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以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从早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到办洋务的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再到维新派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睁眼看世界”、“卓然识大势”的少数“先知先觉”者，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或办工厂、设学堂、建海军，或呼吁“商战”进而提出全面变法改良主张。至五四运动，人们寻觅现代化强国之路的内在冲动愈加强烈。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不懈的实践不仅影响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以及《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构成了近代以来至他为止的最为完整系统、兼具中外精华的中国现代化蓝图，化作了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矢志不移的宏伟目标与社会实践。在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中，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其核心内容。孙中山不仅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而且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残酷压制民主势力，建立独裁统治。他派人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以流氓手段强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总统。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14年5月，他废除《临时约法》，公布反动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至无限，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15年12月，袁世凯经过“筹安会”的所谓“公民请愿团”活动，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怒和反抗。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表示“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号召人们“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100-103在孙中山的推动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稍后，黎元洪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孙中山在上海召集革命党人和军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后来，孙中山又掀起了护法运动。

历史证明，孙中山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的行动是坚决的、一以贯之的。

1905年爆发的俄国革命引发了波澜壮阔的亚洲革命风暴，在众多亚洲国家里，首先在中国出现了“世界风暴的新源泉”，这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腐朽统治，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由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转变，开启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闸门，带来了中国国家政治结构近千年来所未有的巨大变动。

1、辛亥革命推动了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辛亥革命意味着政治文化上的根本性转变，造成了传统政治制度与传统思想文化的解体，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文化应运而生。

1、推动社会启蒙的深化。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社会观念和意识转变的闸门。马克思说：“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 [3]中华民国建立后，人民对种种事物均冠以“新”字，以显示其有别于旧时代、旧社会。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并颁行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则例，如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条例等等，促进了实业的发展，推动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实业的发展、近代产业工人的增加、新式教育的提倡与实行，带来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变更和社会启蒙的深化。

2、确立新的“合法性模式”。辛亥革命摧毁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模式”，确立了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准则和概念。辛亥革命前，中国行的是神权政治。革命后，除了袁世凯准备称帝时祭过天，国家元首已经取消了这种活动，中国政治已基本上脱离了神权政治的影响。[4]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有这么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主权在民的权利合法性原则在此被肯定。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辛亥革命导致了强权和军阀统治，从中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把传统的合法性与军事强权合法性结合的企图，但是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短暂统治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任何合法性如不能与现代化的政治相结合，其统治也不可能比较长久地发挥有效作用。

3、对现代法治精神的诉求。辛亥革命意味着中国政治统治由过去的“人治”开始向“法治”的根本性转变。辛亥革命中有关政权组织和权力分配的规定等都有明显的权力制衡关系。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体现了对现代法治精神的强烈诉求。辛亥革命开创了“宪政之治”的新传统。“宪政之治”正是中国知识精英全力以赴实现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表征。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而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参议院自开院到结束，一年又两个月通过法律55种，而后正式国会的召开，重在立宪，这正是以一种新观念新法统替代儒家圣王传统。

4、促进社会心理的变更。在共和政治的倡导下，民权弥张，民意弥达，于是平等自由之风起矣。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辛亥革命引起了社会心理的更新，过去传统社会中的那些日常行为模式，由新行为所代替。革命革除了缠足恶习，天足在民国元年以后成为一种时尚。革命改变了称谓，以官职、先生和君替代了老爷、大人之称，其时代意义就在于用人格的平等来代替人格的不平等，它显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对于封建主义不平等的否定。并且，辛亥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服饰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用“西服”来代替长袍马褂，蔚然成为一种风气。辛亥革命不仅改革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而且改革了传统的服装、称谓、礼节等社会习尚。

摘要：“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有效政府”、“政经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点基本共识。中国推进民主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克服“制度起点高”和“基础比较低”的巨大落差，继续坚持“四点基本共识”。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坚持经济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加强党的执政建设和政府职能建设。

关键词：民主;共识;现代化

“党的执政举旗帜，人民当家，世界大趋势。波澜壮阔三十年，实践证明硬道理。现代民主路远兮，漫漫荆棘，成功贵坚持。世纪书写中国卷，科学发展是共识。”以一首不规范的“蝶恋花”开启本文，是想表达这样两句话：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中国民主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很长时间。

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

有人会说，你这个标题有问题，共识在哪里呀?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和发展经验。中国还称不上“民主国家”，至多可以称得上“转型期”国家，是从专制制度转向民主制度。如果说得严重一点，你就是个典型的“党专制”国家，哪有民主?有人当然反对这样的观点和评价，认为西方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普选目前不可行，竞争性政党制度不可行，权力制衡和公民社会自治也不可行。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相比有巨大的制度优势。此谓好得很，彼谓糟得很，总之没有“共识”。

如何认识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评价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建设的成败，国内外确实存在不同的意见和分歧。但科学的评价不是凭学者们的主观看法，而是由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决定的。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出发，无论对中国政治建设持何种看法和观点，以下基本事实是不能否认的：

1，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一天起，人民民主就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主题。也就是说，中国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性质的政治制度，不是属于专制性质的政治制度。不过这种“人民民主”与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有本质的区别。邓小平就讲过：“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邓小平讲到的这“五个结合”，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基本特征。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人民当家作主”，而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个人权利优先”。人民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人民主权，强调的重心是“主权在民”，所以人民民主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要动员国家和社会力量为实现人民这个阶级联合体的权利和根本利益而奋斗，个人权利的实现要以人民权利和根本利益的实现为前提。而自由民主首先就不承认“人民权利”的存在，认为“人的权利”都是个人的，没有集团的。个人权利的根本是生命、财产和自由。所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权利，强调的重心是“自由在人”。个人权利优先，人权高于主权，这也是近代以来为何西方接受民主制度的真实原因。因为经自由主义改造后的民主实质实现了自由对民主的转换或替代。自由民主要体现和维护的不是多数民众的意志和利益，而是所谓在法制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人权利，其实质是保障社会精英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垄断，保护私有制下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在现代西方，熊彼特也好，达尔也罢，无论主张什么民主的内涵和定义，经验的或规范的，其基本内涵都是强调个人的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的实现，尤其体现民主化的最重要的指标是平等的选举权的法制规范和保障。现在西方比较有共识性的自由民主的经验性定义都与个人权利有关。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由民主作这样的经验性描述：“一次性授权的资本和强势集团多元竞争的人权民主”。而“人民当家作主”，从我国目前正在探索的典型经验和发展趋向出发，则是追求“人民大众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全程参与与党政统合的有效政府体制相结合”。“全程参与”和“有效政府”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两个关键区别点。

2，改革开放前我国曾尝试走国家民主社会化的实现道路，给人民以充分的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项自由，并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法定形式加以保证。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统治阶级掌控的超越社会之上的一种强制力。阶级社会的国家就是以暴力为依托使社会服从阶级统治秩序的一种力量。所以，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不仅要为实现最广大的人民权利和根本利益而奋斗，同时也要在这一过程中探索国家回归社会的实现道路，为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社会自治创造条件，即实现社会从强制管理向自觉管理过渡。但改革开放前的民主政治道路的探索给我国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十年动乱”证明：国家民主的社会化和人民自治是需要条件的;人民行使自由权是要有限度的;无政府、无秩序、无法纪、暴力盛行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社会基本秩序和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民主”，更不是民主。现代化的民主不仅要实现“主权在民”，更要实现“自由在人”。“主权在民”和“自由在人”的结合是现代民主的一般特征。不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两者的关系上和政治主体的定位上排序和目的不同。但无论什么性质的民主，现代民主都需要法制化，“主权”和“自由”都需要制度化和法律化来规范和保证。没有法制规范和监督的权力和权利，哪一个走向极端或滥用都会使国家和社会陷入动乱和灾难。正是基于“十年动乱”的教训，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人民民主要通过制度、法律来规范、保障和实现，是邓小平为中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沿着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实践路径不断推进，人民民主的法制化建设和体制创新不断加强。“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中国发展进步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普遍共识。

3，共产党领导的相对集中的国家政权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组织和集中使用有限的国家和社会资源，用于国家和社会发展最急需的领域、实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解决国家和社会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保证现代化建设有步骤按计划推进，保证持久的宏观政治稳定。较之现代发达国家的政权体系，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建立在私人资本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无法实现国家和社会资源的有组织的高度凝聚和优化配置。“有效政府”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一个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建设目标的执政党，一个集7000多万社会精英和先进分子、组织严密、具有巨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执政党，一个能够动员和调动所有国家政权力量和政治资源于同一个目标和任务的执政党，这笔巨大的组织和政治优势是任何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所不具有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稳定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党政统合的政权体制，不仅可以保证“政府的有效性”，集中力量办大事，还可以使对执政党的先进性要求贯彻到国家政权建设体系，使政府这一在西方看来“必要的恶”成为“为人民谋福利”的强大的“公共善”。中国政府内在于人民的公益性和有执政党保障的“有效性”，这是一些仿效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梦寐而求不来的。索马里海盗之所以如此猖獗成为国际商贸的巨大威胁，需要各国派军舰护航，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失效”，四分五裂的国家和三个总统的政府根本无法履行最起码的安全职责。政府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优化的经济建设环境和服务，满足经济政治社会不断增长的发展需求，这不是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中国党政体系强大的组织资源和政治影响力不仅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也保证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安全。这不仅为中国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

