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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通过对道家思想的理性转换,司马迁提出了因俗变迁的经济观,反对政府干预和与民争利,这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创举。研究司马迁的经济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司马迁/习俗/制度变迁/经济自由主义
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无独有偶,在史学鸿著《史记》中,司马迁以他通古今之变的视野,构建了“随俗浮沉”①,即因俗变迁的经济观。“俗”在《史记》的不同篇目中互文见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范畴,而《史记·货殖列传》则尤为特别,司马迁在此篇不惜笔墨,集中叙述了全国各地不同的习俗风情,对俗的重视跃然纸上,但后人对这一专题的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对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进行系统的探讨。之所以选择司马迁的经济观,主要是因为其思想不仅在传统社会中受到阉割,而且几成传统知识分子的绝响。同时其因俗变迁的经济观对我国当代经济制度的转型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习俗在经济学家的词典中具有不同的界定,但大都认为它是一种习惯心理在特定环境的刺激下所作出的行为复制,在行为主体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往往是不加思索地遵循着某种传统的惯例。诺斯(1991)指出,制度是由人类设计的用以安排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往的约束。它们由非正式的约束(习俗、制裁、忌讳、传统、行为准则)和正式的规则(章程、法律、财产所有权)组成。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已经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制度以建立秩序并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制度以累积性的方式逐步演进,将过去现在及未来连接起来,因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制度演化的故事。哈耶克(1988)也认为,习俗是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种意义上,它们的基础是人类的经验。当人们长期按某种习俗行事,他们就会惯性地或无意识地认为应该保持着这种约定俗成的经验型行为的一致性。这样,一种习俗也就会逐渐地或潜移默化地向人们的心理层面推进,转化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从而对利益相关主体产生自发的行为约束,形成自发的社会秩序。从诺斯和哈耶克的论述中,我们认为,无论在现代市场经济抑或是希克斯所说的“习俗经济”中,习俗为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低成本的博弈规则,其变迁往往发生在正式规则的边际,因而为正式规则的演变提供了成本较小的方向,因循习俗变迁的趋势,可以降低经济制度转型的成本,这已经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发展和转型所验证。由此看来,对司马迁因俗变迁的经济要义确有分析的必要。
在司马迁的语境中,俗有风俗、谣俗等表达方式,但其主要内涵如作者所言,即“上行谓之风,下习谓之俗(《史记·乐书》)”,统治集团的行为形成了社会的主流风气,民间主体的生产、经营、消费和分配习惯构成了日常的习俗。他认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史记·乐书》)”了解各地不同的习俗,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根据习俗变迁的趋势制定国家政策,可以降低移风易俗的阻力,有助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变。因此他周游全国,考察各地风俗人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探寻国家盛衰的内在规律;“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通过对古今社会风俗变化的考证,透视习俗、文化传统变迁的内在要求,形成自己关于习俗变迁的学说。我们不禁要问,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渊源何处?古往今来,诸多学者对此评价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词。最早如东汉时期的班固评价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其原因是“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汉书·艺文志》)”近世有梁启超认为“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是汉代独一无二之大儒矣。(《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而今人则有胡寄窗、赵靖、叶世昌等先生持“黄老之学”之说,此说颇有见地,惜三位先生分析不多,此处我们不吝笔墨,姑妄析之。
我们先分析司马迁对先秦儒道的态度。他在《史记》中把孔子纳入“世家”,并且在《孔子世家》中确实表达了景仰之情,却把老子纳入“列传”,因此明人陈仁锡、清人赵翼和王之昌等借此认为司马迁思想渊源儒家。本文认为此说值得商榷,一是《史记》作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已获较高文化地位,这是司马迁的实录。二是《老庄申韩列传》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并且对“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颇有非议。三是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以“仁”为核心,强调“礼乐征伐白天子出(《论语·季氏第十六》)”,经过董仲舒的异化后,“《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这已经成为专制集权超经济控制的理论工具,而这与司马迁的因俗变迁观相抵触。四是司马迁希望成为孔子卒后的一代文化导师,创立自己的一家之言,他尊重孔子的态度并不能证明其思想脉络的相承。
我们再从《史记》的文本出发,探讨其因俗变迁的理论基础。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叙述了他的家学渊源,特别阐发了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通过对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等五家学说的批评之后,肯定了道家学说,指出“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司马迁很赞同这个观点,并且客观隐含在他对秦汉经济的考察结论之中,秦国力强大经济却走向衰退,汉初百废待兴经济却走向繁荣,关键是秦接受法家思想,干预经济失其道,汉因循为用,无为而治。《史记》在卷六(《秦始皇本纪》)到卷十二(《孝武本纪》)、《律书》、《封禅书》、《平准书》、《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酷吏列传》等有大量的事实比较了秦汉及当下经济政策,表达了司马迁对汉初“无为而治”政策的推崇,此处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出。关于“无为”思想,老子有如下的论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第七十五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老子》第七十三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第五十七章)”、“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第四十八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老子》第三十八章)”等等皆体现了老子反对“上之有为”而强调“无为”的思想。思想的火花超越了时空,当代经济学家哈耶克也借鉴了老子的“无为”之论,当他(1966)谈到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时:“难道这一切如此不同于《老子》第五十七章的诗句:我无为也,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参见韦森《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与老子》)”可是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已经汲取了老子“无为”思想的精髓,提出了“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观点,即“因者”是统治者的治理之纲,是社会经济制度变迁模型的理论基础。分析至此,我们才更容易理解他的“善因论”。
然而,司马迁对道家思想的认同并不排斥他的理性转换,他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如他摒弃了老子“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的分配观,提出“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史记·货殖列传》)”的效率观;如他对老子的“少思寡欲”和“绝巧弃利”的主张加以改造,提出了顺民之欲和求利观,在《史记·货殖列传》的开端:“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鞔(晚)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里引用了《老子》第八十章,大多数学者认为,引之是为了斥之,梁启超即持此论。今人李埏(1999)则指出,断句应当在“必用此为务!”结束。本文对此持相同看法,因为《货殖列传》是司马迁对各地经济案例的考察和归纳,此处引文省略了《老子》原文中关于“小国寡民”的论述,补入了“至治之极”四字,表明了司马迁对这段话进行了改造,其着眼点在于“安其俗”才能“乐其业”,至于“老死不相往来”也许表明了老子对浮华之礼的鄙视(刘俊男,1999),换句话说,百姓各自安俗乐业,没有互相侵犯的机会主义,不需要任何的帕雷托改进,达到了交易成本为零的帕雷托最优状态。从反对国家干预的角度,司马迁评价汉文帝和乐之治:“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史记·律书》)”汉武帝与民争利:“於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组豪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史记·酷吏列传》)”,孰是孰非,昭然若揭。因此,司马迁认为近世涂民耳目,干预控制个体自发的经济行为政策,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由此观之,我们认为司马迁对老子文本“甘”、“美”、“安”、“乐”的引用,在于表明他对因俗变迁的渴望,至于人民因什么俗、得什么欲,则应顺其自然。
上文已述及习俗是人们长期交往中共同经验知识的积淀,因俗变迁可以降低制度变革的不确定性,减少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博弈的机会成本,从而带来社会福利的整体增进,为此司马迁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即因俗变迁的机制设计是经济学追求的帕雷托最优解,用利益引导为次优解,而道德教化和整齐同一则又在其次,与习俗斗争背离更是最下解。那么司马迁立论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我们通过对《史记》文本的分析,概括为如下两方面:
(一)求利本性的假设。司马迁肯定求利是人类的本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诸多论述(后面未加注释的引文均出自此篇),如“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正是利益、财富驱使人们的各种活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这种求利本性上自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没有任何差别,“白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史记·孟荀列传》)”同时,司马迁列举了壮士、贤人、廉吏、廉贾、赵女郑姬、游闲公子、渔夫猎人、赌徒、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等等各类群体,指出他们的活动“归于富厚也”,无不是在财富流动的自然顺序下忙碌、奔波。正如斯密(Adam Smith,1776)所言:“他们原来的统治的性质使他们的风俗习惯变成了这个模样,后来,这种统治大大改变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却仍然没有多大改变。”②个体的求利活动没有带来社会经济的萧条,反而促进了生活消费品的日益丰富,如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等地的产品“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而获取这些丰富的消费品依赖于农、虞、工、商的社会分工,合理的分工来自于农、虞、工、商产业的利润和规模经济,规模带来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市场扩大带来国民财富的增加,所谓“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先秦以来,关于人们的自利本性已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但大都从整体主义的角度选择影响或限制人们求利诉求的路径。如法家主张用赏罚政策,利归于国;儒家主张用道德教化使人们欲望最小化,达到“安无寡,均无贫”的目的;《管子》(后期)则认为民富难以管理,提出了国家干预市场价格的主张,诸如这些学说的共同之处在于为统治集团筹谋划策,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唯独司马迁没有提出任何限制好利活动的主张,如对于“匹夫编户之民”的求利,他认为:“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肯定了人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认为仁义道德是财富的派生物,他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还用范蠡经商致富后散财给贫贱之交和远房兄弟为例,指出“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对空谈仁义之士,“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表明了他对虚伪的道德乌托邦者的反对态度。
