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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中_运动与思想启蒙相结合的事件,一直以来倍受重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五四运动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1919年5月4号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五四运动、历史条件、历史特点、历史意义
一、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条件
1.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余万人,五四运动获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2. 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受到这个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3.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二、五四运动的爆发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在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政府在华势力范围、撤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出席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三、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
1. 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在五四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上了。
2. 五四运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参加五四运动的不仅有学生群众,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参加到革命的运动中去了,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3.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有力地打破了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开始到工人中去宣传和组织工作。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四、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1.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_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以此为后盾,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采取了强硬态度和正义立场,拒绝和约签字,开创了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敢于抗争的先例,同时则使皖系军阀政府声名狼藉,迅速由盛趋衰。
2. 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时期,同时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阶段。五四以后,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移植,为现代中国培育了一代英才。
3. 在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工人中间,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群众,从而促进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4.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虽然中国共产党当时尚未诞生,但是已经
有了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些人更直接充当了运动的组织者或指导者。运动期间,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已有了发展和壮大,且在运动后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运动的内容和方向也在朝着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发展。这都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
五四运动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意义深远。五四运动解放思想,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思想结合起来。因此在当今我们现代的生活中,应该传承五四精神,增加社会责任感,用我们的青春,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参考文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摘 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18.
[2]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7.
[3]《新青年》六卷二号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1470.
[5]沈传亮. 五四时期女性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3):23.
[6]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376.
[7]郭秀文.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J].学术研究(历史学版),1999(6):7.
[8]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9.
[9]陈文联.“五四”思想界对封建贞操观的批判[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4):98
摘要:纵观国内外社会风云,那展用先辈们鲜血染红的“五四”运动大旗,现在急需我们高高举起!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所开创的中国革命事业现在需要我们青年用热血去继承!冲锋陷阵,前仆后继!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人民的呼唤!“五四”让历史和现实证明:我们青年的血是一腔革命的热血!
关键词:五四运动;历史意义;五四精神
一、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
五四运动表现出的反帝彻底性,是以前历次斗争所不具备的。在此以前,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掀起过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这些斗争要么将主要目标集中于反对封建势力;要么缺乏必要的反帝斗争的策略,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盲目排外。五四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中国人一度对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破灭了。五四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口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近代中国的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性,首先体现在将斗争目标指向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北洋军阀政府,指向那些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贼。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及部分资产阶级,联合行动,不畏反动政府的威胁和镇压,表现了一种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其次还表现在对封建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对民主科学精神的追求上。在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能够以无畏的革命气概,大声呼喊“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真是破天荒的壮举。
二、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人类思想的每一次解放,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彻底的批判精神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促进了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与“科学”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两面大旗,这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就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就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赞誉说:“五四运动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最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就没有五四如此宏大的群众爱国运动,更不会出现五四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
三、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且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坚定性和组织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后期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使五四运动跳出了单纯的学生运动的范围,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迫使北洋政府很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陆、章三个卖国贼,使运动取得了第一回合胜利;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作为运动先锋队的青年知识分子才有了可靠而强大的后盾,才迫使北洋政府代表不敢在和约上签字,才使五四运动取得直接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五四运动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发起到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到法国去、到俄国去等各种活动,使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样,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中间桥梁作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了可靠的物质载体,而且由革命的理论宣传转变为革命实践,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四、五四运动普及了民主思想,加快了中国的宪政民主的步伐
