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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原因分析对策建议
论文摘要:根据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具有资产负债率偏低、负债结构不合理、股权融资偏好等现状.分析了我国土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
我国的上市公司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出现的企业形式,绝大多数gt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由于历史和体制等原因的影响,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呈现出独特的资本结构特征。
(一)资产负债率水平偏低
负债经营的基本原理就是在保证公司财务稳健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资产负债率是反映公司资本结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指标,它反映了在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举债来筹资经营的,这个比率也被称为“举债经营比率”。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方式上,虽然外部融资的比例很高。但在外部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发展缓慢,从而使资产负债率偏低。另外,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化融资体制导致了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增加了国有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和出现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而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上市后.可以通过发行新股和再融资配股等多种融资方式获得大量资本金.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但也从过低的资产负债率中反映出上市公司并没有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进一步举债的潜力很大。
(二)负债结构不合理
负债结构由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构成.一般而言.短期负债占总负债一半的水平较为合理。从现实情况看,我国上市公司的短期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偏高,反映出公司使用过度的短期负债来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当上市公司面临的金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如利率上调、通货膨胀,短期负债比例过高,会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资金周转。增加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给公司经营带来潜在威胁。
(三)以股权融资为主
企业经过改制上市后,将拥有留存收益、配股、增发新股、发行公司债券和银行信贷等多样化的融资方式。从现在的融资环境来看.上市公司长期资金来源有留存收益、长期负债以及股权融资三种渠道,其中留存收益属内部融资,而后两者属外部融资。按照优序融资理论,内部融资的成本最低,债务融资次之。股权融资最高。因此,融资顺序应为:内部融资一债务融资一股权融资。从我国上市公司近几年的资本结构看,内部融资的比例小,外部融资占绝对优势地位,其中股权融资更是占到了50%.是上市公司最重要的长期资金来源。其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很多是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成的,在未成为上市公司时.融资主要通过银行的贷款解决。然而,一旦上市,他们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盈利能力,不再将债务融资作为融资方式的首选,而选择以股权融资为主,且具有很强的“配股热”倾向。基于此,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就出现了特殊性——股权融资一内部融资一债务融资,有悖于“优序融资理论”。
二、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成因分析
(一)股权融资成本较低
融资成本是公司选择融资方式时,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股权融资的成本主要是股利和发行费用,债务融资的成本主要是在预定的期限内支付的利息和相关发行费用。资本结构理论认为。由于负债所发生的利息费用可以在税前列支扣除,有一定的减税效应,使其实际成本下降;而股权资本由于承担的经营风险比债务资本要大,股东要求的回报率就高,因此,债务融资的成本要低于股权融资的成本,一般公司在选择融资方式时.债务融资的比例应比股权融资的比例大,但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时,却以股权融资为主。这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中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较少,股票配股对公司来说不需要现金流出.几乎不需要成本,且还有许多上市公司常年不分红.或者只是象征性地分红,很少有公司用自己的全部盈利实施分红。就形成了在我国股利支出极低.股权融资成本比债务融资成本低的特殊情况。所以,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资产负债率也相对较低。
(二)股权融资约束力弱
债务融资面临着到期需还本付息的“硬约束”.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不好时.容易引发财务风险或破产风险。相对而言。股权融资是一种“软约束”.它是永不到期的无需还本付息的可以自由支配的低成本资金来源,在经营困难时.甚至连股利也无需发放。所承担的风险非常小。股权融资的约束主要来自于股东、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投资者对管理层只是间接约束。而我国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在总股本中.国有股占很大比例,国有控股股东是中小股东的代理人,而委托人中小股东的权利却得不到保护,中小股东的投资几乎成了事实上的零成本资金。中小股东对上市公司几乎没有约束力,这些都使上市公司管理层更热衷于股权融资。
(三)债务融资困难
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应包括长期借贷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很不平衡,债券市场的发展大大滞后于股票市场的发展。一是债券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债券的发行仍是传统的审批程序,比股票上市的审批更为复杂,条件更为严格;债券的管理实行额度控制的计划管理,发行规模小,这些使上市公司缺乏发行债券的动力和积极性,也使债券市场的发展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二是我国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总体上不佳.盈利能力相对较差。这种状况导致留存收益较少,从而使公司陷入自有资本不足,内部融资困难的窘境。上市公司为了投资,扩大规模,就必须想办法利用外部融资的方式,但我国商业银行功能尚未完善,长期贷款的风险又较大.使其并不偏好于长期贷款;上市公司从银行的贷款用途被严格限制.具有局限性,同时也不愿承担银行贷款的高额利息。由此可见,上市公司想要利用债务融资困难重重,出现了融资方式向股权融资偏移的状况。
(四)经理人谋求自身利益
我国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在企业中的持股比例很小.几乎为零。这导致经理人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无法捆在一起.他们的报酬与经营业绩并不显著相关。到底是以债务融资还是以股权融资,里面包含着股东和经理人的利益冲突,选择债务融资,过度负债,必然会增加公司的财务风险,陷入破产的概率增大,直接威胁到经理人的利益;选择股权融资,股权资本过度扩张,势必造成股东权益的“稀释”,股票价格下降,有损于股东的利益。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特别是我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占主导地位。使股东地位基本处于缺失的状态,经理人实质上控制着公司的运营。经理人既不愿在公司日常经营中陷于被银行等债权人上门逼债的尴尬境地.更不愿因公司不能到期偿还债务陷于财务危机,从而使自己在公司中所获得的职位、薪金等既得利益受到威胁,不需还本付息,无强制性的股权融资就成了经理人的最佳选择.可以说.经理人在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愿用债务融资。
三、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建议
(一)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完善发达的资本市场是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调节器和控制器。在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滞后,导致了上市公司融资手段的单一,影响了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以及上市公司融资方式的选择.直接加大了上市公司融资的成本和难度。在成熟的国际资本市场上,债券市场的规模要远远大于股票市场的规模,这提醒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要推动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使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协调发展,应对现有制度做以下改善:一是发行制度层面上.尝试市场化改革。建议债券发行由审批制向核准制、注册制过度,依据宏观经济指标及其变动来决定债券发行规模、节奏和种类。放宽对债券发行主体资格的限制,在债券的发行审核方面,要继续满足一些国家大型优质企业的发债需求,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债券.消除对非国有企业发行债券的歧视。二是政府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来决定债券利率。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反映出资金的稀缺程度.意味着投资者的收益和风险水平。只有将利率市场化后,债券在市场上由其不同的信用等级和流动性来形成不同的利率水平.真正反映其内在价值,体现“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这样,市场上才有不同利率水平的债券品种,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需求,进而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市场。三是丰富债券发行品种。各公司因权益关系、资产规模、融资目的、投资项目等因素的不同.对发行何种债券有着不同的要求。同时,由于我国债券品种单一,投资者选择余地小,投资风险的规避比较困难,进行债券品种的创新.能为债券发行公司和投资者都提供广阔的选择空间。四是建立完善的信用评级体系。信用评级是对债券投资价值、偿债能力以及风险程度等方面的评估。公司的信用是公司发行债券的基石。信用评级及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健全.将会严重阻碍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培育信用评价机构,为投资者提供客观、公平、科学、权威上网评估意见,市场投资者可以根据公司的信用等级进行投资决策。
(二)降低国有股比重.改善股权结构
加快国有股的自由流通,通过国有股减持.实现股权所有者多元化,引入新的投资者如银行、投资基金、本公司职工以及社会公众等,特别是要吸引、鼓励企业投资者,他们最终代表个人投资者利益,加之其实行专家管理,所以,它能激励也有能力对上市公司实行有效监督。对于非国家经济命脉、支柱.非国民经济基础和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竞争性强的行业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可以逐步退出。以减少国有股权的集中程度。在上市公司中。也应该加入公司经理人的股权.并适时适当地扩大他们的持股比例,使其个人利益与上市公司的绩效联系在一起,能更多地为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壮大来考虑,只要公司经理人能够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那么对于其较高的股权收益就应当敢于承诺。
(三)完善对经理人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目前,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股所占比重过大。作为国有资本代表的政府官员并不具有对企业资产剩余的索取权。而只是得到固定的工资以及福利,缺乏监督动机和积极性;分散的小股东的监督作用又非常有限,造成了经理人行为自主性过大,缺乏监督控制。因此,在外部环境上,完善经理人市场,使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存在潜在的竞争对手。一旦经理人因自己的行为使公司的利益受损,他就会声誉下降,自身的人力资本降低,不利于以后的职业发展。在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上,设计最优的选聘、激励和监督机制。首先,建立一套科学、完善、有效的选聘制度。要引入竞争机制,对经理人进行上岗激励。其次,对经理人给予薪酬制度的激励。一是股东与经理可以签订报酬绩效工资制,根据经理人给公司所带来的效益来决定其收入,可以减少经理人的道德风险:二是让经理人拥有公司的股权,使其自身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相挂钩,经理人为能给自身带来更多的福利。就会在投资方面更为谨慎,选择投资收益高、把握大的项目进行投资。再次,要强化监事会的各种监督职能。给予监事会一些实质性的权力,如董事会的重大决议要经监事会通过,监事会对经理人的聘用、考核进行参与,监事会人员中应增加一些懂经营.善管理,有专业技能的人参加,提高监事会的监督,检查能力。
(四)规范上市公司融资
严格考察上市公司的资格,选择真正优秀的公司上市是保证合理融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前提。股票发行实行真正的核准制,让公司根据自身实际的经营状况和资本市场状况决定是否上市发行股票或增发股票和配股,让企业独自承担风险。在上市公司分红方式和分红比例上要严格地审核.以确保其真正地实行分红,且适当地提高股权融资的成本。鉴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呈现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特别是再融资时首选配股和增发新股,证监会应加强对上市公司配股、增发新配的审批,规范其融资行为。如对申请发行新股或配股的上市公司,若是处在结构性过剩的行业中,证监会应暂缓其发行;对多次变动项目投向,涉及金额巨大而又投资失误的,应对上市公司的经理的经营能力提出质疑,从严审批,造成重大影响、损失的,取消其配股资格。对上市公司的行为要全过程跟踪监督,看其配股资金是否与原计划相符。项目收益情况是否与预期一致,如没有按照规定执行,在配股、增发新股方面要设置更多的限制:违规的上市公司要给予处罚。这样才可以加强对配股资金使用的约束.一定程度上限制上市公司的“配股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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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控股股东小股东
【论文提要】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是公司制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实现公司制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保证。由于我国国有控股公司在股权结构中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并且由此也产生了与其相关的公司治理问题,所以要完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就必须优化其股权结构。本文阐述了我国国有控股公司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优化股权结构和完善公司治理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股权结构是指企业股权总额中各股东的所占有的比率,一个股东有了股权,那么他就拥有相应对企业的控制权。而公司治理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种形式,如内部治理是通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施的治理活动,像对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对公司的制衡机制。外部治理包括众多的竞争性外部市场及社会舆论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外部市场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公司治理与股权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公司治理取决于股权结构。只有股权结构合理才能从总体上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一套制度安排,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来协调公司中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关系,解决他之间现有的和潜在的利益冲突。正是因为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在相当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必由之路。
一、当前我国股权结构及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许多国有控股公司“一股独大”,缺乏多元股权制衡
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公有制占主体的所有制制度,出现了在现在许多上市公司中,国家拥有高度集中的股权,国家是最大的控股股东的现象,在我国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指国家股作为第一大股东,占据绝对控股的地位(持股超过50%),另一种情况则是国家股虽然未达到绝对控股的比例,但是与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相差悬殊(持股差距超过20%)。正是如此,在公司治理中对大股东的管理层根本上就无法形成必要约束和对其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这样就会使得管理层无视小股东的存在,根本就不顾忌小股东存在的约束能力,那么就会容易造成对小股东的利益的忽视和侵害。
2.母子公司存在较为复杂的联系
在我国,大多数的以国有股为上市公司是通过控股母公司的原有资产和人员组成的,上市公司只是其控股母公司的一部分。母公司就有可能越权干预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执行层的经营业务,甚至为控股股东利益淘空上市公司资金,如上市公司为了大股东的利益,在股票市场上无限度地增发、扩股,使股权稀释。再者是上市公司可能利用母公司来操纵盈余,因为母公司控制了上市公司,那么其主要权力掌握在母公司的大股东的手中,那么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就可以与母公司的大股东做出不利于散户利益的决策,如一味的配股,不发现金股利或少发现金股利,使盈余留在上市公司,进行其他风险比较大的投资。这样一来,就会对小股东的利益产生侵害,而且对整个证券市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3.“内部人控制”现象严峻
“内部人控制”是指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中,当出资人不能有效地对经理人员进行最终控制时,后者就可能利用这种控制权来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发达国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在我国国有控股公司中可以说是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国有控股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可以作为国有股的代表,很有可能不考虑小股东的意见。在公司的经营、投资和资金的运作中,只考虑自我的利益,而不是追求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从而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因而在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可能会依靠其实际控制权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4.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
在我国,由于股权被人为的分割,定价不尽相同,国有股权缺少明确股东的权利,小股东或公众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没有多大的影响,对高层管理人员的约束难以真正地形成,加上管理层与员工股票期权制度不完善,缺乏严格规范的、有效的对管理层的长期激励机制,使得管理人员所有占有股数比较少,无法保证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而且上层管理人员年度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相关程度不高,年度报酬对高级管理人员没有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不能对董事和上层管理人员形成有效地激励作用,这样就会出现管理人员对公司的经营失去兴趣,使得公司的业绩下滑,给公司的股东造成很大的损害。
二、优化股权结构以及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措施
1.完善我国有关公司治理方面的政治行为
目前我国公司的政治行为普遍存在一些规范性的、模糊的问题,如企业的领导人直接参政,政府官员直接充当企业的领导人员等行为。虽然可以通过这些政治行为很好地解决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是也会出现政企不分的后果,为此,就必须处理好企业领导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可以通一些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可以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对此进行约束,从而利用国家的政策来实现公司自身的发展,来解决公司治理中的问题。
