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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关系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对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重要影响。民族关系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其中既包括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族与国家、民族与阶级等等之间的关系。
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现实问题。这是因为,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决定着怎样论述、并进而决定着怎样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关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会议还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1]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六十余年处理中国民族事务、开展民族工作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出了不懈努力,既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又走过弯路,有过沉痛教训。面对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新内容新特点,面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民族理论、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并不断创新完善民族政策的新任务,不仅需要全面总结过去处理我国民族事务的经验教训,尤其需要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实际上,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也是我们全面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在今后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只要还有民族,就会有民族关系。民族关系中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问题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像有些人所说的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很有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思索涉及国家民族事务的基本制度、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是否有重大缺陷,是否需要改变;相反,如果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是正常的、健康的、和谐的,我们则应当对于党和国家处理民族事务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以及指导我们建立这些基本制度、制订基本政策的理论有所自信,加以坚持,并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创新。
2008年的拉萨“三·一四”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以及近年发生的一些暴力恐怖案件,对我国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也在学界、政界乃至社会各界引发了一段时间的“民族问题焦虑”和对于我国民族关系的担忧。近年来部分学者对于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乃至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讨论,表明认识上的差异和理论上的不同观点与意见分歧已经非常明显,争论有时相当激烈。有学者甚至质疑我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出民族政策的“更新换代”,要促进各民族“交融一体”[2]。这种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判断已成为影响是坚持还是否定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我国当前民族关系的主流,如何看待其中存在的问题,就更加值得慎重从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我们说中国的民族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后,开始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来界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既是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的判断和基本状况的描述,也是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目标和发展前景的展望。就前者而言,这种判断是认真负责的,这种描述是实事求是的。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和处理中国民族事务的价值理念,肯定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工作的光辉成就;就后者而言,这种展望也表明,党认识到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并非尽善尽美,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工程中的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为了实现我国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这一发展前景,还要付出长期的努力,进行艰辛的探索。
关系列宁曾经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3]但是在列宁逝世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已经有了当年可能想象不到的巨大变化之后,这个世界“民族隔阂的消除”仍然是十分有限的。真正实现“民族隔阂的消除”还是非常遥远的将来的事。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也有两个历史趋向,而且这两个历史趋向似乎是并行的。第一个趋向是国内统一市场的迅速发育和各民族人口流动的迅速增加,各民族经济社会生活交往交流交融的增进,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日益发展和越加频繁,民族关系越来越密切,各民族的共同性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彼此分不开。第二个趋向是国内各民族干部群众对于促进本民族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愿望的日益强烈,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权利意识、或曰“民族意识”也日益提高。随着两个历史趋向的发展,在整个国家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一些地区一些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随之有所增加。
民族问题是我国的内部事务。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问题也始终是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来培植分裂势力,图谋侵略中国、分裂中国的工具和幌子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问题又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中国每每加以利用的一个问题。外部势力挑拨中国的民族关系,支持怂恿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从事破坏和犯罪活动,毫无疑问,这已不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了,但是也无疑地增加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的民族分裂活动又采取了新的形式,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也在继续。
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受到历史的、现实的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国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历史因素对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至今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决定着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大国的不同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国情。毛泽东当年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号召理论联系实际,曾经提出“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4]801,提出“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4]820对于这些基本原则,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坚持并加深认识。
例如,学术界往往将中俄(中苏)两国处理国内民族事务的政策作比较。但是中俄两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却大不一样。列宁曾经把沙皇俄国称作“各族人民的监狱”,封建社会帝制时代的中国和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恐怕就不能笼统地这样说。①①在1950年代和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下,国内理论界曾经存在这样的认识。例如,认为清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这三个朝代或三个时期的反动统治,都是民族的牢狱”。“列宁说,俄国是民族的牢狱,旧中国也可以说是封建的民族牢狱,五十多个民族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统治民族的牢狱之中。”(参见李维汉.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问题https://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和民族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31;李维汉:《关于建立满族自治地方的问题》,1983年10月。原件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统请字[1983]第59号”,1983年11月28日。)旧中国无疑存在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但是也存在各民族的友好交往与和睦相处,存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鉴与彼此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古代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华民族缔造了长期延续、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各个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近代以来,各民族又共同团结进行了反对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艰苦卓绝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强化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实现了近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这样长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于各民族的觉醒和中华民族认同,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使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挫屡起,团结奋斗,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使得中国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帝国主义的分裂图谋和席卷世界的民族主义大潮而不被解体?对于这些,我们今天也还仍然需要多维度思考并加深认识。
一个值得提出深入思考的问题是,近代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经历了两次全国范围的革命和国家政权的变更。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于1911年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一次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次革命之前的中国,处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国家面临强大的内外敌人和严重的分裂危机;两次革命,革命党人都在向外部世界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学习。中国共产党人是“以俄为师”的,而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有榜样,这榜样就是当时被视为“共和国之母”的美利坚合众国。两次革命,中国建国的“老师”和榜样刚巧都是西方的联邦制国家。两次革命又大体时值今人所谓的两次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之际。然而,两次革命之后,中国却都没有选择“老师”的联邦制,而是建立起统一的单一制国家。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有的地方还提出了“联省自治”的诉求,但是革命之后还是很快实现了“五族共和”,有的边疆省份还提出过“六族共和”、“七族共和”的口号,拥护建立起统一的单一制的共和国。在这一重大历史转变关头,不仅清朝皇室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主张“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而且,以西盟王公为代表的内蒙古王公贵族还提出“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明确反对外蒙古的独立主张,使得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①①这方面的史料可参见李爱军.近代中国“六族共和”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4):73-77;潘先林.“七族共和”:云南军都督府对“五族共和”的丰富与发展[N].中国民族报,2011-7-29(07);隆裕太后1912年2月以其名义颁布的清室《退位诏书》(见清实录·宣统政纪:第7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93);西盟王公招待处编辑.西盟会议始末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天津印刷局代印,1913:43。清朝皇室及蒙古王公贵族的这种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也逐渐遍及于民间,并且反映在当时及后来的文学作品中。例如,著名满族作家老舍就在其剧作和小说中,让其笔下人物表达出“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中华各民族和“我们穷旗兵们”“谁也离不开谁”这样的话,从而以文学形式一再表达了这种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②②参见舒庆春.老舍集·茶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33;老舍.老舍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265。同时还可参考《满族说部中旗人的中华民族认同》、《试论满汉认同的几个问题》等文献(李宝玉,刘永文.满族说部中旗人的中华民族认同——以报刊小说〈消闲演义〉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J],2014(10):73-79;滕绍箴.试论满汉认同的几个问题[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4(3):1-16.)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较长时间主张民族自决之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决定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并获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载入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中国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基于对于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的民族国情不断加深认识和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今天回顾这些历史,深入认识其中的规律,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的不同,看到我国民族国情和民族关系方面“中国特色”的历史沿革,也有助于认识为什么帝国主义不能瓜分中国,一次次的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没有分裂中国的深层次原因,并深刻认识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也是我们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的坚实的历史依据。
民族关系方面的忧患意识与“民族问题焦虑”有着密切的联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般说来,忧患意识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精神状态。它能使我们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沉浸于“莺歌燕舞”,而是对于现存的问题保持警醒。但是,真理再向前跨一步,就是谬误。不恰当的忧患意识即忧患意识过度,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可能造成思想混乱,伤害我们的自信心,甚至可能损害国家、民族和公民的利益,带来社会的灾难。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比如,““””期间,我们患了“恐资症”。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担心资本主义复辟,担忧党和国家会改变颜色,把城乡私营经济的存在或农民的一块自留地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必欲割之。这是导致当时人民生活贫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重要原因。殷鉴不远。这样的“忧患意识”造成的重大失误和教训深刻,我们要牢牢记取。
以这种不恰当的忧患意识看待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认为今不如昔、我不如人,甚至由此而主张改变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改变党和政府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处理国内民族事务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不仅是不慎重的,甚至是危险的。难怪有学者指出,“近些年来,有些人左倾思潮有所抬头,甚至思想理论界也有少数人跟着瞎起哄。有人现在又在鼓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左倾政策,要‘消除民族差别’,要‘促进民族融合’……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5]
其实,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不同民族个体成员即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涉及民族因素的社会关系。[6]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人际关系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反映到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千百年来,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各民族农牧民热情好客,会乐于接待远方其他民族的陌生来客,甚至免费提供住宿。但是一旦他们居住的地方市场经济发展了,城市化了,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可以预见在这些地方如果民族兄弟姐妹开起了饭馆、旅社,免费食宿当然不再可能。人们也不必因此而认为我们的民族关系变得今不如昔了。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再也无法回到昔日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不通路、不通邮、几乎与世隔绝的时代。笔者以为,现在的民族关系在某些地方、某个时间段不尽人意,亦不必过度焦虑,更不可因此而质疑宪法对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或者总希望找出办法“淡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并通过“淡化”民族意识来消弭必定会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
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意义即在于此。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主流和光明面,看到各民族的四个认同在不断增进。试举田野调查一例,笔者数年来与所住社区工作的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的家政服务员很熟悉。她是白族,和她的同乡们一起来京打工,老乡之间讲自己的白族语言,有着清晰的本民族意识。但是有一天餐桌上聊天,她突发感慨:“我们对国家实在是没有什么贡献。现在农业税也不交了,我们只是年复一年自己种地自己吃。一旦有天灾,国家还要救济。”我马上意识到她明确的国家认同感。她无疑有着清晰的自己是白族的民族意识,她的家乡的民族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种本民族的民族意识,乃至当地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究竟对于她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对于她的国家认同有多大负面影响呢?对此要具体分析。今天,在中国各民族中,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是否一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呢?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是不是一定要以淡化各民族成员的本民族意识为条件或为导向呢?如果我们今天提出了这样的任务,那么它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任务吗?我们的学者尤其是民族理论工作者,对此应该进行深入的思考,得出正确的认识,而不能先验地甚至贸然地下结论。
已经有不少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得出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明确的国家认同的结论。一些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认为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是正常的,并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可能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但是却对自己是中国公民非常清楚。他们帮助巡边护边,他们每天升降国旗,在特定的环境中,表现出强烈的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自豪感。①①参见曾江.中国哈萨克族有清晰的国家认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5-14(A-02);贾启龙等.“中国二字”重千斤——记中吉边境柯尔克孜族护边员马塔郎·木沙.中国民族报.2014-11-7(01);郭大利,王杰.44年每日升国旗,藏族阿妈获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民族报.2009-11-17(02)。
再举一例。大约在2012年,中央党校新疆班的组织员告诉我一个发生在其身边的故事:一位维吾尔族学员的读小学的孙子第一次来北京,吵着闹着第一件事就是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时值暑假之前,天亮甚早,学员带着孩子打车在上课之前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的读小学的孙子一路都在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②②这个故事,是出租车司机告诉新疆班组织员阎惠鸾的。讲述完亲历的故事,这位司机还感慨:“你们党校的新疆人真好!”。2012年6月阎惠鸾告诉笔者后,笔者曾经电话采访当事人。此事发生于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之后,体现出西部地区新一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从一个侧面说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多年来坚持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有成效的。
再以西南边疆地区的西藏为例。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人民解放军作战越过“麦克马洪线”后很快即奉命撤回。其时麦线以南的门巴族聚居区已被印方非法占领十多年,但是当地门巴族百姓听说部队和工作队要奉命撤离的消息后,竟然推举曾经担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老人前来挽留,表示“我们门巴过去是大皇帝的老百姓,今天是解放军和工作队的老百姓,只要解放军和工作队留下来,我们乐意支差纳税”。今天的藏南地区,印度非法占领区姑置不论,墨脱县已经摘下了“全国惟一不通公路的县”的帽子。来自墨脱的80后的人大代表,不仅可以操一口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而且能讲英语。③③参见阴法唐《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达旺日记》序言(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下卷[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857);李寅.80后门巴族代表白玛曲珍:我肩负民族的责任[N].中国民族报,2013-3-5(04)。这一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他们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岂可与当年同日而语!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所说“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7],今天仍然是我国民族关系上的现实。而百年来在反对共同内外敌人的斗争和建设伟大祖国过程中积淀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更不是少数人的分裂挑唆破坏活动可以瓦解的。我们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忧患意识,应该保持在适当的“度”之内。超过了这个限度,可能会导致怀疑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本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伤害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不可取的。
肯定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批评对于我国民族关系上的不恰当的“忧患意识”,并不是否认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在实践中,需要坚持和完善。更何况还存在敌对势力的挑唆和破坏活动,人民内部还存在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两种错误倾向,我们在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中也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失误。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将是一种常态,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也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所以,最近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要“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特别是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1]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围绕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和当代中国民族关系问题的争论,犹如在这一领域进行的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使持有不同观点的双方视野扩大了,认识深化了。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实践,只能是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真实状况;而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则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辩论、争论,特别是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理论界、学术界应该尊重和敬畏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在“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达成共识。在认识国内的民族关系问题时,还是要立足于中国民族国情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着眼于全国的大局,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还是要讲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讲“三个离不开”;还是要像党的报告提出的那样,“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要“坚持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在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多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把爱自己的民族与爱祖国、爱中华民族结合起来,逐步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不同而和”的民族文化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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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民众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逐渐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随着这种转型,城市街区也爆发了越来越多针对工商企业或基层政府机构的市民维权运动。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些社区运动的动力机制。个案研究发现,较之于其他街区,有些街区的居民由于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为“武器”,因而在维权运动中表现更为积极,并取得更大成功。因此,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维权运动发生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它之所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目前国家的体制结构使然:一方面,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当前的行政体系又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状态。正是这一点使得维权市民有必要并且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促进其集体行动。在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这些以维权为目的基层社会运动不仅保护了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空间发育,而且在实际上增强了国家权威和合法性。
关键词:关系网络社会运动维权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之后,城市基层管理体系已经从以垂直性的单位制为主转变为由基层政府主导的社区制为主(Wu , 2002 ; 华伟,2000) 。因此,街区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商业组织和市民等各方利益竞争的一个重要场地。但这些行动者的关注点存在很大区别:国家和高层政府力图保持地方稳定;其职能部门则关心自己的权威在基层是否受到尊重。由于地方政府得到更多的授权以参与当地经济活动,并且其政绩主要以当地的“硬件”如GDP 发展来衡量,所以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当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经济效益,以及如何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地方上的商业组织,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则专注于在街区开发中追逐利润。普通市民们也越来越关心街区政治,因为其房产的价值、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地位越来越紧密地和他们所在街区的环境联系起来(注1)。
因此,为达到各自目的,这些行动者可能会相互合作、竞争乃至冲突。在当前,由于地方分权以及伴随而来的相对微弱的上级监管,有些基层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往往结成联盟,联手剥夺当地资源。随着经济改革和近些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更新,这种地方性的官商联盟已经成为普遍性现象(如Wank ,1995) ,并发展成为类似上个世纪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垄断地方开发的“增长机器”或利益集团( growth machine , 参见Domhoff ,1986 ; Jonas &Wilson , ed , 1999) ,并常和市民产生利益冲突。
近年来城市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拆迁事件(如湖南嘉禾事件等) 就是这种“增长机器”和市民间日益扩大的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当前市民们对于地方当局(包括基层政府及其支持下的开发商等) 侵权的反应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事实上,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和农村地区一样,城市基层政治场域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针对地方当局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如戴星翼&何慧琴,2000 ;Cai , 2002) 。这种集体抗争与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运动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一定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目的都是“要求矫正基层政府或代理机构导致的一般性不公正行为或寻求补偿”而开展的集体抗争(Pei ,2000 :p25) 。它们一般都以“维权”为目的和口号,大多局限于社区层次上的集体抗争,且都鲜有抽象的政治诉求如民主、自由等。
因此,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同于那些具有政治目的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但单纯由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抗争一般聚焦于相当具体的经济问题(如农民抵制不合理税费征收、下岗工人要求工资补偿等) 。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对象包括各种阶层的公民,并且强调运动目标的“公民性、生活性和利益的普适性”(刘能,2004 :p65) 。这种抗争有时比农民和工人“维权”运动诉求的问题更为广泛;除了经济问题外,它们可能还涉及一些社区问题如要求保护绿化、阻止房地产商建造高楼阻挡本居民区的阳光等等。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来,除了基本的经济权利外,他们还要争取财产权、环境权(包括绿化权、阳光权) 等公民权利。
目前已经有很多经验研究考察了当代中国群众性维权运动。这些研究认为,导致集体抗争兴起的重要因素包括“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忍等、市民领袖或抗争行动组织者的出现、社区成员的支持、市民权益意识的增长以及集体记忆的促进(应星,2001 ;O’Brien , 1996 ; Li & O’Brien , 1996 ; Cai , 2002 ; Pei ,2000 ;Read , 2003 ;Lee ,2000) ,等等。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民和工人等弱势群体“维权”运动。在新的治理背景下城市街区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发生的动力机制尚不清楚。一方面,有关西方抗争政治的研究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是导致集体抗争发生或兴起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结构变迁有助于集体抗争的成功( Tilly , 1978 ; Kitschelt , 1986 ; Tarrow ,1994) 。有关中国农民和工人维权运动研究则指出新形势下的国家法律和政策为维权群众提供了对抗强权的武器(O’Brien , 1996 ; 李连江&欧博文,1997 ;于建嵘,2004) 。这些“政治机会结构”和“以法抗争”(注2)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市民维权运动;但是,它们不能解释在相同的体制、法规和经济文化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城市街区的居民在维权运动中比其他面临着相同问题的街区表现得更为积极和成功。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是集体动员的一个重要依托( Snow ,Louis&Sheldon ,1980 ; Klandermans &Oegema , 1987 ; Dieter & Gern , 1993 ; Passy & Giugni , 2003) 。然而,大多数此类研究聚焦于检视市民抗争者之间水平网络的作用,而忽视了有些抗争者从国家或高层政府得到的支持。因此,人们无从得知为什么有些市民抗争者成功地从国家获取支持,而其他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戴慕珍曾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公开的参与和利益诉求渠道十分稀缺,这使得普通群众不得不通过与上级之间的个人垂直网络来追求自己的利益(Oi ,1989 :8) 。那么,据此类推,市民抗争者也可能利用与熟识的高级政府官员之间的私人垂直性关系来帮助他们进行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运动。因此,探索这种可能的垂直网络在集体抗争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由于街区已经变成国家施行日常治理的主要场所,为了理解这种治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政治秩序,非常有必要研究街区层次上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因此,本文关注下列与城市社区运动有关的问题:较之于面临着相似维权问题的其他街区,为什么有些街区的居民更为积极地诉诸于集体抗争,并且在行动中更为成功?市民抗争者如何通过自己与他人、组织之间横向性的或垂直性的关系网络来组织集体行动?
