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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公民文化的建设是当前政治哲学讨论的热点之一,汉娜·阿伦特通过对行动、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分析和界定,对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上的公民文化作出了极富原创力的思考和阐释。阿伦特希望借此来提醒世人重新肯定行动、重建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论文关键词:积极参与;公民文化;行动;公共领域
公民文化(CivicCulture),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6年最先提出的。从文化视角探讨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生活,即政治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各利益诉求主体对于该系统的态度取向,可分为地域型文化、臣民型文化和参与型文化三种类型,所体现的是现代文化与优良传统文化的结合。但公民文化首先“是一种忠诚的参与文化。个人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他们也积极地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人过程”…。因此,“‘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入,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通过研究她的政治观。我们不难发现,支撑阿伦特的理想政治蓝图的,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阿伦特认为,真正的、理想的人是参与政治生活的人。理想的政治生活是行动,理想的行动是积极参与,理想的参与场所是公共领域。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就是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的基本价值之上的。
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是和她的“公共领域”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共领域的本质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公共领域的必要条件是公民的积极主动参与。在公共领域,“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相关的、值得一看或值得一听的东西才是能够忍受的”,与此无关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私人领域。走出私人领域,投入公共领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直接与他人交往,才算是“得体的生活”(goodlife),才能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生活。“一个人如果仅仅去过一种私人生活,如果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像野蛮人一样不去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只有公共领域能够判断他的行动,记住他的业绩,也只有公共领域能够保证他的永生。阿伦特强调,政治的真正体现是公民们在公共领域内协商、共议群体公共事务,公共领域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实用性的协定,而在于它能实现每个参与者公民的主体性,锻炼他的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
阿伦特用经典的公民共和模式来审视现代公民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同时强调个人展现和人人参与,这使得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包含了双重倾向。第一重倾向是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个戏剧表演场所,第二重倾向则是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个公共话语场所。前者将个人的参与视为展现个人特殊素质和见解的英雄式行为,后者则把个人的参与当做一种人类共同存在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把从事政治活动的公民比做演员,各自展现自己不同于别人的角色。但公民又不仅仅是表演者、行动者,同时也是旁观者和判断者。他在自由言行、独立判断的同时也在受到别人的判断。因此,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征是公开性和公正性。这意味着在此空间中出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那些与我们同见同闻的人的存在,使我们确信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只有在公开的公共领域中,人的经验才可以分享,人的行为才可能经受公众评价,人的角色才得以向他人展示。
公共领域之必需,是与人们观察世界的多角度、多侧面性这种复数性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因为属人的事务总是复杂的。“被他人所见所闻,其意义只来自这一事实: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去听的。……只有当众人在事物不改变其同一性的情况下,从各个不同方面对它加以考察,以致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在纷呈的复数性中看到了同一性时,世俗现实才能真实可靠地显示出来。”与此相反,如果占大多数的人被迫只能持有一种观点而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公共世界就不复存在了。如此看来,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关乎人类生存形态的复数性的必备条件,公共领域中的价值必然是多元而冲突的,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冲突呢?阿伦特认为应该采用协商说服的策略,而不能使用暴力。暴力是前政治现象,暴力没有资格进入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排除暴力的和平之地。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强调,极权主义的兴起在于公共领域的衰落,在于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公民文化的消失。无论是谁,如果他不完全属于并扞卫一个政治共同体(公共领域),他就不可能是安全的。“当人们失去自己的政府,只能退而依靠它们自己的****时,便再也没有任何权力来保护它们,也没有任何制度愿意使这些权力得到保障。”那些被纳粹剥夺了公民权和政治权的人们,并不能以“自然权利”或“人生而平等”来保护自己。他们被排除在政治群体之外,毫无权利可言。只有在承认公民平等的公共领域中,才有可能提出公民权利问题。
阿伦特的公民文化理论本身是以对抗极权全能政治的需要为出发点的。她强调的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本体论。政治不是生存的结果,而是生存的条件。她的着眼点是‘政治文化’,或则说是作为文化的政治”。所以说,阿伦特的政治观始终洋溢着一种公民政治文化的气息,时刻提醒人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秉承公共精神,关心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理性一积极参与”模式的公民文化观对于惯于把政治与统治、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庸俗的政治观来说,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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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俄罗斯;公民文化;政治
论文摘要:自俄罗斯启动民主化改革以来,其政治发展进程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公民文化的构建对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完善及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俄罗斯目前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政治现状,无疑对其构建公民文化提出了挑战。
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自建立“超级总统制”以来一直受困于一些制度设计等结构性难题,导致其政治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权威主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尽管在解除俄罗斯目前的改革困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使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陷人了困境。而公民文化在为现有的政治制度提供必要的和良性的民意认同的同时,又天然地包含了一种继续推进俄罗斯政治体制发展的要求。因此,构建公民文化是俄罗斯走出其政治发展困境的可行之路。
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主义色彩浓厚,与之相对应的是“臣民文化”。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在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两种文化必然会发生激烈的碰撞,这对于培养和提高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树立服从合法权威、遵守法律的意识,以及培养尊重和容忍不同意见的精神构成了巨大挑战。考虑到俄罗斯精英政治的特点,构建符合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兼有时代性和现代性的公民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必须面对和回应的重要课题。
俄罗斯历经几百年的****统治,在民众中形成了崇尚权威和被动接受****政治的思维习惯,恰达耶夫说:“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这生动地体现了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家长制特征,臣民们对“父亲”的崇拜与依赖溢于言表。此外,受东正教以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弥赛亚精神、强大帝国心理在俄民众中盛行,集体主义、极端主义、平等主义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表现出典型的依附性。这种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在俄罗斯人的行为中表现为缺乏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似乎天生与公民生活相抵触,社团生活也不成熟。俄罗斯民意基金会于2001年6月对1. 5万名俄罗斯居民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73 %的公民不愿意为任何公共组织工作,只有巧%的人愿意为公共组织工作;80%一90%的俄罗斯人不愿参加任何志愿性组织。俄罗斯人参与公共组织的人数很少,大约仅占人口总数的5% 。由此可见,俄罗斯人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较弱,公民意识较缺乏。用科尔顿的话来说,“历史使俄罗斯人先天地倾向于不信任,禁欲主义地接受政府所做的一切而不是信心十足地影响它”。这导致诚信、守法、宽容等公民社会的积极品质难以成为俄传统政治文化作用下的社会基质。
因此,俄罗斯要实现政治发展,首先应解决其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即要完成构建民主的政治文化的任务。而传统的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即体现为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化。
公民文化,尤其是参与型的公民文化,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育与运行,而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是推动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因为这种参与有利于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培养,这不仅能够保证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公民只有通过积极地参与国家管理,才能真正发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断促进国家的政治向前发展。因此,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经历过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来说,通过构建公民文化来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进而培植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最终实现政治发展,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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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09 年国内微博平台的兴起和发展,微博特有的覆盖型网络传播模式,快速改变了网络舆论载体格局: 以用户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为基础,微博已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信息发布源、舆情助燃剂,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事件的走向和结局。微博问政已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它会逐渐成为我国政府执政兴国的重大课题。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术语,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政治参与是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步被政府和普通民众接受。近年来,凡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我国政府都努力支持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除传统的面对面、电话等沟通方式外,政府还开辟了网络这个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使之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和政府科学决策的新平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还不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习惯发号施令,民众习惯服从命令。传统的公民政治参与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既往单位体制下的公民参与以政府组织和动员的方式进行,实际上只是公民“出场”或者决策贯彻的过程,缺乏公民权利和意愿的体现; 另一方面,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有较多利益诉求,尚未形成合适的表达渠道,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较低。这样的挑战容易使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降低,带来社会冲突不断,影响政府执政基础的稳定。西方国家20 世纪以来调整策略,普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政治民主,使得广大民众能够说出自己的心声,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21 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体制变革的转型期,社会问题频出,社会群体性事件近些年时有发生。网络问政逐渐成为民众与政府交流的一种新形式,尤其是微博问政,受到不少国家的重视。早在 2008 年,奥巴马就很重视用微博( twit-ter) 与民众沟通。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德国默克尔、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也都通过微博问政。2011 年 9 月 1 日,美国白宫官网新开设了一个子网页“我们人民”( we the people) 作为白宫实施网络问政的新举措,美国公民可以在该网页上就自己关心的议题向政府提交请愿书。我国微博用户已达 2 亿,年增长高达 208. 9%,这使得“微博问政”成为网络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目前,仅在新浪微博开通并认证的官员实名微博有 1 300 多个,代表政府机构的微博有 2 000 余家。这个数字对全国庞大的官员和党政机构来说,虽然微不足道,但毕竟开了一个好头。微博问政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是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问政体现了网络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新特点。
微博问政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有以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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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日益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也越来越频繁。公民的参与为提高公共政策科学性和民主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公民在参与过程中与政府决策权发生的矛盾冲突也愈演愈烈,通过制度设计缓和二者矛盾成为急迫解决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政府决策权与公民参与权二者矛盾的深入分析,提出解决这种冲突的可行性方案。
案情回放:2006年,南京市政府通过微博传出决定在城西干道将高架桥改为隧道,并向广大市民征求意见。一时间,消息在整个南京城传开。据悉,南京城西干道建设之初计划使用寿命为50年,目前才使用17年,而如今又要斥资23亿将其改为隧道,由此引发了各方的猜测和质疑。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召开了相关的新闻发布会,并开通政府信箱、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征求公民意见。大部分市民认为,这项工程不但浪费纳税人的钱,而且施工期间也会造成新的交通瘫痪,至于新建的隧道是否能解决交通问题也有待考证。终于,在2012年年初,南京市政府在争议、反对和疑问声中仍然决定启动“桥改隧”工程。虽然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但此事件中政府决策权和公民参与权博弈背后的哲学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本文将从政府决策权与公民参与权的角度研究此事件中政府、公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制度的协调。
在南京“桥改隧”事件中,公众的反对声不断,但南京市政府最后仍就一意孤行决定启动项目。据了解,许多南京市民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对该项目的质疑,但至始至终南京市政府都未对公众的质疑作出满意的答复就冒然上马该项目,未免有失妥当!我们不禁要问:南京市政府对公众的诉求是否有过考量?公众的参与在政府决策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公众的利益在决策中占有多大的比重?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政府决策权与公民参与权的矛盾冲突。其实,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他们都面临着两难的局面,具体表现为:
如今,世界各国民间智库在国家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也逐步意思到民间智慧的潜力和力量。因此,世界各国政府也都在不断的鼓励公民和民间智库参与国家管理、决策,以提高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同时,这也顺应了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从这点上说,南京市政府发微博求建议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政府也担心公民过度的参与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1.公民过度的参与和非理性的表达方式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甚至政治暴动,影响社会和国家的稳定。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提到:“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必要条件集中体现为一组成为的或不成文的竞赛规则”。就目前我国情况而言,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公民有序参与制度,如果大量的民间力量过度参与且利益得不到实现时,极易爆发群体性事件,甚至会被政治势力煽动利用成为服务于政治的工具,这对我党和社会的稳定是极其危险的。这类例子在国外比比皆是,政府不得不考虑。
2.公民过度的参与影响行政决策效率。首先,政府要向公民阐述决策的方案、可行性,以及应付公民可能提出的问题等等,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如此就有可能错失决策执行的最好机会。其次,“人多嘴杂”、“众口难调”进一步降低行政效率。知情面越广,个人诉求就越多,政府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寻求政府和公民利益的平衡点,但是任何一项行政决策都不可能顾及到每个群体,因此势必会使得某一部分群体利益受损,政府又会引起部分人的不满。正如某位建委官员说的:“我们努力做个‘好人’,但总会成为‘坏人’”。所以,部分政府选择效率优先,“关起门来自己搞”,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最后,领导干部也有自己的算盘。目前,我国官员绩效考核标准“数字化”,迫使政府官员必须在其任期内作“搞些工程”,因此对政府官员来说,效率是永恒的第一。所以,公民过度参与行政决策不但拖延时间,影响行政效率,更影响官员的绩效考核成绩,这也是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不愿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原因。
3.公民过度参与影响行政决策质量。约翰·克莱顿·托马斯认为:“对公民参与最严厉的指责集中在公民参与造成了公共政策的扭曲……公民常常不具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政策质量的知识和常识;公民参与可能会导致公共项目运作成本的增加;公民过度参与会阻滞改革创新;很多代表特定群体的公民在受邀参与公共决策后追逐特殊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的缺失”。正如南京市建委某位官员说的:“民众或许不知道,城市隧道现如今成为城市规划发展的一个方向,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城市隧道被国外专家认为是城市规划最为科学的做法。这些专业性很强的项目一般不太适合广泛的讨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具备专业知识”。法国大思想家卢梭也认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如果人民能够充分地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是个别意志;这时人们可以说,投票者的数目已经不再与人数相等,而所得的结果却更缺乏公意最后,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那么结果也就不再有许多小的分歧的总和,而只有一个唯一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便只不过是一种个别的意见。”
“政策的制定本质上是社会各阶层、各利益团体和人民群众反映和表达自己愿望和要求,促使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予以满足的过程”。所以,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迫切的希望将自己的意志输入政治系统。但是,行政决策不可能涉及到各个群体利益的方方面面,公民参与前的期望和参与后的结果之间造成的心理落差往往会使得公民感到自己的参与流于形式。比如,我国的听证制度即是一例。听证制度,是政府为公民提供政治参与、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民主性的一项制度。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乃至现今,听证会有时成为决策者强加意志于民的不听不证的听证会,有时成为未经听证先有结果的不听而证的听证会,有时成为听证笔录与决策结果完全不一致的听而不证的听证会。长此以往,“价格听证会”变成了“涨价发布会”、“处罚听证会”变成了“处罚公告会”,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被极大的扼杀。长期如此,公民必将形成“民众参与是形式,决策政府早已定”的惯性思维,对于构建民主政治框架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政府对公民过度参与的担忧往往产生政府行政不公开、公开听证程序化、公民参与形式化等现象,这些现象导致公民政治不参与。长此以往,公民参与权与政府决策权的矛盾交替上升,恶性循环。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强调政府的万能性,忽视了公民的参与权。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带有严重的封闭性,给国家、社会和公民带来了诸多诟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我国的政府决策透明度、公民政治参与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目前形势而言,我国政府正向:从人治走向法治、从集权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但是,仍有许多需要完善和改革的地方。笔者通过以上关于政府决策权与公民参与权的冲突分析,认为我国缓解这对矛盾还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最伟大的智慧往往来源于大众”。在美国,存在着大量的民间智库,他们以其专业、职业或理想的趋同性组成了一个个庞大的智力群体,为美国的行政决策乃至国家战略提供了宝贵智力支持,就连总统也会不定期的走访、问计于智库之间。公民和民间智库的参与不仅为政府的行政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持,也弥补了代议制的缺陷,拉近了政府与公民的距离,保证了公民诉求在输入国家政治系统过程中的完整性、原始性。但是,也应该看到公民和民间智库也会因为其专业知识、个人利益、风俗习惯的限制影响他们的参与。作为政府,应首先明确政府是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导者,同时对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应给予详细讲解或者对参与者适当的培训,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深度,并逐步开放参与的范围和等级。
对于许多专业性较强的公共政策,由于公民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对于政府作出决策的缘由不了解,容易引发公民对政府决策的质疑和猜想。在现阶段,我国各级政府决策普遍缺乏说理部分,只做不说的做法不但不足以说服公民,而且还会进一步加剧公民与政府的矛盾。因此,在今后政府的决策中,各级政府不但要民主决策,更要通过各种渠道、途径告知公民政府作出如此决策的理由、依据和目标,取得利益得不到充分体现的公民的理解,缓和二者的矛盾。
