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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利用沪深两市2003-2007年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对房地产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房地产公司资本结构及盈利能力与公司价值正相关、市场周期对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影响不显著的结论.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房地产公司资本结构公司价值
一、研究目的和背景
房地产行业资金的使用和供给和制造业、公共事业企业相比,房地产公司资本结构有下列显著特点:第一,资产负债率很高。第二,房地产行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直接或间接占用的银行贷款占企业资金来源的60%以上。第三,流动性负债比重大。房地产企业贷款主要为短期贷款,贷款到期后再采用借新贷还旧贷的方式继续使用原贷款。第四,房地产行业受政策影响大。资本结构相关理论研究杜兰特、迪格莱尼和米勒等人。MM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代理理论认为债务不仅会减少股东和经理人代理成本,还会增加股东和债权人的成本,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成u型关系;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债务融资是向外界传递公司高质量的信息,债务水平和公司价值正相关;优序融资理论认为企业融资偏好次序为内部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并不能确定。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的研究大多表明公司价值与资本结构正相关。如米勒(1966)、罗斯(1977)、马勒斯(1998)、柏格(2005)等人的研究结果均表明,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正相关。国内相关实证研究并未得到统一结论。张勉、陈共荣(2005)、陈文浩和周雅君(2007)认为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负相关;沈艺峰和田静(1999)、曹廷求(2007)等人研究表明,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正相关;李义超、蒋振生(2001)、林伟和李纪明(2007)研究结论是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成u型相关;韩庆兰(2005)、靳明(2008)等认为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不相关。国内学者对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是以制造业、公共事业等上市公司数量较多的行业等为主,或者是多行业总体研究,由于房地产上市公司数量稀少,涉及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专业研究数量不多,而且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探讨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并未考虑到房地产行业预收款等特殊因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也未涉及市场冷热等周期性因素对房地产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深度不足。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提出。假设1: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相关。我国房地产行业国家股比例低、流通股比重高更符合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假设。假设2:资本结构在淡季和旺季时对公司价值影响度不同。当房地产市场处于市场销售旺季时,成交量放大,由于需求旺盛,房地产公司会加大房地产投资,增加对负债的依赖程度,负债比重会增加,而到了淡季,对房地产投资会减少,负债比重降低。
2、研究垂量本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公司价值的衡量指标。净资产收益率,该指标反映了单位股东权益投资回报。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股东权益有关资本结构的衡量,本文采用国内学者使用较多的总资产负债率来表示,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国内外学者研究证明,公司规模,公成长性,盈利能力,股权集中度等指标对公司价值有显著影响,因此,将它们引入回归模型中,这些指标采用国内学者普遍使用的方法描述。股权集中度: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总数/公司总股数。公司规模:公司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公司成长性:公司成长性:(本年主营业务收入一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盈利能力:销售净利率=公司当年的净利润/当年营业收入。
3、模型建立。模型1:KOE=a+bDebtl+r(controlvariable)+e,模型2:ROE=a+bDebt+r(controlvariable)+season+seasonDebt+e。Debt是总资产负债率;模型中1是检验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模型2中加入市场繁荣度虚拟变量,当市场处于繁荣期时,season取1,否则season为0,该模型是检验市场周期性因素对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4、样本选择。本论文的样本数据来自于巨潮资讯网2003年至2007年5年间上市房地产公司年报。我按照以下原则甄选样本:剔除样本期间发行B股和H股的公司;剔除样本期间被ST或ST类公司;剔除样本期间因重组导致主营业务发生变更的公司、剔除极端值、缺失值,最后得到的样本数量为200个。
三、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由表1统计缮果可以看出,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标准差为7%,说明行业整体净资产收益率分化较小;资产负债率为54%,标准差为15%,这表明房地产行业资产负债率非常高,且行业内部分化明显;净利润率均值为12%,最高达60%,标准差为10%,说明行业内部分化明显;公司成长度均值为45%,标准差为1.19,这说明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但行业内公司差异明显。股权集中度为56%,说明房地产行业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行业内部差异不大。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回归结果分析(见表2、表3)。
其一,方程整体通过F检验。方程的判别系数为0.32126,这表明方程的拟合度很高,方程显著成立。其二,盈利能力是影响净资产收益率的主要因素,总资产负债率是其次最影响净资产收益率的主要因素,盈利能力和总资产负债率都通过了t检验,且两者与公司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1成立。其三,公司成长性对ROE影响显著,成长性指标通过了t检验,它与ROE正相关。其四,公司规模与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没有通过t检验,这两个指标对ROE无统计意义,它们的影响不能确定。
本文按照房地产市场成交水平将市场分为繁荣期和调整期。繁荣期为2003年、2004年和2007年,调整期为2005与2006年。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率的回归模型整体通过F检验,方程拟合度是0.33,但是交叉项的乘积没能通过T检验,无法说明市场变化对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程度。
四、结论和建议
根据前述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正相关。由本论文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率与ROE相关系数为0.30,回归模型1通过F检验,方程拟合系数R方为0.32,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为0.15,说明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正相关,假设1得到验证。第二,市场周期对公司价值影响不显著,假设2不成立。我按照房地产市场销售情况将市场分为销售火爆的繁荣期和销售相当萎缩的调整期,并检验市场不同冷热程度下,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度变化程度,但模型交叉项未通过T检验,无法确定市场变化对它的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有以下途径:其一,提高股权融资成本。首先,制定股权融资制度,提高股权融资门槛,增加对管理层约束力度,减少管理层对股权融资的依赖,同时,制定相应监管政策弱化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其次,财政部门加强对公会计制度的监管力度,改进公司经营业绩的考核指标,减少管理层盈余管理空间,改善会计核算体系。最后,加强立法力度,通过立法加强对公司股东的保护力度,改善股东对管理层监管力度,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其二,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第一,扩大债券融资额度,增加公司债券供给。我国目前公司上市门槛高,上市公司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发行债券要求比发行股票要求更高,而且公司债券融资批准额度较小,这些限制了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二,放宽公司发行债券的自主权,提升债券价值。目前我国对公司债券利率限制较多,债券利率低,对投资者吸引力小,有必要放宽公司债券利率的发行自主权,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第三,努力培养二级市场,增强债券的流动性。我国债券市场起步较股票市场要晚,二级流通市场培育也远不如股票市场便利,这增加了投资者债券投资的风险,反过来又抑制了债券市场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改善债券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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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原因分析对策建议
论文摘要:根据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具有资产负债率偏低、负债结构不合理、股权融资偏好等现状.分析了我国土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
我国的上市公司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出现的企业形式,绝大多数gt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由于历史和体制等原因的影响,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呈现出独特的资本结构特征。
(一)资产负债率水平偏低
负债经营的基本原理就是在保证公司财务稳健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资产负债率是反映公司资本结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指标,它反映了在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举债来筹资经营的,这个比率也被称为“举债经营比率”。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方式上,虽然外部融资的比例很高。但在外部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发展缓慢,从而使资产负债率偏低。另外,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化融资体制导致了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增加了国有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和出现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而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上市后.可以通过发行新股和再融资配股等多种融资方式获得大量资本金.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但也从过低的资产负债率中反映出上市公司并没有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进一步举债的潜力很大。
(二)负债结构不合理
负债结构由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构成.一般而言.短期负债占总负债一半的水平较为合理。从现实情况看,我国上市公司的短期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偏高,反映出公司使用过度的短期负债来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当上市公司面临的金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如利率上调、通货膨胀,短期负债比例过高,会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资金周转。增加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给公司经营带来潜在威胁。
(三)以股权融资为主
企业经过改制上市后,将拥有留存收益、配股、增发新股、发行公司债券和银行信贷等多样化的融资方式。从现在的融资环境来看.上市公司长期资金来源有留存收益、长期负债以及股权融资三种渠道,其中留存收益属内部融资,而后两者属外部融资。按照优序融资理论,内部融资的成本最低,债务融资次之。股权融资最高。因此,融资顺序应为:内部融资一债务融资一股权融资。从我国上市公司近几年的资本结构看,内部融资的比例小,外部融资占绝对优势地位,其中股权融资更是占到了50%.是上市公司最重要的长期资金来源。其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很多是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成的,在未成为上市公司时.融资主要通过银行的贷款解决。然而,一旦上市,他们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盈利能力,不再将债务融资作为融资方式的首选,而选择以股权融资为主,且具有很强的“配股热”倾向。基于此,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就出现了特殊性——股权融资一内部融资一债务融资,有悖于“优序融资理论”。
二、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成因分析
(一)股权融资成本较低
融资成本是公司选择融资方式时,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股权融资的成本主要是股利和发行费用,债务融资的成本主要是在预定的期限内支付的利息和相关发行费用。资本结构理论认为。由于负债所发生的利息费用可以在税前列支扣除,有一定的减税效应,使其实际成本下降;而股权资本由于承担的经营风险比债务资本要大,股东要求的回报率就高,因此,债务融资的成本要低于股权融资的成本,一般公司在选择融资方式时.债务融资的比例应比股权融资的比例大,但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时,却以股权融资为主。这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中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较少,股票配股对公司来说不需要现金流出.几乎不需要成本,且还有许多上市公司常年不分红.或者只是象征性地分红,很少有公司用自己的全部盈利实施分红。就形成了在我国股利支出极低.股权融资成本比债务融资成本低的特殊情况。所以,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资产负债率也相对较低。
(二)股权融资约束力弱
债务融资面临着到期需还本付息的“硬约束”.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不好时.容易引发财务风险或破产风险。相对而言。股权融资是一种“软约束”.它是永不到期的无需还本付息的可以自由支配的低成本资金来源,在经营困难时.甚至连股利也无需发放。所承担的风险非常小。股权融资的约束主要来自于股东、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投资者对管理层只是间接约束。而我国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在总股本中.国有股占很大比例,国有控股股东是中小股东的代理人,而委托人中小股东的权利却得不到保护,中小股东的投资几乎成了事实上的零成本资金。中小股东对上市公司几乎没有约束力,这些都使上市公司管理层更热衷于股权融资。
(三)债务融资困难
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应包括长期借贷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很不平衡,债券市场的发展大大滞后于股票市场的发展。一是债券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债券的发行仍是传统的审批程序,比股票上市的审批更为复杂,条件更为严格;债券的管理实行额度控制的计划管理,发行规模小,这些使上市公司缺乏发行债券的动力和积极性,也使债券市场的发展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二是我国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总体上不佳.盈利能力相对较差。这种状况导致留存收益较少,从而使公司陷入自有资本不足,内部融资困难的窘境。上市公司为了投资,扩大规模,就必须想办法利用外部融资的方式,但我国商业银行功能尚未完善,长期贷款的风险又较大.使其并不偏好于长期贷款;上市公司从银行的贷款用途被严格限制.具有局限性,同时也不愿承担银行贷款的高额利息。由此可见,上市公司想要利用债务融资困难重重,出现了融资方式向股权融资偏移的状况。
(四)经理人谋求自身利益
我国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在企业中的持股比例很小.几乎为零。这导致经理人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无法捆在一起.他们的报酬与经营业绩并不显著相关。到底是以债务融资还是以股权融资,里面包含着股东和经理人的利益冲突,选择债务融资,过度负债,必然会增加公司的财务风险,陷入破产的概率增大,直接威胁到经理人的利益;选择股权融资,股权资本过度扩张,势必造成股东权益的“稀释”,股票价格下降,有损于股东的利益。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特别是我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占主导地位。使股东地位基本处于缺失的状态,经理人实质上控制着公司的运营。经理人既不愿在公司日常经营中陷于被银行等债权人上门逼债的尴尬境地.更不愿因公司不能到期偿还债务陷于财务危机,从而使自己在公司中所获得的职位、薪金等既得利益受到威胁,不需还本付息,无强制性的股权融资就成了经理人的最佳选择.可以说.经理人在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愿用债务融资。
三、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建议