中国的宪政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和思想文化两个层面,制度层面的宪政进程从满清王朝的末期就开始了。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满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和《十九信条》终于还是迈出了向宪政文明靠拢的第一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宏大的革命理想几乎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步地开展。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一系列法律先后颁布和开始施行,宪政民主国家的制度框架基本构建起来。但是这些法律大多数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地实行,宪政制度也被拆来改去。国人早期宪政运动的制度设计所实现的程度,与其所期冀的目标相比,只是事倍功半,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国民的思想深处,还缺乏对民主与宪政的正确认知。从文化层面而言,中国对于西方先进的宪政文化的了解要早于法律文本的制订和制度的设立,但在封建专制的思想桎梏下,国民的思想整体上仍然处于冰冻中。五四运动润物无声,它瓦解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冰封,宪政民主思想才得以蔚然盛行,五四运动为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五四运动已经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那一代青年早已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新一代的青年朋友们,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吧。(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王文鸾;瞿秋白与五四运动[J];前线;2011年05期
[2]艾伦?拉森;美国飞虎队员眼中的美丽中国[J];源流;2011年11期
[3]林清峰;是他,抛出了点燃“五四运动”的火炬[J];文史月刊;2011年08期
[4]王艳飞;弘扬五四精神的现实意义[J];才智;2011年24期
[5]马建标;由“反日”而“爱国”:五四时期青年学生国家认同的形成[J];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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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作家张爱玲深谙汉语的声律节奏,她将文学与音乐巧妙结合,以音乐的灵动性和丰富性来形成一种潜在的语言节奏和 抑扬顿挫 的声韵,赋予作品独特的审美感受,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音乐化效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张爱玲小说的音乐化特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作为我国著名的女性作家,张爱玲以深厚的音乐艺术修养巧妙地从音乐艺术的审美视角来揭示作品的主题内涵和美学价值,构筑小说情节,营造意味深长的意象,增强作品的灵动性、深刻性和艺术表现力,衬托和凸显小说的主题内涵和美学价值,从而使文字与音乐交融焕发出灼灼光彩,为作品增添了无数超然的意境。本文在分析张爱玲音乐观对其文学的渗透的基础上,从结构、语言和意境三方面对其小说的音乐化特征进行探讨。
中国近代作家张爱玲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世家,长达十多年的音乐熏陶和训练不仅使她对音乐有着异乎常人的体悟力,而且还使她对中西文学中蕴含的音乐性有着深刻而透彻的理解。以语言技术精湛而著称的张爱玲常在小说中利用音乐的灵动性和丰富性来增强作品的灵动性、深刻性和艺术表现力,以音乐艺术来衬托和凸显小说的主题内涵和美学价值,使文字与音乐交融焕发出灼灼光彩,为作品增添了无数超然的意境。
中国文学脱胎于音乐,诗乐舞一体是华夏艺术的灵魂与核心。西方文学艺术发展也深受音乐艺术的渗透和影响。法国浪漫派诗人最早将音乐因素文学,开启了浪漫文学的新纪元,法国象征派诗人通过音乐来追求朦胧性和暗示性的艺术主张,这一艺术主张使意识流小说深受启发,许多意识流小说家开始将音乐的主导动机转化为小说技巧,用以烘托主人公出场气氛、暗示场景主题、创造循环往复的气氛,也有的小说模拟音乐的复调叙述和交叉多线方法用以解决复杂的时空关系,追求文学作品的节奏感和旋律美。可以说,音乐对中西文学的影响和渗透作用是由来已久的,这也是中西文学发展的共同选择和趋势。
张爱玲出生在前清遗老的旧家庭,但却成长于西方文化元素迅速涌入的新时代,深宅老院中的父亲守旧保守、花园洋房中的母亲新潮开放,古典传统文化与现代西式礼仪、传统与洋化、黑暗与光明、监禁与自由不仅深深地影响着张爱玲的思想,而且还兼容并包的存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八九岁时,张爱玲出国留学的母亲回国,这在带给她温馨甜蜜家庭的同时也带给她最初的音乐熏陶,此后长达十多年的熏陶培养了她对音乐深刻的体悟力,使她深谙音乐的穿透力和感染力,深深地感悟到音乐传达的情绪与形象。张爱玲将她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小说创作中,既实现了音乐对现代小说的全面渗透,又使得其小说语言极富音乐美,如她将极富音乐节奏美的押韵、叠词叠韵、反复等古诗格律运用到作品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自觉吸收音乐艺术、音乐对现代小说全面渗透的新纪元。从文学观念的音乐化到小说语言的音乐化,从音乐形象的直接运用到音乐形象的密植和小说结构的音乐性,小说语言音乐化已成为张爱玲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语言特征。
从对音乐家的欣赏来看,张爱玲最喜欢的不是浪漫派的贝多芬或肖邦,而是巴洛克时期德国杰出的作曲家、演奏家――“西方现代音乐之父”巴赫。与其他作曲家演奏家相比,巴赫的作品具有高度的逻辑性和深刻的哲理性,结构严密、风格清新隽永,他的作品没有庙堂气息、英雄气概,也没有宫廷乐曲的纤巧,有的只是深沉、悲壮和广阔,从这里可以看出,张爱玲更钟情于安稳的人生;从乐器的角度来看,张爱玲对绝对悲哀的梵哑铃极为反感,但对略带苍凉之感的胡琴却尤为喜欢,正如她自己说的胡琴的苍凉“远兜远转,依旧回到人间”,这与张爱玲对人生所持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她认为安稳的人生意味着永恒,这样的人生韵味历久弥新,因此,她的作品里没有悲天悯人、没有纯情浪漫、没有残酷冷血、没有热血澎湃,有的只是打情骂俏、勾心斗角、平凡人生里平淡无奇的故事和朴素生活中的微波细澜。由此可见,张爱玲的音乐观是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
1 结构的音乐性。
张爱玲小说向来以结构美著称,她的作品常用音乐穿插贯通全文,这不仅使作品结构严谨完整,而且还呈现出独特的音乐结构形式。如《倾城之恋》在万盏灯火和感伤的胡琴声中拉开帷幕,又在咿咿哑哑、万盏灯火的夜晚降下帷幕,这种结构与首尾呼应、起点与终点常落在同一个主音的音乐结构形式相一致。作品开头对主人公白流苏生活状况的描写与多音区对同一音乐主题的反复表现相类似,而白流苏在上海与香港间的多次往返则与音乐的回环演进进程相似,结尾处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兜兜转转、分分合合以及大团圆结局的爱情故事与音乐循环往复的时空观相一致,奏响了一曲永恒无限的生命交响曲,而作品中的花、墙、风、月等意象则是音乐中具有无限韵味的乐句。
《封锁》也是一篇成功的以音乐结构作品的例子。作品开头以山东乞丐浑圆嘹亮的歌声“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来引出主人公英语助教吴翠远的爱情故事:在封锁期间,一个单纯的女人――吴翠远与35岁同样单纯的男子吕宗桢邂逅相恋,正当两人热恋时,封锁解除了,吕宗桢离开了,只剩下孤独可怜的吴翠远和那久久萦绕的“可怜歌”:“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歌”在作品中不仅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也暗示着故事的结尾“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在以楚汉之争为背景的《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命运就在哀婉的楚国民歌声中漂浮不定,她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知道自己情归何处,但面对四面楚歌,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拔出刀刺进自己的胸膛,哀婉的音乐暗示了人物的命运结局。
2 语言的音韵美。
张爱玲小说中的音乐犹如一粒粒传达美丽的文字珍珠,音韵铿锵、抑扬顿挫,虽不追求纯粹的音乐艺术效果,但却表达出一种难以言传和极具节奏变化的语言魅力,体现了作家灵魂深处的极致美丽。张爱玲小说语言极具音韵美,富于变化的旋律与抑扬顿挫的审美感受展现了其独特的内心世界。张爱玲小说语言的音韵美主要体现在:
一是叠音词和重叠词的使用。叠音是汉语最古老的修辞手法,循环往复的音调尽显汉语语言音韵之美,如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冷冷清清、寻寻觅觅等。叠音词和重叠词在张爱玲小说中也有着广泛地应用,如《心经》中“两人只得摸着黑,挨挨蹭蹭”“轻轻”“缓缓”“点点头”“黑漆漆,亮闪闪,烟哄哄,闹嚷嚷”“空荡荡”,《鸿鸾禧》中“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十八春》中的“说说停停”“哭哭啼啼”“谈谈说说”“笑笑,招招手”“听听音乐”,《茉莉香片》中的“紧紧抉住”“静静站着”等,诸如此类动词、形容词重叠十分常见,错落起伏、音韵和谐的重叠词和叠音词灵动呼应,赋予语言极强的旋律感和节奏感,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表达效果。
二是顶真、排比、反复的应用。张爱玲还擅长使用顶真、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来增强作品的表达效果。顶真是指以前句或上句结尾词语做下句或下文开头,以形成语句衔接、语气连贯、章节首尾顶接的一种修辞手法。如《金锁记》中“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创世纪》中“嘹亮无比的音乐只是回旋,回旋如意……”;《花洞》中“实实虚虚,虚虚实实,极其神秘”。排比是语气相同、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句子的并排组合,排比句不仅能增强语言的条理性、层次性和生动性,而且还能增强语言的节奏感和声韵之美,张爱玲深谙排比句的独特用处,如《倾城之恋》在描写新生婴儿时,使用了“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这一音节整齐匀称的排比句来凸显语言感情洋溢、气势更为强烈;《心经》中“在他们之间隔着地板,隔着……隔着……”这里音韵和谐、同构异语的排比句的使用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
反复是同构同语的叠加,是张爱玲小说中一种重要的语言艺术表达方法,也是其语言音乐化形成的重要语言手段。如在《金锁记》中,面对刁难和不解的小姑子,身为姜家二奶奶的曹七巧站起来说道“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你去挨着你二哥坐坐,你去挨着你二哥坐坐”,要强、泼辣、开朗、漂亮的曹七巧浑身充满青春的气息、散发着蓬勃的生命的激情,但爱情的缺失使她在爱的欲望中苦苦挣扎,每日对着身患骨痨肉体不管用的丈夫,她那高度压抑的情感、欲望、痛苦以及凄苦无依的心痛都付诸于简单无奈的语言反复中,如泣如诉。
三是多种修辞手法的套叠使用。张爱玲认为修辞手法的音乐表现形式并不一定是单独出现的,而是几种修辞格的套叠使用,如《第二炉香》中看到一步步走过来的妻子,“裹着银白的纱,云里雾里……她的头发燃烧起来了”,排比、比喻、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的使用不仅使句子与句子之间音韵粘连呼应,而且还增添了文字的旋律感和朦胧美。
3 意境的音乐化。
张爱玲小说一直以丰富鲜明的意象被评论家所称道。张爱玲小说常以画面意象暗示人物命运,以听觉意象尤其是音乐意象贯通各种感官,音乐意象与画面意象共同构成的繁复视听意象不仅超越了艺术画面单一性的象征效果,而且还丰富了作品的艺术世界,使作品意象更为新奇、富有韵味。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卖笛人吹出的笛声像“尖柔扭捏的东方的歌……终于连梦也睡着了”,拖沓的旋律与蛇疲懒盘绕的形状有诸多相似之处,暗示了主人公佟振保被乏味的家庭所困扰、对婚姻的厌倦;梵哑铃的弦子“全然没有曲调可言……震耳欲聋”,编曲的人将一个个音符倒在巨桶里使劲搅拌着,这种音乐意象在带给读者具体可感的形象的同时,也承载着更多的想象。《创世纪》中匡潆珠与毛耀球的恋爱就像古琴独奏的《阳关三叠》简单的调子“再三重复,却是牵肠挂肚”;匡潆珠的祖母紫薇贵为相府千金,生在繁华锦绣之乡,人长得美丽迷人,年轻时她听到的《阳关三叠》是技艺精湛的乐视用古琴演奏的,欣赏的是别人精致而华美的离愁,但现在已近垂暮之年的她听到的却是旧风琴弹奏出的笨拙、蹒跚的曲调,揭示了那个永远回不去的华美时代,而祖孙二人对同一首曲子如此敏感也隐喻了旧时代女性命运的轮回。
作为我国著名的女性作家,张爱玲以深厚的音乐艺术修养巧妙地从音乐艺术的审美视角来揭示作品的主题内涵和美学价值、构筑小说情节、营造意味深长的意象,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她对小说语言的现代化拓展与延伸。张爱玲小说不仅充分挖掘语言本身丰富的内涵,而且还将音乐幻化成一个个生动的形象使作品语言呈现出灵动的旋律。音乐语言已成为张爱玲小说闪烁艺术生命力、濡染无穷意趣的不可或缺的表达方法。
论张爱玲小说的音乐化特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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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和文学是两种不同的媒介,电影和文学又是两种不同的艺术,然而两者通过电影改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许鞍华执导的《倾城之恋》是首部改编张爱玲小说的电影,虽然影片努力还原小说的场景与情节,但与原著相比,它还是有着很多不足与遗憾。但作为首部电影改编,正是这些淡淡的遗憾,给予了我们一些别样的启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几乎每一部都毁誉参半,这里存在着一些盲点,值得我们深思。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文学价值越高的小说往往越不容易被改编成电影。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因其文字辨识度高、注重人物心理描写、故事情节富有传奇色彩,向来被视为“中国最不可改编的作品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爱玲在中国文化圈尤其是影视界华丽“复活”。她的名字成了一块金字招牌,许多电影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对张爱玲小说的改编热潮中。