4，中国建国以来近6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前，我国是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于政治建设，因为错误地判断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社会建设的排序，所以导致了“十年动乱”的发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颠倒了的经济政治秩序重新颠倒过来。经济建设是中心，政治建设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拨乱反正，释放了中国人民期盼许久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大热情和创造力，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致富潜能和震惊世界的经济建设能量创造着人类最大经济共同体快速持久发展的奇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发展中大国的民主现代化建设作了新的诠释。民主是什么?在经济社会领域就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的伸张和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民主社会化的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首先实现了经济社会领域的自由，实现了经济社会权利的自主。政治领域的民主服务于经济社会领域的自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同时在狭义的政治领域，民主政治建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推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的诉求和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是中国“政经结合”的成功实践诠释的不同于“政经分离”的另一种民主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宣告了所谓“普世主义”的狭义民主政治观的破产和“特色论”的广义民主政治观的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不能孤立地进行，要与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民主政治建设不能破坏和干扰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也要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相适应。这种观念和逻辑是中国经济社会能够创造发展奇迹的真谛。解开中国经济奇迹的钥匙要在政治领域中寻找。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党的领导是保证，依法治国是方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变革要求，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的诉求和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获得的基本经验和共识。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政治建设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这个共识。这个共识也可以称作“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二、中国民主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很长时间

有了基本的政治共识和民主制度框架，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按哪种评价标准，民主化的实现都需要一段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期。美国1787年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经历了1865年、1868年、1870年、1920年、1964年、1971年宪法第十三条、十四条、十五条、十九条、二十四条、二十六条修正案，共180多年，才真正实现公民普选权不受种族、性别、财产、年龄限制。英国经历的时间更长一些，从1688年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到1928年取消选举权的男女不平等经历了240年。中国1954年颁布第一部共和国宪法，到今日不过半个多世纪。50多年，虽然经历了两代人，但在人类民主化发展的历史长卷中，时间不算长。但有一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起点比西方发达国家要高得多。中国从第一部宪法颁布就规定，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之外，我国“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种比较高的制度起点还体现在，中国要建设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这种民主既要体现民主主体的多数性，又要探索民主参与的全程性，又要落实民主实现的真实性。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的资本势力和强势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垄断问题，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还要解决民主与效率的矛盾。把发展的效率与民主、平等、公正等统一起来，把政府的有效性与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统一起来，把一次性授权参与拓展为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全程参与。真正实现“全程参与的大众民主”与“党政统合的有效政府”的有机统一。并且要把这种民主追求社会化为实际的政治生活。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民主政治建设目标，比之西方以代议制、普选、竞争性政党制度、公民权逐步扩大为基本特征的民主化进程，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和更为优越和复杂的制度设计。

若想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目标，实现中国特色的民主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民主这种比较高的制度起点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比较低的基础之间有巨大的落差。民主现代化的实现不是空中楼阁，需要一些基础性条件。西方的经验证明，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与教育或识字率有利于建立民主制。其中公民社会自治是民主化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的国家，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条件都比较欠缺，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条件就更加不足了。比如社会主义追求民主实现的真实性，而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实现经济社会生活的共同富裕和平等，因为经济社会生活的不平等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在没有基本消除城乡、区域、不同职业及群体之间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甚至这种差别还在不断扩大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人民大众平等的政治参与只能是法权意义上的，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具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和影响力。比如我国城乡人大代表选举比例的差别就是政治不平等在法制上的表现。在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平等实现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社会大多数人对政治权利的需求还没有像对经济社会文化的需求那样迫切，社会主义的平等意识和法治权威还在形成过程中，公民的政治人格还不完全独立，国家实力在国际竞争中还处于弱势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基础上，不仅民主实现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甚至还会导致一些严重的问题和弊端。建国以来几十年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证明，我国民主建设这样一种比较低的基础，使我国民主政治在实际的运作中发生了许多的变异。比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家长制问题。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党的执政、国家权力运作、人民行使权利缺乏制度化和法律化问题等等。不解决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这些基础性条件，社会主义民主高起点的制度优势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充分的发挥。

我国民主政治“制度起点高”和“基础比较低”的巨大落差，需要我们创造条件，也就是在这个高的起点和低的基础之间架起连接桥，使我们既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框架和追求，又从比较低的基础出发找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的实践道路。这就好比要在一个高山峡谷中架起绳索，前人没有走过。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但只要爬过去，就会尽快领略彼岸的无限风光;当然也可能爬不过去。甚至付出跌落山谷的危险，或者无奈退回来重走别人盘山的老路。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已经形成了基本经验和共识。这些基本经验和共识就是在“高起点”和“低基础”之间架起的连接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爬过高山峡谷的绳索，但这条路还仅仅是几条绳索，不仅极具诱惑力也充满了危险和困难。敢不敢义无反顾地爬过去，能不能坚韧不拔地爬过去，不仅挑战我们的勇气、决心和意志，也挑战我们的毅力、实力和耐力。这也是我在开篇“蝶恋花”中提到“现代民主路远兮，漫漫荆棘，成功贵坚持”的含义。所以目前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仍然是基础性的。我们要把这几根绳索加宽加粗，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我们爬过峡谷的“路”更结实更安全，即不断完善和优化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体说来重点要把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和政府建设这“四大建设”搞好。

首先是继续为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基础条件而努力。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不过“谋发展要讲科学”，要更加注重社会和人的需要，更加注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发展，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实现的基础就不牢固。其次要加强社会自治和公民文化的培育。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实现的社会基础条件。公民独立人格的形成和平等法制秩序观念的牢固确立，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的实现是重要的主体条件。而这种现代的人格培育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有耐心和恒心，无论教育还是文化都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同时要大力培育社会自治，马克思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是未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其主要原因就是发现了巴黎公社的政治体系从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管理转变为公社社员的自觉管理，也就是社会自治。社会自治代替国家管理是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由之路。所以要大力倡导和鼓励地方和基层民主自治创新，把“全程参与的大众民主”推广到全国的城镇社区和乡村。再次是加强党的执政法制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法定的执政党如何保持它的先进性，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党的严峻考验。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使共产党人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就是“公为天下”的本色，真正实现“三个代表”，一方面还要把党的执政作为一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党的执政行为制度化和法律化，使党权受到必要的约束和规范。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法定执政党，作为没有反对党和在野党竞争压力的执政党，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法制化建设哪一个方面都不可缺少。再次是强化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建设，不仅使政府公权力的行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且要大力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尽快实现政府职能向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

如果说，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西方自由民主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已经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那么，作为一种超越西方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框架和形态，在中国正方兴未艾。蓬蓬勃勃创始并实践于中国广大城乡的各具特色的民主实现形式，正如晨雾散去后的曙光，已在中国大地上显露。我们既要展开双臂，去迎接那初生的太阳，普照神州;又要集中精力、加固绳索、强化自身，爬过高山峡谷，尽快领略那未来中国民主的无限风光。

摘要：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它体现着一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责任政府的建构程度和政府绩效水平的高低以及国家的治理水平，其在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可以而且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应该以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构建与完善点作为重要突破口，从而加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最终达到建设透明、负责、高效政府的要求。

?关键词：公共预算制度;政治体制改革;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深入推进，主要表现而为：精简机构、精简人员、转变政府职能等等。机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政府职能相较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有了极大的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问题重重，机构改革“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依然存在，改革的成效饱受质疑。关于我国政府体制改革走不出怪圈的原因，张成福认为：“一方面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未能到位;另一方面也和政府机构改革缺乏预算硬约束不无关系。”[1] (P.2) 此外，周雪光也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各级政府也表现出‘软预算约束’的行为, 即下级政府有着突破已有预算限制、实现规模与权力扩张的冲动, 且通过游说上级部门以图获得预算外资源。”[2]正因为政府预算没有硬性约束，为机构臃肿、冗官、冗员，甚至是贪污腐败提供了土壤，致使预算开支巨大而政府绩效不高、部门利益林立，这显然是与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背道而驰的，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关键阻碍之一。因此有必要建立现代预算制度以深入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在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公共预算的功能。正如张成福所言：“以预算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公共财政体制的确立势必成为未来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的关键点之一。”[1] (P.3)?

一、现代预算制度构建的时代要求?

