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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特殊路径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解释经济学”,它还肩负着“改造世界”的职责。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学理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形成是制度框架内、生存压力下、家庭角色合理分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种无奈、“自然”、理性的家庭决策对留守妇女自身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留守妇女问题的症结源于城乡二元体制。因此,“四化”同步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留守妇女;二元体制;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并日益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化特征:大批农村已婚男子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留守家中。2006年我国农村留守妇女规模约在4000万至5000万之间[1],2012年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发布的数据[2],我国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其中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仅占33.6%。数据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明显滞后于农村男性劳动力,而且,在这些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迁的仅为20.66%,有将近80%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家庭处于离散状态。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相比较,留守妇女承担起多种社会角色,对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影响也最大。在家庭生活中,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庭抚养责任、赡养老人责任、子女教育责任和生产劳动责任;在社会活动中,留守妇女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自身却承受着生理、心理、安全等多重负担。据调查,留守妇女最大的负担是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最大的痛苦是情感的空虚与寂寞;最大的心愿是合家团圆。劳动强度高、生活压力大、精神负担重[3],成为农村留守妇女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关注留守妇女问题,是因为留守妇女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留守妇女自身的生存状态,同时还折射出我国结构调整、体制转型、社会转变中农民工群体的境遇以及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困境。因此,了解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诉求,追踪溯源地分析留守妇女的成因,探求留守妇女问题的破解之道,对改善留守妇女处境,关爱留守妇女发展,维护农民工权益,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留守妇女的成因
农村留守妇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二元体制框架下的无奈选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与我国工业化的成长道路和发展模式有关。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体制逐步松动但并未根本破除,特别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利益和资源,如教育、就业、城市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构成了农民工进城的最大障碍。这些障碍:一方面,导致农民工低工资低福利、与“城里人”同工不同酬等种种社会不公;另一方面,抬高了农民工及其配偶、子女举家进城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农民工家庭个体往往无法突破和跨越体制的门槛,实现举家迁移,面对难以承受的高昂成本,大部分家庭只能选择一人外出,候鸟式流动。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农村传统社会伦理限制的“自然”选择。与现代都市不同,传统农村社会更加注重理治与孝道[4],“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男强女弱”等性别观念早已被农村妇女和男性内化于心,这种文化基因和传统观念导致家庭中的男性更倾向于外出务工。理所当然地,赡养老人、照料孩子、农副业生产的重担、天经地义地全部落在妇女肩上,部分妇女被迫“自然”留守。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也表明,约2/3的已婚农民工没有与他们的配偶生活在一起。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家庭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合理选择。农村性别分工具有一定弹性,留守妇女常常是农村劳动中的多面手,既能“织”也能“耕”,在丈夫外出务工后,往往能够独立承担起繁琐的家务劳动和繁重的农副业劳动。权衡比较妇女留守的优势与劳动力转移中的劣势,如生育、体能、用工需求、转移成本等,丈夫独自外出务工、妇女留守家中才是制度框架内、生存压力下、通过家庭角色合理分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行为。
二、农村妇女留守家中的影响
1.对留守妇女自身和家庭的影响
大批农村妇女留守家中,大批已婚男性农民工候鸟式流动,对留守妇女自身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首先,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地位在整体提升。留守妇女逐渐改变传统上“主内”被动的从属地位,开始承担更多家庭经营管理决策和实施,独立性增强,成就感上升,自由度更大,社会声望日益提高。其次,夫妻分居的家庭模式成为独特而长期存在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留守妇女劳动强度和生理负担加重,心理健康受损,文化素质提高受限制,发展机会减少。夫妻关系方面,夫妻间异质性增强,不利于留守妇女婚姻关系和家庭稳定。
2.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留守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在持续加大。在生产模式上,男工女耕,农业从业女性人数大幅度增加,农业日渐成为农村留守妇女主业,出现农业女性化现象,留守妇女正逐渐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力,成为农业资源和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但是,留守妇女在担负起生产、生活双重任务之后,因为中国农村广种薄收的现象非常普遍,她们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水平并没有因为丈夫外出务工为其参与社区活动提供更多的契机而有所提高。因为,几乎所有的留守妇女都把重心放在家庭角色上,完成传统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少部分妇女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和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成本提高,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难度加大。与此同时,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表明,家庭农业经济的日常生产经营与管理,特别是与家庭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决策和销售是相分离的。家庭农业经济的日常管理和经营决策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留守妇女更多从事的是农副业日常管理的事务,家庭经营决策的权力,譬如粮食作物生产品种的选择、面积数量的确定、农药化肥的使用等一些需要一定知识、经验、技术、资金、对家庭发展影响较大的事项和活动,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农业较低的收益率也使得以农业为主的留守妇女的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在下降,留守妇女对家庭的贡献下降,对男性的依赖在加重。由此可见,“男工女耕”的新型家庭分工模式和农业女性化现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经济、社会地位,甚至对留守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对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明显不利。
三、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破解之道
对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针对留守妇女问题,已有的研究在政策建议或解决路径方面已形成诸多共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良好成效。譬如,建立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5],利用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资源,减轻留守妇女劳动、家务负担和心理负担;实施鼓励农民回乡创业的政策,解决农民家庭离散问题;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尊重、支持和关心妇女。尊重、倾听妇女的意见和需求,支持妇女的选择,鼓励留守妇女积极参与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制定和计划项目的实施;开展妇女技术培训,提高妇女知识水平,组织管理能力;加强妇女组织建设,增加妇女之间的联系、交流和团结互助[6]等等。上述成果对留守妇女问题的持续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证素材、逻辑起点和理论借鉴。值得关注的是,留守妇女问题是社会排斥的结果,症结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前文已有论述)。从这个层面上看,以来大力推进“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积极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不仅为留守妇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千载难逢的好契机,更为留守妇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根本路径。根本性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才是破解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是一篇大文章,亟待深入研究。□项目基金:湖北文理学院政治学省级重点(培育)学科开放式基金项目:“四化同步”进程中汉江流域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YB201506),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变迁与政治发展问题研究(2012G369)。
参考文献:
[1]丁仁能.让留守妇女后顾无忧[N].经济日报(农村版),2006-11-16.
[2]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发布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0L].
[3]叶敬忠,吴惠芳.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钟斌.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现状及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13(05),121-124.
[6]江洪,李继华,傅兰英.农村留守妇女健康状况及健康需求调查———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湖南社会科学2014,(02)112-117.
[摘要]
本文对1999年以来高校扩招的情况做了简要的论述,初步探讨了其形成的原因,同时对扩招的度的问题进行了重点探讨,从扩招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比较,教育大众化和农村学生负担能力,扩招和教育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扩招和教育经费来源,扩招和毕业生就业以及知识失业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最后得出扩招应该暂缓的结论。
[关键词]高校;扩招;经济学分析
1引言
始于1999年的这次高校扩招,既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教育需求的增长,更为当时我国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这一经济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支撑。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放慢,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也受到影响,国际市场萎缩,国内需求不旺。国家企图通过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国内市场,但这一措施并无多大效果,于是政府将希望寄托于教育消费。高校扩招既有政府扩大内需的目的,也有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目的,既有学生的愿望,也有高校本身的愿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高校扩招也带来了诸多的不利影响,比如招生数目的快速增长给高校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高校师资队伍、基础设施以及管理制度的不配套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严重下滑等。因此高校扩招既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如何权衡其利弊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那么,政府应该进行扩招吗?或者说,政府扩招会增进还是损害社会福利?如果政府有权扩招,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近几年政府对高校扩招?扩招的度又如何把握?现在扩招是否适当?本文拟就以上几方面的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2政府干预高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经济学将社会产品分为私人品和公共品。所谓私人品是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在市场经济中,私人品的生产将是有效率的,政府不需干预。而所谓公共品是指那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例如国防、教育、公路、路灯等产品。由于公共品存在着外部效应,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搭便车行为。如果排除搭便车的成本非常高昂,那么通过市场来生产公共品是缺乏效率的。由于在市场情况下生产者不能将生产产品的收益全部占为己有,产品的提供将比实际需要的要少。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性教育,其目标是向接受高等教育的消费者传授进入社会各个职业领域就业或者满足入学者其他需求的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表面上来看,高等教育具有私人物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但同时由于它给受教育人带来了效益之外,还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外部社会效益,因此,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混合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部分性质,也同样因为如此,政府干预高校是有效率的,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存在搭便车问题。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林毅夫,1989)。高校教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必然也存在着外部性,如果任由其诱致性变迁,会导致供给不足,因此,政府的强制性变迁是必要的,这又为政府干预高校提供了一个理由。
3高校扩招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是以长期、持续、稳定地与经济协调发展为目的,以最大限度地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适应为准则,因此,它的发展道路受社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反过来,教育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但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特别与国际上教育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因此需要我国高等教育有一个超常规的补偿性发展,在此背景之下,我国政府决定的扩大招生计划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及时的,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1999年扩招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可见扩招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具体说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3.1反经济周期论的支持
反经济周期论是在教育产业化论争中涌现的一种激进的观点。所谓“反经济周期论”就是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采取“逆经济风向”行事,即经济越处于低谷,越应该发展高等教育,通过发展教育反过来调节经济周期。该理论认为:教育投入纯属于生产性建设投资,而不是消费性支出;教育资源要按照产业化方式进行经营,通过市场进行配置;教育不仅要满足市场或社会的需求,而且要对经济周期进行反向调节。这一观点由于暗合了二十世纪末高校大扩招前的中国经济形势,成为高校扩招的有力理论支持。经济学家也许正是基于以下的假设:到1999年,经济持续低迷已7个年头。应该是处于“谷底”,4年之后,也就是第一次扩招生的毕业期,经济应该彻底走出低谷,导致新一轮经济扩张期的开始。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必然增加对人才资源的需求,而这些扩招生正好派上用场。这样,高校扩招不但拉动了即期消费、延缓就业压力,也为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人才供给。总之,高校扩招的直接动力源于经济,而反经济周期论为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高校扩招对一些激进的教育理论主张从实践上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并必将更进一步地推动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因此,高校扩招不但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3.2社会发展的需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经得到很大发展,各行各业都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这就需要更多的与之相适应的高层次管理人才。若仍施行低入学率的高等教育模式,在21世纪以人才为核心的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国际竞争中,我国将会处于劣势,再则,由于高等教育的低入学率,绝大多数适龄青年难圆大学梦,我国又素有倾其家产培养下一代的传统习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家长们千方百计要让子女上大学。我国政府实施扩大招生规模的战略,这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人才的培养和稳定,实现众多家长培养子女的心愿,对广大适龄青少年渴望接受高等教育,提高我国受高等教育人数占人口的比例,缩小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起到积极的作用。
3.3产业调整的需要
21世纪是高科技竞争的时代,许多传统企业正迈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经济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升级,随之而来的是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结构性调整与就业者知识的矛盾日趋严重,导致许多文化素质低的就业者不能适应企业转型、技术进步的要求,面临着岗位胜任和新就业方面的巨大压力。3.4扩大内需要求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商品出口量下降,加上我国历史上遗留的产业结构性问题的不良影响,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趋势,国内市场许多商品供大于求,消费疲软,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现象,投资减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连年提高,内需不足,企业生产日渐困难,企业的扩张能力明显下降,低层次人员的就业需要量减少。就业难度日趋严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加剧了企业的竞争程度。在这种情形下,我国要想通过出口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不可能,而我国国内市场广泛,拉动国内需求、扩大内需成为主要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教育被看作是一项居民的投资以后,理所当然地被作为主要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因此,政府不遗余力地扩大高校招生规模。
4高校扩招的博弈分析
教育可以看作是个人的一项投资,投资决策与此必然依其成本-收益来决定。博弈论分析也许能帮助我们作一些有益的探讨。我们通过计算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人的年均收入与非大学毕业生的人参加工作的年均收入的差额,进而推算出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首先假设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或古典环境下,信息是完全的,交易费用为零。假设高校具体执行政府的决策,政府可以扩招,也可以不扩招。如果政府不扩招,学生个人的收益就是V(X)。当政府决定扩招,由高校来执行,此时,学生有两种选择,即受教育和不受教育。如果学生选择受教育,他的收益是V(X),如果他选择不受教育,那么他的收益是V(Y)。如果政府不扩招,个人收益为V(X),不必讨论。如果政府扩招,学生个人会根据其收益的大小来比较,如果V(X)>V(Y),学生必然会选择受教育;如果V(X)
4.1高等教育扩招的可持续性分析
教育最终是为了服务于经济,也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教育的发展必须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如果教育的扩张速度和经济的增长速度大致平衡,则这种扩张是可以持续的;如果教育的扩张大大快于经济的发展,则教育最终会因经济后盾不足而不可持续。那么高等教育扩招幅度是否“可持续”?我们不妨对1980年以来高校扩招的速度和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作一个比较,这样会对两者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多个年份高等院校扩招幅度达20%以上,招生增长率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此速度是否适当?当前我国高校办学条件能否承受?根据1996年教育部颁布的《核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办学条件标准》来衡量,我国有相当数量的普通高等院校因扩招致使办学基本条件降至此《标准》之下。例如,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图书仅为81册,与标准规定的160册相去甚远;2000年半数本科高校生均教学仪器值在3874元之下,与规定指标4000~5000元也有相当的距离;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从1997年的14平方米下降至2001年的10.9平方米,相当多高校不达标。专科院校的办学条件标准要求较低,但也因扩招过快,有半数院校生均图书量,生均教学仪器值,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等办学基本条件达不到标准。