张爱玲本人就是一位电影爱好者。17岁写出生平的第一篇影评后,她对电影的痴迷程度进一步加深。电影的表现手法也逐步融入她的小说中。品读张爱玲的小说时,经常会有一种强烈的电影感扑面而来。张爱玲把小说和电影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浑然天成地融合到了一起,因而张爱玲的小说又被称作“纸上电影”。表面上看,张爱玲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无论怎么演都会精彩,实际上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包含了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和电影学等多种学科领域的内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跨学科实践过程,其中有许多的视觉影像因素都是很难转换和互译的。
当代对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且大部分集中在港台地区。1984年,许鞍华导演执导的电影《倾城之恋》上映后在当时的文学界和影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是张爱玲所著的小说中第一个被改编成电影的。1994 年,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被导演关锦鹏改编成同名电影。1997年许鞍华导演又把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十八春》改变成电影《半生缘》。2007年由李安导演执导的《色?戒》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荣获金狮奖。它是由张爱玲所著的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色?戒》浓缩而成的。
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历经20余载,电影人为何钟情于改编张爱玲的小说?从张爱玲的小说出发,把她的小说进行电影改编很有卖点。因为小说里描写的故事内容具有通俗化、女性化、商业化等符合大众口味的特点。而且故事的主人公大都是上海没落淑女,故事情节充斥着传奇色彩,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小资情调也迎合了大众的通俗口味,非常适合改编成电影。从电影的角度出发,蒙太奇被称作电影的灵魂,是电影艺术基本的表现技巧,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蒙太奇技巧。张爱玲的小说将电影和文学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
(一)对原著较忠实的还原
名作改编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尤其是改编张爱玲的作品。张爱玲的小说调动了一切感官因素,具有极强的画面感。读者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时常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张爱玲对电影技巧的运用也使其作品具有独特的个性。无论改编者如何谨慎,影片上映后都逃脱不了毁誉参半的命运。所以改编者在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时都保持了对原著较忠实的还原。以下内容以《倾城之恋》《半生缘》《色?戒》三部影片为例,分析改编者在将张爱玲的小说进行电影改编时是如何既保留原汁原味的张式韵味,又体现出作品的思想内涵的。
《倾城之恋》是对张爱玲小说还原最忠实,也是改编最早的一部电影,它由许鞍华执导,周润发主演。许鞍华导演几乎完全按照原著的叙事方式将整个故事用电影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原著《倾城之恋》的开头,张爱玲描写了“咿咿呀呀的胡琴声”,以凄凉的听觉感受为整个故事情节的开展奠定了苍凉的基调。许鞍华导演的同名电影,对以上文本内容的拍摄方式基本忠实于原著,以伶人唱戏声作为音响,为电影拉开了序幕。甚至在处理台词的问题上,许鞍华导演都大量使用了张爱玲原著中的文学语言。譬如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卡车上逃难时目睹了香港遭炮弹袭击,范柳原突然感慨道:“这一炸不知道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
1997年许鞍华导演又根据张爱玲的经典小说《十八春》改编了一部名为《半生缘》的电影。影片中,许鞍华依然遵循忠实还原原著的原则,以原著的故事发展情节为影片主干,以原著中的文学语言为台词。由于电影在时间上的局限性,电影《半生缘》在处理原著《十八春》的细节时,采用了直接省略的方式。譬如在原著中,张爱玲对许叔惠与石翠芝的心理变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而影片中仅仅通过二人在南京泛舟和爬山几个简单的情节交代了许石二人的感情变化,直接省略了原著中二人通信的情节。
在影片的叙事手法上,许鞍华导演也改变了原著中以沈世钧的回忆为视角的倒叙,而是以顾曼祯18年前遇到沈世钧时的场景与内心独白作为开头,然后再进入故事的倒叙内容。许鞍华导演此次改编与原著最大的不同就是故事的结局。许鞍华在影片《半生缘》中直接以18年后二人再次相聚却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为结局。这样的结局一刀斩断了二人结合的希望,以一股悲凉感戛然而止。而原著《十八春》在故事的结局部分描写了张豫瑾与顾曼祯在经过18年的曲折人生路后一同参加了国家刚解放时东北的建设。这样的描写为故事的结局留下了一道光明的“尾巴”,暗示了二人结合的希望。许鞍华的改动反而恢复了绘尽人世苍凉的一贯风格。
由李安执导的张爱玲同名小说《色?戒》与《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相比更加忠实原著,几乎全盘照搬原著的再现式叙述。此外,为了使影片内容与电影的表现手法和观众的观看习惯相符,李安导演对叙事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增删,把整个事件的发展顺序也进行了调整。
(二)独白与旁白的大量使用
张爱玲的小说对人物心理刻画比较细腻、准确。她的小说中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时常能够触动读者的心灵,引起读者的共鸣。在作品中,张爱玲对人物的潜意识和种种微妙的心理变化把握得精准而深刻。然而,这种抽象的潜意识和心理活动是无法用电影手法来表现的,这是小说进行电影改编最大的难点。电影与小说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不能用抽象的文字去刻画人物心理,只能用镜头语言和演员的肢体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改编张爱玲小说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演员的肢体语言,都无法具体展示人物的心理变化。在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时,许鞍华和关锦鹏两位导演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都使用了大量的独白与旁白来展示原著中人物细腻、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变化。 影片《半生缘》的开头部分就是曼祯回忆时的大段心理独白,影片中间部分也是以独白的方式展示沈世钧回忆及挣扎时的心理变化。影片《红玫瑰与白玫瑰》也是以一段有关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经典旁白开场。
(三)以镜头语言对 “ 张氏味道 ” 进行还原
张爱玲的小说中弥漫着一种独特的怀旧味道。这种“张氏味道”是张爱玲的作品能够成为经典不可或缺的因素。它来源于张爱玲在小说中对旧上海独有的场景的营造和充斥在故事当中的悲凉的情怀。比如张爱玲作品中镂着雕花的窗棂、湿漉漉的小巷、夕阳斜射下路旁栽满法桐的街道都是旧上海独有的场景。张爱玲小说中的悲伤情怀和传奇色彩对广大读者也是极具吸引力的。可以说这种独特的“张氏味道”是张爱玲小说的灵魂,也是吸引读者的关键。因此,改编张爱玲的小说,以镜头语言对“ 张氏味道” 进行还原是必不可少的。区别在于导演的风格不同,对“张氏味道”的表现程度和表现手法也就不同。
由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恋》中体现的“张氏味道”最为简朴。许鞍华导演运用最简单的镜头语言向观众呈现原著中那斜晃在玻璃纸上懒懒的夕阳、镂着雕花的窗棂和那阴冷的海风。这些清冷、苍白和悲戚的镜头语言恰恰是对张爱玲笔下“繁华而苍凉”氛围与场景最好的诠释。由关锦鹏导演执导的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饱含其鲜明的个人特色。关锦鹏还原出的“张氏味道”给人一种瑰丽的感觉。他通过不同的画面构图和不同的色调,向观众展现红玫瑰与白玫瑰不同的性格。他利用两间浴室布局摆设的不同展示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差异。灯光昏暗、雾气弥漫的浴室,体现了红玫瑰娇蕊的热烈与风情的性格。哗哗不绝于耳的水声代表着红玫瑰的情欲。而白玫瑰烟鹂的浴室则干爽亮洁, 方整白净的瓷砖象征着白玫瑰的贞洁。平整地贴在墙面的手绢则显露出白玫瑰冷淡的性格和生活上的洁癖。
在张爱玲小说改编电影作品中的体现在对女性意识和心理的深入透析这一方面,张爱玲的小说很难被超越。她解构了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对女性心理的剖析十分准确和深刻。她始终站在女性的角度,尝试叙述她们或喜或悲的人生。她笔下的男人通常都是让人失望的,而她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却格外精彩,与其他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极为不同。她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展示了整个上海、家庭中的悲欢离合,揭示了女性独具的生命体验和隐藏在人性深处的秘密。她的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促进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20世纪以后张爱玲的许多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如何在改编的电影作品中体现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成了一个非常复杂且值得研究的问题。
许鞍华在改编张爱玲的小说《十八春》时,极尽可能地保留了张爱玲原著中的女性意识。影片刚开始以女主人公主观上的视角代替了原著中刚开始时世钧进行回忆的情节。导演许鞍华用独特的女性视角为影片营造了一种充满了悲凉、静寂的灰色基调。曼桢被祝鸿才施暴的情节,在小说文本中没有任何细节上的描述,但是字里行间却充斥着残酷冷漠的气息。“乘着还没醒过来,抱上床去脱光了衣服,像个艳尸似的,这回让他玩了个够,恨不得死在她身上,料想是最初也是最后一夜。”在面对这样冷酷又熟悉的世界时,张爱玲显得十分冷静,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冷酷的气息湮没。践踏和蹂躏曼桢的不仅仅是祝鸿才,而且是整个无情的社会。女性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完全断裂开来。影片在展示这一部分情节时镜头停留在了门外,依然深刻体现了对女性的同情。观众在房门之外听着门内曼桢痛苦的声音却无能为力。那声音像一把铁锤敲打着人的良知与社会伦理道德。电影中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刻画充分体现了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受众阅读文学作品的渠道也越来越广泛。相比而言,受众更倾向于通过电影、电视等介质接触文学作品。改编出的电影作品水平参差不齐,受众对改编作品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而由于张爱玲的书迷们对原著的狂热,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无论电影如何改编,都无法取代原著在他们心中的位置。所以张爱玲的小说经过电影改编大都难逃毁誉参半甚至被苛责的命运。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媒介转换和融合有利于受众通过多元渠道接触经典文学作品。对受众而言,影视作品是对文学作品的具象化,好的影视作品的改编有助于激发观众对原著的兴趣,加强对原著的理解,从深层次的角度跟随导演解读文学作品。由此可见,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并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将小说进行电影改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些电影投资商从商业利益出发,为吸引观众眼球,不尊重文学原著,胡编乱造,甚至将小说内容和人物形象完全颠覆,以制造商业噱头。