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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直至灭亡都是符合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其自身矛盾相互作用相互运动的结果。故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趋势中我们要从客观的事实和情况出发,运用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实物的方法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认识,最终找出其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和影响因素,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迅猛发展,在经济和科技的迅速进步下各国的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并为其今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系列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全球的经济联系使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2、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逐渐提高,资本的大量集中使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和控制逐渐加强。
3、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的科学技术迅速进步,资产阶级的国家出现了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资本的出现并且迅速发展壮大、失业现象持续增加,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意识逐渐强烈。
4、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权益越发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巩固和扩张,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在两极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为此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各个经济组织或利益集团的矛盾扩大。因此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无限扩大,这就造成了消费市场的秩序混乱,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引发社会动荡。
二、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步骤,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深入地把握其科学发展的依据和规律,这对正确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
1、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迅猛发展,这从根本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繁荣稳定的面貌,在市场条件的催生下又出现了产业结构的明确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垄断集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使得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垄断资本制的矛盾不断加剧。
2、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调整
当代资本主义根据当今的社会生产条件和技术进步的现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社会化,这样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就这些措施来看,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延伸
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日益趋向社会化,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上也更具深度,这就会推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对全球的资源配制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对此我们要深入把握住这种变化的实质和趋势,这对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1、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的股份制等各种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性问题。他们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2、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西方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施高福利的社会政策,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实施的。但从客观上来讲,这些措施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一定时期内经济的繁荣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得不到应有的维护。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的种种做法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对于真正提高劳动阶级的社会地位,改变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还是不可能的。
四、当代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物质方面对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一度出现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形式,这种种经济发展形式,或者是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矛盾的缓和做出了贡献,使得人们在短期内取得了经济上的富裕或者是就业等各方面的暂时性的保障。但是就长远来看,这些经济形式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不会同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相提并论。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时期,只有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将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种经济组织或者是经济机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共有,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方面占有比较明显地优势,根据这些特点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的稳定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讲,都必须发展经济和科技壮大社会主义力量。
五、结语
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就要用新时期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就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讲,还需要在现实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把握发展变化,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进行研究分析。在现阶段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时代主题不断变化的新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会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由于其本身内部矛盾的发展,它终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并为新的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一、希法亭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阐述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开宗明义“本书试图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试图将这些现象纳入始于配第而至马克思达到其最高形式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导致‘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讲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的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从这里我们看到,希法亭把垄断取代自由竞争和金融资本的形成看作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他通过对信用、股份公司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结合”的结论,垄断的出现则加速了这一过程,从而也使资本变成金融资本,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的统治因素。
信用使得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希法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银行由主要是支付中介向主要是将闲置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的中介演变,信用则由流通信用想资本信用倾斜,以及在资本信用内部,由流动资本信用向固定资本信用倾斜。由此,它与企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当银行仅仅是信用中介时,他只关心企业的暂时状况和支付能力,而当银行转到为产业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本时,它们之间“就由暂时的利害关系变为长远的利害关系;信用越大,特别是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越大和越持久。”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银行,银行也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顺应企业的要求。
作为金融资本得以产生的重要杠杆之一的股份制度,在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希法亭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观点,并加以发展,提出了“创业利润”的概念,对股份制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出,股票在发行时通常标有一定的票面额,即股票的票面值,而票面值的总数一般表明投入股份公司生产活动的实际资本量。但是,股票在市场上出售时,它的价格总是围绕着票面值波动,而且往往是高于票面值。希法亭认为,那种高于票面值的股票价格部分不是“欺诈”,而是一种“独特的经济范畴”,即创业利润。创业利润是股票两次资本化的产物,即股票继产业资本化之后又借贷资本化的结果。股票本来是没有价值的,但由于它是获得股息的凭证,所以便成为虚拟资本,也具有价值。假设交易所不存在,那么股票只是代表并等于实际投入的企业资本,是带来相当于平均利润的股息的虚拟产业资本,但由于交易所的存在,股票进一步成为可以通过出售而收回的虚拟借贷资本。
作为借贷资本,股票必须按平均利息率规律运动,即成为带来利息的资本。于是,原先按平均利润率规律运动时,股息中的企业主收入部分,便进一步按照利息率资本化为超过股票票面值的股票价格部分,即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的转化所形成的差额,由于这个差额通常由股份公司的创业者在发行股票时占有,表现为创业活动的盈利,所以叫作创业利润。但实际上,创业利润并不是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既不是利润,也不是利息,而是资本化的企业主收入这样一种特殊的虚拟资本。
希法亭进一步提出,巨额创业利润的诱惑使得银行产生对产业进一步渗透和控制的强烈冲动,银行资本更积极地渗入工业企业,以占有企业股票的方式与产业资本发生资本的结合,而它的不断积聚和集中所造成的强大实力,又使得它与产业在创业利润的争夺中占优势地位,往往不仅掌握了股票发行权,还垄断了新股份公司的创业活动。因此可以说,“金融资本是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希法亭认为垄断的出现,加速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的进程。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资本主义产业的发展引起了银行的集中,卡特尔化的本身也助长了银行的联合;卡特尔化也在银行和产业之间造成更密切的关系。因此,由于卡特尔化,银行和产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投于产业的资本的支配权也同时越来越落入银行之手。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他论述了金融资本的形成:“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企业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度上成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这个规定为后来列宁制订科学的金融资本范畴提供了一个起点。但是,希法亭没有把垄断看作资本主义新阶段最基本的特征,对金融资本的阐述和定义也没有把垄断摆在首要地位。
摘 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制度,从16世纪产生以来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五个世纪之久。尤其二战以后,尽管世界上一些国家已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部分,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但生存而且空前发展,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甚至占据全球发展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本质,资本主义终究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在肯定其积极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固有的矛盾和弊端始终存在的客观现实。
关键词:资本主义;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一、“两个必然”的坚定认识
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形态,所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剥削制度,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趋势同时增长。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指出:“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1]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私有规模不断壮大,社会化程度提高,他们的矛盾也会加深。这就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剥夺了。”[2]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曾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将处于一种量的积累或量变中的部分质变的发展状态,这表明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社会指标,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跟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
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两者的结合是少数具有组织大规模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又不依靠自身劳动来满足生产的资本家,以等价交换的方式从市场上找到那些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并把它们的劳动力作为商品购买回来,投入到生产中而实现的。所以,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它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基础。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被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所掩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进行的等价交换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掩盖下的内容和结果则是不平等交换。工人并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马克思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的。”[4]
三、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虽然资本主义有其本质的弊端,但其在历史发展中是具有进步作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强调,工业资本家战胜封建大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业战胜农业是历史的进步。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历史过程,任何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行动,都是徒劳的。
资本主义在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上曾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应了生产力的性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会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5]第二,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消除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和见解,确立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的新观念,科学文化的光明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统治黑暗时代。第三,资产阶级创立并开拓了国际市场,它迫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为了开拓世界商品销售市场和获得原料基地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抨击和谴责。但同时又辩证的看到这种侵略在客观上又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西方进步文明,尽管这对于被侵略国家和人民来说是极其痛苦和耻辱的。第四,资产阶级日甚一日的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造成了经济的集中,进而又带来了政治的集中。它摧毁了封建割据的壁垒,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各自有着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民族,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
四、社会主义应该理性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各个社会形态都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发挥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创造了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文明成果。这些成就必然为下一个社会形态所继承和借鉴,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因素。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后,要采取多种方式继承和运用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物化的生产力,充分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反映了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一般规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能一昧祛除。其中,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资产阶级用科学反对封建的迷信,并第一次引起了人类科学观念的更新,人类对客观世界产生了飞跃性的认识。资产阶级在科学上的革命也引起了技术上的革命。另外,资本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形式,虽然这种民主共和形式带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确实比封建专制度进步很多。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都要保留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成熟形式。
