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急剧变动及当代西方思潮的涌入导致了社会思潮异常活跃。由于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如何积极应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挑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认真研究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应对挑战的措施，对于提高我们的政治敏锐力和政治鉴别力，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全球化
一、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概况
所谓社会思潮，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并适应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状况和要求，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的思想潮流。其实质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学术文化观点和实践在社会层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相互制约的总和或总体特征。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是指产生于西方社会，发生于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思潮。它派系庞杂、学说众多，首先就学科领域而言，社会思潮可表现为政治思潮、经济思潮、文化思潮、哲学思潮等。具体到各个领域，诸如政治自由主义、政治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属于政治思潮；诸如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货币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属于经济思潮；诸如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抽象主义等属于文化思潮；诸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属于哲学思潮。当然这种区分也只是大致性的并非绝对化的，有些社会思潮同时涉及多个领域的内容，像全球化思潮既包括经济全球化，也包含了文化全球化，同时又涉及一系列政治问题。各种思潮内部还存在许多派别，这些派别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理论体系，而且又都有其符合社会心理的情感内容，在社会的某一层面占有一席之地，在各自领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而言之，这些思潮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因而又有如下共同的特性。
第一，非理性主义色彩浓厚。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l9世纪末2O世纪初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流派——意志主义。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引发出以无意识、泛性论等非理性的“欲”为主要特征的弗洛依德主义，以及以个人的情绪体验为核心的存在主义，影响到以社会批判为核心，鼓吹“爱欲解放”论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影响又从哲学波及到众多其他领域、文化形态史观、宗教社会等也有浓厚的非理性倾向。
第二，相对主义的流行。相对主义最先冲击的是科学上的绝对主义，主要依据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是从反对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哲学开始的。以晚年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和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新相对主义思潮，目前正深层次地影响着西方社会思潮的各个流派。
第三，人本主义倾向明显。西方社会人性异化的事实乃是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普遍关注人的问题的根本原因。人本主义强调以人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给人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人性的解放等等“属人的问题”以合理的说明。在现象学、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和哲学人类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看来，思想家们不应关注科技发展和物质文明的成果，而应力图关心现代人的困境、痛苦、恐惧和迷惘的现实。
第四，注重全球问题，关注人类未来发展。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世界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特点。它既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前景，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许多全球性问题。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产生了未来主义。未来主义从全球角度探究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并探讨新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体现了理论的超前性、预测性。
如果说，在农业社会里，人们总是着眼于传统的历史经验，工业化社会里，人们总是注重现实的实践活动和利益得失，那么，在步人信息化社会时，人们更注重从现实中把握未来，从未来规则中发展现实。
二、分析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的影响
社会思潮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对社会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已经深深地融人国际社会，庞杂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起了消极作用。例如，存在主义思潮在我国的流传，曾导致不少人不恰当地强调个人自由，反对社会制约。这种思潮也就一度成为“自我设计”、“自我造就”的理论基础。在我国80年代的“弗洛伊德热”中，精神分析学说的某些观点曾成为一些人丢弃社会道德理想，把自我与社会对立起来的理论依据。它早在上世纪2O—3O年代就传人我国，80年代又会同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我国广泛流传，以至继“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之后，又形成一股“尼采热”。尼采及其先驱叔本华的某些观点曾成为我国一度蔓延的悲观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心态的理论依据之一。在前些年出现的中西文化比较热潮中，有些人受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无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精华，导致文化虚无主义的出现。所以，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社会的稳定，我们必须对西方社会思潮进行正确地引导，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合理地传播，做到批判与借鉴有机结合。
首先，应当追踪有关思潮，特别注意在改革开放环境下西方思潮的冲击，深人分析和评判其本质。事实表明，社会思潮是动态的，常常可以跨越地界、国界，跨越世纪，影响极大。特别要明确的是，对我国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许多西方思潮，尽管它们在产生之时对其社会环境而言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西方社会制度与我国社会制度的差异性决定了他们流向我国以后则往往变成祸水。况且，有些进入我国的社会思潮本来在当今的西方社会已不再时髦。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盲目追随，除了给人的思想造成混乱之外，别无他用。这方面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我们应当认真吸取。以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情况为例，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社会文化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本来，如果及早有意识地分析研究可能由之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后发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必然被大大限制，甚至未必能形成气候。应当承认，当时介绍和出版的大量哲学、政治、经济和文艺方法有影响的思潮，对于刚刚步人改革开放时期的人们来说，有开阔眼界、促进学术的作用。其中的某些观点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即使如此，其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反应的本性也并没有改变，仍然不能掩盖其很大的消极作用。可惜的是，长期封闭导致的信息饥渴使人们疏于分析和防范，忽视了中国的背景和特点，对帝国主义推行其价值观的意图即和平演变的阴谋没有足够的分析。结果，西方思潮很快便在中国泛滥成灾。于是，许多人人生观倾斜，价值观缺失，道德观沦丧。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也是我们在分析思潮时必须记取的。
其次，必须认真分析我国社会矛盾有关方面的相应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形成和流传的社会基础。社会思潮得以形成和流传，需要许多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是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社会思潮起初作为一种思想观点或口号，当然要由少数人或某个人倡导。但是，至于能不能形成规模，则是由其是否与某些人的利益有关了。事情往往是这样，先是社会矛盾的复杂化，然后是某些群体感到危机，而某些观点和口号恰恰适合了他们的需要。因而，看起来是眼花缭乱的社会思潮，实际上却是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涌动所导致的现象。因此，把握了社会矛盾的运动特别是社会矛盾双方各自向对立面转化的性质，便可以提高防范思潮的针对性。比如，社会思潮向对立面转化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作为绝对主义表现形式的个人崇拜思潮盛极之后，继之而起的则是怀疑一切的相对主义思潮。极“左”路线践踏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改革开放之后，乘机而人的西方所谓人道主义哲学正中一些人的下怀，并孕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了解了社会思潮相互转换的规律，就要注意，在反对一种错误思潮的时候，不应忘记可能导致的另一种思潮，并注意在其未形成广泛影响时，及早因势利导，努力将其引向正确轨道或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

最后，分析西方社会思潮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剖析。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其理论学说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能帮助我们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了解。例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为我们送来了新技术革命的信息，通过这些思潮的理论学说，我们可以了解到新技术革命给发达工业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了解到许多我们以前不甚了解的事实、数据和议论，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新技术革命的社会意义，以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抓住有利机会，迎接挑战，发展我国经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有关材料，这个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虽然失之偏颇，它鼓吹的“阶级同化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所提出的许多情况，如在工业文明地区劳动阶级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却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很有参考价值。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也都为我们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矛盾提供了线索。
三、中国应对西方社会思潮挑战的对策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作为社会生活中变动着的精神之流，不断渗透于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两个层面。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积极应对当代社会思潮及其实践性和批判性的挑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我们不但要认真地去分析吸收，还要勇于面对，主动出击。
第一，积极投身于社会思潮全球化的洪流，保障中国话语权。随着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步伐的加快和与国际交流的加深，国际上各种立场和观点的社会文化思潮都会很快地从思想和行动上影响到国内的方方面面。像国内十余年来激烈而又持久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其理论基础和思想出发点都来源于国际思潮中的新左派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他们大都奉哈贝马斯或哈耶克等人为圭臬，其思想也仅是对他们观点与理想的中国化表述。当前，国际性的社会思潮主要是欧美的声音，还缺少中国的表白。我们不仅不能远离全球化的运动而“放弃”话语权，更要勇敢地主张、捍卫和实施自己的话语权。现在我们还处在思潮的“引进”阶段，很容易在话语权和价值评判标准上受制于人。我们应当成为社会思潮的输出者，勇敢地站在时代思潮和道德的制高点上。我们要积极勇敢地参与社会思潮全球化的洪流，要成为“表述”自我的主体，不能成为“被表述”的对象。
第二，未雨绸缪，迎接社会思潮实践性和批判性的挑战。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会越来越成为各种意识形态或各种“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潮、组织与行动关注的主要对象。可以想见，当年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抗议船对澳大利亚的抗争行为，今后我们也有可能受到这样的组织和类似行动的影响。如何与他们打交道?一旦在一段时间被他们“盯上”、或在某件事上被他们“缠住”乃至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如何争得国际主流舆论的同情和理解?这不仅是具体的行为结果，也是政府的国际形象问题，更为深远的是国际舆论与民意对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态度认同问题。我国传统外交是“重政府、轻议会”，现在决不能再走上“重政府议会、轻民间思潮”的道路。由于这些思潮和运动对西方各国政府的超然独立性，一旦出现这种现象，仅靠传统“外交”是无济于事的；对其回避、绕开或置若罔闻也是不可能的。与其主动交往、增加了解、建立友谊，以未雨绸缪，把矛盾减到最小，把不利降到最低才是根本之道。因为，能否正确处理这种思潮的实践化，对于我们的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吸收优秀时代思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理论已较多地在中国被介绍、引人，正确了解、研究它们才能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既有分析地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又抵制消极或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机械地移植、嫁接西方文化会导致本土文化停滞、断裂。我国的新文化建设，应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审视“中外古今”的气概，继承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融冶合理的外来文化成果，在“综合创新”中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适应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此外，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资本主义不仅要重视硬件，即重视资金、资源、技术等这样一些属于物质层面的东西，还要重视软件，即重视思想层面的内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论学说部分，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是现代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广泛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样，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对现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广泛吸取，其中当然少不了吸取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理论学说中的合理因素。
四、结语
总而言之，研究当代西方思潮，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需要，也是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就必须克服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极端态度。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对当代西方思潮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开展对当代西方思潮的研究有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取得了初步成果。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接触西方理论原著的人越来越多，对当代西方思潮进行科学分析，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但也有少数人走向另一极端，对西方思潮持全盘肯定态度，不加分析地接受其观点。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必须认真克服的。
研究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认清其理论根本性错误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它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问题、新观念，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反映了现代科学和人类文明的进展，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待当代西方思潮，批判与借鉴结合，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社会思潮通过网络、媒体和人员往来等方式在我国迅速传播并对在校学员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学派林立，学说纷呈，内容庞杂，对我军青年学生的影响十分复杂。如存在主义思潮曾导致部分军校学员一味追求个人自由、反对军队约束，非理性主义思潮更使许多青年人理想丧失、实用主义与利己主义滋生等等。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忽视这种变化，必须作出及时的回应。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日趋深入，西方文化思潮对军校学员的影响不可低估。

1、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对军校学员的影响

第一、传统的文化认同在部分军校学员中逐渐弱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怎样去认识我们的民族文化?如何去认识我们的军队文化?如何在多元文化交融中坚持自己民族的本色?如何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军队文化特色?这些都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时代课题。文化传播借助于科学技术和产业形式，使文化传播的手段、技巧与策略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外来文化对军校学员的影响也逐渐深入，如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受到学员的好评，美国好莱坞电影深得军校学员的热捧。在我国，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一直是批判多于继承，百年的文化断层造成了中国知识阶层的集体失忆。军校学员们宁愿去读外文原著而不去读诸子典籍，原因竟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易懂。军校学员对本民族文化缺乏应有的认同和自豪，而对西方文化逐步走向认同和依赖。

第二、传统的文化观念在军队学员中受到挑战。由于当前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影响，在多元文化选择方面，部分军校学员在政治信仰、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动摇，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对主流文化存在质疑。一些学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肤浅、模糊、有疑虑，信心不够。诸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这些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受到扭曲、侵蚀和消磨。还有一些学员文化价值观呈现明显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特点。有的军校学员把参加政治学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积极参与学校所组织的各项活动等，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希望通过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的发展和要求。在多元文化的选择中，受国家、民族、文化价值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影响和制约，军校学员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意志、兴趣、价值观念等作出一定的判断。应该说，多元文化为当代军校学员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价值享受和感知愉悦。但部分军校学员往往停留于对活动的享受，而缺少对文化的反思。

恻隐之心乃是道德本性，作为实践的先天根据来讲的，也就是为内在固有的，将这种本心表现出来的，也就是恻隐之心“显”出来的，其心即是此本心之流行。而不表现此心，即“隐”此恻隐之心者，则是私欲之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迷茫的混沌状态。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从孟子的恻隐之心看当代社会精神危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小悦悦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后，舆情一片哗然。路人与肇事司机的冷漠无情引发了公众的再次检反思。我们可以将该事件视为道德滑坡与沦丧，同时也体现了当代社会存在的精神危机。本文从哲学角度来反观此社会热点问题，从孟子的恻隐之心来反观当代社会所存在的良知缺失。

关键词：社会转型; 恻隐之心;良知 ; 道德 ; 救赎

论文正文：

浅谈从孟子的恻隐之心看当代社会精神危机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2011年10月23日，广东佛山280名市民聚集在事发地点悼念"小悦悦" ，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2011年10月29日，没有追悼会和告别仪式，小悦悦遗体在广州市殡仪馆火化，其骨灰将被带回山东老家。

整个事件就像当初的“犀利哥”事件一样，通过现在媒体的广泛传播作用，又一次的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而在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却是更深层的问题，而往往现象背后的事实本身，却是人们最容易忽视的问题。恻隐之心作为人生而有的善端,实质上是我们内心道德的体现。

那些“路人”该如何救赎

纵观整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一个弱小生命被蹂躏，那些“路人”采取的都是各种不同的态度，而在整个事件被曝光之后，在场路过的人又出来面对镜头忏悔道歉，可以想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每个过路人的内心活动应该是怎样的，而这样对生命如此的漠视，又该如何来救赎?

