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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房地产的价格越来越高,房地产的调控政策问题有待解决。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问题分析相关论文,欢迎阅读!
摘 要: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房地产业有了较快发展,但与此相关的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和房价持续非理性上涨成为制约我国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最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本文浅要分析当前我国房地产业调控政策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房地产政策 宏观调控 政策问题
一、调控政策主体不明确
1998年,我国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明确规定,与计划、财政、金融三大调控方式有关的原国家计委(现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国家经贸委员会(现与原对外经贸部合并,称“商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四个部门为宏观调控部门。以上四个部门是否就拥有房地产宏观调控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其它相关部门是否也拥有房地产宏观调控权,法律没有做进一步明确规定。2003年,国务院提出土地是宏观调控的手段,由此国土资源部也成为宏观调控的部门之一。房地产调控权的配置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形成的。从权力来源的角度看,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哪些国家机关享有房地产宏观调控权。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主要包括财政、金融及产业政策几大类,分别出台与十几个不同政策制定机关,中央宏观调控主体过于分散。如作为金融领域管理机关的人民银行则偏重于防范金融风险,出台的政策往往旨在防止房价过高出现泡沫或防止房价过度下跌而影响国内金融秩序。而建设部门作为房地产业的主管部门,则希望房地产业能保持一个高速发展水平。由于部门立场差别,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相互消弱的弊端,很难形成调控的合理,影响调控效果。再者,房地产调控权主体过多,控权力就过于分散,当发生情况,需要担当责任时,有可能发生各个部门相互推矮或者无人承担责任的现象,最后产生了看不见的手打败了多只看得见的手的房地产宏观调控。
二、调控政策不够全面
宏观调控政策准确性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策内容的正确,二是政策范围的合理,三是政策手段的协调性。但是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却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一)政策内容的不准确
宏观调控是市场失灵或缺陷时,政府运用经济等相关政策的一种干预手段,是对不能发挥正常作用的市场机制的及时有效的补充,以有助于市场正常运行。宏观调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也不应该替代市场机制,也不能干涉企业的自主经营和管理。宏观调控应该是间接的,具有指导意义的,不能直接指挥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干预经济自由。
(二)政策范围的不合理
宏观调控的范围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每一次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在每个时期都不是相同的,因此,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范围也是在不同时期是有所不同的。从1998年至今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温和调控期和严厉调控期两个阶段的调控目标都是抑制房价上涨。但是在该阶段政策实施之后,其效果并不明显。调控政策脱离了市场,政策范围划定不合理是政策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房地产市场供需失衡是导致我国房价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因此,房价问题的解决应该以“实现供需结构的相对平衡”为切入点,在着力增加住房供给数量、优化供给结构的同时也要注重加强对投资、投机需求的抑制。
(三)调控手段相对单一
房地产宏观调控手段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这三种调控手段的内容和方式不同,针对的对象和任务也有所不同,如经济手段,通过调整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来影响经济行为的一种宏观管理手段。主要是通过货币、财政税收、土地等经济机制来引导房地产经济的良好运转,实现房地产总供需的动态平衡。它主要是利用经济杠杆来调节市场主体间的利益分配。行政手段,具有强烈的政府意志,是政府采取带着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来调节和管理国家经济的手段。法律手段是通过规范生产经营的宏观调控,不论是制定国家计划,还是产业政策,或者实施行政干预,都必须有法律依据。
这些手段在房地产宏观调控中要根据房地产市场的不同阶段、对象、以及范围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运用,这样才可以起到积极、及时、有效的效果。一般来讲,宏观调控是以经济手段为主,法律手段为保障、行政手段为辅。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与一般市场的特殊性,涉及的土地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不能完全通过市场调节,需要政府的供给,因此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就趋于复杂化,用单一的政策和手段可能出现相互冲突和消弱调控效果。
三、调控政策程序不完善
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本性,除非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否则不会停止。行政权力扩张定律认为,在行政机关任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相应的权力才能完成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他们所掌握的权力都有无限护张的可能性。房地产调控也符合这个定律。程序的本质就是要限制权力的滥用和肆意行驶,通过承认或规定相对方充分的程序性权力,将政府权力的行驶置于相对方的监控之下,这表示掌握权力的人在拥有实体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程序义务,让权利的形式达到“最大的理性”。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前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关于规范政府调控市场行为的法律体系还处于缺失状态,因此政府在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时缺乏统一的程序性规则和制度。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以“规定”、“通知”、“意见”、“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其政策有浓重的行政色彩,效力层级较低。这些规范性文件没有相关权力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缺少了强制力、权威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且难以操作和执行。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严谨的调控程序,规范调控权主体的行为,增加其责任和义务,保障被调控者的利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前进。
《房地产业经济发展问题和对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房价也出现“新常态”的发展态势。本文针对新常态环境下近一年的房地产业现状,指出新常态背景下房地产业经济发展存在的供需不平衡、房价级差大、投资增速较快、金融风险增加、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节能减排不到位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提出了房地产业要想平稳健康发展,应坚持优化投资结构、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缩小各地区间的房价差距、采取投资风险的防范策略、限制污染和保护环境等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房地产业;新常态;经济发展;对策
一.引言
新常态是“习式热词”的其中之一;“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固有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1]。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第一次提及“新常态”,他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3]”。对于房地产业,步入新常态的宏观大环境是其必然趋势,在新常态下,房地产业需要面临哪些经济问题以及相关问题有何解决对策就是本文要研究的重点。
二.新常态下近一年我国房地产行业现状
中国指数研究院2016年发布了《2015年中国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交易情报》,情报中显示2015年楼市总体成交量比2014年上涨20.56%。由于国家政策的放宽,楼市已经整体平稳和回暖,热点城市的人口对住房和投资需求旺盛,并且大量的富人聚集,使得购买力更强。一线城市的楼市总成交量相比2014年上涨34%;二线城市的楼市总成交量相比2014年上涨17%;三线城市的楼市总成交量相比2014年上涨22%。一、二、三线城市的楼市总成交量均整体上涨,我国房价渡过冰封期,明显平稳回暖。根据CREI的数据显示,2015年12月份监测的主要城市累计成交面积持续上涨;环比上涨了9.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了8.63个百分点,全年累计总成交量和去年相比,同比增长了20.56个百分点。
从环比来看,全国有29个城市的房价均上涨;从同比看,全国有26个城市的房价均上涨。二线城市房价出现结构性下降,但影响不大。如乌鲁木齐在房管局数据中,房价同比下跌16%,主要由于中心房价较高的地段楼市成交量下降,而远郊房价较低的地段楼市成交量上升所致。三线房价较低的城市出现下降,未来楼市压力增加。我国很多三线城市,房价本身较全国房价偏低,人群的购买力相对较弱,价格下跌使楼市和投资者的压力增大,这些城市的发展潜力极其缺乏,未来市场发展压力巨大。在过去的几年里,对于房地产投资过热等问题,我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采取各项行政手段如限购、限价、限贷来干预房地产过热的情况,但均未取得显著效果。直到2015年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房价趋于平稳,政府的政策才渐渐放宽。
三.新常态下我国房地产存在的问题
(一)供需不平衡
从住房的等级来看,中低价位的住房供不应求,中高档住宅整体价格较高,使购房者望而却步。从住宅和非住宅的比例来看,个别地段商品房的空置率较高,其中写字楼和中高档住宅占整体的8%,而我国正常范围在1%-5%之间,超出了我国应有的平衡点。从我国的购房需求看,大部分人群收入水平低,经济能力不够,因此购房能力有限,我国现阶段最需要的是经济适用房和中低价位的中小户型适用房,但市场目前还是中高档商品住宅占比重大。虽然人均收入水平逐渐提高,但是贫富差距也相差悬殊,使得大多数低收入消费者在房价被投资者抬高的时候买不起房,譬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也出现经济适用房和低档房供不应求,而高档商品房则空置的现象。
(二)房价级差较大,投资增速较快
2015年以来,我国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房价的平均涨幅大于15%;二线城市比如大连、重庆房价平均降幅超过8%,而天津房价的平均上涨2%,房价上涨缓慢;汕头、贵州和长春等三线城市房价均呈下降状态。城市间房价涨跌差别过大,热点城市的房价由于炒房者的炒作一直居高不下,而二三线城市的房价随国家整体的下降而下降,甚至比国家的平均值下降的还厉害,缺乏发展的空间。2015年我国对房地产业的政策放宽,在这期间房地产业完成额的年增长率逐渐升高,使投资增速有所迟缓,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同时,增速过快也会导致连锁反应:土地需求量增加、土地价格增加和配套设施的增加。
(三)房地产业的金融风险增加,管理风险的体系不完善
根据笔者对辽宁省内部分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的关注和调查,发现其中大部分企业普遍缺乏对市场走向的分析预测能力的对实际风险的规避和精细化的管理,对房地产业固有的经营性风险、财务性风险、周期性风险、市场性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利率性风险和政策性风险等风险的应对能力明显缺乏。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缺乏管理经验,忽视了对人才和能力的培养以及缺乏科学技术的投入,缺少新常态环境下对风险程序和风险概率的度量,并且面临实际风险时也缺少对风险进行防范和处理的切实有效的方法。
(四)节能减排不到位,环境问题突出
我国在全球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中位列第二。能源供应持续增长,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各项建设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2015年,我国政府更加专注环境问题,完善了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严格执法,环境的改善我们有目共睹。但是,目前我国环境问题依旧很棘手,这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房地产业是高能耗的产业,随着它的迅速发展,导致我国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房地产业仍然存在着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益等问题[4]。
四.新常态下促使房地产业平稳发展的对策
(一)对房地产业的投资结构进行切实有效的优化,保证供需的基本平衡
当前,我国房地产业颇具规模,新建房屋数量往往供过于求,由于投资过热,房价依旧上涨。现阶段急需买房的群体大部分是中低收入人群,高档房屋主要是为房地产的投资者和炒房客做准备的,而中低档房屋在房地产业中占得比重远远低于高档住宅的比重,于是出现一个奇怪却又普遍的现象,中低收入的人群买不起房而投资者拥有很多套房产。这正体现了我国房地产业结构配置的不合理,必须采取有效的优化措施,保证总供给结构和总需求结构的基本平衡。
(二)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缩小各地区房价差距
房地产宏观调控是国家以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控制,以实现房地产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整体优化的管理活动[5]。在坚持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时,也要积极履行控制房价和调节房价的职能。尊重现阶段我国房价的发展趋势,用科学的方法调整各地区之间的房价,熨平房地产周期大的波动,最好的做法是完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等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对房地产业的监管,合理调整各地区之间的房价,对热点城市和城市中心地段过高的房价实行打压,适当提升三线城市和城市郊区地段过低的房价,缩小房价间的差距,保证房地产业平稳发展。
(三)在新常态的市场环境下,采取房地产投资风险的防范策略
房地产企业可以将投资分散到不同的区域,以避免某一特定地区经济不景气对房地产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从而降低风险。或者确定一个合理的时间间隔将房地产买卖分开也可以避免市场变化带来的损失。也可以投资种类分散,各类房地产的投资风险大小不一,收益也不尽相同,可以降低房地产企业的整体风险。对于房地产投资者来说,购买保险是极其重要的,它是迁移或减少风险的路径之一。还可以采用联合策略让很多房地产经营企业团结起来,共同投资房地产项目,利益和风险共享共担,最大程度上发挥各自的优势,减轻独自经营所要承担的风险。
(四)限制房地产业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措施
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其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房地产业用于建筑生产的能源消耗占我国总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有余,不仅如此,能源浪费、耕地锐减和绿化消失等问题依旧没有太大的改善。因此要改善环境问题,不仅需要国家的政策调控,更需要房地产企业采取更多措施来降低能耗减少排放。我国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发展的必然方向是发展绿色建筑,既能推动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也能降低能耗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营造出一个和谐健康绿色的房地产企业。我国绿色建筑材料行业蕴含着巨大的待开发的潜在市场,政府需要积极发掘,投入大量的科学技术,加大宣传力度以吸纳人才,积极推动绿色建材的完善和发展,填补科技上的空白,才能使其经济效益取得最大化。
五.结语
房地产业的健康平稳发展关乎我国经济发展、国计民生,房地产行业应当与时俱进,顺应我国新常态的发展趋势,大力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协调发展。在新常态的宏观环境下,我国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应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积极稳定国内市场,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优化我国房地产业的结构,保证供需的基本平衡;并且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投资决策和经营战略,完善风险管理体系,让房地产业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要严厉限制污染、改善环境,不能以破坏环境作为房地产业发展的代价。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房地产业在新常态下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新常态”表述中的“新”和“常”.中国新闻网
[2]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新华网
[3]“新常态”成为治国理念的7个月之旅.亚太日报
[4]苏婷婷.我国城市房地产业相关问题及法律对策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
[5]李娇.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运行过程中主题行为偏差评价研究[F].重庆大学,2011.