(一)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完善发达的资本市场是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调节器和控制器。在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滞后,导致了上市公司融资手段的单一,影响了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以及上市公司融资方式的选择.直接加大了上市公司融资的成本和难度。在成熟的国际资本市场上,债券市场的规模要远远大于股票市场的规模,这提醒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要推动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使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协调发展,应对现有制度做以下改善:一是发行制度层面上.尝试市场化改革。建议债券发行由审批制向核准制、注册制过度,依据宏观经济指标及其变动来决定债券发行规模、节奏和种类。放宽对债券发行主体资格的限制,在债券的发行审核方面,要继续满足一些国家大型优质企业的发债需求,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债券.消除对非国有企业发行债券的歧视。二是政府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来决定债券利率。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反映出资金的稀缺程度.意味着投资者的收益和风险水平。只有将利率市场化后,债券在市场上由其不同的信用等级和流动性来形成不同的利率水平.真正反映其内在价值,体现“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这样,市场上才有不同利率水平的债券品种,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需求,进而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市场。三是丰富债券发行品种。各公司因权益关系、资产规模、融资目的、投资项目等因素的不同.对发行何种债券有着不同的要求。同时,由于我国债券品种单一,投资者选择余地小,投资风险的规避比较困难,进行债券品种的创新.能为债券发行公司和投资者都提供广阔的选择空间。四是建立完善的信用评级体系。信用评级是对债券投资价值、偿债能力以及风险程度等方面的评估。公司的信用是公司发行债券的基石。信用评级及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健全.将会严重阻碍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培育信用评价机构,为投资者提供客观、公平、科学、权威上网评估意见,市场投资者可以根据公司的信用等级进行投资决策。
(二)降低国有股比重.改善股权结构
加快国有股的自由流通,通过国有股减持.实现股权所有者多元化,引入新的投资者如银行、投资基金、本公司职工以及社会公众等,特别是要吸引、鼓励企业投资者,他们最终代表个人投资者利益,加之其实行专家管理,所以,它能激励也有能力对上市公司实行有效监督。对于非国家经济命脉、支柱.非国民经济基础和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竞争性强的行业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可以逐步退出。以减少国有股权的集中程度。在上市公司中。也应该加入公司经理人的股权.并适时适当地扩大他们的持股比例,使其个人利益与上市公司的绩效联系在一起,能更多地为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壮大来考虑,只要公司经理人能够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那么对于其较高的股权收益就应当敢于承诺。
(三)完善对经理人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目前,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股所占比重过大。作为国有资本代表的政府官员并不具有对企业资产剩余的索取权。而只是得到固定的工资以及福利,缺乏监督动机和积极性;分散的小股东的监督作用又非常有限,造成了经理人行为自主性过大,缺乏监督控制。因此,在外部环境上,完善经理人市场,使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存在潜在的竞争对手。一旦经理人因自己的行为使公司的利益受损,他就会声誉下降,自身的人力资本降低,不利于以后的职业发展。在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上,设计最优的选聘、激励和监督机制。首先,建立一套科学、完善、有效的选聘制度。要引入竞争机制,对经理人进行上岗激励。其次,对经理人给予薪酬制度的激励。一是股东与经理可以签订报酬绩效工资制,根据经理人给公司所带来的效益来决定其收入,可以减少经理人的道德风险:二是让经理人拥有公司的股权,使其自身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相挂钩,经理人为能给自身带来更多的福利。就会在投资方面更为谨慎,选择投资收益高、把握大的项目进行投资。再次,要强化监事会的各种监督职能。给予监事会一些实质性的权力,如董事会的重大决议要经监事会通过,监事会对经理人的聘用、考核进行参与,监事会人员中应增加一些懂经营.善管理,有专业技能的人参加,提高监事会的监督,检查能力。
(四)规范上市公司融资
严格考察上市公司的资格,选择真正优秀的公司上市是保证合理融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前提。股票发行实行真正的核准制,让公司根据自身实际的经营状况和资本市场状况决定是否上市发行股票或增发股票和配股,让企业独自承担风险。在上市公司分红方式和分红比例上要严格地审核.以确保其真正地实行分红,且适当地提高股权融资的成本。鉴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呈现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特别是再融资时首选配股和增发新股,证监会应加强对上市公司配股、增发新配的审批,规范其融资行为。如对申请发行新股或配股的上市公司,若是处在结构性过剩的行业中,证监会应暂缓其发行;对多次变动项目投向,涉及金额巨大而又投资失误的,应对上市公司的经理的经营能力提出质疑,从严审批,造成重大影响、损失的,取消其配股资格。对上市公司的行为要全过程跟踪监督,看其配股资金是否与原计划相符。项目收益情况是否与预期一致,如没有按照规定执行,在配股、增发新股方面要设置更多的限制:违规的上市公司要给予处罚。这样才可以加强对配股资金使用的约束.一定程度上限制上市公司的“配股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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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针对现行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研究中忽略宏观经济因素的不足,着重研究利率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利用1996年至2006年上市的266家公司的数据检验利率与资本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利率显著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利率的变动显著影响资本结构的调整。
论文关键词:利率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当najan和Zingales(1995)以及Demirguc—Kun和Maksimovic(1999)等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发展中国家时,结果发现,尽管在多数资本结构模型中宏观经济变量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宏观经济环境的差异对所有模型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近年来,wald(1999)、Booth等(2001)对不同国家企业资本结构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内涵。他们的研究发现,资本结构与一国的制度环境、宏观经济因素、公司特征因素密切相关。利率水平包含了大量宏观经济信息,并且是资金信贷市场中资金使用权的转移价格,企业筹资离不开对市场利率的分析权衡。国外,Kim,Ramaswamy和Sundaresan(1993)以及Longstaf和ISchwartz(1995)都认为,企业的负债率随着无风险利率的增加而增加,主要是因为在风险中性框架内,无风险利率增大,导致违约率下降。Ieland(1998)以及Leland和Tdif(1996)发现,当无风险利率增加时,所有资产的回报率都增大了,违约概率降低了,从而增大了公司的负债能力。Russo等(1999)认为由于利率使负债融资成本增加,所以利率上升使权益融资更有吸引力。实证研究结果得到,对经理无权利的合作社,利率对资本结构有显著影响,因为该类合作社更关心利息费用增加导致的边际利润减少。Bancel(2002)分析欧洲17个国家的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时得到,利率水平是经理考虑企业负债政策的重要因素,并且通常是利率较低的情况下,企业采用负债融资。Huang,Ju和Ou—Yang(2003)认为,利率的变化影响着企业的负债比率。
(二)国内文献傅元略(1999)注意到了宏观利率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他认为:当企业资产收益率高于宏观利率时,企业将倾向于提高负债水平。林孝基(2001)讨论了利率变化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认为对于资本成本率大于贷款利率的企业,可以通过低利率的金融环境来增加贷款来获得经营收益率与借款利息率之间的利润差额,从而使企业资本结构产生改变。王文娟(2007)利用回归方法得出结论:实际贷款利率对最优资本结构具有显著影响。严小明(2004)认为,企业的资本结构应随负债利息率的变动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蒋振声(2OO1)的研究认为,利率水平与市值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洪正,王磊(2005)研究认为,债务利率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债务利率代表着债务融资的成本,与资产负债率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意味着股权融资的成本很低,虽然自1996年以来多次降息,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依然存在。刘锦,易法海(1999)结合我国1996年来先后六次降低利率的实际情况,论证了我国数次降息对资本结构变化的影响是符合理论和实际的。蔡楠和李海菠(2003)得出结论:实际贷款利率与负债率显著负相关。原毅军和孙晓华(2006)利用1995年至2004年我国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发现实际贷款利率与目标杠杆负相关。
综观国内外文献,可以肯定的是利率显著地影响企业资本结构。但现有文献大多是理论分析,相应的实证分析则很少。中国目前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其行政手段已经开始逐渐淡出。1996年全国统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联网运行,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形成1998年9月放开了政策性金融债券市场化发行利率;1998年和1999年两次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2002年初,在八个县农村信用社进行了利率市场化试点改革,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由50%扩大到100%,存款利率最高可上浮50%;2002年9月,农村信用社利率浮动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2004年1月,央行第三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并下调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2004年10月2913,央行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同时,进一步放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现行资本结构研究中忽略了宏观经济因素,基于此,本文选取包含了大量宏观经济信息的利率水平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利率水平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中国目前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已显有成效,所以本文将检验我国市场利率如何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利率变动是否影响企业资本结构调整。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马克思的利率决定论认为利率的变化范围在零与平均利润率之间;资本边际生产力利率决定论认为:资本边际生产力大于利息,投资者会继续借贷,扩大投资,资本边际生产力小于利息,投资者将减少借贷,减少投资;储蓄投资均衡利率决定论认为:贷款的需求主要来自于投资,投资量的大小取决于投资预期回报率和利率的关系。当利率降低时,预期回报率大于利率的可能性增大,投资需求也会增大。由以上利率决定论可知利率的高低决定着投资者贷款与投资的多少。现代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中最主要的投资主体,其投资与筹资的多少受利率的影响。当企业预期投资回报率大于利率,企业通过增加负债来增加投资,以取得利润差额。当企业预期投资回报率小于利率,企业就不会通过增加负债来投资。因此,利率越低,企业增加负债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提出假设:
假设1:利率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呈负相关关系
在以往动态模型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并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调整成本和调整速度的影响。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融资能力都较其他公司强,因此企业调整其资本结构,都不会遇到政策上的阻碍,因此更多的考虑的是调整成本,而决定中国上市公司调整成本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实际贷款利率。王文娟(2007)构建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型,利用回归方法得出结论:利率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利率与调整速度负关,这说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企业对资本结构的调整成本,当政府提高利率时,企业调整资本结构的成本提高,此时调整资本结构所需要的资金规模变大,则调整速度变慢。童勇(2006)研究认为,贷款利率影响公司对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资金的成本是公司财务所必须考虑的,而债务的成本主要体现为贷款利率的大小。利率的上升必然会影响公司进行债务融资,从而限制了公司调整资本结构的程度和速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在我国整个利率体系中起着主导作用,该利率的变化直接导致贷款利率的变化。所以,提出假设:
(二)变量的设定本文所设定的变量见(表1)。
(三)模型的构建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有很多,除了利率还有行业、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抵押能力、非债务税盾等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在实证研究中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的构建中。本文拟采用混合数据,即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在现实中,随着时间与内外部环境的变动,企业会不断地调整它们的资本结构。本文为了验证利率的变动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将模型1中的所有变量做一次差分,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其他变量与此相同。在以上两个模型中,行业(INDUS)作为虚拟控制变量来控制行业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所以模型2中不对其作差分。
(四)样本的选取本文选取深、沪两市1996年至2006年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样本的选取遵循以下原则:1996年至2006年一直上市的公司,这是为了确保公司财务稳定且公司行为相对成熟;不考虑金融类上市公司,鉴于金融类公司自身特性,研究资本结构问题时一般将之剔除样本之外;剔除ST和类上市公司;剔除无法获取相关数据的公司。基于上述原则,本文共选取深、沪两市266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1996年至2006年为数据窗口,运用截面数据和时问序列数据来编制各变量的混合数据。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CCER数据库。
三、实证检验分析及结论
(一)实证检验分析从(表2)中可以看到,利率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之间在l%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会随着利率的提高而显著降低。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另外,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抵押能力、非债务税盾、行业这些因素也显著地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
从(表3)种可以看到,利率的变动显著地影响着资本结构的调整,显著水平为1%,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会对利率的变动做出较明显的反映。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2。另外,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抵押能力、非债务税盾的变动也显著的影响着资本结构的调整,但是行业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在资本结构调整上不存在差异。
(二)研究结论本文重点研究了利率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利率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利率与企业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另外,利率的变动显著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利率在经济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政府调节经济的有效工具。当经济萧条时,降低利率,企业负债的可能性增大,投资增加。上市公司作为社会经济中主要的投资主体,其增加投资引起整个社会的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发展。反之,当经济高涨引起严重通货膨胀时,可以提高利率来加以抑止。企业在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时,要充分考虑利率因素,使企业资本结构处于一个更为合理的水平。当利率发生变动时,企业要随之调整资本结构,从而使企业做出更为合理的筹资,投资决策,提高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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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资本结构实证分析影响因素混合回归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方法,对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利用深圳交易所256家上市公司近七年的数据资料,建立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公司规模、担保价值、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显著。
一、引言
自从MM定理发表以后,许多学者开始对资本结构进行广泛的研究,并揭示企业的资本结构不仅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企业总价值,而且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经理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所以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财务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实证是研究资本结构的重要方法,对评价、验证各种理论观点以及启发新的思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国内不少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时期的截面数据成功地建立了资本结构模型。但国内目前的资本结构实证研究所选数据多是截面数据,没有将时间序列数据结合起来考虑。采用的方法以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为主。