虽然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最后的一百年中,生产力具有明显加速度的发展的趋势。可见,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彻底用尽,那么我们认为的资本主义很快灭亡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社会形态。它将不可避免地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会过快过慢的发生着变化,正如量变引起质变,这种改变最终会达到极限,旧的社会形态灭亡,新的社会形态会随之产生,资本主义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着生产关系,即当代资本主义正一步一步迈向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为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8.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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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交流与撞击互动的新境界。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也向全球发展,并向各个层次展现的更加清晰。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日益交织与融合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摩擦与竞争的过程,既存在日益密切的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矛盾与冲突。
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分布,着重表现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现在跨国公司把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配置起来,实行国际生产分工和协作。而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几乎和在一个国家内一样方便和可行。从资源的配置、使用到生产的组织和销售,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这在许多具有较大程度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领域,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向全球拓展,使生产的社会化变为全球化的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度全球性拓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在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资本关系社会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国际范围之内。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成。跨国公司这种占有形式也造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的对立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并且日趋尖锐和复杂。
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同时随着国家垄断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全球拓展,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化。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成为国际间的商品、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主要参与和载体。
生产的国际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受国家地域限制的前提,由此冲击到了传统的国家调控机制:资本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超越了传统国家政府的控制范围,因此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些生产因素。其活动基本处在场所基本处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以追求全球范围内最高利润为最终目的。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而由于跨国公司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所以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十分迅猛,一旦产品在市场上过剩,其影响往往波及一系列的国家和地区,引发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或危机。
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必然造成资本生产无限扩大与有限的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增值关系全球化,资本的生产必然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资本生产的扩张却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制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市场的消费力既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分配关系,一方面使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消费力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大资本生产规模的限制。
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另一新的矛盾是无限追逐利润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荒漠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危及全球的环境污染具有畸形性、片面性。
它带来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环境的污染等文明效应,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平衡。同时全球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的扩大化,环境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生态文明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类文明的根基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个新的矛盾形式。
就国内来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破坏了战后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的平衡和妥协,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造成了社会结构层面上日益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资本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它不仅能够摆脱国家的原有支持,而且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国家不得不屈从于全球化中资本的压力。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了留住资本而降低税率,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减少成本,出台优惠政策。
经济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冲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向世界强制性推行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与争取世界实现真正民主化的矛盾和斗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去改造发展中国家,对于俯首听命的国家施以经济援助予以鼓励,对于不服从他们意志的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
从文化方面来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文化普遍性口号下力图取消文化多样性,试图将弱势民族及其文化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相同的消费主义模式”。
经济全球化也未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既依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矛盾目前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展现出来。在贸易领域,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开发程度存在差异,且这些因素又处在不断变动中,因而导致相互之间的贸易失衡,常常引发贸易摩擦和“贸易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空间,即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使资本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也会减少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尽管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没有达到极限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这种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确实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发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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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质公正的角度看,社会公正是由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保证、机会平等、按照贡献进行分配以及社会调剂(社会再分配)这样四项基本规则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除此之外,从程序、流程的角度看,社会公正还包括程序公正。可以说,程序公正是实现实质公正的必要保证。没有程序公正,就不可能有实质公正。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公正:进展与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代中国的社会公正:进展与问题全文如下: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成为一个关系到今后发展方向的重要现实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同时包括两大层面: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中国社会公正发展的基本背景。一个显著的但往往被忽略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公正的基础和需求,与27年前是截然不同的。在1978年,中国社会公正方面的主要需求是消除大面积的社会歧视,给人们以自主选择生活方式、自主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公正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这些历史性的进步我们将它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清除了“左的”政治歧视政策,社会平等的政治基础基本确立。
权利平等是社会公正的第一要义。中国1978年前的社会特点之一是,基于政治原因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严重存在。相当比例的社会人群由于政治问题和“阶级”分野被打入另类(例如:“黑五类”;各种反党集团、叛徒集团;各种机会主义分子或集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上述“分子”的家庭成员、亲属、下级或仅仅只有某些联系的友人、同事;等等),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饱受歧视。消除由这种政治歧视所导致的对人民群众权益的非公正对待,恢复相关人群的平等权利和正常的社会生活,成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之一。
这些重大举措,对中国社会基本人权的落实具有转折意义。大约到1982年年底,全国共有约300万名干部获得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这些干部的亲属、因与这些干部有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无辜干部群众,一并得到解脱。加上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原剥削阶级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恢复平等权利的社会成员人数至少再翻上一两番。
中国共产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思路是上述政策的政治基础,新的政治路线超越了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顺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必将逐渐淡出的历史必然。这一路线调整和相关举措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还当事人以平等权利,而且实际上宣告了一个以“政治标准”标签人群的时代的终结,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人权水平,为日后的现代化建设解冻了无可估量的人力资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正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第二,市场机制成为建构社会公正的重要基础。
市场体制的建立使社会公正的现实基础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首先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改变,导致人们赖以谋生的经济社会组织的所有制属性变得多种多样,人们的经济关系也多样化了;其次收入分配体系的变化——国家主导的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对大部分“单位”(国家全额拨款的机关、事业单位除外)的薪水体系失去了规约作用,市场主导的按要素分配、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成为主流;其三在生活消费方面,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也由于市场的发展很快使商品琳琅满目,人们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方式呈现千差万别的景象,过去的同质化生存情形不再;其四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国家分配不再是主要安置形式,而由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和资本市场等取而代之,由于能力、机会、勤奋等原因,同样教育程度、同样年龄的人,所获得的职位和社会地位可能相差甚大;……。总之,以往作为体现社会主义公平的许多东西都消解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公平竞争、效率原则、能力本位等等)以极快的速度扩展,市场竞争、市场调节成为影响公正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过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公正功能。他们认为,现代平等和自由本质上是现代市场经济(当时表述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用历史的眼光看,既然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自然历史进程的必经阶段,适应市场要求的公正也必然是人类社会公正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生产方式,实现了奴隶制经济、封建制经济无法比拟的社会公平,也实现着与传统计划经济公平不同的社会公平。被束缚于天然尊长、行政命令等的形形色色的羁绊将被无情地斩断,家庭出身、身份差别、地缘区隔、所有制特权等等事实上的不平等必将被逐渐打破。
在市场经济的熏陶下,现代色彩的公正理念也获得了迅速生长的温床。无疑,市场有着有利于人们形成自由、平等、社会合作等精神的一面。在市场体制下,每个人都有权自由自主地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基本权利平等的观念因此深入人心。市场竞争又是严酷的、现实的,每个人凭努力、能力获取回报天经地义,因此比例平等(按贡献分配)的观念也容易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固然使社会分化为越来越多的职业阶层、利益群体,他们之间的利益有对立的一面,但更有彼此依赖的一面,每一个社会群体都离不开社会合作,都需要社会伙伴,都要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合作中实现自身利益。因此社会合作、社会责任的理念仍有生长的长足空间。总之,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无可选择地成为中国社会公正的现实基础和重要实现途径。
第三,鼓励个人通过自致性努力获取应得的制度条件正在形成。
现代社会的重要进步和特征之一,是人的独立、自由和平等;现代社会公正的重要内容,就是清除社会自由流动(地域流动、职业开放、阶层升迁等)的障碍,建立使人通过自致性努力获取应得所得的鼓励、保证机制。
1978年后,松动乃至解脱国家和单位对个人过分严格的管束监护,尊重个人的选择,承认个人的努力,确认个人的主体性地位,渐次成为社会变迁的潮流。个人逐渐摆脱对单位的单向依附、地域局限,逐渐获得到与单位、与各类组织、与政府的对话权,逐渐获得自由流动和自主择业的日益平等的权利,个人自由获得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扩展。
举要而言,如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双向选择已经成为社会常态;又如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个人渐次取得不同区域之间流动及定居的机会,并逐步推动当代中国向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发展;还如,个人渐次取得城乡之间流动及定居的机会;再如,个人自主择业和创业渐次成为就业的主流,成为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承认个人努力在个人应得所得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新时期社会公正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它意味着社会公平内涵,已经从过去主要注重结果公平,转变到首先要求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等,对社会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收入分配从一元转变为多元。
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相结合,个人收入从劳动所得一元发展到所得来源多样化、多元化,反映了1978年以后收入结构和社会分配方面的巨大变化,构成了新时期社会公正的一个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公正的基本状况,我们要肯定这种变化的主要方面是非常积极的,是可以持续的,但是也不能轻视发展中暴露的或积累起来的问题。现在看来,市场经济的自然分化功能是难以避免的,市场经济在给我们带来空前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把繁荣背后的另一面,即人们获得发展成果的不均等性、不平等性充分展示在世人面前。
第一,部分公民的权利义务不对称问题。
公民的基本权利可简单分为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其中政治权利又是最基础的,因为它对于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有决定性影响。现今“人民”的内涵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其特征是从“同质化”转变为“异质化”,利益细分化成为现实,利益冲突日益明显,公共政策对人们的利益损益的关联度很高,这种状况就更需要在公共决策中让各相关利益群体(增益群体和损益群体)有切实的话语权,让他们了解情况,发表意见,然后才整合成政策产品。
但我们的决策体制尚未完全改变“自上而下”的主导路径,公共决策脱离草根民意的漏洞很大。现实中的确存在很少掌握各种政治资源、政治上缺乏表达的群体(主要是普通工农)。社会上热议的种种利益受损问题背后实际上都存在政治弱势的问题。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权利得不到保障却被迫承担为改革为经济效率牺牲的义务),成为当今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他们有时候只能选择体制外维权的过激方式:群体性事件,给社会埋下不稳定的因子,反过来进一步遭到政治排斥。
第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目前关于分配不公的界定非常复杂,主要有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和收入分配不公两大类。比如,我国全民所有制的资产,其收益应当属于全体人民,例如应当有一部分作为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资金。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劳动者不是像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者那样以无产者的身份进入市场的,他们是数十万亿国有资产的共同拥有者,如果产权改革不考虑这一点,那就是典型的分配不公。
现在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各种数据已为人所熟知,中国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大致在3∶1到6∶1之间,仅次于南非和津巴布韦,名列世界第三。而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在大致相同的历史阶段是世界上最快的。
在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政府应该直面目前中国劳资关系的不平衡,承担起调节劳资分配、保护劳动的职责。明确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具有获取投资回报的权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体制的适度调整,合理性自不待言。但是由于资本在组织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以及资本的稀缺性,势必使其在分配中占据有利位置,使资本的贡献效应被放大;又由于中国普通劳动力的富余状态,也自然使劳动在分配中处于弱势,劳动要素的贡献得不到合理体现,其分配份额被挤占。中国目前劳资关系客观上的强资本弱劳动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这对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的贡献率是巨大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必须切实保护劳动,确保劳动在资本的强权面前能够得到应有的分配份额。我们有两种干预方式:一是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经验,加强社会立法;二是发挥我们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团工会活动和做思想政治工作。