整个事件中，司机的道德沦丧以及路人的漠视，透视出的是巨大的社会不信任感，其实在这些“路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初衷是想去救人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造成人这种最先在的恻隐之心泯灭的罪魁祸首，媒体是难逃其责的，现在社会媒体已经脱离了自己的原本职责，即将人民最根本的社会事实反映出来，代表的应该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最需要改善或者最真实的状况，而现在的媒体由于利益熏心，一味的追求娱乐效果，一味的追求新闻价值，而忽略了人性的东西；

“犀利哥”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媒体的报道，使得原本逍遥自在的犀利哥一下子成为公众的焦点，同时让他连原本安身的场所都失去了，因为媒体的报道，使得更多人对他进行关注，一时间跟他合照的，对他采取帮助的，一下子搅乱了他原本的生活，使得他开始退缩，甚至害怕，恐惧，当然不能忽视的是通过媒体的报道也使得政府对此事件进行关注，从而使得他获得帮助，最终回到自己的家中。而在“小悦悦”事件中，为什么那些“路人”最终没有选择伸出援助之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害怕，担心。因为媒体对一些现象的大肆报道，使得人们内心树立一种“救人就会被讹钱”的错误观念，致使最终大家都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致使惨剧的发生。

恻隐之心与良知

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带来的后果就是畸形扭曲了人的恻隐之心，切断了人与社会的联系，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量成了首位，而社会公共道德的沦丧、责任感的分散，都造成了此次惨剧的发生，每个人都本能的在等待他人来救援，这种“围观反应”是一种畸形的责任泛化反应，认为别人一定会去救援，而自己没必要去做。从这点可以看出，如果是一个人单独出现在当下，实施救援的几率会比几个人一起在场要高的多。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打，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在德性上来说，人皆有此心。对恻隐之心的有无问题已经无可争论，人，至于是作为一个人来讲，就肯定是有恻隐之心的，但是恻隐之心存在一个“隐显”的问题，有隐显，就是表现不表现的问题，表现则显，不表现则隐，隐不代表无。而对于恻隐之心的表现与不表现，是靠经验教育的引发，而外在的经验条件，就来自于我们所生活的外在社会环境。

恻隐之心乃是道德本性，作为实践的先天根据来讲的，也就是为内在固有的，将这种本心表现出来的，也就是恻隐之心“显”出来的，其心即是此本心之流行。而不表现此心，即“隐”此恻隐之心者，则是私欲之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迷茫的混沌状态。

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不是任何人创造的，是定然无疑的。人的良知作为天地万物之本，同时也是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意义。

在孟子那里，是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分裂开来的，前者为养小体，后则为养大体。他的“性善论”也是由大体的“心之官则思”出发的。在孟子看来，仁、义、理、智四端，有能存之者，有不能存之者，存之者则为人，不能存之者则为禽兽。而人若能扩充此四端，即可以尽其性。因此，孟子所主张的是人性中存有良知良能，亲亲敬长即此良知良能在仁义上的表现，而孟子的这种“性善论”是与他的天道论相关的，由于人性直接与天合一，那就不但促使客观的世界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且使得存在的万物也皆备于我了。其“性善论”则是以“耳目之官不思”为恶的根源，以“心之官则思”为存义养心的先天根据，孟子的恻隐之心学说为其仁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孟子则以恻隐之心为起始点对伦理道德领域的“仁德”和社会政治领域的“仁政”予以探讨,分别论述了二者的内涵、实质及“由己推人”的实现方式。

道德的问题，必须从道德本身入手。现在社会当要不要扶起一个摔倒的老人都成为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时，透视出整个社会的道德精神的缺失，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危机的警示。越来越繁荣的物质生活让人们渐渐迷失在物欲横流之中，忽视了内心的呼唤，淡忘了还有精神层面的追求需要我们去完善，在残酷的饿现状面前，我们必须主动面对道德问题滑坡的现状，必须从道德根本入手来解决道德问题。

跳出“小悦悦”事件，当今中国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包括食品安全问题，儿童牛奶奶粉安全问题，以及最近爆出的“毒胶囊”问题，到底什么才是让老百姓放心的东西?如今，连吃进肚中的食物都不能保证其安全卫生的来源，衣食住行为人之生存之本，而民又以食为先，食物的安全隐患，让人们不得不审视这个社会，现在有不少黑心商贩为了谋取商业暴利，根本置人民安全不顾，肆意的在食物中增加添加剂，甚至化学工业用品。我们盖的被子，也不知道是不是里面存在黑心棉花，而你生病吃下的胶囊，也不能确定是不是昨天你刚刚丢进垃圾桶的那双破皮鞋。

种种安全问题，不得不引起当今人们的反思，到底是什么蒙蔽了我们原本善良的心灵，是来自外界的物欲诱惑，还是来自内心的刻意回避。生存在今天的我们，不得不为这个问题好好的思考一下，到底我们，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丢失了什么，是不是丢失了我们最宝贵的那一份心灵的洁净。人类的心灵可以说是互相反映的镜子，这不但是因为心灵是可以互相反映它们的情绪，而且情感和意见这些也都是可以相互反射的。财富对于人来说，是可以使人享受人生的一切乐趣，而人们对于财富的也本能的具有着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既是财富的本质，所以它必定会成为由财富所发生的一切情感的最初来源。自然所给予身体的是一些欲望和倾向，并依照身体自身的需要或者情感情况增加或减少，而自然对心灵也同样是给予了这样的情感活动。

人人皆有的恻隐之心，已经被很多外在的物质以及其他东西所蒙蔽。处在当今物质如此繁荣的社会，我们应该整理自己的精神，社会转型太快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在心灵这一方面的代价就是道德的缺失，这就犹如一根刺，扎入到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在睡前，应该摘下自己的面具，面对真实的自己，反省自己今天都做了什么。这个社会缺乏的是对自己的反省，缺乏的是对真实自己的面对，而恻隐之心，道德本心，恰恰存在于那个真实自我的世界。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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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和谐;价值

论文摘要：“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关于“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论文正文：

浅析儒家伦理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代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伦理思想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实现政治和谐，即统治者要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儒家认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在于统治者实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实施“仁政”。“仁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政”，即“修德为政”和“以德治国”，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汉代贾谊则认为:“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二是以民为本，即“民为邦本”的重民尊民亲民爱民思想。如荀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租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仁政”的这两方面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将社会利益和谐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核心在于“均贫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就是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在财富分配方面，儒家强调“均”。孔子说:“有国有家者，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反对“富者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表现是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生产活动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生活要老有所终、皆有所养。这是一幅人无后顾之忧、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生活图景。

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思想，把构建和睦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这些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因素，比如强调统治者对人民大众施行“仁政”，这仍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现代民主社会在吸收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时，应当进行现代转换，使其融入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价值观。比如公民权利义务观、政府的服务意识。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不是臣与民、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要为公民利益服务，而公民也应该为社会尽责。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因而天、地、人之间就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

首先，儒家关于天、地、人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儒家关于“天地生万物”及“仁民爱物”、“物我相亲”的观点就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在强调自然对人类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影响自然。孟子就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口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只要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通往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其次，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是其重要的一个命题。儒家早期的思想家虽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思想。张岱年先生就认为:“孟子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观念，但他的‘性夭同一’的观点是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渊源。”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张载则明确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朱熹也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又在天矣。”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虽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内涵和旨意上远远超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而指向人与世界关系的精神层面，但它本身所蕴涵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追求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构成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绝对人类中心论、相对人类中心论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到动物解放一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不断转换。虽然这其中也出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统一关系的论证和认识，但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某种倾向，总是逃脱不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对立认识。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受其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都影响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儒家人文精神中“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以及民胞物与、尽物之性的生态伦理观念里所闪现出的哲理与智慧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廓清思维的烛照之光。它不仅有助于消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思想，而且还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实践方法。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一方面，人是具有主体精神的，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应该注意保护和尊重自然，最终就可以做到“天人合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摒弃那种将人与自然绝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四、人自身的和谐

注重修身在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思想非常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人、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基本途径，它也是儒家“和谐”伦理价值观的基础。“如何培养‘仁且智’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伦理思想所要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孔子根据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一套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的理论与方法”。儒家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身心和谐。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完善人格的人作为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

可以看出，儒家和谐社会的理想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与人格修养提高的基础上，它通过提高个人自身的道德与人格修养来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从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理想社会。孔子曾这样总结自己仁德修养的发展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夭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还特别强调“自省”对修身养性的重要意义。《论语·学而》中记载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里仁》里也强调“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因而，孔子所阐述的身心修养方法，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为仁由己”、“修己安人”则是他所倡导的修养方法的基本原则。孟子也同样认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夭下平。‑荀子则提出在礼的制约下“治气养心”，他提出达到善的方法有:“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勇胆猛庆，则辅之以道顺”、“狭隘蝙小，则廓之以广大”、“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这种治气养心术也是一种体现内心和谐的修养方式。通过治气养心，实现善的目的，使主观同客观要求相和谐。而《大学》中则有云:“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强调了修身、正心在人的修养中的辩证关系。因而，儒家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人的身心发展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强调它能够使人产生崇高的神圣感，内心产生和谐的体验，实现主观和客观的和谐，知、情、意、行的和谐，从而达到道德客观要求同主观修养、主观追求的和谐和统一。

以“修身养心”为道德准则的儒家身心和谐思想对现代人的心志调节、培育社会主体理想人格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当代社会，由于市场经济过度膨胀，利益原则逐渐成为主导，人们无顾忌地索求，失去了修己与内省的精神，导致个人欲望膨胀，人格异化，心理失衡。因而，超越自我的束缚，正确处理义与利、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培养现代人的高尚人格，提高精神修养，是造就一代身心健康现代人的必然要求。儒家伦理思想重视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强调通过“修己”、“内省”而化除私欲，以义利统一作为修身的基本原则，以道德自律作为修身的基本途径，使人生脱离物欲满足的低级趣味而进入理想人格追求。修身克己，实现道德自律和内在超越，从而达到身正心和。很显然，儒家伦理思想这种通过道德修养实现人身心和谐的追求是与和谐社会对人的素质期待、要求相一致的。这对于当代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当代美学的文化特质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强烈念意识，呈现出对当代美学现象的极度关注，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的心理生存空间。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西方当代审美视角下的浚县社火的美学价值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随着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封闭的小农经济状态下村落生存结构虽然已被打破，但其根植于乡间的社火活动中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并未随时代的变迁而消融。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当代艺术的价值评价标准的渗入，笔者认为探讨当下浚县社火与西方当代美学的共通之处，将更有利于建立我们自身的美学评判标准，促进“社火”这一艺术奇葩的保护与利用。浚县社火在其绘画语言方面所体现出的平面意识，以及在美学题材中所体现出的大众意识，都与西方当代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为艺术创作中展现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可能性。

论文正文：

西方当代审美视角下的浚县社火的美学价值

西方当代美学在演进过程中始终伴随对艺术媒介的论证，形成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自律性艺术实践美学。其平面意识作为美学意义中最本质的媒介特征之一，越来越得到肯定与重视，当代架上绘画尝试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阐释着平面意识的回归，从平面走向简化的视觉意味状态，又从简化走向材料的原始物质状态。

与之相对应的浚县社火本身就沿袭着创作的平面化美学倾向，往往不采用完整的三维视觉效果,主张强调形象的外轮廓,不强调物体的实体感,捕捉物体的典型特征,创造自然简洁的画面语言。

西方当代美学的文化特质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强烈念意识，呈现出对当代美学现象的极度关注，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的心理生存空间。题材的观念化是因为绘画的叙事性与记录性特征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被照相机的发明与普及所取代，对绘画是否还应具有社会美学意义的争论从未停止，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抽象形式化追求后，人文精神的回归使艺术家们更趋于关注当下的即时的大众的美学现象，更贴近大众的美学接受层面，如波普艺术与涂鸦艺术就是将绘画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表达对当下社会的直观认识。浚县社火表演作为大众美学的一种，在表演的过程中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大众美学概念的传达，从浚县社火表演中折射出当代社会的一些人们文化心理上的变化，体现出当下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审美接受的变化。

一、绘画语言中蕴含平面意识

以西方当代美学为参考系，将三个不同时期较具有美学意义上平面特质的艺术流派与浚县社火做平行比较，以期更深入的认识浚县社火表演的当代语言特征，将认识转化为绘画手段。

其一是印象派塞尚的画作中传达出主题结构的二维平面性。如《圣维克多山》这幅名作中将山的形体进行三维空间压缩，用山本身“形”上的平面特征来组建画面基本结构，产生画面韵律感与节奏感。

对应浚县社火语言也是通过形的重复，将视觉感受指向平面形式，用或明或暗的主线将视觉感受连接起来，形成具有旋律感的静止画面。如挑花篮表演中，将每一个表演者想象为独立的平面元素，先将人物想象成具有块状结构形式，藤条想象成具有线状结构形式，花篮想象成点状结构形式，然后再将这些单独的形象组建为具秩序美感的整体画面语言，按其运动态势结构为统一的画面效果。

其二是立体主义把体积分解成暗示几何形立体的平面。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用多面体平面的技法，将物体的局部用平面化的语言构建起整体知觉性的画面形象，通过画面重叠和并列的平面体系，使画面呈现零乱与穿插的视觉效果，有时甚至运用实物拼贴的方法来张显平面与深度的矛盾特质，向平面化演进。画面呈现的是结构的整体，而非生活原型的整体。在画面中将动物头部与身体扭曲,五官在面部作错位排列,体现了一种扭曲的平面美。

对应浚县社火的表演形式，始终伴随着穿插走动，形成的视觉印象本身就是具有真实的片断感和虚拟的整体感共同作用下的意识形象，这种感受吻合立体主义的多面体平面构成语言，可以将人物与背景融会为虚幻的富有童趣的平面语言。在材料的应用上浚县社火本身就是就地取材，显露材料本身特质已成为当代审美趣味追求之一,浚县社火往往就是选择生活中的实物来进行表演和装饰，比如有些舞狮的狮身就是用家里常用的粗布线头等缝合而成，形象塑造也随性而至，有时难免有所失实，但却具有质朴而富于生活气息的美学意味。

其三是构成主义和至上主义认为画面必须完全由纯粹造型要素构成，那就是平面和色彩，认为线形与色都是画面的本质存在，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如杰克逊·波洛克的《秋天的节奏-编号30》中，将颜料随意地泼溅在帆布上，在画面上显现出自然的流淌线条、滴落的色点，线与线、色与色相融合在一起形成的画面。绘画品格具有令人动容的大自然品质，产生视觉纯粹的愉悦美，强调人为拼凑的主观性,强调随意性和偶发性趣味。并且在画面中有一种特殊的技法即分形法，所谓分形，就是让画面某些局部与画面整体呈现同样的形状。

对应浚县社火表演的画面形式，处处显露着这种自然的随意性的构成语言，往往用琐碎的凌乱的造型拼接成整个的视觉形象，如在耍狮舞龙中为了渲染热闹喜庆的气氛，将少则三四只，多则十数只狮子集中在一起，上下攒动，熙熙攘攘的舞作一团;在舞龙中，往往又十数人共同舞动一条大龙，表演时龙身下的表演者，随着鼓点迂回游走，形成纷乱的视觉感受，在不经意间却突然发觉巨龙已然盘绕腾空而起，像座山似的矗立在你的

面前，震撼力不言而喻，体现出随意性与偶发性共存的艺术趣味。其分形法则在浚县社火表演中也是有所体现的，无论是跑旱船还是秧歌舞或是挑花篮等舞蹈性的表演中，在整体与局部的形体表现上始终都是有所暗合的，扭动的秧歌表演者本身形体姿态往往就与整个舞蹈走动穿插的形态具有相近性。

二、美学题材中体现大众意识

浚县社火表演与西方当代美学关注的都是人的生存空间与心理状态，对大众美学精神内涵的追寻，是伴随着本我意识的崛起，在题材的大众化表现语言中折射出社会大众当下的特殊心理状态。

其一是对乡土的眷恋，中国长久以来就是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作为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土地的眷恋是自然而然的生发出来的，即使在都市生活的新的一代年轻人，用浚县当地的一位老百姓的话说，“往上查祖宗三代谁不是农民。”我们的根在土地，虽然久已疏远但一旦再次相遇心里依然能激荡起层层涟漪，这应该是大部分中国人都有的乡土情结。

其二是对情绪的宣扬，民间艺术延续至今，一直都有饱满的生命力，其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与表达，隐含在喧闹的表演之中。长时间细心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表演中挥洒的不仅仅是汗水，还是一年里积蓄的情绪，或是事事如意的高兴之情，或许是流年不利的积郁之情。在当代都市人们的教育程度越高，承受的心理压力就更多，心灵的束缚往往也更大，对情绪的宣扬使得人们心灵得到慰籍，也许这就是都市人往往不远千里来参加浚县社火的原因之一。

其三是对温情的期盼，传统的人伦在当今社会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逃脱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道德枷锁，但又容易走向另一个人伦的陷阱，繁忙的生活节奏使得人们对亲情的冷漠成为当代人的普遍心理状态。而在浚县这个乡族村落中联系人们的往往就是血缘关系，通过社火表演将这种亲情关系加强与维系，朋友亲人之间除去生活的重担，在那一天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走在一起，心灵得以贴近。