4.2高校扩招的适应性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是必然的过程,反映了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对高级人才需求的日益扩大,这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但这一转变过程是一个自然渐进的过程,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随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完成的,而并不是由个人意愿就能达成的。高校扩招导致了学费的增长,一定程度上是适合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现实的。而我国二元化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教育的大众化进程。我国城乡结构的二元化是指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在城市和农村中的断层和分化,这种对立和分化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过程。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而在0.4以上则意味着进入警戒线。最近10年,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我国的基尼系数计算均超过0.47。我国基尼系数的增长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点在农村,只有真正提高农村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大众化的目标才能顺利实施,目前出现的这种城乡收入差距无疑会增加农村适龄青年上大学的难度。据国家统计报告,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2008年最高,然后逐年回落,正呈现差距日益扩大之势。基尼系数的变化说明,我国二元结构社会的特征十分明显,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展势必受制于这种社会结构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点和难点,不在城市适龄人口,而在农村适龄人口。基于这种现实,现行高等学校的收费标准是否超过了我国农村的人均收入,农民对学费的承受力是多少,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二元结构社会中,处于低收入水平群体的经济承受力,会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4.3高校扩招的财政约束分析
高校的扩招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教育经费的增长,我们来考察一下财政性教育总支出增长速度和财政支出增长速度。1998—2012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增长速度总体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相匹配,意味着高校目前的招生规模如果继续扩大,将受制于财政状况。
4.4高校扩招与就业分析
扩招带来的最大问题还是毕业生就业问题。由于毕业生人数大大超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数量,再加上高校专业设置不适合经济发展要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严重的一般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毕业生就业率明显下降。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受教育人口之间相互竞争已经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所谓的“人才高消费”与“文凭贬值”现象,受教育人口已经“相对过剩”。高校的扩招给毕业生的就业造成了明显的压力,扩招造成的就业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种:
1).加剧一般性就业矛盾。一般性就业矛盾即指缺乏足够的工作岗位而引起的就业矛盾。按理说,扩大招生能使更多的待业者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从而增强其生存和适应工作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还能缓解一般性就业压力。然而在超常规发展的情况下,毕业生的总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而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因此在抵消一部分就业压力后往往还会产生新的或积累更多的就业压力;而且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在就业岗位没有明显增多的情况下,高校的快速扩招无疑更加剧了这个一般性的就业矛盾。
2).加剧结构性就业问题。所谓结构性就业矛盾是指经济结构和人才结构的不适应以及工作岗位和就业者的文化技术水平之间的不适应引起的就业矛盾。一般而言,结构性就业问题出现往往是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在这个阶段上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一方面是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则是传统产业的逐渐转移与消失,与此相适应的应用型、技能型、复合型或综合型的高级人才往往供不应求,而单一型、学习型的高级人才则供过于求。这种结构性失业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高校专业结构和学科发展相对滞后于市场职业岗位变化,高校学生培养规格和社会需求错位等因素,尤其是近几年扩招的学生并没有按产业结构的变动需要或新的模式来培养。因此,通过扩招培养的毕业生不可能在整体上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相反地,还可能加重一般性就业负担,并使原有的结构性就业问题雪上加霜。知识失业是高校扩招之后的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知识失业是指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在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期处于不得其用,从而引起结构性失业的一种经济现象。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失业的过程也是教育深化的过程,由于现代部门(指工资报酬较高和福利待遇较好,工作比较稳定的大公司及政府部门)就业机会有限,致使那些怀才不遇的毕业生只好屈身低就,寻找低一级的工作;另一方面雇主也倾向于雇佣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从事原来由较低文化程度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这样,人才高消费现象便应运而生,相对于国民经济对人才的需求而言,出现了教育过度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知识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和有效的配置。其结果,原来由中学毕业生干的事由本科生干,由本科生干的事现由研究生干,最终导致知识的相对失业。在教育的过度发展与知识失业的相互作用下必然导致人力资源浪费和教育投资低下。随着教育层次的高度提升,国家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资源,社会成本上升,社会收益下降。老百姓为此也要倾尽全力,为子女教育费用的层层升级付出昂贵的代价。
5结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扩招应该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不容置疑,随着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然的趋势,但从短期来看,十几年的高校扩招确实是过度了,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是不可持续的。面对已造成的问题,政府可以做的,首先是稳定高校招生数,使扩招的增长速度和经济的发展速度相适应,使社会资源和就业压力有一个缓冲的机会。其次,政府和学校应该完善毕业生就业机制,完善就业信息传播渠道,完善人才市场服务。同时,学校应调整专业结构设置,使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再次,高校要建立扩招能力评估机制,高校必须在能力范围内确定招生数。最后,毕业生应找准定位,不能要求过高,不切实际,要克服眼高手低的毛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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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西方经济学是舶来的产物,这种思想的引进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经济学原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当前,案例教学已经应用到很多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西方经济学也概莫能外。案例教学的引入对于偏理论与数学逻辑的西方经济学来说,案例教学把经济学抽象的理论知识跟现实的经济问题联系起来,使得经济学教学不再枯躁乏味,而是充满乐趣。然而,案例教学的目的是要实现既让经济学教学变得生动、活泼、具体,又能使学生掌握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并具有较强的经济学思维来分析解读现实经济问题,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前的案例教学,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教学方式比较落后,停留于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教学案例不是来源于现实中,而是主观编造,对案例的讲授也没能将理论与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1];对案例教学存在碎片式的理解,如案例教学或停留于举例教学的层面,或片面强调案例教学,而忽视理论教学[2]。或非常重视某一知识点或某一理论的案例分析,而忽视学生运用已学过知识全面分析某一问题的综合能力[3]。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如何结合的问题,因此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的结合,首先是内容上要结合,即案例材料要与知识点相关,案例内容能够被知识点所解释,或案例内容能够映射知识点理论;其次是案例教学的层次与理论教学的层次应相衍接,如单一知识点可由一小故事或小案例来说明,而综合性知识点则需由大型的案例材料来说明;再次,理论教学的系统性与案例教学的碎片化如何结合,使学生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经济学思维,来分析解读现实经济问题。
一、案例材料与理论知识点的结合
案例材料必须与要讲解的知识点有较强的相关性,如果没有相关性或相关性不强,则难以对要讲解的知识点进行充分的阐述。如在讲解需求弹性时,一些资料以2002年成都华西乳业将牛奶倒入下水道事件为例,解释说牛奶需求弹性小,使得企业降价也难以提高销售量而只好倒掉卖不出去的牛奶。这一案例材料认为牛奶是生活必需品,所以牛奶需求弹性小。这一观点很难令人信服,在教学中也会使学生觉得难以理解,甚至感到迷惑。因为现实中对于中国家庭来说,牛奶并不是必需品,其需求弹性比较大,价格降低,则需求会增加很多,而价格提高,则需求会减少很多。所以在这里,案例材料选择的不适当,会使得案例教学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案例材料除了内容必须与知识点有较强的相关性,材料来源最好是我们所处的生活与经济环境。如果与我们的生活环境或感知的世界相距太远,也难以使学生对案例材料产生共鸣,而影响案例教学效果。因此,案例选择最好是本国本地区的案例,时间最好是近几年或近十几年发生的。因此,来源于国外的很多案例材料,可能与理论有很好的匹配,但由于制度、文化与习惯的差异性,这些案例材料不一定能为中国学生所理解。同样,时间比较久远的案例材料,由于其当时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与现在有较大的差异性,其材料内容的现实说服力大打折扣,难以在教学中取得较好的效果。如在解释经济泡沫的形成的原因及生成机制时,很多人列举了荷兰历史上的郁金花泡沫事件。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很难理解郁金花会有如此高的价值,会成为荷兰人抢手的投资品,价格会涨得那么离谱。因而,虽然这个案例能够讲清楚经济泡沫是如何形成的,但难以在学生中形成较大反响,也难以调动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而以我国2007年股市泡沫为例来分析,学生会有更强的感性认识,对知识点的理解也更深。
二、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在层次上的衍接
知识点有综合性知识、单一知识之分,同时,针对教学要求,不同章节、不同知识点也有侧重,这就要求理论教学有不同的层次性。对于重要知识点、综合性知识,要重点讲、细致讲,而对于概念性知识点、非重要知识点,可简单、粗略地讲。与理论教学的层次性相对应,案例教学也有层次性,如对应综合性知识点,案例材料应有充足的内容与信息,并对其进行展开深入分析,对概念性知识点,则举例说明即可。如讲解供求定理,为了向学生讲解价格是由供给与需求决定的,而不是由成本加成方式来决定。可举一简单例子说明,如2011年飞天茅台53度酒国内价格为1050元,而在美国的售价为82.99美元(约合550元人民币),国内与国外价格存在巨大差异,学生从这个例子中就能真正理解价格的差异来自于供给与需求的不均衡,而不是成本的差异。而在讲完了供求分析这一部分后,由于学习了供求均衡、供给与需求的影响因素,需求与供给弹性等多个知识点,在进行案例分析时,就需要有较多内容的案例材料来分析。如可将上述茅台酒的例子扩充内容进行分析,茅台酒的供给受到特定地理条件的限制,难以大幅度提高产量,因而其供给弹性小,而在国内需求方面,由于茅台的国酒地位,社会及政府机关对其需求大。特别是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由于是公款消费,政府部门对其价格变动不敏感,需求弹性小,因而茅台酒在国内市场是供不应求。由于需求与供给弹性小,厂家与经销商往往可以大幅度提高茅台酒的零售价格。但在国外,没有了国酒地位,也没有公款消费,所以国外对茅台的需求很小,需求弹性很大,所以价格远低于国内。通过将案例扩充,并且老师进行诱导式启发、问题式讨论,可以使学生对刚学到的概念及知识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掌握。在综合案例分析中,则可将前后的理论知识贯穿起来,如综合性案例:近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为何一涨再涨。则可以将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等知识点串联起来,并以专题讨论的形式,由老师介绍、引导,学生提问、讨论等方式,使学生在讨论中再次回顾了这些理论知识,并将之串联起来,逐渐形成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将理论用之于解释现实。
三、理论教学的系统性与案例教学的碎片化的结合
由于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象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大量地运用了数理分析、图形推理,前后知识点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因而理论教学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与此相对应的是,案例材料则是一个个独立的内容,案例之间不存在明显的逻辑关系,案例教学因而呈现明显的碎片化。我们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是从归纳到演绎,即从已有的理论来解释现实,或以现实中的案例来佐证、阐述理论。这一模式有其固有的优点,可以完整地将基础理论讲解清楚,体现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性与系统性。同时通过案例分析使理论与现实联系起来,增进学生对理论的掌握与运用能力。因此,针对经济学理论与教学的特点,我们认为在教学中应坚持理论教学为主,案例教学为辅。在课堂上,老师应系统性地讲授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理论假设、运用条件及理论内涵要讲清楚,经济学理论框架与知识点之间逻辑关系要讲明白。在此基础上,插入案例材料来分析,将理论与现实联系起来。单一知识点的案例材料,可以通过对其内容的补充与延伸分析来对多个知识点进行综合阐述,使得单一的案例材料得到综合性运用。或组织综合性案例材料,将前后知识点串联起来,克服案例内容的碎片化,使之与理论知识的逻辑性、系统性实现融合。另外,对过去过于重视理论教学,忽视案例教学以及案例教学方式过于简单等弊端应进行改革,在理论教学的内容与案例教学的方式上进行改进。第一,针对不同的教学要求,应在理论教学的内容上有取侧重、取舍,如针对非经济类本科学生来说,对经济学理论掌握的要求较低,在教学内容上,则重点讲解与现实更为密切的知识点,如在《微观经济学》讲课中,供求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可重点、深入地讲解;对生产要素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则可略去不讲;对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可结合现实简单地、定性地讲讲,不必进行深入的数理推导与理论分析。第二,案例教学方式应多样化,注重师生互动。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改进:
(1)提问或答疑式。比较简单的知识点,可以先让学生自学再由老师提问及答疑。这样既可节省时间为案例导入让路,还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避免单向输入式教学的枯燥与单调,同时又避免教学中的“放羊”;
(2)讨论或辩论式。对于一些重要、疑难、有一定争议性的问题,在老师进行讲授后,可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或辩论,老师进行引导与评议,使学生在辩论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3)小论文式。对于重要的、有重大理论价值的问题,可以布置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对资料搜集、论文结构与逻辑、论文学术规范等方面老师进行指导,并对论文进行及时批改与评点。第三,在讲授完一个大的知识点或几个知识点后,应对学过的内容进行回顾与梳理,梳理出各知识点的逻辑联系与展开过程。梳理过程中,可用图形、动画、文字等来演示。对重点知识的回顾,可组织新的案例材料,或对以前的案例材料进行补充扩展,以专题辩论、课堂讨论的方式,来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
一、多元化与数学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反映的是人类的活动与经济参与的一般规律,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内在的反映。其研究成果建立在巨人的肩膀上,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此外还研究社会经济连续的发展,人与人间,人与自然间,人与社会间的和谐发展等。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所有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还变化无常,应该要采取不同的研究办法来对其研究。研究不同的方面,比较分析然后对那些内在的发展规律进行揭示。这绝对不能用数学的分析来解决,因此就确定了马克思的主义是多元化的。现在的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这样的数学化现已发展成了主导趋势。现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发展越来越让人难以想象,还有别的不是经济上的因素的趋势。经济学的数学化可能会把手段和目的的混淆加速化。一九八八年的诺贝尔奖的获得人阿莱批评了经济学数学使用的过度趋势,他指出现在的经济学是被人为地加入了数学的模型并使其成为了主导,并且可怕的是在这个错误的主导思想上向前发展;受到数学思想的荼毒比较深厚,在历史上是一种倒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就提出了数学分析的方法,并为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即使他的理论包含了很多的数学公式,可是他反对对于数学的滥用倾向。里昂•惕夫说:“专业的经济学的杂志里面整篇都有着数学上公式的充斥。这样的话就把那些看这些杂志的人从一个看似有理的却是任意假设出来引导到虽然很精确但是却毫无道理的结论,所以对数学的滥用就成了经济理论学的研究误区。数学对于经济学理论是种研究,论证,分析的工具。这个工具是不是可以发挥成果,其关键就是在研究经济学的时候是不是正确利用。正确理论的服务需要数学的方法,却也可能为错误理论进行效劳。浅层次的来看,貌似这两种推理的方法的数学方式都是合理的严谨的,但是事实是对于同一个数学的推理不仅可以导出正确结论,还可能致使成果错误。一九九四年《博弈论》出世,让有些西方的学者们欢呼一个对人际间的关系进行处理的工具出现了。最起码能够将双头,单头问题解决了,可是这六十几年来该书却没有帮上解决问题的大忙。美国的哈佛教授于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在对美国的《挑战》杂志社的记者采访进行回答时说过,对于现在来说单一数学的分析并不一定有很好结论,可能得需要哲学的一些基础。克莱因是1980年诺贝尔奖的获得人,他说过,没有什么可以代替计量的经济学中数量的办法。也不是一切的经济学的问题都能够被量化,能够测算,在有的时候肯定得有主观上的决策。他的话表明用数学的办法来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主张单一不合情理。在经济理论中用数学方法是有局限的,其实就是说数学的办法只是辅助工具,它是分析经济的第二重要方法。
二、发展性与两重性
马克思的主义作为真理,是永不会过时的,它只会跟着在实践过程当中继续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自创建至今是在连续不断地发展着的,其理论的体系是开放的。正是它的开放特点,才能够吸收兼容别的学科精华从而让自己更加完善。该经济学的体系是通过继承前人在经济学的成就的遗产所建立发展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是科学的,拥有着与时代共同发展的优秀品质,伴随社会的发展而连续壮大发展。以上就表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特性。可是,西方的经济学拥有着双重性:一是阶级特性,二是某种条件之下实用的特性。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形态与意识,还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经验的总结。其阶级的特性主要是为了维护那些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对资本的主义这种制度进行了维护,也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与对资本主义的宣传进行了维护。对于特定的情况就如那些实用特点强的市场的经济客观现实进行了限度之内的反映,尤其是现实的社会化的生产。西方的经济学也有有价值的科学性与能用东西的存在,不单单只是形式中存在,通常是和形态意识以及具有辩护特性理论东西共同存在,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我们国家要进行发展就必须按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实情,尤其是按照我们国家的特色制度对市场的经济发展与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特色经济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对马克思的主义进行发展概括。发展就要有博大的胸怀,能够吸收人类一切科学成就,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借鉴其合理成分来不断充实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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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其中焦虑心理是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大学生焦虑心理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运用条件性情绪反应干预法对2名考试焦虑来访者进行14天实验干预,每天一次,每次2小时。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得分的变化评估干预的有效性。干预结束后,来访者1、来访者2的HAMA得分分别由前测的22分、20分降至6分、7分,治疗有效,运用心理干预技术对大学生考试焦虑进行辅导,效果明显。
【关键词】考试焦虑;条件性情绪反应;心理干预技术
0 前言
对全国4万多大、中学生的测查表明,学生心理障碍的主要症状为焦虑,其中以考试焦虑最为突出[1]。考试焦虑是在一定的应试情境下激发的,在家庭、学校压力以及考生自身生理心理等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以对考试结果担忧为特征,以防御或逃避为行为方式的一种负性情绪反应[2]。严重的考试焦虑不仅影响学生的成绩,而且影响其身心健康,研究如何有效应对考试焦虑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学生考试焦虑的原因,黄允正、黄克永等认为除了外部直接面临高考因素外[3-6],还有很多的内部原因。考试焦虑作为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情绪的作用不容忽视。