目前,重大公共决策的调研、评估、决策中,听取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已成惯例。但是,随着这些年专家学者逐步被利益集团“绑架”,独立专家的独立性备受广大公民的怀疑。如今,独立专家库逐步在各国兴起,为我国建立该项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独立专家由公民、政府共同在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中推选产生,并公布其身份背景,组成专家库,并制定专家库使用规则;一旦有重大决策需要使用专家库成员,由公民代表、政府共同抽签产生,对可能影响独立的专家应当回避;专家库成员在重大决策评估、调研后得出的结论必须向民众公布、说明,对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应当详细解释;专家库成员在调研、评估中接受公民的监督,发现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成员,必须回避或弃用;专家库成员调研、评估项目的费用由中央财政拨付,避免对地方政府产生依赖性,影响其独立性;对于专家库成员故意或多次过失出具错误意见导致重大决策失误后果的,不追究其法律责任,但应当罢免其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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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的不断发展,中央政府适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这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新农村建设强调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要求,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农民对农村内部发展活动的参与关乎农村地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问题,而农民参与本身则是管理民主的一种表现。
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强调要尊重公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公民的首创精神,保障公民的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切实做到发展为公民、发展靠公民、发展成果由公民共享。发展基层民主,保障公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公民依法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村民自治是我国政治制度改革的突破点和切入点,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性工程。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作为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和核心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村民自治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广西宜山县和罗城县,当地农民自发地组织了村民委员会这样一种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从此各地纷纷效仿,很快便取得了国家的正式承认。1982年全国人大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赋予了村委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合法地位。1987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会第2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宪法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细化,标志着“村民自治”作为我国一项政策制度正式确立。2004年《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通知》的公布为村民自治的信息公开提供了进一步的法律保障。2010年10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民主议事制度、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完善。自此,村民自治政策在法律上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得以进一步提升。
对公民参与的价值追寻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学者的研究视野。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谢尔.阿斯丁(Sherr Arnstein)曾经用“公民参与阶梯”(Ladders of Participation)描述了那个时代公民参与城市规划过程中出现的呈阶梯上升状态的公民参与形式或手段,展望了在公民自主性增强和政府与民间关系改变等变量的作用下,公民参与将逐步走向公民自主治理的趋势。 这与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参与是民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可以以此为准则,不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寡头的,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民主的。” 科恩也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 然而,在对于社区发展中的民众参与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对公民参与持反对的态度,他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不仅仅导致了“全国性的社会”、“社区社会”的出现,而且统治阶级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是专业技术阶级,他们通过他们的决策技术参与或影响政治决策,其阶级基础主要是专门技术,“但是专业化同大众化是相互抵触的,后者要求人人享有更多的权力和参与机会。” 也就是说,专业化所要求的“专家统治”或“精英统治”与要求普通公民参与的民主形成了悖论。
亨廷顿认为“公民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活动” 公民参与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民主形式,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也是社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2006年12月9日在海南召开的中欧“公众参与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俞可平对什么是公众参与作了界定:公众参与是指公民通过一定的渠道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并且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和治理产生影响的行为。
公民参与在村民自治以及农村社区发展中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
1.从政策的主体和客体方面来说,村民是村民自治中的直接参与主体,同时也是基层民主政策的目标群体。《农村公共政策与分析》一书中提到,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的基石。 科恩指出:“民主的广度是由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参与来确定的,而民主的深度是由参与者参与是否充分,是由参与的性质来确定的。” 村民自治从定义上就强调了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即实践过程中的主体就是村民。同时,村民自治旨在实现公众的意愿,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说明了村民自治的目标群体和影响群体是生活在同一个农村社区的农民。
2.从政策系统的环境来说,村民自治为公民参与在制度环境上提供了有效法律保证,村民自治可以建立具有当地特色的制度运行模式。“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进行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做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前文在介绍村民自治发展历程的部分已经详细阐明了村民自治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保障。
3.从政策涉及的领域来说,村民自治是一项政治制度,而自治过程中,村民参与村务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全程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主要内容。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直接体现了村民的利益需求和意愿。村内各项事务通过村民自治的制度保障,使得村民们能够从选举到决策、管理,直至监督,全程参与进去。
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为基本假设,是指非市场的集体选择。 正如布坎南所说的,个体在政治生活中走到一起,其目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如同人们在市场中走到一起一样;公共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结”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市场行为和政治行为中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尽管存在自私的动机,他们仍能够通过集体决策实现各自利益。
在这一理论模型下,我们不难理解广大村民在面临村民自治政策的选择时,更倾向于符合自身利益需求和意愿的选择,更愿意从选择中得到更多的好处。也就是说,只有符合利益需求,而且能够促进利益获得与增加的措施和政策行为才能促使公民的参与,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的发展和完善。
同时,通过对村民自治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研究,不难发现以下可能存在的问题:
1.多数人的民主可能会产生“暴政”。农村地区相对富裕的村民通常有更大的影响力与活动能力,占据着农村权力结构的优势位置,因此村民自治过程中容易出现部分资源在社区内瞄不准贫困人口的问题。在农村地区里面的人的经济水平一般服从“正态分布”,也就是说,穷人和富人都只是少数,但是富人有充裕的社会资源,而穷人什么也没有,很可能在民主中被多数“暴政”了。
2.家族问题影响着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农村里大部分村庄是由几个大家族共同生活而组成的共同体,在村民广泛参与的情况下,每个人除了考虑自己的利益还会考虑到家族的利益。当几个家族的利益相冲突时,就必然会要损害一方的利益。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家族中有人掌握着实权或者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家族,这个家族获取更多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如果这个家族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导致了不公平的现象产生,另一些获取较少资源的家族则会选择上诉或者淡出。因此,在后来的自治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广度就会大打折扣了。
3.部分农村地区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缺乏有能力的青壮年。参与者的素质问题也是公民参与中十分重要的方面。在我国南方的部分农村地区中面临着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有能力的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留守人员大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因此,在实现村民自治的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出现了人员组成上的失衡。
村民自治将民主权利直接交给广大农民群众,为农村社区发展、基础设施服务、资源管理活动、提高贫困人口的权益和改善治理环境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村民自治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本身就是公民参与的最高层次。村民自治政策的良好执行和良性循环必然会给农村社区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同时,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充分民主、家族问题以及参与者素质的问题等,是我们需慎重面对的。只有解决好了村民自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才能真正发挥出村民自治政策在促进基层民主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才能真正促进新农村建设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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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有着独特的优势,但其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困难。文章提出了应对当前微博问政困境的对策: 让微博问政成为公民传统表达渠道的有效补充,加强各级政府的官方微博建设,微博问政环境下注意将负面信息降至最低。
关键词:微博问政; 政治参与; 困境; 路径。
随着 2009 年国内微博平台的兴起和发展,微博特有的覆盖型网络传播模式,快速改变了网络舆论载体格局: 以用户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为基础,微博已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信息发布源、舆情助燃剂,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事件的走向和结局。微博问政已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它会逐渐成为我国政府执政兴国的重大课题。
微博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 WEB、WAP 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 140 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2009 年 8 月份,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微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
微博的出现为广大民众搭建了信息互联的平台,对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2009 年 11 月 21 日上午,昆明螺蛳湾批发市场因拆迁问题发生上千商户集体上街堵路事件,云南省政府新闻办不但及时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还在新浪网开设了“微博云南”,及时通报事件的最新进展,这一做法使其赢得“中国第一家政府微博”的称号。微博的异军突起也使其迅速成为备受追捧的舆论新阵地,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使其成为与群众沟通的一种新平台。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术语,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政治参与是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步被政府和普通民众接受。近年来,凡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我国政府都努力支持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除传统的面对面、电话等沟通方式外,政府还开辟了网络这个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使之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和政府科学决策的新平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还不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习惯发号施令,民众习惯服从命令。传统的公民政治参与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既往单位体制下的公民参与以政府组织和动员的方式进行,实际上只是公民“出场”或者决策贯彻的过程,缺乏公民权利和意愿的体现; 另一方面,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有较多利益诉求,尚未形成合适的表达渠道,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较低。这样的挑战容易使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降低,带来社会冲突不断,影响政府执政基础的稳定。西方国家20 世纪以来调整策略,普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政治民主,使得广大民众能够说出自己的心声,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21 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体制变革的转型期,社会问题频出,社会群体性事件近些年时有发生。网络问政逐渐成为民众与政府交流的一种新形式,尤其是微博问政,受到不少国家的重视。早在 2008 年,奥巴马就很重视用微博( twit-ter) 与民众沟通。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德国默克尔、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也都通过微博问政。2011 年 9 月 1 日,美国白宫官网新开设了一个子网页“我们人民”( we the people) 作为白宫实施网络问政的新举措,美国公民可以在该网页上就自己关心的议题向政府提交请愿书。我国微博用户已达 2 亿,年增长高达 208. 9%,这使得“微博问政”成为网络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目前,仅在新浪微博开通并认证的官员实名微博有 1 300 多个,代表政府机构的微博有 2 000 余家。这个数字对全国庞大的官员和党政机构来说,虽然微不足道,但毕竟开了一个好头。微博问政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是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问政体现了网络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新特点。
微博问政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有以下优势:
微博问政能把网民的意见积极有效的收集起来,使网民所反映的问题及时得到政府部门的落实、处理,当公民选择直接到网上反映问题、表达愿望时,如果政府能够予以及时解决,百姓的焦虑情绪会得到安抚,群体性事件必然会大大减少,社会也会更加趋于稳定。比如日本地震后,一些地方掀起了“抢盐潮”,相关部门迅速通过微博澄清事实真相,很快平息了这一事件。可见微博问政刷新了官民沟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
从普通百姓到政府官员都认为现在是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网络时代,一个小小的案例很可能会演变成全民运动,网民通过微博传播信息,组织起实际的行动以声援、干预事件的进程。
在现代社会中,网友们用各种手段参与到声势浩大的网络问政行动中去,充分体现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有了极大的张力,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就像一座便捷的桥梁,拓宽了公民与政府的沟通渠道,给公民维权以助力。
在信息化时代,想要控制和封锁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处理重大危机事件时,越公开越透明就越主动,越容易掌握话语权,不少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微博在应对危机事件中的巨大作用。2011 年南京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微博建设的意见》
明确规定: 对于灾害性、突发性事件,要在事发一小时内或获取信息的一小时内进行微博发布,实践证明微博问政对于构建阳光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作用,它督促政府政务不断公开化、透明化。
如今微博问责也已成为反腐监督的新形式,如2010 年 3 月 22 日,南京纪检部门宣布,微博上爆出抽“天价烟”的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因严重违纪被“双开”,微博反腐已成为我国防腐倡廉的重要一环,成为新时期我国廉政建设的创新途径。
《新周刊》总主笔闫肖锋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微博凸显了人际圈的影响力。没有互联网之前,一个人一生中能“承受”的熟人数量为 150人左右( 经心理学家统计得出) ,有了互联网尤其进入 Web2. 0 之后,人际交往的幅度和广度被大大拓宽,六度分割理论( 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即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正在变成现实。微传播时代,每个个体的社交圈都在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巨型传播网络,这对个人交友、品牌营销及总统选举等,具有重大的实际应用意义。通过粉丝之间的相互转发和评论,各种观点不断完善,受众面也越来越广,相对于以往的报纸和电视新闻,社会公众只能被动接受的参政方式不同,微博问政开始凸显社会公众主动参政的热情,并以自己的思想主动传播讯息。网络的虚拟化和数字化最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和主体的社交模式,并不断突破了旧有的时空和要素限制,甚至可以说,“计算机正改变着我们的政府和选举政治”。
虽然微博问政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方面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肯定,但微博问政在目前还有一定的局限,陷入一些困境。
就网络民主而言,受众群体对网络的占有和享有的程度是决定其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互联网的发展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特定群体在参与民主机会上的不平等。虽然微博问政的准入门槛较低,但是,毕竟是在网络时代对网民进行了又一次的划分,这种由再一次划分带来的不平等势必会影响网民微博问政的积极性。
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2011 年 4月 22 日发布的中国第一份《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统计显示,截至 2011 年 3 月 20 日,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民微博三大平台上进行实名认证的全国政务机构微博有 1 708 个,政府官员微博720 个,覆盖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一些地方政府微博存在着发布信息和信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例如,2010 年 11 月 12 日南京市体育局就开了新浪官方微博,目前已经拥有 24. 5 万“粉丝”,但却只在开通时发了一条微博: “南京市体育局的官方微博正式开通”,此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这种官方微博就形同虚设,政府微博也就失去了设立的意义,给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也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微博堪称网络世界的新宠,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成就了一大批“V 字帮”,从大雪封航到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很多人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对突发事件进行了报道。中国社科院在 2009 年 12 月出版的《社会蓝皮书》中,更是将微博定义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这说明,微博一方面可以提高人们交流的便利性; 另一方面也会使一些负面信息得以发布与传播,这些负面信息一经发布就会被强大的网络舆论所包围,导致危机扩散和升级。在微博问政的背景下,参与者对微博上的信息难辨真假,虚假信息的迅速传播更让他们心灰意冷,进而影响他们的参政热情。
四、解决微博问政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困境的对策。
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公民意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部分公民还是采取直接向基层机关反映情况、向上级部门上访等传统的诉求方式,现实中,这些传统方式有时得不到理想的效果,会诱发群体性事件等后果,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深入贯彻以人为本,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思人民之所思,将构建服务型政府落到实处。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创新路径,必将成为公民传统表达渠道的有效补充。
为了真正将微博政务落到实处,各级政府务必加强工作透明度,积极发布和更新信息,尤其是多发布民生政策等网民关注的政务信息,耐心倾听网民意见并进行及时的反馈。如河北省公安厅的微博明确表示: “请大家关注我们,转发我们的文章。我们将始终以草根的心态、以网友的身份与您进行在线交流互动。
”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是流传已久的黑色幽默,道出了网络匿名的特点,应该说匿名微博为直率批评、舆论监督等提供了许多便利,促进了网络民主的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匿名制,导致了网络谣言的传播和网络水军的出现,为此,韩国早在几年前就推行了网络实名制,以此打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最近北京、广州、深圳陆续出台规定,要求组织和个人在注册微博时,使用真实身份信息,这种”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操作方式有利于净化微博言论,打击不负责任的网络谣言,这也是为何微博”实名制“出台后,拥有超过 2. 5 亿用户的新浪股票当日反弹上涨。
同时,在面对负面信息时,政府应正面、及时地予以回应,澄清事实,即使真的出现问题,也要勇于承认,提出整改方案,保证网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畅通和良好沟通。
微博问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创新路径,依然是一个新生事物,需要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呵护。微博问政在现阶段充其量只是现实问政的一个补充,由于其实践中的局限性和有限性,我们对微博问政应该理性看待,合理引导。微博问政能否推动公民参与快速发展,实现民主的突破,规范化、制度化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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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民文化的建设是当前政治哲学讨论的热点之一,汉娜·阿伦特通过对行动、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分析和界定,对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上的公民文化作出了极富原创力的思考和阐释。阿伦特希望借此来提醒世人重新肯定行动、重建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关键词:积极参与;公民文化;行动;公共领域
公民文化(CivicCulture),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6年最先提出的。从文化视角探讨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生活,即政治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各利益诉求主体对于该系统的态度取向,可分为地域型文化、臣民型文化和参与型文化三种类型,所体现的是现代文化与优良传统文化的结合。但公民文化首先“是一种忠诚的参与文化。个人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他们也积极地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人过程”…。因此,“‘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入,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通过研究她的政治观。我们不难发现,支撑阿伦特的理想政治蓝图的,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阿伦特认为,真正的、理想的人是参与政治生活的人。理想的政治生活是行动,理想的行动是积极参与,理想的参与场所是公共领域。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就是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的基本价值之上的。