三、结语

总之，当代西方在美学演进中呈现出一种内省式的发展，无论绘画语言的平面意识还是美学题材的大众意识与浚县社火中所呈现的美学价值，正是这种在经济高速发展下带来的人们心理的紧张、生活空间的压缩、交流沟通的需要，在美学鉴赏上就反映出对质朴美与童趣美的追求。相对于都市的冷漠，乡间充满的是热闹，笔者在浚县社火表演中体验到了这种温暖的人性光辉，发现了隐藏在内心的对乡土的眷恋，对情绪的宣扬，对温情的期盼。

参考文献：

[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在社会变革时期， 市场机制迅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而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却相对被动和滞后， 部分政治权力利用市场的弱点，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的渗透， 社会上的以权谋私， 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现实政治失望， 对政治教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也使得部分大学生产生了消极的思维定势， 对正确的思想听不进去， 对正确的政治要求表示反感， 甚至产生对立情绪。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正面影响： 社会政治变革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也有消极影响： 大学生内化主导文化出现障碍; 政治价值取向具有功利性; 政治责任意识淡漠， 诚信观念淡化和政治心理发展不平衡等。

【关键词】社会变革; 大学生; 政治社会化

2006年7月12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作出论断： 目前，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新的攻坚阶段。围绕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 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 各项改革在不失时机地向前推进。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风险性却在加大， 改革在各领域有序展开的同时， 也使得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 直接影响到了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取向以及他们的政治行为方式。由此可见， 要使大学生们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主导文化， 以实现其政治社会化顺利进行， 必须关注中国社会改革的大背景。

有鉴于此， 我们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必须有科学的认识。

一、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定涵义及特点。

1.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定涵义。

变革是对事物的改变和革新。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就出现了非常深刻的社会变革， 表现出来的是一场维护新制度的革命， 但仍然处于农业社会、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真正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变革则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场变革使我国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 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 由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 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变， 意识形态乃至政治体制等等， 也都处在这种转变之中。

从哲学的角度讲， 变革就是对旧事物的辨证否定和扬弃。邓小平曾指出： “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 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我们说的社会变革是社会的改革， 而不是改变社会性质的革命。当代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 它来自于社会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运动， 来自于社会普遍而强烈的变革要求， 自觉地对社会的某些部分或环节所做的改善， 它是依靠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力量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 即实现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人们生活的现代化和人们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它是一个不断把外来文明的积极成果为我所用的过程， 因此， 社会变革是个全面的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社会变革的内容包括： 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体制的变革， 也包括思想层面的变革。

2.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点。

第一， 社会经济变革， 引起了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

“江泽民同志强调，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必然要求进行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社会经济变革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使得社会财富的占有形式在总体上形成了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这样的所有制结构， 引起了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 这也是当代我国社会变革的突出特点。物质利益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 也是人们为之努力工作， 追求卓越的强烈的内驱力，它体现在人们对物的占有形式、程度、范围、多寡等多方面， 是社会要素系统的内在结构的调整。

社会经济变革必然引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 社会关系是一种看不见的“网”， 它不像物质利益那样是以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然而， 恰恰是社会的本质属性所在。人的本质， 归根到底是社会关系， 换言之， 有怎样的社会关系， 便会产生怎样的人。市场经济它体现并要求人与人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独立、平等、自由的生产与交换关系， 因为市场经济必然伴随自由竞争， 而竞争需要个人的独立性与主动性。

当代大学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 他们政治人格的内涵应该体现着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即独立性、公平竞争观念、自由意识等， 因而， 社会经济变革引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 成为大学生政治人格形成的主要前提。

第二， 社会政治变革， 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社会政治变革是相对于社会经济变革而言，政治变革是以经济变革为先导的。因为社会政治变革是由社会经济和利益的变化和发展而演绎开来的， 社会经济变革引起利益关系、利益结构和利益实现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促进了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要求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涉及到诸如法令法律的修改、政治组织和制度的改革、行政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改革， 政府权力从中央高度集权转向寻求中央和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相互协调， 以及认识制度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等方面的内容， 而且也涉及到人们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等。在今天的中国， 政治民主化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头等重要的政治目标， 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与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逐步提高， 政治参与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 关心国家政策， 请愿示威、与政府要员对话、积极参加选举活动等。

当代大学生从他们出生后， 就无可选择地被置于社会变革之中， 他们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 社会政治变革程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个性的发展水平与趋向。

第三， 社会主体观念形态的更新。

观念意识是一种客观实在， 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一种精神动力。这种观念意识产生于现实社会， 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同时， 它又是指导和激励人们从事某种活动， 参与某种实践的重要思想根据。社会变革使得社会主体的观念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大学生无论在生理、心理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都处于生命进程中的高峰期， 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 反对保守， 大学生的人生观、道德观以及他们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在改革中呈现多元化和实用化趋势。”

二、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有着重大影响， 其中既有积极影响， 也有消极影响。

1.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积极影响。

第一， 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与改革， 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 政治就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 在全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政治的制约， 也不能不受政治因素的各方面的影响。我国的社会政治变革主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 依法治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从而使我国的政治体制向高度民主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在社会主义中国， “三个代表”集中体现着政治目标的价值内涵，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传承社会主导政治文化， 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人， 即拥有一种稳定的政治心理、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 形成政治思想， 具有一定的政治能力和产生一定的政治行为， 从社会人成为政治人。

社会主义民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统治”， “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我国的政治制度、政治理想、政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进一步增强了大学生的政治情感，政治情感是大学生政治行为的内驱力， 是大学生政治心理的沉积， 主要指大学生对政治事件、政治活动等的一种心理感受和好恶倾向。良性的政治情感表现为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对集体的热爱。如1999年5月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时， 当代大学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方式声讨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再如大学生对我们党内存在的某些腐败问题深恶痛绝。大学生政治情感的表现比其他公民更为强烈， 是政治社会化的产物， 政治情感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心理现象， 它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政治行为，是政治教育和政治影响的结果， 他们的政治思想不断走向成熟。

改革的进程， 紧紧维系着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命运， 改革每前进一步， 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就前进一步， 因此社会政治变革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论/文/网LunWenData/Com]

第二，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水平的提高。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性质是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其发展水平归根到底则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不仅政治因素直接影响和制约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 而且作为政治制度基础的经济制度、经济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制约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 给社会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使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社会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既对大学生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外部的物质技术条件， 又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结构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要求。

因此，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必然随之而发展，当今中国社会变革促进了他们政治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首先， 大学生思想解放， 富有政治上的开拓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长期禁锢中国人思想的桎梏被打破， 使大学生们拓宽了视野， 他们比以前的大学生思想更为解放， 很少受到传统观念或传统思维模式的羁绊， 富有开拓精神。例如：

1997年满怀欣喜欢庆香港回归， 洗雪百年耻辱;1998年为数百万军民抗洪救灾的事迹所感动， 大学生们纷纷捐款捐物、参与抗洪; 1999年为50年国庆兴高采烈， 喜迎澳门回归; 而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 大学生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 有组织的上街游行， 强烈谴责这一野蛮行径; 2001年大学生欣喜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 2002年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令大学生感到欢欣鼓舞; 2003年大学生同全国人民一道万众一心， 同舟共济， 战胜了非典病魔， 同时为我国首次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而倍感骄傲和自豪; 2004年我国奥运健儿在雅典再创佳绩， 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二的历史最佳成绩，大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向奥运健儿学习， 为国争光;2006年我国再次成功发射航天飞船， 扬了国威，大学生为此感到精神振奋。大学生对国家重大事件的关注充分表明了大学生以国家、民族为本位的政治意识的积极高涨， 也体现了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

其次， 大学生坚定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受到世人瞩目，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年到2004 年的26 年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 亿美元增长到16494 亿美元， 年均增长914%, 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正不断增强。大学生从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和辉煌的业绩中， 切身体会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才能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的从胜利走向胜利。1999年对云南高校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 “7213%的学生认为应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7719%的学生认为我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001年对上海市高校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 “77%的学生赞成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总体上看大学生们的政治思想走势同社会发展步法比较协调， 政治观念上， 呈乐观上进的态势。

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 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

再次， 大学生政治主体意识增强。我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 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个人与国家身份关系的旧观念。“改革的实践以生活及其利益者以最简洁、最有力的杠杆， 直接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使当代大学生在自由开放、竞争激烈的社会中， 学会审视社会， 认识自我， 能以个人主体的身份面对生活。个人主体意识觉醒的直接积极结果就是大学生们的自主性空前增强， 积极性创造性空前高涨， 要求个人与国家关系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至上原则， 因此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法治化要求也空前迫切。

最后， 大学生竞争意识增强， 政治实践能力提高。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对整个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大学校园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 也处处体现着竞争： 大学生们积极要求入党，竞选当学生干部， 学校里的比赛一个接着一个，参加者比比皆是等。在这样一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已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意识。与此同时， 他们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极为关注， 他们积极参加竞争就是为了争得一席锻炼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以期自我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对自我价值主体地位的确认， 已成为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大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愿望已渐趋强烈， 政治实践能力也随之提高，更趋于理性与务实化。

2. 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消极影响。

在社会变革时期， 市场机制迅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而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却相对被动和滞后， 部分政治权力利用市场的弱点，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的渗透， 社会上的以权谋私， 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现实政治失望， 对政治教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也使得部分大学生产生了消极的思维定势， 对正确的思想听不进去， 对正确的政治要求表示反感， 甚至产生对立情绪。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内化主导文化出现障碍。

党和国家希望通过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将我国的主导政治文化传播给大学生， 使之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利益群体分配的差距拉大， 价值观念多元化， 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反差， 使大学生在政治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和困惑大为增多。大学校园内提倡的高水平政治道德规范与社会上低水准的政治道德行为的反差， 理想教育的完善与社会现实的反差， 自身思想政治道德认识的崇高与实际实践行为的平庸和无奈的反差使得大学生们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困惑， 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学习又不够重视， 甚至一些学生认为可有可无。“大学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虽然在认识上不断提高， 但仍然存在不少模糊认识， 比如： 有一些学生对‘社会主义最终可以战胜资本主义’这一问题表示‘不同意’或‘说不清’。”再如： 对长春工业大学2002、2003、2004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表明： 大学生在面对个人利益和前途的选择上，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知行不统一。一个学生在调查问卷中写道： “在这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里， 腐败、下岗、通货膨胀、贫富两极分化等等问题，让我深深地陷入疑虑中， 我找不到自己可以信赖的精神支柱。”理论上的认识不清， 加之政治参与渠道和政治实践机会不多等原因， 表明他们在内化主导文化过程中出现了障碍， 影响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第二， 政治价值取向具有功利性。

大学生政治价值取向上自主意识增强， 但有功利化倾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大学生成长的宏观历史背景， 缘于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和西方思潮的冲击， 使得一部分政治观不坚定的大学生的政治价值取向带有不同程度的功利主义色彩。

一些大学生把“有用”与否作为政治价值判断的标准和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依据， 如一些大学生把教科书按照“有用”与否分成两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材则常被打入“无用”者之列， “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要求入党的动机是‘能够促进自己的成长’。”凡此种种， 都是政治价值取向中功利主义的表现。

第三， 政治责任意识淡漠， 诚信观念淡化。

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是政治觉悟的组成部分和鲜明反映， 是个体对一定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和使命的认识、情感和态度。“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关心国家大事、顾全整体利益、追求光明进步、乐于奉献自己的人， 就是强烈政治责任感的表现， 他们恪守坚定的信念， 为着远大的理想而矢志不渝地奋斗。相反， 那种囿于个人狭小天地，只要权利不讲义务， 就是政治责任感不强的表现”。一些大学生在发展目标上， 不关心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 表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没有社会责任感和诚信观念; 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 在生活上超现实享受， 不珍惜父母家人的劳动， 没有家庭责任感; 在个人感情上不求天长地久， 只求曾经拥有， 没有道义责任感; 还有一些大学生不刻苦学习， 盛行抄袭作弊之风， 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业， 假文凭、假证书屡见不鲜， 就连助学贷款的偿还也存在恶意拖欠甚至不还的现象，这些问题从不同侧面暴露了大学生缺乏责任意识。

大学生在承受了较大的经济差距压力的同时又面临严峻的就业竞争， 面对激烈的竞争， 诚信观念上的失范， 也是政治责任感不强的表现， 严重地阻碍着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程， 影响大学生的成长与成才。

第四， 政治心理发展不平衡。

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大学生自身特点以及在内化政治文化过程中出现障碍、政治价值观的功利性、政治责任感不强等原因， 使得他们的政治心理发展不平衡。

大多数学生带有政治理想化心理， 他们感受敏锐， 想象丰富， 甚至充满幻想， 在政治理想化心理驱使下， 幻想大于现实， 理论超前实践， 牢骚胜过满意， 因而对社会现实， 常常带有挑剔的目光。也有一些学生带有政治狂热心理。大学生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先锋作用历来为社会所公认，但是他们的政治热情的极端化便是政治狂热， 就会产生政治上的盲目， 这种状况在西方和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政治逆反心理也是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 在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况： 越是进行某种政治宣传， 有的学生越是“不买帐”， 越是进行某种政治批判，有的学生越是同情被批判者或趋同某种思想观点，这种逆反政治心理如果不加以疏导， 可能会出现反政治社会化。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必然导致行动上的回避， 在社会变革中， 大学生们更多地追逐经济利益， 认为政治是“假、大、空”的东西，或是认为政治参与活动得不偿失， 不追求政治进步， 一样可以成就学业， 以致一些大学生会有政治回避心理。大学生出现的政治理想化心理、政治狂热心理、政治逆反心理和政治回避心理体现了大学生政治心理发展的不平衡， 都影响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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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质公正的角度看，社会公正是由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保证、机会平等、按照贡献进行分配以及社会调剂(社会再分配)这样四项基本规则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除此之外，从程序、流程的角度看，社会公正还包括程序公正。可以说，程序公正是实现实质公正的必要保证。没有程序公正，就不可能有实质公正。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公正：进展与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代中国的社会公正：进展与问题全文如下：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成为一个关系到今后发展方向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同时包括两大层面：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中国社会公正发展的基本背景。一个显著的但往往被忽略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公正的基础和需求，与27年前是截然不同的。在1978年，中国社会公正方面的主要需求是消除大面积的社会歧视，给人们以自主选择生活方式、自主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公正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这些历史性的进步我们将它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清除了“左的”政治歧视政策，社会平等的政治基础基本确立。

权利平等是社会公正的第一要义。中国1978年前的社会特点之一是，基于政治原因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严重存在。相当比例的社会人群由于政治问题和“阶级”分野被打入另类(例如：“黑五类”;各种反党集团、叛徒集团;各种机会主义分子或集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上述“分子”的家庭成员、亲属、下级或仅仅只有某些联系的友人、同事;等等)，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饱受歧视。消除由这种政治歧视所导致的对人民群众权益的非公正对待，恢复相关人群的平等权利和正常的社会生活，成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之一。

这些重大举措，对中国社会基本人权的落实具有转折意义。大约到1982年年底，全国共有约300万名干部获得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这些干部的亲属、因与这些干部有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无辜干部群众，一并得到解脱。加上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原剥削阶级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恢复平等权利的社会成员人数至少再翻上一两番。