本文试图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平行数据)相结合,寻求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平行数据不仅能增加样本数量而且能进行比单独的截面或时间样本更有效的估计,因为平行数据考虑到不可观测的公司影响,使各公司的截距各不相尸,从而减少了误差。
二、研究方法
(一)实证假设
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将成长性、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和担保价值作为影响资本结构的关键因素,并提出实证假设。
1.公司规模大公司更容易采取多元化经营和纵向一体化战略,使投资分散,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成本,稳定收人流,减少经营风险,所以相同的负债水平下,大公司的破产风险较小,可以承担更多的负债。从非对称信息角度看,股东、债权人与小公司之间的冲突更加剧烈,信息不对称程度大,所以小公司在贷款时将会面临更多的限制条件,长期融资成本较大,只能依赖于短期融资。
根据理论,我们假设:
H1:长期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正相关。
H2:短期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负相关。
2、担保价值由于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债权人面临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了债权安全,债权人会要求企业提供有形资产作担保,以降低由于信息劣势而导致的信用风险。另外,根据破产成本理论,担保价值越大,期望的破产成本和财务困境成本就越小。
所以,我们假设:
H3:长期资产负债率与担保价值正相关。
H4:短期资产负债率与担保价值负相关。
3、获利能力Myers和Mailuf(1984)根据不对称信息理论模型指出,内部融资成本较低而被优先选择,负债次之,最后是股权融资。也就是说,获利能力越强,公司的内部资金可能越多,可以相应减少举债的数量。
所以,我们假设:
H5:资产负债率与获利能力负相关。
4、成长性Myers(1977)认为成长性高的公司股东在投资上有更大的灵活性,可能会有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潜在动机,比如:改变投资项目,分散资源等。另外,成长性大的企业大多属于新兴行业,经营风险较大,破产成本也较大。鉴于这种预期,债权人将会对这些公司借款施加更多的限制,这最终会制约公司的灵活性。同时,Myers等学者又指出如果公司的短期债务多于长期债务,代理成本问题将会减弱。由于成长性V企业资金需求量大,而长期融资渠道受阻时,短期融资将会增加以弥补资金的缺口。许多实证表明成长性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比较复杂,没有一个定性的结论。
我们先根据理论作出假设:
H6:长期资产负债率与成长性负相关。
H7:短期资产负债率与成长性正相关。
(二)样本的选取
本文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56家公司为研究总体,利用这些公司从1996年到2002年的进行实证研究。考虑到样本前后期的一致性,所选出的样本均是1996年已上市的公司,同时做出了以下调整:1剔除ST,PT类公司。2.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3.剔除掉一些不全的公司。
(三)指标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指标
总资产负债率Yi=总负债/总资产(期末数)
长期资产负债率Y2=长期负债/总资产(期末数)
短期资产负债率Y3=流动负债/总资产(期末数)
2、解释变量指标
公司规模X1=LN(主营业务收人)
担保价值X2=固定资产净值FA/总资产TA
盈利能力X3=主营业务利润/总资产
X4=净利润/主营业务收人
有学者认为,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相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公司盈余管理空间。主营业务资产收益率分母为总资产,避免了一些公司账面净资产很小或为负数的情况,分子为主营业务利润,减少上市公司利用非主营业务进行利润操纵的情况。但鉴于净利润指标是公司管理人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的关键指标,所以本文将这两项盈利指标同时纳人分析模型中。
成长性X5=(期末总资产一期初总资产)/期初总资产
(四)确定研究方法
理论上有三种运用平行数据建立模型的方法,分别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model)。
普通最小二乘法假定没有公司和时间的影响,不同时间、不同个体的截距完全一样,于是比固定效应模型包含更多的参数限制条件,所以普通最小二乘模型的误差平方和会比较大。事实上,各公司有自身的具体情况,它们往往会从各自的特点出发,选择资产负债率。另外,不同时间的资产负债率会受当期的政策、经济的影响。如果添加限制条件引起的误差平方和的增加不显著,那么限制条件是适当的,可以采用普通最刁、-燕I。否则,就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误差平方和的F检验(F=9.34>1)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公司因素影响是显著的,继续采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将会造成误差过大,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法是有效的。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是两种相互联系的估计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将不可观测的因素影响包含在误差项中,而固定效应模型将其包含在截距项中。随机效应模型的问题是如果误差项与解释变量相关,将造成随机效应模型估计量不一致。而固定效应模型却能弥补随机效应模型的不足,无误差项与解释变量是否相关,其估计量总是一致的。但是固定效应也存在一些缺陷,它需要给每个公司进行单独的估计,所以不如随机效应有效。为了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我们采用了Hauseman检验。结果以5%的显著水平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无关性假设。因此,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Yit代表第1个公司在第t期的资产负债率。Xit代表随公司和时间而变化的影响因素。
zi代表随公司而变化的影响因素。wt代表随时间而变化的影响因素。
是待估计的系数向量。残差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截面误差成分Oi、时间序列误差成分和混合误差成分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二)估计结果分析
1、长期负债的公司规模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证明假设H1是正确的。结果表明我国大公司的非对称信息程度较低,破产风险小,银行显然更愿意对大公司进行长期贷款。另外,大公司的经营项目多,投资的项目更多,对长期资金的需求一也比小公司大。短期负债的公司规模系数也为正,这与假设H2恰恰相反,表明大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短期负债。这可能是由于大公司的往来账款、应付工资、利润等项目较大,造成短期负债较多。从另一方面来看,自从1992年以来,商业银行的坏账增加,出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银行对长期贷款保持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使得获取长期借款的难度增大。此外,我国的债券市场还不够完善,大公司要想通过发行长期债券的形式筹资也难于实现。因此,当长期负债融资渠道受阻时,大公司只能通过短期借款以获得所需资金。总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518,也就是说,规模为一千万元的公司比规模为五百万元的公司资产负债率要高3.6个百分点。可见公司规模的影响是很大的。
2、担保价值与总负债、长期负债、短期负债的相关系均为正,表明公司担保价值越大,不对称信息程度和破产概率越小,资产负债率越高。结果与假设H3相符而与H4不符,担保价值对短期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不显著。
3、获利能力的回归系数全部为负且显著,与假设H5完全吻合。固定效应模型预测,如果其它条件不变,主营业务利润率每增长约6%,净利润占主营业务收人比例每增长94%将引起资产负债率增长1%。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获利能力的这种负相关关系还可能有我国资本市场特殊性方面的原因。因为获利能力强的公司能够满足配股的条件,所以公司可以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获取成本更低的配股资金以满足资金需求。
4、长期资产负债与成长性显著负相关,与假设H6一致。总资产负债率与成长性正相关,即公司成长速度越快,负债率越高。这是因为成长机会大的公司市场的扩张欲望强烈,需要大量资金来扩大市场,而其内部积累严重不足,配股又需严格的资格审核,资金到位需较长时间,因而,不得不依靠增加融资速度较快的负债。成长性对短期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不显著。
六、结论
经过本文的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公司规模、担保价值、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显著。
由于受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对影响因素的考察仅限于四个关键因素,其他因素,如:非负债税盾、风险偏好管理决策等未纳人模型中。另外,资本结构采用的是账面价值,没有考虑市场价值,这些都将对模型的解释能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上述研究限制,本文的分析和结论难免有武断之处,恳请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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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为指导,通过对无锡地区国有企业与其它经济类型企业在资本结构上的特点比较,提出在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调整,对分类调整的原则、思路、措施和途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探析。
【关键词】:资本结构理论、国企资本结构现状成因、优化调整策略、结构调整意义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1978年开始,已有20多年的历史,期间历经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扭亏脱困和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等若干阶段。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些决定使伴随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而进行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调整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问题。那么,何为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 如何进行资本结构优化调整? 本文拟就现代西方资本结构理论进行适用性分析,以期寻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策略和途径。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全部资金来源中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资本结构理论是研究这一比例关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最优资本结构问题的理论
1、MM理论。1958年,莫迪格莱尼和米勒提出了著名的MM理论。MM理论认为,在没有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情况下,任何企业的价值,不论其有无负债,都等于经营利润除以适用于其风险等级的报酬率。有负债企业要依据按负债程度而定的风险报酬率,权益成本会随着负债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这样,增加负债所带来的利益会被上涨的权益成本所抵消,因此,风险相同的企业,其价值不受有无负债及负债程度的影响。但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税额庇护利益,企业价值会随负债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股东也可获得更多好处,于是,负债越多,企业价值也会越大。
2、权衡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发现制约企业无限追求免税优惠或负债最大值的关键因素是由于债务上升而形成的企业风险和费用。企业债务增加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甚至破产的可能性也增加,随着企业债务增加而提高的风险和各种费用会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从而降低其市场价值,因此,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应当是在负债价值最大化和债务上升带来的财务危机成本之间的平衡,故被称为权衡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说是对MM理论的再修正,该理论认为,当负债程度较低时,不会产生债务危机成本,于是,企业价值因税额庇护利益的存在会随负债水平的上升而增加,当负债达到一定界限时,负债税额庇护利益开始为财务危机成本所抵消,当边际负债税额庇护利益等于边际财务危机成本时,企业价值最大,资本结构最优,若企业继续追加负债,企业价值会因财务危机成本大于负债税额庇护利益而下降,负债越多,企业价值下降越快。
3、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学说的创始人詹森和麦克林认为,企业资本结构会影响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他行为选择,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现金收入和企业市场价值。比如说,当经营者不作为内部股东而作为代理人时,其努力的成本由自己负担而努力的收益却归于他人,其在职消费的好处由自己享有而消费成本却由他人负责,这时,他可能偷懒和采取有利于自身效用的满足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动。该理论认为,债权融资有更强的激励作用,并将债务视为一种担保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促使经营者多努力工作,少个人享受,并且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从而降低由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成本。但是,负债融资可能导致另一种代理成本,即企业接受债权人监督而产生的成本,这种债权的代理成本也得由经营者来承担,从而举债比例上升导致举债成本上升。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来决定的,由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分析可知,片面地增加或减少负债都不利于股东财富的最大化。只有在负债、权益资本保持恰当比例时,才能实现股东财富和企业市场价值的最大化。
资本结构理论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企业存在最佳资本结构这一财务命题,而且认为客观上存在着资本结构的最优组合,这使我们对资本结构有了以下几点明确的认识:
1、负债筹资是成本最低的筹资方式。在企业的各项资金来源中,由于债务资金的利息在企业所得税前支付,而且债权人比投资者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要求的报酬率较低,因此,债务资金的成本通常是最低的,当存在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负债筹资可降低综合资本成本,增加公司收益。
2、成本最低的筹资方式,未必是最佳筹资方式。由于财务拮据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作用影响,过度负债会抵消减税增加的收益,因为随着负债比重的增加,企业利息费用在增加,企业丧失偿债能力的可能性在加大,企业的财务风险也在加大,这时无论是企业投资者还是债权人都会要求获得相应的补偿,即要求提高资金报酬率,从而使企业综合资本成本大大提高。
3、最优资本结构是一种客观存在。负债筹资的资本成本虽然低于其它筹资方式,但不能用单项资本成本的高低作为衡量标准,只有当企业总资本成本最低时的负债水平才是较为合理的,因此,资本结构在客观上存在最优组合,企业在筹资决策中,要通过不断优化资本结构使其趋于合理,直至达到企业综合资本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方能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双重标准的统一这一目标。
企业的不同资金来源组合配置产生不同的资本结构,并导致不同的资金成本、利益冲突以及财务风险,进而影响到企业的价值。如何通过有效的财务管理行为使企业的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形成最优资本结构,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何为最优资本结构? 其评判标准又应当如何把握呢? 从理论上讲,任何企业都应存在最优资本结构,各种资本结构理论的分析研究也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如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等,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就是使其市场价值最大化,这一标准似乎已成为包括我国企业在资本结构研究中普遍接受的标准。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有企业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分析基础上的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有很大的差别,其资本结构是在长期没有自主财权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在资本结构理论指导下改善资本结构的微观基础。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并不能完全照搬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最优标准,而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客观经济环境,在研究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最优资本结构的评判标准。
1、从企业的经营目标来看,任何企业的经营目标都是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设计应为利润最大化目标服务,如以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评价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标准,则意味着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是相统一的,但是,由于我国的产权市场、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还不发达,产权交易价格和股票交易价格与企业利润的变化方向往往并不统一,有时甚至会出现背道而驰的情况,所以,企业市场价值的大小与其资本结构合理与否并不必然正相关。
2、从企业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是为获取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应是使其投资收益最大化,如果以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评判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标准,则意味着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与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是相统一,但在以两权分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的目标并不一致,企业经营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过分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张,通过购并所带来的企业规模的扩张与股票价格的攀升,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经营利益,但在购并之后,由于购并双方在经营模式、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经营风险会急剧上升,企业的投资者利益必然会受到影响,由于投资者和经营者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客观存在,投资者不能把握经营者决策的真实目的,因此,投资者为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就必须用某种直观的标准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和评价企业的经营效果,这一标准就是投资收益最大化,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的市场价值与投资者投资收益也不必然正相关。