最早对考试焦虑的干预主要从宏观教育着手,后又发展出认知中心和情绪中心两种治疗程序。认知治疗方面,杨眉(2002)研究指出,认知―行为―情绪管理小组治疗可有效降低学生考试焦虑并提高自信[7]。情绪中心的治疗则从训练患者对生理反应的控制入手。陆运青(1999)研究指出,放松训练可使脉搏次数降低,状态焦虑分数下降[8]。赵荣霞等(2003)指出,坚持渐进性放松和呼吸训练的学生焦虑水平和心率都有所下降,高考成绩有所提高[9]。生物反馈技术作为放松训练的有效手段被引入考试焦虑干预领域。孙仲贤等(1986)研究表明,生物反馈改善考试焦虑是有效的,皮温和肌电反馈有效性相当,生物反馈和自我训练结合效果更佳[10]。Rice等(1993)发现增加A波的训练可改善广泛性焦虑的交感兴奋和情绪症状[11]。
研究实践表明,运用条件性情绪反应干预法,来访者的考试焦虑表现能很快得到控制[12]。遇到刺激,来访者能通过简单的肌肉绷紧放松伴随深呼吸进行自我条件性情绪反应干预,较少复发;临床上在来访者肌肉放松的状态下进行治疗,无痛苦,来访者愿意配合,脱落率低,是治疗考试焦虑很有希望的方法。
1 方法
1.1 来访者
两名来访者主诉考试复习期间焦虑紧张,有明显躯体表现,年龄分布19~22岁,大学本科在读,家族无精神病史,排除脑器质性病变及重大躯体疾病,均自愿接受治疗。
来访者1,女,19岁,大一学生,面临大学里第一场期末考试。从小学习刻苦努力,要求上进;家境困难,面对升入大学的第一场考试,很希望自己能考出好成绩,获得奖学金;性格开朗,与大多数同学相处良好,但寝室内有家境富裕的同学,来访者与该同学发生摩擦。临近考试,该室友表现出对学习、考试都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来访者逐渐感觉自己情绪紧张焦虑,复习不进,难以完成复习任务。来访时症状表现如下:(1)叙述过程中数度流泪,感到压力巨大;(2)复习期间焦虑不安,难以安心学习;(3)看到室友学习很投入、自信满满的样子,来访者即感觉情绪低落;(4)入睡困难,食欲下降。
来访者2,女,22岁,大四学生,面临研究生入学考试。认真好学,大一至大四成绩都不错。毕业在即,来访者面临考研和就业,难以抉择,虽然一直准备考试,但内心一直摇摆不定。考试临近,来访者感觉自己并未准备充分,情绪逐渐焦虑不安,难以进入学习状态,不能完成复习计划。来访时症状表现如下:(1)复习不进,难以安心学习;(2)内心焦虑不安,忧心忡忡;(3)情绪低落,叹气流泪;(4)失眠,入睡很困难。
1.2 研究工具和材料
1.2.1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包括14个项目,由Hamilton于1959年编制,它是精神科中应用较为广泛的由医生评定的量表之一。主要用于评定神经症及其他病人的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评定者若经过10次以上的系统训练后,可取得极好的一致性。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曾对19例焦虑患者作了联合检查,两评定员之间的一致性相当好,其总分评定的信度系数r为0.93;各单项症状评分的信度系数为0.83~1.00;P值均小于0.01。HAMA总分能很好反映焦虑状态的严重程度。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曾对36例焦虑性神经症的病情严重程度与HAMA总分间的相关检验效度,其效度系数为0.36(P〈0.05) [131。按照全国精神科量表协作组提供的资料,总分超过29分,可能为严重焦虑;超过21分,肯定有明显焦虑;超过14分,肯定有焦虑;超过7分,可能有焦虑;如小于7分,便没有焦虑症状,一般划界,HAMA14项版本分界值为14分[14]。
1.2.2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L.R.Derogatis于1975年编制。总量表的同质性信度为0.97,各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在0.69以上,重测信度大于0.7,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较好。全量表含有90个项目,每项5级评分,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共9个因子[15]。
1.2.3 干预时所用的放松训练床、音响、放松音乐等设施。
2 研究程序
2.1 临床诊断
2.1.1 汉密顿焦虑量表
来访者1总分为22分,有明显焦虑;来访者2总分为20分,有焦虑。
2.1.2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验结果中,两位来访者躯体化、焦虑因子、抑郁因子得分均超过了划界标准。根据来访者症状表现及量表得分,将两位来访者诊断为考试焦虑。 2.2 实验过程
实验干预过程包括认知调整、情绪情感干预、愈后保持三部分。
2.2.1 认知调整阶
认知调整阶段收集来访者症状表现、认知模式等各项资料,例如来访者1面临的人际敏感、来访者2目标调整的问题,寻找症状中的条件性情绪反应,向来访者讲清楚考试焦虑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性情绪反应的基本原理及条件性情绪反应干预法的操作过程,使来访者形成对症状的合理认知。
2.2.2 情绪情感干预阶段
干预前分别与两名来访者商定风景和未来理想实现的想象情景。干预时通过渐近式的肌肉放松,使来访者获得轻松、宁静、舒适等积极的心理状态。此时,引导来访者想象美好的风景,建立积极情绪;想象中进入预先选定的角色,塑造积极情感;想象刺激情境,进而建立积极的条件性情绪反应,从而消除来访者对刺激情境的焦虑的条件性情绪反应,促进认知、情绪以及行为的改变,消除考试焦虑症状。
2.2.3 愈后保持阶段
(1)要求来访者每天坚持进行有氧运动和深呼吸练习。有氧运动与深呼吸能够降低皮质醇在体内的分泌,增加内啡肽在体内的分泌,从而进一步降低紧张、焦虑的情绪[16]。
(2)写咨询日记,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增强对消极认知、思维模式的反思能力和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能力。
(3)训练并教会来访者学会在遇到没有消除的或新产生的负性条件性情绪反应的刺激情境时,通过部分肌肉的绷紧放松伴随深呼吸的方法来进行自我干预,达到控制症状、保持疗效的目的。
3 结果与分析
3.1 HAMA量表测试得分变化
干预前来访者1HAMA量表得分为22分,干预后为6分,没有焦虑表现;干预前来访者2得分为20分,干预后为7分,可能有焦虑,干预均有效。
3.2 SCL-90量表得分变化
干预前来访者1的SCL-90量表的躯体化因子、焦虑因子、抑郁因子均降至划界标准以下。
3.3 回访
实验干预结束一个月后进行电话回访,来访者1顺利通过期末,复习期间一直保持较好干预效果,学习效率明显提高;来访者2情绪平稳,复习效果有了明显提升,顺利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发挥自己感到比较满意。
4 讨论
本研究运用条件性情绪反应干预法对有考试焦虑的两名来访者进行14天干预,每天一次,每次2小时。干预结束后,来访者1的HAMA量表得分为6分,没有焦虑;来访者2的HAMA量表得分为7分,可能有焦虑,说明干预有效。
条件性情绪反应干预法以干预条件性情绪为核心,打破考试焦虑来访者的不良情绪、不适应行为反应、消极认知评价之间的恶性循环,建立新的积极的条件性情绪反应,迅速缓解来访者的考试焦虑症状。
本研究选用两名抑郁症来访者,数量较少;数据收集主要来源于来访者自我报告,其外部效度不易达到要求,容易受来访者系统误差的影响。因此未来需要大样本的随机化实验设计,结合来访者亲友、咨询师等他评数据进行统计,进一步验证条件性情绪反应干预法治疗考试焦虑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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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大学,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受到了社会普遍的关注。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学习和生活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良好的就业环境和科学的职业规划是阻止就业焦虑心理产生的保护性因素。
关键词: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
大学生的就业心理是指大学生在考虑就业问题,为获得职业做准备及在寻求职业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心理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大学,追求个性的发展和价值的实现。但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毕业生数量迅速增长, 就业形式非常严峻,尤其是女大学生,由于传统意识和性别角色的束缚,面临着更多的就业问题,更容易引发焦虑心理。研究发现,男女生在就业期的挫折心理、依赖心理、从众心理、攀比心理、嫉妒心理、羞怯心理、自卑心理等方面无显著差异,但女生就业焦虑程度明显高于男生。本文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内容: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对策。
1、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的具体表现
焦虑是一种紧张不安并带有恐惧体验的情绪状态,多半是由于不能实现目标或不能避免某些威胁而引起的。调查发现74%的女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主要表现为焦虑、紧张。适度的焦虑对生活有积极的影响,但焦虑过度就会带来更多的负面效应。就业焦虑心理是指对就业过度紧张、焦虑的一种心理,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就业准备期间体验到的焦虑心理;一种是在就业过程中体验到的焦虑心理。女大学生就业准备期间的焦虑心理主要表现为在生活、学习中经常体验到紧张感,对未来过度担心,学习以外部动机为主,学习功利性很强,情绪容易波动、注意力不集中、不易静心学习,心态浮躁导致学习效率降低;而就业过程中的焦虑心理主要表现为面试时过分紧张,担心自己没有能力获得就业单位的青睐等。
2、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产生的主要原因
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的产生,主要因素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女性就业心理弱势的影响。就业心理弱势指劳动力在寻找理想职业的过程中出现的情绪和行为失衡的反应,由于性别歧视,加之自身的生理因素以及文化素质,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取向,使女性在寻找理想职业的过程中出现特有的情绪和行为失衡的反应,称为女性就业心理弱势。
(2)就业相关信息掌握不充分,对未来的盲目担心导致了焦虑。调查发现,82%的女大学生对自己本专业具体的就业情况并不了解,他们获得的大部分是抽象的、概括的就业信息,如就业率多少,就业形式的总体情况等等,这些信息并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盲目宣传就业形势的严峻反而容易导致焦虑心理,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模糊、不确定的信息更容易让人产生焦虑,再加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情绪化,面对压力事件时消极情绪的表现更为突出,不恰当的宣传和报道更容易使女性产生焦虑心理。只有掌握了具体的就业信息,才能有针对性地对自己的学习目标进行规划,在职业准备期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
(3)缺乏实际技能与经验。在进入大学之前,学习的主要是理论知识,虽然进入大学之后,实践锻炼的机会多了,但主要局限于社团活动和社会兼职,覆盖面不够广,实践锻炼的机会不够多,而且高校的大多数老师,并没有很丰富的职业经历,一般是学校毕业后又进入学校教书的模式,对于市场、职场缺乏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因而不能切实按照市场需求来培养大学生,造成供需脱节的矛盾。
(4)就业期望值过高。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多数女大学生依然希望选择稳定性相对较高的职业。比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垄断行业。因为总体而言,这些部门和行业收入相对稳定,有较好的个人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女性孕产期间有较好的福利保障,所以成为大多数女大学生的就业首选。
3、女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的对策
(1)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服务功能,完善制度保障,促进就业公平。目前,社会上很多用人单位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有的单位甚至明确表示不要女生,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在追求效益最优化的原则下,会全面衡量劳动力的“性价比”,而女生由于体力、生理、婚育、家庭等因素导致“性价比”低于男生。
(2)社会要为女大学生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用人单位应该树立正确的用人观念,消除性别偏见,完善用人机制。广大学生家长和社会各方也要正确看待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更新就业观念,帮助女大学毕业生合理确定就业期望。高校的就业指导机构和社会的新闻媒体也要通过开展主题突出、内容具体、形式多样的宣传报道活动,为女大学生就业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为女大学生就业提供具体的、富有建设性和指导性的信息,不要盲目炒作,制造“就业恐慌”,以免加重女大学生就业的心理负担。
(3)女大学生要及早进行科学的职业规划,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职业规划是指在对个人和内外环境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一个人的事业发展目标,并选择实现这一事业目标的职业或岗位,编制相应的工作、教育和培训行动计划,对每一步骤的时间、项目和措施作出合理的安排。科学的职业规划有利于女大学生更加客观、深入地了解自我,因为职业规划的第一步就是通过自我观察、他人评价、心理测评等手段对自己的能力、兴趣、资源进行评估,评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然后再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确定自己未来大致的职业方向,树立职业目标。科学的职业规划能够促进女大学生更加有效地进行时间管理,增强目标执行能力。因为合理的目标以及恰当的规划能激发人行动的积极性和潜能,成为自身成长进步的强大内驱力。科学的职业规划有利于女大学生良好职业认知的发展,提高职业和自身能力的匹配性。总之女大学生自身要尽快适应环境,尽早制定职业规划,不断增强自己的就业和创业能力,日复一日这些积极力量的积累就会变成保护性因素阻止就业焦虑心理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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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大学生在外语学习过程中重要的情感障碍,外语学习者在把握听、说、读写能力过程中有时会产生焦虑心理。笔者通过分析大学生外语学习成效与焦虑关系和外语学习焦虑的成因,以期对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有所启示。
1 外语学习焦虑的定义
焦虑是变态情绪之一,又称心理异常,是指个体由于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或者不能克服障碍,使其自尊心与自信心受挫、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而形成的紧张不安、带有恐惧感的情绪状态[1]。一般行为焦虑指人们在一定压力或自尊心受到威胁的状态下所产生的一种类似担忧和恐惧的反应,是一种自我贬低、自我怀疑的认知。
外语学习焦虑不同于一般的行为焦虑,是一种特别情景下的焦虑,与语言的运用有直接关系,是学生在外语学习中的一种独特的现象。它产生于外语学习的过程中,表现为学生对自己外语交际能力的过低评价等。国外学者对外语学习焦虑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将外语学习焦虑看作是一种与课堂语言学习有关的,在该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显著的自我知觉、信念和情感情结[1-3];也有将语言焦虑定义为与语境(包括说、听和学习) 有着特殊关系的紧张和畏惧感[4]。
2 外语学习焦虑的种类
研究者根据语言焦虑者的特性,把焦虑分成3种类型: (1)性格或气质型焦虑(trait anxiety),是个性的反映,也是个体特有的一种较为持久的焦虑倾向,多见于性格内向、过于敏感的学生。一般来说,女性的焦虑水平高于男性。性格型焦虑已被证明会破坏认知功能,中断记忆,导致逃避行为。(2)情景型焦虑(situation specific anxiety), 是由具体情景或事件而激发的焦虑心情(如公开发言、即兴演讲、考试等) 。(3)一次型或状态型焦虑(state anxiety),是指在某一特定时刻产生的焦虑情绪,如在考试之前或诸如此类状态下等。一般来讲,如果学习者具有高度的性格焦虑,也容易产生状态型焦虑。它是气质型焦虑与情景型焦虑结合的产物。
Horwitz等[1]在1986年首先把外语学习焦虑作为语言学习过程中独立的、不同于其他焦虑感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将外语学习焦虑分成3个组成部分:一是交际畏惧(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即学生有成熟的构思和想法,但没有足够的词汇来表达而造成的受挫感与恐惧。当学生感到既不能用外语自由地表达自己,又不能听懂别人说的外语时,就产生交际畏惧,即交际回避或交际退缩。交际畏惧普遍存在于外语课堂中,严重影响学生对外语的掌握。二是对考试的焦虑(test anxiety),考试焦虑就是教师在对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进行考察评估时学生产生的焦虑,是学生害怕失败而产生的焦虑。三是否定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主要来源于学生的不自信,他们担心得不到教师和同学的认可,害怕听到别人对自己不良的评价。
3 外语学习焦虑的外在表现
3.1 课堂焦虑 典型交际恐惧性焦虑的行为模式是回避(avoidance)或者退缩(withdrawl),表现为课堂退缩性问题行为。如在课堂中过分拘谨、不敢正视对方、心慌脸红等;有的由于多次受挫,如长时间发不出或者发错某些音,从而产生心理障碍。外语课堂在教学形式上重在培养学习者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课堂上以互动交流为主导。学习者课堂焦虑通常表现为:身体出现头痛、腹痛、肌肉抽动等不适症状;站起来回答问题时手掌出汗、身体有“僵硬”的感觉;不能正常发出语言节奏、声音变调或者根本不说话;还有的学生表现为一些形象保护行为,有意装出粗心的样子摆弄头发或衣物,低头回避教师的视线。
3.2 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是大学生学习外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多表现为考试前六神无主、失眠或熬夜;考试时头脑发懵、精神无法集中、看错题或漏题。尤其是在听力考试中,常常不知所措、紧张、手心冒汗或者手脚冰凉。当发现考试时间不多或不够时更是心慌意乱,甚至放弃。
4 学习成效和外语学习焦虑的关系
有学者对大学生外语学习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表明,焦虑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学生中,学习成效和外语学习焦虑间存在着持续的负相关[4-6]。笔者采用“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FLCAS),对安徽理工大学2005级非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156名(男生121名,女生35名;年龄19~21岁,英语学习时间大部分为8 a)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考试成绩与焦虑呈负相关(r=-1.96,P<0.05�。由表1可见,外语课堂焦虑与听力成绩、口语成绩、阅读成绩、写作成绩之间均呈负相关。在听力环境下,焦虑会产生神经干扰, 破坏大脑前叶保持记忆工作的能力,焦虑的学生不易把听力材料中的信息储存在大脑的短时记忆中;同时,测试结果还显示,外语口语表达能力与焦虑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
5 引起学习焦虑的主要因素
5.1 教师 教师的态度是导致学习者焦虑的重要因素。好的语言教师不对学习者增加压力,信任学习者,使得学习者也信任自己;而差的语言教师则非常严历,甚至讽刺挖苦,其结果难免令学习者在课堂比较紧张,由此产生焦虑与心理障碍。过于严厉的纠错会使学生感到紧张不安,如果教师在全体同学面前对某位学生进行严厉的纠错或以其弱点为题进行教训,往往会使学生产生严重的焦虑和挫败感。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交流形式也会产生焦虑。
5.2 学习者自身 焦虑与情感因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学习者的自尊、自我评价等与焦虑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尊心(指个人对自己价值和能力的认识) 的强弱与焦虑程度的高低有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成功的语言学习者比失败者自尊心更强。自尊心强的学习者,尤其是有过成功经历的学习者,因其自信有能力排除障碍, 能有效地克服焦虑;相反,自尊心较弱的学生往往显得害怕和胆怯,对成功的期待值偏低,产生抑制心理,在课堂活动中常因信心不足而不能有效地克服焦虑。过低的自我评价也是引起焦虑的重要原因。如果学生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学习外语的能力低下的话,最有可能引起语言学习焦虑。另外,交际畏惧和社会评价焦虑也会引起语言学习焦虑。
5.3 测试 有的学生对某些考试表现出极度的焦虑。很多学生担心测试成绩不理想会对不起父母和教师,从而产生焦虑情绪。更多的学生担心考试通不过,面对测试时显得紧张、焦虑、缺乏自信。在外语考试中,越是涉及到对学生成绩的评价,考试的内容越不熟悉,学生就越容易焦虑。由课堂上测试引起的焦虑,则主要反映在课堂上学生不得不当众用外语表达。许多研究表明,如果必须当众用外语演讲或做报告时,尤其是毫无准备的演讲或报告时,绝大多数学生会表现出焦虑不安。
6 外语学习焦虑的缓解策略
根据引起焦虑的原因,应在教与学2个环节上采用相应的缓解策略。首先,教师应尽量帮助学生做好心理分析和知识准备,帮助学生树立自信,缓解学生在测试中的焦虑情绪,并注意激发、鼓励学生在学习中追求成功的动机;其次,要使学生经常看到自己的成绩和进步,努力克服并改正在外语学习中的语言焦虑、考试焦虑、语言交际畏惧等一切不利于外语学习的焦虑情绪,使学生在外语学习中产生更加积极的自主学习动力。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多给予鼓励,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上课应改变简单、生硬、不耐烦的态度,让学生愿意表现自己,诚恳地接受教师的评价;绝不应讽刺、挖苦、嘲笑学生,以至学生丧失自信,不愿积极发言,不主动参与课内活动;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的反应如果不是简单的对或错、是与否的评价,而是让学生从中获得信息,享受学习的乐趣,学生产生焦虑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
由于考试焦虑直接影响考试结果,存在考试焦虑的学生会因为以前失败的经历而惧怕考试。对于存在考试焦虑的学生,教师可以通过课堂上循序渐进的提问,降低任务的难度,放宽任务完成的时间以降低学生的焦虑水平。正面鼓励和及时的表扬有助于学生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建立,减少失败的经历带来的负面影响。
课堂焦虑与学习内容的难度关系很大。课堂提问如果难度过大,超出了学生的知识范围和思维能力,学生只好望而却步,甚至放弃思考;提问如果模棱两可,漫无目的,主旨不明,可能导致学生思考困难而不愿发言。所以,教师应把握好教材,控制难度,对学生学习做出正确的评价,既要满足学生的探索心理,又要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学生往往把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经历的情感和感受当作评估自己的标准,当感觉自己是群体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时,学生就会产生有价值的感觉。在教学方法上,应有意识地采用启发式、激励式、诱导式等教学方法,对消除学生课堂退缩性行为大有裨益。
7 参考文献
[1] HORWITZ EK, HORWITZ MB, CCPE J.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Mod Lang J, 1986,70(2):125-132.
[2] YOUNG DJ. Creating a low-anxiety classroom environment: What does language anxiety reasearch suggest? Mod Lang J, 1991,75(4):427-439.
[3] GARDNER RC, SMYTHE PC , CLMENT R , et al.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 social psychol perspective. Can Mod Lang Rev, 1976, 32(2):198-213.
[4] MACINTYRE PD. How does anxiety affect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 reply to Sparks and Ganschow. Mod Lang J, 1995,79(1):90-99.
[5] SPARKS RJ , GANSCHOW L. A strong inference approach to causal factor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 response to MacIntyre. Modern Lang J, 1995,79(2):235-244.