中国共产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思路是上述政策的政治基础，新的政治路线超越了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顺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必将逐渐淡出的历史必然。这一路线调整和相关举措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还当事人以平等权利，而且实际上宣告了一个以“政治标准”标签人群的时代的终结，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人权水平，为日后的现代化建设解冻了无可估量的人力资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正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第二，市场机制成为建构社会公正的重要基础。

市场体制的建立使社会公正的现实基础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首先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改变，导致人们赖以谋生的经济社会组织的所有制属性变得多种多样，人们的经济关系也多样化了;其次收入分配体系的变化——国家主导的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对大部分“单位”(国家全额拨款的机关、事业单位除外)的薪水体系失去了规约作用，市场主导的按要素分配、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成为主流;其三在生活消费方面，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也由于市场的发展很快使商品琳琅满目，人们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方式呈现千差万别的景象，过去的同质化生存情形不再;其四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国家分配不再是主要安置形式，而由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和资本市场等取而代之，由于能力、机会、勤奋等原因，同样教育程度、同样年龄的人，所获得的职位和社会地位可能相差甚大;……。总之，以往作为体现社会主义公平的许多东西都消解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公平竞争、效率原则、能力本位等等)以极快的速度扩展，市场竞争、市场调节成为影响公正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过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公正功能。他们认为，现代平等和自由本质上是现代市场经济(当时表述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用历史的眼光看，既然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自然历史进程的必经阶段，适应市场要求的公正也必然是人类社会公正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生产方式，实现了奴隶制经济、封建制经济无法比拟的社会公平，也实现着与传统计划经济公平不同的社会公平。被束缚于天然尊长、行政命令等的形形色色的羁绊将被无情地斩断，家庭出身、身份差别、地缘区隔、所有制特权等等事实上的不平等必将被逐渐打破。

在市场经济的熏陶下，现代色彩的公正理念也获得了迅速生长的温床。无疑，市场有着有利于人们形成自由、平等、社会合作等精神的一面。在市场体制下，每个人都有权自由自主地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基本权利平等的观念因此深入人心。市场竞争又是严酷的、现实的，每个人凭努力、能力获取回报天经地义，因此比例平等(按贡献分配)的观念也容易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固然使社会分化为越来越多的职业阶层、利益群体，他们之间的利益有对立的一面，但更有彼此依赖的一面，每一个社会群体都离不开社会合作，都需要社会伙伴，都要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合作中实现自身利益。因此社会合作、社会责任的理念仍有生长的长足空间。总之，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无可选择地成为中国社会公正的现实基础和重要实现途径。

第三，鼓励个人通过自致性努力获取应得的制度条件正在形成。

现代社会的重要进步和特征之一，是人的独立、自由和平等;现代社会公正的重要内容，就是清除社会自由流动(地域流动、职业开放、阶层升迁等)的障碍，建立使人通过自致性努力获取应得所得的鼓励、保证机制。

1978年后，松动乃至解脱国家和单位对个人过分严格的管束监护，尊重个人的选择，承认个人的努力，确认个人的主体性地位，渐次成为社会变迁的潮流。个人逐渐摆脱对单位的单向依附、地域局限，逐渐获得到与单位、与各类组织、与政府的对话权，逐渐获得自由流动和自主择业的日益平等的权利，个人自由获得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扩展。

举要而言，如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双向选择已经成为社会常态;又如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个人渐次取得不同区域之间流动及定居的机会，并逐步推动当代中国向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发展;还如，个人渐次取得城乡之间流动及定居的机会;再如，个人自主择业和创业渐次成为就业的主流，成为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承认个人努力在个人应得所得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新时期社会公正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它意味着社会公平内涵，已经从过去主要注重结果公平，转变到首先要求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等，对社会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收入分配从一元转变为多元。

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相结合，个人收入从劳动所得一元发展到所得来源多样化、多元化，反映了1978年以后收入结构和社会分配方面的巨大变化，构成了新时期社会公正的一个主要特征。

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公正的基本状况，我们要肯定这种变化的主要方面是非常积极的，是可以持续的，但是也不能轻视发展中暴露的或积累起来的问题。现在看来，市场经济的自然分化功能是难以避免的，市场经济在给我们带来空前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把繁荣背后的另一面，即人们获得发展成果的不均等性、不平等性充分展示在世人面前。

第一，部分公民的权利义务不对称问题。

公民的基本权利可简单分为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其中政治权利又是最基础的，因为它对于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有决定性影响。现今“人民”的内涵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其特征是从“同质化”转变为“异质化”，利益细分化成为现实，利益冲突日益明显，公共政策对人们的利益损益的关联度很高，这种状况就更需要在公共决策中让各相关利益群体(增益群体和损益群体)有切实的话语权，让他们了解情况，发表意见，然后才整合成政策产品。

但我们的决策体制尚未完全改变“自上而下”的主导路径，公共决策脱离草根民意的漏洞很大。现实中的确存在很少掌握各种政治资源、政治上缺乏表达的群体(主要是普通工农)。社会上热议的种种利益受损问题背后实际上都存在政治弱势的问题。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权利得不到保障却被迫承担为改革为经济效率牺牲的义务)，成为当今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他们有时候只能选择体制外维权的过激方式：群体性事件，给社会埋下不稳定的因子，反过来进一步遭到政治排斥。

第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目前关于分配不公的界定非常复杂，主要有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和收入分配不公两大类。比如，我国全民所有制的资产，其收益应当属于全体人民，例如应当有一部分作为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资金。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劳动者不是像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者那样以无产者的身份进入市场的，他们是数十万亿国有资产的共同拥有者，如果产权改革不考虑这一点，那就是典型的分配不公。

现在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各种数据已为人所熟知，中国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大致在3∶1到6∶1之间，仅次于南非和津巴布韦，名列世界第三。而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在大致相同的历史阶段是世界上最快的。

在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政府应该直面目前中国劳资关系的不平衡，承担起调节劳资分配、保护劳动的职责。明确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具有获取投资回报的权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体制的适度调整，合理性自不待言。但是由于资本在组织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以及资本的稀缺性，势必使其在分配中占据有利位置，使资本的贡献效应被放大;又由于中国普通劳动力的富余状态，也自然使劳动在分配中处于弱势，劳动要素的贡献得不到合理体现，其分配份额被挤占。中国目前劳资关系客观上的强资本弱劳动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这对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的贡献率是巨大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必须切实保护劳动，确保劳动在资本的强权面前能够得到应有的分配份额。我们有两种干预方式：一是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经验，加强社会立法;二是发挥我们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团工会活动和做思想政治工作。

第三，社会政策滞后问题。

根据一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社会政策是在市场机制之外，维护和达成社会公平的法律政策体系。社会政策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干预和规范“一次分配”的立法，如最低工资制度、累进税收制度等;主要部分是确定政府转移支付的“二次分配”立法，其核心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包括公共卫生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公共交通等)。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个人的福利待遇是与城乡分割的格局和单位劳保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社会政策没有从国家的宏观政策体系中单列。社会保障在过去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在今天仍然是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志性内容;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政策所需要的财政能力、制度化能力相对欠缺;中国还是一个城乡长期分割的社会，社会政策的(城乡)非同一性特征明显，欠账严重。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目前社会政策供给严重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政策同经济政策地位不对称，滞后明显。

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政策侧重于解决经济效益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它体现经济生活中的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社会政策则主要解决再分配领域中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要体现社会公正问题。对于一个健全社会来说，经济政策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如果只强调经济政策而让社会政策长期缺席，那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结果很可能是少数人受益而多数人的基本尊严和生存无法保证。我们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首先就要使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对称平衡，互相弥补互相促进。

现阶段中国社会政策处于起步阶段，许多东西在探索之中。例如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主要针对领工资的劳动者，但是缴费率严重偏低(大部分“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职工并不愿意缴费)，年年收少支多，收不抵支，个人账户空帐化。这样的制度设计是无法持续的，一来侵犯了养老金缴费者的基本权利，二来政府负担太重，潜在风险较大，而且公平效果并不好，因为这个制度并不覆盖农民，政府补贴越多，城乡差距越大。要研究为什么大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不愿缴费?是否存在法律强制性不到位?缴费者的权利义务不相称?

又例如医疗卫生体制的过度市场化问题：医疗单位本来承担的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功能严重退化，医院商业化，公众因病致贫、看不起病的情况非常严重，加重了贫富差距。有医疗保险者(约占城镇从业人口的1/3)尚且没有安全感，更不要说在农村，原来的合作医疗制度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取消而瓦解，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尚未全面推开，政府的医疗服务实际上是空缺的。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保险的问题在于政府包揽一切，占据了市场机制原本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社会(福利)服务的问题在于政府退得太远，政府把责任基本推给了市场。[1] 这个看法很有针对性，值得深思。

中国社会政策面对的任务之复杂、之艰巨，举世无双，利益冲突、观念相左、人口压力、劳动力过剩以及全球化所导致的国际压力，使中国社会政策可选择的空间十分狭窄。我们不期望一夜之间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但是理清头绪，权衡轻重，循序渐进地完善社会政策，已经成为我们社会公正建设的重中之重。

第四，社会分化和精英结盟问题[2]。

市场经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目前社会分化的主流是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但是某些分化组合却是扭曲的社会现象，它加重了社会的不公平，应该引起重视。

例如庞大的低收入人群的存在，尤其是中国主要社会群体——普通工人农民的弱势化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不能不是一种质疑。

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会有一个低收入群体，其成员主要为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者，西方国家还有少量不愿工作的自愿流浪者。但中国的问题在于，不仅存在着一般意义上老弱病残的低收入群体，严重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些庞大群体如工人阶层、农民阶层，其大量成员处于收入低端，在经济关系中基本上没有讨价还价能力。

工人农民还成为环境破坏的最大受害者。所谓“三废”(废气、废水、废料)，一线工人和当地农民是直接受害者。这是中国实际上存在的环境灾民，他们在基本谈不上劳动保护的条件下做工，他们的饮用水是被污染的，他们呼吸着废气粉尘。近年来各地连续发生因为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老百姓群情激昂，矛头直指政府。

又例如人们比较警惕的社会精英的“利益结盟”的不良苗头。

由于社会进步进程，自然地产生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等。精英群体的出现是正常自然的社会现象。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无论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公正的角度，精英都是不可缺少的。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精英们承担了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的各种管理、创造性事务，他们的知识、能力、判断、选择、规划和操作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明自古以来精英就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从公正的角度看，精英们只要是遵循机会平等、能力原则而取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就是合理的，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他们的成功给那些位置较低的人们作出了示范，推动他们努力工作，有利于社会整体创造力的提高。

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精英群体不仅应该是开放的，各类精英的社会功能应该有清晰的边界。比如政治精英的功能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他们掌握的是公众委托给他们的公共权力，应该主要体现公共性。经济精英的功能是组织生产，投资经营，创造财富，他们理应保持市场性。知识精英应该体现科学性、独立性，这样他们才能保持良知和清晰的头脑，承担起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开发创造功能，并成为社会的良心。

精英们由于在掌握各种资源方面占据优势，一旦出现相互之间不适当的功能混淆，利益结盟，那么社会公众的利益就往往受到侵占。比如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结盟，经济精英就可能通过非市场的途径，获取利益，从而损害市场的公平性;政治精英公权私用，设租寻租，政治腐败、金钱政治、官商结合等都会接踵而来。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结盟，学术、科学就将御用化、商业化、伪科学化。理论家、学问家也是不应该由政治家来担当的，“有权就有理论”、“有权就有学问”是不正常的。

大量特低收入人群的存在显示中国社会分配结果已经有失公平，如果任由不同精英借助社会强势互相利用、利益结盟的情况发展，中国社会的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必将无法保证，进而进一步加重结果不公平。这种社会分化将日益导致社会隔阂，引起社会强烈不满，甚至引发社会动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将因此受到实质性损害，最终可能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遭到破坏。可以稍觉安慰的是，目前各级政府已经对大量工人农民生活质量低劣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警觉，专家建议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一五规划”要重点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社保问题(高尚全，2005)，中央政治局已专门讨论收入分配问题，“提低”已确立为分配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原则。社会上对精英阶层利益结盟问题的抨击也日渐深刻，有关的法规制度正在完善化。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如何从根本上遏制普通工人农民的弱势化，遏制社会强势集团通过利益联盟垄断话语权、决策权、分配权，加快社会公正建设，我们任重而道远。

三

笔者在结语中想对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层面上的效率与公平问题说几句。

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效率问题应交给市场，由市场竞争、市场调节去解决;而公平问题才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公平问题不能由市场自行解决，必须通过政府行为加以规范和干预。换句话说，这种观点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不过它应对的主要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难以简单套用上述观点。

一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主要依靠政府推动，而这种推动又是在体制转轨中实现的，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一波波自上而下的由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能量。如果没有中央和各级政府的自上而下改革推动，很难想像今天中国可以取得如此骄人的发展成就。现在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还未实现，我们在全球化态势面前经济发展任务仍然紧迫而艰巨，因此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管效率，不可能根本改变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

二是经济发展的高效率中也包含着诸多现代社会公平内容。效率并不能与公平截然分开，提倡人们通过诚实劳动、辛勤工作获取较多的报酬、允许人们通过投资经营获取风险收益、保护有才干有能力有贡献者取得相应回报，是公平的。实行分配中的效率优先原则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在自主参与、平等竞争、合法经营(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基础上的大部分结果不平等，仍然是一种(比例)公平。应该看到27年来分配制度改革所释放的民间活力，中国新时期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有这种“公平”的贡献，今天更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公众正沿着这个方向自主创富。因此不能说中国政府在注重效率的时候放弃了社会公平，它也在努力构建适度的公平，只是有一些事做得不够好，有一些事情基本没有做好。

今天的许多问题是经济发展起来以后逐渐凸现的，现在中国社会的公平需求已经迥然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这个变化本身已经说明我们在进步。现在社会各界议论和思考中国社会公正方面的种种不足和缺失，这是好事。我们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对发展观和政府职责进行深刻反思，避免单向思维，正确应对一系列两难问题。在社会显著分化的今天，切实进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政策调整。同时，立足于更长远的考虑，将社会公平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点。

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民众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逐渐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随着这种转型,城市街区也爆发了越来越多针对工商企业或基层政府机构的市民维权运动。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些社区运动的动力机制。个案研究发现,较之于其他街区,有些街区的居民由于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为“武器”,因而在维权运动中表现更为积极,并取得更大成功。因此,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维权运动发生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它之所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目前国家的体制结构使然:一方面,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当前的行政体系又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状态。正是这一点使得维权市民有必要并且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促进其集体行动。在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这些以维权为目的基层社会运动不仅保护了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空间发育,而且在实际上增强了国家权威和合法性。

关键词：关系网络社会运动维权

导言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之后,城市基层管理体系已经从以垂直性的单位制为主转变为由基层政府主导的社区制为主(Wu , 2002 ; 华伟,2000) 。因此,街区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商业组织和市民等各方利益竞争的一个重要场地。但这些行动者的关注点存在很大区别:国家和高层政府力图保持地方稳定;其职能部门则关心自己的权威在基层是否受到尊重。由于地方政府得到更多的授权以参与当地经济活动,并且其政绩主要以当地的“硬件”如GDP 发展来衡量,所以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当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经济效益,以及如何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地方上的商业组织,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则专注于在街区开发中追逐利润。普通市民们也越来越关心街区政治,因为其房产的价值、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地位越来越紧密地和他们所在街区的环境联系起来(注1)。