《浅谈我国房地产现状及应对策略》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房地产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面对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投资环境的日益复杂和风险加大,市场的调节机制还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只有加大房地产领域改革的力度,加强调控,才能更好、更快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将从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出发,对出现的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力求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 问题 策略 现状
中国房地产业近十几年来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我国最热门的行业之一,而且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房地产业的发展不仅有效的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也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各种不利的因素和环境的制约下,房地产业作为新兴的产业之一,伴随着其迅速的发展,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之处。因此,国家在其发展中进行了宏观调控和各种支持,为的是促进房地产业的不断发展,进而实现良性循环发展。
一、我国房地产的现状
(1)房地产供求总量的非均衡性
房地产供求总量上的非均衡般表现为潜在实际供给大于有效供给,总需求大于有效需求,即超额供给和超额需求同时并存,也即短缺与过剩同时存在。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商品房空置、潜在需求巨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等非均衡问题。近几年来,针对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措旋,但效果并不明显。导致这种结果的真正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水平总体偏低的问题,也有我国居民对拥有住房所有权的传统观念,以及一些家庭和企业把住房作为保值增值工具的心理作用,更有政府参与房地产市场调节的不当行为的影响。近几年来,新的房地产项目不断开工,商品房供应持续增加。一方面,我国存在住宅供给数量过高、住宅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大量商品房空置的现状。而另一方面,由于房价过高,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买不起住房,无房可住,几代同室的现象屡见不鲜,造成了大量楼盘空置的现象。目前,全国及部分地区大量的商品房积压卖不出去、空置率越来越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2)房地产的开发投资规模呈现加大趋势
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直呈现上升的态势。土地价格由于其稀缺性和市场需求的无限性的拉动作用及其土地市场投机炒作,出现虚涨。如果把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与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比较下,会发现投资人大量囤积购买土地,房屋空置泡沫,房地产业出现虚长趋势,房地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的比其它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快的多,而且这虚长的趋势也越发明显。
(3)消费结构缺乏理性
在我国,大多数的消费者对房地产的发展持观望态度,他们消费心理受到炒房者和媒体舆论的影响,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越发的暴露出来。在利益的驱使下,某些非理性的因素导致房地产价格的飞涨,投机者借此机会不断的炒高房地产价格,使其真正有需求的购房者买不起房子,出现了贫富日益加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现象。
二、目前我国房地产业存在的问题
(1)银行信贷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房地产金融信贷风险的不断加重,主要体现在一些开发商在购入土地时自有资金不足,为了获得预期的利益,只能从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致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信贷的风险。
(2)经济环境因素
即中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这几年的经济已经开始逐渐复苏,每次房地产市场的升温的推动力都是高速发展的经济。经济的复苏影响着人们的购房需求,从而导致房价的逐渐上涨。
(3)中、低档普通商品房有所欠缺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以住房的市场化分配代替了住房的国家分配制度,导致房价上涨过快。部分地区政府为了生产总值的提高,不惜过度促成土地交易,由于利益的驱使,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更热哀于开发高利润的高档住宅和别墅,在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上根本没有积极性,使得本应占市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逐渐边缘化。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供给量,根本满足不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需求,这就导致商品房成了解决居民住房的基本模式。住宅结构供给的失衡,会间接导致房价的攀升,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改变房地产现状的应对策略
(1)加强政府的参与力度
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使我们认识到,单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来解决土地资源稀缺、房地产价格上涨等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由于市场机制自身的特点,若完全靠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当长的周期。于是,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政府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相应的宏观调控职能,采取定的政策和措施促使经济向最优均衡状态运行,保证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政府需要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分析和规划,严厉控制并打击故意炒地、炒房等现象的发生,更要合理利用各地域的土地资源,推出公平公正的招商开发投资政策,坚决把握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方向,制定合理有效的房地产管理办法,打击囤地、囤房的不良现象。方面,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另方面,发挥税收引导作用,鼓励企业通过自建房、合作建房等方式打破开发商对房屋供应的垄断。
(2)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
房地产市场是个复杂的经济体系,考察个区域的房地产市场是否发达,关键看房地产市场体系是否健全和完整。应当制定有效的房地产市场政策,来解决高房价与高空置率的矛盾现象,让消费者的真是需求来主导房地产市场。遵循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规律,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把握,杜绝房地产市场的房价稳定而导致房地产的流通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提高,为更好地贯彻房地产发展政策培育出一个良好的房地产市场体系。
(3)政策上给予相对的扶持
不断提高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中、低档住房的供给比例,努力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居民个人集资建房的可操作性还有待进步研究,但是低收入居民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国家政策的期望,让居民不再受开发商的盘剥。另外,还可以通过贫困居民住房求助活动、建设外来务工人员员工宿舍等多种方式,不断改善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状况。
(4)使房地产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化
综合当前对房地产市场投资的增长速度,中国房地产的投资还处于繁荣阶段,但是,从市场表现来看房地产市场则处于不成熟到成熟的国度阶段,从当前城市居民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购买力分析,只要经济形势平稳可持续的增长,不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房价就不会大起大落。
四、结语
从当前的房地产形势分析,住房销售开始得到控制,从根本上规范房地产业领域的投资现象,我相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越来越完善,未来几年中国房地产供求关系将趋于均衡,房地产市场将保持平缓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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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院会计制度》中,“财政补助收入”科目核算范围仅限定为医院按部门预算隶属关系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补助,公立医院财务会计的指导性丛书《医院财务与会计实务》并未列举从非同级财政部门取得补助的具体账务处理指导性示例,且年终决算时财政一体化平台的部门决算报表要求单独揭示该事项。通过会计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与上一级行业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对《医院会计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公立医院;非同级财政补助;会计核算
一、背景
厦门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分院),是新成立的三级儿童专科医院,于2014年6月1日开业运行,系隶属于厦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管理的非盈利性公立医院,以整体委托管理的方式交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运营管理,也是厦门市委、市政府重大民生工程建设项目,同级财政部门为厦门市财政局。由于儿童医疗领域的特殊性,在收费定价中,参照的是全市统一标准的《医疗服务价格手册》,并无特殊的收费倾斜政策,再加上截止目前,厦门市已实行公立医院药品费零加成及卫生耗材费零加成,因此医院运行经费的大部分很难从医疗服务收费中得到补偿。鉴于上述原因,除同级财政部门的大力投入外,在筹备开办期间,各级政府、组织对我院也给予大力支持,其中包括限定用途的专项资金,也有未限定用途的非专项资金。
二、会计实务
《医院会计制度》中,“财政补助收入”科目核算医院按部门预算隶属关系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补助,这里的“财政补助收入”科目核算对象及范围仅限定为同级财政部门。对于从同级财政部门以外的其他各级政府部门、组织取得的类财政性质的补助(以下简称为非同级财政补助),《医院财务与会计实务》并未列举具体的账务处理指导性示例,且在年终决算时财政一体化平台的部门决算报表里要求单独揭示该事项,这给会计实践带来一些困惑。《医院会计制度》是细分的行业会计制度,2013年施行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对细分行业会计制度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结合会计实践,以问题为导向,主要共同探讨非盈利性公立医院在现有的《医院会计制度》框架内,非同级财政补助的取得及其后续事项的会计核算方法,以及从与上一级行业会计制度比较分析着手,思考医院会计实务中非同级财政补助的会计核算制度改进。从会计科目来看,《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的“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核算事业单位除财政补助收支以外的各专项资金收入与其相关支出相抵后剩余滚存的、须按规定用途使用的结转资金。而在《医院会计制度》中,净资产类会计科目并未设置“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从整体的会计科目的设置进行分析,运用排除法可确定医院此类的非同级财政补助结转核算适用的净资产类会计科目是“专用基金”,因而可在“专用基金”总账科目下设二级明细科目“专用基金-其他基金-非同级财政补助结转”(以下简称“专用基金”),此“专用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与“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类似。《医院会计制度》收入类会计科目设置“其他收入”用于核算医院除医疗收入、财政补助收入、科教项目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故可在“其他收入”总账科目下设一级明细科目“其他收入-非同级财政补助收入”(以下简称“其他收入”)。与收入类会计科目相对应,可在支出类科目“其他支出”总账科目下设一级明细科目“其他支出-非同级财政补助出”(以下简称“其他支出”)。“专用基金”、“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科目均可按项目设立辅助账。医院取得的非同级财政补助按取得资产的流动性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非货币资金形式如物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方式取得,另一种是以货币资金形式取得。后一种形式取得的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未限定用途的非专项资金和有限定用途的专项资金。实务账务处理是:取得以非货币资金形式投入的非同级财政补助时,借记“库存物资”、“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待冲基金”科目。领用或计提折旧时,借记“待冲基金”科目,贷记“库存物资”、“累计折旧”科目。取得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的非同级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其他收入”科目。发生相关支出时,借记“医疗业务成本”、“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期末,应将“其他收入”、“医疗业务成本”、“管理费用”等科目的本期发生额结转入“本期结余”科目,借记或贷记“其他收入”、“医疗业务成本”等科目,相应的借记或贷记“本期结余”科目。年末,将“本期结余”科目余额结转入“结余分配”科目。取得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的非同级财政补助专项资金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其他收入”科目。发生相关支出时,借记“其他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如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应同时借记“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待冲基金”科目。期末,应将“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科目按项目辅助账的本期发生额结转入“专用基金”科目,借记或贷记“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科目,相应的借记或贷记“专用基金”科目。下一年度使用滚存资金的处理方法与此相同。
三、比较分析
相对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净资产类、收入类、支出类会计科目设置较少,“专用基金”、“其他收入”、“其他支出”核算的覆盖范围较广。通过对以上账务处理方法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取得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的非同级财政补助的两类资金账务处理中,现有的会计科目“专用基金”、“其他收入”、“其他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会计核算的要求,但“其他收入”、“其他支出”、需要下设专用一级明细科目,且每期未结转至“专用基金”科目时需单独将此类资金从总账中剔出,相对而言增大了会计核算的复杂程度,且对资金的收、支来源和各专项资金滚存、结转的揭示不直观。随着新一轮医改的进行,特别是药品费零加成和卫生耗材费零加成的推进,各类对公立医院的非同级财政补助的规模越来越大,有必要在《医院会计制度》增设收入类会计科目“非同级财政补助收入”,增设支出类会计科目“非同级财政补助支出”,增设净资产类会计科目“非财政补助结转”。分别用于核算医院以货币资金形式取得的非同级财政补助的收、支(专项资金)、滚存结转。这三个会计科目增设后的账务处理是:取得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的非同级财政补助收入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非同级财政补助收入”科目。发生相关支出时,专项资金借记“非同级财政补助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如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应同时借记“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待冲基金”科目;非专项资金借记“医疗业务成本”、“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期末,应将“非同级财政补助收入”、“非同级财政补助支出”等科目的本期发生额按项目辅助账结转入“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借记或贷记“非同级财政补助收入”、“非同级财政补助支出”等科目,相应的借记或贷记“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年末,应当对专项资金的结转结余情况按项目分析,对已完成项目的剩余资金如需缴回原拨入单位的,借记“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留归本单位使用的,借记“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贷记“事业基金”科目;非专项资金全额转入结余分配,借记“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贷记“结余分配”。
四、结论
在《医院会计制度》增设收入类会计科目“非同级财政补助收入”;增设支出类会计科目“非同级财政补助支出”;增设净资产类会计科目“非财政补助结转”这三个会计科目后,能够更加简便、准确地进行会计核算并在会计报表上直观地反映公立医院以货币资金形式取得的非同级财政补助的收、支(仅专项资金)、滚存结转情况。
参考文献
[1]卫生部规划财务司组织编写.医院财务与会计实务[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2.
摘要:推动辽宁经济发展是我国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我国地区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要求。财政政策作为调控市场经济的主要手段,紧密影响着地区经济发展,其中心和目标是根据科学发展要求,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支持。特别是在保证辽宁经济稳增长时期,适时出台一系列财政政策对于推动辽宁经济稳增长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辽宁经济;稳增长;财政政策
一、辽宁省当前的经济形势
2014年以来,辽宁省经济发展大体上是好的,但经济增长呈现下行态势,且降幅较大,出现效益下滑、预期不稳、风险上升等特点。这与国际经济动荡因素有关,也受国内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大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宁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弊端及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矛盾。
(一)供给侧:工业企业生存压力大,工业减产和企业亏损幅度相对较高
2014年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1.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在全国排前三位的是重庆(12.6%)、海南(12%)、福建(11.9%)。2014年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8%,增长排名居全国28名,倒数第四(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局网站);亏损企业累计增长22.9%,属于亏损企业增加最快的省份之一;企业利润总额增长-23.4%,属于全国企业亏损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辽宁省重工业比重大,受国际市场变化和国内需求不足影响明显,加上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和一些内在因素,致使辽宁省工业减产,企业亏损幅度较高。〔1〕
(二)供给侧:“三驾马车”动力不足,各项主要指标均处于全国后位
近几年,辽宁省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其原因在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拉动经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由于投资增长缺乏动力,居民消费需求乏力,出口增长缺乏动力来源等原因,辽宁省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排名大都处于全国31省市区的后面(见表1)。
(三)调控端:政府财政压力凸显,稳增长与促转型面临严峻考验
2015上半年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60.1亿元,同比减少428.6亿元,下降22.7%,居全国最后。其中,核心的税收收入同比降幅高达29.4%。上半年,全省四项涉土税收合计减收额占税收减收额的70.5%,同比下降51.7%,相应拉低税收收入达20.7%,仍然是全省税收收入持续下滑的主因。另外,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五个共享税种下降11.9%,受矿产品价格下降和资源税改革等因素影响,资源税下降54.9%,也制约了辽宁省税收收入增长。作为辽宁去年同期税收增长主要支撑的金融和汽车制造业税收连续三个月负增长,同时,房地产、采矿等行业税收则持续不景气。
(四)平稳度:价格水平持续低位运行
辽宁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运行稳中偏弱,2015年同比增长1.1%;辽宁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长-5.3%。从供给看,一是农业生产保持基本稳定(见表2)。二是工业生产降幅趋缓。2015年辽宁省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与一季度降幅比收窄0.4%;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与5月降幅比收窄0.9%,与4月降幅比收窄1.6%。三是服务业发展平稳。2015年1-5月辽宁省服务业营业收入与一季度比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5.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15.8%,卫生和社会工作增长6.4%。从需求看,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势头有所减弱。2015年上半年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0969.7亿元,比一季度收窄5.29%;相似地,第二产业收窄7.1%,第三产业收窄4.4%。二是消费品市场稳步发展。2015年上半年辽宁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609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5%,6月份比上年同期增长8.5%。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为554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为548.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三是外贸进出口降幅收窄。2015年辽宁省外贸进出口总额为483.9亿美元,比一季度收窄1.39%,其中出口兑额为263.4美亿元,比一季度收窄6.4%。〔2〕
二、支持辽宁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
根据前述经济发展的形势和问题,辽宁省应适时出台一系列财政政策,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一)调整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
2015年上半年,辽宁省全面清理和规范与项目审批相关的前置要件及其条件,出台差别化政策支持有效投资,使得投资结构更加合理。一是民间投资占比有所提高。上半年全省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72.5%,比上年同期提高0.5%,比一季度提高2%。二是高技术和信息服务领域投资增长较快。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6.2%,占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3.1%,所占比重比2014年同期提高0.6%。信息传输、信息技术服务业和软件投资增长28%,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1.3%,所占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0.4%。
(二)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生产
2015年6月,辽宁省出台了《辽宁省工商局关于鼓励大众创业支持小微企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并正式实施。《意见》中的14项政策为众创空间等类型小微企业登记降门槛、搭平台,激发我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业场所设在科技园、孵化园、创业园等集中办公区楼宇内的小微企业,可免于提交场地使用证明;利用互联网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小微企业可直接使用“电子商务”字样作为企业名称,住宅也可作为经营场所;辽宁省将实现“一照一码”。公安部门企业印章刻制备案将纳入“三证合一”登记制度,缩短了小微企业注册时间、简化注册手续。〔3〕
(三)抢抓发展新机遇,振兴辽宁经济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为辽宁省提供了重要机遇,一方面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也联结了亚欧大通道的出海口。国务院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辽宁省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尤其在承接产业转移,联通国内大市场和高新技术辐射方面更为重视。国务院提出的这些重大举措同时施行,发展机遇叠加降临,使得辽宁省的发展潜力更加突出,发展优势更加明显。
(四)解决辽宁体制机制和产业结构问题,让“四个驱动”共同发力
辽宁省为了解决机制性问题与产业结构问题,将同步实施“四个驱动”,即创新驱动、改革驱动、市场驱动和开放驱动。创新驱动就是要抓住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机遇,打造具有辽宁特色的创新体系,激发科技创新原动力,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改革驱动就是要用改革手段为一切创新开路、除弊、清障。政府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减少干预,为改革发展创造环境,汇聚内生自主发展的强大动力。市场驱动就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让市场来选择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局面。开放驱动就是要积极主动的实施开放战略,引进国内外优质资源,打造辽宁的产品和技术,拓展辽宁经济发展的更大空间。〔4〕
(五)建立现代金融组织体系
要想建立有效的金融组织体系,首先要向国家争取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在辽宁经济集聚区的准入门槛,简化行政手续,吸引资金雄厚、服务领先的金融机构进驻。其次应鼓励外省的货币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在辽宁设立分支机构,支持大型金融机构增资扩股、综合经营、重组并购,同时在技术上和人才使用上给予倾斜,使辽宁省的金融走上综合化、多元化经营道路。最后应制定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政策体系,为振兴辽宁经济做出贡献。〔5〕
(六)推进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和新型城镇化
三大区域指沈阳经济区、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和辽西北经济区。辽宁省要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推进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要加快对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和影响力较强的中部城市群建设。对沿海经济带的区位和先发优势,辽宁省应突出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国际物流中心的带动作用,开展港口资源的良好整合,加强港口物流的服务功能,积极融入“辽蒙欧”、“辽满欧”的交通运输大通道和北极东北航道建设。辽西北经济区应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加快重点产业集群和现代农业建设,对生态环境加强保护。因此辽宁省应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增强城镇化的文化内涵。〔4〕
(七)加快推广PPP模式
2015年9月7日,辽宁省政府出台《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实施意见》,鼓励各级政府在多领域开展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共同参与项目论证、建设、运营等;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按照PPP模式改造;建立健全PPP项目库,进行成本、效益、风险等全面分析;保障各类投资主体平等参与,不得对非公有制资本单独设置附加条件等。PPP模式推广运用情况将纳入对各市政府的绩效考核范围。〔6〕
参考文献:
〔1〕2014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辽宁省人民政府,2015.
〔2〕2015上半年辽宁省经济发展趋向平稳〔EB/OL〕.中商情报网,2015-08-04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50202/162333179.shtml.
〔3〕赵铭.我省出台意见支持小微企业加快发展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注册“众创空间”〔N〕.辽宁日报,2015-06-02(2).
〔4〕辽宁省人民政府.2015年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R〕.2015.
〔5〕车正兰,车泰根.辽宁现代服务业:支撑因素与政策安排〔J〕.辽宁经济,2013,(10):12-16.