[6] 薛利芳.英语学习焦虑与英语成绩的相关研究.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5(4):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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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在财经类高校教学工作中的越来越重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大一西方经济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各国之间的自有贸易,数量在增加,质量在好转,其中各方的博弈也愈发激烈,提到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就不得不提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它们的理论依旧是自由贸易论者手中强大的武器。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对“绝对利益说“和”比较利益说“的异同及它们对当代世界贸易的启示做一个简浅的分析。
一、绝对利益理论
绝对利益理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个国家或每个地区都有对自己有利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如果各国各地区都按照各自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生产,然后将产品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将会使各国、各地区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
(一)绝对利益理论的概念和理解
绝对利益 是指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一个国家在劳动生产率上占有绝对优势,或其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另一个国家。若各国都生产自己占绝对优势的产品,继而进行交换,那么双方都可以通过交换得到绝对的利益,从而整个世界也可以获得分工的好处。
如果我们对此进行1:1的商品交换,则英国获得了1单位的酒,本国剩余了1.7单位的毛呢,显然本国对毛呢的消费将会增加;则葡萄牙从英国获得了1单位的毛呢,本国剩余了1.375单位的酒,显然本国对酒的消费也将增加。从两个国家的总和来看,毛呢的产量和酒的产量都得到了增长,也就是说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二)绝对利益论的特点:
(1)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这一概念,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基础,他认为贸易之所以发生,其基础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存在绝对差异。
(2)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
(3)亚当·斯密有力地抨击了重商主义,主张自由经济,为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绝对利益说的局限性。亚当·斯密是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主张依靠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对供求关系进行自发调节,维持均衡,控制社会利益,从而使社会获得进步和稳定。这种主张符合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为突破封建统治对生产力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根据。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它具有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不能解释现实中所有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基础,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在所有部门的生产成本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话,上述分析就无法解释这一种情况。可以说绝对利益理论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没有说明无任何绝对优势可言的区域,如何参与分工并从中获利。这就引出了接下去要论述的比较利益学说。
二、比较利益理论
(一)、概念及理解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旨在说明决定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利益,而不是绝对利益。其核心思想是:国际分工中若两国生产力不等,甲国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成本 都低于乙国,处于绝对优势,而乙国相反,其劳动生产率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中均低于甲国,处于绝对劣势。这时,两国间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两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一样,这样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不必生产全部商品,而应集中生产在本国国内具有最大优势的商品,相应地,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要集中力量生产那些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间的自由交换,在资本和劳动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增加生产总量,提高生产率,节约参与交换的国家的社会劳动,增加产品消费。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
(二)简评与局限性:
比较成本理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局限性的一面。其科学性的一面突出表现在该理论的核心——比较优势的思想。它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证明,无论是生产力水平高或低的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的思想参加分工和贸易,都可以得到实际利益,这就为世界各国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必要性做了理论上的证明。这种思想是现代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它具有普遍意义,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可利用、可借鉴的。正因为如此 ,虽然历经100多年的发展,比较成本说至今仍然是世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比较成本理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方法论上的缺陷,即以静态的短期的观点分析问题,缺乏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它所反映的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为资产阶级的对外扩张服务。
三、“绝对利益说“和”比较利益说“对当代贸易启示:
绝对利益理论和比较利益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国贸易的启示与影星可以理解为有以下几点:
1.参与贸易的各国,不应以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为参与分工的基础,而应该以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为最基本的前提。即使葡萄牙生产葡萄酒有绝对优势,但是生产葡萄酒并不是葡萄牙的最佳选择,因为生产毛呢对葡萄牙来说有最大利益。
2.绝对优势说和比较成本理论使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因为一般穷国只在低智产品生产中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
3. 每个国家都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即使在高新技术产业有绝对劣势或比较劣势,也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各国贸易繁荣的今天,面对现代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两个理论也都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通过对两者的浅显分析,最终的结论是认为当今国际分工还是应该依据最佳利益原则,使贸易国的利益达到最大。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社会科学,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现实问题。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今天,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经济学理论对我们生活的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社会科学 社会环境 指导生活
前言
刚开始学习微观经济学时以为这又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学科,老师只是讲些空洞的理论,可是在通过学习这一门选修课之后,却发现这门学科其实很实用,和现实生活联系的很紧密,虽然理论性很强,但是联系实际生活的话还是容易理解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实际的例子都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解释。以下为部分例子。
一.由供求均衡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与企业和政府的需求率和签约率成反比的走势,每年大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多,相对而言,大学生的签约率却在不断下滑。我国的高校在不断的扩大招生的规模,导致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相对于企业和政府实际所需求的多很多,即劳动力相对过剩。
从微观经济学来分析,在就业市场上,大学生是劳动的供给方,企业和政府是需求方,大学毕业生的增多导致供过于求,供需不平衡。
对于需求方来说,企业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综合企业的成本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决定所需要的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政府根据各级部门工作开展的需要和人事部的结构来招聘所需的毕业生,也就是说需求方都是根据自身利益来决定最后招聘所需要的人员数目。如果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的话,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供给方就会通过降低价格等手段来夸大需求,以实现供求均衡,但在现实中肯定不可能,作为需求方的企业或者政府显然不会扩大需求量,因此,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毕业生的供给与需求存在相对不平衡的状态,所以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业形势很严峻。
虽然我国总体的劳动力相对过剩,处于富余的状态,但是我国的专业技术人才缺口仍然很大,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工科类的学生相对较少,一些第三产业仍然缺少大量的专业人才,因此作为供给方的大学毕业生也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自己专业知识和能力是否能够达到用人单位的标准。
由此可见,大学生不能只是去想就业的困难而对未来没有了憧憬,因为虽然我国总体的劳动力相对过剩,但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还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大学生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能够正确认识和面对就业带来的种种问题,调整好心态,迎接挑战,努力学习自己专业方面的知识,全面发展,提升自身的能力,规划自己的未来,做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二.由垄断与竞争看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事件
可口可乐作为外国的品牌想要收购中国的汇源果汁,走多元化的道路。但是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未获得通过。中国商务部经过一系列的审查认定,汇源被收购不利于我国国内果汁饮料市场的竞争,违反了反垄断法,影响我国市场的竞争力,关系到国家利益。
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已经占据了很大的市场,汇源这个在我国还算有点名气的饮料企业如果再被收购,外国的企业将可能控制我国大部分的饮料市场,最终形成对一个产业的垄断,危害到我国饮料果汁市场的健康发展。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后的市场份额虽然只有百分之二十几,但却足以产生限制和消除竞争的效果,不利于我国果汁饮料产业的健康发展。反垄断法上有明确规定: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也构成垄断行为。因此如果收购后的实际效果会限制甚至排除竞争,按照法律这也是构成垄断的。可以想象,一旦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成功,可能会借助于其在碳酸饮料市场的支配地位,集中限制国内企业在果汁饮料市场的竞争,国内的中小型果汁企业将会受到威胁,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也将受到限制,自主创新能力也会随之降低。
因此最终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没有获得通过,体现了我国的
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保护民族产业的利益,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整体经济利益,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是反垄断法的宗旨,商务部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竞争,保护民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抵制市场垄断,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的发展。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有利于我国果汁饮料市场的良性竞争发展,反对市场垄断,构建我国果汁饮料市场的有效竞争格局,促进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由利润最大化来看食品安全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衣食住行是我们最根本、最首要的生理需求,因此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可是面对我国最近几年的食品安全现状不禁让人胆战心惊,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成为日益严峻、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2008年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的超标到最近蒙牛牛奶中黄曲霉素的超标,“霉变的大米”、“瘦肉精”、“苏丹红事件”、福尔马林等等一系列的屡禁不止的食品安全问题,让消费者对食品都产生了恐惧心理,确实令人担忧。
这些食品安全问题从企业来看,主要是由于企业经营者的疏忽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丢失,错误地理解微观经济学关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论,在这个追逐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里,很多商家都片面的追求企业的利润,采取各种手段来获取最大利益,片面的认为企业的目标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不择手段的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思想的背后,其实质就是违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危。企业的社会责任才是基础,一旦缺失了社会责任,企业的利润只是暂时的,企业不能只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企业长期的发展。
因此,企业不能一味的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忽视道德和责任问题,应该在自身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上,不违背社会道德的前提下,通过开发新的技术来降低成本等合法的、合理的、不违背自身责任的方法去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厂家要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不能只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追求最大化利润。
一个追求利润的组织,无论企业怎样去宣扬自身的道德诉求,它最终必须能够用所得的利润去回报股东和员工,否则它就无法生存下去。但是同时也有大量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的企业,最终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更不可能成为一个行业的排头兵。因此面对令人担忧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中国的企业,最重要的是提倡全面的道德管理,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员工,以更强更有力的创新力,打造属于自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管理要注重道德的力量,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四.由博弈论看商业广告战
在商业活动中离不开竞争,更离不开合作。面对激烈的竞争时,要懂得从“双赢”的战略出发分析问题,寻求协作的技巧,才能避免蒙受更多的损失。商业活动中经常会折射出博弈论的影子,下面以广告竞争为例。
两个公司的商品互为替代品,相互竞争,因此两个公司的广告必定会相互影响,如果一个公司的广告容易被顾客所接受,则另一个公司的收入将会受到影响。如果两个公司在相同时期发出质量内容方面都类似的广告,收入增加的同时成本也在增加。但是如果不提高广告质量的话,顾客减少,收入就会被对方夺走。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两个公司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两公司相互合作,达成协议,减少广告的开支;二是增加自己公司的广告支出来提升自身公司广告的质量,从而压倒对方公司。
下面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来分析广告战。说到博弈论,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囚徒的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对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商业中的广告战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的例子,试想一下,如果两个公司都不信任对方,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相互合作,即背叛成为支配性的策略时,两公司将会陷入广告战,而公司广告成本的增加损害了两个公司的利益,这也就是陷入了囚徒困境。而在现实中,要两个相互竞争的公司达成协议确实比较困难,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缺乏合作意识,多数的公司都会陷入囚徒困境中。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两个公司只是理性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没有从双方共同的和长远的角度去考虑而造成两败俱伤,如果他们能够相互合作,互惠互利,最终可能会实现对两者来说都是最好的结局。
要想走出囚徒困境,不受到其牵绊,就要实现双方的合作,最终实现双赢。俗话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双赢是现代社会商业界中经常会提到的字眼,而在这竞争日益激烈的血腥的商战中,很多公司都会陷入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两难境地,在困境面前,需要的是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彼此的信任,如果彼此都存在有私心,一味的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最终将会得到对双方来说都是最糟糕的结局。因此在商业活动中离不开竞争,更离不开合作,需要双方的信任和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双赢。
结论
从上面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的问题,都是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去解释的。学习微观经济学,可以让我们拥有一个更加冷静而又经济的头脑,更加理智的分析经济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规划未来的生活,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学会用经济学理论来看待现实社会问题,在生活中发现经济学的奥妙,更理性、更科学地融入社会,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更好的主宰人生,在学习中和以后的工作中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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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P601—P607。
一、引言
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化、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新时期,人才之间的竞争压力也日趋增强,如何使各大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站稳脚跟,转变传统教学模式是关键。就外语院校培养单一语言人才而言,虽然具有明显的专业优势,但是相对于飞速发展国际大环境来讲,语言类学生适应范围相对太窄。西方经济学是国家教育部规定的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它对学生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全球经济发展规律,满足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需求,无疑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四川外国语大学而言,虽然一部分教师尝试着进行西方经济学相关教学,但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整体效果不太理想。笔者认为,经济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科学,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模式,强化“实践性”,这样才能较好的培养学生适应社会高速发展的能力。综上所述,本文将结合笔者自身的实践经验和教学思考,提出了关于外语院校西方经济学“实践性”教学模式的若干思考,以加大外语院校综合性人才的培养。
二、当前外语院校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授课背景存在问题
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学理论是基于西方市场经济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我国大部分高校老师在进行相关理论教学时,通常直接拿来分析我国某些经济现象或问题。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差异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使西方经济学政策工具在中国的运用效应大打折扣。
(二)教学方法存在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案例教学相对落后和教学方式相对单一。首先,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时,大部分老师的经济学相关案例大部分是基于教材上的数据和实例,一部分老师虽然也尝试将当前经济热点问题引入教学过程中进行讲解,但大部分案例始终局限于国内;其次,教学方式相对单一,西方经济学作为经管类高校的必修学科之一,老师与学生都十分重视,但是为了能够获得好成绩,一部分老师始终倾向于习题的反复讲解,而学生也很喜欢这类“取巧”获得高分的教学模式。
(三)评测方式存在问题
虽然大部分高校在期末考核学生西方经济学学习成果时,引入了平时成绩,这一点值得我们肯定。但是平时成绩的考核方式也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平时成绩相对期末笔试成绩来讲,比例仍然不高;其次,平时成绩的获得,大部分老师是以上课点名来打分,这种方式完全不能够体现平时成绩的真正价值。
(四)课程安排存在问题
大多数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在低年级开设的,这也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对于大学新生来讲,他们刚刚从高中升到大学,对西方经济社会的了解十分缺乏,在运用经济学原理把握、描述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时存在一定难度;其次,对于外语院校的学生来讲,他们自身数学基础较差,而且大部分外语院校新生基本上都没有学习高等数学相关课程,这时让他们来理解经济学中的数理推导,存在较大难度。
三、推行西方经济学“实践性”教学的相关建议
针对以上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想要合理利用外语院校资源,有效培养经济实用型人才,提高毕业生就业能力,通过“实践性教学”,能够很好地做到这几点。“实践性”教学是一种教学模式或者说一种教学理念,能够帮助学生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方法。本文认为要在外语院校的西方经济学中开展“实践性”教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理论联系实践
第一,课程教学要以厚实的理论知识为基础。目前国内通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里包含大量的让外语院校学生感觉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和数理模型,因此在进行教学时,老师要着力把抽象难懂的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的知识,以弥补学生数学思维的不足。首先,以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把经济数学模型“通俗化”。针对外语院校学生有数学模型学习障碍问题,教师可采取“先思想,后模型,再思想”的方法来进行反复论证、强化教学,以慢慢培养学生们用数学模型描述经济规律的习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授课老师自身要不断吸取最新的经济学理论知识。
第二,教学过程要以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数据分析就是两者最好的联系工具。在课堂上,老师需要准备与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数据资料,然后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进行分析,以此来加深学生们的学习动力和兴趣。例如,在讲授GDP概念的时候,给出近10年重庆各个区县来的数据,让学生自己分析各区县经济10年间的发展情况,比较各区县经济发展速度快慢,同时给出各区县三次产业数据,让学生们核算三次产业增加值之和是否等于当地GDP,然后比较10年间三次产业发展比重变化,让学生们自己发现我国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
第三,要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实践性”思维能力。首先,在授课过程中,教师除了正常上课外,也可以尝试通过QQ、微信等工具,最大限度地与学生交流。其次,采用“故事-黑板-PPT”的方式进行教学,例如,对于PPT上的“一句话概念”问题,我们可以先用故事的形式让学生们明白其具体的含义,然后在黑板上将该概念所包含的理论原理用模型推导方式,再给学生进行展示,以减少学生们学习的心理负担,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兴趣。最后,相关经济学授课老师可在每次课程结束时,给出与下节课教学内容有关的案例思考题,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可以拿出几节课的时间,专门给学生准备、收集现实生活中所涉及的经济例子来进行分析讲解。从而充分培养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思考习惯,以引导学生主动观察问题、发现问题。
(二)行动联系实践
第一,优化案例教学,重视实践环节。西方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理论与实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恰当、合适案例的选择,是把抽象难懂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知识的较好方法。因此案例教学应当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满足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需要,认真选择典型经济案例,将学生带人特定环境中进行经济现象分析,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笔者认为在外语院校进行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应从自身出发,考虑不同专业、不同语言背景学生的表达能力、反应能力等诸方面因素,然后结合国内外当前经济生活中一些典型事例和热点问题,编制不同的案例讲义,以此增强学生对理论的现实感觉,加深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提高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第二,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体。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没有专门的实验室来开展实践教学,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合理的教学设计来达到实践目标。第一,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可以让学生带着问题到企业、市场等地方了解当前经济发展现状,运用已学经济学原理努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二,虚拟经营比赛。能够让学生换一种方式了解市场的基本运作原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为以后进入社会,创造财富积累经验;第三,撰写日记。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同时也打开的学生眼界;第四,开展经济学辩论。辩论可以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同时发现自身理论方面的不足,强化相关概念的记忆。
第三,改革西方经济学考核方式,为“实践性”教学创造条件。为进一步激发西方经济学课程学习学生的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我们还应积极改变过去的单一的基于标准试卷的考核方式,为“实践性”教学创造良好条件。西方经济学的考核宜由相对单一的考核向多元化考核转变。除了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以考查学生理论基础能力外,还应该提高平时成绩的占分比例(将学生实践活动时的表现好坏纳入其中),以考核学生对知识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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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相对于应用创新而言,可分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基础研究科学理论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包括:哲学理念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法学原理创新等。科学基础理论创新涉及面更是广泛,难以界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生一定的改变,经历了几番创新,从原始的“政治革命一体化”渐渐地过度为启蒙现代性以及文学现代性的新文学史,在发展为当下的文学与历史通融的良好发展现状,为此本文将就现当代文学史理论的创新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与思考。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创新;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多事情也在时时的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当代文学史理论也经历了几次变革,为了更好的适应发展的社会进行一定的革新,进行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学史创新关键便在于进行文学史理念的革新,进行理论的创新可以实现文学史更好的发展,同时为文学史的良好革新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由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次著作中作者对于“史”的思考依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思想,但是却摒弃了严重的浓郁的政治色彩,使人们在进行相关阅读时可以更加的心情舒畅,得到一定的放松,而不是过多的被其中存在的政治色彩所左右,影响读者的感官体验。再次著作之中作者根据自身良好的文学底蕴修养,进行多种史料的搜索与总结,运用自己独特的目光进行相关问题的阐述,对于发展历史中各种文学历史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综合的且极为可观的评述。
因此,此著作的阅读不仅使读者感受到鲜明的“史”的特点,同时兼顾了文学的特性,这也是王瑶所要呈献给读者的其所认为的文学史理念。在王瑶的著作之中充分的运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种知识进行“文学”与“史”的良好结合,这一创新性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之后的文学史却没有这样发展下去。
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对于文学史进行相关阐述时十分突出的强调了革命运动对文学的影响,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使作品中的政治色彩较为浓郁,同年张毕来执笔的《新文学史纲》中更是出现了“革命史化”,按照政治态度对作者进行详细的划分;1956年由刘授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对于阶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强化,文中无论是在阶级立场还是相关的观点上都在时时的强调政治性,认为文学是政治观念的附庸。由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年代文学史正在朝着政治革命一体化方向发展。
不同的文学史理念影响之下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观念的革新会影响到体例的革新与发展。文学史中的体例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专题史型,文体史型,作家论型以及混合型。就以往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体例进行分析,混合型体例应用较多,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呈现出一种“板块结构”的特点,直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出现,这种板块结构才出现了一定的变革,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模式,在以往的文学史的编些过程中,作者在进行事件的阐述时往往采用分时期进行文学运动事件的阐述,之后进行座驾作品框架的构造,进行文学史连续性以及发展轨迹的呈现,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在进行相关事件的描述时更多进行了事件的综合分析,统一进行相同点的分析,具有更好的参考作用。
但是对于体例的创新不能仅仅的局限在写作方式的改变,还应该从选择上进行创新。在进行事件的选择时,如何进行取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编者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学底蕴,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形成个人眼力,进行事件的甄选。不同的编者拥有着不同的文学底蕴,编者的眼力差距也会影响着文学史的编些发展。
文学史的编写需要以史实为依据。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严格的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以史实为基础,同时以“论”为文学史的主体进行编写。在对“史”的阐述时,作者需要严格的遵守史实,进行客观真实冷静的辨别,进行客观的阐述,但是对于文学史的编写又不同于对于纯历史进行编写,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进行文学思潮以及每个时期文学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将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真实的再现,使读者可以更好的进行相关了解。
文学史中“论”的编写是文学史的主体,因此作者在进行相关文学现象,文学运动进行分析时应该更好的尊重史实,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在兼顾准确,真实,客观地进行问题的分析时,作者进行相关的阐述还应该突出自身的特色,在进行事件的分析时更多的融入自己的风格,使文学史更具个人进行文学史的编写,不仅需要作者更好的向读者进行文学运动的展示,加深读者的了解,并应该努力的通过自己的方式更好的使读者进行文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的了解。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才可以更好的吸引读者,被更多读者所接受。
中国的文学发展历程十分悠久,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文学运动,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多次的发展,正渐渐的脱离政治色彩进行事件更加真实,可观的阐述,更好的向消费者进行事件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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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指导思想源自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以人为本理念,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高校人事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联系与区别。在此基础上,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机会成本、木桶定律、鲶鱼效应、示范效应、马太效应和执行力等角度对高校如何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提高管理效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尽管现在企、事业组织开始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性,但是我国广大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缺陷,提升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是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离不开人事管理经济学的思想作为支撑,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中小企、事业组织缺少这种管理意识和理念,导致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落后,需要通过实践进行进一步探索和提高。文章分析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以及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内涵,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活动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作用与基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提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
关键词: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经济学 劳动关系
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劳动关系以及劳动经济,人事管理经济学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或者新经济学派,更多的是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属于一个交叉的学科范畴。当前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以及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劳动力就业(就业宏观经济目标、就业与生产率、就业的培训)、劳动力结构、劳动力管理(宏观的劳务市场体制以及劳动力合理流动的管理;微观层面主要是劳动分工协作管理以及劳动环境和人体保护)、劳动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等等)。人事管理经济学当前研究的范围涉及了劳动力有关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关系到社会整体经济的宏观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与国际上相比,我国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所以导致研究水平相对比较落后,国内专门从事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机构和个人不多,所以目前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们需要不断提升对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投入,不断地促进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这对于我国劳动经济市场具有重要作用。
现代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体系由六个模块组成,分别是人力资源的招聘、人力资源统筹规划、人力资源绩效管理、薪酬福利、人力资源培训及开发、劳动关系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企、事业组织或者其他组织通过科学手段管理人力资源,促进其发挥最大潜能的管理,也是当前企、事业组织管理者,尤其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的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不断地实践探索当中成熟,目前已经被广大企、事业组织认同和接受,并且慢慢脱离于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尤其是最近兴起的战略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更是成为现代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推动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的深入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组织、协调企、事业组织内部的各项资源,以保证使得员工人力资本最大化,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创造力。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其实就是源自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以人为本,充分保障员工权益,并且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劳动环境,激发员工创造更多价值。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目标是需要满足企、事业组织整体的战略需要,并且保证组织整体以及员工个人目标都可以得到实现。