第三,社会政策滞后问题。
根据一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社会政策是在市场机制之外,维护和达成社会公平的法律政策体系。社会政策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干预和规范“一次分配”的立法,如最低工资制度、累进税收制度等;主要部分是确定政府转移支付的“二次分配”立法,其核心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包括公共卫生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公共交通等)。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个人的福利待遇是与城乡分割的格局和单位劳保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社会政策没有从国家的宏观政策体系中单列。社会保障在过去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在今天仍然是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志性内容;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政策所需要的财政能力、制度化能力相对欠缺;中国还是一个城乡长期分割的社会,社会政策的(城乡)非同一性特征明显,欠账严重。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目前社会政策供给严重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政策同经济政策地位不对称,滞后明显。
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政策侧重于解决经济效益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它体现经济生活中的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社会政策则主要解决再分配领域中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要体现社会公正问题。对于一个健全社会来说,经济政策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如果只强调经济政策而让社会政策长期缺席,那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结果很可能是少数人受益而多数人的基本尊严和生存无法保证。我们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首先就要使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对称平衡,互相弥补互相促进。
现阶段中国社会政策处于起步阶段,许多东西在探索之中。例如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主要针对领工资的劳动者,但是缴费率严重偏低(大部分“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职工并不愿意缴费),年年收少支多,收不抵支,个人账户空帐化。这样的制度设计是无法持续的,一来侵犯了养老金缴费者的基本权利,二来政府负担太重,潜在风险较大,而且公平效果并不好,因为这个制度并不覆盖农民,政府补贴越多,城乡差距越大。要研究为什么大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不愿缴费?是否存在法律强制性不到位?缴费者的权利义务不相称?
又例如医疗卫生体制的过度市场化问题:医疗单位本来承担的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功能严重退化,医院商业化,公众因病致贫、看不起病的情况非常严重,加重了贫富差距。有医疗保险者(约占城镇从业人口的1/3)尚且没有安全感,更不要说在农村,原来的合作医疗制度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取消而瓦解,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尚未全面推开,政府的医疗服务实际上是空缺的。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保险的问题在于政府包揽一切,占据了市场机制原本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社会(福利)服务的问题在于政府退得太远,政府把责任基本推给了市场。[1] 这个看法很有针对性,值得深思。
中国社会政策面对的任务之复杂、之艰巨,举世无双,利益冲突、观念相左、人口压力、劳动力过剩以及全球化所导致的国际压力,使中国社会政策可选择的空间十分狭窄。我们不期望一夜之间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但是理清头绪,权衡轻重,循序渐进地完善社会政策,已经成为我们社会公正建设的重中之重。
第四,社会分化和精英结盟问题[2]。
市场经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目前社会分化的主流是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但是某些分化组合却是扭曲的社会现象,它加重了社会的不公平,应该引起重视。
例如庞大的低收入人群的存在,尤其是中国主要社会群体——普通工人农民的弱势化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不能不是一种质疑。
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会有一个低收入群体,其成员主要为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者,西方国家还有少量不愿工作的自愿流浪者。但中国的问题在于,不仅存在着一般意义上老弱病残的低收入群体,严重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些庞大群体如工人阶层、农民阶层,其大量成员处于收入低端,在经济关系中基本上没有讨价还价能力。
工人农民还成为环境破坏的最大受害者。所谓“三废”(废气、废水、废料),一线工人和当地农民是直接受害者。这是中国实际上存在的环境灾民,他们在基本谈不上劳动保护的条件下做工,他们的饮用水是被污染的,他们呼吸着废气粉尘。近年来各地连续发生因为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老百姓群情激昂,矛头直指政府。
又例如人们比较警惕的社会精英的“利益结盟”的不良苗头。
由于社会进步进程,自然地产生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等。精英群体的出现是正常自然的社会现象。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无论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公正的角度,精英都是不可缺少的。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精英们承担了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的各种管理、创造性事务,他们的知识、能力、判断、选择、规划和操作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明自古以来精英就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从公正的角度看,精英们只要是遵循机会平等、能力原则而取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就是合理的,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他们的成功给那些位置较低的人们作出了示范,推动他们努力工作,有利于社会整体创造力的提高。
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精英群体不仅应该是开放的,各类精英的社会功能应该有清晰的边界。比如政治精英的功能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他们掌握的是公众委托给他们的公共权力,应该主要体现公共性。经济精英的功能是组织生产,投资经营,创造财富,他们理应保持市场性。知识精英应该体现科学性、独立性,这样他们才能保持良知和清晰的头脑,承担起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开发创造功能,并成为社会的良心。
精英们由于在掌握各种资源方面占据优势,一旦出现相互之间不适当的功能混淆,利益结盟,那么社会公众的利益就往往受到侵占。比如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结盟,经济精英就可能通过非市场的途径,获取利益,从而损害市场的公平性;政治精英公权私用,设租寻租,政治腐败、金钱政治、官商结合等都会接踵而来。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结盟,学术、科学就将御用化、商业化、伪科学化。理论家、学问家也是不应该由政治家来担当的,“有权就有理论”、“有权就有学问”是不正常的。
大量特低收入人群的存在显示中国社会分配结果已经有失公平,如果任由不同精英借助社会强势互相利用、利益结盟的情况发展,中国社会的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必将无法保证,进而进一步加重结果不公平。这种社会分化将日益导致社会隔阂,引起社会强烈不满,甚至引发社会动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将因此受到实质性损害,最终可能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遭到破坏。可以稍觉安慰的是,目前各级政府已经对大量工人农民生活质量低劣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警觉,专家建议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一五规划”要重点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社保问题(高尚全,2005),中央政治局已专门讨论收入分配问题,“提低”已确立为分配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原则。社会上对精英阶层利益结盟问题的抨击也日渐深刻,有关的法规制度正在完善化。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如何从根本上遏制普通工人农民的弱势化,遏制社会强势集团通过利益联盟垄断话语权、决策权、分配权,加快社会公正建设,我们任重而道远。
笔者在结语中想对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层面上的效率与公平问题说几句。
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效率问题应交给市场,由市场竞争、市场调节去解决;而公平问题才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公平问题不能由市场自行解决,必须通过政府行为加以规范和干预。换句话说,这种观点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不过它应对的主要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难以简单套用上述观点。
一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主要依靠政府推动,而这种推动又是在体制转轨中实现的,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一波波自上而下的由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能量。如果没有中央和各级政府的自上而下改革推动,很难想像今天中国可以取得如此骄人的发展成就。现在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还未实现,我们在全球化态势面前经济发展任务仍然紧迫而艰巨,因此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管效率,不可能根本改变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
二是经济发展的高效率中也包含着诸多现代社会公平内容。效率并不能与公平截然分开,提倡人们通过诚实劳动、辛勤工作获取较多的报酬、允许人们通过投资经营获取风险收益、保护有才干有能力有贡献者取得相应回报,是公平的。实行分配中的效率优先原则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在自主参与、平等竞争、合法经营(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基础上的大部分结果不平等,仍然是一种(比例)公平。应该看到27年来分配制度改革所释放的民间活力,中国新时期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有这种“公平”的贡献,今天更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公众正沿着这个方向自主创富。因此不能说中国政府在注重效率的时候放弃了社会公平,它也在努力构建适度的公平,只是有一些事做得不够好,有一些事情基本没有做好。
今天的许多问题是经济发展起来以后逐渐凸现的,现在中国社会的公平需求已经迥然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这个变化本身已经说明我们在进步。现在社会各界议论和思考中国社会公正方面的种种不足和缺失,这是好事。我们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对发展观和政府职责进行深刻反思,避免单向思维,正确应对一系列两难问题。在社会显著分化的今天,切实进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政策调整。同时,立足于更长远的考虑,将社会公平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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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本是审美沟通中可以激发审美体验的符号形式与意义系统.一首诗.一幅画.一件雕塑等等,都可以称为审美文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文本审美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因文本本位意识和文本细读能力的缺失,目前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存在着与大学生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相脱节的问题。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文本审美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的重视与实践。只有通过改革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等方式逐步培养学生文本审美的主体意识和能力素养,才能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在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间存在的差距。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文本审美;实际效果;应该效果
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开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文学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健康的心灵情感,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窘境:学生普遍缺乏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能力,和文本始终无法进行审美层面的沟通与交流,文学审美心灵和情感始终无法得到开启和深化。也就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实际效果和应该效果之间出现了悖离。学生大多津津乐道于一些具体的文学史细节、常识和故事,热衷于外部文本的社会性、时代性因素,而完全忽略了对内部文本文学性的审美实践,将审美这一课程教学的主体推向幕后,降低了自身对于文学审美的吁求。
学生进行文本分析时,必须首先借助于对外部文本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固然完善了对作家和文本真相的解读,却弱化了学生独立鉴赏分析文本的审美积极性。学生在面对陌生文本时十分茫然,不知如何走进文本内部,这种对于外部文本的强烈依赖性势必损害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的提高。如何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培养之间两极悖离症候的发生呢?下面笔者拟从思维意识与操作方法两个层面作一具体探讨。
从思维意识层面来说,忽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忽略文学审美心灵的启蒙。这种文本本位意识的缺失是互见的,同时依存于教学主体和客体身上。
就教师而言,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与目前文学研究时尚对教师文本本位意识缺失的影响很明显。1995年果鲁伯柯夫在《文学教学法》里提出了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起始、背景和作家简介、研究课文的方式(包括主人公分析、艺术手法分析、作品结构、文学语言等)、结束、总结、巩固知识、考查等。这种苏联文学教学模式对当时的中国中学语文教学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并拓展至大学文学教学范畴内。无疑,它有其合理性的存在:由外部文本进入内部文本,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契合作者的期待视野,较为全面地探讨理解文学文本的外部意义和内部意义,生成深刻的文本记忆与意义联想。作为这种步步引导预设的教学模式的受众,学生在审美体验过程中一帆风顺,不需要主动付出积极的思考与揣摩,迅速与教师达成共识,形成既定的审美感悟。
不少教师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时采取的还是这种传统的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往往花费很多的力气和时间去讲述作家的生存环境及作品生成的时代精神、作品的思想意义,对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特征则说得太少。这种颇具故事性的讲述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课堂气氛活跃。一旦受到学生的认同,教师容易把这种教学方法经典化,成为课堂教学的一套标准和范式;但是学生内心深处的审美自觉和审美感悟无法被唤醒。此外,大学教师在教学的同时亦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搞科研,而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纯粹的文学审美批评逐渐成为一种稀有品,漫溢于人们视野的都是文化、现代性、后现代性、身体、政治寓言等等修辞。类似修辞的运用成为研究界的一种时尚,隶属于文学文本审美范畴内的主题、形式、叙事、隐喻、表现等等修辞则越来越被疏远,“这种文学研究被‘空洞化’的现象值得警惕。作为教学者与研究者身份于一体的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师在从事教学活动时,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轻审美、重文化的思潮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当代文学教学亦陷入了空洞化的困境。
就学生而言,中学文学审美教育本来就存在一些缺失,加上现在特殊时代精神的影响,已经把大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学生对于文学审美变得越来越陌生。现有的轻审美的文学教授模式只能让大家满足于对文本外部意义的接受,文本本身的审美特征及其价值被一带而过。作为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往往会把这种经验带入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所以会经常听到一些招聘学校的抱怨,如某次试讲时应聘学生讲《故乡》,都一节课了还没有进入正题,她把时间都花在对鲁迅及鲁学的介绍上了。纵横捭阖,侃侃而谈,看似知识渊博,实则背离了文学作品教学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空谈。中学与大学文学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审美缺失可想而知。现在不少高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复试时重点突出的就是作品的阅读量,提出的问题非常细致,甚至涉及到文本中的细节,如《秋夜》中对枣树的重复性表达的意绪、《棋王》中王一生叹气的情感意味、《古船》中隋抱朴向何处求索人类苦难的根源等等。毫无疑问,把握住了这些细节,基本上就把握住了整个文本的精神内涵。
从操作方法层面来说,文本细读能力极度缺乏。细读文本是进入文本内部世界和人物心灵的重要途径,细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主体审美水平的高低。由于在大学教学中存在着轻文本的倾向,细读作为一种审美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作为一种能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大学生即使意识到了文本的重要性,但是面对陌生文本时,还是无从下手,不知如何找寻审美的切入点,在写评论时往往喜欢打擦边球,始终摸不到作品的内在精神。细读需要一定的叙事和审美批评理论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对于文学审美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当下现当代文学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单向度的引导,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直抵作品的精神实质,固然痛快,实际上遏制了大学生自主思考及求索的积极性。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更重视细读方法的引导,这样一来即使在教师缺席的情况下,学生也依然能够理性介入文本,做出有效地分析与解读。
那么,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该如何去努力改进,以实现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重合呢?为此,笔者深入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组进行调研,结合调研单位的科学经验和规范,试着提出几点具体实际的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首先,改革课程体系。本人所在课程组负责人傅瑛教授针对中文系学生进入大学以前课外阅读量小、文本分析能力匮乏的现实,率先提出了建立“先导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基础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专题课”(专业系列选修课)的设想,其中作品选108 学时、文学史108 学时,并在本科生中试行,经过近8 年的实践,特别是近5年来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目前已大见成效。课程体系改革注重文本阅读,一年级“先导课”强调以作品阅读为主,重在引导和分析,通过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相互结合,反复强化学生对文学作品解读分析能力的培养;二年级“基础课”和三年级“专题课”强调学生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文学史和文学专题的讲授中仍然突出文本审美之于现象研究的重要性,突出“基础课”、“专题课”是对文本审美的全面深化和拓展,从而构成了一个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的有机机制。这种培养机制重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强调文学传播、文学消费都是基于文学生产层面上的延续性现象,文学史研究、专题研究都是基于文学文本层面上的拓展性研究。应该说,这是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文本审美能力培养之间脱节问题的较合适的策略性选择。
