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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其中焦虑心理是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大学生焦虑心理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运用条件性情绪反应干预法对2名考试焦虑来访者进行14天实验干预,每天一次,每次2小时。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得分的变化评估干预的有效性。干预结束后,来访者1、来访者2的HAMA得分分别由前测的22分、20分降至6分、7分,治疗有效,运用心理干预技术对大学生考试焦虑进行辅导,效果明显。
【关键词】考试焦虑;条件性情绪反应;心理干预技术
0 前言
对全国4万多大、中学生的测查表明,学生心理障碍的主要症状为焦虑,其中以考试焦虑最为突出[1]。考试焦虑是在一定的应试情境下激发的,在家庭、学校压力以及考生自身生理心理等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以对考试结果担忧为特征,以防御或逃避为行为方式的一种负性情绪反应[2]。严重的考试焦虑不仅影响学生的成绩,而且影响其身心健康,研究如何有效应对考试焦虑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学生考试焦虑的原因,黄允正、黄克永等认为除了外部直接面临高考因素外[3-6],还有很多的内部原因。考试焦虑作为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情绪的作用不容忽视。
最早对考试焦虑的干预主要从宏观教育着手,后又发展出认知中心和情绪中心两种治疗程序。认知治疗方面,杨眉(2002)研究指出,认知―行为―情绪管理小组治疗可有效降低学生考试焦虑并提高自信[7]。情绪中心的治疗则从训练患者对生理反应的控制入手。陆运青(1999)研究指出,放松训练可使脉搏次数降低,状态焦虑分数下降[8]。赵荣霞等(2003)指出,坚持渐进性放松和呼吸训练的学生焦虑水平和心率都有所下降,高考成绩有所提高[9]。生物反馈技术作为放松训练的有效手段被引入考试焦虑干预领域。孙仲贤等(1986)研究表明,生物反馈改善考试焦虑是有效的,皮温和肌电反馈有效性相当,生物反馈和自我训练结合效果更佳[10]。Rice等(1993)发现增加A波的训练可改善广泛性焦虑的交感兴奋和情绪症状[11]。
研究实践表明,运用条件性情绪反应干预法,来访者的考试焦虑表现能很快得到控制[12]。遇到刺激,来访者能通过简单的肌肉绷紧放松伴随深呼吸进行自我条件性情绪反应干预,较少复发;临床上在来访者肌肉放松的状态下进行治疗,无痛苦,来访者愿意配合,脱落率低,是治疗考试焦虑很有希望的方法。
1 方法
1.1 来访者
两名来访者主诉考试复习期间焦虑紧张,有明显躯体表现,年龄分布19~22岁,大学本科在读,家族无精神病史,排除脑器质性病变及重大躯体疾病,均自愿接受治疗。
来访者1,女,19岁,大一学生,面临大学里第一场期末考试。从小学习刻苦努力,要求上进;家境困难,面对升入大学的第一场考试,很希望自己能考出好成绩,获得奖学金;性格开朗,与大多数同学相处良好,但寝室内有家境富裕的同学,来访者与该同学发生摩擦。临近考试,该室友表现出对学习、考试都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来访者逐渐感觉自己情绪紧张焦虑,复习不进,难以完成复习任务。来访时症状表现如下:(1)叙述过程中数度流泪,感到压力巨大;(2)复习期间焦虑不安,难以安心学习;(3)看到室友学习很投入、自信满满的样子,来访者即感觉情绪低落;(4)入睡困难,食欲下降。
来访者2,女,22岁,大四学生,面临研究生入学考试。认真好学,大一至大四成绩都不错。毕业在即,来访者面临考研和就业,难以抉择,虽然一直准备考试,但内心一直摇摆不定。考试临近,来访者感觉自己并未准备充分,情绪逐渐焦虑不安,难以进入学习状态,不能完成复习计划。来访时症状表现如下:(1)复习不进,难以安心学习;(2)内心焦虑不安,忧心忡忡;(3)情绪低落,叹气流泪;(4)失眠,入睡很困难。
1.2 研究工具和材料
1.2.1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包括14个项目,由Hamilton于1959年编制,它是精神科中应用较为广泛的由医生评定的量表之一。主要用于评定神经症及其他病人的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评定者若经过10次以上的系统训练后,可取得极好的一致性。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曾对19例焦虑患者作了联合检查,两评定员之间的一致性相当好,其总分评定的信度系数r为0.93;各单项症状评分的信度系数为0.83~1.00;P值均小于0.01。HAMA总分能很好反映焦虑状态的严重程度。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曾对36例焦虑性神经症的病情严重程度与HAMA总分间的相关检验效度,其效度系数为0.36(P〈0.05) [131。按照全国精神科量表协作组提供的资料,总分超过29分,可能为严重焦虑;超过21分,肯定有明显焦虑;超过14分,肯定有焦虑;超过7分,可能有焦虑;如小于7分,便没有焦虑症状,一般划界,HAMA14项版本分界值为14分[14]。
1.2.2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L.R.Derogatis于1975年编制。总量表的同质性信度为0.97,各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在0.69以上,重测信度大于0.7,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较好。全量表含有90个项目,每项5级评分,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共9个因子[15]。
1.2.3 干预时所用的放松训练床、音响、放松音乐等设施。
2 研究程序
2.1 临床诊断
2.1.1 汉密顿焦虑量表
来访者1总分为22分,有明显焦虑;来访者2总分为20分,有焦虑。
2.1.2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验结果中,两位来访者躯体化、焦虑因子、抑郁因子得分均超过了划界标准。根据来访者症状表现及量表得分,将两位来访者诊断为考试焦虑。 2.2 实验过程
实验干预过程包括认知调整、情绪情感干预、愈后保持三部分。
2.2.1 认知调整阶
认知调整阶段收集来访者症状表现、认知模式等各项资料,例如来访者1面临的人际敏感、来访者2目标调整的问题,寻找症状中的条件性情绪反应,向来访者讲清楚考试焦虑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性情绪反应的基本原理及条件性情绪反应干预法的操作过程,使来访者形成对症状的合理认知。
2.2.2 情绪情感干预阶段
干预前分别与两名来访者商定风景和未来理想实现的想象情景。干预时通过渐近式的肌肉放松,使来访者获得轻松、宁静、舒适等积极的心理状态。此时,引导来访者想象美好的风景,建立积极情绪;想象中进入预先选定的角色,塑造积极情感;想象刺激情境,进而建立积极的条件性情绪反应,从而消除来访者对刺激情境的焦虑的条件性情绪反应,促进认知、情绪以及行为的改变,消除考试焦虑症状。
2.2.3 愈后保持阶段
(1)要求来访者每天坚持进行有氧运动和深呼吸练习。有氧运动与深呼吸能够降低皮质醇在体内的分泌,增加内啡肽在体内的分泌,从而进一步降低紧张、焦虑的情绪[16]。
(2)写咨询日记,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增强对消极认知、思维模式的反思能力和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能力。
(3)训练并教会来访者学会在遇到没有消除的或新产生的负性条件性情绪反应的刺激情境时,通过部分肌肉的绷紧放松伴随深呼吸的方法来进行自我干预,达到控制症状、保持疗效的目的。
3 结果与分析
3.1 HAMA量表测试得分变化
干预前来访者1HAMA量表得分为22分,干预后为6分,没有焦虑表现;干预前来访者2得分为20分,干预后为7分,可能有焦虑,干预均有效。
3.2 SCL-90量表得分变化
干预前来访者1的SCL-90量表的躯体化因子、焦虑因子、抑郁因子均降至划界标准以下。
3.3 回访
实验干预结束一个月后进行电话回访,来访者1顺利通过期末,复习期间一直保持较好干预效果,学习效率明显提高;来访者2情绪平稳,复习效果有了明显提升,顺利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发挥自己感到比较满意。
4 讨论
本研究运用条件性情绪反应干预法对有考试焦虑的两名来访者进行14天干预,每天一次,每次2小时。干预结束后,来访者1的HAMA量表得分为6分,没有焦虑;来访者2的HAMA量表得分为7分,可能有焦虑,说明干预有效。
条件性情绪反应干预法以干预条件性情绪为核心,打破考试焦虑来访者的不良情绪、不适应行为反应、消极认知评价之间的恶性循环,建立新的积极的条件性情绪反应,迅速缓解来访者的考试焦虑症状。
本研究选用两名抑郁症来访者,数量较少;数据收集主要来源于来访者自我报告,其外部效度不易达到要求,容易受来访者系统误差的影响。因此未来需要大样本的随机化实验设计,结合来访者亲友、咨询师等他评数据进行统计,进一步验证条件性情绪反应干预法治疗考试焦虑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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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大学,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受到了社会普遍的关注。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学习和生活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良好的就业环境和科学的职业规划是阻止就业焦虑心理产生的保护性因素。
关键词: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
大学生的就业心理是指大学生在考虑就业问题,为获得职业做准备及在寻求职业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心理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大学,追求个性的发展和价值的实现。但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毕业生数量迅速增长, 就业形式非常严峻,尤其是女大学生,由于传统意识和性别角色的束缚,面临着更多的就业问题,更容易引发焦虑心理。研究发现,男女生在就业期的挫折心理、依赖心理、从众心理、攀比心理、嫉妒心理、羞怯心理、自卑心理等方面无显著差异,但女生就业焦虑程度明显高于男生。本文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内容: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对策。
1、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的具体表现
焦虑是一种紧张不安并带有恐惧体验的情绪状态,多半是由于不能实现目标或不能避免某些威胁而引起的。调查发现74%的女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主要表现为焦虑、紧张。适度的焦虑对生活有积极的影响,但焦虑过度就会带来更多的负面效应。就业焦虑心理是指对就业过度紧张、焦虑的一种心理,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就业准备期间体验到的焦虑心理;一种是在就业过程中体验到的焦虑心理。女大学生就业准备期间的焦虑心理主要表现为在生活、学习中经常体验到紧张感,对未来过度担心,学习以外部动机为主,学习功利性很强,情绪容易波动、注意力不集中、不易静心学习,心态浮躁导致学习效率降低;而就业过程中的焦虑心理主要表现为面试时过分紧张,担心自己没有能力获得就业单位的青睐等。
2、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产生的主要原因
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的产生,主要因素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女性就业心理弱势的影响。就业心理弱势指劳动力在寻找理想职业的过程中出现的情绪和行为失衡的反应,由于性别歧视,加之自身的生理因素以及文化素质,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取向,使女性在寻找理想职业的过程中出现特有的情绪和行为失衡的反应,称为女性就业心理弱势。
(2)就业相关信息掌握不充分,对未来的盲目担心导致了焦虑。调查发现,82%的女大学生对自己本专业具体的就业情况并不了解,他们获得的大部分是抽象的、概括的就业信息,如就业率多少,就业形式的总体情况等等,这些信息并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盲目宣传就业形势的严峻反而容易导致焦虑心理,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模糊、不确定的信息更容易让人产生焦虑,再加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情绪化,面对压力事件时消极情绪的表现更为突出,不恰当的宣传和报道更容易使女性产生焦虑心理。只有掌握了具体的就业信息,才能有针对性地对自己的学习目标进行规划,在职业准备期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
(3)缺乏实际技能与经验。在进入大学之前,学习的主要是理论知识,虽然进入大学之后,实践锻炼的机会多了,但主要局限于社团活动和社会兼职,覆盖面不够广,实践锻炼的机会不够多,而且高校的大多数老师,并没有很丰富的职业经历,一般是学校毕业后又进入学校教书的模式,对于市场、职场缺乏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因而不能切实按照市场需求来培养大学生,造成供需脱节的矛盾。
(4)就业期望值过高。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多数女大学生依然希望选择稳定性相对较高的职业。比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垄断行业。因为总体而言,这些部门和行业收入相对稳定,有较好的个人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女性孕产期间有较好的福利保障,所以成为大多数女大学生的就业首选。
3、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的对策
(1)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服务功能,完善制度保障,促进就业公平。目前,社会上很多用人单位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有的单位甚至明确表示不要女生,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在追求效益最优化的原则下,会全面衡量劳动力的“性价比”,而女生由于体力、生理、婚育、家庭等因素导致“性价比”低于男生。
(2)社会要为女大学生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用人单位应该树立正确的用人观念,消除性别偏见,完善用人机制。广大学生家长和社会各方也要正确看待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更新就业观念,帮助女大学毕业生合理确定就业期望。高校的就业指导机构和社会的新闻媒体也要通过开展主题突出、内容具体、形式多样的宣传报道活动,为女大学生就业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为女大学生就业提供具体的、富有建设性和指导性的信息,不要盲目炒作,制造“就业恐慌”,以免加重女大学生就业的心理负担。
(3)女大学生要及早进行科学的职业规划,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职业规划是指在对个人和内外环境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一个人的事业发展目标,并选择实现这一事业目标的职业或岗位,编制相应的工作、教育和培训行动计划,对每一步骤的时间、项目和措施作出合理的安排。科学的职业规划有利于女大学生更加客观、深入地了解自我,因为职业规划的第一步就是通过自我观察、他人评价、心理测评等手段对自己的能力、兴趣、资源进行评估,评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然后再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确定自己未来大致的职业方向,树立职业目标。科学的职业规划能够促进女大学生更加有效地进行时间管理,增强目标执行能力。因为合理的目标以及恰当的规划能激发人行动的积极性和潜能,成为自身成长进步的强大内驱力。科学的职业规划有利于女大学生良好职业认知的发展,提高职业和自身能力的匹配性。总之女大学生自身要尽快适应环境,尽早制定职业规划,不断增强自己的就业和创业能力,日复一日这些积极力量的积累就会变成保护性因素阻止就业焦虑心理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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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大学生在外语学习过程中重要的情感障碍,外语学习者在把握听、说、读写能力过程中有时会产生焦虑心理。笔者通过分析大学生外语学习成效与焦虑关系和外语学习焦虑的成因,以期对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有所启示。
1 外语学习焦虑的定义
焦虑是变态情绪之一,又称心理异常,是指个体由于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或者不能克服障碍,使其自尊心与自信心受挫、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而形成的紧张不安、带有恐惧感的情绪状态[1]。一般行为焦虑指人们在一定压力或自尊心受到威胁的状态下所产生的一种类似担忧和恐惧的反应,是一种自我贬低、自我怀疑的认知。
外语学习焦虑不同于一般的行为焦虑,是一种特别情景下的焦虑,与语言的运用有直接关系,是学生在外语学习中的一种独特的现象。它产生于外语学习的过程中,表现为学生对自己外语交际能力的过低评价等。国外学者对外语学习焦虑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将外语学习焦虑看作是一种与课堂语言学习有关的,在该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显著的自我知觉、信念和情感情结[1-3];也有将语言焦虑定义为与语境(包括说、听和学习) 有着特殊关系的紧张和畏惧感[4]。
2 外语学习焦虑的种类
研究者根据语言焦虑者的特性,把焦虑分成3种类型: (1)性格或气质型焦虑(trait anxiety),是个性的反映,也是个体特有的一种较为持久的焦虑倾向,多见于性格内向、过于敏感的学生。一般来说,女性的焦虑水平高于男性。性格型焦虑已被证明会破坏认知功能,中断记忆,导致逃避行为。(2)情景型焦虑(situation specific anxiety), 是由具体情景或事件而激发的焦虑心情(如公开发言、即兴演讲、考试等) 。(3)一次型或状态型焦虑(state anxiety),是指在某一特定时刻产生的焦虑情绪,如在考试之前或诸如此类状态下等。一般来讲,如果学习者具有高度的性格焦虑,也容易产生状态型焦虑。它是气质型焦虑与情景型焦虑结合的产物。
Horwitz等[1]在1986年首先把外语学习焦虑作为语言学习过程中独立的、不同于其他焦虑感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将外语学习焦虑分成3个组成部分:一是交际畏惧(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即学生有成熟的构思和想法,但没有足够的词汇来表达而造成的受挫感与恐惧。当学生感到既不能用外语自由地表达自己,又不能听懂别人说的外语时,就产生交际畏惧,即交际回避或交际退缩。交际畏惧普遍存在于外语课堂中,严重影响学生对外语的掌握。二是对考试的焦虑(test anxiety),考试焦虑就是教师在对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进行考察评估时学生产生的焦虑,是学生害怕失败而产生的焦虑。三是否定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主要来源于学生的不自信,他们担心得不到教师和同学的认可,害怕听到别人对自己不良的评价。
3 外语学习焦虑的外在表现
3.1 课堂焦虑 典型交际恐惧性焦虑的行为模式是回避(avoidance)或者退缩(withdrawl),表现为课堂退缩性问题行为。如在课堂中过分拘谨、不敢正视对方、心慌脸红等;有的由于多次受挫,如长时间发不出或者发错某些音,从而产生心理障碍。外语课堂在教学形式上重在培养学习者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课堂上以互动交流为主导。学习者课堂焦虑通常表现为:身体出现头痛、腹痛、肌肉抽动等不适症状;站起来回答问题时手掌出汗、身体有“僵硬”的感觉;不能正常发出语言节奏、声音变调或者根本不说话;还有的学生表现为一些形象保护行为,有意装出粗心的样子摆弄头发或衣物,低头回避教师的视线。
3.2 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是大学生学习外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多表现为考试前六神无主、失眠或熬夜;考试时头脑发懵、精神无法集中、看错题或漏题。尤其是在听力考试中,常常不知所措、紧张、手心冒汗或者手脚冰凉。当发现考试时间不多或不够时更是心慌意乱,甚至放弃。