爱这个世界,追求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阿伦特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精神旨趣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她针对以往哲学家对“沉思”生活的偏好,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行动”理论。在《人的条件》一书的开端,阿伦特写道:“对于‘ivtaactive’这个词,我建议把它解释为人的三种最基本的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种活动都是极为基本的,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拥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种基本条件。”这三种活动分别对应于人与自然、人与文明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劳动(bor)是指人的一种维持生命的动物化活动,它的特点在于不留下永久客体,它的结果一经产生立即被消耗殆尽,基本上只是重复着生命现象的简单再生产。在劳动中,人并未摆脱其动物性的自然存在,因此从事劳动的人属于劳动的动物;工作(work)也可译为“生产”、“制作”、“制造”,主要指人的技艺性的制作活动(主要制作使用品而不是消费品,如木匠根据头脑中的模型制作桌子、椅子),制作出来的东西和劳动产品的不同在于,它们可以避免被尽快地消费掉,因而具有一种持久性。“工作营造了一个与自然界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比劳动高一个层次。但是,工作者面对的世界,还是物的世界,而不是人的世界。人与他人的交往受到自己的工作能力的限制,因而是偶然的、有限的,至多只是一种交换关系。
行动(Action)作为人存在的最完整的条件。“是唯一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所进行的人的活动,是指人们而不是人类居世的群体条件。一切人的条件都与政治有关,而群体性则是所有政治生命的主要条件。”阿伦特认为,行动是指人类群体中的交往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多样性、相互沟通的政治活动。行动不像劳动、工作那样,需要以生产工具、制度为中介与对方建立联系,行动的人所面对的,是与他一样摆脱了物役的自由个体,通过相互的交流、接触和理解,从而使人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得到确证。“行动是人创造奇迹的一种本能”,是“新人的出现和新事物的开始”,是能够“将世界(人类事务领域)从其通常的、‘自然’的毁灭中拯救出来”的伟大力量。
“行动”的真实意义在于行动者的“自我彰显”(,Ihedisclosingofwho)。在说明行动的彰显性时,阿伦特特别强调“言说”(speech)的行为。行动者通过“言说”在展现自己的同时,也通过“言说”与他人发生关联,相互交流直至彼此认同,从而构成一个共同体,并成为这一交往共同体中的一员。“人们在言行中表明他们是谁、积极地展现其个性,从而使自己出现在人类世界中。”也可以说“行动”因“言说”而使人处于与他人的关系当中,从而与“劳动”条件下的动物以及动物化劳动者区别开来。在言说和行动中,人们就共同拥有的话题、共同关心的幸福等,敞开阐释自己和展现自己,从而使别人理解自己。这种言行方式,实际上是阿伦特理想的公民文化观的体现。
不过,阿伦特还提醒我们,行动由其性质所定存在着毫无价值的风险。行动虽然是由于别人的在场而激发的,但却不受其左右,“它强调那种不顾任何代价追求自我表现的冲动”,因而每个人的行动除具有原创性之外,还具有不可逆性与不可预见性。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之所以没有成为巨大的危险,阿伦特认为这归功于行动本身的潜能,即宽恕和许诺。
宽恕是对付行动的不可逆转性(我们不能取消我们已做的一切)的唯一途径,是针对过去的行动;许诺是对付行动的非预见性(我们不能够预见自身行动的结果)的一服良药,是针对将来的行动。宽恕和许诺之所以有这种能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两种行动并且互为一体。“这两种本能取决于人的多样性,取决于他人的在场和行动,因为没人会宽恕自己,也没人能感觉受自己诺言的约束”,也就是说宽恕和许诺只是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够施展,大家同时在场并且同时行动。
虽然宽恕的能力暗含了对恶行劣迹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反应,但阿伦特更多把它看做是寻常的做法,尽管例外的情况并不鲜见。我们无法预见、控制行动的结果,这意味着不快和可恶的结果随时可能出现。“如果没有他人的宽恕(来自我们所做事情的结果),我们的行动——可以这样说——就会被局限在一项我们难以从中自拔的行为中;我们将永远成为后果的牺牲品,就像没了咒语就不能破除魔法的新来巫师一样。”只有通过加以宽恕,通过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结果中解放出来,这一过程才能以唯一符合人性的方式结束。
信守诺言是非预见性海洋中的一座确定性的小岛。“许诺本能的作用在于控制人类事务的这一双重负面后果,这样,它便成了唯一能够替代一种以自我控制为基础并能统治他人的控制能力的力量;它与自由(这是在丧失独立自主的状况下得到的)的存在高度一致。”倘若不通过对某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许下的诺言来约束我们并且使我们为之做好准备,我们便无法坚持我们的身份;我们会受到谴责,软弱地听任混乱和矛盾的折磨,彷徨游荡在孤独心灵的黑暗之中。只有抓住曾经作出的并且现在应该信守的诺言,辨认出我们的身份,才有可能将我们从心灵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这一黑暗只有当阳光通过他人(它们证实诺言应允者和履行者的一致性)的出现而照亮公共领域时才会消失。”
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是和她的“公共领域”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共领域的本质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公共领域的必要条件是公民的积极主动参与。在公共领域,“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相关的、值得一看或值得一听的东西才是能够忍受的”,与此无关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私人领域。走出私人领域,投入公共领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直接与他人交往,才算是“得体的生活”(goodlife),才能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生活。“一个人如果仅仅去过一种私人生活,如果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像野蛮人一样不去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只有公共领域能够判断他的行动,记住他的业绩,也只有公共领域能够保证他的永生。阿伦特强调,政治的真正体现是公民们在公共领域内协商、共议群体公共事务,公共领域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实用性的协定,而在于它能实现每个参与者公民的主体性,锻炼他的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
阿伦特用经典的公民共和模式来审视现代公民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同时强调个人展现和人人参与,这使得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包含了双重倾向。第一重倾向是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个戏剧表演场所,第二重倾向则是将公共领域设想为一个公共话语场所。前者将个人的参与视为展现个人特殊素质和见解的英雄式行为,后者则把个人的参与当做一种人类共同存在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把从事政治活动的公民比做演员,各自展现自己不同于别人的角色。但公民又不仅仅是表演者、行动者,同时也是旁观者和判断者。他在自由言行、独立判断的同时也在受到别人的判断。因此,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征是公开性和公正性。这意味着在此空间中出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那些与我们同见同闻的人的存在,使我们确信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只有在公开的公共领域中,人的经验才可以分享,人的行为才可能经受公众评价,人的角色才得以向他人展示。
公共领域之必需,是与人们观察世界的多角度、多侧面性这种复数性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因为属人的事务总是复杂的。“被他人所见所闻,其意义只来自这一事实: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去听的。……只有当众人在事物不改变其同一性的情况下,从各个不同方面对它加以考察,以致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在纷呈的复数性中看到了同一性时,世俗现实才能真实可靠地显示出来。”与此相反,如果占大多数的人被迫只能持有一种观点而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公共世界就不复存在了。如此看来,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关乎人类生存形态的复数性的必备条件,公共领域中的价值必然是多元而冲突的,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冲突呢?阿伦特认为应该采用协商说服的策略,而不能使用暴力。暴力是前政治现象,暴力没有资格进入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排除暴力的和平之地。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强调,极权主义的兴起在于公共领域的衰落,在于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公民文化的消失。无论是谁,如果他不完全属于并捍卫一个政治共同体(公共领域),他就不可能是安全的。“当人们失去自己的政府,只能退而依靠它们自己的人权时,便再也没有任何权力来保护它们,也没有任何制度愿意使这些权力得到保障。”那些被纳粹剥夺了公民权和政治权的人们,并不能以“自然权利”或“人生而平等”来保护自己。他们被排除在政治群体之外,毫无权利可言。只有在承认公民平等的公共领域中,才有可能提出公民权利问题。
阿伦特的公民文化理论本身是以对抗极权全能政治的需要为出发点的。她强调的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本体论。政治不是生存的结果,而是生存的条件。她的着眼点是‘政治文化’,或则说是作为文化的政治”。所以说,阿伦特的政治观始终洋溢着一种公民政治文化的气息,时刻提醒人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秉承公共精神,关心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理性一积极参与”模式的公民文化观对于惯于把政治与统治、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庸俗的政治观来说,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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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是专门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政治行为的理论和考察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政府、政党、集团或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活动以及治理国家施行的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高中政治调研型作业的设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就是要尊重不同学生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兴趣爱好等。陶行知先生说过:“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产生作用并真正成为教育。”《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中指出:“政治课程要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式。”这就对新课程背景下的高中思想政治老师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教学要回归生活,要注重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思想政治课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求的。
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也是教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设计作业时,要立足于生活,努力增强作业的开放性和实践性。设计作业时以学生熟悉的生活环境、生活经验为依托,以提高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为目的,内容要具有开放性和探究性,要突破书本知识的框架,适当向教材以外延伸和拓展,给学生提供多角度思考问题和充分发挥想象力的足够空间,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化的正常发展。
在学校高一年段全体学生、高二文科班学生和高三文科班学生做问卷调查(《高中思想政治作业现状问卷调查》)后发现:很多学生反映政治作业设置比较单一,而且主要是课本知识找一找抄一抄就可以了,明显带有应试教育的色彩。学校的作业缺少对学生创新精神和人文精神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调查也反映出了这种单一的作业导致学生厌学,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学习活动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制约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作业的形式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就是调研型作业。所谓的调研型作业就是让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用研究的眼光来分析调查所得的资料,再运用多种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结合高中政治学科知识的特点可以这样来认识高中政治调研型作业:调研型作业就是让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用研究的眼光来分析调查,以便提出、理解甚至是解决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某些实际问题。可以看出调研型作业要以学生的直接生活经验为基础,密切联系学生的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它一改传统作业单一的纸笔功夫,强调作业在生活中、实践中完成。
1.知识背景的准备
由于学生长期处在传统课程的教与学的方式之中,多数的作业也是传统的单一的纸笔形式,对于调研型作业缺乏感性认识,为了提高作业的有效性,知识背景的准备这一环节是非常有必要的。准备的内容包括:向学生介绍什么是调研型作业;为什么要写调研型作业;如何写出调研型作业;调研型作业与以往作业的不同在哪里;调研型作业的评价标准是什么;介绍一些之前学生写的一些调研型作业,让学生有更深刻的认识。
2.指导学生确立调研的课题
调研的课题可以是由教师提出,也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等因素自由提出。较多的是通过师生合作,对选题的社会价值和调研可能性进行判断论证,共同确立课题。一般来说,与学生生活直接关联的切入口较小的课题较受学生欢迎且易实施。
3.组建调研小组,制订方案
每个课题小组一般以3~7人为宜,采取自愿结合、适当调整的建组原则和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活动原则。课题小组确定后,要根据自己的课题制订研究方案,以保证活动的连续性和明确化。研究方案一般包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的步骤和程序、研究的具体方法、小组分工到位、小组讨论时间与地点等。
浅谈高中政治调研型作业的设置论文
4.实施研究,处理信息
学校和教师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保证,同时也要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并对学生的研究进行方法和利用资源的指导。学生要真正地进行查阅资料、实地考察、走访相关人物、体验学生等形式收集有关信息,课题组成员要及时地将收集到的原始材料进行分析、讨论、整理、归纳、概括,并能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得出结论,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5.成果交流,总结反思
学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小论文、图表、模型、多媒体演示、调查报告等不同的形式展示出来。通过交流研讨分享成果,进行思维碰撞,使认识和情感得到提升。并对整个研究过程,包括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研究成果的质量和研究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合作意识、体验感受及其他方面的得失,进行全方位的总结反思,以获得进一步的理性认识。
1.作业主题要立足学生的生活实际,体现开放性和实践性的原则
思想政治课本身的教学内容理论性强,概念抽象,趣味性少的特点,因此,不管是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作业布置中,都要增加一些创新,符合学生的好奇心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潜质,这就要求我们不要拘泥于课本,而应理论与时代相结合。因此,在新课程背景下,不是不要求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而是教师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设计一些富有生活气息、有趣味性的题目。要使政治作业充满趣味,就要求教师精心挑选和设计那些来源于社会生活和实践的作业,因为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往往蕴涵着无限的趣味。
我曾在高一年下学期期中考之后布置过一次调研型的作业。高一年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常识,抽象思维能力也提高了,对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有自己的看法与理解了。当时的题目:观察身边的生活,结合所学过的知识,用小论文的形式,写一篇调研型的作业。字数控制在1500字左右。过后,欣喜地发现学生都能就自己身边的生活现象展开调研,陈××同学这一组写的是《美丽溪林?共同缔造》就是写农村建设带给自己乡村的变化;陈×同学这一组写的是《芸溪小区的少数民族调查》;张××同学这一组写的是《瑞祥小区停车难的调查》……大部分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分析、交流、总结之后写成小论文。正因为是学生自己选的课题,学生就话说,对这一作业就不会排斥,乐于去做,主动去做,效果比教师想象的好很多。这样做既锻炼了学生的运用能力,又锻炼了学生的实际实践能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举多得,效果好。
2.目标要明确,分工要到位,师生共同参与的原则
课程标准指出:“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要改变,教师的作业布置也要有改变。调研型作业一般是3~7人一组,小组内既要强调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也要突出组内同学之间的合作探究精神。教师一开始就要参与到每一小组的作业完成过程。课题的设置、小组内的分工、调研的手段与方式、小组集合的地点与时间、课题完成的时间等细节要明确。作为教师要及时跟踪、了解各小组的进展情况,协调小组成员之间工作的安排,引导学生把收集到的信息加以整理归纳,与课本知识相结合。督促个别进度慢的小组要加快速度。调研型作业既锻炼了学生,又锻炼了教师。教学相长,教师在指导过程中应该不断反思、总结,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也为学校推进素质教育工作尽自己一份力。
3.布置调研型作业不可多,不能频,一学期1~2次就好的适度原则
调研型作业就是要把在探究中的感知和领悟,通过撰写小论文进行交流,达到情感的升华。感知、领悟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有一段时间。如果教师布置过多的调研型作业,学生就会疲于应付,而没法真正去调查、收集材料、探究等,也无法用心体会、领悟以达到情感的升华。
我在前面讲到在高一年下学期期中考之后布置的调研型作业,从布置开始到全部小论文完成,前前后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考虑到学生实际调研工作的完成很多都要在周末才能进行,而且高中生的学业压力也很大等因素,因此,教师要给学生充裕的时间去完成。
作为我自己的一份思考,参考平时自己的做法,做出了一点尝试,总结自己在布置调研型作业的反思,认为:要想充分提高作业的有效性,必须改变我们的教学观和作业观,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要真正去思考教育与学生的关系,要把学生还原成是正在形成的人去对待,本着发展的眼光,在作业的设计中既要能提高学生的分数,又能培养学生的能力,发展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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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终极追求是社会正义。为了实现这个追求,在现代公共行政的百年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公共行政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进行了努力地探索。然而,历史证明,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还是新公共管理,无论是依靠政府或是依靠市场,都还不足以实现这一追求。公共行政的追求最终还需要每一位公民积极地履行自己的公民资格,投身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是必须的和必要的。实现政策制定中公民的有序参与,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本文从公共政策的含义出发,进而探讨分析了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意义、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完善对策,以期能够为实现政策制定中公民的充分、有序、全面参与提供一些参考。
公民参与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准。公民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助于实现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同时为公共政策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探讨分析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公共政策的概念。如果不能知晓公共政策的确切含义,那么对于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问题的研究就无法进行,对于其它有关公共政策的问题的探讨分析也难以推进。关于什么是公共政策,目前尚没有一致的看法。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众多的公共政策的定义,可谓是众说纷纭。公共行政始祖――伍德罗?威尔逊把公共政策视作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规范。政策科学始祖――拉斯韦尔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①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我国学者张金马认为,“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用以规范、引导有关团体和个人行动的准则或指南”。②我国学者陈庆云则认为,公共政策是“为整个社会所做的权威性价值分配”。③我国学者陈潭认为,“公共政策是实现公共意志、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理性和公意选择,是规范、引导公众和社群的行动指南和准则,是由特定的公共权力机构制定并由社会实施的有计划的活动过程。”④本文认为,公共政策是公权力主体(国家或政府、执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制定和执行的用以确定和调整广泛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法令、措施、办法、条例、实施细则等的总称。
随着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现代民主制度逐步得到确立,公民的政治参意识普遍增强,政治参与范围不断扩大,逐步扩展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随之而来的,是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日常化、广泛化和普遍化等特点。但是时至今日,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界定,仍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标准。在众多学者的观点中,笔者比较认同徐望来、李文敏的主张,即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就是指当政府做出与公民具有厉害关系的决定和政策时,公民个人或团体通过一定的方式、途径和程序直接进入政府的决策过程,了解相关的政策信息,并对决策发表意见和看法,以此来影响政策结果的行动过程。⑤此外,本文中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主体仅指不担任国家公职的普通公民,而非具有相应权利的国家公职人员,这也是大多数研究学者所赞同的观点。
在现代社会中,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和方式多种多样,具体有公民调查、听证会、专家咨询、民主恳谈会、公民旁听和网络参与等形式。公民听过上述渠道和方式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时代意义。
1、更好的体现现代民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脚步迈进了现代文明,民主、平等、自由等政治观念逐渐普及,现代政治制度在大多数国家也逐步得到确立,人们的政治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在今天,人们通过听证会、专家咨询、公民旁听、网络和民主恳谈会等各种形式和制度,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真实、可靠、充足的信息,以及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运用了自己的相关政治权力,实现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应有之意,也充分实现了现代民主。
2、获取更多的公共政策信息。公共政策信息是指反映公共政策活动过程及其变化情况的一系列资料、材料和文件等信息。公共政策信息是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如果没有及时、准确、全面、充足的信息,想要制定出具有较高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公共政策,只能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公民通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有助于拓宽政策信息传递的渠道,使大量的信息由普通公民传递至政府,从而使政府获得的政策信息更加全面和客观。此外,随着政策信息传递渠道的拓宽,公民会对相关政策信息作出反馈,更有助于实现公民和政府部门的双向沟通,从而使政府部门在获取信息的质和量上都明显提高。