3、从评价标准的可操作性来看,由于企业的市场价值是由股票和债券的市场价值组成的,要使其作为衡量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标准,必然要求它们的市场价值可测量,但由于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绝大多数企业的市场价值很难正确测定,因此,将企业的市场价值作为评价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并不能完全成为评判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唯一标准,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应以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相统一为标准,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情况的普遍存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统一,企业经营者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润分配方案,使得企业即使达到了利润最大化,投资者也无法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国家作为国有资本的代表监督尚不到位,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证券市场都不完善的情况下,经营者在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上拥有过大的权力,给国有企业经营者制定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利润分配方案提供了契机。因此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现阶段,宜以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双重标准的统一作为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标准。
无锡市的国有企业历史悠久,产业门类齐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无锡经济的一大特色和优势。近几年来,无锡市的国有企业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通过逐步理顺职工劳动关系,基本形成了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职工就业市场化、管理制度现代化、保障体系社会化的新格局。但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化程度日趋提高的形势下,随着外资企业、个私企业等多种经济成份的共同发展,无锡市的国有经济比重有所下降,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问题,主要表现为自有资本严重不足,负债比例过高,债务结构不当以及不良债务的大量存在,这些问题已严重制约着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大企业大集团的培育发展。
2003年无锡市100家优秀企业资本结构情况对比表(单位: %)
项 目
经济类型 企业
比重 资产负债率 流动负债
占总负债比率 第一大股东
股权比重 总资产报酬率
合计平均 100.0 58.8 54.6 40.6 5.2
其中:国有企业 28.0 69.9 78.5 45.5 3.6
集体企业 12.0 45.4 68.6 36.2 6.8
合资企业 19.0 57.8 43.4 32.3 6.4
民私企业 25.0 50.8 45.6 43.6 12.6
外资企业 16.0 38.9 49.5 33.9 15.4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数据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无锡地区国有企业与其它经济类型企业在资本结构上的特点,其主要特征有:
1、资产负债率偏高。虽然资产负债率的高低没有任何公认的国际标准可言,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对负债率选择的标准也有较大的差别,但从实施负债经营的企业来看,负债是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为企业带来财务杠杆收益,过渡负债经营就会产生财务风险,当企业无法实现财务杠杆收益,资金使用效益与利息倒挂时,高负债率即成为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
2、负债结构不合理, 流动负债过多,长期负债较少。从负债的构成来看,只有长期负债才会影响到企业的资本结构,如果流动负债在企业负债中占较大的比重,企业的资本结构看似合理实则有较大的财务隐患,因为短期负债的偿债风险要高于长期负债,对企业的生存威胁更大。
3、权益资本结构不合理, 投资主体多元化程度低, 国有资本集中度高。企业股权结构的集中或分散对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有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企业股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但会增加治理成本,而股权的过度分散便会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一股独大”特征,会弱化公司治理的约束能力,国有企业业绩较差,治理效率不佳,与国有股权比重过高呈正相关关系。
1、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造成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现状的原因反映在两个方面,即资本金的先天投入不足和后天补充无路。自实行“拨改贷”政策以来,国家以财拨款形式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投入已近于取消,企业只能以银行贷款作为主要资金来源,其结果是导致企业对银行的高额负债。同时,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利润分配上过多考虑财政收入,忽视企业的长远发展,虽然逐步加大了企业留利比例,但积累仍显不足,在资本金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企业要扩大再生产,也只能靠负债经营。
2、从企业自身行为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吃惯了财政和银行的大锅饭,缺乏资本结构意识,在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前,定额流动资金部分基本上由财政拨款供给,以后又单纯依靠银行信贷融资,由于经营机制没有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国有企业由原来吃财政的大锅饭变为吃银行的大锅饭,加剧了企业的负债经营,风险集中转移给了银行。一些企业对贷款投资的项目缺乏科学的可行性研究,投资效益差,致使长期不能还本付息,债务负担越来越重。
3、从社会原因来看,金融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配套,以及投资体制改革滞后等经济环境的综合作用也是造成企业债务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不合理是由其开办目的、管理制度和投融资体制上的特点所决定的。从开办目的来看,国有企业虽然也有盈利性要求,但往往不是唯一目的,有些国有企业在开办之初就担负着调控国家经济和实现国民经济总体及长远发展规划的使命,对于有些重要行业和产品,明知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盈利,也需要由国家来投资开办,在有些历史阶段,国有企业还承担着增加就业、调整产业结构、提供福利产品等社会责任,盈利性目标没有成为国有企业开办的首要目的也就不会产生优化资本结构的内在动力。从管理制度上看,由于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同一性,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经营者的职位往往是行政职务,经营者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不负有直接的经济责任,也不需要为了实现产权的流动而谋求企业市场价值的最大化,使投资者获取必要的投资回报。从投融资体制上看,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长期在国家计划安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短期资本均由财政或银行提供,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资本成本,也不需要通过研究资本结构问题理性选择最优资本结构。正如前例中反映的国有企业与其它企业在数据对比上的差异一样,国有企业的不以盈利性为开办目的,不以市场价值最大化为投资者目标,以及扭曲的投融资体制等均造成了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不合理性,实际经营中的资本结构选择也违背了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收益最大化相统一的标准。
综合现代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和对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现状的分析,在确定最优资本结构时,应当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遵循以下原则:
1、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嫌得利润,良好的资本结构不仅不应阻碍企业的生存,而且还要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因此,所确定的资本结构首先应满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当企业规模迅速扩大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此时,企业为了能筹集到资金,往往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承担较高的资本成本,但企业又不能仅为了保持资本成本小而放弃良好的发展规划,所以,满足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便成为确定资本结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此外,企业在优化资本结构时,还必须注意确保企业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为防止因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而破产,必须重视债务资本比重,保证有足够的权益资本作后盾,同时,还应科学地确定债务结构,合理安排债务期限,以免因到期日集中而加大企业偿债压力。
2、有利于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必须实现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变,并构造出既有利于合理制衡又有利于科学决策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改善所有权不合理导致的治理结构虚化和治理机制失效问题,通过弱化政府的支配权,来解决传统国有企业支配权“越位”问题,通过有效地监督与制衡经营者,来消除“内部人控制”现象。
3、有利于提高资本收益率。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是扩大所有者收益,提高资本收益率,因此,企业在筹资时,尤其是举债时,应以盈利为出发点,力求调整资本结构,使负债经营所获收益尽可能多地超过负债经营成本,进而提高所有者投人的资本收益率,对国有企业而言,则是要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率,也即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
4、注重弹性,有利于资本结构的再调整。企业的盈利水平、经营管理状况、资产结构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地会影响资本结构的确定。这些因素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资本结构也理应作出适当的调整。可见,资本结构是一种动态组合,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在作筹资决策时,应选择一些弹性较大的筹资方案,给资本结构的再调整留有余地。
在进行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调整时,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如现有资本结构弹性较好,有增加或减少投资的机会,企业有一定的盈利能力,有债务重组的可能等。还必须综合分析影响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各项因素,如资本成本、财务风险、经营风险、贷款人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态度、企业的成长性、获利能力、企业资产债务结构和行业因素等。
1、与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制相结合。在目前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按照产业发展政策进行增量投入不会对资本结构的改善有积极作用,甚至会加重原有结构的扭曲,以财政注资方式用于扩大所有者权益的资金有限,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为此,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在组织形态方面,应将国有独资企业比重降至最低,改组和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实现产权多元化。同时,应采取多种方式,科学设计企业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设计股权结构并不是要有意压低或减少国有资本,恰恰相反,应该通过审计、资产评估等手段,科学核实和估算国有资本,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2、存量调整和增量注入相结合。存量调整,即在不改变现有资产规模的基础上,根据目标资本结构的要求,对现有资本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增量调整,即通过追加筹资量,以增加总资产的方式来调整资本结构。有时还需要进行减量调整,即通过减少资产总额的方式来调整资本结构。
3、资本结构的改善与财务管理活动相结合。企业资本结构的改善必须有利于财务杠杆利益的提高。企业应通过合理配置资产,加速资金周转,降低产品成本,改进产品质量等措施,促进盈利能力的增长,并将各类负债的加权平均利率作为投资利润率的最低控制线,以防止发生负的财务杠杆利益。企业还应通过比较各金融机构的信贷条件和各种举债方式的特点,选择适合本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需且利息成本较低的负债资金。另外,企业还可以通过选择合理的还本付息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借款实际利率,根据企业资产配置的要求,优化借款结构,在不增加筹资风险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利用短期贷款。
就整体情况而言,目前国有企业失衡的资本结构已极大地制约了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采取何种策略理顺企业的资本结构,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对此,笔者通过总结无锡地区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经验认为,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治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存在万全之策,任何可行的策略也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要从根本上扭转国有企业在资本结构上的弊端,必须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即按照国有企业的重要性程度,将企业划分为三大类,不同类别使用不同的资本结构治理手段,实行分类治理和调整:
第一类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性行业和对地方财政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大企业、大集团。为了加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应由国家财政直接注入增量资本增加企业净现金流量,迅速地改变企业不合理的资产结构,扭转企业资金紧张的局面,这些是存量资本结构治理所无法实现的。所需资金可由第二类国有企业的退出资本来提供,作为该类企业的追加资本,不会对国家财政形成太大的压力。
第二类为竞争性行业中的优势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行业中有一定的发展前途,但采用直接注入资本的方式将会使国有股比重增大,因此选择存量资本调整的治理方式是必然的选择,但凡通过企业改制、重组、兼并,以及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和无效资产,实行不良债务重组等手段,都可以实现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
第三类为陷入严重财务困境,属于竞争性行业中的中小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市场化竞争,这些中小型企业很大部分都已陷入极度的财务困境,资金周转不灵,有的企业已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在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再加上低下的信用等级和单一的筹资渠道局限,要扭转目前的财务困境绝非易事。对于该类企业,由财政直接注入资金的方式是完全行不通的,而存量资本结构治理也已失去了运作的基础,在此情况下,采用出售、关闭、破产清算等多种形式退出市场,卸下债务包袱是唯一的选择。
调整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势必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各项功能和作用。资本市场对已经进入的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治理结构的变化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通过轨范的公司制改革,资本市场获得了产权清晰、资本结构优化、法人治理结构较为完善的企业资源,为资本市场的规模化经营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开放的、高度市场化的资本市场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增加企业投资主体提供了可能,从而为国有资本的进一步流动和优化配置奠定了基础。资本结构调整对企业自身的意义则更加重大:
第一,可以大力推动国有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促使其真正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投资主体多元化将不同产权性质的资本与现代企业的经营机制、管理体制有效地结合,使企业面对市场展开公平竞争,并通过各类资本的流动与重组谋求自身的发展和增值。
第二,可以有效地改善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在引入新的投资时,也就引进了新的股东,多元化的股东结构比国有独资形式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可以更好地发挥制衡和监督作用。
第三,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的透明度,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企业,必须定期接受外部审计,按照规则向股东公布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数据,这样不仅有利于其他股东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而且有利于国有股东监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经营效果。
