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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决策与政党执政以合法性的过程。为此,要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改革开放35年来,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民主法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民社会发育、民主意识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等。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而协商民主理论,作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党的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协商民主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笔者结合有关协商民主的阐述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作一粗浅探讨。
国内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无论是在译介和引入西方成果方面,还是在推进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实践探索方面,无疑陈家刚教授是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之一。根据陈家刚教授的研究,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学术热潮。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M. Bessette)首次提出“协商民主”概念,尔后众多的西方思想家都介入了对协商民主的讨论。根据陈家刚教授对国外研究进展的梳理,国外的协商民主研究一直以来都伴随着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研究成果非常丰富。1996年,圣露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教授出版了《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7年博曼和威廉姆?雷吉(William Rehg)合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 )主编的《协商民主》,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 )教授推出了《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2002年南非开普敦大学哲学教授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 发表了《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2006年德雷泽克发表了《全球协商政治》,而后2007年,马克?沃伦发表了《设计协商民主:英属哥伦比亚公民大会》,2012斯科特?威尔士出版了《夸张的民主表象:协商理想是如何削弱民主政治的》,等等。
这一段时期内是国外研究协商民主走向成熟并且成果不断丰富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并且译介外国著作,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从陈家刚教授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来看,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滞后,但是2000年以后,学术界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敏感的热点问题,从译介相关著作开始,努力跟进。2003年,俞可平教授发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从四个维度解读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发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思考》,通过分析协商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行性;2004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开辟专栏,从理论解释、基本概念、实践价值等方面介绍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随后,陈家刚教授的译文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学术研讨会”文集《协商民主的发展》相继出版。此后,可以说协商民主纳入了中国学界视野并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期。2006年,俞可平教授主编并出版了“协商民主译丛”。2007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译丛等成果不断涌现,2005~2008年,各类基金设立的协商民主课题研究也相继出现,比如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各省政协成立的研究会以及它们的研究成果、各类期刊和网络上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不断增多。
概括起来,已有研究文献中,陈家刚教授已经从政府形式、宪政体制、决策形式、治理模式[1]等方面来分析和厘定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针对对于协商民主的多维理解,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粗浅地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梳理来进一步理解协商民主的内涵与范畴。
1.作为政府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的内涵,“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毕塞特认为,协商民主的现实体现就是美国建国者设计的代议民主体制。美国政府体制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建立的,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的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梅维?库克则突出了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过程,即“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1]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2]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政府组织形式。
2.作为宪政体制的协商民主。从起源来看,协商民主是源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思考的结果。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毕塞特竭力为“美国宪法的民主特性”辩护。“在1787-1789年间的美国人看来,制宪者观点的两个方面――既需要限制大众多数,又要使多数原则有效――是一致的。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倾向的关键,存在于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明确意图之中。”通常情况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具有否决权的总统、高等法院以及选举和分权制衡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特别在美国历史以及当代的西方政治实践已经成功证明了立宪者的设计理念中就包含了宪政制度的内涵。 3.作为政府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一般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在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实施。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戴维?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作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在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讨论的结果:“在协商民主中,公民运用公共协商来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4]协商民主要求决策者要广泛吸纳每个利益相关的公民的建议、实现参与的实质性经济政治平等,实现利益相关者在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与政府决策者的平等、自由权利,并在政府与决策相对人之间实现信息公开并赋予其协商的充分理由。
4.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有学者指出,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5]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多元化。社会舆论场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分散化。作为国家理念的协商民主,就是要以公共利益为取向,通过利益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对话来形成合作共识,进而作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公共决策。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的现代民主体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的对话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和执政党以起码的合法性。其基本要义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治理形式。
5.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1987年,伯纳德?曼宁在《政治理论》第15期上发表了《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所谓合法性基础,即在政府作出特定决策、或者政党上台执政获得合法性认同之前,必须经过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观点并相互比较、借鉴、加工并优化的过程,通过比较借鉴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平等合作。这种协商合作过程既体现在集体层面的共商,也吸纳少数甚至是个人的建议,使得最后的政府决策与执政党执政获得多数认同和理性的支持。政治协商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不应该排斥任何人参与和民主协商的权利,以及有效行使这种权利所必须的充分自由。这样,合法性协商民主为政府组阁和政党执政提供了一种尽可能合理的、广泛的和理性的社会支持与认同。正因如此,科恩指出:“我们有理由确定,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不是他们业已确定的意志,而是他们决定他们意志的过程。这就是协商的过程。”[6]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多数人授权的结果,这种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在于将民主协商作为达成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对特定的政治正当性提供了共同的价值支撑,而这种共同体的价值正当性是在价值主体间的民主性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
综上所述,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民主治理形式。正如陈家刚指出的:协商民主的这一本质性规定使得“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本身隐含了多元化的理论思路,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既体现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上,也吸收了共和主义的精神内核,同时把批判性与建构性理论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协商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如陈家刚指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变革双重背景,辗转变迁于内生市场化改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社会转型与自治能力增强、制度化分权与基层民主并进、历经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党内与党外、政府与民间、组织与个体的互动推进的艰难过程,形成了自身特色模式并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给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新的深刻启示。
(一)从国家层面看,协商民主已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党的报告从三个层面系统对中国当代协商民主进行了全面定位:第一,从性质定位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第二,从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上进行了规范,即“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第三,从我国政党制度性质和人民政协功能定位上界定了协商民主的广泛内涵,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治发展的目标设计,同时也是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全面概括。 从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民政协充分地发挥了人民政协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即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联系广泛、代表性强、包容性强,在政治、组织(34界别)、制度(宪法、章程等)、职能(反映社情民意、开展协商对话、参与政治决策、加强权力监督),以及人才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与条件。可以说,人民政协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从国家制度层面到基层治理领域,体现着人民政协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听证会、社区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公共网络论坛等等。这些协商民主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绩。
客观地讲,这些制度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特征。以人民政协在推动协商民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例,中国的当代政治发展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从人民政协这个角度来看,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一方面是对人民政协在我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意味着将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民政协将担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更为重大的使命,也使得协商民主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二)从地方治理看,以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
正是在全国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并取得重大成效和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近年来,包括广东省在内的许多地方人民政协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功能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协商民主向广度和深度领域探索。早在2008年,广东省委在政协提案督办会上特别强调了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并提出广东要率先研究制定政治协商规程。201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颁发试行,2011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规程》的推出,不仅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而且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实践,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经验和成效。
第一,从制度层面和程序设计上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真正纳入了决策程序。可以说,《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一大突破,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规程》从试行到正式颁发实施,其生命力在于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设计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是人民政协“软法”机制建设中的重要实践和突出成果。《规程》明确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细化了政治协商的具体内容,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指标,首次明确将省委、省政府是否重视政治协商,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的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要求省委领导牵头,建立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并每年组织对政治协商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广东的实践过程,首次适时地提出“中共广东省委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重要文件”、“拟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草案)”、“省委或省委、省政府联合作出的有关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大局的重要决议、决定、意见”。这就不仅从制度上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也从实践上强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操作程序。
第三,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即,中共广东省委同广东省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民主协商会、谈心会、专题座谈会、通报会、书面建议等5种;省委在省政协同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9种,包括省政协全体会议、书面协商等。无论是从政策制度层面看,还是从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看,广东已经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及其重要地位。
第四,统一并规范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要程序。即,制订协商计划、做好协商准备、开展政治协商、汇总协商成果、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等5个程序。客观来讲,《规程》的有效实施更加注重行为激励机制而不依赖法则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但这种“软机制”不等于不需要“硬约束”,恰恰相反,它应当有一定的“硬约束”来保障,否则难以发挥“软法”作为法律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际效力。为此,广东省委是较早将政协提案办理作为实现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形式,要求全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都要亲自督办政协提案,并将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切实实现了“从‘关心协商’到‘必须协商’,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从‘软办法’转变为‘硬约束’”,真正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
第五,大力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2012年12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黄龙云专门召开会议,就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的提议向省委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与广东省委党校达成共识,制定具体设施方案,顺利将人民政协理论纳入省委党校干部培训课堂。
从成效来看,广东用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全国第一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在广东诞生绝非偶然,广东也必将率先从《规程》中受益。这一点也被近两年来广东各级政协的工作实践所证明:在提案办理方面,截至目前,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已经全部牵头督办政协重点提案,42个省直单位的主要领导也自行确定本单位的重点提案进行牵头领办,实现了“一把手”督办政协重点提案的全覆盖。只要被列入重点提案,所提的意见建议一定能够被落实,已经成了广东各级政协委员的共识。在民主监督方面,广东省政协采用明星委员个体监督与媒体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理性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检视
从理性的角度来反思,在看到协商民主推进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地方推进以协商民主为目标的地方治理创新取得了成效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协商实践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不给予正面应对,也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障碍,为此,笔者在此做一简要的实践检视。
第一,人民政协具有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理论挑战和实践难题。同时人民政协自身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性质及定位问题,目前在制度定位与机构性质之间没有清晰界定,导致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二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作为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人民政协尚未在《宪法》、《组织法》及相关法律保障上得到应有的体现;三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制度规范不健全,相关条例、办法及实施细则极不健全甚至缺失。四是推进人民政协广泛协商的体制机制建设滞后,相关机制的可操作性程序设计(比如广东的“政治协商规程”)离现实实践尚有距离,加上人民政协本身能力与意愿的差距及其机构民主政治文化因素,极大地制约了协商民主的深度推进。
第二,从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看,仍然还有一个过程。2004年中央提出“必须坚持把人民政协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部署和推进。”在完成改革开放这一崇高使命的伟大实践中,“人民政协应该也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05年、2006年,中共中央两度发文,明确指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2007年,“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写入十七大报告,“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这些论述本身表明,完成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仍然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三,从地方治理创新的现实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同其他改革一样,这一制度化过程同样需要磨合期,要真正实现协商民主从“程序公开”到“细化规则”也势必在实践摸索中不断完善。从广东来看,人们最关心的是广东的《规程》可以走多远?会不会因为换届等因素而弱化?客观讲,广东跟全国一样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制度安排调整利益关系、规约权力运行,扩大民主参与,既要重视单项制度的针对性,尤其要着力研究制度体系结构的合理科学,制度措施的匹配协调。因此,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由性质及定位问题,导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这一矛盾导致了协商主体的主动性还不够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同为协商主体,两者的主动性都存在一些问题。同时民主协商的反馈力度不够,政协的一些协商成果报送到党委、政府以后,没有后续信息和处理结果,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政协规程的有效实施和完善。
二是由于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使得协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随意性大、有关程序执行不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因此,在全社会建立和形成浓厚的民主风气、民主氛围,对推进“制度化”建设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就现阶段而言,广东乃至全国面临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三是人民政协由于协商活动尚缺乏法律支持,除《宪法》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用有所提及外,关于政协的组成及职责、权限仍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政协的所有活动几乎无法可依,而这直接影响了政协协商民主的过程、结果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效力。
四是《政协规程》的一些条文太原则,操作难度大,而且,在涉及“三化”建设的具体问题上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因此,体制机制建设的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从上到下对政协履行职能还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从协商民主已作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看,还是从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着眼,抑或从理性地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其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来检视,我们都无法否认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客观逻辑,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冲突也日渐突出。为提高我国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和民主冲动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有序释放,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就必须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为我们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设计。体现在: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 有机统一的民主机制建设;有助于制衡行政权的膨胀,推进法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助于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重构,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有助于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有助于构建健康政治文化,形成理性的民主对话氛围。
为此,本文就健全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党的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协工作的目标设计。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政策性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咨询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政策进行调整的;而制度性协商则是一种“程序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以及程序等都是由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整的。从本质上说,政协规程的实施推进的政治协商依然是一种政策性协商,协商的组织、形式、内容乃至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的政策进行规范的,导致作为协商的制度载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上并没有被纳入国家机构的序列。某种意义上说,政策性协商一方面体现和适应了中国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转型期,政协的性质、职能等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此,政策性协商的模式也应当相应地转变为制度性协商的模式,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来健全制度性协商。
第三,切实创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展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和方式,这也是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核心问题。目前存在两种非常接近、但又不尽相同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
商,另一种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不少地方在谈到政治协商时,都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协商混为一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政治协商功能的有效发挥。其次,要深入探索民主协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社会界别的分类与引导方面深入研究,提高界别划分的科学性及其参与的实效性。在专题协商中,要针对关涉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广泛的调研,就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协商并提出有约束力的协商建议。
再次,强化社会对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工作的积极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质是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要发挥人民政协在统一战线、协商机关这一国家政治机构的制度层面上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优势,推动建立党委、政府重大事项协商信息公开制度,发动组织社会公众全程参与和监督重大事项的协商;建立公民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提案制度等,动员组织公民以各种形式参加政协履职活动;建立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鼓励支持政协委员运用微博、博客、电子信箱等现代技术手段,通过深入所在社会组织、界别,加强与公民的沟通。
第四,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和质量。
面向未来,不断加强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是提高民主协商能力的关键。以广州为例,为了做好政治协商工作,广州市政协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强化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其中,加强区、县级市政协机构建设成为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解决区、县级市政协“编制缺、人员少”等突出问题,试行各区县级市专职主席会议成员和专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的编制在地方行政编制中单列,不占机关编制,将这部分编制用于增加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同时,广州还探索了推进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建设,着眼于推进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提高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加大提案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无疑,这些措施必将为政治协商的广州实践带来强大的后劲,也可以作为经验供其他地方进行借鉴。
第五,建议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
协商民主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平等理性讨论为途径,求得共识,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在政协这个平台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可以在公开、公正的程序中进行平等的协商、探讨、交流。为了使各方利益、各种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就应当引入辩论机制和程序,从而改变长期以来政治协商和民主评议的实际运作中,党委先有倾向性或实质性意见,然后通过协商赋予党委意见合法性与民意基础的做法,在具体事务的协商过程中有效引入公开辩论程序和听证机制,尽量做到协商程序的公开、透明,通过辩论,进行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沟通与交流,最终达成妥协,形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意见,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这正是协商政治的基本目的。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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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虽然与政治认同有相似之处,但是不是同义重复。文化认同,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价值的认同,足以瓦解一国的政治制度,一民族的凝聚力;反之,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既是该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力量,又是使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的几点看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交织过程,既包含着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以中国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应关注“文化认同”,更应关注“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不仅在于“形似”,更在于“神似”,即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注重实践性;此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要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Abstract: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a dynamic and complex process, which includes the conversion of Marxism into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nver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ould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tha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es more in the “spirit” than in “form”, both of which focus on the practicality to some extent. Moreover, concrete circumstances 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all be analyzed concretely.
