展的高峰时期，思维独立性和批判性显著增强。进入大学校门后，大学生脱离了家庭的呵护，学业压力减轻，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思考人生问题，成人意识增强，渴望证明自己的成人地位。大学生不迷信书本，不拘于传统，相对于已有结论，他们更倾向于经过自身思考，提出新的见解。传统文化作为自古流传的内容，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大学生的新奇特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利用班会年级会，开辟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3.学校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内容缺失。

我国教育体系重技能轻人文、重“成才”轻“成人”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升学率依然是社会衡量中学教育的绝对标准。在就业率考量标杆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越来越向应用型靠拢，绝大都数高校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大学生面临就业的激烈竞争，学习的重心大都放在过级、考证、考研等更有实际效用的内容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仅限于兴趣爱好或消遣。各类学校应提高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植根民族土壤，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民族品格，自觉抵御不良文化渗透，开拓向前，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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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 (geopolitics)，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地缘政治学又称“地理政治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发展战略与地缘政治中的台湾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发展战略与地缘政治中的台湾问题全文如下：

提 要：台海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力战?力和?--都需要我们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审视。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系亚太地区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利于中国不失时机和平发展。台海危机如果继续升级演化为战争，将改变亚太地区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和平发展是美国弃台湾之后的第二步棋，这种迹象已经明显。日本坐收渔利。日本加快了海洋扩张的步伐，对中国海权和海域资源构成严重威胁。不轻易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统筹考虑台湾问题，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分为阶段性的两步来走，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化解台海危机，才有望遏制日本已经剑拔弩张犯我海域的图谋，确保我国有一个“聚精会神抓发展”的周边环境。

日本海洋扩张野心须高度警惕

21世纪将是世界各国争夺海洋资源的世纪。早在20世纪下半叶，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发展与资源消耗成正比，陆地资源，特别是能源已经拉响告罄的警报，世界各国纷纷把目光投向海洋。就我国的发展与资源消耗情况而言，自1993年起，我国从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如今的小康还仅仅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发展与资源瓶颈的矛盾就已经凸显出来，2003年仅石油净进口量就达到9700万吨，近4年平均年增长11.69%。我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5.7%，仅次于美国(25.7%)、日本(7.7%)，居世界前三位。由此发展下去，保守一点，GDP保持8-6%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哪怕仅仅是中水平、相对全面、相对平衡的小康，专家预测，我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将达到60%，石油进口量超过3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张新华、蔡文之、〔德〕戈特瓦尔德《能源之踵--能源形势、能源安全和能源革命》，《社会观察》2004年第9期)。且不说不断加大能源进口量会使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即使排除所有制约因素(事实上不可能)，世界各国愿意满足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能源需求，也会有捉襟见肘的一天。能源危机，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世界上沿海国家都把发掘新能源的重点移向海洋，纷纷划定本国的海洋专属经济区。依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1998年我国第九届全国人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二百海里”。即使拥有这些专属经济区，也仅为300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可管辖海域面积与大陆面积之比仅为0.3，是世界沿海国家平均0.94的1/3。(与我国海洋接壤的国家，日本超过11，菲律宾6.31，朝韩2.17，越南2.19。)我国人均海洋面积仅0.0029平方公里，是世界沿海国家人均海洋面积0.026平方公里的1/10。何况我国进出口贸易对海洋通道的依存度已达到80%。因此，捍卫我国领海及海洋资源权，极具战略意义。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西沙之战”就拉开了战争捍卫海域权的序幕。迄今一些南亚国家仍在我国南海海域进行资源开发。基于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我国采取了“撂置争端、共同开发”的外交战略。南亚各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源消耗小国，不足以虑。随着我国的强盛，解决南海问题轻易而举。真正危及我国海洋资源安全的是日本。日本也是现有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土面积仅37万平方公里，不及我国一个黑龙江省，但人口近1.3亿，2004年GDP约5万亿美元。作为经济强国，也是一个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制约日本发展的瓶颈也是资源。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也需要有充足的海洋资源来维系自己在21世纪的生存与发展。中日关系可以继续和平友好，但在涉及国家发展安全的问题上，寄希望日本放弃海洋扩张的国家发展战略，完全是一相情愿。中日海洋距离最宽处不及360海里，纷争地带达40海里。日本蚕食我国海洋资源的企图早已暴露无遗。中日海洋资源权的纷争是两个国家未来生存发展的根本利害冲突，何况纷争海域对日本来说同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向东进入太平洋，美国向西进入亚太，俄罗斯南下，都必经此道。日本控制这条海道，能够影响三个大国的国际活动，为成为政治大国增加砝码。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扩张企图和争夺我国交界海域权和海洋资源的行为，必将继续升级。

日本已经“卧薪尝胆” 数十年，为逐渐升级的扩张和争夺海洋资源做好了充分准备。如今正在使着日海域权纷争朝战争方向升级做舆论准备和军事准备。新华社2004年12月4日专电，日本政府在《日本防务计划大纲》第一次将中国列为威胁国家。而早在11月10日至19日，美日两国海军举行超大规模、代号为“ANNUALEX13G”的联合军演。超过11300名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兵和4400名美国海军官兵参加，还有124名神秘的“盟国观察员”，投入军演的兵器包括35艘水面战舰、战略核潜艇和约260架包括航母舰载机在内的作战飞机，6颗绝密军事间谍通讯卫星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应对日本海爆发的战争。这次军事演习，是日美之间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性质最绝密的海空军联合大军演。虽然没有任何人解释“13G”代表何物，但结合《日本防务计划大纲》来观察，暗指中国也并非空穴来风，联系近来日本首相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逐渐合法化、日本派兵伊拉克、军国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等新情况，日本已经在背弃“和平宪法”的路上走得太远，足以引起我国高度警惕。

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和平发展是美国弃台湾之后的第二步棋

二战期间，日本是第一个也是之后唯一的把敢把战火烧到美国本土的国家。二战结束，美国合法接管日本，肩负着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行经的国际义务。在美国的军事高压下，1947年，日本出台了“和平宪法”。这个野心勃勃、连美国本土都敢进犯的日本国，在近60年时间里，克制对外扩张，对周边邻国没有造成直接的重大军事伤害，不能不说这与美国的遏制有关。必须务实地看到这一点，惟有美国能够遏制日本的军事扩张。日本每一次突破“和平宪法”，都得回头看看美国的脸色。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美国遏止和扶持日本国的战略目的已经昭白天下。正如美国扶持以色列来制约中东局势一样，美国扶持日本是企图制约东南亚局势。随着战争结束，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为赢得二战胜利需要而结成的同盟国迅速分裂，美苏之间的较量即刻剑拔弩张。虽然当时中国的局势并不明朗，但国民党政府军早已元气大伤，加上国民政府腐朽不堪已经暴露无遗，美国政府深感难以扶持，中国共产党赢得国家政权指日可待。所以，扶持日本，不仅针对苏联，也包括应对未来中国的新局势。于是，我们看到，在审判日本战犯时，美国明显袒护日本天皇，以便赢得日本人心。美国利用占领国的优势，按照美国模式“复制”出了亲美、依美的日本政府。而美国扶持日本的战略目的要实现，必须使日本成为经济强国和潜在的政治强国、军事强国。

近60年的历史变化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战略高瞻远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形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授权美国组建联合国军阻击北朝鲜挑起的战事，新中国派出自愿军进入朝鲜直接与美军交战。从此，中美两国由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根本利益不同上升到军事对抗的高度。它应验了美国之所以扶持日本的战略意图。

必须务实地看到，中美两国虽然已经建交20多年，在各个领域已经有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但两国之间在社会制度、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不可能消除。中国国家安全教育中迄今为止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为“和平演变”、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最大威胁。在许多重大国际冲突中和重大国际事务上，中国政府不同于美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也十分鲜明。比如，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东问题。即使在“反恐”问题上，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一方面反对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活动，一方面强调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世界非常明白中国政府强调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的潜台词是什么：美国的霸权主义行经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何况，国家发展总是与能源消耗成正比的。美国是经济强国，消耗着占世界石油消耗总量的1/4。中国如今石油净进口量是9700万吨，国民经济按正常速度增长，到2020年左右超过3亿吨，成为超过美国石油消耗量的第一消耗大国。仅此一点，难以避免由于能源需求的冲突，难以避免触及美国发展与能源需求的根本利益。

中美两国存在的根本分歧和利益冲突，即使在两国交往过程中断断续续的“蜜月”期间也没有减弱。因此，国家在考虑如何处理台海危机时，不能忽视美国转向利用日本来遏制中国这一可能。

台海危机，日本坐收渔利

美国长期坚持在台湾问题上“不战、不独、不统”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旨在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如果台海发生战事，估计美国不会直接军事介入，甚至放弃台湾这颗棋子。一方面，美国直接介入台海战事，没有国际法支持，《与台湾安全法》纯属干涉中国内政的产物;另一方面，美中直接军事对抗，后果不堪设想，中国决不是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美国必将遭受重创。基于制约中国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会放松对日本领海扩张野心的遏制，转而明确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这已经不是逻辑推导，美日两国海军举行超大规模、代号为“ANNUALEX13G”的联合军演就是动向。日本经过近60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完全恢复战败所伤的元气，不仅是经济强国，而且是潜在是政治强国和潜在的军事强国。目前日军编制定员虽然不到30万余人，但是部队员额中的士官比例占70%，这样的配额在战时可扩充达到300万，表明日本时刻准备作战。美国放松对日本军事扩张的遏制，正中日本下怀。而日本在21世纪能不能保持经济强国的发展势头，关键在领海扩张的企图能不能实现。日本民众也非常清楚这一点。2004年一次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民意调查表明，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37%左右，与二战结束初期相比，民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战犯正在成为日本民族恢复国家尊严和大国地位的民族英雄。日本国扩张领海的野心，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军事支撑，而且有民心支撑。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西南部海域都与中国海域接壤，交界海域已经探明有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日本认为，我国东海蕴藏有60至70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相当于黑海油田的储存量，是第二个中东。如此诱人的宝藏，日本岂会轻易放手。早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2年，即1996年6月，日本国会就通过了《关于排他性经济水域及大陆架的法律》，主张“其超过部分以中间线为准”的“等距离中间线”原则。依照这一法律，日本不仅将钓鱼岛完全划在了日本国主权范围，而且向中国领海推进了数十海里，为日本今后以捍卫领海为名发动战争提供法律支撑。如今日本国根本不承认历史上、国际上和中国划定的海域疆界，扩张野心昭然若揭。面对经济专属海域的分歧，中日之间虽然多次政府部长级对话磋商，但日本国的横蛮态度表明志在必得。日本早就单方面采取行动，钓鱼岛争端、东海石油开采争端、日台海域争端，仅仅是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战争嚎叫早已甚嚣尘上。日本政府之所以把海域摩擦控制在民间范围，还不便于原形毕露，上升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冲突，关键点是要看看美国的脸色。如果美国完全放弃台湾这张牌，转而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那么，日本政府扩张领海的野心就不会如今天这样“文明”了。中日海战将不可避免。问题的严峻性还不仅如此。原本南海附近几个小国、弱国的骚扰不足挂齿，也将变得复杂起来、困难起来。台海战事爆发，必将出现这样的局势。

世界形势给了“台独”什么信息?