4 学习成效和外语学习焦虑的关系
有学者对大学生外语学习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表明,焦虑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学生中,学习成效和外语学习焦虑间存在着持续的负相关[4-6]。笔者采用“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FLCAS),对安徽理工大学2005级非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156名(男生121名,女生35名;年龄19~21岁,英语学习时间大部分为8 a)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考试成绩与焦虑呈负相关(r=-1.96,P<0.05�。由表1可见,外语课堂焦虑与听力成绩、口语成绩、阅读成绩、写作成绩之间均呈负相关。在听力环境下,焦虑会产生神经干扰, 破坏大脑前叶保持记忆工作的能力,焦虑的学生不易把听力材料中的信息储存在大脑的短时记忆中;同时,测试结果还显示,外语口语表达能力与焦虑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
5 引起学习焦虑的主要因素
5.1 教师 教师的态度是导致学习者焦虑的重要因素。好的语言教师不对学习者增加压力,信任学习者,使得学习者也信任自己;而差的语言教师则非常严历,甚至讽刺挖苦,其结果难免令学习者在课堂比较紧张,由此产生焦虑与心理障碍。过于严厉的纠错会使学生感到紧张不安,如果教师在全体同学面前对某位学生进行严厉的纠错或以其弱点为题进行教训,往往会使学生产生严重的焦虑和挫败感。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交流形式也会产生焦虑。
5.2 学习者自身 焦虑与情感因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学习者的自尊、自我评价等与焦虑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尊心(指个人对自己价值和能力的认识) 的强弱与焦虑程度的高低有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成功的语言学习者比失败者自尊心更强。自尊心强的学习者,尤其是有过成功经历的学习者,因其自信有能力排除障碍, 能有效地克服焦虑;相反,自尊心较弱的学生往往显得害怕和胆怯,对成功的期待值偏低,产生抑制心理,在课堂活动中常因信心不足而不能有效地克服焦虑。过低的自我评价也是引起焦虑的重要原因。如果学生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学习外语的能力低下的话,最有可能引起语言学习焦虑。另外,交际畏惧和社会评价焦虑也会引起语言学习焦虑。
5.3 测试 有的学生对某些考试表现出极度的焦虑。很多学生担心测试成绩不理想会对不起父母和教师,从而产生焦虑情绪。更多的学生担心考试通不过,面对测试时显得紧张、焦虑、缺乏自信。在外语考试中,越是涉及到对学生成绩的评价,考试的内容越不熟悉,学生就越容易焦虑。由课堂上测试引起的焦虑,则主要反映在课堂上学生不得不当众用外语表达。许多研究表明,如果必须当众用外语演讲或做报告时,尤其是毫无准备的演讲或报告时,绝大多数学生会表现出焦虑不安。
6 外语学习焦虑的缓解策略
根据引起焦虑的原因,应在教与学2个环节上采用相应的缓解策略。首先,教师应尽量帮助学生做好心理分析和知识准备,帮助学生树立自信,缓解学生在测试中的焦虑情绪,并注意激发、鼓励学生在学习中追求成功的动机;其次,要使学生经常看到自己的成绩和进步,努力克服并改正在外语学习中的语言焦虑、考试焦虑、语言交际畏惧等一切不利于外语学习的焦虑情绪,使学生在外语学习中产生更加积极的自主学习动力。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多给予鼓励,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上课应改变简单、生硬、不耐烦的态度,让学生愿意表现自己,诚恳地接受教师的评价;绝不应讽刺、挖苦、嘲笑学生,以至学生丧失自信,不愿积极发言,不主动参与课内活动;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的反应如果不是简单的对或错、是与否的评价,而是让学生从中获得信息,享受学习的乐趣,学生产生焦虑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
由于考试焦虑直接影响考试结果,存在考试焦虑的学生会因为以前失败的经历而惧怕考试。对于存在考试焦虑的学生,教师可以通过课堂上循序渐进的提问,降低任务的难度,放宽任务完成的时间以降低学生的焦虑水平。正面鼓励和及时的表扬有助于学生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建立,减少失败的经历带来的负面影响。
课堂焦虑与学习内容的难度关系很大。课堂提问如果难度过大,超出了学生的知识范围和思维能力,学生只好望而却步,甚至放弃思考;提问如果模棱两可,漫无目的,主旨不明,可能导致学生思考困难而不愿发言。所以,教师应把握好教材,控制难度,对学生学习做出正确的评价,既要满足学生的探索心理,又要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学生往往把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经历的情感和感受当作评估自己的标准,当感觉自己是群体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时,学生就会产生有价值的感觉。在教学方法上,应有意识地采用启发式、激励式、诱导式等教学方法,对消除学生课堂退缩性行为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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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相对于应用创新而言,可分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基础研究科学理论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包括:哲学理念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法学原理创新等。科学基础理论创新涉及面更是广泛,难以界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生一定的改变,经历了几番创新,从原始的“政治革命一体化”渐渐地过度为启蒙现代性以及文学现代性的新文学史,在发展为当下的文学与历史通融的良好发展现状,为此本文将就现当代文学史理论的创新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与思考。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创新;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多事情也在时时的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当代文学史理论也经历了几次变革,为了更好的适应发展的社会进行一定的革新,进行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学史创新关键便在于进行文学史理念的革新,进行理论的创新可以实现文学史更好的发展,同时为文学史的良好革新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由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次著作中作者对于“史”的思考依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思想,但是却摒弃了严重的浓郁的政治色彩,使人们在进行相关阅读时可以更加的心情舒畅,得到一定的放松,而不是过多的被其中存在的政治色彩所左右,影响读者的感官体验。再次著作之中作者根据自身良好的文学底蕴修养,进行多种史料的搜索与总结,运用自己独特的目光进行相关问题的阐述,对于发展历史中各种文学历史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综合的且极为可观的评述。
因此,此著作的阅读不仅使读者感受到鲜明的“史”的特点,同时兼顾了文学的特性,这也是王瑶所要呈献给读者的其所认为的文学史理念。在王瑶的著作之中充分的运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种知识进行“文学”与“史”的良好结合,这一创新性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之后的文学史却没有这样发展下去。
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对于文学史进行相关阐述时十分突出的强调了革命运动对文学的影响,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使作品中的政治色彩较为浓郁,同年张毕来执笔的《新文学史纲》中更是出现了“革命史化”,按照政治态度对作者进行详细的划分;1956年由刘授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对于阶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强化,文中无论是在阶级立场还是相关的观点上都在时时的强调政治性,认为文学是政治观念的附庸。由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年代文学史正在朝着政治革命一体化方向发展。
不同的文学史理念影响之下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观念的革新会影响到体例的革新与发展。文学史中的体例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专题史型,文体史型,作家论型以及混合型。就以往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体例进行分析,混合型体例应用较多,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呈现出一种“板块结构”的特点,直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出现,这种板块结构才出现了一定的变革,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模式,在以往的文学史的编些过程中,作者在进行事件的阐述时往往采用分时期进行文学运动事件的阐述,之后进行座驾作品框架的构造,进行文学史连续性以及发展轨迹的呈现,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在进行相关事件的描述时更多进行了事件的综合分析,统一进行相同点的分析,具有更好的参考作用。
但是对于体例的创新不能仅仅的局限在写作方式的改变,还应该从选择上进行创新。在进行事件的选择时,如何进行取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编者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学底蕴,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形成个人眼力,进行事件的甄选。不同的编者拥有着不同的文学底蕴,编者的眼力差距也会影响着文学史的编些发展。
文学史的编写需要以史实为依据。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严格的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以史实为基础,同时以“论”为文学史的主体进行编写。在对“史”的阐述时,作者需要严格的遵守史实,进行客观真实冷静的辨别,进行客观的阐述,但是对于文学史的编写又不同于对于纯历史进行编写,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进行文学思潮以及每个时期文学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将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真实的再现,使读者可以更好的进行相关了解。
文学史中“论”的编写是文学史的主体,因此作者在进行相关文学现象,文学运动进行分析时应该更好的尊重史实,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在兼顾准确,真实,客观地进行问题的分析时,作者进行相关的阐述还应该突出自身的特色,在进行事件的分析时更多的融入自己的风格,使文学史更具个人进行文学史的编写,不仅需要作者更好的向读者进行文学运动的展示,加深读者的了解,并应该努力的通过自己的方式更好的使读者进行文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的了解。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才可以更好的吸引读者,被更多读者所接受。
中国的文学发展历程十分悠久,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文学运动,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多次的发展,正渐渐的脱离政治色彩进行事件更加真实,可观的阐述,更好的向消费者进行事件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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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为推动风险投资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制定出了一系列的财税政策,对我国财税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现今,我国风险投资市场依旧处于初级阶段,财税政策也还不完善,针对风险投资中财税政策的各方面问题,本文给出浅要的分析与讨论。
风险投资即将现有的资金成本投入到有高速增长潜力的创业公司,在通过各种手段与措施来推动企业的发展,让所投入的资金能够增产增值,并在适宜的时间段以上市交易与转让企业股权的形式来回收投资,并获取成本利益。现今的风险投资与传统的投资方式比较,风险投资的特点主要包括:第一,以高科技产业为投资目标;第二,将资本增值作为重点而不是看中眼前的企业利润分红;第三,风头投资的风险性较强、有亏有赚。但是风险投资的过程中,往往可以利用某项项目投资的高利润来替换另一些项目的利益亏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 21 世纪,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了知识经济下的支柱产业,能够推进我国经济的持续不断发展。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进行风险投资,还需要完整的、有效的财税政策的支持。
(1)迟缓的风险投资税收法律法规政策。总结美国风险投资的先进经验可知,要促进风险投资稳定、健康发展,最主要的还是做好税收立法工作。现今,我国还未形成独立的、完善的、针对性较强的风险投资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就当前的税收法律法规而言,不具备专门的解决风险投资中的“高风险”规定旨在有效降低防范风险的法律法规政策。在现已有税制中,缺乏减免风险投资所得税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2)税收政策对风险投资的调控缺位。现今很多税收优惠政策都是在风险投资后对技术成果获取的最大利润给予优惠,但是针对事前资金投入与用来进行科研开发活动的税收的优惠力度不足,在这方面的优惠政策还不够完善。依旧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重成果、轻转化;重产品、轻投入;重结果,轻过程”,该种思想背后的最大受益者就为具有较强的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部分成果转让收入的单位。但是对于部分正在进行科技研发的企业来讲,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的税收鼓励作用。此种现象也就让技术创新的资金来源与资金的有效利用,调动投资者投资与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改革与创新等方面的成果转化上出现了严重的调控缺位。
(3)已有税制不能满足现今风险投资的需求。第一,现今已有的生产型增值税对鼓励风险投资所发挥的作用不大,生产型增值税不能够抵扣外购资本品已缴纳的增值税税金。风险投资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正处于茁壮成长期的高新技术企业,但是高新技术产品最主要的增值产品还是智力性因素,高新产业的原材料不多,它所能够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多。现今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所购入的固定资产需要负担的增值税款无法抵扣,种种因素都增强了高新企业的税收负担。
第二,不科学、规范的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其性质的特殊性,资产换代时间不长,且折旧速度较慢,总是在资产自然寿命未到达之前就已被现今科技飞速发展的节奏所替代,高新技术企业内实现固定资产价值补偿非常难。同时,我国税收政策是仅对科技基础实力雄厚的企业或已有某项科研成果的技术成果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但是部分正在发展期、科研期的高新技术企业则未享受到此优惠政策。我国税收政策表明税收优惠政策是只对一些从创办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 2 年。仅仅有 1/3 的高新企业才符合要求,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证券交易税费过高、风险投资上市退出重重艰难。现今,沉重的税费负担严重的制约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据了解,我国的泸、深两市的交易佣金率都已经高达 3‰ ,交易印花税 2‰,在 2005 年时,就将其改为 0.1%,这种高额的税费率,让高新企业的上市成本不断升高,不利于风险资本的退出。
(1)减免风险投资的收益税收、避免风险资本的双重征税。风险投资公司实行营业税与所得税的优惠策略,并对部分将 80%的资金用于风险投资方面的企业给予免税待遇,最终利润需要由多个合伙人平摊的可以按照 1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完全抛弃过去的风险资本的双重征税政策,进一步强化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的实践性。同时,将高新技术企业内的股权转让收入投入到风险投资投资公司内,风险投资企业仅缴纳相应的印花税,对其他税额实行免征优惠政策。
高新企业以外的企业想购购买其股权、证券等,其中的交易额也可直接在所得税税额内扣除即可,并且仅需缴纳相应的印花税。
(2)再投资退税。在风险投资的过程中,投资者获取了最大利润,投资者将获取的利润又投入到风险投资行业内,激起新一轮的风险投资,实现风险资金的累积,对于重新投资的这部分风险资金,就可以享受到税收政策中的退税优惠。
(3)亏损补偿。对于风险投资者投资到高新企业后缴纳的所得税,在高薪企业当年度出现亏损后,国家政府可将这部分的所得税归还给投资者,以降低投资者的损失。政府直接挑起风险。同时,还可在现行亏损弥补的条件下改变风险投资公司睡前亏损年限,并从过去的5 年延长为 8—10 年。当高新技术企业出现了资金风险,而亏损时,还可允许企业机构、企业等计算出各自在该次亏损中的亏损额,用来冲抵其他方面应缴纳的税额,以此减少投资者的亏损情况,降低投资风险。
(4)不断改进、创新、完善税收政策。从西方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行业来看,其各自都有一整套完善的风险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就风险投资税收牵扯的风险投资主体性而言,其风险投资的成果商品化与转化、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等多个方面来综合分析,整理,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一整套完善的、具有较强创新性的风险投资税收策略,让风险投资更加正规化、法制化。
(5)将资金引向风险投资的成长期与发展期。前面已经讲述过,在风险投资过程中,税收优惠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是部分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企业,对于部分处于成长期与发展期的风险投资企业来讲,根本就享受不到其中的利益。那么久应该就所投入的资金用在企业内成长期与发展期的收益最高、技术创新最大的企业,将资金投入在这两个阶段,可以创造大量的价值项目,促进风险投资健康发展。
总之,就当前风险投资企业在我国发展背景而言,只有不断改革,创新风险投资中的税收政策,了解风险投资刚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并打破原有的不完善的税收政策的束缚,制定出一整套完善的风险投资法律法规体系,才能够促进风险投资健康稳步发展,还是打开束缚风险投资企业锁链最好的钥匙。
1.韩婧昕.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现代商业,2014(3).