其次,改进教学方法。作为高校专业培养计划的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课时毕竟有限。有很多老师反映,在目前课时设置中想完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讲授,会显得比较仓促。通过专题课,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但纯粹时间上的增加,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这就促使我们在教学方法的改进上下工夫,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里,笔者试着提出两种文本审美方法:“四步阅读法”和细读引导法。
温儒敏在探讨如何消除读者与历史经典之间的隔膜时,曾提出一个“三步阅读法”,即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受此启示,笔者认为在培养学生文本审美方面可以四步走:直观感受———细读文本———知人论世———名理分析。第一步直观感受,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内部,作积极思考;进而展开文本内部的细读,实现理性审美;在此基础上,知人论世,经由外部文本的引导,实现文本外部与内部理解的熔铸;从而真正完成文本审美的感性与理性经验的综合。四步阅读法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重在强调理性的二度介入:第一次文本内部的理性审美,第二次文本内外部相结合的理性审美。理性的二度介入,一方面既可以锐化学生独自面对陌生文本审美的感悟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学生文本审美的理性升华。
我们说,四步阅读法侧重于文本审美过程的引导,而细读法则着眼于文本审美的技巧范畴。现在也有不少人提倡文本细读,出现了陈思和、王晓明、蓝棣之、孙绍振等等一批学人的文本细读成果,但专业性的细读与课堂教学毕竟又不是一回事。如何在课堂讲授中给学生养成细读的良好习惯,是文学教育教学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考虑到教学的实际特点,还是应该侧重一下细读技巧的培养。教师应该打破“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的笼统概述,具体细致地引导学生如何介入文本,譬如主题多义性、结构、节奏、声音、作者与叙述人、悖论等等审美关键词都是介入文本的重要提示。这种关键词引导法对于缺乏相关叙事学理论基础的学生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反复困扰他们的就是,面对陌生文本,到底选择怎样的切入口。那么,在作品选课程的讲授上,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文本告诉学生,而是要学生知道为什么这样告诉。
当然,方法不是一元的,我们还可以尝试其他能够提高学生文本审美能力的教学方法。笔者在进行作品选课程教学时,就某些文本’ 譬如《阿(正传》、《百合花》、《铁木前传》等,要求学生细读后预先进行综述性研究,这种对于文本接受史的研究能够深化学生对于文本的审美理解,同时也会增强其审美感知力。
第三,创建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模式。课堂讲授时间毕竟有限,对文本审美能力的培养而言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努力去创建一种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的良性模式。日常训练方面,通过开设《文学评论与写作》、《文本细读训练》等选修课程,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选择现当代某些细读的经典文本作为范文,引导学生学习、借鉴、比较和创造。综合考核方面,改进考核内容和形式,祛除死记硬背的弊病,灵活出题。譬如作品选课程考核,可以采取作品鉴赏分析的形式,但并不一定都要以单篇论文来完成,亦可以几个片断、两三个细节、一两个人物的分析形式进行。文学史课程考试,可以试行开卷,文本分析的内容应该占一定比重。
我们深知,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后期的改革与实践则是重中之重。目前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一批研究者正在做着普及和实践这种理念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处在教学第一线。相信他们的努力一定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具体有效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差距
[1]果鲁伯柯夫. 文学教学法[M]方拯, 等,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2]温儒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J] 文艺研究,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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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的画卷翻到20世纪的时候,伴随着五四运动的滚滚春雷,东方地平线上古老的中国终于迎来了民族复苏、嬗变与奋起的新时代。产生并发展于社会大变动与民族大奋起背景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随之奏响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中最激越、最华美的乐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几个问题的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引导学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树立科学的文学史观,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视野和文学性思考能力,从而建立系统性知识结构。
[关键词]文学史观 文学思考 系统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职类院校语文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它不像本科教学分得那么细,而是把现代和当代合为一个板块,把史料和作家、作品介绍揉进一本教材,这就给教学带来了难度。笔者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就如何使学生将知识内化为判断和把握事物的认知能力,谈几点自己的认识。
还原历史场景,尊重历史事实。既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当代人视角解读历史,又不能机械地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苛求前人,实事求是地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定性定位,从而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毫无疑问,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对于指导我国数十年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讲话》毕竟是六十多年前的一部文献,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其中有些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先进的,而拿到现在看,则是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纯粹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去解读文本,肯定会产生历史的错位,必须把学生的思绪引导到20 世纪40 年代初那个炮火连天的特定历史场景中,让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验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对文艺问题的严肃思考。
让学生进入历史并不等于沉溺于历史,还要让学生跳出历史回到当代,站在当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判断。如毛泽东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工农兵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是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把文艺服务的侧重点向他们倾斜完全是应该的,这样提有利于抗战。然而,这种提法拿到现在显然过时,因为现在是和平建设年代,文艺的服务面应该更宽,所以邓小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艺术的典型性时,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中,又强调共性和普遍性;在谈到文艺创作题材时,强调宏大叙事,强调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从而无形中忽视了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站在文学的角度,这无论如何也是理论上的缺失。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偏颇或缺失,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却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毛泽东《讲话》发表于1942 年,正处于最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抗击日寇的侵略。在那样一个时代,个性必须融于集体,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国家意志,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战争。毛泽东对文学的要求,强调塑造人物的共性和普遍性,强调宏大叙事、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至于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中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学生通过历史—当代—再历史—再当代反复的思维转换过程,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文学现象终于有了全面的、科学的把握。类似这样的教学难点,只有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破解,破解的过程,就是对学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过程。
一部中国现代史,是一部民族的苦难史和阶级的压迫史,也是一部民族解放史和阶级斗争史。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艺术再现,中国当代文学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形象记录。20 世纪30 年代左翼文学,就是体现这一特征的最典型的文学现象。在该段历史中,左翼文学盛行,马克思主义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左翼文学在同国民党文化围剿及自由主义思想斗争中取得胜利。在创作实绩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茅盾“社会分析小说”的创作,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他的鸿篇巨制《子夜》,就是用文学的方法,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对20世纪30 年代初中国社会风云的再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命运和前途。让学生学习这门课,要抓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一最显著的特征,正确认识历史,科学把握历史,从而激发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是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历史的形象记录,同时也是一部现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
左翼作家们善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关照生活,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恰恰忽略了从艺术的角度对人的心灵史、人性史的关照。这一点缺憾正好被其他作家所弥补。对与左翼文学相对立的自由主义文学这种文学现象应怎样处理,在传统的教学中,在充分批判的时候,没有勇气对其合理的部分进行科学评价。其实,以京派、海派为主要创作群的自由主义作家们还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虽然他们不屑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反映生活,但他们善于从人性和伦理的角度挖掘人的心灵奥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相连这一特征时,必须让学生同时把握心灵史、人性史这一特征。既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左翼作家的创作,突出文学的宣传教化功能,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要使学生认识到左翼文学过分夸大了文学的宣传教化作用,造成文学的功能尤其是人文和审美功能的缺失,在思想上导致极“左”思潮的泛滥,在表现手法上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和政治图解非艺术化倾向。既要让学生看到作家作品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云,还要引导学生进入作家作品所建构的艺术世界,进而窥见作家创作时的内心世界和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脉搏,在解读文学史的同时,解读人的心灵史,解读由共性和个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构成的人性的存在史。这才是科学的、完整的文学史观。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学精华和外国文学新鲜血液中成长的,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该学科的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学进去,还要让学生跳出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扬弃论,既不能走复古倒退或崇洋媚外的极端,又不能关起国门、割断历史。引导学生汲取历史教训,反思历史失误,养成多元视角审视历史的思维习惯,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视野。要让学生站在历史的高度和世界文化的视野,用科学的、多元的、创新的、开放的态度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髓和脉搏,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水平。
要引导学生处理好兼容并包与“个体化理解”的关系。我们知道,真正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新鲜活力的,是包括西方伦理主义、人本主义、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它的两面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培养出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和品格,造成先天的对政治文化现实、世俗文化现实、文学文化现实的依赖性症候,造成20 世纪偌大中国除鲁迅之外难有作家和世界级大师比肩的尴尬。正如吴炫教授所说,“如果要问20 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差距体现在那里,那么我想说,正是在‘个体化理解’的程度上,我们很多作家不能从文化批判走向人类批判,进而也就不能对中国文化的问题进行独到的理解。
如果说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新潮文学作品普遍缺失‘个体化理解’,那么我想说,20 世纪诸多重要的作家,如巴金、茅盾、沈从文、无名氏、王蒙、汪曾祺、贾平凹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个体化理解’缺失的问题———这不仅影响着中国20 世纪文学艺术的‘艺术性’,也影响着20 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世界级经典作品的诞生”。对教材的分析,并不是要用历史虚无主义误导学生,而是要通过对具体历史现象的分析,培养学生用开放的态度认识历史,用“个体化理解”的标准解读历史。这是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一个最大的难点。
解读作品固然可以运用历史学、文化学、伦理学、哲学等社会学科的知识作为理论支柱,但其他社会学科的思考永远代替不了文学的思考。文学的思考包含以下几个特征:
1. 整体性特征。所谓整体性特征,就是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解读。如巴金早期创作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让学生完全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而应该从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角度去整体感受作品。同样道理,郭沫若的《女神》明显受泛神论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误导学生用泛神论的理论去死抠《女神》中的每一首诗,而应该从整体上感受诗人追求个性解放时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
2. 多向性特征。文学欣赏绝不是数学中的1+1=2,而是大于2的关系。一个好的文本摆放在学生面前,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如《起死》这篇小说,它的显性主题是对庄子相对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隐形主题表现了鲁迅把“铁屋子”的人唤醒之后却让他们无路可走的痛苦;如果再细细地解读文本,还会发现先生面对死亡的那份坦然、淡然和超然的态度。在讲到现代派的作品时,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往往能从一个文本中衍生出多个题意的解释。“横看成岭例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经典的文本,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愉悦。一堂成功的课,在师生积极的互动中,往往能够通过对一部作品的研讨中,品咂出不同的味道。
3. 自圆性特征。对文学作品的讲解和解读,必须以教材为蓝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师生对文本的理解,一般来讲,要符合作家的创作原意,但作家的创作原意与文本的客观审美效果并不都是完全一致的。如臧克家创作《老马》的原意,是要表现像马一样的坚忍主义精神,可是不少评家却把老马看成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的象征。这种不符合诗人创作原意的观点反而被评论界广泛认可。其实,不少大师级的经典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都不是单一的,这就造成作家创作文本的原意与文本客观解读效果之间的矛盾。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作品时,不要先入为主,不妨把作家创作文本的背景资料先“藏”起来,让学生凭着直觉去见仁见智,对学生的要求不必过高,学生只要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可以了。等学生充分讨论过后,再把“包袱”抖出来,让学生接着讨论。总之,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结论让学生自己下,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4. 超越性特征。如果把文学作品比做一列火车的话,作家和评家就是驾驭火车飞奔的两道铁轨。铁轨在支撑列车时发挥着相同的重要作用,而两轨却永远靠不到一起。解读文学作品和创作文学作品思维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评家主要靠逻辑思维,作家主要靠形象思维。评家对文本的理解既要源于作家的创作思路,又不能完全依赖于作家的创作思路。评家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应该超越作家本人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在对文本的理性挖掘中,评家应该比作家站得更高,挖得更深。教师在讲解文学作品时,必须注意到这一文学性思考的特征,兼顾好作家、作品、评家三者的关系。
大学生与中学生的知识结构明显不同。中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基础性,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系统性。就大学生整体知识结构而言,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以课程为单位,又分为若干子系统。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类专业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学好这门课,必须对该门课程的性质、规律、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还要有一条清晰的史的线索。
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史料与作家作品的关系。史料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介绍,包括每个时间段的时代背景、文学发展的趋向、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实绩的评价等,是形成该学科的知识框架。只有从整体上掌握该学科的历史知识,才能形成学生的系统性知识结构。而对于大专生来说,仅仅满足于知识的系统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知识的深厚性。教材好比一本详尽的导游册,要想让学生在该学科知识的山水中徜徉,必须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课外阅读大量作家作品。如果说史料是该学科知识的骨架,那么,作家作品就是与骨架紧密相连的血肉。没有骨架,知识就会凌乱,就不会形成知识的系统;没有作家作品,知识就单剩下一个干巴巴的骨架,就失去了底蕴,失去了厚度。只有把史料与作家作品紧密结合,才能形成系统而丰满的知识结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一定要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尽可能更多的阅读文学原作,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把课上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对于高职类院校来讲,该学科的教学仅处于摸索尝试的初级阶段,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