我将通过研究发生在中国大城市A 市一个居住街区(我称之为绿街(注3)) 中的社区维权运动个案来增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下文将首先介绍方法论和简要描述运动史。其后,本文将展示对立双方的斗争策略,并总结关系网络在市民维权运动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揭示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的制度背景,并探讨与当代中国城市维权运动相关的理论问题。
本文力图揭示关系网络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联。为此,和其他当前的个案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将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方法(comparative case study) 。一方面,为了揭示当代中国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复杂博弈过程和动力机制,本研究将采用“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 方法(注4)比较全面地描述和分析本运动个案的全过程,以更清楚地解释关系网络是如何在社区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采用比较方法控制“多余”变量可以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联(Bennett ,1999) 。由于这个运动是发生在绿街中两个建筑形态、人口结构都十分相似而且相连的居住小区里,所以我也将比较这两个小区关系网络的区别及其居民在运动中的作用差异。通过这种比较,我们会更加清楚关系网络在城市集体行动中的重要性。总之,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增加研究结论的效度。
集体抗争行动在当代中国常被看作“不稳定”的标志,故而相对敏感。一般而言,无论地方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市民都不愿对不太熟悉的“外人”谈及当地发生的集体行动。我在2000 年初因进行硕士论文研究而居住到这个运动发生的街区(我称之为绿街) 。在长期的田野研究中,我逐渐和当地官员及普通居民熟识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把我当作“自己人”,很自然地和我谈论起这个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但却鲜为“外人”探究的社区运动。在运动各方看来,自己的做法都无可非议。他们之所以愿意和我谈论这个个案,多是希望和我讨论解决此类“社区矛盾”的方法。
为了研究这个运动个案,我开展了大量开放式访谈,以理解和运动有关的各方行为和动机。在过去的五年里,我的深度采访先后共达九十多人次,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媒介记者、社区组织领导人、社区运动积极分子以及普通居民等。我还获准参与观察了当地政府和社区的一些相关会议。此外,我还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运动的文字资料。
绿街新村位于A 市N 区绿街街道办事处辖区内,于上世纪80 年代末经市政开发而成。绿街一村小区和绿街二村小区构成了绿街新村的北区,分别归一村居委会和二村居委会管辖。每个小区的居民数量大约都在3500 人左右,结构也比较类似,其中包括各阶层人士。这两个小区之间建有十二幢二十多层的居民楼。在这些高楼中间,一块8000 平方米的空地被规划用作公共绿化带和街区中心绿地;规划中的中心绿地大部分位于绿街二村。随着N 区于90 年代开始的大开发,地理位置优越的绿街街区土地价值也迅速上涨。这使得许多当地当权者垂涎街区中心绿地这块土地。结果,从1993 年到2003 年,绿街北区的居民们发起了社区护绿运动以保护街区中心绿地,运动断断续续长达十年之久。这个运动主要分成两大阶段:前期针对房地产开发商;后期则针对当地政府。
早在1993 年,绿街的一个房产开发公司(系A 市市政府所有) 企图在尚未建成的街区中心绿地上插建一幢26层的商品房出售以谋取暴利。项目开工后,绿街二村居民高女士认为这幢正在建设的高楼不但占用了绿化面积,而且将会遮挡住自己和周围邻居房屋的阳光。因此,她决意抵制这个项目建设。她设法结识了以前并不认识的居民,动员他们参与保护社区环境。他们集体到有关政府部门上访,要求他们制止该项目。面对居民抵制,该房产公司假意和高老师秘密谈判,然后又在街区中散布谣言说高同意和他们私下妥协并收受其“好处”。由于居民们最初对高老师的熟悉和信任程度就有限,他们相信了房产公司的说法,对高老师的“背叛”十分愤慨,拒绝再参与其组织的行动。自此,绿街二村停止了集体行动。
鉴于上述教训,仅剩的几个抗议积极分子认识到一个能干而且可靠的领导人对于抗议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此情况下,一个居住在绿街一村JZ 高层居民楼的老积极分子推荐了一个他十分信任的老邻居沈先生来担此重任。沈当时是一个商场的中层管理人员。这个积极分子和沈先生以及本楼的很多居民以前就是多年的老邻居,并由政府集体动迁到他们现在所居住的JZ大楼。他之所以推荐沈,是因为沈在“”期间曾参与多次集体行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沈当时在单位负责基建工作,对建筑规划也比较熟悉。而且,沈交游广泛,在各行各业乃至一些政府部门都有很多朋友;他的这些网络在居民将来的维权行动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这些居民的劝请下,沈同意接替组织维权运动;他因而成为街区护绿运动新的领袖。“”的经历使沈意识到“师出有名”的重要性。他认为,要阻止房产商,必须要有更充足的理由和证据。通过自己的经验以及和其他居民的商讨,沈等发现该项目从建设布局上看似乎不符合有关法规。当时国家为推动法制建设,已在强化“二五”普法宣传,“法治”成为官方的主流话语。沈先生意识到法律和政策在维权上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国家强调“法治”的“大形势”下,只要能够抓住这些有权的房产公司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的证据,就有可能要求高层政府对其进行惩治(注5)。既然他发现房产商的建设项目很可能在法律上有问题,沈等积极分子就打算利用相关法规政策来抗争。于是,他想方设法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搜集证据。另一方面,“”经历使沈先生也认识到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对于抗争的重要性:和个体抗争相比,采取集体性行动会给希求地方稳定的国家施加压力,从而使国家在其容忍的限度内尽量满足市民的要求。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运用国人常用的关系网络实现动员。正如沈后来在总结自己斗争经验时所说:“(法律和公关) 这两样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在(地方当权者) 不违法的情况下,咱们通过公关来解决;当(他们) 要达到违法的时候,就要靠法律来解决。”(注6)在此后的运动史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用法律和关系网络是沈赖以组织维权运动的两大主要武器。
在正式领导维权运动后,沈号召居民在他所住的JZ大楼聚会。在他的鼓励下,很多居民,尤其是居住在本大楼的老邻居们,同意参与维权运动;其中一部分人在此后长达十年的运动中成了沈的坚定支持者。此外,在一个高级政府官员的私下帮助子下,沈得到了绿街街区正式规划图。他发现,该房产公司正在建设的项目违背了正式规划图的规定,因而是非法的。通过A 市一名人大会副主任的一个朋友,沈向其呈交了上访信和相关证据。这个人大副主任批示要求N 区规划部门查处。但由于该房产公司是市政府所属企业,区政府规划部门反而为其项目作辩护。在此情况下,沈等意识到不能再完全依赖上级政府部门来“主持公道”,居民自己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手段直接与房产公司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94 年6 月15 日晚,沈等维权积极分子利用扩音器广播等方式告知街区居民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并号召居民捣毁了房产公司的地基。
其后, 为防止该房产公司卷土重来, 沈等“趁热打铁”。一方面,维权积极分子多方向媒体求助,请它们对房产公司的违反规划占用绿地的行径予以曝光。9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媒介开始关注一些时弊并在高层政府容忍的范围内予以报道,这些报导甚至直指一些地方政府的问题。媒介的曝光可以形成公共舆论压力,因而可能使得高层政府不得不处理违规的地方政府部门以维护政体合法性。有些隶属于高层党政部门的媒体甚至有权要求地方政府配合调查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并在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参”或“情况汇报”上予以刊登以引起后者的关注。因此,这些官方媒介常被民众看作一种特殊的权力机构。在当前,当市民群众遇到不公正对待时,往往到媒介上访,这样使问题更容易得到政府部门重视和解决。在A 市,作为市政府机关报的《W报》在地方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它甚至建立了专门的“群众工作部”接待市民信访。沈因此极力向《W报》等传媒呼吁。由于A 市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绿化建设,《W 报》因而调查了此一“毁绿”事件。7 月初,该报和其他媒介连续对该房产公司毁绿事件进行曝光。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有关政府部门再对他们的上诉问题采取“拖而不决”的做法,沈开始采用“缠”的办法来对高层政府施加压力。通过与一些官员的朋友关系,沈得知A 市规划局的工作地点和日常安排。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组织居民每天轮流到市规划局的几个重要部门去申诉该房产公司的违规行为。市规划局被绿街居民的连续上访搅得鸡犬不宁,最终不得不表示“房子不会再造了,按规划法规确定的办。”(注7)
虽然房产公司打算像对付高女士一样来败坏沈先生的声誉,但沈并不接受他们提出的私下谈判要求;大多数居民也不相信关于他的流言。在居民和媒介的压力下,A市规划局很快于七月中旬就吊销了该项目的建设许可证。该房产公司不得不停止项目建设。至此,凭借邻里横向网络的支持,官员、媒介垂直性网络的帮助,沈先生终于领导居民赢得了针对房产公司的集体抗争胜利。
经过此阶段的社区运动,一套维权积极分子的非正式网络在绿街北区逐渐形成。在空地周围几乎每一幢高层居民楼内,都出现了一些维权积极分子。从职业身份上看,这些积极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白领、普通政府干部和工人、家庭主妇以及退休的老年人等。就政治身份而言,这些积极分子不仅有普通群众和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共产党员(注8)。这些积极分子维权意识强烈,并且愿意服从沈的领导。这些非正式网络的存在使得沈能够轻易动员居民参与集体维权行动。尤其在沈所居住的JZ大楼,积极分子非常之多。当1996 年A 市政府号召已购买住房产权的居民选举代表组建业主委员会时,沈先生因为胜利领导护绿运动的影响以及维权积极分子的支持,被选作JZ大楼业委会主任。
尤其重要的是,在上访过程中,富有“公关”技巧的沈先生逐渐和一批政府官员以及记者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垂直的联系在该社区此后的维权过程中继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沈等居民呼吁和媒介报导压力下,N 区按照规划建成了街区中心绿地。此后,这块8000 平方米的大型公共绿地成为该区一个抢眼的生态亮点。
由于其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绿街中心绿地又引来了新的侵权者。1997 年底,区政府和绿街街道办事处决定在中心绿地中“划拨”1300 平方米土地,建造N 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并由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项目建设。此前,街区中心绿地内曾有一座占地面积为135 平方米的供本街区老年人使用的活动中心。当地政府的计划是推倒这个活动中心,在此基础上建造专供老干部使用的休闲中心。但是,当此项目开工时,周围的居民们大为不满。首先,这个项目占用了很大一部分中心绿地,会有损于街区的环境以及当地的房产价值。其次,周围居民无权使用在自己街区内建造的公益设施,这对于他们来说很不公平。再次,居民们担心,一旦该项目将来被用于商业目的,很多顾客将进出于社区,由此带来的各种噪音和污染将干扰本街区居民的生活。对于那些运动积极分子尤其是沈来说,这个街区中心绿地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开发商手中保护下来的,当然不甘心自己深以为豪的成果被掠夺。
因此,沈和以前的一些维权积极分子马上相互联络,决心抵制当地政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一开始,他们直接向街道办事处抗议。但后者声称中心绿地土地属于国家,而基层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有权决定如何使用土地。他们还警告说阻碍该项目建设者将被视作扰乱社会秩序,会受到严厉惩处。维权积极分子们终于认识到此次他们所面对的是富有权力的当地政府(注9),任何考虑不周的抗议行动都会给自己招至危险。然而,过去的胜利鼓舞了沈等积极分子的信心,沈的个人性格也使他不甘心轻易放弃。
由于针对的是声称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维权积极分子们必须为自己的抗争找到尽可能多的“过硬”的理由,才有可能成功维权。抵制房产公司的“辉煌”经历使沈先生再次把目光投射到法律武器上。经过研究,他发现地方政府的项目不仅有悖于A 市规划法规,而且违反了关于公共绿化和房产物业法规。有了上述法律依据,沈等维权积极分子相信,如果他们在今后的抗争行动中策略运用得当的话,己方是有可能赢得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性集体抗争的。
沈等意识到,维权面临着的第一个任务是反驳地方政府的说法,以赋予集体抗争合法性。为此,他们需要发明一套维权“说法”。鉴于国家控制非常严厉,这套“说法”绝不能冒犯国家权威。相反,它不仅要起到动员普通居民参与维权运动的作用,而且要尽可能迎合国家的主流“说法”以获取国家权威的支持,并使地方政府抓不住自己的“把柄”。在此前的运动历程中积累的法律知识和经验等人力资本使得沈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对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没有“当真”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法规阐释,沈建构了一套“法律代表国家,要依法护绿以维护居民合法的环境权益”的“说法”;或者说,他由此建构了法律话语和市民权益话语并以之对抗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话语(注10)。
为了在街区内传播自己这套“说法”以压制人们心目中固有的对地方“父母官”的盲从,沈等在街区中发布了很多上书“依法护绿”的横幅和标语。通过这些宣传,维权积极分子的这套“说法”迅速得到了很多居民的认同,为下一步进行社区动员推动维权运动制造了有利的公共舆论。
当时,连同沈担任主任的JZ业委会在内,绿街街区已经成立了九个业主委员会;其中六个在绿街一村,组织相当健全。为避免维权运动被当地政府攻击为“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沈决定利用这些依据有关法规批准成立的正式的居民组织。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了这些业委会的主要成员。由于他作为ZJ 业委会主任的身份以及过去领导社区护绿运动的成功经历,沈成功地说服他们一起参与抗争。自此以后,在这些业委会之间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联盟,它们的负责人经常聚会商讨维权策略;沈自然地成为联盟的“发言人”。
有了其他业委会的支持,沈通过以前结识的关系向A市媒介寻求帮助。他再次向《W报》等媒介揭露了地方政府这一违法项目,并提交了上述九个业委会联名签署的上访信。后者迅速调查了这一项目,并于1998 年2 月份向市政府领导报送了“情况汇报”。考虑到这一事件影响到当地稳定,一些A 市市政府的主要官员相继批示地方当局暂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缓和与群众的矛盾”。随后,A 市市园林局下属部门迅速对此项目进行了调查,准备制止地方当局侵占绿地的行径。
由于媒介报道和市政府的干预,绿街街道办事处不得不于1998 年4 月和九个业委会进行了谈判。双方初步达成妥协:同意街道建造一个市民休闲中心;但其必须同时向老干部和社区居民开放,且占地面积不得超过650 平方米。然而,即便如此,区政府也不同意这一协议:因为协议规定建筑的用途和占地面积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区政府于是和街道重新议定了建设计划,决定新建的设施只对老干部开放,且把占地面积扩大到1960 平方米。但是地方当局并没有将此决定通报该街区的居民。直到1999 年4 月,沈等维权积极分子从街道工程队开挖的地基面积和深度判断该建筑面积和高度将远远超过业主委员会和街道的协议规定。他们遂通过与当地一些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打探消息,得知基层政府建造的仍是老干部活动中心。
受骗的维权积极分子们十分愤慨。他们一面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一面向新闻媒体反映基层政府的欺诈行为。在社区居民连续上访和新闻媒体曝光的压力下,绿街街道不得不提出和业主委员会再行谈判。沈先生要求先停工再谈判。但街道拒绝了这一要求。过去的经验使沈等意识到,如果一味采用上访等“软”方式,是无法让地方政府与他们进行对等谈判的;而如果采用冲击工地等激烈形式,就有可能造成上级政府最关心的“安定团结问题”,从而逼迫地方政府就范。于是,在地方当局拒不执行上级政府停工指令的情况下,维权积极分子们于1999年5 月25 日晚捣毁了工地地基。
对于冲击街道施工现场的行为,沈等事前经过了慎重的斟酌。他先就自己的行动方案向区公安局的一位重要官员(也是他的朋友) 征求了意见,对方向他交代了一些躲避法律惩处的策略和界限问题(如不能毁坏机械设备等) 。在实际行动中,维权积极分子们在沈的约束下严格遵守了上述公安局官员所建议的策略,没有毁坏施工机器(注11);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并无超越高层政府所容忍的“限度”,地方当局无法找到过硬的把柄来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
冲击工地事件发生后,绿街街道办事处要求绿街一村、二村居委会对组织居民、党员以及运动积极分子的家属进行“再教育”,声称JZ 业主委员会组织的集体行动是动乱和破坏行为。他们扬言警方要因此逮捕沈等积极分子。
在此情况下,沈等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给他们一个公道;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引起上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他们商议决定到市政府集体上访。沈意识到要充分发挥上访效果,需要精心设计行动方案。为此,他和一些政府部门的朋友就此进行了商讨。朋友们告诉他,上访时机的选择十分重要:既要能引起市政府高度重视,又不能过分伤及其颜面。因此,沈等积极分子选择一个相对敏感的时间—6 月1 日晚上—到市政府进行集体上访。
这种给高层政府“保全面子”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A 市市政府信访部门接待了这些集体上访的居民后,随后向N 区地方当局作了通报,要求其妥善解决问题。鉴于当时时间节点的敏感性,地方当局对沈等“捅漏子”行为十分恼怒。次日,街道一面委派干部带领当地民警和居委会书记对沈等几个运动领袖进行家访,警告他们不得再去市政府;一面派人到沈等工作单位“告状”。然而,在警察陪伴下的家访和“告状”均受到沈等积极分子及其单位的谴责和敷衍。为防止维权积极分子再去市政府,高度紧张的地方当局又组织街道干部、民警和居委会干部在沈所居住的JZ大楼和市政府门口“三班倒”连续值班监视“动静”,以阻止可能再度发生的上访行动。
由于这些集体行动都是在以沈为首的业委会的名义下组织进行的,地方当局由此声称业委会组织良好,并且奠基于市民们的根本利益之上,正在成长为威胁基层政府权威乃至国家治理的“第三种”势力。他们声称,业委会将比“”组织更危险。但是,在沈等呼吁下,《W报》调查了这次冲突。绿街街道办事处不得已,只好向其提交情况说明,承认建造的是老干部活动中心。《W 报》于1999 年6 月15 日在“情况汇报”中将冲突经过和相关证据报告给A 市政府,明确提出错在基层政府。因此,高层政府要求地方当局克制。此后,整个事件处于僵局。
在后一阶段运动中,在沈等连续奔波和呼吁下,有些市政府部门如市规划局和市园林局都同情维权的居民。由于N 区政府被授予特殊权力,常常在其辖区内无视上述政府部门的规章,导致这些部门的权威受损。因此,后者对N 区地方政府多少存在一些不满和愤恨。通过和一些官员朋友的交往,沈充分意识和利用了这种嫌隙(注12)。因此,市规划局和市园林局等部门对维权积极分子们给予了有力帮助。
2000 年2 月,鉴于沈先生在保护街区中心绿地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市园林局一位和其关系良好的领导提议授予沈“A 市群众性爱绿护绿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A市一些重要的媒介也因此对沈的事迹和社区护绿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报导,并称沈为“绿化卫士”。市园林局和媒介的支持大大激励了沈和其他积极分子,并赋予了社区运动更大的合法性。
沈在社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使其成为维权积极分子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当地政府相信,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瓦解人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抗争行动就会自然平息。因此,地方政府的“摆平”措施主要指向沈本人。他们不但通过请客送礼等方式拉拢了一些记者和运动积极分子,而且利用居委会极力挑起其他业委会和居民对沈的反感,以瓦解沈的支持网络。
这些摆平手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在一村居委会书记的个人影响下,大多数以前和沈先生“结盟”的业委会主任都拒绝继续公开支持他。由于绿街街道封闭了整个中心绿地,以至社区居民长期缺乏锻炼、活动场所。很多居民迁怒于沈,认为他给整个社区生活制造了很大麻烦。一些积极分子的亲属也阻止他们参与沈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少数运动积极分子,其中包括沈所在业委会的副主任,都转而公开支持地方政府的立场。其中有人甚至将沈的行动计划泄露给地方当局。至2000 年9 月,情势的严峻使得沈忧心忡忡:“我现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一败涂地了!”