〔6〕辽宁省政府出台推广运用PPP模式实施意见〔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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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权威主体,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当前中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公共政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调节收入差距、实现分配公平关乎一个国家稳定和谐的大局。公共政策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对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性是其价值追求与本质属性。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存在公平价值缺失、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以及政策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构建以公平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对调节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公共政策 公共性 收入分配差距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也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目标的选择,它指导并规范着具体的政策目标,为公共政策的执行提供行动导向。
当前在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一)政策的公平价值缺失
长期以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我国从一个平均主义严重的国家逐渐成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具体来说,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
1.分配起点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平主要表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的起点不公平。教育收益最多的是穷人,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使得受教育者在未来的就业方面获得均等的竞争机会以及更高的收入,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分配公平。
2.分配过程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过程不公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这主要造成了人的发展机会不公、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公。我国初次分配领域采用重效率轻公平的政策,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3.分配结果的不公平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究其原因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和过程不公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政策。1981年,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292,那时还属于收入分配高度平等的国家。
(二)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
收入分配政策会因为某一时期的特殊需要而有所侧重,目前存在于我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现象,也是政策不当倾斜和偏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经济政策的不当倾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改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我国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2.发展政策的偏向
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了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城市过度倾斜。为了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国家通过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政策手段把一部分农村财富转移到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村和农业的剩余、资源的过度汲取,城市偏向的公共物品供给使城市居民不用花费力气就可获得公共服务,但是农村居民的获得就非常有限,再加上城市优先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了农业资本的投入,给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带来了障碍,从而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造成农村发展缓慢,使城乡之间的差距 “鸿沟”越来越大。
3.区域政策的不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遵循了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工业相对于农业优先发展;文化、教育、科技等较为发达的东部相对于西部地区得到了更多的政策倾斜而优先发展;经济基础好的城市相对于贫困落后的农村而优先发展。
(三)政策体系的不完善
一项政策对于解决庞大复杂的利益交错的问题往往功能是有限的,为了使各项政策相互衔接和配套,政府应通过制定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政策组成一个政策体系,例如整合教育、就业、地区发展、行业发展、社会保障政策等等,以此发挥政策体系整体协调和相互配合的功能,形成政策合力。
1.税收政策不完善
税收是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政策和手段,主要通过对高收入人群征税,对于低收入或者无收入人群少收税或者尽量不征税,以此缩小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又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平衡收入差距的作用。
2.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政策是调节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尤其对低收入者来说是一种保障。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着严重缺陷,使得其在再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大大减低,甚至出现相反的效果。
3.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乏力
我国的转移支付手段是实行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均等化。但我国采取的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手段,显然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再加上法律和制度的滞后等原因,横向的地区间转移支付制度还没有形成。
4.政策监管体系缺失
公共政策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还依赖于政策监管体系的完善和健全。目前由于监管体系的缺失,造成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尤其是垄断性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收入畸高,这是造成竞争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使得我国的行业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共性偏,离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趋向尖锐化。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公平一直是人类对社会的诉求。如果一个国家“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果不但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心理上的不平衡性也会越来越明显,最终这种巨大的差异将导致社会动乱。合理划分市场、政府和社会在收入分配当中的职责,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使它们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在“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分配。
(二)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协调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站在经济社会全局发展的高度,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机制。
(三)实行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政策,导致了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应该及时调整和转变收入分配政策导向。借鉴发达国家的区域政策和反贫困政策的经验,当前要改进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金融投资力度,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一方面,要将国家投资重点逐步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央要适当给予中西部落后地区政策倾斜和优惠,如在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银行信贷、外汇、对外贸易、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
(四)完善税制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弥补市场机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做法。但是在我国,利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出现了“逆向调节”的现象。
(五)建立多元化、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全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有助于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处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当前我国需要建立以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制度,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增强保障能力,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六)完善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共教育政策,确保教育公平
努力为全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根本、长远途径。尤其是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缩小社会不同成员间、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中国可以在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当前的公共教育政策,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有效克服因教育机会不均等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首先,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总之,面对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应多管齐下,建立一套完善的缩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综合运用税收、区域发展、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多种政策手段,各种政策手段相辅相成,形成政策合力,共同促进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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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房地产税涉及到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及目的行为税类等,除了税收,房地产税纳税人在开发、交易和持有环节还承担着大量的收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我国房地产税收政策的调整取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我国在房地产税收方面主要涉及到所得税类、流转税类、目的行为税类和资源税类这几种。房地产经营除了要缴纳这几类税类外,还需要支付在房地产建设、交易、开发和持有等各个环节中所产生的各种费用。因此,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相对复杂繁琐,有些税收重复收取,导致房地产经营前端支付费用过高,从而影响我国房屋交易,房价水平等。
我国房价从2008起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泡沫经济越演越烈,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而我国房地产企业的税收负担从2007年的11.86%达到2011年25.18%,增幅明显。在此期间,宏观平均税负水平上升不到3%,我国房地产税收负担水平不断攀升,与平均税负水平差距在不断的加大。
再将我国房地产税收增长与房地产GDP增长进行比较,在2007到2011年间,我国房地产税收平均增长率为18.9%,而我国房地产GDP平均增长率为13.2%。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比我国房地产税收增长速度慢,这也就是使得我国相关的房地产企业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在不断的加大,而房地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承担的高税收负担会大部分转移到房屋经营方面,最直接的表达便是房价等的不断上涨,从而影响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政府,作为调节和控制房地产税收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影响和调节房地产税收制度方面的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引导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对房地产税收政策进行调整。
1.进行税收主体分配制度
(1)我国大部分地区在房地产税收方面的收费项目一般在70-140项之间,收费项目的杂乱,税收种类的重叠等,另外还存在某些地区滥收税,乱收税等现象,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国房价大量上涨,从而增加了普通老百姓购房的经济负担。
(2)其次,由于我国税收制度项目过多、过杂等使得房地产开发预算资金总量增大,相关政府无法统筹安排和有效监督这笔庞大的预算资金的使用过程,极易导致征收的房地产税费使用时的漏洞,从而导致公有财产私有化,滋生腐败。
(3)因此要规范房地产税收制度,引导房地产健康发展,需要首先完善政府的分配体系,对税收制度进行强化,规范相关税费项目,从而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对于目前我国税收存在的问题,首先应该要取消不科学合理的收费项目,然后对重复性的税费类别进行重新整理规范,将不能反映政府服务型的收费转化为房地产经营性的收费,并且相应的减少原来经营性的收费项目。另外将房地产部分税收性质的收费改为公有性收费,从而进一步完善国家政府调节房地产经营利润的分配范围,强化房地产调控能力。
2.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强化调控功能
(1)目前对房地产业征税的税种过多、重复征税现象严重,从而造成税负偏高,给企业带来不小的负担。如土地增值税实行30%-60%的超额累进税率,如房屋出租要按租金收入征5%的营业税,还需按租金收入征12%的房产税,加上企业所得税,税负率超过20%,高税负造成执行中阻力很大,企业偷税、漏税、逃税和欠税严重。
(2)将土地收入以税的形式纳人财政分配渠道,能规范收入并确保其用于公共支出。另外,在土地出让收入不与地方政府利益挂钩后,就从根本上消除地价上涨过快的动力因素。再科学合理的设计税率,使现有土地成本降低,稳定地价,可减轻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税负。房地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力税种,其税源充足。为了保证物业税的收取及时,减少偷税、漏税、抗税的发生,国家必须用明确的法律规范,由税务机关定期向纳税人发出财产估价、税率、税额和纳税时间的通知。同时,还要加强房产税法的宣传,提高居民对新的房产税的认识和缴纳的自觉性。房产税属于地方税,中央应给予地方政府足够的权限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税率,可以由中央政府规定一个税率幅度,再由各地方依据本地区情况最后确定,这样既能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又能体现和照顾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
我国房价从2008起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泡沫经济越演越烈,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我国在房地产税收方面主要涉及到所得税类,流转税类,目的行为税类和资源税类这几种。房地产经营除了要缴纳这几类税类外,还需要支付在房地产交易,开发和持有等各个环节中所产生的各种费用。房地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承担的高税收负担会大部分转移到房屋经营方面,如房价等,从而影响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所以,需要通过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的调整来规范我国房地产市场。通过进行税收主体分配制度,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强化调控功能等可以有效的调整和完善我国房地产税收政策,从而引导我国房地产企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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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风险也逐渐凸现出来。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应积极有效地防范财政政策的风险:一是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上要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上来;二是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注意协调配合,同时要注意财政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并处理好财政政策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六)将调整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与完善税制并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起来,鼓励企业投资。逐步调减长期建设国债,腾出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税制改革,即推进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和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这也是调整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这两项改革既是完善税制,又是一种结构性减税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将导致财政减收,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减税政策比单纯靠政府发债上项目的效果要更好。其一,企业是市场主体,根据市场需要投资,投资会更有效,而政府投资效益差,浪费大,容易与市场脱节。这是各国的通病。其二,减税增加了企业投资能力。企业利润率和资信等级提高,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或者在资本市场上筹集到资金,只要有市场需求,其带动社会投资的效果比政府直接投资要大。其三。完善税制并实行结构性减税,企业自主投资能力增强,可避免政府投资退出竞争性或经营性领域后,企业投资跟不上而出现“真空”状况,有利于加快推进投资体制改革。
总之,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影响。既然积极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如何进一步掌控积极的财政政策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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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经济背景下,我国银行如同世界金融机构一样面临着新的挑战,我国银行不仅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竞争压力,而且自身存在着积聚大量不良信贷资产的严重问题,这将会成为引发我国银行金融风险的一个根本原因。本文分析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的现状和成因,保证金融的良性运行对策方略。
关键词:商业银行 金融风险 金融监管 防范
金融的全球化成为近年来发展的大趋势。在这种新经济的背景下,国际金融业全球化的发展也就成为必然。新兴金融市场的兴起和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旧格局,使国际金融市场逐步扩展到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大量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全球性业务网络。这种趋势既促进了国际金融的极大发展,也加大了金融风险的范围,出现债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国际金融组织面对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显得力量不足,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的手段显得特别脆弱。国际金融炒作活动,进一步加剧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必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立过程中,商业银行的风险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和改革开放的进展来看,我国商业银行正在和将要面临的金融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外汇风险、决策风险、管理风险、国家风险、竞争风险、流动性风险、体制性风险等。这些金融风险中,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经营中最突出、最集中、最严峻的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因信用活动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而使银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其中主要是因债务人不能按期还本付息而使银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占总资产的80%以上,贷款的质量决定着银行的命运。尽管《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已经颁布实施,但银行仍面临着企业不讲信用和丧失信誉、不愿或不能还银行贷款的问题,从而使银行面临贷款无法收回的风险。
围绕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加快了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加大了金融宏观调控力度,引入了金融竞争机制。这对新型商业银行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更多的是危机和挑战。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种种挑战,新型商业银行必须适时调整、完善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管理体制,以实现在集约经营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必须首先从指导思想上牢固树立风险控制,管理立行观念。这是新型商业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新型商业银行更应从战略高度来认识防范、规避风险问题,要从关系自身生存发展、维护股东利益和社会安定的角度,花大力气抓好风险控制工作,并常抓不懈,保证各项业务的良性发展。新型商业银行是法人持股的股份制银行,从其股本实质看,同样是大型国有企业,其资产出现大面积风险带来的社会危害将是深远的。因此,尽快出台保全新型商业银行资产的政策法规,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性,减轻新型商业银行的风险压力,应当引起有关管理当局的高度重视。
资产负债管理就是银行根据对资产负债平衡表中的资产和负债每个项目的利率预测,在维持流动性的前提下谋求风险的最小化,收益的最大化。并且通过此来考虑最佳的资产负债的数量和期限的结构。在商业银行进行外部投资中,通过资产负债管理,可以有效的预测外汇、利率、信用等方面的风险。在国际市场利率,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可以主动性的进行调节。推行资产负债管理,必定使商业银行在平常管理中量力而行,自我平衡,合理经营。对负债促使其致力于筹集资金,自觉控制资产,扭转其超负荷经营状况,削弱其资金依赖性;同时对资产管理有利于其从事投资业务,激发了创造收益的积极性。
包括:风险防范机制,即贷款的发放实行审贷分离;二是全面实行贷款抵押、担保;实行贷款风险等级管理,建立坏账准备制度。风险预警机制,即要把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资金营运状况、财务核算状况等方面的资料存入信息库,实行客户经理制,对贷款单位实行单个的动态监测。风险分散机制,可以组织银团贷款,同时实行授权、授信制度。风险补偿机制,要建立贷款风险基金,开展信用保险,提高坏账准备金。
首先,要优化配置信贷资产,提高信贷资金整体效益。要按照效益优先和集约化经营原则,制定分客户、分行业、分地区的信贷投向计划,逐步实现贷款向重点客户、重点地区、重点行业转移,向大系统、大集团、大企业倾斜,扩大基础行业贷款,支持名优品牌生产,支持优势行业、企业的发展和鼓励优势企业兼并、合并、租赁劣势企业。其次,要严格执行贷款审批操作程序,强化信贷责任人制度。商业银行应制订严格的信贷审批操作程序,并真正落实信贷责任人制度,切实做到谁决策谁负责,并依法追究问题的责任。第三,要建立严格的考核奖惩机制,加强贷后管理。国有商业银行制度上制定贷后检查、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结合贷款信息系统确定贷款风险预警指标,及时采取对策,将风险化解于萌芽状态。制定贷后管理质量奖惩办法,正确处理业务拓展和控制贷款风险的关系。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银行业金融市场的环境发生了巨变。就整个外部环境来说,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竞争加剧,买方市场的局面已逐步形成,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众多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争夺市场份额。交行、中信、光大、深发展等全国股份制银行的经营机制完全商业化,资产总额不断扩大,招商银行还与四家国有银行一样进入了世界千强银行之列。除了竞争对象的增多,金融竞争的范围和空间也越来越大,不仅存在着业务上的竞争,而且治理上的竞争、资本竞争、价格竞争、技术竞争、信息竞争、人才竞争日趋白炽化。社会大众的金融投资意识,随着银行多元化的服务渠道的拓展而增强,他们开始选择和享用前所未有的金融产品,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1]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加入WTO机遇•挑战•对策[M].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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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布局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产业规划,产业规划就是对产业发展布局,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整体布置和规划,产业结构就是指三大产业结构。 具体的措施可以概括为统筹兼顾,协调各产业间的矛盾,进行合理安排,做到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突出重点、兼顾一般、远近结合、综合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产业布局政策探析。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探析
[摘要]产业布局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在宏观层面对产业的全局规划和指导。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迫切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布局政策,充分发挥重点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综合运用财税、投资、金融、要素支持、技术信息以及商贸等政策,并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措施。
[关键词]重点开发开放区; 承接产业转移; 产业布局; 西部大开发; 城市统筹发展.
产业布局政策作为区域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解决区域问题的有效措施,也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产业合理布局的重要途径。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政策,充分发挥重点开发开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对优化整个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 一) 产业布局政策.
产业布局是指产业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和组合。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因各产业自身的技术经济要求不同,在布局上呈现出不同特征。二是本着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原则,不同地区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专门化。三是发展阶段的不同,造就了不同地区不同的产业结构,形成各具特色的多种产业的地域组合。从本质上讲,产业布局合理化的过程,也就是建立合理的地区分工格局的过程。产业布局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和经济资源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包括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前者要求追求整个国民经济的较高的增长速度和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后者则要求不断缩小区域间的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产业布局包括国家产业布局和地区产业布局两个层次,两个层次的产业布局任务各不相同。与这两个层次相对应,有国家产业布局政策和地区产业布局政策。产业布局政策手段包括直接干预政策和间接引导政策,前者是指政府对企业布局行为进行直接干预的政策,包括国家或地区制定的产业布局战略和规划、国家直接投资兴建企业以及对企业布局的一些具体的限制;后者是指政府通过改善地区的整体环境,提供各种优惠条件,来引导企业布局,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人才政策和技术信息政策等。[1]( P. 361 -362).
( 二) 研究范围.