电影人只有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改编出更多更优秀的电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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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年代,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嬗变尤其如此。在五四时期兴起的评孔思潮,上承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下启新民主主义文化萌动的时代方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小议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的内在逻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拥而入,关于欧洲各国社会党状况及其政治主张的介绍不一而足,社会问题、劳动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讯息纷至沓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引导了思想界的论争。其间,马克思派和改良派、无政府派的论战尤为突出,史称“社会主义论战”。1922 年9 月,马克思派主持的广州新青年社编辑出版《社会主义讨论集》,收录了社会主义论战期间的25 篇重要文章。该文集在集中体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论战各方的社会形象,并且,在转喻的意义上定型了其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原初镜像。质言之,《社会主义讨论集》表面上看是文献编纂,实则是一种历史的叙事。9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个讨论集,拓展其语义空间当是一个基本的旨趣,为此,就需要探求其基本线索,从而为把握社会主义论战的内在逻辑提供基础性的示范。
《社会主义讨论集》以陈独秀的《谈政治》为开篇。陈独秀所谓的政治,就是国家、政治和法律等事项,《新青年》杂志起初不谈政治,自然有各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不屑于以老套的方式谈政治,不屑于和老套的人谈政治。但政治是无可回避的,“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1]2。
按照陈独秀的概括,主张不谈政治的有三派人:一是学界,以张东荪和胡适为代表; 二是商界,上海总商会等可谓其代表; 三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并非从根本上不谈政治,只是受到争权夺利的冒牌政治的刺激,才一时反对政治,与之相对,无政府党人则是反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政治组织。因而,陈独秀就着重分析无政府党人的主张,认为国家、政治、法律是“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若是觉得工具不好,可以改造,不能简单地“抛弃不用”[1]11。
同样是陈独秀的概括,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 一是旧派,他们极力维护现有的国家,维护所谓“王法”“大清律”; 另一派是新派,亦即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的信奉者。在陈独秀看来,虽然中国暂时还没有这派人,但颇有这种倾向,他们必将成为“我们唯一的敌人”,因而就着重予以批驳,强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只有经过劳动阶级专政,“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 即生产阶级) 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1]16。
无论政治是好是坏,人不能脱离政治。“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讨论社会主义,就是谈政治,这表明社会主义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 而非单纯的学术问题、思想问题) 来讨论的。因而,社会主义论战也就是一场政治论战。
马克思派和改良派的分歧起于“人的生活”。应该说,救中国是讨论各方共同的旨趣。所谓救中国,包括救国和救民两重意思。
1920 年,张东荪到内地旅行,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由此,“人的生活”成为张东荪论说的出发点和中心。一则,如果不能使大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空谈“主义”只能是夸夸其谈; 二则,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主义”,那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这样,欧美流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就都被张东荪排除。以人的生活为旨归,就只有“增加富力”一条路,“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2]32。
围绕“人的生活”,马克思派和张东荪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了争论。正报记者爱世承认中国人多数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也承认只有从增进物质文明入手才能改变这一状况,但他进而指出,既要增进物质文明,也要按照适当方法分配物质文明,才能使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并且,即便是开发物质文明,也要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爱世和张东荪针锋相对,他强调: “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2]35资本主义绝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陈望道借用张东荪之前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讲社会主义》予以反诘。在这篇文章中,张东荪明确写道: “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从个人生活到全体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要改造。”既然认为社会主义包括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和方法,那么,要得着人的生活,只有“高唱”社会主义。陈望道批评张东荪转而把资本主义作为“开发实业”唯一的路,揣测他的意图是先造成“文明”,再改造“文明”,是其先前观点的退步乃至变向。
邵力子认为,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不同在于用什么方法增加富力、开发实业,他深信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才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况且,人的生活要兼顾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张东荪似乎只注重物质的方面,其实,那些“饱暖思淫欲”的人也不曾得着人的生活。在邵力子看来,若不用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无论是内地还是都市,得着张东荪所谓“人的生活”的人会愈来愈少,并且,掠夺者因为精神上的“放恣”,也会成为“逸居无教的禽兽”。因此,要使中国人得着“人的生活”,一定非先有一种“主义”不可[2]43。
马克思派和改良派从“人的生活”入手,围绕发展实业是否一定要用资本主义展开了争论。陈独秀说:“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 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 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极端赞成; 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2]66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现在没有劳动阶级,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若要行社会主义运动,唯有奖励资本家生产,“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李达提出批评: “若照这样说,简直是为实行社会主义,才造劳动阶级; 为造劳动阶级,才奖励资本主义,梁先生就有故意制造社会革命的嫌疑了。”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实现消除阶级的国家,中国既无阶级,又何须制造阶级。“譬如一个天然足的女子,就用不着我们说缠足的解放,若是因为要解放伊,故意为伊缠足,使伊得着有被解放的资格,然后再替伊解放,岂不是限于‘循环定理’吗?”[3]208
陈独秀认为,欧美和日本通过资本主义发展教育和工业,弊害已非常明显,“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2]45。针对中国到底有没有大资本家这一问题,李季认为不仅存在“两重式”的资本家,“完全中国的”资本家也一样可怕。“我国当着这个时候,小资本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大资本主义正在勃然兴起”,谈社会主义已是“缓不济急”[4]326。何况在李季看来,实行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
在《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指出,中国不反对政治的人有旧派和新派之别。新派依据所谓“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abel 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把政治、法律和国家当作工具,但却“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而是主张议会主义。陈独秀把这种人视作马克思派的根本对手,认为应当特别提防,而在施存统看来,“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别名,因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结果,势必要去“赞助”资本主义,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持有这种主张的人不是懦弱就是伪善,因此,施存统“老是不承认”这种人是马克思派的朋友[5]。
在与改良派的讨论中,马克思派逐渐深化并统一了认识。以李达为例,他起初还比较踌躇,中国何时能够发生社会革命? 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由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未到实行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预先见到,所以不敢说中国应实行多数主义,却又不敢说中国一定不适宜多数主义”[6]。但两年之后,对于中国是否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来改造,李达的态度非常明确,并设想了无产阶级应该为此做什么准备,亦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应当采取何种政策[7]。
马克思派和无政府派的分歧则起于“人性”。几乎所有的政治信条和信念都建立在某种人性论基础上。人是自私的还是合群的,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本质上是道德的还是邪恶的? 人是政治的动物还是私人性的存在? 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影响着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还有,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的、内在固有的力量所引导,又在多大程度上由社会环境所决定? 人在本质上是独立的个体,还是由其所属群体塑造的社会性存在? 在马克思派和无政府派的论战中,这些基本的哲学和政治议题都无可回避。
陈独秀在《谈政治》中说,“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 况且,私有制造成了人的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就可以马上跟着消灭的。若没有强迫,以前不劳动的人不会忽然高高兴兴地去做工; 以前习惯了经济刺激才去劳动的人,没有刺激之后,又加上以前疲劳的“反动”,势必变得懒惰。虽然说艺术活动和创造性劳动不是强迫所能造成的,但是私有制造成了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难以消灭,于是,“不洁的”“很苦的”劳动没有了经济的刺激和法律的强迫,就没有人情愿去做。无政府派则以为,人类有劳动的天性,这是陈独秀也承认的,至于艰苦的、恶劣的劳动方式,可以通过技术改进和劳动时间减少来解决。问题还在于,若是制定法律来强迫劳动,这样的法律如何制定?关键还在于,“法律只能束缚人的自由,不能禁止罪恶的发生!”[8]22