党的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必将掀起又一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已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主要为党史、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而从思想文化角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把握这一进程,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内在蕴含着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关注其中的文化认同将有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基本内容。
文化认同,即 “cultural identification”,有不同的涵义。“认同”概念最初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后被运用于研究文化心理。文化认同是指对文化的一种认知和归属心理,它发生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接触和同化的过程中[1]160,它体现一种肯定的价值判断,一种认可态度与方式,即文化群体或成员承认内生新文化或外来异文化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2]20。
根据以上解释,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是中国人接受融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创造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是两种不同境遇所形成的文化在的实践中接触、同化和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特殊国情下的发展,也是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更新进步。一般文化认同理论认为,文化认同有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这两种趋势;顺向认同指认同主体以原有文化为框架,用原有文化说明外来文化,逆向主体是指以外来文化为框架,用外来文化说明原有文化,这就涉及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争的问题,落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文化,还是以中国文化来说明马克思主义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代表最先进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说明和改造中国现有文化,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有学者认为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理解、消化马列主义”[3],如有学者认为借鉴“儒学”的“人伦日用”的途径,让马克思主义不仅入党、入国还要入家,进而实现两者的结合[4]。
笔者认为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都是对文化认同的静态分析,实质是从抽象角度、纯理性分析,而现实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以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文化或者以中国文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阶段都同时并存,相互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能“马克思主义化”;
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以中国文化理解?吸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思想领域是很难严格区分,因为当我们可以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我们所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已是中国文化特有方式解读下的马克思主义,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融合”物了,民族文化深层次的思想方式、价值倾向、行为模式早已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言论、思维与行动,浸润、渗透甚至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运用,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会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契合、认同,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事实上,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以西方文化解读中国文化和以中国文化解读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批判中国文化和认同中国文化并传播西方文化同时并存,这些矛盾在那些早期学贯中西,竭力宣传西学的知识分子身上也有所体现(如严复就是一边主张“西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化,一边又在“化西”,以中方文化融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实质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样如此,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明白毛泽东延安时期所强调的文艺民族化问题。这样的理解也是诠释学所提倡的一种理念,即理解者是不能脱离自己所处历史语境理解,理解就是应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基于“认同”上相互作用,且两者“文化差异”部分还会直接影响到文化认同。没有对“文化差异”的充分关注,就不能很好的实现“文化认同”。长期以来,我们重视研究“文化认同”,较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方面,而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间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有着重大区别: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发达国家,它建立在批判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之上,是对当时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继承和创新,是指导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一门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必然进程,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中国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注重经验积累,富含浓郁道德伦理特色,是维护中国农业宗法专制社会数千年的精神血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总是在经意不经意间干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例如中国文化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小农意识”等就曾以各种机会主义形式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这一点,如学者叶险明就认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克服以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诠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这不仅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也贯穿于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5]。而学者孙奎松也同样认为中国的农民意识一直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复杂的过程,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唯有清醒的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差异”才能避免革命和建设中的“左”倾或“右”倾。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差异”与关注两者的“文化认同”,意义同等重要。
目前,学界已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有学者视文化认同为彼此的某些相似之处,如关于美好的社会理想设计(如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一些民本思想等等。笔者以为这些相似点只具形似,而非真正契合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并不具有“一致性”,如果说“五四”时期借助“大同”理念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倒不如说这反倒体现出早期传播的局限性[6]97。
又如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孔子提倡重民、富民、教民;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到贾谊的“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朱熹的“大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等等,这些民本思想的背后实质是要求或希望君主能“替民做主”,“为民做主”,而绝非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国度里的人人自由、平等,当家作主。再如,重视集体利益的价值诉求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大一统”、“家族群体”等理念相似,然而,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人合理利益之上的,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中建立在压抑个性、否定个体价值基础上的整体价值追求。当然,不能说这些形似不重要,对于一种外来思潮而言,形似至少让其能够立足,为进一步的被认可创造环境。
纵观中西文化的交流史,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每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都曾从形似开始,到被通俗化解读,再到最后慢慢与当时当地的主流文化融合,生成新的文化。如佛教最初来到中国,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又称“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其主要讲述的“因果报应”“灵魂不死”,这些思想为中国所固有的较形似,而后通过对中国的儒学、道学等的吸收,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禅宗。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形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实现中国化创造了条件。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两者的“貌似神异”也使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出现偏差,甚至误解,如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就分不清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科学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吸收。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和中国文化认同,关键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以实践作为价值标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以实践作为检验、发展真理的科学,而中国文化恰恰也则具有实用理性倾向的特质,尽管这种特质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性。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的表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重视实践,并以其来划分新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理论的差别,这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均有体现,学界也基本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解决了自柏拉图以来的物质意识二元思维模式的缺陷,因而就曾有学者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葛兰西甚至在《狱中札记》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哲学”,认为它是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批判性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他的新哲学与旧哲学差异,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具体实践的分析,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更体现在它所构想的共产主义实现方式与途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开始就依靠实践、立足实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不断推进广大人民争取解放的实践道路上完善发展。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了各国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这种立足理性分析、重事实实践的理论品格与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颇为神似,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文化历史久远。孔子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阐述的与“仁”相关的学说构成儒家主流思想,影响至今海内外华人。虽然,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并非一贯坚持儒学,国家交往、朝代更替、异族间的战争也曾带来文化上的动荡变化,但都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国文化的灭绝,这与以孔孟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具有实践理性密切相关。所谓实践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7]28,以一种合理的、冷静的、现实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用理智来引导、满足和节制情欲,它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这种实践理性的倾向在孔子就有所体现,并随孔子的影响广为流传而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特征。
孔子生活在早期宗法制度崩溃、氏族体系彻底瓦解的时代,面对“乐崩礼坏”的现实,孔子“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7]30。孔子的思想始终体现着一种立足现实,理性看待事物的特点,如孔子在以“仁”释“礼”时,他关注到现实变化,将“礼”的血缘实质转化为“孝悌”进而落实到日常人伦,使“礼”由外在约束转化为人内心的需求,进而成为人的自觉追求,正是这种切合实际的诠释促进孔子思想的传播;再如对于脱离现实的所谓鬼神之说,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表达清醒的理性精神,诸如此类思想均体现一种实践理性的精神,即“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7]28-29,这种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实践理性一直指导着国人对事物(包括思潮)的价值取舍。
尽管儒学思想在后来曾经被不同的人、不同角度加以诠释和发挥过,但这种根据时代需要改造思想正是贯彻其实践理性的体现。近代马克思主义被国人从各种思潮中选中,是实践理性指导下的结果,因为它能解决中国近代最大的课题――救亡图存,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必然――“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8]210。因而,注重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刻之处,正因为注重现实实践而不拘于书本的“条条框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了创造性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关注“认同”、“差异”“神似”等问题,也需要具体研究特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文化,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思想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认同”始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共有四条路径:欧洲语境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日本语境的“学理马克思主义”、美国语境的“空想和____马克思主义”和苏俄语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与宣传的内容各有差异。在民族救亡胜于启蒙的时代背景下,最终无产阶级历史语境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得到受实践理性影响的国人认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苏维埃,实质主要是俄国语境下产生的列宁主义,它提出进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尤其重要的是,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家的革命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相互支持,“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政策,“那就是空想”[9]276等观点,这些观点比较系统、完整,它为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道路,为近代以来数次救国失败的中国人提供了希望,同时它有十月革命这一现实成功版本,对中国而言更具现实意义。因而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指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来自苏联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中国文化也不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它正处在“转型期”即一国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一种主流文化的认可和阐释,对已有文化进行纵深解读和挖掘,同时对异己力量排斥、压制,以达到对主流文化的巩固和定型 ;第二阶段则是表现为对原有文化的"离异",即对主流文化的怀疑和否定,进而批判和扬弃既成规范,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与颠覆,这就是"离异"期,也就是文化转型期。参考胡伟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一些有识之士前赴后继从西方“取经”带来的各种思潮,已冲击改变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并形成三波思潮,“带着三种不同特色,彼此先后连续着、扬弃着迈上更高的台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扫清道路”[10]476,也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创造条件。具体说来,从鸦片战争始,地主阶级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开启了“看西方”、“学西方”和“改中国”的路径,耶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国内矛盾的尖锐,带来了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一波――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它穿着宗教外衣,掀起摧毁封建社会的暴力狂澜。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土地改革为核心,提出的一套相当完备的社会设想,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
接着资产阶级发起的维新思潮是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二波,以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严复的“严译八大名著”囊括哲学、逻辑、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将西方近代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对大量西方思潮进行通俗化介绍,他们揭示了中学与西学差异、“封建专制、纲常名教与资产阶级平等、民主的对立”[6]97 ,阐明天赋人权、“物竞天择”、维新变法等思想,极大地推进了西方学说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传播。
第三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以邹容、章太炎、孙中山等为代表。他们的思想都以进化论为基,高呼“革命”公理,以期通过彻底革命实现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经过这三波思潮的冲击,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时,中国的文化早已不是封建文化极大盛时不断巩固的第一阶段,而是不断在“离异”中变的虚弱的第二阶段,各种新思想在中国已得到不同层次的传播,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进化论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从激进主义的革命进化论传统中汲取了养分”,“生存竞争”、“最适者生存”“正与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贯穿人类历史之演变暗合”[11]。
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刻有深浅不同的进化论痕迹,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认为“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者”[12]13; 李大钊也曾提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13]162。正是前期外来思想的冲击与渗透改变了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必须看清这一点。
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需要全面关注,具体而完整地分析。面对可能影响中国文化的世界各地文化,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我们需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研究,以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才能继续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欣欣向荣,文化强国才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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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密切,有利于大学生文化认同和健康人格形成。当前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将传统文化内容与时代紧密结合,改进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是汉文化圈的源头和中心,在宽广的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经过世世代代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有道、佛等思想的多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大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是党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个人成长的必须。教育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1.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文化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一经诞生,就对人发生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个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文化熏陶,形成与特定文化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或多或少接触到传统文化理念,已经初步完成了社会化,具有朦胧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思维行为取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其已形成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2.传统文化是抵制不良文化渗透的屏障。
社会不良文化是侵蚀、腐化人们思想,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破坏作用的文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社会不良文化具有存在传播的土壤。社会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物质享乐,奢靡浮华;讲求个人中心,崇拜权势和金钱;放弃道德操守,崇尚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抵御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性文化,核心部分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具有明显的育人功能。它关爱肉体,关心生命,不自虐,不极端,讲中和,讲奉献,设置了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集体服务的人生价值。传统文化认为,个人生命由父母给予,同时承担延续祖宗生命的重任。因此,个体是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生命之树上的枝叶,其价值在于更好的促进大树繁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契合,具有内在统一性。
1.有利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与欧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集体主义。集体是价值的主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有宗法制集体主义存在各种弊端,完全无视个人利益的极端集体主义已经被否定,但集体主义不会过时,它滋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生动的素材。
2.有利于大学生基本道德规范培养。
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和”,最高理想的实现,依赖每个社会个体知礼守规,道德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道德标准。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现阶段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脱胎于传统文化,扬弃了传统道德中等级、忠君等封建糟粕,发扬了爱国、勤俭等内容。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的生动解释,以“诚信”为例,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名言和故事。
3.有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养成。
心理学上的“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可以笼统的称之为“个性”。目前对于健康人格的评价标准一般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自我意识;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大学生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刘洋泼熊”“马加爵行凶”等校园案件,凸显了当前大学生群体人格障碍问题。大学生中常见的不良人格倾向有妒忌、偏激、自卑、自我中心、孤僻等。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现实完美人格的典型“君子”,为大学生提供了目标。
1.近代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思想界痛定思痛,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力图引进西方文化,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在批判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内容被放大,甚至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在这种批判多于继承的历史背景下,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认同程度不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通过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传递给大学生。
2.受教育者大学生喜新求异的群体特点。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大学生处于人生智力发展的高峰时期,思维独立性和批判性显著增强。进入大学校门后,大学生脱离了家庭的呵护,学业压力减轻,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思考人生问题,成人意识增强,渴望证明自己的成人地位。大学生不迷信书本,不拘于传统,相对于已有结论,他们更倾向于经过自身思考,提出新的见解。传统文化作为自古流传的内容,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大学生的新奇特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利用班会年级会,开辟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3.学校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内容缺失。
我国教育体系重技能轻人文、重“成才”轻“成人”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升学率依然是社会衡量中学教育的绝对标准。在就业率考量标杆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越来越向应用型靠拢,绝大都数高校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大学生面临就业的激烈竞争,学习的重心大都放在过级、考证、考研等更有实际效用的内容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仅限于兴趣爱好或消遣。各类学校应提高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植根民族土壤,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民族品格,自觉抵御不良文化渗透,开拓向前,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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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不但对日本、朝鲜半岛产生过重要影响,还对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很多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明以及指南针技术首先应用于航海,才导致了人类所谓蓝色文明和环太平洋文化圈的形成(李二和《中国水运史》);郑和七下西洋更加深了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辐射。并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枢纽的东亚文化圈。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以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分化与融合: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
未来中国的设计将走向何处,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每一个设计者乃至社会大众都迫切想要找出答案的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随社会不断的现代化,文化也在现代性方向转变。“设计”,虽然是个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行为和意识,但严格的设计,应当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概念。自从设计师这一职业的出现,自觉的设计的行为就成为社会文化建设中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同时,今天的设计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设计问题。从广义的角度说,设计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创造问题。要看清今日的设计,必须深刻洞察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工业化水平、国家文化政策、人民的审美修养、国际交流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思考未来的设计趋势,若能站在文化的发展趋势之基础上,这样去思考问题的实质,才会看得更清,看得更远。虽然我们对文化的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但设计者应当做出这样的尝试。
改革开放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浑然不分的总体性或中心化社会,所有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财富的分配、所有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严格的一元性和政治性,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强制地整合在一起,一切都是权力话语的控制和投射。经济体制上的国有化和计划性,消解着任何独立运作的可能性,经济是政治的附庸。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组织体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隶属于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之中,个体的行为和独立性被抑制了。文化的一元性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在不存在任何其他异质文化成分的环境中,它具有唯一合法化的地位。观念、审美趣味的一元化,都是政治系统的必然延伸。
在“”反对封、资、修的“革命”口号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状态深受影响。与他人绝对一致的外表和生活习惯、行为模式,是保持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本色,“求同避异”是普遍的文化心理定势。唯恐由于一些微小的差异而被人视为异端。除了三餐一宿最基本的需要外,中国人没有欢乐,没有消遣。在那样的生产导向的时代,消费视生产计划、配给计划的马首是瞻,能获得必须的生活用品已是不易,更勿需谈设计关注消费者需求了。因此中国的设计在那样的封闭的环境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迈开了脚步,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多种所有制开始并存,行政包办一切的中心化体制逐渐瓦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统一的计划让位于平等自由的市场供求和竞争。经济的长足发展不仅使物质生产迅速复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更对社会的各个方
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开始了从一元向多元的分化。平均主义走向分化差别,从官本位走向市场化,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中国社会已经从高整合低分化的社会转向一个分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理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传统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一个基本的标志就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彼此分化,各个社会子系统开始具有并不断发展出自己的相对自律性。韦伯和哈贝马斯都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的逐渐分离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经济的分化,也迅速导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连锁反应,文化的分化当然也是其重要影响结果。经济的自律和分化导致了观念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促成了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出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普遍的商品经济关系的建立是“人的独立性”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发展的基础。