(二)求欲心理的假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司马迁指出,虞夏以来出现的求娱乐、求物欲、求荣耀、求享受的心理,已经变成一种习俗,对人民浸染许久,即使用最美妙的高论逐户去劝说,最终也是无济于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给定资源稀缺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追求自身欲望的最大满足是人类的天性,它驱使人们追求体安驾乘、目好五色、口甘五味、情好珍善的生活,而实现这种欲望可以促使人们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积极性,因此司马迁认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之验”。只有统治者尊重这种改变,才能使人民“安其俗,乐其业”,达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促进。 但资源的稀缺和人类欲望的无止境这一对矛盾难以解决,古今亦然。从自发的秩序而言,萨杰(Sugden)认为,人们所遵从的习俗有道德的约束力,而礼义道德、信仰是构成习俗的主要因素,并随习俗一同演化。司马迁指出:“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史记·礼书》)”解决物和欲的冲突需要“政治人”的介入,制定相应的道德行为约束,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其目的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既保证人们的正常欲求,又能促进物品的增长,而不是压抑扭曲人们的欲求。相比之下,战国时期的荀子也有对物欲冲突的论述,“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荀子强调等级秩序,为统治集团的干预开绿灯,而司马迁注重习俗的自发秩序,为经济自由创新说。
(一)“与时迁移,立俗施事”的指导原则。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叙述了自己对司马谈思想的继承,并且把“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作为因俗变迁经济观的指导原则,即社会制度变迁应该与时俱进,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习俗会发生变化,沿着习俗变化的方向处理事务,容易执行,并能达到事少而功多的绩效。根据诺斯(1991)的理解,历史是制度变迁的故事,在故事的演进中,非正式规则创新将以低于改变正式规则安排的成本被诱发、刺激出来,它试图绕过正式规则的限制来获取潜在的利润。我们知道,“科斯定理”是交易成本为零的状态,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一切社会制度均可达到帕雷托最优。可是由于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状况,因此制度变迁能否带来经济效率关键在于如何使变迁成本最小化。习俗作为自发的社会秩序,从正式规则的边际缓慢演变,降低了外部性和群体“搭便车”行为,因而制度变迁才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可,才会提高经济效率。这样看来,司马迁的“与时迁移,立俗施事”确具有前科学因素。
(二)因俗变迁的具体主张。因俗变迁的制度是否可行,关键要解决激励问题和信息问题。司马迁通过对大量历史事件和经济案例的考察,间接提出了因俗变迁的具体主张。
第一,因俗简政。《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了太公望的治国方略,“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尽管齐“地卤、人民寡,”可太公望至齐后,因循齐地习俗,精简政务,因地制宜,终使“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同时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了鲁公伯禽和太公望报政周公之事,周公对太公“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的政策极为欣赏,叹日:“呜呼,鲁後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在这里,司马迁借周公之口提出了因俗简政的主张,并且分析了因俗简政给人民带来的激励。如管仲富比王室,可齐人不以为侈,因为管仲任政“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再如孙叔敖为楚相,“世俗盛美,政缓禁止”,“民皆乐其生(《史记·循吏列传》)”等等案例,表明了司马迁对因俗简政的肯定。
第二,习俗变迁与资源选择集合的改变相关。在上文我们已经从求利、求欲的假设中分析了习俗变迁的内在前提,如果资源选择集合的改变导致了收益分配的变化,人们将会对现行习俗发出质疑,进而自发产生习俗变迁的激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用大量的资料作为实证,间接地表明了这个观点。如他考察了关中之地习俗的变化:关中之地沃野千里,适宜种植,俗好稼穑、难为奸邪,但自秦汉以后,逐渐成为政治和商业中心,“四方辐凑并至而会”,贸易流通扩大了资源选择集合,“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因此俗变为多贾再变至“益玩巧而事末”。再如越、楚三俗的比较:西楚土地贫瘠,“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聚”,而越由于“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东楚,由于喜游子弟较多,俗“则清刻,矜己诺”;南楚,由于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好辞,巧说少信”。
第三,习俗变迁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相关。土地和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那么其相对价格和产出的变化会对习俗产生影响。(1)地少人多,如三河“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2)地薄人多,如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3)地广人稀,但如果财富产权得不到保护,人民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如种、代和上谷至辽东地区,地广人稀,可“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
第四,习俗实际上是人们的利益与需要的函数,其变迁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如果人们长期维护这种习俗带来的不是收益而是成本,则人们就会自发产生变迁习俗的需求。司马迁列举了(1)邹、鲁之地习俗首先是“俗好儒,备於礼,”但维持此种习俗的成本较高,然后变为吝啬,当其衰败时,“好贾趋利,甚於周人,”这是利益的诱导;(2)颍川、南阳之地习俗从尚忠朴到“俗杂好事,业多贾”,这是由于秦末不轨之民迁居后群体交易需要的变化。
第五,“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史记·乐书》)”司马迁意识到俗有厚薄、善恶之分,而薄恶之俗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锁定效应,如楚越之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俗却“偷生,无积聚而多贫”,经济走向衰退;如淮南王和衡山王的叛乱,“非独王过,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淮南衡山列传》)”,薄俗使政治经济发生扰动;为此要“易前之恶俗,从今之善俗”。那么如何移风易俗呢?司马迁表明了两种倾向。一是对制俗、轻俗论调的批评。因为制俗、轻俗论者过分相信自己的智慧,低估了人们的理性预期。如商鞅认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史记·商君列传》)”,司马迁斥之为“浮说”;赵武灵王主张“制俗”,人们不事农商;汉武帝轻俗,“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史记·平准书》)”尽管公孙弘作政治秀,“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却“无益于俗”等等皆是鲜明的例证。二是对“不教而民从其化”的肯定。司马迁通过对孙叔敖改变楚地民俗事件的叙述,提出了“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史记·循吏列传》)”的观点,如果“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会使民众无所适从,因为习俗是维系社会稳定运行的纽带和“润滑剂,”具有自我变迁和实施的机制。自西汉以后,这个观点可谓曲高和寡,只有北宋时期的苏轼针对王安石改革提出的“流俗不足恤”的严刻之政,提出“因俗而任情”(《上神宗皇帝书》)的主张,因俗变迁的制度设计才是克服北宋社会危机的上策。
第六,习俗可以自发扩展为成文的规则和非成文的惯例,为经济运行提供和谐的市场秩序,同时也降低了经济活动信息的搜寻成本。司马迁记载的经济案例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从宏观来说,减少国家治理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经济健康运行。如太公治齐、文景之治。从微观来说,减少商业风险,扩大获利机会。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卓氏发家之事,卓氏远迁临邛是由于他了解临邛习俗“民工於市,易贾”,其它如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刀问等等致富史也说明了解习俗的重要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诸多“任时”、“随时”、“逐时”、“趋时”之词,其关键是要掌握消费者信息,而消费者的经济活动信息存在于大量的习俗惯例之中。
司马迁在“道法自然”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民间经济主体的实际考察,提出了因俗变迁的经济观,这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创举。他肯定了人们求富的合法正当性,把“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的人称为“贤人”和“素封者”;同时他看到了经济运行的自发调节机制,反对政府的强制干预和与民争利。事实上,他已经朴素地认识到政府干预对人们生产激励的消散,如杨可告缗后,“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也看到了政府干预为官吏徇私舞弊、骄奢腐败提供了物质温床(如《酷吏列传》记载的杜周、周阳由、王温舒等人)。可以这样说,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是与君主专制思想博弈下的一颗流星。
众所周知,君主专制是以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为核心,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与此同时,政治规则将取代经济效率原则,成为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内生变量。尽管西汉初期的“无为而治”带来了经济繁荣,“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但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与君主效用的最大化有着天然的冲突。我们知道,董仲舒异化的“大一统”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从贾谊的“众建诸候而少其力(《治安策》)”,到晁错的“削藩”,再到主父偃“推恩令”,逐步剔除了利益集团势力,为中央集权的巩固铺平了道路。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则使统治者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汉武帝实施的“与民争利”政策实质上是满足其个人偏好的例证。如汉武帝多次与匈奴作战,扩充疆土,司马迁称之为“务纳其税(《史记·匈奴列传》)”;如更钱造币是因为“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史记·平准书》)”;如杨可告缗“得民财物以亿计(《史记·平准书》)”;如桑弘羊实施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使“太仓、甘泉仓满”等等;所有这些措施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来换取君主专制统治下行政效率的需要,所谓“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史记·平准书》)”。自此以后,经济哲学让位于政治哲学,求真让位于至善,儒家“内圣外王”成为统治集团致命的自负工具,对民间主体的超经济控制成为传统社会长期的路径依赖。
当前,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正处于经济冲突的多发期,因为经济制度转型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原先的利益分配,必然产生制度变迁的成本,这需要我们从制度创新的边际——习俗出发,减少改革的阻力和难度,同时我们应该明白,习俗存在自发的维持市场运行的社会秩序,理性的政府应该尊重民众的经济选择,而在经济制度的转型期,如何引导个人创新的激励,减少经济主体的寻租行为才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这既是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给今人的启示,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①司马迁在《史记·张丞相列传》中对韦丞相玄成执政理念的评价。
②[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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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Marxism)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覆盖了马克思本人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观点和全部学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活动概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活动概述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巨大转变。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原先在国统区处于非法和地下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获得了公开、半公开的活动场域,并据此确立了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阵地。在这些阵地上,史学家们面临着复杂的学术和政治生态,对这种生态的考察能丰富我们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以往研究比较注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个人活动、学术成果的考察①,而较少关注这些史学家在抗日和国共政争的微妙环境下的群体活动状态,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抗战时期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初步形成
抗战爆发后,国统区逐渐出现了一些抗战文化中心,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集聚在此,他们以公开或秘密的团体、组织为工作阵地,开展各种史学活动。这些活动在不同地域内呈现出不同特色,其中以长沙、重庆、昆明的史学活动最为典型②.