2.梁爱华,何力军.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思考.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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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才艺和技术的统称,词义很广,后慢慢加入各种优质思想而演化成一种对美,思想,境界的术语.艺术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当代艺术理论家的几张“脸”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理论家是当代艺术的权威,是当代艺术的导航人,画家和观众多是在理论家的指引下,寻找着艺术的方位。不过,传统上对理论家的界定比较狭窄,鉴于当前艺术理论家队伍不断的泛化,需要做个重新界定,依据他们的生存状态,当代理论家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仕途型。仕途理论家活跃于各级权力机构,是知识型的政府官员, 也有的出任政府的高参,其观点与著述对当政者有相当大的影响。仕途型高参型的文人能在较大范围发挥作用。在中国这个权力较为集中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入仕参政不能不说是国家治理走向科学化和人文化的巨大历史进步。
但是由于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双重催化作用,在权力内部各种复杂的从政规则和为官之道仍在隐蔽的层面上影响着行政机器的运转。当人们顺应它的力量与节奏时便如鱼得水,反之则感受到挤压和牵制。
面对如此局面,入仕文人有两种人生选择:为了保持自己的本性而拒绝应变,不得不退出仕途,或退出仕途竞争;要么适当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这两种选择的是非得失没有明确简单的评价尺度,进与退只不过是生存的谋略,而生存的目的应该是完好地保存自己纯真的天性,并努力地去追寻真善美的境界。
第二类是书斋型。书斋型理论家大多是高校教师和专职研究人员,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述说对象主要是学生与读者,对政府的影响要弱于仕途知识分子。由于不走仕途,他们的思想言行和个性更为自由,能形成一些独特的观点和进行独创的研究。
书斋型理论家由于处于权力中枢之外,故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在激扬文字时不免有偏激情绪;再者,书斋型文人与校园外的世俗生活相当生疏,缺乏来自生活与实践的新鲜刺激,思想的土壤不免有些贫脊,而且有沙化的危险。
第三类是所谓的体制外的理论家。他们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单位,或者虽有挂靠单位,但仅是名义上的安排。他们经常参加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各种活动,他们与主流比较疏远,选择了边缘化的生存方式。由于自甘边缘,他们在思想与行动上更为率性自由,把学术生产与生存的经营放在一个更为开放,更为多元的平台上。
国际化是他们重要的谋略手段。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成为前卫艺术家与国际社会联系的纽带,成为前卫艺术的代言人。西方社会正是通过他们了解中国的前卫艺术状态,并且通过他们的策划在国外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展,并召开中国当代艺术研讨会。而这些理论家的言论和著作便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现代艺术的主渠道。虽然西方得到的只是想得到的信息。
为了不因边缘化而被公众冷落,理论家常求助于媒体宣传,为此他们不得不屈从于某些赞助者和投资商的逐利本能和市场化操作,按照对方的要求调整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的构成。如此看来,表面上的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代价有时很昂贵。
社会生活正在呼唤第四类理论家,即复合型的知识分子、跨类型的理论家。他们具备前三种理论家的优势与长处,拥有适应各种社会需求的通用性。
首先,复合型理论家与主流意识和行政层面有良好的关系,观点与意见能比较顺畅地传递上去,并影响决策者。他们熟悉公共机器的操作程序与游戏规则,知道通道的卡口何在,枢纽何在,能借用行政的力量完成较大的文化工程。知识分子的个人行动汇入国家改革与建设的洪流中,将个人的能量成倍地释放出来。
例如,作家冯骥才多年前就对中国民间艺术感兴趣,并且敏锐地觉察到民间艺术濒临灭绝的巨大危险。十几年来,他利用自己的参政身份(冯是全国政协委员)与作家的名人效益,多方呼吁与周旋,终于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把国际社会的关注转换成国内的普遍关注,使这项艰巨的事业列入政府工作,成为政府行为。冯并未在政府部门任要职,但是他的作用比官员还大,因为他有犀利的文化目光。
其次,复合型理论家对文化产业和艺术市场相当熟悉,他们善于将理论的片段嵌合到展览、交流、出版、表演与演说等公共行为中,使公共空间因高品位的理论镀金而熠熠生辉。复合型理论家谙熟如何将深奥的理论进行“营养化”分解,使之益于为大众消化与吸收。他们直接介入文化产业,担当起策划人的角色,策划是对一项活动的创意、谋划直至实施的功利性的行为。文化策划是当代文化产业的市场启动。无论是策划展览、演出、会议、访问、出版,还是策划庆典等公益活动,理论家 策划人都比较重视活动的文化品味,善于在市场化的文化活动中保持并提升精神性的追求,引领参加者高雅的旨趣。理论家策划人像保护名义一样维护自己学者的优雅形象,同时在市场化的运作中也获得广泛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
近几年来,对中国前卫艺术的展览与研讨,成为全球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风景,艺术策划当然不会忽视这一块市场蛋糕。理论家与前卫艺术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后者的边缘化状态由于媒体的关注,由于理论家的介入与提升而越来越向公共领域的前排移动。理论家对前卫艺术的阐释为其填充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支撑物。例如中国艺术的独特性,艺术的继承与创新等,淡化了艺术家的玩世不恭的反讽与戏谑,彰显作品中深藏不露的人道主义色彩。经过理论家对边缘化的无害处理,前卫艺术与社会主流生活的排异性减弱了,过去主要在体制外进行的策划与操作,现在可以在体制内进行,并且手持“国家公务护照”走出国门登上国际舞台,而不像以前只能以私人名义参加活动。
跨类理论家与各类理论家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与上层与下层都可以沟通,在体制内与体制外都吃得开,做学问和作策划都游刃有余,在文化的多元空间里扮演多元的角色,发挥多重作用,是当代社会的活跃分子。复合型理论家在目前更多是一种想象类型,是社会对理想人才的呼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活跃于经济大潮的弄潮儿极易蜕变成商场的托儿,变成捧角的吆喝者。如果吆喝就是目的,托儿是手段,那么理论家也就差不多成了骗术家,他的学人生涯也就走到头了。因此,跨类理论家必须精心守护自己的文人品格和学术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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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指美化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造型艺术。它的突出特点是物质生产与美的创造相结合,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并具有审美特性,为造型艺术之一。也指以美术技巧制成的各种与实用相结合并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通常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物质产品,又具有不同程度精神方面的审美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的反思与深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从20世纪初便开始兴起,建国之后更是在理论建设发面有着长足的进步,“实用美术”观点、“工艺文化本元论”以及现代设计观念等观点纷纷出现,对我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们现在研究工艺美术理论有着很好地借鉴意义。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阶段。随着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带动下,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和工艺美术历史研究在借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观点的基础上不断深化,陈之佛、庞薰?、王朝闻等学者也纷纷对中国工艺美术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对以往的工艺美术观点进行兴革,形成了一批赋有时代特色的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分化,因此笔者将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作为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史上一个整体阶段进行阐述。
(一)“实用美术”观点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成果众多,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关于工艺美术的定义、原则、本质、社会功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其中以陈之佛的“实用美术”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实用美术”观点强调实用与美的统一,要求工艺美术必须兼顾实用和美两方面的要求,工艺美术的落脚点必须放在真正服务于大众上。
长久以来,中国的工艺美术在宫廷工艺、文人工艺、宗教工艺、民间工艺四者的滋养下不断发展前进,各个历史时期的工艺美术也各具特色自成体系,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工艺美术却真正进入了低谷。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大机器生产的产工业品大量涌入,这些产品的物美价廉使得中国传统的工艺产品备受打击,中国传统手工艺产业一落千丈。
辛亥革命之后,宫廷工艺体系解体,文人工艺、宗教工艺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影响日趋衰微,这时的中国手工艺产业以民间工艺为主导,开始向西方学习,引入大机器生产,各种手工作坊兴起,但由于其在工艺形态等方面并无改观,因此中国的手工艺产品仍然没有实力与西方竞争。与此同时,发端于清末的关于手工艺是“奇技淫巧”的狭隘观念迅速发展并影响深远。建国初期,工艺美术更是被许多人错误地理解成“手工艺”,使得“工艺美术”一词一直受到许多非议。
“实用美术”观点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的代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以往狭隘工艺美术观点的纠正。人类的生存要求决定了人类最基本的造物观念是要优先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衡量造物活动的最低标准便是是否能够实现衣食住行用的物质要求,即一件器物是否具有实用功能,在物质要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审美――才会应运而生。
在历史的发展中,尽管这种精神文化要求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不断提高,产生了以审美鉴赏为主的造物,但这种造物一旦脱离了实用要求的规范,那么它就失去了造物最基本的价值支撑,从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失去动力,真正沦落为供少数人鉴赏把玩的“奇技淫巧”,其结果只能是消亡。“实用美术”观点将工艺美术从“奇技淫巧”中解放出来,对工艺美术造物的实用原则进行强调,把以往专注于审美的理念打破,将实用要求和审美要求放在等同的位置上,同时将工艺美术的受众由以往所认为的“皇室贵族”转变成普通大众,重新确立了工艺美术的地位与作用,对建国初期将工艺美术品与手工艺品或工业品相等同的简单划分进行驳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工艺美术发展态势和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行进模式。
(二)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
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工艺美术产品体系发展不完善,因而市场受到西方产品的严重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西方工艺技术和审美观点被引入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产业遭到强烈冲击。“实用美术”观点认为当时的中国工艺美术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层面上,在引进国外的工艺技术的同时,更要注重对传统工艺技术的改良与开发,用现代教育手段提高艺人的素质,从而提高我国工艺美术产品的整体实力。“实用美术”观点在以往单纯重视产品“美”的基础上加入了“实用”的要求,并将二者的地位等同,这使得工艺美术真正融入大众的需要之中,确立了工艺美术服务于当时社会发展、经济实用的造物原则,对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实用美术”观点提倡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把握传统的同时,按照现代市场要求对传统工艺形态进行改造。“实用美术”观点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工艺美术产业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将传统工艺的发展与时代进步相结合,在中国工艺美术衰微之际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标支着工艺自觉时代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我国一方面积极开发国内资源,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经验,在这种大环境下,80年代以后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发展逐渐分化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对80年代之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另一个是对80年代之前的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虽然两个方向立足点不同,但二者都注重工艺美术的宏观建构,探寻工艺美术的文化特质,完善了工艺美术理论体系与学科构架,属于中国工艺美术理论重要的发展成果。
(一)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
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方面以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工艺文化本元论”(该观点被收于张道一论文集《造物的艺术论》中)最有代表性。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工艺美术从十年浩劫中渐渐复苏,工艺美术产业渐渐兴起,但工艺美术理论亟待完善。当时社会上普遍注重工艺美术的审美价值,认为工艺美术是一门类似于绘画、雕塑的“纯艺术”,忽略其实用价值,使得工艺美术日渐脱离大众需求,工艺美术产品日趋落后于西方,更造成国内对西方工艺品的盲目崇拜和模仿。针对这种情况“工艺文化本元论”指出:人类文化都是由最初的一种综合的、一元的文化形态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或分离,从而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型;工艺美术是一种带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的本元文化,是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造物艺术。
“工艺文化本元论”对造物活动的本质规律进行了探讨,同时也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工艺文化本元论”在深刻探讨人类造物活动的实用因素以外,更强调物化过程中对于精神文化因素的理解。我们不能单纯从物质性或精神性上探讨人类的造物活动,造物的核心价值便是二者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致,造物活动必将随着社会需求而发生分化,产生所谓的“实用艺术”与“纯艺术”之分,当这种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又不可避免地回归本元,这种分化与回归的最终目的便是适应生活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我们要将工艺美术放到整个造物的脉络中把握,将其实用性和审美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摒弃以往认为工艺美术是由实用性和审美性简单“结合”的论断。
“工艺文化本元论”不但从哲学领域为我们认识工艺美术的双重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更将这个论断推广到整个艺术领域,并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艺术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行归纳。与此同时,与工艺美术相关的领域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同步的发展,如民间美术、艺术学等,工艺美术的发展对民间艺术研究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打开国门相西方学习,“设计”一词也被随之引入,在随后的发展中,“工业设计”作为与“设计”相对应的学科在中国渐渐确定下来。在工业设计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持续着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工业设计认为传统工艺美术观念过于老旧,阻碍了工业社会发展;认为工艺美术是一种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手工艺文化,“无法与工业文明、商品经济的外部环境协调”①;发展空间过于狭窄等。与对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相对应的是这一时期工业设计理论的发展,其中以柳冠中的设计文化论最为典型(该观点被收于柳冠中论文集《苹果集:设计文化论》中)。
设计文化论对工业设计的概念、范畴、特征、目标等一系列要素都进行了阐释,认为“设计是协调诸矛盾因素的人类改造自然与自身的主动的创造行为”②,工业设计一切以人的需要为核心与出发点,是一种“创造合理的使用方式”的文化,柳冠中曾解释道:“合理的使用方式是工业设计的原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见证,也是人类社会未来的雏形。它包括主宰――人;对象――物;目的――生存。人是主导因素。‘使用’是指人的行为过程;‘方式’是人类文明、文化的具体化;‘合理’是审美标准。因此将为人(或人类社会)作为目的的行为,体现了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水平,又合乎时代的审美标准,这就是工业设计的全部内容。”③
工业设计对工艺美术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设计在中国的发展开拓了空间,使得工业设计能够迅速在国内立足并发展起来,1997年国家正式用“设计艺术学”取代了“工艺美术学”使得设计学科得到进一步完善。但总体来看,当时工业设计对工艺美术的批判还是有失偏颇的,张道一先生曾经激烈地批判工业设计:“在理论上豪言壮语、大话连篇,诸如‘设计哲学’、‘国土设计’、‘生活方式设计’之类,实际上连‘设计’的概念都不熟悉,更谈不上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溢美之辞超过了本质性的分析;在历史问题上,割断了它与手工业的漫长联系,甚至把西方的‘设计运动一百年’当成了设计史的全部。”
④通过对比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的主要观点可以发现,二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我们可以把工业设计看做是传统工艺美术在新时代的发展,所谓的“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只不过是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对造物活动的不同称谓而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工艺美术理论也在产生着发展与深化,当代工艺美术理论在以往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日趋注重专题性研究与大的理论框架下的子学科体系构建,同时工艺美术所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新兴学科被囊括其中,当代工艺美术理论也在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中不断深化拓展,促进着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的造物艺术的发展。
(一)设计理论的发轫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设计理论主要集中在设计造物的哲学、文化学含义上,并在随后的20年中发展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当代设计理论发展与以往相比,出现了较大差异。当代设计理论较多集中在对具体的设计行为的分析,如设计者、产品受众、产品流通、人机互动、设计教育、设计管理等方面,利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从工程技术角度对设计进行量化分析,注重产品的感性意象与学科间的互动,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理论研究逐步开始由普遍向特殊发展,在大的学科体系中构建出更为细致、专业、针对性更强的子学科体系,并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
笔者认为,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设计理论的发展必将与以下三点紧密相连:
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哲学、文化学意义上的造物与具体设计实践相结合,在利用普遍性规律指导与完善生活实践的同时,将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方法引入理论的探讨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实现设计的最终目的。
第二,有计划地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的设计理论,将之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保持理论建构能与科技同步发展。
第三,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发掘中国传统工艺的价值与活力,将中国传统工艺理论与西方先进经验相结合,构建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文化理论体系,并将之介绍出去,促进理论的推广与传播。 第四,抓住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构建适合信息时代的理论体系,充分利用便捷的信息交流提高设计实践的效率与质量。
(二)工艺美术的学科互动
工艺美术理论的发展与学科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各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关于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所涉及的多学科互动,田自秉先生曾在1991年发表的《论工艺美术学》一文中指出:“工艺美术学已不只是单纯的美术创作活动的研究,而是一个与多学科相关联的交叉学科,它是一种围绕着物的美化和环境美化而进行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互相协调的综合体。这些学科互相联系,彼此制约,共同影响。”⑤工艺美术的学科互动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工艺美术表现形式的分析,工艺美术作为一个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综合体”,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变、人类审美观念的变化都囊括其中,任何社会需求或观念的变化都会在工艺美术的表现形式上有所体现,因此这就决定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必然是多学科、多角度共同发展的,我们对工艺美术的研究也必须从多学科、多角度的视野展开。
田自秉先生在《论工艺美术学》一文中还同时列举了当时工艺美术学涉及的学科种类,其中主要包括:“工艺创造学、工艺功能学、工艺美学、工艺科学、工艺经济学、工艺心理学、工艺信息学等。”⑥显然这个划分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工艺美术发展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美术理论的进步,现代社会的工艺美术所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大,其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越来越强,围绕工艺造物的实用和审美原则,现代工艺美术所涉及的学科种类在以外基础上不断扩大,包括:哲学、美学、文学、文化学、历史学、传播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人机工程学等方面,为我们研究现代工艺美术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了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的发展。
①柳冠中.普罗米修斯――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72页.
②柳冠中.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7页.
③柳冠中.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3页.
④张道一.不要亏待图案[J].设计艺术.2003(1).
⑤田自秉.论工艺美术学[J].装饰. 1991(03).