2.完善证券交易市场
首先应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使得股民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有充分的了解,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出现,如公司的报表必须真实、完整、及时地进行信息披露,使信息的真实性加强。其次就是解决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证券交易禁止行为,这就需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防范,我国《刑法》、《证券法》中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对内幕交易的防范,可以推出证券账户实名制,以更好的查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人员,对其实施法律制裁。最后,规范股民的投资行为,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并不成熟,投机行为非常严重,那些机构投机者,尤其会扰乱证券市场的交易,造成股市的强涨强跌,对这些就必须严厉打击。
3.规范市场环境,特别是完善关联交易的监管
当前,关联交易是大股东剥削小股东和子公司利益的主要途径之一,尽管中国证监会的一系列制度中都有对此相关的规定,也初步建立了利害关系关联交易人回避表决和信息披露制度,但关联交易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甚至还变本加厉。笔者认为,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对关联交易的立法,确立控股股东对下属公司发生不公允关联交易而导致下属公司遭受利益损害时的赔偿责任,目的在于使他们认识损害小股东和控股子公司的利益,从法律的层次上来强制地解决此问题。
4.减少国有股在国有控股公司股权中的比重,做到相应地分散股权
在我国,国家控股的股权结构是影响我国公司治理优化的重要因素。经过近几年的国企改革的经验,减少国有股在国有控股公司中的比重,可以说是优化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完善公司治理的必然选择。
5.完善公司激励机制
公司治理可以说是对人的治理,怎样使员工和上层管理人员能够给公司带来最大的利益,这就要处理好员工、上层管理人员的问题。在此就可完善员工持股和股票期权机制的激励机制,这样一来,不仅使员工变向地成为公司的主人,使他们有为自己工作的心理,公司取得的收益与自己密切相关,解决他们的抵触心理。对上层管理人员实行股票期权机制,可以解决代理人的问题,做到双方利益不会冲突。同时采取此种措施,可以稀释公司一定的股权,对解决我国公司“一股独大”有一定的作用。
公司治理机制一般具有国家和地区性,不同的国家有与其国家的市场、政治和法律环境相适应的公司治理,虽然不存在所谓最优和唯一的公司治理,但是好的公司治理却有着共同或相同的机制,如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法律的完善等等。在不同的股权结构下公司治理机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其内部治理机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不利于外部治理机制的发挥;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它有助于外部治理机制的好挥,但公司内部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就存在严重的不足;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有较好地发挥约束和监督作用,尤其在保护小股东利益方面,但在外部治理机制又存在不确定性的弊端。在我国,只有通过完善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让公司在健康、正常的市场条件下运作,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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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起到监督与约束作用,但是真正要发挥出他们的作用还有一段路要走。而这一段路中比较关键的环节就是要铺设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渠道,这需要双方都要进行关系投资。而这种投资是高度专用性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双方之间长期的互利互惠关系。
关键词:专用性资产;公司治理;内部资本市场
公司治理的关键取决于实现管理者与股东关系的协调与沟通,尤其是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尤其重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是本文致力于探讨的问题。
一、传统公司治理研究的弊端
传统公司治理研究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因此它至少会产生以下几个问题:
(一)决策短视
以美国为代表的崇尚最大化股东价值的治理机制,公司目标集中于获取高额财务回报,组织这一种体制的目的是为了激励管理人员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而激励与控制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公司董事会对管理人员的控制考评主要建立在增强企业财务的透明度以及将决策和投资分配主要建立在财务指标的基础上。而一些重要的投资,例如研究开发、制度建设、员工培训等很难通过财务数据显示其价值,因此这些投资根本不被当作投资而被搁置一边,从而降低了公司未来的竞争力。
(二)道德风险
在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是委托人,经理是代理人。股东处于信息劣势,而经理拥有信息优势,经理人可以通过控制信息来谋取个人私利。
(三)大股东治理
相对集中的控制权使得大股东有能力对公司决策行为施加影响。但是大股东可能凭借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利用公司资源牟取私利,尤其是在大股东一股独大的环境背景下,这一问题更为严重。
这就需要在信息和知识能力上具有一定优势,又有足够的动机对管理层进行监督、与大股东进行抗衡的力量出现,而现在理论界都把眼光投向了机构投资者。虽然机构投资者在目前来看是比较理想的监督与抗衡力量,然而真正要发挥出他们的作用还有一段路要走。而这一段路中比较关键的环节就是要铺设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渠道,使他们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成为一种常态,而不是心血来潮的短期行为。
二、关系专用性资产
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其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时,他的价值损失越大,当在投资退出的情况下,就会发生沉没成本。
如前所述,要实现机构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精诚合作,首先必须过信任关。而最容易实现信任的方式就是双方的关系专用性资产投入。这相当于相互之间的资产抵押,因为这种投入一旦投入就很难在短时期内无代价地收回,只有长时期的合作才能使双方得利。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其对关系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表现为减少投资组合的数量,增加对某些特定企业的投资,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挑选过程。由于投资组合范围的缩小,增加了机构的投资风险,由于对特定企业的股份持有数量较大,使机构很难在股价不下降的情况下将其全部卖出,这样一来,机构降低自身风险的办法只有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利用自己专业上的优势,帮助提升企业价值,实现获利。
对于企业来说,由于机构的高度专业化,使其无论是在公司治理还是在战略制定上都能得到机构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某些大机构在证券市场上拥有定价权,所以保持与机构投资者之间良好的关系对企业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建立或者说怎样投资于这种关系。
三、公司治理中的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
关系投资,重点在于取得信任。因此企业进行与机构之间的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要成为机构投资者青睐的对象,企业首先要有良好的信誉,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双方之间的信任。
(二)对企业主要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要使管理层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兼容,使管理层与投资者成为进一步的利益共同体。正如前文所述,引入机构投资者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以股东的身份监督管理层;与大股东进行制衡以及对企业提供一些专业性的帮助。作为机构投资者由于资金雄厚,经验丰富,对企业的持股能够达到一定比例,所以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对企业管理层和控股股东进行监督与制衡,不同于中小股东由于股份较少而产生集体行动困境。但是作为机构投资者只能作为董事参与公司治理,而无法全方位参与企业管理,所以在企业的控制能力上仍然处于劣势。要弥补机构投资者在这方面的不足,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企业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这样一来,管理层的报酬与公司股票市价紧密联系,而公司股票市价一方面取决于公司业绩,另一方面取决于机构的态度。如前文所述,机构对公司股票的买卖经常是股价涨落的风向标。其结果就是机构把资金投向某公司的股票,其收益取决于管理层的用心经营;而管理层的报酬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机构的评价,这是一个颇为理想的相互抵押。
(三)把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制度化、常规化。由于机构投资者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管理,所以难以对公司的商业战略、市场定位和金融前景有明晰的了解,因此,公司必须清楚地传递信息,对投资者的误解进行纠正并充分重视投资者的意见。所以企业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把与机构的沟通协调机制纳入制度体系,并保持其长久性。
关系投资是一种增强双方相互理解、彼此沟通而节约交易成本的过程。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难以达成共识。因此要创造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双方达成信任、彼此合作,共同提升企业价值并实现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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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针对现行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研究中忽略宏观经济因素的不足,着重研究利率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利用1996年至2006年上市的266家公司的数据检验利率与资本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利率显著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利率的变动显著影响资本结构的调整。
论文关键词:利率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当najan和Zingales(1995)以及Demirguc—Kun和Maksimovic(1999)等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发展中国家时,结果发现,尽管在多数资本结构模型中宏观经济变量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宏观经济环境的差异对所有模型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近年来,wald(1999)、Booth等(2001)对不同国家企业资本结构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内涵。他们的研究发现,资本结构与一国的制度环境、宏观经济因素、公司特征因素密切相关。利率水平包含了大量宏观经济信息,并且是资金信贷市场中资金使用权的转移价格,企业筹资离不开对市场利率的分析权衡。国外,Kim,Ramaswamy和Sundaresan(1993)以及Longstaf和ISchwartz(1995)都认为,企业的负债率随着无风险利率的增加而增加,主要是因为在风险中性框架内,无风险利率增大,导致违约率下降。Ieland(1998)以及Leland和Tdif(1996)发现,当无风险利率增加时,所有资产的回报率都增大了,违约概率降低了,从而增大了公司的负债能力。Russo等(1999)认为由于利率使负债融资成本增加,所以利率上升使权益融资更有吸引力。实证研究结果得到,对经理无权利的合作社,利率对资本结构有显著影响,因为该类合作社更关心利息费用增加导致的边际利润减少。Bancel(2002)分析欧洲17个国家的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时得到,利率水平是经理考虑企业负债政策的重要因素,并且通常是利率较低的情况下,企业采用负债融资。Huang,Ju和Ou—Yang(2003)认为,利率的变化影响着企业的负债比率。
(二)国内文献傅元略(1999)注意到了宏观利率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他认为:当企业资产收益率高于宏观利率时,企业将倾向于提高负债水平。林孝基(2001)讨论了利率变化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认为对于资本成本率大于贷款利率的企业,可以通过低利率的金融环境来增加贷款来获得经营收益率与借款利息率之间的利润差额,从而使企业资本结构产生改变。王文娟(2007)利用回归方法得出结论:实际贷款利率对最优资本结构具有显著影响。严小明(2004)认为,企业的资本结构应随负债利息率的变动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蒋振声(2OO1)的研究认为,利率水平与市值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洪正,王磊(2005)研究认为,债务利率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债务利率代表着债务融资的成本,与资产负债率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意味着股权融资的成本很低,虽然自1996年以来多次降息,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依然存在。刘锦,易法海(1999)结合我国1996年来先后六次降低利率的实际情况,论证了我国数次降息对资本结构变化的影响是符合理论和实际的。蔡楠和李海菠(2003)得出结论:实际贷款利率与负债率显著负相关。原毅军和孙晓华(2006)利用1995年至2004年我国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发现实际贷款利率与目标杠杆负相关。
综观国内外文献,可以肯定的是利率显著地影响企业资本结构。但现有文献大多是理论分析,相应的实证分析则很少。中国目前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其行政手段已经开始逐渐淡出。1996年全国统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联网运行,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形成1998年9月放开了政策性金融债券市场化发行利率;1998年和1999年两次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2002年初,在八个县农村信用社进行了利率市场化试点改革,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由50%扩大到100%,存款利率最高可上浮50%;2002年9月,农村信用社利率浮动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2004年1月,央行第三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并下调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2004年10月2913,央行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同时,进一步放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现行资本结构研究中忽略了宏观经济因素,基于此,本文选取包含了大量宏观经济信息的利率水平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利率水平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中国目前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已显有成效,所以本文将检验我国市场利率如何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利率变动是否影响企业资本结构调整。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马克思的利率决定论认为利率的变化范围在零与平均利润率之间;资本边际生产力利率决定论认为:资本边际生产力大于利息,投资者会继续借贷,扩大投资,资本边际生产力小于利息,投资者将减少借贷,减少投资;储蓄投资均衡利率决定论认为:贷款的需求主要来自于投资,投资量的大小取决于投资预期回报率和利率的关系。当利率降低时,预期回报率大于利率的可能性增大,投资需求也会增大。由以上利率决定论可知利率的高低决定着投资者贷款与投资的多少。现代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中最主要的投资主体,其投资与筹资的多少受利率的影响。当企业预期投资回报率大于利率,企业通过增加负债来增加投资,以取得利润差额。当企业预期投资回报率小于利率,企业就不会通过增加负债来投资。因此,利率越低,企业增加负债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提出假设:
假设1:利率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呈负相关关系
在以往动态模型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并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调整成本和调整速度的影响。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融资能力都较其他公司强,因此企业调整其资本结构,都不会遇到政策上的阻碍,因此更多的考虑的是调整成本,而决定中国上市公司调整成本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实际贷款利率。王文娟(2007)构建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型,利用回归方法得出结论:利率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利率与调整速度负关,这说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企业对资本结构的调整成本,当政府提高利率时,企业调整资本结构的成本提高,此时调整资本结构所需要的资金规模变大,则调整速度变慢。童勇(2006)研究认为,贷款利率影响公司对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资金的成本是公司财务所必须考虑的,而债务的成本主要体现为贷款利率的大小。利率的上升必然会影响公司进行债务融资,从而限制了公司调整资本结构的程度和速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在我国整个利率体系中起着主导作用,该利率的变化直接导致贷款利率的变化。所以,提出假设:
(二)变量的设定本文所设定的变量见(表1)。
(三)模型的构建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有很多,除了利率还有行业、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抵押能力、非债务税盾等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在实证研究中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的构建中。本文拟采用混合数据,即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在现实中,随着时间与内外部环境的变动,企业会不断地调整它们的资本结构。本文为了验证利率的变动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将模型1中的所有变量做一次差分,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其他变量与此相同。在以上两个模型中,行业(INDUS)作为虚拟控制变量来控制行业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所以模型2中不对其作差分。
(四)样本的选取本文选取深、沪两市1996年至2006年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样本的选取遵循以下原则:1996年至2006年一直上市的公司,这是为了确保公司财务稳定且公司行为相对成熟;不考虑金融类上市公司,鉴于金融类公司自身特性,研究资本结构问题时一般将之剔除样本之外;剔除ST和类上市公司;剔除无法获取相关数据的公司。基于上述原则,本文共选取深、沪两市266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1996年至2006年为数据窗口,运用截面数据和时问序列数据来编制各变量的混合数据。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CCER数据库。
三、实证检验分析及结论
(一)实证检验分析从(表2)中可以看到,利率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之间在l%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会随着利率的提高而显著降低。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另外,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抵押能力、非债务税盾、行业这些因素也显著地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