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在1937~1939年是左翼史学家集聚的重要地域。抗战爆发前后,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杨东莼、谭丕模、曹伯韩、杨荣国、黎澍、曹国智等文史工作者先后接受中共的组织派遣回到自己家乡湖南开辟新的工作阵地。为了争得公开活动的机会,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和湖南地下党多方活动,在长沙筹建了文教界的统战组织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或“文协”)。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这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如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杨荣国同时是两个组织的理事或候补理事,杨荣国、曹伯韩等进步文史工作者负责文抗会会刊《抗战文化》,而翦伯赞是文协分会会刊《中苏》半月刊的主编,吕振羽、谭丕模、萧敏颂则为编委。
史学工作者依托文抗会和中苏文协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创办《抗战文化》《农村周报》《中苏》半月刊等刊物。尤其是《中苏》,作为综合性刊物,每期销售约三四千份,撰稿人多为文化名家。《中苏》存在时间也较长,是湖南省工委领导下仅有的存续到长沙大火后的刊物①.二是创办战时常识训练班、战时社会科学研究会等。抗战训练班曾请来徐特立、熊雄、翦伯赞、吕振羽、薛暮桥、沈友谷(胡绳)、易君左、廖伯华、杨东尊等为学生讲课,如吕振羽讲授的是抗战情势讲话、中国革命史等课程②.
1938年9月,在文抗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的建议下,旨在培训抗战干部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在邵阳成立,设有西洋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现代哲学思潮等课程。吕振羽亲自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文史学家吴剑丰、李仲融、曹伯韩、吴季甄等分任各课教官。课程讲义大部分是老师们根据红色出版物编写③.三是利用学校教职传播唯物史观。
1937年秋翦伯赞到长沙不久,便应聘为民国大学教授,主讲历史哲学、苏联研究等课程,此时正值他的《历史哲学》刚刚完成初稿,便借着教学机会检验、修改了自己的学术成果④ .学校迁到溆浦后,翦伯赞又于1939年3月再次到此任教,讲授历史哲学和中国经济史,与谭丕谟、张天翼等党员教授一起,开辟了新的教学阵地。
1939年以后,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离开湖南,向重庆、桂林、香港等地疏散。尤其是在重庆,新来旧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形成一个庞大阵营,汇集了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杜国庠、华岗、邓初民、吴泽、赵纪彬、胡绳、杨荣国等众多史学家。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这个史学家群体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中苏文化协会、新史学会等组织机构为阵地,开展学术活动。他们在这些组织机构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第三厅由郭沫若负责;文工会以郭沫若为主任,杜国庠、翦伯赞是专任委员,邓初民、侯外庐、吕振羽等则是兼任委员;在中苏文协,郭沫若为研究委员会主任,侯外庐、翦伯赞为杂志委员会副主任兼会刊《中苏文化》的主编、副主编;新史学会成立于1942年,侯外庐、杜国庠是重要组织者⑤.
利用这些公开身份,在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广泛活动,先是创办了《中苏文化》《中原》等刊物,举办了训练班和夜校。其次是组织学术讨论会。据侯外庐回忆,这一时期,南方局为帮助学术工作者提高理论、政策水平,特地组织读书会开展学习和交流。他所在的小组,每两周举行会议一次,参加者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王寅生等⑥ .再次是开展学术讲座、演讲会等。
如文工会举办的讲座在重庆很有号召力,请来的均系社会名流,像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邓初民的“清国政治史”、翦伯赞的“新史学讲座”、卢于道的“人类进化问题”等都颇受欢迎,开讲时常常座无虚席⑦.1942年1月,翦伯赞被请到文工会作讲演,讲题为“历史哲学”(实际讲的是“唯物史观”)“中国人种之起源”“论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连讲三天,影响颇大,来听讲的姚篷子翘起大拇指称赞说:“真是闻所未闻。”
⑧中苏文协的讲座也颇受欢迎,凡讲学,翦伯赞等学者必在邀请之列。此外,史学家们也进入学校任教。如翦伯赞就曾于1941年冬和1944年秋先后两次到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讲授中国通史,而吕振羽1939年刚到重庆就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邓初民则一直在朝阳学院授课。一些有名望的史学家还受邀给国民党军政要人授过课,翦伯赞1940年前后给冯玉祥讲过中国历史,李达1939年1~8月间应冯玉祥之邀来渝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讲授辩证逻辑,并代邀邓初民、黄松龄讲授政治学和经济学。正如侯外庐所说:“由于在抗战最艰难阶段的重庆,团结在我党周围的知识分子、各界人士,乃至一批国民党爱国人士中学习气氛很浓,马克思主义学者个个都有用武之地。”⑨抗战时期昆明虽然集中了众多史学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迟迟未能建立。
1943年10月,华岗被南方局派到云南,化名林少侯进入云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课程。是年12月,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华岗与前已到此的周新民、张子斋牵头,广泛联系文化教育界人士秘密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前后聚集了楚图南、尚钺、吴晗、闻一多、费孝通、闻家驷、冯素陶等诸多文史工作者。为了掩护研究会的活动,次年春又在研究会会址---唐继尧旧公馆唐家花园挂牌成立西南文献研究室,由吴晗负责,吸收联大学生丁名楠等人做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印刷进步刊物①.史学家们以西南文化研究会为中心也开展了相关工作。一是举行学术聚会。学者们两周一次轮流作政治和学术报告,持续近两年。学术讨论一般由教授们根据自己的专长设定核心议题,先作单人报告,大家再根据报告内容进行交流。专题发言与自由讨论相结合,力求明辨是非。据尚钺回忆,座谈会起初漫谈世界政治形势,搞政治的人发言较多。后来分题做学术报告,罗隆基讲欧洲民主(美国),一个月后华岗又讲苏联的民主,彼此间似乎针锋相对②.二是注重利用讲堂和讲演等机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会者作为学院知识分子,多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授课,在课堂上,不但华、楚等人注重讲授唯物史观,吴晗、闻一多等人的教学内容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1945年前后吴晗讲明史课,开始痛斥明王朝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最后总要讲到农民起义对明王朝风卷残云般的冲击;给学生开列的中国通史参考书目也有了郭沫若、翦伯赞等进步史学家的着作;就是集会演讲,“人民”也成了他口中惯用的词汇,如在1945年“五四”纪念会上他说:“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解决人民本身的问题,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奠定人民的世纪。”
二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组织和领导
1.中共领导史学家们开展统战工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的形成与中共领导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国共合作实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重要形式,从其建立过程看,或者是中共秘密党员利用公开身份联络国民党中、上层人物并征得其支持而成立,譬如文抗会和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就是作为秘密党员的翦伯赞征得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立法委员张西曼以及湖南省议长赵恒惕、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支持而成立;或者是对国民党原有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造而使其能够贯彻中共意志,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不用说,中苏文协则是在孙科的倡导下成立的,在王昆仑、侯外庐、翦伯赞加入后成为中共活动的重要阵地;或者是在中共的倡议下由民盟、救国会等民主党派或团体出面组织成立,如西南文化研究会就是华岗倡议,由民盟云南支部的周新民、楚图南、吴晗、闻一多等组织成立的。
尽管这些组织成立的过程不尽相同,但在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来为学术活动开辟政治空间这点上却是一样的。湖南文抗的创立利用了赖莲为首的省党部CC派(组织派)与何键为首的地方派及复兴社派的矛盾,通过联合地方派,争取复兴社,孤立CC派寻得政治空间④.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则是趁张治中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地方派失势、组织派不敢过于嚣张之机成立⑤ .第三厅和文工会则是利用蒋介石拉拢文化人的心理成立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是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势力的矛盾,派华岗对龙云开展统战工作而建立的。