因此,为达到各自目的,这些行动者可能会相互合作、竞争乃至冲突。在当前,由于地方分权以及伴随而来的相对微弱的上级监管,有些基层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往往结成联盟,联手剥夺当地资源。随着经济改革和近些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更新,这种地方性的官商联盟已经成为普遍性现象(如Wank ,1995) ,并发展成为类似上个世纪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垄断地方开发的“增长机器”或利益集团( growth machine , 参见Domhoff ,1986 ; Jonas &Wilson , ed , 1999) ,并常和市民产生利益冲突。

近年来城市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拆迁事件(如湖南嘉禾事件等) 就是这种“增长机器”和市民间日益扩大的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当前市民们对于地方当局(包括基层政府及其支持下的开发商等) 侵权的反应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事实上,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和农村地区一样,城市基层政治场域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针对地方当局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如戴星翼&何慧琴,2000 ;Cai , 2002) 。这种集体抗争与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运动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一定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目的都是“要求矫正基层政府或代理机构导致的一般性不公正行为或寻求补偿”而开展的集体抗争(Pei ,2000 :p25) 。它们一般都以“维权”为目的和口号,大多局限于社区层次上的集体抗争,且都鲜有抽象的政治诉求如民主、自由等。

因此,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同于那些具有政治目的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但单纯由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抗争一般聚焦于相当具体的经济问题(如农民抵制不合理税费征收、下岗工人要求工资补偿等) 。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对象包括各种阶层的公民,并且强调运动目标的“公民性、生活性和利益的普适性”(刘能,2004 :p65) 。这种抗争有时比农民和工人“维权”运动诉求的问题更为广泛;除了经济问题外,它们可能还涉及一些社区问题如要求保护绿化、阻止房地产商建造高楼阻挡本居民区的阳光等等。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来,除了基本的经济权利外,他们还要争取财产权、环境权(包括绿化权、阳光权) 等公民权利。

目前已经有很多经验研究考察了当代中国群众性维权运动。这些研究认为,导致集体抗争兴起的重要因素包括“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忍等、市民领袖或抗争行动组织者的出现、社区成员的支持、市民权益意识的增长以及集体记忆的促进(应星,2001 ;O’Brien , 1996 ; Li & O’Brien , 1996 ; Cai , 2002 ; Pei ,2000 ;Read , 2003 ;Lee ,2000) ,等等。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民和工人等弱势群体“维权”运动。在新的治理背景下城市街区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发生的动力机制尚不清楚。一方面,有关西方抗争政治的研究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是导致集体抗争发生或兴起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结构变迁有助于集体抗争的成功( Tilly , 1978 ; Kitschelt , 1986 ; Tarrow ,1994) 。有关中国农民和工人维权运动研究则指出新形势下的国家法律和政策为维权群众提供了对抗强权的武器(O’Brien , 1996 ; 李连江&欧博文,1997 ;于建嵘,2004) 。这些“政治机会结构”和“以法抗争”(注2)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市民维权运动;但是,它们不能解释在相同的体制、法规和经济文化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城市街区的居民在维权运动中比其他面临着相同问题的街区表现得更为积极和成功。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是集体动员的一个重要依托( Snow ,Louis&Sheldon ,1980 ; Klandermans &Oegema , 1987 ; Dieter & Gern , 1993 ; Passy & Giugni , 2003) 。然而,大多数此类研究聚焦于检视市民抗争者之间水平网络的作用,而忽视了有些抗争者从国家或高层政府得到的支持。因此,人们无从得知为什么有些市民抗争者成功地从国家获取支持,而其他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戴慕珍曾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公开的参与和利益诉求渠道十分稀缺,这使得普通群众不得不通过与上级之间的个人垂直网络来追求自己的利益(Oi ,1989 :8) 。那么,据此类推,市民抗争者也可能利用与熟识的高级政府官员之间的私人垂直性关系来帮助他们进行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运动。因此,探索这种可能的垂直网络在集体抗争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由于街区已经变成国家施行日常治理的主要场所,为了理解这种治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政治秩序,非常有必要研究街区层次上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因此,本文关注下列与城市社区运动有关的问题:较之于面临着相似维权问题的其他街区,为什么有些街区的居民更为积极地诉诸于集体抗争,并且在行动中更为成功?市民抗争者如何通过自己与他人、组织之间横向性的或垂直性的关系网络来组织集体行动?

我将通过研究发生在中国大城市A 市一个居住街区(我称之为绿街(注3)) 中的社区维权运动个案来增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下文将首先介绍方法论和简要描述运动史。其后,本文将展示对立双方的斗争策略,并总结关系网络在市民维权运动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揭示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的制度背景,并探讨与当代中国城市维权运动相关的理论问题。

研究方法

本文力图揭示关系网络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联。为此,和其他当前的个案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将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方法(comparative case study) 。一方面,为了揭示当代中国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复杂博弈过程和动力机制,本研究将采用“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 方法(注4)比较全面地描述和分析本运动个案的全过程,以更清楚地解释关系网络是如何在社区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采用比较方法控制“多余”变量可以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联(Bennett ,1999) 。由于这个运动是发生在绿街中两个建筑形态、人口结构都十分相似而且相连的居住小区里,所以我也将比较这两个小区关系网络的区别及其居民在运动中的作用差异。通过这种比较,我们会更加清楚关系网络在城市集体行动中的重要性。总之,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增加研究结论的效度。

集体抗争行动在当代中国常被看作“不稳定”的标志,故而相对敏感。一般而言,无论地方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市民都不愿对不太熟悉的“外人”谈及当地发生的集体行动。我在2000 年初因进行硕士论文研究而居住到这个运动发生的街区(我称之为绿街) 。在长期的田野研究中,我逐渐和当地官员及普通居民熟识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把我当作“自己人”,很自然地和我谈论起这个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但却鲜为“外人”探究的社区运动。在运动各方看来,自己的做法都无可非议。他们之所以愿意和我谈论这个个案,多是希望和我讨论解决此类“社区矛盾”的方法。

为了研究这个运动个案,我开展了大量开放式访谈,以理解和运动有关的各方行为和动机。在过去的五年里,我的深度采访先后共达九十多人次,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媒介记者、社区组织领导人、社区运动积极分子以及普通居民等。我还获准参与观察了当地政府和社区的一些相关会议。此外,我还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运动的文字资料。

绿街的故事:一个持续十年的社区环保运动

绿街:一个跨阶层居住街区

绿街新村位于A 市N 区绿街街道办事处辖区内,于上世纪80 年代末经市政开发而成。绿街一村小区和绿街二村小区构成了绿街新村的北区,分别归一村居委会和二村居委会管辖。每个小区的居民数量大约都在3500 人左右,结构也比较类似,其中包括各阶层人士。这两个小区之间建有十二幢二十多层的居民楼。在这些高楼中间,一块8000 平方米的空地被规划用作公共绿化带和街区中心绿地;规划中的中心绿地大部分位于绿街二村。随着N 区于90 年代开始的大开发,地理位置优越的绿街街区土地价值也迅速上涨。这使得许多当地当权者垂涎街区中心绿地这块土地。结果,从1993 年到2003 年,绿街北区的居民们发起了社区护绿运动以保护街区中心绿地,运动断断续续长达十年之久。这个运动主要分成两大阶段:前期针对房地产开发商;后期则针对当地政府。

反对房产开发商的集体抗争

网络稀缺和失败的初始集体行动

早在1993 年,绿街的一个房产开发公司(系A 市市政府所有) 企图在尚未建成的街区中心绿地上插建一幢26层的商品房出售以谋取暴利。项目开工后,绿街二村居民高女士认为这幢正在建设的高楼不但占用了绿化面积,而且将会遮挡住自己和周围邻居房屋的阳光。因此,她决意抵制这个项目建设。她设法结识了以前并不认识的居民,动员他们参与保护社区环境。他们集体到有关政府部门上访,要求他们制止该项目。面对居民抵制,该房产公司假意和高老师秘密谈判,然后又在街区中散布谣言说高同意和他们私下妥协并收受其“好处”。由于居民们最初对高老师的熟悉和信任程度就有限,他们相信了房产公司的说法,对高老师的“背叛”十分愤慨,拒绝再参与其组织的行动。自此,绿街二村停止了集体行动。

运动领导权的转移和抗争形式的变化

鉴于上述教训,仅剩的几个抗议积极分子认识到一个能干而且可靠的领导人对于抗议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此情况下,一个居住在绿街一村JZ 高层居民楼的老积极分子推荐了一个他十分信任的老邻居沈先生来担此重任。沈当时是一个商场的中层管理人员。这个积极分子和沈先生以及本楼的很多居民以前就是多年的老邻居,并由政府集体动迁到他们现在所居住的JZ大楼。他之所以推荐沈,是因为沈在“”期间曾参与多次集体行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沈当时在单位负责基建工作,对建筑规划也比较熟悉。而且,沈交游广泛,在各行各业乃至一些政府部门都有很多朋友;他的这些网络在居民将来的维权行动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这些居民的劝请下,沈同意接替组织维权运动;他因而成为街区护绿运动新的领袖。“”的经历使沈意识到“师出有名”的重要性。他认为,要阻止房产商,必须要有更充足的理由和证据。通过自己的经验以及和其他居民的商讨,沈等发现该项目从建设布局上看似乎不符合有关法规。当时国家为推动法制建设,已在强化“二五”普法宣传,“法治”成为官方的主流话语。沈先生意识到法律和政策在维权上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国家强调“法治”的“大形势”下,只要能够抓住这些有权的房产公司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的证据,就有可能要求高层政府对其进行惩治(注5)。既然他发现房产商的建设项目很可能在法律上有问题,沈等积极分子就打算利用相关法规政策来抗争。于是,他想方设法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搜集证据。另一方面,“”经历使沈先生也认识到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对于抗争的重要性:和个体抗争相比,采取集体性行动会给希求地方稳定的国家施加压力,从而使国家在其容忍的限度内尽量满足市民的要求。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运用国人常用的关系网络实现动员。正如沈后来在总结自己斗争经验时所说:“(法律和公关) 这两样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在(地方当权者) 不违法的情况下,咱们通过公关来解决;当(他们) 要达到违法的时候,就要靠法律来解决。”(注6)在此后的运动史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用法律和关系网络是沈赖以组织维权运动的两大主要武器。

在正式领导维权运动后,沈号召居民在他所住的JZ大楼聚会。在他的鼓励下,很多居民,尤其是居住在本大楼的老邻居们,同意参与维权运动;其中一部分人在此后长达十年的运动中成了沈的坚定支持者。此外,在一个高级政府官员的私下帮助子下,沈得到了绿街街区正式规划图。他发现,该房产公司正在建设的项目违背了正式规划图的规定,因而是非法的。通过A 市一名人大会副主任的一个朋友,沈向其呈交了上访信和相关证据。这个人大副主任批示要求N 区规划部门查处。但由于该房产公司是市政府所属企业,区政府规划部门反而为其项目作辩护。在此情况下,沈等意识到不能再完全依赖上级政府部门来“主持公道”,居民自己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手段直接与房产公司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94 年6 月15 日晚,沈等维权积极分子利用扩音器广播等方式告知街区居民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并号召居民捣毁了房产公司的地基。

其后, 为防止该房产公司卷土重来, 沈等“趁热打铁”。一方面,维权积极分子多方向媒体求助,请它们对房产公司的违反规划占用绿地的行径予以曝光。9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媒介开始关注一些时弊并在高层政府容忍的范围内予以报道,这些报导甚至直指一些地方政府的问题。媒介的曝光可以形成公共舆论压力,因而可能使得高层政府不得不处理违规的地方政府部门以维护政体合法性。有些隶属于高层党政部门的媒体甚至有权要求地方政府配合调查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并在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参”或“情况汇报”上予以刊登以引起后者的关注。因此,这些官方媒介常被民众看作一种特殊的权力机构。在当前,当市民群众遇到不公正对待时,往往到媒介上访,这样使问题更容易得到政府部门重视和解决。在A 市,作为市政府机关报的《W报》在地方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它甚至建立了专门的“群众工作部”接待市民信访。沈因此极力向《W报》等传媒呼吁。由于A 市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绿化建设,《W 报》因而调查了此一“毁绿”事件。7 月初,该报和其他媒介连续对该房产公司毁绿事件进行曝光。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有关政府部门再对他们的上诉问题采取“拖而不决”的做法,沈开始采用“缠”的办法来对高层政府施加压力。通过与一些官员的朋友关系,沈得知A 市规划局的工作地点和日常安排。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组织居民每天轮流到市规划局的几个重要部门去申诉该房产公司的违规行为。市规划局被绿街居民的连续上访搅得鸡犬不宁,最终不得不表示“房子不会再造了,按规划法规确定的办。”(注7)

虽然房产公司打算像对付高女士一样来败坏沈先生的声誉,但沈并不接受他们提出的私下谈判要求;大多数居民也不相信关于他的流言。在居民和媒介的压力下,A市规划局很快于七月中旬就吊销了该项目的建设许可证。该房产公司不得不停止项目建设。至此,凭借邻里横向网络的支持,官员、媒介垂直性网络的帮助,沈先生终于领导居民赢得了针对房产公司的集体抗争胜利。

街区关系网络发育

经过此阶段的社区运动,一套维权积极分子的非正式网络在绿街北区逐渐形成。在空地周围几乎每一幢高层居民楼内,都出现了一些维权积极分子。从职业身份上看,这些积极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白领、普通政府干部和工人、家庭主妇以及退休的老年人等。就政治身份而言,这些积极分子不仅有普通群众和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共产党员(注8)。这些积极分子维权意识强烈,并且愿意服从沈的领导。这些非正式网络的存在使得沈能够轻易动员居民参与集体维权行动。尤其在沈所居住的JZ大楼,积极分子非常之多。当1996 年A 市政府号召已购买住房产权的居民选举代表组建业主委员会时,沈先生因为胜利领导护绿运动的影响以及维权积极分子的支持,被选作JZ大楼业委会主任。

尤其重要的是,在上访过程中,富有“公关”技巧的沈先生逐渐和一批政府官员以及记者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垂直的联系在该社区此后的维权过程中继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沈等居民呼吁和媒介报导压力下,N 区按照规划建成了街区中心绿地。此后,这块8000 平方米的大型公共绿地成为该区一个抢眼的生态亮点。

对地方政府的集体抗争

绿地属于谁:地方行政权力话语和居民权益话语之争

由于其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绿街中心绿地又引来了新的侵权者。1997 年底,区政府和绿街街道办事处决定在中心绿地中“划拨”1300 平方米土地,建造N 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并由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项目建设。此前,街区中心绿地内曾有一座占地面积为135 平方米的供本街区老年人使用的活动中心。当地政府的计划是推倒这个活动中心,在此基础上建造专供老干部使用的休闲中心。但是,当此项目开工时,周围的居民们大为不满。首先,这个项目占用了很大一部分中心绿地,会有损于街区的环境以及当地的房产价值。其次,周围居民无权使用在自己街区内建造的公益设施,这对于他们来说很不公平。再次,居民们担心,一旦该项目将来被用于商业目的,很多顾客将进出于社区,由此带来的各种噪音和污染将干扰本街区居民的生活。对于那些运动积极分子尤其是沈来说,这个街区中心绿地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开发商手中保护下来的,当然不甘心自己深以为豪的成果被掠夺。