市场经济的平等性、选择性、自主性、开放型是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经济根源,它使消费者由传统的被动的消费变成主动选择的消费;把行政手段控制的由上而下的消费变成普通居民广泛参与的消费;使计划经济大群化、统一性的消费变成直接与个体兴趣、爱好有关的消费。由于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自主的选择、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识越来越强。今天,穿什么样的服装、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完全取决于自身,没有哪一种是强加给消费者的。从企业的市场战略角度而言,就是市场的不断细分,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定位至关重要,消费群体的分化越来越细,开发适合目标群体的产品、服务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分化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现象,但在历史进入新世纪,国际背景、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日渐复杂之时再认真地审视文化发展,我们会发现,在分化发生的同时,还潜在的存在着一个消解、融合的过程。这同样对设计的探讨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认真思考。信息资讯正在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WTO的加入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的资金、科技、贸易的大潮,也使文化的交融日趋复杂,中国本土文化在不断的吸收异质文化的能量,消解传统的文化所确定的各种边界。这种融合现象至少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传统社会的特征在于一种“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时间和空间的地域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使得文化的地域界限十分牢固,而且彼此有别。近20年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入地域文化的经营和传播,信息流通的快捷、交通运输业的日益进步,促成了文化的游离,文化系统本身在不断的抽象化,越来越脱离原来特定的地域限制和特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到以前无法触及的地区。时间被虚空化了,出现了真正的超越不同地域特征的北京时间。
这种文化的媒介化,对原有的地域文化局限性的破除,使文化在日益的平均化和同质化。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原本属于特定的“本地生活”的文化材料,它的有效性只有在文化主体在场的情况下才有效,现在经过大众文化的改造迅速可以成为普遍使用的材料,成为一种时尚。最典型的是那些原本带有浓郁的地方特征的文化产品或风格。像一首民歌,经过改造可以成为流向歌曲而广为传唱,一种民艺造型风格,也会因为某种社会时代因素的激发而迅速化为时尚物品而充斥街头。这样,它们也就失去了与“本地生活在场有效性”主体的内在联系,成为与这样的本地生活无关,成为那些不具有“在场有效性”的其他主体的文化消费品。当一种起源于特定地域的文化产品成为人人享用的商品时,当它们变得为所有人喜欢时,它本来具有的“地域特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在以越来越迅速的速度消解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不仅在中国本土内是如此,经济的开放化、信息化,促使中国不再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发展的形态,而是卷入了更大的“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从巴黎时装的流行风,到好莱坞大片的上映,西方文学艺术风格潮流的渗透,生活方式的吸收与接纳,等等,都在促使今日国人生活形态与观念的演变。国际化产品视觉语言的流行,对国际品牌的青睐,既是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竞争新的契机,也是压力与动力。
在传统文化中,雅俗之间的分野是明显无疑的,贵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作为一个雅俗文化的二元结构,即对立又和谐地构成了社会整体文化形态。近年来,随着大众主体性、参与创造生活意识的觉醒,再加上物质条件日渐充裕所提供的手段上的辅助推动,大众文化发展得极为迅猛,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别也在日益模糊。这种发展方向是耐人寻味的。在传统文化中,贵族文化通常是从民间文化中寻求素材和灵感,然后经过文人雅士的提炼、抽象、改造,演变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高雅的艺术形态,进入高层次的正统主流之中。而当今的文化发展似乎正呈现相反的趋向,大众文化不仅自身在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出了其他文化,而且还掠夺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成适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
大众文化不断地在吸收利用雅文化的各种材料,形式和主题,并将这些材料很快处理成流行的熟悉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如果说雅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吸纳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那么大众文化对雅文化材料的吸收,则是从“陌生化”转向“流行化”、“通俗化”。近年来中国结、唐装的盛行,从高档的手工艺术品到低档廉价物品,满足着各种消费层次、审美层次的需求。陶吧在都市生活中的盛行也是一个例证,陶艺从神秘的艺术殿堂里走出来,让每个人都可以亲身体验创作艺术的感受,不管做出来的东西如何,重要的并不在于此,而是艺术生活化的体验。大众文化的这种改造,使原先局限于少数人的文化产品,变成了大众可以消费的对象。大众文化通过吸收雅文化的特质,并对其加以改造和变形,以丰富自身文化的内涵,实现大众自身的创造生活的愿望。
在传统文化中,艺术是虚构的文化形态,虽然总是以某种方式和日常现实联系在一起,但从根本上说,逻辑上和观念上的界限实际上是存在的。但这种虚幻和现实的界线在信息社会的发展中受着技术的强烈冲击,进而在人们的生活行为和观念中被模糊了。其中之一方面就是电子传媒的普及引起视觉文化在生活体验中地位的上升。大众传媒如今日已普及的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数字电影等模拟和再现真实之物迅速而逼真,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中看到“真实”的场景,了解同步发生的现场直播的动态。
影像性的视觉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不断地消解着传统文化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特征,话语文化日益让位与直观快捷的视觉文化。另一方面就是网络的冲击,也许当初万维网在美国军事部门研制成功之时,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网络的普及速度之惊人与对世界冲击之大。网络不仅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这个数字化的世界更使人们真实地体会并实现了生活的虚拟化。网上教学,可以在家中参加虚拟课堂的授课,和虚拟的教师对话;网上购物,可以尽情浏览、比较各大购物中心的商品,并点击以确认购买;网上交友,你面对的人可以没有性别、年龄、职业、声音,一切都存在于双方的现象中,个人也可以以虚构的身份参加虚拟社会的活动而不许顾虑会被察觉。今天的人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已经因为网络的介入而有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文化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模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文化生产可以预先设定某中逻辑或模型,进而依照这些虚幻的逻辑来模拟。这就是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所说的“地图在先地域在后”的游戏规则的出现。可以依照现实的需要而将问题借助于虚拟的形式解决。例如时装界数码模特的出现,可以取代真人模特儿现场表演,就是一场惊人的革命。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虚拟现实的运用,不仅可以使顾客看到虚拟现实的物体实态,甚至可以让人去触摸、感受到它。这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其直接后果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现实”的出现,它取代了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现实,转而成为我们理解现实的主要途径。
在一直以来的人们的认识中,年龄通常是一个导致文化产品类型和边界存在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年龄在文化上有不同的伦理的、心智的和审美的差异,这是传统的文化的年龄界线。少年、儿童、青年、中年、老年人各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但是近年来传播媒介的发达、异域文化的交融、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越来越使似乎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年龄上的界线也模糊起来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开放型,像书籍、杂志、画报等印刷媒介,电影、录像、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虽然节目在内容形式上有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定位,但是在传播过程中是面向所有群体的。事实上,在手段上做到排他性是不可能的。在开放的信息环境的影响下,各年龄阶层的生活观念都在潜移默化地受着影响。
从当前人们的生活趣味的变化上可以看出一些过去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一是成年人的“返童现象”,二是儿童的“早熟现象”。成年人越发对卡通等类型的文化的固恋,甚至在大学生中卡通片、卡通饰品都是很流行的东西。从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的理论看来,这种成年人的返童现象可以说是人格发展的一种停滞甚至倒退。“固着”或“固恋”是一种心理病症,它将会导致个人生活和行为的焦虑和不适。是否成人儿童化的产品会导致什么负面效应,还是会帮助其缓解生活的压力,现在没有经过严格的证明还尚无定论。但这种现象的确引起了社会尤其是商品生产者、设计者的兴趣和重视。与成年人的“返童现象”相反,儿童在这样的边界消失的过程中,却在经历着“早熟”。
课业的压力、物质生活的充裕使当代儿童的生理、心理年龄的成长都比人类以往大为提前,儿童接触成人产品和文化媒体的机会业无处不在。因此很多设计者在定位儿童及青少年产品的风格和基调时都有大伤脑筋的体会,他们不得不感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
中国当代文化无疑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科技进步的冲击,传媒资讯的渗入,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使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错综纠结着各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因素。设计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文化背景,也应当从文化背景中找到未来发展的动因。
其一,站在企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分化与融合不断同时演进的历程,使市场的需求趋势更加复杂、扑朔迷离。按照经典的市场细分理论,我们可以按年龄、性别、地域、价值观等细分标准将统一的市场划分为一个个市场片,针对目标市场群体展开市场调研,分析市场所获取的数据进而了解顾客需求以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产品概念。
然而,在这样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下,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引起设计者和决策者的注意,那就是我们依细分策略从市场中获取的信息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间的差异正越来越大。信息从消费者的一端流向设计师的一端时,中间经历了许多衰减和误读,进而会引起决策的失误。消费者究竟想要什么,产品究竟应在消费者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为什么有时针对男性开发的产品结果却引起了女性消费者的极大兴趣?对开发与研究的方法本身的变革势在必行,传统方法显然是越来越不适用了,必须有方法与战略上的突破,才能使设计的发展永远在文化的建构中保持先锋的生命力。
其二,从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的趋势、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消解中会导致更进一步的对于企业及产品的观念的转变。随物质生活的丰裕,消费者有时需要拥有的并非实在的物质实体,当这个物质实体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和精神内涵可以被抽象出来,融入消费者的生活中时,这种愿望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因此,让消费者拥有一种符号的表征,拥有一种情感体验,将成为企业服务设计的方向,而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实态产品的开发,这两者的结合和拓展会是更好地塑造企业品牌形象的方法。
其三,外来文化观念的渗透、文化中年龄界线的模糊、地域界线的消融等使市场呈现出诸多复杂局面。设计除去在获取经济利益的价值之外,在建构整个社会文化的格局中的责任也需加以重新审视与思考。设计本身应当有深厚的伦理内涵,正如现代性所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引起了后现代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市场经济中设计所带给社会文化趣味的影响也不总是积极的,有许多急功近利的眼光导致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深思。未来的设计师,应当为人类的美好生活的建构多一份理性的思考。
诚然,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若要简单的以分化与融合加以概括不啻于盲人摸象,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设计的发展,会使我们对许多潜在可能的认识找到问题的根源。显然提出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希望有助于设计同仁思考与认识,共同推动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设计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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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中国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总结法治建设经验和教训,中国的法治之路为何如此坎坷,法治在中国如何才能早日实现?究其根本,法治的实现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讨法治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政治文化塑造着政治人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会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局面已经显现,这一变化将会推动政治体系逐步迈向民主、开放和透明,促进公民权利保护的机制建设,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变迁;政治发展
(一)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1956年,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al A. Al-mond)发表《比较政治体系》-文,把“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后来,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 Sid-ney Verba)等对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五个民主国家进行了大规模跨国调查,并写作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书,该书成为比较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1978年,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Powell,Jr)出版《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该书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组成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阿尔蒙德等人在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把政治文化建构成为一种解释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分析工具。政治文化就是指人类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精神层而的因素。
一方面,政治文化直接表现为这些作为存量的精神层而的因素;另一方而,这些存量的精神层而的因素又会对特定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政治文化的传承机制。这样,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政治文化的正向变迁会对政治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中国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整个政治变革的趋势就是君主制度不断强化,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更是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大一统观念和君权思想,这种文化极大地泯灭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白由,使现代政治理念很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内萌发出来。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也有所显现。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化,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成果又会反过来巩固政治文化变迁的积极因素,并使之制度化和进一步推动它的变迁。这一关系大致可以表示为:社会进步一文化变迁一政治发展。
(一)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多数国家都没能做到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取得了重大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公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平等、自由和民主意识逐渐增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中自由与民主的倾向成分越来越多。并且,中国人更倾向于追求知识、财富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在政治生活中,不再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态开始被摒弃,政治稳定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同的政治目标,重视秩序成为重要的政治心理。这种注重稳定和重视秩序的理性心理有利于人们摆脱各种非理性观念的束缚,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生活中最基本、最复杂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相比,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把社会成员严格地束缚在简单的身份等级划分之下而缺乏流动机会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扩展,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几乎不存在了。
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突出了作为公民政治文化主体的公民的地位,推动了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人们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的改变,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迁。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们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逐步增强。
(三)社区政治发展的影响
村民自治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兴起的农民实行自治和直接民主的社会实践。实践证明,这一形式顺应了农村社区管理的需要,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一种合适的制度安排。经过村民自治的民主实践,中国农民的主体利益意识逐渐被唤醒,规则意识、协作意识、民主意识和合作意识得到了增强。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则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最初,城市社区建设主要以社区服务为突破口和龙头,然后逐步扩展到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环境和社区治安等方而。随着城市社区政治建设的推进和发展,社区居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方而也逐步发生着变化。从目前来看,城市社区建设使民主和法治意识得到增强,对政治主体的认识更趋于客观,对白身权益和政府权力的认识更趋于理性。从而促使政治文化向着理性化和世俗化方向发展,也使他们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民主素养得到了提高。
(一)推动政治体系倾向于民主、开放和透明
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影响政治输入和政治制度运行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同 时,又被社会成员视为一种权威性的内在力量。当政治文化中理性、民主、包容的因素增多,并成为多数公民的一种心理诉求的时候,其必然会被输入到政治体系之中,政治体系也会逐步吸纳这些因素并进行相应的改造,从而推动政治体系朝着民主、开放和透明的方向发展。
随着中国政治文化转向理性、民主、开放,中国政治体系也越来越多地响应这一要求,并且,这两种转变表现出明显的互动性。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指出: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二)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
法治,即“法律的统治”,是法律制度的一种特殊状态。近代意义的法治原则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点:一是法治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法律要体现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二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一切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都必须服从法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加深和公民意识的提高,中国公民和其他政治主体的法治意识在近30多年中从弱到强,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且,通过政治实践和法治实践的具体行动,推进了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法治意识的形成与提高在法治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治建设开始迈出重大步伐。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而落实,作为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而部署。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标志着中国全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法治意识的提高与法治建设的展开表现出了良好的互动和促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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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艺术化教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浅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艺术化教育全文如下:
摘要:家织锦是土家族特有的织造工艺,其纹饰和色彩瑰丽,制作繁复而精细。试图从新的观念:符号学、图像学等方面研究土家族织锦这一民间文化现象,并指出作为文化承载物的土家织锦在社会教化、民族历史、色彩心理、纹饰形成等诸多深层次的作用。
关键词:大众文化 消费 现代社会 艺术化教育
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居住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边地大山中,在土家族聚居的地区广泛流传着一种特有的织造工艺—土家织锦。土家人善织布,早在汉代以前土家先民所织賨布就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其“文如绫锦”,十分精美。唐代,土家人所织“溪峒布”,“溪布”,在朱辅的《溪蛮丛笑》中有记载:“绩五色线为主,文彩斑斓可观。俗用以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家地区开始种棉,织布技艺也进一步提高,乾隆年间修的《永顺府志》记载:“土妇颇善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遂成五色。其挑花用细牛角。”从上述记载与现存实物相印证,可以发现:一是土家织锦的起源较早;二是织锦所用材料,曾用麻,后又使用丝棉纤维。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研究土家织锦都是将其作为艺术品来研究,重点在纹饰,色彩的艺术性上着眼。笔者以为,由于土家族是一个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民族,大量的民族文化,行为规范,民族历史记忆都是依靠非文本的形式代代相传。这种传承有两个途径,一是口传文化,即民歌、神话、谚语等等,另一个就是非文字的图像。土家织锦在这种传承中是极重要的一环。大量、古老的民族文化信息物化于土家织锦的图像符号中。来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因此,土家织锦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生活的反映和再现”,而是一个具有深厚积淀的民族文化现象,里面有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土家织锦的织造中,是以妇女为主体。这一点与鲁西南的情况略有不同,那里有专门的走村串户的男性织布匠,不过供奉的祖师依然是女性织布娘娘。土家族的女孩从7~8岁开始就随着家中的女性长辈学习织锦工艺,繁复的工艺磨练着女子的性情,在自家所织造的最得意的作品,将在她出嫁那天向世人展示出来,而新娘在婆家的地位也会与织锦的多少、好坏有关系。民谚云:“养女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所以说,土家织锦不仅是生活用品,还负担着对土家女性教化的社会意义,围绕织锦所形成了土家女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例如传说中的西兰姑娘因织造白果花,被其父(一说兄)误杀;而旧时,婆家在挑选儿媳时,首先要考查的就是女子亲手织的织锦,心灵手巧,会织锦,会持家是旧时乡间好女子的最高评价,而社会评价最高的女子也就有较大的机会嫁一个如意郎君,这也就推动了土家织锦的发展。现在许多土家织锦艺人,大多有一种温和而坚韧的性格,对于一个在封闭的、资源贫乏的大山中求生存的民族,也就需要女性这种品格才能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
土家织锦由于工艺本身的限制,不能如丝绸、刺绣、印染那样随心所欲的安排图像,对物象做精细的、自然主义的描绘,因此,其纹样多简洁大方,只保留或采用其最强的特征,犹如“戴着镣铐的舞蹈”,在工艺条件的限制中,将土家织锦的美学特征发挥到极致。但是这种极度简化,意象变形的图像,也为我们研究其纹饰带来了困难。
比如说:台台花的纹样。这是一个由水波纹、船花、虎头纹(一说人面纹)所组成的纹样,按特定格式组合成二方连续,宽10~13cm,长约40cm,镶饰于小孩摇篮盖帷边上,以大红、桃红、浅黄、浅绿等粉嫩色为主色,间以少量黑色。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两种争论,一种认为是人面纹,描绘的是土家始祖神,另一种则认为是虎头纹,代表的是土家族的白虎图腾崇拜。由于织锦的纹饰形象极度简化,要从其表面看,确实难以区分,但只要与其用途相映证,就不难发现其有图腾保护的意味,民间艺术最大特点就是趋利弊害。在这里即是如此,还有另一种纹样:勾纹,现在的争议也较大。勾纹有多种,单勾纹、双勾纹、12勾、24勾、48勾等,纹样通常一反一正、一阴一阳成对出现。织造者的解释说法较多:一说是描摹春天里的腾勾、新芽;一说是蜘蛛脚。
根据笔者的比较、观察,每种勾纹的中心都是一个万字纹,一层层的纹勾围绕着层叠盘旋,在这里,万字纹是一个太阳符号,这个符号不仅在织锦上,还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这个观点详见何新先生的《诸神的起源》,笔者不再多论。一层层的勾纹所表现的是太阳向外辐射的光芒。土家神话中很早就有对此的认识,称太阳妹妹怕羞而撒下了金针。笔者设想,这个纹样可能经过两个时期,前期纹饰中的万字纹为主体,勾纹只是其附属装饰;后期产生变化,万字纹不断缩小,而勾纹一层层逐渐扩大,并在配色中追求一种色彩的对比,朱红与草绿,橘黄与深蓝,黑色与淡黄,以色相、明度、纯度的对比加强勾纹的虚实相生、阴阳对比的艺术效果,而作为民族记忆的太阳神崇拜被逐渐淡化,至于土家人所解释的:春天的腾勾新丫、蜘蛛脚或是民族歌中唱的“48勾勾小姑,土家被盖巧功夫。郎若看着新式样,陪装嫁奁中意不?”都只是因形释义,是在发展流变中的符号信息内涵的转换,所以研究土家织锦纹饰一定要注意这种转换与丢失。
笔者将土家织锦纹饰形象与名称相比较发现:以花作为形象主体的极多,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土家人在劳动生活中之所见而又将其搬上织锦,对某些花样可以这样解释,而在某些传统古老式样中,所反映的却是采集经济下诞生的花树崇拜:梭罗树、梭罗桠、六乔花、玉簪盖等等。《太平广记》中记载:战国之时,“李正,学道……正身死,家人埋之于武陵,坟上生花树,高七尺,有人遇此花树,皆聪明,文章盛。”在现在的黔东南苗族中,依然有这种祭花树的盛大节日。可以设想,在几千年前,织锦女在创造纹饰时,一定是选择她观察最仔细的印象最深刻的物象。这就是韦雷泽爵士在《金枝》中 所描述的:狩猎部族不会用随手可得的鲜花,绿叶而是用兽牙,兽骨,兽皮等东西来装饰自身。只是纹饰发展到后期即以农业为主的时期,织锦者才会发现自然界中植物、花卉的美,从而将其搬上织锦。体现在纹饰中,不仅有对生活的观察,还有民族历史的记忆。一直以来,人们都以白虎为土家族的图腾,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崇拜蛇的部族也曾是土家人的先祖。
织锦纹饰中与蛇有关的特别多:大蛇花、小蛇花、蛇皮花、小龙花等等,在恩施,称蛇为小龙,民间故事中有《黑蛇大哥》,《向王与青龙》等,古籍有所载的、巴蛇吞象之说,现在民间还有禁忌:家里来蛇,谓之家神,焚香送之;女子梦蛇为身有喜之兆等等,可见作为土家祖先之一的蛇部族虽然被人们所淡忘,却忠实的保存在织锦纹饰中。
作为土家织锦的纹饰中所蕴涵的信息极多,是土家族口传,非文本文传的物态化形式,而与纹饰紧密结合的色彩,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外来文化对土著文化的强烈影响。土家族神话中虽然没有产生如藏族、蒙古族、纳西族那样明确,强烈的色彩观和神话中的神灵色彩系统,但是在土家织锦中却反映出强烈的色彩现象,呈现出较成熟的民间色彩体系。这种色彩体系独立于汉文化圈主流色彩体系之后,但又与南方楚文化的风格极相似,特别是战国,汉代的漆器更是惊人的相似。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的鹿角立鹤,通体饰错金纹饰,背部、翅膀、腹、尾的边缘镶一周绿松石;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中的漆器:《云豹纹漆扁壶纹饰》、《凤纹漆盒盖部纹饰》、《凤纹漆耳环纹饰》均以大面积黑色为底色,绘以朱红、金、蓝、银、黄等色,图象随器形变化,多曲线,圆弧线,物象所作c形。而土家织锦中也是这种强烈的色彩对比:其色彩浓艳、富丽,忌用大面积白色,以黑为底色,以黑、白线条分割图案,用色呈秩序排列,使对比色调调和,同时,在连续的图案中,寻求不同的色彩变化,一首配色三字经式的歌诀道:“黑配白,哪里得;红配绿,选不出;蓝配黄,放光芒。”这里已有意识的运用了互补色的原理来配色。鲜明热烈的色彩与丰富饱满的图案互为作用,色彩的冷暖与图案的分割相互依存,组成一个整体。土家织锦中虽然没有如刺绣般清晰的图象,却是以色彩统率整体,而形成强烈的视觉感受。当然,在强调楚文化影响的同时,所不应忽视的,还有土家织锦本身所产生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使楚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与产生流变的重要原因。
土家人世代生活在大山之中,青山绿水,气候宜人,即使在冬季,也是满目绿色,所居的杆栏式建筑以木为材料,木料经多年烟熏火燎(因土家人的火塘就在堂屋内),无论是建筑外壁、内墙都呈现出一种古旧的颜色,在这种色彩环境中,作为嫁奁的土家织锦所追求的必然是一种鲜亮的,能在大面积的冷、灰色调中跳跃而出的喜庆的色彩,通过视觉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慰籍。其次,还有工艺的问题,由于织锦材料多是自纺、自染,染料多是植物、矿物类,在长期使用后,易产生褪色,因此,加强其色调、色相、纯度的对比,使其长期使用后,依然鲜艳、富丽。
所以说,土家织锦的色彩又与楚汉漆器纹饰色彩有所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大面积的黑色底上强烈的朱红、蓝、黄,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与浪漫,而前者是以红色为主调,以黑为底色,以黑、白线分割图案,努力营造一种温暖、喜庆、热烈的色彩感受。因此,笔者认为,楚文化在早期对土家织锦产生过强烈影响,但是土家人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革新和创造,从而发展出一种与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需求相一致的色彩系统,虽然没有如藏族、纳西族那样在口传文化中清晰的表露出来,但是却以一种物态化的存在在土家织锦中世代传承。
土家织锦作为一个活态的文化现象,曾在土家族日常生活和婚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冲击,土家织锦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使其陷入了困境。与之相比较的鲁西南的家织花格布,通州的家做千层底布鞋却走出了另一条路。花格布是鲁西南家织土布中最重要的品种,纹饰多以条带状图案,分割、调节、过渡、统一,强化大面积视觉分割的功能,图案有:斗纹、骨头节、错节、山芋花、砖纹等,若以纹饰与色彩而论,花格布远没有土家织锦繁复、精美、富丽、浓郁,但却已形成了产业化。
从纺、经到织成成布再到进入市场已形成一条产业链。通州千层底步鞋也已经进入市场。土家织锦曾在20世纪80年代红火过,但是随产品质量的下降,用途的单一,民间生产逐渐萎缩。虽然现在研究土家织锦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在做产业与保护兼顾的工作。2002年,武汉纺织学院曾推出过一系列的土家织锦为设计原素的服装设计作品,但由于其着眼总仍是在民族服饰上,影响虽大,却不可能进入市场。对于土家织锦来说,保护与发展都需要现代设计和市场的介入,而怎样将古老的民间艺术传统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是研究者们思考的问题。
1 辛艺华,罗彬.土家族民间美术〔M〕.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4
2 钟茂兰,范朴.中国民间美术〔M〕. 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
3 汪为文.湖南织锦〔M〕. 湖南: 湖南美术出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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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许多青年人成为中国行业和企业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更是未来发展的领路人。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推向了中国甚至世界的前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创新精神,开拓着中国甚至世界的未来;在科技领域,特别是在新型科技领域,青年人的创新、开拓的精神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属性初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属性初探全文如下:
摘要:青年是社会文化未来的承载者、传承者和创造者,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属性如何,关系到我国传统优秀文化是否能得到传承,关系到我国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否可以得到推广和发扬,关系到我国未来文化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关键词:当代青年文化属性象征文化。
从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角度看待某种文化或文化现象会得出不同的关于文化属性的判断,本文主要应用马格利特·米德的“文化模式”理论,即“前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后象征文化”理论来研究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属性。
青年是社会文化的集合体,社会文化形态影响着青年怎样接受和接受什么文化,这也就影响着青年文化属性的形成和确立。本文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中后象征文化仍然是处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础地位,互象征文化处于当代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前象征文化在当代中国有一定的苗头但并不明显,是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的未来发展方向。当代中国的三种文化形态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青年的三种文化属性,即:后象征性、互象征性和前象征性。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探究一下当代中国青年的这三种文化属性的所处的地位和表现。