尽管对以上情形很失望,但沈并没有放弃斗争。他认为如果自己放弃并导致抗争失败,地方当局就会进一步把他们的维权运动定性为非法破坏。这样一来,不但自己个人名声受损和“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且他的支持者们,包括其他维权积极分子和一些官员、记者,都会因此而受到连累。他觉得自己应该坚持下去赢得胜利以报答他的支持者们。和最先领导运动的高老师不同的是,即便在情势最恶劣的时候,沈身边也还有十多个对他十分忠诚的维权积极分子;一些官员、记者也自始至终支持他的维权活动。因此,沈决定继续抗争。
鉴于业委会联盟已经被地方当局所瓦解,沈设法通过其他非正式关系组织网络反击。首先,他极力揭穿街道办事处的“谎言”。通过其官员朋友垂直网络的帮助,沈秘密搜集到几乎所有的当地政府关于本项目的内部文件资料。他向媒介记者和居民展示了这些材料,从而揭穿了街道办事处“建设此项目是为居民办实事”的欺骗性说法。他声称自己作为业委会主任有责任有义务依法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呼吁居民应根据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威来判断是非并参与维权运动。他还声称该项目是“代表着一小撮地方官员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己组织抵制并非挑战国家的权威,而是维护国家的法律尊严。因此,他呼吁上级政府支持居民的维权行动。沈的反击十分有力。结果,一些以前倾向于地方当局立场的媒介记者在了解事实真相后转而支持沈的抗议活动,并如实就此事作了报道。这使得地方政府感到十分尴尬。一些居民也因此对地方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声称街道和居委会欺骗了他们;沈所在的ZJ 大楼的居民们对居委会尤其愤恨,以至于居委会对该居民楼无法再进行日常管理。
其次,沈等积极分子加大了“缠”访的力度。尽管失去了其他业委会的支持,沈仍于2000 年9 月份凭借积极分子网络召集到200 多居民签署了上访信。他把这些积极分子分成几批,分别“承包”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带着上访信和相关的法律文本前去“反映情况”。这些已经熟知政府内部运作状况的积极分子经常蜂拥到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吁请其“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这些“缠”访使得这些政府部门和负责人不胜其烦。但由于维权积极分子有理有据,他们也无法发作。沈等还警告有关规划部门,如果他们再违规给基层政府发放施工执照的话,居民将依据有关法律对规划部门进行起诉。
再次,沈还通过关系直接求助于中央权威。通过一些熟识的媒介记者介绍,沈结识了新华社A 市分社的资深记者。该记者迅即调查了此事并相信了沈的说法。他通知A 市主要领导人,如果市政府再不严肃查处此事,他就将此事向中央汇报。沈还通过关系向中央递交了上访信和相关证据。其后,中央有关部门将沈的投诉转发A市政府,要求其尽快解决问题。
在这些压力下,A 市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再也无法采用“拖”的办法回避绿街维权积极分子所反映的问题。2000年10 月,市政府领导人要求市规划局和园林局认真查处该项目。于是,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到N 区与其党政负责人会谈。后者虽然同意取消该项目,但仍想方设法拖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事情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沈又两次被市园林局授予“绿化卫士”的荣誉称号。至2003 年,对立双方均感到疲累不堪。在高层政府的干预下,地方当局和沈等维权积极分子终于达成妥协,基本上按照后者要求重建了被毁的街区中心绿地,缩小了休闲中心的占地面积,并对全体居民开放。至此,绿街居民护绿运动最终胜利。
通过以上描述,读者可能对这些维权积极分子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抗争印象非常深刻。下文将总结关系网络在威权体制下的城市社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这个社区运动是围绕着保护绿街一村、二村两个小区之间的中心绿地而发生的。但是,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在社区运动中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实际上,绿地的大部分位于绿街二村小区,因而关乎到更多绿街二村居民的利益。但是,大部分维权积极分子是绿街一村的居民,他们是维权运动的主力和核心。
运动史显示,尽管是绿街二村居民最先发起维权运动的,但其后不久,运动的中心和领导权就转移到绿街一村。由于缺乏密切的关系网络,绿街二村的运动发起人高女士和普通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并不稳定。因此,他们的抗争行动被房产商轻易瓦解。在沈先生领导运动时,房产商和绿街街道办事处也先后对绿街一村的维权积极分子使用了相似的瓦解策略,但最终都遭致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绿街一村很多居民系集体动迁,因而本来就有更多的关系网络“存量”。沈先生和主要支持者之间由于长期交往而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信任。另一方面,由于绿街一村居民之间高密度的相互交往,在该小区存在很强的社区参与规范。正是小区存在的这些稳固的非正式网络和参与规范造成了其与绿街二村不同命运的最大区别。
其次,这两个小区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绿街一村有着很多组织良好的业主委员会,而绿街二村由于居民之间合作的稀缺而导致业委会发育不良。我们仍旧记得,在运动第二阶段针对地方政府时,业委会联盟最初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联盟最终被依附基层政府的居委会瓦解,但沈仍旧能够利用自己JZ 业委会主任的头衔组织抗议。也就是说,这种正式的民间组织大大增强了维权运动的合法性。
第三,和绿街二村早期发起运动的高老师相比,沈凭借个人网络更成功地获取了很多政府官员和媒介记者的支持。如前所述,这种垂直联结对集体抗争的成功至关重要。
总之,和绿街二村相比,绿街一村本来就有更多的关系网络“存量”;其主要维权积极分子建构关系网络的能力也更强,因而在维权运动中建构了更稠密的横向和垂直网络。横向网络和参与规范导致了更高程度的内部团结以及居民间更多的信任和合作,这些是集体行动动员的基本条件。由于有垂直网络为基础,绿街一村能够从代表国家权力的市政府以及主要媒介获取支持,这种支持也反过来给了运动积极分子和普通参与者更大的信心。正是这些区别使得两个小区的居民对于运动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并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
在本社区运动中,正如一些运动积极分子所强调,没有沈的领导,他们很难赢得胜利。然而,沈最初之所以愿意领导维权运动,一个重要因素是邻居的推荐和劝导。因为在当代中国,要发起集体行动,组织者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钱财乃至承担很大风险。鉴于过去的生活经历,沈充分认识到这些代价,但他不愿因此而使他的邻居和朋友们失望。如果他不愿领头或者半途而废,无疑将失去他们的信任,进而丧失自己的关系网络。或者说,由于绿街一村社区网络和参与规范的存在,处于网络核心的居民领袖反过来也承担了带头捍卫社区公共权益的压力。
沈之所以坚持不懈地领导社区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有信心赢得胜利。这种信心来自于他以前拥有的关系网和建构新的关系网的能力。正是这些关系网络以及由此动员的社会资源使得沈愿意领导这个社区维权运动。换言之,关系网络发挥了动员运动领导人的作用。以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了社会网络在动员普通参与者参加集体行动方面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沈接替成为运动领导人时,他利用了与老邻居的非正式网络和业委会的正式网络动员了大批参与者,并在维权积极分子中募集了运动经费。进一步,媒介的支持和高层政府部门的支持也给维权积极分子增加了信心,激励其中一部分人坚持到底。
在当前的中国政治场域,虽然国家在相关领域设立了很多正式规则和法规,但行政机构很少能做到“依法行政”。因而,对于那些求助于国家权威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就本个案而言,沈确实先后和多位律师商讨过通过法庭起诉当地政府的可能性,但他最终意识到几乎不可能通过这种正规渠道赢得大权在握的N 区政府。更何况,如果通过司法诉讼途径失败的话,他们就丧失了进一步通过上访进行抗争的合法性(注13)。于是,沈等充分利用了他们与政府官员和记者之间的个人关系。首先,他们利用这种私人关系来接近国家权威,如诉诸市规划局和其他市政部门等。其次,他们利用这些关系来探知集体行动的边界。在当今中国,尽管各级政府对于集体行动都有一定的容忍度,但仍然有很多界限不容跨越。一旦行动被认为越过了这些界限,就会遭致镇压。
因此,对于组织集体行动的市民来说,探知这样的边界并充分加以利用,也就是俗话说“踩线不越线”,对维权行动成功非常重要(参见应星等,2000 ;应星,2001 ;Cai , 2002) 。但这些界限根据情势的不同而变动不拘(注14)。在本运动中,由于很多官员朋友的帮助和建议,沈得以认识到各种情况下政府容忍的边界。因此,尽管维权积极分子捣毁了街道工地并集体上访,但他们没有使高层政府“丢面子”。因此,这些地方政府的眼中钉并没有因采取“暴力”抗争而受到什么严厉惩处。第三,这些垂直性私人网络也被用于加强市民抗争的合法性。在运动中,沈通过他的官员朋友推荐,三次被市政当局授予“绿化卫士”荣誉称号。这使得他能够“合法地”组织护绿运动。正如当地政府承认,正因为沈拥有高层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他们不敢对沈采取逮捕等强硬措施。总之,正是私人性垂直网络使得市民抗争者获得国家权威的支持。
社会网络还被用于打击地方政府的声誉和削弱其影响。在本运动中,沈等维权积极分子利用他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私人关系以收集各种针对地方当局的证据和信息。这些材料使得沈能够及时向公众揭露房产商和地方政府项目的不合法性质。沈的揭露成功地打击了地方当局的声誉,给维权运动带来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威权主义国家和“分裂”的行政体系:关系网络运行的制度背景
本研究展示了关系网络在中国城市社区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读者可能对关系网络何以能够发挥上述作用尚有疑惑之处。实际上,正如武考克所假设的那样,社会网络的运作与其所嵌置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国家的作用密切相关(Woolcock ,2001) ,而这一点却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因此,本研究认为关系网络之所以发挥上述作用,主要是因为中国威权主义政体和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所致。这种制度背景使得普通市民运用关系网络进行抗争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对于相对无权的市民来说,关系网络对于他们组织集体行动是必要的。由于威权化的国家本质,法律体系无法得以正常运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地方掌权者违背法规,很少会依法受到相应惩处。因此,在本运动中,当面临着侵犯居民利益的地方当局时,无权的市民无法通过正规的法律诉讼渠道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市民需要利用关系网络建构抗争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正如以前的研究者发现,虽然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的国家,但是其行政体系并非浑然一体的。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范围和利益出发点不同,整个行政系统中存在很多相互冲突和“裂痕”。这些包括上下级矛盾、条条矛盾、块块矛盾以及条块矛盾等(Lieberthal & Lampton , 1992 ; Lu , 1997 ;应星,2001) 。在改革开放时代,由于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此类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地方政府利益和关注点并不一定和高层政府职能部门一致,甚至会相互冲突,尤其在前者的发展项目违背职能部门规章时更是如此。这种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则为市民利用关系网络抵制地方当局侵权提供了空间。正如本个案所展示,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的“裂痕”和媒介的初步开放都成为被维权积极分子利用的“政治机会结构”。也就是说,相对无权的市民可以利用高层职能部门的支持来制约作为国家另一部分的地方当局侵权行为。
然而,并非所有的市民维权者都能利用这种机会结构,因为要么它们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要么市民抗争者即使知道其存在但却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因此,市民维权运动者需要某些渠道获取这样的信息并学习如何利用这种机会。本个案展示了这一点。实际上,在A 市,有些市政府部门和N 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很多矛盾;前者对于后者的特权很不满,因为后者损害了自己的权威。和其他社区集体行动组织者不同的是,绿街一村的维权积极分子通过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网络了解到这种“裂痕”,而且在其官员朋友的建议下,他们充分利用了这种机会。在运动第二阶段开始时,由于N 区的特殊地位,市政府有关部门不愿与当地政府公开发生冲突。但是,沈和其他维权积极分子有意识地不仅向市园林局、规划局、媒介等汇报当地政府的违法项目,而且向这些市级机构报告地方当局对其权威的轻视态度。本来就对地方当局不满的园林局等部门因此倾向于更公开地支持市民维权运动并借以维护自己的权威,这种支持最终导致了地方当局的失败。
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民众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本研究检视了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动力机制。
本研究发现,“政治机会结构”的存在是当前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发生的前提条件。当前促使集体抗争爆发的“政治机会结构”则有三个主要面向:行政体系的相对“分裂”、媒介的初步开放以及法规政策的逐步完善。媒介的开放、法制的进步使得群众的权益意识有了明显增强,并开始学习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政体的相对开放导致了业主委员会等社区性NGO 的出现,为群众性维权活动提供了组织依托。
但是,这种结构性机会的显现以及“以法抗争”策略的运用都不能充分解释市民维权运动何以能够发动以及发动之后的结果。因为在面对同样的机会结构和侵权问题时,有些街区发起抗争并获得成功,有些虽然发起了抗争但却失败了,更多的街区则缺乏任何集体行动。因此,本研究主张以关系网络这一因素来解释这种差异。换言之,在当代中国,除了法律政策外,维权积极分子还必须运用关系网络作为集体抗争的重要武器,才有可能获取国家权威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以抵制地方当局的侵权行为。
实际上,在跨阶层的城市居住街区,关系网络是促进社区内部团结和动员不同阶层的人群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其重要性的上升本身也是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反映。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以单一阶层为基础的“单位”(大多数成员具有相似的收入和地位) 。当时绝大多数市民由国有单位集中管理,因而其集体行动往往以单位为基础。然而,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和社区建设的兴起,街区越来越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而越来越多的集体行动开始以跨阶层(市民分散于不同单位和职业) 的街区为行动单元。关系网络因此便成为促进社区团结和在横向上动员普通市民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垂直性关系网络对于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它是普通市民动员国家支持的重要工具。实际上,比起那些纯粹由工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运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包括了各个阶层人士甚至包括一些社会精英,其组织者和积极分子便更有可能建构垂直网络以促进集体行动。因此,这些横向和垂直关系网络的存在与否、性质如何和强度高低,决定性地影响了街区层次上市民维权运动的出现及其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关系网络是个双刃剑,既可能为维权市民所用,也可能为侵权的地方当局所用。本案例说明,只有在保证其维权活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普通市民才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获取成功(注15)。换言之,关系网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对关系网络尤其是垂直网络与社区运动之间关系的检视将促进我们对当前中国城市政治的理解。
本研究发现,尽管作为市民维权的主要方式的信访渠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解决问题(注16) ,但却为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的安全阀作用。正如本个案所示,虽然法律已经成为民众抗争的重要武器,但司法体系本身并不足以承担群众维权的重任。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还受地方行政权力制约。在此情况下,无权的市民实际上无法利用司法部门来抵制地方当局的侵权(注17) 。因此,在司法体制本身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信访体系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和群众权益上目前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的存在对于弱势的维权市民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权力资源。
对上访技术和时机的精确把握和应用可以使弱势市民生产出社区权力以和地方行政权力相抗衡。在大多数遭遇地方当局侵权的百姓看来,信访渠道是他们唯一的得以表达冤屈和诉诸国家权威的垂直网络,并让其抱有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这条垂直网络的存在使得群众一旦在遇到基层政府侵权时,不至于便立即对整个政治体制丧失信心,从而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在本案例中,一些核心维权分子表示,如果A 市市政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就将集体到北京上访。这说明:正是由于上访渠道的存在,这些维权积极分子坚持在不触犯法律的框架之中行动,而一直没有采取真正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过激行为。如果失去了信访渠道,群众因为遭受侵权而无法申诉会导致不满情绪的累积,最终可能引发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
本研究也发现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本文展示的城市市民维权运动在当前中国并非是独一无二的个案。和其他地区相比,A 市无论高层政府还是地方当局都要相对“文明”的多。在本案例中,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基层政府,即使在和居民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有和其他地方一样真正对维权的市民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打压手段。而近两年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广州“孙志刚事件”、湖南嘉禾拆迁等大量公开出来的事件说明地方当局侵权和市民抗争现象在当代中国其他城市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结合这些事件,我们可以推断出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形成了以地方当局为核心的地方性“增长机器”(开发商、政府、工程队等联盟) 。这些利益集团片面强调自己的发展计划和集团利益,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政策贯彻和普通市民权益。更严重的是,因为这些侵权行为往往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导致了目前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和民众之间互信的缺失(注18) ,以致引发了大量的集体抗争。结合上述有关研究,我们发现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在政治环境上,它们都面临着法规政策的完善、政府一定程度的容忍、“分裂”的行政体系、大众媒介的开放等“政治机会结构”。在行动目的上,它们主要聚焦于维护具体的社区公共利益,但开始有追求社区民主权益的迹象。在抗争对象上,和西方“新社会运动”(注19)不同的是,它们不但不直接挑战国家权威,反而利用其抵制侵权的地方当局和工商组织。在行动策略上,它们不但利用现代法律作为武器,而且利用传统的关系网络进行动员。在行动单位上,它们主要以各自的社区为行动单位,但目前已经在更大范围上出现了扩展和联合趋势。
在组织依托上,它们不仅在维权积极分子中建立了紧密的非正式网络,而且开始利用业主委员会、村民议事会等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在运动领导上,它们都有一些相对稳定的群众领袖和精英小组,这些群众领袖在农村中和同辈相比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更丰富的阅历,在城市中则表现为具有更高的维权“热情”和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在参与对象上,它们的参与者主要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但目前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表明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成员也开始参与集体抗争。在行动后果上,虽然它们不像西方“新社会运动”一样成为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的动力,但它们确实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善地方治理秩序。
此外,从上述几个引起高层关注并最终得到处理的案例中可以发现,这些成功的“维权”事件都遵循着相似的博弈轨迹:地方当权者对普通市民施加不法侵害,后者不得不利用媒介等非官方渠道来诉诸高层政府,由高层政府对地方当局的不法行为进行干预。在这些事件中,新闻媒体作为比较中立的舆论监督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工具;或者说,逐渐发展的大众媒介作为垂直性社会网络发挥了链接国家和普通民意的作用。因此,正如本个案和这些事件所揭示的,在目前阶段,中国市民社会运动的方向,不是所谓反对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而是要利用信访渠道、新闻媒体等垂直性网络联合国家对地方“增长机器”进行监督和制约。只有如此,市民权益和国家权威才有可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注释:
* 本文是基于我2001 年初完成的关于本运动个案的民族志写就的。上海大学董国礼副教授、中山大学朱健刚博士当时就此个案和我进行了很多探讨。特此感谢这两位先生在我早期研究中所给予的支持。本文于2003 年9 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ARI ,NUS) 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A/ P Chan , Ching Selina ,A/ P Khondker , Habibul Haque ,Professor Zou Keyuan , Professor Chua Beng Huat , A/ P
Hadiz , Vedi Renandi , Dr. Cai Yongshun ,Dr. Yang Der - Ruey , Miss. Nah Han Yuong Alice Maria , Mr. Kumbamu Ashok and Mr. Ruan Hengfu 都对本文各稿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评论。在此特向以上各位以及其他在此研究上给予我帮助的人士表达诚挚的谢意。
注1:在本个案的研究地中国南方大城市A 市,由于环保宣传工作的普及和深化,各种组织和市民的环保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实际上,街区的绿化环境当前已经被社会各界视作该地“档次”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房产价格。
注2:在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维权运动时,李连江、欧博文(1997) 和于建嵘(2004) 先后提出了“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实际上,这两者都指农民利用国家的法律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侵权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于建嵘认为,“依法抗争”是指农民主要依靠上级政府和国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很少直接挑战侵权的基层政府;“以法抗争”是指农民以法律为武器直接挑战违规的地方当局,而以诉诸国家为辅(参见于建嵘,2004) 。换言之,较之于“依法抗争”策略,“以法抗争”采用更多形式激烈的集体行动。
注3: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本文所有地名、人名等都作了技术处理。
注4:参见Bennett & George (2000) , Case Studies and Process Tracing in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 Similar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ci 。
注5:当然,沈并不是相信一旦居民发现并向上报告开发公司的违规证据,高层政府就会自动依据这些证据惩处后者。他是单位中层管理人员,和各级政府经常打交道。他很明白,在实践中,很多政府官员和民众都把法律和政策看做“官面文章”,而基层政府也往往在执行政策时实行“变通”之策,或实际上执行各自的“土政策”。高层政府有时候也了解基层机构有违规或“变通”行为。但一般情况下,只要基层机构“变通”不太过分,或不引起其他人的抗议,上级政府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当前行政体系中的“潜规则”,即所谓“民不举官不究”。但是如果群众抓住了当权者违规的证据,就可以要求政府严格“依法办事”而不能“变通”。正如应星(2001) 在农村研究中发现,一旦群众搬出法律和政策条文要求有关政府部门严格执行时,至少在正式场合,没有官员敢于冒政治风险否认“依法办事”的正式规则,并不得不承诺按法规办事。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和官员朋友的交往使得沈很了解这些游戏规则。沈等认为,采用上述策略一方面可以给上级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出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居民的维权行动显得“合法”,从而使自己掌握主动权。从实质上看,这些市民维权者的策略就是以法律和政策为武器的抗争,类似于其他研究者所指出的“依法抗争”(李连江与欧博文,1997) 和“以法抗争”(于建嵘,2004) 策略。
注6:沈所谓的公关,是指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或私人渠道动员抗争力量,这些关系包括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和上下级关系等。在沈等积极分子看来,如果动员这些私人关系是为了社区公益的话,那些做法就是正当的。为了提高自己的斗争技巧,沈在此后几年一直坚持自学公共关系学和法律,并参加了相关专业文凭的考试。他指出,要用法来维权,“ ……首先自己要学法、懂法,才会用法。”。
注7:应星在对农村上访的深入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高层政府和上访民众之间“拖”与“缠”的博弈。他发现,对于大量涌现的民众上访,高层政府通常采用“拖延”策略来“过滤”出“真问题”。而有经验的上访者就采用连续的密集地上访主要领导的办法来寻求问题的尽快解决(应星,2001) 。
注8:按照党纪规定,中共党员不准参加上访活动。对此,曾经多次参加上访的维权运动骨干、党员刘先生对我说:“共产党员也是公民,因此也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产党是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的忠实代表,站在党的立场上要考虑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因此共产党员也有权利和义务采用合法的方式维护群众的利益。”可见,对于这些党员维权积极分子来说,公民权益比党的纪律更加重要。
注9:N 区在A 市具有特殊地位,享受类似于“特区”的待遇。它被赋予了比A 市其他区大的多的权力,其最高负责人同时担任A 市副市长。因此,在N 区辖区,地方政府常被赋予“特区特办”的便利。
注10:这些维权积极分子指出,“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土地确实是国家的,但国家是老百姓的。人民是通过党的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法律法规以体现自己意志的。党中央提出要依法行政,就是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可街道办事处没有按照绿化条例办,没有按照物业条例办,没有按照规划条例办,就是背叛党,背叛人民;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少数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国家的真正代表是法律而不是基层政府。有关法规规定公共绿化不得非法毁损。所以我们百姓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这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威信。”。