争得政治空间只是开始,接下来是如何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统战组织。传统社会的熟人关系往往成为人们借助的对象,这样,学术文化工作者的学缘、血缘、地缘、业缘等多种关系网都被调动起来。
中共在抗战初期之所以在湖南集中了众多本地学术文化工作者,是因为本地学者熟悉环境,人缘深广,便于开展工作,文抗在众多市、县的分会,以及塘田战时讲学院等抗战训练班的建立便是明证。同样,重庆第三厅和中苏文协能加入众多的左翼史学工作者,与郭沫若、王昆仑等忠诚于中共的学者的努力有关。而吕振羽能进复旦大学,华岗、尚钺能进云南大学,孙寒冰、楚图南等的引介起了重要作用。
从统战对象看,这些组织机构联合了非党派和民主党派史学家,如塘田战时讲学院对吴剑丰、吴季甄,新史学会对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西南文化研究会对吴晗、闻一多等的联合都是如此。而从统战动力看,中共秘密党员在统战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面对高压政治环境,中共适时提出党员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国统区的集聚也就成了组织授命的地下活动集群,他们曾在相关组织内部根据需要成立党组,如《中苏》半月刊的党支部由吕振羽、谭丕模、萧敏颂等编委组成①;塘田战时讲学院内则成立了以杨卓然为书记的党支部,以及以吕振羽为组长的党的三人小组,处理学院的一切重要问题,两者都直属省委领导②;第三厅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汉、董维键等组成的党的秘密小组,厅内基层中共党员里建立了冯乃超为书记的秘密特别支部③.中苏文协与西南文化研究会的秘密党员则受当地党组的直接指导。
2.中共领导史学家们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活动一旦展开并趋活跃,中共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便开始激化。
湖南文抗会自成立初起,CC派的势力就一直在渗透,左右两派斗争的结果是文抗会逐渐被CC系控制④ .塘田战时讲学院也是,国民党派人扮作学生散布学院为南方抗大即将查封的言论,拉拢学生到校外游荡、偷窃,损毁学校形象,学院党组为此发动了反谣言斗争⑤ .重庆的第三厅作为政府机构经常受到巨大压力,国民党先后三次逼第三厅全体员工加入国民党,前两次企图没有得逞,最后一次则免去了郭沫若的厅长职务,由蒋介石亲下手谕强迫入党,结果酿成第三厅全员辞职风潮⑥.《中苏文化》也经历了与文协秘书主任洪舫的斗争⑦.西南文化研究会也常会为避免特务盯梢而转移开会地点⑧.中共所领导的斗争并非都十分顺利,国民党掀起的_高潮往往会恶化学者们的工作环境。
1939年3月,即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两个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潘公展到阮陵视察,严厉管制中苏文协分会和《中苏》半月刊,翦伯赞、谭丕模等被迫先后转移至溆浦民国大学⑨ .4月,塘田战时讲学院在新任省政府主席薛岳的压力下被迫关闭,吕振羽等几度奔波也无济于事。而从这年秋到1940年年初,作为第一次_高潮的应对,原先集聚在湖南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被疏散至桂林、重庆等城市。
1940年8月第三厅的解散则发生在第二次_高潮前夕,这次_高潮的到来也迫使南方局疏散了大批聚集在重庆的史学工作者,吕振羽就是在这时去到苏北。
1945年2~4月间,国共围绕民主、和平问题的斗争日趋激烈,重庆文工会因为组织发表“民主宣言”而被解散⑩ .云南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因为龙云的下台,蒋介石势力渗透加剧,不得不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即停止活动。
多数情况下,斗争的形势都维持在斗而不破的状态,真正影响这些史学阵地存亡的在于国土沦陷或相关倚靠势力的下台而造成的政治空间压缩。如果说长沙这个史学阵地的失去是因为日军的侵占,那么邵阳、阮陵、溆浦、重庆、昆明等阵地的失去则是国民党_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的_活动虽然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社会活动不再像之前那样活跃,但这也迫使他们转向学校和书斋,反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杨荣国1939年离开湖南后,来到桂林开始古代唯物论研究。尚钺在1939年重庆文化人大疏散中来到昆明,集中精力进行古代文献和文字学研究。郭、翦、侯、吕、邓、杜等学者此前在党的领导下专注于社会活动及撰写时评,占去了大量精力,1941年以后专攻学术,写就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着作。
3.中共对史学家们进行学术上的指导中共对史学家们的学术指导更多是原则性的。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一些党员在策略运用上不够成熟,有时显得过于激进,容易将本应团结的对象看作敌人,把本无敌意的学术争论看作存在某种政治意图。这时候,周恩来等人善于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上把握平衡,引导史学家们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与主要对手作斗争。如周恩来强调学术批判要分主次,主要矛头应对准国民党反动派①.“事实上,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只要一经提出,总会被大家接受、采纳,奉为原则。”“周恩来同志通过参加读书会,把握我们每一个人的研究方向和思想脉搏,从而能够及时地给我们作一些原则的指导。”②不仅仅是原则指导,学者的治学方向有时也会受到周恩来等人的影响。如侯外庐在写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后,准备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古各朝思想史,结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转而先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③ .另外,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周恩来等人也会秉着平等的态度参与探讨。比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徐特立就曾给予审阅指导。而郭沫若在写作《棠棣之花》时,周恩来曾就某些字句提出修改意见;对于郭沫若《屈原研究》一文,他也提出了关于“德政”和“刑政”的不同看法,并指出:“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
④学术指导方针曾发生过转变。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的统战政策强调联合,其结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快速、有效、广泛的成立(如湖南各地的文抗分会),以及在文化运动中强调抗战文化。
但1939年国民党开始_摩擦后,中共提出“坚持进步”的口号,文化工作转而强调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并重,对国民党的投降、倒退言论进行斗争,坚持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化”.1940年周恩来谈及文化工作委员会中的合法斗争策略时指出:国民党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企图束缚我们的手脚,但我们利用这一合法地位进行工作的同时,也可以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去活动。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有一个地盘给我们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⑤?学术研究与进步宣传间的关系因国民党的压力而变得更加紧张,周则试图在其中找到平衡。事实上,每次_高潮都在提升着组织活动的进步性,如湖南的文抗和文协分会以宣传抗战文化为文化工作的首要内容,第三厅在进步文化的宣传上则给予了更多的重视,文化工作委员会对进步文化的宣传已被史学家们视为理所当然,西南文献研究会则已完全是进步教授们的天堂了。
学术指导方针的转变影响了史学家的学术和政治认知。西南文化研究会持续两年,活动内容从学术研究逐渐向政治讨论转向,后期着重分析国内外形势,研习毛泽东着作,实际上成为当时昆明学术界统战工作的一个核心阵地⑥.华岗在会上介绍共产党的政策和成就,教授们则讨论有关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问题。这逐渐促进了吴晗等人的思想转变,吴晗曾回忆:“在这些会上,我们初步知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等等道理。以后我们又得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敌后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如饥似渴地抢着阅读,对政治的认识便日渐提高了。”
⑦闻一多也是如此,他曾极用功地读过《联共(布)党史》和《列宁生平事业简史》,并于1944年向吴晗表示:自己是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⑧.闻立雕回忆父亲闻一多,也慨叹:“着名的‘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上主要已不是《诗经》《楚辞》《庄子》之类的古书,而是一些陌生的政治性的书报杂志,写的文章也不是《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之类的学术文章,而是政论、杂文、宣言、通电等。”⑨4.中共给予史学家们生活上的扶持除了思想引导,中共还对经济上面临困难的学者给予一定的扶持。抗战时代,“凡是没有国民党当局作后台的学者和文化人,生活一概窘迫难堪”⑨.这句话虽然有点绝对,但确实道出了许多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窘境。对此,中共也会适时给予照顾,比如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因为孩子众多,负担很重,党组织为其纾困,特地成立了群益出版社出版其着作。又如董必武一听说侯外庐研究章太炎思想却买不起也借不到章太炎遗书的情况,马上让徐冰送钱给侯作买书之用② .吕振羽在复旦大学每周教几个钟点课,薪金微薄,有时一日三餐只能吃红薯,这种情况下组织经常会给予资助(尽管吕振羽曾多次拒绝)③.除了生活资助外,组织还会资助远行的路费。如1941年重庆文化人大疏散,路费有困难的,由组织筹划给予帮助,吕振羽去苏北的费用就是组织解决的④ .