[1]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解读作品固然可以运用历史学、文化学、伦理学、哲学等社会学科的知识作为理论支柱,但其他社会学科的思考永远代替不了文学的思考。文学的思考包含以下几个特征:
1. 整体性特征。所谓整体性特征,就是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解读。如巴金早期创作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让学生完全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而应该从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角度去整体感受作品。同样道理,郭沫若的《女神》明显受泛神论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误导学生用泛神论的理论去死抠《女神》中的每一首诗,而应该从整体上感受诗人追求个性解放时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
2. 多向性特征。文学欣赏绝不是数学中的1+1=2,而是大于2的关系。一个好的文本摆放在学生面前,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如《起死》这篇小说,它的显性主题是对庄子相对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隐形主题表现了鲁迅把“铁屋子”的人唤醒之后却让他们无路可走的痛苦;如果再细细地解读文本,还会发现先生面对死亡的那份坦然、淡然和超然的态度。在讲到现代派的作品时,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往往能从一个文本中衍生出多个题意的解释。“横看成岭例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经典的文本,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愉悦。一堂成功的课,在师生积极的互动中,往往能够通过对一部作品的研讨中,品咂出不同的味道。
3. 自圆性特征。对文学作品的讲解和解读,必须以教材为蓝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师生对文本的理解,一般来讲,要符合作家的创作原意,但作家的创作原意与文本的客观审美效果并不都是完全一致的。如臧克家创作《老马》的原意,是要表现像马一样的坚忍主义精神,可是不少评家却把老马看成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的象征。这种不符合诗人创作原意的观点反而被评论界广泛认可。其实,不少大师级的经典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都不是单一的,这就造成作家创作文本的原意与文本客观解读效果之间的矛盾。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作品时,不要先入为主,不妨把作家创作文本的背景资料先“藏”起来,让学生凭着直觉去见仁见智,对学生的要求不必过高,学生只要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可以了。等学生充分讨论过后,再把“包袱”抖出来,让学生接着讨论。总之,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结论让学生自己下,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4. 超越性特征。如果把文学作品比做一列火车的话,作家和评家就是驾驭火车飞奔的两道铁轨。铁轨在支撑列车时发挥着相同的重要作用,而两轨却永远靠不到一起。解读文学作品和创作文学作品思维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评家主要靠逻辑思维,作家主要靠形象思维。评家对文本的理解既要源于作家的创作思路,又不能完全依赖于作家的创作思路。评家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应该超越作家本人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在对文本的理性挖掘中,评家应该比作家站得更高,挖得更深。教师在讲解文学作品时,必须注意到这一文学性思考的特征,兼顾好作家、作品、评家三者的关系。
大学生与中学生的知识结构明显不同。中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基础性,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系统性。就大学生整体知识结构而言,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以课程为单位,又分为若干子系统。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类专业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学好这门课,必须对该门课程的性质、规律、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还要有一条清晰的史的线索。
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史料与作家作品的关系。史料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介绍,包括每个时间段的时代背景、文学发展的趋向、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实绩的评价等,是形成该学科的知识框架。只有从整体上掌握该学科的历史知识,才能形成学生的系统性知识结构。而对于大专生来说,仅仅满足于知识的系统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知识的深厚性。教材好比一本详尽的导游册,要想让学生在该学科知识的山水中徜徉,必须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课外阅读大量作家作品。如果说史料是该学科知识的骨架,那么,作家作品就是与骨架紧密相连的血肉。没有骨架,知识就会凌乱,就不会形成知识的系统;没有作家作品,知识就单剩下一个干巴巴的骨架,就失去了底蕴,失去了厚度。只有把史料与作家作品紧密结合,才能形成系统而丰满的知识结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一定要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尽可能更多的阅读文学原作,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把课上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对于高职类院校来讲,该学科的教学仅处于摸索尝试的初级阶段,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
[1]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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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 能引发婚姻矛盾, 进而诱发婚姻危机的导火线往往是性嫉妒、家务、孩子、金钱、社交、电视、作息习惯、婚外恋、度假和性生活等。有时也不乏夫妻间撒娇般的嗔怪吵闹, 作为婚姻生活中的调剂或补充。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如何处理当代中国婚姻中的危机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何处理当代中国婚姻中的危机问题全文如下:
摘要:当代社会, 随着现代社会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发展, 婚姻的危机日益加深, 离婚率不断升高,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对当代婚姻危机进行解剖, 了解处理婚姻中危机问题的方法, 对于摆脱当代婚姻的危机, 解决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键词:婚姻 婚姻危机 婚姻战争
生理上的两性差别和社会规定的两性角色差别,使得男人和女人长期以来一直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是男人的世界, 另一个是女人的世界。婚姻打破了这两个世界的隔绝的状态。可是共同的婚姻生活中, 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 仍然习惯于以自己原来所属的那个世界, 作为婚姻生活的参考系。他们甚至十分留恋独身生活, 很难接受社会角色的变化。在这错综复杂的角色冲突中, 既有卿卿我我, 相亲相爱的欢乐, 也有含泪悲泣、心烦意乱的失望。婚姻就像是一瓶酸甜苦辣辛的五味酒, 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婚姻生活中品出不同的滋味。笑声共哭声齐飞, 希望与失望同在, 这也许是婚姻的一般特点。
斯宾诺莎曾说过: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树叶尚且没有两片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对于生活经历不同、个性性格不同的夫妻来说, 在婚姻生活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 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斯宾诺莎又接着说: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不同的叶子。这说明只要是树叶, 总可以找到一些相同点。因此, 婚姻生活中的危机可以通过求同存异、相互理解得到解决。夫妻双方在理想、信仰、情趣、习惯、性格、教育上的一致性, 可称为夫妻双方的婚姻同质性; 而夫妻双方在理想、信仰、情趣、习惯、性格、教育上的不一致性, 可称为夫妻双方的婚姻异质性。
由于两性心理上的天然差别, 从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性心理。在婚姻生活中, 夫妻之间的同质性是相对的, 而异质性是绝对的, 这是婚姻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有危机并不可怕, 因为处理婚姻中的危机问题并不一定要采取婚姻战争这种形式。如果夫妻双方有比较娴熟的处理婚姻中危机问题的艺术, 就可以随时解决这些问题, 从而使大问题变小, 使小问题变无, 就不会使危机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境地, 引发婚姻战争, 最终导致婚姻解体。只有那些不懂得如何处理婚姻中危机问题的夫妻, 才会使小问题变为大问题, 最终不得不通过婚姻战争的形式来解决婚姻中存在的危机问题。
婚姻危机的导火线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可是这仅仅是危机的导火线而已。其实夫妻之间早已心存芥蒂。婚姻危机是由一连串小矛盾日积月累形成的, 终于在某一件事上引发出来。因此, 要避免婚姻机, 就要做到夫妻间的心理沟通, 使双方心中都不存芥蒂, 及时消除矛盾和误会, 不使它们积累起来。
一、当代中国婚姻中危机问题的解剖
在当代中国, 能引发婚姻矛盾, 进而诱发婚姻危机的导火线往往是性嫉妒、家务、孩子、金钱、社交、电视、作息习惯、婚外恋、度假和性生活等。有时也不乏夫妻间撒娇般的嗔怪吵闹, 作为婚姻生活中的调剂或补充。上述婚姻危机的导火线, 从解剖学的观点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来自家庭外部。
我们在这里把所有核心家庭(夫妻及子女)以外的因素都称为来自家庭外部的危机导火线。例如因夫妻中一方父母弟兄或其他亲属的干涉、对他们的经济接济、翻嘴、喜庆宴请等原因引起婚姻危机, 因夫妻一方有婚前恋史或失身, 或在婚后有外遇, 或怀疑对方有外遇而引起婚姻危机; 因对职业或朋友的不满引起婚姻危机; 升级、升职、升学、出国、进修等外部原因引起婚姻危机; 因政治观点、学术观点的不一致而引起婚姻危机等。
第二种类型: 来自家庭内部。
夫妻之间爱情表现不足, 一方或双方感到感情受到了伤害, 方认为另一方漠视自己的存在, 都可以成为婚姻危机的导火线引在孩子教育、培养方向上的意见分歧; 在孩子姓氏及命名上的矛盾; 夫妻性生活不和谐; 有关家庭开支、有关决策和家务负担的分歧; 重男轻女的家庭常会因生女孩而引起争吵; 一方对另一方管束太严; 在电视节目选择权上的争执等。
第三种类型: 个人素质。
夫妻双方由于价值观的不同, 个性人格的不同,性格、志趣、爱好的不同而引起婚姻危机; 过度的抽烟、饮酒, 以及粗暴、蛮横等令人生厌之举, 也比较容易引发婚姻危机; 个人的心理或生理疾病, 甚至某些生理缺陷, 例如狐臭、麻脸等, 都可能引起婚姻危机;一方地位的改变, 文化知识的提高, 以及其他个人素质条件的变化, 都可能导致婚姻危机。
从社会各个阶层来看, 引发婚姻危机的导火线有所不同。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 经济因素常常是婚姻危机的导火线; 而知识分子或政府公务员常常为了家务事或整理房间吵架; 对孩子期望值过高的家庭, 常常因孩子的教育问题弄得很不愉快; 年轻夫妇婚姻危机的导火线常常是怀疑对方对自己的爱; 夫妻一方善社交, 另一方不善社交的家庭, 婚姻危机的导火线则常常是待人接物、款待亲朋的分歧; 由于性生活不和谐以及婚外恋问题导致婚姻危机, 则是各个阶层的通病。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 婚姻危机是社会动荡在婚姻领域中的反映。社会的动荡引起人们心理情绪的不稳定, 而这种心理情绪的不稳定又最容易在婚姻领域中表现出来。妇女解放运动使妇女成为能与男子抗衡的一股伟大力量。这股伟大力量在婚姻生活中, 必然会与男子在婚姻生活中的传统力量发生剧烈的冲突。
女权主义者提出的过激口号“男人回家抱小孩, 妇女外出赚工钱”, 也常常激怒男子汉, 而甚嚣尘上的“妇女回家去”的口号, 也使许多职业妇女心怀不满。离婚率的不断提高, 使离婚再也不是一件丢面子的事, 也加剧了婚姻危机的产生。
我们认为, 引起婚姻危机的矛盾一般有两类, 一类涉及到婚姻的是非问题, 如一方独裁专制, 使另一方丧失自由; 无端的猜疑和嫉妒; 一方有外遇; 爱的淡漠和感情危机等。另一类并不涉及婚姻的是非问题,只是因为某些非原则的异质性差异引起的, 如夫妻双方兴趣、爱好、性格、习惯的不同等。
对于第一类矛盾, 夫妻之间应当通过适当的沟通以明辨是非。若一方坚持不改, 则婚姻危机引起婚姻的瓦解, 不但不可惜, 反而是一件幸事。对于第二类矛盾,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双方妥协, 避免引起婚姻战争,更不应为了这些不涉及是非问题的矛盾而使婚姻瓦解。
二、处理婚姻中的危机问题的方法
婚姻中的危机问题常常是通过夫妻之间的婚姻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因此, 避免扩大婚姻战争的方法也就是处理婚姻中危机问题的方法, 现列举如下:
1、当发现对方有挑起婚姻战争的征兆时, 要表现得比平时更为体贴、温柔, 并随时向家庭其他成员发布“天气预报”, 是晴转多云, 还是多云转阴, 尽可能探索出隐藏在对方潜意识中的不满或要求。
2、在婚姻战争处于低级阶段时, 要自我控制, 努力消除误解, 不要有抵触情绪, 更不应轻易发火, 导致战争升级。发怒, 尤其是不加克制的愤怒, 往往会加速夫妻感情的恶化。特别是当心中经常有“无名火”时,更应注意避免生气。医学家发现经常生气而又不能正确排解; 是各种慢性病的原因之一。在婚姻生活中爱发火的人, 神经经常处于紧张状态, 这会使体内各调节机制紊乱, 从而引起疾病。但有时让对方把气闷在心里, 也会引发某些疾病。为避免这种危险, 当一方为某事而生气时, 应首先让对方知道自己为何动怒,求得对方的谅解。对方则可以同意他在5 分钟内任意发火。这样, 一方的怒气自然会消失大半, 甚至会放弃这5 分钟的生气“权利”。双方可以另外选择时间再重新讨论, 分析原因, 防止类似的事日后重演。
3、保持有限战争格局, 防止一揽子战争。当婚姻战争的战火已经不可避免时, 双方应该就事论事, 集中讨论引起分歧的问题, 而不要牵扯其他问题, 以免使婚姻战争复杂化。只有把战争局限在一定范围, 双方才容易心平气和地各抒己见, 有利于尽早结束战争。提出的问题要明确, 要有事实根据而不是凭空臆想; 提出的要求要积极, 要有利于婚姻的巩固, 而不是对婚姻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 在对方诉说时要耐心听, 不要插嘴或立即反驳; 自己讲话时要注意对方的反应; 言语既要针锋相对, 也应甜言蜜语; 如果争吵不可避免, 那就应随时提醒双方说话的语气, 声音尽量柔和, 不要高声喊叫。
4、如果双方不能求大同存小异, 就只需把观点阐述清楚就可以了, 不必再使战争延续下去。最好暂时“休战”, 待双方“冷静”一段时期再进行讨论, 也许时间能缩小双方观点上的分歧。
5、夫妻“战争”应使用“动口”这种常规武器, 禁止采取“动手”或其他暴力行为伤害对方。一旦爆发了“非常规战争”, 会给婚姻关系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使裂痕迅速扩大。
6、即使在争吵激烈的时候也不能侮辱对方的人格, 不要使对方的自尊心受到损伤, 否则, 战争就可能向“持久战”方向发展。不少夫妻经常会为同一件事反复争吵, 而且一旦出现争吵, 马上就引导到彼此最敏感的问题上, 结果使双方的精神都倍受压抑。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在争吵时最好开诚布公地向对方说明自己最容易被伤害的方面, 提请对方注意不要任意伤害。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感情, 避免触及对方的感情敏感区。
7、即使在使用“常规武器”时, 也不要使用尖刻的言语刺伤对方的心, 因为有时言语的杀伤力是无法想象的。不要反复说同样的话, 而要有所“创新”, 这样对方便不会作出同样的反应了。对方提出的问题不要一再否认, 而是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
8、当对方已经伤心透顶时, 必须马上停止战争,即使有理也应停止进攻, 更不应“乘胜追击”。兵书曰:“穷寇勿追。”婚姻战争也是如此。若把对方逼急了, 就潜伏着发生恶性案件的危险。
9、在“战争”的任何阶段, 都要随时准备“讲和”。
不要羞于让步, 要善于抓住机会向对方道歉, 承认自己态度不好, 伤了对方的心, 并诚恳地请求对方原谅。当然让步是有原则的, 它并不等于求饶, 更不是下跪装熊, 显出一副窝囊相。很多品位较高的女人恰恰讨厌丈夫那种没骨气的样子。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这句话体现的是封建式的大丈夫主义, 但失去自尊心和人格的妥协, 不但不会使婚姻战争平息, 而且更会使“家无宁日”。在保持人格尊严的前提下, 主动撤兵, 可能导致对方采取相应的措施, 避免短兵相接。
10、要善于高挂“免战牌”。在自己身心十分疲劳, 或遇到很不愉快的事, 或心情非常烦躁, 或酒后神态不太清楚之时, 应高挂“免战牌”, 不与对方交战。因为这时个人的理智能力比较弱, 容易冲动。在婚姻战争中丧失理智, 采取非理智的行动, 是会造成终身遗憾的。
11、在战争中, 有时可以不顾对方的进攻, 主动撤离战场, 将自己关在小房间里, 或者到外面散散心, 过一小会儿再回来; 有时可以用几句幽默的话使对方破涕为笑; 但有时也要注意不要突然赌气而去, 更不应该几天不回家。动不动回娘家一走了事, 会使对方陷入极度难堪的境地, 对解决问题并无好处。如果双方的自尊心都很强, 就容易形成对峙的局面———“看谁先理谁! ”一连几天乌云密布, 家庭就会被笼罩在不愉快的心理阴影之中。
12、在战争期间, 不要采取性报复手段。这样做只会伤害对方的感情, 给今后生活的不和谐种下祸根。
13、不应记仇。俗话说,“小夫妻俩打仗不记仇, 早上吵架晚上和”, 要善于在芙蓉帐内息波澜, 鸳鸯枕上消怨气。一日分离化仇恨, 今宵又是恩爱夫妻。
14、要善于“请救兵”, 制止战火继续弥漫。婚姻战争一般不应请“外人”干预, 尤其是当干预者参战帮助一方, 或在中间充当战争仲裁时, 不但无助于婚姻战争的及早结束, 而且会使婚姻战争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我们这里“外人”的涵义是指夫妻以外的任何人,包括家庭其他成员、同事、邻居、朋友、领导等。“清官难断家务事”, 婚姻战争的由来和发展确实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可是当一方觉得婚姻战争无法收场时,“请救兵”也不失为是暂时缓解矛盾的一种方法。有时它甚至可以起到“灭火”的作用。
15、不妨约定一个“吵架”时间, 使婚姻矛盾还没有尖锐化时就及时得到解决, 避免恨的积累。英国心理学家韦顿认为, 吵架是一门“艺术”, 夫妻之间如果吵得有技巧, 有水平, 不但可以解除双方心中的不满情绪, 而且还可增进彼此的关系。
16、在婚姻战争中不应产生定向联想。在夫妻恩爱时总联想到对方的长处, 吵架后联想到的大都是对方的“忘恩负义”, 以致把一些陈芝麻烂谷子都挖掘出来。这种定向式联想的“量”的集中, 必然会使对方的形象在偏激的阴影中遭到不应有的破坏, 失去心理平衡。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以上16 条, 那么由婚姻危机导致的婚姻战争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瓦解婚姻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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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在巴黎研究经济学、哲学时写作的,其中蕴含有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在《手稿》中马克思这样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必须依赖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不仅向人类提供物质食粮,还提供精神食粮,人类还通过自然界进行生产活动。所以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的无机身体,要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实现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生态环境问题,不仅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还极大的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如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成为当代人的发展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资本逻辑的概念,资本逻辑指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活动过程具有必然的运动轨迹和发展规律。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理性向工具化方向发展,造成了“自然异化”和“人的异化”,威胁到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本具有双重逻辑,表现在:一方面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的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资本将人异化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进而破坏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是在特定条件下造成的,深入分析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对当代中国社会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发展的历史顺序,将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业。资本在第一、二产业要实现增值,必须扩大再生产,扩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从而排放到自然界中的废弃物也增多。资本在第三产业的增殖主要靠人力资源等软实力要素的投入,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弱,排放到自然界的废弃物少,环境污染小。所以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主要产生在第一、二产业。