西部各省市区之间发展差异较大,生产力呈现出多个层次。本文的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是指三大重点经济区和四个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三大重点开发区包括: 成渝经济区、关中 - 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这三大经济区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基础和基础设施良好、资源环境条件较好、发展潜力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支撑。抢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以及建设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契机,加快三大重点地区的产业发展,有序进行产业承接,合理进行产业空间布局,意义重大。四个沿边开发开放实验区包括: 云南瑞丽、广西东兴、新疆喀什、内蒙满洲里。它们是国务院确立的西部重点沿边开放实验区,拥有沿边和对外开放口岸的优势,在重点承接外向型产业,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扩大出口,推动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以上两类特定区域中,既有较发达地区,也有老少边穷落后地区; 既有资源富集地区,也有资源贫乏地区; 既有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也有产业基础相对较差的地区; 既有内陆型地区,也有沿边开放型地区; 既有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做得好的地区,也有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具有后发优势的地区。这两类地区基本上能够涵盖西部地区的各种情况,能够作为研究西部地区的样本。目前,这两类特定区域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率先起步,有望成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的试验区、西部产业和人口集聚的优势区域、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以及探索全方位开发开放新模式新机制的先行区。
因此,通过对这两类特定区域的现有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进行分析和总结,能够为整个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规划编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以及承接产业转移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和启示。
( 一) 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实施效果.
西部大开发以来,尤其是近年来,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依托各自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产业布局政策,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产业的合理布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一是科学规划承接产业的布局。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依据自身的区位、资源、产业和综合成本优势,根据各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产业发展基础等,体现城乡统筹发展要求,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科学、合理布局已承接产业,促进了产业的合理聚集和优化布局。如,成渝经济区依托丰富的人力、矿产、农副产品、水等资源,结合灾后重建,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在主要发展带重点布局了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 东兴规划了进出口加工及商贸、物流、仓储等现代服务业以及农产品、橡胶加工、家具制造等承接产业的布局,瑞丽重点规划和建设了一批国际产业合作园区、边民互市贸易区和跨境民族文化及生态保护试验区,满洲里积极规划了汽车组装、机电、电子、家电、服装、鞋帽等出口加工产业的布局。
二是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地区依托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等优势,围绕延伸产业链,有效地承接重大产业项目。如,关中 - 天水经济区在产业形态上,重点瞄准具有高附加值、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产业环节。在产业类别上,重点发展通信、光伏、软件与服务外包及创新型服务业等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企业选择上,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和产业巨头落户。[2]东兴积极利用中国和东盟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扩大与东盟国家在贸易、物流、港口、旅游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以“贸工互动”全力推动主导产业由以贸易型为主向以加工贸易型为主转变; 瑞丽着力打造与国际陆港匹配的、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出口加工、仓储物流、商务会展、旅居度假等集聚地。
三是积极壮大产业承接载体。加快园区以道路、水、电、通讯为主的基础设施以及供能、环保、物流、通关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建设。以建设产业集中发展区为载体,不断拓展产业承接的空间。推进优势产业、优势企业、优势资源等向园区集聚,重点依托园区特色优势产业、园区骨干企业和园区转移企业抓承接。不仅如此,还探索了产业园区建设的多种模式,探索特色园区多元共建和异地投资利益分享的新机制,创新高效能管理园区的体制机制,等等。如,成渝经济区积极打造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引导企业向特色工业园区集中,着力打造了一批产业集聚度高、特色鲜明、规模效益显著的特色工业园; 满洲里科学定位园区功能,打造进口资源加工区、出口加工区、重化工业基地和中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特色园区。
四是有针对性地展开招商工作。实施资源招商、市场招商、产业招商的招商战略,全方位挖掘招商潜力。围绕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有针对性地展开招商引资工作。按产业化链条,围绕龙头产业积极推进上下游配套项目的招商。积极发展服务贸易,主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和加工贸易的转移。
五是加大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支持。如,在财政扶持政策上,加大对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的投资力度,对重大产业转移项目进行贷款贴息。如,在要素支持政策方面,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在园区用地、水电气供应等要素保障予以优先安排。
六是完善承接产业布局的体制机制。以区域合作为重点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产业承接地与产业转出地互利双赢长效机制建立; 推动建立产业转移统筹协调机制,探索跨区域合作共建开发园区以及与沿海地区合作共建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服务机制,营造最佳、最优、综合成本最低的支持产业承接的服务环境; 建立承接产业转移激励机制,支持重大产业项目的引进、重要产业链的培育以及产业集群的打造。
( 二) 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的不足.
尽管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是产业布局缺乏统筹规划。由于缺乏统筹规划,造成承接产业布局分散,不利于形成产业集聚,各地比较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布局政策时,普遍重短期效益、轻本地产业特色,没有依据资源环境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进行产业选择和产业定位,致使产业同构现象严重。
二是产业配套能力不强。一些产业还未形成完整链条,尤其是高端要素环节缺失,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低,产业间协同联动效应难以发挥;[3]生产性服务业跟不上,难以满足转移企业的配套要求,制约着产业的转移。
三是重视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作用。产业布局政策较多强调政府在产业转移中的职能,而忽略了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具有产业联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及配套企业的作用未能很好地发挥; 政府调控机制与市场机制未能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
四是产业载体建设仍然滞后。由于缺乏超前意识,承接产业转移的各个层次的开发区、工业园区的规划不合理,园区的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生产服务等配套条件较差,难以为具有现代化水平的转入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对已转入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制约。
五是重引进、轻质量。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不注重质量,不充分考虑本地的资源环境条件,不注重引进东部高新技术以促进本地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一味地接受东部地区的传统产业或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还承接一些低端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绝大多数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造成了产业结构的失衡。
( 一) 产业布局政策的基本目标.
在国家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背景下,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应充分依托其丰富的资源、成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以及广阔的市场等,科学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发挥其规模效应。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空间布局,逐步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强大的产业支撑,并以其重点突破带动西部产业整体跃升,增强西部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 二) 产业布局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是优化产业投资环境,加速产业集中集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支持重点开发开放区交通、能源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引导更多的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到这些地区。各级政府通过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确定承接产业的集中布局区域,推动产业的地区分工和结构优化。二是根据各地的实际,进行重点承接产业、重点承接区域的选择,并对重点承接产业进行合理的区域布局,探索建立重点承接产业基地。三是统筹规划产业园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园区,支持符合条件的园区扩容升级,支持发展得好的园区全面拓展和深化其综合服务功能。
( 三)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手段.
财税政策。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等手段,支持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优化产业承接环境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借鉴国外的做法,由中央财政建立专项资金,对向西部地区迁移的企业提供适当的补贴,以有效降低其迁移成本。对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给予财政贴息。
投资政策。省级技术改造等财政专项资金应优先投向转入产业; 金融政策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对产业转移项目提供信贷支持。支持东部企业到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进行企业并购和重组。加大对承接产业转移的金融支持力度,尤其要保障承接产业转移的前期基建投资。结合转移企业的特点,建立和分区、分类信用授信和评级制度,保障项目转移后的融资需求。
要素支持政策。优先考虑“两型”产业的用地指标,严格执行工业用地最低出让价标准,探索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和年租制度。优先保障重点转移企业的交通运输需要。在转移企业用工需求方面,加强各类人才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结合产业转移重点办好特色专业,为转移企业提供数量足够、技能熟练的劳动用工。
技术信息政策。打造承接产业转移信息平台,支持诸如西博会等大型贸易发展平台的建设,为东部企业的转移提供及时、便利、有效的信息服务。商贸政策。设立边境合作区和跨境合作区。
加快建设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4].
( 一) 科学制定承接产业的空间布局规划.
遵循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和产业适应性,深入研究和统筹规划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重大产业布局,根据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产业基础条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产业优势,科学规划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5]对不同区域实行承接分工,合理确定不同区域产业承接发展重点,从而保障产业转移在区域间的有序发展,发挥区位优势、实现区域间优化布局和产业集群发展。
( 二) 因地制宜承接产业.
一是重点承接特色优势产业,包括能源及化学工业、重要矿产开发及加工业、特色农牧业及加工业、重大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产业。[6]二是有序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重点开发开放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承接、改造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接替区,充分发挥其吸纳就业、增加就业的重大作用。三是有选择地承接加工贸易产业。发挥沿边重点口岸城市的地缘和资源优势,加快形成比较优势明显、布局优化、区域特色鲜明的加工贸易区。四是加快承接现代服务业。适应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适应城乡消费结构升级的变化,加快承接生活性服务产业。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培育和建立服务贸易基地。
( 三) 促进承接产业集中布局.
科学合理规划产业园区,突出产业特色,加快配套建设。引导转入产业和项目向园区集中,引导优势企业、优势资源、生产要素等向园区集聚,[7]促进园区集约化生产、特色化发展和规范化管理。鼓励有实力的投资者参与园区建设,推行园区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利用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自身特有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构筑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加快探索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6].
( 四) 改善承接产业转移的环境.
加快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体系建设,为承接产业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 加强承接地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建立公共信息和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改善营商环境,保障投资者权益,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避免盲目投资和恶性竞争。打破地区封锁,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 五) 搞好承接产业转移的“两型”建设.
按照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求设计承接产业转移方案,促进经济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人与社会和谐共处。一是严格产业准入。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进行承接产业的选择,把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依据,禁止转入污染企业和落后产能,同时在承接中要避免低水平复制。[6]二是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加强矿产资源、耕地资源、水资源等的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鼓励和支持承接园区发展循环经济。三是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强化污染防治。推进节能减排,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产业承载能力。[4].
( 六) 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体制机制.
完善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创新园区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政府服务体制,推动资源有效整合、产业联动发展; 深化区域互动与合作,支持东部地区企业通过多种方式与西部重点地区企业建立长期的合资和合作关系,探索建立地区间产业转移统筹协调机制,完善重大承接项目的服务和保障机制。在条件较好的地区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 七) 强化承接产业的人才支撑.
通过政策倾斜、设立专项人才培养基金等形式,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引进高层次人才,建立高层次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为他们搭建创业、创新平台,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的人才高地。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职业院校面向产业转移需要,定向培养中高级技工和熟练工人,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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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在对华经济政策中不仅动用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扩张和汇率在内的经济武器,还使用了众多的非经济手段:经贸问题政治化;在贸易逆差和汇率等问题上移花接木,把中国作为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平衡和美国的经济霸权承担更大责任;诋毁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美国不仅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对华经贸关系,强调相对收益,而且还以现行国际体系构建者的身份,充分利用体系赋予的特权和强势话语,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中国的行为进行“规范”。
关键词:美国对华经济政策;非经济手段;体系特权;论文下载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对于他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可能对美国地位产生的影响甚为敏感和警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出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因此引起了美国的特别关注,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焦点之一。美方不仅担心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会挑战其经济霸主的地位,还担心中国的发展模式会损害“华盛顿共识”在世界上的号召力。为了消除这些忧虑,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组合,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本文拟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经济和非经济手段进行梳理和阐述,并对美方政策组合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
经济手段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对华对策不仅包括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进口限制和出口扩张,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汇率保护主义”,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
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中美建交之初,由于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安全需要,再加上中美经贸关系尚处于起步阶段,美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总体上持鼓励和开放的态度。两国建交后不久,美国即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反映在双边贸易上是两国贸易额从1978年的11.146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80年的48.127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表1)。美国学者南希·塔克(NancyBernkopfTucker)很好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总体特点:“(中美)针对苏联的共同战略计划促使从尼克松到老布什时期的美国政府向中国做出妥协让步,错综复杂的三角政治关系促进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和文化联系。”〔1〕
但是即使是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部分产品的迅速增长,美国立即挥动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一个著名的案例发生于1982—1983年间。在两国签订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的过程中,美方强硬要求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年增长率不能超过1%,对中国纺织品实施严格的进口限制,由此点燃了中美之间的第一次贸易战。〔2〕两国贸易的增长严重受挫,双边贸易额从1981年的54.68亿美元下降至1982年的51.958亿美元和1983年的44.202亿美元(表1)。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双边经贸关系的迅速扩张,美国反复动用这一手段对来自中国的各类产品进行限制。
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中国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美 国 对 华 经 贸 政 策 中 又 增 加 了 一 个 新 的 手段———出口扩张,要求中国向美国产品开放国内市场。中美之 间 在 这 一 问 题 上 的 第 一 次 重 要 交 锋 发 生 在1992—1993年,美国要求中国取消诸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国内贸易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为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清除障碍。1992年8月,美国单方面要求中国立即按照美国条件开放中国市场,并以对总价达39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强征报复性关税发出制裁威胁,由此引发中国的反制措施。〔3〕1993年,新上任的克林顿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开放市场的最终期限,新一轮争端以中国取消283种产品的进口配额、降低234种产品的关税而收场。〔4〕
在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入世问题进行的谈判中,美国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史蒂芬· 科恩(StephenCohen)等人的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和支持中国入世的实质并不是帮中国做好事,其实质是从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手中攫取尽可能多的妥协,迫使其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5〕在最终由中美签订的中国入世双边协定中,美国传统贸易 保 护 主 义 的 两 把 利 刃———进 口 限 制 和 出 口 扩张———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就出口扩张看,中国不仅同意大幅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而且还同意对外开放国内市场,除了农业和工业之外,包括像电信、金融、保险和资产管理等服务业的许多重要领域都允许外资进入。在进口限制方面,美国迫使中国接受了所谓的“超WTO义务”(WTO-pluscommitments),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允许美国在中国某一类产品出口激增时动用“保障条款”以及“特殊保障条款”等贸易救济措施。对于美国强迫中国接受的这些“超WTO义务”,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评论道:“这些条件……过于苛刻,已经违背了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6〕
中国入世以后,美国充分利用中国入世时做出的让步,进口限制和出口扩张两把传统保护主义的利刃锋芒毕露。世界银行的“全球反倾销数据库”显示,小布什政府执政的八年内,美国总共向中国发起了64项反倾销调查,平均每年8项。从2009年到2011年奥巴马政府当政的前三年,美国向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仍然维持高强度和高频率,共发起了21项,平均每年7项。而2012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又向中国发起了2项反倾销调查案。〔7〕同时,美方在打开中国市场方面毫不松懈,目前已将开放中国金融保险市场作为主要目标。
汇率保护主义〔8〕随着中国于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的提升。与此同时,中美贸易额大幅增长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对于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经济学家有众多论述,主要有美国国内的低储蓄高消费、〔9〕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加工组装基地的地位、〔10〕中美双方统计差异、〔11〕美国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12〕以及美国自身的经济转型等原因。但是,美国政府和政客在寻找原因时并不遵从经济逻辑,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归咎于人民币的汇率。