注11:那位官员指出,在高层政府看来,毁坏机器意味着“打砸抢”和“搞破坏”。如采用这种“干扰性”策略,正如应星和景军(2000)所指出,就可能超过了国家容忍限度而导致“引火烧身”。
注12:有一次,沈发现在街区中心绿地的施工告示上,地方政府使用词语不当,有损市规划局权威。沈把这个告示牌拍成照片,并随即报告了市规划局。后者对此十分不满,立即派出官员到场检查并向地方政府抗议;后者不得不更换了告示牌。沈等也声称他们采取集体行动抵制地方政府,也有利于维护上述部门的权威。
注13:沈认为,中国法制建设落后。N 区地位特殊,其负责人是A市副市长。地方司法机构根本不可能制约区政府。他说,“从法律上说,它(区政府) 肯定是不对的;但从权势来说,它肯定比你(司法机构) 大!”所以,沈相信只有通过上访诉诸高层政府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注14:比如,在一般时候,中央容忍群众去北京上访。但在有些敏感时期如国庆节等,这种行动就被严格控制,因为它可能使中央政府难堪或“丢面子”。这种“敏感时期”就是一种界限。然而,这样的边界往往并不明显和确定。很多集体运动组织者和参与者因无法把握边界问题而导致失败和危险。
注15:正如沈先生指出,一些政府官员之所以支持他领导的护绿运动,一方面固然有个人关系的缘故,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护绿运动是居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正义行为”。
注16:根据有关报道,在目前中国群众诉诸国家信访机构的大量问题中,实际通过上访成功解决的只占0.2 % ( 参见赵凌,2004) 。
注17:这一点也为大量相关调查所证实(参见包永辉等,2004) 。
注18:如前所述,在本案例中,绿街居民自沈先生展示基层政府违规证据后,就对后者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心理。虽然目前事情已经解决,但这种不信任气氛仍然存在。在应星(2001) 的调查中,他也发现当地老百姓总是认为“山阳的天黑暗着呢!”。
注19:所谓“新社会运动”,是指60~70 年代在西方爆发的女权、环保和反战和平运动等。这些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和国家(参见Habermas , 1981 ; Mamay , 2001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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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密切的整体,世界各国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民族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同时文化帝国主义泛滥和文化霸权主义也兴风作浪,成为文化民族化过程中的重要障碍。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及其实现路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及其实现路径全文如下:
摘要: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深厚土壤,只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出发,吸收借鉴世界一切文明成果,民族文化才能得到不断发展。从民族化视角实进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成是全球化时代赋予的重要课题,也成为新时期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先进文化 民族化 传统文化 文化安全
(一)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是整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升华,它反映和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整体风貌和独特的性格。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文化具有激发广大人民的热情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功能,同时它也具有巨大的社会感召力和整合力,可以把整个13 亿国民凝聚起来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扬的重要形式当代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有效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传统文化的日益消退、外来文化的侵蚀等都在影响着文化民族化的发展。文化要想民族化,必须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并且在这样的一种融合中通过先进文化的建设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有效方式改革开放背景下,各种外来文化涌入中国。同时,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这就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选择趋向多样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严重威胁着先进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只有不断用民族化的形式提高其感召力和吸引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才能最终战胜外来文化保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
(一)文化民族化受到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和文化帝国主义对民族文化的侵略。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密切的整体,世界各国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民族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同时文化帝国主义泛滥和文化霸权主义也兴风作浪,成为文化民族化过程中的重要障碍。
(二)国民对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缺失。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树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但19 世纪中叶,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受到了重创,国民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日趋流失。
(三)文化民族化发展过程中缺乏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发展和进步,想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和替代,就必须加强自身民族文化的不断创新。但是,我国民族文化却在创新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缺乏文化创新的观念;缺少文化创新的有效机制;在创新政策和法律层面缺少应有体系等方面。
(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流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重要理论基石,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博大精深的内涵是现代文化民族化的宝贵财富。但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现代教育对民族传统文化内容的缺失;传统文化艺术形式的失传;传统文物和历史古迹和破坏;传统文化节日的淡化等方面。
1、确立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用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发展潮流,增加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心。2007 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报告中,这也充实了我们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2、增强大众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提高大众的民族文化素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民族精神、伦理道德、艺术表演等形式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被流传至今,这对于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培养民众的民族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五千年始终兴盛不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
1、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理论,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上,必须在理论教育的基础上立足实践。真正的民族精神是根植于民族群体之中,内化于每个国民心理意识、言论行动之中的。所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从人们生活的实践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出发,把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起来,在继承的基础上培育新的民族精神。
(三)秉承民族文化厚重的生命底蕴,吸收借鉴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底蕴和深刻的历史内涵。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必须秉承民族文化厚重的生命底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之中去,在建设当代文化的同时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广大。
同时,我们应该吸收当今世界各国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洋为中用”,处理好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这也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促进国际联合积极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反对和抵制文化帝国主义,保护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维护世界文化生态平衡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建立起广泛的世界反文化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推动世界文化新秩序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建设,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1、支持世界文化多元化,联合国际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有效的抵制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保护了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安全。
2、努力构建国际文化共同体,并积极参与内外对话。文化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尤其是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更加方便和容易,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家间的“国际文化共同体”,以此来抑制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3、建立认同平台,把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推向全世界。
中国的强大发展不仅不会给世界带来威胁,相反的,中国文化会把自己的文化理念推向全世界,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文化秩序。
(五)增强文化的创新能力,提升民族文化的竞争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不竭的动力。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努力提升民族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1、大力推进文化观念创新。文化观念的创新必须立足国情,把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几千年封建落后的文化中解放出来,不断从对西方文化的误解中解放出来,开拓创新意识。
2、大力推进文化内容创新。文化内容的创新是指导思想的创新,把古今中外的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
3、大力推进文化形式创新。文化形式的创新必须用符合了时代气息和别致创新的符合民族形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
我国的文化民族化建设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如何抵制外来文化的侵略保护文化发展的民族化,如何把中华文化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所以,我们应该遵循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建设原则,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去完善和研究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实现路径,最终真正实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伟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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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但非全部,认为民族国家最主要的转变源自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自浪漫式民族主义开始,民族主义运动者于欧洲遍地兴起,当中有些为反对大帝国的分离主义者,另有寻求一统分隔零散的领土,如德国与意大利。这些运动促进民族认同与民族文化,且获得成功。19世纪末,人们多数接受欧洲划分为多个民族,且自我认同于其中之一。奥匈帝国与鄂图曼帝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崩溃,加速了民族国家之形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民族主义及其中国当代形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上的思想观念,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追求与理想。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以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与忠诚为基础,围绕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展开的思想情结与政治思潮。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呈现出积极健康的主流,但也滋生了消极片面的非主流和日益极端的反主流。
关键词:民族主义;中国形态;发展现状
民族主义诚然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伴随冷战终结和全球化进程加深,在形形色色理论与思潮中,民族主义以其内在的强大力量,逐步成为多数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根据,成为目前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但到底何谓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起源、功能和发展趋势又怎样? 理论争议与分歧却日渐增多。在我国,民族主义社会现实与学术探讨也相距甚远,直到20 世纪末,与民族情绪一再高涨相呼应,理论研究才渐次突破传统束缚,然迄今仍未就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形态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必要的界定,总体水平还相对粗疏。如何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学术成果,在日益全球化与不断现代化背景中,从具体历史差异性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建构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性民族主义,无疑是值得进一步研讨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人们尝试着从不同视角阐释民族主义。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民族的绝大多数普遍表现并要求普及到它的所有成员中去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承认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承认民族是一切文化创造力和经济福利的源泉。因此个人对他的民族是极端忠诚的,因为在他看来民族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并为自己的幸福创造了可能性。”[1 ] 厄内斯特·盖尔纳则将民族主义视作政治原则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主张“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这一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早已被正式排除了。”[2 ]1 - 2 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却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个人或集团表现出来的一民族全体成员的意识,或希望促进一民族自由、强盛和繁荣的意识,不管是自身所属的民族还是别的民族。”[ 1 ]在国内,王逸舟指出“民族主义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通常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的族际情感。”[3 ] 徐迅把民族主义概括成“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4 ]40 余建华等视之为“心理意识、观念形态,及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的统一体”[5 ] 。坚持“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文化、语言、宗教、心理、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认同,这一认同使某一民族殊异于周围其他民族。”[6 ]“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是指一种思想感情,一种对于操有共同语言和具有共同历史传统的集团即民族的忠诚以及对它的命运的关注。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是思想、学说和运动的统一。”[7 ]
尽管上述定义各有侧重,但基本可归纳为两类:一是仅将民族主义当作某种思想观念;另一则把民族主义界定成意识状态与社会运动的有机统一。事实上,民族主义既然是种“主义”,毕竟不能直接等同于“运动”,虽然主义与运动密不可分,主义可能演化成运动,运动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主义。因此,民族主义更应视为某种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即“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8 ] 当然,也不应排斥从实际运动中深入分析民族主义。
从历史纵向考察,民族主义发韧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欧洲,伴随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国际关系演变而遍及全球。由于社会条件、文化传统,及价值诉求的差异与不同,各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均依托于民族与国家两载体。厄内斯特·盖尔纳因此强调“我们给民族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建立在两个迄今尚未界定的术语上的:国家和民族。”[2 ]4 故着眼于民族内涵的拓展与国家形式的演变,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重新概括既存民族与国家的共同本质,是民族主义理论建构的必要前提。
现代意义的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期,斯大林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9 ] 以当今世界民族具体实况剖析,该民族概念的严谨性与普适性值得商榷,但其仍较完整且科学地展示了民族的现代内涵———较旧民族形态而言,现代“民族是历史上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的文化和共同民族意识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10 ] 其中,“确定一个人们的共同体是否形成了民族,最深层、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看其是否形成了以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意识为核心的、该共同体所特有的观念文化系统。”[11 ]216现代国家也截然区别于自然国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社会中掌握着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的那个机构。”[2 ]4 是以主权为核心的政治性组织,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主权独立性、领土统一性、权力世俗性和民族单一性。但现实民族国家在国家的民族构成及其与国家政权结合上,与理想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一是建立国家的民族成份往往无法绝对同质,在一国疆域内生活的民族常常不止一个。目前全球仅200 多个国家与地区,而大小民族却有3000 个,跨界民族与民族人口流动极为普遍。二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民族状况也各具特色,国家形式亦不相雷同。一般地说,如果处于民族构成优势地位的主体民族支配并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即为单一民族国家,而若所有民族在国内政治上一律平等,共同执掌政权,就称作多民族国家。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
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相辅相成。民族国家是定义现代民族的最主要依据,现代民族又是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定义域。“民族国家是政治单位,通过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集体的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国家是某种特殊的集体身份。”[2 ]31 - 33 现代民族概念形成的历史动因就在于证明现代国家这种集体身份;而“‘民族’这一概念规定了政治权力的范围,规定了什么人在什么范围、以什么形式要求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政治权力。如果没有‘民族’这一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不可想象。”
多数研究还表明,追求民族繁荣和国家强盛系民族主义本质核心,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内驱力在于解答现代化命题。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推向全球,农业社会渐次让渡于工业文明,传统民族和自然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面临着某种痛苦的转型“, 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再退回到其与现代化相遇之前的状态”[12 ]5 ,都必须正视自身在世界体系和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而维持相对有利态势的关键在于尽快实现现代化和更加现代化。所谓现代化是指“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动态”[13 ]8 ,包括“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及其相应的历史过程”[4 ]10 及“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4 ]14 。始于18 世纪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呈动态发展,各国现代化具有不同特色———或以实现工业化为方向,或以向知识时代过渡为目标。[论文网 LunWenDataCom]
由民族主义基本内涵涉及的相关视阈切入,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最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概念的现代化及与之几乎同步的中国民族国家的创建。
关于中国现代民族,费孝通曾明确“将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 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14 ] 作为“多元一体”民族实体的物质及思想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贯通各民族心灵的伟大精神———中华民族精神”[11 ]3 - 6 ,即当代中国的民族直接指向具有强大内聚力的中华民族,而非该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民族单位) ———占总人口90 %以上的汉族或其他55 个少数民族。
值得注意的,一是民族单位的个性问题。特别是跨境民族,即境内民族在境外有同族或境外民族在境内有分支。如云南26 个民族中就有20 个跨境分布;新疆几大少数民族在境外也均有分支;而俄罗斯、蒙古、朝鲜、哈萨克等境外同族甚至还是某主权国家的主体民族。毫无疑问,曾经具有相同血脉与相似心理积淀,即共同个性的族群会天然地相互关注,但内在的文化同质性却在各自成长过程中,因历史地理的分割而逐步弱化。尤其是民族国家出现后,一国主权管辖下各民族的互动融合,新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国家认同正极大地消解着传统的民族个性意识,逐步成为人群凝聚的新核心。实际上,由于没有共同地域,尽管泛民族主义者不断鼓吹,跨境民族原有的文化一致性虽不至于彻底消亡,但被不同主权所侵蚀和掩盖,国别标签成为族群皈依的首选已不可避免。二是中华民族共性的外延。目前约有三千万中国人及其后裔散布世界各地,受地域限制,外迁华人已成为境外其他主权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构成,不再属于中国现代民族的内在范畴———尽管他们也声称是炎黄子孙,聚居地他民族亦将其视作亚裔华族。但因与我域内各族具有相似血缘和基本一致的文化认同,我国内民族情绪仍较易波及境外华人,而其处境也会不自觉地成为我们关心的特殊焦点。像印度尼西亚1998 年再度发生针对华人的暴行,不但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而且中国人民与全球华人还共同抗议。
民族国家作为民族主义的另一核心概念,其创建意味着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民族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在中国,伴随着中华民族觉醒,通过反思19 世纪40 年代后百年屈辱,经历了从大一统天下格局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快速转变。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率先引入并阐发了“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国家理念,缔造了按现代国家规则运作,体现领土、人民、主权三位一体的中华民国。但经由军阀混战、全民族抗日与国共内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才真正结束了“家天下”式的自然国家形态,实现了政治统一、文化一致、组织科学等民族国家建构的系列目标。中国民族主义从此才获得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进而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综上所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系以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与忠诚为基础,围绕着中国如何尽快现代化而展开的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这种观念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近现代曲折历程的必然反映。中国民族主义类似东方大多数民族主义,导源于西方殖民扩张的被动应对。在此之前,即使存在传统的民族意识和朴素的民族感情,也有来自儒家文化的危机观念和强大社会凝聚力,但尚缺乏真正意义上民族主义形成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力量。直到19 世纪中叶自然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规模移植,中国社会变革不断深化,接受西式教育的新阶级、新阶层成长壮大,将欧洲思想意识和本土精神理念结合起来,在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围绕“救亡图存”,才把民族主义推向中国历史前台,从而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而中国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借鉴外来模式并迅速扩张或更换现存结构。”[ 12 ]6“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 ,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3 ]17 由于直接从学习发达国家现代化成果切入,在客观上跨越了西方用二、三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前期积累与准备,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的不平衡性与民族主义发展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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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因民族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政治学上(以及媒体)倾向注意这些极端类形的民族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全文如下:
自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以来,学界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尤其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更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关注的四大社会政治思潮之一。围绕这一问题的相关研讨此起彼伏,异常激烈。经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在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方面,成果令人瞩目。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已经取得的丰富研究成果不仅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思想建设具有很强现实指导意义。理论上,研究中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论点、新问题、新观念,进一步丰富了民族主义的内容,拓展了专家学者研究的领域。实践上,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的政治思想状况结合起来认真加以研究并对青年政治观念变化情况的剖析,这对引导青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研究述评。
国内学界诸如王小东、萧功秦、房宁等资深专家及相关学者就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研讨,仅199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就发表了题目中有“民族主义”的文章30余篇,研究成果可见一斑。如:吴仲柱论文《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演化的现实导因》(广西民族研究2004/4)从国际格局重组、经济全球化浪潮及社会变迁与政策互动等多维视角,探讨了冷战后民族主义再度兴起的根源;王小东论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5)从生存空间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尚武精神、精英与平等、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等几个方面论述民族主义在当下的重要性;萧功秦论文《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战略与管理1996/2)从外力压迫、儒学文化、国人意识、话语体系等方面分析了制约当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因素;任丙强论文《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原因、特征及其影响》(学海2004/1)指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向:建构和平的民族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设和保障公民权利、以和平的方式谋求国家利益。
另外,亦有学者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思想观念相结合进行探讨的,如龚超论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对青少年政治观念发展的影响》(湖北社会科学2010/2)。观国内论著,特点有:1.从内容上看,研究多集中在对当代中国民族义的起源、成因、因境、发展走向等方面,而对其性质、影响与作用方面探讨不多,特别是没将其与青年政治思想相结合来进行研究;2.从研究方法上看,注重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而对实证研究法、案例分析法重视不够;3.从学科结合上看,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多学科相结合明显不足。
(二)国外研究述评。
美国学者皮克、拉铁摩尔、费正清、杜赞奇等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如(美)Cyrus H? Peake.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Howard Ferting, 1970)从民族主义与教育的关系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开创了民族主义研究中运用西方中心范式的先河;(美)拉铁摩尔发表了《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等文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另外(日)猪口孝等学者也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有所涉足。通观国外研究状况,研究视角独特、方法新颖,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因掌握资料有限且欠实地考察与实证分析,不仅缺乏系统性、连续性,而且个别结论有失偏颇。
总体观之,研究存在局限性,以致于有学者已注意到在当代民族主义浪潮下,青年政治思想引领机制的“缺失”现象(非理性民族主义思潮在青年人群中的漫延),却未能对这种“缺失”现象进行合理分析。
国内外关于当代民族主义研究基本上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始终贯穿“问题意识”与“解决问题意识”,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计划研究议程基本完成,达到了预期效果,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概念界定。对此问题,国内学者亦是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概而论之,有两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一是“阶级论”,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突出强调民族主义的阶级性特征,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特有的民族观,是资产阶级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二是“效仿论”,受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规约,一味地盲从西方,仅是对西方学者各色民族主义定义的改头换面,既没有体现中国民族的特色,也缺乏应有的新意。所谓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指泛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群体成员以民族认同为基点,以民族情感归附为纽带,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以追求民族利益、维护民族尊严为指向的意识形态或实践运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时表现为心理状态,有时表现为意识形态,甚至还体现为这种观念形态影响下的实践运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是多种因素复杂媾和的结果。
(二)泛起原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激活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记忆。在数千年封建社会演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老的文明而走在世界其他民族的前列。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和大工业爆发,在短短数百年内,中华民族却从世界民族前列一退再退,最后沦落到遭受苦难民族的行列。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纷纷东侵,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将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面对衰亡的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绝不放弃、重树自信,积极地为之奔走、呼告。经百余年的努力,摆脱了民族危机,实现了国家完全独立和人民彻底解放,重新找回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各民族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从此,各族人民踏上新的征途,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在这条路上,成功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引发了人们的深刻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了孳生土壤。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迎来了新的春天。所谓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相关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相应体制。所谓开放,就是要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束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要开放,要对所有地区和所有国家开放,是全方面、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
在这个时期,传统的与现代的、国内的与国外的各种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处在不断震荡与碰撞之中,整个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变动不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推动着人们思绪起伏波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想体系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为各种社会思潮的萌发提供了适宜土壤。在新中国成立后消声的民族主义借势而起,乘着西方国家霸权思维对国人羞辱伤害的东风,迅速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进而对社会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困惑、迷惘与“十字路口”的思考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撕开了新的裂口。禁锢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闸门一旦开阀,其结果可想而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踏上改革开放的路程,亲西热、“出国热”迅速席卷全国。但是亲西方的愿望和向西方学习的激情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对华的敌视态度,西方经验也没有解决中国的突出问题。面对残酷的现实,国人亲西热的心态悄然生变,越来越多的人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怀疑甚至质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政政治治等各项改革的深入,中国面貌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而且更加突出和具体。对此,人们倍感失落、困惑,转而以自己的认识解说着今天的中国。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汲取了西方的人本主义观念和个性自由解放思想,引发了他们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后来这种反思和批判演化为对过去历史的歪曲与否定。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继而与西化思潮媾和,终于酿成了惊世的。这场将中国的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所带来的震撼迫使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进行重新思考。
(三)依据其性质的不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健康民族主义、病态民族主义两种基本类型。健康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重个人意愿的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生存和发展利益的正确体现和维护。健康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觉醒以及“对民族自重、自立、自强的认识和实践”,是对国家、民族共同利益的正当维护。病态的民族主义是与健康民族主义相对应的民族主义,它是封闭的、激烈的、盲目的、情绪化的、忽视个人意愿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宣泄。
(四)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受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和影响,沉寂数年的中国民族主义种子崛地而起,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以其夺目耀眼之光吸引着众人的眼球。客观地说,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中居于非主导地位,但其蕴藏的潜力却不容小觑。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面对诸形色的民族主义思潮倍感迷茫,或趋而从之,或刻意避之。种种迹象表明,重新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理论上不断完善自我,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逐步走出病态民族主义的误区,让植根于当代中国特定语境下中的民族主义实现转向,逐渐走向温和、务实理性,形成适合中华民族特点、具有自身特色的健康民族主义。具而来讲:1.就类型而言,逐渐由被动、自卫型转向主动、自强型;2.从性质上看,实现由情绪化、非理性向温和、务实理性过渡;3.从内涵分析,民族主义以博大胸襟取其他政治思潮之长。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仍是一把“双刃剑”,对广大青年政治思想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既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带来负面结果。
正面影响: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利于培育和提升当代青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社会发展的期待和对民族生存状况的担忧意味着一种更具责任感的爱。强烈的责任感要求当代青年审视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正视社会现实,以理性批判的精神痛下兴利除弊之决心,要求人们忠于自己的的祖国,甘愿为祖国服务、奉献。在这个意义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起到了重新强化民族意识之效果,有利于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提升;
(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引发了当代青年对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当代青年立足于本民族利益,极力维护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对外争取独立发展的平等机遇,对内抑制肆无忌惮的精英主义,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
(三)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激起了当代青年对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内重视普通民众自由、民主,反对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对外要求“我族”与“他族”平等,反对别国干涉中国事务。
负面影响:
(一)病态民族主义对抗性思维扭曲青年政治思想,过激言行致使国际环境复杂化。病态民族主义的过激言行,不仅无助于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和平使者的树立,反而损害了国家间关系,引发国外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是对和平国际环境的最大破坏;
(二)病态民族主义非理性、情绪化倾向会使当代青年丧失理智,引发极端政治行为。青年的担忧与抱怨无限积淀,幼稚的心理天平终将失衡,转而被野心家所利用。在野心家的怂恿下,当代青年可能丧失理智,站到民族、国家利益的对立面,做出一些影响社会稳定或破坏祖国统一的极端行为。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多种因素复杂媾和的结果。当下必须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性质做出科学判断,对其演进历程、复杂内涵、多面特征、表现样态及其社会效应做出理性分析,实现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动回应和有效引领。
(一)确定好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
引领青年政治思想,更重要的是,从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出发,准确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自觉遵循民族主义发展规律,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国族民族主义,统领其思想意识中的混杂观念,强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并纠正种种错误认识和思想偏向,防止给西方国家别有用心论者以某种口实。坚持:
1.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原则,引领青年政治思想,要求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作出准确判断和科学评估,对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对国家、民族发展有利的方面,应当让其自由表达,充分发展;反之,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对国家、民族发展不利的方面,则要具体分析、因势利导,力争将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
2.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的原则,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以开放、民主的现代方式,在斗争中逐步提高青年的鉴别力和免疫力;
3.遵循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规律的原则,对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一方面要从纷繁复杂的表现样态中研判其性质,科学预测其发展走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要敢于直面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并且在研究中不断创新思路,改进方法,从中找出符合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性东西,而不是绕着道走,有意避开问题。通过研判,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要义,在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实践中自觉遵循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
(二)建立好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有效机制
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为使青年政治思想发展不致偏离正常轨道,既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创新,增强理论的内在魅力和社会感召力,更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引领机制。
1.根据世情和国情的发展变化,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在引领方式和引领机制等方面大胆创新,始终牢牢掌握对国族民族主义的话语权。营造顺畅的沟通交流机制,解决青年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坚持以平等的姿态,以民主的方式,积极与他们对话沟通,主动与他们进行思想交流。在沟通交流中,善于调动青年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他们不要有所顾忌,允许他们自由争鸣、畅所欲言,可以围绕着议题进行激烈辩论、广泛讨论,不同观点、不同意见都可以得到充分表达;
2.建立科学的评估反馈机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辨析其性质,把握其本质,在此基础上对青年政治思想进行科学的评估。通过评估,才能弄清楚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有何影响和影响程度;通过反馈,才能全面把握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状态,从而为科学决策提供理论资料;
3.构建有效的预测预防机制;要具体分析研究青年心理特点的变化情况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政治思想影响情况。只有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通盘考虑,才会有科学的预测,以便在决策时做到有的放矢。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经20余年的演变发展,存在问题仍不容讳言。客观地说,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中居于非主导地位,但其蕴藏的潜力却不容小觑。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面对诸形色的民族主义思潮倍感迷茫,或趋而从之,或刻意避之。种种迹象表明,重新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勃兴于冷战结束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学术歧见,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探讨远不及实践层面,因而指导实践有限。
就理论层面而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缺乏系统、比较稚嫩;就实践层面来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实践运动不够理性。既便如此,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人们民族精神的培育提升、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及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却是不容质疑的。科学把握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合理引导其未来走向,是当前学术研讨的题中之意,只有在内涵上彻底突破狭隘封闭的种族或文化局限,注入经传统转化而来的,更为开放的现代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和政治内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希望成为现代工业化运动中的动力资源和精神砥柱。学术界应该继续加强以下方面的深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不论作为社会思潮还是实践运动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个“烫手的山芋”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二)基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面性”效应,应当主动回应、科学引领;
(三)针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的正面、负面影响,应当构建科学而合理的引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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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学者所预言的“民族主义时代的终结”时至今日依旧遥遥无期。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闻迪)和《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两篇文章的发表曾引发中国青年学者对“蔚蓝色文明”的反思。1993年8月的“银河号”事件尤使中国青年愤慨,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也将中国民族主义由幕后推向前台。以此为标志,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潜流,产生着日益广泛的社会影响。2010年9月7日中日“钓鱼岛渔船撞击事件”,再次刺激了国人紧绷的神经,同时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推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
然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犹如一面多棱镜,不同的群体基于不同侧面作出了自己的回应。认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巨大而虚空的符号”有之,是没落、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之,是民族粘合剂的助推器有之。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究其为何,又将怎样?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审视历史,正视现实,着眼未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踏上改革开放的路程,亲西方热、出国热迅速席卷全国,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用不设防的心态去迎接、拥抱西方,了解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认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先进科技、管理经验。但是亲西方的愿望和向西方学习的激情并没有改变一些西方国家对华的敌视态度,西方经验也没有解决中国的突出问题。面对残酷的现实,国人亲西方热的心态悄然生变,越来越多的人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怀疑甚至质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政治等各项改革的深入,中国面貌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而且更加突出和具体。总的来看,彼此联系交往增多,相互了解增强,利益分化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各种问题增多且更趋复杂。发展中的社会现实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改革的进程中顷刻解决。对此,人们倍感失落、困惑,转而以自己的认识解说着今天的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的思想和情绪逐渐从““””造成的震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政治变迁的社会环境中思考着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未来。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汲取了西方的人本主义观念和个性自由解放思想,引发了他们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后来这种反思和批判演化为对过去历史的歪曲与否定。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继而与西化思潮媾和,终于酿成了惊世的。这场将中国的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所带来的震撼迫使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进行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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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深厚土壤,只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出发,吸收借鉴世界一切文明成果,民族文化才能得到不断发展。从民族化视角实进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成是全球化时代赋予的重要课题,也成为新时期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先进文化民族化传统文化文化安全