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症结在于政府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还不能从根本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预算制度的构建正可以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

(一)现代预算制度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

政治民主化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发展的主流，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设计来实现的，而预算制度显然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因为通过预算，公民可以实现对政府的有效控制、监督与问责，从而保障公民权力的实现。这要求广大人民应该转变对预算的传统认识，因为“预算不仅仅限于如何保证精确性的技术问题，它更多的涉及现代社会中预算和民主治理相互关系的问题。[3]而且预算民主将有助于增加政权的合法性。全国人大、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会第四次会议分组审议2007年中央决算报告以及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时同样指出：人大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是预算民主，预算民主是人大民主制度的基石。[4]然而预算制度的巨大功效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显然还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二)现代预算制度是强化政府公共责任的要求?

当今政府是责任政府，按照现代社会契约及代议制民主的要求，政府是人民通过投票选举产生的，因此，人民选举产生出来的政府必然是要向人民负责，这同样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选民控制政府的途径是多样化的，可以通过权力机关罢免，也可以通过选票使其下台，但这都不是常态，动荡的政局对选民来讲同样是不利的，因而预算成为民众控制政府的最佳手段，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审议、审批政府的预算从而做到保证政府资金的合理使用方向，确保政府的行为维护选民、纳税人的利益。卡恩在对美国纽约市预算改革研究中指出，公共预算不仅仅是政府资源配置的简单技术工作，更是作为现代大众社会中维持一个负责的民主政府之关键所在。因此，公共预算也是一种关键的责任机制。[5]因此，为了构建现代化的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建设，公共预算本身作为关键的责任机制，可以通过对公共预算的制度化信息公开建设为契机，达到推进政府其他各部门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的目的，以强化政府对人民责任意识，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

(三)现代预算制度是国家或地区治理水平的反映?

公共预算涉及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公共预算是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其功能类似于市场在私人物品配置资源的作用。作为一种货币化的公共政策，它是调节各种利益分配的重要工具，在国家政治生活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预算是国家治理的前奏，政府依据每年的财政预算来安排政府活动，进行国家治理，它为政府活动提供了一种约束，将政府的活动限定在某一范围内，从而对国家治理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这也正是阿伦·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提出“如果你不能预算,你如何治理?”的原因之所在。既然预算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那么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水平可以从该国的预算体制与预算能力得以体现。而我国的预算制度虽经历了数次改革，尤其是部门预算制度的建立，提升了我国的预算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预算能力与水平总体不高，对社会的治理能力没有得到显著发挥，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提高。因此，为了显著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有必要以公共预算作为突破口，通过对预算制度进行改革，建立现代化的公共预算制度，以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从而能够进一步推进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四)现代预算制度是政府绩效改革的要求 ?

追求高效、建设效能政府已成为当下政府建设的共识，一个高效的政府，其预算也应该是高效的，正如预算专家布鲁埃尔写道：“错误的预算决策是无效政府的首恶，而正确的预算决策是高效政府的首要目标。”为了提高政府管理、服务社会的能力，政府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成为必然。而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也是首当其冲的，在这一大背景下，西方社会产生了新绩效预算，这种预算模式认为，预算资金配置应该以结果为导向，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公共支出的“货币价值”, 即通过重新构造公共预算和财政管理体制使得纳税人缴纳给政府的税收在使用后能够创造出最大的货币价值。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尽管还不具备采用新绩效预算的条件，但新绩效预算作为中国预算改革的“远期目标”仍然是下一阶段努力的目标，因为要推进效能政府建设的建设，高效的公共预算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现代预算制度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

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构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甚至是关键问题，而且现代预算制度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另外也是效能政府、国家治理水平的反应。因此，在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该而且必须率先推进公共预算体制的改革。?

(一)以预算制度改革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向前发展需要社会的推动，更需要民众的参与，而目前公众参与的形式一方面可以通过选举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预算制度。与选举制度相比，由于公共预算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广大民众具有广泛而积极的参与性。通过广大民众的广泛而积极的参与，可有效地推动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因为“公共预算上所进行的讨论、参与等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政府和公众的对话系统，这种对话系统的建立改变了政府的行为，使得他们开始关注公众的意见和要求。只有建立政府和公众的对话机制，才有可能缓解当前的社会矛盾，使政府政策符合实际并得到社会的认可。”[6]这会有力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正如马骏先生所言：“由于中国已经逐渐过渡到税收国家，预算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早晚必须过的一道坎。如果意识到这一挑战是不可回避的，那么，尽早进行制度创新就是明智之举。如果中国能在完全过渡到税收国家以及政治参与的要求没有扩大之前就开始在人大预算监督方面进行制度创新的努力，那么，一旦中国必须面对政治参与的压力，就不至于出现因为制度化程度低而不能有效地容纳这些参与要求的局面，从而就可以避免由此而来的政治不稳定。”[7]因而，构建现代预算制度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二)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构建?

尽管公共预算制度改革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发挥着先导的作用，但显然政治体制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必然会对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产生影响。因而，在推进公共预算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当配套前进，从而保障公共预算改革的成果能得以形成示范效应，从而推进政治体制其他领域的改革得以推进。总之，现代公共预算制度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必须形成良性互动，在充分发挥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先导性甚至是关键性作用的同时，政治体制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应当发挥积极地配套作用，从而在推进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建立的同时，达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

综上所述，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构建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责任型、服务型、效能型政府的需要，更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需要。鉴于公共预算制度的巨大作用，因而推进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显得尤为迫切。而当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有推进但成果不大的背景下，以公共预算改革作为切入点，从而从总体上带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可行的选择，甚至是关键性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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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不懈的实践不仅影响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实现以自由、平等、宪政民主和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孙中山现代化方案的核心。孙中山不仅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而且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主义;政治现代化;民主共和国

鸦片战争以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以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从早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到办洋务的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再到维新派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睁眼看世界”、“卓然识大势”的少数“先知先觉”者，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或办工厂、设学堂、建海军，或呼吁“商战”进而提出全面变法改良主张。至五四运动，人们寻觅现代化强国之路的内在冲动愈加强烈。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不懈的实践不仅影响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以及《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构成了近代以来至他为止的最为完整系统、兼具中外精华的中国现代化蓝图，化作了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矢志不移的宏伟目标与社会实践。在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中，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其核心内容。孙中山不仅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而且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

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主题，也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主权在民是其合法性依据，民主共和是其最高形式。这与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主权在君”的君主专制有天壤之别。

1.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

中国古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君主集政治、经济、军事诸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断发展和强化，皇权专制越演越烈，到明清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君主专制的恶性发展。进入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君主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根源，进而不同程度地提出了政治变革的主张或方案：龚自珍倡导“更法”[1];魏源力主“变古今官家之局”[2];王韬强调“变法自强”必须首先改革政治，认为“君主立宪制最合于中国”[3];郑观应、陈炽、陈虬、何启、胡礼垣都主张“开议院”[4];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了君主立宪的全面方案。然而，他们又都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不可立即实行。

孙中山旗帜鲜明地提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明确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鲜明提出：“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5]68-691906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演讲。他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颠覆君主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是“政治革命的结果”。[5]741912年1月，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表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5]82-83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孙中山勾勒出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完整轮廓。

2.否定君主立宪制，批判民智未开论

针对中国人“缺乏共和知识程度”的谬论，孙中山通过比喻予以批驳：“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曰：‘此童子不识字，不要使之入塾读书也’，又通理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故今日中国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6]155-156民主政治并非上天先赋，要靠全体国民共同创造，在共同创造的过程中学习、使用和共享。他明确指出：“君主立宪制不合用于中国。”[7]282

3.抨击军阀暴政，倡导“人民独裁”

他在分析民国以来军阀暴政原因时指出：“八年来之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步，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6]423什么是“地底陈土”?武人、官僚、政客是也。“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方能使“国基巩固”。[6]157在论及苏俄政体时，孙中山指出：“近来苏俄新发明了一种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当然比较代议制政体改良得多。”[6]722

4.指出西方政体之不足，独创“五权分立”之政体

孙中山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民主政体，他敏锐发现西方政体并不完善，“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行，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6]707。“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6]764，以防“少数人所得而私”。为了使人民真正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提出，人民不但要有选举权，而且要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为了弥补西方“三权分立”的不足，他发掘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创造了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政体。对此，孙中山颇为自豪地说过：“五权分立”，“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5]81