从(表3)种可以看到,利率的变动显著地影响着资本结构的调整,显著水平为1%,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会对利率的变动做出较明显的反映。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2。另外,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抵押能力、非债务税盾的变动也显著的影响着资本结构的调整,但是行业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在资本结构调整上不存在差异。
(二)研究结论本文重点研究了利率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利率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利率与企业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另外,利率的变动显著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利率在经济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政府调节经济的有效工具。当经济萧条时,降低利率,企业负债的可能性增大,投资增加。上市公司作为社会经济中主要的投资主体,其增加投资引起整个社会的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发展。反之,当经济高涨引起严重通货膨胀时,可以提高利率来加以抑止。企业在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时,要充分考虑利率因素,使企业资本结构处于一个更为合理的水平。当利率发生变动时,企业要随之调整资本结构,从而使企业做出更为合理的筹资,投资决策,提高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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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是从两个不同层面对企业进行有效管理,它们之间既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为实现企业的最终目标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关键词: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关系
内部控制是由管理当局为履行管理目标而建立的一系列规则、政策和组织的实施程序;公司治理是关于公司各利益主体之间责、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涉及决策、激励、监督三大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等。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且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一、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联系
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良好的内部控制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保证,健全的公司治理又是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基础。内部控制在公司制度安排中担任内部监控的角色,成为公司治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两者之间的联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管理主体的趋同性
内部控制从制定到执行、评价和改进,一切过程都体现了人的意志。COSO报告特别强调了,内部控制是受企业的董事会、管理阶层及其他员工影响,其中董事会是内部控制系统的核心。而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经营者和董事会。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投资回报率约束董事会的行为,以使公司能做出正确的重大战略决策;董事会通过公司业绩约束经营者,目的在于达到公司的有效经营管理。所以说,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主体是一致的。
(二)宏观目标上的同一性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最终目标具有相容性,都是要实现企业目标。内部控制的主要目标是减少虚假会计信息,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其基本目标仍然是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而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企业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防止董事、经理等代理人损害股东的利益。健全的公司治理是企业目标得以实现的保证,只有实现企业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才能实现。因此,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存在最终目标的相容性。
(三)宏观内容上的交融性
从内容上来看,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有交叉重合的地方,主要是监督、信息传递、权责分配,治理主体评价内部控制运行效果,经营者向治理机关报告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等。当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时,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趋于合一。内部治理为主的公司,股东和股东大会、董事会是监控主体,因而内容的相容性较大;外部治理为主的公司,主要通过外部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经营者是控制主体,因而内容上的相容性较小。
(四)形成基础的同根性
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产生的基础都是委托代理关系。内部控制作为系统的制约机制,实施所有者对经营者及经营者对经营过程的控制,其根源是所有者与经营者间、上下级之间的代理行为。公司治理是在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中“代理”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效果。
二、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区别
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又存在很大的区别,包括目标上的、内容上的、涵盖组织结构的范围上的不同等,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差异:
(一)微观目标上差异
虽然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企业目标,但具体来说,两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内部控制的目标是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企业资产的安全、资产运营的效果,其根本作用在于衡量和纠正下属人员的活动,以保证事态的发展符合计划的要求;按照目标和计划对工作人员的业绩进行评价,找出消极偏差之所在,采取措施加以改进,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效益,保证企业预定目标的实现。而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的目标是在利益相关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合理配置权限、公平分配利益,以及明确各自职责,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和制衡机制,实现所有者、管理者之间的制衡,其侧重点是实现各相关主体责、权、利的对等。
(二)微观内容上差异
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在内容交叉重合的同时,各自也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内部控制主要由管理控制和会计控制两个层面以及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控八大要素组成。公司治理包括内部公司治理和外部公司治理。内部公司治理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等组成的用来约束和管理经营者行为的控制制度。外部公司治理是通过竞争的外部市场和管理体制对企业管理者行为实施约束的控制制度。相比之下公司治理的内容更注重对企业整体的把握,包括权责划分以及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内部控制的内容则更注重对企业内部具体经营及生产活动的管理。
(三)组织结构上的差异
内部控制组织结构包括两个层面的设置:一个层面是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设置,在这个层面上主要是理清控制权、监督权与执行权;另一个层面是管理部门的设置,在这个层面上主要是对不相容职务进行分离。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外部治理结构同内部控制组织结构的不同不难发现。而针对内部公司治理结构来说,也同内部控制的组织结构有很大的不同。内部公司治理结构是由所有者、董事会与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如果把内部控制所包含的组织结构比喻成一个金字塔的话,内部公司治理则处于金字塔的上层。
(四)理论基础的差异
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虽然都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产生,但内部控制仅在理论基础上涉及到经济学,其内容主要在于管理学、会计学和审计学方面,与经济学范畴的相关性较小。而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完全源于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
三、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相互影响
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不但有内在的联系与外在的差异,而且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一)内部控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防止并及时发现、纠正错误及舞弊行为;保护单位资产的安全和完整。会计信息对于契约的鉴定、履行和考核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董事、经理的选择和考核都建立在会计信息的基础上,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促进治理结构的优化。如果没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做支撑,公司治理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必然会落空。
1.有效的内部控制有利于利益相关方的权利制衡
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外部治理结构受资本市场、融资市场、经理市场等因素的影响,内部治理结构受各利益相关方权利制衡的影响。如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债权人等代表各利益相关方的之间的权力制衡,它们之间的这种制衡构成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良好的内部控制是实现这些权力制衡的重要手段。比如对所有者和经营者来说,经营者是企业现实的内部控制主体,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控制则主要通过由经营者所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来实现。所以,健全的内部控制下产生的真实、公允的信息将有利于双方权力与信息的制衡。
2.有效的内部控制有利于董事会控制权的有效行使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董事会接受股东大会委托行使对公司的控制权和决策权。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有处理公司经营和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权。董事会的经营管理责任和诚信的履行状况,主要表现为向广大股东提供可靠、真实的财务会计信息。因此,董事会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和企业经营目标,建立高效的内部控制系统,相应的信息质量监督保障体系,这是董事会行使控制权的重要保证。
(二)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良好的内部控制对改善公司治理有积极的影响,同时健全的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保证。内部控制处于公司治理设定的大环境之下,内部控制能否有效运行,与公司治理是否完善有很大关系。
1.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系统有效运行的前提
内部控制能否有效运行,与公司治理是否完善有很大关系。只有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环境中,一个良好的内部控制系统才能有效运行,从而达到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与效果并加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的目的。反之,如果公司治理结构不理想,再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往往也会流于形式。因为公司治理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企业管理当局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执行内部控制。
2.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组织保障
如果一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协调运转、相互制衡,就首先在最高层次上保证了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如果公司治理无效,经理层就会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产生破坏内部控制的动机,使内部控制部分甚至完全失效。究其原因,因为一个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具有优化权力配置、激励和协调的功能,可以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可以规范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和克服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可以激励和约束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行为,从而影响内部控制的效率。
综上所述,内部控制机制与公司治理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二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只有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环境中,一个良好的内部控制系统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一个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支撑,而内部控制的创新和深化,也将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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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司治理下的内部会计控制的构建作为企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全与完善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并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运营质量和绩效。本文阐述了公司治理的概念和内部会计控制理论,分析了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的相关性,并对构建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提出了设想。
【关键词】 公司治理; 内部会计控制; 体系构建
一、公司治理概念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这一术语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出现在英文文献中。公司治理中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早已存在于经济与管理实践中,其内涵随着世纪的变迁而日益丰富。公司治理问题的每一次关注往往都是针对公司失败或者系统危机做出的反应。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学者基本达成共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源。只有在充分分析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找到合理协调双方权责利等一系列的公司治理安排。
按照公司治理的概念,公司治理实质是有关公司的权利安排和利益分配问题,其核心是在法律、法规、惯例的框架下,保证以股东为主体的利害相关者利益的一整套公司权利安排、责任分工和约束机制。这种责、权、利的安排合理与否是公司绩效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这种安排和约束即是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机制分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而内部治理机制是通常所说的法人治理。法人治理的核心内容是公司内部的治理机构设置及其权力分布。公司外部治理一般指证券市场、经理市场、产品市场以及银行、机构投资者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外部治理是内部治理的补充,其作用在于使经营行为受到外界评价,迫使公司管理层自律和自我控制。
二、内部会计控制理论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内部控制的发展进入内部控制制度阶段。内部控制制度思想认为内部控制应分为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两个部分:
(一)内部会计控制
会计控制包括(但不限于)组织规划以及保护财产安全和财务报表可靠性有关的程序和记录。会计控制旨在保证:按管理当局的一般的或特定的授权进行活动;经济业务的记录必须要按照公认会计原则或其它有关标准编制财务报表;只有经管理当局授权才能接近资产;账面载明的资产要和实存资产在合理的间隔进行核对,对发生的任何差异采取适当的措施。
(二)内部管理控制
管理控制包括(但不限于)组织规划以及与管理当局进行经济业务授权的决策过程有关的程序和纪录。这种授权是与完成该组织目标的职责直接有关的一种管理职能,也是建立经济业务的内部会计控制的起点。
这一阶段内部控制开始有了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的划分,主要是通过形成和推行一整套内部控制制度来实施控制。内部控制的目标除了保护组织财产的安全之外,还包括增进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提高经营效率和遵循既定的管理方针。
对于内部会计控制,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认识,但一般认为内部会计控制是内部控制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内部会计控制已经在现代企业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它之所以能有普遍的应用价值,是因为它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内部会计控制是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组织结构论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不仅是一种科学而合理的管理工具,而且依据经济控制的基本方式运行。
三、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的相关性
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公司治理是促使内部会计控制有效运行、保证内部控制功能发挥的前提和基础,是实行内部会计控制的制度环境;而内部会计控制在公司治理中担当的是内部管理监控系统的角色,是有利于公司受托者实现公司经营管理目标,完成受托责任的一种手段。完善的公司治理有利于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健全的内部会计控制机制也将促进公司治理的完善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强化公司的内部会计控制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
(一)公司治理是内部会计控制的环境和前提
公司治理结构是促使内部会计控制有效运行,保证内部会计控制功能发挥的前提和基础,是实行内部会计控制的制度环境。内部会计控制处于公司治理设定的大环境之下,公司治理是内部会计控制的制度环境。内部会计控制能否有效运行,与公司治理是否完善有很大关系。只有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环境中,一个良好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与效果,并加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反之,若没有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必然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无论设计如何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也会流于形式而难以收到既定的效果。公司治理是内部会计控制的组织保障,具有权力配置功能、激励约束功能和协调功能,可以解决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可以规范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和克服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可以激励和约束董事会和高级管理者的行为,从而影响内部会计控制的效率。