首先,研究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后象征性文化属性。中国自古就有尊重父母、尊重传统和尊重历史的文化传统,这使得当代中国青年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品德上都具有深厚的向长者、向过去经验学习的后象征性。可以说,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经历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其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中国青年一直具有后象征性的文化属性,正是这种文化属性的具备决定中国的青年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所以,后象征性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基本文化属性。
其次,考察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互象征性的文化属性。由于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互象征文化形态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社会存在着属于不同辈分群体文化期望和文化价值,所以互象征性是当代中国青年的主要文化属性。这表现在:老师、同辈人和青年团体已成为青年人学习和获得文化信息的楷模。当代中国青年形成了以自己的同辈人作为文化楷模的文化,而这种属于青年自己的文化是当代中国青年互象征文化属性的集中体现。可以说,在当代中国互象征文化无处不在,青年人有自己的偶像和楷模,但他们很少是自己的父母或是长者,而是与他们年纪相差不是很大的同辈或年轻成年人中的精英,总之,青年人的楷模不再是或不只是自己的父母和长辈,他们更亲近于与自己成长背景相似的同辈人。
最后,重点探讨一下当代中国靑年的的前象征性的文化属性。前象征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青年成为社会的权威,长辈以青年为文化楷模。当今中国,社会的权力和权威仍掌握在成年人手中,前象征文化并不明显,但当代中国青年的身上已经有了前象征性文化属性的某些体现。
在经济领域,许多青年人成为中国行业和企业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更是未来发展的领路人。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推向了中国甚至世界的前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创新精神,开拓着中国甚至世界的未来;在科技领域,特别是在新型科技领域,青年人的创新、开拓的精神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以自身丰富的知识和对科学技术的掌握程度已经把他们的父母远远抛在了另一个时代。许多长辈不得不向青年人学习新的知识,以求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文化领域,青年人已成为中国流行文化的领路人。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年人的文化也会成为引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路标。
以上我们从社会的不同领域呈现了当代中国青年前象征文化属性的一些表现。但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当代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性的表现是有限的。当代中国青年存在着创新性不足的问题,他们往往只是学习或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青年的流行文化,缺乏原始创新性。可以说,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文化属性的真正确立和壮大,还得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走很长一段路。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千年文明深深的牵绊着中国人,中国的前象征文化的发展一定会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是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文化属性的形成也一定会更加漫长并伴有自己的特点。可以预见,未来中国青年人身上的文化属性会具有多种类、多层次的特色。中国青年的前象征性绝不会是横空出世、无土栽培的,而是有根的,这根就体现在中国人的后象征文化属性中。
[1]马格利特。米德。代沟[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2]吴广川。青年学辞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文化空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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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密切的整体,世界各国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民族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同时文化帝国主义泛滥和文化霸权主义也兴风作浪,成为文化民族化过程中的重要障碍。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及其实现路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及其实现路径全文如下:
摘要: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深厚土壤,只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出发,吸收借鉴世界一切文明成果,民族文化才能得到不断发展。从民族化视角实进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成是全球化时代赋予的重要课题,也成为新时期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先进文化 民族化 传统文化 文化安全
(一)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是整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升华,它反映和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整体风貌和独特的性格。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文化具有激发广大人民的热情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功能,同时它也具有巨大的社会感召力和整合力,可以把整个13 亿国民凝聚起来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扬的重要形式当代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有效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传统文化的日益消退、外来文化的侵蚀等都在影响着文化民族化的发展。文化要想民族化,必须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并且在这样的一种融合中通过先进文化的建设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有效方式改革开放背景下,各种外来文化涌入中国。同时,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这就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选择趋向多样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严重威胁着先进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只有不断用民族化的形式提高其感召力和吸引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才能最终战胜外来文化保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
(一)文化民族化受到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和文化帝国主义对民族文化的侵略。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密切的整体,世界各国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民族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同时文化帝国主义泛滥和文化霸权主义也兴风作浪,成为文化民族化过程中的重要障碍。
(二)国民对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缺失。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树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但19 世纪中叶,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受到了重创,国民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日趋流失。
(三)文化民族化发展过程中缺乏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发展和进步,想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和替代,就必须加强自身民族文化的不断创新。但是,我国民族文化却在创新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缺乏文化创新的观念;缺少文化创新的有效机制;在创新政策和法律层面缺少应有体系等方面。
(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流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重要理论基石,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博大精深的内涵是现代文化民族化的宝贵财富。但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现代教育对民族传统文化内容的缺失;传统文化艺术形式的失传;传统文物和历史古迹和破坏;传统文化节日的淡化等方面。
1、确立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用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发展潮流,增加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心。2007 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报告中,这也充实了我们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2、增强大众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提高大众的民族文化素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民族精神、伦理道德、艺术表演等形式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被流传至今,这对于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培养民众的民族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五千年始终兴盛不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
1、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理论,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上,必须在理论教育的基础上立足实践。真正的民族精神是根植于民族群体之中,内化于每个国民心理意识、言论行动之中的。所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从人们生活的实践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出发,把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起来,在继承的基础上培育新的民族精神。
(三)秉承民族文化厚重的生命底蕴,吸收借鉴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底蕴和深刻的历史内涵。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必须秉承民族文化厚重的生命底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之中去,在建设当代文化的同时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广大。
同时,我们应该吸收当今世界各国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洋为中用”,处理好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这也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促进国际联合积极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反对和抵制文化帝国主义,保护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维护世界文化生态平衡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建立起广泛的世界反文化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推动世界文化新秩序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建设,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1、支持世界文化多元化,联合国际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有效的抵制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保护了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安全。
2、努力构建国际文化共同体,并积极参与内外对话。文化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尤其是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更加方便和容易,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家间的“国际文化共同体”,以此来抑制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3、建立认同平台,把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推向全世界。
中国的强大发展不仅不会给世界带来威胁,相反的,中国文化会把自己的文化理念推向全世界,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文化秩序。
(五)增强文化的创新能力,提升民族文化的竞争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不竭的动力。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努力提升民族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1、大力推进文化观念创新。文化观念的创新必须立足国情,把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几千年封建落后的文化中解放出来,不断从对西方文化的误解中解放出来,开拓创新意识。
2、大力推进文化内容创新。文化内容的创新是指导思想的创新,把古今中外的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
3、大力推进文化形式创新。文化形式的创新必须用符合了时代气息和别致创新的符合民族形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
我国的文化民族化建设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如何抵制外来文化的侵略保护文化发展的民族化,如何把中华文化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所以,我们应该遵循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建设原则,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去完善和研究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实现路径,最终真正实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伟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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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华夏文化为基础,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的国际属性,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受中华文明影响较深的东方文明体系被称为“汉文化圈”,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反映。从旧石器时代的发明创造,到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一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相关论文: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从一般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表现是:有等级,无平等;有强势,无弱势;有传统,无创新;有人治,无法治;有礼节,无理性。在现实层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权威主义、机会主义、平均主义、血缘主义、功利主义。在宏观的社会效果方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中国文化的单向度性和强势性体现在微观的个人人格方面,主要表现为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中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催生文化不均衡性和强势性的根本原因。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其中体制创新是关键。
关键词:中国文化 分析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甘肃靖远人,1964年10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理学、经济学双学士学位,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曾先后公开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5本,并获得过10多项科研奖励。)
论文正文:
什么是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所指中国文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表现出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主导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在现实层面,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并融合其他文化的一种文化存在。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里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及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文化有些什么特点?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下面谈谈本人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有等级,无平等。
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家族的等级性立足于血缘。而社会和国家的等级性是家族等级性的进一步推演。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剩余分配权。一般而言,等级越高,其所具有的分配权就越大,其享受的待遇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平等,只能是同一等级内部的平等,并没有全社会的平等。所以,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
二、有强势,无弱势。
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有的同志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人本的特点,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民本与人本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人本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范畴,而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只是民本范畴。民本的目的为了强者,是最终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人本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所以,民本只是一个局部范畴。当然,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现实主义导致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人本;因为这种以人为中心只是以少数人为中心,只是以强者为中心,而非以所有人为中心。
三、有传统,无创新。
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顽固特点。由于缺乏创新,所以中国文化实质是一种静止的文化,或是一种循环的文化。虽然有局部的变革,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枝叶的修剪或是对整体的一种修饰。其修饰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原有本质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实质的变化。这里中国文化没有创新根本原因不在自身。任何文化本身都是极具创新力的。中国文化缺乏创新,根本原因是外在力量的压抑,尤其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压抑。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创新总会遭到原有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摧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均衡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格局是:强势太强,弱势太弱。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创新除非对强势有利,否则,创新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四、有人治,无法治。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种人治文化。反过来,人治文化又促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人治的有效性,道德自律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周公在总结商殷灭亡的教训时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儒家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里修身是起点,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另外,统治者也是历来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的。因为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所以,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
五、有礼节,无理性。
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在中国古代,各朝都设有专门管理礼制的官职。在周代,礼制的管理属于宗伯,后世逐渐演变,就成了礼部。“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一、权威主义。权威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上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精神世界的不确定性。由于落后和不确定性,人们必然就有追求和向往。而权威是与追求和向往相伴而生的。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子,所以,中国具有产生权威主义的肥沃土壤。对个人来说,权威主义表现出两极的特性。一方面,个人需要和崇拜权威;另一方面,自己也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权威。在中国,权威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时间的不断强化,已进入到国民的深层意识结构中,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和巨大的。
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一般原因是:经济人假设、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但在中国,机会主义的诱因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首先,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博弈不同于工业社会由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容易诱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封建专制体制所体现的人治传统是催生机会主义的天然政治温床。再次,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文化乐园。正因为有如此雄厚的现实基础,所以中国机会主义的泛滥也就是一种必然。
三、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原生平均主义,这是人类所共有的,它不因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别而有所差别,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由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派生平均主义,它与特定的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有关,体现的是一种特殊性。
在中国,一方面存在原生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有着产生派生平均主义的更为雄厚的土壤。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不均衡一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的不均衡。经济的不均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的不均衡:一方是高度集中的完全垄断;另一方是高度分散和小规模的无序竞争。二是分配的不均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其次是政治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有:天下权力集于一人之手,等级制,权力缺乏制衡,上下级之间权力不对称等。再次是文化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以强势为中心。不均衡必然导致人们对均衡的渴求,越是不均衡,人们对均衡的渴求度就会越高。从结果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终表现就是不平均。所以,人们希望均衡,往往就会演化为对平均的追求和执着。
四、血缘主义。
血缘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血缘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以基因为准则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远近是与所含相同基因的多寡成正比例的。血缘主义的原则可以泛化到血缘圈子以外,如朋友之间的称兄道弟实质就是血缘关系的泛化。血缘主义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组织均衡,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血缘主义不利于社会化大分工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不利于社会的平等化建设,最终,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在中国,血缘主义可谓根深叶茂,所以破解血缘主义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五、功利主义。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功利主义是一个普遍范畴,中国也不例外。但在中国,功利主义表现得更为现实和具体,中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是与农业文明紧密相关的。中国现实功利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重经验,轻理论;重短期,轻长期;重局部,轻整体;重特殊,轻一般;重人情,轻法律;重迷信,轻自信。这种更重现实的功利主义很容易导致社会发展的“囚徒困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必须要有理性的约束;否则,功利主义只会导致功利主义的异化。
一、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
中国文化是一种富于弹性和随意性及人治特征的文化。文化的灵魂是价值,是规则。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凝聚、导向、整合和规范的功能。而规则本身又是人们谋利的一种手段。在强者和弱者共同参与的博弈中,如果规则不具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则博弈结果未必一定有利于强者。但在规则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的情况下,博弈结果会多数有利于强者。主要原因是:规则的弹性和随意性导致了规则有效性的降低,这时,博弈双方的结局主要取决于二者的个人实力,而不是其他因素;另外,由于规则的生成和运用本身具有强势主导的倾向,所以,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规则会体现一种为强势服务的工具倾向。所以,只有刚性的规则,才能为社会合理性提供一定的前提条件。反之,若规则随意性大,则其实际所体现的最大功能就是更多成为了为强者服务的一种工具。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假如你犯了事,这时问题就不是看你犯的事大不大,而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密切相关的。一个人越是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处理的结果对其就越有利;反之,则反之。
二、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
中国社会流行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和为贵”及取“中”的处事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处理结果一般是有利于做坏事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选择做坏事,还是选择做好事,取决于二者的成本收益分析。这里的收益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成本也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个方面。一般而言,人们总是要综合考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以期实现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由于每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一般是不同的;所以,在现实中,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可能会有不同的决策选择。
但不管情况如何,其决策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一个良好和有效的社会规则,应当满足:做坏事的个人成本大、个人收益小,做好事的个人收益大、个人成本小。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及求“和”和取“中”的价值导向,只能使本应付出成本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成本支出,本应得到收益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收益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更偏好于做坏事。因为,虽然做坏事的社会成本大,但社会并没有让其付出真正的个人成本;相反,做坏事所得到的个人收益却并没有减少多少。另外,中国文化中所潜藏的平均主义,本质上也有一种使收益者减少收益、使应付出成本者减少成本支出的价值倾向。
三、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中国,大凡处理事情,人熟不熟悉,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熟人原则实质体现的是一种血缘原则。熟人原则导致社会游戏规则的二重化。在熟人之间,是一套游戏规则;在陌生人之间,是另一套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多重化将直接增大社会的运转成本并将更多诱致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熟人原则也导致一种关系本位。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将会更偏好于拉关系,而不是将更多精力用在真正的生产方面或是真正的发展个人能力方面。所以,熟人原则最终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当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熟人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偏好熟人并非就必然不合理,这里也有个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相对于陌生人而言,人们对熟人了解更多,从而在熟人之间决策就更容易一些。一般来说,讲熟人原则不能离开社会理性,否则,就是不合理,这里更不能将熟人原则扩展为关系本位。当然,如果符合社会理性,决策或有关行动偏好熟人也未必就是一件很坏的事。社会离不开熟人,但不能有熟人本位或关系本位。
四、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
中国人处理事情,更多是考虑个人效果和私人关系,而不太注重考虑社会效果和整体效应。从中国文化的一般特点看,这种只注重个人效应,忽视社会整体效应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不仅仅是个别例外。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从人本的角度看,注重个人效应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但任何个人效应都应符合社会理性原则,否则,最终吃亏的仍是具体的个人。因为只注重个人效应,不注重社会整体效应,就有可能使社会最终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循环陷阱中,不能自拔或难以自拔。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就是一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些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现象,实质也是这种情况的一种表现。中国人很聪明,在文化中也体现了一种个人的聪明主义。但这种个人的聪明主义往往只会导致整体的一种糟糕结局。所以,聪明只体现个体理性,不体现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只有转变为社会理性,才是真正的大聪明。社会理性要求不仅要考虑个人效应,也应考虑社会效应。有了社会效应,最终也会有助于个人效应的实现,而且能使个人效应得到更好和更长远的实现。
五、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
将来和现在是一种从时态角度考虑的文化观。实际上,中国文化所体现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大家都是认可的。这种现实性和功利性在时态上的表现就是只有现在时,没有将来时。目前,中国社会诚信的缺乏与机会主义的泛滥都与此有极大关系。将来对现在是一种制约。从哲理的角度看,没有了将来,也就没有了现在。这里存在的情况是,虽然中国文化没有将来时,但有过去时,且对过去时是高度关注的。老祖宗不能丢。传统总是好的。祖宗是我们的权威,是我们命运的掌握者。但过去毕竟是过去,过去说明不了现在,更说明不了将来。所以,中国要发展,不能只靠过去。但过去又构成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过去、现在、将来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三者既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三者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着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
一、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
当一个人处在强势地位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处在弱势地位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封建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弱势,对下级而言,他又是强势;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二、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
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
三、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