5.改“官治”为“民治”，倡导平等与自由

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行政权力支配社会”[8]693。而行政权力的主体是君主专制国家的从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换言之，中国古代实际上是一个官吏主宰的社会，官吏掌握的行政权力覆盖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此即孙中山所说“官治”。如何“移官治为民治”[9]924?孙中山主张实行普选制、政党政治和权能区分，力主“地方自治”。实行“民治”，其前提条件必须是人人平等和自由。他说：“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9]319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10]124一方面，平等、自由有赖于民主制度的保障;另一方面，平等、自由又巩固了民主制度，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更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他不仅描绘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蓝图，而且身体力行，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呕心沥血，终生奋斗，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1.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孙中山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呼吁改革遭到拒绝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首先，在组织上先后成立了兴中会、中国同盟会以领导革命。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这一革命组织。1905年，他又将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中国同盟会，确立了同盟会的纲领，创立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其次，在政治思想上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论战。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推翻清政府，“兴民权，改民主”，中国才有出路。他认为改良派维护君主政体，反对共和，实为“中国之罪人”。通过论战，革命派取得了思想上的领导权，从而使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最后，在军事上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于1906年发动了江西省萍乡县和湖南省浏阳县、醴陵县一带的农民和矿工起义，起义队伍发展至3万人。1907-1908年，同盟会在广东、广西和云南接连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1907年，还在安徽、浙江发动了起义。1911年4月，孙中山又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流血奋斗的精神，坚定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意志。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改元建历、剪辫易服、保障人权、解放贱民、废除刑讯等37项法令，并在各地得到程度不同的推行。黄炎培在《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中回忆说：“辛亥以后，(1)很少见口头上、书面上被称或称人‘大老爷’、‘老爷’、‘少爷’;(2)‘磕头’、‘三跪九叩’、‘打请安’都没有了;(3)男子一律剪辫子，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4)鸦片一时没有消灭，但较辛亥以前渐减。”[11]68

孙中山在南京还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辛亥革命的一大政治成果。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颁布了具有革命性、民主性的《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从此，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迈出了艰难的步伐。

2.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残酷压制民主势力，建立独裁统治。他派人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以流氓手段强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总统。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14年5月，他废除《临时约法》，公布反动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至无限，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15年12月，袁世凯经过“筹安会”的所谓“公民请愿团”活动，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怒和反抗。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表示“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号召人们“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5]100-103在孙中山的推动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稍后，黎元洪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孙中山在上海召集革命党人和军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后来，孙中山又掀起了护法运动。

历史证明，孙中山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的行动是坚决的、一以贯之的。

3.直接促发国民革命，将民权置于法律、宪法之上

20年代初，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发动了旨在“扫除”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障碍”的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耕者有其田”成为国民革命的最强音。这是一场空前的社会运动，自由、平等、民权已经深入到农民心中，成为一种“最时髦”、运用“最广泛”的学说，甚至路上碰见不肯让路的地主，农民都会愤然喝道：“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12]172正如有专家所说：“新三民主义的普及促发了大革命，在几千年封闭落后的中国农村中普及与宣传了现代化理想与具体目标，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社会基础。”[13]

4.甘当“公仆总统”，图谋民生幸福

孙中山当选总统后，从不把自己看作是高人一等的大人物，始终以“人民的公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总统府举行的就职典礼上庄严宣誓：“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就职典礼结束后，孙中山不顾冬夜寒风凛冽，亲自送各省代表至大堂外，大家几次劝他留步，他盛情地对各省代表们说：“民国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各位是主人的代表，我应送至阶下。”在封建专制制度刚被推翻，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第一天，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破天荒地提出了“总统是人民的公仆”这个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至理名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壮举，它开创了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新纪元。

孙中山还身体力行“人民的公仆”。一次，孙中山身穿便服到临时参议院参加会议，被门卫拦住了。门卫不认识他，对他说：“你知道吗?今天大总统要来!”孙中山和蔼地对门卫说：“大总统不过是众百姓的一个公仆，他是人，我也是人，进去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呢?”门卫仍然不让进去，孙中山先生在无奈之下拿出自己的名片。门卫看后，慌忙赔罪。孙中山先生和蔼地说道：“你不要怕，我不会责备你，只要你晓得，总统和百姓都是一律平等的道理就行了。”当时，有很多人都想亲眼见一下这位“公仆”。扬州有一位肖姓老人，专程来南京探望总统。当他见到孙中山先生时，急忙行三跪九叩之礼。见此情形，孙中山立刻上前将老人扶起，请老人落座，并对老人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扬州老人点头称赞，并问：“如总统去职呢?”孙中山先生朗然答道：“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队伍，和老百姓一样。”[14]

三、深刻影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功绩

孙中山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在这些深刻影响中，以下两点尤为突出：

第一，批判和废除封建专制主义，使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孙中山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他尖锐指出：“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5]82，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制不是爱国，而是“祸国”。他以西方进化论为武器，论证民主取代专制，乃时代之大势，不可逆转之大潮。他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政治制度的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第五条)自此之后，虽然有袁世凯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拥溥仪复辟;段祺瑞假共和、真专制，但由于民主观念的普及，全国人民集合在孙中山张扬的民主旗帜下，与袁世凯、张勋、段祺瑞之流展开坚决的斗争，一切倒行逆施无不以失败告终。袁世凯宣布帝制后，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组织“护国军”，全国人民反袁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内外交困之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在绝望中死去。张勋复辟丑行上演了仅仅12天，就在一片唾骂声中草草收场，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政治上，这个“大势”就是民主化的历史必然趋势。

第二，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借鉴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开启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影响极为深厚的国家。从夏朝始，中国就走上了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道路。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中国实行的是宗法等级制的君主专制政体;战国秦汉以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梁启超在论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时曾有愤青之语：中国万事不进，而惟有专制政治进焉!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相比，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显然落后了，并且导致了宋元明清时期发展的迟滞与近代的落后挨打。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成为救亡图存的首要前提。为此，孙中山远涉重洋，系统考察欧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主张将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要从最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7]282。在通过反复比较后，他将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制约体制引入中国政治架构。但是，西方的三院制毕竟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为此，孙中山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适合中国国情、并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科举考试、监察言谏等制度精华，并加以现代性改造，从而开创了考试院、监察院与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相辅相承、有机统一、中西合璧的五院体制。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政治民主化、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态度是一贯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的旗帜，将自己领导的革命称之为民主革命。1937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的原则和目标，将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国”，就是同君主相对立的国家，即民主的国家。还制定了体现共和精神的《共同纲领》。1954年，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等著名论断。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监督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将孙中山开创的中国特色政治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

历史是一条不断发展的长河。今天的历史是昨天历史的发展，也是未来历史的起点。在这一连续发展的长河中，后人总是在不断地超越前人，这种超越当然是建立在对前人历史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2]522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总结孙中山政治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借鉴其政治现代化方案与实践的成败得失，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与现代化视角重新审视孙中山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可以更好、更快地推进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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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学恕.孙中山——近代中国勤政廉政楷模[N].扬子晚报，1996-11-24.

理智上，遵义会议顺应了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领导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成功。因为遵义会议在未取得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闻的事件！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初探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初探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逐步创立了关于发展红色政权的理论，开辟了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形成。革命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调集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党内主要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从一系列失败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才能赢得胜利。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根本上统一了全党全军思想，凝聚了全党全军力量，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的胜利推动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使他们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长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历史机遇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党的“二大”在列宁的指导下，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好开端。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缺乏深刻认识，只会照搬照抄，从而犯下右倾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受共产国际影响，教条主义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针对党内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1930年5月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旗帜鲜明的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但是毛泽东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不仅没有为当时党的领导人所认识，反而受到了批判和排挤，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坚持左倾教条主义，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实施错误的军事战略，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和游击战，致使红军在战斗中节节失利，红军主力遭受巨大损失，苏区范围日益缩小，中央根据地面临重大危机，中共中央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激昂的苦难征程。

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然而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等人却奉行逃跑主义，一味退却、消极避战，多次错失歼敌良机。湘江会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934年8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由于叛徒出卖被迫中断。这次意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惨痛的教训使全党同志逐步冲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重新考虑这个革命究竟怎么搞的问题。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开始了建党以来第一次空前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3]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遵义会议顺应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领导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

二、长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准备

长征之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更多的是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进行探索。长征开始后，许多新的问题又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实现革命战略大转移的改变;如何获得少数民族群众对革命的拥护与支持;如何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增强党内团结等。这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都无法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解决。正是在长征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不断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首先，在长征途中，通过胜利和失败的对比，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方向逐渐为党内的多数同志所认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形成。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和精髓。正是在长征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战胜并最终取代了教条主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用惨痛的教训证明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所认同，长征用事实说明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在实践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指导地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地位的确立，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中的核心地位，使长征最终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从此，坚持实事求是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准则。

其次，长征中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在未取得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闻的事件”。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成功。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征，是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准。它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独立自主原则的成功实践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提供了有力保障，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赢得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并为建国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从而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第三，长征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的新发展。群众路线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国国情的反映，虽然它的提出是在长征前，但正是长征使群众路线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无根据地、无后方、无依托，甚至连最终目标都不确定的战略大转移中，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的地方政权;在民族问题上，积极宣传和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长征时期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不仅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不仅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使党保持旺盛而不竭的动力，也为党实现从“关门主义”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实现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之一。”[5]

三、长征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由于时间紧迫，只是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领导机构问题和军事问题，仍然还存在着一些遗留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中谈到博古时就曾经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6]

长征胜利后，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纵观全局，把长征与抗日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和决策。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遵义会议上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取得了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条件。长征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在党内实现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与此同时，毛泽东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及时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性问题。

“长征扮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的角色。”[7]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在总结长征胜利以及中国革命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全文如下：