3、提高公共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公共政策方案即制定者依据多方面的信息,结合现阶段实际,综合考虑各种情况之后,而最终选定的政策方案。选定的最终政策方案,一定要具有较高的科学性,这样有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进而更有效的实现政策目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政策的科学性。首先,公民可以提供制定政策方案所需的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信息不足而导致的政策偏差,进而提高政策方案的准确性。其次,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中,不乏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较高政治素养的公民,他们把自己的建议、意见提供给政策制定者,政策制定者在此基础上制定众多的公共政策方案,在实现了公共政策方案多样化的同时,也提高了政策方案的科学性。最后,公民参与到政策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可以对政策制定者起到一定程度上的监督作用,端正其态度,增强其责任感,进而减少政策制定失误所带来的损失。
4、更准确地确认公共政策问题。在现实社会的今天,存在这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但是由于资金、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制约,我们不可能把每项问题和每个矛盾都加以解决。另外,也不是每个问题都是所谓的公共政策问题。政策问题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使得确认政策问题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公民通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把自己的学识、能力和智慧贡献出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意见和建议,进而帮助政策制定者明确公众问题的实质,分清各种社会问题的轻重缓急,从而使更准确地确认公共政策问题不再“难于上青天”。 5、减少公共政策执行的阻力和偏差。正如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所说,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所以公共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方方面面的阻力,尤以社会公众的阻力为最甚。让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可以有效的消除社会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误解和偏见,使其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认同公共政策,在政府部门执行公共政策时,自觉主动的加以配合,从而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此外,通过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得到及时、准确、全方位的信息和公民的意见、建议、看法等,在执行公共政策时以此为重要参考,不断调整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公共政策,进而减少公共政策执行的偏差,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准确性。
6、使公共政策更加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是公共政策的生命所在。在当今社会中,只有被大多数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同的公共政策,才具有合法性。公民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可以提高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接受程度,使其更加认同公共政策,从而使公共政策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使其更加具有合法性。
1、公民参与意识不强。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意识普遍薄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封建时期的小农经济讲求自给自足,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这种封闭的性格烙印在短期内难以抹去。再加上专制政治文化的影响,公民不可能、也不愿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从而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情绪――政治冷漠。第二,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无疑会消耗公民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等,但是参与收益可能不会立刻实现,即参与收益的实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2、公民本身素质不高,参与能力弱。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现在已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进入新时期,我国又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为实现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智力支持。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历史、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如今我国公民的总体文化素质还普遍偏低,从而制约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能力的提高。所以,要增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就必须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公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
3、参与渠道不畅通。虽然我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公民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也规定了参与的各种渠道,如选举、信访和参加各种政治团体等。但是在现实实践中,上述制度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我国的选举大多实行间接选举,经过层层的间接选举之后,选民的声音可能会被过滤掉,造成信息失真的现象,从而可能出现被选举者不能充分代表选民,不能反映其政治诉求,不能代表其利益等弊端。此外,我国的信访制度也亟待完善。有些政府部门的信访接待室从未“开门营业”,而是时刻处于“休假”状态。所以,畅通信访渠道,完善信访制度,从而建立起公民和政府的有机联系,已经时不我待。
4、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现如今网络技术的出现,大大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打破了政府对信息和话语权的垄断。政府对于相关热点事件的不回应,甚至是刻意掩盖、回避和公然作假,出现了诸如“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神回复”,经过网络等大众媒介的传播,势必会损坏政府的形象,造成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如果公民对政府失去了信任,就不愿为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及时、准确、全方位的信息,不会为制定公共政策建言献策,公民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积极性必然会大大降低。
5、信息公开不足。虽然我国建立了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并运用多种形式予以落实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公民的监督权、知情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但是,我国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如政务公开形式化、只重公开不重反馈以及政务公开不规范等问题,另外政务公开也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如果漠视公民的监督权和知情权,势必会使公民不能准确理解公共政策,对公共政策也难以缺乏认同,从而不利于公共政策的执行。所以,建立和完善透明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进而调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势在必行而且任重道远。
6、行政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时期,我们倡导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角色由“管理”向“服务”的转换,大多数行政官员从自身做起,身先士卒,努力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是受传统封建政治文化的影响,一些行政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仍然比较严重,居庙堂之高而不忧其民,难以倾听来自民众的呼声,忽视公民的合理利益诉求。“官本位”思想疏远了公众的同时,也降低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所以,彻底剔除行政官员的“官本位”思想,实现其角色的转换,是大势所趋。
1、营造良好的政治参与氛围,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在传统封建社会,由于受到专制政治文化的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薄弱,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比较低,大多数民众认为制定和执行政策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集,正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我国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去,既是公民的神圣权利,也是公民不可推卸的义务。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调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
2、加强对公民的教育培训,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有些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比较强,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也很高,但还是不能有效的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去,不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究其原因,在于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不足。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使公民掌握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知识,真正了解公共政策的本质,熟悉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进而通过参加相关的政治实践活动,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水平。只有公民的参与能力提高了,公民才能积极地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建言献策,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进而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3、拓宽参与渠道,完善参与制度。公民如果想把自己的利益诉求传递给政策制定者,进而使其转为公共政策,就必须要有畅通的参与渠道。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形式和渠道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市长热线、领导接待日的设立,使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进一步拓宽。此外,实现公民有序、高效的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去,就必须有相关的制度做保证。在完善现有参与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制度创新,才能保障公民参与生活的权力,使公民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自身利益得以充分实现,进而调动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
4、重新树立政府威信。在构建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的今天,政府部门应增强自身的行政能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实现政府角色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变,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应及时、快速的制定相关处理方案,并把热点事件的最近进展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告知于公众,从而取信于民,消除政府信任危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威信,还要求政府在制定共政策时及时疏导公民的不满情绪,在执行政策时自觉的接受公众监督。
5、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虽然我国建立了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使公民在一定程度上知悉了政府信息,了解了政府工作,对政府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是,我国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关于政务公开的范围和内容没有明确的规定,关于公开的标准也比较模糊。此外,现在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有时政府拒绝向公民公开信息,导致公民对政府作出的政策产生误解,怨声载道,进而导致公民对政策的认同感不强,不利于公共政策的执行。所以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对调动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增强公民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
6、行政管理人员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剔除“官本位”思想。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今天,政府部门更应该努力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工作方法,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应自觉剔除“官本位”思想,正确定位自己的“公仆”角色,努力学习现代行政管理理念,提高自己的行政管理水平。同时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积极倾听群众的呼声,进而调动公民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积极性。
虽然我国的专家学者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从总体来看,其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和不足,与实现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为此,社会各界应该高度重视对公民参与问题的研究,为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积极建言献策,并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真正实现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的充分、有序和全面参与。
①拉斯韦尔.权力与社会[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8.
②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9.
③陈庆云.公共政策的理论界定[J].学术论坛,2000(2).
④陈潭.公共政策学[M].海南出版社,2002:17.
⑤徐望来,李文敏.试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J].网络财富,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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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络信息技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互联网科技革命带来了网络信息时代。互联网改变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数量惊人的网民开始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参与和影响着中国政治和公共政策。网络参与成为我国当前民意表达、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公民网络言论自由与国家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离不开公民的参与。现代科技和网络发展的突飞猛进,网络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参与国家政策制定,发表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笔者从公民言论自由界定,特征入手,分析利弊,立足其现状和法律规制缺陷并结合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实际情况并作简要分析,从而对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政策,规范网络言论自由,构建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制度体系,提高国民素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现代政治文明提出一些设想。
(一) 网络言论自由的界定
如今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人们实现了通过飞速发展的网络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即时运用各种网络工具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活跃。可见,网络言论自由是在网络环境下的新发展,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
网络言论作为公民言论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具有交流便捷、促进信息透明化,促进自由、追求真理,深化民主,打击腐败等特征,逐渐成为我国公民日常生活中言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人们实现了通过飞速发展的网络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即时运用各种网络工具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以及见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活跃。可见,网络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在网络环境下的新发展,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 互联网言论自由的特征
第一,广泛性。一是享有网络言论自由的主体十分广泛即由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利用互联网获取各种信息资源,相互交流;二是网络言论主题内容广泛即人们进入网络可以无所不言。
第二,隐密性。网络言论的匿名性特征实质上是一种法律之外的保护,这种保护会极大的减少表达者在表达时的后顾之忧[1]。
第三,迅捷性。即新的网络交流工具的出现,使人们一改传统书信,电报等通讯方式,几乎可以足不出户或者通过手机就能够随时随地进行信息交流。
第四,非理性。在虚拟网络中,网民通常不会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发表言论时常常基于当时对某一主题的感性认识,有时甚至是盲目的,这种缺乏理性判断而又激烈的情感宣泄其结果往往具有伤害性,因此也容易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一)我国网络言论自由法律规制的现状
目前,我国比较重要的有关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等。
(二)我国网络言论自由法律规制的主要缺陷
1,从立法角度看,立法层次低,制定主体混乱。我国众多的网络管理制度多是行政性规范和地方部门的规章,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即由全国人大及其会制定的法律。目前法律规定中普遍存在问题是未能构成严谨的科学的法律体系。立法层次低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欠缺一定的民众参与性。
2,从法律实施及救济途径看,我国政府往往采取单一严厉的措施,网络言论自由缺乏一定的尊重和保障。当前,政府对于网络的管理处于无序状态,对于出现的问题也就无法有效得到解决,往往采取关闭封锁的手段。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民众的法治观念不断增强,并积极参到国家政策决策过程中。
(一) 公民参与趋于多元化形式,尤其是网络民意异常活跃。现阶段,我国的普通民众可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广泛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参与方式的多样化是政治生活日益多样化和透明化,整个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过程。[3]
(二) 公民参与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尽管我国公共制政策制定法制化进程还不尽完善,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健全,但是通过《价格法》,《行政复议法》等的制定过程,都能感受到公民的积极参与。
公共政策制定如果缺乏全民的参与,必然就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就很难去评估公共政策的实效。公民逐步通过一定形式参与了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公民就能够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而目前实际情况是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水平仍然较低。
1.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体系来看,对于听证制度,由于缺乏法定程序,参证人员不透明等因素,在实际运行中往往流于形式,民众对此争议比较大。而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信访制度等似乎更是让民众可望而不可及。
2.从政府自身管理来看,未能或不愿及时公开相关信息,造成信息不对称,进而无法实现民众与政府的有效互动。
3.从民众参加公共政策管理形式来看,越来越多的民众更愿意利用网络发表自己的意见,该形式虽然具有广泛,高效的特点但也存在不少弊端,影响着参与进程。
(一)完善我国网络言论自由法律规制
1,网络言论的立法主体应该更加具有民主性和明确性,制定的法律规范内容要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构成科学严谨的法律体系。
2,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政府有必要采取多种更具针对性而非单一的管理措施,在尊重和保障网络言论自由的基础上,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有序地进行管理,并依法提供合理的救济途径。
3,制定完善的法律以保障公民的网上言论自由。这里所说的“法律”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即由全国人大及其会制定的法律。从各个法律层面明确隐私权的法律地位。
4,制定行业规章,加强行业自律。行业规章的制定有利于增强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此外,为了更好的保障我们的言论自由,进而促成网络言论自由制度体系的构建,行政、司法等各个环节的完善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强化政府与民众的有效互动
积极搭建政府信息交流公众平台,让民众的网络言论在科学合理的法律规制下正确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合理地表达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从而构建和谐有序高效的社会管理局面。
公民网络言论自由是公民言论自由的自然延伸,应当受到国家的保护。所谓言论自由应在宪法和法律的允许的范围内,网络言论自由也不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民意异常活跃并影响着公共政策制定。但由于我国自身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政府自身管理的漏洞,公民参与国家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水平较低,如何构建科学合理完善的法律制定体系来规制公民网络言论自由,从而有效提高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形成和谐有序高效的社会管理局面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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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 好人当官 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治生态变化中官员的公民身份认知回归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好人当官”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官员的公民身份表明了他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而官员的职业身份则表明了他的社会性的一面。
中共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目前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通过高压反腐确保官员清廉,通过政务公开保证政治清明,以及通过权力集中强化政治清朗。这些行动带来了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就政治生态而言,官员觉得官不好做了;从社会心态来看,民众对官员持有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简而言之,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官员被前所未有地置放在了社会和公众面前,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知问题,也就是从以往对官员的职业身份的注重,回归到注重官员的公民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双重身份。这种新的认知回归不仅关系到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而且也关系到改善官民之间关系的问题。
一
社会中有官有民,这既可以从管理的意义上说(官是管理者,民是被管理者――尽管从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上说,民是终极的管理者,官只是民的仆人);也可以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说(社会总是需要一部分人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这些人就成了通常意义上的官);也可以从职业意义上说(官是一种职业,正如民也有各种职业一样,有人当工人,有人当农民,有人当教师,如此等等)。不管官和民在职业身份上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他们有一种身份是一样的,即他们都是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和民都有两种身份,一是职业身份,二是公民身份。