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方式粗放,资本主要通过自然资源能源的高投入以及高排放和扩大规模取得规模效益获取高额利润,对环境造成影响。在发达国家,情况相反,发达国家利用科学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通过降低单位能耗降低成本获取利润。所以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主要集中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国家。
异化消费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消费观念,在当今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异化消费指人们以追求商品数量增多而不是商品使用价值及自身需求得到满足为消费目的,以标新立异的消费凸显自己,以消费品的档次显示尊贵的社会地位,这种无限扩张的消费与有限的资源相冲突,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
环境成本外部化是指资本家通过转嫁污染来逃避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将资源密集型和环境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际之间的污染转移是垄断资本的国家在保护本国资本的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的污染转移;在国家范围内,本来由企业造成的环境问题所应承担的治理成本转嫁给社会,对企业发展不造成任何影响,更不会影响其利润,所以企业可以肆无忌惮地直接排放废弃物,污染环境。
了解了资本逻辑反生态性发生的条件,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些条件产生的可能性因素,实现对资本逻辑反生态性的超越,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
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服务业、通讯业、高新技术业、旅游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不是通过扩大自然资源的投入而获利,主要依靠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的投入获利。并且因为其产品的非物质性,在对其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少,对环境的影响小。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指标。所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既符合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又符合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是生态和经济的双赢。
转变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向包容型、可持续型发展方式转变。粗放型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消耗高,成本高,质量低,对生态环境破坏大。包容型、可持续型发展方式主要依靠技术、创意和人力资本等软要素来发展经济,以这种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消耗低,成本低,质量高,对环境污染小。
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不利的商品之所以能在市场横行,关键在于不合理的消费观念。所以,转变异化消费观念,树立适度、绿色、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念,厉行节约,让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资本没有市场。
资本家之所以敢肆无忌惮的将环境污染产业转嫁到别的地方,而逃避应付的责任,关键在于缺乏制度的约束。是制度没有对这些投机者做很好的规制,让资本家有利可图。如果我们能够从制度上对环境成本内部化问题进行建设,对转嫁污染的企业进行严格的罚款、规制,甚至处以刑事责任,对资本行为人应负的社会责任给以明确的说明,那么资本家在遵循市场规律时必然会兼顾生态规律、自然规律,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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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筑审美开始了新一轮的趋同。这个时期整个人类社会表现为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和文化都突破了国界,形成了世界范围空前的大融合,因此现代建筑运动超越了国界和文化圈,现代主义所产生的国际式建筑迅速统一了全世界的建筑语言。这是一次建筑美学的大趋同,并在发展中完成了其建筑理论框架的建构,从而建筑创作活动以及对建筑的欣赏与评价均以此为参照系统,其作用和影响至今还能够从许多新建的建筑中体现出来。可是很快这种国际式建筑风格在人们眼中就由美变丑了。从接下来的几十年到现在,建筑美学都在努力挣脱现代主义建筑的模式化束缚,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人们也试图透过当前多元化的样态发掘一个正在萌芽状态的、类似于现代主义之初的新事物,这表达了人们对一个确定或可能确定的“普适”法则的期待与追求。然而,普适法则所依赖的“普适情境”却无法当今找到。
作为建筑审美的发展,人类中心论被逐渐打破。在当代人类世界有两种相关的危机:第一种是最直观的危机是环境的危机;第二种更微妙,也同样是致命的,这就是人类自身的危机——人类与自己的联系、与所有包围人类的一切关系的危机,还有和地球上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危机。这两个危机是紧密联系着的。如何恢复人与自然之间正常而和谐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生物及其环境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不受污染的绿色生存空间等问题,以前所未有的严峻性摆在了当代人的面前。“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城市的交通、能源、治安、住房等,全然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城市的文化风尚、价值体系、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隔膜,迫使人们迫切希望离开城市,回归自然、回归乡野,这或许来自于一种怀旧情感和浪漫情怀,当然,也可以是一种来自于建筑审美的冲动”。
哲学家和生态学家们认为,要切实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必须以一种有机论和生态平衡论取代“人是宇宙的精华和万物的灵长”这种人类优越论。与其去征服自然,不如学习如何保护自然,如何保持同自然的平衡、协调。如果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到自然“可持续”被榨取的限度,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人类的发展同人类以外的自然生物的发展协调起来,认识到自然的价值决非只是人的工具的价值,那么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将成为一种可能。建筑聚落作为自然中的一个有机系统,其中每一个生命体都和自己的种群、其他的种群以及非生物的环境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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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综述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这一新阶段究竟应叫什么?怎样概括这一新阶段的特征,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著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
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刘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高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钟沛璋认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庞仁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1]张仲秋.知识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9,(12).
[2]肖枫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3]《求是》课题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J].求是,2001,(3).
[4]林德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
[5]常欣欣.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2000,(8).
[6]姜鲁鸣.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问题[J].青海社会科学,2000,(2).
[7]庞仁芝.在斗争、合作、竞争中把握好二者关系[N].解放军报,2000-8-16.
[8]肖一然.福利制度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N].解放军报,20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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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的概念不是时下才出现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中。“金融资本”的概念是由拉法格首先提出的。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列宁对金融垄断资本的概念、必然性、形式、特征等进行了科学阐述,全面、科学地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也将列宁称之为“金融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
列宁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那么,马克思是怎样论证这种转变的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特别是《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必然导致的结果的角度,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必然性。“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就是说,所谓垄断资本是由于资本集中而达到极限的资本。马克思不仅通过对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分析,从理论上推断垄断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且敏锐地发现当时所出现的垄断组织萌芽。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为保证这种生产的顺利进行,资本家之间的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方面形成的资本家联盟就是最早的垄断组织形式。恩格斯晚年沿着这一思路,更多地关注垄断资本形式问题。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金融资本”的概念,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资本集中进而到垄断的形成、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信用、股份公司以及银行的作用、工商业关系的分析等,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研究金融资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进入20世纪,金融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金融资本垄断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
拉法格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一个深刻把握“金融资本”精髓的人。他在1903年就发表了《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文中以美国为典型,通过对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研究,看到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日趋结合的趋势,分析了金融垄断资本的基本特征。拉法格指出:“金融资本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在各种金融活动扩展的同时,银行作为新型的金融机构迅速发展起来,“金融业已成为强大的吸压泵,它把资本集中起来,再压进工商业各条渠道上去”。这样,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关系更加紧密,工商业需要银行为其筹集资本,而银行集中资本只有重新回流到工商业中才能为其筹集资本;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二者间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是一个不断融合、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由此可见,尽管拉法格没有明确为“金融资本”这一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但他已经明确地指出“金融资本”是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产物,其要旨在于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拉法格还认为,金融垄断资本的产生是合乎规律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是对中世纪封建社会行会组织垄断的否定,而金融垄断则是由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否定之否定”,垄断资本主义是一般商品经济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
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作出了卓越贡献。希法亭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中,以当时德国的银行资本为研究对象,明确提出了“金融资本”这一理论范畴,探讨了金融资本形成的原因、途径、运行规律及银行资本在金融垄断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第一个对金融资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考察的人。希法亭由货币问题分析入手,着重考察资本发展的历史,把资本区分为三个阶段: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围绕货币流通和信用发展,系统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信用、股份公司等。通过考察,希法亭将“金融资本”界定为“固定在产业资本中的银行资本”,强调在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的过程中银行资本的统治作用。
希法亭把金融资本的研究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考察密切结合起来,将“现代的”资本主义与以前的资本主义相区别,他清楚地指出两者的密切联系。希法亭认为,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标志就是由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融合而形成的金融资本取代了产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并认为“不懂得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就不可能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就不会有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叫做金融资本的时代,而把帝国主义视为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所有这些表明,希法亭已经了解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金融资本问题的研究,以及建构在金融资本科学范畴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高度,对前人研究成果合理吸收、辩证扬弃、科学把握的结果。在金融资本概念界定上,列宁虽然较多受到了希法亭《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的影响,借鉴了他的一些观点,但不是照搬移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现实,给以科学改造。他不同意希法亭给“金融资本”所下的定义,他认为生产领域中资本关系的变化是金融资本形成的基础,即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而这一重要因素恰恰是希法亭所忽略的。列宁进一步分析认为,构成金融资本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大资本的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银行的作用(积聚和社会化);垄断资本(控制某工业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致竞争被垄断所代替)”。列宁指出,随着银行的集中,大工业更加依赖少数大银行,同时大产业资本家为不被银行控制,也开始向银行渗透,因此,“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这种融合与混合生长既可以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列宁认为,垄断资本有多种形式,最简单的形式是短期的价格协定,一般的形式是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而典型形式或最高形式是金融资本。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亦即帝国主义时代五大基本特征的概括,准确把握了金融资本关系从国内垄断向国外垄断扩张的特征。
列宁认为,金融资本一经形成,就要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在经济领域,金融资本通过“参与制”来实现自己的控制;在政治领域,通过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来实现自己的控制。因此,“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对帝国主义历史地位做了准确概括。关于帝国主义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即金融垄断资本的“过渡性”,如列宁指出:“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列宁在科学分析和把握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中,尤其重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重要作用,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给予重点论证,并且揭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与特征,既指出金融资本的私人垄断向国家垄断转变的资本主义性质,又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口”,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表明它的发展对未来社会的重要意义。帝国主义战争是由于金融垄断资本对世界领土瓜分不均所导致的,而帝国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则是基于对金融垄断资本主轴分析而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疑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取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一国胜利学说,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十月革命作为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制度实践是在“世界历史”或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中展开的一个过程,是在全球化浪潮激荡、砥砺运行中产生的社会制度效应。
因此,列宁的金融资本概念就其内核来说是科学的,列宁在金融垄断资本科学范畴基础上建构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即金融垄断资本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基本结论也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是当今指导认识和把握新时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和规律的理论依据。当然,肯定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等于说列宁当时所作的分析及所得出的结论就是绝对真理。恰恰说明,随着时代发展,不仅需要对金融垄断资本概念加以拓宽,也需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进一步发展其帝国主义理论即金融垄断资本理论。这是因为:一是二战以后,尤其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银行一统金融业的局面已被打破;二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其他行业如商业、运输业、公用业及信息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金融自由化、资本国际化的趋势的进一步增强,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尤其是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的大发展和广泛运用,一个规模空前、真正的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并迅速发展。#p#分页标题#e#
那么,在这种新时代背景下,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界定如何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精神,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当代西方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又能反映时代特征,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变化的现实呢?