世界仍不安宁，但总的倾向是“和平与发展”，特别是联合国的出现，对抑制战争的爆发和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国际政治蕴涵着太多的不可测因素。2004年11月30日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在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交的报告《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把国家内部冲突列为当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因素，提出了国际社会集体应对的必要性。把内战也列入国际组织干涉的范围。所以，无论是外战还是内战，都是国际问题。且不说50年前的朝鲜战争，国际力量(联合国)即刻介入。如今一些非洲国家持续内战，国际力量也纷纷介入。虽然中国在今天的国际地位已经很高，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一旦爆发战争，就会自然向国际化转化，国际社会也会以维护地区安全、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为由进行干涉。台湾当局执意进行的“实质独立”--公选、修宪，中国政府以此作为动武的理由，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难以给出准确回答。而战争一旦进入僵峙状态，事态发展的不可测性就凸显出来。也许，正是“台独”分子清楚这一点，才选择孤注一掷，铤而走险，挑战和平。

但是，“台独”势力应该研究“萨达姆心态”。美英两国执意要打伊拉克，遭到俄、法、中(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德的明确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战争之后也明确指出“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萨达姆以为美英调兵缱将不过是武力威慑而已，因为有那么强大的国际力量反对美英动武。殊不知，萨达姆抗拒对话解决纷争，“孤注一掷，挑战和谈”的盘算大错特错了。他轻视了美英两国的意志和决心。在美英两国看来，萨达姆及其政权的存在，威胁美英两国的根本利益。要么萨达姆及其政权消失，要么彻底更弦易张，无论哪种形式，都是消除危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威胁。在这种情势下，制止战争的国际力量也无可奈何，战争如期打响。即使战后事态发展不是美英两国所期望的那样，国际社会也只好在即成事实面前尽力修复战争的创伤。“台独”也危及中国国家根本利益。中国政府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是毋庸置疑的。台海一旦进入战事，国际社会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研究伊拉克战争，会得出明确结论的。“台独”势力抱有“萨达姆心态”，结局必将一样。

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是危及世界安全与和平的三大祸水，这也是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台湾当局的“台独”企图，与世界上此起彼伏的分裂主义相呼应，加大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同时，事物总是相生相克的。为维护世界的安宁与和平发展，联盟制止三大祸水的泛滥也在国际社会逐渐达成共识。即使台湾有过或外寇统治时期或脱离中央政府时期(如近50多年来)，都不可能改写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无论“台独”势力有多强大、走多远，都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任何一个对国家对世界负责任的政府都清楚，这个口子不能开。这个口子一旦撕开，就是放纵分裂主义，国家不得安宁，周边不得安宁，世界将陷入持久的战乱之中。--“台独”没有前途，没有国际空间。就连坚定不移反对中国“动武”的美国，也明确反对“台独”。

制止国家分裂，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粉碎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必将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对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台独”势力一旦宣布“独立”，就是国内分裂主义势力挑战国家主权，国家有责任平息内乱。中国政府有能力平息分裂内乱。“台独”势力对分裂国家的图谋抱任何幻想，寄希望与其他国际势力可能干涉中国政府维护领土完整和平息分裂内乱，注定会落得惨败的下场。

不轻易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

台湾问题是我国内政，不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无疑于认同了台湾问题国际化。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早在1950年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二天派第七舰队驶进台湾，台湾问题就国际化了。尽管美国政府与我国政府签发了三个联合公报，“一个中国”的官方态度迄今未变，毕竟美国还有《与台湾关系法》，相比之下，上升为国家法律的《与台湾关系法》比政府签署的文件更具权威性。这些都使其我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态度。

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正在崛起的中国现阶段直接与美国发生利益冲突，条件不成熟。那种坚持把台湾问题纳入中国内政的认识，无视美国的态度，不符合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要求。历史上，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把美国政府的意见纳入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内容，就已经表明中国政府默认台湾问题国际化了。直到今天，我国政府也仍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继续保持与美国政府磋商。

与美国政府高层保持对话，是巩固“遏台”联盟的基础。2004年11月20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台独”问题的严正立场，指出：“台独”将断送台海和平，并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中美双方都应站在这个战略高度来认识“台独”的危害，共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总统先生多次重申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特别是去年12月9日公开表示反对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我们对此高度赞赏。希望美方切实履行上述承诺，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布什说，美方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和宣布“独立”的言行，不会向台湾当局发出不一致的信号。这次高层对话表明中美两国在反对“台独”上是一致的。美国反对“台独”，是不可忽视、应该充分利用的力量。针对“台独”势力日愈嚣张的言行，美国政府对台湾当局的态度也日愈强硬起来。

12月7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态度坚决地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做法!各位都知道美国的利益是维持台海稳定，因此美国反对任何可能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台湾当局)改变公营事业与驻外机构名称，美国认为这将会单方面改变台湾地位的现状，因此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做法。”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任何时候都把“不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言行”连在一起的，“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言行”也包括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统一”台湾的紧迫性。无论是“武统”言行，还是“台独”言行，都是单方面改变两岸先有格局的行为，都触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都不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既然我们不应该忽视美国的作用，也不必急于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紧迫性和时间表，影响美国立场的变化。

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短时间内解决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条件还不成熟。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而台湾当局过去没有接受这个前提，比如“九二共识”就回避了这一点，现在也难以接受这个前提。这个和平统一的根本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就没有和平地实现统一可言。而遏制“台独”、确保中国领土完整的条件是成熟的。

在这个判断成立的情况下，对“和平统一”过于迫切，无视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政府处置台海局势的立场，也是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都可能加重台海战事爆发的危机。即使“武统”如愿以偿，对中国(包括台湾)的震动也会是巨大的。所以，现在还不是必须支付“武统”这笔“代价”的时候。就此而言，和平化解台海危机也不妨“不惜任何代价”。不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实现国家统一分为彼此有战略关联的两步来走，当务之急是解决维护中国领土完整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筑起能够有效遏制“台独”的铜墙铁壁。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与我国对台政策的反思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之后，回到祖国怀抱仅4年的台湾人民又处在两岸隔离、脱离中央政府的困境中。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政府的庄严使命，“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作为我国政府推行台湾回到中国大家庭的基本方针之一。自1980年代起，中国停止炮击金门，开启了和平统一台湾的新时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上升到更加突出的高度。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九二共识”的成就。“九二共识”本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机会稍纵即逝。时过境迁，现在深究哪方的责任，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如今已是台湾民进党主政时期。2004年台湾“总统”直选，为什么两岸经贸已经渗透很深、台湾民进党的“渐进台独”已经暴露无遗、中国军演已经明确预示“台独就是战争”的情况下，民进党还是再次主政?--这已经传递给我们一个确切的信息：超过50%的选民，在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上，选择了认同民进党的施政主张。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必须反省“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把生活在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经济政治文化仍在发展的台湾人民，在决定台湾前途和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选择民进党，视为完全被愚弄，持这种认识的人，只说明他对多数台湾人民的心情和感受有隔膜。这些认识不利于实现和平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对台方针。

遏止“台独”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台湾人民是重要力量。因此，“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依然是我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要使这一方针取得实效，需要了解台湾人民、理解台湾人民，改变“一厢情愿”基础上的逻辑推理结论来应对台湾局势，为台湾人民置身处地着想来调整对台政策。

自国民党执掌台湾政权起，继民进党主政，台湾当局长达50多年对中国大陆“妖魔化”的宣传，已经在老百姓心里形成深刻的偏见，要消除这些偏见，非一朝一夕之时。如今，台湾政治已进入民主政治时期，国民党主政时期一党专制给台湾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恐惧感，由于两岸长期隔离，50多年，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举世瞩目的成就，台湾人民很难有直接的感受和认知，他们接受的更多的是负面宣传。在这种情势下，选择和平统一，显然还需要一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渐进过程。任何急躁的言行都有可能被“台独”势力用来指责中国政府和谈是虚、“武统”是实的宣传，使深受“妖魔化”宣传的台湾人民加重对我国对台政策的怀疑。

我国在和平统一、促进台湾同胞回到中国大家庭的对台政策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加深两岸经济往来，据国家商务部台港澳司网站数据：在吸引台资方面，截至2003年底，累计批准台资项目6.02万个，合同台资700.3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364.9亿美元(未含台商经第三地的转投资);在对台经贸方面，2003年，两岸贸易额达583.6亿美元，同比增长30.7%，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7%，大陆自台湾进口493.6亿美元，同比增长29.7%;大陆逆差403.6亿美元，突破了400亿美元。两岸贸易的大幅增长主要由台商投资特别是IT产业的投资所带动。台湾是大陆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市场。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对大陆出口已占台湾出口总额的34%。显然，近年来大陆承受年均4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占两岸经贸往来总额的80%，没有对台湾当局限制进口大陆产品以牙还牙，相信台湾人民是能够感受到祖国的苦心和关爱的。同时，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逐年提高，也有利于增强台湾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有利于和平解决统一问题。

二是遏制台湾发展的国际空间，促使台湾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统一才有出路，才是发展的通衢大道。随着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和台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台湾已成为亚洲四小龙，台湾对国际社会的依赖更高，拓展国际空间的意愿更强。在这种情势下，台湾生存发展的国际空间越大，与祖国的距离就越远，两岸分离的鸿沟就越难弥缝，“台独”的危险就越大。所以，中国政府态度明确，坚决反对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进入的任何国际组织。同时开出一条通道，就是通过中国政府介入有限的国际活动，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以协办。

两大基本对台政策都是围绕一个目标：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但效果并非如愿以偿。即使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云笼罩下，台湾半数以上选民还是选择了民进党。表明鼓励两岸经贸并没有深刻影响台湾人民的政治选择。这一点，就连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大陆利用加深两岸经贸往来来影响台湾已经仁至义尽了，但实效不大。而在发展国际关系上，台湾当局却大做文章，诋毁中国政府阻止台湾加入诸如世卫、世行、世贸等国际组织是挤压台湾生存发展的国际空间，是排挤台湾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是压抑台湾人民的尊严。从一些在大陆学习的台湾学生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帖子可以看出，台湾百姓已经深受台湾当局的蛊惑。

这是一场博弈。我国政府对台湾百姓的影响是间接的，台湾当局的影响是直接的，这增加了我国政府争取大多数台湾人民认同祖国的难度。谁赢得了台湾人民，谁就赢得了未来。我们必须承认在这场博弈中我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如愿以偿，由此需要反省和调整现阶段的对台政策，在争取台湾民心方面有新的突破。

和平化解台海危机也不妨“不惜任何代价”

如今台湾当局已经在“实质独立”的路上加快了步伐，而且制定了时间表，由“台独分子”导致的台湾战争一触即发。针对“台独分子”近来愈加猖狂的言行，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4年11月14日在德国访问时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锁闭了和平谈判大门。--这样的预测，似乎有点惟恐天下不乱?“台独”没有出路。战争后患难测。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费浩伟指出，虽然中国希望统一，而且很快就有足够的军事能力达成，但战争不符合北京的长期利益。他说：中国希望与台湾统一后，不仅是在祖国多添加一个地名而已。统一一个充满烟硝的废墟，对他们没有好处。

“一个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国家情怀，不容挑战。相信台湾人民也不愿长期忍受由于分裂造成的战争阴影所造成的痛苦。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战争必将给海峡两岸都会留下深重的伤害。虽然“台独”势力的极端行为和中国政府的反应使距离战争的空间和时间在逐渐缩小，但并非没有一点空间和时间。台海危机能不能化解，取决于两岸政治家的政治智慧。

尽管“台独”在台湾社会已经成为目前台湾当局的主导思想，但放在中国的整体上看，台湾在国际政治上和两岸军事对比上都处于弱势，因此，化解台海危机，主导权在中国政府一方。沿着“不惜任何代价”包含了“武统”的含义，我们能不能在“和平统一”的努力方面也“不惜任何代价”呢?

当年邓小平留给我们留下的“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是一笔具有丰富政治内涵的政治遗产，关键在于如何注入新的内容。虽然我们遵循“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非常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不同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因而完全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解决台湾问题，肯定难以达到目的。

“一个中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中国国家主权。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虽然是高度自治的特区，依然是中央政府直辖的政府。台湾当局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直辖吗?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迹象。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国共两党政治冲突、军事冲突的遗留问题。使台湾当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的一级地方政府，这样的“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等于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这对台湾当局来说，肯定是难以接受的前提。尽管如今国民党失去在台湾的政权，但台湾现政权依承了中华民国政府曾经拥有的合法性。国民党虽然不再主政台湾，主要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这是问题的复杂性之一。

其二，1972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之后，国际社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国家主权的惟一合法代表。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另一个事实，虽然国民党败走台湾后所领导的政府不再行使中国国家主权，国际社会也没有否认台湾的国民政府在台湾行使政府权的合法性。在中国领土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国民两个政权同时存在是既成事实。区别仅在于各自的政府权在中国领土上所影响的面积的大小。这些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都是香港和澳门不曾有的，所以不能完全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历史地看，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创立的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国家政权。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政府管理中国台湾。如果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里设置一个前提条件，即一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带有历史痕迹。设置这个前提，50多年来海峡两岸无论是军事对峙还是和平对峙，都没有解决，现在这样解决，条件依然不成熟。

既然设置这个前提，使台湾当局接受的条件还不成熟，并成为台湾当局责备中国政府没有和谈诚意的借口，有学者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的框架下改“主从模型”为“平衡统一模型”(《凤凰周刊》2004年第32期，朱智勇《两岸统一新思维，“平衡统一”化解台海危机》)。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了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提议，遵循了和谈必须对等的基本原则，既可以赢得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大家风范的赞许，又可以挫败台湾当局拒绝和谈的籍口。

何况，设置一个前提条件讨论“和平统一”，还涉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和“总纲”的表述，涉及美国对台关系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无论是我国修宪，还是改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格局，都是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和平统一”远非一厢情愿那样简单，历史上任何和谈成功都是彼此痛苦妥协的结果。各自坚持自己的和谈底线，如果底线没有交叉点，就根本无法取得实质进展。