面子是一个人的形象,是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属于精神产品的范畴;里子是一个人真实的自我存在。面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在实际功能方面,面子体现了一种社会对个人的现世约束。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对面子具有较强的需求偏好,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将来约束;二是缺乏现世约束,如人治氛围浓烈;三是社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及功利主义趋向。面子情结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个人既看重别人的面子,主要原因当然是为了自己的里子;但为了自己的里子,一个人又不得不看重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形象。从经济学角度看,面子就是一个人的品牌,其最终落脚点是利益。所以,中国人爱面子,也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均衡需要。
四、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
封建等级制和贫困等原因促使人们形成自尊心与自卑感都很强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处在弱势时,会加重人们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处在强势时,又会衍生出强烈的自尊心态。另外,自尊与自卑人格又互相包涵和转化。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自卑更多是由外界条件所致,所以,对自卑者而言,这种自卑感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自卑者的深层心理是:别看你强,只要条件相同,我也会和你一样。所以,外生的自卑只会激发内生的自尊。二是自卑本身也是自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三是自卑是追求自尊的心理前提条件。有了自卑感,才会促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实现自尊的行为。
五、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
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中国文化总的价值趋向是: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的就是这种逻辑。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的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
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依靠暴力推翻专制统治,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种是与专制统治合流,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内圣与外王体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就是:社会需要个人以内圣为主导,以外王为逻辑结果;个人需要以外王为主导,以内圣为逻辑结果。这种情况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是内圣与外王双重人格的两极统一。
中国文化总体体现的是一种强势和等级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文化的不均衡性和强势性?专制制度是根本原因。
首先,文化的灵魂是价值观,而价值观实质是一种制度的存在形式,而制度的演进又总是具有利益取向和强势主导的特点。马克思说,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主体为什么要积极推动制度变迁,核心是主体自身利益需求。任何自然都不具备主观能动性,只有社会主体才有主观能动性去推动制度变迁。而大量社会主体为什么有积极性去推动制度变迁,前提条件就是利益。另外,引致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多元的,但不同主体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单个的人,就是一个主体,一个集团,也是一个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当某一主体处于社会核心权力位置时,该主体就具有了强势地位。所谓社会核心权力位置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位置,一般是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的一个集合。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大;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小。
其次,封建专制制度造就的官僚集团是封建社会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维持文化为强势服务的特性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要求和需要。所以,历代统治者总是要竭力维持这种文化传统,并不断采取措施更加完善其为统治者服务的特性。
再次,能否说小农经济是产生专制文化的根本?答案是:经济是基础条件,但不是根本和决定条件。说经济决定一切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说法。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应当是一个互相嵌套的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对历史的发展作用是不同的,问题取决于谁是瓶颈因素。谁是瓶颈因素,谁就是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决定变量。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看,小农经济也并非一定导致专制文化。
第四,中国的专制文化是与专制制度相始终的。专制制度需要专制文化,专制文化又依赖专制制度而存在。
所以,中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促生文化不均衡性和强势性的根本原因。
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伴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要求人们在意识深处体现一种平等、法治、民主、人道、自由、自信等理念。但由于几千年的文化沉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政治、经济等现代化相比较,任务将更为艰巨和困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其中体制创新是关键。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所以,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所以,中国要取得长期发展,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为创新提供充足动力,这里关键是在制度设计上要为创新提供充足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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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来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越来越热了,但是这似乎更主要是集中在学术圈之中。可能对于老百姓,我们会觉得老百姓的文化水平太低了,不能理解这么高深的理论知识。但是,对于大学生这是十分必要普及的。让大学生对于“民族主义”和“文化认同”有清醒的认识。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本质上就是民族冲突)时能够保持理性的思维本位,不至于采取过激的行为。这对于中华民族是复兴,和谐社会,和谐地球的构建都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民族 民族主义 文化认同
理解民族主义首先必须了解民族。然而关于民族的定义中外学界至今争论不休。西方学界比较著名的有马克斯·韦伯对民族定义为,“nation(民族)是一种会充分地自我宣称有自己国家感情的共同体;由此,它是一种通常趋于建立自己国家的共同体。”①另外一位民族主义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②“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有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③这两位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思考方向,前者是在已有族群的基础上“宣称有自己国家感情的共同体”,后者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我国近现代对民族也有着自己的定义,首选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了他的民族定义,构成民族有“五种巨大的力”,其中最大的力是“血统”,其次是“生活”,第三是“语言”,第四是“宗教”,第五是“风俗习惯”,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不是武力征服得来的。孙中山的理解是正确的符合了日本以及西方对于民族的理解。1926年蔡元培在北京写《说民族学》一文,认为民族的特征是“血系、语言、住所、习惯、宗教、精神体系”。④这两位对于民族的定义都把“血统”放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当然与当时的国情有关,但是也体现了而这对于民族定义的局限性。二者的“民族”更趋近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格局中“多元民族”中的民族⑤。
必须承认对我国现当代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制度层面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斯大林对于民族的定义,他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⑥在斯大林对于民族的定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民族”的权威定义指导下,我国执政党和政府把民族定义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⑦
由以上的对于民族的不同定义,可以看出对于民族的理解历来不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民族”对于国家建立,成立政权的合法性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所以对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民族不能撇清和政权之间的暧昧关系,政权离开了民族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这是关于民族理论所逃避不了的。
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更是纷繁复杂,各家有个家的看法,学界至今难以达成一致的共识。已故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政治原则和政治合法性理论,认为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主张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⑤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民族的绝大多数普遍表现并要求普及到它的所有成员中去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承认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承认民族是一切文化创造力和经济福利的源泉。因此个人对他的民族是极端忠诚的,因为在他看来民族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并为自己的幸福创造了可能性。⑥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认为民族主义完全是在想象的民族的基础上,由领导者再引领民族成员进一步联想而成的。“假设如果民族国家确如公众所认的,是‘新的’而且是‘历史的’,则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民族’的身影,总是浮现在遥远不复记忆的过去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时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之中,正是民族主义的魔法,将偶然化成命运。”⑦西方思想家伯林“区分了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就是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赫尔德提出了归属和民族精神的概念,……依照伯林的解释,赫尔德有关民族的观念,不具有进攻性,赫尔德所想要的,无非是文化的自决,赫尔德否认有哪个民族对其他民族有优越性。”⑧在国内,徐迅把民族主义概括成“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⑨王逸舟指出“民族主义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通常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的族际情感。”⑩
在现实之中关于民族主义却有着褒贬不一的看法。关于民族主义的不同主张,甚至完全对立的倾向,许多情况下,似乎都不分青红皂白的被扣在了“民族主义”这顶帽子下面。比如主张侵略扩张,甚至屠杀压迫其他民族的主张,会被称为“民族主义”;相反,反对侵略压迫,捍卫民族独立的主张,也会被称为“民族主义”。主张严格民族界限,甚至用血统或者政治边界来确定民族归属,以达到所谓“纯化”民族的目的会被称为“民族主义”;而主张宏扬文化,同化吸收其他民族,扩大民族成员的数量也会被称为“民族主义”。以至于汤姆斯·奈伦感叹“‘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如同‘神经衰弱’之于个人一样的不可避免;它既带有与神经衰弱极类似的本质上的暧昧,也同样有着退化成痴呆症的内在可能性——这个退化可能性乃是根源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所共同面临的无助的两难困境之中(这种痴呆症等于是社会的幼稚病),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无药可医的。”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种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力量相对于它们在哲学上的贫困与不统一”。⑾
文化认同总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不同的社会层面产生不同的文化认同。在民族层面上的文化认同则可以理解为与个体关系最为重要的文化认同之一。当然,文化认同不是天然就形成的,也不是天然就能够为个体所感知的。很大程度上文化认同是在有比较的环境中产生,故“文化认同的增强往往是在文化对比之中,甚至在文化危机之中获得的,在没有对比中可能也就没有强烈的自我的文化认同感受,人们仅仅是生存在一种熟悉的文化环境中。”⑿露丝·本尼迪克特曾深刻地指出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每一文化之内,总有一些特别的,没有必要为其他类型的社会分享的目的。我们只有理解那个社会的情感与理智的主要动机,我们才能理解这些行为所采取的形式。⒀
所以每一个个体对于所处的文化的认同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随着个体的发展逐渐加深对文化的认同与理解。当然,个体在发展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跳出了普遍意义的文化认同,站在了更高的层次审视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但是这不能表示个体已经跳出了生长的文化圈,只能是表明文化圈的范围进一步延伸扩展了,有了更加宽泛的外延和更加深层次的内涵。正因为如此全民族层面上文化认同和民族的兴衰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当一个民族处于兴盛阶段时于此相适应的这一民族的文化认同不仅较为强烈,而且可以表现得宽宏,在对自己文化民族的认同的基础上,易于吸收文化中有益的因素为我所用,其结果是使自己的文化中注入了新的血液,获得新的发展。然而当一个民族处于落后的境地,文化认同在一定时期内是不一定会因此丧失的,相反还可能成为维护自己生存的内聚力,但是它所表现出的不再是一种广纳宽容的姿态,而是一种排外、维护自己利益的姿态,其结果可能导致一个民族更加封闭,更加落后,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直至这个民族走向灭亡,或为先进的民族所融合。所以“民族的兴盛是文化认同的坚实基础;落后的民族总是要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民族处于衰落期文化认同的另一种情况是以自己的认同为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民族存在,其结果是导致民族的封闭与排外。”⒁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来,在“民族主义”问题中争论还是很多的。在现实生活之中,我们却又无时无刻不碰到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问题。而且在民族问题中又常常与文化认同纠缠在一起。尤其是在当今网络如此发达的环境之中,信息传播的速度已经大大超越了人们的想象了。甚至有人说,千比特已经取代原子成为社会的基本元素了。例如2008年的奥运圣火传递中发生的种种不愉快,在那样的环境下民众的情绪很容易被激发和利用,作出不理智的行为。对于正在进行的上海世博会,可能触及到民族的事件会更多,虽然很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如果,大学生如果能够了解关于民族主义的知识,在文化认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在面对类似的问题中就能够作出自己的判断,采取更加理智的行为来作为对本民族不尊重的回应。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也符合社会的要求。
①关于孙中山先生和蔡元培先生对于“民族”的定义,参见百度词条“中华民族”,上网时间2010年5月5日。
②关于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参见徐杰舜、韦小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评述》,《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③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P64
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光明日报》,2005年6月1日。
⑤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P1 – 2。
⑥参见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P11。
⑧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P329。
⑨参见徐讯,《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⑩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P96
⑾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P5。
⑿郑晓云,《文化认同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P28。
⒀参见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⒁郑晓云,“文化认同的机制与类型”,《文化认同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参考文献:
[1]叶江,《民族概念三题》,《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3]徐杰舜、韦小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评述》,《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4]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
[5]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
[6]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7]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8]徐讯,《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9]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郑晓云,《文化认同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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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指美化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造型艺术。它的突出特点是物质生产与美的创造相结合,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并具有审美特性,为造型艺术之一。也指以美术技巧制成的各种与实用相结合并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通常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物质产品,又具有不同程度精神方面的审美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的反思与深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从20世纪初便开始兴起,建国之后更是在理论建设发面有着长足的进步,“实用美术”观点、“工艺文化本元论”以及现代设计观念等观点纷纷出现,对我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们现在研究工艺美术理论有着很好地借鉴意义。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阶段。随着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带动下,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和工艺美术历史研究在借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观点的基础上不断深化,陈之佛、庞薰?、王朝闻等学者也纷纷对中国工艺美术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对以往的工艺美术观点进行兴革,形成了一批赋有时代特色的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分化,因此笔者将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作为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史上一个整体阶段进行阐述。
(一)“实用美术”观点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成果众多,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关于工艺美术的定义、原则、本质、社会功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其中以陈之佛的“实用美术”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实用美术”观点强调实用与美的统一,要求工艺美术必须兼顾实用和美两方面的要求,工艺美术的落脚点必须放在真正服务于大众上。
长久以来,中国的工艺美术在宫廷工艺、文人工艺、宗教工艺、民间工艺四者的滋养下不断发展前进,各个历史时期的工艺美术也各具特色自成体系,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工艺美术却真正进入了低谷。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大机器生产的产工业品大量涌入,这些产品的物美价廉使得中国传统的工艺产品备受打击,中国传统手工艺产业一落千丈。
辛亥革命之后,宫廷工艺体系解体,文人工艺、宗教工艺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影响日趋衰微,这时的中国手工艺产业以民间工艺为主导,开始向西方学习,引入大机器生产,各种手工作坊兴起,但由于其在工艺形态等方面并无改观,因此中国的手工艺产品仍然没有实力与西方竞争。与此同时,发端于清末的关于手工艺是“奇技淫巧”的狭隘观念迅速发展并影响深远。建国初期,工艺美术更是被许多人错误地理解成“手工艺”,使得“工艺美术”一词一直受到许多非议。
“实用美术”观点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的代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以往狭隘工艺美术观点的纠正。人类的生存要求决定了人类最基本的造物观念是要优先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衡量造物活动的最低标准便是是否能够实现衣食住行用的物质要求,即一件器物是否具有实用功能,在物质要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审美――才会应运而生。
在历史的发展中,尽管这种精神文化要求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不断提高,产生了以审美鉴赏为主的造物,但这种造物一旦脱离了实用要求的规范,那么它就失去了造物最基本的价值支撑,从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失去动力,真正沦落为供少数人鉴赏把玩的“奇技淫巧”,其结果只能是消亡。“实用美术”观点将工艺美术从“奇技淫巧”中解放出来,对工艺美术造物的实用原则进行强调,把以往专注于审美的理念打破,将实用要求和审美要求放在等同的位置上,同时将工艺美术的受众由以往所认为的“皇室贵族”转变成普通大众,重新确立了工艺美术的地位与作用,对建国初期将工艺美术品与手工艺品或工业品相等同的简单划分进行驳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工艺美术发展态势和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行进模式。
(二)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
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工艺美术产品体系发展不完善,因而市场受到西方产品的严重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西方工艺技术和审美观点被引入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产业遭到强烈冲击。“实用美术”观点认为当时的中国工艺美术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层面上,在引进国外的工艺技术的同时,更要注重对传统工艺技术的改良与开发,用现代教育手段提高艺人的素质,从而提高我国工艺美术产品的整体实力。“实用美术”观点在以往单纯重视产品“美”的基础上加入了“实用”的要求,并将二者的地位等同,这使得工艺美术真正融入大众的需要之中,确立了工艺美术服务于当时社会发展、经济实用的造物原则,对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实用美术”观点提倡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把握传统的同时,按照现代市场要求对传统工艺形态进行改造。“实用美术”观点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工艺美术产业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将传统工艺的发展与时代进步相结合,在中国工艺美术衰微之际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标支着工艺自觉时代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我国一方面积极开发国内资源,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经验,在这种大环境下,80年代以后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发展逐渐分化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对80年代之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另一个是对80年代之前的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虽然两个方向立足点不同,但二者都注重工艺美术的宏观建构,探寻工艺美术的文化特质,完善了工艺美术理论体系与学科构架,属于中国工艺美术理论重要的发展成果。
(一)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
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方面以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工艺文化本元论”(该观点被收于张道一论文集《造物的艺术论》中)最有代表性。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工艺美术从十年浩劫中渐渐复苏,工艺美术产业渐渐兴起,但工艺美术理论亟待完善。当时社会上普遍注重工艺美术的审美价值,认为工艺美术是一门类似于绘画、雕塑的“纯艺术”,忽略其实用价值,使得工艺美术日渐脱离大众需求,工艺美术产品日趋落后于西方,更造成国内对西方工艺品的盲目崇拜和模仿。针对这种情况“工艺文化本元论”指出:人类文化都是由最初的一种综合的、一元的文化形态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或分离,从而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型;工艺美术是一种带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的本元文化,是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造物艺术。
“工艺文化本元论”对造物活动的本质规律进行了探讨,同时也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工艺文化本元论”在深刻探讨人类造物活动的实用因素以外,更强调物化过程中对于精神文化因素的理解。我们不能单纯从物质性或精神性上探讨人类的造物活动,造物的核心价值便是二者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致,造物活动必将随着社会需求而发生分化,产生所谓的“实用艺术”与“纯艺术”之分,当这种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又不可避免地回归本元,这种分化与回归的最终目的便是适应生活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我们要将工艺美术放到整个造物的脉络中把握,将其实用性和审美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摒弃以往认为工艺美术是由实用性和审美性简单“结合”的论断。
“工艺文化本元论”不但从哲学领域为我们认识工艺美术的双重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更将这个论断推广到整个艺术领域,并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艺术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行归纳。与此同时,与工艺美术相关的领域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同步的发展,如民间美术、艺术学等,工艺美术的发展对民间艺术研究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打开国门相西方学习,“设计”一词也被随之引入,在随后的发展中,“工业设计”作为与“设计”相对应的学科在中国渐渐确定下来。在工业设计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持续着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工业设计认为传统工艺美术观念过于老旧,阻碍了工业社会发展;认为工艺美术是一种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手工艺文化,“无法与工业文明、商品经济的外部环境协调”①;发展空间过于狭窄等。与对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相对应的是这一时期工业设计理论的发展,其中以柳冠中的设计文化论最为典型(该观点被收于柳冠中论文集《苹果集:设计文化论》中)。
设计文化论对工业设计的概念、范畴、特征、目标等一系列要素都进行了阐释,认为“设计是协调诸矛盾因素的人类改造自然与自身的主动的创造行为”②,工业设计一切以人的需要为核心与出发点,是一种“创造合理的使用方式”的文化,柳冠中曾解释道:“合理的使用方式是工业设计的原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见证,也是人类社会未来的雏形。它包括主宰――人;对象――物;目的――生存。人是主导因素。‘使用’是指人的行为过程;‘方式’是人类文明、文化的具体化;‘合理’是审美标准。因此将为人(或人类社会)作为目的的行为,体现了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水平,又合乎时代的审美标准,这就是工业设计的全部内容。”③
工业设计对工艺美术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设计在中国的发展开拓了空间,使得工业设计能够迅速在国内立足并发展起来,1997年国家正式用“设计艺术学”取代了“工艺美术学”使得设计学科得到进一步完善。但总体来看,当时工业设计对工艺美术的批判还是有失偏颇的,张道一先生曾经激烈地批判工业设计:“在理论上豪言壮语、大话连篇,诸如‘设计哲学’、‘国土设计’、‘生活方式设计’之类,实际上连‘设计’的概念都不熟悉,更谈不上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溢美之辞超过了本质性的分析;在历史问题上,割断了它与手工业的漫长联系,甚至把西方的‘设计运动一百年’当成了设计史的全部。”
④通过对比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的主要观点可以发现,二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我们可以把工业设计看做是传统工艺美术在新时代的发展,所谓的“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只不过是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对造物活动的不同称谓而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工艺美术理论也在产生着发展与深化,当代工艺美术理论在以往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日趋注重专题性研究与大的理论框架下的子学科体系构建,同时工艺美术所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新兴学科被囊括其中,当代工艺美术理论也在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中不断深化拓展,促进着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的造物艺术的发展。
(一)设计理论的发轫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设计理论主要集中在设计造物的哲学、文化学含义上,并在随后的20年中发展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当代设计理论发展与以往相比,出现了较大差异。当代设计理论较多集中在对具体的设计行为的分析,如设计者、产品受众、产品流通、人机互动、设计教育、设计管理等方面,利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从工程技术角度对设计进行量化分析,注重产品的感性意象与学科间的互动,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理论研究逐步开始由普遍向特殊发展,在大的学科体系中构建出更为细致、专业、针对性更强的子学科体系,并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
笔者认为,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设计理论的发展必将与以下三点紧密相连:
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哲学、文化学意义上的造物与具体设计实践相结合,在利用普遍性规律指导与完善生活实践的同时,将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方法引入理论的探讨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实现设计的最终目的。
第二,有计划地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的设计理论,将之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保持理论建构能与科技同步发展。
第三,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发掘中国传统工艺的价值与活力,将中国传统工艺理论与西方先进经验相结合,构建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文化理论体系,并将之介绍出去,促进理论的推广与传播。 第四,抓住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构建适合信息时代的理论体系,充分利用便捷的信息交流提高设计实践的效率与质量。
(二)工艺美术的学科互动
工艺美术理论的发展与学科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各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关于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所涉及的多学科互动,田自秉先生曾在1991年发表的《论工艺美术学》一文中指出:“工艺美术学已不只是单纯的美术创作活动的研究,而是一个与多学科相关联的交叉学科,它是一种围绕着物的美化和环境美化而进行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互相协调的综合体。这些学科互相联系,彼此制约,共同影响。”⑤工艺美术的学科互动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工艺美术表现形式的分析,工艺美术作为一个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综合体”,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变、人类审美观念的变化都囊括其中,任何社会需求或观念的变化都会在工艺美术的表现形式上有所体现,因此这就决定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必然是多学科、多角度共同发展的,我们对工艺美术的研究也必须从多学科、多角度的视野展开。
田自秉先生在《论工艺美术学》一文中还同时列举了当时工艺美术学涉及的学科种类,其中主要包括:“工艺创造学、工艺功能学、工艺美学、工艺科学、工艺经济学、工艺心理学、工艺信息学等。”⑥显然这个划分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工艺美术发展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美术理论的进步,现代社会的工艺美术所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大,其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越来越强,围绕工艺造物的实用和审美原则,现代工艺美术所涉及的学科种类在以外基础上不断扩大,包括:哲学、美学、文学、文化学、历史学、传播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人机工程学等方面,为我们研究现代工艺美术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了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的发展。
①柳冠中.普罗米修斯――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72页.