无疑,郭、吕等人尽管生活艰难,但终究还有组织的关怀,那些名望不如他们或缺乏组织依靠的史学家生活则更显艰难。然而由于中共内部领导人员的处事作风不同,对史学家经济状况的关心也存在差别。对于一些领导人而言,革命就应当是牺牲和奉献,不应讲条件。李达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1939年两度失业,1941年以后甚至一直失业家居。
1939年夏秋之际,当周恩来通过吕振羽询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时,李达表示:“去延安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但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一位南方局领导却回道:“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⑤这与周恩来的处理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周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表示:“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同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⑥ 李达的延安之行终究未能如愿。这年初冬,周恩来托曹瑛去看望李达并给予经济上的关怀,还多次邀请他给办事处工作人员讲唯物辩证法⑦.华岗在这段时间里也面临相似的处境,他在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期间因看不惯王明做派而与其发生冲突,结果在1939年8月被以“违抗领导”罪名撤销职务,不得不避居重庆乡下租房专门写书,靠稿费生活⑧.其间还身患重病,这种状态持续到1941年被周恩来重新起用之时,生活之艰难竭蹶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来自组织的照顾往往能温暖人心。
吴晗在这时也因为收入下降、家庭负担沉重而面临着卖书、辞退家政的窘境,尤其是其夫人袁震重病在身,药费不菲,无力负担。
1943年仓促草成《从僧钵到皇权》也是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国仇家恨使得他牢骚满腹。恰在此时,来自中共的经济的、精神的关怀令他感动,中共党员周新民、李文宜夫妇见吴晗承担的医疗费太重,就请李公朴找了位当大夫的朋友给袁震免费看病,减轻了吴晗的经济负担⑨.这种无声的关怀无疑是推动吴晗思想进步的重要助力。
当然,组织的生活扶持并不仅仅就是经济关怀,更多的还在于同志之间的相互照应,日常生活中的嘘寒问暖、急难相助往往比经济支持更能打动人心。可以说,来自中共的生活扶持和思想引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开展学术和社会活动的有力后盾。
三 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活动
1.学术阵营的划分和学术创作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一旦在国统区集聚和发声,与其他流派的观点激烈冲突便在所难免,对将学术看作战斗武器的史学工作者而言,怎样理解形势、区分敌我以确定斗争的基调便显得尤其重要,所以,学术阵营的划分和学术动态的分析也就成为学者讨论时绕不开的话题。在南方局组织的读书会中,学者们多倾向把冯友兰、贺麟等“唯心主义哲学家”视作对立面,一碰头就研究他们的新文章,分析其政治动向;雷海宗主编的《战国策》说了些对中共“态度不友好”的话,孙晓邨主持的《中国农村》有文章说了不利于统战的话,也都先后受到章汉夫、许涤新等的批判。而理论工作者把这些事视为理所当然⑩ .又如在溆浦民国大学,翦伯赞、谭丕模、张天翼等进步教授很快形成一个阵营,与当时被视作托派分子的王宜昌、刘敏形成的另一阵营尖锐对立,但因为进步教授讲课受学生欢迎,王宜昌、刘敏便利用职务之便故意处罚学生,结果激起民愤,王宜昌被迫离校,刘敏也装病避事.在昆明,西南文化研究会成立初期也曾围绕入会资格展开争论,焦点集中在闻一多身上。当时党内一些人对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偏见,认为他早年站在新月派一边,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云南又钻进小楼醉心经史楚辞研究,难以共事①.争论最后在周恩来的介入下才得以解决,这也凸显了争论的激烈。
无论学术阵线如何分明,史学阵地的争夺终究要靠史学作品来较量高下,这样,学术创作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事实上,这个时期集聚在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们写就了大量史学作品。吕振羽在塘田战时讲学院编印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在校内发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经修改后在1938年出版。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从1941年开始加深研究、全力着述,使得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名作在短时间内涌现,有代表性的如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单篇论文更是难以计数。在昆明,史学家们的着述也不少,如尚钺的《释臿---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华岗的《太平天国反清战争的战略研究》《汉代的伟大思想家---王充》,吴晗的《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闻一多的《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等。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学术报告也常被整理发表,如吴晗的《说士》《论贪污》《贪污史的一章》,闻一多的《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兽,人,鬼》等。这些文章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进步气息,讨论会上的一些发言尤其如此,譬如闻一多有关“说儒”的报告就比公开发表的文章尖锐得多②.
史学家们除进行严肃的史学研究外,还开展时政研究和历史剧创作。写时评是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政策的需要,写历史剧是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在国统区受压制的结果,也是南方局利用戏剧反击蒋介石个人专政计划的一部分。吕振羽在湖南时就中断了历史学研究,集中精力撰写政论时评,在《力报》等刊物上发文三十多篇③.翦伯赞在1937年至1939年公开发表的着作中,绝大多数是政论时评,直到1940年4月以后,其史学文章的数量才超过时评文章④.历史剧方面,以郭沫若和阳翰笙为典型,前者在其五十岁前后,一口气完成了《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六部历史剧,后者从1940年开始写出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槿花之歌》等剧作。
2.学术观点的互动与歧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因为信仰相同,分析工具相近,讨论时往往能形成互动,找到知音。侯外庐与杜国庠的交谊就是如此。杜在重庆时代被侯称为“最堪称知己的朋友”,因为两人个性相合,严谨而谦恭,更重要的是学术观点还完全一致,对先秦到近代一系列问题的见解十分相近。如两人都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的过渡期是唐中期,柳宗元是有唐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最典型代表⑤.这种学术观点的互动带来了求同心理,在造成学术共鸣、形成学术流派的同时,也推动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重庆时代,当侯外庐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思想家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论点时,有反对者,也有像杜国庠、杨荣国、赵纪彬、陈家康那样的支持者,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分裂的表现,而恰恰是学术研究不断进步的证明,说明同一阵营的不同观点在相互切磋中走向深入。另外,史学家们在新作完成后的相互参阅,相互撰写书评、剧评等,都是学术互动的有效方式。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郭沫若的《屈原》等作品,就曾在聚会时朗诵并提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⑥.