但是,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职业身份上。职业身份要求官员表现出“公”的一面,表现出为人表率的一面。这一职业要求往往也成了人们对官员的一种期待。因此,官员的举动也常常为社会所注目,其行为也常常被监督。落实八项规定、反四风和反腐败以来,官员的一举一动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网络的日益发达更是将人们对官员的监督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时看到对官员的举报,官员吃饭被曝,戴表被曝,生活作风被曝,等等。最终的结果,公款吃喝受到处罚,生活作风不良则名声扫地。然后,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民众对官员的监督的热情更高,以至于在某些场合走到了偏激的地步,只要是官员吃饭就认为是公款吃喝;甚至是穿衣,一旦感觉衣价太高,与公务员收入不符,马上上网曝光。前不久提出要给公务员加工资,又引来网上一片骂声。
另一方面则是官员的退守,本来可以正大光明进行的公款消费也转入了地下,甚至私人的吃喝也取消了,原因是怕惹麻烦,一旦被曝光就是没事找事。官员隐私受到了侵犯,但据说官员作为公共人物无隐私可言,因而只能隐忍但又感到憋屈和郁闷。工资加得不多,尽管心有不满也不敢表达,怕辱没了“公务员”这一崇高的名声,也怕一旦表达会受到来自四面的攻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等等。目睹此类现象,使人感觉这个社会似有一股戾气,官民阵垒分明;一旦对决,便以零和为结局;也使人感觉生活的色彩开始变得单一,锦衣美食,豪车美酒再也不敢招摇过市,哪怕是正常收入所得。总之,使人感觉社会缺少了一种祥和友善的氛围,与和谐社会有点格格不入。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对官员的身份的认识上。我们关注了官员职业身份的一面,却忽略了官员公民身份的一面。而在中国的文化中,官有它的特殊性,它往往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含义。“好人做官”从孔子以来一直是一种传统,以至于人们对官员的要求高于对其他人的要求。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同一般民众是不一样的,是要高于一般民众的。即便官作为一种职业,它也被认为是高于其他职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农七工八商九儒十丐”之说,有“学而优则仕”之说,官是顶点,官是最高的,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范进中举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一个故事。即便在今天,我们还难以完全摆脱这种官高民低(这当然与我们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也与我们的选官制度有关)的现象,这使得官在一些人眼里应该是完人,容不得官员犯错,因此动不动就对官员进行道德上的绑架。另一方面,官方的体制和学说也助长了官员的道德责任感,使他们自己感觉不同于民,要优于民(至少在道德上)。“特殊材料制成”说更是将官员和民众做了一个切割。而官民双方的一个共同缺陷在于都关注了官的职业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
二
以公民身份而言,我们可能对官员的要求就不一样。现代的职业身份与公民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一个人的社会人和自然人的两种角色。我们对作为社会人的具有官员身份的人的要求肯定会高于一般的人,因为官员就职于一个影响社会的公共部门,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公共性,因此官员应该是社会的表率。比如,同样一个绯闻,人们会抓住官员不放,而对其他的人可能就轻轻放过,最多把它看做是一个花边新闻而不是一个严重的道德事件。其原因在于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具有对社会的一种引领性。官员清廉,社会清廉;官员崇高,社会崇高;官员奢靡,社会奢靡;官员腐败,社会腐败。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往往会对官员的过错(更不用说犯罪)揪住不放的道理所在,因为他们对官员寄托了一种期望(尽管有时这一期望太高)。
但是,另一方面,官员也是一个自然人,有他的公民身份。而在这一点上,官员同其他人是一样的,他也有自身的需求。马斯洛著名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并非不适用于官员。官员也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他也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不能被剥夺的公民权利,比如个人隐私得到保护,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等。此外,官员也像其他人一样要柴米油盐居家过日子,他们也有自身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官员和其他人一样,也想钱多一点(当然是正当的钱),日子过得好一点。他也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比如得到晋升或受到尊重。
可能是在这一身份认定上导致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一样。西方文化对官员的假定在于他首先是个理性的经济人,他想达到的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企业家想达到的是钞票最大化,政治家想达到的是选票最大化。因此对官员的假定是坏人,会做坏事,会伤害公共利益。因此,解决的方法是法制,建立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不让官员作恶,因为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一旦作恶,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或许是这一不同的假设,引发了中西社会两种不同的取向。由于对官员是好人的假定,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很发达的道德伦理文化,强调“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寄希望于官员的自省和做道德模范,道德优良是安身立命的基础。钱穆甚至认为中华文明得以不间断地保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制,也就是官员以德垂范,最终成为挽社会狂澜于既倒的稳定力量。而在西方,则发展了强大的法制文化,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不是主要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和自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付之道就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使权力行善而不作恶。
此外,西方这种对官员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也产生了非常现实的治官之道。斯蒂芬?贝利在论述保罗?阿普尔的道德思想时指出,一般来讲,仅仅要求道德上的高尚是不够的。只有认识到现实中的利益,公务官员才能够找到那些最强大的行为动力(个人的或是公众的)。通常,只有某项公共利益中包含了作为动力燃料的几项特殊利益时,它才可能进入轨道运转,即被人们纳入议事日程。行政官员的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私人的和个人的利益寓于公共利益之中。从道德品格来说,那些不愿把(合法的)个人和私人利益纳入支持公私兼顾的事业中来的人,是不适宜于担负行政职务的。[1]这些话或许会使我们有些人听了大惊失色,但冷静一想则不无道理。
官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他做事的动力既来自崇高的使命感的驱使,也来自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只是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的利益服从组织的利益,而不是否认或排除他们的个人需要。我们的文化往往忽略了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过分关注和强调了官员的“官员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忽略了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听起来不那么崇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个人利益的追求。把官员看得太高,其结果是,一旦发现他们事实上没有这么高,我们就变得难以容忍。这是只看官员的一面而不是看他的两面所造成的。
简单来说,西方的做法是更多地从公民身份的角度来认识官员(也就是首先他是个人,他同时具备人所具有的优点以及人所具有的缺点),建立严格的法制和监督体系,并配以现实的激励因素。他们通常把官员的行为分成三类,一是违反刑法的行为,二是不道德的行为,三是不恰当的行为,对三类行为分别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违反刑法的行为当然会被抓,不道德不恰当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丢官(比如我们对西方国家里官员因不恰当使用公款而丢官的事时有所闻),但也不一定,比如克林顿在位期间的绯闻事件最终并没有影响到他仍然担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有绯闻,但这并不影响美国人始终把他当做一个伟大的总统来敬仰。
不恰当使用公款导致丢官,而身缠绯闻的总统依然做总统,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了公与私的问题,侵犯公的利益是规章制度所不允许的,因而丢官实属正常。而后者只是涉及私人的事情,这是属于道德层面的有违一般社会伦理的问题,作为公众人物,社会会加以谴责,但不一定加以制裁。一个有道德瑕疵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有行政才干的人,不用可惜。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已有他的风流韵事的传闻,但美国人还是把他选上了总统宝座(当然克林顿后来也以其亮丽的业绩回报了选民对他的信任)。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公民身份角度出发的认识所具有的一种宽容。
相比之下,我们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强调道德的文化,则是更多地从官员身份的角度去认识官员的,更多地强调思想教育,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自律和自省,而疏于法治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此次反腐败斗争中受到查处的腐败的高级官员有如此之多,充分表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是很不完善的),并在官员的行政行为中完全排除个人利益的考虑,或至少让人感觉在政府组织里谈个人利益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从而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尽管这一追求有时并不伤害组织的利益。这导致我们可能以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官员,并对官员的道德瑕疵或过错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以捍卫道德高地的纯洁性。
比如民间对犯错官员的重新启用往往一概采取不理解甚至反对的态度(当然这里也有民众还无法参与官员任用的原因)。其次,由于受到道德正当性的影响,公私无法兼容,官员不能有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谈论正当的个人利益,或以谈个人利益为耻,这导致官员的一些正当的利益或好处或福利一旦受到影响,也不敢出来争取,甚至在表面上还要表现得很崇高,不屑于这样的利益或好处,但是在私下里却发泄不满,并在行动上采取消极怠工和不作为的方式来加以抵制,庸政和懒政便应运而生。
三
当然,两种身份是集于官员一身的。西方尽管比较盛行的是对官员的理想经济人的假定,但也时常可以看到对这种假定的批评。比如,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政府中的恰当角色之所以被削弱,其原因不是在于邪恶的目的或者精英分子的阴谋,而是因为对治理和管理的探讨始终都假定了我们只能是自利的”[2],因为这种假定忽略了官员职业身份崇高性的一面,官员都被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蝇营狗苟的人,而不是既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会追求公共利益,甚至会为公共利益这一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的利益。在登哈特看来,“人们之所以被吸引去从事公共服务,是因为他们被公共服务的价值观所促使。这些价值观――为他人服务、使世界更加美好和更加安全,以及促使民主发挥作用――体现了在一个社区的服务中作为一个公民的意义的精华。我们需要培育和鼓励这些更高层次的动机和价值观,而不应该把人当做机器上的嵌齿或者认为似乎他们只具有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行为,就压抑这些动机和价值观”[3]。
反观我们,尽管我们的文化更多地强调官员的道德自律,更多的是对官员的思想教育,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有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本身就暗含了官员会犯错,甚至会犯罪的假定,只是我们比较少强调这一点而已。但正如上面所言,对道德伦理的强调可能导致了我们对法治建设的疏忽。而这一疏忽的结果,既导致一些官员或利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漏洞大搞腐败或不惜以身试法,同时也导致民众走体制外的道路,尤其是利用网络来进行反腐败或者对官员进行监督,以至于最后出现了本文前面讲到的一些过激的状况。
因此,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两个方面来说,都有必要从两种身份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官员。如果说我们以往更多考虑的是官员的职业身份的话,那么在走向反腐倡廉和政治清明的今天,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官员的公民身份,考虑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从这一点出发,来建构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并规范官员的行为,从而完善对官员的监督。
如果我们实施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老百姓的一些猜忌和疑虑也会随之消失。有钱的官员进行高消费也实属正常,用不着偷鸡摸狗地去做。当我们的报销制度使得公款吃喝(公务接待不在此列)变得不可能时,那么一些民众再也不会也没必要去盯着吃喝的官员,官员自己要吃喝也有了自由,再不用因怕老百姓指责而放弃吃喝。对公民的最低要求是守法,这应该是一个不高的要求,尽管社会对官员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从理性经济人、也即公民身份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就可能不会对官员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就这一身份而言,他们是同我们一样的人。这样,对官员的一些过错、瑕疵或缺点(当然不包括涉及刑事违法犯罪的行为)可能会抱有一种宽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对官员不伤害、不影响公共利益的谋私行为可能也会有一种理解的态度。
其次,我们当然也必须考虑官员的职业身份,因为这一身份给了官员荣誉,也给了官员责任。这一荣誉不是个人的地位和名声,不是什么“长”或“主席”、“主任”带来的愉悦或自得,而是服务公众的一种满足。具备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官员就会很好地去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处理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这一认识出发,需要考虑如何去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道德,在政府中也可以称为行政道德;二是个人品行。保罗?阿普尔比在谈到政府体制中的道德时,指出了三个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即乐观、勇气和仁慈的公正。乐观可以使人尽量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可以使人在各种含混的、自相矛盾的事务中不失去信心,增强行为的目的性而减少被动性。勇气则是抱负、责任感和对于无所事事的痛恨。勇气可以使人坚持原则,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并敢于做出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痛苦的决定。再者是与仁慈联系在一起的公正。政府是价值的权威分配者,它所用的不可量化的尺度是正义和社会福利。权力必须在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情况下行使。
仁慈对于官员在决策中的信息不足和私心介入起到补救作用,否则决策就很难公正。仁慈强调的是劝导而不是强制手段,它激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没有这种向往,政府便会成为保护现存特权的令人沮丧的防御壁垒。[4]阿普尔比在这里指的是行政道德,此外,道德还包括个人的素质和品质方面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通常强调的诚实、正派、善良、正义感等。我们不仅要求官员恪守行政道德,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私人品德。
回归对官员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识,需要一个调整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涉及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涉及政治的清明、经济的进步、文化的改变和道德的提高。但这一认知的回归是必须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因为它有助于促进这样一个过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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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政治参与是互联网时代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新形式,必须全面考量其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多维价值及作用机理:网络以信息平等自由的互动方式弥补了间接民主的设计原则与实行效果的不足,网络的自由度与竞争度使协商民主的形式更加多样、功用的发挥更加充分,网络表达方式引致的超强动员能力扩大了参与的外延,高效推进了公民政治社会化;与此同时,网络良莠不齐的信息资源、网络参与主体的实际能力差异和行为的非组织性、复杂性导致其必然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必须从认识、环境、制度等多个层面对其予以引导规范,不断拓宽民主执政的新路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主政治视角下规范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网络参与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积极作用,但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探讨规范公民的网络参与,对于保证公民政治权利的正当行使,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民主政治;影响;规范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及其对人类生活领域的积极渗透,网络政治参与逐渐兴起。网络政治参与具有直接便捷性、平等开放性、隐蔽匿名性等特点,为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较方便的渠道,对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其也对现实的社会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避免或降低这些消极影响,对推动我国的民主转型有着重大意义。
(一)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
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巩固了政权的合法性。马克斯?韦伯指出,任何一个政权要想长久维持就必须唤起其治下民众对合法性的信仰。网络参与以现代网络技术为依托,实现了公民与政府之间信息传递的高效化,完善了政治系统的传导与反馈机制。政府及时准确地了解公民的利益诉求以及社会中真实的矛盾构成,使得政策的制定更体现民意。以民意为依归的政策输出必然会提高民众对政权的认可与支持。
网络政治参与强化了社会监督的效力。传统的社会监督依赖于一定的媒介或中间组织来实现,中间环节的选择性过滤,使得原本的社会监督显得无力为之。网络媒体的监督有利于增强社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效力,“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最大程度上最小化“黑箱”范围是民主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互联网的普及为政府事务的公开透明提供了技术支持,促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消极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的膨胀导致政治不稳定。互联网以其自身的直接性、快捷性和隐匿性的特点,激发了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但是政治参与的扩大限度要和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府控制能力等因素相适应。亨廷顿提出了著名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一政治不稳定。随着民众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当前政治体系所提供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很难满足民众的要求,不断积累的不满容易导致政治体系的不稳定。
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加大政治参与的不平等。N.卡茨曼提出了信息沟理论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存在的差距及其两极分化的趋势。数字鸿沟可以视为信息沟理论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我国不同地域和群体间在接触网络便捷性方而仍存在很大差距,扩大了政治参与的不平衡现象。“信息富有者”能够利用网络便捷地表达利益诉求,“信息贫困者”只能依赖有限的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政治参与中累积的无力感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参与或参与冷漠,进而可能引发政治参与危机。
网络政治参与的扩大可能会出现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由于虚拟的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去责任化,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会表现出盲从现象,可能会演化为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所带来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这是一场可能导致革命、战争或类似事物的瘟疫。”在这种不成熟的网络舆论环境下,会产生谣言、诽谤、人身攻击等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参与方式,这些因素会加剧网络参与中的非理性成分。
进一步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并予以制度化,缓解网络参与的压力。当前公民通过网络渠道实现利益诉求日趋常态化。政府部门应对现存的政治参与渠道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修复,要认识到政治参与渠道的供给不足对政治体系的稳定构成不容忽视的威胁。人大代表专职化、社会组织的发展、基层政权的直接选举对进一步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渠道,更好地吸纳、整合民众的利益诉求有着积极的作用,在目前参与渠道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应该做出积极而有益的尝试。
在法律框架下规范网络参与行为,建立网络舆情监测机制。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应保护公民白由表达的权利。披露社会中没有被筛选过滤的信息是民主化的必要前提。各级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网络平台上的民意表达,建立并完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借助这一机制提炼网络表达中的理性因素为及时的政策回应提供依据,并做出权威的信息披露。同时对散布谣言、诽谤他人、侵犯隐私等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因此,我国要加强网络法治建设,以确保网络政治参与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培育公共媒体,以信息与经验分享来弥合社会分裂。凯斯?桑斯坦认为,即便在民主社会中也应该培育公共媒体,使人们接触到多元的、未经过滤的观点和题材以减少人们走向极端的可能。公共媒体既不受国家或某个特殊群体的控制,也不以迎合受众为目的,能够对发生的公共事件做出权威的信息公布并能够赢得公民较高的认同和信任。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当今,只有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或者较好地整合固有的媒体资源,才能更好推动我国现阶段的政治转型。成熟的公共媒体应尽量消解网络参与过程中的“群体极化”现象,以更多的信息与经验分享来弥合社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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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步入了网络时代,网络政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逐渐发展起来,网络政治参与也成为网络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网络信息化速度的加快,互联网已成为我国公民民意表达和利益沟通的重要场域,网络对现实政治的渗透和影响也越来越深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网络民主视角下的政治参与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网络民主是非正式的政治参与。随着网络民主对民主政治的推进,两会开始运用网络与民众互动,“网上两会”应运而生并成为中国独有的网络民主实践形式。网络民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直接民主,当前存在着许多理论和实践的难题。“网上两会”不是投票选举、提案和民主决策,民众通过网络监督政府行为,试图对政府决策形成一种导向。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无论民主政治采取何种形式,关键都在于政治参与[1]。十余年来,中国网络民主的发展推动了“网上两会”的产生。从2002年开始,两会开始运用网络媒体与大众互动。2009年开始,“网上两会”真正以常规模式在人民网开展。“网上两会”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网络民主的形式。本文整合2009年~2013年人民网公布的“网上两会”相关数据,研究网络民主的运行机制,关注民意结果。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网络民主的理论难题,探讨网络民主实践中民众政治参与的限度。
“网络民主”(Cyber Democracy/ Digital Democracy/ Electronic Democracy)是公民借助网络技术,通过网络公共领域加强和巩固民主的过程①。20世纪90年代,网络民主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且自发端起就一直关注代议制民主中的问题②。当前,网络民主成为推动政治民主的一种趋势,但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网络民主”这一套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
长久以来,中国关于全民政治意识的调查是一个禁区。随着“网上两会”调查的普及,参与人数扩大,话题逐渐开放,这是网络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当主流言论讨论“网上两会”推进民主进程的重大意义时,我们必须厘清一个理论前提: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民主模式?通过网络媒体推动政治民主的空间有多大?