现代企、事业组织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作用不断提升,现代化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将人力资本作为企、事业组织的核心,企、事业组织想要取得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就需要不断提高人力资源水平。但是目前我国企、事业组织,尤其是中小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存在很大的问题和缺陷,导致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效率十分低下,而且人力资源存在很大的浪费。企、事业组织不了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方法以及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广大中小企、事业组织依旧处在产业链的低端。
1.人力资源雇佣当中的人事管理经济学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当中,每增加一个劳动力产生的费用(也就是该工人的工资以及福利的综合值)称作劳动力的边际费用,将投入一个劳动力得到的收益称之为边际收益。企、事业组织生产周期当中,资本的投入一般相对固定,但是对于劳动力的投入就存在很大的流动性,企、事业组织需要获得高的投资收益,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改变工人的雇佣数量。如果劳动力的边际费用超过了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那么企、事业组织就应该缩减劳动力规模,反之如果劳动力的边际收益超过了劳动力的边际费用,那么企、事业组织就应该扩大自身的劳动力规模。如果一个企、事业组织可以在一定的时期控制好自身的边际成本以及收益的比例,不断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资本的不足,并且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2.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当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运用。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对于新入职员工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快速熟悉掌握业务技能,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对于企、事业组织文化的认同和对企、事业组织的忠诚。因此,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环节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点之一。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下,人力资源的培训可以量化。人力资源培训可以分为一般性的培训以及特殊的培训,一般的培训只能等量的增加一个员工对于多家企、事业组织的产出,特殊培训内容比较深入专业,仅仅是针对唯一一家企、事业组织员工业务的培训,对于提高员工生产率有作用。所以企、事业组织为员工选择培训的方式也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如果企、事业组织给员工提供一般的培训,培训费用假设为300元一个人,培训前员工边际收益是1000元,培训后边际收益是1400元,培训前假设员工工资等于边际收益1000元,那么培训之后员工工资应该达到1400元,但是由于企、事业组织花费了时间和费用,所以希望支付的工资仅仅是1300元,稍低于边际收益。这个时候员工和企、事业组织会存在一个博弈关系,员工可能完成培训之后,去其他企、事业组织寻找工资更高的工作。如果企、事业组织提供的是自身企、事业组织量身定制的培训方案,那么无论是何种支付方式,企、事业组织最后都可以获得利益。但是目前我们国内的劳动力流动性一直很强,主要原因就是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不高,而且缺乏自身特色。我们国内企、事业组织需要根据自身企、事业组织的文化以及特色打造一套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以及员工培训开发制度体系,同时利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减少员工的流失,增强企、事业组织内部的人员结构稳定性。
3.人力资源薪酬管理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运用。薪酬管理也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环节,一套有效的薪酬管理方案可以有效地激发员工热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员工积极性和忠诚度。薪酬管理主要和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的替代效应以及收入效应有关。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提到的替代效应,员工收入不变,员工工资的上涨就会导致闲暇价格上升,这样一来员工就会尽量减少自己的闲暇时间,增加工作时间。一个是收入效应,收入增加,工资保持不变,那么理想的工时数就会减少。所以企、事业组织在制定具体的薪酬管理方案时,需要强化替代效应,弱化收入效应,这样可以进一步激发员工努力工作的主动性。
1.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理论进行人力资源招聘和选拔。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环节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础,需要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给予充分重视。但是目前我国很多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方式缺少足够的科学性,尤其是中小企、事业组织体现得更加显著。企、事业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思想没有问题,但是具体的方案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为理想的就是降低成本,而工人的工资一般占据很多企、事业组织的成本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企、事业组织要想减少成本支出,就需要合理的进行员工招聘。按照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替代效应来分析,对于新兴企、事业组织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是我国中小企、事业组织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点。
2.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进行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是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包括新入职员工以及老员工。在一定程度上面都有助于提高新老员工对于企、事业组织文化和企、事业组织价值认同,并且不断培养员工的忠诚度。企、事业组织在选择员工培训的方式和具体内容时,需要参考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有关于培训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的分析,并且通过分析员工和企、事业组织的博弈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员工的流失。
3.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进行薪酬福利制度的设计。薪酬福利管理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六个模块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开始的人事管理经济学对于人力资本投入研究基本上就简化为研究劳动力的工资支付效率问题,但是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于薪酬福利内容的设计。企、事业组织在进行工资制定时,人事管理经济学考虑的主要就是工资支付的效率,需要考虑工资变化的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这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的员工积极性。前文已经分析工资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对于员工积极性的影响,因此工资水平直接影响到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设计员工薪酬福利时需要考虑企、事业组织的现状,效率与平等是一种取舍关系。企、事业组织要想员工保持高水平的工作效率,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员工薪酬福利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这样一来,就可以促进企、事业组织整体效率的提升。
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相关的问题,而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则是企、事业组织对于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过程,两者密不可分、息息相关。企、事业组织需要不断地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活动,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推动企、事业组织整体的发展,也可以满足每一个劳动者的职业价值实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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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 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论文正文】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 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 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 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 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 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 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 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 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的体现, 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 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 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 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 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 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 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 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 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 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 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 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 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 凯恩斯的“革命” 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 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 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 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 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 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 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 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论文网LunWenData.Com]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 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 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 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 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 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 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 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 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 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 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 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 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 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 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 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 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
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 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 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 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 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 来解释, 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
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 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 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
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 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 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 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
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 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 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
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 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 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 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 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 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 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 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
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
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 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 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 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 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 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 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
(1) 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
(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 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
(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 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
(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 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 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 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 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
(5) 庸俗的实用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 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 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 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 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
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 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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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才艺和技术的统称,词义很广,后慢慢加入各种优质思想而演化成一种对美,思想,境界的术语.艺术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当代艺术理论家的几张“脸”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理论家是当代艺术的权威,是当代艺术的导航人,画家和观众多是在理论家的指引下,寻找着艺术的方位。不过,传统上对理论家的界定比较狭窄,鉴于当前艺术理论家队伍不断的泛化,需要做个重新界定,依据他们的生存状态,当代理论家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仕途型。仕途理论家活跃于各级权力机构,是知识型的政府官员, 也有的出任政府的高参,其观点与著述对当政者有相当大的影响。仕途型高参型的文人能在较大范围发挥作用。在中国这个权力较为集中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入仕参政不能不说是国家治理走向科学化和人文化的巨大历史进步。
但是由于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双重催化作用,在权力内部各种复杂的从政规则和为官之道仍在隐蔽的层面上影响着行政机器的运转。当人们顺应它的力量与节奏时便如鱼得水,反之则感受到挤压和牵制。
面对如此局面,入仕文人有两种人生选择:为了保持自己的本性而拒绝应变,不得不退出仕途,或退出仕途竞争;要么适当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这两种选择的是非得失没有明确简单的评价尺度,进与退只不过是生存的谋略,而生存的目的应该是完好地保存自己纯真的天性,并努力地去追寻真善美的境界。
第二类是书斋型。书斋型理论家大多是高校教师和专职研究人员,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述说对象主要是学生与读者,对政府的影响要弱于仕途知识分子。由于不走仕途,他们的思想言行和个性更为自由,能形成一些独特的观点和进行独创的研究。
书斋型理论家由于处于权力中枢之外,故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在激扬文字时不免有偏激情绪;再者,书斋型文人与校园外的世俗生活相当生疏,缺乏来自生活与实践的新鲜刺激,思想的土壤不免有些贫脊,而且有沙化的危险。
第三类是所谓的体制外的理论家。他们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单位,或者虽有挂靠单位,但仅是名义上的安排。他们经常参加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各种活动,他们与主流比较疏远,选择了边缘化的生存方式。由于自甘边缘,他们在思想与行动上更为率性自由,把学术生产与生存的经营放在一个更为开放,更为多元的平台上。
国际化是他们重要的谋略手段。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成为前卫艺术家与国际社会联系的纽带,成为前卫艺术的代言人。西方社会正是通过他们了解中国的前卫艺术状态,并且通过他们的策划在国外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展,并召开中国当代艺术研讨会。而这些理论家的言论和著作便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现代艺术的主渠道。虽然西方得到的只是想得到的信息。
为了不因边缘化而被公众冷落,理论家常求助于媒体宣传,为此他们不得不屈从于某些赞助者和投资商的逐利本能和市场化操作,按照对方的要求调整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的构成。如此看来,表面上的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代价有时很昂贵。
社会生活正在呼唤第四类理论家,即复合型的知识分子、跨类型的理论家。他们具备前三种理论家的优势与长处,拥有适应各种社会需求的通用性。
首先,复合型理论家与主流意识和行政层面有良好的关系,观点与意见能比较顺畅地传递上去,并影响决策者。他们熟悉公共机器的操作程序与游戏规则,知道通道的卡口何在,枢纽何在,能借用行政的力量完成较大的文化工程。知识分子的个人行动汇入国家改革与建设的洪流中,将个人的能量成倍地释放出来。
例如,作家冯骥才多年前就对中国民间艺术感兴趣,并且敏锐地觉察到民间艺术濒临灭绝的巨大危险。十几年来,他利用自己的参政身份(冯是全国政协委员)与作家的名人效益,多方呼吁与周旋,终于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把国际社会的关注转换成国内的普遍关注,使这项艰巨的事业列入政府工作,成为政府行为。冯并未在政府部门任要职,但是他的作用比官员还大,因为他有犀利的文化目光。
其次,复合型理论家对文化产业和艺术市场相当熟悉,他们善于将理论的片段嵌合到展览、交流、出版、表演与演说等公共行为中,使公共空间因高品位的理论镀金而熠熠生辉。复合型理论家谙熟如何将深奥的理论进行“营养化”分解,使之益于为大众消化与吸收。他们直接介入文化产业,担当起策划人的角色,策划是对一项活动的创意、谋划直至实施的功利性的行为。文化策划是当代文化产业的市场启动。无论是策划展览、演出、会议、访问、出版,还是策划庆典等公益活动,理论家 策划人都比较重视活动的文化品味,善于在市场化的文化活动中保持并提升精神性的追求,引领参加者高雅的旨趣。理论家策划人像保护名义一样维护自己学者的优雅形象,同时在市场化的运作中也获得广泛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
近几年来,对中国前卫艺术的展览与研讨,成为全球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风景,艺术策划当然不会忽视这一块市场蛋糕。理论家与前卫艺术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后者的边缘化状态由于媒体的关注,由于理论家的介入与提升而越来越向公共领域的前排移动。理论家对前卫艺术的阐释为其填充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支撑物。例如中国艺术的独特性,艺术的继承与创新等,淡化了艺术家的玩世不恭的反讽与戏谑,彰显作品中深藏不露的人道主义色彩。经过理论家对边缘化的无害处理,前卫艺术与社会主流生活的排异性减弱了,过去主要在体制外进行的策划与操作,现在可以在体制内进行,并且手持“国家公务护照”走出国门登上国际舞台,而不像以前只能以私人名义参加活动。
跨类理论家与各类理论家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与上层与下层都可以沟通,在体制内与体制外都吃得开,做学问和作策划都游刃有余,在文化的多元空间里扮演多元的角色,发挥多重作用,是当代社会的活跃分子。复合型理论家在目前更多是一种想象类型,是社会对理想人才的呼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活跃于经济大潮的弄潮儿极易蜕变成商场的托儿,变成捧角的吆喝者。如果吆喝就是目的,托儿是手段,那么理论家也就差不多成了骗术家,他的学人生涯也就走到头了。因此,跨类理论家必须精心守护自己的文人品格和学术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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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指美化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造型艺术。它的突出特点是物质生产与美的创造相结合,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并具有审美特性,为造型艺术之一。也指以美术技巧制成的各种与实用相结合并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通常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物质产品,又具有不同程度精神方面的审美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的反思与深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从20世纪初便开始兴起,建国之后更是在理论建设发面有着长足的进步,“实用美术”观点、“工艺文化本元论”以及现代设计观念等观点纷纷出现,对我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们现在研究工艺美术理论有着很好地借鉴意义。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阶段。随着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带动下,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和工艺美术历史研究在借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观点的基础上不断深化,陈之佛、庞薰?、王朝闻等学者也纷纷对中国工艺美术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对以往的工艺美术观点进行兴革,形成了一批赋有时代特色的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分化,因此笔者将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作为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史上一个整体阶段进行阐述。
(一)“实用美术”观点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成果众多,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关于工艺美术的定义、原则、本质、社会功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其中以陈之佛的“实用美术”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实用美术”观点强调实用与美的统一,要求工艺美术必须兼顾实用和美两方面的要求,工艺美术的落脚点必须放在真正服务于大众上。
长久以来,中国的工艺美术在宫廷工艺、文人工艺、宗教工艺、民间工艺四者的滋养下不断发展前进,各个历史时期的工艺美术也各具特色自成体系,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工艺美术却真正进入了低谷。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大机器生产的产工业品大量涌入,这些产品的物美价廉使得中国传统的工艺产品备受打击,中国传统手工艺产业一落千丈。
辛亥革命之后,宫廷工艺体系解体,文人工艺、宗教工艺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影响日趋衰微,这时的中国手工艺产业以民间工艺为主导,开始向西方学习,引入大机器生产,各种手工作坊兴起,但由于其在工艺形态等方面并无改观,因此中国的手工艺产品仍然没有实力与西方竞争。与此同时,发端于清末的关于手工艺是“奇技淫巧”的狭隘观念迅速发展并影响深远。建国初期,工艺美术更是被许多人错误地理解成“手工艺”,使得“工艺美术”一词一直受到许多非议。
“实用美术”观点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的代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以往狭隘工艺美术观点的纠正。人类的生存要求决定了人类最基本的造物观念是要优先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衡量造物活动的最低标准便是是否能够实现衣食住行用的物质要求,即一件器物是否具有实用功能,在物质要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审美――才会应运而生。
在历史的发展中,尽管这种精神文化要求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不断提高,产生了以审美鉴赏为主的造物,但这种造物一旦脱离了实用要求的规范,那么它就失去了造物最基本的价值支撑,从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失去动力,真正沦落为供少数人鉴赏把玩的“奇技淫巧”,其结果只能是消亡。“实用美术”观点将工艺美术从“奇技淫巧”中解放出来,对工艺美术造物的实用原则进行强调,把以往专注于审美的理念打破,将实用要求和审美要求放在等同的位置上,同时将工艺美术的受众由以往所认为的“皇室贵族”转变成普通大众,重新确立了工艺美术的地位与作用,对建国初期将工艺美术品与手工艺品或工业品相等同的简单划分进行驳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工艺美术发展态势和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行进模式。
(二)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
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工艺美术产品体系发展不完善,因而市场受到西方产品的严重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西方工艺技术和审美观点被引入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产业遭到强烈冲击。“实用美术”观点认为当时的中国工艺美术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层面上,在引进国外的工艺技术的同时,更要注重对传统工艺技术的改良与开发,用现代教育手段提高艺人的素质,从而提高我国工艺美术产品的整体实力。“实用美术”观点在以往单纯重视产品“美”的基础上加入了“实用”的要求,并将二者的地位等同,这使得工艺美术真正融入大众的需要之中,确立了工艺美术服务于当时社会发展、经济实用的造物原则,对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实用美术”观点提倡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把握传统的同时,按照现代市场要求对传统工艺形态进行改造。“实用美术”观点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工艺美术产业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将传统工艺的发展与时代进步相结合,在中国工艺美术衰微之际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标支着工艺自觉时代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我国一方面积极开发国内资源,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经验,在这种大环境下,80年代以后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发展逐渐分化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对80年代之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另一个是对80年代之前的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虽然两个方向立足点不同,但二者都注重工艺美术的宏观建构,探寻工艺美术的文化特质,完善了工艺美术理论体系与学科构架,属于中国工艺美术理论重要的发展成果。
(一)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
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方面以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工艺文化本元论”(该观点被收于张道一论文集《造物的艺术论》中)最有代表性。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工艺美术从十年浩劫中渐渐复苏,工艺美术产业渐渐兴起,但工艺美术理论亟待完善。当时社会上普遍注重工艺美术的审美价值,认为工艺美术是一门类似于绘画、雕塑的“纯艺术”,忽略其实用价值,使得工艺美术日渐脱离大众需求,工艺美术产品日趋落后于西方,更造成国内对西方工艺品的盲目崇拜和模仿。针对这种情况“工艺文化本元论”指出:人类文化都是由最初的一种综合的、一元的文化形态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或分离,从而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型;工艺美术是一种带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的本元文化,是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造物艺术。
“工艺文化本元论”对造物活动的本质规律进行了探讨,同时也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工艺文化本元论”在深刻探讨人类造物活动的实用因素以外,更强调物化过程中对于精神文化因素的理解。我们不能单纯从物质性或精神性上探讨人类的造物活动,造物的核心价值便是二者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致,造物活动必将随着社会需求而发生分化,产生所谓的“实用艺术”与“纯艺术”之分,当这种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又不可避免地回归本元,这种分化与回归的最终目的便是适应生活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我们要将工艺美术放到整个造物的脉络中把握,将其实用性和审美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摒弃以往认为工艺美术是由实用性和审美性简单“结合”的论断。
“工艺文化本元论”不但从哲学领域为我们认识工艺美术的双重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更将这个论断推广到整个艺术领域,并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艺术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行归纳。与此同时,与工艺美术相关的领域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同步的发展,如民间美术、艺术学等,工艺美术的发展对民间艺术研究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打开国门相西方学习,“设计”一词也被随之引入,在随后的发展中,“工业设计”作为与“设计”相对应的学科在中国渐渐确定下来。在工业设计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持续着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工业设计认为传统工艺美术观念过于老旧,阻碍了工业社会发展;认为工艺美术是一种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手工艺文化,“无法与工业文明、商品经济的外部环境协调”①;发展空间过于狭窄等。与对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相对应的是这一时期工业设计理论的发展,其中以柳冠中的设计文化论最为典型(该观点被收于柳冠中论文集《苹果集:设计文化论》中)。
设计文化论对工业设计的概念、范畴、特征、目标等一系列要素都进行了阐释,认为“设计是协调诸矛盾因素的人类改造自然与自身的主动的创造行为”②,工业设计一切以人的需要为核心与出发点,是一种“创造合理的使用方式”的文化,柳冠中曾解释道:“合理的使用方式是工业设计的原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见证,也是人类社会未来的雏形。它包括主宰――人;对象――物;目的――生存。人是主导因素。‘使用’是指人的行为过程;‘方式’是人类文明、文化的具体化;‘合理’是审美标准。因此将为人(或人类社会)作为目的的行为,体现了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水平,又合乎时代的审美标准,这就是工业设计的全部内容。”③
工业设计对工艺美术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设计在中国的发展开拓了空间,使得工业设计能够迅速在国内立足并发展起来,1997年国家正式用“设计艺术学”取代了“工艺美术学”使得设计学科得到进一步完善。但总体来看,当时工业设计对工艺美术的批判还是有失偏颇的,张道一先生曾经激烈地批判工业设计:“在理论上豪言壮语、大话连篇,诸如‘设计哲学’、‘国土设计’、‘生活方式设计’之类,实际上连‘设计’的概念都不熟悉,更谈不上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溢美之辞超过了本质性的分析;在历史问题上,割断了它与手工业的漫长联系,甚至把西方的‘设计运动一百年’当成了设计史的全部。”
④通过对比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的主要观点可以发现,二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我们可以把工业设计看做是传统工艺美术在新时代的发展,所谓的“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只不过是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对造物活动的不同称谓而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工艺美术理论也在产生着发展与深化,当代工艺美术理论在以往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日趋注重专题性研究与大的理论框架下的子学科体系构建,同时工艺美术所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新兴学科被囊括其中,当代工艺美术理论也在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中不断深化拓展,促进着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的造物艺术的发展。
(一)设计理论的发轫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设计理论主要集中在设计造物的哲学、文化学含义上,并在随后的20年中发展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当代设计理论发展与以往相比,出现了较大差异。当代设计理论较多集中在对具体的设计行为的分析,如设计者、产品受众、产品流通、人机互动、设计教育、设计管理等方面,利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从工程技术角度对设计进行量化分析,注重产品的感性意象与学科间的互动,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理论研究逐步开始由普遍向特殊发展,在大的学科体系中构建出更为细致、专业、针对性更强的子学科体系,并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
笔者认为,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设计理论的发展必将与以下三点紧密相连:
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哲学、文化学意义上的造物与具体设计实践相结合,在利用普遍性规律指导与完善生活实践的同时,将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方法引入理论的探讨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实现设计的最终目的。
第二,有计划地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的设计理论,将之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保持理论建构能与科技同步发展。
第三,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发掘中国传统工艺的价值与活力,将中国传统工艺理论与西方先进经验相结合,构建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文化理论体系,并将之介绍出去,促进理论的推广与传播。 第四,抓住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构建适合信息时代的理论体系,充分利用便捷的信息交流提高设计实践的效率与质量。
(二)工艺美术的学科互动
工艺美术理论的发展与学科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各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关于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所涉及的多学科互动,田自秉先生曾在1991年发表的《论工艺美术学》一文中指出:“工艺美术学已不只是单纯的美术创作活动的研究,而是一个与多学科相关联的交叉学科,它是一种围绕着物的美化和环境美化而进行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互相协调的综合体。这些学科互相联系,彼此制约,共同影响。”⑤工艺美术的学科互动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工艺美术表现形式的分析,工艺美术作为一个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综合体”,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变、人类审美观念的变化都囊括其中,任何社会需求或观念的变化都会在工艺美术的表现形式上有所体现,因此这就决定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必然是多学科、多角度共同发展的,我们对工艺美术的研究也必须从多学科、多角度的视野展开。
田自秉先生在《论工艺美术学》一文中还同时列举了当时工艺美术学涉及的学科种类,其中主要包括:“工艺创造学、工艺功能学、工艺美学、工艺科学、工艺经济学、工艺心理学、工艺信息学等。”⑥显然这个划分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工艺美术发展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美术理论的进步,现代社会的工艺美术所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大,其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越来越强,围绕工艺造物的实用和审美原则,现代工艺美术所涉及的学科种类在以外基础上不断扩大,包括:哲学、美学、文学、文化学、历史学、传播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人机工程学等方面,为我们研究现代工艺美术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了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的发展。
①柳冠中.普罗米修斯――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72页.