美国针对中国的汇率保护主义手段起始于2003年。众多美国政客认为,中国为了促进出口和限制进口,故意“人为地”压低人民币汇率;中国对汇率的“操纵”是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鉴于这一认识,美方认为减小贸易逆差的最佳途径是迫使人民币升值,因此加大了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据经济学家加里·赫夫鲍尔(GaryC.Hufbauer)的不完全统计,2003年至2006年间,美国国会提出了23项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和决议,或者要求人民币直接升值,或者要求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13〕最擅长揪住人民币汇率问题大做文章的国会议员当属纽约州参议员舒默(CharlesSchumer)和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拉汉姆(LindseyGraham)。从2003年起两人多次联合发起议案,要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27.5%,否则就以惩罚性关税进行报复。〔14〕除了美国国会,美国行政部门也反复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美国财政部半年一次向国会提交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每一次都指出人民币币值太低,要求中国政府升值人民币。为了减轻美方的压力,中国政府从2005年7月1日开始调整了汇率政策,人民币开始升值。截至2012年3月,升值幅度已达24%。〔15〕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带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下降。中美学者的研究都发现,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美国对中国出口并未出现明显改善,中美贸易逆差却呈现不断增加趋势。〔16〕面对这些发现,汇率保护主义的拥护者本应进行反思,但是他们的对策却是指责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够,进一步要求中国政府调整汇率政策。2008年7月《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货币的升值幅度只达到了实际所需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的水平”。〔17〕由于这一思想的指导,美国国内很大一部分人始终将人民币币值看作是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人民币汇率因此一直是近年来中美双方经贸关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之一。
除了上述的经济手段之外,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还使用了大量的非经济手段,主要包括: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妨碍正常的经济活动;在贸易逆差和汇率等问题上移花接木,把中国作为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平衡和美国的经济霸权承担更大责任;诋毁中国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等。
经贸问题政治化冷战结束后,原有的国家安全概念发生了变化,经济安全越来越成为大多数国家考虑的重点,结果是经贸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化倾向变得越来越严重。作为主导战后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的美国,经贸问题的政治化倾向超过了其他国家。美国学者I.M.戴斯勒在《美国贸易政治》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在所谓“1934年体制”下,美国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以及两党之间都存在一种默契,不利用贸易问题进行政治攻击。但是,随着二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上的崛起,这一默契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动摇,“政治化”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内容。〔18〕
鉴于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中国自然成为了美国贸易政治化的受害者。根据中国学者王勇的研究,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上的政治化做法已经几乎覆盖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各个领域和议题,包括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贸易救助问题、出口控制问题和投资问题等。美国对华贸易的这种“泛政治化”倾向不仅损害了双边经贸合作,妨碍正常经济交往,而且还“加剧了两国相互不信任,限制了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于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粘合’作用,妨碍了其‘正’外部效应的发挥。”〔19〕
美国将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案例。在中海油提出竟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之后,竞争对手雪佛龙和美国国内政客立即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收购案进行阻挠。一项原本纯粹的经济活动被政治化。在美方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中海油最终退出收购,而雪佛龙则以低于中海油竞购的价格收购优尼科。〔20〕
寻找替罪羊与经贸问题政治化紧密相关的是美国在经贸问题上推卸和开脱责任,寻找替罪羊,将由自身造成的问题归咎于中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对其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治操作。
如上文所述,美国巨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源主要在于美国自身高消费低储蓄的行为和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不同地位。很明显,真正要对美国不平衡问题负责的是美国自己,正 如 尼 古 拉 斯 · 克 里 斯 托 弗 (NicholasD.Kristof)所言,“那个扭曲国际资本流动、制造全球经济不稳定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21〕然而,对于美国国内的政客来说,接受这样的经济现实不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在他们看来,必须寻求其他手段,从贸易对象国身上找原因。
由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 源 国,中 国 自 然 成 为 最 大 的 替 罪 羊。兰 普 顿(DavidLampton)指出了美国政客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对中国提出的两大指责:“政客们不是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说,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引发了‘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担忧。”〔22〕在政客们的解读中,导致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元凶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不公平贸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因此,不难理解的是,美国政府反复指责人民币币值过低造成了国际经济的不平衡。
其实,美方提出的不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指控都没有经济学上的依据。针对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的指责,尼古拉斯·拉迪就指出,“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性,而不是什么不公平的贸易行为。”〔23〕同样,赫夫鲍尔等人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指控提出了反驳。“贸易逆差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2000年至2003年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不景气……和制造业生产力的提高。将贸易赤字等同于就业流失的政治计算不是过于夸大了其联系就是完全错误的。”〔24〕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将中国作为替罪羊的做法虽然经济上站不住脚,但是政客们却乐此不疲?答案是这样做能带来一箭双雕的政治好处。一方面,通过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移花接木,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美国政府实现了为自己开脱责任的目的。美国将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工业流失等问题打包,全部归咎于中国,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美国经济进行调整、对失业工人进行救济与再培训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中国被认定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在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时就减少了顾虑,可以咄咄逼人,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开放市场,并在需要的时候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
分担责任除了开脱自身责任外,美方还积极鼓励中国在美国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美国排忧解难,分担责任。最为著名的要求中国分担责任的例子是2008年前后一度流行的中美“两国集团”构想。〔25〕该构想由前美国政府官员、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Bergsten)首先提出,并得到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Ferguson)、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的呼应和推崇。伯格斯滕最早在2005年主编的《美国和世界经济》一书中抛出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26〕2008年又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详尽阐释了他的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主张“构建中美两国集团,共同掌舵全球治理的进程”,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欧盟的作用。〔27〕在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弗格森也参与了对中美“两国集团”概念的发展,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用以描述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上的共生关系。〔28〕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美“两国集团”的构想受到更多关注和推崇,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佐利克和林毅夫等人也开始参与倡导,并将其从先前的经济层面扩展到战略层面,作为纾解当时美国遇到的国内外困境的一个重要手段。〔29〕
美方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后提出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主要是基于实用主义原则,旨在让经济上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从美国身上接手更多责任,帮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维持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30〕美方的这一意图不仅在伯格斯滕、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等人的文章中有清晰的说明,而且在2009年美国官方对华政策的论调中都有清晰的表现。例如,为了确保中国资金持续流向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特纳于2009年上半年先后访华时,都充当了美国国债推销员的角色,以恳切的口吻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并向中国领导人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性。〔31〕
诋毁中国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对那些多年来按照西方国家提供的处方发展本国经济却效果不理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此,对所谓的“北京共识”或者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然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为了应对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挑战,美国采取了两面下手的对策。一方面,美国不遗余力地维护“华盛顿共识”的合法性。其实,美国国内从来不缺少对美国发展模式的溢美之词,从冷战结束之初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宣称“历史的终结”〔32〕到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告美国代表了“国家成功的惟一可持续的模式”,〔33〕都显示了美国对自身模式的高度自负。此外,美国还以同样的自负对外推行自己的模式。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项有关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报告就显示出了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傲慢和自负。报告首先承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经济处方的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乏善可陈,但是报告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方案有问题,而是拉美地区接受“华盛顿共识”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34〕由此可见,美国全力维护自身模式的合法性,甚至不惜扭曲事实为“华盛顿共识”的教条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从话语上贬损中国的发展模式来应对挑战。第一个表现是指责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违背自由贸易精神,不遵守规则,实行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重商主义”政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被推为美国对日政策“修正主义流派”教父的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将当年针对日本的指控直接套用在中国头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华贸易问题不是一个贸易问题,而是‘制度摩擦’的一种表现……中国的发展战略大量借鉴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其秘诀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的规则进行变通,利用规则实现国家财富和权力。”〔35〕可以说,“重商主义”的标签被贴到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各个领域。2012年2月底,华盛顿智库“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一份题为《够了:对抗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的报告,报告称中国施行重商主义的规模“史无前例”,指责中国利用汇率操纵、补贴、关税、强制性技术转让、出口限制、标准设置和其他政策等来为各行业的公司———尤其先进科技产品和服务领域———获取“绝对优势”。〔36〕
与“重商主义”指控相关的另一个话语诋毁的表现是给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经济活动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2011年6月上旬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东非国家期间,就指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没有遵循国际准则,并警告非洲国家警惕“新殖民主义”。〔37〕美国对中国非洲政策的攻讦集中体现在前几年的苏丹达尔富尔危机期间。美国极力抢占国际话语的道德高地,不惜贬损中国,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为了石油利益而支持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地区施行“种族灭绝”的国家。〔38〕
此外,美国还到处传播中国经济发展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各种“威胁”,包括“就业威胁”———中国廉价产品涌入各国造成当地就业流失;“健康威胁”———中国的劣质产品危害外国用户的健康;“能源威胁”———中国为了点燃本国的经济引擎会用完全世界的能源;〔39〕以及“环境威胁”或“绿色威胁”———中国的经济活动造成各种全球环境问题,是“地球的毁灭者”。
可以看出,美国在其对华经济政策中不仅动用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扩张和汇率在内的经济武器,还使用了众多的非经济手段。从体系层面考察,美国这种政策组合主要可以归因于两点。第一,美国看待国际经济关系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时主要是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实力的决定作用,并且在经济交往中更加关注相对收益(relativegains)。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Waltz)论述了物质实力对一国国际地位的决定性作用:“一国的国际地位通常随其物质资源的增长而提升。拥有大国经济实力的国家最终都变成了强国,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与否。”〔41〕
正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关系是国家间实力竞争最为重要和基础的部分,他们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必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强国,因此将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威胁。出于这种认识,美方自然会动用各种手段应对这一威胁,延迟中国的崛起。
第二,美国在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美国不仅承担了构建和维护现有体系的责任,而且还享有以体系构建者的身份优势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崛起大国进行打压遏制、推卸责任和话语诋毁的特权。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在建构国际经济活动的目的和主要规则方面起主导作用”。〔42〕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内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对这一体系的维护和扩展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当然,当美国以体系建构者的身份规划其世界经济体系时,它根据的是自身的利益和喜好,保证体系建立以后美国能从中持续获取利益,享受制度分红。换句话说,当体系建立后,美国便成为体系特权的享受者。〔43〕美国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享受特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美元以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行全球。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就是,美国是当前“惟一一个能用自己的货币支付其全部进口产品的国家”。〔44〕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曾对美国的特权进行了更为透彻的阐述:“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其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赤字表明了其国际金融地位的强弱。对美国来说,情况正好相反。说实在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一直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揭示的不是美国的羸弱地位,而是美国在体系中的强大权力……美国可以毫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而其他国家却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美元支付,除非他们愿意承担难以接受的代价。”〔45〕
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加入由美国建构和主导的国际组织时,美国便可以利用其手中的体系特权对这些国家设定加入组织的条件。美国在中国入世时之所以能够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且坚持不让步正是体系建构者特权的表现,体现的是制定规则的权力。而当中国加入了体系之后,美国可以继续利用其体系建构者的地位对中国的表现评头论足,要求其遵守体系规则。与此相一致的是,奥巴马总统近两年来在多个场合的演讲中打出所谓“规则牌”,三番五次要求“中国必须遵守规则”,以此“规范”中国的发展。为此,奥巴马政府还于2012年2月成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机构,旨在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开展调查和执法,确保相关国家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同样,美国利用了体系特权对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进行政治操作,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等国家。而当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美国构成挑战时,美国也动用了体系赋予的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模式进行贬损和诋毁。
综上所述,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对华经贸关系,关注相对收益,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抱有强大的戒心。表现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美方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和中国在美投资处处设防,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撬开中国市场,尽量使双方利益的天平向自身倾斜。同时,美国以现行国际体系建构者的身份,充分利用体系赋予的特权和强势话语,对中国的行为进行“规范”。美国俨然以体系建构者和总舵手自居,操纵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转嫁责任。而当美国自身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遇到困难时,又不失时机地拉拢中国,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做出更大牺牲。面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这些政策组合,中国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各种手段的使用将会呈现出更为频繁更为严厉的趋势。当然,除了对美方的经贸压力做好准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实力,增强塑造现行国际体系和制定规则的能力,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话语能力,以期在对美经贸关系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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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央行4次加息,每一次加息都直接增加了房地产企业的开发成本,加剧了经营风险。央行12次提高大型金融机构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使得目前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升到21.5%,目的在于收缩商业银行的信贷数量,缓解市场上货币流通过剩问题。但紧缩信贷的同时也减少了房地产企业的贷款数量,使房地产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融资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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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规律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客观规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当前社会认同的困境与管理。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当前社会认同的困境与管理全文如下:
摘 要:我国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社会领域也出现了多方面的认同困境。社会认同的流失会导致社会管理难度加大、社会运转成本增加。只有及时介入管理,才能提升和促进社会认同。
关键词:社会认同; 意识形态;论文代写
作为描述自身群体特性和群体意识的社会概念,社会认同通过社会地位、成员资格、阶层意识、个人交往等向度来描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个人对周围社会具有信任和归属感、承认有关权威和权力的合法性,对上述自我特性具备一致性认可,那么,这个社会就具备了基本的社会认同,反之,则认为是社会认同的流失。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指标,社会认同是社会安全和稳定及有效运转的润滑剂。我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传统的社会认同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位人向社会人迅速转变,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思想方式的多样化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开始滋生出诸如偏见、歧视、社会排斥、群体冲突等社会问题,进而演变成多方面的认同困境。
当前,我国社会认同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 一) 社会整合复杂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的意识形态是高度重合的,政党的思想理论基本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他思想意识很难有成长的空间,因此执政党不需要刻意进行社会整合,群众就已经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了。其实这并不难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不允许其它任何经济形式存在,思想上任何有关“私”的理念一萌芽就会受到打击,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其它意识形态,依靠党的权威和社会影响就能够较快地实现社会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加上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非主流意识形态迅速成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催生了利益的多样化,利益多样化又导致阶层分化,而阶层分化必然产生多样化的阶层意识,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意识形态多样化。现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主要方面,但无法对社会领域实现全覆盖,这就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新社会阶层成员无法在现有主流意识形态中找到归属感,对执政党履行改革和治理形成功能障碍。这就要求突破、发展并创新经典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意识形态的转型。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兴阶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阶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出现。阶层的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这使得执政党整合社会的难度加大了。”[1]这就要求必须把握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包容性问题。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不纯洁,就会使核心成员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丧失忠诚; 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包容性不足,新社会阶层成员对意识形态的支持率就必然下降。只有灵活地调整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才能争取更多的受众。