(一)网络民主是一种形式上的“直接民主”
有西方学者研究认为网络民主是直接民主的可能路径[2](p.112)。网络民主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从代议制民主向直接参与式民主发展的新动向,既保留了近代民主精神,又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度[3](p.34)。网络民主必须以代议制民主作为主体制度运行框架,同时对代议制度进行修正和完善。网络民主强调更广泛、更广义的直接参与和“直接民主”,以达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平衡。通常情况下,民意表达、采集与整合以及民主协商的功能本应由人大、政协这些代议机构来履行,网民通过“网上两会”参政议政、提出批评建议也是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宪法对选举中的直接民主有详细规定。我国宪法第二条确认,“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除通过人大行使权力外,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通过网络渠道参与政治事务正是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途径与形式”;宪法第四十一条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依法享有“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这些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是直接民主的重要体现。这体现出现代社会直接民主的态势:不仅要体现在国家基层权力组织的选举中,更应当通过广泛的社会自治、政治参与来实现人民对国家政治事务、经济事务、文化事务和其他社会公共事务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二)网络民主是非正式的政治参与
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是一般性宪法权利,公民有权直接或通过他们的代表参加或影响公共行政、立法、管理等事务。网络政治参与是相对于传统政治参与而言的,传统政治参与主要包括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接触等。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是公民个人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4](p.188),网络民主是非正式的政治参与③,网络政治参与是社会意义上的而不是制度层面上的。网民通过网络讨论公共事务,形成公众舆论和压力来影响决策,但始终不是政治决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过程。
中国的网络民主就是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是一种平台、一种形式,并不是一种新的民主模式。网络民主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代议制民主向直接民主的一种趋势,是对现有民主模式的补充和完善。
(三)网络民主背景下“网上两会”的兴起
网络作为一种“自媒体”和“超媒体”,激活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2008年,任天阳在《论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可能性》一文中总结了网络民主在中国网站的九种实践形式④,其中提到的两会问、代表委员在线访谈等形式都是“网上两会”的雏形。“网上两会”主要是新闻媒体中的用语。2009年“网上两会”开始以一种常态化的形式运作并产生影响,并且每年两会期间都会公布通过网络调查得出的相关数据,至今已实施五年。“网上两会”是通过固定的两会官方网络平台,大众直接表达政治态度、发表意见建议,代表委员直接沟通大众的各种方式的总称。传统报刊、电视媒体对两会的报道是关于会议一对多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达,而网络媒体则推动了一种多对多、集散式的民众对两会的直接反应。“网上两会”首先包含了网络媒体对会议的全程报道,这与传统的电视传媒、纸媒报道两会的方式基本相同,但“网上两会”突破了行政地域、行政级别的限制,网民通过两会官方网络平台,在已设定好的程序规则中自发形成各种意见,对政府形成一种民意导向,这种力量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
(四)网络民主的理论难题:虚拟主体与公民主体的悖论
表达自由作为一种政治权利,与“人之为人”的身份紧密相连。人大、政协的参与者以公民身份为基础,行使“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这是一个客观的、真实存在的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责任能力;能够独立思考,自主表达;具有政治意识,可以参与选举,参与国家事务。因此,这个“人”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 通过网络行使表达权是以“虚拟身份”进行的。虚拟的网络空间为人们提供一种便捷接触信息、自由发表言说的路径,不分地位、身份、阶层[5]。“虚拟主体”、“虚拟人格”最初是民商事交易中的一种民事主体概念,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认定网络虚拟主体为法律主体。“网上两会”中网民投票和发表意见,都是以“虚拟主体”(即一个IP或一个网名所代表的一个主体)的身份进行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网上两会”中进行投票、建言的“虚拟主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民主体,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参与主体的性质,决定了网络民主在程序上与直接民主不同。
此外,参与主体的虚拟性是否意味着责任主体虚位?中国网络社会具有特殊性,即上网实名制。虚拟主体的责任问题,可以通过将虚拟主体与现实中的表达人相对应,中国的上网实名制使得这成为一种可能。网友表达出来的内容是通过现实中人的思想完成表达过程的,而不是由“虚拟人格”直接产生的。在这种程序设置中,一个人可能发出多个评论或反复进行投票,也可能存在多人使用同一个IP发表评论或投票,而网络实名制使得每个评论、留言都可以追踪到现实中的发表人。基于对他人权利和名誉、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和公共道德的保护,这种表达也会受到必要的限制。如果有违反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的言论,版主可以删除甚至可通过追踪使实际发表人承担责任。这种限制可以避免非理性的网络暴力,但同时为表达自由、网民政治参与设置了诸多限制。
尽管网络民主中参与者主体人格缺失,但其言论的网络准入几乎无阻碍。由于网络的隐蔽性和虚拟性可能容易引起非理性的参与[6],非理性、混乱和无序的状态是现代社会多数学者所警惕的。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虽然公众政治参与的诉求在网络议政的过程中不断释放,但现实往往不能使之得到相同程度的制度化满足,这是现代政治社会中代议民主面临的困境。公众参与诉求与现实政治冲突,使得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社会组织的自由博弈、独立媒体的自由报道等客观存在,可以承接和缓解这一对张力。因此,网络政治参与并不是必须以削减言论自由为代价。
政治参与有效性是指公民旨在试图影响政府决策,对政治系统产生实质影响,包括政府回应、行动和决策等[7](p.5)。政治信息传播者在向受众输送政治信息的同时,也在接收受众的反馈。当前学术界研究“网络民主”有个疑问一直没有明晰的答案: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前景究竟会怎么样。网络民主有可能推动民主选举与民主表决吗?西方学者曾总结过网络民主的功能,包括网络投票、网络选举、网络政治广告以及网络政治参与等⑤。当前中国网络民主的实现方式主要以新闻跟帖、网络论坛、博客(个人空间)为载体,涉及诸如民生求助、司法举报、投诉维权、建言献策、政府管理等问题。这些多是对网络政治参与形式上的改进,似乎少有触及网络政治参与有效性的问题。“网上两会”何以行使民主权利?如何保障网络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这就需要考察这种网络民主程序的运行模式。
(一)网络调查投票:所谓的“投票”不是民主选举、民主表决
西方政治学者对网络民主寄予厚望,他们希望通过网络技术可以实现全民投票,认为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可以极大地提高效率,减少选举资金的投入[8]。2002年,两会开始采用网络作为新媒体与大众互动,人民网启动了两会的网上调查,之后《人民日报》公布“老百姓十大关注”⑥,称“本报与人民网开展网上调查,数千名网友选出了他们最为关注的10个问题”⑦。现在看来,当时的“数千名网友”似乎并不能代表某种力量和趋势。直到2009年,人民网与《人民日报》发起题为“2009年两会调查:最受网友关注的20大话题”的网络调查,调查分为20大类,每一大类下设4至11“分调查”选项,这一年首次公布网民投票数⑧。2013年,待投票的选项整合为17类。从此,每年两会之前开始这种两会网络调查并公布相关数据。
中国民众通常理解以投票形式行使的政治权利是投票选举人大代表。人大选举的方式又分为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我国宪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直接民主主要用于县级以下政权组织的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1979年的《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把直接选举由基层扩大到县一级,这奠定了我国选举制度中直接民主的格局:在县级和县级以下政权组织中,以及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中实行直接民主选举。直接选举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民主的全部内涵,选举仅仅是民主所必须达到的底线[9](p.102)。
两会的代表委员可以通过投票表决相关事宜,包括政府工作报告、预算决算案等。“网上两会”也开始运用投票的形式吸引公众参与,但网络调查中的投票事项与代表委员参与的投票决策事项是不同的。
当下网络民主有可能推动民主选举与民主表决吗?这种以投票形式进行的网络调查并不是以投票方式进行的民主选举,并且考察这种网络投票机制的程序设置,对选项点击投票之后便可直接提交,不需要身份验证,最后将票数最多的前十类问题作为“社会十大热点问题”进行公布。因此,这不是真正意义的民主选举、民主投票。网民通过“网上两会”调查进行的投票,是全然不同于代表委员在两会中以投票形式行使的民主表决的过程,而是进行一种非正式的民众政治参与活动。2008年美国选举被称为从“广播总统”、“电视总统”到“互联网总统”,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0]。但网络的作用始终在于沟通民众,并不是通过网络进行选举,不能等同于选举和表决中的民主过程。
(二)网络意见征集:与决策机制无直接关联
与投票形式相比,这种意见征集形式的话题更加开放。2002年新华网开办“两会建言”栏目,这开启了网上参政议政的先例。2006年两会前夕,CCTV推出“我有问题问”活动,这是以电视媒体联合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等网络平台推广的网民意见征集活动。在当年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环节,对部分网友的建议做出回应。2007年CCTV成立“网民大会堂”,其中设置“网民议会”板块网友留言。2011人民网强国社区策划“我有问题问”。2009年3月,中新社、人民网第一次提出了“E两会”的概念,分为“网友建议专区”、“代表回复专区”、“报告评议专区”三个板块,作为沟通网民与代表委员的官方平台⑨。 当前中国互联网论坛对于网民通过发帖、讨论等形式进行网络议政没有讨论内容的限制和严格的审查批准程序,政府以及网络主管部门往往通过事后的网络监管进行干预和管理。网站本身也可以进行网络管理,通过置顶等方式将论题集中在某些范围。考察网络意见征集的程序设置:人民网的“网友提案专区”中,网民需要留下“姓名”和留言内容(不需填写真实姓名),以此产生的意见加上IP、ID即刻显示出来,且最近的网友建议都会滚动显示;新华网“我有问题问”的活动也是类似的网民意见征集活动,同样以网名和留言内容提交并即时显示。当前网络民主的形式有官员开微博、政府网络公示等活动,但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的层面。民众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决策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有效的联通和反应机制。
(三)“E提案”:作为人大、政协提案的参考
“网上两会”中的“E提案”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2010年,“E两会”公布了多项“E提案”。2011年全国政协会议提案征集函中增加了由人民网产生的《“E提案”选编》,这是全国政协提案委首次面向网络征集提案与建议。2012年,全国政协提案委编撰的《全国政协提案线索》收录了“E政广场”134篇网友建议⑩。媒体报道“E提案”常常将其功能与提案等同,但笔者认为“E提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提案,它仅是人大、政协议案和提案的参考。
从“E提案”的产生过程看,网民在网络论坛上发起的帖子,包括对政治、经济、民生、教育等问题的意见。通过“E政广场”的“建言纸”提建议,须留下建议主题、建议类别、政治面貌、建议内容,经过网络编辑的归类和递交,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形成“E提案”。网络编辑归类之后,将“E提案”编号,然后在网页上发布(参见图1)。同时,由部分负责人或专家学者对“E提案”进行回复,没有规定相关部门必须进行一对一的回复。
图1 “E提案”流程
网络用户的特性使得网络民主与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在制度设计、参与群体、民意结果等方面有所不同。尽管“网上两会”一部分可以从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制度中去理解,但当前网络民主实践面临着理论难题,并且就网络民主的有效性而言,其力量是不足以推动民主选举的。至于“网上两会”如何从程序上、机制上发展创新,应是下一步讨论的问题。
正是不同的制度设计和运行规则、不同的参与群体,使得通过网络民主与直接民主的民意结果不一致。前几年就有人意识到,通过两种不同平台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其中还有人质疑“E提案”与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是否应当一致。比如,有人总结“E提案”往往与社会热点吻合。同时,也有评论质疑两会调查的效用问题,委员代表们最终提案、议案的指向与民意调查的热点问题有相当大的差异○11。由于之前讨论的程序设计不同,这样就可能产生如下问题:一个本来属于区域性的问题,因为该地区网民参与“网上两会”的积极性比较高,表达的结果可能使其成为全国反映的热点问题;一个社会争议问题,本来不是经济、政治、民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仅因为具有争议性和猎奇性而成为热点问题。比如,2011年人民网“网民议事厅”公布的十大最热门的话题中,“同志”婚姻合法化(司法改革决议类)以1323427票位列第一。
从投票的民意结果来看,民主政治建设、民生发展永远都是热点问题(参见表1)。
在每一年20大类的投票调查选项中,都有4至5项有关“民主法制”的内容,只是侧重点稍有不同。2013年,投票选项整合为17大类。每一年网络调查后,都会通过各大纸媒以及电视媒体公布出“十大热点问题”,而排在十位以后的内容则少有提及。2009年、2010年的二十个预设选项中没有纯“民主”问题,2011年是民主监督(第九位)、民主法制建设,2012年是基层民主、社会管理,几乎都在“十大热点关注”之外。2013年“法治中国”关注的热度提升,“法治中国”涵盖了民主、法制等多层面,从分调查的选项和网民关注的热点来看,依法治国的阻碍、官员与法律权威的关系等问题凸显出来○12。可见,“法治中国”的提出,根植于社会大众中更宏观、更深远的期待。
近年来,每一年的民意结果都指向了切实的民生问题。在每年人民网强国社区“E政广场”时政、民生、经济、科教、地方、综合六大类的建议中,网友提出的时政类建议和民生类建议所占比例最大○13。同时,在“代表委员提案议案专区”中,以代表委员身份参与“网上两会”所提出的建议集中在民生类。2011年、2012年、2013年,“社会保障”居第一位。五年中,有关社会保障的具体问题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针对官员政绩考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85%的网民选择了“民生改善”○14。
从当前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看,一些理论上的难题需要解决,一些技术性的程序设计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网络政治参与中的“灰色地带”应当置于怎样的位置?大多数的网民更加关注公共领域,一旦涉及专业领域的问题应该由谁“表达”?而这些专业领域的表达如何形成一种力量?这些不仅是“网上两会”面临的难题,也是两会一直以来面对的难题。
网民通过网络讨论公共事务,在争取、维护和实现民主权利过程中形成公众舆论和压力来影响决策。从网络民主的程序设计与有效性来看,网络民主并不能构成一种新的民主模式,不能支撑起一个整体合理的民主模式。网络是一种工具和手段,网络民主实质上是对现代国家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和完善。中国的网络民主就是一种政治参与,是通过网络渠道进行的一种民主形式,是人们在争取、维护、实现民主权利过程中采取的手段和运用的渠道。“网上两会”正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产物,它的普及就是运用了网络在推动表达自由中的作用。
从网络政治参与的层面看,政府应积极把这种民主力量纳入政治体制内的民主模式中,使得网络政治参与和现有的政治制度建立起理论上的衔接和制度上的有效性运行模式。至于“网上两会”如何从程序上、机制上发展创新,是下一步需要讨论的问题。
①这是最常引用的马克?波斯特在《网络民主――因特网和公共领域》一书中对网络民主的定义。
②有人总结了西方代议制民主中的问题。比如,代议民主过多依赖于选举过程的民主性,而缺乏其他民主性机制;代议民主中决定权力与民众分离;传统大众媒介过度市场化和自由化,而异化为民主危机。参见郭小安:《网络民主――媒介与民主关系的新形式》,《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③采用此观点的论文主要有:陈剩勇、杜洁:《互联网公共论坛: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兴起》,《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刘小冰、邱萍:《网络民主中的政府治理及其法律调控》,《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④网络民主在中国网站的实践主要包括:1.两会问;2.代表委员开博客;3.代表委员官员在线访谈;4.官员与网民在线聊天;5.官员与网民见面会;6.官员通过网络问计、拜年;7.官员述职网络视频直播;8.政府重大项目、政策、法规出台通过网络公示,听取社会意见;9.重大公共事件,网民强势参与,表达诉求,形成网络舆论。参见任天阳:《论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可能性》,《南方传媒研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05页。
⑤此为美国学者拉维在《网络民主――网络的权利》一书中的观点。转引自郭小安:《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功能及限度》,《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⑥根据2002年两会的网络调查结果,“老百姓十大关注”包括:1.加强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2.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3.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4.推进依法行政和保障司法公正;5.积极扩大就业渠道,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6.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7.推进农村及城镇医疗体制改革;8.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9.强化安全生产,防止重大特大事故发生;10.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⑦详见《两会:老百姓十大关注》,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0304。
⑧2009年两会网络调查分类的20项包括:(1)医疗改革;(2)安全生产;(3)灾后重建;(4)社会保险;(5)文化创新;(6)食品、药品安全;(7)教育公平;(8)就业问题;(9)股市稳定;(10)应对金融危机;(11)环保问题;(12)住房问题;(13)三农问题;(14)地方政府机构改革;(15)社会稳定;(16)司法公正;(17)反腐倡廉;(18)收入分配;(19)城乡统筹;(20)依法行政。
⑨有网络编辑对网民的建议进行分类、编号,并联系、沟通这三大板块。当年“E两会”提案3564件,版主提交59件,代表委员回复20件。
⑩参见人民网强国论坛:《E政广场134篇网友建议入选全国政协提案线索》
○11以2009年为例,政协提案中超过50%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内容,其中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调整经济结构的提案将近2000件。除此之外,便是各地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诉求。而500多份人大的议案,则多是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诸如邮政法、统计法、国家赔偿法等,专业性相当强,且多局限于立法、修法层面,与当下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无涉。委员代表们最终提案与议案的指向与民意调查的热点问题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参见田磊:《“两会”之上,何处安放民意?》,《南风窗》2010年第6期。
○122013年“法治中国”的分调查问题包括:1.您认为实现依法治国的最大阻碍是?2.您认为为什么会有部分官员试图凌驾于法律之上?3.您怎样看待群众维权意识高涨的现象?4.您怎样看待舆论涉及司法公正的报道?