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中说: “无政府主义乃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政治经济制度正因为人性不皆善、教育未普及而起,我们只应该渐渐改良政治经济制度,使人性渐趋于善、教育渐能普及; 此时离教育普及还远得很,就是将来教育普及了,人性能否改变得皆善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哪能够病还未好,便早早地把药废了,并且要起来和强健人赛跑呢?”[9]对人性不大乐观,是马克思派的共识,如李达所说: “一切无政府主义,对于人性的研究太乐观了,对于政治太悲观了。”[10]
对人性的认识不同,特别是对人性与劳动、人性与法律等社会制度的认识不同,使得无政府派和马克思派虽然都主张用“强力”破坏旧社会,但在破坏之后,马克思派如陈独秀主张无产者“独裁”,有两个理由: 一是担心资本家死灰复燃,有复辟的运动; 二是担心将来渐渐又生出资本家。无政府派如郑贤宗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出发,认为资产阶级既已失去了私有财产,也就变作无产阶级了,何来复辟之说? 并且,新的社会不但“生产机关”公有,“消费机关”也属公有,不可能产生资本[8]20。
从区声白和陈独秀往返的六封书信可以看出,马克思派和无政府派的争论集中在“自由与联合”及“契约与法律”两个问题上。针对无政府派一面主张绝对自由,一面又主张联合,陈独秀提出,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区声白则认为,联合与自由不但没有冲突,而且“唯联合才能有自由,唯自由方能联合”。就“契约与法律”问题而论,区声白主张废除法律,代之以自由契约。在无政府时代,固定的事用自由契约来维持,一时的事由公众意见来解决。陈独秀对公众的构成质疑,对群众心理表示疑虑,认为区声白所谓的“信约”可能是个别人利用群众的盲目心理造成的。用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将会造成一个“恐怖的社会”[11]。
这两个焦点,最终指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区声白等无政府派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出发,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反抗一切威权,反对国家,反对专政,反对组织和纪律,反对集中和领导,批评马克思派的主张既束缚个人的自由生活,也束缚了自由思想的发展。对此,马克思派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出发予以回应。施存统坚持,自由、平等、正义、幸福不是凭空“筑起”的,是先有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然后有自由、平等、正义、幸福,还是先有自由、平等、正义、幸福,然后有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12]381。这实际上是把手段和目的割裂起来,乃至对立了起来。在具体的运作中,就可能为了建立所谓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扼杀自由、平等、正义、幸福的追求。
按照马克思派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获得政权后,地位是不稳固的,倘不实行专政,政权容易落到资产阶级之手。为保障共产主义的实现,不能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通往消灭阶级的必由之路。经过若干时期之后,没有了阶级,当然就无所谓阶级专政了。施存统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分为过渡期、半熟期、完成期等三个阶段,他强调,任何正义、人道、自由、平等都要建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找不到那种经济基础,空谈自由、平等,就是讲一万年,也是不会实现的。我们并不是不要自由、平等,只不过是先筑成能够得到自由平等的经济基础。社会是进化的,由较不完善近于较完善的,要想一步跳过,那完全是梦想。“我们对于社会进化必须经过的阶段,是避免不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实行阶级斗争,必须采用劳工专政。拿什么‘彻底不彻底’的话反对马克思主义,我看是一钱不值”[12]383。施存统认为,不能拿俄国现状来批判共产主义。俄国并不是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而只不过是向着共产主义进行罢了。施存统还说,俄国是一部分劳动者压迫另一部分劳动者,但英国却是资本阶级压迫劳动阶级,若说前者是不正当的,难道后者是正当的吗? 不然,为什么反对暴力革命? 为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许新凯用列宁和布哈林的话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是少数人的专政,并且这专政的少数人也要“服一二个人的意志”才好。这是“为自由而专政”,因而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君主专制”。革命是必须的,激进的、全部的、彻底的改造就是“革命”。许新凯认为,因为政治势力的强大,主张社会主义要先解决政治问题[13]。不先把政治问题解决了,不把社会上最有力的机关打倒了,部分的、零碎的操练是不可能的。政治问题解决之后,再振兴工业办好学校,促使劳动者的知识增加、经济条件满足,才能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论战各方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每每用到比喻。马克思派的比喻尤其有趣。“要治致命的病,有时必须用毒药,甚至于须用点必然发生副作用的毒药,都是不可避免的”[8]24。“譬如国家、法律、政治是个人身,他到了自然死底时候,那是进化历程上当然的现象,若只是疾病便当医治,用‘人死病断根’底方法来解决病底问题,未免有点笑话”[8]26。“譬如我们要建造新建筑物,只好按照我们的理想去造,不必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想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想的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3]205。“所以打破资本制度没有十分发达的社会,不能拿着打破雏未成的卵来比喻的”[14]。这些比喻和修辞,与其说是强化印象的需要,不如说是逻辑自身的需要。逻辑离不开修辞,一切对于未来的想象都离不开对既有现象的借用,借用常常也不过是挪用而已。一方面是形象地说明,另一方面,在借用和挪用的过程中,未来意象的乌托邦色彩栩栩如生。
在《社会主义讨论集》中,“乌托邦”一词只出现过一次。李季在《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说: “现代所谓社会主义,不但和古代教义不同,并且和马克思以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不同。”[4]319 它发现了现代经济制度的破绽,非改造无以救济,改造的方法是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废除现今资本制度的生产和交换方法,建立一种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经济制度,使一阶级掠夺他阶级的事实以及工银劳动等等归于消灭。显然,这里的乌托邦意思不外乎空想。现代社会主义发现了现代经济制度的“破绽”所在,也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和出路。
马克思派强调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者只能在头脑中“描写”理想,却未能“发现”实现理想的物质基础,所以只能是空想家。施存统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本想把国家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结合起来,说起来很好听,但实行起来,会变成一种空想,不要说在中国是空想,就是在英国也恐怕不免是一种空想。张东荪似乎是为了避免这种空想,提出“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这“另一个地方”也很有些乌托邦的意味。在陈独秀、李达等马克思派看来,这无非蛊惑人们不要讲社会主义,而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实业上。发展实业固然必要乃至重要,但如何发展,依据什么“主义”来发展,也需要认真考量。
对无政府主义倡导的根本原理———自由组织,自主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党人相信有实行的可能,也是向这方面努力的。问题在于: “这几种原理,绝不是一时可能达到的,只是渐渐与彼接近的。那些要想从现社会一跳跳到理想社会的人,只是一种妄想,事实上是断断做不到的。”[15]这样,相对于无政府派,马克思派表现出渐进的特点。陈独秀认为,改造社会,实际上是要将其“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减去”,不可能采用根本改造的方法,将其“_煨媉立时消灭”; 更不是单单在理论上否认弊病的存在,弊病便“自然消灭”。他批评无政府派“空谈什么无国界,什么世界同胞,什么大同,都太笼统了,离问题远得很”[8]25。而在无政府派看来,马克思派缺乏想象力,“以现世的头脑去考虑进化的无政府社会,以现世的眼光去观察无政府社会”。双方相互指责对方以一偏之见来构思未来的理想社会,以其一偏之见来拟定改造社会的方法。无政府派批评马克思派不彻底,陈独秀回应道: 第一,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从何“彻”起? 只要懂得进化论,就不会有所谓彻底的观念。第二,强权所谓可恶,是因为有人拿它来拥护强者与无道,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它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
众所周知,乌托邦( Utopia) 既是“没有的地方”,又是“好地方”。“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三个字合起来即为“空想的国家”,但正是这个“空想的国家”让人念兹在兹。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乌托邦情结开始萦绕中国思想界,无政府主义就是这种情结的突出表现。直到五四运动开始,无政府主义都具有强有力的感召力,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无政府主义“阶段”[16]。社会主义论战表明,陈独秀等人和无政府主义断然划清界限,完全服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另一方面,一般性的乌托邦情结依然萦绕挥之不去。马克思派批评无政府派是乌托邦,无政府派则预料马克思派势必沦为“恶托邦”。
如果说无政府派的乌托邦情结表现在对人性的信任,那么,马克思派的乌托邦情结则表现在对意志的信任。“俗话说得好,‘事在人为’,又说,‘有志竟成’。我们中国虽事事落在人家的后面,然只要认定目标,急起直追,未见得不能和各先进国并驾齐驱,也未见得不能出乎他们之上”[4]315。这显然有“意志万能”[17]的意味。陈独秀提到“开明专制”,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柏拉图的《理想国》,该书提供了最早的政治乌托邦主义构想。马克思派起初对无政府派比较友好,正是由于二者分享了共同的终极目标: 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派批评无政府派,则是因为后者把这种终极目标置放到即将到来的现在,因而“子虚乌有”。就此而言,马克思派比无政府派具有更大的乌托邦情结。
马克思派的乌托邦情结,还特别体现在李汉俊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造性阐释上。李汉俊认为: “中国底乱源,一是因为中国这社会底各局部间的进化程度太不一致而发生的激烈的调和作用; 一是因为中国在全体上与世界底进化程度悬隔太远而发生的剧烈的调和作用; 一是世界底资本阶级与中国底资本阶级在中国这市场上的争夺战; 而这混乱就是中国进化急速的表现,要中国进化到了社会主义,才能终止。”[18]李汉俊进而指出: “现在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没有要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的必要,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去,并且资本主义在现在的中国没有充分发展的可能,以中国现在的环境又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路上走去的必要。”[19]对此,张东荪提出了“伪社会主义”的警告: “在此贫乏与知识幼稚之时代,纵有事件发生,必为假借名义此不可不预知者也。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止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所谓“伪社会主义”,也就是一种“恶托邦”。