⑥田自秉.论工艺美术学[J].装饰. 1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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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主要分为“社会主义初期文学”、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中国先锋文学”、“中国自由文学”、以及“通俗流行文学”等五大类。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大陆当代文学大多数属于官方文学即所谓“体制内”文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焦虑困境与出路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下文学理论表现出一种对自身存在的深切焦虑。西方文论的影响而导致的集体“失语”,文论家们在当下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是这一焦虑窘境的两个主要方面。当代文论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坚持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论理念,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论;影响的焦虑;认同危机;出路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此起彼伏。从方法论热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再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热,再到晚近文学理论的反思热,文学理论研究已有长足进展,形成了多种理论观点,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当代文论研究却始终暗含着危机和被质疑的声音,诸如研究对象边界的模糊、方法的碎片化和研究的有效性等问题。钱中文先生在2012年中国中外文论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辞中,通过回顾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指出这种危机的存在,认为当下文学理论处在焦虑与不安中,似乎一切还没有真正开始,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再来。[1]换言之,中国当代文论患上了“焦虑症”或“经验贫乏症”。本文拟在分析这种焦虑困境如何产生的基础上,指出摆脱困境的出路。
“失语”焦虑
按理说,中国文论的整体形象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对本土文学和文学理论认知的结果,其研究对象、言说方式和理论价值应当体现中国的时代品格和民族特色。但是,30多年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后殖民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艺理论思潮在中国文论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为文学理论研究成员共同探讨的话题,即以西方的问题为自己研究的问题,把西方的规则奉为自己知识创新的规则。西方
文论就像“镜像”一样,只有通过它来观看自己,最终形成自我的形象。在西方文论的话语空间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至于历史语境、文学历史发展变迁、逻辑起点等等是否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论的发展有相似、相通之处,彼此之间有没有对话的可能,这些问题则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如果说,我们只是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讨论其热点前沿的问题,类似西方文学界研究中国文学一样。但是,当这些理论主宰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时候,西方文论就像幽灵一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论言说方式的阴影。
美国当代文论家布鲁姆写过《影响的焦虑》一书。作者很好地吸收了尼采和弗洛伊德两位非美国本土理论家的思想观念,并把他们的理论成功地运用到西方传统诗论的否定性研究中,向世人展示了传统影响的焦虑以及超脱这种忧虑的方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逆反”式批评理论。布鲁姆给我们的启示是,他者化的理论是自我创造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基点,在否定、抵制与接纳、对话中,以现实的文学文本为依据,让异域的理论话语在本土理论建构中释放出新的生命力,实现理论的创生。笔者以为,这也是西方文论之所以不断发展和革新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文学发展的基本途径。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迁,西方各种学术资源在中国不断传播,使我们讨论一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具备了外在的可能性,拥有了一个“发轫的环境”,按说应该成为中
国文学理论发展和创生的契机。遗憾的是,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学术话语系统,我们在吸收和接纳的过程中走向了“滥用”和“泛化”的道路。1996年国内学者提出的“失语症”命题,就是对中国当代文论面对西方文论话语时发出的“集体无意识式”的责难,这也是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恐慌症”的深刻表征。
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最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根本没有一整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想想吧,怎么能指望一个“哑巴”在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怎么能指望一个患了严重学术“失语症”的学术群体在世界文坛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个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争中争妍斗丽![2]
这番话把整个文论界压抑已久的“焦虑不安”的精神窘境集中表达出来,展现出整个中国当代文论“焦虑恐慌症”的面相。正如蒋寅先生评论道:“其实我感觉,近年‘失语症’一词的流行,已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确集中了学术界的某种焦虑。”[3]周宪先生也分析道:“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这种焦虑自近代以来像一个幽灵始终萦绕在文化共同体中。说穿了,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他者化”的忧患意识。”[4]“失语症”的提出以及对其分析的态度和立场让我们共同体悟到:中国当代文论的焦虑症状就是西方他者的影响造成的。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包括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和宗白华等老一辈文学理论大家,他们深受西方“他者”文化的影响,能融通中西、汇聚古今,创造了中国现代文论辉煌的画卷。但是,目前来看,作为“强者”的西方文论遮挡和垄断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真正观察和表达自己,在很多层面上“模仿”和“迁就”西方的文论话语,致使自己完全笼罩在西方文论的光芒中,一旦脱离这种光芒,我们就无法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推理和求证,进而丧失了自己说话的权力和创新的能力。
布鲁姆在论述“影响”的负面效果时引用王尔德的话说:“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方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5](4)笔者以为,“失语症”的表述就能说明这一点。在西方他者面前,自我转让了自己表达的个性,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想象不再是从自己内心发出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所发出的声音的回音。
在对待外来文学理论的态度上,我们并没有像布鲁姆那样去“误读”,去阐释与过度阐释,完成对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在交流与冲撞中提出新的命题或理论。“一些理论话语的引进,往往只维持一种话语的简单复制层面。一旦某种话语不再流行,便毫不留恋地迅速撤离,转入其他话语的复制工作中。这样一种浮在表面的学术话语实践方式,必然导致对话能力的丧失、话语转换的失效。”[6]因此,在充分认识到这种简单的复制对中国当代文论造成的“精神创伤”之时,也是文论自觉之时,失落感和焦虑感自然会从看似热闹的场面浮现出来。
当再次面对西方文论的“他者化”影响时,我们不难觉察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面前像一个虚假的“镜像”,像一个虚幻的“父亲形象”,彼此之间充满矛盾。一方面我们把西方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对西方文论流派众多、思潮迭起的发展趋势心存敬佩,感叹西方文论对西方文学史、文学发展变迁和文学文本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西方文论预先抢占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空间而无法超越,表现出更多的担忧、害怕和惊恐。如此一来,只要这种局面存在,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症”也是必然的,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窘境。
随着消费文化的到来,视觉文化日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视觉愉悦压倒理性的静观,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进行书写的文学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与之呼应,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言说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听众越来越少,文论研究也就成为少数专业人士在小圈子谈论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有自我高度反思性的主体,文学理论研究者自然会意识到如下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们所做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的阐释和建构能不能在彼此的交流和对话中站得住脚,我们所推进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停留在“能指的游戏”的层面上,还是与现实的文学、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出理论的解释能力?当文学理论研究者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或者说自我在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的时候,认同危机及其诱发的身份焦虑便由此而生。
在文学理论界,文论家大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他们“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和艺术判断领域。这里的控制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意味着做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7](179)因此,在立法者的维护之下,文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充分体现知识分子良心、社会责任、人文精神和审美观念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立法者之间的立论、辩论和交流才是合法的。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充满追求崇高精神的意义世界里,文学理论研究者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
根据美国存在主义理论家蒂利希的分析,人的实存都是被非存在(空虚、无意义)所包围着,随时可能陷入虚无。个体体验到自身被这种非存在所包围并为之担忧,这便是焦虑,即意味着对自己认同的存在可能会丧失的担忧,或者自己的同一性丧失的恐惧,进一步说,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内在自信的感觉遭受到诋毁和威胁。
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盛行,使得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以及研究对象不断扩容,研究方法开始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研究视角也向多元和建构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文学理论所预设的对文学经典的阐释、文学永恒价值和普遍审美法则的建构被充斥着物欲与粗俗气息的大众文化包围,而大众文化培育的实利主义又让高高在上的文学理论的精英主义难以适应,同时,过去以哲学和美学为主导的文学研究方法被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所取代,文学的本质主义和统摄性思维被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指责为“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8](3)诸如此类观念和方法论上的轮番冲撞,让大多数人对自己认同的存在感到担忧,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开始消逝。
即使那些主张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工作者,虽然他们抵制文学的本质主义特质,把解构和建构作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方式,强调地方性建构和知识社会学的反思,但是围绕知识建构引发的一些问题:建构什么?如何建构?建构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知识建构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确定的,悬而未解的。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着文论的研究成为一种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体验。借用蒂利希的话说:“人的存在包括他与意义的联系。只有根据意义和价值来对实在(包括人的世界和人本身)加以理解和改造,人才成为其人。”[9](46)面对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快速转换和现实世界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诉求,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容易产生一种丧失意义之源的焦虑。换句话说,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之上的意义世界已经倒坍,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开始盛行,固定与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丧失,面前永远飘荡的是一些固定的“非存在”和“虚无”的东西,再加上学术道德的滑坡,无意义、无根基、无方向感和漂泊感成为当代学人的精神状态,认同的焦虑将是许多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慢性病”,即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和担忧。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工作者而言,那种满怀雄心壮志去做“立法者”和重新建立“立法者”权威的认同是一种不太现实的想法。笔者以为,在一个到处浮现“合法性危机”的时代,我们只有在一种流动性、不稳定和矛盾的状态中,去思考和塑造自身身份的认同,这也是面对五花八门的文化现实所做出的一种正常和健康的反应。如法国当代思想家阿加辛斯基在评价现代文化时所说:“今天,如果承认世界是不稳定的,其中包括货币本身也是不稳定的,那么,认为存在着超越时间、永恒的模型的观点,在我们眼里就会显得有些荒谬。”[10](28)用一种普适性思维、一劳永逸的观念去关照和审视文化现实反而有些“不正常”,甚至有些“病态”。海德格尔说,“只有面对虚无,才会想到存在”,所以,面对流动、不确定和可能性的虚无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不安的心境,文学理论工作者更像一个“摆渡者”,摆渡于历史与未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国与西方、中心与边缘、地方性与总体性之间,在摆渡和动荡中经营和体验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认识。
她认为,“现代意识是‘摆渡’和‘过客’的意识。今后我们要这样去思维:一切都‘到达”和“经过”。没有任何固定的因素,赋予事物扎根现在并抵制时间所必须的东西”,“‘摆渡’是一种运动和短暂的体验,一种起伏变动和必然消失的体验,那么它应该有很多面孔;现代不仅抛弃了永恒,也抛弃了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单一形式”,[10](10?11)对于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说,做一个理论的“摆渡者”,脱离了“立法者”的永恒性和权威性,同时把自己抛入一个非存在(哲学讲存在与永恒等同起来)中,用变动不居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在丧失了一切意义的语境中思考世界,从这一点来看,“摆渡者”与“阐释者”区别开来。如此这般,回过头来看看,文论家的身份演变经历了“立法者”到其身份地位的“倒塌”,再到“阐释者”的兴起及其地位的确立,再到当下“摆渡者“形象的浮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文论家应该在变动和摇摆中确立和寻找自己的身份感。 三、焦虑困境的出路
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来看,从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到解构主义,再到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制造一些抽象概念以及对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演绎展开讨论,并且这些概念和理论观点的讨论大都是建立在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日益悖离中国鲜活的文学经验和现实。换句话说,当代文论离我们的现实经验越来越远,即使我们试图为自己建构一个如何多元开放的文论形象,也无法掩饰实际上的精神空洞和“经验贫乏”,因为,中国当代文论尚未从根本上形成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既与历史经验相隔阂,又缺乏现实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治好中国文论的这一“经验贫乏症”,是中国文论摆脱“影响的焦虑”和确立“本体安全感”的关键所在。
首先,文学理论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有本土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其建立在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命题有真实性和现实关怀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我们不能面对当下的文学现实,也就失去了理论的有效性,意义不大。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文学花样翻新,目不暇接,丰富多彩,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应该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和阐发这一现实。”[11]的确,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丰富多彩,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网络文学、超文本写作、口语诗写作、微小说、生态文学、底层文学、图文叙事体等等,这些鲜活的文学形式体现了中国文学现实和经验的复杂性、特殊性、多元性和异变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去归纳和阐释中国文学的经验和现实问题,否则可能就是隔靴搔痒,这就要求文学理论必须从中国的文学实情出发,跳出单纯地追求文学理论自身的完美性和自洽性的冲动或设想,从中国文学的经验中产生本土性和原创性的理论。
比如,晚近在文学理论界出现的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新世纪的“新学问”。文学与图像关系问题直面文学遭遇到了“图像时代”而带来的“文学危机”,以及此危机背后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这一现实经验把一个鲜活的、有意义的问题推至学术前沿,这一研究有清醒的本土意识,不“停留在文化研究层面反复‘打滑’”,不过分“迷恋西方现代西学”而感到“影响的焦虑”,而是“注重中国传统和本土资源,更强调历史纵深感和实证精神,更关注个案分析和小中见大”。[12]像类似这样的研究,超越了以往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各持一端的做法,从历史命题和现实课题的立场上生发文学研究的理路,为走出文学理论研究困境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其次,倡导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理念。文学是多元复杂的,由于主观价值判断的不同,以及种种价值判断随着不同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文学始终从整体上呈现出非稳定的特质,那么设想用单一的或者统一性的研究方法来解决文学的相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差异性以及合法性,不是只承认一种方法或一种价值的合法性,而是在平等、民主和协商的语境中,坚持自身的差异与尊重他人方法的不同,达到最终肯定不同研究方法及其价值的合理性的目的。但是,在坚持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合法性之下,我们还必须关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相关问题。正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庆幸各种批评方法的多元性,采取一种宽容的普世主义姿态,并为我们能够摆脱任何单一方法的专制而欢呼鼓舞。然而,且慢兴奋过度。这里依然存在着某些问题。
其一,这些方法并非都能并行不悖。其二,这些方法中有些几乎就不是什么方法。[13](199)我们应注意到,一方面尊重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为研究者奠定自身进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和建构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多元主义研究方法存在的基础是差异,但问题是,一些方法是不是切实可行,是不是并行不悖,能不能符合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路径,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多元性和差异性被不适当地无限夸大,以致走向一种工具性的技术形态,或者仅是一种研究的意识形态,就有可能走向研究价值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不同方法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多元主义方法论观念需要建立在文学研究方法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贴近文学理论和文学发展的现实,超越不同方法各执一端的做法,在彼此互补协商的情形下,推进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最后,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按照伊格尔顿的理解,“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13](196)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与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现实等有着特定而密切的关系,因此,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不应该直接为大众的物质消费服务,为大众获得审美快感而辩护,也不应该脱离作家、现实文本只是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不断演绎的工具而变得越来越深奥。笔者认为,文学理论承担着
向社会传播公共文学经验,以及以文学经验为基础向公众传达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反思的职能,表达一种公共性的主体性话语。比如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拨乱返正、思想解放的时代语境下,文学理论摆脱了依附于极左“政治”的地位,逐渐确立自主性的地位,表现出对个体与社会的本质关系、权力和生命的关系、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社会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渗透着文学理论工作者对知识、真理、生命存在、自由、社会正义、良心和个体价值的深刻思考。虽然这些体现终极关怀的思考未必直接能够指导公众的生活,但是这些具有深度的思想观念能够影响社会公众对文学价值和人文精神的感知和评价。而当下的事实是,视觉文化的崛起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的生活转向对个人物质幸福的追逐,而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反思能力显得相对匮乏。
与之相应,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呈现出公共精神素养“缺失”或者“消失”的景象,当下文学书写时尚、娱乐、休闲、惊悚、玄幻的世界远远多于对人性、道德和民族精神世界的沉思,而文学理论知识的价值取向也不再面对社会现实而获得自己的公共性品格。更为值得思考的是,文论成果也成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高校研究者职称评价体制中的硬性材料,或者成为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以及专业化道路上知识生产链条上的“零部件”和“副产品”,这种过度“专业化”和“专家化”的走向,必将使得研究者陷入身份认同的焦虑和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而不敢“独立关注”公众文学经验和重大的公共领域事务。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氛围不可能重现,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沉淀,公共性品格应该是当下文化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基点,