金融垄断资本属于资本范畴,是资本存在的一种形态,是资本运动发展的最高形态,它区别于非垄断资本,特别是非金融垄断资本,如果我们把列宁关于“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这种融合与混合生长既可以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称为
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话,那么现代金融垄断资本则在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基础上拓宽为:金融垄断资本是金融业垄断资本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金融资本既可以以金融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非金融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还可以由金融业垄断资本和非金融业垄断资本平行组成。这种业已拓宽了的金融垄断资本的新概念既是对列宁时代金融资本概念合理内核的继承,又是一个“时代超越”。
金融垄断资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垄断资本是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与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总称,既是列宁所指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通过银行与企业的相互渗透和参与而形成的金融垄断资本或垄断组织,也包括在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基础上深化拓展,即金融业垄断资本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形成的一种权势资本。狭义的金融垄断资本是指能够产生收益的金融资产,包括债务工具、权益工具及其衍生的金融工具等具体形式。
金融资本是历史范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发展。金融资本的发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金融产品是最抽象的商品,它不同于其他商品,其区别在于它只有价格而没有价值。因此,金融产品是虚拟产品,金融资本是虚拟资本。金融资本作为资本演进的最高形态,垄断是其本质特征,表现为生息性、运动性和国际性等特性。金融资本概念的形成、深化拓展,或者说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转化,揭示了垄断资本的实质、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向。
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实质,体现在金融垄断资本作为极大的权势资本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上。金融垄断资本概念不仅揭示了私人垄断金融资本的实质和发展规律,即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必然引起集中和垄断,各种垄断资本必然融合为金融资本,而且还揭示了私人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趋势,涵盖了国家垄断资本或国家垄断财团在战后的崛起,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或国际垄断财团在20世纪70、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发展的新趋势,这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也是金融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强化的过程。
因此,金融垄断资本概念、范畴的进一步厘定和拓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实践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金融资本理论的继承、深化、丰富和发展,也为当代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新发展提供了进一步认识的理论武器。同时,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界定,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金融垄断资本不等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金融垄断资本属资本范畴,是资本存在和演进的最高形态,它区别于非金融垄断资本。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属于制度范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形式,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属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阶段内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而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现代金融垄断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形式。除了区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制度本质属性相同外,还表现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不同发展的阶段性制度特点。因此,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两者有内在联系,但不能等同。
那么,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是否等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呢?我们把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考量,从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中可以更进一步的把握。经济全球化包含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等诸多方面,其中资本(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这无论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史还是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素的结构来看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从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来看,资本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无限追求自身的价值增值,而且通过不断运动,尤其是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得以实现其自身价值增值的最大化,资本演进扩张的最高实现形式就是金融资本,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史就是金融垄断资本不断走向全球化的历史。或者说,金融垄断资本作为资本运动的最高形态包括从传统金融垄断资本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演进,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经济全球化各个构成要素相互关系来看,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先导,生产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和条件,而资本(金融)全球化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和灵魂。因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现代金融,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必然也是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发展到更高层面则演化为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以金融垄断资本要素为主导的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是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形成发展的,它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达到最高程度的集中体现。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金融垄断资本的内涵会愈加丰富,金融全球化的特征会更加凸显,但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不等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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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中国传统信仰自身的原因导致。学术界中,信仰狭义论者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信仰危机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汉民族自古以来缺乏坚定,坚持的信仰,中国传统信仰不象西方一神论信仰,多是弥散化的,只是受利益所驱使,选择不同,多样的信仰对象。在市场经济,信息化不断发展的现代,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使中国传统信仰地位受到动摇。
3.2.2由于社会转型成生了信仰危机。科技的发展,生产的进步,中国从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这期间造成了具有农业时代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深层信仰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另外,由于苏联剧变,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变革,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社会主义信仰产生质疑,受到严重冲击。
3.2.3盲目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会给人带来强大动力与精神力量的,让人们在困境中坚持,在逆境中奋进,在危难面前无所惧。这样的信仰将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带领人们走向幸福。但对于有些别有目的的信仰观缺乏正确的认识,抛弃之前的信仰,选择了另一种信仰。如中国传统社会信仰中的节俭,节制等优秀品质却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的冲击。
3.2.4放弃信仰,造成信仰真空的出现。封建时代,为了推翻腐朽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社会主义信仰被广泛的接受,最为救亡图存,建立新社会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在建立新中国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社会主义信仰仅作为工具的使用,并没有更好的深入人心,加之中国传统信仰的不坚实,造成现代人的信仰真空出现,精神世界空虚。
可见,信仰危机是不容忽视的,信仰危机一旦扩大,将会导致人心的涣散,社会国家缺乏应有的凝聚力,甚至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问题。社会中出现的贪污腐败,诚信缺失,以及见义勇为却被视为多管闲事的种种现象,都是值得引起重视的。这些现象的背后正反映了信仰危机的事实。如不加强对信仰的树立强化,将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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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当代资本主义逐渐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但其实质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垄断,以及由垄断所产生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并没有根本改变。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准备着更加充分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又给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了巨大压力和威胁。应对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挑战,是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新的历史性课题。
关键词: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 新帝国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只有从历史与理论、现实和未来的结合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及其对社会主义的影响进行科学分析,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战后,西方国家总结罗斯福新政和战时经济管制的经验,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通过财政、税收、货币、计划、福利等调节机制,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20多年的稳定发展。然而,1973—1974年冬季的“石油危机”和1974年夏季的国际性震荡,把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猝然推向一个痛苦的“滞胀”时期。这种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罕见的经济“综合症”,不仅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正统”地位,而且暴露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端。为了对付“滞胀”,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将国有企业私营化,削弱工会组织,限制工资增长,削减福利,扩大对外贸易等。这些措施虽然对治理“滞胀”有一定的成效,但又引发了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连年扩大、国家债务日益严重、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减少、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等新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力图在资产阶级右翼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实行所谓的“新经济”、“新福利”、“新政治”和“新治理”,以求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作为对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技术革命、后现代社会等世界重大变迁的回应,“第三条道路”试图在国家与市场、风险与安全、权利与义务、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建立新的平衡。正是在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由此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的特点: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新科技革命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加现代化和“高级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即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下降,已不到3%,第二产业即制造业所占比重大多保持在30%-40%之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则迅速提高到60%以上,美国更是高达70%以上。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技革命掀起新的高潮,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宇航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日新月异,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飞速发展,有人甚至把信息产业界定为“第四产业”。美国商务部发表的《2000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1995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中的30%来自信息技术产业。高新科技还改变了固定资产更新的方式,减缓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美国经济从1991到2000年的稳定增长就与新科技革命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
第二,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加剧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进一步扩大和加深。近30年来,西方国家通过资本积累和企业兼并,使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各种垄断组织几乎控制了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到公用事业、饮食、旅游、娱乐等行业。1996年12月,美国波音公司用133亿美元兼并了麦道公司,被称为“世纪性的购并”,从而使波音公司具有更强的垄断地位。又如,1998年4月,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合并组成新美洲银行,总资产高达5700亿美元,成为美国银行史上罕见的“超级银行”。中小型企业虽然大量存在,但其拥有的资本占总资产的比重很小,在经济生活中不起决定作用。垄断资本的核心是金融资本。随着银行信用体系的发展,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本与各种工商服务业资本融合起来,形成更为庞杂的金融资本。在当今西方国家,包括有价证券、存款贷款、外汇等无物质载体的虚拟经济大大超过了实物经济。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大于世界市场上进出口总价值的60倍。目前,在每天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用于投机的超过90%,而用于贸易和投资的不到10%。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垄断资本超越国界,力求在全球范围内谋取超额垄断利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459家,国外分支机构达到689520家。有的专家估算,在世界上100个最大的经济行为主体中,跨国公司就占了43个;而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总资产几乎占了全球生产性资产的1/4,15家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全球所有基本商品的贸易。为了适应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全球化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打破疆域界限,建立各种国际合作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召开不同层次的国际会议,使国家之间的区域化、集团化不断发展,经济一体化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大肆鼓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开放市场,放松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管制。欧共体在1977年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1993年建成统一的欧洲大市场;1999年统一的欧洲货币启动,标志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正式形成。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建立自由贸易区,1994年墨西哥加入,三国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建立部长级磋商机制,1993年以后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始经济一体化合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来巩固其在经济全球化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从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规模、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国际合作组织和区域一体化组织纷纷建立,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第四,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受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制约,西方民主国家内部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共识,使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策处于优势地位。但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等资产阶级右翼思想大肆扩张和蔓延,以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赛阿明确提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正因为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所以它不仅维护和巩固了自身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而且渗透到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扩大了它在世界上的影响。从电影、卫星电视、互联网到麦当劳、可口可乐,世人无不感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
第五,资本主义的对外关系和世界体系发生了变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及剩余价值的不均衡分配,加强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盘剥与掠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少拉美国家的负债率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每年以1500亿-1600亿美元的速度向发达国家归还外债。有关统计资料显示,40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现在已上升到74:1。目前联合国中有48个最不发达国家,而20年前仅20余个。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缓解“滞胀”综合症,平抑经济的大幅度波动,主要就是通过全球化转嫁了国内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近十多年来,美国经济之所以持续增长,主要原因也是无偿利用了巨额的世界资本。仅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后的三个月内,从世界各地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11000亿美元。就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承认,经济全球化以及美国“相对开放的经济”正在抑制着通货膨胀。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可以说是西方发达国家盘剥落后国家的生动写照。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托夫勒宣称,不论什么社会都要变成“信息社会”,使广大工人占有生产资料,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信息社会”已经过时,应为“知识价值论”所代替。“后工业社会”理论则认为,“正在兴起的新社会的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工厂里的斗争”只是“工业社会的标志”,而在“后工业社会”中,“继续谈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国内某些学者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已经由帝国主义之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帝国主义之后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有的学者则主张,当今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笔者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今资本主义新的实际相结合,唯物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才能得出经得起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检验的科学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种种新现象和新动向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形式、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垄断资本超越国家界限、摆脱国家管制,在全球范围内榨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倾向明显增强。更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经营的全球分散度的提高,它们与母国的经济连带关系和政治依从关系有所减弱,从而出现了“无国籍化趋势”。在跨国公司基础上出现的全球公司(GlobalCorporation),更是一种“国籍不明的”、脱离了母国身份并超越了国与国界限的超国家垄断组织。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老板以及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大的传播媒体的统治精英、技术精英和某些国家的领导人组成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构成了剥削和统治全球劳工的新的霸权集团,占据着经济全球化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特点,已经难以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所解释,需要建立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来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垄断,以及由垄断所产生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并没有根本改变。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不仅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反而使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及其给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造成的危害更加充分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1987年美国股票价格的狂跌、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货币金融连锁式的崩溃、2001年美国“新经济”的衰退,都表明西方经济日益向投机的、“赌博”式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苏东剧变以后,伊拉克、南联盟、阿富汗等一些主权国家相继遭受美英发动的高科技战争的残酷打击,古巴、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甚至武力颠覆的威胁。建立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性的新美利坚帝国”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根本战略。美国总统布什在2005年就职演说中宣称“要在全球传播民主,结束世界上的暴政”。希腊共产党在《全球化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统治》中指出:随着新的军备计划和军备竞赛,新的战争策源地和热点地区正在出现;国家间关系变得愈益弱肉强食和不公正;世界范围的工人权利遭受侵害,人权和自由正在被废除,新的镇压机制、限制和恐怖主义大行其道。近年来,英美学者鼓吹“新帝国”和“新帝国主义”理论,某些政要也奉行新帝国主义的政策,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