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统筹考虑台湾问题

台海危机，是“台独”势力挑战中国主权、图谋分裂国家造成的。不仅牵制了我国聚精会神抓发展的战略部署，而且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变数。台海危机如果转化为台海战事，可预测的评估是：台湾问题彻底解决。负面影响也是严重的，

一是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将会打乱(有人预测经济可能倒退10多年)，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和社会矛盾多发期交织一起的关键时期，战争既可能转移社会矛盾，也可能加深和激化社会矛盾;

二是维系我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格局将重新调整，美国要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必然把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考虑必然把日本推到前台，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各自维护国家利益需要将引发为领海之争，原有的中国与台湾的矛盾属于国家内部的矛盾，将转移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中日之间的海域涉及中国、俄罗斯、美国的国际通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日本力图成为政治大国、维系经济大国，对这片海域的野心只会扩张，绝不会克制。由此，中日之间的较量将演化为一场依然严峻的恶战。中国依然难以在新世纪前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里保持和平发展的地缘环境。由此，当务之急是化解台海危机，以制止“台独”为重点，把统一的问题放在下一个环节上，维持现存的地缘政治格局，力争再有一二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是最佳选择。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国际关系变化的铁律。随着利益的变化和实现利益的实力的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是必然的。美日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尽管目前美日关系密切，美日军演升级，但美国也非常清楚，放纵日本，美国也将自食其果。毕竟，历史上，只有日本，敢于把扩张的战争打到美国领土;只有美国，在日本国扔下了原子弹。日本是一个民族主义极强、自尊心极强、报复心和野心都极强的国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对美国也是不屑一顾的，当前出现一股追诉美国扔原子弹的战争赔偿的思潮，不能不说是美国放纵日本必将自食其果的前兆。日本是一个潜在的、不仅能够而且敢于与美国抗衡的对手。

所以，放纵日本，把日本推到牵制中国发展的前台，是美国失去台湾后无可奈何的选择，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战略需要。维系现存的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促使台湾留在中国，而不致于因“台独”得逞或台海战争的爆发改变现存格局，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战略需要。美国政府也多次明确地表白了这一点。同时，这也符合我国力争再有20年的和平发展时间的近期利益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中美两国在制止“台独”的问题上，基本上达成共识。我们应抓住这个历史机会，巩固这一共识，扩大这一共识，确保台湾不被“台独”势力从中国分裂出去。只要能够确保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就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的关键。无疑，发展也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日渐升级的台海危机，既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也不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在确保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前提下，努力化解而不是被动地激化台海危机，正在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多少次两岸局势走到一触即发的边缘，中国政府保持克制，理智应对，使危机一次次化解。即使在当前台海危机依然存在，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也改变了“我们绝不承诺不使用武力”的语气，改用“中国政府有能力粉碎一切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足见中国政府倾心于和平解决国家统一大业的苦心。

当前，台湾当局搞渐进式台独的企图更加露骨，台海危机演变为战争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美国尼克松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普遍认为，在近三四年内，台海危机演化为战争的可能性极大，两岸的隔膜太深。我不以为然。即使在台湾政界，形势也在时时变化。这次台湾立委选举，泛蓝阵营赢得半数以上席位，对主政的泛绿阵营的台独走势将形成直接的钳制，陈水扁因此引咎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在台湾政界“台独”与“反台独”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泛蓝阵营在“中国统一”、“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上与我国政府的立场有共同点，但是，在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如果我国政府把遏止“台独”和“国家统一”分两步走，现阶段着重处理“台独”问题，完全有可能与泛蓝阵营的爱国人士结成共同遏制“台独”的联盟，化解台海危机。

正处在新世纪头20年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太需要一个能够“聚精会神抓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和平环境了。仅此，需要我们积极地、主动地、不遗余力去化解台海危机。站在21世纪未来发展的高度，国际上陆地资源之争将转移为海洋资源之争，遏止日本的扩张野心符合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避免美日走得太近，也需要我们积极地、主动地、不遗余力去维系亚太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

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这一社会现象很复杂，各时代的政治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对它作过各种论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政治全球传播中应解决的问题推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政治全球传播中应解决的问题推探究全文如下：

党的以来，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重要论断，先后提出了凝聚人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政治愿景、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一带一路”的国际区域发展规划和 “命运共同体”的伙伴关系理念。在工作方法上注重 “担当”,在精神状态上讲 “精气神”.这些政治术语只是同志治国理政方略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形成的整套话语体系的一个侧面。

作为有多重文化身份的对外传播工作者，要将这些理念和政治话语成功用于对内动员、对外阐释，就必须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努力探索 “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重大国际问题 “发出有别与西方国家的中国声音”,创新话语方式，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更好地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还要赋予中国政治传播以深刻的全球意义，这样才能为我们建立说明中国政治理念的知识体系，让堪称世界最成功的发展实践能通过我们自己的传播，得到世界的理解，最好是认同，至少不掉进 “跟着西方说”的传播陷阱，最大限度地减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制约性因素。因此，建立自己独特的政治传播话语体系是摆在我们传播实践和理论工作者面前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议题，也已成为其中一项极具紧迫性的战略任务。政治传播在全球传播中具体应该解决哪些问题，笔者总结如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对外传播必须去政治化，淡化 “宣传味”

面对平日空有爱国热情、鲜有爱国行动，偶有爱国举动也只是为发泄日本侵占我钓鱼岛的愤怒，跑到街头砸别人开的日本车，自己家里连马桶盖都是从日本带回国的个别国人，让肩负着塑造中国文明、进步、和平、发展形象的光荣使命的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油然而生。这些宣传战线的同志由于长期处于国内宣传的汪洋大海包围中，加上传播对象、传播内容、语言及思维方式都是纯中国式的，即使做对外传播，他们也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责任感，一味强调传播的指导、教育和宣传职能，传播中语气生硬，强调高大上，霸气十足，漠视海外受众的诉求，充满排涝式、运动式、概念化、标签化的宣传，时常还有充满贬损化的隔空对骂，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对外传播看成国内宣传的翻版，把对内动员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对外传播中，使我们的政治传播充满宣传腔和赤裸裸的宣传味，结果是真实性、可信度大打折扣。因此，我提出政治的对外传播必须首先去政治化，淡化 “宣传味”.

二、对内讲政治，对外讲策略，弱化崛起，强化命运共同

2014 年以来，无论是在周边国际场合还是海峡两岸的会见会谈中一再强调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这是非常有效的地区关系策略，更是彻底摈弃对抗思维的新慨念新思想。在政治传播中如何贯彻的重要思想，有三点我们必须做到：

1. 摒弃对抗思维，强调相互共存。过去我们过于突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建立在战胜其他文明的基础上; 现在我们税应更多地强调文化多元、世界相互共存。在政治传播中，应努力寻找与世界利益的交汇点，把 “我们想说的”和 “人家想知道的”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少讲崛起，多讲共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政治传播中有两个慨念值得我们重视： 一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紧密，二是中国的 “和平崛起”引起了全球利益的重新调整。 “和平崛起”是过去的常用词，现在更多讲 “和平发展”.为什么要用 “和平发展”代替“和平崛起”? 因为 “和平崛起”容易引起人反感，容易让周边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不舒服，由此引发一轮又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在政治传播中，强调共享价值观，强调共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方法。

3. 避免使用容易引发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传播语言。有些只在内部或者国内动员中使用的名词，如 “韬光养晦”必须严格限定在国内传播中，不要动不动就对外强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管行业、领域和地区，都把新形势、新矛盾和新问题归结于 “新常态”,使这个经济概念被滥用、泛用，导致对外政治传播概念化甚至贬损化。

三、实事求是，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

1. 力戒夸张与炫耀，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对外政治传播必须秉承沉着、含蓄、心平气和、包容、自信、文明、平等的心态。而我们的政治传播话语结构里容易充满夸张和炫耀，喜欢称头，喜欢写最、说过头话，喜欢煽情，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2. 坚持问题导向与问题意识，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政治传播中，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话语，如过去的 “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如今的 “中国梦”、 “四个全面”,应思考如何进行对外阐释。这样才能在海外做到入脑入心，关键是坚持问题导向，从中国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入手，才能讲清楚这些政治慨念对中国及全球的重要意义。

3. 针对主流舆论，加强议题设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传播中国声音，要看我们的对象是谁，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周边国家。关键要针对主流人群、主流媒体、主流社会而不是针对个别言论或非主流舆论来设置议题，选择的议题也应该是人权、宗教、国防、气候变化、互联网安全、涉藏、涉疆等长期被西方攻击和曲解的议题。

四、改变严肃、刻板的传播方式，探求政治传播的新慨念新范畴新表述

1. 政治传播无论是对内宣传还是对外传播都不应该是高大上的代名词，而应该努力探索轻松、愉悦、可读、有趣、接地气的传播实现形式。

2. 创新政治传播的议题设置，使政治传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传播领域。

3. 综合运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手段，打破领导人政体形象传播的禁区。领导人政体形象传播是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视频 《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自2013 年 10 月 14 日在优酷上出现后，短时间内中文版播放超过百万，英文播放量超过一万，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也引发了公众主动制作与政治相关的作品、创造政治传播议题的热情。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等官方媒体纷纷创新领导人报道。新媒体传播在为传统政治传播的平民化、通话化创造广阔空间的同时，也对倒逼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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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因民族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政治学上(以及媒体)倾向注意这些极端类形的民族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全文如下：

自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以来，学界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尤其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更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关注的四大社会政治思潮之一。围绕这一问题的相关研讨此起彼伏，异常激烈。经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在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方面，成果令人瞩目。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已经取得的丰富研究成果不仅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思想建设具有很强现实指导意义。理论上，研究中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论点、新问题、新观念，进一步丰富了民族主义的内容，拓展了专家学者研究的领域。实践上，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的政治思想状况结合起来认真加以研究并对青年政治观念变化情况的剖析，这对引导青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关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概况

(一)国内研究述评。

国内学界诸如王小东、萧功秦、房宁等资深专家及相关学者就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研讨，仅199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就发表了题目中有“民族主义”的文章30余篇，研究成果可见一斑。如：吴仲柱论文《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演化的现实导因》(广西民族研究2004/4)从国际格局重组、经济全球化浪潮及社会变迁与政策互动等多维视角，探讨了冷战后民族主义再度兴起的根源;王小东论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5)从生存空间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尚武精神、精英与平等、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等几个方面论述民族主义在当下的重要性;萧功秦论文《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战略与管理1996/2)从外力压迫、儒学文化、国人意识、话语体系等方面分析了制约当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因素;任丙强论文《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原因、特征及其影响》(学海2004/1)指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向：建构和平的民族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设和保障公民权利、以和平的方式谋求国家利益。

另外，亦有学者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思想观念相结合进行探讨的，如龚超论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对青少年政治观念发展的影响》(湖北社会科学2010/2)。观国内论著，特点有：1.从内容上看，研究多集中在对当代中国民族义的起源、成因、因境、发展走向等方面，而对其性质、影响与作用方面探讨不多，特别是没将其与青年政治思想相结合来进行研究;2.从研究方法上看，注重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而对实证研究法、案例分析法重视不够;3.从学科结合上看，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多学科相结合明显不足。

(二)国外研究述评。

美国学者皮克、拉铁摩尔、费正清、杜赞奇等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如(美)Cyrus H? Peake.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Howard Ferting， 1970)从民族主义与教育的关系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开创了民族主义研究中运用西方中心范式的先河;(美)拉铁摩尔发表了《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等文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另外(日)猪口孝等学者也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有所涉足。通观国外研究状况，研究视角独特、方法新颖，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因掌握资料有限且欠实地考察与实证分析，不仅缺乏系统性、连续性，而且个别结论有失偏颇。

总体观之，研究存在局限性，以致于有学者已注意到在当代民族主义浪潮下，青年政治思想引领机制的“缺失”现象(非理性民族主义思潮在青年人群中的漫延)，却未能对这种“缺失”现象进行合理分析。

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

国内外关于当代民族主义研究基本上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始终贯穿“问题意识”与“解决问题意识”，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计划研究议程基本完成，达到了预期效果，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概念界定。对此问题，国内学者亦是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概而论之，有两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一是“阶级论”，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突出强调民族主义的阶级性特征，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特有的民族观，是资产阶级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二是“效仿论”，受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规约，一味地盲从西方，仅是对西方学者各色民族主义定义的改头换面，既没有体现中国民族的特色，也缺乏应有的新意。所谓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指泛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群体成员以民族认同为基点，以民族情感归附为纽带，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以追求民族利益、维护民族尊严为指向的意识形态或实践运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时表现为心理状态，有时表现为意识形态，甚至还体现为这种观念形态影响下的实践运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是多种因素复杂媾和的结果。