政治始终是我们的现实处境,人的生活始终是我们的现实关切,人性的是与非也一再被提上讨论议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乌托邦的情结与反思。生活在当下,总会有“生活在别处”的念想,然而,20 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别处”可能是乌托邦,也可能是“恶托邦”。90 多年后重温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重读《社会主义讨论集》,我们可以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从容而淡定,由此,社会主义论战的意义愈加凸显,《社会主义讨论集》的语义空间获得更大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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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作品多为虚构,但依然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再现。语用学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作品解析。作者在关联理论交际模式下探讨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的人物对话,关联理论虽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大量语言现象,但文学篇章的解读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关联理论视角 张爱玲小说 《倾城之恋》
关联理论由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中提出。该理论首先把交际活动归属为认知活动,认为言语交际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说话人的目的或交际意图能被听话人识别,是由于他们对认知环境具有共识;也就是说,交际是否成功,就看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能否互相显映。(Sperber&Wilson,1986)关联理论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对文学作品、传媒语篇及翻译等不同形式及不同层次的语篇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姜望琪,2003)。本文致力于用关联理论中的话语解析机制分析小说《倾城之恋》中典型人物对话,验证关联理论在解释文学对话方面强大的生命力,并通过分析引领读者更加深刻地解读该小说中人物的心理。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代表作之一,是唯一结局较好的故事。本书中人物对话所占比重较大。作者非常技巧性地呈现了一个寡妇和一个花花公子的爱情故事。现精选该书中若干有代表性的对话,通用关联理论交际模式进行分析对话,帮助读者进一步探求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Sperber和Wilson(1986,1988,1995)认为,话语经常以碎片形式出现,从语义上看并不完整,此类话语的说话人提供他要表达的意图的证据,听话人则根据这些证据,结合“共有知识”推断出说话人意图。
对话1:(1)柳原道:“你瞧,海滩上。”(2)流苏道:“是的。”海滩上布满了横七竖八割裂的铁丝网……(3)流苏道:“那堵墙……”(4)柳原道:“也没有去看看。”(5)流苏叹了口气道:“算了吧。”(张爱玲,2006:271)
该对话发生于日军对香港实施轰炸之后,范柳原返回香港并找到白流苏时。句(1)范的话不完整,但基于两人有共同的关于此处的记忆即他们对认知语境具有共识,因此他成功达到交际意图,即提醒白这海滩之前来的时候是多美,现在却是满眼狼藉。白流苏领会其意,随即以同样的方式应道:“那堵墙……”同样是语言碎片,但因他们战前曾漫步于墙边,白与范对这堵墙都有共同美好的回忆。此话一出,范柳原即领会白流苏对这堵墙的完好与否的在意。尽管两人都言语简短不全,但因认知语境的互明而使交际成功。书作者张爱玲通过这段对白向我们展示了男女主人公战前战后说话风格的截然不同。战前话语多于调侃,战后更多了几分默契和真诚,纵然言语不多,依然心照不宣。
Sperber和Wilson(1986,1988,1995)提出了最佳关联设想:任何明示性的交际行为都意味着本交际行为所传递的假设,具有最佳关联性。关联的第一原则(认知原则):人类认知倾向于最大关联相吻合。关联的第二原则(交际原则):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对于语义不明,可能存在多种解释的话语,听话人总是倾向于选择理解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足够语境效果的解释。
对话2:(1)柳原笑道:“你知道么?你的特长是低头。”(2)流苏抬头笑道:“什么?我不懂。”(3)柳原道:“有的人善于说话,有的人善于管家,你是善于低头的。”(4)流苏道:“我什么都不会。我是顶无用的人。”(张爱玲,2006:193)
这段对话发生于范与白首次抵港时。句(1)范直白表达自己对白的印象作为明示。他如此说是因为他多年旅居国外,回国后热衷于追寻中国女子传统特质。白的一些小动作,譬如与人交谈时喜欢低头,在范看来就是中国女性的一种特有美。在白看来,相较于“有的人善于说话,有的人善于管家”,善于低头着实不是什么优点。她的结论来自于她的语境认知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女子低头是很寻常的事。因此此次交际并不成功,源于说话人和听话人有不同的语境假设,未能实现互明。
关联论中的语境是“动态的概念”,它在交际过程中得到不断的补充扩大,但语境的选择,调整与证实始终受关联原则的支配。说话人总是尽量使用在他看来具有最大关联的话语明示,帮助听话人以最小的话语处理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然而有时非直接的修辞性语言往往比直白的说话更能收到这一效果。
对话3:范柳原在细雨迷蒙的码头上迎接她。(1)他说她的绿色玻璃雨衣像一只瓶,又注了一句:“药瓶。”(2)她以为他在那里讽嘲她的孱弱,然而他又附耳加了一句:“你是医我的药。”她红了脸,白了他一眼。(张爱玲,2006:209)
这段对白发生于范去码头接刚从上海返回香港的白之时。尽管对白中只有范一个人的话,但是白的神情及肢体反应使得交际成功。在话语(1)中,范说白穿着雨衣像药瓶作为明示,听到此话,白流苏的理解会依赖于她自身已具备的百科知识,即药瓶是盛药的容器,便觉得范有嘲讽她身体孱弱之嫌。然而随着对话的进一步推进,范进一步用另外一个比喻阐述了自己的交际意图,“你是医我的药”。听到此,白进一步调动百科知识,即药是用来治病的,可断出范看到自己就好像服了药一样,病好了,也就是范因自己而病,显然是相思成疾。到此为止交际成功。范用比喻手法,收效远远好于直言白语。从该对话可见,战前,两人的恋爱犹如游戏,注重言语上的谈情说爱。
以上所提到的非直接言语表达的特点也适应解释讽刺性语言。说话者通常用讽刺手法表达与字面完全相反的真实含义。因此,对讽刺性语言的解读大多依赖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共有认知语境及彼时彼景的真实状况。
对话4:(1)当天他们送她出去,流苏站在门槛上,柳原在她身后,把手掌合在她的手掌上,笑道:“我说,我们几时结婚呢?”流苏听了,一句话也没有,只低下了头,落下泪来。(2)柳原拉住她的手道:“来来,我们今天就到报馆里去登启事。不过你也许愿意候些时,等我们回到上海,大张旗鼓的排场一下,请请亲戚们。”(3)流苏道:“呸!他们也配!”说着,嗤的笑了出来,往后顺势一倒,靠在他身上。(张爱玲,2006:220)
战后,白和范搬回他们香港的公寓。一天他们一起送完客后,范表达想结婚的意愿作为明示。据故事前面铺陈,读者都比较清楚白想嫁给范的热切和渴望,因此白流下幸福的泪水并以此表示应允。范得此反应,接着提出建议即宴请亲戚作为明示,白用话语(3)作为回应。这句话使范在理解时基于他的认知即白在家里一直是遭到讥讽和挤兑的对象而付出较多的处理努力,相对于直接说:“他们不配”,从而感受到白对她家人的厌恶,而达到反语的效果。从这段对白,读者可深刻感受到白的喜悦之情当有一份婚姻再次摆到面前及她对终于能在家人那里出一口恶气的痛快之感。
通过在关联理论框架下对《倾城之恋》中较有代表性的对话进行个案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小说人物心理。对于有家却无容身之处的白流苏而言,她对这份爱渴望更多的是在为将来的生活追寻一种保障。对于范而言,渴望真爱却又不相信在现实生活中有真爱的存在,因此便视爱为游戏,与白流苏的恋爱之初,也是各取所需。尽管故事结局圆满,却饱含作者的悲切。因为促使两人走到一起的是一场战争和一个城市的沦陷,我们便能明白作者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向我们揭示人与人交往的根本原因都是出于对自己的精神或者物质需求的满足。之前对该小说的解读和研究都是文学性的,将该小说置于语言学框架下进行分析是作者的大胆尝试。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关联理论在分析文学对话中的解释力,同时为文学作品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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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注意这里的“封建”一词是泛化的封建观),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五四运动中河南政府与学、商的互动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五四运动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运动首先由学生发起,商、绅、工等各界风云景从,最终演变成波涛汹涌的全国性运动。运动的蓬勃兴起与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密切合作有关,也与各级政府对运动的“弹压”是否“竭尽全力”有关。所以,运动中各种势力的关系成为决定运动走向的重要因素。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中,学界、商界、政界三者之间的关系较重要。较早以前,彭明、周策纵等前辈已经对运动中的学商政关系有所关注,但侧重于考察对全国富有较大影响的京、津、沪、汉等地,对其他地区地方层面的三方关系语焉不详。实则地方层面的三方关系极为丰富,并导致五四运动在不同地区生成不同的样态。近年来一些相关论述问世,但多侧重叙述运动中各地学、商的合作与分歧,对地方政府与学、商的互动关注不够①.笔者以五四运动中具有一定影响的河南为例,探讨三方之间的关系,以期对五四运动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出,国内一片哗然;当北京学生示威的消息传至河南,省会开封的学生积极响应。
5月24日,开封学生在省会15校的基础上成立省会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省学联)②.全省学界在省学联的领导下开展爱国运动。学生们深知必须动员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才能获得运动的胜利;为此应首先动员工商各界民众,启发其思想觉悟。学界采取了多种办法。
其一,召开国民大会,现身说法。开封15校决定“联合各界开一公民大会,始克唤醒一般睡狮”③.5月18日,在第一师范操场召开国民大会,社会各界民众一万一千余人参加。会议决定“由商务总会通知各县商会,勿再贩运日货。如有贩者,定以相当处罚”①.在学界的影响下,商界深受感染,表达出参加运动的愿望。这样的国民大会在全省各地召开多次,成效显着。
其二,公开演讲和游行示威,向商界宣传爱国道理。5月至6月,开封学生“组织公开演讲团,积极行动”,“分发传单……实行反对日本之教育”②.许多商号门首都贴上“敬备茶水,欢迎各校演讲团”的红纸条,“商学融洽足见一斑矣”③.街头演讲展开面对面的宣讲,极为有效,民众容易接受。
其三,动员商人加入救国十人团,对其进行爱国教育。当时学生会组织了河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号召学工商各界民众加入救国十人团④.十人团成为河南爱国运动中的重要组织。据载,“自从河南学生联合会发起救国十人团以来,入会者日益增多。除学生外,其他商、工、军警各界所组织者已有约二百团之多”⑤.一些商人通过加入十人团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觉悟。
在学界的宣传教育下,商界日渐醒悟,逐渐加入运动。河南省总商会拟定抵制日货的办法,并通知各地商会办理:“……(三)永远不再向某国(日本)贩货。(四)凡在会各帮,有在某国(日本)设庄贩货者,即行去函停止收买,并撤庄回国。(五)各商号现有之货,系已将金钱输出换回者,应准其以售完为止,不将再行贩卖。(六)各转运公司以后不再代运某国(日本)货入豫境。(七)由本会统函全省商会,一律分担责任。(八)自议决宣布之日起,如再有违犯者,一经查出,除将货物充公外,并严重议罚。”
⑥应该说河南总商会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取得的效果较为显着。据记载,自青岛问题爆发以来,河南市面上日货非常滞销⑦ .以上表明,在运动初期,学商两界互相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推进运动。在开展运动的过程中,学生们认识到“欲冀外交内政为有实力之匡救,务必结合工商各界组成有系统团体”⑧.于是决定组建河南省国货维持会(以下简称省国货会)。该会于9月宣告成立,由省议会议员王幼侨担任会长⑨.省国货会的成立标志着学商两界构筑起一个政治共同体,这对推进运动向纵深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面对“来势汹汹”的运动,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声称,“职责所在”,坚予镇压。自省学联成立以来,他就命令警界在开封添加岗哨,注视省会学生的动向;并告诫军警,要严密防范.开封学界原定5月30日举行罢课,这一消息为政府侦知,赵倜极为震惊.5月29日,赵倜紧急召集军界人士、教育厅长及各校校长开会,商议防止办法。会议决定派军警监视学生,以制止罢课?.5月30日,军警把守各校门口,严格禁止学生外出;赵倜要求各校校长以及教职员对学生进行劝阻,以取消罢课瑏琐? ;一些学生出现动摇,女师学生乃给各校写信进行联络,终于在5月31日罢课.