关于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影响，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思想变迁、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规模扩展方面，很少论及具体的办学途径、层次，而且对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内在作用缺少实证分析。关于商人与近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侧重于商人资助小学、中学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方面;对于大学教育方面，虽有所涉及，但大多作为商人个案研究中的资助教育活动事例而提及，缺少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关于近代的大学教育状况，也已不乏研究，主要集中于官办大学和教会大学，对于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亦有涉及，但对商人在私立大学教育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同样缺少较全面的专题研究①。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商人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兴起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及其缘由和成就，透视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作用。

一 辛亥革命催生商人捐办大学的新平台

从1894年开始酝酿的辛亥革命，其精神实质在于革故鼎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所提出的主要任务除了创建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还包括发展新式教育。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

一是体现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孙中山和革命党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和任务之中。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②，体现了辛亥革命创建民主政治的任务。

1895年，他在成立香港兴中会时，手订章程规定：“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③ 这些规定表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不仅把发展新式教育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且把“讲求富强之学”,“立学校”“育人才”作为领导这场革命，实现振兴中华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是体现于作为革命目标趋同者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的改良主张之中。开办新式教育是清末各地立宪和新政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各地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不仅开办了不少的新式小学和一些中学，而且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并提出了扩办各类专科大学的主张。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张謇，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就为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拟订办法，主张将大学堂分为初、中、上三等，并按不同专业分类设堂。

1902年，他与缪荃孙、罗振玉为刘坤一起草《学制奏略》和《兴学次第》，建议尽早兴办师范学校，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州县分别设立高等、寻常小学校，3年后各府设立中等学校，5年后各省设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设立大学校①。1905年，他又联合一些立宪人士向两江总督建议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创建工科大学，并由端方于1909年7~8月间上奏清廷②。此后，1909年12月，有出使义国大臣钱询奏请设立海军大学;1910年5~6月间又有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设立广东大学，以造就宪政急需人才③。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集精力于推翻清朝的暴力革命，开办学校，特别是开办大学之事尚未付诸实践;立宪派人士和开明官员的扩办大学设想和建议，限于经费和时局，既无力自办，亦未获得清廷的支持和采纳。清廷的办学方针，将大学放在最次要的位置上。学务大臣唐景崇在1910年年末奏陈的《宣统三年筹办教育次第折》中，将全国学堂分为三项，第一项包括初等小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第二项包括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初等农工商学堂、中等农工商学堂、高等农工商学堂、高等专门学堂、女学堂;第三项即为大学堂。并指出“以第一项为最急，第二项次之，第三项则在从缓之列”.所谓“从缓”,就是只就已设之大学进行整顿，议设之新大学均暂不开办，“应俟数年后次第增设”④。因此，终清朝之世，中国自办的完整意义上的大学仅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三所，且规模较小，学生较少，办学范围亦较窄，均为官办。

辛亥革命成功后，到“二次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这短暂的政局相对稳定时段，便将兴学育才方针付诸实践。在指导思想上，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正式卸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除了提出要致力于振兴实业之外，还提出了“学问为立国根本”的主张，把振兴实业和发展教育作为建设民国的两翼，且以发展教育为根本。他认为“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以往倡导革命，“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民国成立之后，“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若“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⑤。欲求学问，必须兴学。因而，孙中山又声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专办振兴工艺，及改良社会之大设施”,并“注重教育”,要推动从小学“而至大学堂”的教育普及⑥。在实际行动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积极支持和率先创办大学。

1912年，孙中山支持宋教仁联合革命党人及原立宪派人士、开明官员开办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大学---民国大学。该校于1912年10月12日获民国政府国务院批准⑦，1913年春正式成立，推黄兴为校长，转委彭允彝为校长;12月，与上海中国公学合并，改名为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因上海中国公学停办，更名为中国大学。担任该校董事的共计85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孙中山、胡汉民、姚雨平、李烈钧、孙拱伊、谭延凯、熊希龄、唐文治、汪大燮、陈锦涛等⑧。同时，孙中山还帮助了具有高等学校水准的复旦公学在辛亥革命后的复校，于1912年3月拨款1万元作为该校的复校经费;又于1913年年初，为支持和促进复旦公学的发展，与陈其美、于右任、唐绍仪、王宠惠等组成校董会，并亲任主席①。接着，孙中山又于1914年会同伍廷芳、唐绍仪、蔡元培，赞助了金陵大学农学科的创设②。此外，黄兴也于1913年春领衔发起在北京创办明德大学，聘章士钊为校长。该校到1916年停办，后迁回汉口复校③。除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党的上层人物之外，还有普通的革命党人受到辛亥革命精神鼓舞而创办大学。

1912年，同盟会会员陈时，说服其父陈宣恺④、伯父陈朴生，捐田200石(约合1300亩)、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书籍3000余部，折合银元共计3.9万元，在武昌创办大学，命名“中华大学”,取“振兴中华”之意。该校先办中学和大学预科，1913年4月改办大学，1915年3月呈准民国政府教育部立案，成为正式大学⑤ .该校的创办亦是辛亥革命精神的产物，陈时自述其办学动机是：“民国成立，以教育为陶冶共和国要图。”⑥在其所采取的校歌中又进一步表白说：“汉江汤汤，大别苍苍。武昌首义放出五千年历史的光芒，中华大学随中华民国同年诞降。达材成德三民大同与河山具永，与国族人类以无疆。”⑦复旦公学亦在辛亥革命精神鼓舞下，颇有将自己随即升格为大学的设想。当时正任该校校长的革命党人马相伯说：“民国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吾十余年来所梦想共和政府下的学校，今始遂愿矣。”并“呈准教育部照大学办理在案”⑧，使复旦公学开始成为一所没有大学之名而初具大学教育水平的准大学。

革命党人的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民国成立后第一所新大学的开办，而且具有引导民办大学新方向的意义。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在辛亥革命革故鼎新、振兴中华精神的影响下，日益重视大学教育，很快建立了一种集合政府、民间力量和利用外国资源兴办大学的机制。

1912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教育部就制定公布了《大学令》，不仅将政府开办大学作为一种法定责任，表明了政府提倡发展大学教育的政策意图，而且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⑨，力图动员民间力量兴办大学，开启了大学教育的新天地。

1913年1月，教育部又专门颁布《私立大学规程》，系统规定了开办私立大学的程序和师资要求、教学设施等，为民间兴办大学制定了规范。

1914年，教育部公布的《管理留学日本自费生暂行规程令》中规定：“凡经本部认为合格之自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得与官费毕业生受同等之待遇。”鼓励学生自费到外国大学留学。这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使私立大学和自费出国留学，具有与国立大学和官费留学同等的地位。

1914年12月，教育部制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允许开办私立大学的基本原则。该草案首先指出教育革新对继承辛亥革命事业及其精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凡一国政治之改革，不可不随以教育之革新。政治在于整理现在，教育在于整理未来。”“居今日而言教育，非施以根本治疗不可”.其次提出教育革新的基本方针，其中第一条规定：“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务能起色也。”这也就是说，要注重发展私立学校，发动民间力量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确定大学教育的位置及其发展路径，指出：“大学校为全国最高学府，其目的在培成富有理想之人物，以与世界之学术相应。”其办学的方法是：“国家择其需费较巨之科力求设备完美，如文科、法科等则听民间之私立而严格监督之;或各省互相联合创立公立大学，视其财力，考其学程，足以符大学之本旨者，准予设立，以广人才。”①从而确立了大学的三种办学模式：国立、公立和私立。

为了动员民间力量办学，教育部还制定了奖励捐资兴学者的办法。如1913年，教育部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令》，规定：人民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入学校及有关教育事业，捐资在100元至1万元者，均经由地方政府呈请不等级别的褒奖②。此后，多次修订这一奖励条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于1929年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除重申1913年的奖励办法外，还将授奖的最低捐资额度提高到500元，对捐资在3万至10万元和10万元以上者，由国民政府给予明令嘉奖，对持续捐资者累计其捐资数额晋级嘉奖;并规定所捐资的动产或不动产均“折合银元计算”③。这些奖励条例所规定的授奖范围，既包括资助中小学教育者，更包括资助大学教育者。

民间捐资兴学，早就有之，但民间资助大学教育，则在辛亥革命之前尚未见及。在清末新政时期，虽有如张謇这样的个别绅商向政府和官员提出过开办大学的建议，也萌生过自办大学的设想，但均因时代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只有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政府所制定的以发展大学教育为重点，以发展私立学校为导向，以动员民间力量为重要途径的发展教育方针，才为民间的捐资兴学活动构筑了进入大学教育领域的新平台，使商人的兴学活动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 商人捐资兴办大学教育的动机和投入