○13截止2012年3月29日,人民网强国社区“E政广场”六大类的建议中,时政(11876条)、民生(3987条)、经济(1567条)、科教(1441条)、综合(1276条)。
○14针对目前官员政绩考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53%的网民认为“缺少公众及媒体的监督参与”,认为“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的占23%;在最关注的政绩考核指标中,85%选择了“民生改善”。参见“两会调查”系列报道之九:《85%网民最关注政绩考核中‘民生改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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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90后已经逐渐成长为在校大学生的主流群体,面对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和不断拓宽的参政渠道,大学生基于微博这个新型媒体进行政治参与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大亮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微博问政与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路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自媒体时代,微博问政已经成为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重要路径。文章在对南京八所“211”高校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抽样调查的基础上,主要研究当前大学生微博问政的现状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性地提出优化这一路径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微博问政;90后;大学生
从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现状来看,90后无疑成为了高校大学生群体的主体。“90后”由于其多方面的特殊性,成为了当今社会不可避免的一个焦点。他们是信息时代的主力军,是自媒体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有着这个时代最为敏感的嗅觉,有着去接触这个世界的独特方式。在这其中,微博无疑是90后群体关注社会、与社会交流的重要路径之一,90后大学生当然也对微博有着特殊的偏好。微博不仅成为了大多数90后大学生群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微博问政更是90后大学生表达政治利益,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可以说,微博问政日益成为90后大学生群体政治参与的主要路径。
本文主要以南京市八所“211”高校90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样本调查的方法对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将微博问政作为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重要路径的合理性及其相关完善措施进行探讨,以期对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略尽薄力。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及的“微博问政”是指广义上一切通过微博来关注时政,关注社会焦点问题并表达自身政治利益的行为,并非狭义上仅针对政府部门事务的微博行为。
本课题小组成员分别于2013年10月至11月以及2014年4月至6月通过纸质问卷、电子问卷等形势分别对南京八所211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随机抽象调查。调查共发放纸质问卷800份,收回754份,其中有效问卷722份;电子问卷共发送400份,收到回件287份,其中有效问卷226份;共计完成948分有效样本调查(其中或有个别样本量重复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90后大学生微博使用现状2、微博问政现状3、微博问政对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调查的有效样本量中,有76.37%的学生已经开通微博且经常使用,13.08%的学生已经开通但很少使用,6.96%学生表示以后会开通使用。通过数据可以看出,90后大学生对于微博的接受程度还是相当高的,这也就使得微博问政很可能成为该群体政治参与的重要路径。
调查显示,在国内众所微博频道中,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是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的首选,两者所占比例分别为83.78%和百分之13.67%。
在对大学生开通微博主要动机的调查中显示,选择“分享生活点滴,关注时尚娱乐,明星、名人动态等”的所占比例最高,为38.74%,选择“随时分享个人心情、动态,期望更多人关注自己”的学生占到23.48%,选择“关注社会热点事件,参与时政讨论”所占比例排在第三位,为21.2%,其他依次为“打发时间,随便看看”、“其他人都在用,不用就out了”以及“其他”。从以上主要动机的选择中可以看出,虽然政治参与并不是90后大学生使用微博的初衷,但是微博问政或许正在成为该群体政治参与的主要路径,成为自媒体时代下90后大学生独具特色的政治参与形式。
另外,在对大学生使用微博“转发”和“原创”两个主要功能形式的调查中,微博内容以“纯粹转发”为主的学生占44.62%,以“转发并加以观点表达”为主的占42.45%,以纯粹原创为主的只占12.93%。从这项调查中可以看出,虽然90后大学生被很多人认为具有个性,有想法的一代,但他们在微博世界中,可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依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与跟风性,很多时候只是原封不动地转发一些信息,而没有认真地加以思索。
其次,在90后大学生群体主要关注的微博对象中,“名人、明星类”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68.36%,“媒体类”所占比例为57.76%,“亲人、朋友类”占48.46%,关注“政府类”微博的学生只占23.54%。
通过对南京八所“211”高校的90后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我们总结出当前大学生微博问政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政治关心的角度来说,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关注面日趋广泛,在功利性与理想性的双重心态下,表达自身关心时政,关注社会事件的政治追求。
调查显示,微博已经继博客、政府门户网站之后成为最受90后大学生最受欢迎的网络政治参与的新途径,在各类网络“参政”形式中,选择“微博问政”的学生占到了42.84%。正如上文所说,政治参与或许不是90后大学生使用微博的最初目的,但“微博问政“却成为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政治实践的新路径。
在对使用微博参与时政及社会热点事件讨论统计显示,16.77%的大学生经常使用微博参与讨论,49.85%表示很少或曾经参与过,33.38%选择“从未参与过类似讨论”。
调查显示,90后大学生在微博问政中关注的政治相关事项依次为就业政策、房产、反腐、社会治安、医疗教育、国际局势、政治事件等。
在通过微博参与时政及社会热点问题讨论的原因调查中,37.78%的学生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26.23%的学生选择“有必要表达意见,不吐不快”,24.62%的学生认为“关乎个人利益时才发表意见”,7.45%学生选择“凑个热闹,随便说说”。
从以上几项调查可以看出,虽然90后大学生依然承受着学习、就业及生活等方面的现实压力,但大多数学生还是表现出了对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关注,拥有一定的政治参与热情、意识及社会责任感。同时,33.38%的学生选择从未通过微博参与时政与社会热点的讨论,也反映出当前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参与程度还比较低,主动性也比较差。
(二)从政治态度的角度来说,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价值判断趋向于理性化与多元化、批判性和归属性并存,其政治敏感性和思辨能力较高。 通过调查发现,48.73%的90后大学生认为政治参与既是自身的一种政治权利,也是当代青年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近32%的学生认为政治参与只是个人权利,可以作为也可以不作为,15%左右的认为政治参与与自身关系不大,无需关注。
在关于如何在微博中评判时政新闻及社会热点事件的调查中,有40.56%的学生表示会进行直觉判断,如果感觉是正确的信息会转发,27.54%的学生表示会进行相关信息搜索,根据自己的判断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转发,近16.6%的学生选择“只浏览,不发声”。虽然在微博世界里难免会存在非理性的言论及跟风行为,但是90后大学生在使用微博进行政治参与时,其中的大部分依然会保持谨慎的态度,即使只有直觉判断也说明他们是经过思考的,这一点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此外,96%以上的学生表示在微博上的言论没有被管理员删除过,仅不到4%的学生表示“曾经有过”。
(三)从政治情感的角度来说,90后大学生群体微博问政的心态呈现出复杂性与易变性并存的特点,总体上是积极的。
调查显示,在遇到社会不公现象时,选择使用微博曝光的学生占到35.8%,42.6%学生表示由具体情况而定,其余的选择不会。
在问及通过微博参与时政与社会热点问题讨论与他人观点发生冲突时,50%以上的学生选择会通过理性的言论与他人讨论,不会做出过激行为;30%左右的学生表示不会做过多的讨论,只表达自己的观点;少部分学生选择可能会有情绪化的言辞。
通过在调查中与部分学生进行交流可以发现,90后大学生依然是富有爱国主义情怀的群体,他们对于当前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问题还是比较关注的,虽然总体来说心态是平和的,但其中的复杂性、摇摆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以上调查数据不难看出,微博问政对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微博问政已经成为自媒体时代深受大学生喜爱的政治参与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热情。
调查显示,在“使用微博问政是否使你对时政参与的态度有所改变”的回答中,46.78%的90后大学生选择了“有所改变,更加关注”,30.46%选择了“无明显变化”,其余的则表示不清楚。
可以看出,虽然当前我国高校的大多数学生都对政治参与保持相对“冷漠”的态度,当然,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微博问政的形式却可以借助微博这一自媒体时代备受欢迎的媒介来激发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热情。他们或许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机会,而微博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政治参与的路径,且这样的一种路径可能比现实中政治参与的路径更受他们所喜爱。
(二)微博问政在激起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大学生在多元化信息中迷失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念。
由于微博在信息发布与信息互动性上较于以往的网络媒介更胜一筹。更为重要的是,在微博的语境下,话语权的掌控是由人气高低,声音强弱所决定的,及我们通常所说的大“V”,而这些观点并不往往都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很多人与亦云的观点往往却成为了决定性的言论。而90后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尚处于形成的碰撞与矛盾中,一些缺失理性判断能力与筛选能力的大学生容易被一些激进的不良言论所迷惑,导致政治认知的片面化、模式化与功利化,甚至形成极端的政治观念。
通过以上对南京八所“211”高校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调查结果分析,微博问政这一形式的政治参与路径对于90后大学生参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微博问政这种独特形式的政治参与路径也成为我们研究大学生政治参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政治参与与微博相结合符合90后大学生的时代特质,从而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群体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关注,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热情,最终形成大学生政治参与路径由虚拟向现实的转变,提高大学生现实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90后大学生微博问政同样也存在诸多的不足与缺陷。笔者及课题组成员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将尽可能的对这些问题作出全面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完善大学生微博问政这一政治参与路径的相关措施。
(一)从大学生自身来看,微博问政具有一定的非理性行为特征。由于微博的虚拟性、互动性、开放性等特点,微博问政往往带来一些非理性的政治言论表达,甚至是非法的政治表达行为。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微博问政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有关这方面的相关机制还并不完善,这给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微博来控制舆论导向的可乘之机。我们在调查中发现,90后大学生群体在微博问政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及外界影响的综合原因,或多或少的也曾存在着过激的非理性行为。小部分大学生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越是激进的言论越是能提高政治参与的效果,越是能推进政治生活得发展。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即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大学生群体在微博问政的路径下所形成的过激的政治倾不仅不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念,也会妨害整个微博问政和谐有序的大环境的形成。
(二)从高校的角度来看,在校的90后大学生在微博问政的过程中缺乏有益的引导。从90后大学生的社会经历来说,绝大多数学生活动的范围还是在学校内的,他们对于外部社会的真实接触相对较少,他们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的行为都需要高校教育加以正确引导,否则很多学生都会迷失在当前错综复杂的信息社会里。然而根据笔者及课题组成员搜集的一些资料及在调查中与学生交谈的情况来看,目前几乎没有高校会对大学生的微博言行进行相关的理论教育与规范约束,或许高校还未做好如何应对的准备,但是在微博时代的大潮里,走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最前沿的高校应该予以关注,并建立健全相应地教育措施与制度规范。
(三)从当前我国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微博问政尚缺乏相对的回应制度与措施。由于缺乏规范体系的微博回应制度,许多政府机构未能在内部明确哪些言论需要及时回答,哪些言论需要及时过滤以免引起错误的社会回应,更重要的是如何对一些言论做出清晰明确的解释。由于90后大学生对这个时代具有特殊的敏感性,他们在微博问政中群体意见应当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政府应当给予这些年轻人政治参与的热情及正确的言论引导。不及时的回应、冠冕堂皇的套话、官话甚至选择忽视的行为,不仅会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也会挫伤90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随着微博时代的快速发展,大学生微博参与政治热情也日益高涨,对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以及政府机构的微博政务回应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促进微博问政形成和谐有序的政治参与氛围,可以从多方面采取完善措施。
首先,政府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针对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回应制度。从当前政务微博的现状来看,尽管许多政府机构已经开通微博,有些政务微博也在网络舆情的引导方面初显成效,但是针对回应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制度建设几乎空白。绝大多数的政府机构的政务微博在建立之初并没有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当代大学生虽然可以看作为一个较高素质的群体,同时他们也是具有一定非理性倾向的群体,他们的政治观念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和易变性,他们在微博中的言行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地关注。大多数政务微博官腔式针对整个社会的回应往往难以获得大学生群体的认可,甚至会引发该群体对于政府微博回应的集体反感,更有甚者,这种反感被带进现实生活中形成政府公信力下降,使得90后大学生对于现实政治参与更加冷漠。因此,建立健全系统化的大学生微博问政回应制度值得我国政府机构予以关注。
其次,当前高校应当采取相关措施对大学生微博问政予以正确的引导。高校对于大学生微博问政的引导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方面是内在引导,即通过相关的理论教育培养大学生积极的政治价值观,只有树立正确的政治参与观念才能尽可能的减少大学生在微博问政中的非理性行为。这种内在引导可以通过开设相关课程,举办相关学术讲座以及组建相关学生团体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另一个方面是外在引导,即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校纪校规等外在规范的形式对大学生微博问政加以引导。但是这种方式不应过多过繁,否则会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起到引导作用,反而打消了90后大学生微博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最后,大学生自身也应当提高政治素养,树立正确的政治心态,在微博问政中做到先思考后言论。微博时代的到来虽然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也让新生代的大学生群体找到了符合自身特质的政治参与路径,这不应当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绊脚石,而应当成为推动政治社会生活发展的时代推动器。90后大学生群体在微博问政的过程中扮演者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自媒体应接不暇的大背景下,大学生群体更要自觉规范自身在微博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言行。做到辩证对待,理性发言,争取做一名有素质,有理性的现代公民,以实现大学生微博问政的有序、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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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各大企业在经营和管理上也逐渐趋于完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论文,供大家参考。
1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1.1纽带和润滑作用
人力资源管理是针对人进行的特殊管理,由于人的的特殊性,在一些问题的决定和刚性的规定中,不可避免的要产生一些矛盾。要实现对人的有效管理,就要先向职工进行宣传,要先做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得职工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对整体的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职工真正自觉的遵守管理制度,服从组织调配。思想政治工作对职工具有激励和凝聚的作用,使职工对企业具有归属感和使命感,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纽带和润滑作用。
1.2疏导作用
企业为了发展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时刻都面临着认识结构的调整,企业在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就会产生利益争端。这时就需要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及时有效的解决矛盾,疏导职工的消极情绪,从根本上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1.3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是运用合理的管理手段,有效的配置人力资源,调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思想政治工作是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解决具体管理办法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源,使职工心身愉悦的投入工作,为企业更好的发展贡献力量。
2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2.1管理层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忽视
随着我国与全球交流的增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渐渐得到管理者的重视。但是企业管理层一些人员不能够正视和接受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够引起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和认可。管理层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些刚性管理办法高度重视,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很多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却效果泛泛,在职工中间存在着一些消极的想法。
2.2企业思想政治管理工作人员综合素质较低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中主要有两种人员,一种是年轻人,他们虽有工作热情,但是缺乏工作经验,情绪浮躁,不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另一种人员年龄较大,他们虽然有工作经验,想在企业发挥余热,但是工作方法落后,不能够适应现在的形势,导致在企业人力资源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较差。
3人力资源管理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3.1企业管理层高度重视
伴随着我国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出现了很多大型企业,报纸也趋于大型化,出现了一些大型的报业集团,在这些集团中职工众多。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者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要把刚性的管理制度、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柔性的手段相结合,让职工从心里愿意遵守规章制度,服从企业调配,心神愉悦的工作。