第四,有利于通过“股权”问题的解决进而解决“债权”问题。股权与债权似乎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问题,通过直接融资而扩大自有资本金比重,会相应降低负债比重,所引起的只是资产结构上的变化。然而,在这种结构变化的后面,主角是行使股权的股东,由负债筹措到的资金是由股东及其选定的经营者使用的,国有企业存在的债务问题,主要不是负债率本身的高或低,而是现有的股东及其经营者对负债资金缺少使用上的责任心。所以,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问题的解决,关键还是要改变企业股东及其经营者的行为,否则,减下来的债还会增上去。
此外,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但将使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多元化步伐大大加快,也将会使更多的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国有经济的投资领域,这对于企业做大做强非常重要,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把各种不同类型出资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在市场竞争中完全可以实现多赢的局面。
在推进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实现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若干难点问题,如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国有资产投资制体,实现国有资产的有序流动和有效监管;如何建立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实现责权利的统一;如何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如何发挥产权交易市场的作用,为合理配置国有企业资源提供平台等,均为今后的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留下了丰富的研究课题。
1、戴文标,任熹真:《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标推探析》,经济学家,200l,4。
2、李维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资本结构、公司治理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3、黄胜平:《无锡竞争优势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4、胡援成:《国有企业“债转股”与资本结构优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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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企业较高的资产负债水平以及缺乏经济效率的资本结构问题,要找到优化资本结构的方法,合理安排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比例,利用财务杠杆,提高公司价值,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财务杠杆利益与风险及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1 概念阐释
1.1 财务杠杆
财务杠杆又称融资杠杆,不管企业的营业利润多少,债务利息和优先股的股利都是固定不变的。当息税前利润增加时,每1元利润所承担的固定的财务费用就会相对降低,这为普通股股东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种举债经营的方式对股东收益的影响,称为财务杠杆,它是指由于在企业资本结构中存在着固定的债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务利息和优先股股利而导致普通股每股利润变动幅度大于息税前利润变动幅度的现象。
财务杠杆系数=(普通股每股收益变动额/变动前的普通股每股收益)/(息税前利润变动额/变动前的息税前利润)=每股收益变化的百分比/息税前利润变化的百分比。
1.2 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因使用债权融资而产生的财务杠杆效应,使得在未来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增加了由权益资本承担的额外风险,使企业的净资产下降。如果企业营业情况良好,投资回报率大于负债利息率,则获得财务杠杆利益;如果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投资收益率小于负债利息率,则面临财务杠杆损失,甚至导致企业破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企业运用负债所承担的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的高低主要由财务杠杆系数的高低决定。一般情况下,如果息税前利润提高,则权益资本的收益率会以更快的速度提高,企业可以得到财务杠杆的正效应,亦称财务杠杆利益;如果息税前利润率下降,那么权益资本利润率会以更快的速度下降,从而风险也增大,会出现财务杠杆的负效应,亦称财务杠杆风险。财务杠杆系数越大,权益资本的收益率相对于息税前利润率的弹性就越大。
1.3 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资本的价值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是企业一定时期筹资组合的结果。合适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实现财务杠杆利益,使企业的权益资本获得更高的收益率。
1.4 最佳资本结构
最佳资本结构是使公司价值最大或股价最高的资本结构,亦即使公司资金成本最小的资本结构。最佳资本结构能使企业充分获得财务杠杆利益,降低财务风险和资本成本。因此,要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就要合理安排资本结构中负债的比例,对风险和收益进行充分全面的权衡考量。
2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
2.1 负债结构不合理
负债结构是指上市公司借入资金的期限结构、利率结构等。一般来讲,负债期限结构中应根据生产经营中不同的资金需求合理安排短期、中期、长期负债,并保持适当的比例,避免因负债期限不合理而导致的企业资金流动性紧张和缺口。从近期上市公司的负债金额上看,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流动负债水平偏高,占负债总额的70%以上,极大地增加了企业资金的流动性风险。
2.2 资产负债率较高
资产负债率体现在总资产中负债的比例是多少。国内上市公司在筹资方式上,外部筹资的比例很高并且在外部筹资中更倾向于债权融资,股权筹资进程缓慢,导致资产负债率偏高。此外,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融资体制造成了国有企业负债过高的情况,使得企业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加大。国内许多中小企业没有形成优化资本结构的意识,通过提高负债水平的方式盈利,很难利用财务杠杆,获得利益,反而加大了财务风险,使企业缺少盈利的可持续性。
3 从财务杠杆效应视角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为了解决企业较高的资产负债水平以及缺乏经济效率的资本结构问题,要找到优化资本结构的方法,合理安排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比例,利用财务杠杆,提高公司价值,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具体方法如下。
3.1 加大股权融资的比重
对企业而言,需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并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创造价值,提高公司资信,为增加股权融资打下基础。增加股权融资在资本结构中的比例,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进一步降低财务风险。此外,股权融资需要发展更加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使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彼此形成风险约束和利益制衡机制,规避企业经营风险。
3.2 债权转股权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企业在银行的不良资产,把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控股与被控股的关系,实现债权转换为股权,降低了企业偿债的压力,有效化解了财务风险;同时,能够使资本结构更加合理,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改善企业经营,增加企业资信。
3.3 资产重组
资产重组主要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的公司并购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公司,使重组公司的整体负债比例下降,优化企业资本结构,降低企业资本成本,化解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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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是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它的运行效率决定并购交易的效率。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是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1]。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企业迁移现象变得异常活跃。尤其是依赖自然资源为开采、加工对象的资源型企业的企业,在东部发达省份环境管制日益严格、所在地资源耗竭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迫于竞争激烈、成本上涨、环境质量、产业结构布局等多重压力之下,资源型企业正在通过生存空间的转移来完成其战略性升级的目标。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对资源型企业的迁入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甚至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这些政策对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具体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对于各地区根据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引导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企业迁移理论最早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学者关注的是当时美国制造业从东北部向东南部的迁移现象。随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也对企业迁移现象进行研究。国外关于企业迁移的研究多是实证和案例研究,其主要内容是研究企业迁移的动因[3-6]、影响因素[7-10]、决策过程[11-15]以及政策对企业迁移的影响等方面。
国内学者对企业迁移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始于本世纪初,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动机、模式等方面。而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也主要是从产业转移的宏观视角进行研究。
从企业迁移视角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但成果还比较少。徐敏燕、黄祖辉从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无标度网络性出发,研究了资源型产业集群企业迁移的效应,认为企业外迁有利于突破内部的强联系,加强外向关联,化解风险[29]。李存芳等运用组织行为学和系统工程学的理论,从决策偏好,法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成本,经济区位,政策引力,民众素质7个因素研究了可耗竭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认为只有区位成本最终表现为负的影响,其他因素都为正的影响[30]。刘颖、周沂、贺灿飞基于32 家浙江省上虞市污染企业及相关部门的访谈,研究了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内部因素。
对资源型企业而言,无论是原区位的管制政策还是目标区位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的迁移决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目前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研究还不多见,更鲜见政府政策对企业迁移影响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对资源型企业大样本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以及不同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影响的差异性。
2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
企业的迁移既受地方或中央政府各种政策的影响,也受到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和成本、竞争力的获取和保持、情感寄托和个人偏好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借鉴Eenennaam和Brouthers以及Burmester等学者的研究,将影响企业迁移意愿与决策的因素分为四大类: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战略因素和情感因素,同时加入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两个控制变量(见表1)。
表1中的政策因素下共有七个二级指标,包括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
(1)环境管制:政府通过制定有害物质的排放标准来控制、最优收费水平来提高环境污染者的生产成本。而治理污染的高成本是一般的企业无法承担的,苛刻的环境管制政策阻碍一些企业的进入,迫使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迁往郊区或欠发达的地区。
(2)行政效率: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本文中主要指政府机关为以最少的成本、快速低为企业办理合理的事项。对于迁出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企业外迁的可能性小些;而对于迁入地来说,政府的办事效率越高,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3)土地优惠:为了鼓励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的迁入,政府给予减征或分期缴纳土地使用费,鼓励和引导客商以租赁等形式使用区内企业闲置的厂区、厂房等 。土地优惠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4)税收优惠:免征或减免企业所得税,同时给予技术和研发费用的支持。税收优惠的政策越多,越吸引企业的迁入。
(5)政府配套设施:政府配套设施包括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政府在配套设施方面的投入的倾斜,更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带动一批相关或配套企业跟随迁入。
(6)信贷支持: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和新建厂房所需的资金,企业搬迁过程中要支付高额的运输费、损失迁走期间的销售额,并且伴随大批员工的流失,政府加大对企业搬迁的补偿,和企业、银行三方建立保证金制度,放松信贷条件但并不降低风险,为企业迁移解决资金衔接的困难。
(7)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制定标准使企业的产品更容易获得认证,竞争力更强,销售业绩更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让企业在区域间占据一席之地,分享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企业在当地稳定发展,迁移倾向越小。
3数据收集与模型分析
3.1数据收集和数据预处理
本次研究对象为江苏徐州、湖北武汉、湖南新晃、贵州铜仁等地的资源型企业,样本点跨越了东中西三个区域,数据真实且代表性较强。源型企业的有效问卷数为124份,其中食品加工业企业43家,纺织业和羽毛绒制品业企业15家,造纸及纸制品企业3家,金属矿产品加工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包括水泥制造、砼制品、陶瓷制品及石灰建筑材料、重晶石)15家,黑色金属矿采加工业31家,有色金属开采加工企业17家。
调查问卷以选择题为主,同时用李克特5级打分法将定性指标量化,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调查、企业迁移意愿调查以及企业迁移效果,涉及政策、经济、情感、战略因素,区位、内部以及外部因素。
对情感因素、政策因素、战略因素和经济因素使用加权方法,得出综合性衡量指标,权重为二级因素的列总和占全部总和的比例,分别用情感、政策、经济、战略表示四个综合性指标。
当各政策因素对企业具有影响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对于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当企业做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1;当企业不作出迁移决策时,赋值为0。企业规模的指标采用国家分类标准,按照行业门类、大类、中类和组合类别,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将我国的企业划分为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共四级,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企业规模分为小型和中大型,小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微型和小型,中大型包括国家分类标准中的中型和大型,分别用0和1表示。企业年龄分为两级,10年以下和10年以上的,分别用0和1表示。
本文首先用经济、情感、政策、战略和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共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指标做logit回归,观察这六个指标对企业迁移决策概率的影响情况,再引入政府政策的各个二级因素,以考察在控制其它三个一级指标和两个企业属性指标的情况下,各个政策二级因素对企业迁移的影响。
3.2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大因素分析的总样本容量为124个。表2给出了这四大因素和企业年龄的描述性统计量,包括极小值、极大值、均值和标准差。
资源型企业迁移样本中,未发生迁移行为和发生迁移行为的企业数量占比分别约为66.1%和33.9%。企业年龄中,10年以下的企业占比71.8%,10年以上的占比28.2%。小型企业和中大型企业占比分别约为29.8%和70.2%。研究对象认为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政府配套设施、信贷支持和公平竞争环境对其企业本身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的占比分别约为31.5%、79.0%、37.9%、21.8%、40.3%、45.2%和61.3%(见表3)。
3.3参数估计
对各变量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为企业迁移行为,第一个模型中将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将战略、情感、政策和经济因素对企业迁移行为做Logit回归,第二个模型将战略、情感、经济、企业规模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政策因素的各个二级指标对企业迁移行为做Logit回归,分别记为
①对模型做初步回归时,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且方差来源为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三个变量,故将三个变量的交叉变量引入模型。另外,cook距离和残差显示出样本存在六个异常观测值,删除异常值后实际使用样本容量为118个。