(二)泛起原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激活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记忆。在数千年封建社会演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老的文明而走在世界其他民族的前列。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和大工业爆发，在短短数百年内，中华民族却从世界民族前列一退再退，最后沦落到遭受苦难民族的行列。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纷纷东侵，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将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面对衰亡的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绝不放弃、重树自信，积极地为之奔走、呼告。经百余年的努力，摆脱了民族危机，实现了国家完全独立和人民彻底解放，重新找回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各民族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从此，各族人民踏上新的征途，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在这条路上，成功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引发了人们的深刻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了孳生土壤。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迎来了新的春天。所谓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相关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相应体制。所谓开放，就是要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束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要开放，要对所有地区和所有国家开放，是全方面、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

在这个时期，传统的与现代的、国内的与国外的各种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处在不断震荡与碰撞之中，整个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变动不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推动着人们思绪起伏波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想体系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为各种社会思潮的萌发提供了适宜土壤。在新中国成立后消声的民族主义借势而起，乘着西方国家霸权思维对国人羞辱伤害的东风，迅速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进而对社会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困惑、迷惘与“十字路口”的思考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撕开了新的裂口。禁锢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闸门一旦开阀，其结果可想而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踏上改革开放的路程，亲西热、“出国热”迅速席卷全国。但是亲西方的愿望和向西方学习的激情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对华的敌视态度，西方经验也没有解决中国的突出问题。面对残酷的现实，国人亲西热的心态悄然生变，越来越多的人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怀疑甚至质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政政治治等各项改革的深入，中国面貌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而且更加突出和具体。对此，人们倍感失落、困惑，转而以自己的认识解说着今天的中国。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汲取了西方的人本主义观念和个性自由解放思想，引发了他们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后来这种反思和批判演化为对过去历史的歪曲与否定。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继而与西化思潮媾和，终于酿成了惊世的。这场将中国的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所带来的震撼迫使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进行重新思考。

(三)依据其性质的不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健康民族主义、病态民族主义两种基本类型。健康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重个人意愿的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生存和发展利益的正确体现和维护。健康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觉醒以及“对民族自重、自立、自强的认识和实践”，是对国家、民族共同利益的正当维护。病态的民族主义是与健康民族主义相对应的民族主义，它是封闭的、激烈的、盲目的、情绪化的、忽视个人意愿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宣泄。

(四)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受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和影响，沉寂数年的中国民族主义种子崛地而起，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以其夺目耀眼之光吸引着众人的眼球。客观地说，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中居于非主导地位，但其蕴藏的潜力却不容小觑。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面对诸形色的民族主义思潮倍感迷茫，或趋而从之，或刻意避之。种种迹象表明，重新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理论上不断完善自我，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逐步走出病态民族主义的误区，让植根于当代中国特定语境下中的民族主义实现转向，逐渐走向温和、务实理性，形成适合中华民族特点、具有自身特色的健康民族主义。具而来讲：1.就类型而言，逐渐由被动、自卫型转向主动、自强型;2.从性质上看，实现由情绪化、非理性向温和、务实理性过渡;3.从内涵分析，民族主义以博大胸襟取其他政治思潮之长。

三、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仍是一把“双刃剑”，对广大青年政治思想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既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带来负面结果。

正面影响：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利于培育和提升当代青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社会发展的期待和对民族生存状况的担忧意味着一种更具责任感的爱。强烈的责任感要求当代青年审视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正视社会现实，以理性批判的精神痛下兴利除弊之决心，要求人们忠于自己的的祖国，甘愿为祖国服务、奉献。在这个意义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起到了重新强化民族意识之效果，有利于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提升;

(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引发了当代青年对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当代青年立足于本民族利益，极力维护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对外争取独立发展的平等机遇，对内抑制肆无忌惮的精英主义，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

(三)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激起了当代青年对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内重视普通民众自由、民主，反对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对外要求“我族”与“他族”平等，反对别国干涉中国事务。

负面影响：

(一)病态民族主义对抗性思维扭曲青年政治思想，过激言行致使国际环境复杂化。病态民族主义的过激言行，不仅无助于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和平使者的树立，反而损害了国家间关系，引发国外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是对和平国际环境的最大破坏;

(二)病态民族主义非理性、情绪化倾向会使当代青年丧失理智，引发极端政治行为。青年的担忧与抱怨无限积淀，幼稚的心理天平终将失衡，转而被野心家所利用。在野心家的怂恿下，当代青年可能丧失理智，站到民族、国家利益的对立面，做出一些影响社会稳定或破坏祖国统一的极端行为。

四、如何构建民族主义视野下青年政治思想的引领机制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多种因素复杂媾和的结果。当下必须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性质做出科学判断，对其演进历程、复杂内涵、多面特征、表现样态及其社会效应做出理性分析，实现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动回应和有效引领。

(一)确定好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

引领青年政治思想，更重要的是，从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出发，准确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自觉遵循民族主义发展规律，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国族民族主义，统领其思想意识中的混杂观念，强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并纠正种种错误认识和思想偏向，防止给西方国家别有用心论者以某种口实。坚持：

1.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原则，引领青年政治思想，要求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作出准确判断和科学评估，对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对国家、民族发展有利的方面，应当让其自由表达，充分发展;反之，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对国家、民族发展不利的方面，则要具体分析、因势利导，力争将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

2.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的原则，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以开放、民主的现代方式，在斗争中逐步提高青年的鉴别力和免疫力;

3.遵循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规律的原则，对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一方面要从纷繁复杂的表现样态中研判其性质，科学预测其发展走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要敢于直面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并且在研究中不断创新思路，改进方法，从中找出符合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性东西，而不是绕着道走，有意避开问题。通过研判，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要义，在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实践中自觉遵循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

(二)建立好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有效机制

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为使青年政治思想发展不致偏离正常轨道，既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创新，增强理论的内在魅力和社会感召力，更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引领机制。

1.根据世情和国情的发展变化，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在引领方式和引领机制等方面大胆创新，始终牢牢掌握对国族民族主义的话语权。营造顺畅的沟通交流机制，解决青年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坚持以平等的姿态，以民主的方式，积极与他们对话沟通，主动与他们进行思想交流。在沟通交流中，善于调动青年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他们不要有所顾忌，允许他们自由争鸣、畅所欲言，可以围绕着议题进行激烈辩论、广泛讨论，不同观点、不同意见都可以得到充分表达;

2.建立科学的评估反馈机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辨析其性质，把握其本质，在此基础上对青年政治思想进行科学的评估。通过评估，才能弄清楚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有何影响和影响程度;通过反馈，才能全面把握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状态，从而为科学决策提供理论资料;

3.构建有效的预测预防机制;要具体分析研究青年心理特点的变化情况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政治思想影响情况。只有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通盘考虑，才会有科学的预测，以便在决策时做到有的放矢。

五、简短结论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经20余年的演变发展，存在问题仍不容讳言。客观地说，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中居于非主导地位，但其蕴藏的潜力却不容小觑。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面对诸形色的民族主义思潮倍感迷茫，或趋而从之，或刻意避之。种种迹象表明，重新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勃兴于冷战结束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学术歧见，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探讨远不及实践层面，因而指导实践有限。

就理论层面而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缺乏系统、比较稚嫩;就实践层面来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实践运动不够理性。既便如此，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人们民族精神的培育提升、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及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却是不容质疑的。科学把握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合理引导其未来走向，是当前学术研讨的题中之意，只有在内涵上彻底突破狭隘封闭的种族或文化局限，注入经传统转化而来的，更为开放的现代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和政治内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希望成为现代工业化运动中的动力资源和精神砥柱。学术界应该继续加强以下方面的深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不论作为社会思潮还是实践运动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个“烫手的山芋”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二)基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面性”效应，应当主动回应、科学引领;

(三)针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的正面、负面影响，应当构建科学而合理的引领机制。

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作为一个子系统,其“外围”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产生制约作用。

(一)经济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导因素。政策作为人们“思想”的产物,自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自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集中管理,高校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围绕政府意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只规定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旋律等意识形态教育。如1950年《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高校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后,直至1976年的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学习毛泽东着作”、“选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主旋律教育的规定来看,1950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规定了“反帝教育、土改教育、五爱教育”的工作重点。1961年《高教六十条》提出,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高校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而拥有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拥紧现实而放逐理想,追逐功利而嬉戏道义,尊重自我而淡薄群体”的价值取向[2]。对此,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教育内容的时代,开始重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要。1986年《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要普及法律常识。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校园文化”的教育途径。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推进网络化教育的开展。

(二)政治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3]因此,对政策变迁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映在政策领域即以中央精神和领导指示作为逻辑起点。如1950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来规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及其他方面。1970年《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培养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遵照胡启立同志关于“在全国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指示开设法律基础课。

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进程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仍存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但已不是“主流”。如1998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根据十五大精神进行课程设置及有关工作。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政策导向的变化,即开始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和生活需要,政策的文本表述由“引导”代替“应当”、“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也逐渐跳出“权力的圈子”,积极迎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如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历时9个月的调研,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宏观管理、教材建设等几个方面[4]。

(三)文化价值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文化的因子总会深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决定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同质,人们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价值尺度,绝对否定人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由政府直接决定,民众(包括大学生)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即使政策发生方向性错误仍得到运行,进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错再错”。如1957年《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出台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左”,教育目标转向阶级斗争教育,教育内容转向对马列着作的学习,教育方式转向劳动改造,管理体制转向工农兵学员管理。1980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才逐渐“转轨”。

改革开放后,文化价值观多元突显,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价值观“迷失与缺失、多元与偏离”[5]等现象,使政府主动地变革政策。如《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教育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个性需要的教育途径。在教育管理方面,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制度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障。”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基础动力——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中宣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胡锦涛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大学生

政策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群体。一项政策如果使目标群体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它就较容易被目标群体接受;反之,一项政策如果被目标群体视为对其利益的侵害和剥夺,那么它就难以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可[7]。因此,大学生作为目标群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

50年代大学生对政治、马列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据回忆:当时同学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体育、不是游戏、甚至不是学业,而是政治,大家都坚定地笃信马列主义[8]。因此,不论政策怎样学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学生的表现促使政府沿着建国初期的政策走下去。从课程规定来看,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与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相比较,除增加马列主义基础外,其余保持一致。1957年后,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波动状态才促使政府进行政策微调。如1958年《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一律停开政治课,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59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60年代大学生共同拥有着“讲政治,不讲出身”的时代心理,对党、国家和毛主席表现出无限忠诚,拥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追求。学生的表现使政策在延续的基础上向绝对服从于政府和社会的方向发展,以至于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1961年《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4年《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其目的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宣传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80年代大学生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搜寻”、“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自我超越”,逐渐散去了对政治理论课的热情,认为“政治理论好像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像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9]同时,少数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思想消极、混乱等现象,并多次发生学潮。学生的变化使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增设思想品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

90年代大学生思想动荡比较明显,如面对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面对“脑体倒挂”现象和新的就业制度心理问题急剧增加。学生的变化使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如1995年、1998年分别形成“两课”改革的“95”、“98”方案。从课程改革来看,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道德教育得到提升。同时,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以“德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并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这表明政府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网络信息良莠混杂、人才双向选择、“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环境的出现,使大学生群体的问题愈加增多。有调查显示,“考试焦虑、不善于人际交往、就业焦虑、社交恐惧、梦境解析、网络成瘾、个人情感问题和强迫症八大问题”是困扰大学生的普遍问题[10]。学生的变化使政府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央领导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着手对政策进行调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教育途径、队伍建设、组织保证等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课程体系、教育内容、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

从上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来看,社会环境和大学生向政府输入“信号”,政府在接收“信号”后作出政策调整,实现了政策变迁。如此决策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的“被动”给人感觉就是“当消防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消解。从行动者来看,主要由政府、专业人士、大学生影响着政策变迁。由于专业人士与政府的利益一致,实际只有政府和大学生两个行动者。这是不科学的。约翰·金登认为,行动者应有“显见的参与者”和“隐身的参与者”之分。前者是指与政策直接相关的群体,如行政官员、民选议员、政党成员以及利益团体等,后者是指与政策间接相关的群体,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及与政策具有利益关系的社会大众[11]。因此,成立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才能推动政策有效变迁。