②柳冠中.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7页.
③柳冠中.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3页.
④张道一.不要亏待图案[J].设计艺术.2003(1).
⑤田自秉.论工艺美术学[J].装饰. 1991(03).
⑥田自秉.论工艺美术学[J].装饰. 1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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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指的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等等转变。从国际经验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化国家,无一不是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我国从九五计划开始即提出了经济转型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香港经济转型和香港的发展。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香港经济转型和香港的发展全文如下:
香港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是继纽约和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是香港经济与香港港互动的结果。香港港支持香港经济的发展,而香港经济的发展,又可以生成更多的货流,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从1992 年至2004 年,香港港雄踞全球集装箱港口榜首十余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制造业大量内迁,香港自身货流生成能力随之大幅度下降,香港港成为一个靠中转货流支撑的港口。2012 年,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占货物吞吐总量的58.7%,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更占集装箱吞吐总量的70.9%。这表明,港口的类型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形态,并随着城市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是香港经济转型的结果。
20 世纪70 年代,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抓住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机会,利用自己价廉、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吸引外来的投资和技术,以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从而迈入了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1980 年,香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8%,就业人数超过100 万,约占香港就业人数的40%,制造业成为了香港的支柱产业。加工贸易中原材料、零部件的大进和制成品的大出,都需要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的支持。当时的香港港已经是全球的集装箱大港(全球排名1970 年第31 位、1975 年第4 位、1980 年第3 位),而制造业又可以生成大量集装箱货流,保证了港口的持续繁荣。
1976 年,香港外贸出口额达415.6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89.3 亿港元,占21.5%;外贸进口额达432.9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约71.4 亿港元,占16.5%。中转贸易总额仅占外贸总额的18.9%。中转货流的附加值高于本地生成的货流,因此,中转货物吞吐量占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比重小于中转贸易总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
20 世纪80 年代,内地实行改革开放,自发展加工贸易起步。内地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土地成本都远低于香港,而且还有吸引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香港的制造业纷纷内迁,汇集珠三角地区,以致香港制造业迅速萎缩。因此,虽然香港制造业已内迁,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无力大规模投资港口建设,尤其是集装箱港口建设,内地港口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生成的货流仍需通过香港港进出,从而使香港港由为本地货流服务转型为以中转为主的港口。2003 年,香港港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比重达51.5%,超过香港自身生成的集装箱货流;2007 年,中转货物吞吐量比重达54.1%,超过本地生成货流,表明香港港已转型成为中转港。同时,中转贸易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近10 年来,中转货物在香港中转的增值(即离岸价格与到岸价格之差,也就是中转服务的毛收入)占GDP 1/4 以上。货物中转的增值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基本上可以视之为中转贸易对香港GDP 的直接贡献。2012 年,货物中转增值对GDP 的贡献率为27%。因此,港口的市场定位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类型以及所处环境的变化。
长期以来,香港港被认为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但事实并非如此。
建设大型集装箱枢纽港需要相当规模的集装箱货流,而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单凭一个城市生成的货流不足以达到支持枢纽港建设所需的经济规模,必须要有外地货流即中转货流的支持。
根据中转货流的来源,集装箱枢纽港可以分为腹地型枢纽港和中转型枢纽港。腹地型枢纽港是指外地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的港口,即陆向腹地,这些地区的货流是通过陆路运输和内河运输向这个港口集中或自这个港口陆向腹地集疏运。中转型枢纽港则是指货源主要依靠周边港口,即海向腹地提供的货源,这些地区的货流通过海上集装箱支线网络进行集疏运。此外,所谓复合型枢纽港是指集装箱货源既来自内陆的腹地,又来自海上支线网络的港口。事实上,任何一个集装箱枢纽港都是复合型枢纽港,其差别仅在于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还是来自海上。国际中转货物是指自境外港口启运,经过中转港运往第三国(或地区)的货物。我国所指的国际中转货物通常是进出口均通过海运的货物,即中转货流主要来自第三国(地区)的海向腹地。
2001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17 821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813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2 011 万t,海运间的中转货物吞吐量2 802 万t,占吞吐量的15.7%。因为河运的货物来自珠三角地区,河运之间中转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可认为河运的中转货物全部转向海运,或来自海运。2012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26 928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11 707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102 万t,海运间中转货物吞吐量7 604 万t,占吞吐量的28.2%。这意味着香港港中转货流主要来自陆向腹地,因此,香港港不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20 世纪90 年代,关于“中转港无前途”论的主要依据是,喂给港或支线港(支线港有近洋航线的喂给港)向干线港或枢纽港喂给货流,是由于当地的货流规模未能达到建设干线港的经济规模,一旦该港口所在地区的货流生成量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时就会建设干线港,不再为被喂给港提供喂给服务,从而形成截流的形势,使被喂给港口货流萎缩。这个理论是针对香港港提出的,因为当时正是香港制造业内迁、香港港处于中转港转型之时。
香港制造业的内迁,使珠三角地区成为内地外贸货流生成量集中的地区。2001 年,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外贸大省(市),外贸生成量为1 800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35.3%。深圳市生成的外贸总额为675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13.2%,比第二外贸大省(市)上海市还多10%。因此,珠三角地区必然要大力发展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而此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内地也拥有建设港口的实力,加上实行吸引外资建港的政策,内地港口已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势必会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流产生截流影响。同时,十几年来,珠三角地区的港口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未来深圳港将超越香港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进入21 世纪以来,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为2.7%,集装箱的中转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也仅为7.4%,中转吞吐量的增速远低于内地港口年均增速,但以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这表明珠三角地区港口的发展对香港港的繁荣影响有限,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巩固的原因在于,集装箱货物有着与大宗散货不同的特点。集装箱货物既是高附加值货物,时间敏感度高,又是小批量的货物,每一批货的发货地和最终收货地各不相同,对航线和航班要求高,往往为了合适的航线和航班不惜舍近求远。香港港是老牌的国际航运中心,航班密集,可以减少班期等待时间,缩短集装箱在港口的停留时间;航线和挂靠港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转的需求,不但费用低,而且节省时间。因此,航线多、航班密是集装箱港口重要的竞争力。
香港港是自由港,通关便利、快捷,与内地沿海的港口不同,不受“沿海捎带”禁令的约束,班轮公司可以把香港港作为基地港,实行干干中转。此外,香港港又是境外港口,在此中转可以在装船港退税,对出口商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香港港的港口费用高于内地港口,但由于集装箱货物附加值高,对高运价承受能力较强,所以高费用对重箱影响并不大。也正因为香港港的费用高,空箱不会来此中转,从而压制了空箱率的上升。此外,香港港比内地港口更接近国际传统航线,就运输距离而言,内地沿海港口运往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货物在此中转相较在沿海其他港口中转短,尤其是对上海以南的港口来说颇具吸引力。香港港不仅是珠三角地区外贸货物进出的通道,也是货物从内地沿海运往欧洲的重要中转港。以上种种原因保证了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长盛不衰。
空运的发展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源以及中转货流起了一定的分流作用。在货物运输向(附加值)高、(重量)轻、(厚度)薄、(体积)小的方向发展以及航空运输由高档消费转化为大众消费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海运货物呈现向空运转移的趋势,而中转货物更是如此。2001 年至2012 年,进出香港的货物中,空运运量增加了近1 倍,海运运量增加不到一半。2001 年,香港进口货物通过空运与通过海运的价值比为0.40∶0.60;出口货物通过空运中转与通过海运中转的比例为0.32∶0.68,通过空运的货物大大低于通过海运的货物。到2012 年,这两个比例变成了0.63∶0.27 和0.60∶0.40,通过空运进出和中转的货物大大超过了通过海运的货物。从海运转移为空运的货物虽然是高价值货物,但吨位并不多,对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影响有限。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并不意味着香港港的发展不存在挑战,其面临内地到香港港中转的货流相对减少的局面。所谓“相对”是指内地货物在香港港的中转量虽然绝对量在增长,但占内地货流生成量的比重却在下降。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的比例不断攀升表明,香港港的繁荣越来越依赖内地的中转货流;但香港港中转货流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内地港口井喷式增长表明,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外贸物资到香港港中转的需求也在减少。从发展看,中转量绝对减少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香港不能以内地中转外贸货物作为唯一的支柱产业。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正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柱产业。
离岸贸易的内涵及其形式。离岸贸易是贸易商在买卖双方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从事贸易活动,把货物从卖家所在地直接运到买家所在地,不论这批货物是否经过贸易商所在的城市。
离岸贸易有二种形式。一种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即商家从商家所在地以外(例如香港)的卖家买来商品后,又转手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也可能是离岸贸易商将在香港以外加工的商品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所赚取的是买进卖出的差价。这种形式称为“转手商贸活动”。
另一种形式是以中介人的身份出现,即商家根据香港以外的买家或卖家的要求,安排购买或销售商品,包括寻找货源或买家、商讨协议及价格、检查和装运等服务。商品是由香港以外的卖家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的收入是向买卖双方收取的佣金。这种形式称为“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离岸贸易与中转贸易的共同点是贸易的要素均与本地无关。中转贸易的发货地和目的地都不是本地,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离岸贸易的买卖双方都不是本地的,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香港中转贸易的货流主要来自或转往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而离岸贸易也主要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有关。二者不同之处是中转贸易的货物经过香港,离岸贸易涉及的货物则不一定经过香港。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
香港制造业的萎缩并不代表生产服务业也随之萎缩,原因是从香港内迁的仅仅是对土地和劳动力要求较多的组装、制造等附加值低的项目,而附加值高的项目,如策划、营销等仍然留在香港,使其成为离岸贸易商的集聚地。在制造业内迁之初,由于内地港口能力不足,加工的零部件主要通过香港港运至珠三角地区,加工后的成品也主要通过香港港外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香港并以此为契机,利用贸易、金融高度自由的优势建立起了离岸贸易平台,使离岸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额达12 558.3 亿港元,约为中转贸易额的95%;2002 年,离岸贸易额上升至14 582.5 亿港元,超过了同期中转贸易额;之后,在2008 年以前,二者上下不定;2009 年和2011 年,离岸贸易额分别是中转贸易额的1.19 倍和1.32倍。由此可见,香港的离岸贸易商已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市场,并在不断扩大中。
离岸贸易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扩大。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毛收入为919.6 亿港元,是同期中转贸易毛收入的34.2%,占GDP 的比重为7.1%;2011 年,离岸贸易毛收入增至2 617.8 亿港元,是中转贸易毛收入的50.3%,占GDP的比重也提高到13.5%,增加近1 倍。中转贸易与离岸贸易毛收入占GDP 的比重合计为42.4%。由于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的收入,尤其是离岸贸易的收入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因此,二者对GDP 的直接贡献率高达40%左右,由此确立了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在香港经济中的支柱地位。
离岸贸易成交的商品大多与内迁的制造业有关,随着内地港口和机场的发展,与其他中转货流一样,面临相对减少的局面。2001 年,在香港出口(包括转口)的内地商品中与加工贸易有关的占52%(以价值计,下同),从内地进口(包括进口后转口)的商品中与加工贸易有关的占79.3%。到2012 年,这二个比例降低到31.5%和41.5%。加工贸易商品在香港中转,主要是因为香港港具有诸多优势。不少离岸贸易商原本就是加工贸易商,在香港中转可以利用原有的设施以降低物流费用。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生、发展,到最终成为支柱产业,并不是政府扶持的结果,也不是政府政策引导的结果,而是香港的对外贸易商充分利用香港贸易和金融高度自由搭建的贸易便利化的平台,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充分满足市场现实和潜在需求,从而逐步发展的结果。由于对离岸贸易所得并不征税,贸易商经营的积极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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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主要分为“社会主义初期文学”、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中国先锋文学”、“中国自由文学”、以及“通俗流行文学”等五大类。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大陆当代文学大多数属于官方文学即所谓“体制内”文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焦虑困境与出路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下文学理论表现出一种对自身存在的深切焦虑。西方文论的影响而导致的集体“失语”,文论家们在当下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是这一焦虑窘境的两个主要方面。当代文论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坚持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论理念,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论;影响的焦虑;认同危机;出路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此起彼伏。从方法论热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再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热,再到晚近文学理论的反思热,文学理论研究已有长足进展,形成了多种理论观点,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当代文论研究却始终暗含着危机和被质疑的声音,诸如研究对象边界的模糊、方法的碎片化和研究的有效性等问题。钱中文先生在2012年中国中外文论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辞中,通过回顾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指出这种危机的存在,认为当下文学理论处在焦虑与不安中,似乎一切还没有真正开始,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再来。[1]换言之,中国当代文论患上了“焦虑症”或“经验贫乏症”。本文拟在分析这种焦虑困境如何产生的基础上,指出摆脱困境的出路。
“失语”焦虑
按理说,中国文论的整体形象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对本土文学和文学理论认知的结果,其研究对象、言说方式和理论价值应当体现中国的时代品格和民族特色。但是,30多年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后殖民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艺理论思潮在中国文论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为文学理论研究成员共同探讨的话题,即以西方的问题为自己研究的问题,把西方的规则奉为自己知识创新的规则。西方
文论就像“镜像”一样,只有通过它来观看自己,最终形成自我的形象。在西方文论的话语空间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至于历史语境、文学历史发展变迁、逻辑起点等等是否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论的发展有相似、相通之处,彼此之间有没有对话的可能,这些问题则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如果说,我们只是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讨论其热点前沿的问题,类似西方文学界研究中国文学一样。但是,当这些理论主宰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时候,西方文论就像幽灵一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论言说方式的阴影。
美国当代文论家布鲁姆写过《影响的焦虑》一书。作者很好地吸收了尼采和弗洛伊德两位非美国本土理论家的思想观念,并把他们的理论成功地运用到西方传统诗论的否定性研究中,向世人展示了传统影响的焦虑以及超脱这种忧虑的方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逆反”式批评理论。布鲁姆给我们的启示是,他者化的理论是自我创造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基点,在否定、抵制与接纳、对话中,以现实的文学文本为依据,让异域的理论话语在本土理论建构中释放出新的生命力,实现理论的创生。笔者以为,这也是西方文论之所以不断发展和革新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文学发展的基本途径。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迁,西方各种学术资源在中国不断传播,使我们讨论一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具备了外在的可能性,拥有了一个“发轫的环境”,按说应该成为中
国文学理论发展和创生的契机。遗憾的是,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学术话语系统,我们在吸收和接纳的过程中走向了“滥用”和“泛化”的道路。1996年国内学者提出的“失语症”命题,就是对中国当代文论面对西方文论话语时发出的“集体无意识式”的责难,这也是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恐慌症”的深刻表征。
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最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根本没有一整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想想吧,怎么能指望一个“哑巴”在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怎么能指望一个患了严重学术“失语症”的学术群体在世界文坛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个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争中争妍斗丽![2]
这番话把整个文论界压抑已久的“焦虑不安”的精神窘境集中表达出来,展现出整个中国当代文论“焦虑恐慌症”的面相。正如蒋寅先生评论道:“其实我感觉,近年‘失语症’一词的流行,已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确集中了学术界的某种焦虑。”[3]周宪先生也分析道:“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这种焦虑自近代以来像一个幽灵始终萦绕在文化共同体中。说穿了,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他者化”的忧患意识。”[4]“失语症”的提出以及对其分析的态度和立场让我们共同体悟到:中国当代文论的焦虑症状就是西方他者的影响造成的。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包括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和宗白华等老一辈文学理论大家,他们深受西方“他者”文化的影响,能融通中西、汇聚古今,创造了中国现代文论辉煌的画卷。但是,目前来看,作为“强者”的西方文论遮挡和垄断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真正观察和表达自己,在很多层面上“模仿”和“迁就”西方的文论话语,致使自己完全笼罩在西方文论的光芒中,一旦脱离这种光芒,我们就无法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推理和求证,进而丧失了自己说话的权力和创新的能力。
布鲁姆在论述“影响”的负面效果时引用王尔德的话说:“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方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5](4)笔者以为,“失语症”的表述就能说明这一点。在西方他者面前,自我转让了自己表达的个性,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想象不再是从自己内心发出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所发出的声音的回音。
在对待外来文学理论的态度上,我们并没有像布鲁姆那样去“误读”,去阐释与过度阐释,完成对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在交流与冲撞中提出新的命题或理论。“一些理论话语的引进,往往只维持一种话语的简单复制层面。一旦某种话语不再流行,便毫不留恋地迅速撤离,转入其他话语的复制工作中。这样一种浮在表面的学术话语实践方式,必然导致对话能力的丧失、话语转换的失效。”[6]因此,在充分认识到这种简单的复制对中国当代文论造成的“精神创伤”之时,也是文论自觉之时,失落感和焦虑感自然会从看似热闹的场面浮现出来。
当再次面对西方文论的“他者化”影响时,我们不难觉察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面前像一个虚假的“镜像”,像一个虚幻的“父亲形象”,彼此之间充满矛盾。一方面我们把西方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对西方文论流派众多、思潮迭起的发展趋势心存敬佩,感叹西方文论对西方文学史、文学发展变迁和文学文本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西方文论预先抢占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空间而无法超越,表现出更多的担忧、害怕和惊恐。如此一来,只要这种局面存在,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症”也是必然的,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窘境。
随着消费文化的到来,视觉文化日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视觉愉悦压倒理性的静观,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进行书写的文学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与之呼应,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言说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听众越来越少,文论研究也就成为少数专业人士在小圈子谈论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有自我高度反思性的主体,文学理论研究者自然会意识到如下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们所做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的阐释和建构能不能在彼此的交流和对话中站得住脚,我们所推进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停留在“能指的游戏”的层面上,还是与现实的文学、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出理论的解释能力?当文学理论研究者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或者说自我在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的时候,认同危机及其诱发的身份焦虑便由此而生。
在文学理论界,文论家大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他们“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和艺术判断领域。这里的控制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意味着做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7](179)因此,在立法者的维护之下,文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充分体现知识分子良心、社会责任、人文精神和审美观念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立法者之间的立论、辩论和交流才是合法的。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充满追求崇高精神的意义世界里,文学理论研究者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
根据美国存在主义理论家蒂利希的分析,人的实存都是被非存在(空虚、无意义)所包围着,随时可能陷入虚无。个体体验到自身被这种非存在所包围并为之担忧,这便是焦虑,即意味着对自己认同的存在可能会丧失的担忧,或者自己的同一性丧失的恐惧,进一步说,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内在自信的感觉遭受到诋毁和威胁。
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盛行,使得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以及研究对象不断扩容,研究方法开始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研究视角也向多元和建构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文学理论所预设的对文学经典的阐释、文学永恒价值和普遍审美法则的建构被充斥着物欲与粗俗气息的大众文化包围,而大众文化培育的实利主义又让高高在上的文学理论的精英主义难以适应,同时,过去以哲学和美学为主导的文学研究方法被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所取代,文学的本质主义和统摄性思维被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指责为“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8](3)诸如此类观念和方法论上的轮番冲撞,让大多数人对自己认同的存在感到担忧,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开始消逝。