这使赵倜十分尴尬。赵倜决定强行解散学生。
6月初,省署发布命令,要求开封各校一律提前放假,让3000多名学生回家①.省学联不甘屈服,赶印了大量宣传材料,由学生带回故乡,在全省扩大宣传。赵倜提前放假的命令没有起到扑灭运动的作用。这其中商界对学界的大力支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8月底,暑假结束,学生们从各地返回开封,丝毫没有停止运动的意思,这使赵倜非常反感。赵倜仍沿用上半年的办法,调遣大批军警封堵各校校门,严禁学生演讲和游行。但学生们不顾禁令,强行外出。赵倜乃暗地使用武力对付学生。
9月中旬,开封一中学生李希舜、赵永生等人外出讲演。他们刚离开校门,就遇到一群不明身份的歹徒。歹徒手持利刃,向其猛刺,学生20多人死伤②.政界企图给学生一个下马威,使其知难而退。
与此同时,赵倜对参与抵货运动的商界也不抱好感。一个原因是担心因抵货运动引起中日交涉,这是地方大员最不愿看到的。另一个原因是商界支持的抵货运动对其家族生意造成冲击。当时赵倜家人经营的商业多与日货有关,在抵货运动中损失惨重,赵氏苦不堪言③.因此其对抵货运动非常厌恶,对支持抵货的商界较为反感。但北京政府没有训令予以禁止,赵倜只好隐忍不发。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对运动很反感的赵倜,转而对运动采取支持的态度。这与赵倜个人职务的变动有关。当时赵倜对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并不言听计从,故段祺瑞早有去赵之意。
1920年2月,北京政府下令,任命段祺瑞的妻弟吴光新为豫督,安福系议员王印川为省长④.此举引起赵倜的愤怒,他对部下声言:“段氏既如是无情,我决定牺牲来讨国贼,王天纵几千人尚可立起靖国军,我还有几十营呢。”
⑤于是赵倜一面调兵遣将,指挥豫军积极布防,一面组织八省反皖同盟,对抗北京政府⑥ .同时,赵倜借助民气,转而支持民众开展运动,向北京政府施压。
2月27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向河南派出赵万川、李宗邺两人,领导反对安福系向豫省扩张,这与赵倜不谋而合,得到赵倜的支持⑦.3月2日,赵万川率领各界民众去质问豫省议会未果,将议会玻璃打碎,遭警厅拘捕。一时间群龙无首,民众不知所措。赵倜连忙派人去省学联,对其予以鼓励,请求学生不要因此灰心丧气,仍要继续运动⑧.赵倜俨然成为学生的后台。
面对豫省人民和赵倜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转变了态度。
3月中旬,北京政府向赵倜表示,其督军的职位可以不动,但作为交换条件,必须支持对王印川为省长的任命⑨.赵倜虽接受交换条件,但颇为不悦,继续采取支持学生的态度。
4月28日,开封各校举行大规模游行,参加学生达2700多人。
学生们沿街分发传单,聚众演讲,各街口虽站有荷枪实弹的军警,但对学生们毫不干涉瑏?瑠.这与上年封堵戒严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在赵倜的暗地支持下,学生热情愈加高涨;罢课三周以后,决定分区向商家演讲,劝导商人抵制日货瑏瑡?;并派人分赴豫省四道,联络中学以上学校一致罢课瑏瑢?.河南五四运动走向高潮。
前已述及,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学商两界结为同盟;民众用查禁、罚款、焚货、帖标签、签协议、帖布告等多种方式抵制日货。但随着抵货运动的深入开展,商人们的损失日益严重,其对抵货的学生越来越不满。双方纠纷不断,“豫境之洛阳、舞阳、淮阳等处,商人与学生冲突之电报亦陆续到开封”①.商界不甘损失,遂尝试用罢市手段进行抗议。这些罢市中影响最大的发生于省会开封。罢市起源于开封的学商冲突。
1920年11月,省学联和省国货会在开封南关查获大纶缎庄的丝绒和永和公商号的颜料。国货会认为两商家用日货冒充国货,决定分别罚款600元、200元;但两家商号都予以否认,拒不受罚②.两家商号的强硬态度引起众怒。开封各校学生闻听后义愤填膺,决定强制执行。
11月22日,各校停课一天,排队聚集在马道街两家商号门前,举行演讲示威,希望其接受处罚。但两家商号仍然拒绝,学生们忍无可忍,将大纶范掌柜和永和公刘掌柜揪出,反绑两手,背插白旗,上书“此系私贩劣货之民贼”,并将其小帽翻戴,两眼涂墨,样子滑稽捧腹。学生们将其牵引游街,仿佛待决之囚犯,旁观者大呼“卖国奴!卖国奴!”并不断鼓掌叫好③。这种方式使两商号的掌柜狼狈不堪。
游街后,学生们将两人缚至开封总商会;当时总商会正在开会,学生们推选临时代表到会,要求商会严办。商会会员们见其同伴受辱,对学生大为不满,严厉谴责。这大大出乎学生代表的意料。学生代表怒火中烧,冲出商会,约集外面全体学生,冲进会场,将商会什物砸毁④ .由此学生和个别商号的矛盾演化成开封学商两界的冲突。开封总商会怒不可遏,决定立刻罢市,以此向政府施加压力,希望政府替其“申冤”.11月23日,在老府门以东、黄大王庙以北、西大街以南的地域,如南北土街、南北书店街、徐府街、寺后街、马道街等,大部分商店紧闭大门,停止营业。
一些较大的商场如第一商场、新劝业场也停止营业⑤ .罢市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给政府带来极大压力,迫使其不得不处理。而就在学商冲突之前,河南政局也发生了变化。在7月的直皖战争中,皖系被打败,段祺瑞被迫辞职下台;赵倜排挤走皖系省长王印川,推荐其心腹张凤台为省长。张氏唯赵马首是瞻,自此赵倜又完全控制了豫省政府。其对学生的态度陡然一变。
赵倜对学生态度发生转变的主因是学生揭露了其向日本借款之事。赵倜兼任省长以来,省政府开支不断扩大,财政入不敷出,赵倜不得不四处筹款,以维持政府的运行。经秘密协商,以郑州商埠作为抵押,向日本借款100万元⑥.学生将这件事揭露出来,全省民众大加挞伐,赵倜对学生渐生厌恶。
开封学商冲突爆发后,商界转而向政府寻求援助,这正中其下怀。
冲突发生翌日(11月23日),赵倜和张凤台发布告示称,“学生因查禁日货扰及商号,激起罢市风潮,殊于地方治安大有妨碍”,要“依法办理外”⑦.把责任完全推给学生。不可否认,学生们拘禁商人,行为不当,但布告表明政府明显倾向商界。
11月24日,赵倜和张凤台又发布布告曰:“案据开封总商会报告,省垣学生借维持国货为名,扰乱市面,竟将永和公、大纶各商铺并本会先后捣毁,并将该铺伙殴辱,激动公愤,各商现已停止交易,请予究办等情。查各学生维持国货只可婉词劝导,岂能逾越常轨,似此任情妄为,实属妨碍秩序,难保无奸人煽惑利用情事。本督军、省长为保全地方起见,不得不申戒严令,除饬警厅及开封县劝谕各商迅速照常开市,静候查明为首滋事之人由法庭审办外,各商勿得意气相争,自兹惊扰。”
①学商冲突成为政界戒严的借口。其实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学商冲突。实行戒严的真正目的是政府想趁机解决学潮问题。
当天上午,戒严正式开始,荷枪实弹的军警一千多人把守开封各校门口,不准学生自由出入。戒严司令---驻军旅长柴得贵召见教育厅长及各校校长,转达了商界的要求:“非交出首事学生不可。”
而各校校长云:“必撤退各校军警,且保证市上不发生殴打学生事方可。”②柴回答:“只要学生今后不干涉外交及内政,自然无事。”③由此看出军警完全站在商界一边。军警的行为表明政界与商界已摒弃前嫌,携手合作。期间官商两界在开封山西会馆举行会议,商人们向柴诉冤,柴回答:“这些学生,自民国二年以来,尚没有什么出轨的举动,现在这样胡闹,以后我当负完全责任。”④ 商人们鼓掌叫好。柴明确对商界承诺:“学生若再胡闹,定以民国二年手段对待之。”⑤言下之意,将对学生痛下杀手。
当天商人正式向开封地方检察厅起诉,列出为首的十人学生名单(均系省国货会、省学联干事),要求传讯到厅,予以审讯。地检厅即按照所开姓名,发出传票。各校经一致商议,决定另外推荐十名学生向地检厅自首⑥.学界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保护学生领袖。由于这十人并非传讯之人,无法判决,地检厅后来不得不予以释放⑦.