所以,面对消费意识形态的“吞噬”和学术体制的“规训”,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该设法避免退缩和彻底的整合,重建文学理论知识拥有的批判和反思的公共性品格,发挥其在中国当下文学现实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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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业总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都占较大比重。中小企业不仅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旺盛的创新活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动力。
中小企业虽然数量众多,但随着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深化,在与大企业的激烈竞争中,中小企业却暴露出明显的弱势。由于遭遇了原材料成本上升、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人民币升值和从紧货币政策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小企业目前正面临困难。据官方统计数据,2008年上半年共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资金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但融资难却是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先天性问题。在各种融资方式中,银行信贷是重要的资金来源,由于中小企业有天生的劣势,即一方面,中小企业尽管有些资产总额较大,但负债率高,因此企业拥有处置权利的自有资产少;另一方面,企业拥有的资产往往不符合银行对变现能力、保值能力的偏好,抵押率不高,所以。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通常不愿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融资难已成严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为减轻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税收负担,中央财政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新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小型微利企业按照2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征收,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以及近期提高纺织业等企业的出口退税税率。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企业感到税负较重,而中小企业对解决就业的贡献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府应该施展组合拳: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才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中小企业行业种类繁杂,行业门类齐全、所有制形式多样化,投资规模小,资金人员少,竞争力、抗风险度差,个别企业的投资人和经营管理者为了企业或个人的利益。往往重经营、重效益,忽视对企业财务的重视程度,忽视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研究和运用。
为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财政将加大支持力度,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种是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进行补贴,即财政贴息的方式,另外一种是通过政府投资公司直接投资中小企业。
近年来,财政部先后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小企业平台式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等六项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为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减轻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税收负担。中央财政还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发展。
中央政府为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施展组合拳,综合运用财政、金融措施。逐步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中央财政自2006年起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专门支出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开展,逐步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损失补偿机制。财政部相关统计显示,2006~2007年,中央财政共安排2.38亿元,支持了266家担保机构。2006年开展的中小企业担保业务总额约700亿元,占全国担保机构担保业务总额的22%。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1.88亿元支持的188家担保机构,约占全国担保机构总户数的5%。
2008年,中央财政预算将安排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此外,对纳入全国试点范围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对其从事担保业务取得的收入,3年内免征营业税。
财税政策对担保行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增强了担保机构的抗风险能力,有效地激励了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的积极性,促进了担保行业的规范发展。同时提升了中小企业的信用度,扩大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政府在财税政策上出台优惠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是非常及时的。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有一些减免税优惠政策,如企业所得税政策、福利企业政策、乡镇企业政策、新办企业政策、技术企业政策、贫困地区政策、鼓励综合利用的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促进再就业的政策。这些优惠政策虽然不都是专为中小企业制定的,但受益的基本上是中小企业。这些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总体来看,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比较零散,而且有一定的局限性。现行的税收政策在实际上还存在对中小企业不公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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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次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1)打破行业垄断,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国家要加强对垄断行业分配的监控,制定工资指导线,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另外,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垄断利润归国家所有,针对垄断行业利润过高的现象,可以进一步征收暴利税。(2)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重点打击以权易钱、倾吞公有财产、走私贩毒、假冒伪劣、欺诈行骗等违法行为,取缔各类非法收入
2. 再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1)完善税制,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其一,完善个人所得税。首先,重新确定所得税模式。鉴于我国目前的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公民纳税意识较为淡薄等客观现实,马上改分类制为综合制还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应采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型为过渡模式。其次,调整优化税率结构。在考虑加大对高收人群体征税力度的同时,适当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课税,在具体税率和级距设计时,应该简化级距,降低工资薪金的最高边际税率,减轻税负压力和偷逃税款动机,增加来自富人群体的税收,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第三,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应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结合婚姻、赡养子女、老人等现实情况,允许子女抚养费、子女教育费、老人赡养费等进入税前费用扣除项目。其二,健全财产税制。首先,调整车船使用税,对内、外资企业和国内外公民在我国境内拥有并使用的车船,统一征收车船使用税,并相应调高定额税率。其次,适时开征物业税,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为物业税。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都要缴付一定税款,而应缴纳的税值随着其市值的升高而提高。第三,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抑制个人财富的积聚。(2)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其一,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要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必须重视城乡之间的利益调节,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人规模,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首先,增加农村的基础设施、农村公共卫生医疗的投入,加大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其次,继续减轻农民的各种税费,增加农业补贴,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最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其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会保障投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结构性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日益增多,必须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有较快的增长。首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其次,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并根据国家财力逐步增加最低生活保障金,确保人们老有所养,病有医看。再次,适时推进社会保险“费改税”,增强社会保障筹资的规范性。最后,鉴于农村贫困问题更为突出,应努力探索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其三,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提高人口素质,缩小贫富差距。首先,财政应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支出力度,改善公共教育的支出结构,逐步改善对义务教育投入力度小于非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对农村教育支出水平小于对城市教育支出水平的现状,特别应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努力改善农村教育。其次,增加失业救济与就业的结合力度,财政在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供给的同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单纯的财政救济不能使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财政除了要考虑创造就业机会外,还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对低收入者,特别是有劳动能力的城镇下岗职工和进城务工的农民进行再就业培训,以增强其上岗竞争力和工作能力。其四,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首先,依法调整当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统一转移支付标准,以“因素法”代替“基数法”,以此作为确定转移支付数额的尺度,并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和力度,尤其是加大对贫困县及城镇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其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生产项目等的财政扶持。其次,缩小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最后,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各种形式增强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p#分页标题#e#
3. 第三次分配领域的财税对策。针对我国目前第三次分配没有发挥应有的收入调控作用的现状,可以通过“一疏二堵”的税收政策来增加人们对第三部门的捐赠额,即个人和企业捐赠慈善和公益事业,可以提高其税前扣除比例,甚至是免税待遇;开征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对个人财产转移进行限制。鼓励人们关心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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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并不是一个很标准的用语。从字面上可以拆分为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可是实际上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一部分,“财”和“税”并不属于一个层面的概念。财政政策包括:国民收入分配政策、财政投资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等多个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上海市住房保障的财税配套政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为健全住房保障体系,上海市在财政方面建立了一些支持机制,加大了财政的支持力度,还探索了一些有效的支持方式。在税收方面,从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筹措、运营管理和消费等环节都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上海市的房产税试点有助于拓宽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来源渠道,能提高住房资源的配置效率,还能促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
关键词:住房保障;财税政策;房产税;上海。
建立住房保障体系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实践, 涉及到政府所履行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需要从财政和税收等方面予以重点安排,为住房保障工作提供坚实的财政支撑和政策支持。在对住房保障体系的探索过程中,上海一直高度重视财税配套问题。不仅严格贯彻落实中央有关部门的政策措施,而且注重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开展试点。
多年来,上海一直在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努力将有限的财政资源配置到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 形成了“三个聚焦”的思路,即聚焦惠民生、聚焦调结构、聚焦促和谐。其中,加大保障性住房的财政投入就是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重要内容之一。
1. 建立财政支持机制。着眼于切实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上海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财政政策,建立了一些有效的财政支持机制。首先,明确住房保障专项资金的来源渠道。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来源主要包括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用于廉租住房保障的资金、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安排用于廉租住房保障的资金、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扣除计提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全部余额以及中央划拨的专项补助资金。另外,还设立了动迁安置专项补助资金和公租房专项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是地方财政预算和土地出让收入。其次,明确保障性住房免收的全国性及地方性非税收入项目。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动迁安置住房,一律免收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其中,免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包括: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费、工程定额测定费、白蚁防治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费等项目;免收的政府性基金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城市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项目。再次,探索财政支持机制的新思路。
上海计划启动实施一项新的政策,要求市与区县从区县商业性项目取得的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各统筹15%,建立“上海市保障性住房专项资金”, 用于全市保障性住房的重点项目建设。
2. 增加财政支持力度。近年来,上海不断加大财政支持住房保障建设的力度。2008 年,上海市区两级安排廉租住房补贴资金21.3 亿元。2009 年,上海廉租住房市级补贴为1 亿元,区级补贴约23 亿元,另外在政府性基金中提供城镇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资金10.2 亿元。2010 年,根据财政部《2010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的新增科目,上海住房保障市级支出为17.2 亿元,政府性基金中城镇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资金支出为16.5 亿元。从公开的信息看,多数区县的住房保障支出在2010 年有所增长, 不仅表现在相对年初的预算上,而且体现于同比指数上。比如,黄浦区在2010年的住房保障支出为1.48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105.5%,相比前一年增长了8.3%;卢湾区在2010 年的住房保障支出为0.63 亿元, 为年初预算的100.7%, 相比前一年增长了18.5%。
2011 年, 上海市本级财政预算的住房保障支出为22亿元。此外,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上海市在2011 年的政府性基金中,用于廉租住房补贴资金、旧区改造资金等保障性住房支出为30 亿元,将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政府性基金)中予以安排。多数区县在2011 年的财政预算中所安排的住房保障支出也都有所增长。
3. 创新财政支持方式。住房保障建设任务繁重,资金需求巨大,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难以保证住房保障建设的可持续性。因而,上海还积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投入的引导带动作用, 放大财政政策效能,通过采取财政贴息、政府资本金注入、税费优惠等措施,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运行管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比如,针对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和运营难题,上海探索建立一批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由市区两级财政共同出资, 向这些机构提供一定规模的资本金,从而使这些机构成为负责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筹措、供应和租赁管理的主体,并引导各类社会投资主体参与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和运营。
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经济活动,也是国家凭借公共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方式。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总目标,国家会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对某些税收采取相应的激励和照顾措施,以减轻特定纳税人应履行的纳税义务,从而起到引导、规范和调控的作用。
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离不开税收政策的支持。由于住房保障是一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从国民经济运行的角度看,也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因而与税收属于同一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说,对住房保障一些环节实行税收优惠或予以免征,可以节省征税成本,减少行政资源的浪费。而且,住房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社会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因而应通过税收优惠或相关措施,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住房保障工作。另外,对住房保障工作给予税收配套,还体现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发展导向。
基于不同标准,可以将税收分为若干种类。比如,按照课税对象的不同,与住房保障相关的税收可以分为流转税(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包括房产税、契税)、行为税(包括印花税)、资源税(包括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再比如,按照税收的计算依据为标准进行分类,又可以分为从量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从价税(包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在此,为了全面描述上海围绕住房保障体系而提供的税收配套措施,拟从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筹措、运营管理和消费等几个方面进行分类。
1. 保障性住房房源筹措环节的税收配套。
(1) 城镇土地使用税。按照财税[2008]24 号、财税[2010]42 号、财税[2010]88 号等中央有关部门文件的规定,对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改造安置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在商品住房等开发项目中配套建造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改造安置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依据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可以按这些保障性住房的建筑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2)土地增值税。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转让旧房作为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改造安置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余额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3)印花税。对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经营管理单位与相应保障性住房相关的印花税予以免征。在商品住房等开发项目中配套建造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改造安置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 依据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可以按照各类保障性住房的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免征开发和建造单位的印花税。
(4)契税。对廉租住房经营管理单位购买住房作为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回购经济适用住房继续作为经济适用住房房源、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购买住房作为公租房、经营管理单位回购已分配的改造安置住房继续作为改造安置房源的,免征契税。
(5)所得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捐赠住房作为廉租住房和公租房, 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个人捐赠住房作为廉租住房的,捐赠额未超过其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准予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2. 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环节的税收配套。