新社会阶层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它们非常在意主流意识形态对自己是否认同,这是观察一个阶层政治上是否有地位的标志。社会整合是否顺利,主要看执政党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得到全体社会阶层的广泛认同。我们所进行的社会整合,当然不是把全体社会群体整合进同一所有制以及同一分配方式当中,而是在保持各利益群体的相对独立性、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多元化的社会整合,创造出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普适性的社会利益关系,再通过意识形态来引领和反映这种关系。经厉这个过程,不可能向改革开放前那样通过强制手段和行政力量来实现,只能通过规制的办法依赖制度建设来塑造权威,这个要求使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变得异常复杂。
( 二) 司法权威虚弱化
虽然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司法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司法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号召式立法、应付式普法、运动式执法、选择式司法”现象,立法为部门争利,普法走过场,执法有弹性、司法看对象,这种状况大大削弱了司法的权威,违背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
运动式执法已是多年难治的顽疾,老百姓对“集中整治、赶鸭子”等运动式执法反映强烈,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说,运动过后就反弹,法律法规就像一块橡皮,刚性不足,弹性有余。城管执法即是各方反映最集中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在食品安全、拆除违法建筑、非法营运、乱摆卖等领域,在某个特定的敏感时期,经常要“加大执法力度”。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一些执法部门却一直未真正形成有效的经常性管理,凡不投诉的即不处理,或仅仅在“整治周”、“整顿月”开展突击执法。由于缺乏日常的监管,所以影响了执法的效果和权威性,使违法者产生了不应有的侥幸心理、学会了打游击。一些执法部门为完成隐性执法指标而选择了执法难度低、不易引发矛盾的案子进行办理或处罚。
对于各种禁令,民众有选择地失明或者失聪,这和选择性执法有关。法律既然颁布,任何人都应该严格遵守,法不在严而在必行。当法律白纸黑字必然发生实际效力时,人们才会尊重法律,并且养成守法习惯,法治的社会基础才能因此形成。以打运动战的方式来实施法律,意味着法律不能常态地发挥作用,这种偶尔发作一下的法律,会导致法律逐渐失去社会规范的作用。当法律经常被闲置,违法行为不能及时被制止或者处罚,人们就不会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尽管国家下大力气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不愿与侵权人对簿公堂,惧怕与司法机构发生联系。他们所顾虑的是诉讼成本高、效率低、举证难的问题,因为当事人往往被这种事情弄得精疲力尽、劳民伤财。实践中,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情况并不少见,合法权利的真正实现往往遥遥无期,以至于“官了民未了、案结事不结”成了常态。这种消极放任行为也反映出司法公信力的逐渐流失。
( 三) 社会关系紧张化
社会诚信资源匮乏,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缺失,以邻为壑,这是当前社会关系紧张的突出表现。互不信任是最具传染性的社会心态,患者置疑医生的仁心,消费者怀疑经营者的商德,群众不把干部的承诺当真,官员往往疑虑百姓的理智,穷人只信为富不仁,富人担忧穷必生乱,施援者时刻提防讹诈,受助者也怕误入陷阱。互不信任,使得社会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屈指可数。互信不存,必生冷漠。如果说工业化过程破坏了自然的植被,那么,市场化的过程则破坏了社会的植被。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程度可谓触目惊心。其实,这种代价不一定是市场化过程必然要经历的,倘若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能够完善制度,建立规则,则情况不会象现在这么糟糕。由于罔顾规则、藐视制度,不仅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而且损害社会公正,妨碍社会进步。社会领域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等现象屡禁不止,人们对“假鞋”、“假药”、“假唱”、“假文物”等现象深恶痛绝。这些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关系紧张化,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劣币驱逐良币,使诚实的人放弃诚实; 今天是受害者,明天是加害者; 为了少承受风险,自己就要成为第一个出手的人; 道德逸出到社会现实之外,社会关系沦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尤以干群关系、警民关系、医患关系的互信破裂为甚。三公( 公权力、公益性、公众关注度高) 领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如果不能公正的履行职责,就是对社会信任的摧残。以干群关系为例,基层群众对干部的形式主义作风深恶痛绝,群众对干部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干群关系出现裂痕,干部不是真心维护群众利益,群众不认可干部的工作作风。“农民对基层干部特别是组织的不信任,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下降。”[2]长此下去,会伤及社会认同的基础,进一步损害干群关系,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今天的群众工作,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群众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权利诉求不断增加。能否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取决于干部是否能调整自己的立场,真心实意地“对人民负责”。
城市化的窄空间、信息化的快节奏为社会关系的紧张化提供了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所有地区都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城市化,中国不也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中国来讲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是中国的城市化。21 世纪,中国城市化不仅仅决定着 6. 6 亿城市居民的安居乐业,更是一个决定着中国几亿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因为城市化是减少农民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据预测,到2050 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 10 - 11 亿,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中国每年将有 1200 万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新移入城市居民和原城市居民共享城市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关系紧张的问题。工作压力加大致使家庭关系紧张,融入过程的生存竞争致使就业关系紧张,强资本弱劳动致使劳资关系紧张,富裕阶层的社会责任感缺失致使贫富关系紧张,市场规则不彰、特权阶层嚣张则共同促成人际关系的全面紧张化,当前的“仇富”、“仇官”、“仇垄断”现象即是社会关系紧张化的直接反映。社会关系紧张,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使简单社会问题复杂化,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最终将人人受损。
( 四) 社会焦虑普遍化
我国社会正在步入焦虑状态: 富人焦虑,穷人也焦虑; 城镇居民焦虑,农民工也焦虑; 失业的焦虑,已经就业的也焦虑; 民众焦虑,大学生焦虑,官员更焦虑。焦虑迅速蔓延到各个社会阶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每个人的抗压能力和情绪自我控制能力不同,任何社会都会有焦虑的个体。焦虑作为一个个体状态,本来并不值得恐慌,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焦虑,则不可忽视。因为,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不安。社会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压力持续地考验着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焦虑情绪不断积累加深,最终酿成为全社会性的问题,导致社会冷漠无情,抑郁症频发。
国人的经济生活在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例如,人们工作和生存压力加大,生活消费水平无止境上升,许多家庭的最基本需求都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腰包的鼓起而相应地提升。引发全民焦虑的,不仅仅在于收入赶不上 GDP,更在于收入不均、分配不公、腐败盛行、道德滑坡、社会无序。按规矩出牌的人赶不上不按规矩出牌的人,好人赶不上坏人,循规蹈矩的人赶不上投机倒把的人,遵纪守法的人赶不上违法犯罪的人。于是,一些人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进行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的违法行为。社会进入了一种可怕的怪圈: 即大家都在埋怨社会无规则,而一有机会自己则又去破坏规则; 大家都在埋怨道德滑坡,而一有机会自己则成为道德滑坡的推手; 这些人既是焦虑的受害者,又是焦虑的制造者。
叔本华曾经说过: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传统社会是自然经济、自我调节,社会个体的欲望在各种道德、宗教与制度的调节下,人们只能压抑。进入工业化过程后,经济迅速增长,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各种欲望也比较容易满足。殊不知,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最容易膨胀,而经济发展则不可能永远是直线上升的,当经济进入下降趋势或者遇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时,原本很容易满足的欲望就可能无法满足了。这时候,人的心理就会产生巨大的挫折感,出现焦虑情绪。焦虑与内心欲望得不到满足和心理挫折是密切相关的。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工业文明社会“单向度的人”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焦虑的个体,焦虑伴随着不安,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色调。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多少人梦想着一夜成名或者一夜暴富,希望用极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面,其实掩藏了人们对自身处境的不安以及对现实的不满。
以四个城市数千户居民为样本,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了心理测试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3]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等问题,大多数人必须面对。人们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例如,是持有股票、还是持有现金、抑或持有黄金,哪个更能保值,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不确定性尤其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上的变化。宏观调控政策多变,预期方向不明确,造成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难以研判,这无谓地增加了很多社会焦虑情绪。
我国需要建立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体系,依法进行宏观调控。如果我们都能按照法律法规来做,知道政府会如何出牌,那么政府就是可预期的政府。由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人们在心理上最容易产生紧张和不适。现在很多富人移民国外,不是对自己没有把握,而是对社会走势没有把握,不知道哪一天政府会出什么对他们不利的政策,焦虑由此产生。一些年纪大的人为社会保障和养老问题而焦虑,身体有病的人为看病焦虑,物价上涨让所有老百姓焦虑。就是做了大官,也有焦虑。官员怕说错了话,或者得罪了哪个领导,为个人前途而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明确的制度来调整,而是通过政策进行调整。由于政策缺乏连贯性,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明天再制定另一个政策,这样就增加了社会运转的不确定性,人们就容易对未来形成焦虑。
( 五) 社会冲突群体化
伴随着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极易促使敏感的人们产生相应的社会态度和信念,这些态度支撑着一些约定俗成的行为。例如,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就符合这样的逻辑模式: 即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先把问题搞大; 一个人的问题没人管,一千个人的问题就有人管; 把问题摆到大街上去,威胁到社会“稳定”了,问题就会得到更好的解决。社会冲突的群体化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内在张力。
每个国家处于不同的阶段都将面临不同的社会冲突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当前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几点:
1. 矛盾主体的两端是私对公。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公众与地方政府、村民与村基层组织、职工与企业之间的群体性矛盾明显增多,矛盾基本表现为公权与私权的对抗。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变为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
2. 民意诉求表达方式呈现多元化。除了直接对抗的传统方式之外,目前出现了多种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因为,面对冲突,民众和政府都在极力避免直接对抗方式,努力探索更文明、更有效的表达方式,如“集体散步”、“集体喝茶”、“集体旅游”等。
3.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燃点降低。有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小摩擦或者小纠纷引起的,这些微小摩擦在执政当局眼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要有一个导火索,就能酿成大火,谁也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发展到什么程度是终点。客观上看,人们对改革发展的预期普遍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公众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地处理,以致心态失衡,加上潜在的社会矛盾的影响,一起很小的事情,就可能导致社会成员借机宣泄不满情绪,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4. 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因宣泄不满而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群体性事件的反抗对象可能不仅仅是施加生存压力的强势者,他们的生存压力和无法释放的不满可能会将整个社会作为宣泄对象,甚至指向无辜的普通民众。特别是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由于事发突然、动机多样、升级较快,所以导致难预防、难排查、难处置、难善后。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部分公众认为改革发展成果没有得到共享,不认同现有的分配格局,一旦遇到事端,他们便借机表达不满,使事态不断扩大。
“2009 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 ,总金额高达 514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医疗卫生财政支出的 2. 6 倍,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相接近。”[4]政府花这么多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控制上访是中央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指标,“截访”居然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些基层政府每年因“截访”发生的开支惊人。公权滥用,维权制度不完善,沟通渠道不畅达,公民维权无门,前景迷失,信仰沦丧,在此背景下,群体性事件难以避免的升级与高发。
( 六) 精英流失加速化
2010 年 6 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 》,提出到 2020 年中国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知识精英为代表的群体正在集中移民出走他国。2007 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我国海侨胞的数量超过4500 万,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三轮移民潮,上世纪 80 年代的移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90 年代的移民带有一定的理性,本世纪初开始的移民带有综合性特点。考虑到国外的环境、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综合因素,相比较于国内大城市户籍制度藩篱、高房价、竞争激烈的就业等因素,移民自然就成为不少人的选择。近年来,我国的移民潮不仅数量大幅上升,还呈现出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称: 2009 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 2055 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一半。以投资起步价 40 万加元( 约 235 万人民币) 计算,仅 2009 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是 23. 5 亿元人民币。尽管对我国的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是否集体“外流”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 中国能否留住人才,已经成为目前国内自上而下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中坚阶层的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不少国人意识到投资移民引起财富外流的严重后果,有网友发表评论认为,这些通过投资移民手段出国的人是“没有责任感”,“一富就溜”。客观地说,富人移民是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体制性的歧视、缺少对个人私权尤其是财产权明确的法律保障以及社会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共同造成的,这折射出国内体制改革滞后、社会监督乏力和法治进程的受阻。国内的企业家感觉没有安全感,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企业会被监管部门以什么理由把企业给毁了。
社会学家总结出来的一个趋势是: 人才、技术、资金都是从发达地区逐渐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然而,我们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这背后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移民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国外制度的开放性、公平性和社会的可预期性。对于知识精英来说,国外社会所能提供的公平机会更多; 对于财富精英来说,吸引他们的是相对稳定的期许。人才之所以出走,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出现了问题。与以往移民的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的是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可以是为他们自己,也可以是为他们孩子今后的生活考虑。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当下社会所欠缺的。大批人才外流,不仅带走了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也带走了社会成长的信心以及对未来社会认同的期望。
社会认同的困境加剧了国人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由于没有社会认同,失望和不满成了社会的主色调,这种情绪对青少年一代尤其具有严重的后果。由于未来高度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内心也同样承受着对理想与现实的迷茫,这会影响着他们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现在中国的一些年轻人中,他们的生活没有准则,只图满足物欲和感官享受,蜗居一族、月光一族、啃老一族占据不在少数。由于就业形势严峻,一些年轻人看到自我价值无法实现,便开始尝试摇头丸等新鲜毒品。“跟随着全社会的物质主义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样的反社会行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无理由的仇杀,甚至是自杀。”[5]信仰危机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的顽疾,如果再不介入干预,就会错失良机,加剧社会认同的瓦解。
( 一) 重建社会信任
市场经济本身不是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运转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交易双方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较量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契约能够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不可能杜绝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何况,人类的许多活动不是靠市场契约,而是靠信任去连接运转的。社会信任是社会安全感的主要来源,你爱,就不冷漠; 你信任,才能收获信任。安全感有赖于稳定的基础秩序,这种社会秩序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合作和彼此信任而存在。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员,各司其职,各安其位,通过交换,分享由分工所带来的福利。一旦职守错位,秩序就会受到伤害,每个人都能切实感受到这种无秩序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从硫磺到敌敌畏,我们的化学知识都普及了一遍,但我们的饮食却变得更加不安全。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社会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倒塌。
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是“信任”。以诚感人者,人亦诚应之。一句信任的话语,可以成为化干戈为玉帛的信使,一个信任的眼神,可以激发无穷的潜力。与欺骗一样,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无言的伤害,尤其一个原本应该给予信任的事物遭到怀疑时,这样的伤害对于双方都具有破坏力。平等是信任的沃土,平等的社会才能产生普遍的信任。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富人警惕穷人,那么,穷人也不会相信富人。只有当人们相互能够平视时,人们才易于相处,也便于形成共同的价值准则。政府的诚信是社会诚信之本,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自身的诚信建设问题,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努力建设诚实、自律、守信、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使诚实守信者得到保护,欺骗失信者受到惩戒。只有通过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才能不断提升公信力,使政府部门在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中起示范带头作用。
( 二) 维护司法权威
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 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6]法律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制度,是保障社会公正的基本武器。司法权威弱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法律不能为社会兜底,规则不存,社会大厦的基础就会动摇。近年来,在涉诉信访问题方面,出现了一股信访司法化、司法信访化的倾向。即当事人因诉求未满足就怀疑司法公正,乃至以身抗法,这是“无政府主义”行为模式在司法领域的体现。这种舍弃司法途径、寻求权力干预的行为,正是“人治”方式的怪胎。例如,当事人对司法机关做出的不利裁决,不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诉求,而是在心理上渴望见到“大官”,所以出现了越级访、进京访等“告御状”的现象。这种“人比法大”的意识,日积月累成了信访人“告御状”的原动力。当他们的告状意识形成一种情结时,也就愈加坚定了不放弃的决心。有的甚至拿着法院的终审判决去上访,把上访理解为法律终审裁决之后的一个程序,使得社会问题的裁决变得没完没了。
当事人对司法裁决固然有要求改变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与其他权利一样,也应该依法行使,而不能自行其是,更不能以违背公众利益的方式实现。如果人人都以激烈的手段去达到目的,而司法机关惟恐发生矛盾不利于“维稳”而不敢坚持合法裁决,就会导致司法活动低效,甚至无效,从而损害所有社会成员的权益。当然,对司法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监督,失去监督的司法权力与其他公权力一样,也会膨胀和腐败。对司法权的监督,应尊重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应符合宪法原则,有利于司法者独立行使职权。维护司法权威,要求行政权力对司法尊重、服从和支持,没有这种尊重、服从和支持,司法裁决就不能执行,司法权威自然也无从谈起。行政权力要达到保障民生、维护人权的目标,离开权威的司法制约和支持也不会实现。只有司法者与社会各界共同信法、守法和护法,才能维护司法权威,确保司法体制的运转功能,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
( 三) 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管
造成社会认同困境的各种问题几乎都与官员失职及政府失察有关。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缺乏必要的规则制约,导致拜金主义泛滥、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社会环境恶化,应该说,官德的败坏则是首因。地方政府失去民心,民怨沸腾,这对社会认同的冲击很大。官员的行为对社会具有示范效应,但是如果官员以权谋私、侵害百姓权益,民众就会觉得社会管理者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所谓“官德隆,民德昌,国家兴; 官德毁,民德降,国家衰”; 官德彰则政权稳,官德丧则政权失。约束权力,依法治理,规则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公正。社会规则存,则民心向好,国民经济向好。当然,我们并不奢望一次性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社会规则的建立总是从点点滴滴开始的,坚毅与持恒,强于等待与观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本清源,社会肌体才能健康,社会认同才能回来。
[1]敖带芽 .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相关问题的探讨[J]. 攀登,2010,( 1) .
[2]于建嵘 . 底层立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1. 208.
[3]石畅,赵展慧 . 全民焦虑: 现代化路上的阵痛[N].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11 -10 -21.
[4]海涛 . 政府维稳陷“越维越不稳”怪圈[N]. 中国青年报,2010 -04 -19.
[5]郑永年 . 保卫社会[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50.