即使那些主张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工作者,虽然他们抵制文学的本质主义特质,把解构和建构作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方式,强调地方性建构和知识社会学的反思,但是围绕知识建构引发的一些问题:建构什么?如何建构?建构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知识建构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确定的,悬而未解的。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着文论的研究成为一种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体验。借用蒂利希的话说:“人的存在包括他与意义的联系。只有根据意义和价值来对实在(包括人的世界和人本身)加以理解和改造,人才成为其人。”[9](46)面对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快速转换和现实世界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诉求,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容易产生一种丧失意义之源的焦虑。换句话说,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之上的意义世界已经倒坍,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开始盛行,固定与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丧失,面前永远飘荡的是一些固定的“非存在”和“虚无”的东西,再加上学术道德的滑坡,无意义、无根基、无方向感和漂泊感成为当代学人的精神状态,认同的焦虑将是许多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慢性病”,即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和担忧。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工作者而言,那种满怀雄心壮志去做“立法者”和重新建立“立法者”权威的认同是一种不太现实的想法。笔者以为,在一个到处浮现“合法性危机”的时代,我们只有在一种流动性、不稳定和矛盾的状态中,去思考和塑造自身身份的认同,这也是面对五花八门的文化现实所做出的一种正常和健康的反应。如法国当代思想家阿加辛斯基在评价现代文化时所说:“今天,如果承认世界是不稳定的,其中包括货币本身也是不稳定的,那么,认为存在着超越时间、永恒的模型的观点,在我们眼里就会显得有些荒谬。”[10](28)用一种普适性思维、一劳永逸的观念去关照和审视文化现实反而有些“不正常”,甚至有些“病态”。海德格尔说,“只有面对虚无,才会想到存在”,所以,面对流动、不确定和可能性的虚无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不安的心境,文学理论工作者更像一个“摆渡者”,摆渡于历史与未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国与西方、中心与边缘、地方性与总体性之间,在摆渡和动荡中经营和体验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认识。
她认为,“现代意识是‘摆渡’和‘过客’的意识。今后我们要这样去思维:一切都‘到达”和“经过”。没有任何固定的因素,赋予事物扎根现在并抵制时间所必须的东西”,“‘摆渡’是一种运动和短暂的体验,一种起伏变动和必然消失的体验,那么它应该有很多面孔;现代不仅抛弃了永恒,也抛弃了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单一形式”,[10](10?11)对于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说,做一个理论的“摆渡者”,脱离了“立法者”的永恒性和权威性,同时把自己抛入一个非存在(哲学讲存在与永恒等同起来)中,用变动不居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在丧失了一切意义的语境中思考世界,从这一点来看,“摆渡者”与“阐释者”区别开来。如此这般,回过头来看看,文论家的身份演变经历了“立法者”到其身份地位的“倒塌”,再到“阐释者”的兴起及其地位的确立,再到当下“摆渡者“形象的浮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文论家应该在变动和摇摆中确立和寻找自己的身份感。 三、焦虑困境的出路
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来看,从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到解构主义,再到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制造一些抽象概念以及对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演绎展开讨论,并且这些概念和理论观点的讨论大都是建立在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日益悖离中国鲜活的文学经验和现实。换句话说,当代文论离我们的现实经验越来越远,即使我们试图为自己建构一个如何多元开放的文论形象,也无法掩饰实际上的精神空洞和“经验贫乏”,因为,中国当代文论尚未从根本上形成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既与历史经验相隔阂,又缺乏现实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治好中国文论的这一“经验贫乏症”,是中国文论摆脱“影响的焦虑”和确立“本体安全感”的关键所在。
首先,文学理论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有本土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其建立在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命题有真实性和现实关怀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我们不能面对当下的文学现实,也就失去了理论的有效性,意义不大。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文学花样翻新,目不暇接,丰富多彩,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应该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和阐发这一现实。”[11]的确,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丰富多彩,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网络文学、超文本写作、口语诗写作、微小说、生态文学、底层文学、图文叙事体等等,这些鲜活的文学形式体现了中国文学现实和经验的复杂性、特殊性、多元性和异变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去归纳和阐释中国文学的经验和现实问题,否则可能就是隔靴搔痒,这就要求文学理论必须从中国的文学实情出发,跳出单纯地追求文学理论自身的完美性和自洽性的冲动或设想,从中国文学的经验中产生本土性和原创性的理论。
比如,晚近在文学理论界出现的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新世纪的“新学问”。文学与图像关系问题直面文学遭遇到了“图像时代”而带来的“文学危机”,以及此危机背后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这一现实经验把一个鲜活的、有意义的问题推至学术前沿,这一研究有清醒的本土意识,不“停留在文化研究层面反复‘打滑’”,不过分“迷恋西方现代西学”而感到“影响的焦虑”,而是“注重中国传统和本土资源,更强调历史纵深感和实证精神,更关注个案分析和小中见大”。[12]像类似这样的研究,超越了以往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各持一端的做法,从历史命题和现实课题的立场上生发文学研究的理路,为走出文学理论研究困境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其次,倡导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理念。文学是多元复杂的,由于主观价值判断的不同,以及种种价值判断随着不同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文学始终从整体上呈现出非稳定的特质,那么设想用单一的或者统一性的研究方法来解决文学的相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差异性以及合法性,不是只承认一种方法或一种价值的合法性,而是在平等、民主和协商的语境中,坚持自身的差异与尊重他人方法的不同,达到最终肯定不同研究方法及其价值的合理性的目的。但是,在坚持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合法性之下,我们还必须关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相关问题。正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庆幸各种批评方法的多元性,采取一种宽容的普世主义姿态,并为我们能够摆脱任何单一方法的专制而欢呼鼓舞。然而,且慢兴奋过度。这里依然存在着某些问题。
其一,这些方法并非都能并行不悖。其二,这些方法中有些几乎就不是什么方法。[13](199)我们应注意到,一方面尊重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为研究者奠定自身进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和建构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多元主义研究方法存在的基础是差异,但问题是,一些方法是不是切实可行,是不是并行不悖,能不能符合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路径,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多元性和差异性被不适当地无限夸大,以致走向一种工具性的技术形态,或者仅是一种研究的意识形态,就有可能走向研究价值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不同方法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多元主义方法论观念需要建立在文学研究方法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贴近文学理论和文学发展的现实,超越不同方法各执一端的做法,在彼此互补协商的情形下,推进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最后,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按照伊格尔顿的理解,“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13](196)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与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现实等有着特定而密切的关系,因此,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不应该直接为大众的物质消费服务,为大众获得审美快感而辩护,也不应该脱离作家、现实文本只是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不断演绎的工具而变得越来越深奥。笔者认为,文学理论承担着
向社会传播公共文学经验,以及以文学经验为基础向公众传达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反思的职能,表达一种公共性的主体性话语。比如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拨乱返正、思想解放的时代语境下,文学理论摆脱了依附于极左“政治”的地位,逐渐确立自主性的地位,表现出对个体与社会的本质关系、权力和生命的关系、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社会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渗透着文学理论工作者对知识、真理、生命存在、自由、社会正义、良心和个体价值的深刻思考。虽然这些体现终极关怀的思考未必直接能够指导公众的生活,但是这些具有深度的思想观念能够影响社会公众对文学价值和人文精神的感知和评价。而当下的事实是,视觉文化的崛起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的生活转向对个人物质幸福的追逐,而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反思能力显得相对匮乏。
与之相应,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呈现出公共精神素养“缺失”或者“消失”的景象,当下文学书写时尚、娱乐、休闲、惊悚、玄幻的世界远远多于对人性、道德和民族精神世界的沉思,而文学理论知识的价值取向也不再面对社会现实而获得自己的公共性品格。更为值得思考的是,文论成果也成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高校研究者职称评价体制中的硬性材料,或者成为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以及专业化道路上知识生产链条上的“零部件”和“副产品”,这种过度“专业化”和“专家化”的走向,必将使得研究者陷入身份认同的焦虑和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而不敢“独立关注”公众文学经验和重大的公共领域事务。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氛围不可能重现,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沉淀,公共性品格应该是当下文化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基点,
所以,面对消费意识形态的“吞噬”和学术体制的“规训”,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该设法避免退缩和彻底的整合,重建文学理论知识拥有的批判和反思的公共性品格,发挥其在中国当下文学现实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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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要凭借内容的美来吸引和打动人心。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在追寻孤独,就如同翟墨所讲的,“没有荒无人烟的孤岛就没有众所周知的鲁滨逊,少了孤寂的沉淀就没有美的独特发现与创造”。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艺术理论论文:论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走向”。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论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走向”
艺术家从本土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然后完成一系列的成长与蜕变,而所有的成就都需要文化之根做支撑。艺术家离不开母体的滋养,需要以传统文化作坚实依托,这不仅是艺术家生命的归宿,而且是文化的自觉回归。
艺术大师马蒂斯对东方文明充满了无限憧憬,他的作品也表现出了东方绘画的线条律动,他的率性与纯真,散发着浓厚的东方写意气息。但是马蒂斯的根在西方,他用色彩拓展了西方野性十足的装饰画风。画家张大千通过重彩的泼墨写意,创造了有别于传统画风的全新气象,两位大师不仅有相似的愿望,而且有相遇的机缘,但是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以本土文化作为自己的生命与艺术归宿。虽然艺术是不分国界的,但文化是有根的,艺术是在交融互通中得到发展的。但若是画家失去了本土文化的支撑,就很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与那些急功近利的艺术家相比,大师们少了些空想和浮躁,多了些沉潜与内涵,这也是为何他们总能在变幻的精神空间中始终坚持自我。
因此,中国当代艺术要在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在新旧的更迭与对接中,牢牢抓住传统文化的根,实现艺术观念向传统的回归。
艺术作品要凭借内容的美来吸引和打动人心。没有好的内容,形式毫无意义,同样没有好的形式,内容之美也难以彰显。没有不同的形式就不可能有独特的、个性的艺术创造。好的内容源于艺术家丰富的心灵收藏。事实上,抽象艺术并非形式与内容的完全抽象,而是以形象元素为支撑的形式抽象。所以,艺术家不仅要向大师和传统学习,而且要丰富生活体验,让心灵回归自然。
许多艺术家之所以创作不出满意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心灵收藏匮乏,没有深入自然和生活中去挖掘艺术价值。正如清初画家石涛所讲的,要“收尽奇峰打草稿”。万事万物都有其灵性所在,我们疏远自然,自会被自然抛弃,古今中外的伟大艺术家,无一不深深热爱着大自然,并将大自然作为最大的灵感源泉和素材宝库。
有些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作品中蕴含着生活的美和对人性的思考,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一种精神创造与艺术升华。可以说,那些远离自然与生活的艺术家,是很难形成深刻的生命感受的,也就很难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从马蒂斯到毕加索,从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大自然一直是艺术家创作的根底。但我们必须自觉于传统,回归于自然,学会从自然和生活中创造艺术。
正如画家米罗所讲,回归大地能让我们飞得更高。而米罗就是那个回归大地的人,他创造的充满童话色彩的世界,就是源于其西班牙文化血统中富于幻想、思维敏感、表现力强的传统。不难发现,艺术的生命需要在时间的洗礼下才能焕发新彩,艺术家脱胎于传统,心灵回归于自然,是一种生命经历的深刻反映,优秀的艺术作品从来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是少了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活的支撑,艺术世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真正的艺术经得起历史的淘汰,当艺术成为艺术家甘愿为之牺牲的信仰时,它的价值才是永恒的。没有思想内涵的艺术品就如同没有灵魂的空壳,是无法存活下去的。艺术大师们通常都是孤独的,只有处于孤独状态才能静下心来看,才能独立思考,才能展开创造。孤独产生的巨大能量,会让艺术家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和清晰,掌控力和行动力也将更强。纯真是一种非常难以企及的境界,人类自古至今,创造的活力源于情感,不管是激情、悲情或狂喜,经典的艺术作品总能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不管是绘画、音乐、舞蹈或文学,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若是人类毫无情感,那么艺术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在追寻孤独,就如同翟墨所讲的,“没有荒无人烟的孤岛就没有众所周知的鲁滨逊,少了孤寂的沉淀就没有美的独特发现与创造”。可以说,艺术家只有沉下心来,客观审视自我,远离世俗纷扰,以孤独而超然的心回归自然,回归本我,才能明白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一种存在,才能找到生命的本源,并彻底激发自我的创造能力。因此,艺术家不仅要以饱满的情感进行艺术创造,而且要以理性态度客观审视自然与自我,实现理性的回归。
总而言之,中国当代艺术要在观念上回归传统,在心灵上回归自然,在信仰上回归理性,找到真正的时代出路,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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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世界正被计算机数字技术和新媒体艺术代表的信息科技所改变,传统的美术教学形式也正受到这种信息科技的冲击和挑战,乃至在当代数字教学格局中传统美术教学已经边缘化了。故此美术教学自身正发生着无声变革,教育者们正努力探索数字化时代内美术教学实现其技术与美育契合的可能,这些变革的实施正改变着今后传统美术教学的生存空间,更是变着美术教育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本文正是基于现代美术教学受多元化文化影响的思考,各种学习理论的竟相融入,提供给现代美术教学方法多元化参考及应用的原因,开展基于计算机数字技术辅助美术教学的研究性学习基础理论的研究,通过围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情境教学理论和计算机数字化学习理念的学习研究,分析计算机数字技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优势,为我国艺术教育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瑞士学者让.皮亚杰(J.Piaget)最早提出来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称为结构主义,后经科尔伯格(L.J.Spiro)、斯腾伯格(J.Sternberg),斯皮罗(R.J.Spiro)等人的研究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众所周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特点,即教育者不是传授知识途径,是学习者借助其一定的情境条件下(即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其他人(教育者和学习者伙伴)的辅助,现有学习资料的运用,采用意义建构方式获得来的。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丰富了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模式的学习本质,使得学习者在美术的学习过程超越自我个体认识,获知更加广泛的理解,促进未知的领域转化成为已知领域,对今后更大的发展提供可能。
(2)正如人本主义理论阐述的学习者通过感性与理性、身体与心灵交融汇集,充分发展个人潜能、人格和自我价值,符合当代美术教育的教学思想。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学习模式中沁入人本主义理论所提倡的自主自决、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理论观点,形成以学习者个体为中心选择学习材料、安排适合个体的学习情境。
人本主义理论具备四个要素特点:首先学习过程是以学习者个人完全参与为主,即拥有认知参与、情感参与等;其次自我发起是学习者内在动力的体现,在学习中内在动力起主要决定作用;再三学习者的渗透性学习,行为、态度、个性等等个体因素决定学习者的学习效果;最后自我评价是由学习者的个体学习总结,独立客观评价自己由想学知识内容,都已经学到知识内容,教育者仅仅起到学习的督促作用。教育者的主要任务是为学习者提供学习的手段,学习者对知识的学习方式由自己决定。可以说,人本主义理论就是创造特定的学习环境,辅助学习者确立学习方向和内容,指明适当的学习材料和资料获取途径,培养学习者个人获悉新知识的独立意义,进而促进学习者建立学习的心理氛围。
(3)自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以来,美术的教学方式与教学形态正悄悄地发生变化,学习者获知的途径越来越多,知识来源不再是唯一从教育者获得,教育者角色已转化为学习者的鼓励者、示范者、辅助者、指导者甚至是团队队友,多角度的协助学习者学习成长。情境教学理论观点对基于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研究性学习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学习模式创造性的发挥了情境教学理论,拓展真实学习环境的价值理论,借助计算机辅助技术营造了仿真情境的美术实际学习环境,将真实的环境下获得知识的学习实践理念进行转变提升,形成计算机数字环境下美术情境教学的虚拟空间。另外,情境教学理论所涉及的实践环节不足,使得真实的工作知识得不到充分补充,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学习的平台成为最佳补充平台,极大有利于美术知识的学习。
本世纪初,计算机数字化学习理念被国内教育界首次提出,计算机数字化学习理念对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学习模式的形成起到很重要的指引作用。数字化学习最佳教育环境是通过课程将技术、连通性、内容和人力资源有机的整合,这种整合方式是建立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理论的主要核心体系。具体特征如下:
(1)数字化学习的基本要素:数字环境、数字资源、数字方式是构成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理论基础的主要前提条件。数字环境包括计算机硬件、知识资源、网络平台、信息通讯和数字工具;数字资源即可被数字化编辑,可在计算机及网络平台中运行的多媒体素材;数字方式是多种学习途径,包括素材资源利用、自主研发创造、团队合作协商、实践实习创造。
(2)数字化学习的资源、课程共享即随意性获取;实效性、可操作性的学习内容;多层次性的学习内容等重要特点是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理论基础。
(3)数字化学习的核心是信息技术和课程整合,这成为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理论构建的核心模型体系。
(4)数字化学习的多种学习模式提供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选择。这些模式包括:“情景一探究”模式(课堂讲授);“资源利用一主题探究一合作学习”模式(校园网);“小组合作一远程协商”模式和“专题探究一网站开发”模式(互联网)等。
通过分析,可以预见计算机数字化学习模式给予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很大的理论支持,过去对数字化技术在教学中仅仅是单纯呈现,忽视了技术与课程的有效整合,如今,教育者更多地认知计算机数字化学习的基本要素、重要特点、核心价值、技术特点和学习模式,这为提高学习者的美术学习成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探索基于计算机辅助美术教学的研究性学习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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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当代资本主义逐渐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但其实质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垄断,以及由垄断所产生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并没有根本改变。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准备着更加充分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又给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了巨大压力和威胁。应对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挑战,是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新的历史性课题。
关键词: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 新帝国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只有从历史与理论、现实和未来的结合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及其对社会主义的影响进行科学分析,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战后,西方国家总结罗斯福新政和战时经济管制的经验,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通过财政、税收、货币、计划、福利等调节机制,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20多年的稳定发展。然而,1973—1974年冬季的“石油危机”和1974年夏季的国际性震荡,把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猝然推向一个痛苦的“滞胀”时期。这种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罕见的经济“综合症”,不仅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正统”地位,而且暴露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端。为了对付“滞胀”,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将国有企业私营化,削弱工会组织,限制工资增长,削减福利,扩大对外贸易等。这些措施虽然对治理“滞胀”有一定的成效,但又引发了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连年扩大、国家债务日益严重、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减少、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等新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力图在资产阶级右翼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实行所谓的“新经济”、“新福利”、“新政治”和“新治理”,以求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作为对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技术革命、后现代社会等世界重大变迁的回应,“第三条道路”试图在国家与市场、风险与安全、权利与义务、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建立新的平衡。正是在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由此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的特点: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新科技革命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加现代化和“高级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即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下降,已不到3%,第二产业即制造业所占比重大多保持在30%-40%之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则迅速提高到60%以上,美国更是高达70%以上。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技革命掀起新的高潮,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宇航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日新月异,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飞速发展,有人甚至把信息产业界定为“第四产业”。美国商务部发表的《2000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1995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中的30%来自信息技术产业。高新科技还改变了固定资产更新的方式,减缓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美国经济从1991到2000年的稳定增长就与新科技革命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