(1)营业税、房产税。对廉租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公共租赁住房经营管理单位按照政府规定价格、向规定保障对象出租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所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房产税。但是,公租房租金收入与其他住房经营收入应单独核算,未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免征营业税、房产税优惠政策。
(2)印花税。对廉租住房、公租房租赁双方签订租赁协议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
3. 保障性住房消费环节的税收配套。
(1)印花税。对廉租住房承租人、公租房承租人、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人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
(2)契税。对个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在上海市现行3%契税税率基础上减半征收。其中,首次购买90 平方米及以下经济适用住房的,凭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出具的首次购房证明,契税税率暂按1%征收。
(3)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按照法定途径获得的廉租住房货币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但对于所在单位以廉租住房名义发放的不符合规定的补贴,则不能免征个人所得税。
4. 保障性住房税收配套的管理。
为了做好各类保障性住房的税收配套工作,上海市的相关部门建立了一种名单管理机制。对符合规定的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建设项目以及开发企业名单,由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通过书面形式定期向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提供。市地方税务局收到名单后,负责将名单转发给所属税务征收分局。各税务征收分局据以办理相关税收的减免。
2011 年1 月27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在部分城市进行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其中上海是试点城市之一。房产税改革,不仅是我国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也有着重大的推动意义。
1. 上海试点房产税改革的政策内容。根据《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 上海试点的征收对象为自2011 年1 月28 日起在上海行政区域内居民家庭在上海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包括新购的二手存量住房和新建商品住房)和非上海居民家庭在上海新购的住房。在计税依据上,参照应税住房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确定的评估值,评估值按规定周期进行重估。试点时期,暂以应税住房的市场交易价格作为计税依据。房产税暂按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70%计算缴纳。
上海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的适用税率暂定为0.6%。但对于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本市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2 倍(含2 倍)的,税率暂减为0.4%。比如,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上海市2010 年新建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14 213 元/平方米。
因而,在2011 年度,如果应税住房的市场交易价格不高于28 426 元/平方米的,则适用0.4%的税率,否则要适用0.6%的税率。
考虑到居民的合理居住需求以及其他情况,上海的试点方案规定了若干种税收减免的情形。
(1)上海的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住房的,合并计算的家庭全部住房面积(指住房建筑面积)人均不超过60 平方米(即免税住房面积,含60 平方米)的,其新购的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人均超过60 平方米的,对属新购住房超过部分的面积,要计算征收房产税。其中,合并计算的家庭全部住房面积为居民家庭新购住房面积和其它住房面积的总和。
(2)上海居民家庭在新购一套住房后的一年内出售该居民家庭原有唯一住房的,其新购住房已按规定计算征收的房产税,可予退还。
(3)上海居民家庭中的子女成年后,因婚姻等需要而首次新购住房,且该住房属于成年子女家庭唯一住房的,暂免征收房产税。
(4)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规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重点产业紧缺急需人才,持有上海市居住证并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其在上海新购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暂免征收房产税。
(5)持有上海居住证满3 年并在上海工作生活的购房人,其在上海新购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暂免征收房产税; 持有上海居住证但不满3 年的购房人,其上述住房先按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待持有上海居住证满3 年并在上海工作生活的, 其上述住房已征收的房产税,可予退还。
(6)其他需要减免或免税的住房,由上海市政府决定。
上海在试点方案中明确规定,对房产税试点征收的收入,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2. 上海试点房产税改革对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意义。
房产税不仅能合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创造更加适宜的宏观环境,而且能正确引导住房消费,提高住房资源的配置效率,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更能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提供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
(1)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上海的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房产税收入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这对拓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来源渠道具有直接意义。尽管从目前的试点来看,房产税收入在数额上尚不够庞大,但从制度演进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房产税必将会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渠道。
(2)提高住房资源的配置效率。房产税,既能抑制部分投机性的购房需求,又能引导部分投资者确立相对理性的购房需求,从而改善市场化商品住房的供求关系。由于市场化商品住房体系与保障性住房体系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哪一个体系出现较剧烈的波动,都势必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体系。同样,一个体系渐趋稳定,也会有助于另一个体系的平稳运行。因而,通过征收房产税,提高住房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减少住房保障体系所承受的压力,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
(3)促进府际关系的协调。任何一项制度的有序运行都有赖于不同层级的各类主体能够实现激励相容。通过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 可以优化调整既有的税制结构,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房产税试点改革,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能实现激励相容,从而可以促进府际关系的协调。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住房保障的顺利推进无法离开协调的府际关系。因而,房产税改革是一个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
着眼于建立和完善分层次、多渠道、成系统的住房保障体系,上海市有关住房保障的财税配套政策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推进。
1. 优化政府财政投入,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住房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投入,这是由住房保障的公共服务属性所决定的。不过,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同时,要进一步优化投入结构,要更加聚焦基本公共服务,更加聚焦民生改善。比如,在不同的住房保障服务类型中,应将更多的财政投入于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危房改造。另外,要逐步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使有限的财政投入能尽可能地发挥保障效应。
2. 强化税收引导力量,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除了政府财政投入外,还应该通过相关政策的引导,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既能弥补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也能引导民间资本的合理流动,还能提升住房保障的多元化。比如,参与保障房建设运营的社会主体能获得财政补贴,或享受税收优惠或减免,或获得贷款贴息。
3. 发挥财税综合效应,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对于上海等人口导入量较大的特大型城市,还需要发挥财税政策的综合效应,使各种社会主体能充分利用存量住房为众多工作关系不够稳定的流动人口提供宜居和实惠的租赁服务。
比如,合格主体能获得税收减免,或能获得低息贷款。
1. 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葛爱玲。做到“三个聚焦”。 新理财(政府理财),2010,(Z1)。
2. 贺浪莎,李治国。拓宽投资渠道,解除融资难题。 经济日报,2011-05-27.
3. 庞元。 创新公租房投融资制度的探索与思考。 中国房地产,2011,(2)。
4. 谢庆奎。 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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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转移支付模式单一,还没有建立地区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城乡二元制度基础上的,城乡社会保障支出有很大差别;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中央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投资结构也不合理。
首先, 我国的税制结构仍是以间接税为主体, 直接税比重相对较小。其次,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与税收调节有关的税种还很不健全, 还未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和社会保障税。再次, 税收监控的法律和技术手段滞后, 致使高收人群体的逃税、避税现象严重。
为实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目标, 美国主要采取了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财税措施。
美国已经建立了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 辅之以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个人消费税、社会保障税的税收调节体系, 充分发挥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调节功能。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实行累进税率, 个人应税收入 (或财产 ) 越高, 征税比例就越大, 对个人收入差距调节力度最大。
一是由联邦或州政府出资并管理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项目;二是由政府立法强制实施、全体劳动者参加并共担费用的社会保险项目;三是由各种基金组织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经办的私人团体年金、医疗保险和个人储蓄。
美国对教育按学区进行独立的管理。各州为了公平分配教育经费, 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资助学区, 但基本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基本资助拨款, 它属于一般性补助, 即公式拨款; 另一种是专项拨款, 主要考虑地方学区特殊的教育需要, 多用于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等。
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比较系统解决不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法案《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法案》。据美国行政管理预算局估计, 1997年联邦财政补贴达到2752亿美元, 占联邦支出的比重达到16.3% 。
借鉴国际经验,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法制化;从单一的纵向逐级转移方式向纵向全面覆盖式转移与横向转移并用方式转换;对贫困、落后地区的扶贫开发要以财政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同时,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生产项目等的财政扶持力度。
从义务教育的实施来看, 为了落实义务教育的公平性, 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应承担义务教育的大半经费, 并实行差别拨款补助方式; 英国中央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超过了50%; 德国州政府大约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75%; 日本中央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在1994年达到了50%。
而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则主要由县及县级以下的政府承担, 这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义务教育经费的做法不能保证全国所有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到同等的待遇。目前的关键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70%左右, 其中中央负担30%, 省级负担40%, 中央经费部分不能搞一刀切, 要实行地区差别,即主要投入中西部地区, 使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能基本得到保障。
对贫困、落后地区进行扶贫开发, 需要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 但政策的实施要以财政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 政府要通过投资补贴、就业补贴等财政刺激措施, 引导企业向贫困地区迁移。扶贫开发要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 将扶助置于严格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
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可以是低水平的, 但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要尽快地在城乡分步实施。尤其应加快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
充分发挥税收的收入调节作用需要建立完善的税收体系,促进不同税种间的相互配合、协调。
美国等发达国家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辅之财产税的完善税制体系,能够从流量及存量两个层次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从而有效发挥税收的收入调节作用。目前我国税制结构中以流转税为主,重视对经济总量及结构的调整,大大弱化了税收的收入调节效应。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提高所得税比重,同时完善财产税体系,及早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加强对居民存量财产的征管工作,从而形成一个高效、健全的税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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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要凭借内容的美来吸引和打动人心。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在追寻孤独,就如同翟墨所讲的,“没有荒无人烟的孤岛就没有众所周知的鲁滨逊,少了孤寂的沉淀就没有美的独特发现与创造”。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艺术理论论文:论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走向”。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论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走向”
艺术家从本土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然后完成一系列的成长与蜕变,而所有的成就都需要文化之根做支撑。艺术家离不开母体的滋养,需要以传统文化作坚实依托,这不仅是艺术家生命的归宿,而且是文化的自觉回归。
艺术大师马蒂斯对东方文明充满了无限憧憬,他的作品也表现出了东方绘画的线条律动,他的率性与纯真,散发着浓厚的东方写意气息。但是马蒂斯的根在西方,他用色彩拓展了西方野性十足的装饰画风。画家张大千通过重彩的泼墨写意,创造了有别于传统画风的全新气象,两位大师不仅有相似的愿望,而且有相遇的机缘,但是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以本土文化作为自己的生命与艺术归宿。虽然艺术是不分国界的,但文化是有根的,艺术是在交融互通中得到发展的。但若是画家失去了本土文化的支撑,就很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与那些急功近利的艺术家相比,大师们少了些空想和浮躁,多了些沉潜与内涵,这也是为何他们总能在变幻的精神空间中始终坚持自我。
因此,中国当代艺术要在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在新旧的更迭与对接中,牢牢抓住传统文化的根,实现艺术观念向传统的回归。
艺术作品要凭借内容的美来吸引和打动人心。没有好的内容,形式毫无意义,同样没有好的形式,内容之美也难以彰显。没有不同的形式就不可能有独特的、个性的艺术创造。好的内容源于艺术家丰富的心灵收藏。事实上,抽象艺术并非形式与内容的完全抽象,而是以形象元素为支撑的形式抽象。所以,艺术家不仅要向大师和传统学习,而且要丰富生活体验,让心灵回归自然。
许多艺术家之所以创作不出满意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心灵收藏匮乏,没有深入自然和生活中去挖掘艺术价值。正如清初画家石涛所讲的,要“收尽奇峰打草稿”。万事万物都有其灵性所在,我们疏远自然,自会被自然抛弃,古今中外的伟大艺术家,无一不深深热爱着大自然,并将大自然作为最大的灵感源泉和素材宝库。
有些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作品中蕴含着生活的美和对人性的思考,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一种精神创造与艺术升华。可以说,那些远离自然与生活的艺术家,是很难形成深刻的生命感受的,也就很难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从马蒂斯到毕加索,从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大自然一直是艺术家创作的根底。但我们必须自觉于传统,回归于自然,学会从自然和生活中创造艺术。
正如画家米罗所讲,回归大地能让我们飞得更高。而米罗就是那个回归大地的人,他创造的充满童话色彩的世界,就是源于其西班牙文化血统中富于幻想、思维敏感、表现力强的传统。不难发现,艺术的生命需要在时间的洗礼下才能焕发新彩,艺术家脱胎于传统,心灵回归于自然,是一种生命经历的深刻反映,优秀的艺术作品从来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是少了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活的支撑,艺术世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真正的艺术经得起历史的淘汰,当艺术成为艺术家甘愿为之牺牲的信仰时,它的价值才是永恒的。没有思想内涵的艺术品就如同没有灵魂的空壳,是无法存活下去的。艺术大师们通常都是孤独的,只有处于孤独状态才能静下心来看,才能独立思考,才能展开创造。孤独产生的巨大能量,会让艺术家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和清晰,掌控力和行动力也将更强。纯真是一种非常难以企及的境界,人类自古至今,创造的活力源于情感,不管是激情、悲情或狂喜,经典的艺术作品总能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不管是绘画、音乐、舞蹈或文学,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若是人类毫无情感,那么艺术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在追寻孤独,就如同翟墨所讲的,“没有荒无人烟的孤岛就没有众所周知的鲁滨逊,少了孤寂的沉淀就没有美的独特发现与创造”。可以说,艺术家只有沉下心来,客观审视自我,远离世俗纷扰,以孤独而超然的心回归自然,回归本我,才能明白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一种存在,才能找到生命的本源,并彻底激发自我的创造能力。因此,艺术家不仅要以饱满的情感进行艺术创造,而且要以理性态度客观审视自然与自我,实现理性的回归。
总而言之,中国当代艺术要在观念上回归传统,在心灵上回归自然,在信仰上回归理性,找到真正的时代出路,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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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世界正被计算机数字技术和新媒体艺术代表的信息科技所改变,传统的美术教学形式也正受到这种信息科技的冲击和挑战,乃至在当代数字教学格局中传统美术教学已经边缘化了。故此美术教学自身正发生着无声变革,教育者们正努力探索数字化时代内美术教学实现其技术与美育契合的可能,这些变革的实施正改变着今后传统美术教学的生存空间,更是变着美术教育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本文正是基于现代美术教学受多元化文化影响的思考,各种学习理论的竟相融入,提供给现代美术教学方法多元化参考及应用的原因,开展基于计算机数字技术辅助美术教学的研究性学习基础理论的研究,通过围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情境教学理论和计算机数字化学习理念的学习研究,分析计算机数字技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优势,为我国艺术教育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瑞士学者让.皮亚杰(J.Piaget)最早提出来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称为结构主义,后经科尔伯格(L.J.Spiro)、斯腾伯格(J.Sternberg),斯皮罗(R.J.Spiro)等人的研究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众所周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特点,即教育者不是传授知识途径,是学习者借助其一定的情境条件下(即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其他人(教育者和学习者伙伴)的辅助,现有学习资料的运用,采用意义建构方式获得来的。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丰富了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模式的学习本质,使得学习者在美术的学习过程超越自我个体认识,获知更加广泛的理解,促进未知的领域转化成为已知领域,对今后更大的发展提供可能。
(2)正如人本主义理论阐述的学习者通过感性与理性、身体与心灵交融汇集,充分发展个人潜能、人格和自我价值,符合当代美术教育的教学思想。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学习模式中沁入人本主义理论所提倡的自主自决、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理论观点,形成以学习者个体为中心选择学习材料、安排适合个体的学习情境。
人本主义理论具备四个要素特点:首先学习过程是以学习者个人完全参与为主,即拥有认知参与、情感参与等;其次自我发起是学习者内在动力的体现,在学习中内在动力起主要决定作用;再三学习者的渗透性学习,行为、态度、个性等等个体因素决定学习者的学习效果;最后自我评价是由学习者的个体学习总结,独立客观评价自己由想学知识内容,都已经学到知识内容,教育者仅仅起到学习的督促作用。教育者的主要任务是为学习者提供学习的手段,学习者对知识的学习方式由自己决定。可以说,人本主义理论就是创造特定的学习环境,辅助学习者确立学习方向和内容,指明适当的学习材料和资料获取途径,培养学习者个人获悉新知识的独立意义,进而促进学习者建立学习的心理氛围。
(3)自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以来,美术的教学方式与教学形态正悄悄地发生变化,学习者获知的途径越来越多,知识来源不再是唯一从教育者获得,教育者角色已转化为学习者的鼓励者、示范者、辅助者、指导者甚至是团队队友,多角度的协助学习者学习成长。情境教学理论观点对基于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研究性学习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学习模式创造性的发挥了情境教学理论,拓展真实学习环境的价值理论,借助计算机辅助技术营造了仿真情境的美术实际学习环境,将真实的环境下获得知识的学习实践理念进行转变提升,形成计算机数字环境下美术情境教学的虚拟空间。另外,情境教学理论所涉及的实践环节不足,使得真实的工作知识得不到充分补充,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学习的平台成为最佳补充平台,极大有利于美术知识的学习。