(二)内部会计控制是公司治理运行的保障
内部会计控制在公司治理中担当的是内部管理监控系统的角色,良好的内部会计控制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保证。由于公司大部分控制权集中在管理者手中,而公司的股东已经处于资金提供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内部会计控制就成为实现公司治理目标的重要保证。公司治理的核心是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是公司治理正常运转的保障,没有完善的内部会计控制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公司治理。
(三)内部会计控制是弥补公司治理缺陷的有效工具
内部控制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基本环境。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内部控制系统的健全,内部控制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完善公司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挥而就,所以在目前公司治理不合理的情况下,要遏制各种问题的出现就必须加强内部会计控制,良好的内部会计控制是正确处理企业利益相关方关系、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保证。健全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有利于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权力的制衡问题;有利于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解决股权高度集中和所有者缺位带来的问题;有利于解决董事会有效行使控制权问题;有利于解决债权人、职工、客户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保障问题。可以说,内部会计控制是弥补公司治理缺陷的有效工具。
健全的公司治理是内部会计控制有效运行的保证。内部会计控制处在公司治理设定的大环境之下,公司治理是内部会计控制的制度环境。内部会计控制能否有效运行,与公司治理是否完善有很大联系。内部公司治理也可以说是内部控制的一个方面。只有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环境中,一个良好的内部会计控制系统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与效果,并加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四、构建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的思路
(一)将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制定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的措施
内部会计控制应立足于完善公司治理的视角,对内部会计控制进行重新定位,不能只是在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发展离不开公司治理的推动,因此应该将内部会计控制研究置于公司治理的框架之内,重视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完善内部会计控制。
(二)内部会计控制目标的建立
应当超越目前制度基础审计的狭隘视野,将目标定位于公司治理层面上,制定出既保持连续性又具有前瞻性的目标。根据系统论的原理,系统的所有构成要素都是为了实现总目标而起作用的,所以内部会计控制作为企业这个经济系统的控制机制,其目标也必须服从于企业的整体目标。内部会计控制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之中,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认为只有从企业的整体利益出发,建立直接与企业整体目标相关的内部会计控制目标,使其具备加强和改善内部会计控制的原动力。企业实际是由股东大会(权利机构)、董事会(决策机构)、经理层(执行机构)三者控制企业的运营。因此,应将内部会计控制的目标定位在公司治理层面,这样才能充分考虑到企业的整体利益。
(三)内部会计控制的范围不能只从经营角度出发,还应上升到公司治理层
总之,从公司治理角度考虑内部会计控制,不仅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晰地把握内部会计控制,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内部会计控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企业内部控制应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由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层面的内部控制、企业内部管理和内部财务与会计层面的控制、企业内部业务层面的控制等相应的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构成的有机的全面内部控制体系。基于公司治理角度,对高层管理人员(股东、董事、经理层)进行控制的治理层面上的内部会计控制,是整个公司内部会计控制的上层建筑,直接影响着公司下层的经营管理控制。传统意义上的内部会计控制,是为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财务报告的可靠以及相关法律的遵循为目标的一系列具体控制程序与原则,是与公司经营过程相关的;基于治理层面上的内部会计控制,主要是指从公司治理角度,如何对股东、董事、监事以及经理的控制,是一种机制,也是一种组织的安排。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会计控制是本质,是内部会计控制的关键所在,是为具体的内部会计控制服务的。离开了公司治理的内部会计控制,只谈内部会计控制只能是事倍功半。只有首先从治理层面来考虑内部会计控制完善,这样所建立的内部会计控制才是事半功倍的。这就使内部会计控制的实质不是一本本的手册、文件和制度的简单组合,而是内部会计制度的有机组成,并且成为公司员工为了确保公司合法合规经营、控制财务舞弊、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的合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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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来看,在上市前体现出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虽然经历了2002年以来的增资扩股热潮,但股权结构集中的特征依然明显,而且体现出地方色彩。城市商业银行通过上市公开募集股份,根据《证券法》和《公司法》关于股票发行上市制度,投资主体范围得到广泛扩展,国内外战略投资者的介入将使公司股权结构得到优化,对公司治理结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对该非上市金融机构按照外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对该上市金融机构仍按照中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根据本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后,境外金融机构通过资本市场向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比例将突破25%的限制,从而有利于境外机构加大股权投资比例,增加其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话语权,有利于强化治理结构的内部制衡机制,提高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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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融资结构,是公司融通资金不同方式的构成以及融资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股权和债权不仅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治理结构(Williamson,1988);融资结构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因此,设计和选择合适的融资结构,充分发挥其治理作用,对现代公司至关重要。
公司融资结构决定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权利配置,是企业各种权利配置的基础,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当企业负债率较低、债权人权利相对较小时,通常外部控制权市场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形成股东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而企业负债率相对较高、债权人权利较大时,债权人会重视内部治理的作用,形成债权人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同时,融资结构的调整,会引起股东、债权人和经营者之间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和争夺,并促进相机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企业所有权只是一种状态依存权,并不必然属于股东所有,股东只不过是“正常状态下的企业所有者”。在企业破产清算状态下,债权人是企业的拥有者。债权人的破产清算权将对经营者施加巨大的惩罚威胁,迫使经营者努力工作,停止营造企业“帝国”。因此,融资结构不单是一个融资比例的选择问题,更重要的是资金背后各主体相互依存、相互斗争、共同制衡的权利配置问题。
公司治理的目标是降低代理成本,而融资决策则是通过确定适当的融资方式,有效调整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约束代理人的行为。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营者逐渐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权,由于利益的不一致和信息的不对称,经营者常常会采用多种手段来侵害股东的利益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如增加自己在职消费、避免风险等行为,特别是在公司拥有较多的自由现金流量时,这种道德风险倾向就会更加严重(Jensen,1976)。这就产生了经营者和股东间的代理成本。通过增加负债融资,可以使经营者的这种道德风险得到一定的约束,因为负债的利息需要固定支付,这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而且利用负债融资使得公司的控制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权”,债权人有可能接管公司而使经营者承担破产成本。但负债融资的利用也为股东侵害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了机会,如过量发放股利、投资高风险的项目、随意改变资金的使用用途等,增加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因此,融资结构的确定和选择,调和着经营者与股东、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冲突,影响着两种代理成本的大小,决定着一定时期公司治理的目标。
为解决以上代理问题,股东常采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对债权人而言,则通过相机控制机制、债务本身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银行监控机制来实施治理。大额股份持有者可以进入董事会,通过董事会直接选择、监督经营者,直接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和重大决策,检查经营者的工作绩效,即通过“用手投票”方式来进行控制;而小股东只能在证券交易所通过买卖股票,即通过“用脚投票”来进行干预。作为主要债权人的银行,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对借款公司实施控制(Gray,1997)。首先,银行可以通过是否提供信贷对公司施加影响,这一影响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公司其他可供选择的融资来源;其次,在借贷过程中,可以通过法律或信贷合同,要求获取公司的信息、对公司进行审计或直接参与公司决策;最后,在债务公司违约时银行会获得特殊权力,如取消债务公司对抵押品的赎回权、清算或重组,甚至会获得公司的股权。
当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或困境时,可通过清算或者重组的方式加以解决。一般而言,债权人愿意选择清算,而股东愿意选择重组方式,这是因为债权人具有优先清偿权,而股东则是清算的最后索取者。公司融资结构的安排对破产企业的控制选择也有决定性影响。如果负债比重大于权益比重,选择清算的可能性就大,反之,选择重组的可能性就大。如果债权人比较分散,单个债权人持有的债权比重相对较小,重组协议达成的成本就高,清算的可能性就大。相反,如果债权人比较集中,单个债权人持有的债权比重较大,达成重组协议的可能性就大。
以上理论表明,公司融资结构决定着公司治理效率。然而,这一研究结论的获得隐含着重大前提,即以上研究的企业和银行均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均以自身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无需承担就业等政治任务。对于目前正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而言,上述条件尚未能完全得到满足。我国国有企业或国有上市公司治理效应低下,主要体现在国有产权主体虚置、股权结构不合理、债务治理效应弱化、董事会缺乏内部制衡、监事会功能偏弱、以市场为基础的外部治理机制发育不全、信息披露不规范等方面。为提高治理效率,我国进行了数次融资制度的变革和融资方式的调整,企业融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但由于融资机制不顺,企业治理效应的改进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
我国国有企业融资体制先后经历了财政主导型融资、银行主导型融资和多元混合型融资三个阶段。财政主导型融资体制集中有限的财务资源解决严重短缺商品的供应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性。但由于政府制订的计划往往脱离企业实际,企业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相机选择灵活多变的融资政策,导致财务运行的低效率,财务行为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该模式必然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下降和国家财力的衰竭,很难长期维持下去。为了强化资本结构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约束,从1979年开始,政府开始试行“拨改贷”制度,逐步形成了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融资权回归到企业。而“拨改贷”将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牢牢地捆在一起,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由银行提供,提高了企业的负债率,使国有企业成为“无本企业”,企业与银行间形成一种具有“软约束”特征的信贷关系。企业的“高负债”,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债转股”改革,也标志着我国进入多元混合型融资阶段,“债转股”将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有企业的负担,优化了企业的融资结构,降低了银行的金融风险。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作为控股股东的国家只能通过委托代理人来行使其所有权和投票权;而委托代理人在行使投票权时都面临着激励约束问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权力责任的不一致,这导致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股东“用手投票”机制缺乏。
可见,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结构具有明显的制度依赖,其在强化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甚为微弱,国企的独特属性使治理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影响。“高负债”或“股权高度集中”的特点并不是企业在市场化融资机制条件下进行融资决策的结果。
针对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银行业自20世纪90年代尝试建立“统一授信、审贷分离、分级审批、责任明确”的授信管理体制,后来又逐步引入客户信用评级体系和贷款风险分类制度,对贷款管理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然而,我国银行体制中的特殊制度背景和政治诉求,使得银行难以真正参与债务企业的治理活动。首先,国有企业和大部分银行的终极控制人为国家,国有银行必须配合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承担着国企经营不善和改制的成本。与此相关,特殊的制度背景使借款企业有恃无恐,因为能够导致企业丧失控制权的破产风险几乎不存在,通过负债进一步巩固其控制权进而获得控制私利就是其必然之选。这反过来降低了银行监督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制约了银行在借款企业公司治理中作用的进一步加强。其次,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借款企业国有股本的产权主体缺位和虚置,造成作为债权人主体的银行没有对公司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最后,由于法律方面的约束,在国有企业破产时,银行对其影响力非常有限,《商业银行法》也禁止商业银行成为非金融机构的所有者,这样它们就不能通过直接持有国有企业的股份方式以所有者身份行使权力并对公司产生更多影响。种种原因造成我国国有企业债务融资软约束。
我国原来的破产制度存在相当严重的行政干预色彩,并且职工安置成为主要任务,对债权人利益保护存在诸多不公平。200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虽在债权人权益保护上有一定的改善,但也存在一定缺陷。如在破产管理人的选任上,没有赋予债权人任何实质的决定权。《企业破产法》规定,破产管理人由人民法院选任,债权人会议仅有请求法院更换破产管理人的权利;对破产费用,债权人会议只有审查权而无决定权、变更权,这极易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而重整制度,已成为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逃避银行担保债权的合法方式。由于在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暂停行使。在担保债权人否决重整计划草案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暗中干预法院工作,促使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做出强制裁定批准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使担保权人的合法权益再次受到侵害。对担保权人而言,其收回债权的可能性降低。由于破产法规的影响,企业的“相机治理机制”作用有限,银行只能被动接受重整计划。
完善的资本市场会促进企业融资方式的多元化,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非均衡性特征比较明显,资本市场发展的缺陷影响了外部治理效应的发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存在以下几方面缺陷:一是发展的滞后性,我国改革开放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股票市场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得以面世,在金融抑制政策和银行主导型融资机制的作用下,我国资本市场的滞后发展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二是发展的不均衡性,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尽管证券市场已初具规模,但银行借款在社会总融资量中仍占有绝对优势,我国企业90%的融资都来自于银行借款,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仅占社会融资总量的10%左右。而且证券市场本身也明显存在“重股票、轻债券”和“重国债、轻企业债”的现象,形成我国证券市场畸形发展的局面。三是发展的不完善性。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可以使经营不善的公司充分暴露在投资者面前,股票价格下跌使公司有被收购的风险,从而经营者就有可能丧失其控制权。我国资本市场中,投资者之间在信息的拥有上存在很大差异,信息中包含有大量的“噪音”(Black,1986),加上套利制度的缺乏,市场自身不能自动调节价格的波动,由此导致很多背离市场经济现象的发生。
造成国有企业治理低效应的原因很复杂,但融资结构仍是主要原因。公司融资结构体现了公司治理主体的权力基础,决定着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和经营绩效。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畸形发展,不仅导致公司资本营运效率低下,而且影响公司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失衡,治理机制难以对管理层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依据融资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决定作用,可以从优化国有企业的融资结构角度出发提高公司治理绩效。
根据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机制运作环境的特点,可以考虑以下两种措施完善融资体制:一是优化股权结构,如通过增加经营者的持股比例或改善内部股权融资比例,适当降低股权集中度,形成以相对控股股东作为股权治理主体的有利基础;二是调整债权结构,强化债权在公司相机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发展企业债券市场,提高直接债权比重和利用大债权人治理功能,形成对公司绝对控股股东的权力制衡和利益制衡;积极引进商业银行的相机治理机制,对企业经营者形成一种负向激励效应,并使企业控制权随着融资结构相机转移,以实现最佳的公司治理效果。发达国家的企业治理经验表明,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治理效应具有互补性。将公司债权融资的硬约束与股票融资的投票权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合理的融资结构对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是不可缺少的。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的现代公司制度,仅具有现代公司的框架而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必须创造条件协调债权治理和股权治理的作用,才能在现有融资结构条件下增进公司治理效率。为此,应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在董事会内部加强监督、制衡机制,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公司整体发展;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鼓励其积极参与经营决策,避免中小股东监管软弱的缺陷,对经理层形成约束力。从融资制度上允许非国有投资者,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企业融资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推进融资主体多元化。同时,将资本市场的监督功能引入到公司治理改进的程序,以此提高公司的治理绩效。