第二,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加剧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进一步扩大和加深。近30年来,西方国家通过资本积累和企业兼并,使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各种垄断组织几乎控制了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到公用事业、饮食、旅游、娱乐等行业。1996年12月,美国波音公司用133亿美元兼并了麦道公司,被称为“世纪性的购并”,从而使波音公司具有更强的垄断地位。又如,1998年4月,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合并组成新美洲银行,总资产高达5700亿美元,成为美国银行史上罕见的“超级银行”。中小型企业虽然大量存在,但其拥有的资本占总资产的比重很小,在经济生活中不起决定作用。垄断资本的核心是金融资本。随着银行信用体系的发展,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本与各种工商服务业资本融合起来,形成更为庞杂的金融资本。在当今西方国家,包括有价证券、存款贷款、外汇等无物质载体的虚拟经济大大超过了实物经济。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大于世界市场上进出口总价值的60倍。目前,在每天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用于投机的超过90%,而用于贸易和投资的不到10%。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垄断资本超越国界,力求在全球范围内谋取超额垄断利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459家,国外分支机构达到689520家。有的专家估算,在世界上100个最大的经济行为主体中,跨国公司就占了43个;而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总资产几乎占了全球生产性资产的1/4,15家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全球所有基本商品的贸易。为了适应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全球化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打破疆域界限,建立各种国际合作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召开不同层次的国际会议,使国家之间的区域化、集团化不断发展,经济一体化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大肆鼓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开放市场,放松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管制。欧共体在1977年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1993年建成统一的欧洲大市场;1999年统一的欧洲货币启动,标志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正式形成。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建立自由贸易区,1994年墨西哥加入,三国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建立部长级磋商机制,1993年以后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始经济一体化合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来巩固其在经济全球化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从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规模、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国际合作组织和区域一体化组织纷纷建立,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第四,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受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制约,西方民主国家内部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共识,使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策处于优势地位。但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等资产阶级右翼思想大肆扩张和蔓延,以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赛阿明确提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正因为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所以它不仅维护和巩固了自身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而且渗透到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扩大了它在世界上的影响。从电影、卫星电视、互联网到麦当劳、可口可乐,世人无不感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
第五,资本主义的对外关系和世界体系发生了变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及剩余价值的不均衡分配,加强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盘剥与掠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少拉美国家的负债率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每年以1500亿-1600亿美元的速度向发达国家归还外债。有关统计资料显示,40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现在已上升到74:1。目前联合国中有48个最不发达国家,而20年前仅20余个。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缓解“滞胀”综合症,平抑经济的大幅度波动,主要就是通过全球化转嫁了国内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近十多年来,美国经济之所以持续增长,主要原因也是无偿利用了巨额的世界资本。仅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后的三个月内,从世界各地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11000亿美元。就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承认,经济全球化以及美国“相对开放的经济”正在抑制着通货膨胀。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可以说是西方发达国家盘剥落后国家的生动写照。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托夫勒宣称,不论什么社会都要变成“信息社会”,使广大工人占有生产资料,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信息社会”已经过时,应为“知识价值论”所代替。“后工业社会”理论则认为,“正在兴起的新社会的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工厂里的斗争”只是“工业社会的标志”,而在“后工业社会”中,“继续谈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国内某些学者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已经由帝国主义之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帝国主义之后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有的学者则主张,当今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笔者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今资本主义新的实际相结合,唯物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才能得出经得起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检验的科学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种种新现象和新动向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形式、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垄断资本超越国家界限、摆脱国家管制,在全球范围内榨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倾向明显增强。更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经营的全球分散度的提高,它们与母国的经济连带关系和政治依从关系有所减弱,从而出现了“无国籍化趋势”。在跨国公司基础上出现的全球公司(GlobalCorporation),更是一种“国籍不明的”、脱离了母国身份并超越了国与国界限的超国家垄断组织。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老板以及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大的传播媒体的统治精英、技术精英和某些国家的领导人组成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构成了剥削和统治全球劳工的新的霸权集团,占据着经济全球化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特点,已经难以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所解释,需要建立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来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垄断,以及由垄断所产生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并没有根本改变。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不仅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反而使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及其给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造成的危害更加充分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1987年美国股票价格的狂跌、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货币金融连锁式的崩溃、2001年美国“新经济”的衰退,都表明西方经济日益向投机的、“赌博”式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苏东剧变以后,伊拉克、南联盟、阿富汗等一些主权国家相继遭受美英发动的高科技战争的残酷打击,古巴、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甚至武力颠覆的威胁。建立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性的新美利坚帝国”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根本战略。美国总统布什在2005年就职演说中宣称“要在全球传播民主,结束世界上的暴政”。希腊共产党在《全球化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统治》中指出:随着新的军备计划和军备竞赛,新的战争策源地和热点地区正在出现;国家间关系变得愈益弱肉强食和不公正;世界范围的工人权利遭受侵害,人权和自由正在被废除,新的镇压机制、限制和恐怖主义大行其道。近年来,英美学者鼓吹“新帝国”和“新帝国主义”理论,某些政要也奉行新帝国主义的政策,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
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明确提出:垄断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在他看来,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社会主义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基础上每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超国家垄断的新阶段之后,为社会主义所作的物质准备,就更加充分、更加完备了。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列宁曾经说过:“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忘记,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而帝国主义又比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进步。”同样,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肯定比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加进步,因为它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先进的生产力,推动了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其中,新科技革命及其成果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使人们的生产能力、生产方式及其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跃,日益为更高级的社会主义自主劳动和对整个社会的计划调节奠定物质技术基础。此外,西方垄断资本集团更加强大,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加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已经从一国扩展到多国,逐渐形成全球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体系。由此造成的世界性生产体系、金融体系、知识体系和管理体制,也为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技术基础。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内部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社会因素”,提供了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突的“线索”。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事实也证明,当代资本主义在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以及国家体制模式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在产生合作经济、社会保障和福利、职工参与管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萌芽等一系列促使“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社的总数达64万个,其就业人数和产值都占有较大比例,如日本参加合作社的人占人口总数的17%,意大利占8%;丹麦的合作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24%,法国和荷兰都超过10%。这种由劳动者集体所有和共同管理的合作经济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不算过分的”。西方发达国家还建立了种类繁多、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最低工资限额、低收入补贴、失业救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教育补贴等。《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实行高额累进税,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措施,在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已基本变为现实。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中包含的新社会因素,吸取这些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为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内外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而且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弱化”的战略图谋,给社会主义国家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借口,肆意削减工人的工资与福利,减免资产者的税收,压制国内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加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盘剥与掠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妄图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可以说是垄断资产阶级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战略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既互相并存,又互相斗争。只要社会主义还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帝国主义包围社会主义的态势就仍然存在;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等方面还相对落后,世界资本主义还保持优势,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就不会改变。面对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挑战,社会主义必须完成新的历史性任务:一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国内和国际的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二是如何建立和完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以保证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最终取胜。我们只有在积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肯定性”文明成果的同时,自觉抵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再次走向复兴与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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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国际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国际经济学理论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1]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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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归属感是指员工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在思想上、心理上、感情上对企业产生了认同感、公平感、安全感、价值感、工作使命感和成就感,这些感觉最终内化为员工的归属感。归属感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一旦形成后,将会使员工产生内心自我约束力和强烈的责任感,调动员工自身的内部驱动力而形成自我激励,最终产生投桃报李的效应。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影响员工归属感的七大因素。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影响员工归属感的七大因素全文如下:
当代社会,人才已经成为一个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 毫不夸张地说,企业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人才的使用。然而, 各项数据表明,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企业都有一个较高的离职率, 企业由于员工的离职, 产生了大量的流失成本。
不仅如此, 由于关键岗位员工的离职,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如关键技术和商业秘密的泄露、客户群的流失、岗位的空缺等等, 这一切都可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因此, 如何培养员工的归属感, 使员工对企业产生“家”的感受, 也就成为当前企业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员工归属感的形成需要不同因素的激发, 本文主要就企业内部环境的构建, 从七个方面讨论影响员工归属感的因素。
归属感是指员工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 在思想上、心理上、感情上对企业产生了认同感、公平感、安全感、价值感、工作使命感和成就感, 这些感觉最终内化为员工的归属感。归属感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但一旦形成后, 将会使员工产生内心自我约束力和强烈的责任感, 调动员工自身的内部驱动力而形成自我激励, 最终产生投桃报李的效应。
人的归属需要具有多向度和多层次性, 归属感的形成是一个由浅入深、渐进互动的过程, 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 1) 个体通过各种信息途径对企业有一个整体大致的了解, 当企业的薪酬、福利等物质利益和企业的各种文化、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基本符合个体的价值标准, 个体将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企业当中。
( 2) 个体开始了一个对企业全面认知、熟悉的过程。企业通过对员工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 使员工逐渐感受、感知、熟悉、适应企业的各个方面, 个体将对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决策、企业精神和行为规范产生基本的认同感。
( 3) 随着企业对个体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不断满足他对生理、心理、感情、人际关系等不同方面的需要, 导致个体对企业领导者的思维方式和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产生了深层次的认同感, 并逐步提高个体的安全感、公平感和价值感, 强烈的工作的使命感和成就感使得个体对企业的满意感不断增加, 最终形成个体对企业的归属感。归属感形成后, 一方面加深了个体对企业的认同, 另一方面个体将自发形成自我约束并产生对企业 强烈 的责任感, 体现为个体的主人翁精神, 并充分地、自觉地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 最终为企业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因此, 归属感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动态的过程。
1.有效沟通影响归属感。
杰克·韦尔奇有一句名言是“沟通、沟通、再沟通”, 可见沟通在企业中的强大作用。对员工来说, 员工通过企业内部的沟通来表达自己各种不同的情感, 沟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情感释放的情绪表达机制, 而且还可以满足员工的社交需要。对企业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形成在管理架构和同事之间的公开、自由、诚实、开放的沟通氛围。有效畅通的沟通渠道可以实现领导和员工之间心与心的交流, 可以促进员工彼此之间思维的碰撞、感情的升华, 从而避免一切不必要的误会以及释放领导或员工产生的心理上的不满情绪。因此, 员工在有效沟通性的文化氛围中工作, 不仅能够控制和激励员工的行为, 实现信息的共享, 而且能够使员工体会到被尊重、被信任的感觉, 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从而对企业产生深深的依 恋感和 认同感, 加深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2.公平影响归属感。
员工公平感的强弱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努力程度、对企业的认同度及满意度, 从而进一步影响员工的绩效以及归属感的形成。公平性强调公正、公开, 强调的是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出发, 在遵循基本的行为准则的前提下对员工行为作出相应的评价。公平性文化满足员工的不仅仅是分配上的公平感, 还包括程序公平感和互动公平感。分配上的公平感可提升员工晋升和报酬满意度, 程序公平感带给员工的是产生对组织的认同和对组织的信任, 互动公平感使员工对管理者产生信任感以及采取合作的行为态度,三者互相协调共同提高员工的公平感。企业要建立公平性的文化, 必须将公平观念融入企业的价值观, 把对公平的追求体现在对价值的追求上面,为员工创造一个公平的工作氛围, 公平性越强, 满意度越高, 归属感也就越易形成。
3.创新影响归属感。
管 理 学 大 师 德 鲁 克 认 为 创 新 是赋予资源创造财富的新能力, 使资源成为真正的资源。创新可以是对新事物的创造, 还可以是对旧事 物的改造, 但创新打造的是企业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在于每一位员工的参与, 将全体员工凝聚在企业的创新理念中, 调动企业内、外部一切有利于创新的因素, 在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企业员工在创新的过程中对创 新理念和创新行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积极参与创新的活动, 发挥自身的创新潜能, 在满足企业创新需要的同时, 也满足了员工在创新成功后带来的成就感, 满足员工的自我实现需要。更 重要的是, 在创新失败后, 领导应该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安抚, 鼓励员工继续保持和发扬积极 创新的 思维理念, 为企业今后的创新做准备。员工在这种鼓励创新性的文化中, 升华了对企业归属的情感。
4.领导示范影响归属感。
企业家的领导风格各有不同, 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个性、气质、偏好等性格因素以及素质、修养等人格因素融入到企业。由此可见, 领导者对企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领导的示范性行为时时刻刻影响着员工。从领导的两维理论上来看, 可以将企业领导行为模式分为交换型领导行为和变革型领导行为, 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变革型领导优于交换型领导。在变革型领导行为的过程中, 领导者关心每一个下属的日常生活和发展需要, 帮助下属以新观念、新看法、新思路解决问题, 利用个人的魅力激励、唤醒和鼓舞下属完成组织目标, 同时变革员工的工作态度、信念和价值观。变革型领导者从领袖魅力、感召力、智力刺激以及个别化关怀四个方面满足员工高层次的需求, 使员工产生了更大的归属感。
5.规范的习俗、礼仪影响归属感。
习俗和礼仪是企业的价值观的表现形式, 塑造着企业的自我形象, 员工在习俗礼仪文化的氛围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自觉地调整不符合习俗礼仪的行为, 密切人际关系, 激发工作的使命感和成就感, 实现“人企合一”。企业习俗是企业员工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和准则, 具有“软约束”作用, 它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 规范企业员工的一言一行。约定俗成的习俗让企业的员工无不感受到企业对员工的关心, 大大地强化了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家庭”情感, 员工的归属感不禁油然而生。企业通过会议、庆典等仪式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仪式中员工不仅受到价值观的潜移默化, 而且可以满足他们聚集的心理要求, 强化其群体安全感、价值感和自我存在感, 使得员工对组织的依赖感、认同感大大增强, 从而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因此, 企业培育良好的习俗, 精心设计、组织各种文化仪式活动, 对于培养员工的归属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6.良好的企业形象影响归属感。
企业形象是企业价值观的外在表现。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巨大的“无形财富”, 它不仅可以赢得公众的信任, 引导消费者购买企业产品, 而且能够对优秀人才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另外还有利于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 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培养员工爱岗敬业、爱厂如家的精神, 使员工产生强烈的自豪感、荣誉感和归属感, 真正实现“我的心在企业, 企业在我心中”。
企业形象的塑造不仅仅是广告、报纸、公关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 也不仅仅是优质产品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员工是企业形象的天然代言人, 需要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因此, 企业应该注重把员工的理想、信念、利益、价值、需求与企业的整体目标进行整合, 产生共同的行为取向和价值观念,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形成一个和谐、共享、信任的文化氛围, 实现员工自身价值, 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 进一步深化员工的归属感。
7.和谐的人际关系影响归属感。
创造一个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一个宽松、祥和、健康、文明的人际环境。领导与员工之间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坦诚相待, 员工与员工之间感情融洽、心心相通、配合默契, 企业上上下下建立起人际沟通的良性循环, 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地完成企业目标。要实现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 首先, 要统一在价值观上的认识。
如果企业员工价值观认识基础一致,相互之间就能够彼此理解, 彼此信任,消除彼此间产生的误会, 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其次, 要在情感上协调好价值观。情感上的交流可以缩短员工间的距离, 减少隔阂, 建立融洽的关系,从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最后, 要实现价值观在行动上的一致。通过企业规章制度的约束, 企业形象、习俗、礼仪等价值观表现形式的调节, 使员工不仅在思想上达到共识, 更能在行动上达成一致, 最大限度地发挥共同价值观的影响力, 实现员工彼此间的认同、对领导的认同, 从而实现对整个企业的认同, 产生“企业员工亲如一家”的感受, 真正实现员工归属的需求。
一些著名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基业长青, 关键在于能够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一个优秀的企业内部环境可以为员工提供一个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环境氛围, 不仅能够吸引优秀人才的加入, 更能够提高企业员工的归属感。任何员工在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中工作, 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作上的满足,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愉悦。因此, 构建一个良好的企业内部环境对于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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