②柳冠中.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7页.
③柳冠中.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3页.
④张道一.不要亏待图案[J].设计艺术.2003(1).
⑤田自秉.论工艺美术学[J].装饰. 1991(03).
⑥田自秉.论工艺美术学[J].装饰. 1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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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习俗多种多样,起着客家风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块瑰宝。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客家文化的论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赣南,有着约占江西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的沃土蕴藏着丰富的客家 文化。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 历史 沉淀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时隐时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还在继续沉淀或正在消失。因而发掘 研究 这些文化成为我们这代赣南人不可忽视的历史责任。
一、赣南的戏剧、民歌和曲艺
明清以来,赣南流行着不少土生土长丰富多彩的戏剧曲艺等 艺术 。有赣南采茶戏、宁都采茶戏、东河戏、赣州南北词、兴国南北词、于都道情等,其中以赣南采茶戏 影响 最大。赣南采茶戏形成于明末清初安运县九龙山一带的茶区,艺人在演艺中将粤东传入的采茶灯融于赣南的灯彩艺术之中。经过长期锤炼,到清初时就从唱茶歌、舞茶灯的原始形态衍变、创造形成了有简单情节,以大姐、二姐、茶童三个人物角色表演的最早赣南采茶戏--三角班。由于采茶戏源于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所以 发展 很快,迅速传入到信丰、于都、石城、赣县等地。清乾隆年间,赣南采茶戏向外传播成为赣中、赣东、湘中、闽西、闽北、粤东、粤北及广西一带的流行戏剧。
赣南采茶戏的舞蹈形态组合有三大部分。一是丑中见美的矮子步;二是风韵独特的单袖简;三是优美动人的扇子花。这些舞蹈动作皆来源于山区的生活,她的传统剧目有82种,分灯戏和杂套戏二大类?quot;灯戏"即茶灯戏,代表剧目是《九龙山摘茶》;杂套戏的代表剧目是以《反情》、《卖杂货》、《上广东》、《大劝夫》组成的"四大金刚"和以《肖妹子》、《补皮鞋 》、《钓拐》、《老少配》组成的"四小金刚"。赣南采茶戏到清代中期,开始受到地方官府的歧视和打击逐渐衰退。1949年以后发掘民间优秀传统文化,赣采茶戏又重新得到光大成为江西的两大地方剧种之一。1979年传统剧目《茶童戏主》由上海人民制片厂摄制搬上银屏,蜚声全国?卤嗑缒俊对趺刺覆宦!贰ⅰ斗缬杲忝没ā芬蚕群蟊话嵘弦?弧!缎っ米印贰ⅰ恫蛊? 鞋 》、《钓拐》先后获省、地、国家奖还灌成唱片。《试妻》获1992年文化部艺术局全国戏剧小品比赛二等奖。大型赣南采茶戏《山歌情》1994年获文化部第四届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赣南采茶戏已经成为赣南客家最有特色的地方剧种。
东河戏,是廷生于赣南的古老剧种之一,因发源于赣南贡江流域故称"东河戏"。明代嘉靖年间,在赣县与兴国交界的田村、白鹭等地流行一种以高腔曲牌清唱故事的坐堂班,坐堂班又在民间庙会游神,"扮故事"形式上发展到以高腔大本戏为主的舞台演唱,形成东河戏刍形。
清初,坐堂班与苏州来的一批以演唱昆曲为主的戏班合并,建?quot;凝秀班",将二种表演形式融合为一,此后又相继吸收了江西宜黄调、桂剧西皮戏、安庆调、弋板、兴国南北词等发展成为有高、昆、弹三大声腔,较为完整的地方剧种--东河戏。东河戏流行于赣县、兴国及与其相邻的万安、泰和、吉安一带。东河戏的角色分为九角头制,即老生、正生、小生、老旦、花旦、大花、二花、三花九行。传统剧目在1950年以前保存有一千余种。代表剧目有《雷锋塔》、《挽发记》、《玉簪记》、《扫秦》、《六国分相--刺股记》等。中央苏区时,还改编了不少东河剧 现代 革命剧目,如《活捉张辉赞》、《送朗参军》等,影响很大,风靡一时。
赣南的民歌和曲艺也同样透散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民歌高亢刚健,朴实无华,有山歌、灯歌、风俗歌、小调、号子、儿歌等。赣南民歌大体可分为三个地域特点,一是南部的"三南"即龙南、定南、全南三县及东北部的寻乌、兴国,地理与广东部分地区接壤, 语言相近;二是处于赣南东北边区的瑞金、石城、宁都三市(县),部分地域与福建交界,但中隔大山,语言差异相对较大,此区域的灯歌较著名,山歌受赣中影响较大;三是赣南中部的赣县、南康、信丰、于都等县市。由于靠近大江大河,船号、木排号子很流行,语言也较平和。赣南山歌的旋律起点音较高,然后大多来个高音拖腔,音调下行至主音结束。兴国山歌是诸县山歌中,旋律最美,最著特色的山歌,以即兴行腔为法。节奏自由优美,随唱随答,甚至中段用鼓伴奏?quot;哎呀嘞"是兴国山歌中最常用的感叹用语。
赣南小调很多,大体可分本地和外地小调两种。本地小调以交情歌为代表,还有叫化歌的"莲花落"等。
赣南风俗歌有年歌、婚礼歌、丧歌等。此外还流行道教 音乐 ;有海青、碗花、上告等。
灯彩是赣南民间古老的传统歌舞,有龙灯、鲤鱼灯、摆字灯、高灯、狮子灯、云灯、茶蓝灯等近20种。大多用锣、锁呐、鼓伴奏,载歌载舞非常热闹,灯歌则是在灯彩表演中演唱的小调音乐,常见的有斑鸠调、进坑歌等。花灯又有耕田花鼓与灶背花鼓,又有进门歌和出门歌等趣味盈然。
赣南地方曲艺主要有南北词、道情、古文。南北调系清道光年间由南昌传入赣州经与本地民间曲艺结合,在曲俊⑶?骱捅硌萆闲纬闪擞凶砸训胤教厣?哪媳贝省D媳贝识嗔鞔?诤佣?母酉亍⑿斯?⑷鸾鸺靶欧帷⒋笥唷⒚霰庇朊鑫鞯鹊兀?愿又菽媳贝省⑿斯?媳贝饰??D媳贝视?80多种词目,如《天宫赐福》、《安安送米》,一般由7-13人围桌板体腔弹唱,词少腔长,精明紧凑。
宁都道清原系明代从外地传入的曲艺,是清初与当地民间音乐相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是具体有本地特色的地方曲艺。由1人或多人演唱,节奏变化较大。曲调不板腔、联曲混合体有引子、曲头、尾子。传统节目有3000余种子 ,以《銮刀记》、《烟刀记》为独有。
于都古文,清道光流行于都,多为盲人用地方语言演唱,演员、乐师系一身,说唱结合,以唱为主,用勾简式渔鼓、竹板、小鼓伴奏。一般4句,上、下对应,即兴表演成份多。
二、工艺 美术
剪纸与纸扎艺术在赣南古代就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各种喜庆、娱乐活动中,起着寓意和装饰作用。剪纸艺术用一把剪刀便可剪出许多生动、朴实的画面,常见的有"五谷丰登"、"三星高照"、"八仙过海"、"岁寒三友"、"喜上眉梢"等,衣裳、肚兜、鞋、帽上的刺绣也都是先剪纸样,摹到布上再刺绣的。纸扎艺术在民间更为盛行,以竹为骨扎好架子 ,面上贴彩纸、布、绢和剪好的图样。纸扎多是龙灯、动物、花卉、人物、彩船等,在春节、喜庆、庙会、宗族活动中广泛流行。旧时仅宁都县城就有纸扎店铺100多家。赣县田村老艺人刘盛涵家传的花灯、人物纸扎艺术十分精湛,1995年6月获取合国教科文 组织和 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授予的"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雕刻艺术,在赣南主要有木雕和石雕。木雕以赣州、龙南、赣县艺人较多,善雕花板,广泛用于家俱、 建筑之中。许多通雕、浮雕多在牌坊、民居祠堂、庙宇建筑中 应用 ,即是一件艺术品又充当实用构件。如鳌鱼、卷草雀替和雕刻的隔架、斗拱、翼拱、窗门格扇等。石雕以兴国、赣县艺人为多,兴国盛产质地细腻的红石,赣南及赣中许多地方的大型石雕有不少是兴国红石,如乐安县流坑的一对大石狮均出于兴国。花岗岩也是赣南盛产的石材,多用于建筑和大型石雕。如宁都、南康、石城的一些牌坊、桥的栏板、望拄和门楼、柱础、石狮等。
刺绣 艺术 在赣南客家地区有着悠久的 历史 。多 应用 在衣、鞋、帽、裙、肚兜、荷包、床帘、轿帘等生活用品和服饰上。做工精细,风格古朴,立意多为吉祥与美好生活,色彩以红、黑、黄为多,风格独特。
古代赣南盛产瓷器,唐宋达到高峰。以宋代赣州七里镇窑最为出名。七里镇窑产品以青白釉瓷、薄胎赭者色釉瓷、黑釉窑变为典型产品,瓷品纹饰以团菊、花卉卷草。图案丰富生动的黄陂窑青白釉瓷和以印花戏剧故事装饰为代表的固厚元窑及色泽乌黑光亮的东山坝窑黑釉瓷,还有釉色青白淡翠的寻乌上甲窑等,这些都是当时赣南质量优秀的瓷器。从瓷器的装饰艺术上看赣南瓷器多以花卉、人物的刻花或少数印花、窑变为主要表现手法,以龙窑烧造为主。
赣南自古就是 文化比较发达的客家地区。有不少闻名于世的 美术家和 文学家。兴国人钟绍京不仅是唐代宰相而且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 ,以清秀端庄的小楷为世人所崇。清初著名画家宁都人罗牧工画山水名声很大,被时人排名于五代画家董源与元代大画家黄公望之间,赣南的文学巨子更是辈出不穷,有唐代诗人家綦毋潜、南宋诗文雅健的赣县人曾几,清初"易堂九子"中的宁都魏禧、魏源,还有才华横溢的瑞金杨以任,先后入翰林的大余一门"四戴"--戴第元、戴均元、戴心亭、戴衢淳。赣南的堪舆文化名闻遐迩,杨派风水以杨筠松为祖师在曾文山等人的继承下取得了很大的 发展 ,明永乐七年赣南的廖均卿、曾从政等人均因择皇陵有功而受皇封。与文化发展直接相关的赣南书院文化在北宋时就具有规模,时任赣州通判的周敦颐就已开坛讲学,授?quot;二程"(程颢、程颐),后来,濂溪书院成为赣州历史上经久不衰的著名书院。'文天样少年 时代 百里寻父来到赣县吉塘读书。明代王阳明也在赣州开坛讲学,给后人留下赣州通天岩内"观心"的一段佳话,后人又设阳明书院"发扬光大"宋代赣南各州县具有一定规模的县,学就已达14所,书院12所。王安石还专著"虔州学记"以记府学的迁址。大余的周程书院也运近闻名,为皇帝赐书"道源书院",文天样为兴国的安湖书院做记,宋代书院文化得到 社会 和官府的大力支持,明清以后书院更是迅速发展,成为赣南民间或半官半私的讲学和 教育 场所。
三、文物名胜
以通天岩石窟为代表的石窟寺艺术是赣南古代客家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
通天岩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赣州市西郊10公里,开创于唐末宋初时期。是江南现存最大的古代石窟,内有翠微岩、通天岩、同心岩、龙虎岩、忘归岩、观心岩6个洞窟,共有石刻造像359尊,石龛279座及宋以来的题刻128品,造像均为佛像菩萨、比例准确,气韵脱俗以通天岩窟中的数龛造像最为出色,是唐末北宋初期的精品。最早者为北宋熙宁六年(1073)题刻,以明代王阳明和唐邦佐书法最佳。北宋绍圣年间,苏东坡游通天岩访赣州著名隐士阳孝本。二人一见如故,促膝谈心携游赣城成为佳话,后代文人骚客不继"后坡公至"提留诗话于通天岩。
罗田岩位于于雩都县南郊2.5公里,南朝时即有建寺,在罗田岩的悬岩峭壁上刻有唐以来的百余首题刻,可以以辩认的尚有20多条,其中年代最早的要算北宋嘉祜八年(1063)周敦颐《游罗田岩》的七言绝句,还有南宋岳飞、文天样、明代王阳明等名人的题刻。此外龙南玉石岩、宁都翠微峰、石城五龙岩、兴国大乌山、会昌汉仙岩、赣州马祖岩、龙潭等地均分布有宋、元、明时期的许多摩崖石刻,当中不泛有文天样、王阳明等名人手迹。然而赣南最早的题刻却当数上犹双溪乡石门溪旁的一方西普题刻小诗。最大的题刻则是崇义县思顺乡桶江村刻在一块高8米,宽14米巨石上183字的"茶寮碑",记述了王阳明当年镇压崇义农民起义炫耀武功的"丰功伟绩"碑。
赣南是全省现存古 建筑最多的一个地区,在诸多古建筑中,以塔为著,最早的塔系赣县宝华寺内的唐代玉石塔,大理石砌成,塔身上浮雕许多佛教人物故事,是唐代马祖十大弟子之一的大觉禅师墓塔。赣南宋塔有6座,它们是赣州舍利塔、信直大圣寺塔、大余嘉祜寺塔、安运无为塔、石城宝福院塔。这些来塔大部分得到全面维修已向游人开放,明请塔在赣南就更多了。其他古建筑有江西现存最大的文庙即赣州文庙占地8000余平方米,于都明代木牌坊即步蟾坊,于都管敏春尚义坊,清代朗际石牌坊,石城扬村亭式坊等都是赣南数十座明清牌坊的精品,明请古桥中以安运永镇桥、龙南太平桥、信丰玉带桥为赣南诸桥之美。
中国 近 现代 史上有2次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运动,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另一次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人们又称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客家人的革命运动。第二次的中央苏区革命斗争也可以说是一次以客家人为主体的革命斗争,这次革命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创阶段,留下了一大批以瑞金、兴国、于都、宁都、信丰为中心的革命斗争遗址。瑞金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中有15处点,如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旧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符旧址、叶坪红军检阅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叶坪洋溪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旧址等。还有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皆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也是弘扬客家人革命精神的见证。
赣州古城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宋代嘉右年间,经历代维修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现存的3664米城段是我国罕见的古城墙。现城墙有炮城、马面、城门等军事设施,墙体上随处可见大量的历代铭文,最早的是"熙宁三年"铭文砖。赣州的名胜风景也胜不数举,比较出名的有八境台、都孤台、通天岩、马祖岩等苏东坡诗题的"赣州八景"。还有汉仙岩、罗田岩、翠微峰等洞天福地,奇山异景。它们即风光秀丽,山水迷人,又有着深厚古老的文化沉淀。
今闽西龙岩市人口基本由客家和闽南(又称福佬)两个族群组成。其中客家人口遍布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等五县全境,以及新罗区和漳平市的一些山区,占龙岩市总人口的80%以上。
所以,通行于闽西客家人中的闽西客家文化,在闽西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闽西客家文化生成与特质