模型1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的情况下,模型1中情感、政策和经济因素均通过了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P<005)。这说明作为综合性指标的政策、经济和情感因素确实对企业迁移行为发生了影响。其中,政策和情感因素都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因素则为一个阻碍因素。政策因素的作用力度大于情感因素,分别约会导致企业迁移行为发生概率增加8倍和6倍。经济因素之所以成为企业迁移的阻碍因素,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有着强大的市场力量和消费群体,市场辐射力强大,企业愿意留在原地,保持市场份额,有利于未来发展。而企业迁移的目标区位虽然在原材料、土地与劳动力成本上可能具有优势,但是信息与技术、交通物流成本、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对落后于企业原所在地,因而成为阻碍企业迁移的障碍性因素。
模型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因素有环境管制、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配套设施是影响企业发生迁移行为的最显著因素,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为阻碍因素,行政效率因素低的地区企业发生迁入行为的概率只约为行政效率高的地区的6.8%。
3.4模型检验与预测
对模型系数的整体显著性、模型适宜性、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多重共线性、异方差进行检验(见表5)。卡方统计量对应的P值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估计的参数整体是显著的。
表6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通过判决系数R方的两个指标Cox & Snell R 方和Nagelkerke R 方,可以看出模型2的拟合优度好于模型1,说明控制经济、战略和情感因素和企业年龄、规模的情况下,政策因素整体上对企业迁移行为有良好的解释。
表7说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个模型都是适宜做Logit回归的。
多重共线性检验采用VIF和容差统计量,一般认为,VIF大于10时,容差接近于0时多重共线性问题才是一个
严重问题,而结果如表7所示,VIF均小于10,容差指标均远大于0,两个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的异方差检验结果表9。使用Levene方差齐性检验,原假设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Levene统计量的值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两个模型均不存在异方差。
表10给出了两个模型的预测情况,模型1对被解释变量已迁移行为的预测准确率为70.7%,对未迁移行为的预测率为66.3%。模型2的这两个比例分别为87.8%和63.2%。两个模型预测效果均较好,回归结果可靠。
4结论与启示
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受外部环境与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其中政策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大于战略与情感因素,而经济因素在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中具有阻碍作用。而在政府出台的各项具体政策中,对企业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其中,政府配套设施是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则是阻碍企业迁移的因素。因此,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各地政府应在考虑影响企业迁移的各种因素基础上,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应针对不同政策措施对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程度的不同,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从而鼓励和引导企业合理迁移。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推动本地资源型企业外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仅靠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是不够的。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等经济要素的建设以及使得企业家在新区位获得归属感等情感因素,也是影响企业迁入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要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与营造创业、壮业、强业、乐业的环境与氛围,吸引包括资源型企业在内的更多类型企业主动来投资创业。
另外,资源型企业的迁移会造成污染的空间转移,中西部地区应高度重视资源型企业迁移中的环境负外部性,否则,中西部地区难免会重新走上沿海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最终导致严重的环境退化甚至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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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偏好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影响家庭风险资本市场投资决策的因素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影响家庭风险资本市场投资决策的因素研究
家庭是社会重要的微观主体,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对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越来越大,投资组合日益多样化。为了实现家庭财富的增值,许多家庭开始投资于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风险资产。不同的家庭,由于收入、风险态度、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在各种资产的持有比例方面存在着“异质性”。研究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是风险态度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因素,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验证了“风险偏好者更偏好风险资产”这一理论;二是尝试探讨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否会对家庭投资风险资产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关于家庭资产投资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不少文献积累:Gollier(2001)研究发现,居民风险偏好程度的不同,会导致其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有所不同;Fratantoni MC(2001)研究表明,房产的价格风险对于股票持有具有挤出效应,特别是对于那些金融资产净值低的投资者来说更为明显;史代敏和宋艳(2005)运用微观数据建立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TOBIT模型,得出可供家庭选择的金融资产品种较少,从而使得家庭金融投资受限的结论;陈莹等(2014)基于probit模型,利用江苏某银行提供的13000个客户的详细资料,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样本家庭的资产配置存在显著的家庭生命周期效应;还表明,我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财富、年龄、收入、房贷等多种因素;魏先华等(2009)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基于2009 年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居民对社会的信任度和满意度的提高能增加居民家庭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的结论;何兴强等根据2006 年中国9 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收入风险高及拥有商业或房产投资的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概率更低,享有医疗社会保险或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居民的投资概率更高,风险规避程度对其投资概率没有显著影响;吴卫星等(2011)运用资产参与和资产分配模型,分别讨论健康状况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健康状况不显著影响其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决定,但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健康状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况不佳会导致这一比重较低;吴卫星和齐天翔(2007)以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得出替代效应、生命周期效应、财富效应以及住房投资的挤出效应等在我国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一)模型选择和指标设定
本文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来估计各个解释变量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与否及参与度的影响,总共有两个方程:
riskasset=α1+β1educ+β2riskattitude+∑βiZ+ε
riskasset_canyu=α2+β3educ+β4riskattitude+∑βjZ+ξ
其中α表示常数项,Z代表各个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金融资产总量、经济预期、利率预期、房价预期、物价预期、是否拆迁、农村与否、地域范围、房屋价值等变量,educ表示受教育程度,riskattitude表示家庭的风险态度,ε表示扰动项。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分别为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和参与程度。这里的风险资产是指股票、基金、衍生品、黄金和不包括国债的债券。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用riskasset表示,0代表没有参与风险资产投资,1代表参与风险资产投资;风险资产参与度用riskasset_canyu表示,指风险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在0-100%之间。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1年采集的CHFS数据,该数据涵盖了25个省、市、区,最终收集到有效家庭样本8443个,并且样本分布均匀,既包括贫困地区,也包括富裕地区,保证数据有效。
(三)变量说明
性别:采用虚拟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为0;受教育程度:采用虚拟变量,受教育水平为小学时赋值为1,其他为0,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采用同样的赋值方法;年龄及年龄的平方:分别使用户主的年龄及其平方;婚姻状况:采用虚拟变量,已婚赋值为1,其他为0;家庭收入:采用家庭总收入;金融资产:采用家庭总金融资产持有量;家庭规模:采用家庭总人数;风险态度:采用虚拟变量赋值,风险偏好赋值为1,风险厌恶赋值为0;经济、房价、物价预期分别使用家庭对未来三者的预期衡量;拆迁:采用虚拟变量赋值,拆迁过赋值为1,否则赋值0;家庭户口:采用虚拟变量,农村赋值为1,否则为0;地域分布采用虚拟变量赋值,中部时赋值为1,其他为0,西部参照同样的赋值方法;房屋价值:使用家庭房产的总价值。
在实证前首先用Stata对各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过程略),分析得出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家庭共有1023家,占总样本的12.13%;在教育程度上,样本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水平上,初中和高中共计占比50%左右;在风险态度上风险厌恶的家庭占比61.82%,风险偏好的家庭仅占38.18%。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对各因素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和参与程度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第一列可以看出,年龄以及年龄的平方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存在显著的影响,年龄平方的系数是负数,说明年龄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呈倒U型,可以说在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生命周期现象。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都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户主性别、家庭规模、是否拆迁、家庭所处地域对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没有显著的影响。
风险偏好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相比于风险厌恶的家庭,风险偏好型家庭更愿意参与风险资产,这是因为当家庭是风险偏好者时,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大,为获得更高的收益,他们倾向于投资风险资产;当家庭是风险厌恶时,家庭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小,他们倾向于不参与风险资产投资。
受教育程度表现在家庭成员学历的高低上,学历的高低对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在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相比较于文盲,学历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在高中以上学历中,学历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高中及以下学历所获得的知识基本都是通识知识,没有关于金融的专业知识,而高中以上的学历接触专业知识的可能性就大很多,对风险资产的了解也越多,所以他们更可能投资于风险资产。博士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博士的数据较少所造成的偏差。
通过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的Tobit模型分析结果反映在表1第二列中。与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一致,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也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年龄存在着“倒U型”的影响。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对风险资产参与度有显著的影响,这里金融资产总量的影响是反向的,可能是被解释变量的分母是金融资产总量,所以才会有负向的影响。而户主性别、家庭规模、是否拆迁对风险资产参与程度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另外,相比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对风险资产参与度有反向的影响。风险态度对风险资产参与深度有显著的影响,即当家庭是风险偏好时,家庭倾向于更多的参与风险资产;当家庭是风险厌恶时,倾向于减少风险资产或者不参与风险资产。受教育程度,即学历的高低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在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相比较于文盲,学历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在高中以上学历中,学历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影响。
本文根据2011年的CHFS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从影响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因素来看,我国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受到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风险态度、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其中风险态度对风险资产的参与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风险偏好者更可能投资于风险资产。在教育程度上,高中以下学历对风险资产参与不存在显著的影响,高中以上学历对风险资产参与决策会产生显著影响。
从影响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因素来看,我国居民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受到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风险态度、预期、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家庭户口、房屋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地域差别不明显,仅仅能确定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更不倾向于股票投资。性别也不存在显著影响。其中风险态度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的影响,风险偏好者倾向于更多的投资于风险资产,而风险厌恶者会少投资或者不投资风险资产。教育程度对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在高中以上学历影响显著,在高中以下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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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均为结构性上涨,主要推动因素包括生产成本提高、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投机性炒作和气候变化四个方面。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国物价结构性上涨的影响因素及其未来走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近年来我国物价的上涨均为由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引致的结构性上涨。2010年1月份以来的物价持续上涨,主要是由食品、居住、服务消费的支出价格上涨拉动的。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是生产成本提高、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投机性炒作和气候变化四个方面。我国物价存在长期上涨的压力,但短期内即将见顶回落。
[关键词] 物价;影响因素;发展趋势
【论文正文】
我国物价结构性上涨的影响因素及其未来走势
2010年1月份以来我国物价涨幅持续提高,从结构看是食品价格、居住价格和医疗保健价格持续上涨拉动的,但内在因素依然是成本上涨、水电燃料提价、投机性炒作和自然灾害严重。从推动物价上涨因素的变化趋势看,我国物价存在长期上涨的压力,但短期内即将见顶回落。
2003年1月份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出现三次持续大幅度上涨,分别发生在2003年1月到2004年6月、2006年6月到2008年2月和2010年1月至今三个时期。从结构看,每次CPI出现持续大幅度上涨,均是由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拉动的。2010年1~10月份我国CPl月度同比涨幅从1.5%提高到4.4%,从食品、烟酒、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和居住等八大类消费支出物价涨幅看,食品价格上涨依然是主要拉动因素,但医疗保健和居住消费价格的上涨也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总体看,本次CPI的大幅度上涨与2004年和2008年的物价上涨一样,仍然属于结构性上涨。