因此,沈和以前的一些维权积极分子马上相互联络,决心抵制当地政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一开始,他们直接向街道办事处抗议。但后者声称中心绿地土地属于国家,而基层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有权决定如何使用土地。他们还警告说阻碍该项目建设者将被视作扰乱社会秩序,会受到严厉惩处。维权积极分子们终于认识到此次他们所面对的是富有权力的当地政府(注9),任何考虑不周的抗议行动都会给自己招至危险。然而,过去的胜利鼓舞了沈等积极分子的信心,沈的个人性格也使他不甘心轻易放弃。

由于针对的是声称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维权积极分子们必须为自己的抗争找到尽可能多的“过硬”的理由,才有可能成功维权。抵制房产公司的“辉煌”经历使沈先生再次把目光投射到法律武器上。经过研究,他发现地方政府的项目不仅有悖于A 市规划法规,而且违反了关于公共绿化和房产物业法规。有了上述法律依据,沈等维权积极分子相信,如果他们在今后的抗争行动中策略运用得当的话,己方是有可能赢得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性集体抗争的。

沈等意识到,维权面临着的第一个任务是反驳地方政府的说法,以赋予集体抗争合法性。为此,他们需要发明一套维权“说法”。鉴于国家控制非常严厉,这套“说法”绝不能冒犯国家权威。相反,它不仅要起到动员普通居民参与维权运动的作用,而且要尽可能迎合国家的主流“说法”以获取国家权威的支持,并使地方政府抓不住自己的“把柄”。在此前的运动历程中积累的法律知识和经验等人力资本使得沈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对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没有“当真”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法规阐释,沈建构了一套“法律代表国家,要依法护绿以维护居民合法的环境权益”的“说法”;或者说,他由此建构了法律话语和市民权益话语并以之对抗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话语(注10)。

为了在街区内传播自己这套“说法”以压制人们心目中固有的对地方“父母官”的盲从,沈等在街区中发布了很多上书“依法护绿”的横幅和标语。通过这些宣传,维权积极分子的这套“说法”迅速得到了很多居民的认同,为下一步进行社区动员推动维权运动制造了有利的公共舆论。

再次冲击工地与警察上门

当时,连同沈担任主任的JZ业委会在内,绿街街区已经成立了九个业主委员会;其中六个在绿街一村,组织相当健全。为避免维权运动被当地政府攻击为“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沈决定利用这些依据有关法规批准成立的正式的居民组织。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了这些业委会的主要成员。由于他作为ZJ 业委会主任的身份以及过去领导社区护绿运动的成功经历,沈成功地说服他们一起参与抗争。自此以后,在这些业委会之间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联盟,它们的负责人经常聚会商讨维权策略;沈自然地成为联盟的“发言人”。

有了其他业委会的支持,沈通过以前结识的关系向A市媒介寻求帮助。他再次向《W报》等媒介揭露了地方政府这一违法项目,并提交了上述九个业委会联名签署的上访信。后者迅速调查了这一项目,并于1998 年2 月份向市政府领导报送了“情况汇报”。考虑到这一事件影响到当地稳定,一些A 市市政府的主要官员相继批示地方当局暂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缓和与群众的矛盾”。随后,A 市市园林局下属部门迅速对此项目进行了调查,准备制止地方当局侵占绿地的行径。

由于媒介报道和市政府的干预,绿街街道办事处不得不于1998 年4 月和九个业委会进行了谈判。双方初步达成妥协:同意街道建造一个市民休闲中心;但其必须同时向老干部和社区居民开放,且占地面积不得超过650 平方米。然而,即便如此,区政府也不同意这一协议:因为协议规定建筑的用途和占地面积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区政府于是和街道重新议定了建设计划,决定新建的设施只对老干部开放,且把占地面积扩大到1960 平方米。但是地方当局并没有将此决定通报该街区的居民。直到1999 年4 月,沈等维权积极分子从街道工程队开挖的地基面积和深度判断该建筑面积和高度将远远超过业主委员会和街道的协议规定。他们遂通过与当地一些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打探消息,得知基层政府建造的仍是老干部活动中心。

受骗的维权积极分子们十分愤慨。他们一面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一面向新闻媒体反映基层政府的欺诈行为。在社区居民连续上访和新闻媒体曝光的压力下,绿街街道不得不提出和业主委员会再行谈判。沈先生要求先停工再谈判。但街道拒绝了这一要求。过去的经验使沈等意识到,如果一味采用上访等“软”方式,是无法让地方政府与他们进行对等谈判的;而如果采用冲击工地等激烈形式,就有可能造成上级政府最关心的“安定团结问题”,从而逼迫地方政府就范。于是,在地方当局拒不执行上级政府停工指令的情况下,维权积极分子们于1999年5 月25 日晚捣毁了工地地基。

对于冲击街道施工现场的行为,沈等事前经过了慎重的斟酌。他先就自己的行动方案向区公安局的一位重要官员(也是他的朋友) 征求了意见,对方向他交代了一些躲避法律惩处的策略和界限问题(如不能毁坏机械设备等) 。在实际行动中,维权积极分子们在沈的约束下严格遵守了上述公安局官员所建议的策略,没有毁坏施工机器(注11);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并无超越高层政府所容忍的“限度”,地方当局无法找到过硬的把柄来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

冲击工地事件发生后,绿街街道办事处要求绿街一村、二村居委会对组织居民、党员以及运动积极分子的家属进行“再教育”,声称JZ 业主委员会组织的集体行动是动乱和破坏行为。他们扬言警方要因此逮捕沈等积极分子。

在此情况下,沈等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给他们一个公道;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引起上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他们商议决定到市政府集体上访。沈意识到要充分发挥上访效果,需要精心设计行动方案。为此,他和一些政府部门的朋友就此进行了商讨。朋友们告诉他,上访时机的选择十分重要:既要能引起市政府高度重视,又不能过分伤及其颜面。因此,沈等积极分子选择一个相对敏感的时间—6 月1 日晚上—到市政府进行集体上访。

这种给高层政府“保全面子”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A 市市政府信访部门接待了这些集体上访的居民后,随后向N 区地方当局作了通报,要求其妥善解决问题。鉴于当时时间节点的敏感性,地方当局对沈等“捅漏子”行为十分恼怒。次日,街道一面委派干部带领当地民警和居委会书记对沈等几个运动领袖进行家访,警告他们不得再去市政府;一面派人到沈等工作单位“告状”。然而,在警察陪伴下的家访和“告状”均受到沈等积极分子及其单位的谴责和敷衍。为防止维权积极分子再去市政府,高度紧张的地方当局又组织街道干部、民警和居委会干部在沈所居住的JZ大楼和市政府门口“三班倒”连续值班监视“动静”,以阻止可能再度发生的上访行动。

由于这些集体行动都是在以沈为首的业委会的名义下组织进行的,地方当局由此声称业委会组织良好,并且奠基于市民们的根本利益之上,正在成长为威胁基层政府权威乃至国家治理的“第三种”势力。他们声称,业委会将比“”组织更危险。但是,在沈等呼吁下,《W报》调查了这次冲突。绿街街道办事处不得已,只好向其提交情况说明,承认建造的是老干部活动中心。《W 报》于1999 年6 月15 日在“情况汇报”中将冲突经过和相关证据报告给A 市政府,明确提出错在基层政府。因此,高层政府要求地方当局克制。此后,整个事件处于僵局。

“绿化卫士”:高层政府伸出援手

在后一阶段运动中,在沈等连续奔波和呼吁下,有些市政府部门如市规划局和市园林局都同情维权的居民。由于N 区政府被授予特殊权力,常常在其辖区内无视上述政府部门的规章,导致这些部门的权威受损。因此,后者对N 区地方政府多少存在一些不满和愤恨。通过和一些官员朋友的交往,沈充分意识和利用了这种嫌隙(注12)。因此,市规划局和市园林局等部门对维权积极分子们给予了有力帮助。

2000 年2 月,鉴于沈先生在保护街区中心绿地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市园林局一位和其关系良好的领导提议授予沈“A 市群众性爱绿护绿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A市一些重要的媒介也因此对沈的事迹和社区护绿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报导,并称沈为“绿化卫士”。市园林局和媒介的支持大大激励了沈和其他积极分子,并赋予了社区运动更大的合法性。

对立双方的斗争策略

地方当局的“摆平”手法

沈在社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使其成为维权积极分子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当地政府相信,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瓦解人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抗争行动就会自然平息。因此,地方政府的“摆平”措施主要指向沈本人。他们不但通过请客送礼等方式拉拢了一些记者和运动积极分子,而且利用居委会极力挑起其他业委会和居民对沈的反感,以瓦解沈的支持网络。

这些摆平手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在一村居委会书记的个人影响下,大多数以前和沈先生“结盟”的业委会主任都拒绝继续公开支持他。由于绿街街道封闭了整个中心绿地,以至社区居民长期缺乏锻炼、活动场所。很多居民迁怒于沈,认为他给整个社区生活制造了很大麻烦。一些积极分子的亲属也阻止他们参与沈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少数运动积极分子,其中包括沈所在业委会的副主任,都转而公开支持地方政府的立场。其中有人甚至将沈的行动计划泄露给地方当局。至2000 年9 月,情势的严峻使得沈忧心忡忡:“我现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一败涂地了!”

维权积极分子的反击策略

尽管对以上情形很失望,但沈并没有放弃斗争。他认为如果自己放弃并导致抗争失败,地方当局就会进一步把他们的维权运动定性为非法破坏。这样一来,不但自己个人名声受损和“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且他的支持者们,包括其他维权积极分子和一些官员、记者,都会因此而受到连累。他觉得自己应该坚持下去赢得胜利以报答他的支持者们。和最先领导运动的高老师不同的是,即便在情势最恶劣的时候,沈身边也还有十多个对他十分忠诚的维权积极分子;一些官员、记者也自始至终支持他的维权活动。因此,沈决定继续抗争。

鉴于业委会联盟已经被地方当局所瓦解,沈设法通过其他非正式关系组织网络反击。首先,他极力揭穿街道办事处的“谎言”。通过其官员朋友垂直网络的帮助,沈秘密搜集到几乎所有的当地政府关于本项目的内部文件资料。他向媒介记者和居民展示了这些材料,从而揭穿了街道办事处“建设此项目是为居民办实事”的欺骗性说法。他声称自己作为业委会主任有责任有义务依法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呼吁居民应根据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威来判断是非并参与维权运动。他还声称该项目是“代表着一小撮地方官员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己组织抵制并非挑战国家的权威,而是维护国家的法律尊严。因此,他呼吁上级政府支持居民的维权行动。沈的反击十分有力。结果,一些以前倾向于地方当局立场的媒介记者在了解事实真相后转而支持沈的抗议活动,并如实就此事作了报道。这使得地方政府感到十分尴尬。一些居民也因此对地方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声称街道和居委会欺骗了他们;沈所在的ZJ 大楼的居民们对居委会尤其愤恨,以至于居委会对该居民楼无法再进行日常管理。

其次,沈等积极分子加大了“缠”访的力度。尽管失去了其他业委会的支持,沈仍于2000 年9 月份凭借积极分子网络召集到200 多居民签署了上访信。他把这些积极分子分成几批,分别“承包”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带着上访信和相关的法律文本前去“反映情况”。这些已经熟知政府内部运作状况的积极分子经常蜂拥到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吁请其“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这些“缠”访使得这些政府部门和负责人不胜其烦。但由于维权积极分子有理有据,他们也无法发作。沈等还警告有关规划部门,如果他们再违规给基层政府发放施工执照的话,居民将依据有关法律对规划部门进行起诉。

再次,沈还通过关系直接求助于中央权威。通过一些熟识的媒介记者介绍,沈结识了新华社A 市分社的资深记者。该记者迅即调查了此事并相信了沈的说法。他通知A 市主要领导人,如果市政府再不严肃查处此事,他就将此事向中央汇报。沈还通过关系向中央递交了上访信和相关证据。其后,中央有关部门将沈的投诉转发A市政府,要求其尽快解决问题。

在这些压力下,A 市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再也无法采用“拖”的办法回避绿街维权积极分子所反映的问题。2000年10 月,市政府领导人要求市规划局和园林局认真查处该项目。于是,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到N 区与其党政负责人会谈。后者虽然同意取消该项目,但仍想方设法拖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事情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沈又两次被市园林局授予“绿化卫士”的荣誉称号。至2003 年,对立双方均感到疲累不堪。在高层政府的干预下,地方当局和沈等维权积极分子终于达成妥协,基本上按照后者要求重建了被毁的街区中心绿地,缩小了休闲中心的占地面积,并对全体居民开放。至此,绿街居民护绿运动最终胜利。

作为维权市民抗争武器的关系网络

通过以上描述,读者可能对这些维权积极分子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抗争印象非常深刻。下文将总结关系网络在威权体制下的城市社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两个小区在运动中的差异

这个社区运动是围绕着保护绿街一村、二村两个小区之间的中心绿地而发生的。但是,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在社区运动中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实际上,绿地的大部分位于绿街二村小区,因而关乎到更多绿街二村居民的利益。但是,大部分维权积极分子是绿街一村的居民,他们是维权运动的主力和核心。

运动史显示,尽管是绿街二村居民最先发起维权运动的,但其后不久,运动的中心和领导权就转移到绿街一村。由于缺乏密切的关系网络,绿街二村的运动发起人高女士和普通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并不稳定。因此,他们的抗争行动被房产商轻易瓦解。在沈先生领导运动时,房产商和绿街街道办事处也先后对绿街一村的维权积极分子使用了相似的瓦解策略,但最终都遭致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绿街一村很多居民系集体动迁,因而本来就有更多的关系网络“存量”。沈先生和主要支持者之间由于长期交往而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信任。另一方面,由于绿街一村居民之间高密度的相互交往,在该小区存在很强的社区参与规范。正是小区存在的这些稳固的非正式网络和参与规范造成了其与绿街二村不同命运的最大区别。

其次,这两个小区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绿街一村有着很多组织良好的业主委员会,而绿街二村由于居民之间合作的稀缺而导致业委会发育不良。我们仍旧记得,在运动第二阶段针对地方政府时,业委会联盟最初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联盟最终被依附基层政府的居委会瓦解,但沈仍旧能够利用自己JZ 业委会主任的头衔组织抗议。也就是说,这种正式的民间组织大大增强了维权运动的合法性。

第三,和绿街二村早期发起运动的高老师相比,沈凭借个人网络更成功地获取了很多政府官员和媒介记者的支持。如前所述,这种垂直联结对集体抗争的成功至关重要。

总之,和绿街二村相比,绿街一村本来就有更多的关系网络“存量”;其主要维权积极分子建构关系网络的能力也更强,因而在维权运动中建构了更稠密的横向和垂直网络。横向网络和参与规范导致了更高程度的内部团结以及居民间更多的信任和合作,这些是集体行动动员的基本条件。由于有垂直网络为基础,绿街一村能够从代表国家权力的市政府以及主要媒介获取支持,这种支持也反过来给了运动积极分子和普通参与者更大的信心。正是这些区别使得两个小区的居民对于运动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并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