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内部也会存在分歧,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便是典型例证。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在讨论中把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不相符的杂音辨别出来。赵纪彬与吕振羽的争论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两人虽存在“两周奴隶论”和“西周封建论”的不同学术观点,但吕振羽也不敢强加于人。而对于赵纪彬在《中国哲学史纲要》中采纳日本史家秋泽修二观点的做法却始终不能认同。这种观点因为鼓吹中国社会的“亚细亚停滞性”来为日本入侵作辩护,在当时被看作是“政治问题”“是非问题”,属于侵略理论。吕振羽为提醒赵勿受蒙蔽,多次找赵恳谈,赵纪彬接受了吕振羽的意见,承认过去对于秋泽修二的用心未能看穿①.相似的,一些问题即便确定是学术问题,也会因其争论所带来政治影响而被看成“不和谐”因素。
1942年侯外庐和郭沫若关于屈原问题的争论本属学术问题,但因为发表的场所是《新华日报》,发表的时机是南方局为打破皖南事变后沉闷局面而举行的郭沫若五十诞辰庆祝活动结束之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政治影响,以至于《新华日报》国际版负责人乔冠华对侯表示:“不要辩下去啦,国民党在拍手呢。”这样,侯外庐的第二篇文章只发表了一部分便草草收场,郭沫若还曾为此发过火,而侯外庐也承认自己的做法“很不合时宜”②.这场辩论虽然激烈,但终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的学术问题,没有突破政治是非的界限。
3.历史资料的共享、学术人才的培养抗战时期,众多史学家颠沛流离,珍藏的书籍资料往往丢失,在这种情况下,史籍的共享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来说尤为重要。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就曾设图书阅览室方便理论研究和学习。史学家搜集史料时还会得到革命者的帮助,如侯外庐研究所需的大量史籍,就是通过在重庆北碚中山图书馆工作的中共党员叶文雄设法弄到的。叶甚至背上二三十公里送至侯家,无论严冬、酷暑总是有求必应,及时送到③ .正是这种革命大家庭的情谊为处在艰苦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们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保障。史学工作者之间也存在史料的共享。
1942年7月,郭沫若正在写一个描述南宋名将余玠、张钰钓鱼城抗击蒙古军的剧本,需要《宋史·忠义传》及《元史·宪宗本纪》,于是给翦伯赞写信求助,翦收信后,很快便将《宋史》托人送去④.同样,对于翦伯赞向自己来信求助《历代疆域图》,郭沫若虽然没有,但也推荐翦向陶行知借阅⑤ .而当侯外庐因研究古代社会史缺乏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材料而向郭沫若求援时,郭明知两人观点有歧异,仍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着作中对侯外庐最有助益的《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借予侯,侯对这种襟怀和气度很是感佩,称自己能在半年内完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很大程度上有赖郭老的这一支援⑥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聚集也为培养新一辈学人提供了条件。杜国庠、郭沫若对尚钺的提携就是一例。
1938年年底,南方局准备挑选一批有一定马列主义基础、搞过实际工作的人从事理论研究,杜国庠找到尚钺,希望他专攻历史,尚钺对此缺乏信心,杜则以自己的经历鼓励之,从而点燃了尚钺“心中的矿灯”.而当尚钺立志研究古文字学,虚心向郭沫若求教、借书时,得到郭的大力支持。尚钺疏散去云南,郭沫若又将他引介给文字学家唐兰,从而将尚钺引入历史研究的殿堂⑦.吕振羽对吴泽的指导又是一例。吴泽是吕振羽在中国大学的学生,两人重庆相聚,经常切磋学术。吕振羽准备写中国通史,提示吴泽:你写一部中国社会简史,按社会形态写,我写一部简明中国通史,依朝代写,同时出版。这样,吕着《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和吴着《中国历史简编》双双出炉⑧.吕离开重庆时,还举荐吴泽代任复旦大学教职。再如,翦伯赞对田余庆走上史学道路也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其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田余庆流亡到重庆,听到翦伯赞的学术讲演,精神上产生巨大震动,他回忆道:“就是在重庆的那一年,我放弃学医,转学历史。伯赞同志和其他先辈的讲演对我的启迪,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历史学方面最早受到的熏陶,主要来自伯赞同志和当时在重庆的其他先辈”⑨.
4.学术成果的发表与出版在当时的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活动遍布政界、教育、报刊、出版等诸多领域,属于中共活动网络的一部分,这张网有着从写作到出版的整个行业链条,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的创作、传播都能得到保障。就刊物来说,黎澍、谭丕模主持的《观察日报》,侯外庐、翦伯赞主持的《中苏文化》,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郭沫若创办的《中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传播阵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集聚增强了这些刊物的学术性,也为刊物的创办带来了众多人才和读者群。同时,他们研究成果的发表又因为这种集聚而获得了更多便利。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论文的发表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通过自办的刊物发表,二是通过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民主党派创办的刊物发表,三是通过主流学界中的纯学术性刊物发表。史学家之间常常会相互约稿,翦伯赞给欧阳敏讷写信,吐露自己“满身的文债”---《时事类编》《持久战》《中苏》《国民公论》《中国农村》《文化动员》都在催稿①.该信写于1939年,翦伯赞在这年里发表的作品20篇,仅《中苏》半月刊就有15篇,《文化动员》3篇,《力报》(欧阳敏讷负责)1篇,《中苏文化》1篇。而当翦伯赞到重庆后,主要史学论文多发表在《中苏文化》《新华日报》《群众》《中原》等刊物上②.这些刊物除了《时事类编》,基本都是中共党员实际掌握编辑方向或得到组织支持的报刊,这明显体现出翦伯赞的投稿倾向。当然,翦所投稿的刊物,非中共背景的也是有的,如《时事类编》就是国民党立法院主持的,《中华论坛》更像是民主党派的刊物,《中山文化季刊》则更具学术性,尽管都有共产党员在其中活动。这种报纸、杂志的繁荣景象为翦伯赞这样有声望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成果发表的众多平台,难怪翦伯赞连呼文债众多,难以还清了。
至于学术论着,一部分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文抗会当时就准备出一套“抗战小丛书”,抗战理论方面和民众革命史方面由吕振羽撰稿,哲学方面由徐特立撰稿,战时经济方面由薛暮桥撰稿,最近政治思潮方面由谭丕模撰稿③.一部分则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如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1卷)在1943年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出版机构如生活、读书、新知、群益等,很多都是中共影响下的进步书店或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文风书局、五十年代出版社等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出版的重要渠道。
四 结语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国统区的集聚是由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客观上,随着国土沦陷,原先散布在大江南北的知识分子逐渐向西南少数城市集中;主观上,中共对进步学者们的组织使得他们的集聚变得有序,从而形成了长沙、重庆、昆明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而在其他抗战文化中心,如香港和桂林,史学家的集聚和组织活动不明显,前者集聚时间过于短暂,后者则更多的是抗战文艺团体的集聚。抗战结束后,史学家们从集聚地分散到全国各地,在创立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同时,也带去了革命火种,吴晗回到北平后,就曾协助大批青年才俊奔向解放区。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共的组织和领导。各地中共党组织对学者们的学术活动进行了政治和理论的指导,而对他们的学术旨趣、个性、见解给予尊重,并尽可能地为他们的学术和生活创造条件。或许国统区的史学家群体没有延安史学家们所拥有的安定、自足的生活条件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但他们也不用为各种_运动所累,与不同阵营的学术交锋刺激了他们的学术创作,与同一阵营的学术互动深化了他们的史学研究。他们还通过学术资料的共享掌握了丰富的史料,通过学术人才的培养壮大了研究的队伍,通过众多的出版渠道扩大了其作品的社会影响。而延安史家们恰恰在学术交流机会、史籍丰富程度、研究梯队数量、作品出版渠道等方面略逊一筹。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着革命者和学问家的双重身份。作为革命者,他们理当为自己的革命目标和政治追求而奋斗,为此,服从组织安排,开展统战和宣传工作是他们的一部分使命,乃至学术研究本身都是他们革命活动的组成部分。作为学问家,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旨趣和学术个性,为此,他们也会为了真理而执着勇进,哪怕有时会被同行所误解。