民间捐资兴办大学，其捐资者当然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捐资者应属从事各种工商业投资和经营的商人，及商人化的具有官僚、军人等其他身份的人。这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所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有足够的佐证，其所记录的出资1万元以上资助大学的总共有卢木斋、胡文虎、杜月笙、程霖生、陈芝琴等5人④，可以说全是商人。其中胡文虎是华侨大商人，程霖生是上海地产大商人，陈芝琴是天津买办大商人;而卢木斋，在晚清时曾官至提学使，民国后则广置地产，并投资于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济安自来水厂、耀华玻璃公司、张家口电灯公司，已经明显地商人化;杜月笙则既是帮会老大，也是大商人。另外，1936年教育部公布的一份嘉奖捐资兴学3~10万元的人员名单中，捐助大学的有：海南籍广州彩票商人霍芝庭(捐资4.8万元)，华侨商人胡文虎(捐资3.64万元)，军人黄旭初、李宗仁、白崇禧(合捐4.8万元)⑤。这两则记录当然不够全面，有的资助者没有登记在内，不过下面的一些具体例证，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辛亥革命虽然建起了商人捐办大学的新平台，但是商人的捐办大学活动并非随之而至。捐办大学与捐办中小学大不相同，需要有大得多的资金，商人必须要有较大的资金积累才有能力捐办大学，必须要以工商事业的发展和稳固为基础，正如张謇所说：“父教育而母实业。”⑥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人们主要是乘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致力于兴办工商实业。

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不仅中国的工商实业获得较大发展，而且商人们的个人财富也获得了较多增加，加之世界格局被认为是进入了“和平竞争”的时期，商人们便迅速投入于捐办大学的活动之中。商人捐助大学教育的动机，主要表现为思想意识、培养后代和谋求救亡图存三个方面。

在思想意识方面，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振兴实业高潮的持续兴起和民族工商业的较快发展，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的刺激，使不少胸怀大志的商人日益意识到发展大学教育，以提高工商界的学识水平，进而促进工商实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性。

著名的南通实业家张謇，早在1905年向两江总督建议创建工科大学时，就指出了兴工以兴学为本的原则。他说：“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建立工科大学，将使中国“有完全之工学”,使“各省热心从事工业之处，得有相助为理之人”,避免以往的“瞎骑盲进”现象，“于国计民生，关系实重且要”①。辛亥革命后，张謇的这种思想理念更加坚定，并付诸于一整套的促兴大学教育的实践活动。

上海著名棉纺织企业家穆藕初，则更多地阐述了兴学与兴商、兴国的关系。他在1920年为资助北京大学优秀学生留学之事致函蔡元培说：“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荫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②把选送中国优秀学生赴外国大学留学，视为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科学知识，使中国得以弥补欠缺，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不二法门。

1922年11月，他作为东南大学代表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秩序委员会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中国自1903年推行新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商业教育以来，“甲乙两种商业学校之程度，仅足供初等商业之训练，未能培养高等人才，实不能应社会之需要”,“欲求有管理他人及组织事业之能力，足为工商界之领袖者”,则必需开办商业大学③。因此，他积极促成了上海商科大学的开办。

1928年11月，他又在为中华国货展览会开幕而撰写的文章中说：“余在我国工商业中不无痛苦之经验，故深感提倡国货之根本在科学教育。”并提出三条办法：“一面努力提倡科学教育，积极扩充科学教育之各种设备，在各大学设极完备之研究室，务以与各国大学研究室设备相等为目标而努力进行。一面提高科学教育之程度，务使在校学生，不仅以略知科学大意为满足，务必进求深造，以创造为己任。一面再择本国大学教授及毕业生之有专长者，资送国外专精研究，俾在本国设备未完之时，先造就可以应用之人才。”④上述两位著名企业家所指出的发展大学教育，以适应民国时期所面临的工商实业和学术发展之需要，可以说是不少杰出商人的共识。诚如穆藕初所言：“在此商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举凡实业界之领袖人物，亦已公认需要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不仅以之完成商业专门知识与学艺，抑须以之造成有管理之能力与领袖之干才者。”⑤ 穆藕初在此所说的这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就是商科大学。在培养后代方面，民国成立以后，许多商人为使自家的工商事业后继有人，纷纷把自家的子弟送入国内外大学就学，成为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

送后代上国内的大学学习，是商人们培养后代的一种主要选择。在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中，来自商人家庭者占有多少比重，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统计。不过，有一则关于燕京大学学生来源构成的统计，可以作为一项佐证，1925年时该校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商人家庭。

送后代出国留学接受大学教育的商人，亦大有人在。其中的典型者，如火柴业大商人刘鸿生送4个儿子留美、4个儿子留英、2个儿子留日，送3个女儿分别赴美、英、日留学⑥。无锡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大企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家族，除了送子女到国内的大学就读外，还有多人出国留学，“七儿、九女及二房两孙在美，每月共需费用1000美元;外孙中则五女所生美生、三女所生能伦，亦均赴美留学”.

以至于使他想到：每年耗此巨资，国内大学“如果办得好，较外国为便，且免漏卮”⑦。于是，决心自己集资创办大学。

在谋求救亡图存方面，把兴办教育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方略，自晚清就已有之，民国成立以后，仍是商人捐资办学的一个主要动机。如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创办厦门大学时，号召工商各界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望于海内外同胞也”.使有的闽商感到：“如果不惟陈君是助，就不是人。”①其他捐办大学的商人，虽然没有像陈嘉庚那样直白的救国表示，但亦有同样的思想。如张謇建议创办工科大学时说：“棋劫将穷，河清难俟，权衡形势，而先其所至急”,则莫若于此②。穆藕初在促办上海商科大学时，也有同样的思想，旨在提高国货生产之水平以增强抵制洋货之能力。

商人对大学教育的投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商人在这一方面的举动，可谓建树颇丰。从1919年起，商人出资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举动，使20世纪20年代成为商人捐办大学的高潮阶段。其中最突出的是商人资助创办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以及南通大商人张謇的开办大学事业。

在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过程中，商人捐助居于决定性的地位。南开大学于1919年由南开学堂升格而成。南开学堂由张伯苓、严修、王奎章合作，于1904年创办。张伯苓说，南开学堂之创办，靠的是“严范孙、王奎章二先生之捐助常年经费，郑菊如先生之捐助南开地亩，以及袁慰亭、严子均二先生等之捐资起建校舍”③。此中的严范孙即严修，他虽是一介文人，当过清朝的学官，但他也是宁波慈溪籍大商人家族的后代，其祖、父辈是天津著名盐商，积有丰厚家资，使之能够给南开学堂捐资;王奎章是名列天津“新八大家”的钱庄商人，在创办南开学堂时，他不仅自己出银1万两，还带动天津盐商纷纷解囊资助，共计筹集捐款2.6万两;郑菊如是一亦绅亦商之人，拥有祖传的美庆成罗底铺;严子钧是上海的慈溪籍严家大商人，被严修拉来捐助;唯有袁慰亭(即袁世凯)是官员。

到南开学堂升格为南开大学时，得到商人及涉商人士的更多捐助。对此，张伯苓有较详细的叙述，他说：“民国七年冬，苓自美归国，壹志创办大学，得前大总统徐公(徐世昌)、黎公(黎元洪)及李秀山(李纯)先生之赞助，遂于八年春，建大学讲室于中学之南端隙地……九年，李秀山先生捐助遗产五十万为大学基金。十年，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经费，于是大学又增设矿科。”“在大学部，有李秀山、袁述之、卢木斋、陈芝琴、李组绅、傅宜生(傅作义)、李典臣、吴达铨(吴鼎昌)诸先生，以及美国罗氏基金团等，或慨捐基金，或资助常费;或出资建筑校舍，或解囊充实图书。尤以吴达铨先生所发起之‘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每生年得奖助金三百元，名额约三四十人，于清寒学生嘉惠尤多!”④ 此中，属于商人者5人：李组绅(5年累计捐助矿科经费15万元)、卢木斋(捐助图书馆建设费10万元)、袁述之(河南矿商，捐助理科经费7万元)，陈芝琴(捐助1.5万元)、吴达铨(捐助学生助学金)，他们的捐助额度均在1万元以上;其余5人均有军人和官僚身份，但除傅宜生、李典臣外，均在天津等地有大量的工商业投资⑤，已明显地商人化，且捐资数额较小，徐世昌捐1.67万余元，李纯所捐遗产50万元实际交付10万元，其余均在1万以下⑥。此外，王奎章之子王益孙捐白银十万两(约合银元14万元)，并动员盐商富户捐地、捐物、捐款⑦。其他捐款在1万元以上的还有商人化的官员梁士诒、周自齐，各捐4万元⑧。

厦门大学是一所完全由商人捐资开办的私立大学。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出巨资创办厦门大学，气势非凡。他“认捐开办费100万元，作两年开销，复认捐经常费300万元，作12年支出，每年25万元。并拟于开办两年后，略具规模时，即向南洋富侨募捐巨款⑨，以期学校的持续发展。后来，他曾于1927年和1935年两次在南洋募得基金20万元和30万元①，但”募捐巨款“之计划未能如愿，加之自己经营的企业不景气而最终于1933年停歇，无奈于1937年申请国民政府将厦门大学收归国立。至此，他对厦门大学的实际捐资数额，正好为其在开办时所承诺的400万元②。

张謇从清末起就在家乡捐办中小学校及师范和各种专门学校，并有创办大学的设想，从1919年起便将设想付诸实践。他于1919年因苏北农垦事业的迅速发展，急需更多的具有高深农业研究基础的专门人才，于是将自己前设的农业专门学校改制为”私立南通农业大学“,设有农艺、农化、畜牧等系。于1926年，将1912年由自家开办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医科大学“.于1927年，将1913年联合一些纺织企业家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纺织大学“,除原设的纺织、染化两个系外，又增设了金工系。于1928年，将南通纺织大学与南通农业大学、南通医科大学合并，组建”南通大学“.