本世纪初,计算机数字化学习理念被国内教育界首次提出,计算机数字化学习理念对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学习模式的形成起到很重要的指引作用。数字化学习最佳教育环境是通过课程将技术、连通性、内容和人力资源有机的整合,这种整合方式是建立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理论的主要核心体系。具体特征如下:
(1)数字化学习的基本要素:数字环境、数字资源、数字方式是构成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理论基础的主要前提条件。数字环境包括计算机硬件、知识资源、网络平台、信息通讯和数字工具;数字资源即可被数字化编辑,可在计算机及网络平台中运行的多媒体素材;数字方式是多种学习途径,包括素材资源利用、自主研发创造、团队合作协商、实践实习创造。
(2)数字化学习的资源、课程共享即随意性获取;实效性、可操作性的学习内容;多层次性的学习内容等重要特点是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理论基础。
(3)数字化学习的核心是信息技术和课程整合,这成为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理论构建的核心模型体系。
(4)数字化学习的多种学习模式提供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选择。这些模式包括:“情景一探究”模式(课堂讲授);“资源利用一主题探究一合作学习”模式(校园网);“小组合作一远程协商”模式和“专题探究一网站开发”模式(互联网)等。
通过分析,可以预见计算机数字化学习模式给予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很大的理论支持,过去对数字化技术在教学中仅仅是单纯呈现,忽视了技术与课程的有效整合,如今,教育者更多地认知计算机数字化学习的基本要素、重要特点、核心价值、技术特点和学习模式,这为提高学习者的美术学习成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探索基于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研究性学习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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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政策关税贸易理论变迁
[论文摘要]本文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跨度和较大的空间跨度上,研究了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变迁,通过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试图总结出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出现的规律性与客观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并使之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制订有所帮助。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采取何种的贸易政策理论作为指导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虽然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各个国家也经常发生贸易问题,比如正在解决中的美国对中国轮胎征收高额关税的事件。
在回溯到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历史在惊人的重复中划过了一个大w型。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中,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交替上升,彼此替代,在对立统一中使世界经济走到了今天。如果撇除各门学科言必称的古希腊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从l5世纪初的重商主义时代一直到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强,在政府行为方面赞成政府在国际贸易中实行无为政策的放任自由主义者和赞成实行干预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无数次的辩论,内容涉及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福利和产业成长的影响,日益依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利益分配等其他问题上的作用等。争论的核心和焦点是政府应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还是推行保护贸易政策。争论是如此的激烈,而且一直没有停止过,以至于罗伯特·吉尔平断言说“争论可能永远得不到解决”。近代国际贸易始于15世纪到l7世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政策要求政府加强管制力量,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由于西欧各国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关系急剧发展,社会财富的重心由土地转向了金银货币,货币成为全社会上至国王下至农民所追求的东西。而获取金银的途径只有开采和发展对外贸易。而这种使国家富有的对外贸易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只有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才能达到使国家富有的目的。
在这种思想下,重商主义者们极力主张政府干预对外贸易,对进口商品课以高额关税,或禁止进口本国不需要的商品。正如恩格斯所形象描述的一样:“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
长期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妨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原料和谷物价格上涨,工业成本上升,影响销售市场的扩大,造成通货膨胀,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从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对重农学派的主张及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诺斯在这里对自由贸易的思想作了出色的阐述:“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是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我们可以费力筑篱去为杜鹃鸟,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是靠政策致富的;而和平、勤劳和自由却能促进贸易和财富,此外别无其他途径”。对外贸易政策在这里开始w的第一个转折,从干预转为自由放任,其间经过了N·墨尔本、D·诺斯、D·休谟、J·洛克、J·马西、J·D·司徒亚特,至亚当·斯密集其大成,完成于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他谈到:“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l/5或20%,而制鞋时只强l,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它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英法等国在l8世纪末至l9世纪末这个时期,大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降低关税税率,减少了纳税商品的项目,简化了税法。这种自由贸易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大危机之前,大多数的理论和政策均相信,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时,“正如线上悬着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他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而政府确实遵照这一思想在这一时期忠实地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
1776年,美国宣布成为独立国家,为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避免成为英国的农业附庸A·汉密尔顿坚决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保护美国当时尚处于幼稚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F·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这一思想做了十分深刻的论述:“在自由竞争下一个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经没有可能。……必须牺牲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在这里,有趣的现象发生了。的第二个转折开始了,重商主义的思想好像又复活了过来。在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贸易理论也颇为引人注目,结构主义学派的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中心——外围论,即现实的世界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结构,就是“中心”和“外围”。它们形成了世界的两极,每一极的生产结构有着重大差别。由于收入弹性的不同,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必须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征收保护关税,鼓励出口。发展中国家必须彻底打破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普遍完成了产业革命,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尤其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市场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国为了维持本国的生产和就业,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保护手段提高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进口,鼓励本国商品出口,以其转嫁本国的经济危机,从而使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贸易保护高潮。这一时期,琼·罗宾逊夫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固定的名称“以邻为壑(Beggar-t日y—Neig日bour)。超保护贸易理论和政策在w的第三画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而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则可以看作是这第三画的终结。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非充分就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贸易收支不可能自动调节实行平衡,因此政府应积极加强对国际贸易的干预,进行贸易保护,奖出限入,保持顺差,以实行充分就业。贸易保护理论在这一时期占了上风。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某个国家政府采取旨在医治失业的以邻为壑的行为,会产生国际性的以邻为壑的争斗,结果是国际贸易总额与世界产出总额相比萎缩,并最终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从第二次世纪大战后到7O年代初,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美国实力空前提高,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膨胀的经济,使其既有需要又有能力冲破当时发达国家所实行的高关税的政策。日本和西欧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愿意彼此放松贸易壁垒。此外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推动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迅速兴起,也迫切需要一个自由贸易环境以推动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于是,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先后出现了自由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大幅度削减关税以及降低和撤销非关税壁垒,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经济合作组织蓬勃发展,IMF、WorldBank、欧盟、WTO、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东盟、APEC等经济合作组织先后出现。w在这里重新转折,完成了它的最后一画。这一时期的政策是和理论界的“新自由主义”抬头有直接的关系。“新自由主义”锋芒直指凯恩斯主义,认为西方经济的滞胀是凯恩斯主义造成的恶果,因为政府的过度干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合理运行,妨碍经济增长,并且是政府预算赤字剧增,造成通货膨胀。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这一时期的理论学派如弗莱堡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均赞成自由贸易的政策。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世界经济是如此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动,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lf缶就业压力增大,市场问题严重等问题,国内劳工组织和工业资本家阶级强烈要求政府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这一时期贸易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贸易保护措施由过去以关税为壁垒和直接贸易限制逐渐变为间接的贸易限制;二、贸易政策措施朝着制度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的方向发展,贸易保护制度越来越转向管理贸易制度;三、国际贸易壁垒由国家间转变为区域性经济组织之间,区域经济组织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组织之外则实行保护贸易制度。9·11之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跌至谷底,可以预见这股保护贸易的声音还会加强。看来,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这对矛盾还要继续走下去,这个w也远不是国际贸易历史形态的终结,矛盾的双方还会在对立统一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使世界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有人说,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今天的WTO,不外还是“自由贸易、协定关税”这八个字。我倒觉得这种说法颇值得商榷。虽然从最终结果来说,我们终于走上二了自由贸易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省略中间的过程不提。如果诚如马嘎尔尼所愿,中国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清朝就实行自由贸易,那恐怕我们现在看到的就不是一个日渐强盛的中国,而是一个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南国了。从美国和日本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发达国家老大的美、日等国,也经历上述国际贸易政策的变迁。在发展初期,他们均是利用A由贸易出日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增加的出日收益而在国际市场上筹到资金,进一步扩大出口生产,而不断增加的本地需求则引致了制造业的的大规模建立:在积累够了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后,政府对贸易活动进行干预,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一些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以保护民族工业和节约外汇。同时,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利用外国资本,引进外国技术,建立和发展本国工业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这就是有名的“进日替代战略”。美国从独立战争到二次大战结束这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就曾实施了这一战略,赶上并超过了有“世界工厂”美誉之称的英国。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也曾用严厉的控制出口的政府保护,来推动争取其在世界钢铁、汽车及电子产业争夺领导地位的斗争。结果不久,日本这些产业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了充分竞争力。劳拉·泰森对5O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行为是这样结的:“如果在6O年代,当至少菲亚特汽车公司有一种竞争性产品提供给日本的消费者使用,日本不对外国进口汽车关闭其国内市场,那么,日本的汽车贸易会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吗?如果在70年代,日本没有对美国生产的低成本高质量的16K随机存取存储器关闭其国内市场,那么日本的半导体工业能有今天的技术及竞争优势吗?如果没有专门针对科宁玻璃公司关闭日本市场而鼓励日本发展国内这方面的生产能力,那么,本能在今天有光导纤维方面的突出优势地位吗?”当他们建立好了本国的制造业,具有了充分竞争力的产品之后,就开始高举起“自由贸易”的大棒.实施“出口替代战略”,来抢占世界市场,享受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美餐。而当其他国家有了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时,他们又挥舞起“公平贸易”的盾牌保护本国工业,限制其产品进口。
中国的发展也走过了一条类似的道路。建国之初,在“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进行了严格控制,人为割断了国内与国际市场。客观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底子。8O年代末期,中国制定了沿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提出要充分发挥广大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一时期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初级产品为我们筹集到了大量资金,进一步扩大了出13.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进入9O年代以来,通过保护政策,我国的家电行业、纺织业、玩具业和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逐渐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开辟国际市场,享受由于资源禀赋不同而带来的国际分工的好处9·11之后,全球经济一片灰暗,跌入谷底,而中国经济则作为其中的少有亮点而为世界所瞩目。这正是我们抓紧机遇,缩小差距的良机: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正言行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理论和政策没有优劣之分,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政策一定要结合国情和时代特点。当前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充分利用加入WTO组织的地位,趋利避害,大力扩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额度,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要采取的贸易政策,也是谋求中华民族的第二次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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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活动,研究与开发(researchand development,R&D)对于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影响重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税收理论论文范文:税收政策与企业R&D投入。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与波动是微观企业活动及企业业绩的重要背景与基础之一,而微观企业面临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与波动时所采取的行动,又会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并进一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和走向。这二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影响的关系。本文试图从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行为互动视角出发,分析国家税收政策与企业R&D投入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就这一命题从不同的机制理论出发进行研究,分析税收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作用机制,为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依据。
税收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一种,是指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任务,选择确立的税收分配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它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所定义的税收政策是指为促进企业R&D投入,提高企业的R&D投入强度所采取的一系列特别税收措施的总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而言,对R&D的定义通常采用OECD的弗里斯卡蒂手册( Frascati Manuel 1994) 的标准定义。R&D支出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是经常性支出(current expenditures), 包括微观企业里研究部门人员的工资薪水、研发过程中所耗费的变动成本支出等;另一类是资本支出( capital expenditures) , 包括企业的R&D设备购置、建筑更新建设的支出。
国际上有关税收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主要有三种机制:
(1)减免税政策。政府从应付所得税额中扣除部分或者全部的R&D支出。加拿大、意大利、韩国、荷兰、挪威、法国、日本、墨西哥、葡萄牙、美国和西班牙等国实施的是所得税减免方案。在实际计算可从应付所得税额中扣除的R&D支出时, 可以采取依据R&D支出总量的方法计算,也可以采取依据R&D支出增量的方法计算。在依据R&D支出增量计算扣除额时, 计算R&D支出增量的基期值可以用以往数年的移动平均值计算得到, 选取某一年份的R&D支出作为基值。将当期的R&D支出与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基值相比较。可以每隔一段时间重新选定基期。或者选取某一年份的R&D支出/销售额作为基值( 美国), 如果当期的R&D支出/ 销售额大于基值,就可以享受税收扣除。
由于税收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会影响R&D支出,为了避免基期的R&D支出过于偏离常年平均值,可以选用数年的平均值作为基值。在依据R&D支出总量计算扣除额时,政府不仅补贴了企业新增加的R&D支出,也会补贴已经发生的R&D支出,因此政府花的钱中有一部分不会对企业增加R&D支持有激励作用,但依据总量的方法对政府和企业来说更利于操作。开展大规模的R&D活动的大企业更倾向于基于总量的方法, 他们认为, 基于增量的方法没有考虑到研发活动具有遵循企业和产品周期的特点, 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如果企业业绩不佳, 就不可能在R&D预算上保持向上增长的势头。
(2)应税收入抵扣政策。政府允许企业从应税收入中扣除比实际R&R支出更多的金额。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实施的是应税收入抵扣方案。在实施应税收入抵扣方案是,也同样存在是依据R&D支出总量还是依据R&D支出增量计算抵扣额的选择。
(3)加速折旧政策。由于用于R&D活动的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等固定资产的收益将在以后各期获得,按照收益成本匹配原则,这些固定资产应该在以后各期记提折旧。到1999共有10个国家提供不同程度的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允许企业在第一年将用于R&D活动的机器设备全额记提折旧, 或者在以后数年内加速记提折旧。
折旧费是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之一,税法允许加速折旧,使固定资产最初使用的几年折旧费增大,减少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轻最初几年的所得税纳税义务,缓解了企业因购置固定资产造成的现金短缺困境。但加速折旧只能改变资金回收的速度,不会减轻企业的总税负,税负前轻后重,有税收递延之利,相当于政府给予一笔无息贷款。由于加速折旧可使企业提前收回投资,从而加速了固定资金的周转,可以促进企业用加速收回的资金去购买更先进的设备或选择更好的投资方案,这样就促进了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