关系网络在市民建构集体抗争中的作用

动员运动领导人和普通参与者

在本社区运动中,正如一些运动积极分子所强调,没有沈的领导,他们很难赢得胜利。然而,沈最初之所以愿意领导维权运动,一个重要因素是邻居的推荐和劝导。因为在当代中国,要发起集体行动,组织者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钱财乃至承担很大风险。鉴于过去的生活经历,沈充分认识到这些代价,但他不愿因此而使他的邻居和朋友们失望。如果他不愿领头或者半途而废,无疑将失去他们的信任,进而丧失自己的关系网络。或者说,由于绿街一村社区网络和参与规范的存在,处于网络核心的居民领袖反过来也承担了带头捍卫社区公共权益的压力。

沈之所以坚持不懈地领导社区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有信心赢得胜利。这种信心来自于他以前拥有的关系网和建构新的关系网的能力。正是这些关系网络以及由此动员的社会资源使得沈愿意领导这个社区维权运动。换言之,关系网络发挥了动员运动领导人的作用。以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了社会网络在动员普通参与者参加集体行动方面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沈接替成为运动领导人时,他利用了与老邻居的非正式网络和业委会的正式网络动员了大批参与者,并在维权积极分子中募集了运动经费。进一步,媒介的支持和高层政府部门的支持也给维权积极分子增加了信心,激励其中一部分人坚持到底。

获取高层权威支持

在当前的中国政治场域,虽然国家在相关领域设立了很多正式规则和法规,但行政机构很少能做到“依法行政”。因而,对于那些求助于国家权威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就本个案而言,沈确实先后和多位律师商讨过通过法庭起诉当地政府的可能性,但他最终意识到几乎不可能通过这种正规渠道赢得大权在握的N 区政府。更何况,如果通过司法诉讼途径失败的话,他们就丧失了进一步通过上访进行抗争的合法性(注13)。于是,沈等充分利用了他们与政府官员和记者之间的个人关系。首先,他们利用这种私人关系来接近国家权威,如诉诸市规划局和其他市政部门等。其次,他们利用这些关系来探知集体行动的边界。在当今中国,尽管各级政府对于集体行动都有一定的容忍度,但仍然有很多界限不容跨越。一旦行动被认为越过了这些界限,就会遭致镇压。

因此,对于组织集体行动的市民来说,探知这样的边界并充分加以利用,也就是俗话说“踩线不越线”,对维权行动成功非常重要(参见应星等,2000 ;应星,2001 ;Cai , 2002) 。但这些界限根据情势的不同而变动不拘(注14)。在本运动中,由于很多官员朋友的帮助和建议,沈得以认识到各种情况下政府容忍的边界。因此,尽管维权积极分子捣毁了街道工地并集体上访,但他们没有使高层政府“丢面子”。因此,这些地方政府的眼中钉并没有因采取“暴力”抗争而受到什么严厉惩处。第三,这些垂直性私人网络也被用于加强市民抗争的合法性。在运动中,沈通过他的官员朋友推荐,三次被市政当局授予“绿化卫士”荣誉称号。这使得他能够“合法地”组织护绿运动。正如当地政府承认,正因为沈拥有高层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他们不敢对沈采取逮捕等强硬措施。总之,正是私人性垂直网络使得市民抗争者获得国家权威的支持。

收集对手的信息和违法证据

社会网络还被用于打击地方政府的声誉和削弱其影响。在本运动中,沈等维权积极分子利用他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私人关系以收集各种针对地方当局的证据和信息。这些材料使得沈能够及时向公众揭露房产商和地方政府项目的不合法性质。沈的揭露成功地打击了地方当局的声誉,给维权运动带来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威权主义国家和“分裂”的行政体系:关系网络运行的制度背景

本研究展示了关系网络在中国城市社区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读者可能对关系网络何以能够发挥上述作用尚有疑惑之处。实际上,正如武考克所假设的那样,社会网络的运作与其所嵌置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国家的作用密切相关(Woolcock ,2001) ,而这一点却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因此,本研究认为关系网络之所以发挥上述作用,主要是因为中国威权主义政体和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所致。这种制度背景使得普通市民运用关系网络进行抗争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对于相对无权的市民来说,关系网络对于他们组织集体行动是必要的。由于威权化的国家本质,法律体系无法得以正常运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地方掌权者违背法规,很少会依法受到相应惩处。因此,在本运动中,当面临着侵犯居民利益的地方当局时,无权的市民无法通过正规的法律诉讼渠道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市民需要利用关系网络建构抗争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正如以前的研究者发现,虽然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的国家,但是其行政体系并非浑然一体的。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范围和利益出发点不同,整个行政系统中存在很多相互冲突和“裂痕”。这些包括上下级矛盾、条条矛盾、块块矛盾以及条块矛盾等(Lieberthal & Lampton , 1992 ; Lu , 1997 ;应星,2001) 。在改革开放时代,由于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此类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地方政府利益和关注点并不一定和高层政府职能部门一致,甚至会相互冲突,尤其在前者的发展项目违背职能部门规章时更是如此。这种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则为市民利用关系网络抵制地方当局侵权提供了空间。正如本个案所展示,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的“裂痕”和媒介的初步开放都成为被维权积极分子利用的“政治机会结构”。也就是说,相对无权的市民可以利用高层职能部门的支持来制约作为国家另一部分的地方当局侵权行为。

然而,并非所有的市民维权者都能利用这种机会结构,因为要么它们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要么市民抗争者即使知道其存在但却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因此,市民维权运动者需要某些渠道获取这样的信息并学习如何利用这种机会。本个案展示了这一点。实际上,在A 市,有些市政府部门和N 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很多矛盾;前者对于后者的特权很不满,因为后者损害了自己的权威。和其他社区集体行动组织者不同的是,绿街一村的维权积极分子通过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网络了解到这种“裂痕”,而且在其官员朋友的建议下,他们充分利用了这种机会。在运动第二阶段开始时,由于N 区的特殊地位,市政府有关部门不愿与当地政府公开发生冲突。但是,沈和其他维权积极分子有意识地不仅向市园林局、规划局、媒介等汇报当地政府的违法项目,而且向这些市级机构报告地方当局对其权威的轻视态度。本来就对地方当局不满的园林局等部门因此倾向于更公开地支持市民维权运动并借以维护自己的权威,这种支持最终导致了地方当局的失败。

结论

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民众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本研究检视了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动力机制。

本研究发现,“政治机会结构”的存在是当前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发生的前提条件。当前促使集体抗争爆发的“政治机会结构”则有三个主要面向:行政体系的相对“分裂”、媒介的初步开放以及法规政策的逐步完善。媒介的开放、法制的进步使得群众的权益意识有了明显增强,并开始学习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政体的相对开放导致了业主委员会等社区性NGO 的出现,为群众性维权活动提供了组织依托。

但是,这种结构性机会的显现以及“以法抗争”策略的运用都不能充分解释市民维权运动何以能够发动以及发动之后的结果。因为在面对同样的机会结构和侵权问题时,有些街区发起抗争并获得成功,有些虽然发起了抗争但却失败了,更多的街区则缺乏任何集体行动。因此,本研究主张以关系网络这一因素来解释这种差异。换言之,在当代中国,除了法律政策外,维权积极分子还必须运用关系网络作为集体抗争的重要武器,才有可能获取国家权威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以抵制地方当局的侵权行为。

实际上,在跨阶层的城市居住街区,关系网络是促进社区内部团结和动员不同阶层的人群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其重要性的上升本身也是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反映。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以单一阶层为基础的“单位”(大多数成员具有相似的收入和地位) 。当时绝大多数市民由国有单位集中管理,因而其集体行动往往以单位为基础。然而,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和社区建设的兴起,街区越来越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而越来越多的集体行动开始以跨阶层(市民分散于不同单位和职业) 的街区为行动单元。关系网络因此便成为促进社区团结和在横向上动员普通市民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垂直性关系网络对于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它是普通市民动员国家支持的重要工具。实际上,比起那些纯粹由工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运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包括了各个阶层人士甚至包括一些社会精英,其组织者和积极分子便更有可能建构垂直网络以促进集体行动。因此,这些横向和垂直关系网络的存在与否、性质如何和强度高低,决定性地影响了街区层次上市民维权运动的出现及其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关系网络是个双刃剑,既可能为维权市民所用,也可能为侵权的地方当局所用。本案例说明,只有在保证其维权活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普通市民才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获取成功(注15)。换言之,关系网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对关系网络尤其是垂直网络与社区运动之间关系的检视将促进我们对当前中国城市政治的理解。

本研究发现,尽管作为市民维权的主要方式的信访渠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解决问题(注16) ,但却为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的安全阀作用。正如本个案所示,虽然法律已经成为民众抗争的重要武器,但司法体系本身并不足以承担群众维权的重任。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还受地方行政权力制约。在此情况下,无权的市民实际上无法利用司法部门来抵制地方当局的侵权(注17) 。因此,在司法体制本身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信访体系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和群众权益上目前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的存在对于弱势的维权市民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权力资源。

对上访技术和时机的精确把握和应用可以使弱势市民生产出社区权力以和地方行政权力相抗衡。在大多数遭遇地方当局侵权的百姓看来,信访渠道是他们唯一的得以表达冤屈和诉诸国家权威的垂直网络,并让其抱有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这条垂直网络的存在使得群众一旦在遇到基层政府侵权时,不至于便立即对整个政治体制丧失信心,从而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在本案例中,一些核心维权分子表示,如果A 市市政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就将集体到北京上访。这说明:正是由于上访渠道的存在,这些维权积极分子坚持在不触犯法律的框架之中行动,而一直没有采取真正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过激行为。如果失去了信访渠道,群众因为遭受侵权而无法申诉会导致不满情绪的累积,最终可能引发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

本研究也发现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本文展示的城市市民维权运动在当前中国并非是独一无二的个案。和其他地区相比,A 市无论高层政府还是地方当局都要相对“文明”的多。在本案例中,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基层政府,即使在和居民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有和其他地方一样真正对维权的市民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打压手段。而近两年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广州“孙志刚事件”、湖南嘉禾拆迁等大量公开出来的事件说明地方当局侵权和市民抗争现象在当代中国其他城市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结合这些事件,我们可以推断出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形成了以地方当局为核心的地方性“增长机器”(开发商、政府、工程队等联盟) 。这些利益集团片面强调自己的发展计划和集团利益,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政策贯彻和普通市民权益。更严重的是,因为这些侵权行为往往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导致了目前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和民众之间互信的缺失(注18) ,以致引发了大量的集体抗争。结合上述有关研究,我们发现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在政治环境上,它们都面临着法规政策的完善、政府一定程度的容忍、“分裂”的行政体系、大众媒介的开放等“政治机会结构”。在行动目的上,它们主要聚焦于维护具体的社区公共利益,但开始有追求社区民主权益的迹象。在抗争对象上,和西方“新社会运动”(注19)不同的是,它们不但不直接挑战国家权威,反而利用其抵制侵权的地方当局和工商组织。在行动策略上,它们不但利用现代法律作为武器,而且利用传统的关系网络进行动员。在行动单位上,它们主要以各自的社区为行动单位,但目前已经在更大范围上出现了扩展和联合趋势。

在组织依托上,它们不仅在维权积极分子中建立了紧密的非正式网络,而且开始利用业主委员会、村民议事会等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在运动领导上,它们都有一些相对稳定的群众领袖和精英小组,这些群众领袖在农村中和同辈相比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更丰富的阅历,在城市中则表现为具有更高的维权“热情”和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在参与对象上,它们的参与者主要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但目前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表明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成员也开始参与集体抗争。在行动后果上,虽然它们不像西方“新社会运动”一样成为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的动力,但它们确实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善地方治理秩序。

此外,从上述几个引起高层关注并最终得到处理的案例中可以发现,这些成功的“维权”事件都遵循着相似的博弈轨迹:地方当权者对普通市民施加不法侵害,后者不得不利用媒介等非官方渠道来诉诸高层政府,由高层政府对地方当局的不法行为进行干预。在这些事件中,新闻媒体作为比较中立的舆论监督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工具;或者说,逐渐发展的大众媒介作为垂直性社会网络发挥了链接国家和普通民意的作用。因此,正如本个案和这些事件所揭示的,在目前阶段,中国市民社会运动的方向,不是所谓反对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而是要利用信访渠道、新闻媒体等垂直性网络联合国家对地方“增长机器”进行监督和制约。只有如此,市民权益和国家权威才有可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注释：

* 本文是基于我2001 年初完成的关于本运动个案的民族志写就的。上海大学董国礼副教授、中山大学朱健刚博士当时就此个案和我进行了很多探讨。特此感谢这两位先生在我早期研究中所给予的支持。本文于2003 年9 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ARI ,NUS) 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A/ P Chan , Ching Selina ,A/ P Khondker , Habibul Haque ,Professor Zou Keyuan , Professor Chua Beng Huat , A/ P

Hadiz , Vedi Renandi , Dr. Cai Yongshun ,Dr. Yang Der - Ruey , Miss. Nah Han Yuong Alice Maria , Mr. Kumbamu Ashok and Mr. Ruan Hengfu 都对本文各稿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评论。在此特向以上各位以及其他在此研究上给予我帮助的人士表达诚挚的谢意。

注1：在本个案的研究地中国南方大城市A 市,由于环保宣传工作的普及和深化,各种组织和市民的环保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实际上,街区的绿化环境当前已经被社会各界视作该地“档次”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房产价格。

注2：在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维权运动时,李连江、欧博文(1997) 和于建嵘(2004) 先后提出了“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实际上,这两者都指农民利用国家的法律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侵权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于建嵘认为,“依法抗争”是指农民主要依靠上级政府和国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很少直接挑战侵权的基层政府;“以法抗争”是指农民以法律为武器直接挑战违规的地方当局,而以诉诸国家为辅(参见于建嵘,2004) 。换言之,较之于“依法抗争”策略,“以法抗争”采用更多形式激烈的集体行动。

注3：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本文所有地名、人名等都作了技术处理。

注4：参见Bennett & George (2000) , Case Studies and Process Tracing in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 Similar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ci 。

注5：当然,沈并不是相信一旦居民发现并向上报告开发公司的违规证据,高层政府就会自动依据这些证据惩处后者。他是单位中层管理人员,和各级政府经常打交道。他很明白,在实践中,很多政府官员和民众都把法律和政策看做“官面文章”,而基层政府也往往在执行政策时实行“变通”之策,或实际上执行各自的“土政策”。高层政府有时候也了解基层机构有违规或“变通”行为。但一般情况下,只要基层机构“变通”不太过分,或不引起其他人的抗议,上级政府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当前行政体系中的“潜规则”,即所谓“民不举官不究”。但是如果群众抓住了当权者违规的证据,就可以要求政府严格“依法办事”而不能“变通”。正如应星(2001) 在农村研究中发现,一旦群众搬出法律和政策条文要求有关政府部门严格执行时,至少在正式场合,没有官员敢于冒政治风险否认“依法办事”的正式规则,并不得不承诺按法规办事。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和官员朋友的交往使得沈很了解这些游戏规则。沈等认为,采用上述策略一方面可以给上级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出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居民的维权行动显得“合法”,从而使自己掌握主动权。从实质上看,这些市民维权者的策略就是以法律和政策为武器的抗争,类似于其他研究者所指出的“依法抗争”(李连江与欧博文,1997) 和“以法抗争”(于建嵘,2004) 策略。