本应市场化的银企关系一直受政府的干扰,处于畸形发展之中。造成银行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软预算约束问题,国有产权结构事实上为国有银行提供了一种“保险契约”,国家承担了全部(无限)责任,应继续完善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积极推行银行主体多元化,破除其制度依赖;重建法人资产制度,由银行财产的企业法人实施对资产的全部处置权,真正成为市场化的主体,按市场原则决策和行动;在法人产权独立的前提下,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使治理机制真正实现银行的盈利目标。
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监管,继续培育高效运行的股票和债券发行与交易市场,为企业直接融资和并购提供低交易成本的场所;建立和完善各种中介机构,培育中介机构的独立性;积极完善法律法规,保护相关利益者权益。大力发展和完善经理市场,彻底改变目前选择企业经理的政府行为,对经理的选聘和评价由竞争性的市场公开进行,采取市场标准,注重个人的经营管理才能,并通过董事会来对总经理加以约束,以强制性的制约手段约束公司经理人的治理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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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业板上市公司纷纷选择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来吸引和留住人才,作为其为高管准备的“金手铐”。但由于内部控制和外部约束的缺失,股权激励在带来较多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因此,厘清股权激励的规制缺漏,强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法律规制,将使得股权激励能真正地推动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变革,满足其创新发展的人才需求。
关键词: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法律规制
肇始于美国的股权激励制度被视为上市公司给其高管的“金手铐”,一直以来对吸引和留住人才有着非常重要的刺激作用。据wind数据显示,自2010年4月探路者在创业板第一个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以来,整个创业板市场共有约102家上市公司推出了股权激励计划或拟订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可见,创业板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热情高涨,但显现出来的问题也不少,高管激励后辞职套现的现象频发。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公司治理有何正负效应?股权激励的约束条件如何确定?如何有效规制股权激励,以切实有效保护所有投资者的利益?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现实思考和回答。
股权激励就是通过员工持有公司或者企业的股票,从而达到将公司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结合起来。这种激励机制旨在建立一种模式,使得经营者、员工以及企业之间存在约束机制。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来说,股权激励机制一方面可以调动内部员工的积极性,一方面可以吸引优秀的人才和投资人。与其他激励方式相比较,股权激励的时效性较强,对员工的激励作用较多,且能很好地整合公司内部的利益分配。考察各国创新型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方式,我们发现,目前国际上运用较多的股权激励方式有: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员工持股计划(ESOP)、虚拟股票、股票增值权、业绩股票、延期支付计划等。其中,业绩股票和虚拟股票属变通办法,股票增值权则激励效果较差且需要大量现金支出。因此,目前采用较多的是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
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具有以下正面效应:
1.能够激励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通过给予公司高管一些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将公司的利益和高管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公司高管有了积极的预期,将极大地激发高管为公司谋发展的动力,而不是简单的辞职套现,从而防止公司高管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2.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一旦得到行权或解禁,公司股权得到稀释和分散,股权集中化得到缓解,公司治理机构得到改善,从而提升了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进而董事会的结构也得以改善,独立董事得以真正独立的行使权利,这极大地消减了“一股独大”产生的弊端。
3.有利于整合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人力资源,提升公司的人力资本价值。股权激励机制将有利于公司吸引和留住大量的创新型人才,人才的优势就是公司的发展优势。其次,股权激励机制还能抑制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提高了公司运作的积极性和责任性,增加公司的利益以及提升公司的人力资本价值。
股权激励确实有着诸多正面效应,但如果不加以有效规制,也会产生较多负面效应:
1.股权激励收入占薪酬比重过大会诱发新的道德风险。有些公司为了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益,会使得高管的股权激励收入远远大于薪酬。这种方式将股票期权与高管的利益紧紧挂钩,就会使得股价越高,高管的利益越大,势必诱发高管道德风险,美化公司业绩,粉饰公司财务报表等事件就会发生,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
2.如果股权激励机制运用不当,会使得股权激励与公司长期业绩目标脱钩。股权激励的初始目的是通过给予高管股权期权促使高管和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但在实施过程中,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方向。如一些公司在出台的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当股市处于牛市背景下的时候,即使公司相对于同行业来说表现很差,但是管理层也能从股票期权中获得利益,但是这种利益获得与公司的经营状况无关。此外,很多创业板上市公司对其股权激励的后续约束规定很少,使得公司高管能很自由地转让激励的股权套现,背离股权激励的初衷。
3.股权激励将导致利润操纵、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问题频发。为了获得行权,公司高管将有动机通过操纵公司利润来实现其目的。在实践运行中,具体行为表现为:行权及授予条件、计提奖励基金、追求短期利润,选择高风险投资、制造稳步增长的业绩。其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对公司及外部投资者而言都是重大利好信息,很多时候,公司高管和相关合谋者利用股权激励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公司股价,从中谋取非法利益。
层出不穷的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事件的发生显示,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恰恰正是财务舞弊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强化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法律规制一直以来是各国证券立法者和监管者的重要工作之一。我国推出创业板时,除了强化《公司法》、《证券法》的法律规制效能外,还先后出台了众多有关创业板上市公司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交易所规则。但仔细考察后发现,现行关于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定只是散见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第11章第9节中,并没有明确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则。可见,对于股权激励的法律规制存在着很多缺漏:一是立法滞后和缺失。创业板市场本来存在的潜在风险比较大,加上股权激励存在的不完备性,使得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立法滞后和薄弱,针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没有专门立法。二是股权激励的非法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虽然现有规定要求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必须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但信息披露义务人如果没有依法、合规进行信息披露,相应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却没有明确规定,这使得非法信息披露难以得到应有惩处。三是规制方式和处罚缺失。如何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违法进行股权激励进行规制监管,如何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目前都存在漏洞和缺失,这给监管带来巨大风险。
面对前文所述的规制缺漏,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强化和完善:
其一,推进和完善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立法规制。针对立法滞后和相关制度缺漏,当前必须加快专门针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立法,制定专门规则来应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由于创业板上市公司与主板、中小板上市公司存在较多不同,尤其是在创新性方面,因而其对人才的要求较其他公司更高,因此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设计与主板、中小板要有所区别,这就要求推进其区别化立法。
其二,严格限定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对象范围和行权条件。首先,创业板上市公司对哪些公司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其激励的对象范围必须在相关规则里严格限定,避免各上市公司各自为政,混乱实施,从而影响股权激励制度的正面效应发挥。目前来看,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对象应限定如下: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公司通过公司章程确认的应当激励的其他员工。其次,对于股权激励给予的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行权或解锁的条件必须通过法定规则加以限定,严格规定行权的时间、行权股权或股票的数量、比例等,防范内部人通过股权激励进行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其三,强化和完善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信息披露。股权激励计划的制定、行使都是由公司管理层掌控,而激励的对象又大多为公司管理层,因此股权激励的正当性、合理性只有通过充分、及时的信息披露来确认和保护。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了确保管理层制定的股权激励计划得以妥当实施,往往在利益的驱动下,操纵行权价格。在实施过程中,公司有可能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隐瞒自身的利润,从而达到打压股价的目的,而等到股价将到最大限度的期权认购成本时就把之前所隐瞒的利润挪移到当期行情,从而促使股价提升,这样一来公司高管将获利不菲;甚至不排除公司高管利用职权之便向激励对象提供财务支持或者其他的虚假行权,进行利益输送。因此,及时、全面地信息披露尤为必要,这些信息披露主要包括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以及接触锁定、虚假行权等重要环节的信息披露等。为防范虚假行权,应对激励对象的现金认购行为进行充分披露,实现对整个股权激励的监督。
其四,改进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的监管。《办法》规定,上市公司拟订股权激励计划应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供专业的会计、法律服务,必要时还可以独立聘请财务顾问对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发表意见。如果这些提供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发表虚假或者误导意见的话,将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可见,这些中介机构也是股权激励的重要监管力量。因此,从强化监管来看,对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应加以监控,防范中介机构在提供服务时被收买而提供虚假的意见。同时,引入中介机构评级分类制度,利用惩罚机制加引导机制对为创业板上市公司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加以监管。
其五,健全和强化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税收机制跟进。在税收机制上,我国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8月颁布出台了《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61号),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个人所得税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该通知规定,因股权激励取得的股票增值权所得和限制性股票所得应缴纳相应个税,并详细规定了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应纳税额的计算方式、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等。但仔细考察发现,根据该通知的要求,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通常要适用45%的最高税率,纳税义务产生的时点比较早,关于股权激励延缓纳税的优惠政策目前也仅针对高管。这种政策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效应,众多股权激励对象只得通过集中出售股票来获得资金去缴纳税款。显然这严重背离了股权激励的长期激励目的,也不利于创业板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对该税收政策进行适当修正:一是借鉴美日等成熟资本市场的普遍做法,适当延后股权激励纳税义务产生时点,将时点调整为实际出售时,即股票实际出售以后,获得激励的人员才需要纳税;二是扩大纳税优惠的适用对象,高管以外的普通员工也可享受纳税优惠。
创业板上市公司基于自身企业的创新特质而发挥股权激励机制的积极效应来应对和满足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这正是创业板市场的内在机制设计。但由于相关规则的缺失,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的趋利心理常常使得在实施股权激励时背离了该制度设计的初衷,演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利益输送途径。为此,强化制度建构,完善股权激励的机制设计,健全股权披露的信息披露,将有利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正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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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某公司为例,对股权激励机制的作用进行分析,指出如何解决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机制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关键词:股权激励 股票市场弱有效 激励成本 行权成本
股权激励制度是当今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权激励机制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减少了管理者的短期行为,是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机制。随着《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的出台,股权激励机制在我国上市公司逐步成为一个热点。
股权激励机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其主要模式包括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股票等。股票期权,是指上市公司授予其所激励的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来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激励对象有权行使该种权利,也有权放弃该种权利,但是不能用于转让、质押或者偿还债务。限制性股票,是指上市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授予所激励的对象一定数量的本公司的股票,激励对象只有在工作年限或者业绩目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条件的,才可出售限制性股票并从中获得收益。员工持股计划,是指有内部员工个人出资认购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并委托其所在公司工会的持股会(或信托等中介机构)进行集中管理的产权组织形式。业绩股票,是指在年初先确定一个较为合理的业绩目标,如果所激励的对象到年末达到预先确定的目标,则公司授予其一定数量的股票或者提取一定的奖励基金来购买公司股票。
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和认识上的局限性,股权激励机制还不成熟。近年来频频出现的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违规及落马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股权激励机制不健全的状况。由于缺少规范的激励途径,很多上市公司管理层通过不正当途径谋取私利,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股权激励机制的长期激励作用无法凸显。二是股权激励机制执行依据的失真。
我国自引入股票期权激励机制以来,激励效果一直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配套环境不完备,主要包括:很多企业在实施该制度的过程中有着认识上的偏差,还有就是技术上的难题未得到有效解决、股票市场弱式有效、对经营业绩没有形成科学的评价体系、职业经理市场不完备、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和治理结构不完善等。
1.我国资本市场的弱有效性问题。股权激励措施在西方国家能够得到广泛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资本市场比较发达,其股价基本上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股权激励制度的核心思想是使管理人员的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利益相挂钩,即管理人员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公司经营业绩提高,股价上升,从而使自己也获得丰厚的收益。这就要求股票的市场价格必须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的经营情况,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不仅包含了所有与公司经营活动有关的信息,而且包含了专家对公司经营情况和经济情况的一些预测。我国证券市场虽然发展比较迅速,但仍处于初期发展的弱有效性发展阶段,我国股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庄家操控市场的状况依然存在。这一切都使得上市公司的股票市价不能如实地反映公司高管人员的实际努力程度和其经营业绩。在这种资本市场弱有效性的环境下对高管人员实施股权激励,势必会降低其激励效果。