除了上述三个典型之外，还有面粉企业家荣氏家族于1947年创办江南大学，预算耗资200亿法币。学校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三院下辖九个系③。

至于商人们对私立大学的分散捐助，亦多有事例可举。如对复旦大学的捐助，潮州巨商郭子彬于1921年捐资1万两白银建造学生宿舍，又于1923年捐资5万两白银，兴建心理学院教学楼，称”子彬院“;后来又由其子郭辅庭捐助心理学院的开办费④。华侨商人黄奕住，于1921年出资1.5万元，建立”奕住堂“,用作图书馆和办公楼⑤。烟草企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1921年捐资5万元建造”简公堂“教育楼⑦ .杜月笙亦捐助2万元⑧。又如1924年创办的上海大夏大学，其创办和扩建经费，除了由先后任董事长和校长的王伯群筹措11万余元，并以家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外，也得到了商人们的不少捐助。杜月笙捐2万元、程霖生捐1.5万元，胡文虎捐1万元，乔鸿增捐0.6万元，戴培元、吴宽各捐0.5万元，李逖先捐0.3万元⑨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还分别对南开大学、武昌大学、暨南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瑏瑠?。侨商胡文虎，还对广州岭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化工企业家吴蕴初对燕京大学、沪江大学有所捐助。

2.捐助国立和公立大学。民国成立以后，”政府曾有全国设四大学之议，其预定地点为北京、南京、武昌及广州，终因人力及财力关系，事未果行“,直至1921年以后才有新的国立大学的开设，商人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第一所新设国立大学是东南大学，于1921年正式成立?瑏瑣 ,是由商人助成的。

1920年，张謇联合一些著名的江浙商人集资支持东南大学的创办。张謇、穆藕初、陈光甫、钱新之、聂云台、荣宗敬等著名商人出任校董会成员;穆藕初、钱新之、聂云台还担任经济校董。这些校董都设法为东南大学筹措经费资助，穆藕初资助农具院建筑费6000元;以荣宗敬为首的上海面粉公会，补助改良小麦试验费每年6000元，又拟资助4.6万元购地40亩扩充小麦试验场;以张謇、聂云台为首的上海纱厂联合会，补助改良植棉试验费每年2万元;由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补助本年蚕桑试验费4000元。

紧接着，商人们又支持了第二所国立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该校于1921年由东南大学、暨南学校联合发起筹组，其合组委员会的15位委员中有黄奕住、史量才、聂云台、穆湘玥(穆藕初)、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简照南八位著名商人①。第三所新设国立大学才是完全由政府机构交通部创办的交通大学，于1922年正式在教育部立案②。此后，国立和公立大学逐渐增设。此外，还有商人们对国立大学的分散资助。如霍芝庭、胡文虎二人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为中山大学建设石牌新校区捐资4.8万元和3.6万余元③。

3.资助和奖励大学生。商人对大学生的资助和奖励，除了个人提供资助的方式以外，还采取了集体提供资助的新方式，即使是个人提供资助亦出现了基金的形式。

在集体提供资助的方式中，最典型事例有：

浙江湖州南浔大丝商刘锦藻家族所设义庄，在20世纪20年代，将奖励资助族中子弟上大学及出国留学作为”义举“之一。在其规条中，有资助、奖励族中子弟上学读书的专门条文，有关资助大学生的条文规定：”省学毕业送考京师大学堂者支钱三十千，官费咨送出洋游学入高等专科者，东洋支钱四十千，西洋倍之。“有关奖励学业优异者的条文规定：”大学堂毕业分科列最优等者八十千、优等六十千、中等五十千，选科最优等六十千、优等中等五十千。“

以旅沪宁波商人为主体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成立了资助同乡弟子上大学的基金会。1931年7月，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在上海各团体为其莅沪50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建立”四明大学“的倡议，获得旅沪宁波商人的广泛赞同，并开始筹备。在筹备期内，于1934年议定先设”四明大学奖学金“,资助和奖励在学之本籍优秀大学生，旨在”奖进甬籍优秀子弟研求高深学问“,由虞洽卿等宁波籍著名商人和少数教育界人士共25人组成委员会。基金会初定奖助名额为125人，每人每年400元。当年的第一届奖学金总额为5万元，由四明银行、三北轮船公司，以及虞洽卿、刘鸿生、王伯元等6人认捐。计划以后每年增加奖助学生125人、金额5万元，直至第四届的500人、20万元⑤。

在个人提供资助的基金中，最典型的事例有：

化工企业家吴蕴初，于1930年发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该基金由吴蕴初所办的天厨味精厂及其个人出资，”以资助家境清寒有志深造青年为宗旨“,资助对象以学习化学及化学工程的大学生为主，至1937年抗战爆发止，共资助学生200名，发放款项4万余元⑥。

旅沪宁波籍银行家王伯元，自己出资于1931年设立”伯元奖学金“,资助高中毕业，成绩优异，有志进入大学的学生。前后共资助学生90余人⑦。

4.资助学生到国外大学留学。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

穆藕初于1920年决定捐资5万两，设立基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留学⑧。先出资1万两，资助北京大学选派5名优秀学生”赴欧美大学求学“⑨。1921年，又捐赠1万银元，资助河南的4名学生去菲律宾留学。后来，又先后资助10多人出国深造瑏瑠?。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从1920年起由简氏个人及其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专项资金，资助优秀学生赴英美大学留学，计划每年选派15人(简氏个人资助5人，公司资助10人)，连派三年，共计45人，最终实际选派37人①。

总的来说，捐资兴办大学可以说在商人中已形成一种相当的规模，尤其在捐办大学方面，其贡献更为卓著。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1929~1937年全国获得教育部褒奖者及其捐资兴学金额总数为636人、32 327 645元﹡，人均捐资数额为50 829元。其中，捐资最多的年份为1936年，达到20 971 705元，占总数的64.87%;捐资者人数为60人，排在9年中的第6位，人均捐资数额为349 528元，位居第一，且大幅超过其余年份的人均捐资数额。在捐资总数中，捐资兴办专科以上学校的总金额为21 670 900元﹡，占各类捐资总数的67%;捐资最多的年份亦为1936年的20 262 240元，占该项总数的93.5%,占该年各类捐资总数的96.62%.其中还有捐作贫寒学生补助金者9900元，捐作教学基金者451 090元，捐作奖学基金者21 420元，其资助对象也包含专科以上学校及其学生②。这里所显示的资助专科以上学校的金额，无疑以大学为主要资助对象，而且有些年份数额特别巨大。当然，在这笔巨大的捐款中，捐助者会涉及各个阶层，但是商人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阶层。

三 商人捐兴大学教育的意义

商人在民国时期捐办大学活动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民国时期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助成了民国政府所提出的三种模式办学方针，促进了大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具体而言，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有四个表现。

1.推动私立大学的兴盛。从国立、公立、私立三种大学的数量构成来说，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由国人自办大学的资料显示，国立大学，从清末时的3所，直至1920年无一所增设，而新设的私立大学则达11所之多，其中由商人出力甚多的有著名的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③，使私立大学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主流。即使到了1926年，国立大学增至17所，公立大学增至8所，私立大学亦已增至15所④，私立大学在数量上几乎与国立大学并驾齐驱。如果加上未获教育部批准立案的私立大学，其数量和所占比重就更大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虽然加强了国立大学的建设，有些私立大学被收归为国立大学，但私立大学仍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的1936年时，国立、省立(公立)、私立大学的构成状况是：学校数量，国立大学13所，省立大学9所，私立大学20所。在校学生数量，国立大学11 694人，省立大学4689人，私立大学13 033人，私立大学在校生数量超过国立大学的11.45%.岁入经费数量为，国立大学13 943 158元，其中财产收入27 610元、捐助收入150 000元、杂项收入156466元;省立大学4 408 542元，其中财产收入580元、捐助收入50 000元、杂项收入657 874元;私立大学9 025 834元，其中财产收入304 128元、捐助收入3 116 096元、杂项收入2 270 660元，捐助收入为国立大学的20多倍⑤。这一统计表明，私立大学除了经费之外，在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上均超过了国立大学，而且其经费来源中以捐助收入为最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受到严重挫折，私立大学受挫更重，国立大学日益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抗战胜利后，经过恢复，私立大学之阵营虽已不及国立大学但仍有所发展。到1949年时，全国有国立大学39所，私立大学27所。私立大学较之1936年增加了7所⑥。