网络政治参与是互联网时代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新形式,必须全面考量其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多维价值及作用机理:网络以信息平等自由的互动方式弥补了间接民主的设计原则与实行效果的不足,网络的自由度与竞争度使协商民主的形式更加多样、功用的发挥更加充分,网络表达方式引致的超强动员能力扩大了参与的外延,高效推进了公民政治社会化;与此同时,网络良莠不齐的信息资源、网络参与主体的实际能力差异和行为的非组织性、复杂性导致其必然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必须从认识、环境、制度等多个层面对其予以引导规范,不断拓宽民主执政的新路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主政治视角下规范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民主政治视角下规范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探讨全文如下：

【摘要】网络参与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积极作用，但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探讨规范公民的网络参与，对于保证公民政治权利的正当行使，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民主政治;影响;规范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及其对人类生活领域的积极渗透，网络政治参与逐渐兴起。网络政治参与具有直接便捷性、平等开放性、隐蔽匿名性等特点，为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较方便的渠道，对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其也对现实的社会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避免或降低这些消极影响，对推动我国的民主转型有着重大意义。

一、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

(一)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

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巩固了政权的合法性。马克斯?韦伯指出，任何一个政权要想长久维持就必须唤起其治下民众对合法性的信仰。网络参与以现代网络技术为依托，实现了公民与政府之间信息传递的高效化，完善了政治系统的传导与反馈机制。政府及时准确地了解公民的利益诉求以及社会中真实的矛盾构成，使得政策的制定更体现民意。以民意为依归的政策输出必然会提高民众对政权的认可与支持。

网络政治参与强化了社会监督的效力。传统的社会监督依赖于一定的媒介或中间组织来实现，中间环节的选择性过滤，使得原本的社会监督显得无力为之。网络媒体的监督有利于增强社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效力，“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最大程度上最小化“黑箱”范围是民主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互联网的普及为政府事务的公开透明提供了技术支持，促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消极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的膨胀导致政治不稳定。互联网以其自身的直接性、快捷性和隐匿性的特点，激发了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但是政治参与的扩大限度要和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府控制能力等因素相适应。亨廷顿提出了著名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一政治不稳定。随着民众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当前政治体系所提供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很难满足民众的要求，不断积累的不满容易导致政治体系的不稳定。

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加大政治参与的不平等。N.卡茨曼提出了信息沟理论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存在的差距及其两极分化的趋势。数字鸿沟可以视为信息沟理论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我国不同地域和群体间在接触网络便捷性方而仍存在很大差距，扩大了政治参与的不平衡现象。“信息富有者”能够利用网络便捷地表达利益诉求，“信息贫困者”只能依赖有限的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政治参与中累积的无力感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参与或参与冷漠，进而可能引发政治参与危机。

网络政治参与的扩大可能会出现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由于虚拟的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去责任化，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会表现出盲从现象，可能会演化为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所带来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这是一场可能导致革命、战争或类似事物的瘟疫。”在这种不成熟的网络舆论环境下，会产生谣言、诽谤、人身攻击等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参与方式，这些因素会加剧网络参与中的非理性成分。

二、规范网络政治参与的路径探讨

进一步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并予以制度化，缓解网络参与的压力。当前公民通过网络渠道实现利益诉求日趋常态化。政府部门应对现存的政治参与渠道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修复，要认识到政治参与渠道的供给不足对政治体系的稳定构成不容忽视的威胁。人大代表专职化、社会组织的发展、基层政权的直接选举对进一步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渠道，更好地吸纳、整合民众的利益诉求有着积极的作用，在目前参与渠道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应该做出积极而有益的尝试。

在法律框架下规范网络参与行为，建立网络舆情监测机制。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应保护公民白由表达的权利。披露社会中没有被筛选过滤的信息是民主化的必要前提。各级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网络平台上的民意表达，建立并完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借助这一机制提炼网络表达中的理性因素为及时的政策回应提供依据，并做出权威的信息披露。同时对散布谣言、诽谤他人、侵犯隐私等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因此，我国要加强网络法治建设，以确保网络政治参与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培育公共媒体，以信息与经验分享来弥合社会分裂。凯斯?桑斯坦认为，即便在民主社会中也应该培育公共媒体，使人们接触到多元的、未经过滤的观点和题材以减少人们走向极端的可能。公共媒体既不受国家或某个特殊群体的控制，也不以迎合受众为目的，能够对发生的公共事件做出权威的信息公布并能够赢得公民较高的认同和信任。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当今，只有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或者较好地整合固有的媒体资源，才能更好推动我国现阶段的政治转型。成熟的公共媒体应尽量消解网络参与过程中的“群体极化”现象，以更多的信息与经验分享来弥合社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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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1500字政治论文：《浅谈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

一、台湾出了问题

对国际社会而言， 1999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巴尔干科索沃战事刚落下帷幕 , 台湾海峡上空就飘起战云。

5 月 17 日，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 7 月 9 日，李又借《德国之声》采访之际，抛出“特殊的两国论”; 7 月 14 日 , 台《联合报》报道：“相关部门已就李总统提出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外文翻译进入最后定稿，原则上是‘ (special)statetostaterelatonship ’ , 但如提及‘ twostatesinonenation ’也将不译成‘一中两国’而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一时间，两岸关系骤然紧张。台湾当局无视大陆中央政府的再三警告，在台独的道路上愈陷愈深。 7 月 25 日，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泰英公开表示：一旦大陆武力攻台，台将发导弹袭击香港和上海; 8 月 11 日，台“行政院”快速通过《海域及海岸巡防法》; 8 月 18 日，李登辉称建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更符合台湾的“长远利益”，并指示台“行政院”着手研究其间的军队转型、心理建设及经费等问题。同月，连战表示：“台湾必须保留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权利。” 19 日，台“行政院”开会通过一项有关台需要建立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的报告，“行政院长”萧万长表示：行政院 9 月份将公布这项报告，并呈交“立法会”，“国防部”将可能从明年起为此筹资。法新社说，这是台“在李登辉以‘两国论’挑战中国(大陆)之际迈出的又一个关键步骤，那就是谋求美国的导弹盾牌。” 29 日，台国民党十五届全会正式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政策文件，决定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定位两岸关系。

至此，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已从《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所表达的个人认识，转变成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指导原则、台湾当局的施政基调和具体政策，这表明台湾已经实际上从行政、疆界及军事上正式向大陆及国际社会打出“台独”牌(“修宪”问题充其量也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这使得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被逼到死角。 8 月 1 日，大陆《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指出：“世界并不太平，战争并不遥远。李登辉玩火进一步表明，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值得严重关注，祖国统一的斗争尖锐、复杂。” 8 月 31 日，中央中央对台办负责人表示：李登辉和国民党的作法，是将台湾人民推向战争的深渊。

二、李登辉还有更大的政治目标

研究台湾历史，我们会发现台湾没有政治独立的历史，这是因为台湾没有实现独立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一方面，台湾为中国东进太平洋、日本南下中太平洋、美国遏制中国和日本乃至东盟的重要的海上战略基地。正因如此，在近现代亚太发生的历次重大事变中，比如 1895 年甲午战争、 1950 年朝鲜战争及 70 年代苏联全球扩张和中美合作 , 台湾都是牺牲品;另一方面，台湾由于地理空间狭小、缺乏战略纵深的地缘政治条件所限，在历史上根本没有能力抵御大国的强力进入。作为政客，李登辉不可能不知道台湾地缘政治的上述特点。因此，李登辉在向大陆打出“台独”牌之前，考虑最多的不是台湾如何独立的策略，而是台湾独立后如何进一步坐大(所谓“发展”)的政治战略。关于这一点，李于 8 月 10 日在台“行政院”的一次演讲中说得明确：“要了解国家策略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的定位、国家发展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要如何生存发展下去，我们必须坚定国家的定位、我们的生存及后续的发展。我们强调的是要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这也是中国统一的最重要的目标。” [1]

李登辉很清楚，只要大陆存在着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就没有独立的任何可能。李登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后，通过《台湾的主张》一书向日本、美国及其国际反华势力兜售他关于“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和“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态势”的谋略。他写道：“我曾向某位美国政要坦率地说：‘你们倡议要对中共采行交往政策，但‘交往’ (engagement) 一词颇为不当。美国并不需要涉足中国大陆，而是要将中国大陆拉到文明世界来。’因此，目前亚洲、甚至全世界的重要课题，是尽速改变中国大陆，使其霸权主义、专制政体及失衡的经济结构，转变成符合文明发展趋向的现代化体制。” [2]

李进一步用煽动的语气写道：“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对其他亚洲国家而言，仍然极具威胁性。俄罗斯或许没有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压力 , 但印度则因深感威胁而与中国大陆对峙，其他国家也都对中国大陆多少存有恐惧之心。倘此情形继续存在，亚洲将永远不会有安定之日。” [3]

按李登辉说法，“亚洲将不会有安定之日”的原因，是由于“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的存在，由此推出的结论就是：消灭“霸权主义”的关键就是瓦解统一的中华民族。具体怎么做呢?李登辉提出自己的方案：“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4]

李登辉明白，台湾政治独立面临的最大的历史难题，是中国大陆的地缘和政治优势。因此，李登辉选择了用否定中国和中华民族存在的办法来确定台湾和所谓“台湾人”的“存在”(实际就是“独立”的代词)，用肢解中国版图的办法来解决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地缘障碍，用肢解中华民族的办法来消除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障碍。

李登辉的上述设计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只不过是 1927 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方案的新翻版。李登辉在 20 世纪末给美国与日本的反华政客们提出新“奏折”的要义是：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肢解中国。与 20 年代不同的并令人费解的是， 20 世纪末再次打起这面破旗的不是当年的日本人，而是自己都说不清国籍的李登辉 ! 李登辉深知，在地缘政治上没有战略纵深的地区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绝对扮演不了大国角色的(为此，日本曾以日本为核心，在 30 年代将整个东北亚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肢解为数个护卫日本的卫星“国”)。

李登辉认为，台湾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 [5] ，李对日本早期政治家的战略思想表示赞赏，对当今日本没有“政治家的大局观” [6] 提出批评，同时提出他的为台湾“营造国家发展的宏大格局”的主张：“我在 1995 年特别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主张：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辏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这里所谓的‘新中原’是指所谓多元文化重新融合，绽放新文明之地。其中，和政治攸关的，应属民主文化。这是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人民，以‘我们都是台湾人’的认同为基础，共同参与、营造出来的成果。……不可讳言，目前台湾岛内存有本省人、外省人与原有住民等不同族群，使认同备增困难。但也正因为如此，而使台湾可以融合不同历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一个和大陆完全不同的新族群。这才是‘大台湾’与‘新中原’的意义所在。” [7]

这就是说，未来不再需要被李登辉认为是“兼具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代之而起的是以“跃居为最先进的”“大台湾”(而不再是中国河南)为轴心、以中原为腹地的新的中原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已不再有“中华民族”，而只有“新台湾人”、“新浙江人”、“新广东人”、“新香港人”等“彻底融合”出的新“族群”存在。如果再考虑到李登辉“七块论”的设计，那么，未来被肢解的中国将以“居为最先进的”台湾为“新文明之地”，联手日本，形成一个新的“大东亚共荣圈”：其政治，将是以美国政治为“最佳蓝本” [8] ;其文化，将是没有中华民族而只有区域“新”人种的“新中原”文化;其“最重要的目标”，是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

可见，隐含在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背后的政治目标绝非被动意义上的自限一隅，而是一种具有攻势的新战略，即用肢解中国和毁灭中华民族的方式，与中国共产党再次逐鹿中原。

三、李登辉赌注何在?