闽西客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与其创造者和传承者即闽西客家人的历史演进同步,同时又受闽西客家人生存空间制约,因此,认识闽西客家文化,首先必须了解它赖以成长的时空背景。
众所周知,客家是汉民族一支重要而特殊的民系。其根在中原,所以分布于今日中国南方各省以至世界各地,成为一个人口近亿、个性鲜明并举世瞩目的族群,主要因其特殊的历史命运和生存空间所决定。客家文化--包括闽西客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与这种独特的时空背景息息相关。据客家学有关成果和客家谱谍表明:中古以前,客家先民的主要居住地大约为黄河流域以南,长江流域以北,淮河流域以西,汉水流域以东,即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一带,由于战乱和饥馑等原因,才从这片曾被称为中原的广大地域不断往南迁徙,直至形成今日客家的分布。
客家先民南迁虽在晋前就己开始,但那 时毕竟人数不多,真正大规模迁出中原并朝特立的客家族群演进,则在晋朝之后,而且期间尽管零星迁徙者不计其数,但形成移民浪潮者约计有五次。第一次始于东晋,因受五胡乱华影响,中原大地群雄逐鹿,兵荒马乱,致使大批中原汉人纷纷南迁入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带,有的进入江西由九江至鄱阳湖或溯赣江而至赣南闽赣交界。这批移民当时被称为"流人",他们中的一部后来成了客家人的祖先。
第二次肇于唐末,主要因黄巢为首的农民运动横扫了河南至华南一线以东地区,其中最惨烈者又是河南及长江中下游等地。这些地区正好是客家先民第一次徙居之地。而战乱所及,唯有赣东南、闽西南和粤"比较堪称乐土",于是不少客家先民又从中原大地特别是第一次徙居地往闽粤赣边一带迁徙。
第三次起于宋高宗南渡,先因金人南下,不少中原遗民纷纷南渡而汇入客家先民行列,并推动一部分客家先民再往南移而进入粤东、粤北一带;而后元人入主,文天祥等在闽粤赣边勤王抗元,客家弟子云集响应,崖山兵败后不少流亡海外。
第四次自明末清初,一方面受清人南下及入主的影响,另一方面因客家内部人口膨胀,致使客家先民从原徙居之地特别是闽粤 赣边分迁至粤中及其滨海地区,甚至还远播川桂湘台和东南亚等 地,同时还有一些从闽西粤东倒迁回赣南旧地。
第五次从清同治年问起,由于广东西路发生了持续十二年的 土客械斗,另外还因两广客家多参与太平天国运动,因此,受其影 响,不少广东西路的客家分迁于广东南路和海南等地,而参与太平 天国运动者在天京陷落后多逃匿边远山区甚至远走异国他乡。作为客家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闽西客家文化生成和发展自 然与五次客家移民浪潮密切相关。
概而言之,五次客家移民浪潮 对闽西客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前三次主要在于自身的生成,后两 次主要在于向外传播。而更重要的是,客家先民根在中原,他们迁离中原之际,正值中原文化经历过汉唐盛世而达到高度成熟和灿烂辉煌阶段,而据谱谍记载,客家先民每次从中原南迁时,都有不少人从中原直抵闽西,其中第一次客家移民浪潮时,从中原直接流人闽西的就至少有卓、罗、郭、詹、邱、何诸姓,由此可见,闽西客家文化的根基和底蕴是中原文化。当然,由于自第二次客家移民浪潮起,流入闽西的客家先民不少曾徙居过长江中下游和赣东南等地,这就使闽西客家文化不可避免会受到居住于这些地域的民族和民系的文化的影响。然而,决定闽西客家文化生成的主要因素除了闽西客家的历史背景之外,还与闽西客家生存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联。与中国各地的客家居住地一样,闽西历史上是个典型且比较偏僻的山区。其境内山地起伏,丘陵相连,更有武夷山支脉,玳瑁山、彩眉岭山脉,博平岭山脉和松毛岭山脉等崇山峻岭纵横其间。在古代,闽西客家地区与外界沟通的途径,主要是一条纵贯南北而入粤东并最终流向南海的汀江。据考古发掘与史籍表明,闽西在客家先民未大量流入以前,是一片林荫深郁、瘴气弥漫、猛兽肆行的区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居于其中的人类只是少数刀耕火种的畲瑶土著。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中原北地战乱不断,甚至唐末黄巢起义军横扫中原至华南以东,闽西仍一?quot;世外桃园"般相对比较安宁,因而成为中原移民逃避战乱,重建家园直至形成客家民系的理想与现实场所。而客家先民在这种封闭的空间生存和发展,其文化的活动表现,除因顺应和改造新的环境而须吸纳土著文化之长外,更多的还是客观上促使了对中原文化传统的固守与承袭。
总之,闽西客家特有的源流发展及其生存空间,决定了其文化是一种以古中原汉族传统为本,但又融通了一些闽西客家先民南迁中沿途相处的民族和民系;特别是闽西境内古代畲瑶民族人文所长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各地客家特别是闽粤赣边客家文化大同小异。
二、闽西客家文化事象类举
闽西客家文化丰富多彩。它是客家文化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一个侧面体现,也是中华文化根深叶茂、博大精深的又一具体例证。限于篇幅,在此择其几个重要方面予以介述。
(一) 闽西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是汉语八大方言之一。闽西客家方言是客家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龙岩市,讲客话人口不下100万。他们分布在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等五个纯客家县,另外,新罗区和漳平市至少有分布于27个村庄约3万人讲客家话。闽西客家话的代表点是长汀城关话,但由于闽西境内地理复杂,因而各县通行的客家话彼此间语音上有些差异。同属汀江流域的长汀、上杭、武平、永定四县间的语音虽有所区别,但基本上可听懂通话;连城却因分属汀江、闽江和九龙江流域,音调显得特别复杂,不少乡镇连村与村之间都难用方言通话。因此,闽西客家话尽管在音韵方面与以梅县话为代表点的客家方言一样,保持着大量古中原汉语的要素特色,但其自身还有一些区域性特点。这些特点,据长期研究闽西方言的原闽西大学校长郭启熹教授规纳有六个方面:
一是多数地区舌尖音分为舌叶音[t][t'][∫]和舌尖前音[ts][ts'][s]两套;一般古章组、知组字读舌叶音,少数知章组字读[k]组字组。二是古合口晓母字一般读为[f];古合口匣母字、古合口影母字、古合口喻母字都多读为[v]。三是除靠近粤东的少数地区如下洋话和武平话外,一般只具后鼻音尾韵母[η], 没有前鼻音尾韵母[n]。四是古江通两摄均合流读为[oη]。五是古人声韵尾[p][t][k]大多地区合并为紧喉[ι],仅靠近粤东少数地区还保留[t][k]辅音韵尾。六是多数地方上声不分阴阳,阳去多归上声,因而只有五个或六个音调。
至于在词汇和语法方面,闽西客家方言则与梅县话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二)闽西客家文学。
闽西客家文学包括文人文学和民间文学。尽管闽西地理偏僻,汉化较迟,但其文人创作仍取得一定成就,产生了一些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和诗人。据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客家风情》一书作者统计,从北宋至清末,汀州府至少出现过76位较知名的诗人,如北宋的郑文宝,明朝的李鲁,清代的李世熊、刘坊、黎士弘等,都是成就杰出的作家或诗人。其中特别是郑文宝,不仅著有《郑兵部集》、《江表志》、《谈苑》、《南唐近事》等,诗文与史学在当时都有巨大反响。其诗承晚唐五代诗风,格调轻盈柔软、小巧玲咙、清新酣畅,深得同时的晏珠、司马光、欧阳修等著名诗家称赏,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在其《宋诗选注》中说他?quot;宋初一位负有盛名的诗人"。
民间文学是闽西客家文学的瑰宝,不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妙趣横生,而且受众也十分广泛。其种类有传说、故事、寓言,也有山歌、童谣、谚语等,反映的内容包罗万象,但都与闽西人民劳动生活和思想情感密切相关,不少作品现在仍在民间流传。
闽西客家民间文学最富生命力和有影响的是客家山歌。它上承古代"诗经"遗风,并吸收了当地畲瑶民歌的成份;艺术上以"赋、比、兴"为主要表现手法,且常用"重章迭句",尤以比喻"双关"见长;句式多七言四句,诗句精炼,押韵上口;而演唱时都用当地方言,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特别是海外客家华侨华人更是把客家山歌作为思念乡土、回忆乡情的一种形式,所以,它已深深扎根于海外乡亲的心坎,并成为一种意识存在而经久不衰。
(二) 闽西客家艺术。
闽西客家艺术也有文人创作和民间创作之分。其中前者以书
画为主,并且影响深远。自清代以来,闽西书画界人才辈出,著名
画家有上官周、黄慎、华岩、李灿、丘田、宋省予、胡一川、罗晓帆等。其中上官周为闽西客家画界始作俑者,其传世之作《晚笑堂画传》
依据翔实史料和丰富艺术构思,精心刻画了自汉高祖刘邦至明朝骁骑舍人郭德成止共120位历史人物图像,画风继承我国传统人物画"以形写神"注重"神似"的创作方法,用粗线条勾勒出人物的形象,形成自己独特风格。鲁迅对其十分推崇,日本学者所著《支那绘画史》还专文论述了《晚笑堂画传》的价值和影响,并将《画传》影印发行。黄慎是上官周的学生,与华岩同列"扬州八怪";宋省予则为岭南画派代表人物。此外,书界著名者有伊秉缓、黎良得、罗丹等,特别是伊秉缓,其书字工四体,尤善隶书,在其生活的清乾嘉时就有"南伊北邓(邓石如)"之说,并享有"书雄清代,隶尤独出冠?quot;的美誉。闽西客家这一独特的书画现象,与赣南的理学、粤东的诗文平分了明清客家人文界的天下,而且这传统至今仍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闽西客家民间艺术则种类繁多,异彩纷呈,有戏剧、舞蹈、音乐、民间工艺等,其中戏剧以闽西汉剧和提线木偶最为著名,前者素有"南国牡丹"之称,后者作为最古老剧种之一曾出访东欧而备受欢迎。舞蹈有龙灯舞、船灯舞、弄狮舞等;音乐有竹板歌、山歌、十班等;民间工艺有陶瓷、制画、雕塑、油漆彩绘、剪纸、刺绣、手扎、竹编、藤椅革编等U庑┟窦湟帐踉诶?飞隙酝贫?鑫骺图疑缁帷⒕?谩⑽幕?姆⒄蛊鹆瞬豢傻凸赖淖饔谩?br> (四)闽西客家习俗。
闽西容家习俗丰富多彩,但多为中原汉族风俗习惯的延续,只不过一些习俗在闽西客家中办得更认真、隆重,所以显得有些特别而受人瞩目。
岁时节日方面,由于这些习俗活动基本都在农闲期间或农忙前夕进行,这在农业社会对于生活在山区艰苦环境中的闽西客家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好时机,所以每个节日都办得隆重热烈。如春节贺岁贴春联、正月十五闹元宵、端午裹粽划龙船、中秋赏月吃月饼、重阳登高放风筝、过年舞狮舞龙灯等,无不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其中最奇特而壮观者,当推连城正月十五日的"游大龙"和"走古事"。所谓"游大龙"是以每姓一龙进行的竞技娱乐活动,其龙由一节节高二米、长四米的竹编纸糊龙身组成,龙首与龙尾还各长六、七米,制作按一家一节分配,所以大姓村屋制作的龙往往有一百多节,长四、五百米,出龙时,从祠堂沿村口婉蜒排去,浩浩荡荡,十分壮观,因而素有"连城大龙甲天下"之称。至于"走古事",则是每台由一孩童装扮成古人古事的担架,由青壮年肩扛护送竞跑。竞赛时,一声令下,几台"古事"齐发,前面不论江河山地都勇往直前,争先恐后,所以非常紧张刺激。近年来,每年元宵时节都有不少中外游客为此特前往连城观赏,甚至被媒体誉为"山区的狂欢节"。
婚丧礼仪方面,也同样多保留中原古风。如婚嫁习俗,尽管各阶层繁简不同,但一般都要经过"六礼仪式":(1)说亲;(2)送亲;(3)报日子和说聘金;(4)盘送嫁妆;(5)接亲和送亲;(6)拜堂。这和古代汉族婚俗"六礼"基本相同。丧葬习俗则正常死亡者一般须经"着寿衣"、"椭?quot;、"报丧"、"摆孝堂"、"落枕"、"入棺"、"吊孝"、"安葬"、"酪三朝"、"做七"和"检金"等程序。其中"检金"(即二次葬)虽在别民族民系中少有,但闽西客家地区却与别地客家一样十分盛行。它是指死者安葬若干年后,挖开墓穴将其遗骸用炭火烘烤,然后按人体结构屈肢装人特制的陶瓮再就地或另择地安葬,这才成为永久的坟墓。据考此俗与历史上客家常迁徙难定居的命运有关,因受中原汉族敬祖睦宗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不定期的迁徙中
不忍舍下祖宗便将其灵骨装人陶瓮,每次迁徙时都担挑肩背而行,到达新地点后又再入葬,最后便形成这种二次葬俗。至于其他的社会、生产、信仰各方面的习俗,闽西客家与在中原相关习俗都大同小异。
(五)闽西客家建筑。
建筑是文化的物化体现。历史上闽西客家将中原汉族的建筑艺术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建造了大批风格独特并影响深远的建筑物,为世人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土楼、屋桥和阴塔可谓其中的代表。
土楼是闽西客家的一种住宅形式,分方、圆两种,在闽西客家县中几乎每村都有,但最集中和著名者当属永定县。该县素有"土楼之乡"之誉,在其全境2223平方公里土地上,分布着1882个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的土楼群,而且客家地区最大的方型土楼和圆型土楼以及最古老的土楼都集中在这里。其中因外观造型独特而备受人注目的大型圆楼,仅在著名侨乡金丰里就有300余座。它们一一座座散布于金丰山区的群山峡谷之中,如同地上冒出的一个个巨型蘑菇,构成了神话般别具一格的土楼风景。
土楼建筑用料简单,可就地取材,用当地泥土并适量加入竹枝、木条和碎石瓦砾板筑而成,但其结构与功能却非常讲究和奥妙。每座土楼都比一般民居规模弘大,而且坚固厚实;其内部厅堂布局、卧室配置、楼梯分布以及边门开设都取严格的中轴对称;所有公共空间都集于中轴线上,沿此线形成丰富的空间序列;中心位置即是祖堂,供奉着祖宗的灵位;楼内还设有厅堂、水井甚至学堂和花园,青砖卵石铺地,干净整洁。因此,土楼极便于聚族而居和抵御盗匪与野兽的侵袭,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中原文明与当地实际的完美结合。遗经楼和承启楼可分别视为土楼中方楼与圆楼的代表,前者占地10336平方米,由三座五层主体建筑组成;后者占地5376.17平方米;从外到里依次由一圈大环大楼和二圈较小环楼及一个圆心楼组成,环环相套,楼中有楼。屋桥又称阴桥,是指一般桥梁上再构架亭台等以供行人遮阳避雨。这种建筑在长汀、连城较多,其中连城的云龙桥、永隆桥最为著名。阴塔是种倒立在地下的塔,看似泉井,代表者为汀州双阴塔,据说这种建筑在世界各地绝无仅有。
三、闽西客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闽西客家文化根植于闽西客家人中并规范着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且这种现象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恐怕还难以马上彻底改变,因此,人们不禁要问:闽西客家文化在其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和影响?