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是整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升华,它反映和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整体风貌和独特的性格。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文化具有激发广大人民的热情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功能,同时它也具有巨大的社会感召力和整合力,可以把整个13亿国民凝聚起来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扬的重要形式当代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有效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传统文化的日益消退、外来文化的侵蚀等都在影响着文化民族化的发展。文化要想民族化,必须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并且在这样的一种融合中通过先进文化的建设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有效方式改革开放背景下,各种外来文化涌入中国。同时,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这就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选择趋向多样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严重威胁着先进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只有不断用民族化的形式提高其感召力和吸引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才能最终战胜外来文化保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
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民族化受到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和文化帝国主义对民族文化的侵略。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密切的整体,世界各国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民族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同时文化帝国主义泛滥和文化霸权主义也兴风作浪,成为文化民族化过程中的重要障碍。
(二)国民对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缺失。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树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但19世纪中叶,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受到了重创,国民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日趋流失。
(三)文化民族化发展过程中缺乏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发展和进步,想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和替代,就必须加强自身民族文化的不断创新。但是,我国民族文化却在创新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缺乏文化创新的观念;缺少文化创新的有效机制;在创新政策和法律层面缺少应有体系等方面。
(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流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重要理论基石,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博大精深的内涵是现代文化民族化的宝贵财富。但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现代教育对民族传统文化内容的缺失;传统文化艺术形式的失传;传统文物和历史古迹和破坏;传统文化节日的淡化等方面。
三、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实现路径(一)树立对中国先进文化的自信心。中国先进文化要想民族化,必须重塑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1、确立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用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发展潮流,增加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心。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报告中,这也充实了我们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2、增强大众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提高大众的民族文化素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民族精神、伦理道德、艺术表演等形式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被流传至今,这对于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培养民众的民族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五千年始终兴盛不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
1、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理论,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上,必须在理论教育的基础上立足实践。真正的民族精神是根植于民族群体之中,内化于每个国民心理意识、言论行动之中的。所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从人们生活的实践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出发,把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起来,在继承的基础上培育新的民族精神。
(三)秉承民族文化厚重的生命底蕴,吸收借鉴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底蕴和深刻的历史内涵。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必须秉承民族文化厚重的生命底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之中去,在建设当代文化的同时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广大。
同时,我们应该吸收当今世界各国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洋为中用”,处理好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这也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促进国际联合积极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反对和抵制文化帝国主义,保护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维护世界文化生态平衡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建立起广泛的世界反文化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推动世界文化新秩序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建设,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1、支持世界文化多元化,联合国际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有效的抵制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保护了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安全。
2、努力构建国际文化共同体,并积极参与内外对话。文化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尤其是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更加方便和容易,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家间的“国际文化共同体”,以此来抑制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3、建立认同平台,把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推向全世界。
中国的强大发展不仅不会给世界带来威胁,相反的,中国文化会把自己的文化理念推向全世界,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文化秩序。
(五)增强文化的创新能力,提升民族文化的竞争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不竭的动力。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努力提升民族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1、大力推进文化观念创新。文化观念的创新必须立足国情,把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几千年封建落后的文化中解放出来,不断从对西方文化的误解中解放出来,开拓创新意识。
2、大力推进文化内容创新。文化内容的创新是指导思想的创新,把古今中外的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
3、大力推进文化形式创新。文化形式的创新必须用符合了时代气息和别致创新的符合民族形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
我国的文化民族化建设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如何抵制外来文化的侵略保护文化发展的民族化,如何把中华文化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所以,我们应该遵循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建设原则,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去完善和研究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实现路径,最终真正实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伟大任务。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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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就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支系不同,互不统属,故称为“百越”。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中国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内容提要】 中国 是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密切。可持续 发展 的思想和战略是在寻求人文、资源和生态环境三者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 现代 化进程中,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功能,是一项应当深入 研究 的重要课题。
【摘 要 题】民族文化
【英文摘要】 China is of multi-ethnic,multi-eco-enviromental and multi-cultural.In China the etnic cultures have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environment. The idea and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e from the process of searching harmonious relations among humanity,resources and eco-environment.How to make us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function which is favorabl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now an important task worthy of deep research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关 键 词】民族文化 / 生态环境 / 可持续发展
ethnic cultures/eco-environ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论文正文】
一、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元现象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由于地域辽阔,地理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各民族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在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概括说来从新石器 时代 起,在中国多民族文化中,就形成了下述几个主要的生态文化区:
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具有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文化遗址缺乏陶器共存,或陶器不发达,这体现出随畜迁徙的“行国”的特点。
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中游以仰韶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后来发展为夏文化,下游以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后来的发展应为商文化。
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中游以湖南石门皂市下层、大溪文化及京山屈家岭文化为代表,文化的主人尚待进一步研究。下游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及良渚文化为代表,发展为百越文化。
以上三大文化区,除黄河中下游的旱地农业文化区为中原的华夏族——汉族所创造外,北方的畜牧业文化和南方的稻作文化,则分别为我国古代民族胡人和越人所创造,而且基于其 经济 、文化力量,各自形成了强大的 政治 力量。
此外,在我国南方尚有山地耕猎文化区,包括部分滇黔山区、湘桂山区及武夷山区的苗、瑶、畲等民族文化,垦殖山田,辅以狩猎,部分低平地区间种水稻,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康藏高原有以耐寒青稞为主要作物和畜养牦牛的农作及畜牧文化区,以藏族为主创造出独特的藏文化。在西北则有经河西走廊至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边缘的绿州灌溉农业区兼事养牲业的维吾尔、乌兹别克等族,创造出具有特色的绿洲文化。此外有西南山地火耕旱地农作兼事狩猎的文化区,包括分布在藏南、滇西北至滇南的横断山脉南段山区的珞巴、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基诺等民族,他们创造了适应亚热带山区环境,具有一定共性而又各具特点的文化。其他如海南岛五指山区的黎族和 台湾 的高山族,也都有各具特色的文化创造。
如上所述,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类型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处于类似生态环境的民族其文化创造虽各有特点,但却具有一定的共性,例如,傈僳、景颇、佤等族。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不同,处于相同或相似 社会 发展状况的不同民族,在适应和改造各自的 自然 环境过程中,却创造出不同特点的文化,例如藏族和傣族。当然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还受其他 历史 因素和民族关系等的 影响 ,以及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历史条件的作用,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三大文化区即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和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在全国各地区中只有云贵高原才能较清楚地看到这三大文化共同存在。换言之,云贵高原是三大文化延伸、接触和交融的地区,犹如地壳上三大板块的接触和碰撞,从而形成云贵高原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原因在于:
第一,云贵高原是青藏高原到东南丘陵地区的过渡地带。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往东便下降到海拔 1000 到 2000 米的高原和盆地,是即云贵高原(主要指滇东及贵州等地)。云贵高原东缘一线往东是 1000 米的以下的丘陵和 200 米以下的平原。云贵高原总的说来北高南低,滇西北的横断山脉虽然海拔 3000 米以上,但怒江、澜沧江、沅江等由北往南纵贯其间,山势愈往南愈开阔,形成不少海拔较低的亚热带河谷盆地。由于这种独特的地形和地势,使云贵高原呈现出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具有热、温、寒三带景色,有的地区,主要是滇西北和黔西北宜于游牧 经济 的延伸,低平的河谷盆地则适宜于稻作文化的存在。甚至在同一地区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垂直分布着不同的民族。
第二,由青藏高原东部南下的横断山脉诸山,山谷深切,形成纵贯南北的几条大江,由西往东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岷江。这个六江流域地带,形成 历史 上纵贯南北的民族流动的走廊地带。
较早见于 文献 记载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民族流动,是西北以游牧为业的羌族。战国时期羌族主要居住于今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位于上述民族走廊的北端,青藏高原东麓之间。秦兴起后势力向西扩张,部分羌人首领“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与众羌远绝,不复 交通 。其后子孙分别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 [3] 这些羌人即沿上述民族走廊南下,以后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这 自然 并不排除秦兴起之前,已有羌人游牧于走廊之南的一些地区。
云贵高原东缘乃是广西山地、丘陵和平原地区,地势低,气候湿热,自古就是百越民族分布的地区。《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就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支系不同,互不统属,故称为“百越”。然而百越的分布尚不止此。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用武力平定岭南越人地区将其纳入郡县制度进行治理,在南越地区设立南海郡(今广东),在西瓯、骆越地区设立桂林郡和象郡。值得注意的是象郡的地域竟然包括了今贵州乌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把这块地区也视作越人分布区。这说明越人在稻作文化延伸的地区有所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百越民族及其文化是后来才迁移到云贵高原上去的。例如今贵州乌江以南和云南滇池地区,考古工作者都曾发现具有越人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这说明云贵高原的某些生态环境是适宜于百越文化延伸和扩展的。
至于属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汉文化,秦汉时期由于推行郡县制度,有利于华夏——汉文化向西南地区扩散。汉族移民、郡县官吏和商人,带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是封建制度和礼俗以及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产品。由于 政治 、经济和通婚等多种原因,汉族中融合了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中也融合了汉族成分,这些就形成了民族文化的交融。
总之,由于云贵高原地理生态环境的独特性,使前述 中国 三大文化得以在这里延伸、接触和交融,从而形成云贵高原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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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民族主义与之关系管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民族主义与之关系管窥全文如下:
本文擬探討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與的關係。不過,有關探討既不是對二者關係史的鋪陳與梳理,也不是對某種理論主張的系統闡述,而只是對一些問題的揭櫫和對一些理路的連綴。將要議論的主要問題有兩方面:民族、民族主義及其在中國的狀況;基督傳播跟中國民族主義所發生的碰撞。然後以一點簡單的討論作為結語。
古代漢語辭彙中有「民」有「族」,但沒有「民族」。在中國現代第一部較大規模的語文辭書《詞源》中,找不到「民族」一詞,這或可作為證據。1古漢語中,最接近當今「民族」一詞的恐怕是「族類」。《左傳》中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字」意為「愛」)又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2這?的「族類」有同宗同祖之義,祭祀時須各歸其宗,各祭其祖,不能亂來,否則神不會接受。不僅如此,同宗同祖也是相互溝通和信賴的基礎。如果熟悉中國的宗法制傳統,這一點不難理解。到19世紀末,「族類」概念演變為「種」、「類」概念。1895年,張之洞出版了著名的《勸學篇》,其內篇第四為「知類」,寫道:「西人分五大洲之民為五種:以歐羅巴洲人為白種,亞細亞洲人為黃種,西南兩印度人為棕色種,阿非利加洲人為黑種,美洲土人為紅種(……同種者性情相近,又加親厚焉)。」3這種理解淡化了「族類」概念的宗法色彩。不過,無論是《左傳》中的「族類」,還是《勸學篇》中的「種」、「類」,都跟今天所謂的「民族」有相當的距離。
現代漢語中的「民族」一詞所對應的是英語中的nation。這個概念直到20世紀初才被介紹到中國。一般英語詞典中對該詞的解釋是:居住在一個確定的領土範圍內,擁有相同的語言、傳統,為一個統一的政府所領導的人類群體。在這個意義上,nation又譯為「國家」,或者索性譯為「民族國家」。其與另外兩個也譯為「國家」的詞country和state的區別在於:nation側重於人類群體,country側重於土地區域,state側重於政府組織。當今最大的國際間組織「聯合國」就叫United Nations。nation意義上的「民族」或「民族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歐洲的特定歷史演化中逐步形成的。1648年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德國其他諸侯、法國和瑞典等國簽定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確定了歐洲大陸各國的國界,確立了國際間大小國家平等和「在誰的邦,信誰的教」的原則,結束了自中世紀以來「一個教皇、一個皇帝」統治歐洲的局面,開創了歐洲近代國際關係,並為現代國際關係奠定了基礎,4並由此賦予了nation上述涵義。
在近代中西衝突之前,中國人並沒有把自己看成一個「民族」,把自己的國家看成一個「民族國家」。儒家歷來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5政治家和學者的最高境界不是僅僅關注一個有限區域,僅僅為一群人打算,而是關注普天之下為所有的人智蠛推脚c幸福。所以,中國文人大多具有「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情懷。中國人的「族類」觀念和「華夷之辨」也是從屬於這種「天下」意識的。今天看來,古代中國人的「天下」概念就其所關涉到的地理事實而言無疑大有問題,但這種「天下」意識在價值理想上卻無論如何要高於歐洲近代以來的「民族」意識。
中國人改造自己的「天下」觀而接受西方人的「民族」觀,經歷了一個眾所周知的痛苦與屈辱的過程。從鴉片戰爭開始,歐美列強的堅船利炮,帶著廉價商品、科學技術、政治文化,持續衝擊中國,讓中國人逐漸知道了中國及其周邊區域不是天下,中國也不代表天下。日本和俄國兩大強鄰在19世紀至20世紀早期的侵淩欺奪更讓中國人明白了即使在地緣政治中自己也處於下風。日本在上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最終讓中國人有了徹底的「民族」覺悟,因為如果他們不在觀念和行動中將自己當作一個「民族」,他們就有可能從自己幾千年來所執著關懷的「天下」中被消滅掉。二戰以後的國際秩序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建構的。每個「民族」都替自己考慮,然後再到United Nations中去互相討價還價。國際關係中普遍奉行的是「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中國式的「天下」情懷不再有實際擔承的法權主體。毛澤東時代的「國際主義」曾讓大陸的中國人或多或少找回了「天下責任」之感,但社會發展上的失敗又使這種感覺虛妄不實。近二十多年來,中國人採取了一種日益務實和謹慎的態度,切切實實地在方方面面把自己看成一個「民族」,並且向西方人逐漸學會了怎樣替自己打算的作風和方法。當今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可同時又是近二百個「民族國家」「平起平坐」、各自為「政」的時代;中國是作為其中之一而捲入全球化的洪流中的。可以說,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國人從未像今天這樣不論在客觀上還是在主觀上都更是一個「民族」。
自從有了「民族國家」,凡事就都要問一個「是誰的」——是自己民族的,還是其他民族的?同樣一種商品,其他民族生產的就得加收關稅,自己民族生產的則免交此稅,據說是為了保護本民族的經濟利益。這種保護既非針對個人,也非針對家庭、社區或其他社會範疇,而是針對「民族國家」。類似做法不僅施行於經濟領域,而且普遍存在于政治和文化領域。從廣州到上海旅行不需要辦簽證,因為這是在一國範圍內,但到溫哥華就得辦簽證,因為這到了另一個國家。可見,對於一個具體的人、一件具體的物品或一樁具體的事情來說,他(它)身上所具有的「民族國家」的性質在今天是多麼的重要。有時,即使當事人自己想淡化自己身上的「民族」性,別人也不會放過這一點。一個美國人可能並不支援對伊拉克的戰爭,但伊拉克人的怒火照樣可能發洩到他身上,因為他身上貼了「美國」標簽。一個旅美的中國人可能恥于自己的國籍而儘量學得像美國人,然而人家照樣忘不了他是Chinese。這種情況下,將「民族國家」的重要性在觀念上明確加以強調,在實踐中有意加以突顯,就成了「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也許譯為「民族國家主義」更恰當)的詞典定義值得在這?引用一下:
「就其積極方面而言,它堅持一個民族的特性,這種特性是由那些典型地起源於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語言和宗教的獨具特色的特徵構成的。民族主義強調民族的自決權和主權,並要求保存它的文化。民族主義者常常聲稱,民族的價值和利益,至少在危險和危機的時候,是壓倒其公民的個人權利的。公民被要求以對民族的忠蘸蜑槊褡寮?w的目標服務來顯示愛國主義。
就其消極方面而言,民族主義熱衷於對一個民族的道德、文化和政治價值的過度重視。對一個民族的自身利益的孤傲的關注,會導致在評價其他民族或自己國家中的少數民族的價值和利益時的盲目無知和好戰。從這種意義上講,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幾乎難以區分。」6
在一個以「民族國家」為世界政治交往的基本單位的時代,「民族主義」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心理。強勢的「民族國家」要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鞏固自己的現有地位,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需要「民族主義」;弱勢的「民族國家」要想免受欺侮、擺脫困境、奮發圖強,也需要「民族主義」。正如眼下美國人和伊拉克人都同樣需要「民族主義」一樣,而其他旁觀的「民族」也無不在暗暗繃緊自己的「民族主義」這根弦。面對那個超級「民族國家」為了本「民族」的利益和價值每隔幾年就要肆無忌憚地炸毀一個「民族國家」的嚴峻現實,哪個「民族國家」敢放下「民族主義」的旗幟呢?——哪個「民族國家」敢於超越本「民族」的利益而去主持國際公道呢?哪個「民族國家」敢於指望那種沒有擔保的國際公道而不是指望自己來保衛自己呢?