李登辉之所以敢于与大陆中央政权进行如此冒险的政治较量，自认为理由有四： 1 、自信台湾具有美国和日本不可不看重的地缘和政治条件; 2 、自信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 3 、确信日台可以依托美国建立反华战略轴心; 4 、认为大陆政治经济未来走势具有不确定性。

李在《台湾的主张》中首先从地理上分析，台湾对美国和日本的意义：“台湾海峡的海路、空路是西太平洋不可或缺的国际贸易航线，因此，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财产。即使美国和日本有部分亚洲专家及战略专家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但如果以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问题为代价，向中共作出让步，则美国与日本亚太事务的领导地位势将弱化，对攸关自身的重大利害与生存问题，也将失去发言权。这是中共为确立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图谋弱化美国、日本的策略。” [9] “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的存在如果出现危机，甚至为中共吞并，台湾周边海域将会陷入危险，使日本在经济与军事上遭受孤立，而致威胁日本的‘存在’。因此，从战略上来看，台湾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多数的日本人都未能充分理解此事。……台湾对日本而言，并不只是浮在南方的一座岛屿，更不仅是出口产品的对象而已，它同时也是攸关日本生存命脉的重要屏障。” [10]

继而，李登辉从政治上指出“台湾的存在”对美国和日本的意义：“台湾的存在不只是台湾本身的问题而已，而且也对中国大陆、亚洲及全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台湾能建设自由、民主、繁荣且和平的社会，则中国大陆不可能永远维持不变。在台湾经验的启发之下，全中国将可能台湾化。而若台湾不存在，为大陆所控制了，则中国将沦为霸权主义横行的地区，对亚洲及全世界造成严重的威胁。” [11] “台湾与美国、日本关系的加深，对于亚洲有诸多的正面效益。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也有深远的影响。我一再重申，台湾的未来系于台湾的存在，而亚洲的未来亦系于台湾的存在。台湾的存在开展了台湾的未来，台湾的存在也支撑着亚洲的未来，这种说法并不为过。” [12] 据此，李表示：“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是具有信心的。美国不仅支持台湾的历任领导人，也把台湾的存在，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台湾关系法》中明文规定：台海一旦发生事端，美国必须维护台湾的安全。” [13] “美国政府的各个部会，则基于立场的不同，各有考量。有的部会向来对台湾采取疏远的态度，台湾也很难与之提升关系。但另一方面，有的部会在全球战略的考量下，却很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 [14] 。李强调：“考量全球的战略情势，绝不能忽视台湾的战略地位。例如美方提出的‘战区飞弹防御系统’( TMD )构想，如果没有美、日、台三方的合作，再加上南韩积极参与的话，此一建置终难成功。……我对美国的态度与政策，具有相当信心。只要美国内部不陷入混乱，政策不脱离现实，或是台湾的全球战略价值不急剧降低，相信美国仍然会继续支持台湾。” [15]

当然，根据历史经验，特别是 1949 年和 1972 年的经验，李登辉自然十分清楚，不能把台独的赌注全押在美国的承诺上。为确保胜算，李登辉又设计一条背靠美国，鼓动日本右翼，建立依托美国的日-台反华轴心的战略。为此，李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竭尽鼓动之能事。他在第一章“日本对我的思想影响”中写道：“唯心论深植日本人心中，后来也以各种型态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至今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论。” [16] 这种“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的“唯心论”，实际上就是本世纪初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李登辉明了，要想让日本恢复军国主义，首先是要帮助日本开脱历史责任。他写道：“我曾多次提到，自己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多。而台湾在发展的历程中，也自日本获益良多。……很多日本人对于台湾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实，表现得很敏感和困惑。以他国为殖民地，绝非良策，就国际道义而言，更非光采之事。但若一直耿耿于怀，不愿向前看，对日本既无益处，对台湾也无帮助。……战前的日本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仍有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东亚地区，日本是最早与西欧列强并驾其驱的国家。但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挫败之后，日本在对外政策上一直摆脱不了过度软弱的形象。” [17] “依我之见，日本人过于丧失信心，以致具有举世稀有的优越条件而不自知。如果能稍加冷静地环顾周围环境，然后重新评估自己的实力，相信必将对自己有更正确的认识。如此不但是日本之福，对亚洲、甚至世界各国也都有益。” [18] “日本在亚洲经济合作体制方面，也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果日本不积极争取领导地位，可能就会让中共有机可乘。虽然东协(即‘东盟’，笔者)各国绝不希望中共赢得领导权，但中共或许会利用此一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 [19] 李登辉埋怨日本政治家对细节问题过于在意，鼓励日本建立政治家的“大局观”。那么，什么是日本政治家“大局观”呢?

第一、希望日本与台湾建立依托美国的反华战略轴心联盟。李说：“展望 21 世纪的亚洲发展，首先要考虑的，是台湾与美国、日本的互动关系。在经济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亦复如此。” [20]

第二、李登辉认为中国大陆的存在威胁亚洲和平，因而必须予以彻底肢解。他写道：“不可讳言的，中共的态度是各国考虑与台湾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要指出，中共的霸权主义心态如果持续不变，不但台湾会受影响，亚洲的和平恐怕也将遥不可及。遗憾的是，面对中国大陆，立场最软弱的，竟是日本。” [21]

为此，李登辉道出日本政治家需要的“大局观”的具体内容，即前述有名的“七块论”，以肢解中华民族为“最理想”的方案设计。在李登辉的政治逻辑中，中国大陆解体是台湾“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中国解体后，台湾将与日本形成依托美国的轴心关系，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在 21 世纪重现新的以台日为轴心、以美国为依托的新的“大东亚共荣圈”!

最后，李登辉自认可能胜算的是他对大陆内部所谓“高度的不确定性”局势的判断。他写道：“从海峡的此岸来看，中国大陆要产生质变似乎极为困难。美国估计要花 20 年，但若目前的情况不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日才能达成。况且，纵然有了转变，也不代表一切都能顺利开展，只要看这十多年来俄罗斯的例子，就不难明白。……今后的中国大陆，要完成结构性的转变(即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笔者)，究竟会面临哪些难题?第一、目前中国大陆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加以消除，则不可能完成根本的变革。例如，有因为制度矛盾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有因为民主化迟迟未开展而导致的不确定性、有不由法治而由人治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等。这些不确定性，包括中共当局决策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超出中共当局能力之外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美国为防止此种超出中共当局能力范围外的混乱发生，一再透过外交的途径与经济的援助，来提高大陆内外环境的安定性。美国的努力虽不至于徒劳无功，但效果也绝对有限。第二、当前中共所面临的结构性变化，就规模而论，是史所未见。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文化和社会极具多样性，使问题益加复杂。单就规模的宏大来看，中国大陆的结构性变化无疑需要长期的改革，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中共当局能够在短期内妥善处理的看法，显然不切实际。但是，由于外在环境的迅速变迁，改革的时间可以说极具紧迫性，一刻也不能迟疑。” [22]

1999 年 7 月 9 日，李登辉借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抛出“两国论”时，再次强调这一看法，他说：从大陆内部的发展看，也有很多问题存在，内部结构性的经济问题接连发生，因此，未来整体发展仍具相当的不确定性。在李登辉看来，中国大陆变化为美国或台湾式的制度，“似乎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中国政府不能“在短期内处理”好大陆内部存在的诸多“结构性的”矛盾，因此大陆在不太长的时期里亦可能会有“超出中共当局能力范围之外的混乱发生”。只要台湾当局“戒急用忍” [23] ，台湾就会实现不战而“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 [24] 的战略目标。

由上可见，李登辉的“特殊的两国论”，并不是一个与中国大陆划海而治的消极策略，而是一个试图演变、肢解中国继而毁灭中华民族的攻势性战略。在这个战略中，中国的版图已被分裂为若干地区，“中国”概念将被改变为一个以台湾为轴心的“新中原”概念，中华文化则演变为“新中原文化”，中华民族则被肢解为诸如“新台湾人”、“新浙江人”、“新广东人”、“新上海人”等地区性的人群。在李登辉的未来蓝图中，代替中华民族的只是他推崇的“新台湾人”的不同版本。

四、台湾问题所折射出的美国对华战略

台湾问题的出现和升级，不只是与台湾相联系的孤立现象;台海军事冲突一旦发生，也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单向冲突。它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及其亚太盟国对华遏制战略走向最后收缩阶段的前兆，是中国东部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前锋云系。

我们知道， 20 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 19 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就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世界资源的控制。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打乱了美国及其盟国针对苏联建立的全球战略布署，世界暂时进入无序状态。但到 90 年代中期，美国及其盟国开始把中国作为遏制对象，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型。 90 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斯拉夫的胜利、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启动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

目前这种合围进程并没有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正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椐美国对付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美国清楚，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知道，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 20 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会把目标指向即将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目前摆在我们眼前的这场国际政治斗争，实质是经济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南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应有的发展权，与北方国家限制和剥夺这些南方国家发展权之间的斗争。所谓“霸权”，其要害是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国家经济存在着生存性和发展性两种形态，前者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没有适当的将社会财富转化为资本的机制，因而生存权是与这类国家安全问题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每当生产力发展超出生存的界限时，社会就会产生无效消费即腐化现象，接踵而至的便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社会动乱。一部中国古代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历史。后一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可以把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社会财富高度资本化的经济形态。

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家的发展权是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的基本概念。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以及为保持发展速度所必需的海外市场和资源是其存在的“硬道理”。每当这种经济发展动力受到海内外市场及资源条件限制，并使其被迫减速或向生存形态的自然经济回归时，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市场经济是集权政治进入民主政治的第一站。但纵观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程度高的大国，都是实现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强力(有时是暴力)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海外高额利润大量向本国回流的国家。近代史上，英国资本深入欧洲大陆造成法国农业过早解体和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资本全球化的最初结果)，拿破仑深知这场革命产生的经济原因， [25] 他将英国资本用暴力挤出欧洲大陆的同时，也用暴力将欧洲的封建堡垒摧毁。他强力将欧洲的农奴转变为自由农民，为脆弱的法国资本创造了有利于自己的市场条件。拿破仑之后，法国经济从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进入中心地区，成为资本全球化最初进程中继英国之后新的一极。法国之后，德、美、日等国家都通过强力最终挤入世界霸权行列。

与历史上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之初面临的形势一样，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维护自身发展权的斗争。对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来说，发展权意味着对国际市场和资源储备与北方国家要有平等和自由的贸易权;而保障这一权利的关键是平等地享用国际海空航线。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西方霸权国家才露出了早年海盗的面目;也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与大多数南方国家一样，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产生了矛盾。

中国自 80 年代起，已开始了国家经济从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不管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但就其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需求上，都是一样的。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经济，以及保护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水平。

台湾和南沙地区是中国领土，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中国实现其制海权的关键领土。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从美国的亚太地缘政治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西方国家的斗争，不仅仅是中国为维护自身主权的斗争，同时它还是中国为维护自身发展权的斗争。发展，对当代中国来说，已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亦正因如此，美国才在中国东部拉起从日本到南中国海的意在封锁中国最低限度制海权的岛屿链条。值得注意的是，位于这条链锁各主要环节上的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的关系，从去年起正迅速向准军事同盟方向全面推进。

1999 年 4 月 27 日，日本众议院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三个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 5 月 24 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强调只要日本认为周边“事态”对“日本的和平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就全力与美国合作; 7 月 27 日，日本防卫厅年度报告强调日本的自卫权，甚至包括先发制人的“自卫权”。 8 月 3 日，日本众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一致通过将到钓鱼岛考察，预定在岛上升起太阳旗。这一行动不仅得到自民、自由两党的赞同，而且得到日本共产党等各在野党的原则同意。 8 月 9 日，参院正式通过国旗国歌法，把象征日本侵略亚洲历史的“日之丸”和“君之代”作为国旗和国歌。小渊首相就制定国旗国歌法的动机再三强调说 , 这是对 20 世纪的“总决算”。 8 月 15 日，小渊内阁九名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目前日本正在竭力创造条件以实现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1999 年 2 月，菲美两国政府签署《来访部队协议》 , 协议规定：一方遭到侵略，另一方有义务帮助抵抗侵略。 11 月 5 日，菲政府指责中国在美济礁“扩建军事设施”; 29 日，菲军方在南沙海域扣留中国 20 名渔民和六条渔船。今年 5 月 3 日，菲参院就是否批准《来访部队协议》进行辨论; 17 日，菲总统接受美联社专访时，敦促菲参院批准《来访部队协议》，并称美在菲驻军“对于遏制咄咄逼人的中国非常必要”; 22 日，菲海军巡逻艇追击并撞沉中国渔船。 27 日，菲律宾参议院批准了菲美两国签署的《来访部队协议》。曾担任过菲国防部长的参议员恩里莱妄称中国“明确无误”地制定了一个针对菲律宾的“侵略步骤”，菲美军事联盟是菲在“需要时”能靠得住的“唯一现实的”选择。 7 月 27 日，也就在台湾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出台不久，菲海军再次撞沉中国渔船。 8 月 21 日，菲律宾政府扩大了拟议中的修宪计划，准备将菲律宾对中国南沙群岛的要求纳入宪法。

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及日本、菲律宾针对中国主权的挑衅行动，得到了美国某些反华政客的默认和支持。