注6：沈所谓的公关,是指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或私人渠道动员抗争力量,这些关系包括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和上下级关系等。在沈等积极分子看来,如果动员这些私人关系是为了社区公益的话,那些做法就是正当的。为了提高自己的斗争技巧,沈在此后几年一直坚持自学公共关系学和法律,并参加了相关专业文凭的考试。他指出,要用法来维权,“ ……首先自己要学法、懂法,才会用法。”。

注7：应星在对农村上访的深入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高层政府和上访民众之间“拖”与“缠”的博弈。他发现,对于大量涌现的民众上访,高层政府通常采用“拖延”策略来“过滤”出“真问题”。而有经验的上访者就采用连续的密集地上访主要领导的办法来寻求问题的尽快解决(应星,2001) 。

注8：按照党纪规定,中共党员不准参加上访活动。对此,曾经多次参加上访的维权运动骨干、党员刘先生对我说:“共产党员也是公民,因此也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产党是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的忠实代表,站在党的立场上要考虑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因此共产党员也有权利和义务采用合法的方式维护群众的利益。”可见,对于这些党员维权积极分子来说,公民权益比党的纪律更加重要。

注9：N 区在A 市具有特殊地位,享受类似于“特区”的待遇。它被赋予了比A 市其他区大的多的权力,其最高负责人同时担任A 市副市长。因此,在N 区辖区,地方政府常被赋予“特区特办”的便利。

注10：这些维权积极分子指出,“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土地确实是国家的,但国家是老百姓的。人民是通过党的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法律法规以体现自己意志的。党中央提出要依法行政,就是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可街道办事处没有按照绿化条例办,没有按照物业条例办,没有按照规划条例办,就是背叛党,背叛人民;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少数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国家的真正代表是法律而不是基层政府。有关法规规定公共绿化不得非法毁损。所以我们百姓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这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威信。”。

注11：那位官员指出,在高层政府看来,毁坏机器意味着“打砸抢”和“搞破坏”。如采用这种“干扰性”策略,正如应星和景军(2000)所指出,就可能超过了国家容忍限度而导致“引火烧身”。

注12：有一次,沈发现在街区中心绿地的施工告示上,地方政府使用词语不当,有损市规划局权威。沈把这个告示牌拍成照片,并随即报告了市规划局。后者对此十分不满,立即派出官员到场检查并向地方政府抗议;后者不得不更换了告示牌。沈等也声称他们采取集体行动抵制地方政府,也有利于维护上述部门的权威。

注13：沈认为,中国法制建设落后。N 区地位特殊,其负责人是A市副市长。地方司法机构根本不可能制约区政府。他说,“从法律上说,它(区政府) 肯定是不对的;但从权势来说,它肯定比你(司法机构) 大!”所以,沈相信只有通过上访诉诸高层政府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注14：比如,在一般时候,中央容忍群众去北京上访。但在有些敏感时期如国庆节等,这种行动就被严格控制,因为它可能使中央政府难堪或“丢面子”。这种“敏感时期”就是一种界限。然而,这样的边界往往并不明显和确定。很多集体运动组织者和参与者因无法把握边界问题而导致失败和危险。

注15：正如沈先生指出,一些政府官员之所以支持他领导的护绿运动,一方面固然有个人关系的缘故,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护绿运动是居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正义行为”。

注16：根据有关报道,在目前中国群众诉诸国家信访机构的大量问题中,实际通过上访成功解决的只占0.2 % ( 参见赵凌,2004) 。

注17：这一点也为大量相关调查所证实(参见包永辉等,2004) 。

注18：如前所述,在本案例中,绿街居民自沈先生展示基层政府违规证据后,就对后者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心理。虽然目前事情已经解决,但这种不信任气氛仍然存在。在应星(2001) 的调查中,他也发现当地老百姓总是认为“山阳的天黑暗着呢!”。

注19：所谓“新社会运动”,是指60～70 年代在西方爆发的女权、环保和反战和平运动等。这些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和国家(参见Habermas , 1981 ; Mamay , 2001 等) 。

“当代艺术”在时间上指的是今天的艺术，在内涵上也主要指具有现代精神和具备现代语言的艺术。之所以现在的展览普遍用“当代艺术”的提法，是因为用“现代艺术”的名词容易与已有过的“现代派艺术”混淆，同时，“当代艺术”所体现的不仅有“现代性”，还有艺术家基于今日社会生活感受的“当代性”，艺术家置身的是今天的文化环境，面对的是今天的现实，他们的作品就必然反映出今天的时代特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西方当代艺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西方当代艺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探究全文如下：

艺术，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形式，改变着人们的思考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当代艺术更是紧贴人们的现实生活，展露出艺术家对当今现实生活的感受、思考。中西方当代艺术都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西方人更加重视对自己艺术细胞的培养，他们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丰满，不断学习，充实自己的头脑，让艺术引导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要学习西方的优点，创作出贴近人们大众生活的，能够启发人们对生活的思考的优秀艺术作品。

1 当代艺术贴近人们的生活

当代艺术与人们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特质，在现代的社会境遇中早已展露出来。随着大众文化的不断流行以及雅俗界限地不断消失，艺术家不再把艺术放置于高高在上的远离群众和生活的地方，而是更加强调当代艺术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融合。艺术不仅仅是艺术家可以欣赏的事物，它开始一天天地贴近大众，走进平凡人们的生活，带来自然感受，带来社会思考，带来人们心灵上的启迪。

2 当代艺术的展现方式

(1)绘画等平面展现方式。当代艺术可以通过平面绘画的方式展现。例如，当代艺术家莫奈、梵高等画家的作品，都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艺术家对周围环境的思考、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表达。

(2)装置、雕塑等立体展现方式。当代艺术的另一主要展现方式就是通过装置来展现，这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展现方式。装置艺术是艺术家们通过利用一些各式材料，通过艺术家的艺术再现，利用其巧妙地展现其艺术思想。例如，2013年在上海举办的草间弥生个展《我有一个梦》中的装置艺术合理展现了其艺术思想。

(3)博物馆、艺术中心等展览展现方式。艺术展览往往最能体现艺术发展的最新动向，国际上流行的大型艺术展览主要是以双年展和三年展的形式出现。例如，威尼斯双年展、美国惠特尼双年展、中国台北双年展等等，又如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亚太当代艺术三年展、日本横滨三年展等展览。双年展是国际当代视觉艺术最高级别的展示活动，其重要性相当于体育界的奥林匹克又或电影界的奥斯卡。近年来，艺术中心这种展现方式深深影响着大众的生活与审美。例如，北京的798艺术中心、上海的M50创意园区，上海的K11商业艺术中心等等，都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融入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3 中西方当代艺术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1)西方人民群众如何对待当代艺术。

在西方，艺术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对于西方人来讲，艺术是难以下定义的，其范畴最难以定义。能够有趣、合理地反映人们生活，带给人们一定程度的思考、具有一定深度的作品，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件优秀的艺术品。西方人认为艺术家和大众之间的连接状态是不可割裂的，所以西方艺术家们往往真实地表达着生活，强调其自我精神的展露，提倡独立的、充分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日本村上隆在谈到其2006年被拍卖到1亿日元的作品时指出：要理解一件作品1亿日元的价格，需了解欧美人对艺术的态度。“在欧美制作艺术品有一个不成文的定律，那就是通过艺术作品，创造出世界艺术史上的脉络。”在现代生活中，人们频繁模仿小说或者电视电影艺术中的主人公的言谈举止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当代艺术真正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影响，艺术真正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中。

(2)西方当代艺术现状。

西方当代艺术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现代主义时期，它是指自1870年以后的后印象主义开始――抽象表现主义，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二是当代艺术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至目前，又称为后现代主义时期。约翰?艾亨和里戈尔伯托?托尔斯是两位活跃在纽约贫民窟街头的艺术家，他们在大街上为普通人制作雕像，并在街头展出。他们走上街头同普通路人们聊天。艺术家以这种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考回路，引起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反思。又如，画家米勒的著名画作《拾穗者》。

该画作描绘了夕阳西下时的贫苦农民的缩影，表达着“贫穷”这一主题，反映了社会下层人们的思想。而如今越南艺术家查理德?史特莱德麦特?陈的《拾穗者》的当代艺术作品则模仿了与米勒画作里的人物的打扮与动作，却将人物放在了不同的时代。摄影背景是某个“财阀”即将完工的大厦，而前面的贫困者们则与之对比强烈。这幅作品说明了即使时代变换、人们的科技与经济水平提高了很多个世纪，但是人们的生活贫富差距还是很大。艺术家以这种表现人们现实生活的方式，将作品创作了出来。真实不虚假，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社会的反思。

(3)中国人民群众如何对待当代艺术。

在中国，当代艺术不是社会文化的主流，作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中国人民群众生活的重心放在了经济发展上。那些具有一定程度艺术审美的人们，还是会在闲暇时刻去欣赏当代艺术，放松心情。可对中国的大部分人而言，“当代艺术”这个名词可能都不曾听说过，大部分人随波逐流，对这个社会、对自己的生活缺少独立的思考，欣赏艺术的眼界不高。

(4)中国当代艺术现状。

20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如潮水涌入中国，各流派在同一时期百花齐放，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呈现出绚烂的局面。但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却开始形成了一种简单地对西方当代艺术的模仿、借鉴、移植、嫁接等。但也有非常优秀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例如，国内著名当代艺术家曾梵志的作品。其与艺术大师达?芬奇作品的同名作品《最后的晚餐》，作品把所有宗教人物换上了戴上面具的少先队成员，胸前系着红领巾在桌前吃着西瓜。画作是对经济日益发达的中国的一种隐喻。

红领巾代表共产主义理想，原作中的犹大，由一个戴着金黄色西式领带的人物饰演。这样的艺术作品，其实是脱离现代中国人民群众普通的日常生活的。我们再看中国馆的《清明上河图》这部易被普通大众接受的作品。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是世博会中国馆展区的一大看点。我们可以一窥北宋时期繁华的城市风貌，看成群结伴去进行踏青的人们，以及各色各样的人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样的艺术创作符合大众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很容易就被人民大众接受和理解。

4 当代艺术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

艺术自诞生以来，就与生活密切相关。优秀的作品以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有趣的方式，反映着一定时期的社会风貌。西方人似乎更加重视对自己的艺术细胞的培养，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丰满，让艺术引导现实生活。中国的当代艺术也要从传统出发，创作出真正的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性的当代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愈益密切的艺术。让我们继续研究中西方当代艺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创造优秀的艺术作品，再用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来指引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正确地前行。让我们将中西方的优秀处结合起来，互相学习和借鉴，共同进步!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教育、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介绍以及人们日渐增多的对国外大学教学理念与方式的了解，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二十多年来，文艺学专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的教学成果，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文艺学教材，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全文如下：

进行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与19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即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进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人物思想芜杂,问题面广,更具有多语种特征,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面对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模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进行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去认真审理。

20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面对神性的坍塌,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世纪的文艺不断更新变幻、愈演愈烈;20世纪的文论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涉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往深处思考。事实上,从中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待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的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一个更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

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与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亟待革故鼎新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文论界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和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的西方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备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一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到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质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惟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谵妄,有着不可或缺的纠偏功能。

全球化时代为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思想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其四,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方面文论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矢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这些问题值得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梳。

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二是“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属于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地植入后现代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待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作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其五,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的引入,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使中国文论界共时性地遭遇到如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等。

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文论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与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1](P90)我坚持认为,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就是重新创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论转型与文化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成分,才有可能组成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和新文艺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London: Vintage, 1994.

信仰是个人的意识行为，靠集体建立起来的信仰难以长久，靠集体的信念建立起来的信仰会随着某个宗教、政党、组织的解体而烟消云散。信仰的内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天人合一信仰、上帝信仰、佛信仰、科学信仰、对权利、地位、金钱、声誉、美色等的痴迷和崇拜也是信仰，“及时行乐”、“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得过且过”等也是信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代社会中的必要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代社会中的必要性全文如下：

【摘 要】当今社会的人们面临信仰缺失的严重危机。而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其高度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和发展性，赢得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是我们最崇高、最理想的信仰。在追求马克思信仰的同时，首先要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其次要把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来抓，同时还要从法制规则出发，加强法制教育。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可以促进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

母亲曾叹道：“奇怪，过去我们吃不饱，穿不暖，但人却活得很精神;而今日子好过了，却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头。”因为生活在那样的年代，母亲读的书不多，她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信仰。可是母亲的话却引起了我笔者的深思：这其实就是当代社会信仰缺失的例证。

一、目前我们面临信仰缺失危机

信仰是人们对其认定体现着最高生活价值的某种对象的始终不移的信赖和执著不渝的追求，并把它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因此，信仰是人们活动的精神支柱和行为准则。信仰一旦丧失或存在危机，不仅会使个人的生存意义荡然无存，同时也会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感到不知所措。近几年来发生的种种事情，不断质问拷打着我们每一个人：毒奶粉，毒大米等食品安全问题;黑煤窑，黑心包工头对农民工的种种残酷的剥削;小悦悦相继被两车碾压，18名路人路过却视而不见;老人孩子跌倒无人敢扶;官在其位不谋其政;富人为富不仁;社会诚信度愈发低下等等，可以想象，今天的社会，各行各业，很多人似乎都失去了信仰、道德、伦理底线，整天浑浑噩噩，过着茫然无措的生活。

寻找信仰，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作为科学，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信仰，它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和自觉追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支柱和奋斗旗帜。经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信仰是迄今为止人类信仰史上最崇高的、最理想的信仰，因为它是科学的、革命的、实践的、发展的信仰。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科学的、革命的、实践的和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科学的。首先，它有科学的基础和来源。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19世纪上半叶人类思想的最高成就的思想精华――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主义;其次，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再次，它亲自参加工人运动，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紧密结合实际，不断研究和解决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实践的发展所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实践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引领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故步自封的学说，而是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邓小平同志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已经成为我国目前当务之急。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要认真阅读马克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自发地树立起来的。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无所知的人，是不可能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仅仅是朴素的感情，更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建立于准确的认识和理解之上的理性把握。认识和理解是信仰的基础，这体现出人的认知需要。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为理论前提的，它要求人们所做的不是盲信盲从，而是理性地独立思考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认知能力，使人的认知需要得到极大的发展。

其次，要把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来抓。信仰是人类精神现象的核心，是指导一切精神活动的最高统帅。人类精神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都与人们的信仰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精神领域的各种建设，首要的便是信仰建设。马克思主义信仰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行动指南。

第三，从法制出发，加强马克思主义法治教育。俗话说的好“无规矩不成方圆”，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人们总是需要共同体稳定、有序、和谐与繁荣地发展，以便自己在其中健康地成长。这就体现出人的法制需要。那么在这个共同体中就应当有共同的信仰来维护来支撑。而且共同的信仰能把人民的力量凝聚到一起，共同建设与发展我们的共同体。我国的信仰教育应该抓住人们这方面的需要，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大力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法治教育。

四、结论及建议

信仰的生成是情感内化的结果， 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 就是真理的力量、情感的力量以及实践的力量等综合作用的结果。面向21世纪，我们必将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指引下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我们永远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也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让人们积极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积极地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才能达到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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