[6]亚里士多德 .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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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前经济社会认同的困境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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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和历史的创造者。人口问题不仅是家庭延续的个人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公共问题。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计划生育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章阐述了影响人口发展的典型理论,论述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意义,并提出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人口;计划生育;生育政策;社会和谐
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类对于自身发展不断进行深入思考,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其思维也明显带有历史的局限。关于人口发展的典型理论有以下两种:
在早期的社会,人类普遍认为人口就是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以19世纪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数学家孔德的“人口就是命运”论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国家的兴盛衰亡与人口的数量密切相关。美国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了50多倍,这也是其从一个荒芜之地崛起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而在同一时段,法国人口却只增加了2倍,远远落后于德国。19世纪初,法德两国的人口比率是11∶10。到19世纪末,则变成了10∶15。这也是法德争霸,法国屡屡败北的原因。该理论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具有一定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人口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有促进和延缓的作用。在社会生产关系中,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重属性。“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这也使得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必然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最终实现由盲目生育到计划生育的转变。后来的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人口问题。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学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进一步深化。该理论阐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认识人口问题,实施计划生育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人口发展一定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资源和生态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决定大地人口容量有限性,这一观点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的土地中2/3是山地,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是沙漠、半沙漠,可开垦的肥沃土地已经不多,而且这种开垦还要受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限制,因此有必要对人口进行控制,实行计划生育。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经过了一番谨慎的论证过程的。早在20世纪中叶,马寅初就对我国人口发展的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新人口论”。1978年8月5日,田雪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这也为后来实行计划生育提供了理论借鉴。事实证明,在崇尚“多子多福”的中国,推行以控制人口为主旨的计划生育政策阻力非常大。然而正是这项被严格执行的国策帮助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人口的失控。首先,实行计划生育,能够减少消费,增加资金积累;其次,实行计划生育,有利于缓解生产力发展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再次,实行计划生育,国家可以把积累下来的资金用于教育和培训,发展科技和文化,从而提高全民族的人口质量,增强民族的综合素质,最终实现民族富强和繁荣昌盛。
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从我国的国情和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具体措施包括以下方面:
完善计划生育的法律和法规,是当前计划生育有效实施的前提和保证。除了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之外,还要建立健全《执法人员上岗责任制》、《立案审批制度》、《错案追究制度》、《计划外生育费征管制度》和《生育证发放审批程序》、《成人残鉴定程序》等工作制度和工作管理程序,做到执法过程中有规可循、有矩可蹈、有章可依、执法公平。
人有近忧也有远虑,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传统的生育观的体现。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福利政策改革是有效实行计划生育的保证。改革主要基于以下层面:
1.规避因执行计划生育国策而产生的确定性风险或不足,在养老保障个人账户下建立计划生育奖励/救助子账户,并且要做到奖励扶助标准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递增,奖励扶助标准还要和物价水平的变化保持协调,确保资金奖励的有效性。在计划生育的实施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计生委、财政部和民政部、社会保障部要加大对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服务条件等方面的财政资金投入,做好资金的运营、管理工作。同时,还要加大国家财政对计划生育夫妇在就业、交通、食物、教育等领域的资助。例如,资助儿童照料、育儿假、儿童/家庭津贴、家庭税收和住房津贴等。
2.规避对因特有概率事件而形成的不确定性风险,建立政策性生育保险,并覆盖全体育龄群体,包括城镇女职工、广大农村妇女和城镇非正规就业妇女。除了保障育龄妇女在生育期间的相应待遇和就业保护外,生育保险还应拓展到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子女伤残死亡等领域。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生命抽样调数据显示,每l000个出生婴儿中大约有3.05%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其中独生子女家庭占很比例;另外,根据全国残疾人生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岁以前发生二级以上残疾的几率达到8.2%。可见当前子女意外伤残死亡的风险直接影响到家庭的稳定和和谐,计划生育家庭风险规避制度至关重要。
为了有效实行计划生育,必须推进计划生育技术、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科学界定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的种类和标准,例如,制定人口计生技术服务的基础设施、基本设备和配套人员等实物标准,制定宣传教育的经费投入比例、结构划分。其次,充分整合基层资源做好政策法规宣传教育,定期邀请专家为育龄妇女开展生育、节育、不育、生殖保健等科普知识普及知识培训。站在战略的高度制定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规划及行动计划,实施科学婚检,有效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做好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康复等工作,开展出生影响出生婴儿缺陷的因素展开重大专项研究。此外,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也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总之,在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中要避免态度冷漠和强硬,而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注入人文关怀和情感关照,使计划生育工程真正的成为一项民生工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流动人口的比重在不断增加,目前已达两亿之众,而且流动对象多样化、流动频率快速化、流动时间延长和流动人口超计划生育严重,这也陡然增加了计划生育的管理难度。因此,加强区域与部门间的协作,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一管理和优质服务制度,加强社区流动人口登记制度,对流动人口开展“属地化管理”。
建立一支高素质、业务精湛、工作作风好、富有爱心的计划生育工作队伍是有效实施计划生育的关键。首先,做好计生人员聘用考核工作,推行竞争上岗,择优录用。其次,抓好计生人员专业培训工作,使其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程序,做好专业发展,减少盲目执法造成的不良后果和恶劣影响。通过引导群众自觉学习和自我教育来提高他们的生育文明素质,从而使宣传教育更持久、更深入,更有影响力。
综上所述,长时期以来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在传播生殖健康科学知识、推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落实、营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我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等问题互相制约和影响的事实,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采取有效措施,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促进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潜在的现实意义。
[1]刘玲琪,田遇春.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5,(2).
[2]陈志国,肖彩波.中国农村计划生育保险保障制度现状评价与政策建议[J].生态经济,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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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对于他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可能对美国地位产生的影响甚为敏感和警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出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因此引起了美国的特别关注,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焦点之一。美方不仅担心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会挑战其经济霸主的地位,还担心中国的发展模式会损害“华盛顿共识”在世界上的号召力。为了消除这些忧虑,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组合,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本文拟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经济和非经济手段进行梳理和阐述,并对美方政策组合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
可以看出,美国在其对华经济政策中不仅动用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扩张和汇率在内的经济武器,还使用了众多的非经济手段。从体系层面考察,美国这种政策组合主要可以归因于两点。第一,美国看待国际经济关系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时主要是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实力的决定作用,并且在经济交往中更加关注相对收益(relativegains)。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Waltz)论述了物质实力对一国国际地位的决定性作用:“一国的国际地位通常随其物质资源的增长而提升。拥有大国经济实力的国家最终都变成了强国,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与否。”
正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关系是国家间实力竞争最为重要和基础的部分,他们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必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强国,因此将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威胁。出于这种认识,美方自然会动用各种手段应对这一威胁,延迟中国的崛起。
第二,美国在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美国不仅承担了构建和维护现有体系的责任,而且还享有以体系构建者的身份优势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崛起大国进行打压遏制、推卸责任和话语诋毁的特权。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在建构国际经济活动的目的和主要规则方面起主导作用”。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内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对这一体系的维护和扩展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当然,当美国以体系建构者的身份规划其世界经济体系时,它根据的是自身的利益和喜好,保证体系建立以后美国能从中持续获取利益,享受制度分红。换句话说,当体系建立后,美国便成为体系特权的享受者。美国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享受特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美元以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行全球。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就是,美国是当前“惟一一个能用自己的货币支付其全部进口产品的国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曾对美国的特权进行了更为透彻的阐述:“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其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赤字表明了其国际金融地位的强弱。对美国来说,情况正好相反。说实在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一直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揭示的不是美国的羸弱地位,而是美国在体系中的强大权力……美国可以毫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而其他国家却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美元支付,除非他们愿意承担难以接受的代价。”
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加入由美国建构和主导的国际组织时,美国便可以利用其手中的体系特权对这些国家设定加入组织的条件。美国在中国入世时之所以能够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且坚持不让步正是体系建构者特权的表现,体现的是制定规则的权力。而当中国加入了体系之后,美国可以继续利用其体系建构者的地位对中国的表现评头论足,要求其遵守体系规则。与此相一致的是,奥巴马总统近两年来在多个场合的演讲中打出所谓“规则牌”,三番五次要求“中国必须遵守规则”,以此“规范”中国的发展。为此,奥巴马政府还于2012年2月成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机构,旨在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开展调查和执法,确保相关国家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同样,美国利用了体系特权对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进行政治操作,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等国家。而当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美国构成挑战时,美国也动用了体系赋予的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模式进行贬损和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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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作为当前高校学生参与社会竞争以及职业发展必备的技能之一,高校学生应用计算机的能力会直接性地影响着其自身今后的职业发展以及就业状况。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计算机应用相关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计算机软件作为计算机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开发也直接影响到计算机在科学领域的发展空间。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技术的创新与提高,是信息化时代加速发展的前进动力。本文介绍了应用软件开发过程遵循的原则,并对应用软件的开发技术做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计算机;软件开发;应用软件
随着现代人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对于计算机依赖性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计算机的要求不仅仅局限于其系统提供的各项软件之上,而逐渐地向各种应用软件扩展。支持系统运行的系统软件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就需要通过应用软件来满足其多样化的需求。这给应用软件的发展带来了极为广阔的空间。但是,在应用软件的开发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一些用户乃至开发人员认为应用软件开发技术无所不能,进而要求开发出满足其各种不切实际需求的软件,给整个应用软件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把握应用软件开发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原则,进而在此基础上采用相应的应用软件开发技术,以最大化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1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原则
1.1规范性原则
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过程中的规范性原则是指,在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过程中,应该遵循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的规律,同时技术设计和技术实现应该切实可行,避免过于扩大开发技术或者应用软件的作用而进行一些违反自然规律的开发。同时,计算机应用软件的规范性还意味着,在应用软件开发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人们的认知规律和使用习惯,这样才能够开发出操作性较强的应用软件,才能够拥有用户的忠诚度。
1.2易维护原则
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相反,其开发和维护对于应用软件开发人员来讲,应该是并重的。在进行计算机软件开发的过程中,就应该考虑后续的维护问题,为维护提供便利。这样,才不至于在计算机应用出现问题后产生难以维护的状况,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同时,在进行计算机软件开发的过程中,应该坚持标准化地开发,这样,在应用软件出现问题之后,才能够及时发现问题的源头,并且便于及时进行修改。
1.3“少即是多”原则
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少即是多”原则是指,在进行软件开发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使用最简便的指令、最简化的步骤来进行程序编写,这样,应用软件运行和用户的使用才能够有更多的空间,才能够不使应用软件的使用成为负担。
2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技术分析
2.1生命周期技术
生命周期技术就是将软件的开发当作一个生命周期,在这个生命周期中,软件开发的每一个步骤:问题定义、问题分析、用户需求研究、框架构建、程序编写、软件测试和后续维护等都是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前一个环节和后一个环节之间紧密联系,整个过程环环相扣,并且是不可逆的。首先,进行问题定义。对问题进行定义是进行应用软件开发的首要步骤,即要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应用软件,这个应用软件要满足用户的哪些需求。并且把这些问题或者说是这些需求进行分解,制作出相应的操作规范。其次,问题分析。在前一环节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问题想要实现的目的、实现途径,同时,根据当前的技术水平、资金状况等来进行可行性分析,保障软件开发切合实际。再次,用户需求研究。满足用户的需求是应用软件开发的基本目的,因此,需要对用户的每一项需求都进行具体的分析,然后确定软件需要实现的功能,并确定出每项功能的实现方式。又次,框架构建。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前提之下进行相应的框架构建和调整,搭建出应用软件的基本模型。程序编写。程序编写是在搭建好的框架之内,按照程序编写规范进行相应的程序编写,以使软件能够正常运转。软件测试。软件测试是对编写好的软件的功能进行相应的测试,以发现并且解决软件中存在的问题,保障软件的正常运行。最后,进行后续维护。根据用户的反馈以及运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后续维护和更新,保障软件的正常运行。
2.2原型法
原型法即以用户的需求和问题为原型来进行软件开发,这种开发方法更能够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原型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对用户的实际需求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对于软件应实现的功能、软件的界面、软件的个性化设置等进行调查和整理,以作为软件开发的原型。其次,根据整理出来的用户需求来进行软件模型构建,使软件能够实现用户的实际需求。再次,对开发出来的软件进行运行测试。主要有两种目的,一是通过进行运行发现软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进行改善;二是根据用户的反馈来进行修改,保证用户需求的切实实现。最后,对软件进行升级和维护。及时对软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保障用户的正常使用。同时,对软件进行升级,使软件运行更加稳定,同时功能性更强。
2.3自动形成开发技术
自动形成开发技术是一种非常便捷的开发技术,主要是通过开发软件来实现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在这种开发技术中,软件开发人员只需要对软件需要实现的功能进行研究,然后通过软件来实现编程过程,非常便捷。但是,这种自动形成开发技术需要有严格的规范保障才能够使开发出来的软件满足人们的需要。同时,也需要人工对软件进行相应的调试才能够保障软件的良好运行。
3结语
信息化时代,计算机是其中重要的推动力,计算机软件作为计算机系统的重要成分,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就尤为重要。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的应用目的是为广大用户提供更方便的服务,使用户能更快捷地使用计算机。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过程中有其自身的原则,无论我们使用哪种软件开发技术,都需要遵循这个原则,如此,才能够保障软件开发能够既符合科学规律,又能够满足用户的实际需要。而每一种软件开发技术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因此,在应用软件开发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主选择一种或者多种技术,以最终实现软件开发的基本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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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大鹏.关于计算机软件开发语言的研究[J].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2012(06).
[6]范银平.计算机软件开发在多领域中的应用[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3(15).
摘要:利用微课教学平台引入广东省高校联合研制开发的计算机公共课程立体化教学资源系统——“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网络自主学习系统,进行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改革与实践。提出了自主学习的改革方案,改进了考核方式,并对教改方案实施之后的教学效果与考试成绩进行了分析。实践表明,该教改方案能够大幅度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关键词:微课;自主学习的平台;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操作能力
0引言
随着计算机日益普及,相当多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就具备了一定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计算机应用能力,部分学生具有较高的计算机应用水平。由于学生的计算机水平参差不齐,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会降低教学效率且不能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改革势在必行。随着无线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使用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网和学习,作为师生交流平台的网络课程网站也从传统的PC版向移动网络课程发展。本院以Tomcat为服务器,采用jQueryMobile和HTML框架,利用Dreamweaver和MyEclipse设计并实现了“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的移动网络微课程网站。该网站主要实现了移动设备上的课件浏览、师生交流及服务器上对消息、微课程教学视频、课件等后台管理功能。网站已通过校园网发布,如图1。手机用户只要扫描二维码即可访问本微课程网站,教师登录后即可对所有课件资源进行上传、修改、删除等维护。学生论坛让移动用户和PC用户可随时随地都可参与课程交流,满足了学生和老师对课程的各种需求。
1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改革思路及方案
为了进一步提高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充分利用广东省高校联合研制开发的计算机公共课程立体化教学资源平台——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网络自主学习的平台[1],逐步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与动手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从而提高计算机应用课程的教学质量,对计算机应用实验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及规划。
1.1课程改革思路
考虑到大学生的计算机教育不再是“零起点”教育,且新生计算机水平参差不齐,以及专业设置等因素,我们对计算机应用实验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依托学院新建好的网络自主学习的平台,改革传统的计算机应用课程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把网络教学模式引入到计算机应用课程中;适当弱化计算机应用课程的课堂教学,以教师引导和学生自主学习为主;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结合专业特性开设不同次层与难度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相关课程,以满足学生专业学习与科研的需求[3-4]。
1.2课程改革方案
1.2.1引入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网络自主学习的平台到课程教学中,进行分层次教学。本院在2011年10月份在广东省教指委的指导下已搭建好计算机应用课程网络自主学习的平台。平台有以下主要功能: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监督与管理有关教学活动;编制试题和进行评分;将实时评价融入教学过程中;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为下一次教学过程提供支撑[5]。通过网络自主学习的平台,可以建立丰富的计算机公共课程的网络学习资源,引导学生应用网络教学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充分扩展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从而满足不同层次的学习需要,提高授课教师的工作效率与学生的学习效率。在教学活动开始前,使用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平台综合测试模块下的摸底考试进行学前测试。然后按摸底成绩实施分层教学:摸底考试成绩60分以上(含60)者可免修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选择免修且对这样计算出的分数不满意者,可参加该课程期末统一考试;摸底考试成绩在50分和60分之间者可自主学习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不参加课堂授课,参加该课程期末统一考试;摸底考试成绩50分以下者必须参加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课堂授课,参加该课程期末统一考试。
1.2.2弱化计算机应用课程课堂教学,加强学生自主练习。考虑到计算机应用的教学是“非零起点”的,本方案把该课程由原来的教师讲授为主的模式改变为教师引导和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模式。通过网络自主学习的平台,组织教师建立丰富的网络学习资源,开放实验室,让学生可以在业余时间自主学习计算机应用课程,同时减轻教师在课堂上的压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2.3实施计算机应用课程的“教考分离”。通过自主学习的平台的实验操作环境与网络考试环境,逐步实施计算机应用课程的“教考分离”,从而建立完善的计算机应用课程的考试制度。
2教学改革效果分析
2.1课堂教学效果分析
⑴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较高由于参加课堂学习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摸底测试不及格的学生。他们看到很多学生通过了摸底测试,而且有部分学生的摸底测试成绩优秀,这些学生不需参加课堂学习,这使他们感到一定的压力,所以想通过这个学期的课堂学习提高成绩,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一个好成绩。有的学生不仅在自己的班上认真听课,而且主动去其他班听课。有的学生虽然通过了摸底测试,但希望期末获得更好成绩,期望获得优秀奖学金,追求高分,也积极的来参加课堂学习。所以分层次教学是十分必要的,确实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较高。
⑵课堂教学效率有所提高没有分层次教学时,由于一些已经有一定基础的也来教室上课,对课上他们熟悉的内容,他们就会不感兴趣,不认真听课,时常出现打游戏,上网,带耳机听音乐的情况。这就严重干扰了那些没有基础的学生。学生不能做到认真听讲,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会遇到问题,自己又无法解决,教师只能重复讲解,有时一个问题要重复讲解三次以上,大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采用分层次教学之后,由于多数通过摸底测试的学生没有参加课堂学习,来到课堂学习的学生都是主动学习的学生,不会出现打游戏、上网、听音乐闲聊的情况,想学习的学生不会受到其他学生的干扰,能做到集中精力听课,这样教师就不用多次重复讲授内容,基本上讲一次,大部分学生都能听到、听懂,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率。
⑶课堂教学对象更有针对性由于课堂学习的人数相对较少,老师容易发现学生的问题,对那些相对水平较低的学生,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去讲解,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都更有针对性。容易在短时间内有效的提高学生的成绩和实践操作能力。小班授课效果也好。
2.2学生考试成绩分析
⑴学生成绩总体提高情况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我们发现,学生成绩提高符合一个规律,即参加课堂学习的学生分数提高幅度最大,其次是自主学习的学生,再次是免修的学生。这说明课堂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自主学习的学生通过网络自主学习的平台学习也有一定的效果,免修的学生提高的幅度相对较小。
⑵学生成绩提高幅度分析参加课堂学习的学生成绩提高幅度大,参加课堂学习的学生出勤率高,上课认真听讲,努力完成作业,课后自主学习,多数参加课堂学习的学生进行了自主学习的平台的所有知识点的测试,所以成绩提高幅度很大;自主学习的学生成绩提高幅度较小,自主学习的学生的自觉性不强,学期初基本没有使用自主学习的平台进行学习,由于自主学习的学生没有通过摸底测试,须参加期末考试,他们往往突击使用自主学习的平台进行学习,由于学习的时间短,成绩提高幅度较小;免修的大部分学生成绩没有提高,部分免修的学生觉得考试已经及格了,没有期末考试的压力了,也没有老师督促,就放松了学习,提高幅度较小。也有部分原因是免修的学生基础好,进步空间相对小,上课和自主学习的学生基础相对差,进步空间相对大一些。
2.3自主学习的平台的使用效果
自主学习的平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学生使用自主学习的平台易发现自己的不足,可进行反复练习。部分学生通过看教学视频自学能够解决许多问题,同时自主学习的平台的使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结束语
通过对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的学习资源、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学习风格进行一系列改革与实践,最终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使课程更具科学性。为学生适应信息社会提供的学习的平台作用十分明显。该教改方案能够很大程度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改革方案。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广东省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广东省高校计算机公共课程教学改革项目建设指南[ppt],2009.7.