今年 3 月，美国国防部提出《台湾安全形势》报告，称大陆威胁台湾安全。 3 月 24 日，美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和参议员托里切利提出《强化台湾安全法》。 4 月 12 日，美参议院通过两项支持台湾的决议案：主张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应有适当而有意义的参与”;在《台湾关系法》立法届满 20 周年之际重申美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5 月 8 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 18 日，美众院共和党督导迪莱继参院之后也提出《强化台湾安全法》法案，该法案授权总统出售台湾希望采购的如战区导弹防御设备和相关器材、早期预警资讯和 AIM - 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先进战机、空中预警机以及防空设备及柴油动力潜艇、空中反潜系统、宙斯盾驱逐舰等海上反导弹系统及海防联系的通讯系统。在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后不久，美国众院特委会公布“考克斯报告”，掀起“妖魔化”中国的浪潮。

7 月，李登辉抛出“特殊的两国论”，向国际社会亮出“台独”底牌，美国总统克林顿 7 月 18 日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通话再次表示坚持“一个国”的立场，但克林顿始终没有说明他所坚持的“一个中国”是基于中国政府的解释还是台湾当局的解释。 8 月 10 日，以美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为首的美众院两党议员在结束访台前发表书面声明：强烈支持李登辉表达台湾对于两岸关系看法;认为“两岸应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对话”;美国“对中国大陆在‘两国论’之后的种种挑衅行为及这些行为对在本地区建立安全的信心产生的影响表示关切。” 8 月 18 日，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利维就台湾要求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表示，美国将根椐《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如果中国大陆武力进攻台湾，美国将予以“严重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在谈及台湾加入美 TMD 系统时表示：“我们不排除将来售卖战区导弹系统给台湾的可能性。我们将继续协助台湾，在遵守《台湾关系法》与 1982 年中美联合公报的前提下，满足台湾合法的防卫需要。”

针对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在相当程度上也得到美国的军事庇护。 1993 年，美国国防部在其《防务全面审查报告》中正式提出研制 TMD 计划，目的是防止某一地区遭受各类射程导弹的攻击。 1998 年，美日双方宣布联合研制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美国防部已要求 1999 年财政年度为 TMD 拨款 40 亿美元。日本 1999 年度财政预算中为 TMD 拨款 9.6 亿日元，并表示在今后五、六年内日本防卫厅还将投资 200 ～ 300 亿日元作为研究费用。 8 月 16 日，美日两国就有关研究 TMD 计划签署谅解备忘录。日本外务省声明说：“该联合研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将涉及进行所需的设计原型机试验，以为海军战区提供全面的导弹防御。”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和菲律宾合作日益加紧。 1999 年 1 月，菲开始挑起所谓“美济礁”问题。继菲国防部长对中国导弹护卫舰在美济礁附近活动进行指责之后，菲总统发言人说：外国军舰、包括中国海军护卫舰，有权通过美济礁附近海域。 2 月 11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米斯奇夫礁(即我南沙群岛美济礁)修建设施是“单方面挑衅行为”，并希望中国就此事与有关各方面继续直接谈判。根据《来访部队协议》，菲美可以恢复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军舰可以在菲港口停泊，军队可以上岸访问等。 6 月 7 日，菲总统秘书扎拉姆说：菲将不考虑中国警告，继续派海军在南中国海巡逻。菲总统府当日表示，由于菲美《来访部队协议》已获通过，菲美可望在 2000 年 2 月恢复联合军事演习。

如果将上述几乎是连锁出现的现象联系起来并作历史考察，就会发现，自冷战后，特别是科索沃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华遏制战略在中国东部地区已进入收缩阶段，中国东部地区的安全形势已近战争的底线 [26] 。

五、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

目前的形势已把中国的和平主义者逼到死角。现实迫使中国目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本世纪初的美国一样，走马汉提出的制海权道路，冲出霸权的封锁，用强力保卫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为实现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到下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 [27] 的伟大目标，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要么，中国就可能被迫面临因经济发展受阻而经历上世纪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样经历过的乱局。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国的内战和分裂。届时，李登辉所希望的让“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中国分裂成“七个区域”的前景，不是不可能发生。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美国的历史相似。 [28] 美国南北战争后，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 1865 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 1898 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 256 %，谷物增加 222 %，精糖增加 460 %，煤炭增加 800 %，钢轨增加 523 %，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 567 %以上，原油从 300 万桶增加到 5500 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 2 万吨增到 900 万吨。 1890 ～ 1938 年间，美国钢铁产量、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 [29] 。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 1874 年、 1877 年、 1886 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 [30] 。

美国早期扩展海外市场的重要经验之一并不是经济优先，而是海军先行。

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霸权国家即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 1887 年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 [31]

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 1882 年开始。当时的切斯特·阿瑟总统表示：“国家的安全、经济和荣誉需要我们全面振兴海军。” [32]1882 年国会决定建造军舰两艘，至此开始了美国扩建海军的计划。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建造颐和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 1889 ～ 1893 年)已将海军军费从 1886 年的 1700 万美元增至 1893 年的 3000 万美元，军舰从 3 艘增加到 12 艘。美国海军由世界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 [33] 。从 1890 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 6.9 %猛增至 19 %，至 1894 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三 [34] 。

与此同时，美国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战争。 1867 ～ 1889 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接受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 1895 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 1898 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利用其海上优势迅速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转入市场经济轨道。一方面，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及经济发展速度要靠外贸维持;另一方面，近 20 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已使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能源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就在中国国企改革将就业包袱以几何速度甩向保障体系尚不完备的社会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在缺乏军事保护的情况下也持续向海外延伸。如果海外市场不保或国家经济受到美国的强力制裁，那么中国很可能因国内社会矛盾骤增而再次产生动乱，随之而来的则可能是国家分裂的乱局。

对当今中国而言，不发展就无以生存。但发展权与生存权一样，是需要武力保卫的。如果说，昨天中国共产党人从蒋介石先生那里学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那今天中国人应该从一百年前的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

主权，不应仅只是一个涉及领土的静态概念。从动态的角度看，它同时还是一个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得以生存下去的“硬道理”，而今后中国的命运则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自主发展的实力。这种实力，在昨天的美国人那里主要表现为保卫自身发展权的军事能力，特别是海军的战斗力。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目前东部地区出现的台海危机，是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对中国制海权及需由其捍卫的发展权的全面封压的开始。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在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批评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中国人也应尽快提出自己的“周边事态”概念及其相关法案。在主权安全方面，妥协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要求中国退让的底线是让中国交出西藏、台湾与南沙地区的(实质上的)主权，台湾李登辉和日本对我要求的底线是让大陆肢解，让中华民族在肢解中毁灭。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冲出霸权;与当年美国迫使英国、日本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之认真谈判的情形一样，中国人也应当以实力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互让中合作的意义。

中国是否能作到这一点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第一、尽管中国目前存在许多问题，但中国 50 年建设的成就，已使其拥有了相当的军事和国防实力。尽管这种力量总体上不如美国，但对美也有一定的威慑力。由于中美双方都是有远程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因此，目前看来中美直接宣战的可能性不大。与一百年前的英国一样，在实力面前，美国外交政策历来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本世纪初，日本用武力将俄国赶出东北亚后，美国就与日本签定《兰辛-石井协定》，在东北亚地区向日本作出让步，表示“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 [35] 。 50 年代初，美国不顾中国再三警告，出兵朝鲜，中国作出军事反应后，美国被迫在板门店向中国作出让步; 70 年代，苏联在全球范围发起咄咄攻势，美为避免两线作战，尼克松访华，向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毛泽东主席再次作出让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每次让步的直接受害者，并不是昨天的反美战士，而是那些昔日的追随者例如南越的吴庭艳、台湾的蒋介石及西藏的__等。世纪之交，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底谷，若中美矛盾进一步激化，极有可能引起美国支持的代理人与美联合或在前台单独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从挑战的角度讲，未来中国与美国代理人的战争，是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战争。与上世纪末的中日战争一样，中国一旦战败，就会由此引发国内政治混乱、继而国家分裂和西方“文明国家”进入中国进行所谓的“国际调停”;届时，中国政府还得像今日南斯拉夫一样，被迫以吸引“投资”的“文明”形式，向打击和肢解中国的强盗们进行变相“赔偿”。

从机遇的角度看，我们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浮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面上的美国伙伴，都是离中国很近的国家或地区。这使中国得以避免远洋作战 ( 目前这还不是中国海军的强项 ) ，近海作战对目前中国而言已是可为之事;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最基本的本土纵深作战的地缘条件，因此，其致命的弱点，同时也是他们军事作战必须绝对避免的，是使战场伸入到本国(地区)境内(本世纪初日本政治家对此认识得最清楚，正因此他们才先发制人，把战场直接引向中国境内)，而这在海空运输力及导弹打击力已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没有特殊的抵抗力量，横在中国东部及东南一带与中国作对的国家和地区，是很难避免战火在其本国(地区)境内燃烧的后果的。

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动战争前的心理压力要比中国大得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参加，如果中国不向美国全面挑战，美国是不会单方面向中国宣战的，但如果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也不管在战时为与我作战的国家提供后勤还是前线“服务”，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届时，这场战争，在中国方面看来，就应当是一场无边界的战争。如果日本依据所谓“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案在战时为与中国作战的国家提供物资劳务，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行为，那么，届时的战场就不应再是中国的南京，而是日本的东京。只要将战场引入这些敢与中国宣战的小国境内，它们支撑战争的能力就会大为下降，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进行持久战的地理条件。

1999 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一年中，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日本在法律上正在打开通向军事强国的道路;台湾国民党已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十五全政策文件;菲律宾政府已扩大了拟议中的修宪计划，准备将菲律宾对中国南沙群岛主权的无理要求纳入宪法。现实告诉我们：历史留给中国和平发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实已不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蜃楼中惊醒，还想以东郭先生的善良期盼李登辉及其盟友回心转意，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相反，如果我们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学习早期美国，强行冲出霸权，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下世纪的国家发展目标就有可能实现。

注释：

[1] 台中央社 1999 年 8 月 10 日报道。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4 页，第 241 页，第 241 页，第 120 页，第 207 页，第 78 页，第 99 页，第 242 页，第 246 页，第 246 页，第 239 ～ 240 页，第 174 页，第 176 页，第 179 ～ 180 页，第 40 页，第 190 页，第 200 页，第 203 页，第 222 页，第 240 页，第 241 页，第 153 ～ 155 页，第 155 页。

[24] 台中央社 1999 年 8 月 10 日报道。

[25] 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说，任何国家要想单纯地照搬和轻信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就法国商业政策来，他在这句话里所表现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在他们著作中所表现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69 页。

[26]1999 年 8 月 1 日《解放军报》社论“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科索沃战火再一次警示，世界并不太平，战争并不遥远。”

[2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83 页。

[28] 事实上，对中国而言，此阶段在上世纪末就应发生，只是中国自唐以来所处的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使中国固步自封，从而让日本抓住了那次扩展海外市场、夺取制海权的历史机遇。相反，由于中国失去这次历史机遇，使国内矛盾大量聚集，进而出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内乱。日本利用这次内乱，曾将中国东部肢解成数个傀儡“国”。

[29] 、 [34]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94 、 243 ～ 244 页，第 300 页。

[30] 、 [31] 、 [32] 边疆的消失、工业生产过剩和劳工运动都预示着将要发生一场危机。他们坚信，美国历史就是扩张主义的历史，(在理论上)边疆为国内的不满情绪、原材料和制成品市场提供了一个“安全阀”。 [ 美 ] 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第 253 页，第 254 页，第 255 页。

[33] 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第 87 页。

[35] 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第 5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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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与中国的1500字政治论文：《试谈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

前言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联合国和它的成员国不得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联合国《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指出：凡以局部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为目的之企图，都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这段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种种原因，台湾迄今尚处于与大陆分离的状态。这种状态一天不结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创伤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也一天不会结束。

台湾问题的现状如何?症结何在?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与主张是什么?为了便于国际社会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有必要就下列问题加以阐述。