为提高加速折旧的政策效应,应该注意加速折旧的时间安排。对于存在减免税优惠的企业,应避免将加速折旧安排在享受减免税优惠期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不能利用加速折旧的好处,从而使这种激励措施的效应大大降低。国外学者曾用一个具有不完全竞争性的动态生产结构模型,对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国的税收政策影响生产和投资效应进行了评估,他们的结论是加速折旧方法在促进投资与技术进步方面比更一般的降低企业税率的激励形式更具有成本有效性。
本文提出以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分析税收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合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作用的研究可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分析企业R&D投入的行为。这个视角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把企业R&D投入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大背景中去, 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企业行为选择, 更好地预测企业管理行为;
另一方面对经济学研究也可以提供借鉴作用, 使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宏观经济政策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和渠道影响企业行为和企业产出,并进而影响经济产出,使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产出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加丰满, 对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税收政策对企业R&D投入具有激励作用,企业的R&D投入又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增长,最终为政府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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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当代资本主义逐渐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但其实质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垄断,以及由垄断所产生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并没有根本改变。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准备着更加充分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又给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了巨大压力和威胁。应对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挑战,是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新的历史性课题。
关键词: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 新帝国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只有从历史与理论、现实和未来的结合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及其对社会主义的影响进行科学分析,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战后,西方国家总结罗斯福新政和战时经济管制的经验,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通过财政、税收、货币、计划、福利等调节机制,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20多年的稳定发展。然而,1973—1974年冬季的“石油危机”和1974年夏季的国际性震荡,把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猝然推向一个痛苦的“滞胀”时期。这种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罕见的经济“综合症”,不仅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正统”地位,而且暴露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端。为了对付“滞胀”,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将国有企业私营化,削弱工会组织,限制工资增长,削减福利,扩大对外贸易等。这些措施虽然对治理“滞胀”有一定的成效,但又引发了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连年扩大、国家债务日益严重、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减少、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等新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力图在资产阶级右翼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实行所谓的“新经济”、“新福利”、“新政治”和“新治理”,以求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作为对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技术革命、后现代社会等世界重大变迁的回应,“第三条道路”试图在国家与市场、风险与安全、权利与义务、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建立新的平衡。正是在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由此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的特点: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新科技革命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加现代化和“高级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即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下降,已不到3%,第二产业即制造业所占比重大多保持在30%-40%之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则迅速提高到60%以上,美国更是高达70%以上。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技革命掀起新的高潮,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宇航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日新月异,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飞速发展,有人甚至把信息产业界定为“第四产业”。美国商务部发表的《2000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1995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中的30%来自信息技术产业。高新科技还改变了固定资产更新的方式,减缓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美国经济从1991到2000年的稳定增长就与新科技革命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
第二,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加剧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进一步扩大和加深。近30年来,西方国家通过资本积累和企业兼并,使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各种垄断组织几乎控制了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到公用事业、饮食、旅游、娱乐等行业。1996年12月,美国波音公司用133亿美元兼并了麦道公司,被称为“世纪性的购并”,从而使波音公司具有更强的垄断地位。又如,1998年4月,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合并组成新美洲银行,总资产高达5700亿美元,成为美国银行史上罕见的“超级银行”。中小型企业虽然大量存在,但其拥有的资本占总资产的比重很小,在经济生活中不起决定作用。垄断资本的核心是金融资本。随着银行信用体系的发展,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本与各种工商服务业资本融合起来,形成更为庞杂的金融资本。在当今西方国家,包括有价证券、存款贷款、外汇等无物质载体的虚拟经济大大超过了实物经济。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大于世界市场上进出口总价值的60倍。目前,在每天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用于投机的超过90%,而用于贸易和投资的不到10%。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垄断资本超越国界,力求在全球范围内谋取超额垄断利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459家,国外分支机构达到689520家。有的专家估算,在世界上100个最大的经济行为主体中,跨国公司就占了43个;而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总资产几乎占了全球生产性资产的1/4,15家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全球所有基本商品的贸易。为了适应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全球化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打破疆域界限,建立各种国际合作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召开不同层次的国际会议,使国家之间的区域化、集团化不断发展,经济一体化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大肆鼓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开放市场,放松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管制。欧共体在1977年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1993年建成统一的欧洲大市场;1999年统一的欧洲货币启动,标志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正式形成。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建立自由贸易区,1994年墨西哥加入,三国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建立部长级磋商机制,1993年以后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始经济一体化合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来巩固其在经济全球化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从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规模、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国际合作组织和区域一体化组织纷纷建立,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第四,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受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制约,西方民主国家内部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共识,使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策处于优势地位。但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等资产阶级右翼思想大肆扩张和蔓延,以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赛阿明确提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正因为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所以它不仅维护和巩固了自身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而且渗透到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扩大了它在世界上的影响。从电影、卫星电视、互联网到麦当劳、可口可乐,世人无不感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
第五,资本主义的对外关系和世界体系发生了变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及剩余价值的不均衡分配,加强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盘剥与掠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少拉美国家的负债率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每年以1500亿-1600亿美元的速度向发达国家归还外债。有关统计资料显示,40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现在已上升到74:1。目前联合国中有48个最不发达国家,而20年前仅20余个。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缓解“滞胀”综合症,平抑经济的大幅度波动,主要就是通过全球化转嫁了国内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近十多年来,美国经济之所以持续增长,主要原因也是无偿利用了巨额的世界资本。仅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后的三个月内,从世界各地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11000亿美元。就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承认,经济全球化以及美国“相对开放的经济”正在抑制着通货膨胀。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可以说是西方发达国家盘剥落后国家的生动写照。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托夫勒宣称,不论什么社会都要变成“信息社会”,使广大工人占有生产资料,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信息社会”已经过时,应为“知识价值论”所代替。“后工业社会”理论则认为,“正在兴起的新社会的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工厂里的斗争”只是“工业社会的标志”,而在“后工业社会”中,“继续谈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国内某些学者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已经由帝国主义之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帝国主义之后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有的学者则主张,当今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笔者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今资本主义新的实际相结合,唯物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才能得出经得起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检验的科学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种种新现象和新动向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形式、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垄断资本超越国家界限、摆脱国家管制,在全球范围内榨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倾向明显增强。更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经营的全球分散度的提高,它们与母国的经济连带关系和政治依从关系有所减弱,从而出现了“无国籍化趋势”。在跨国公司基础上出现的全球公司(GlobalCorporation),更是一种“国籍不明的”、脱离了母国身份并超越了国与国界限的超国家垄断组织。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老板以及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大的传播媒体的统治精英、技术精英和某些国家的领导人组成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构成了剥削和统治全球劳工的新的霸权集团,占据着经济全球化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特点,已经难以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所解释,需要建立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来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垄断,以及由垄断所产生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并没有根本改变。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不仅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反而使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及其给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造成的危害更加充分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1987年美国股票价格的狂跌、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货币金融连锁式的崩溃、2001年美国“新经济”的衰退,都表明西方经济日益向投机的、“赌博”式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苏东剧变以后,伊拉克、南联盟、阿富汗等一些主权国家相继遭受美英发动的高科技战争的残酷打击,古巴、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甚至武力颠覆的威胁。建立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性的新美利坚帝国”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根本战略。美国总统布什在2005年就职演说中宣称“要在全球传播民主,结束世界上的暴政”。希腊共产党在《全球化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统治》中指出:随着新的军备计划和军备竞赛,新的战争策源地和热点地区正在出现;国家间关系变得愈益弱肉强食和不公正;世界范围的工人权利遭受侵害,人权和自由正在被废除,新的镇压机制、限制和恐怖主义大行其道。近年来,英美学者鼓吹“新帝国”和“新帝国主义”理论,某些政要也奉行新帝国主义的政策,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
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明确提出:垄断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在他看来,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社会主义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基础上每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超国家垄断的新阶段之后,为社会主义所作的物质准备,就更加充分、更加完备了。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列宁曾经说过:“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忘记,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而帝国主义又比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进步。”同样,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肯定比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加进步,因为它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先进的生产力,推动了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其中,新科技革命及其成果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使人们的生产能力、生产方式及其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跃,日益为更高级的社会主义自主劳动和对整个社会的计划调节奠定物质技术基础。此外,西方垄断资本集团更加强大,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加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已经从一国扩展到多国,逐渐形成全球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体系。由此造成的世界性生产体系、金融体系、知识体系和管理体制,也为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技术基础。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内部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社会因素”,提供了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突的“线索”。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事实也证明,当代资本主义在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以及国家体制模式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在产生合作经济、社会保障和福利、职工参与管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萌芽等一系列促使“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社的总数达64万个,其就业人数和产值都占有较大比例,如日本参加合作社的人占人口总数的17%,意大利占8%;丹麦的合作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24%,法国和荷兰都超过10%。这种由劳动者集体所有和共同管理的合作经济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不算过分的”。西方发达国家还建立了种类繁多、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最低工资限额、低收入补贴、失业救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教育补贴等。《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实行高额累进税,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措施,在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已基本变为现实。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中包含的新社会因素,吸取这些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为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内外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而且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弱化”的战略图谋,给社会主义国家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借口,肆意削减工人的工资与福利,减免资产者的税收,压制国内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加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盘剥与掠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妄图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可以说是垄断资产阶级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战略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既互相并存,又互相斗争。只要社会主义还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帝国主义包围社会主义的态势就仍然存在;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等方面还相对落后,世界资本主义还保持优势,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就不会改变。面对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挑战,社会主义必须完成新的历史性任务:一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国内和国际的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二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以保证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最终取胜。我们只有在积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肯定性”文明成果的同时,自觉抵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再次走向复兴与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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