2.对企业的经营业绩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没有客观有效的评价机制,很难对公司的价值和经理人的业绩做出合理评价,而在此基础上实施的对经营者的股权激励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一方面,在实施股权激励的时候,要求经营者的收入必须直接与股票价格或股权的价值变动有关。但在现实中,二者的变动不仅取决于经营者自己的努力,同时也受到诸如总体经济形势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股价的变化也无法为经营者的水平和努力程度提供可靠的反馈;另一方面,目前股权激励对经营者的绩效测评侧重的是企业经营管理的绝对业绩,而非比较业绩,这对于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来说,激励作用的差别就很大。对规模小、处于成长期的高新技术企业来说,效果比较显著,但对于规模大、处于成熟期的传统行业企业来说,其股价较稳定,经理人的努力对提升公司股价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3.职业经理市场不完备,相应的管理人才比较缺乏。在我国的国有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的经理人是由行政部门任命的,具有公务员的身份,在企业中享受一定的行政级别待遇,具有很强的政治因素,而这一事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都难以改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股权激励这种长期激励机制就很容易和和不可预见的行政任命制产生冲突。在西方国家,实施股权激励机制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拥有一个比较发达成熟的职业经理市场,企业和经营者有可以相互选择的余地,这就有利于形成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经理市场价格。而在我国,很多企业在选择经理时不是采用市场机制,更多的是采用行政机制,而其中有相当比例的经理人员可能经营才能并不是太高,而有才能的经理却得不到重用,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股票期权计划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4.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不完善,股权激励就不能实现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全面统一起来的功能,这就使得代理人在有机可乘的情况下还是会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经济行为”,从而有可能会损害所有者的利益。股权激励机制作为一种长期激励的约束机制,其对经理人的部分奖励是在离职后延期才会实现的。在市场不确定的情况下,延期利益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经理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当然会考虑自己延期后实现的股权激励部分会不会在自己离职后缩水的问题。在我国股权激励机制监管滞后的情况下,经理人会在长期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做出一种选择,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越轨,如在职消费、灰色收入等方面。从国外成熟市场的发展历程上来看,当经理人预期无法实现其长期利益时,存在着通过财务舞弊去获取激励的现象。
激励这个概念用于企业管理,是指激发员工的工作动机,也就是说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去调动自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员工能够努力去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实现组织的目标。因此,某实业股份公司实行股权激励机制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正确地诱导员工的工作动机,使他们在实现企业目标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需要,增加其满意度,从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继续保持和发扬下去。某集团公司治理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害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因为在广义上,公司已不仅仅是股东的公司,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公司的治理机制也不仅限制于以治理结构为基础的内部治理,而是利益相关者通过一系列的内部的、外部的机制来实施共同的、有效的治理,治理的目标不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是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对保证公司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以2006年为例,某公司为了压低其行权价格,选择在股改实施当天公布自己的激励方案。国家规定,上市公司在授予其所激励的对象股票期权时,确定的行权价格不应低于激励计划公布前一个交易日标的股票的收盘价和前30个交易日标的股票的平均收盘价的较高者。由于该公司在股改实施当天就公布了自己的激励计划,所以实际上是以股改前的市场价格来确定股改后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该公司在进行股改前的最后三十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盘价为16.49元,股改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为17.85元,因此该公司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应不应低于17.85元,但事实上却是13.33元,远低于17.85元,这是因为在股改实施前,该公司实施了10转增3.2的公积金转增方案和每10股派现2.6元的利润分配方案,因此该公司进行了除权处理,最终确定行权价为13.33元。
该公司股份股权激励计划比较明确,激励对象首期行权时,公司必须满足上一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7%,并且上一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不得低于20%的要求。该计划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然而2007年开始实行新的会计准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达到规定业绩的才可以行权,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由于该公司股份股权激励幅度比较大,因此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对等待期净利润的负面影响也将相当的明显。
该方案的行权安排是:激励对象首次行权不能超过获得的股票期权的25%,剩余获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可以在首次行权一年后的有效期内选择分次行权或者一次行权。在这种规定下,必将使得后期激励力量不足,使激励方案的作用大打折扣。该公司股份的股权激励方案原为授予激励对象5000万份的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授权日起八年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13.33元(2006年度利润分配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13.23元)的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股权激励计划按照相应的会计制度,将已满足行权条件的期权作价计入相应的费用科目。按照该公司股份的这种做法,股权激励费用在初始两年内按照25%、75%的比例全部摊销完毕。即在2006、2007年分别摊销1.85亿元和5.54亿元,这部分费用不带来现金流的变化,对于公司整体权益无影响,但会导致公司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大幅下滑,2007年还首度出现亏损。根据财政部下达的精神,激励期权产生的费用应该尽早进行摊销。该公司股份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期长达8年,却要在两个年度内摊销所有激励期权费用,而且在明知道这种摊销方式下会造成账面亏损,换句话说就是公司2007年所赚的钱,全给该公司激励对象还不够,而留给该公司广大投资者的却是利润亏损。
判断一个股权激励方案是否有效,一是方案是否能够发挥激励的作用,加快公司成长步伐;二是股权激励所带来的超额收益应当大于实施股权激励所付出的成本。股权激励的目的在于对管理层实施有效激励,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6年的该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21.5%、18.6%、40.6%、19.8%、、22.7%、17.5%,都高于股权激励约定的17%的净利润增长率,也就是说,即使公司股份的管理层无法让公司保持过去六年来的平均增长率,仍然可以从容获得巨额股份。从成本上分析,该公司2007年的利润,全给该公司激励对象还不够,因此其付出的成本大于它的收益。其实,股权激励机制只是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的一种手段,此次公司预亏所引发的热论正反映出在我国这个较为新兴的资本市场中,各方对股权激励机制的认识尚不完善。因此,公司的投资者认为公司实行的股权激励方案根本起不到激励的作用或者作用效果不明显。
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如今已经十分普遍,这也成了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由于现阶段我国国内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在体制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成为了企业推行股票期权的障碍,如何才能有效地发挥股权激励机制的作用,分析如下:
公司要培育一个有效稳定的资本市场为股权激励提供实施基础,就要加快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制度创新。2005年5月开始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为股权激励提供了制度前提和发展的契机。许多上市公司借着股权分置改革的东风,纷纷出台实施股权激励措施。当然,股权分置改革只为股权激励提供了制度前提,我国资本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市场发展、结构优化、制度建设和效率提升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时,应加强公司在授予股份、信息披露、期权股票托管出售等方面的监管。
该公司在实践中可以在股价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测评指标,比如企业的利润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市场平均市盈率的变化等作为评价公司经营的重要参考;从长期来看,随着股权激励实践的不断深入,需要引入独立、公正的中介公司参与进来,构建一套更为科学完善的经营绩效测评体系,来客观评价企业经营业绩。公司要对经营业绩进行全面科学的评定,要考虑企业目标的实现是否是因为某几个人或者是某些人短期行为所致的,不能一味地以净利润率是否超过17%为标准,因为财务指标具有容易被人为操纵的特点,经理层能够利用职务之便更改财务考核指标,促使经理层行权变为可能,因此,公司还应考虑其他必要的定性指标,例如考核被激励对象的品德、执业能力、执业水平等,不断去完善自己内部的业绩考核制度,完善经营业绩评价体系。
充分的市场选择机制可以保证经理人的素质,并对经理人行为产生长期有效的约束和引导作用。职业经理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市场选择机制,良好的市场竞争状态下将淘汰那些不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在这种机制下,经理人的价值是由市场来确定的,市场可以对公司的实际价值和经理人的业绩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但是在市场过度操纵、政府过多干预和社会审计体系不能保证客观公正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缺乏效率,很难通过股价来确定公司的长期价值,也就很难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来评价和激励经理人。而当经理人有可能出现的短期行为,也应该加以控制,通过控制约束机制对经理人行为的限制,具体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公司规定、公司控制管理系统等。有效的控制约束机制,能防止经理人实施不利于公司的行为,从而保证公司的健康良性的发展,公司应在自己公司建立内部治理机构和分权制衡的公司治理体系,加强内部控制和监管,国家也应制定关于股权激励监管方面的法规政策等,以防止股权激励成为向管理层输送利益的手段,总之该公司在选择其经理人的时候,可以通过这种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经过公开、公正、公平的考核后,找到真正能胜任自己企业的管理人员,这样股权激励机制才能真正在公司发挥作用。
目前,我国的一些外部监督组织,如会计、审计事务所和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较差,不能切实地履行其外部监督职能。国家应加大对企业财务监督力度,建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向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控股公司和经营公司向下属国企派驻财务总监的制度,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对出资者负责,在对经理人员的业绩进行正确评价的基础上,再给予股票股权奖励。
股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股权激励能否顺利地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因此,该公司必须彻底改变国有上市公司中“股东大会过场化、董事会形式化、监事会摆设化”的治理结构,特别是现阶段,应当适当增加独立董事的比重,严格区分董事会成员与公司经理人员之间的关系,突出监事会对公司董事成员和经理人员的财务监督和薪酬审定作用,防止高管人员操纵财务数据获得不应有的股权利益。只有在公司内部建构起有效的与激励约束并行的、与相关利益主体相互关系的制度,并配合相应的外部制度,股权激励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股权激励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除了与企业自身的股权激励机制的结构特点有关系外,和国家在这方面所实施的相关政策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企业如果想让股权激励机制发挥最大作用,就必须以国家政策为前提去设计股权激励机制的结构,积极主动去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在美国,对于激励性的股票期权有税收优惠,而非法定股票期权就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加拿大规定,如果股票期权计划获得国内税务局批准,那么行权收益就可以获得较大幅度的税收优惠。而在我国,企业可以利用很多的优惠政策,如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规定,上市公司(含上市公司控股企业)员工,对其股权激励所得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可采用按规定月份数分摊计算税款的优惠计算方法;对员工个人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计征个人所得税等优惠政策,通过这些政策,使企业员工获利,从而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就使得股权激励机制在企业内部顺利的实施,最终发挥了其真正的作用。
在我国,被激励对象,即实行股权激励机制的受益人的持股比例标准是股权激励机制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往都是以受益人过去的工作业绩为确定持股比例的主要依据,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股权激励的根本目的是对受益人未来的长期激励上,从而也就没有把激励未来放在中心的位置上。因此,公司在确定受益人持股比例标准的时候首先就应该把激励受益人未来放在核心的地方,而不是以被激励对象以往的工作业绩为依据。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股权激励的开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要实现预期的激励效果,需要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塑造一个良好的经理人市场,并建立公正、有效的评价体系,需要建立综合考核相对指标,避免单纯依赖绝对指标、单一指标的不足,同时要理顺公司内外部的关系,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双管齐下,才能提高激励效率,从而发挥股权激励机制的真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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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关系的研究至今并无定论,而在进行城乡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分析时,以住的文献也是假设同一省份或地区的城乡老龄化水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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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结构下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探求自我发展的道路。自2000年起,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到了总人口数量的7%,年龄中位数超过35岁,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造成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状况下,即人口年龄的老化程度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经济的转型以及社会观念的改变使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从相对年轻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转变。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经济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费水平并不高,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乡消费差距也还十分明显。
如图1所示,200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逐年下滑,虽然这一趋势在2010年之后有所缓解,但是居民消费率一直处在50%以下的水平,这与钱纳里等人提出的标准结构中工业化中期阶段65%的居民消费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16674元,而农村居民仅为5908元。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中,收入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城乡居民在消费观念、家庭年龄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农村人口的大量迁移,使得落后的农村地区反而出现的更高的老龄化水平,并且我国城镇和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倒置情况还很严重,这对于居民的养老与城乡社会发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那么,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城乡老龄化水平的不同是否会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呢?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莫迪利亚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一假说,消费者会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
以该理论为基础,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探讨,力求得出老龄化与消费或储蓄之间的关系。Leff(1969)对1964年7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作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然而,随后的Goldberger(1973)以及Ram(1982)则对leff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Modigliani and Cao(2004)采用我国1953-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计量估计,研究结果认为老龄化是我国出现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舒尔茨(2005)使用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1952-1992年间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回归的方法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认为老龄化会对储蓄率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是很微弱的。
国内学者方面,王金营、付秀彬(2006)对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并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均有一定影响,并且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2008)利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对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估计,考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发现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于潇、孙猛(2012)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测算,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路径主要是通过改变社会总体消费倾向来实现的,但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会对总消费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毛中根、孙武福、洪涛(2013)通过对1996-2010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测算,认为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龄化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而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则不显著。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关系的研究至今并无定论,而在进行城乡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分析时,以住的文献也是假设同一省份或地区的城乡老龄化水平相同。但事实上,城乡老龄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现象。因此,本文分别对2000年至2012年的城镇和农村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重点考察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怎样的影响,并从城乡不同年龄阶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消费行为以及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上述结论。