[2]李帅军.教育信息化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07.
[3]王耀民,何文广,曾华.浅谈《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方法[J].中国科技信息,2012.10:239
[4]杨竹,张文波.基于《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的高校计算机基础课程的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J].科学中国人,2015.24:283
[5]朱丽娜,杜威,毛莉.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信息化建设研究[J].计算机时代,2012.12: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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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是实现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的关键,是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核心内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利率市场化的相关论文,供大家参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各个行业的改革也被提上日程,金融改革正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人民银行从2013年7月20日起宣布,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实施管制,实行全面开放制度。在参加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时,中国国务院对于我国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改革发表了重要的论述,其中关于利率市场化的问题是他讲话中最重视的,这无疑释放了一个信号,即我国实行完全的利率市场化制度很快就会到来。据统计,2009年海南省的个体经营户有17万多,中小型企业一共有8万多家,所有的从业人员有将近150万人。海南省的中小型企业数量占到全省企业的99%以上。利率市场化推行之后,金融机构可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地推出具有创新性的金融产品,而金融产品的价格可以由金融机构自行制定。对于利率市场化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大型企业由于规模大、经营状况好,所以在与金融机构打交道时可以有较大的主导权,所以获取资金的成本较低,收益较大。与大型企业相比,海南中小企业在市场利率化后,要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帮助,只有提高对银行的报价。但是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调研了海南省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型企业以及一些金融机构,根据调查的结果来看,事实与预想还是存在一些差异的。
一、未来企业总的贷款规模将逐步扩大
1.银行的投资渠道受到限制。
很多传统的观念认为,一旦存贷款利率放开后,国家就不再对金融机构进行管控,导致风险增加。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存贷利率放开后,国家对金融风险的管控是不会终止的。金融机构对于资金的操作有很大的灵活性,他们可以利用的手段非常多,但是考虑到风险因素,银行不会把大部分资金用于风险产品,虽然这些产品的收益要比一般产品高出几倍。对于风险投资的一部分资金,银行的管控还是非常严格的,他们会制定专门的部门进行运作,这些部门大都是由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极强的人组成,并且时刻受到银行高层的监督,定期向他们汇报实际情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缺陷,有时也会因为个人的违规操作导致大型金融机构破产,这样的事在我国发生过不止一例。此外,对于我国的中小型商业银行来说,他们在寻求投资时可选择的手段非常少,收益的最主要来源还是存贷款。
2.居民消费贷款规模短期内增长受限。
随着城镇化的推行和发展,居民对房屋的需求越来越大,使得当前银行的贷款主要通过居民流向房地产行业。但是,我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状态总是难以捉摸,这使得很多人担心房地产泡沫会导致银行业承担很大的风险。银行业意识到这点,很多大型银行提高了居民贷款的准入标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居民在购房时的贷款不会出现以前的爆增形势。而对于其他类型的居民消费贷款,受到我国居民传统的消费观念和金融机构市场开发等因素影响,在贷款额度上以难以与房地产贷款相比。总的来说,在我国居民消费贷款这一方面,将不会出现太大的增长,甚至可能会受到居民偿还之前房地产贷款的影响,从而在贷款数额上呈大幅度下滑的趋势。
3.政府贷款的规模将会逐步减少。
前几年,随着我国不断地推进城市化建设,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响应政策的号召,不断地向银行借贷大笔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政府办公大楼等进行翻新和建设。这使得地方政府欠下银行的巨额债务,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无法偿还这些巨额贷款,面临着财政赤字的风险。银行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对政府的债务风险进行管控,政府想要从银行获得贷款变得非常难,而之前的贷款正面临无力偿还的压力,这些因素逐渐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贷款规模。
4.银行贷款的总规模将逐步扩大。
对于我国大型银行,比如工、农、中、建行等四大行来说,虽然其具有上市公司的优势,但是他们也要定期向社会公布其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等,但是这些大银行的分支机构是相对独立的,在指标的核算方面往往是独立进行,每个分支机构在存贷规模的控制上有很大的自主权,通过考量自身的基本情况,制定自身的发展轨迹,这使得他们能充分管控自身的风险,在存贷规模的把控上,各分支机构为了收益的提升,也会扩大存贷规模。由于政府贷款规模逐渐变小,居民贷款也受到很多限制,而银行总的贷款规模在逐渐扩大,所以银行发放的贷款会更多地针对企业。
二、中小企业将会是银行开发的重点方向
1.息差收入是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
根据很多上市银行的年报显示,在实行利率市场化前,我国银行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息差收入,并且占到所有收入的80%左右。在市场利率化后,商业银行要不断地需求和开展多元化经营模式,增加非息差收入。由于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非息差收入可能不会呈较大的上升趋势,中小银行和大型银行地方分支机构的主营收入仍然要依赖存贷款息差,尤其是对公业务。
2.银行对大企业爱恨交织。
利率是由中央银行制定的,由于大企业的规模大,人力和财力都比较雄厚,所以银行要获得较大收益,需要与大企业维持稳定的关系。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企业在与银行合作中有很大的话语权。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大企业在贷款时可以讨价还价,要求银行降低贷款利率。在企业存款方面,有很多企业实行“存款利率招标”,即让银行之间报出各自的存款利率,企业会选择存款利率高的银行进行存款。可以说银行经理们在与大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既不愿意失去大企业,又怕与大企业的合作让自己吃亏,他们把其视为“鸡肋”。
3.中小企业是银行业务发展的主攻方向。
在和大型企业合作时利润微薄,但是在和中小企业合作中相同的成本与风险之下,银行获取的利益还是不错的,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中小企业对于银行利率调整没有大企业那样反应迅速,对于利率的调整意见也比较缓和,更多的是如何成功地获取流动资金;对于小型企业来说,中小企业对于市场风险的抗击能力又强许多,对于银行控制投资风险有一定的保护。俗话说救急就是救命,中小企业处于发展瓶颈的关键时期,更渴望获得更多资金来发展壮大。所以说,银行更愿意为这样的企业提供资金,而且在后期的合作中能够保持较好的关系,便于以后的投资合作交流。
三、海南中小企业利率市场化条件下一些建议
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银行利率也是市场化,与以往相比较,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也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取相同的银行贷款,对于资金匮乏的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是不容错失的机会,只有抓好机遇,积极发展壮大企业,才是目前企业经营者考虑比较多的问题。除此之外,经营者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1.规范企业的运行。
目前很多中小企业对于从银行获得借贷,会因为很多自身的原因受到限制,比如说,企业实力薄弱,银行信用等级不高,资产抵押担保以及对银行金融产品详细内容缺乏了解等一系列问题。对于提出的问题,中小企业如若想获取银行的贷款,需按照银行的操作章程,给出规定的企业各种经营管理资料,那么这些就要求中小企业必须严格遵循规范的流程经营。对于中小企业的规范要求,是对企业有益的,能使企业打下良好的“地基”,又能使中小企业沿着健康之路前进发展,反过来提高银行对他们发放贷款的效率,减少企业投资成本,形成良性循环发展。
2.组建企业联盟。
一部分中小企业对资金有特定的要求,很多是特定的时间段,具有季节性,在需求比较大的阶段,能够获得的借贷款往往不足以解决企业资金缺乏的情况,但是在其他时间段,企业又会存在许多资金无处可用的情况。因此,现在企业在互信的前提下可以建立自己的同盟,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相互帮扶,或者在与银行合作中,也可以互相抵押担保,这些互助之举不但能有效及时地解决企业资金问题,更有助于企业的发展。
3.从其他企业融通资金。
在现在利率的市场化中,资金充足的企业会要求更高的收益,并且银行也是只赚不赔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有一些企业就会不把资金投入到市场中,那么对于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来讲,不失为一个获取资金的新渠道。我们在实际的调查中,一部分企业不仅把剩余资金直接投入到交易市场,甚至还有的企业竟然把以自己的银行优势获取的多余贷款,也投入到市场中,充当了流动资金的批发商,以此获取更多利润。
一、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在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势必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影响,存款利率上调,会使得短期存款的利率差额减小,而却对金融创新尤其是中间业务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当中,其利率市场化的每一步都会对商业银行带来改变。
1.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净息差的影响。净息差指的是银行净利息与生息资产的比值。存贷利差、资产负债结构产生变化等的共同影响,使得银行的净息差也受到影响。如果利率的限制被取消,那么银行之间很可能会通过调整利息的方法进行竞争,提高存款的利息,降低贷款的利息,这就使得银行之间的竞争加剧,银行之间的竞争同时也会对利率市场化产生影响,使得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受到阻碍,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根据当前的全球局势来看,结果并不一定如此。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利率市场化使得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减小,然而当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出现了微小的浮动,而净息差得到了提高。如图1,从1979年开始净息差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而后,在1976年开始有了微小的上升,到美国利率市场化结束时,净息差出现了明显的升高。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尽管利率市场化会影响存贷款的利息差额,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当中也会对净息差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是,当利率市场化完成以后,存贷款的比值上升,净息差也出现了明显的提高。同时,在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利率市场的资金来源稳定,银行的资金配置能力得到提升,利率市场化的负面影响也最终能够得到缓解。
2.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在负债方面,利率市场化提高了存款利息,银行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存款,然而也会使得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升高。美国制定了Q条例对其国家的存款利息进行限制,使得美国存款的数量减少。在利率市场化刚开始的阶段,银行存款付息成本大大增加。然而当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这一情况基本得到解决。利率市场化使得银行之间通过提高存款利率的方式进行竞争,将存款的利息调高,贷款的利息降低,而这样一来,银行的成本也增高了。同时,在当今市场环境下,原来在银行体系融资的大企业集团更青睐于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迫使银行寻求新的贷款客户,比如房地产和中小企业贷款,提升了银行资产配置风险偏好。
3.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业务转型的影响图2显示了美国非金融公司向银行进行借贷的份额变化。图中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银行逐渐开始拓宽业务的种类及范围,而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贷款占到所有业务的比例却是逐渐减小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表外业务,因此从非利息收入的增长可以看出在这接近20年的时间当中,美国银行表外业务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表外业务特指银行业务中除去资产负债表的所有业务的总和。在美国利率仍旧受到管制的阶段,非利息收入占比长期低于20%,但是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当中,金融创新得到不断的提升,银行的表外业务也得到了深远的发展,非利息收入占到的比重不断升高,1979年时该比率为18.25%,而到了2000年就上升到43.11%,然而,净利息收入占到的比例却呈现下降的趋势。从结构上看,美国银行表外业务收入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与存款相关的服务收入、来自信托活动的收入、各种衍生交易收入和其他收入。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不同的方面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能一概认为利率市场化只会对银行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使得银行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大,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银行纷纷提高存款的利率,以此来吸引融资者,同时,还要适当降低贷款的利息,顺利放出融入的资金,因此,就会出现存贷款利息差额逐渐扩大的局面。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得到重视,出现了更多进行融资的方式,降低了贷款利率的提升空间,这就加剧了存贷款的利息差额。利率市场化的整个进程当中,银行受到的利息的限制逐渐减小,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减小,使得银行不得不进行转型,加大对表外业务的投入,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更多的利益。
二、银行发展中间业务进行金融创新
利率市场化使得银行的利息限制被打破,存贷款方面的业务数量逐渐减少,使得银行必须谋求其他业务弥补存贷款方面的缺陷,同时,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货币市场的利率以及存贷款方面的利率得到联合,使银行通过衍生品交易转移利率风险成为可能,同时也提高了贷款定价的准确性,刺激了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开展。因此,利率市场化促进了银行中间业务的产生和发展,使得其相应业务的收入份额得到提升,以此来弥补存贷款造成的利润差额。然而,从对美国的利率市场化研究的结果可以发现,尽管美国的银行中间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却并不是每一个银行都享受到了同等的待遇,只有少数极具竞争力的银行能够获益。建设银行作为我国的五大国有银行之一,具有足够强的竞争力,然而,如果建设银行没有及时抓住机遇,也是没有办法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获益的,怎样乘着利率市场化的春风进行建设银行的发展呢?这是本次课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1.建设银行转型发展中间业务的优势分析。建设银行自身方面,首先,由于过往的积累,建设银行拥有很多的客户资源。第二,建设银行在全国各地都设有网点,服务面广。第三,建设银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具有创新性,建设银行的服务平台建设得比较完善,产品创新能力强。第四,建设银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从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建设银行凭借着以上四点优势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形象,在我国银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中间业务赚取的利润较之于其他银行也比较多。
2.建设银行如何巩固自身优势推动转型发展。内控领域,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为转型发展保驾护航。在利率市场化的不同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切实保证银行具备防范风险的能力。顺应市场的发展,进行客户结构的调整,正确面对风险,积极创新,争取更多的收益,注重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体制方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引导、推动转型发展。在当前环境中,一个银行的服务水平对于一个银行来说可谓至关重要。银行需要增强自身的硬件水平,同时要在国内合理安排分行以及网点,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其次,需要制定相应的运作制度,提高员工的服务意识。最后,在不断的实践中更新企业的运行机制以及管理人员的管理理念,做到公司运行的最优化。业务条线方面,深度对接金融市场,提升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特别是投资、资产管理、代理、交易以及金融衍生品等这些业务,增加对其投入。重点拓展增长空间巨大、银行有相对优势的现金管理、贸易融资、投资银行、金融机构、离岸金融、跨境人民币等新型业务,以此为抓手有效加快公司金融业务的战略转型步伐;个人金融领域,重点提升产品创新能力和增值服务水平,大力发展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个人贷款、信用卡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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