对于他们来说,学术研究的党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给予适当的评价,就容易得出以今人的标准裁量过去的非历史主义偏见。中共党组织与学者们的良性互动使得马克主义史学家的集聚产生了学术上的规模效应,而这种规模效应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如侯外庐所言:“在重庆那种白色恐怖和贫困之中,我能不断贡献出研究成果,若没有集体的帮助和鼓励,是决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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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恐怕是汉武帝所始料不及的。因而,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毕业论文范文:张骞西使新说。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张骞首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月氏、夹击匈奴。《史记·大宛列传》记其出使背景曰:
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今案:月氏原来是一个强大的遊牧部族,其统治中心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尔泰山东端,且一度伸张其势力至河套内外。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兴起於蒙古高原,遏阻了月氏东进的势头。约前177/176年,匈奴大举西进,将月氏逐出上述故地,大部分月氏人西迁至於伊犁河、楚河流域,赶走原居该地的塞人,停留下来。史称这部份西迁的月氏人为“大月氏”。[1]传文所谓“匈奴破月氏王”,结合同传关於“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的记载,可知破月氏王者为老上单于(前174-161年)。这就是说,西迁伊犁河、楚河的大月氏有一次遭到匈奴的沉重打击,其王被杀,但匈奴这次打击,並没有使大月氏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传文所谓“月氏遁逃”,不过是“败北”的意思。很可能老上在位时大月氏为收复失地,曾一度东进,因被击败而西向退却。果然老上时月氏已逃离伊犁河、楚河流域,张骞於武帝建元年间(前140-135年)往使便没有现实意义。要之,张骞首次西使的对象是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
《史记·大宛列传》接着说:“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父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今案:匈奴将月氏逐出该地後,不仅控制了祁连山以北,直至天山、阿尔泰山东端的大片土地,且进而控制了包括准噶尔盆地在内的阿尔泰山南麓,以及原来可能役属月氏的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2]因此张骞一行出陇西,往赴大月氏所在的伊犁河、楚河流域,势必穿越匈奴控制的地区,终於被匈奴拘留。单于所谓“月氏在吾北”,也表明当时大月氏确实尚在伊犁河、楚河流域。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今案:大宛位於今费尔干纳盆地。[3]张骞自匈奴得脱後,究竟取何道抵达大宛,因史无明文,历来众说纷纭,但主要有以下三说:
一说张骞乃经由“西域南道”,亦即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抵大宛的。其理由在於主要根据张骞西使归国後报告写成的《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中提到的塔里木盆地诸国多位於南道。[4]
二说张骞乃经由“西域北道”,亦即沿天山南麓西行抵达疏勒後,越过葱岭抵达大宛的。盖《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提到的南北道诸国有姑师、楼兰、扜?和于阗四国,其中姑师即车师无疑是北道之国。既然张骞返途取南道,则去路应为北道,否则难以说明为何提到姑师。[5]
三说张骞乃经由天山北路,亦即自漠北取道准噶尔盆地、伊塞克湖南岸、纳伦河谷到达大宛的。盖匈奴控制西域後置僮仆都尉於北道,张骞未必敢取北道。《史记·大宛列传》且称姑师“临盐泽”,知张骞並未经过姑师,有关情况因传文致误;传文没有提到龟兹、疏勒亦可为证。同传所载西域事情独详於乌孙,足见张骞所由为天山北路。[6]
今案:三说均有未安。
1 《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离开大月氏後,“並南山,欲从羌中归”。这不仅表明他归途取南道,而且表明他吸取了去途被匈奴拘留的教训。者正从反面证明张骞去途所取並非南道。
2 《史记·大宛列传》提到姑师,主北道说者以此为证。其实张骞西使之时,姑师不在北道,而在罗布泊西北,确实“临盐泽”。[7]因此不能由於传文前半部提到姑师而断张骞去途取北道。传文没有提及龟兹、疏勒等北道诸国,也令人难以首肯张骞赴大宛乃取北道。
3 如果张骞抵大宛乃经由天山北路,则势必经由当时已佔领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但是《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表明张骞首次西使並未亲临乌孙。张骞这次西使归国後,有关乌孙的报告十分简单,与並未亲临的奄蔡等国相仿佛,正说明了这一点。至於传文所载乌孙昆莫乌哺狼乳等等传说,皆张骞在匈奴中所闻,並非亲临其地获悉。说者因匈奴在北道置有僮仆都尉、因而断张骞未敢冒险走北道;殊不知张骞为汉使月氏,月氏新败於受匈奴支持的乌孙(详下节),又何敢取道於乌孙境内?张骞既未假途乌孙,祇能认为以上第三说也难以成立。
4 以上三说既不能成立,张骞西抵大宛最可能的途径便应该是取道巴尔喀什湖北岸,沿楚河南下,穿越吉尔吉斯山脉,复顺纳伦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8]又,张骞出陇西後被匈奴拘捕,地点虽然不明,但被捕後“传诣单于”,则很可能是被押送到漠北的单于庭。这也就是说,张骞“西走”大宛可能是从漠北出发的。考虑到《史记·大宛列传》“居匈奴中”一句,《汉书·张骞传》作“居匈奴西”,则张骞更可能是从阿尔泰山南麓西走的。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大宛]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9]今案:此处所谓“大月氏”,已不再位於伊犁河、楚河流域。盖前130年,在匈奴支持下,乌孙远征大月氏、战而胜之。大月氏被迫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再次西迁,经费尔干纳,来到阿姆河流域,征服了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国。张骞到达时,大月氏设王庭於河北,控制着跨有阿姆河两岸的原大夏国领土。[10]张骞很可能是在逃离匈奴後获悉大月氏再次西迁的消息的,因而他不去伊犁河流域,而径自巴尔喀什湖北岸南下费尔干纳。而所抵“康居”,应为康居属土,即位於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盖康居本土在锡尔河北岸,张骞自大宛往赴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並无必要绕道锡尔河北岸,而索格底亚那则是必由之途。[11]至於传文所谓张骞“自月氏至大夏”,应指从大月氏王庭至原大夏国都城即阿姆南岸的蓝市城,或许是为了会晤当时正在河南的大月氏王。张骞此行终於“不能得月氏要领”,原因固如传文所述,但究其根本,大月氏此时远在阿姆河流域,与汉夹击匈奴,事实上已无可能,不能得要领,可以说势在必然。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张骞]留岁馀,还,並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馀,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初,骞行时百馀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今案:此处所谓“南山”,指西域南山,即今喀喇昆仑、昆仑、阿尔金山。而张骞归途很可能沿南道,经于阗、扜?後,抵达位於罗布泊西南之楼兰,复北上至泊西北之姑师。《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留下了这四国的记录,表明张骞很可能是经过姑师之後再次被匈奴拘捕的。张骞“並南山”应是事实,但结合同传“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的记述来看,却未必果真穿越羌人地区。“欲从羌中归”不过是他的打算,很可能他在知道“羌人恶之”後,便採取了“少北”的路线,结果又为匈奴所得。[12]又,张骞再次被拘留後,很可能同前次一样,被“传诣单于”,並被押送至原流放地(因而得会其胡妻,终於相偕归汉),直至军臣单于(前161-126年)死後,纔乘乱得脱。
张骞之归年,《资治通鉴·汉纪》繫於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军臣单于即死於是年。由元朔三年上溯十三年,则张骞动身於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13]据此推算,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十馀岁”)为首次被匈奴拘留时期。元光六年(前129年)自匈奴中得脱,抵达大月氏。元光六年至元朔元年(“岁馀”)为滞留大月氏时期。元朔元年(前128年)末踏上归途。元朔二年初至三年(“岁馀”)为再次被匈奴拘留时期。元朔三年归汉。[14]应该指出的是,张骞滞留大月氏期间,发生了塞人入侵安息事件,这很可能是大月氏第二次西迁引起的连琐反应。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了《汉书·西域传》所见“乌弋山离国”的成立。[15]张骞的报告对塞人入侵事件並未涉及,也许是直至他踏上归途,消息尚未传至大月氏的缘故。
张骞第二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乌孙,夹击匈奴。结合《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和《汉书·西域传》等有关记载可以考知,乌孙本来遊牧於哈密一带,很可能一度役属月氏;前177/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大举进攻月氏;月氏放棄故地西迁;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溃败的月氏人衝击乌孙的牧地,杀死了乌孙昆莫难兜靡,时难兜靡之子猎骄靡新生,其馀众因持此遗孤投奔匈奴。猎骄靡长成後,军臣单于令率其族人守卫匈奴西界。前130年,猎骄靡在匈奴支持下,远征伊犁河、楚河流域。军臣单于死後,猎骄靡不复“朝事”匈奴。[16]因此,张骞第二次西使,就其目的地而言,和第一次並无二致,也是伊犁河、楚河流域。
张骞使乌孙的目的,具体地说是“招以东居故地”,“以断匈奴右臂”。如前所述,乌孙故地在今哈密一带。其时因浑邪王降汉,这一带“地空无人”。其地若为汉之盟国控制,对於隔绝匈奴与西域的联繫确实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不妨推测,张骞於建元中出使时,也有招诱大月氏东居故地的计划。