从八大分类消费支出价格对CPI涨幅的贡献看(见表1和图1),食品价格上涨是历次CPI涨幅提高的主要因素,如2004年、2007年和2008年CPl分别上涨3.9个百分点、4.8个百分点和5.9个百分点,由食品价格上涨拉动的CPI涨幅分别为3.28个百分点、4.02个百分点和4.67个百分点,分别占当年CPI涨幅的84.1%、83.7%和79.1%。按2005年1月份以来食品价格占CPI的平均权重(32.65%)估算,2010年食品价格涨幅从1月份的3.7%提高到10月份的10.1%,对CPI涨幅的贡献从1月份的1.21个百分点提高到10月份的3.3个百分点;1~10月份CPI累计3个百分点的涨幅中,有2.12个百分点由食品价格上涨拉动,占今年前10个月CPI累计涨幅的70.9%。
居住价格上涨是推动我国CPI涨幅提高的第二大因素。2004~2008年期间,居住价格涨幅在4.5个百分点到5.5个百分点之间,居住价格的上涨每年拉动CPI涨幅提高0.72—0.87个百分点。2009年居住价格下降3.6个百分点,但2010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居住价格涨幅再度提高,从1月份的2.5%提高到6月份的5%,6月份以后居住价格涨幅略有回落,但到10月份又提高到4.9%,前10个月累计上涨4.2%。按2005年1月份以来居住价格占CPI的平均权重(15.89%)估算,2010年前10个月居住价格上涨对CPI涨幅的贡献为0.67个百分点,占今年
2003~2009年期间医疗卫生价格波动幅度不大,对CPI涨幅影响较小,但2010年1月份以来医疗卫生支出价格明显上涨,成为推动2010年CPI涨幅提高的第三大因素。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支出价格从2010年1月份的2.3%提高到10月份的3.7%,1~10月累计上涨3%,按2005年1月份以来医疗卫生支出价格占CPI的平均权重(7,36%)估算,前10个月医疗卫生支出价格上涨对CPI涨幅的贡献为0.22个百分点,占今年前10个月CPI累计涨幅的7.4%。
除居住和医疗卫生支出之外,2003年以来其他五类非食品消费支出价格涨幅变化较小(见图2),对CPI涨幅的影响也相对较小。2003~2009年期间烟酒价格波动幅度介于-0.2个百分点到2.9个百分点之间,对CPI涨幅的影响介于-0.01个百分点到0.33个百分点之间。2010年前10个月烟酒价格涨幅基本稳定在1.6%,对CPI涨幅的贡献平均为0.18个百分点。2003年1月份以来衣着和交通通讯价格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对CPI上涨起到了抑制作用。家庭设备用品价格在2003年到2005年处于小幅度下降状态,2006~2009年有小幅度上涨,但对CPI涨幅的影响较小。文化教育支出价格在2003~2005年有较大幅度上涨,但2005年以后趋于下降,2010年前10个月仅上涨0.6个百分点,对CPI涨幅的贡献只有0.09个百分点。
2001年1月份以来我国粮食、肉类产品、水产品、鲜菜和鲜果等主要食品价格均呈周期性大幅度波动状态,且上涨幅度均大于回调幅度,使食品价格总体上呈周期性上升趋势。月度累计食品价格涨幅的趋势值从2001年1月的-0.93提升到2009年4月的8.07之后趋于回调,但周期性波动在2009年7月份以后进入复苏状态,在2010年10月份接近趋势值,即将进入周期性扩张阶段。鉴于周期性波动值的回升速度大于趋势值的回调幅度,未来一段时期食品价格仍会上升。
(一)我国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点
从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构看,2003—2007年期间,由于各类食品价格上涨的时点、幅度不同,且各类食品价格在食品总价格中权重不同,导致各类食品价格上涨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拉升作用存在较大差别(见图3、图4和表2)。如2003年鲜菜价格大幅度上涨,但其他食品价格涨幅较小,鲜菜价格上涨成为2003年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2004年鲜菜价格下跌,但粮食、肉类和水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拉动食品价格上涨10.56个百分点。2006年鲜菜和鲜果价格大幅度上涨,拉动食品价格上涨2.72个百分点,但占食品价格权重很高的粮食、肉类和水产品价格涨幅较小或出现下降,当年食品价格仅上涨2.6个百分点。2007年1月份以后鲜菜、鲜果价格下降,但粮食、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涨幅大幅度提高,导致200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7.6个百分点。
2007年6月份以后各类食品价格出现同步上涨态势,食品价格因此出现加速上涨,特别是2007年12月份以后,粮食、肉类产品、水产品、鲜菜和鲜果价格均大幅度上涨,最后引致2008年食品价格暴涨,2008年2月份到6月份食品价格涨幅一直维持在21%左右,导致我国经济出现了CPI涨幅超过8%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
2010年1月份以来,我国粮食、肉类产品、水产品、鲜菜和鲜果价格再度共同上涨,引致食品价格涨幅不断提高。特别是鲜菜和鲜果价格大幅度上涨,对食品价格涨幅的贡献显著提高:1~10月份,粮食、
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上涨共拉动食品价格上涨4.48个百分点,占食品价格涨幅的68.9%;鲜菜和鲜果价格累计上涨21.24个百分点和12.85个百分点,分别拉动食品价格上涨1.2个百分点和1.35个百分点,占食品价格涨幅的比重分别高达18.5%和20.8%。与2004年、2007年和2008年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构性因素相比,2010年前10个月食品价格上涨的主体因素仍然是粮食、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的上涨,但鲜菜和鲜果价格大幅度上涨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拉动作用明显提高。
(二)我国食品价格周期性上涨的内在因素
2003年以来我国食品价格的上涨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型特征。粮食价格上涨主要是由种粮成本提高推动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又会推动养殖成本的上升,引致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上涨(见表3)。
首先,近年来粮食价格的上涨基本上是由种粮成本上涨推动的。从直接因素看,近年来国内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对粮食市场价格的上涨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国内市场粮食批发价的涨幅基本与粮食最低收购价提升幅度一致,如2010年2月份国家将早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提高3.33%和10.53%,籼米和粳米的市场批发价分别上涨3.87%和19.61%;2010年10月白小麦最低收购价比2009年10月最低收购价提高5.56%,同期白小麦市场批发价上涨6.98%。但粮食收购价与市场批发价的提高,是由种粮成本的上涨推动,如2004年、2007年和2008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0.63%、7.69%和20.28%,加上用工成本的上涨,这三年粮价也出现大幅度上涨。总体看,近年来粮食价格的上涨基本上是成本推动型上涨。
其次,近年来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受供求关系变化影响较大,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成本推动型上涨。粮食价格的上涨会推动饲料价格上涨,最终将传导到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上。鉴于猪肉价格和其他肉类产品价格及水产品价格具有很强的比价关系,我们仅以猪肉价格为例分析肉价变动的供求因素及其与粮食价格的关系:2000年以来,由于粮价上涨、肉类价格偏低,养殖户亏损,2006年生猪存栏数和猪肉产量均出现下降,供给减少导致2007年和2008年肉类产品价格暴涨。
随着生猪存栏数量和肉类产量的增加,2009年肉类产品价格又出现较大幅度下跌,2010年2月份全国猪粮比价下降到5.87,再度下跌到养殖盈亏平衡点(猪粮比价为6)以下,2010年6月份猪粮比价一度下跌到4.76,使生猪养殖再度陷入亏损状态(见图5)。近期肉类产品价格上涨,猪粮比价恢复到2010年11月份的6.59,生猪养殖恢复微利状态。总体看,肉类产品价格与粮食价格高度相关,如果肉类产品价格偏离粮食价格过大、时间持续较长,会导致肉类产品价格出现大幅度波动。目前生猪存栏数和猪肉产量仍处于稳定增长状态,肉类产品价格的上涨仍处于粮价上涨推动下的恢复性上涨状态。
我国鲜菜和鲜果价格受季节性因素、气候因素、市场信息影响较大,但也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特征。2001年以来,鲜菜和鲜果价格波动基本表现为年初的供给淡季上涨、下半年供给旺季回调的周期性变化特点,反映了鲜菜和鲜果供求关系的季节性变化特点。但上涨幅度明显大于回调幅度,总体价格呈持续上升状态,反映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和用工成本提高等成本推动特点。2010年1月份以来,鲜菜和鲜果价格涨幅不断提高,是鲜菜、鲜果价格季节性回升的结果,但与往年下半年价格涨幅回调的走势不同,6月份以后鲜菜、鲜果价格涨幅仍居高不下,重要原因在于2010年年初的倒春寒和夏季自然灾害严重等气候因素对鲜菜、鲜果供给产生了较大冲击。同时,社会投机资金对大蒜、生姜等易于储存的农副产品进行炒作,也加大了鲜菜、鲜果等农副产品的涨价幅度(见图6)。
居民居住价格包括水电燃料、装修、租房等消费支出价格。从影响居住价格的结构性因素看,水电燃料和装修价格在居住价格中的权重大于95%,是决定居住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2002年1月份以来居住价格的三次较大幅度上涨主要由水电燃料和住房装修价格上涨拉动。其中2002年4月到2004年10月期间居住价格当月涨幅从一0,2%提高到6.8%,水电燃料价格上涨是主要拉动因素;2007年2月到2008年6月期间居住价格涨幅从3.7%提高到7.7%,是由水电燃料和装修价格上涨共同拉动的;2010年1月以来居住价格的持续上涨,则是水电燃料、装修和租房价格均持续上涨的结果(见图7)。 br>
从内在因素看,水电燃料价格上涨与资源价格改革等政策性因素和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等输入型因素关系密切。2000年以来,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加快了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次上调水电价格,煤炭、石油价格逐步转向市场化定价机制,水电燃料等资源类价格的上升推动了居住价格的上涨。同时,我国对石油、煤炭等资源的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大幅度上涨,在推动国内煤炭、石油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居住价格的上涨。2010年1月份以来居民用水电燃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即直接由国家上调水电价格和煤炭石油价格等燃料价格大幅度上涨推动。
房价上涨引致的建材价格上涨,直接提高了居住装修价格,间接推动居住价格上涨。从2002年1月份以来住宅价格、房地产投资、建材价格与居住装修价格的波动情况看(见图8),住宅价格的上涨刺激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提高,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扩张又拉升了建材价格,最终导致居住装修价格上涨。从变动规律看,住宅价格超前于房地产投资1~5个月启动,房地产投资超前于建材价格2~4个月启动,居住装修价格与建材价格基本同步变化。据此判断,2010年6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回调,10月份应是建材价格和居住装修价格涨幅的峰值。
在非食品消费支出中,2002年1月以来,家庭服务和旅游等服务类消费支出价格呈不断上涨趋势(见图9)。服务类消费支出价格上涨,是消费结构提升、居民的服务消费需求扩张的结果,也与近年来的工资上涨密切相关。
受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波动的影响,近年来以初级产品为原料的中药材与中成药、车用燃料和酒类价格也出现较大幅度波动(见图10)。车用燃料价格的上涨是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引致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的结果。酒类产品价格的上涨与国内粮食价格上涨有关,粮价上涨会直接提高酒类生产成本、推动酒类价格上涨。中药价格上涨与中药资源稀缺和国内外对中药疗效认识提高、需求扩大有关。
受规模快速扩张、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2002年1月到2005年12月期间我国工业消费品价格处于持续下降状态,但2006年1月份以后,耐用消费品、服装、西药、交通工具等工业消费品价格降幅大幅度缩小或出现小幅度上涨,价格波动区间从2005年6月份以前的一6个百分点到一1个百分点,提升到3个百分点到3个百分点(见图11)。
工业消费品价格波动重心上升,是近年来我国工业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的结果:
一是受劳动力供求格局转变影响,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2006年以来,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从过去的供过于求转向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供给不足,部分行业劳动力供给不足引致工资上涨。
二是原材料成本上涨。由于国内资源不足,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不断增加,铁矿石、原油、有色金属矿产、煤炭等产品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受我国等新兴国家需求增加拉动,加上国际投机资本炒作,近年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持续大幅度上涨,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也同步上涨。
初级产品进口价格的上涨直接推动国内采掘业价格上涨,通过产业关联,间接推动原材料、加工工业产品、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从2002年1月以来各类工业品出厂价格的波动走势看(见图12),国内采掘业价格走势及波动幅度与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一致,原材料、加工工业和生活资料价格走势也与采掘业价格走势完全一致,但波动幅度依次减小,即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产品价格的传导依次降低,重要原因是国内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上游产品的涨价因素大部分在加工生产的各个环节被消化吸收,初级产品进口价格和采掘业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只有部分涨价因素传导到工业消费品上。
从2010年前10个月的情况看,受国内经济增速回调、国际经济复苏势头偏弱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在年初迅速回升后,从5月份开始下降,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也从6月份开始回调,耐用消费品、服装、西药、交通工具等工业消费品价格降幅也趋于稳定。
总体看,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均为结构性上涨,主要推动因素包括生产成本提高、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投机性炒作和气候变化四个方面。生产成本提高包括工资或用工成本的提高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源于新兴国家需求增加和国际投机资本炒作引致的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水电燃料等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直接推高了居住价格,也通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间接推高了种粮成本和食品运输成本,对食品价格上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投机性炒作使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也间接导致居住价格和CPI上涨;特别是投机资金对部分农副产品的炒作,直接推高了食品价格和CPI的涨幅。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直接影响到鲜菜和鲜果的供给能力,是今年食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从推动物价上涨因素的变化趋势看,我国物价存在长期上涨的压力,但短期内将呈现见顶回落的发展态势。
(一)从长期看,我国物价将趋于上涨
从长期看,劳动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将推动我国物价持续上涨。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预计2015年以后劳动力供给数量将下降,而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增无减,劳动力供求关系日渐紧张,将加快工资上涨幅度,提高劳动成本。从原材料价格走势看,近两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对初级产品需求增速减缓,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压力减弱,但国际投机资本对初级产品价格的炒作依然盛行。
一旦国际经济恢复较快增长,需求增加加上投机炒作,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还会出现持续大幅度上涨局面,我国依然面临长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同时,经过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国内已积聚了大量富余资金,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未来较长时期国内流动性过剩的状况会日益严重。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历史表明,大量过剩流动性流入房地产和股市,最终会导致经济严重泡沫化。如果对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进行有效的严格管控,部分资金有可能流入实体经济流通领域,加大对初级产品和消费品的炒作力度,推动实体经济价格上涨。
(二)短期内物价将见顶回落
从短期看,服务价格趋于上涨,但食品价格即将见顶回落,居住价格趋降,成本推动型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波动重心趋于稳定,我国物价即将见顶回落。
1.食品价格即将见顶回落。
一是目前国内粮价仍高于国际市场,继续上涨的压力较小。近期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较大,2010年10月份国际市场小麦价格达到270.29美元/吨,已超过上次大幅度涨价前(2007年8月份、259.73美元/吨)的小麦价格,目前国内优质白小麦每吨2188元(327.9美元/吨),仍比国际市场价格高384元,接近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国际粮价大幅度上涨时期每吨357美元的平均价格。
二是肉类产品供给稳定,猪粮比价已处于盈利水平,在粮价不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肉类产品价格继续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三是鲜菜、鲜果价格长期处于高位平稳状态,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四是近期国家出台了平抑物价的16条措施,会有效降低农副产品的生产与运输成本,打击对部分农副产品的炒作,食品价格涨幅将因此下降。
2.居住价格趋于下降。
2010年3月份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房地产价格泡沫化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正在发挥效应,房价趋于下降,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回调,建材价格和居住装修价格即将回落,会有效降低居住价格涨幅。
3.工业消费品价格波动重心将趋于稳定。