3.2切实提高人员综合素质,建立健全“一岗双责”责任制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分属不同的学科,人力资源管理更强调管理,其专业性较强,制定的是一些人员必须遵守的制度;思想政治工作更强调“人本管理”。这就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不仅要专业的知识过关,同时还要有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切实提高综合能力,将人力资源管理的责任尽到,而且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也要尽责。
3.3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人力资源管理的全过程
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对象都是企业的员工。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时时刻刻都面对这职工的思想问题,这就要求人资资源工作者在“事先、事中、事后”都要考虑到员工的思想变化,只有切实做好这些才能够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在某报业集团改制中,人力资源管理者就切实考虑到职工在改制中的思想变化,为企业改制顺利进行和改制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在“事先”对所有相关人员做出解释,消除职工的迷茫让职工有思想准备;在“事中”有一套完善的处理方法,针对一些意外情况有针对性的处理,做好相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不使问题遗留下来“;事后”做好思想政治巩固工作,针对在改制中牺牲利益的人及时承认他们对企业的贡献并做出补偿,使得每个人都能够心神愉悦的投入到工作中来。
4结语
总之,企业是由一个个人构成的,人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有效管理手段的落实,都离不开职工的配合,只有在思想上说服职工,调动每个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使每个职工对企业有归属感和使命感,拥有一支坚定的团队,才能够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
一、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就当前的社会环境而言,我国是将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视为政治指导理论。要一直针对我国的核心政治理论、思想,进一步强化这方面的学习和教育,这样才可以将社会发展需要的“四有”新人很好地培养出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但能对自身的价值观念进行很好地改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积极的指向作用。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局势,就很有必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才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持久发展和旺盛的生命力。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已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得以完善,且得到了逐步的深化。我国目前的局势,必须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便为经济发展打好坚实的思想基础,要努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力度,继承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才有可能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我国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改变了相关的教育环境,我们必须努力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涵继承下来,对教育形式进行灵活的选择,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充分发挥出来,以便更好地为企业的文化建设服务,这样也有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以及确保社会主义经济的持久活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1.有助于具有企业特色价值体系的确立
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中最根本的内容,要将其确立下来,才能让企业发展壮大、枝繁叶茂,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地指导,这也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维持旺盛生命力的不竭动力。然而,建起了企业自己的价值观并不容易,还需要借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来慢慢地影响。要想使企业员工更好地理解价值观内容,就不得不对其认知教育和政治宣传教育进行强化,这样才能积极采取相应对策,促使企业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体系,那么企业的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也就有了不竭的动力。这样的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并逐步深入人心,那么企业的价值目标就会更加明确,相关工作的开展也有了明确的方向,这将有助于企业员工更加团结一致,为企业理想、目标的实现共同努力。实际上这就实现了企业的价值到每一位员工的价值的转化。在促使这一价值理想化的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尤为关键的影响作用,它对于认识的加深和思想的统一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还能极大地调动起企业员工的进取心,这将有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2.有助于企业更好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社会在发展、前进的同时,也会伴随着一定的负面问题,若是措施采取得不到位,就会造成物质损害、道德沦丧等后果的产生。企业的发展过程,也会伴随着一定的正、负向价值,受到原本思维的影响,人们固守着“自私、懒惰、利己”等思想。要想正面地转化这些思想,就不得不使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增强。过去的企业发展,一直过分看中经济效益,乃至于影响到了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如此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就会缺乏正确的导向。企业切不可因为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必须将二者并重,才会形成正确的社会导向,那么企业的发展也就相应起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我国拥有公平、开发和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企业在重视创新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诚信,从而做到位社会和法律负责,如此也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但这一目标的达成还需要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企业和自己的员工对这个道理真正理解透彻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才会指日可待,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形成正确的认知,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
3.有助于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人际文化占据了企业文化中大部分内容,不论是企业哪方面的交流都是需要人来执行的,企业运行最根本的就是要实现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的市场经济促使企业不得不一定程度上更新人际关系观念,过去视人为机器,为工作工具,因而不曾考虑过深入理解人的思想感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常常是伴随着一定的矛盾和喜恶的,要正视和正确分析这些现象,才能促进人的长远发展。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动了高新技术企业和服务产业等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营造和谐的企业人际关系,才能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如今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已经较为成熟,所以企业文化建设的更好完善,必然要借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促进作用,这样就可以将相应的人际关系适时地解决好,使企业的团结协作能力更强,也有助于促进企业的价值得以实现,如此就能对企业的文化建设及其长远发展产生很好地促进作用。
三、结语
本文就思想政治教育对企业文化所具有的重要性进行了重点分析,试图进一步强化人们的认知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企业文化建设所产生的影响。希望有助于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识水平进一步提升,从而促使企业的文化建设实现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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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知识和政治智慧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知识、人文智慧。这种人文特性要求政治学研究方法必须是人文主义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政治学专业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全过程中的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其进入课堂成为可能、成为必然。而现代信息技术进入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课堂,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机遇与挑战,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质量提高、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创新的重要手段与有效途径。
(一)课堂导入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老师导入新课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新课程,能够让学生们提高学习的兴趣,感受到学生的乐趣,迅速地将思想集中到课堂上,进入学习的状态。比如,初中思想政治课有一节内容《磨砺坚强意志,拒绝不良诱惑》,任课老师完全可以在课堂导入时,播放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片尾音乐,甚至可以剪辑一些唐僧师徒四人经历磨难、取得真经的电视片断,作为该课教学的情绪引导,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引导效果。运用这样的课堂导入形式,比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口述故事或问题式导入等形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内容展开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最多的环节就是内容展开环节。当前,众多的任课老师在政治学科课堂教学时运用的多媒体,主要是“幻灯片”课件进行教学辅助,这只是用电子文本代替了传统的板书及书本,但内容同样的枯燥,并没有真正利用到信息技术的真正功能。所以,要想真正将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之中,就必须针对思想政治学科的内容,运用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多媒体技术,比如一曲动人的音乐、一段感人的视频等都能够帮助到任课老师的教学。比如,初中思想政治学科中“遇事要沉着冷静”这个知识点,任课老师完全可以用“司马光砸缸”的视频或动画来展现,同时配上砸缸的声音以及故事讲述的话外音,这比老师单纯地念课文或文字讲述要有趣的多。
(三)学习讨论环节
任课老师在学习讨论环节,将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自主地学习,最常采用的形式有模拟情境及小组讨论。学习讨论环节可以大量地应用信息技术:第一,收集相关资料与信息。课堂教学运用信息技术后,师生们能够通过网络快捷方便地获取资料与信息。学生学会使用网络收集资料后,就能够为其自主学习、思考提供丰富的资料来源、知识来源;第二,在小组学习过程中,情境模拟经常被用到而且效果大多很好。当课堂上在进行思想政治学科的真实情境模拟时,运用信息技术能够提高情境的真实性,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比如,情境模拟时全程摄像,能够让学生感觉到情境的真实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模拟,获得最真实的感受,从而加深对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信息的理解。(四)总结点评环节总结点评环节是对教学知识点升华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任课老师在这个阶段对整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与点评,不需要应用过多的信息技术。但是,老师同样可以适当地选择背景音乐、电视剪辑、名人讲话录音等新媒体,配合自己的总结与点评,往往会取得特别的效果。
(五)实践提高环节
新课标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增加“教学实践”环节的比重。思想政治学科的实践提高环节应当以实践为主线,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更好地掌握知识、灵活的使用知识,从而获得真正的提高。这个环节虽然大多是在课后开展,但同样离不开老师的引导,这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辅助。比如学生在对社会案例进行分析时,任课老师完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教学平台等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实践提高的目标是体现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应当像重视课堂讲授一样地重视学生的实践提高,从信息的获取、传达到实践过程及结果的评价,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实现实践环节的教学最优。
二、结论
思想政治学科是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主要形式,是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中,既要将之运用在课堂教学环节,还要将之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全过程,使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技术信息化,而是知识信息的信息化—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的信息化。
一、网络信息技术在政治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丰富的网络资源给我们的种种科目的学习带来了方便,对于政治的教学,尤其需要大量的历史和影视资料来辅助教学,丰富政治学习的资源。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学图书馆难以提供比较齐全而丰富的资料,而且查阅麻烦,对于学生来说,难以使每一位学生同时分享某一模块需要的史料,这样给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探究学习带来困境。网络信息技术给学生老师带来丰富的史料,而且具有共享性,有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网络技术的开发,可以给学生和老师提供学习的平台,可以更好地进行探究性学习,教师不再是唯一的交流平台,在网络平台上,师生的身份趋向平等,学生可以大胆的提出自己问题和想法,供大家共同探讨。老师也能通过网络平台,研究学生的想法和探讨的过程以及结果,从而更好地进行指导,同时老师也可以在这一过程学到学生的新思想,以促进自己的学术研究,给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带来新的血液。政治学科内容的信息量较大,这样就给学生带来学习的困难,以及教材太过简洁和枯燥,使学生产生喜欢政治,但不喜欢政治课的心理。将信息技术运用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它既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像、声音显示知识背景,又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把学生带进网络世界,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发挥的创造空间,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充分展示学生的想象力。现代教育技术能以形象、生动、直观等优点将课本中的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哲理漫画、知识点比较图表、新闻片段、音乐片段等直接展示在学生面前,营造一个有效的学习氛围,能充分刺激学生的眼、耳、脑等器官,让他们兴奋起来,兴趣起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能充分发挥教师的教育引导作用,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不仅能够捕捉富有时代气息的教学内容来充实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所学内容,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正如信息网络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教学教育方面,它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问题也在显现:首先,网络资源具有复杂性和偏激性,一些对政治思想不负责的学者发表的一些政治见解似乎很吸引学生的视觉,但是却是曲解真正的政治理论,中学学生的心理特征还不够成熟,难以辨别相关思想曲直正误,甚至由于青少年时期的叛逆心理的滋生,更容易收到网络偏激见解的影响,政治的学习没有不仅没有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观念和价值观,反而使学生误入了偏激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死胡同”。其次,现在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许多影视作品具有夸张性,真实性不够高,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形象思维,通过一些曲解虽然调离了学生的眼球,但是却忽视了作品的真正作用。再次,由于老师难以改变自身的主导观念和学生习惯于服从老师的观念,导致交流平台的学习探究总是顺着老师设计好的套路进行,难以发散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久而久之,学生把网上的政治探究话题当成一种任务,在网上搜索一个观点贴上去就算完成任务。还有,由于政治教学提供的探究目标不明确,导致学生搜索资料的盲目性,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上,真正的探究时间却很少,而且学生的各科学习时间将会难以控制,在当今这样的应试教育模式下,这样无效的学习会使学生感到焦虑,家长也会有意见。
二、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及其辅助作用的充分发挥
信息技术的运用给政治教学注入了了新的血液,为了更好地发挥的信息技术的辅助作用,应该将信息技术和思想政治教学更好的整合。
2.1改变老师的教学观念和学生的学习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教师和学生的传统观念。首先教师应该重新定位自己,改变自己的教学观念,深入研究信息技术的辅助教学的特点,在政治教学的准备过程中,善于利用网络资源,搜集有利于教学的视频资料,研究一些优秀教师的教学课件,吸取其中的“营养”成分,充分有效的做好教学准备过程中;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要将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多媒体教学有效地结合,多媒体技术可以使教学活动集文字、声音、图像、影像、动画等信息功能于一体,图像清晰、动态感强、信息量大,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课堂教学的大容量、多信息、多趣味和高效率。其次,老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多媒体技术只是为教师更好地讲述政治课程服务,并不能主导政治课程,如果盲目地依赖于计算机,只注重人机的对话,而忽略了师生之间的信息反馈,那么就会使教师的教学活动处于一个单向的信息系统,无法摆脱“满堂灌”的模式,教师的讲课艺术在教学过程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将信息技术教学手段与传统的教学手段有效的结合。再次,教师应该为了更好的转变教学方式,主动参加各种信息技术的培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从新的角度研究信息技术与政治教学的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学生应该随着教师教学方式的改变,慢慢改变自己传统的学习方式,在老师结合信息技术教学的刺激下,发现政治学科的乐趣,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主动地、探究式的学习方式,转变那种被动地接受老师和同学的观点的思想,学生的学习方式的转变也需要老师的引导和帮助,渐渐形成平等自由式的课堂教学。
2.2正确使用信息技术手段
信息技术转变了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以及评价方式,更加适应新课改条件下“三维目标”的实现。但滥用信息技术的教学这一手段,将会降低教学目标的效果,有些老师搜索各种形象图片和视频来降低形象思维的难度,导致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下降,甚至抽象思维能力都难以提高,在政治教学和学习过程中,过于依赖多媒体,学生的某些方面的学习能力难以提高,老师的讲课艺术下降,应该适当的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的思维能力的提升,教师应该充分发挥的自己的讲课艺术,教师传统的讲课艺术在学生提高自身的形象和抽象思维能力方面起着更多的作用。教师在引导学生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相关资料的搜索时,帮助学生提供正确的资源网站,避免学习时间的浪费,也避免学生被不良史学思想的侵蚀的危险。
三、小结
信息技术的运用在政治教学改革路上起着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改变了学生讨厌政治课的观念,改变了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解决了政治教师教学难的难题,使政治课变得生动有趣,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探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如何将信息技术与政治教学有效的整合,还需要对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进行深入思考,真正做到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用得好、用得妙、用得巧、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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