此外,《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建议武帝联结乌孙时称:“既联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则使乌孙尚有开+东西道的用意在内。盖据同传:“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汉使焉”。可见至少在张骞使乌孙之前,乌孙作为匈奴的属国,事实上妨碍着汉与西域诸国的交往。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使乌孙时,武帝“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齎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张骞抵乌孙致赐谕指後,由於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又一次“不得其要领”而归。“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此举意义重大。“盖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可以说这是乌孙走上与汉结盟道路的开始。而乌孙的向背,对於西汉最终战胜匈奴至关紧要。[17]张骞使乌孙虽不得要领,却收效於日後,筚路蓝缕之功,诚不可殁。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及诸旁国”。今案:副使所使诸国大致就是张骞首次西使亲临和传闻诸国。其中,于窴、扜?应该是张骞首次西使途径的南道国家,而所谓“大夏”,或即役属大月氏的若干原大夏国“小长”。
值得注意的是,上列诸国中没有楼兰和姑师,而如前述,这两国也是张骞首次西使取南道归国时经过的。它们之所以没有被提到,与其说是传文的省略或遗漏,不如认为张骞使乌孙时曾经过这两国。既然正使亲临,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另遣副使了。
张骞使乌孙究竟取什麽路线,史无明文。如果允许推测,其去路似乎可以认为是沿阿尔金山北麓西进,抵达罗布泊西南的楼兰,自楼兰北上,到达泊西北的姑师(今楼兰古城遗址一带),复沿孔雀河西进,取西域北道经龟兹到达乌孙。[18]当时,汉征匈奴已取得重大胜利,特别是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西域王浑邪降汉後,出现了《史记·大宛列传》所谓“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的局面。既然沿南山即阿尔金山至盐泽即罗布泊空无匈奴,张骞取此道使乌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虽然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已将匈奴逐至漠北,但匈奴並未失去对阿尔泰山南麓包括准噶尔盆地的控制,因而天山北路对张骞来说未必是坦途。至於张骞的归途,不妨认为与去路相同。
张骞使乌孙的年代,史无明文,一般认为他启程於元狩四年,归汉於元鼎二年(前115年)。今案:元狩四年,汉兵击匈奴於漠北,西域道可通。张骞於是年被遣出使乌孙,並不是没有可能。但严格说来,这一年祇能看作张骞动身年代的上限。而据《史记·大宛列传》或《汉书·张骞传》,可知张骞这次西使中途未受梗阻,似乎也没有在乌孙作较长时间的停留。《资治通鉴·汉纪》既繫张骞归汉於元鼎二年,则不妨认为张骞动身於元鼎元年或二年。
又,《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抵乌孙时,乌孙“王老”。《汉书·张骞传》也说,其时乌孙“昆莫年老”。这位乌孙王或昆莫便是难兜靡之子猎骄靡。七十曰“老”,猎骄靡生於前177/176年,至元鼎初不能称“老”。因此,此处所谓“老”,不过张骞所得印象。至元封年间,昆莫尚汉公主时,《汉书·西域传》又称“昆莫年老”。既论婚嫁,所谓“老”,纔可指实为“七十”。[19]
《史记·大宛列传》称:“[骞]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於是西北国始通於汉矣”。因此史迁称张骞西使为“凿空”。
何谓“凿空”?裴駰《集解》引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然而考古学和文献的证据都表明,西域道早在先秦就已经开通。[20]就汉代而言,西域与中原的关係,有据可稽者,如《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对策之言有曰:“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则载相如告巴蜀民檄曰:“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前134年),相如作檄在元光五年(前130年),知两人所指为同一事件,而康居“纳贡”至迟也在张骞首次西使归国之前。[21]有鉴於此,史迁所谓“凿空”,也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通西域道”,其本意或在於强调汉与西域诸国互通使节始自张骞的两次西使。具体地说,所谓“西北国始通於汉”,不是民间的,而是官方的;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今天看来,张骞西使的意义还在於提供了当时中亚内外政治形势、民族分佈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首次西使,“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张骞所传闻之国,据传文可知是乌孙、康居、安息、条枝、黎轩和身毒。其中,安息应即帕提亚朝波斯,在它的西面和西南面是条枝即塞琉古朝叙利亚和黎轩即托勒密朝埃及。[22]在安息东南方,佔有印度河流域的是身毒。在安息北方,自黑海北部,经裏海、鹹海往东,直至楚河、伊犁河流域,活动着遊牧部族奄蔡、康居和乌孙;当时康居领有後来被《後汉书·西域传》称为“粟弋”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在安息东方,另一个大遊牧部族大月氏统治着阿姆河流域,征服了领土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国。在大月氏或大夏的东北即今费尔干纳地区则是所谓大宛国。以上十国,张骞在他归国後向武帝所作报告中,有详略不等的描述。可以毫不誇张地说,没有张骞的这份报告,今天要重建前二世纪中亚(特别是其西部)的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载於《史记·大宛列传》的张骞上述报告,虽然绝大部份已被转录入《汉书·西域传》,但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主要是因为《汉书·西域传》的编者将张骞的报告和张骞以後所得的情报不加区别地穿插在一起,从而抹煞了张骞所获若干信息的时间性。比较两传关於大夏、大月氏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23]张骞报告的重点在葱岭以西,对葱岭以东祇是略略提及,远不如《汉书·西域传》周详。儘管如此,前者的有关记载仍不容忽视。张骞关於姑师“临盐泽”的报告就非常重要。《汉书·西域传》将这一条完全删去,以致传文若干处无法理解。[24]要之,虽然有了《汉书·西域传》,研究汉代西域的情况,《史记·大宛列传》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1 参看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pp.53-57。
2 参看注[1] 所引书pp.272-274。
3 参看注[1] 所引书pp.70-71。
4 A.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Berlin, 1910, p.116.
5 桑原氩亍罢佩工卧墩鳌保?亍抖?�交通史论丛》,弘文堂(昭19),pp.1-117。
6 长泽和俊《史研究》,国书刊行社,昭54,pp.385-386。
7 参看注[1] 所引书pp.215-217。
8 参看注[1] 所引书pp.70-71, 96-97, 136-137关於乌孙、康居、大宛境域的叙述。又,当时乌孙立国未久,其西境未必如《汉书·西域传》所述,与康居、大宛相接。
9 “太子”,《汉书·张骞传》作“夫人”。今案:两书的矛盾可能是这样产生的:大月氏王被老上所杀时,太子尚幼,虽被立为王,实由其母摄政。《史记》与《汉书》於名实各执一端。
10 参看注[1] 所引书pp.57-61。
11 参看注[1] 所引书pp.98-101。又,传文既称张骞由大宛抵康居,则张骞自巴尔喀什湖北岸南下费尔干纳时並未经过当时“羁事匈奴”(《史记·大宛列传》)的康居领土。
12 A. F. P. HulsewJ and M. A. N. Loewe ,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B.C. - A.D.23, Leiden, 1979, pp. 76-77, 以为张骞东归乃沿昆仑山进入“羌中”(今青海、甘肃的边缘地带),並未经过楼兰,而他被捕的地点一定远在姑师以北。注[6]所引长泽和俊书pp.385-386,亦以为张骞乃沿南道,经婼羌、青海东归。今案:两说未安。
13 樢恍邸罢佩工卧淇铡保?凹究??鹘�?”1-4,1982,pp.16-21,以为“十三岁”未必足数,故张骞启程於建元三年。
14 此採桑原氏说,见注[5] 所引文。
15 参看注[1] 所引书pp.171-173。
16 参看注[1] 所引书pp.131-136。
17 参看注[1] 所引书pp.274-278。
18 参看黄文弼“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载《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pp.73-75。
19 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等可考知,乌孙本与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而前177/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将月氏逐出故地时兼定乌孙,故乌孙馀众在难兜靡被杀後,持其遗孤奔匈奴必在前177/176年,此所以《史记》将难兜靡之死归因於匈奴。既然难兜靡死时,猎骄靡新生,故後者生於前177/176年,降至元封间,正可谓“老”。
20 参看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第三辑,1990,pp.1-16。
21 参看本书上编第一章。
22 参看注[1] 所引书pp.183-194。
23 参看注[1] 所引书pp.59-63。
24 参看注[1] 所引书pp.2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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