影响我国工业品价格的最大因素是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走势。从需求因素看,国际经济复苏势头偏弱,美欧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完全恢复正常增长尚需时日,明年我国经济增速也趋于回调,需求增速下降将减弱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势头。从美元走势看,美国政府采取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会加剧美元贬值幅度,提高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但2010年10月份美元对主要货币指数已达到197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72.37),再度大幅度下跌的空间较小。
从国际投机情况看,受经济增速偏低、需求增长势头偏弱制约,国际市场投机炒作空间缩小,前期炒作资金存在获利抽逃需要。综合看,明年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较小,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降中趋稳的可能性较大,工业消费品价格将保持小幅度下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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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是指内部审计机构为确保其审计质量符合内部审计准则的要求而制定和执行的政策和程序。内部审计质量控制一般包括内部审计督导、内部自我质量控制与外部评价三个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影响企业内部审计质量的因素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影响企业内部审计质量的因素探讨全文如下:
随着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企业中的不断渗透和应用,企业对内部审计工作越来越重视。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将企业内部对企业有害处的利益进行排除,这使得它具有和其他部门不同的特性,而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导致内部审计部门与其他的部门之间互相独立。在进行审计工作时,工作人员对企业内各部门的各方面情况进行分析、评价和监督,根据鉴定结果做出有效的对策,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保证企业内审工作的质量,有利于企业的结构组织优化、避免徇私等违规行为的出现,对创造企业的品牌形象有着直接的影响
影响企业内部审计质量的因素是多种的,这些影响因素之间也存在着影响。企业的文化底蕴作为内因成为影响审计质量的原因之一。企业的文化底蕴是企业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具有自己特色的行为规范、团队合作等方面的集合。它不仅代表着一个企业的形象而且还彰显着企业的竞争力。一个高水平的企业文化底蕴能够为员工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使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自觉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更好的为企业做贡献。在审计人员进行审计时,往往利益冲突,在这些时候只有道德的约束和职业标准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正能量的企业文化底蕴来对员工进行意识行为上的指导,由此可见,良好的企业文化底蕴对企业内审工作的质量具有促进作用。而在这种企业文化底蕴中,起着指导地位的便是企业的领导。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企业的领导是员工的典范也是员工的榜样,因此企业领导要对员工有一个很好的示范,在这种正确方式的带动之下来能够使企业的内审质量实现更快速的提高。
审计机构的组织结构主要体现在职责上。企业的审计部门是一个独立性的部门,这种独立性主要在对企业的审计结果进行分析不受审计范围、审计部门以及其他企业内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审计工作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审计部门的独立之上的。审计部门的设置要充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避免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审计人员在进行审计要保持高度的权威性,客观具体的对企业的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从根本上保证审计工作的质量。从另一个方面,审计部门的最高领导者在企业中的职位越高,审计得出的结果和提出的结论越能够得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的重视,更好的对其进行落实。因此审计机构的领导的企业地位对审计工作的质量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审计人员是进行审计工作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审计工作的主要引导者,因此审计人员的职业素养对审计质量的结果也具有直接的作用。首先审计人员要具有较为专业、丰富的专业知识,其次审计人员还要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审计人员的工作环境是整个企业,因此对企业环境的认识有助于审计人员更好的进行审计工作。随着企业经营理念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审计工作的重心要从以前的财务审计转移到风险控制等其他方面上来,这就提醒着审计人员要不断的加深自身的职业素养,不断的适应新的发展趋势。
审计方法的使用对数据的采集、综合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审计方法不仅仅是指审计人员在收集数据而采用的方式,而是指审计人员在整个审计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方式。内部审计的方式并不是只应用在审计的一个部分或者环节中,而是在审计的全程都得到使用。目前企业对审计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不仅要求审计部门对企业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还要求审计部门能够及时的预测出企业运营中存在的风险。审计部门在不断的探索和发展中对审计方法逐渐完善,将审计工作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使审计工作更加高效率、高质量进行。另外,审计方式也从一开始的详细审计转变为抽样审计,这样能够增加审计工作的速度,为促进审计工作的提高创造了更加良好的环境,提高了审计工作的质量。
除了以上的内部环境因素对审计质量有所影响之外,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对审计工作的质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就是法律环境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法律环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颁发的法律条文以及相关的法律机构的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意识形态整体。而法律环境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国家颁发的法律规定对企业的审计工作具有一定的干预作用,也就是如果颁发的法律完善、严密,那么企业在审计时就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进行,使审计人员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权力,进而提高内审的质量。其次就是经济环境对内审质量的影响。经济环境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结构、经济政策以及其他元素构成的有机整体。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的经营环境也在产生着变化,这对审计部门收集相关的信息也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对企业的内审质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后一个就是社会环境的影响。这里所说的社会环境是指社会对于企业内审工作的认可度和支持度。如果社会环境对于企业的内审工作的可靠性不高,认为内审工作可有可无,这样错误的思想会导致企业在进行审计人员的选择时往往不重视,影响内审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进而对内审工作的质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内审在企业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种重要性直接决定着审计部门的特殊性。除了上述的几个因素之外,一些情况下行业环境和政治环境等其他因素也会对内审工作的质量产生影响,因此为了提高审计的质量,在企业的审计工作中,审计人员要全面综合将影响审计的各个因素进行排查和解决,最大程度的减少这些因素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使审计工作能够高质量的完成,促进企业长期有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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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是体现一定经济关系的不同所有者之间的货币借贷行为。广义的信贷是指金融机构存款、贷款、结算的总称。狭义的信贷一般指银行或信用社的贷款。信贷不是指信用贷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信贷合同结构对小微企业的影响及其对中小银行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该文主要从信贷合同结构出发,探究在不同的合同结构类型下,小微企业贷款所产生的风险和收益以及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首先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到国内目前主要实行的是连带责任型合同结构,然后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国外研究人员在实验当中使用的新型合同结构——权益责任型结构合同进行了分析,发现权益责任型结构合同相比其他类型合同而言,可以更好的促进贷款方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的积极性,使得贷款方能在保证不违约的基础上,承担合理的风险以获取更多的收益,这意味着作为主要贷款的中小银行同时可以承担更低的违约风险。
目前国内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老问题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愈加严峻。一方面,中国的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近70%的进出口贸易额,创造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以及拥有66%的专利发明、74%的技术创新和82%的新产品开发。然而规模以上的小企业至少80%拿不到银行贷款,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和微型企业95%以上的拿不到银行贷款。解决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的问题无疑对于企业、社会和国家部门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部门,由于利率市场化即将到来、互联网金融的爆发式发展、金融脱媒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商业银行部门的贷款业务将从以前的大中型企业逐步下沉到中小微企业,怎么样能使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本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小额信贷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成功的帮助微小企业融得资金,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很多人摆脱了贫穷。然而在辉煌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根据相关研究机构调查,那些受小额信贷支持的大多数企业只能勉强维持发展,而很少有企业能做大做强。不同的合同结构对于中小企业的投资和收益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目前发展中国家小额信贷合同结构主要是连带责任制,那么问题的产生会不会与这个原因有关系吗?同时,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主要是中小商业银行,银行和企业之间签订什么结构形式的信贷合同不仅影响小微企业的经营,也将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影响。
连带责任型贷款合同相较于传统的个人责任型合同而言有着一定的优势,贷款人难以准确把握项目的风险状况,在此情形下,小额信贷机构实行连带责任贷款技术,潜在的借款人自愿组成小组,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潜在的借款人有激励去鉴别他人的信贷项目,从而解决了借款项目区分的问题。潜在的借款人能有效地识别项目信贷风险(聂强,2010),在信贷风险和监管成本方面要好于个人责任型。
连带责任制信贷合同理念最早是在1976年由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尤努斯提出的,他创立了格莱明银行模式(GB),该模式采取的形式是:在小组中采取”2+2+1”顺序进行贷款,即在同一小组里的五个人不能同时获得贷款,而是先贷给小组中的两个人,若这两个人还贷正常,三至四周后再贷给另两个人,最后再贷给小组长。小组中若有一个成员无法还款,则整个小组从此就失去了借款的资格,因此小组成员要互相帮助。这一模式为解决农村信贷资金供给不足以及贫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在有效的乡村社会背景下,成员之间彼此了解,采用连带责任结构合同,可以促使借款人相互选择、相互监督,导致还款率的普遍上升。但是,这种小额信贷合同的结构也许阻碍了高风险但是高收益回报的投资。在指定条件下,当同伴的投资项目失败的时候,连带责任制将迫使成员承担成本,但如果同伴的投资项目成功的时候成员却又得不到来自同伴的补偿转移,这使得联保小组成员的投资非常小心,甚至不敢承担合理的风险,最终不可避免的使得投资的收益降低,进一步导致小组还款违约率的上升。
为了更好的了解中小城市的中小企业贷款情况,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额信贷的发展道路,笔者实地深入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北方最大的皮革产业基地集宁皮草城,对其中2000家商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有效样本500家商户中,贷款经营的商户达到60%,其中大部分涉及到联保贷款。其中联保贷款商户普遍反应的问题是:虽然通过联保贷款在银行可以更容易获得贷款,但是在经营的过程当中,资金的使用方向往往在周转方面,而在扩大经营方面很少,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其他联保商户的压力。而导致这一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联保商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
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经营活动的透明度差、财务信息公开性和真实性差、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的情况,导致了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债权人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严重信贷风险, 完善贷款合同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石星宇,2004)。
当然,连带责任制贷款合同除了导致联保商户之间过度谨慎,若整体行业形势不佳,还有可能使得联保商户集体违约。Besley and Coate(1995)最早给出了横向监督机制引发社会制裁的理论观点,他们认为,通过引发社会制裁(social sanction),横向监督机制有利于提升还款率。他们的分析表明,连带责任贷款技术对于偿还率既具有正面效应,又具有负面效应。正面效应体现在,项目成功的小组成员可以偿还项目失败的小组成员的贷款;负面效应产生于整个小组合谋而集体违约。
针对上述问题,该文接下来将通过国外有关人员实验探索新型的贷款合同结构,期望能够对目前主流的小额信贷合同结构的改善提供思路。Greg Fischer(2013)模型中涉及到的合同形式:个体责任型(individual liability)、连带责任型(joint liability)和权益类合同型(equity)。其中合同方式处在两种类型的信息条件下,一种是完全信息:所有的行动和结果都是可以观察到的;另一种是不完全信息:个人只能知道他的同伴是否能够赚到足够的钱去偿还他的债务。接下来,将对作者涉及到的实验进行一个介绍。
实验假定:经济环境中,有两个人做定期投资,他们的初始资金由自有财富和外来融资构成。每个投资阶段,她们分别将资金分配在无风险回报较小和有风险回报较高这两种项目上。同时二人都是风险厌恶型,不可以储蓄和不能进入正式保险市场。
实验的基本结构:实验的受试者全部为女性,来自印度东南部的一个叫Chennai的城市。在实验的初始阶段,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投资选择来测试自己风险偏好。每个受试者在给定八种彩票中选择,每种彩票所产生的高收益或低收益的概率相同都为50%。每一次测试的时间段包括两到五轮实验。t=1:给每个受试者贷款价值40卢比的筹码,在每一轮结束的时候,要偿还这笔贷款。t=2:每个受试者用这些筹码从八张彩票选项中作出投资决定。每份彩票的价值(成本)值40卢比,即每个受试者只能选择一种彩票。t=3:实现收益。t=4:当她们获得收入后,她们可以在贷款合同所规定的转移量的范围内给她们的搭档提供收入转移。t=5:当收入转移结束后,将收回每个受试者们40卢比的贷款。此处假定不存在故意违约,如果贷款者可以偿还贷款,那么她一定要偿还。如果实验继续的话,每个受试者将和同样的搭档从t=1这个环节开始,那些偿还了贷款的受试者将得到新的贷款筹码继续投资,而那些在上一轮中不能偿还贷款的将待定不能继续获得贷款投资了,并计分为0,直到实验结束(在每一段实验结束时,受试者们都要完成一个调查,关于她们的职业、贷款和偿还经历)。
作者通过256个受试者和450个实验期得到3443个观察值。其中:个体责任贷款,不能给她的搭档提供收入转移。主要作用是给衡量其他合同形式和非正式保险形式的影响提供一个基准;连带责任型(JL),这种合同方式是目前大多数小额信贷的主要特征。当且仅当受试者和她的同伴都能偿还40卢比的贷款时,她们才能继续试验;权益类型(E):在这种方式中投资收入将被均分给受试者和她的同伴。
得出结论:在信息的不完全情况下,合作更不容易维持。连带责任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信息环境。根据企业融资的非对称信息理论,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使用者在企业经营方面比资金的提供者掌握更多的信息。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在事先谈判、合同签订或事后资金的使用过程中损害资金提供者的利益,使资金的提供者承担过多的风险,即逆向选择。而权益类合同相对于其他的合同形式可以增加预期回报,同时产生的违约率也是最低的,逐渐超越了连带责任贷款技术,可谓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权益责任型合同的小额信贷要比目前主流的个体责任型和联带责任型小额信贷更能降低企业的违约率和提高企业的收益率。利用新型合同的优势,一方面,能有效的缓解小微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使企业的获取贷款的能力更强,而且促进了企业的风险投资,使得收益率提高,同时进一步抑制了企业的违约可能性;另一方面,对于主要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中小银行而言,贷款的风险可以进一步下降,不良贷款的形成率大大下降,为中小银行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鉴于此,首先银行应该积极应用的贷款合同,在信息不对称难以消除的情况下,在贷款合同中设计一个双赢选择的合同即权益责任型合同。其次可以考虑使债务契约和股票契约两者结合,使得债务资本化。最后在银行监管上应树立柔性理念,可实行区域性主办银行模式。主办银行模式指银行同时作为企业的融资人和重要股东, 与企业形成长期紧密的交易关系, 并具有监督企业经营活动的作用。主办银行制度可以更好地解决银企之间信息的对称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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