(一)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了2000年到201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由于西藏自治区人口较少,且抽样数据的波动性很大,个别年份还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这严重影响整体数据的稳定性,因此笔者剔除了该地区的数据。
在这里,模型的建立相对简单,只考虑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的关系,没有考虑财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该模型的重点在于研究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选取的数据包括城乡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以及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和支出。数据处理上,为了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这两个变量相匹配,笔者将各地区城市及镇两个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镇老年抚养比和城镇少年抚养比。该模型的居民收入与消费已扣除价格因素。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为体现城乡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建立两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于面板数据的特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表述为:
(1)
(2)
这里,式(1)表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式(2)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其中,i表示经济区域,t表示时间,cons表示实际人均消费,old表示老年抚养比,young 表示少年抚养比,ln(income) 表示实际收入的对数值,对实际收入取对数的意义在于表示实际收入对实际消费支出的弹性,即衡量实际收入变化百分之一的情况下,实际消费量将会变化百分之几,从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对城乡消费影响的差异。consit-1 和consit-2 表示滞后一期和两期的消费水平,用来衡量棘轮效应的大小,ε表示随机误差项。城镇和农村的方程构造和经济学意义相同。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参数的估计选择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在文献中,一般将他们二人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称为标准一阶差分GMM估计。本文利用STATA12进行具体估计。
(三)实证结果
2000-2012年城镇与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相同,老龄化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负相关,并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同时,老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会减少21.49元。而老龄化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关系不显著。少年抚养比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影响,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城镇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提高22.09元,农村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加15.11元。城乡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很显著,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加27.78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长10.49元。此外,城镇和农村居民都会受到上一期和上两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其中上一期的影响更为显著,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
首先,城镇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负相关,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城镇居民退休之后,收入减少,老人们需要动用之前的储蓄来养老,并且老年人自身也往往比较节俭,这会减少他们对自身的消费支出。
第二,城镇地区生活相对富足的老人们有很强的赠送动机。在我国,老人们的代际消费倾向较高,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消费比较克制,但是对后代则比较慷慨。尤其是在子女购买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上,老一辈的财富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老年人们会自觉减少自己的消费,而主动将储蓄赠予后代。
第三,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少子化成为我国家庭目前面临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8,镇为1.15,农村为1.44,这与发达国家1.7的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尤其对于城镇地区的老年来说,少子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今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为老年时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种投资。但子女数量的减少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得不为预防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另一方面,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的负相关关系仅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这是由于一方面受传统的养老观念的影响,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会一部分地补偿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补偿消费心理比较强,一些年轻时没有体验和享受到的事物,他们希望可以在夕阳阶段得到补偿。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年消费水平的提高。
其次,与城镇不同,农村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来源与城镇不同,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并且一些身体强健的老年还可以继续劳动。表2显示了2012年城镇和农村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农村地区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不再劳动,收入减少,消费也会随之减少。
但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农村地区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还要依靠家庭成员的供养,这也会增加其他家庭成员的支出。且家庭成员对老年人不同的赡养方式也会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同时,由于农村家庭规模相对更大,子女相对较多,这对老人的赡养也更为有利。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12年我国城市平均家庭规模为2.73人/户,这一指标,镇为3.09人/户,而农村则为3.19人/户。另外,由于农村地区的消费物资相对城市较为匮乏,尤其在医疗保健、老年文化娱乐等方面,这不利于农村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总之,这些方面综合起来使得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的正负关系不明显。
再次,实证结果中还可以看出,城乡的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都呈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多位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孩子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但是,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孩子数量的减少,加上预防性动机的增强,这些都会减少居民消费水平。结论中还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人均消费影响的绝数值并不相同,城镇是农村的近三倍,并且从实证结果也可以看出,城乡收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另外,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还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棘轮效应比较明显。因此,消费水平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
另外,老龄化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还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以及全社会的消费预期。在我国,家庭养老仍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加大家庭养老支出。而目前,我国老龄化还表现为老龄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以及高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三大特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2200万,这将是2012年的四倍以上。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以及行为能力大大下降,需要特殊的照顾,这更会增加年轻子女的家庭负担。
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老人的消费水平,但是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同时,由于老龄化、高龄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城乡居民的预期寿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4.83岁,10年间增加了3.43岁。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人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有了更加长远的打算。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居民也会自觉增加储蓄,从而减少当期消费。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乡居民老龄化与消费水平的计量检验以及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城镇地区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老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无显著关联性。
第二,城乡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收入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并且城乡居民都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笔者认为要在老龄化加深的条件下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当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收入。其中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收入亟待提高,并继续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城乡养老金的并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做法。
第二,应该促进城乡在基础公共服务上的均等化,这包括基础医疗保健、社区养老设施、老年文娱活动等方面,从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第三,促进老年人的消费,还应该大力发展银发产业。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基础,发展包括医疗卫生、老年食品衣着、交通通讯、老年文化娱乐、养老金融服务等多个方面的老年产业,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多方努力,转变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促进形成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以及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养老模式,这不仅可以减少家庭负担,也可以有效减少“少子化”所带来的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促进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
综上所述,老龄化是全球人口发展的大趋势。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老龄化正在影响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本文在实证分析时,并未考虑城乡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之后可以改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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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
近些年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年龄结构从高少儿人口抚养比类型迅速转变为高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类型,让我国在经济完全发展之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即我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有助于明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为我国的人口政策及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总储蓄和总消费会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年龄分布,当有更多人处于储蓄年龄时储蓄率就会上升,老年人只消费过去积累的储蓄,如果社会上的老年人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 (F.Modigliani,Brumberg,1954;Ando,Modigliani,196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均以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为基础展开。模型的优化与数据的选取是该领域研究的两个最主要方向。本文分别从Leff模型优化与相关实证研究、数据选取存在的差异两个方面回顾总结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Leff模型的提出
F.Modigliani(1954)虽然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并且通过列举当时美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的数据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但并没有对两者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手段进行精确的验证。Leff(1969)是最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学者。他的研究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总储蓄率的关系,进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对居民总消费影响。首先,Leff将老少人口抚养比这一概念引入他的实证模型,用这两个指标衡量了社会的老龄化和幼儿化程度,解决了老龄化与幼儿化无法量化的难题。之后他分别对74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检验,又将这74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组与发展中国家组,但无论是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分开讨论还是将两者综合讨论,老少抚养率的提高对于储蓄率都有明显的负效应。
(二)Leff模型的发展与早期应用
在Leff之后,也有许多学者(Attfield和Cannon 2003;Higgins 1998;Horioka 1997;Masson 1996等)运用Leff的实证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都支持生命周期理论,即当人口中的老龄人群增加时,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整体消费水平会上升。
其中Fair和Dominguez(1991) 将每10年划分为一个生命周期,通过对美国经济数据的研究指出,相对于的收入而言,20-30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比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更少。Kelley和Schmidt(1996)应用Leff模型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88个国家的抚养比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他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老年人抚养比的影响效果也不同,如在80年代较高的抚养比会明显降低总储蓄率,但在60年代与70年代这一影响效果却十分微小,回归结果也并不显著。
日本学者Horioka(1997)运用日本政府调查数据对日本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退休人口的净储蓄率和预防性动机与生命周期理论十分相和,并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净储蓄率变动的主导因素。同时他还发现,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人的预防性动机更加强烈,年轻的日本人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
据此他指出,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与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契合。Higgins(1998)对于100多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研究,也发现了老少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表明老人减少家庭资产来补贴消费,储蓄的减少也可能是老年人抚养负担加重的后果。总体上讲,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生命周期理论,即较高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是否会导致社会总储蓄的降低。
(三)Leff模型的改进
虽然Leff的模型很好的描述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模型的设计上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Adams(1971),Goldberger(1973)和Ram(1982)对Leff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提出了质疑。其中Adams认为总储蓄率的变动是诸多经济因素的综合体现,抛开各国国情不谈而仅仅考虑老少抚养比这一解释变量是难以得到合理的预期研究成果的;Goldberger则认为居民的储蓄行为拥有较强烈的“棘轮效应”,即储蓄行为不仅要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上一期储蓄水平的影响,显而易见Leff的模型设定没有考虑到这种所谓惯性的存在;Ram则认为Goldberger对于Leff的计量模型修改是合理的,但是当滞后被解释变量被用来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又引入了内生性问题。Ram通过工具变量法对Leff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合1977年128个国家的数据,应用改进后的Leff模型最终得出了与Leff相似的结论。