對於中國人來說,「民族主義」是他們在近代遭遇列強欺淩同時又受西方思想啟發的結果。儘管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也不斷有「族類」之爭,但這種衝突既不是近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間的對抗,也不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在內的社會整體的全面碰撞,因此其所激發出的類似「民族主義」的社會意識是極其有限的。中國人自覺的民族主義觀念產生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的「保種、保國、保教」的時論中。張之洞將這三者的關係定位為「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7不過,這些觀念尚未置於「民族國家」的概念框架中來建構,即更多的只是意識到了自己的危機,而沒有瞭解到這種危機是一種特定的「民族國家」的時代處境所造成的。1902年《政藝通報》發表了確實的文章〈民族主義〉,其中「民族主義」被概括為「合一群,同道經、法律、風俗、文學美術,而組織一完美無缺之國家者也。」81903年,梁啟超撰文專門介紹了德國國際法著作家布倫奇利(J. K. Bluntschli,梁啟超譯為「伯倫知理」)的「民族」概念與國際關係理論,並對「民族」與「國民」、「民族」與「國家」的關係作了探討,還對中國應當實行「小民族主義」還是「大民族主義」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1922年,梁啟超在《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又進一步將「民族」與「種族」等概 念區分開來,並進而界定了「民族意識」、「中華民族」等概念。10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將「民 族主義」放在第一位。在1905年的《〈民報〉發刊詞》中,「民族主義」的主旨在於「驅逐韃 虜,恢復中華」,所針對的是滿清統治。111924年,孫中山將「民族主義」重新解釋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使中國民族得獨立自由於世界」;對內主張國內各民族的平等。12這應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想成型的標誌。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更喜歡用「愛國主義」(patriotism)而非「民族主義」,至少說來,「民族主義」一詞不易跟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外來意識形態相整合。「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當今中國已經被緊密聯繫起來,而「民族主義」則主要是新時期被翻新出來的一種學術語彙。馬克思列寧主義進入中國,客觀上模糊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原有立場和價值。加上重開國門之後全球化浪潮的全方位衝擊,如今中國的民族主義,較之當初「保種、保國、保教」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已經相去甚遠,並且很難清楚界定了。儘管如此,面對西方強勢「民族國家」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上的巨大壓力,中國的民族主義仍然活潑在中國人的心頭,仍然在起著激發熱情、凝聚人心、認同國家、維護民族尊嚴的作用。只要這個世界還是以「民族國家」為單元,只要這個世界還奉行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就不可能放棄自己以幾代人的屈辱和犧牲為代價向西方人領教來的「民族主義」。
據說,整部聖經有一處提到「中國」,並且只有一處。在以賽亞書中有這麼一段:耶和華說,「我必使我的眾山成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這些從遠方來,這些從北方、從西方來,這些從秦國來。」13其中,「秦」拼為Syene或Sinim,傳教士相信,這就是指中國。1842年,美國長老會海外傳教差會派到中國本土的第一位傳教士婁禮華(Walter Macon Lowrie,或作婁理華)到達澳門,他就認為,聖經中的這段話就是神派遣他們到中國傳教的預言。14在聖經提及中國和婁禮華等近代傳教士來華傳教之間的漫長歲月中,跟中國已經發生了許多實際的接觸。最初是聶斯脫利派(Nestorians)傳教士敘利亞人阿羅本(Olopen)於635年來到唐代中國首都長安,並受到太宗禮遇,使基督稱「景教」)得以在中國傳播二百餘年,可謂盛極一時。但隨後的武宗滅佛株連景教,致其一蹶不振。1513世紀中葉,羅馬教皇的使者、傳教士以及蒙古西征擄來的_相繼來華,使元代的基督稱「十字教」或「也?可溫教」)傳播一度復興。但這種復興隨著元朝的終結而頓挫。16影響最大的可能要數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hew Ricci),他於1582年到澳門,1601年到北京,並供職於欽天監,近十年後在那?去世。他的工作使基督稱「天主教」)得以被明末的達官顯貴和知識份子所瞭解和接受。
這一影響延及清康熙時期,其時信徒已達十六萬多人。1718世紀初羅馬教廷和清廷之間發生「禮儀之爭」,導致基督傳播再度中斷。181626年,荷蘭殖民者向臺灣派遣傳教士,19這是基督在華傳教的開始。接下來就該是倫敦傳道會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了,他是近代基督來華傳教的先驅。他于1807年到達廣州,翻開了基督關係史的新的一頁。20從那時到現在,近兩百年過去了。其間,基督國的關係在一個更加複雜的國際交往背景乃至全球化背景上展開,並且跟中國近現代的命呓豢椩谝黄稹H缃褚堰M入耶穌紀年的第三個千年了,這也是中國人採用耶穌紀年後跟廣大_一起跨入的第一個千年之紀,這種情況也可看作基督傳播一千三百多年後的一個意味深長的結果。在這個時候,著重考察一下基督傳播跟中國民族主義之間的碰撞,比一般性地泛泛而論兩者的關係可能更有意義。
在跟中國的民族主義所發生的碰撞中,近代以前的碰撞跟近代以後的碰撞具有實質型的差別。近代以前,不論是武宗滅佛株連景教,還是禮儀之爭斷送傳教,碰撞的雙方都不是對等的「民族國家」,在中國這方主要是國家權力及其輿論支援,在基督則僅僅是一個信教的群體。儘管其間中國方面有許多「華夷之辨」的輿論,顯示出了某種類似「民族主義」的特徵,但由於對手並不是一個對等的「民族」,即使傳教士背後的遙遠祖國也沒有被中國人看作可以跟自己國家對等的「民族國家」,更何況它們對事態也沒有發生太多實際影響,因而這類碰撞並不體現為「民族國家」之間的碰撞。如果比較一下近代以後的情況,我們就會發現,不論武宗還是康熙,在處理基督時的心情要輕鬆、從容得多。鴉片戰爭以後的情況就不一樣了。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將傳教方面的內容寫了進去。1846年初,在法國人的壓力下,道光皇帝不得不正式宣佈馳禁天主教,發還教堂,懲辦「濫行拿查」教徒的地方官,21他的心情就跟武宗、康熙完全不同了。隨後,基督論天主教還是新教)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完全合法化,這顯然跟站在其背後的「民族國家」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強大支撐密不可分。可見,在這一時期,基督國方面所發生的碰撞才有了典型的「民族國家」間關係的意味,中國方面的反應才開始具有了「民族主義」的特徵。到了19世紀末,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勃發,無論是民間針對基督,包括義和團邉又械摹附贪浮梗?22還是士大夫階層的「保教」活動,都已經具有了較為明確的「民族主義」意識,其所反映或折射的是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跟其他強勢「民族國家」之間的整體衝突。
跟中國的民族主義所發生的碰撞可以進一步分為兩個基本方面:一是本原性方面,即基督一種宗教信仰跟中國文化中的有關內容的碰撞;二是相關性方面,即信仰基督人、群體和國家在政治經濟利益、價值偏好和習俗傳統方面跟中國的碰撞。
任何宗教信仰都以確認自己的信仰乃唯一正確之信仰為前提,而社會生活中實際存在的信仰狀況又是五花八門的。就此而言,即使不考慮信仰所牽涉到的政治經濟等因素以及民族國家背景,不同信仰在純粹義理上也有不相容的地方,發生衝突很難避免。利瑪竇在華期間曾寫道:中國人「已蒙蔽在異教的黑暗中長達數千年之久,從沒有或幾乎沒有看到過一線的光明」,傳教的目的就在於「教導這個異教的民族」。23約三百年後,倫敦會的米憐(William Milne)也道出了類似看法:「基督一適合全世界的宗教,並且是唯一能夠將世俗的王國帶入永恆福樂的宗教」,「它在同樣的條件下向所有接受它的人——無論老幼、貴賤、智愚、生長于何國——賜予救贖和恩寵;對所有拒絕或侮辱它的人,它實施的雷霆般的懲罰也是一樣的,既公正,又沒有求懇或逃脫的餘地。」24即使雷鳴遠(Vincent Lebbe)所說的「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說法,25跟上述說法也無實質區別。
根據這種觀點,中國人的傳統信仰就只能完全讓位於,中國文化中就只有那些不妨礙基督的次要成分才可以保留下來。顯而易見,這種觀點以及相應的實踐肯定會激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反應。康有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力倡孔教,1922至1927年非基督L行全國,就是這種民族主義反應的具體表現。26要避免兩者之間的過度衝撞,就要求基督持自身信仰的獨一性的同時,給予中國傳統信仰及文化應有的尊重,給予那些不接受基督多中國人及其價值信念應有的尊重。當然,這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處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是一種宗教信仰,但_除了信仰基督跟所有其他人一樣,還必須吃飯穿衣、學習工作、結婚生子,有自己的個人品性、經濟利益、政治權責、國家背景、民族傾向,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等。在中國這一 方面情況也一樣。所以,由基督_教和傳教活動中所牽連的相關因素要比單純的信仰因素複雜得多。在這個意義上,基督國民族主義的碰撞往往是各種因素攙雜起作用的結果,其中的是是非非很難一概而論和簡單了斷。大致說來,在跟信仰相伴隨的各種因素中,政治因素在雙方衝撞中所起的作用最為顯著。這一方面是因為「民族國家」的根本標誌是國家的政治主權,禁止基督傳播的是中國的國家權力,迫使中國政府馳禁的是西方列強的國家權力。
另一方面,古代中國是一個王權至上的國家,這一傳統非常強大,統治者政治權力的安危是全部政治關切的焦點,因此凡涉及政權的事情都異常敏感。不論是商人勢力,還是朋黨幫派、異端邪說,只要被疑心可能危害政權,不論來自海內還是海外,都會遭到限制甚至鎮壓。被猜忌、查禁,從政府的角度說,主要是出於它對政權所造成的潛在威脅。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擔心並非沒有道理。洪秀全就是浸禮會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的學生,儘管後來羅孝全認為洪秀全搞的「拜上帝教」是一場「鬧劇」,27但恰恰是這場「鬧劇」差點要了清王朝的命。就此而言,在中國尚未將政治和宗教及非宗教信仰明確界劃清楚,尚未從法制上對宗教活動加以確切定位的情況下,基督華傳教如果借重其他「民族國家」的政治強力而給中國的政治現狀帶來明顯不利的影響,就肯定會引起「民族主義」的政治反應。此外,經濟、日常事務等方面糾紛在基督國民族主義的碰撞中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恕不一一論述。
總之,中國人對在華傳教所產生的民族主義反應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政治領域,由此形成文化民族主義和政治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針對基督化中國」的意圖,旨在給中國的傳統文化守護一片應有的空間;政治民族主義針對的是基督的西方「民族國家」的政治干預和威脅,旨在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這是觀察基督國民族主義的碰撞史所不難得到的印象。
是一種普世的宗教,是一種以愛為本的宗教。就其宗旨而言,它不屬於任何一個特定的民族國家。正因為如此,在兩千年的歲月中,它才一次次突破民族和區域的局限而傳播到全世界。在這點上,它跟中國傳統的「天下」精神有內在溝通之處。中國人本來是富於「天下」關懷的。基督世之愛跟中國傳統的「天下」關懷相呼應、相結合,正好合乎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要求,可以補救這個時代普遍過度的「民族主義」。在這個意義上,基督國文化的交流,無論如何具有積極的意義。
與此同時,又是長期浸潤在西方文明土壤中的一種特定宗教,基督本營在西方,其教派、教會、教徒不同程度地都跟西方「民族國家」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繫。中國是一個非西方國家,而且長期受到西方列強的欺壓。儘管近二十多年來中國自身的狀況有了很大改善,但相對西方國家而言仍然處於弱勢地位。至少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如今仍然能明顯感受到來自西方強權政治的壓力。這種情況下,基督力於發揮其教義之所長,而避免跟中國的民族主義劇烈碰撞,確實還有許多關係需要理順,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至少不能「多了一個_,少了一個中國人」。28
1 《詞源》的編纂開始于1908年,1915年出第一版,1980年出修訂本第一版。見《詞源》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北京,第1702—1704頁。
2 《十三經注疏》下冊,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版,北京,第1901、1801頁。
3 張之洞著:《勸學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鄭州,第74頁。
4 參見丁建弘著:《德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上海,第75—76頁。
5 參見《禮記.大學》。
6 Nicholas Bunnin和余紀元編著:《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北京,第653—654頁。
7 張之洞著:《勸學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鄭州,第50頁。
8 《政藝通報》第7期; 轉引自姜華著:《大道之行》,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廣州,第6頁。
9 參見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十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北京,第67頁。
10 《梁啟超論著精粹》,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廣州,第603—605 頁。
11 參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北京,第288頁。
12 參見《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北京,第118—119頁。
13 以賽亞書第49章,聖經(簡化字現代標點和合本),中國協會印制,2000年,南京,第1160頁。
14 參見W. M. Lowrie, The Land of Sinim,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 113;轉引自吳儀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廣州,第436頁。
15 參見顧衛民著:《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第6—7頁。
16 參見沈福偉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249頁。
17 參見沈福偉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頁。
18 參見李寬淑著:《中華史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第102—118頁。
19 參見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p. 541-545. 引自吳儀雄著:《在宗教与世俗之簡——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廣州,第32頁。
20 參見[英]湯森著:《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王振華譯,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鄭州,第52頁。
21 參見吳義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廣州,第114—139頁。
22 參見姚民權、羅偉虹著:《中國簡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第115—127頁。
23 [意]利馮竇、[比]金尼閣著:《利馮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王尊仲、李申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桂林,第61、117頁。
24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s Mission to China, pp. 3-4;轉引自吳義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廣州,第458—459頁。
25 顧衛民著:《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第474頁。
26 顧衛民著:《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第404頁;趙春晨、雷雨田、何大進著:《基督代嶺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上海,第272頁。
27 趙春晨、雷雨田、何大進著:《與近代嶺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上海,第225頁。
28 顧衛民著:《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第3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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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乡是我国特有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依法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一种基层政权形式,是解决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问题的一种较好的政治形式,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种必要补充形式。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已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散杂居农村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小城镇是民族乡城镇化的途径,也是民族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民族乡的小城镇建设面临一系列问题:对民族乡小城镇建设工作的认识不到位;民族乡自身不具备建制为镇的条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民族镇的法律地位等。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民族乡的小城镇建设问题显得更加尖锐和现实。针对这些问题,必须采取诸如赋予民族镇以民族乡同等的法律地位等有效措施,加快民族乡小城镇建设的步伐。只有如此,民族乡才能顺利实现城镇化,保障众多民族乡的少数民族群众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进而顺利实现现代化。
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石棉县,西邻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邻凉山彝族自治州,有汉、彝、藏等14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众多。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民老师曾说过:石棉县处于“藏彝走廊”的结合部,藏族文化与彝族文化等民族文化像石棉的自然资源一样丰富。”因此,1986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为享受少数民族待遇县。石棉县辖1镇、1个街道办事处、15个乡(其中10个民族乡),分别是:安顺彝族乡、先锋藏族乡、蟹螺藏族乡、回隆彝族乡、擦罗彝族乡、栗子坪彝族乡、新民藏族彝族乡、挖角彝族藏族乡、田湾彝族乡、草科藏族乡。
近年来,随着石棉县经济的迅猛发展,部分民族乡的城镇化建设已出具规模,有的已经达到或超过建镇的标准。如安顺彝族乡,该民族乡作为革命纪念和历史、文化名镇的安顺场,山川秀美,土地肥沃,不仅是全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它又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以发展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和商贸流通为主的城镇;地处石棉县的咽喉要道,商贸活动十分活跃,是数乡的商贸中心和物质集散地;安顺场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和全国一百个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拥有众多名胜古迹,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加之良好的旅游区位,使安顺场成为四川西部旅游环线上的一个重要旅游基地,每年到这里来参观旅游、缅怀红军精神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加之,近年来因为石棉县开发水电资源,众多移民搬迁于此,久而久之,安顺彝族乡的人口飞速增长,场镇也越建越大,俨然一个小县城。民族乡的建制已经与当前安顺彝族乡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相称。在石棉县十个民族乡之中,还有诸如:回隆彝族乡、先锋藏族乡、新民藏族彝族乡、挖角彝族藏族乡等民族乡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这也我国现在一千多个民族乡在城镇化建设道路上面临的难题。作为全国城市化的组成部分,数以千计的民族乡没有基本建立小城镇(截至2002年底,我国共有1248个民族乡,包括59个民族镇),那么我国的城市化是不完整的。制约民族乡小城镇建设的因素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民族乡小城镇建设工作的认识不到位,民族乡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作为国家保障散杂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一项措施,体现了对散杂居少数民族的关怀和重视,民族乡小城镇建设工作不仅有利于民族乡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保障。然而长久以来,国家给予民族乡的优惠政策始终难以实施;地方政府财力有限,难以对民族乡给以大力扶持;认为民族乡的城镇化建设无关大局等。
2.民族乡薄弱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是严重制约小城镇建设的内在原因。民族乡大都分布在边远、山高、贫困的地方,加上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民族乡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缓慢。主要表现在:第一,民族乡相当部分群众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石棉县的田湾彝族乡、擦罗彝族乡的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就比较贫困,相当部分的群众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第二,生活基础设施落后,群众生活极为不便,为数不少的民族乡内的一部分群众甚至缺乏起码的生存条件。如石棉县的田湾彝族乡,由于该乡境内大山居多,大多数彝族群众生活在2000米左右的高山上,不通公路,交通闭塞,生活极为不便。第三,部分民族乡经济底子薄,财政基础差。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言,如果没有解决民族乡近千万少数民族的脱贫致富问题,就不能说中国已经真正实现了小康社会,更无从谈起实现现代化。目前大部分民族乡还没有达到建制为镇的标准和条件,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发展小城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石棉县的十个民族乡,有部分已达到了建镇的标准,其余的大部分由于种种原因还相对落后,面对石棉县民族乡城镇化建设的不平衡。对此,笔者认为,针对存在的问题,民族乡和其所有上级国家机关要充分认识到民族乡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性,民族乡自身要加快发展步伐,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赋予民族镇以相应的法律地位,大力发展民族镇。
1. 重视民族乡小城镇建设工作,民族乡城镇化建设工作作为我国民族工作的一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民族乡和国家上级部门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民族乡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性,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来落实。在大力发展城市化的今天,民族乡小城镇建设不仅事关民族乡千万少数民族群众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乃至实现现代化。根据民族乡发展的实际,当前部分民族乡不可能自己解决城镇化问题,对此,国家必须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对民族乡小城镇建设工作给以强有力的扶持和帮助,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抓住国家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契机,努力推进民族乡小城镇的发展
2.民族乡要加快发展步伐,就民族乡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很多民族乡至少目前尚未具备建镇的条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硬件设施,与镇尚有不小差距。因此,民族乡自身要加快发展步伐,在外力的推动下,民族乡要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不断创造建镇的条件。只有内外结合,才能推进民族乡小城镇的发展。国家2005年提出要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贫困问题,因此,石棉的民族乡务必结合这一契机,大力发展小城镇。
3.应赋予民族镇与民族乡同等的法律地位民族镇法律地位不明确,是民族乡小城镇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民族乡要发展小城镇,宪法、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等相关法律必须赋予民族镇以民族乡同等的法律地位。
借用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民族乡小城镇建设上,笔者认为可以理解为:让一部分具备条件的民族乡发展为民族镇,带动和帮助其他相对落后的民族乡,逐步实现民族乡(镇)经济的腾飞。
石棉县作为享受少数民族待遇的县,应该抓好国家相关的优惠政策,大力发展自身经济,带动民族乡经济的飞速发展,改变目前只有1个镇的尴尬现状,早日建成四川省山区经济强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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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学者所预言的“民族主义时代的终结”时至今日依旧遥遥无期。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闻迪)和《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两篇文章的发表曾引发中国青年学者对“蔚蓝色文明”的反思。1993年8月的“银河号”事件尤使中国青年愤慨,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也将中国民族主义由幕后推向前台。以此为标志,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潜流,产生着日益广泛的社会影响。2010年9月7日中日“钓鱼岛渔船撞击事件”,再次刺激了国人紧绷的神经,同时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推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