首先,它充实和丰富了客家文化的内涵,并为延续和光大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客家文化独具特色,令人瞩目,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之一是很大程度上延续和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中原文化的传统。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西容家文化在这文化演进运动中,无疑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闽西客家文化具体事象中,才会看到诸如方言多古汉语成份、习俗类同中原古风,以及连民居布局都讲求等级、次序等儒家伦理的现象。然而,闽西客家文化的地位和影响远不仅此,更主要的还在于它从中原文化演变而来的漫长历程中,能够不断随客家先民经常改变的徙居环境而调整,甚至吸收当地民族和民系文化之所长,从而使它一方面光大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如土楼建筑、"游大龙"和"走古事"习俗等都是如此。这些文化事象在本质上都遵循和继承了古代相关的文化传统,但在功能和效果上却大大得以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则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独具闽西客家特色的文化,又充实和丰富了客家文化的内涵,使得客家文化更加博大而精深,光彩夺目。
其次,为闽西客家在历史上战胜困难,寻求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闽西地处山区,地理偏僻,未经汉化以前,是一片原始不毛之地。据史籍记载,唐代置汀州时,便砍了三千棵古树以辟治所;而从其众多诸如"象洞、狮象潭、老虎坪、熊家(猩猩)山、猴子崇等与猛兽有关的地名中,也可推出这里曾是百兽啸聚之地;唯有的人类,便是一些散居各处且文化与中原文明颇有差异的畲瑶古越族人。客家先民是汉民族中最先流寓并拓垦闽西的族群,谁能想象当初他们徙居闽西时面对这种恐怖而陌生的环境是如何的感受和遭遇?然而,事实的结果是他们奇迹般地生存了下 来,并且还把荒野原始的闽西开辟成人类的乐园。这一文明成果的取得,无疑少不了闽西客家文化的支撑和作用。这点,从闽西客家文化事象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就可窥见一斑。如土楼,其具有的墙体高厚结实、占地面积宽广、二楼以下不向外开窗、内设水井并有防火装置等结构和功能,不仅可抵御任何自然敌人的袭击,还足以防御冷兵器甚至初级热兵器时代社会敌人的侵袭。因此,居于其中何惧之有!何况又是聚族而居。
又如山歌,虽然结构仅七言四句,但在闽西客家人中却有两方面不可忽视的功能:一是教化,这在学校教育落后的古代山区,对于提高人的道德和传授有关技能是极有效的;二是娱乐,正如闽西山歌所唱:"唱首山歌解忧愁"、"唱起山歌心花开",可见唱山歌有排忧解闷的功效,这对于在艰苦劳动和生活环境中振作精神、提高劳动效率,无疑有积极的作用。此外,闽西客家文化至今还为闽西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路易·爱黎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曾经说过:福建的长汀和湖南的凤凰是中国最美丽的两座县城。这位新西兰著名旅行家所以会对长汀县城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就是被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所蕴含的丰富而浑厚的客家文化内涵所折服。众所周知,闽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舞台,而长汀作为汀州历来州、郡、府治之所在,民国前一直是闽西客家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还是中国纯客县中第一个设置州府的地区(赣南地区的赣州府治所在赣州市虽比汀州建置更早,但其至今仍为全赣南唯一不属纯客家县市)。
即使现在,长汀城中建于唐代的城墙、街坊、文庙、学府的建筑仍保存完好,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船灯、饮食、习俗等还颇具古风和特色,所以客家学界称之为"客家首府",语言学界把其方言作为闽西客家话代表。在这种文化认同下,加上从长汀城穿流而过的汀江横贯闽西客家各县,不仅哺育了世世代代的闽西客家人,而且还为客家先民流寓闽西并从此再徙粤东乃至世界各地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海内外客属有识之士都把汀江奉为"客家母亲河",并且自。1995年起,每年秋季都有成千上万的各地客家乡亲云集长汀汀江河畔,举行世界客属公祭客家母亲河大典活动并观赏当地客家名胜和人文。这为扩大闽西对外开放,提高闽西知名度及发展闽西经济等,元疑取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与此相类似的在闽西客家文化中还有不少,如土楼不仅成为永定甚至闽西的符号,还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去参观和研讨;连城"游大龙"等也成为提高当地以冠豸山为代表的旅游文化品位的重要内容;即使近年才组建的以表演客家歌舞为任务的闽西客家艺术团,也自组建之日起即频繁出访献艺,成为沟通闽西与海内外乡亲的重要纽带和桥梁。
【摘 要】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涉及传统记忆、文化传承,而且还涉及到对群体的归属和群体教育。尤其是对于一个族群来说,客家族群聚族而居,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在族群的生活中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些还蕴含着丰富与深刻的教育意义。分析和研究这些仪式,对于理解客家独特的仪式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客家;宗族;仪式;教育意义
仪式,即是一套以行为方式和象征符号为要素,通过结合在一起进行表演的一种实践活动。最早有我们所知道的是原始社会人类在战争、播种、狩猎、求雨等活动中所进行的各种仪式。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涉及迷信和巫术的仪式活动逐渐消亡了,但其它民间和官方的各种仪式活动却不断涌现,如民间的宗教、祭祀、文化仪式活动等,官方的政治、行政、教育仪式活动等,无不在时刻的告诉我们:仪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它们的影响。
客家族群是一个独特的汉族支系族群,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他们习惯于聚族而居,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聚居社区。江西省赣南地区的白鹭村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社区,历经八百多年,形成了一个以人口98%为独一“钟”姓的客家宗族聚集区。在这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仪式体系,其中有一项仪式笔者认为最能反应客家独特的文化以及本文所要探讨的客家宗族的仪式教育,那就是白鹭村的“祠堂仪式”。所谓“祠堂仪式”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具体说来,即是把祠堂作为族中一个固定的场所举行各种仪式,并且这些仪式能够给宗族成员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教育意义。
白鹭村“祠堂仪式”中最主要的一个仪式就是祭祖仪式,每到大年初一清晨,族中便有德高望重者带领宗族成员到总祠堂祭祖,准备好祭器,有专人置办三牲等祭祀用品。而后由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主祭,族中男女老少在主祭人的指挥下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和画像行叩拜礼,献上祭酒及三牲等果品,然后诵读祭文、鸣炮、吹唢呐、敲锣打鼓。中午祭祖仪式结束后,全体族人会餐,餐席就设在祠堂的大厅里,全族人谈笑风声,一起缅怀客家先祖,追远思源。除此外,还要在祠堂中唱三天“东河戏”(赣南客家剧种之一,由昆曲演变而来),全族男女老少一同前往观看,甚是热闹。不仅在祠堂唱“东河戏”,族里还要请戏班到村里的庙里演三天的木偶戏,这种习俗在白鹭村世代相沿。
其中第二个主要的仪式便是抢“打轿”,这是白鹭村独有一种习俗。在正月七日晚,在总祠堂里,焚香点烛,礼炮齐鸣,村中各个支房(宗族下面的各个分支,白鹭村有六个支房)派出精壮的后生,每三个房为一支队伍,分成两支队伍,各五至六人左右,分别簇拥在一个“井”字形的粗大木架两边,抓住木架,从总祠堂内开始,各队往各队方向拼命的拉。整个过程异常激烈,双方争斗的架势就像是真的红了眼的恶斗一般,个个身上都要挂彩,用鼻青脸肿、皮开肉绽来形容都不为过。这样来来回回要持续好几十个回合,少则十几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族中各支房的族人都为自己的队伍呐喊助威,场面极其震憾。直到双方抢的精疲力尽,最后看哪一方能把“轿”拉到自己方向的才算赢家。赢得那家不仅能为自己支房带来荣誉,而且还能得到两筒麻饼的奖赏。结束后双方到祠堂开怀畅饮,又是一家人。抢“打轿”有一种说法说是白鹭村村后的山形似五虎,村中人忌讳其煞气太重,抢“打轿”意在敲山震虎。另一种说法说客家人逞勇好斗,一年一度的抢“打轿”活动可以满足族中后生的斗勇之欲,同时还能使族人团结合睦,增强宗族的凝聚力。
最后一个仪式便是在祠堂中举行的各种惩戒活动,客家人历来重视教育,在白鹭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农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所以族中文风盛行,族人都好礼教,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品行。因此族人待人接物都是规规矩矩,特别注重礼数和教养。但有时也有不懂事的族人会违反礼数和规矩,据笔者所了解的有大致三种情况:一是有偷盗及为非作歹者,二是不尊老爱幼者,三是没有礼数及蔑视风俗习惯者。对于第一种情况,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将其所做所为广而告之。尔后各支房及族中有头有脸的人把为非作歹者及其亲属叫到总祠堂中来,族人大多在旁围观。要其当着大家的面陈述自己的罪行,同时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犯。为了起到警示惩戒作用,还要其脱去上衣跪在祖宗牌位前,其父亲用三根细竹条扎成一把,在其背上施行鞭刑,直至打到皮开出血。最后大家上前将其救起,鸣放鞭炮,以示族人原谅了他,望他从此改过自新,仪式结束时长辈们还郑重要求大家以后不准再议论此事,对受惩戒人需同等对待。而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惩戒仪式则轻微了些,同样是由族中长老们组织,要求受罚者跪在祠堂祖宗牌位前,忏悔反思,当着所有族人的面承认错误,保证改正错误,要全族人当其监督者和见证人。
白鹭村独特的祠堂仪式涉及到社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们对于整个社区的健康运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增强群体凝聚力,强化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宗族所举行的祭祖仪式以及抢“打轿”可以将族人周期性的聚集在一起,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宗族群体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进一步肯定了宗族群体的存在价值,加强宗族的内部团结。而惩戒仪式则能让每个族人意识到人人在宗族里都是平等的,意识到宗族对于每一个族人的宽大仁慈,增强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
第二,约束成员行为,保证群体规范。
最明显的莫过于祠堂的惩戒仪式了,一些最朴素的道德伦理观念通过这样一种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仪式得到了传播,同时也保持了族人对于道德伦理规范的敬畏之心,不敢轻易以身试法。族人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其生活中的各方面发挥效用,最佳程度的保证了群体规范的贯彻落实。
第三,升华成员精神境界,促进群体动员。
在这样一种集体仪式的氛围中,自我的一切,如自私、自卑、胆怯等,被大大的削弱了甚至抛弃了。就像某种宗教仪式样,引导人们对于一种美好境界的精神向往,将美好的品行和修养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努力提升自我的思想境界。这一系列的仪式可以动员整个宗族的成员,同时,也就是动员了整个宗族的资源,这对于宗族想要实现公共目标是非常有利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白鹭村的祠堂仪式并不单单是几个简单的风俗习惯,整个宗族通过祠堂仪式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各种仪式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它们增强了整个宗族的凝聚力,强化了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约束了成员行为,保证了群体规范;同时升华了成员的精神境界,促进了群体动员。由此可知,我们在接触一种文化时,要充分发掘各种群体仪式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和其所发挥的功能,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维的学科角度上去认识群体仪式对于群体和其成员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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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不息的精神财富,文章在分析当今高校美术教育对传统文化的现实需求基础上,指出存在的不足,提出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应在多个方面进行努力,以期发展提升。
关键词:传统文化美术教育发展提升
传统文化对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作用不可小觑。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生态,并且难能可贵地有机统一、相互融合。古往今来,教育都强调“文道结合”,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培养道德品质,高校美术教育除了注重知识传播和技能锻炼,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的熏陶砥砺道德品质、完善人格修养,实现对人精神世界的塑造。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传统文化积淀的精神财富则是取之不尽的瑰宝,中国传统文化中闪耀着崇高的人性光辉,胸怀、仁爱、诚信、修身、立志、廉洁、牺牲……这些美德都是传统文化的信仰,也同样应该成为我们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信仰。
传统文化对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大有裨益。中国传统文化凝结了哲学和艺术的结晶,在中医、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各个领域积淀了无数令人为之倾倒的作品,其形态、功能、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状态,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宝贵财富。脱离传统文化的积淀空谈艺术修养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人们欣赏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时,如果对《洛神赋》毫不知晓,则很难对画中展现的情节和意境有深刻的理解,进而体会其巨大的艺术价值,更无法进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同样,如果不了解“云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在古代建筑、雕塑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其代表的“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理念,那么北京奥运火炬“祥云”的诞生也是不可想象的。传统文化和高校美术教育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是美术学习和创作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才能真正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入更深的艺术境界。
“重知识,轻素养”根深蒂固。当前高校美术教育在提升人文素养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重知识,轻素养”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一是注重美术技能传授,忽视审美感受培养;二是注重美术形式学习,忽视文化底蕴积累;三是注重美术学科本身,忽视跨学科交流。这种局面下,美术教育容易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学生文化素质苍白、难以厚积薄发,因此,强化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汲取精华,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积累文化功底,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重洋轻土”一度普遍存在。毋庸讳言,当前我国高校的美术教育实践中仍然存在“重洋轻土”的现象,表现为大量采用西方的美术教学模式,侧重西方美术能力锻炼,比如绘画上过分重视素描、色彩(水粉、水彩、油画)、速写等西方画种教育,忽略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重视这些并无不妥之处,西方的焦点透视、解剖学、光影素描等能力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妥的是厚此薄彼、“重洋轻土”。这种情况下,容易使人在文化意识尚且模糊的状态下,盲目追求“中西结合”,追求表面形式,忽视精神内涵,这对培养真正优秀的美术人才并无益处。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我们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拿来”得更理直气壮,避免陷入盲从和消极。
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一个兼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在各个方面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将大有裨益,对高校美术教育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在优化课程设置上下功夫。课堂教学是最直接、最基本的教学方式。可以考虑在高校美术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课程的比例,加大跨学科交流的力度,把优秀艺术作品引入课堂,充分利用课程设置的示范作用,鼓励学生广泛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欣赏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
2.在创新教育模式上下功夫。美术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可以让优秀的内容走进课堂,又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走进节日风俗、祭祀仪式,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鼓励学生“走出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进行社会实践,到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实地考察感受,了解我们国家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起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进而进行保护和传承。同时,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教育和交流也是创新教育模式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师生之间的教育关系也应相应扩展,发展充分交流、合作、激励的互动教育关系。
3.在搭建交流平台上下功夫。交流平台是课程教育的延伸和扩展,要结合高校实际,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加强高校之间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学术研讨、课题研究、艺术展示、访问学者等方式,搭建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交流沟通平台,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既强调学习交流,又注重发展创新,让学生在充分贴近吸收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寻找创作灵感源泉,探索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血液,中华文明在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后,留给我们后人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广大美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坚持民族化、本土化,融合国际化、全球化,美术教育一定能够更加硕果累累。
[1]常锐伦.美术学科教育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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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及其说明[J].中国美术教育,2005(4).
[4]王文权.浅析传统文化的保护对美术教育的意义[J].前沿,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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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学者所预言的“民族主义时代的终结”时至今日依旧遥遥无期。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闻迪)和《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两篇文章的发表曾引发中国青年学者对“蔚蓝色文明”的反思。1993年8月的“银河号”事件尤使中国青年愤慨,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也将中国民族主义由幕后推向前台。以此为标志,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潜流,产生着日益广泛的社会影响。2010年9月7日中日“钓鱼岛渔船撞击事件”,再次刺激了国人紧绷的神经,同时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推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
然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犹如一面多棱镜,不同的群体基于不同侧面作出了自己的回应。认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巨大而虚空的符号”有之,是没落、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之,是民族粘合剂的助推器有之。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究其为何,又将怎样?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审视历史,正视现实,着眼未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踏上改革开放的路程,亲西方热、出国热迅速席卷全国,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用不设防的心态去迎接、拥抱西方,了解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认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先进科技、管理经验。但是亲西方的愿望和向西方学习的激情并没有改变一些西方国家对华的敌视态度,西方经验也没有解决中国的突出问题。面对残酷的现实,国人亲西方热的心态悄然生变,越来越多的人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怀疑甚至质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政治等各项改革的深入,中国面貌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而且更加突出和具体。总的来看,彼此联系交往增多,相互了解增强,利益分化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各种问题增多且更趋复杂。发展中的社会现实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改革的进程中顷刻解决。对此,人们倍感失落、困惑,转而以自己的认识解说着今天的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的思想和情绪逐渐从““””造成的震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政治变迁的社会环境中思考着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未来。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汲取了西方的人本主义观念和个性自由解放思想,引发了他们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后来这种反思和批判演化为对过去历史的歪曲与否定。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继而与西化思潮媾和,终于酿成了惊世的。这场将中国的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所带来的震撼迫使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进行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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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六次全体会议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做了深刻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见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性任务并提上日程。同时也说明当前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还不能满足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满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加强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与全球化相串叉的新局面,多元化的社会思潮给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主体也多元化。同时各种外来的文化和观念杂乱纷呈,涌入人们的生活和冲击人们的思想,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而社会分配相对不公正现象也在各行各业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其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错综复杂化。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名,打着经济合作的旗帜,暗地里推行"思想全球化""和平演变"政策。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与西方国家长期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密切关系。"[2]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铺天盖地的冲击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意欲统治我们的思想,霸占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我们的民族,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始终把意识形态作为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凭借经济、科技等优势推行文化霸权,加大文化输出和思想价值观念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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