Bloom(2003)对Leff的经验模型再次进行了修改,模型中不仅包含了人口抚养比,同时还加入了人口预期寿命这一变量,他的实证结果表明绝对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
因此,从这方面讲理性的劳动力人口倾向于增加储蓄;然而更长的生命预期可能是医疗水准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产物,这必然会刺激老年人对于更优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储蓄也会随着消费的提高而降低。基于上述两种考虑,Bloom认为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储蓄的影响可能是不明确的。之后为了研究更长的寿命对储蓄的影响效果,Bloom等学者运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的方法分析储蓄的分离效应,通过1960年至1994年68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现,不论是人口年龄结构还是预期寿命,都对储蓄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其结论为,较长的生命预期对总储蓄率的影响效应为正,较高的人口抚养比对于总储蓄率的影响为负。
Bloom(2007)等依然沿用之前的经验模型,但模型中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还加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情况这一变量。他们的研究发现预期寿命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是否完善。当国家拥有完善的养老保障金制度并且工人具有强烈的退休动机时,较长的预期寿命会对储蓄率产生正效应;然而当政府采取公共基金的量入为出抚恤金系统或高相似度的养老金系统时,这种正效应便会消失。
如前文所述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也基本符合生命周期理论,而且实证检验的指标大多是显著的。然而,另一些学者利用抽样数据时却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与消费与储蓄之间并不存在关系,或仅仅存在很微弱的相关关系,如Park(1999)和Bosworth(1991)等。Park对当时的美国2000多个家庭进行了连续十年的抽样调查,调查包括家庭的年龄组成、收入、支出、受教育情况、家庭住房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数的据研究,Parker发现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动不会对消费和储蓄率发生影响,或轻微影响,这与之前应用总量宏观经济数据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是不相符的。
针对这一差异很多学者做出了解释。首先,Weil(1994)指出,如果一个家庭中存在两代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则该行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特别研究了遗产这一关乎两代人之间的经济行为,结果显示,在受到调查的家庭中,那些可以获得或预期会获得丰厚遗产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由于这类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消费变化是无法从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体现的。
其次,Miles(1999)指出可能导致两类数据估计结果差异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家庭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经常使用的储蓄率高估了养老金资产的价值。这种高估往往制造出老年人收入提高的假象。此外,Deaton和Paxson(2000)强调家庭抽样调查数据难免存在抽样误差,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家庭,而不是基于个人。虽然家庭抽样数据在样本选择和抽样方法上存在较大争议,但Demery和Duck(2001)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修正,首先,该方程在采纳数据前先进行了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尽量保证样本数据对于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的显著性,这就降低了Weil所提出的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的影响程度;其次,数据选取的时限较短,用季度数据代替年度数据来扩充样本容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过长经济周期所引发的经济坏境与个人决策的不确定性。于是根据1996-2000年的英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推导出一个符合生命周期模型的短期储蓄年龄分布方程。
Leff模型及其相关改进模型仍然是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主要研究方法。该方法以计量经济模型为基础,科学客观地搭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桥梁。由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多样性,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出发,能引申出许多更加深入的分析结果。通过Leff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Leff模型发展至今,虽然经过无数次的改良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最具有普遍性与通用性的形式,变量与数据的选取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从理论上讲,我国2000年以后才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而学者们真正意义上定量的研究该问题也仅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研究的方法与角度也大多模仿西方学者的成果。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虽然不确定,但人口老龄化却是每个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一条鸿沟,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才刚刚开始,从时效性上讲,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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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正处于大的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公司治理体制的根本转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司治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现代企业的运行越来越规范,内部审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的经营和所有权一般都是分离状态,公司的治理和内部审计的关系需要制衡。本文阐述了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如何强化内部审计来完善公司的经营和管理。
关键词:内部审计;公司治理;问题;对策
近年来,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中也不断出现了财务丑闻,诸如挪用公款这种财务犯罪。外部审计对于公司内部的约束力不大,所以企业渐渐把目光投向了公司内部审计管理中。内部审计是企业内部控制机构的核心部分,本文从内部审计的效用进行研究,进而提出适合公司内部管理的对策。
一、内部审计和公司治理的关系
我国的审计机构都是在我国的审计政策下才建立起来的。现在审计的机构设立和人员配备也是按照国家规定安排的。内部审计代表了一个企业的监督机制,这是一个单位代表管理层对其他部门进行监督的一个部门,但是现在公司治理中限制了内部审计发挥作用。公司治理是公司管理层,就是为了让公司的负责人将利益最大化,实现公司的附加价值。公司内部和外部各方面相互监督和制约形成的一个完整规程。公司治理是将公司内部的机构达到一种互相制衡的状态;而内部审计是公司内部存在的独立的机构,是帮助其他部门完善公司治理的一个部门,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有差别。
二、公司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1.审计部门地位低
大多数公司对于内部审计的认识不高,很多上市公司都没有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只有立法规定公司一定要设定内部审计部门,公司才会按照规定设定。一般公司对于内部审计缺乏认识,我国的大环境也没有内部审计的氛围,让内部审计的地位低于其他部门,独立性比较差[1]。
2.审计工作不规范
审计工作的灵活性比较大,一般企业内部审计都是依靠法规,大多数根据企业运行状况制定的。现在企业一般都不在意内部审计工作,所以多年来管理比较松散,也让内部审计人员陷入两难的工作状态,一边是审计工作没有监督人员,另一边内部审计没有细化的规定,出现问题也没有可以依据的法规,造成审计工作一直没有效率和质量。
3.内部审计人员素质不高
内部审计人员普遍素质比较低。现在的审计人员大多数都是从财务部门调过来的,内部审计人员需要比较高的素质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审计人员大多是财务、工程或者计算机专业的人员,根本不能适应工作。企业也不重视内部审计人员的培训,一般的审计人员只是会简单地对账和查账,并没有全局把握的眼光和预测能力。企业的内部审计一般不能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评判公司内部的财政状况,总是有一些偏袒的状况出现。
三、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公司没有制衡机制
我国的很多公司虽然有董事会、理事会等机构,但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运行起来,一般都是董事长一个人担任决策者,不能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设立的其他部门根本没有实际权力。2.模糊的内部审计定位现今我国在实际公司治理中还存在审计定位较为模糊的状况。对于大部分的上市公司而言均存在盈利能力与筹资规模较为失衡的实际状况,同时其具有缺陷性的信息披露也引起了大众以及监管部门的关注,而该种状况的产生均与审计定位较为模糊具有紧密的内在关系。
3.公司治理与内部审计关系分离
公司治理部门中没有和内部审计工作相结合。公司内部一般都是关注内部审计的职能变化和职能范围,但是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却一直没有变化,所以长久以来公司治理与内部审计关系是分离的。
四、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审计工作的建议
1.改变公司机构,转变对内部审计工作的观念
我国企业现在对内部审计认识有限,要从观念上转变,将公司治理中的内部审计工作作为重点内容来建设。内部审计工作一般贯穿于工作运营的整个过程中,对每一个环节做到监督,及时得到信息的反馈。让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内部审计的重点监督对象一般就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高层领导重视审计工作也能从根本上改变内部审计工作在公司中地位比较低的现象,将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人员的威望提升。让内部审计部门有独立的自主权,才能更好地为公司治理提供服务[2]。
2.规范审计工作细则,完善内部审计行为
现在内部审计部门和公司治理之间的管理是比较割裂,一定要让内部审计的组织拥有法律和法规来支撑。保持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和客观是内部审计部门的灵魂所在,保证审计部门的工作公正和公开也是审计部门一直追求的。企业内部审计可以保证企业的业务每一笔都是真实的,确保经营信息能够在一些财务信息上准确显示。通过内部监督和检查,帮助企业各部门守法运转、提高经济效益,给企业争取一些服务,帮助企业进入良性环境中生长。
3.提高审计人员的个人素质
在招聘上选取一些有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最好是学历较高、个人素质较好的。一般一个公司可能只招聘两个人做为审计人员,这样不足以完成工作,因此要扩大招聘,选择那些综合能力强的应聘者。内部审计人员要有全局观念,掌控事情发展,并且能够从容的分析和解决突发事件。公司内部进行审计人员的培训,让他们在意识上和业务上都有新的认识和发现,让审计人员不仅有财务和账目的知识,还要有经济、法律等多方面的知识,拓展个人的知识面[3]。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公司治理中的内部审计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活动,对于企业的发展和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发展审计,为我国未来的经济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陈燕.浅析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S2):240.
[2]曹永坤.公司治理中的内部审计问题研究[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2):83-85.
[3]黄锐.我国股份制银行内部审计参与公司治理的角色冲突及对策[J].南方金融,2014,(8):38-40.
【摘要】本文从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之间关系出发,针对我国公司在内部、外部治理上的缺陷,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对于如何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以确保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会计信息质量;对策及建议
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保证信息使用者做出有效决策的前提,而恰恰有效地公司治理又是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保证。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有着密不可分联系,二者相辅相成: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可靠;同样,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也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条件。
一、我国公司治理的现状及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一)我国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及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1、股权结构不合理及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国有股所占比重过大、股权过度集中是我国目前公司股权结构最显著的两个特点。他们凭借其独特的“老大”地位,控制会计信息的产生和报告政策,这将严重影响会计信息质量,扰乱经济市场秩序。
2、董事会结构不合理、独立董事缺乏独立性及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董事会是一个企业的核心,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都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往往二者责任分工不明确,有些甚至身兼两职,这就造成董事会职权被职业经理人所代替,产生所谓的内部人控制现象。
3、监事会形同虚设、职能虚化及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监事会的监督职权是有限的,它只有监督权却没有控制权和战略决策权,更没有董事和经理的任免权。
4、管理层凌驾于制度之上及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对于一个公司来说,领导的话就是真理,管理层的决策也就成为公司的一种“制度”。此时管理者可以充分利用其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控制为自身利益服务,出现操纵会计信息的情况。
(二)我国公司外部治理结构及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1、资本市场不规范及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我国资本市场不规范即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导致会计信息质量不高。这主要表现在,市场机制的外在力量达不到对经理人的约束。由于我国股票市场上市的股票大多是不能流通的,那些能够流通的、由社会公众分散持有的股票只占到很小的比例,因此小股东很难拥有对公司的话语权,从而也就很难对经理人进行约束。
2、证券市场不完善及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观念和管理能力落后,整体的行业水平比较低,再加上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力度薄弱,整个市场运作很不规范,从而导致不少上市公司存在着侥幸心理蒙混过关。
3、外部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及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外部审计指由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的审计,其主体是注册会计师。但是,由于外来的审计人员不了解公司的组织结构、生产流程和经营特点,在对具体业务的审计过程中可能产生困难。其次,处于被审计地位的内部组织成员可能产生抵触情绪,不愿积极配合,这也可能增加审计的难度。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及建议
(一)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1、合理分散股权、优化股权结构,形成股权制衡机制。内部人控制现象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最主要的原因,而这种内部人控制现象又是“一股独大”的持股模式所造成的。从根本上说,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必须要合理分散股权,解决一股独大问题。
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独立性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基础与前提,要使独立董事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内部人或大股东的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就必须确保和提高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3、完善监事会制度,明确监事会的监督权。虚假会计信息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督约束机制失效。因此要想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必须完善监事会制度,使其发挥有效的监督职能。
4、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强化内部审计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薄弱,管理权限失控,给企业提供虚假财务报告带来较大的操作空间。
(二)强化公司外部治理结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1、发展和完善外部市场(资本市场、经理市场)完善外部市场,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要完善资本市场,引导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有效的运行,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经理人市场,确立经理人才公平竞争机制,形成激励和制约的有效制衡,促使经理人维护公司相关各方的利益,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
2、加强监管力度规范证券市场,增强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证券市场是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场所,证券市场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
3、强化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力度,增强审计独立性。
(三)从内部和外部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总而言之,公司的内外部治理作为一整套制度安排,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相互协调,仅仅依靠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实现高效的治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也就无法得到。在内,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健全对经营者的考核评价体系,把经营者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在外,完善资本市场,使企业的经营业绩能够直接而及时地在公司股票价格上得到反应,从而对经营者产生一种无形激励和约束机制。只有从内部和外部形成有效地激励和约束机制,二者相互配合,才能更好构建公司治理结构,从而为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做出保证。
【参考文献】
[1]刘涛.公司治理视角下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思考[J].财会通讯,2011(4)
[2]孟俊婷,池倩倩.公司治理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200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实证分析[J].会计之友,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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