然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犹如一面多棱镜,不同的群体基于不同侧面作出了自己的回应。认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巨大而虚空的符号”有之,是没落、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之,是民族粘合剂的助推器有之。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究其为何,又将怎样?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审视历史,正视现实,着眼未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踏上改革开放的路程,亲西方热、出国热迅速席卷全国,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用不设防的心态去迎接、拥抱西方,了解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认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先进科技、管理经验。但是亲西方的愿望和向西方学习的激情并没有改变一些西方国家对华的敌视态度,西方经验也没有解决中国的突出问题。面对残酷的现实,国人亲西方热的心态悄然生变,越来越多的人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怀疑甚至质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政治等各项改革的深入,中国面貌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而且更加突出和具体。总的来看,彼此联系交往增多,相互了解增强,利益分化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各种问题增多且更趋复杂。发展中的社会现实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改革的进程中顷刻解决。对此,人们倍感失落、困惑,转而以自己的认识解说着今天的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的思想和情绪逐渐从““””造成的震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政治变迁的社会环境中思考着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未来。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汲取了西方的人本主义观念和个性自由解放思想,引发了他们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后来这种反思和批判演化为对过去历史的歪曲与否定。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继而与西化思潮媾和,终于酿成了惊世的。这场将中国的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所带来的震撼迫使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进行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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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平台是课程教育的延伸和扩展,要结合高校实际,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加强高校之间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学术研讨、课题研究、艺术展示、访问学者等方式,搭建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交流沟通平台,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既强调学习交流,又注重发展创新,让学生在充分贴近吸收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寻找创作灵感源泉,探索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血液,中华文明在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后,留给我们后人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广大美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坚持民族化、本土化,融合国际化、全球化,美术教育一定能够更加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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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语言是文学形式的承载体,它对文学形式的创作形式有着天然的影响力。文学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相应的变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教育越来越大众化,本科阶段更强调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其基本目标由精英式的“专才”培养转型为拥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通才”培养,同时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使大学本科教学面临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必设的专业,同样应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接轨。
一、明确教学的总体思路
就甘肃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来看,其中对学生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培养要求:系统掌握汉语言文学的理论和知识,具备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与沟通能力;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具有独立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能力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定的创新意识,了解本专业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具备本专业方向业务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具备调查研究和协调组织的能力,能适应相邻专业和相近专业的实际工作等。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既强调专业素质,又强调综合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教学过程方面都应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接轨。此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分析鉴赏能力以及写作能力,由此在教材选择、课时分配和教学方式上都与此目标相符。在教材上选用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此教材学理性强,文学史的线索清晰明了,授课就依教材的框架进行,对作品的分析教师自行补充,这是教材未展开而教学过程中必须体现的部分,给教师和学生都留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在课时分配上,明确突出作家作品的教学与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思路,作家作品的讲授占60-70%,而文学运动、文艺思潮、社团流派、文体发展等内容占30-40%。在对具体文本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概括重要作家的创作特色与艺术风格。温儒敏先生在十多年前谈及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改革时,就已明确提出要“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注意结合学生阅读印象和问题来分析作品,侧重发掘与培育学生对文学的感受力和分析评判能力”。由此,教学的总体思路就是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既要重视阅读效果,提高阅读质量,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还要采用多元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思考、分析和写作能力,使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都能获得提升。
二、重视阅读效果,提高阅读质量,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学生的阅读尤其是对作品的阅读,但是从近年的教学实践来看,多数学生的阅读质量不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阅读量少。学生对作品的阅读大多比较被动,以教师开列书目为主,自主阅读的较少,即便是规定的必读篇目,也存在敷衍现象,少数学生要么简单了解故事梗概,要么翻阅一下简评,要么干脆不阅读,当问及其对作品的理解时,只能是人云亦云,甚至不知所云。对于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阅读是专业学习的基础,也是提高分析能力的前提,只有认真阅读了作品对文本熟悉的学生,才会认真思考,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所以,可以说,学生阅读质量的高低是影响学生收获多少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到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阅读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部分学生轻文学原著重影视作品。一些学生不去读原著,尤其是长篇小说读原著的就更少。他们通过观看改编后的影视剧来了解原作,而且一些教师也“以名著改编的影视资料辅助教学”,认为这样可以“增强学生的形象性认识,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感悟”,这种做法无疑会误导学生,使其以为这是一种快速便捷了解故事情节内容的有效方式,因而忽视了对文学文本本身的研读,忽视了对作品本身的感受和感悟,由此产生的后果可能是学生文学感受能力、想象能力的匮乏。笔者并不赞成用看影视剧的方式代替文学文本的阅读,一方面,影视剧为了观赏的需要,或者是编导根据自己的理解,会对情节作以改动,甚至是与原作大相径庭。比如巴金的《寒夜》,小说“尾声”的内容是: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民国路的旧居,看到的是一片阴暗和凄凉,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离开,不知去了哪里。而于1955年拍摄、由吴楚帆主演的香港粤语片《寒夜》,结尾的处理却是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她与丈夫永不分离,在那里她还意外地见到了儿子和婆母,不仅婆媳和解,而且还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过农村人的生活。巴金明确说,“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这样的改编已经和原作相差太远,如果用电影内容理解原作,岂不南辕北辙。实际上文学文本和改编后的影视剧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企图用影视剧代替文学文本。另一方面,优美的语言文字及丰富的语言内涵只有在文字阅读中才能体味鉴赏,甚至需要反复玩味,文学文本的这种优势是影视剧无法超越的。所以,关注学生的阅读问题,正确引导学生阅读文本原著,是提高学生阅读质量,进而提升学生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前提。针对学生阅读质量不高的现状,教师可以从多方面去尝试改变。首先,应积极引导并督促学生阅读作品。除了既定的教学内容中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提供一些参阅作品,这样学生可以根据时间的宽裕度自主选择拓展型阅读。对学生的阅读效果可以采用课堂提问、讨论、写读书笔记、写论文等多种形式考查,以此督促学生的阅读,并引导其提升阅读质量。其次,引导学生阅读一些参考书籍和作家作品的研究资料,将专业领域的新理论、新动态、新成果及时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经过学者们的反复研究,已较难发现新意,而邵宁宁先生则认为祥子经历了一个从进城农民到城市游民的转换,他的遭遇及精神危机,固然是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产物,但从根本上说,又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那些进城农民将要长期面对的问题。文章转换了思路,把对祥子形象的分析与当代农民工进城的现状联系起来,获得了新的启示。像这种优秀的文章或书籍教师都应及时地介绍推荐给学生阅读,使学生尽可能多接触学界的最新成果,从而拓宽视野,获得启发。再次,采用比较教学法的形式,解决学生愿意观看改编影视剧而不愿意阅读文学原作的问题。可以选取两到三部作品,要求学生既看文学文本,又看影视作品,然后针对两种艺术形式展开讨论,让学生通过比较,发现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异所在,从而理解阅读文学文本的重要性。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阅读效果,紧密关注学生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积极正确的引导,从而达到提高学生阅读质量、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目标。
三、采用多元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思考、分析和写作能力
1.“文本细读”教学法
朱自清、钱钟书、孙绍振、陈思和等学者都意识到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并付之于实践,陈思和明确指出,“在当下盛行新方法和新观念而忽视文本细读的学术背景下,细读文本对于以追寻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多年的教学中,笔者一直采用文本细读教学法,一方面要求学生详细地阅读文本,通过对场面、细节的深入分析理解作品的主旨;另一方面教师选择重要的文本详细加以分析,教给学生具体的方法,使学生学会从文本出发理解文本,养成注重细节的良好习惯。比如对曹禺《雷雨》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注意文本中的三个时间,由此发现,三十年前周朴园家赶走侍萍,所娶有钱人家的小姐并不是繁漪,繁漪到周家才十八年,也就是说那位有钱人家的小姐不知所终,甚至在周家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和侍萍、繁漪相比,她的命运可能才是最悲惨的。诸如此类的重要细节对文本的理解很重要,但如果不仔细阅读和思考,很可能就会忽略,所以只要教师从文本细节出发,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启发,学生就会发现新的知识点,进一步激发其阅读的兴趣,得到更大的收获。
2.“文本比较”教学法
分析一部作品,可以将其纳入到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相关作家群体的比较场域中去理解。“文本比较”教学法,就是引导学生从不同作家的相关作品中发现彼此的冲突与差异,或对同一作家的原文本与改编本进行比较,从而发现原文本的风格特征或原始意蕴。如讲到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可以联系到冰心《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儿、王西彦《命运》中的路三嫂子、老舍《柳家大院》中的小王媳妇、沈从文《萧萧》中的萧萧等,引导学生思考这些童养媳形象的异同;讲到老舍的《月牙儿》,联系鲁迅《伤逝》中的子君,鲁迅对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分析,启发学生思考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因素;讲到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时,可以联系繁漪、虎妞等人物,比较现代文学画廊中的“恶女人”形象。也就是说,课堂讲授不能局限在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定要有横向或纵向的延伸,使学生在不同文本的比较中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通过具体个案的分析,学会阅读、分析和研究的方法,由此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只有掌握了方法,学生在面对其他作品时才能够独立赏析、评价,从而真正具备独立学习和分析的能力。
3.“专题讨论”教学法
目前高校大多数课堂的教学模式依然是“我讲你听”、“我启你蒙”的师生关系,学生在教学中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这种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效果不见得一定理想。在教学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就要给他们一定的发言机会,所以设计适当的专题讨论课就尤为必要。可将意蕴丰富的经典作品作为专题讨论课的内容,就作品主题、人物形象等方面,有针对性的开展讨论,积极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不局限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能形成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比如萧红《生死场》的主题问题,是抗日主题还是已超越了抗日主题探讨人的生存问题、社会制度问题;对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形象界定问题,他是封建家长的典型,还是有情有义的爱情坚守者,都是可供讨论的话题。在讨论课的教学中,学生经过阅读、思考、讨论、最后发言陈述观点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的训练,既培养了其自主学习、思考的意识,也锻炼了其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深化了其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体会到文学阅读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乐趣。当然,专题讨论中也可能会出现部分学生的观点缺乏新意、表述不清晰等,这就需要教师进行正确引导和合理控制,最大化地优化专题讨论课的效果。
4.“论文写作”教学法
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写作能力也是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温儒敏先生说:“中文系的学生培养有什么特点?和其他文科专业比较有什么更‘强项’的地方?我看就是‘语言文学’的能力,包括文学感受力和评判力,而这一切还要落实到写作的综合能力训练上。中文系不一定能培养作家,但应当能培养‘写家’,就是‘笔杆子’。”学生的写作能力仅靠写作课程的训练是远远不够的,在其他课程上也应尽量给学生创造练习写作的机会。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不仅要督促学生提高阅读质量,掌握分析研究的方法,还应要求学生课后撰写课程论文,包括平常练习的小论文,课程中期考核的大论文。论文的写作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还能很好地反映出学生的阅读与思考状况。比如,在对巴金的《寒夜》进行了讨论之后,一些学生就将其思考的内容反映在了论文中;课堂上引导学生对小王媳妇、小团圆媳妇、萧萧等童养媳形象进行比较,课后就有学生写分析童养媳形象的论文,这些例子表明课程教学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教师对每一个环节都应充分重视,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和积极的鼓励。论文写作中,教师对论文的批改、点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教师对每一份论文都应认真评点,写出评语,多鼓励,少批评,充分肯定学生的思想,注意阐发学生观点中的学术价值,解答学生思考中的疑惑。对其中比较优秀的论文还可以向院刊、校报及省级期刊推荐发表。在教学过程中同时还要求学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做准备,先明确选题方向然后搜集资料准备提纲。这种连环递进式的写作训练,使学生在经历小论文到学期论文再到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既开拓了视野,训练了思维,又逐渐掌握了学术论文的写作格式、文体要求等基本知识,具备论文写作的基本能力。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不仅授之以鱼,还授之以渔,使学生在获得了知识的同时,还培养了兴趣、形成了能力,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的阅读能力、分析鉴赏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在课程学习中都能得到锻炼和提升,为将来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中文专业毕业生就业比较广泛,中小学教师、文秘、出版社编辑就业岗位比较普遍,村官、公务员等也是部分学生的选择,这反映出学生不仅具备了专业素质,也具备了不同行业需求的综合素质。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来看,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他课程,只有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各个方面探索课程改革与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从重理论向重实践转变,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实现培养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适应面广的应用型人才的总目标。
现代文学具体指在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一定的历史变革影响下,广泛接受外来文学思想而逐渐形成的新文学形式,不仅使用现代化的语言反映了我国现代社会的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以及表现手法方面都与传统文学具有较大差异,并且在新时期出现了现代小说、话剧、散文诗、新诗和报告文学等文学体裁,具有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特征,与世界文学潮流一起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文学形式。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在我国研究较早,现阶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下面本文就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一、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研究
关于现代文学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和对当今社会的教育意义,许多学者在研究中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为武永明对张志公文学教育思想的分析,认为其站在促进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高度思考当前我国语文教育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较为实用的看法,特别是其在文学教育功能方面的论述,对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郭虎妹也在其硕士阶段的研究中指出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领域语文教学存在的缺陷,且在综合分析后对语文教学进行了重新定位,站在文学阅读的角度,探究了现代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方面的重要意义,最终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多维度文学观念,将西方文学的教育批评方式引入到职业学院的语文教学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文学教育的影响力[1]。此外还有诸多学者也对现代文学及其教育意义进行了分析,不仅丰富和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的研究内容,也对我国高校现代文学教育课程的开展提供了相应的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
文学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是一个无争的事实,并且文学的教育意义对我国各个时期的人才培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一)现代文学是一种艺术形式和审美对象
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接受文学作品中的教育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感受文学作品的娱乐作用和审美能力,也就是说,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所塑造的生动形象,优美的文学意境以及积极向上的生活趣味等获得自由的文学享受,进而体会审美主体的自由和自豪之感,这在本质上表现出对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的升华
。例如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荷塘月色》、《凤凰涅槃》、《再别康桥》等经典作品时,学生总能够被作品中的优美意境、生动的形象、气势磅礴的语言和高尚的生活趣味等感动,进而得到心理和生理两方面调节,促进学生完美人格的形成。
(二)现代文学作品具有审美和认知双重功能
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被称之为文学界的百科全书,对人的认知能力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文学作品的认知功能在审美过程中得以实现。这种实现简单的说就是通过对作品进行阅读和欣赏,使学生深入了解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面貌以及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拓展学生的视野,加深学生对历史发展本质规律的深化认知。就以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其根植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一定的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思想倾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由衷的向往和追求,能够加深对学生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知和认同感。例如在具体分析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药》,巴金的《寒夜》等作品时,学生就能够在体会作品内涵的和接受作品精神教育的同时,对当时社会的历史发展以及新民主主义精神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三)文学作品的核心教育功能
我国古代文学特别重视教育性,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倾向、精神意志品格等产生影响,人们将文学作品称之为精神食粮就是对其教育性质的最生动表述。高尔基曾经对文学的教育意义进行分析,认为文学的本质目的就是帮助和引导读者正确的认识自己,进而提高其生活的信心,产生追求真理的愿望和勇气。这表现出对现代文学作品教育意义的深刻阐述,简单的说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在精神层面对人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转移人的心理倾向,促使人焕发出一定的精神面貌。综上所述,现代文学及其教育意义对我国当今教育领域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研究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对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现阶段应该加强对现代文学的重视,在教育领域充分挖掘其教育功用,为我国素质教育的深化开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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