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明确提出:垄断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在他看来,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社会主义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基础上每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超国家垄断的新阶段之后,为社会主义所作的物质准备,就更加充分、更加完备了。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列宁曾经说过:“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忘记,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而帝国主义又比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进步。”同样,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肯定比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加进步,因为它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先进的生产力,推动了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其中,新科技革命及其成果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使人们的生产能力、生产方式及其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跃,日益为更高级的社会主义自主劳动和对整个社会的计划调节奠定物质技术基础。此外,西方垄断资本集团更加强大,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加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已经从一国扩展到多国,逐渐形成全球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体系。由此造成的世界性生产体系、金融体系、知识体系和管理体制,也为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技术基础。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内部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社会因素”,提供了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突的“线索”。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事实也证明,当代资本主义在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以及国家体制模式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在产生合作经济、社会保障和福利、职工参与管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萌芽等一系列促使“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社的总数达64万个,其就业人数和产值都占有较大比例,如日本参加合作社的人占人口总数的17%,意大利占8%;丹麦的合作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24%,法国和荷兰都超过10%。这种由劳动者集体所有和共同管理的合作经济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不算过分的”。西方发达国家还建立了种类繁多、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最低工资限额、低收入补贴、失业救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教育补贴等。《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实行高额累进税,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措施,在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已基本变为现实。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中包含的新社会因素,吸取这些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为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内外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而且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弱化”的战略图谋,给社会主义国家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借口,肆意削减工人的工资与福利,减免资产者的税收,压制国内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加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盘剥与掠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妄图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可以说是垄断资产阶级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战略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既互相并存,又互相斗争。只要社会主义还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帝国主义包围社会主义的态势就仍然存在;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等方面还相对落后,世界资本主义还保持优势,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就不会改变。面对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挑战,社会主义必须完成新的历史性任务:一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国内和国际的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二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以保证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最终取胜。我们只有在积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肯定性”文明成果的同时,自觉抵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再次走向复兴与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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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过去30年在西方国家占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方式成为众矢之的。但目前的危机蔓延更突出了一个观点,即它不只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问题,而是显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理解该体系的漏损也是我们理解未来资本主义变化方向和空间的一个前提。
此次危机可以看作是传统体系漏损,以及各种矛盾积累的一种自然结果。
这里所谓的传统体系是指20世纪40年代以后发展和成型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社会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的出现是基于它作为一个体系在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在竞争和积累机制方面,它从此前着重于保护作为个体的自由和竞争环境向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环境方向发展,为此它强调社会需求与投资的平衡,高增长是与投资和需求的增长同步的。而充分就业政策、政府开支的扩大,以及社会福利网络的建立和保护水平的提高都成为维持这种投资、需求与增长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和构成因素。因此人们把这样一种积累模式称之为“社会积累结构”。与这一需要相应,国家强化了它对经济和社会进程平衡发展的调节职能,包括对经济进程的干预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
其次,在国际方面,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表示的国际经济控制体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前的那种无序状态。这些都使得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控制体系在一个时期里更加有效。与此同时,一系列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保证并推动了这种积累模式。这其中,强调利用国家促进社会的更大公平的进步主义观念和政策得到了普遍认同,并由此成为一系列社会创新的重要源泉。
但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转有赖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一种积累体制,它是基于战后的高投入、高增长和高需求的良性循环,而后者又基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技术革命的创新效应、战后的重建、冷战过程中政府扩张及充分就业的实现等;作为一种控制体系,在国家层面它是建立在国家职能和作用的扩大基础上的,在国际层面它依赖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提供的一种稳定经济秩序,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累计效应以及作为一种观念的战后共识都强化了该体系的创新能力。
不过这一体系本身存在明显的漏损,并随着上述条件的变化日益显露。投资与需求的平衡是该积累体系运转的核心,但增长的放慢会打破这种平衡,由需求扩张政策(包括扩大政府开支,高工资等)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而凸显,这些转而导致投资动力的不足,进而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实际上是这种内在矛盾积累的结果。同样,一度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由于福利国家的膨胀和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资本的全球化而日渐受到人们的质疑,而国际层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就内含了无法克服的矛盾[1],其解体也是必然的。从根本上看,战后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基于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中作用位置的重构,而经济的全球化改变了这一切。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方式的兴起本身是对这一传统体制漏损所暴露出的问题的一种反应。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式使得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可这种是以改变传统体系得以成功的一些要素特征为代价的,它削弱了战后积累体系中的社会积累结构,表现为在经济、劳动关系和社会政策方面强调经济竞争的需要和弱化传统的社会团结政策,由此社会大众无法分享经济的增长,进而导致投资与需求间的新的失衡。资本更多地流向带有更大投机性和短期性的金融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这可以看成是资本市场对这种失衡的一种反应,而这恰恰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它强化了经济控制权力从公共部门向私有部门的转移,弱化了传统的国家控制能力,而在国际范围内,新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无法遏制资本的投机性流动趋势,更无法防止和校正市场的剧烈波动。另外,新自由主义在思想观念和政治政策方面的强势也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变革能力。新自由主义在逻辑上是对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是对20世纪资本主义进程中占主导的进步主义观念意识的一种反动。
第三,在现实政策方面,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强势,各种进步主义力量虽然也在不断地寻求新的应对,包括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但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方式更多体现的是对市场的一种妥协,而不是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替代,而更为激进的左翼力量的反全球化立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迄今为止,进步主义力量未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替代性纲领。资本主义由此缺少了一种变革的思想源泉和政治动力。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是造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传统的资本主义体系漏损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得到有效的校正。目前危机的蔓延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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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化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过程,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正确认识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现状和特点,采取有效的途径,推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当代人学生政治社会化问题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仅关系到大学生自身政治素质及未来发展,也关系到我国政治文化的传承、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因此,研究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存在问题;对策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和罗伯特?海斯于1958年发表的论文《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后来被广泛运用。政治社会化理论是从个体和社会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的。从个体方而来看,政治社会化研究个体如何接受政治文化,逐步形成白己的政治观念和行为;从社会方而来看,它研究社会如何传播政治文化。在我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指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习得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知识和能力,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良好的政治情感,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政治意志,最终转化为理性的政治行为。
当前,我国大学生的政治意识现状总体上保持着积极健康的良好态势,但不可否认,在社会急剧转型、多元文化冲击等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是政治认知不清晰,政治兴趣不高。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加之受整个时代背景的影响,一些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冲击着大学生的头脑,使得部分学生对政治教育持怀疑态度,动摇了他们原有的政治信念,使其政治认知不断模糊,政治热情逐渐淡漠。
第二,是政治责任感不强,功利色彩严重。由于没有充足的政治理论知识、坚定的政治信仰,导致他们对政府行为、社会现象的也没有一个全而正确的队识,对国内国际的政治动向虽有所关注,但在做出判断时往往缺乏理性思维,容易人云亦云。多数学生还是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但很多只是把入党当作一种政治投机,使其将来在就业、升迁时成为白己的政治资本,实际上缺乏远大理想,更不用提为社会做贡献、服务人民的远大政治目标。
第二,网络的发展与普及,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而,通过网络学生可以足不出户就了解到全球最新的资讯,最先进的技术等;另一方而,科技的发展也改变着大学生的生活以及思维方式,除上课外,很多学生都沉迷于网络,他们聊天交友、听歌、玩游戏、看电影,然而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难辨真假。不良信启、会使大学生觉得现实社会与理想完全不符时,很多人就会陷入理想与现实脱节的鸿沟中,产生愤世嫉俗心理。
(一)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第一,优化家庭环境。家庭是大学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大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学校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在关心孩子身体、学习成绩的同时,要时刻关注孩子的思想变化,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第二,优化政治环境。政治环境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最直接。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严厉治理官员腐败,建立服务型、亲民型政府。第二,优化文化环境。尤其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二)开展实践活动,在政治参与中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从学校走上社会的桥梁,要改变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一定要通过社会实践,赋予大学生政治教育生动的内容,让他们在实践中吸取和接受社会政治规范。对此,我们要大力提倡并指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帮助孤寡老人、走近特殊教育儿童、青年志愿者实践活动等,使大学生在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中,学会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积累社会经验,逐步实现政治社会化。
(三)充分利用媒体、网络,抢占宣传主阵地
要有效控制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体,加强正而宣传报道。同时,还必须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去占领网络阵地,把互联网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对大学生进行正面宣传教育和积极引导,为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
(四)提高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观意识,重视自我教育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决定事物的本质,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家庭、学校、社会因素只是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外因,而大学生自身主体意识的缺失才是内因。所以,要改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状,还要使大学生认清白身社会角色,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要积极调适个体政治心理。认识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人,要自觉主动地学习政治文化知识、扩大视野、提高辩证思维能力、科学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
总的来说,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由于复杂的时代背景,注定他们的政治社会化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因此,我们应充分重视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争取一切有利措施,不断深化理论研究、总结工作经验,解决好这个问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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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一般指各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相较于革命以极端的方式推翻原有政权以达成改变现状的目的,改革是指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内实行变革。 通常一个改革是否能成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若成功可让该国走向稳定局势,若失败可能遭致内乱或冲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论文: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
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我们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正确观察、分析当前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开放就曾经成为一股甚嚣尘上的思潮。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贯彻执行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重要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广大人民群众能过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与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的。
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本着与时俱进和务实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方略;其本质是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坚持改革为主线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定能逐步统筹解决城乡间、地区间、贫富间的差距问题,统筹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统筹解决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相协调问题。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也并非改革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大阻碍,在于既得利益层使改革的整体效率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通行无阻,越演越烈。历史已经证明,“让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战略决策,“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这表明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
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说,在“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放下筷子骂娘”凸显了。“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显见,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资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给)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成为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产生严重扭曲。在一些本不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步履维艰。
仅以土地市场化为例,地方政府几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参与交易的权利,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从而使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使使用权拥有者的农民、居民利益受到损害。近年来城镇拆迁和农地征用环节的大量民事纠纷,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征用与土地要素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功能定位及权力运行程序的缺陷。
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深层次体制因素的表现,尤与行政管理体制息息相关。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比较多地在技术层面上效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较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问题。因此,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书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列为各项改革之首,并首先突出解决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垄断专权问题,以此打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通道,实现市场经济完整推进。从职能上说,政府应当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公共资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开地向公众服务分配,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多样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复杂度都在增加;而我们在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的极端判断,把问题归罪于改革。有人以个案来否定改革全局,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判断,坚决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全局,推进全面改革,不能动摇,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还需要完善,市场经济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社会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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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来看,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回报不丰。至少可以说它不会促使经济的快速增长;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新资本主义有三个主角:跨国公司,参与者,与作为旁观者、伙伴和人质的国家。这里主要讲跨国公司、参与者这两个角色,国家这一主角就自然明了了。
我们注意到跨国公司的几个要点:
(1)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它到世界各地寻求市场份额取得市场地位;它收购兼并企业。但是收购和兼并的目的不在于获利和增加生产能力,而是为了增加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
(2)跨国公司不是自然而然产品的社会化。80年代跨国公司主要是扩大生产领域,铺开经营阵线。现在则是想搞专业化生产,发挥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扬长避短。这就意味着风险也增大了。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就面临一对矛盾的两个诱惑:获利的专业化和减少风险的多样化。
(3)跨国公司也会涉足到金融业务。生产性跨国公司也拥有自己的金融部门,它们就在做着股票买进卖出的工作。
主要的参与者有如下几类:
一是国际投资者。他们占有世界58%的金融资本,控制了按世界平均人数计算每人四千美金的财力。其主要分布于保险、退休养老基金、互冲基金等领域。
二是家庭式资本主义。
三是二战后繁荣过30年的资本主义。如福特公司的流水作业线、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等。这类公司的管理人员其理念是,利润不是唯一目的,目的是把业绩做上去,扩大量。
四是我们指称的新资本主义。这类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信贷基础上而不是直接把钱投进去。新资本主义的基础就是直接金融。据资本市场的直接需求而决定策略。新资本主义的另一特点是资本股权的高度分散。所以公司的精力放在股票价值上而不是公司的眼前利润上,通过发行股票而占有资本,获利更大。投资人关心股价升涨。因此,体制性投资人想取得最大的收益。
新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把自己大众化。即搞人民资本主义。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这不可能,反对意见如下:
金融市场制造了不平等。大投资者制造市场;大投资者投资引导大家的投资;因此我们面临的是垄断而非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
反对对企业认知的肤浅,及对整个经济认知的肤浅。这种肤浅导致他们对经济的评估是从外部去看经济的运作。金融资本的银行评估企业则是从资金进出账情况来评估。这样,作为体制性投资者的银行往往就大错特错。另外也存在一些金融委员会,只是听企业领导的话,他们对子公司的内幕也是不了解的,知之甚少。第二种就是经济审计部门。搞审计可能对公司的状况也知之不多。审计师对跨国公司的作弊防不胜防。第三种就是金融顾问(分析师),如会计事务所。可分析师对于企业资产的评估也是没有太大客观依据的。
直接金融投资总的来讲成本要贵得多。因为在金融市场中需要中介人。而中介人的收费是令人咋舌的。他们需要的报酬比公司上层所要花的费用还大。因此,金融市场实际上是高风险的市场。投资人有风险,企业也有风险。为了保护自己,就需要一个衍生产品。问题是,当今世界上衍生产品市场经济已经到了非常大的规模。只要把金融市场参与者加起来,他们每一环节都要捞一把。有一个提法是,这种金融投资的回报达20%-50%。但买股票的人可能只能拿到5%,甚至5%都拿不到,所以直接投资方法要比信贷的成本大得多。
现在的金融市场助长了腐败。投资人买不买股票决定因素是什么呢?是对股票的预期。生活中有一个现象,因特网上股票还很热门,而企业实际已经开始亏本了。往往在买股票时有很高的期望值。因为买股票的人是指望将来升值的可能性。这样一来,腐败和贿赂就不可避免了。企业的领导人对公司情况再清楚不过了。但他们越做假对他们的好处越大。只要他们股票市值很高,他们就可以去买新的公司。他们通过纳斯达克为自己创造很大的剩余价值。
公司上层可以先表示要买股票,定好价钱(这是他的权力),等股票涨的时候才用,一旦涨上去了,他马上就卖出去了。公司经理层也有好处,因为他们的报酬与股票价格相联系。这样,公司的股东与经理层形成同谋。银行不希望失去客户也要作同谋。审计师不希望丢失客户对这些骗局也会睁只眼闭只眼。还有一些身居要职的人可能事先会知道一些情况,他们也会从中获利。而作为金融警察性质的委员会(如证监会)可能会查处,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
金融市场不稳定性造成。在买股票过程中,如果你的意见与众人不合,你就会采取与他们一致的行动。因为你不可能去买人家认为不好的股票。所以企业金融评估是由自己主观决定的,而不是由客观情况来决定。因此,金融市场起伏不定。由此可以断言,这就是金融市场固有的经济泡沫。问题是我们在这样的泡沫中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我们已经形成了群体性信仰,没有个人的看法,"从众心理"严重。
我个人认为,从长期来讲,金融资本主义即新资本主义寿命长不了。
1.从经济角度来看,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回报不丰。至少可以说它不会促使经济的快速增长,原因一,制造不断与日俱增的不平等。它只能去刺激社会上层奢侈性的消费。少数人的奢侈消费绝不可能和老百姓大众消费相提并论。二,这种投资往往不会做长期投资,它希望捞现钞。所以直接金融投资方式成本很高。三,金融投资人眼睛就盯着股票升值,他绝对对环境成本不感兴趣。四是,从劳工的成本来讲,环境往往要增加他的成本。由此可以说明生产力的回报是不高的。从最近二十年来看,除了美国的高新技术之外,很清楚一点是回报率是不高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很快取得高的速度。
2.从社会政治层面来看,新资本主义支撑不了很久。有三个理由:
一是企业老板利益对员工利益的胜利。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是,评估企业出现新的标准,即企业管理的"经济增值标准"。只有所有的持股人钱增加了,才能说明它增值了。很简单的理由,你投资,就相当于你把钱借出去,你就是公司的债权人,相应的就要承担风险,要有回报。你拿到的收入就是超额利润。这样就有两种态度:一是风险不能承担太大,但还要保证收入;二是风险越大赚得越多。但是现在的投资则二者都要达到,既要有稳定的进账,又要有高额的利润。金融投资人指望的就是这个。回过来,金融投资人有这样的要求,那就要求企业、企业职工创造这样的价值和业绩出来。作为企业领导,你要保证你的收入稳定,那你企业职工的收入就不稳定,那么劳工关系如何达到妥协呢?这就是企业老板利益对员工利益的胜利。
二是收入对投资的胜利。即要使买的股票升值。只能根据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账目来判断,这就是短期行为对长期行为的专政。由此可见,这样的收入绝不能比长期收入要高。
第三个胜利就是金融市场对民主的胜利。西方经济当中,每个企业可以看作是一个小的共和国。股东不仅要求经济回报率高,还会提出社会福利的、政治的和其它的要求。企业能够自己调节,而不需要民主政治的调节。这个美好的社会自我调节愿望使国家渐渐消亡了。民主政治成为多余的东西,有公司的调节,政府成为不需要的了。也可以看出,经济的游戏规则由三大角色来调节。现在出现的矛盾是,表面上相安无事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敌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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