2.引起政府对私立大学的重视，使之走上了一条有规可循的制度化发展道路。从1919年起，各地相继设立私立大学，发展势头颇猛，难免鱼龙混杂，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借办学以敛钱，以开办大学为营业者“①的现象。对此，民国政府教育部，除了不断完善私立大学法规之外，还迭次加以调查整顿，将学科设置和教学质量合格的私立大学予以注册登记，其余者或责成整顿，或指令停办。凡经注册登记的私立大学，不仅对其加强业务监督，务令符合大学规章，而且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使之规范而持续发展，有不少成为名校。

3.促进了国立大学的发展。商人捐办大学的领域虽以私立大学为主，但亦关注国立大学的建设。如上面所说的商人们对创办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支持，以及对中山大学校舍建设的资助，对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的学生留学资助，都对国立大学的建设和教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和导向作用。尤其是助成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由于该二校是民国后新设大学的第一所和第二所，其促动作用不可小看。

4.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的学科建设。商人在捐办大学时，有的会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或资助某一大学开设相应的专业学科，或在自己集资开办的大学中设置相关的专业学科。

如旅津宁波商人李组绅是矿产企业家，所以与严修、张伯苓商定在南开大学创设矿科，并由自己独力捐助开办经费②。此举，不仅为南开大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专业，也为全国各大学所稀有。

又如助成东南大学的商人们，结合自己的行业设置相关的学科专业。穆藕初与自己经营棉纺织业，改良棉花品种，引种美国棉花相结合，委托该校农科负责华商纱厂联合会所设植棉改良委员会的棉种研究、改良和推广工作;并由华商纱厂联合会，在1921~1924年间每年提供经费2万元，在全国设立植棉试验场16处③。既有利于棉种改良，也有益于学校植棉专业的进步。

再如郭子彬父子资助复旦大学建设心理学院，使该校建立心理学专业的设想得以实现，成为中国较早设有心理学专业的大学之一。

面粉企业家荣德生，于1947年在无锡创办江南大学时，先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到1948年，又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的需要，并得到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的支持，增设了面粉专修科，成为国内外大学的独创④。

第二，对人才培养方式起到一定创新作用。主要表现在选拔资助对象时把学习成绩与品德、能力相结合，并委托有关专家管理。如穆藕初在捐助大学生出国留学时，所采用的选拔方式是”不限省份，不限科目“,以”道德、能力与学问并佳，日后堪为各界之领袖者为合格“⑦ .”委托蔡孑民(蔡元培)君以个人资格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送之“.由其创建的”穆氏奖学贮金“,”委任黄任之、沈信卿、蒋梦麟三君为管理人“⑦，实现了选拔资助对象上的商人与教育家相结合，资金使用上的捐助者与用者相分离，从而避免了人情关系的干扰和个人意志的偏见。这种资助方式，使穆藕初所资助出国留学的人员中，大多成为杰出的人才。如第一次资送赴欧美留学的五名学生：

罗家伦，赴美国研究教育及比较文学。后继续游学英、德、法等国。返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新疆监察使，驻印度大使。段锡朋，赴美国研究经济政治学。回国后在武昌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等职。汪敬熙，赴美国研究心理学。归国后任中州大学(河南)、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1934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1946年任联合国文教组织自然科学处国际科学合作组主任。周炳琳，赴美国研究社会经济，继入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商科大学、清华大学等。

1937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康白情，赴美国研究文学社会学。回国后先后任中山大学、文化大学、华南联合大学教授⑧。

又如第二次资送赴菲律宾留学的四名学生中，除了有两人情况不明外，还有两人：

韩朝宗，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专修金属材料试验及冶金研究。归国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冶金委员、军政部兵工研究委员。张纯明，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主修社会、政治学。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系主任。抗战中任行政院秘书、河南省政府委员等职①。

此后，资送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所取得成就的佼佼者有：方显廷，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经济学，后获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

1929年1月任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兼经济系教授。

1946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1947年年底，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

第三，对商人捐办教育事业的方式产生了提升作用。在商人捐办大学活动中，除了继续采用传统的个人直接出面的捐助外，日益增多地采用了基金会、董事会之类的有组织的方式。这些组织都订有自己的章程，一切按章程办事。从而使得商人的捐资兴学活动更趋于规范化和合理化。

第四，对商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商人通过送自己子弟上大学、出国留学，尤其是通过资助大学建设和资助非自家子弟上大学和出国留学，既使中国人的接受大学教育率得以提高，也使商人阶层的素质构成得到明显的提高。据徐鼎新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能够统计的1108名新式企业经理、董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为229人，占总数的20.7%,其中毕业于本国大学者129人，占总数的11.6%②。又据苏云峰的研究，在1912~1928年间，有案可稽的著名商人377名，其中受过大学教育者126名，占33.4%,内中88人有在国外大学留学的经历，占有大学学历者的69.8%③。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启动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较快发展的进程，而在奠定大学教育基本格局的过程中，私立大学不仅具有引领潮流的作用，而且居有半壁江山的地位，其中的商人捐助既是私立大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国立大学发展的援助力量。如果没有以商人捐办，没有私立大学的加入，那么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水平将大为降低，教学的现代化水平亦将会显得更加落后，商人队伍的现代化进程亦将严重滞后。由此可言，动员和利用商人捐资办学，是近代中国发展大学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全文如下：

摘要：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密切，有利于大学生文化认同和健康人格形成。当前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将传统文化内容与时代紧密结合，改进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是汉文化圈的源头和中心，在宽广的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经过世世代代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有道、佛等思想的多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大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是党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个人成长的必须。教育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一、弘扬传统文化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需要

1.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文化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一经诞生，就对人发生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个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文化熏陶，形成与特定文化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或多或少接触到传统文化理念，已经初步完成了社会化，具有朦胧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思维行为取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其已形成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2.传统文化是抵制不良文化渗透的屏障。

社会不良文化是侵蚀、腐化人们思想，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破坏作用的文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社会不良文化具有存在传播的土壤。社会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物质享乐，奢靡浮华;讲求个人中心，崇拜权势和金钱;放弃道德操守，崇尚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抵御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性文化，核心部分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具有明显的育人功能。它关爱肉体，关心生命，不自虐，不极端，讲中和，讲奉献，设置了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集体服务的人生价值。传统文化认为，个人生命由父母给予，同时承担延续祖宗生命的重任。因此，个体是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生命之树上的枝叶，其价值在于更好的促进大树繁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契合，具有内在统一性。

二、弘扬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1.有利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与欧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集体主义。集体是价值的主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有宗法制集体主义存在各种弊端，完全无视个人利益的极端集体主义已经被否定，但集体主义不会过时，它滋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生动的素材。

2.有利于大学生基本道德规范培养。

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和”，最高理想的实现，依赖每个社会个体知礼守规，道德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道德标准。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现阶段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脱胎于传统文化，扬弃了传统道德中等级、忠君等封建糟粕，发扬了爱国、勤俭等内容。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的生动解释，以“诚信”为例，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名言和故事。

3.有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养成。

心理学上的“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可以笼统的称之为“个性”。目前对于健康人格的评价标准一般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自我意识;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大学生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刘洋泼熊”“马加爵行凶”等校园案件，凸显了当前大学生群体人格障碍问题。大学生中常见的不良人格倾向有妒忌、偏激、自卑、自我中心、孤僻等。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现实完美人格的典型“君子”，为大学生提供了目标。

三、在大学生中弘扬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1.近代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思想界痛定思痛，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力图引进西方文化，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在批判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内容被放大，甚至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在这种批判多于继承的历史背景下，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认同程度不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通过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传递给大学生。

2.受教育者大学生喜新求异的群体特点。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大学生处于人生智力发展的高峰时期，思维独立性和批判性显著增强。进入大学校门后，大学生脱离了家庭的呵护，学业压力减轻，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思考人生问题，成人意识增强，渴望证明自己的成人地位。大学生不迷信书本，不拘于传统，相对于已有结论，他们更倾向于经过自身思考，提出新的见解。传统文化作为自古流传的内容，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大学生的新奇特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利用班会年级会，开辟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3.学校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内容缺失。

我国教育体系重技能轻人文、重“成才”轻“成人”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升学率依然是社会衡量中学教育的绝对标准。在就业率考量标杆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越来越向应用型靠拢，绝大都数高校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大学生面临就业的激烈竞争，学习的重心大都放在过级、考证、考研等更有实际效用的内容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仅限于兴趣爱好或消遣。各类学校应提高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植根民族土壤，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民族品格，自觉抵御不良文化渗透，开拓向前，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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