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缘，是中国第一大岛，同大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台湾自古即属于中国。台湾古称夷洲、流求。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景。距今1700多年以前，三国时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等对此就有所著述，它们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公元3世纪和7世纪，三国孙吴政权和隋朝政府都曾先后派万余人去台。进入17世纪之后，中国人民在台湾的开拓规模越来越大。17世纪末，大陆赴台开拓者超过10万人。至公元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时，总数达到50.7万余户，254万余人。200年间增长25倍。他们带去先进的生产方式，由南到北，由西及东，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大大加速了台湾整体开发的进程。这一史实说明，台湾和中国其他省区一样，同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开拓所定居。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即使在日本侵占的50年间，这一基本情况也没有改变。台湾的开拓发展史，凝聚了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中国历代政府在台湾先后建立了行政机构，行使管辖权。早在公元12世纪中叶，宋朝政府即已派兵驻守澎湖，将澎湖地区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明朝政府于16世纪中后期，恢复了一度废止的“巡检司”，并为防御外敌侵犯，增兵澎湖。1662年(清康熙元年)，郑成功在台湾设“承天府”。清朝政府逐步在台湾扩增行政机构，加强了对台湾的治理。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设“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下设“台湾”(今台南)、“凤山”(今高雄)、“诸罗”(今嘉义)3县，隶属福建省管辖。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清政府派员测绘台湾地图，勘丈全境里数。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增设“巡视台湾监察御史”，改“分巡台厦兵备道”为“分巡台厦道”。尔后又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1727年(清雍正五年)，复改“分巡台厦道”为“分巡台湾道”(后又改为“分巡台湾兵备道”)，增“澎湖厅”，定“台湾”为官方统一的名称。1875年(清光绪元年)，清政府为进一步经营和治理台湾，再增设“台北府”及“淡水”、“新竹”、“宜兰”3县和“基隆厅”。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正式划台湾为单一行省，任刘铭传为首任巡抚，行政区扩为3府1州，领11县5厅。刘在任内，铺铁路，开矿山，架电线，造商轮，兴办企业，创设新学堂，把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大大向前推进。

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重新恢复了台湾省的行政管理机构。海峡两岸中国人为反对外国侵占台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15世纪后期起，西方殖民主义者大肆掠夺殖民地。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部。1626年(明天启六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台湾北部。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荷兰又取代西班牙占领台湾北部。两岸同胞为反对外国殖民者侵占台湾进行了包括武装起义在内的各种方式的斗争。1661年(清顺治18年)，郑成功率众进军台湾，于次年驱逐了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在日本威迫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消息传来，举国同愤。在北京会试的包括台湾在内的18省千余举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台。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和台湾同胞一起，与占领台湾的日军拚死搏斗。中国大陆东南各地居民为支援这一斗争，或捐输饷银，或结队赴台，反抗日本侵略。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台湾同胞一直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初期，他们组织义军，进行武装游击抵抗，前后达7年之久。继而，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他们又汇同大陆同胞一道，先后发起十余次武装起义。及至本世纪20和30年代，岛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席卷台湾南北。

1937年，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自属废止之列。这一布告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土地”。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于1945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收复了失土台湾。台湾同胞鸣放鞭炮，欢欣鼓舞，祭告祖先，庆祝回归祖国怀抱的伟大3胜利。国际社会公认台湾属于中国。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对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结成同盟国。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后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本投降条款》规定：“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57个国家先后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之所以又出现台湾问题，与随后中国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内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外国势力的介入。

台湾问题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其它爱国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本应继续携手，共肩振兴中华大业，惟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于不顾，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内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迫进行了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由于当时的国民党集团倒行逆施，已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唾弃，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据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台湾问题与美国政府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下，美国政府基于它的所谓全球战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曾经不遗余力地出钱、出枪、出人，支持国民党集团打内战，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然而，美国政府最终并未达到它自己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拔出来，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武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海峡两岸关系。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美国第七舰队侵入了台湾海峡，美国第十三航空队进驻了台湾。1954年12月，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省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政府继续干预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长期的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自此亦成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争端。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探寻解决中美两国之间争端的途径，中国政府自50年代中期起，即开始与美国对话。1955年8月至1970年2月，中美两国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但在缓和与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及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新中国的壮大，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两国关系逐步出现解冻的形势。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1978年12月，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从台湾撤军。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联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

但遗憾的是，中美建交不过三个月，美国国会竟通过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经美国总统签署生效。这个《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国内立法的形式，作出了许多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原则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权益，美国政府根据这个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

为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中美两国政府通过谈判，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协议，发表了有关中美关系的第三个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中”然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不但没有认真执行公报的规定，而且不断发生违反公报的行为中1992年9月，美国政府甚至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型高性能战斗机中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了新的障碍和阻力。

由上可见，台湾问题直到现在还未得到解决，美国政府是有责任的中自70年代以来，美国朝野许多有识之士和友好人士，曾经为促使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的解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上述三个联合公报就包含着他们的努力和贡献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十分赞赏中然而也不能不看到，美国确也有人至今仍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制造种种借口，施加种种影响，阻挠台湾问题的解决。

中国政府相信，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是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共同愿望的中中美两国都应珍视来之不易的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三个联合公报中只要双方都能恪守三个公报的原则，

相互尊重，以大局为重，历史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就不难得到解决，中美关系就一定能不断获得改善和发展。

三、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早在50年代，中国政府就曾设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即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但由于某些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原因，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自70年代末开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华人，都殷切期望两岸携手合作，共同振兴中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出于对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与前途的考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1982年1月11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他还就两岸统一和设置台湾特别行政区问题，阐明了中国政府的政策。

1992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我们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他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这一方针，有以下基本点：

(一)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径。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都拥护国家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是确定的、不能改变的，不存在什么“自决”的问题。

(二)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这种考虑，主要是基于照顾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同胞的实际利益。这将是统一后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创造。

两岸实现统一后，台湾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诸如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华侨和外国人投资等，一律受法律保护。

(三)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它不同于中国其他一般省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它拥有在台湾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党、政、军、经、财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等协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权;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的代表人士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

(四)和平谈判。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两岸都是中国人，如果因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分裂，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对两岸的同胞都是极其不幸的。和平统一，有利于全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台湾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全中国的振兴和富强。

为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和平统一，两岸应尽早接触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谈判的方式，参加的党派、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以及台湾方面关心的其他一切问题。只要两岸坐下来谈，总能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鉴于两岸的现实状况，中国政府主张在实现统一之前，双方按照相互尊重、互补互利的原则，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和各项交往，进行直接通邮、通商、通航和双向交流，为国家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既定的方针。然而，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中国政府在采取何种方式处理本国内部事务的问题上，并无义务对任何外国或图谋分裂中国者作出承诺。

这里还应指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国际协议而形成的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因此，台湾问题不能和德国、朝鲜问题相提并论。中国政府历来反对用处理德国问题、朝鲜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应该也完全可以通过两岸的协商，在一个中国的架构内求得合理的解决。

四、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及其阻力

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所有中国人无不殷切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为了实现两岸人民正常往来和国家统一，中国政府在提出和平统一主张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措施：

政治方面，调整有关政策措施，化解敌对情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

军事方面，主动缓和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并把福建沿海一些前沿阵地、观察所开辟为经济开发区和旅游点。

经济方面，敞开门户，促进交流，欢迎台商来大陆投资和从事贸易活动，并为之提供优惠条件和法律保障。

其他如人员往来、邮电交通以及科技、文化、体育、学术、新闻等方面，中国政府亦持积极态度，采取了相应措施，鼓励发展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还成立了得到政府授权的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及有关民间团体建立联系，维护两岸人民的合法权益，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和措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华人的理解和支持。广大台湾同胞为发展两岸关系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台湾当局近几年也相应调整了对大陆的政策，采取了一些松动措施，诸如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逐步放宽对两岸民间交流交往的限制，扩大间接贸易，开放间接投资，简化两岸同胞通话、通邮、通汇的手续。这些都是有利于相互交往的。近年来，两岸的经济贸易迅速发展，人员往来及各项交流活动不断扩大。1993年4月举行的“汪辜会谈”签订了四项协议，迈出了两岸关系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一步，台湾海峡出现了40余年来前所未有的缓和气氛，这是有利于和平统一的。 必须指出，台湾当局虽对两岸关系作了某些松动，但其现行大陆政策仍严重阻碍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他们口头上虽声称“中国必须统一”，但行动上却总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继续维持与大陆分离的局面，拒绝就和平统一问题进行商谈，甚至设置障碍，限制两岸交往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形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台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而台湾当局拒绝和谈、限制交往、在国际上推行“双重承认”和“两个中国”的政策，又实际上为“台独”活动提供了条件。应当说，台湾同胞要求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正当的，这不同于“台湾独立”，更与极少数坚持要走“台独”道路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极少数“台独”分子鼓吹“独立”，甚至投靠外国，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违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政府严重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行径绝不会坐视不理。

某些国际势力不希望中国统一，仍千方百计插手中国内政，支持台湾当局的政策和岛内的分裂势力，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制造障碍，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中国政府坚信，广大台湾同胞是要求国家统一的;台湾朝野政治力量的大多数也是主张国家统一的。在两岸人民共同努力下，上述障碍和阻力一定可以排除，两岸关系一定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五、国际事务中涉及台湾的几个问题

如前所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得到了联合国及世界各国的普遍承认。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实现国家的统一，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处理涉及台湾的问题时，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一贯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中国政府相信，这一立场必能赢得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

在此，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就以下几个问题重申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一)与中国建交国同台湾的关系问题。目前，世界上凡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均遵照国际法和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中国政府就台湾问题达成正式协议或谅解，承诺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官方性质的关系。按照国际法，一个主权国家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代表这个国家。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它在国际上无权代表中国，不能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发展具有官方性质的关系。但考虑到台湾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台湾同胞的实际利益，对台湾同外国的民间经济、文化往来，中国政府不持异议。

近几年，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竭力推行所谓“务实外交”，谋求同一些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发展官方关系，推行“双重承认”，达到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目的。对此，中国政府坚决反对。

应该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能珍视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达成的协议和谅解，中国政府对此表示赞赏。但也不能不指出，有的国家竟不顾国际信誉，违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所作的承诺，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从而给中国统一事业设置障碍。中国政府衷心希望，有关国家的政府能够采取措施，纠正这一做法。

(二)国际组织与台湾的关系问题。每个国家的主权是完整的，既不能分割，也不能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国际组织中行使国家主权，代表整个中国。台湾当局企图在某些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中搞所谓“一国两席”，就是要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这种行径。这一原则立场完全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才可以考虑，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的性质、章程规定和实际情况，以中国政府同意和接受的某种方式，来处理台湾参加某些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

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机构，是由主权国家代表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后，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机构都已通过正式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合法席位，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自此，在联合国组织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已获得了彻底的解决，根本不存在台湾再加入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近一个时期来，台湾当局的某些人又为“重返联合国”而大肆鼓噪。十分明显，这是一种妄图割裂国家主权的行径，它无论在法理上或实际上都是行不通的。中国政府相信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的组织会识破这一图谋，不做有损于中国主权的事情。

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原则上台湾也无权参加。

至于亚洲开发银行(ADB)、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地区性经济组织，台湾的加入系根据中国政府与有关方面达成的协议或谅解，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参加，台湾只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以“中国台北”(英文在亚行为TAIPEI，CHINA;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CHINESE TAIPEI)的名称参加活动。这种做法属于特殊安排，不能构成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及国际活动效仿的“模式”。

在民间性质的国际组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应组织同有关方面达成协议或谅解，在中国的全国性组织以中国的名义参加的情况下，台湾的相应组织可以以“中国台北”(TAIPEI，CHINA)或“中国台湾”(TAIWAN，CHINA) 的名称参加。

(三)与中国建交国同台湾通航问题。一个国家的领空是该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919年公布的《巴黎航空公约》和1944年签署的《芝加哥公约》均确认，每个国家对其领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的主权的原则。因此，凡是同中国建交国家的任何航空公司，即使是私营航空公司与台湾通航，都是涉及中国主权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一般的民间关系。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航空公司当然不可与台湾通航，而其民间航空公司如欲同台湾通航，则须由其政府与中国政府磋商。在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后，其民间航空公司始可同台湾的私营航空公司互飞。实际上，根据上述原则，中国政府已经同意英、德、加拿大等国的民间航空公司与台湾的私营航空公司通航。

有的国家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前就同台湾通航的，则可通过与中国政府谈判，改变其同台湾通航的官方性质后继续其民间商业运输安排。

(四)与中国建交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任何种类的武器装备或提供生产武器的技术。凡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应遵循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不以任何形式或借口向台湾提供武器，否则就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干涉中国内政。

世界各国，尤其是对世界和平事业负有重大责任的大国，理应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关于限制常规武器扩散的指导原则，为维护和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然而，在目前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日益缓和的形势下，有的国家竟违背自己在国际协议中的承诺，置中国政府的一再严正交涉于不顾，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海峡两岸之间制造紧张局势。这不仅是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设置障碍，也不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人民当然要强烈反对。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政府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从不损害别国利益，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样，中国政府也要求各国政府，不做损害中国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事情，正确处理与台湾的关系问题。

结束语

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中国实现统一后，两岸可携手合作，互补互助，发展经济，共同振兴中华。原来一直困扰台湾的各种问题，都将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得到合理解决。台湾同胞将与祖国其他地区人民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誉。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的统一，不仅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稳定和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同各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政府相信，在维护自己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正义事业中，一定能够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