商界对事件的处理较为满意,乃于11月25日下午复市。至此事件似乎得到圆满解决。但政府的戒严依旧,没有就此收手的意思;学生们对政府的做法极为不满,决定11月27日全体罢课,以示抗议。期间省府拖欠教育经费,各校教职员工工资无着,亦宣布罢教,公开支持学生运动⑧.在罢课两天后,11月29日恢复上课。至此事态有所缓和,事件可望平息。可就在这一天,督军省长又通令各县缉捕真正的学生代表十人,这激怒了学界。为扞卫尊严,学界激烈反抗。
12月1日,各校教员亲自领导学生罢课⑨ .学商冲突演变成学政矛盾。
12月5日,省国货会被改组,学生一概不准入会。
12月6日,警察将省学联封闭.面对政府的“镇压”,12月7日,各校学生准备去省长公署示威。这一消息迅速被政府侦知,省署急忙派毅军和宏威军包围一师、一中、留美、专农、甲工、甲商、美术、女师等各校,不准学生出入;各校学生几次欲冲出校园,都被戒严军队阻拦.12月8日,军警们仍旧严密包围各校。各校学生用电话联络,约定同时拥出校门,进行抗争。上午10时,一中学生准备冲出校门,遭军警阻拦;军警用刺刀和枪托刺杀和打砸学生,致使多人受伤;学生无奈,被迫退回瑏瑢?.女师学生也试图冲出校园,但尝试几次,终因体弱无力而失败。留美预备学校学生也从校门出发,被大批军警围攻,30多人被打伤,其中14人受重伤。
一师学生不顾一切,冲击校门;军警们用皮带抽打学生,但学生们不后退;军警乃用刀乱砍,枪托乱砸,结果50多人被打伤,20多人重伤,学生无奈只得退回瑏琐? .至此学界陷入困难境地。学校变为囚笼,学生被困四天之久.在顿挫学生的锐气后,赵倜和张凤台决定提前放假,以消解学潮.12月11日,军警闯入各校,强迫学生们离校,违者以过激党论处.学生们最后的阵地---校园终于被军警们占领,学生被迫返回故里①.事件的发生激起全省学界的极大愤慨。
12月15日,河南四道学生总分会召开全省学生代表会议,98县的学生代表与会。会议决定一面向外求援,一面坚持斗争②.12月21日,政府下令各县地方长官,封闭各县学生分会;同时令各县高小以上学校提前放假③.至此全省教育遭遇严重劫难。
在政界解散学校的当天,即12月11日,河南省立学校发出通电,向全省民众说明事件真相,呼吁其与学界一起赶走“暴吏”,推翻地方政府④.一场控诉政界的运动迅速兴起。
12月13日,河南学生致电总统、国务院,指出赵倜等人“甘心卖国,摧残学生”,质疑“法典尚在,情理难容”,要求“严加究处,讯予裁撤”.河南教职员联合会也致电总统、国务院、教育部,请求究办赵倜等人⑤.但他们深知仅凭几纸电文难以撼动地方政府,遂决定派代表入京。
12中旬,代表们向府院请愿,未得接见⑥.他们锲而不舍,一月之中六次请愿,直到第七次,12月24日,总统才派其秘书陈葆元会见。代表们要求去赵,陈氏答更动地方大员可能会引起兵变⑦.显然政府不愿换赵。代表们还多次向国务院请愿,12月27日,靳云鹏派夏秘书接见,最后也无下文⑧.河南学生决定发动全国学界,奋起抗争。
河南旅京学生联合会较早伸出援助之手。
12月中旬,该会发出电文,要求政府“惩办暴吏而申民气”⑨;声称“吾豫三千万同胞,誓与赵某决生死,深望各界主张公道,维持教育,一致讨贼为盼”?瑏瑠 .位于上海的全国学联也在12月中旬发出通电:“今河南教育在赵等暴力之下,已归灭绝矣。如谓河南学会所主张为不合理,军警有围殴学生之权者,吾人尚复何言?不然,武人横暴至于此极,凡为国人,义当一致声讨,况同为学生者乎?本会同人历经横暴,早有决心,宁与武人如赵等者俱碎,不愿与之俱存。”向全国倡议,号召共同声讨。
除了舆论声援,全国学界还采取实际行动,支持豫省学界。
12月23日,河南旅京学生联合会及河南同乡会在北大召开大会,决定自当日起向总统府、国务院请愿,呈文曰:“呈为督军摧残教育,群情激愤,恭请惩办事……总统一日不准,生等即一日不休。七项条件:一,撤惩赵倜、张凤台、龙敏修(开封警务处长)、柴得贵;二,请饬河南军民两长,即刻恢复教育原状;三,即刻取消戒严令及逮捕令,并抚恤受伤学生;四,保证河南教育经费永远独立;五,保证河南永远不得再借外债,并郑州不准抵押外人;六,惩办滋事奸商;七,速筹废督裁兵办法。”
这七项要求是在控诉政界的运动中提出的。会后学生们向府院请愿,但北京政府避而不见.北京学生联合会也召开紧急会议,推荐代表去教育部请愿。教育部总长范源濂亲自接见。代表提出恢复教育原状和严惩赵倜的要求,范氏称已去电请豫督、省长、警厅、教厅爱护学生,保障教育经费,并电嘱赵倜早日恢复教育原状.但严惩赵倜的要求显然没有满足。
赵倜等人深知,采取如此手段对待学生,学生肯定难以善罢甘休,所以积极寻求北京政府的支持。
早在12月11日,赵倜与张凤台致电总统府和国务院,颠倒黑白,丝毫未提在开封的戒严和用武力血腥“镇压”学生之事,而把自己描述成学商冲突的公正调解者,极力为自己辩解①.显然豫省当局也知道残酷“弹压”学生、造成流血事件,有损自己的名声。尽管豫省政界极力为自己开脱,但仍担心受到处罚。于是赵倜一方面派人奔走于北京、洛阳、郑州、保定之间,游说各方;一方面又展开舆论战,于12月下旬向全国发出通电,为自己辩解②.在电文中赵倜、张凤台两人极力掩饰真相,戒严令一字不提,并否认通缉令,更不提军警持械,将军警殴伤学生说成学生之间误伤,把抵押郑州之事推脱得一干二净。赵、张两人企图通过舆论来欺骗民众,缓解各界的批评。
最终撤换赵倜的要求未能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赵倜在直皖战争前与直系结盟,形成了八省反皖同盟;直皖战争后北京政府由直系和奉系联合控制,他们自然不会撤换对反皖做出贡献的赵倜。正如报纸指出的,“盖赵新投直系,自谓有靠”③.因此学生的请愿、示威没有效果,轰轰烈烈的河南五四运动在1920年年底划上句号④.
从1919年5月中旬开始,河南响应京、津、沪等地的号召,以省会开封为中心,在全省掀起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持续约一年半的时间,直到1920年年底结束。与其他地方的运动相比,河南五四运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商政三方之间的关系之纠葛在全国较为罕见。运动中学商政三种势力纵横捭阖,使三方在运动中离合不断,由此使运动在河南呈现出比其他地区更为复杂、更为曲折的图景。在这三方势力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赵倜为首的政界势力。其在运动中的表现变化多端,最耐人寻味。虽然像冯筱才所指出的,在五四运动中存在一些平时似乎很“嚣张”的军阀,对运动也时常表露出同情乃至实力支援的情况,例如浙江督军卢永祥和省长齐耀珊⑤.但像赵倜这样,对学界采取弹压-支持、默许-镇压、角逐的策略,对商界采取憎恶、隐忍-默许、支持-同情、联合的态度,在地方大员中尚不多见。
其二,运动较为激进,各方的矛盾和冲突非常激烈。一方面,学商矛盾异常尖锐;另一方面,学政矛盾更是激化。从政界对运动的弹压来看,造成的伤害在全国比较罕见。在1919年9月政界对开封学界的弹压中,制造了死伤20多人的惨案,其中两名学生遇害。在1920年12月,开封军警打伤80多人,其中30多人重伤。两年当中,政界竟然先后在省会制造两起骇人听闻之血案,这在五四运动当中是较为罕见的⑥.
其三,涉及范围广泛,引起全国关注。河南五四运动虽然发生在地方,但却引起全国范围的关注。1920年12月8日赵倜和张凤台制造80多名学生受伤的惨案后,运动由地方层面上升为全国层面。其表现为河南旅京、旅沪、旅杭等同乡组织和学生团体,以及位于上海的全国学联均投入了控诉豫省政界的斗争,他们不断在全国各大报上发表文章,声援河南学生;而赵倜、张凤台也使出浑身解数,与河南学界以及全国学界和河南旅外同乡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舆论攻防战,使河南事件尽人皆知。同时,河南学界将斗争的舞台扩展到北京,学生和教师不断派代表至京,到国务院、总统府去控诉赵、张两人,一时间关于河南的动向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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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张欣都市女性写作
论文摘要:张爱和张欣在创作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她们都关注都市生活,都将视域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甚至在情感塞调上都是苍凉的人性写意,但她们的写作却有着不同的意味。这主要缘于张爱玲是以“巫女”的眼光俯视芸芸众生,而张欣则是采取“民众大姐”的姿态抚慰红尘男女。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孤岛”上海的文坛上,横空出世了一位旷世才女—张爱玲。她以其一系列奇诡华丽又纤巧细致的创作征服了上海人,并带给人们以无尽的回味和言说。然其在大陆的创作活动是短暂的、爆发式的、突然而至,又突然而逝,这种行为自然夹杂着非文学的立场,单就对文学,特别是都市女性写作而言,张爱玲的出走,掐断了中国现代都市女性写作的重要一脉,直到八九十年代,一批都市女性作家的崛起,才使张爱玲的意义得以重现文坛。在这一批女性作家的行列中,便有张欣的身影。
张爱玲和张欣两位女性作家虽然横跨数十年,但在创作方面确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人的文本都关注都市生活,都将视闭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甚至在情感基调上都是苍凉的人性写意。她们浮出文坛皆与所处都市社会的变动有关,因着变动,都市为她们提供了施展才华为舞台,而她们则抓住机遇化蛹为蝶,成为都市自由之舞者。当然毕竟是根生于不同的土壤,她们的文本之树虽有着相似的枝叶,却也摇曳着不同的姿态,滋生出不同的意味。本文将对二张文本的异同作一番比较研究,并以此勘探她们都市女性写作意义。
众所周知,都市形象自进人文学领域以来,多以人世间一切罪恶渊蔽的面目出现。有着几千年乡土情结的中国作家魂牵梦绕的皆是田园,以至文学一表现都市就是它的藏污纳垢,喧嚣卑俗,张爱玲和张欣,一个生活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一个生活在八九十年代的广州,都是中国都市味较浓的大都市,浓郁的都市气息造就了她们对都市有如“家”般的感觉。因此,面对都市,她们不再以都市的闯人者的眼光来打量都市,也不再以农业文明的价值尺度来裁决都市乃至现代文明,她们都把都市纳人自己的审美视野,都市像乡村一样,也是人类的生活场景,具有生命的质感。但不同的人生经历使得她们在观照都市时采取了不同的文学视角。张爱玲是位地地道道地都市作家。身为名门望族后代的家庭背景加之聪慧早熟的心性,张爱玲对于都市有着天生的优越感和亲近感。在她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里,她就说她喜欢听“市声”—电车声,没有它的陪伴,她是睡不着觉的。她也喜欢西式糖果的味道和臭豆腐的强烈气味。街上小贩的叫卖声在她听来就像是音乐一样。这种都市趣味很能代表张爱玲对日常世俗生活的喜好取向。她觉得那生活虽没有多少闪光的东西,却有着普通人生稳定的一面。张爱玲往往能从琐碎的生活流程里,读出诗意和哲理。当然,面对都市繁荣的景观,张爱玲没有将笔触落脚于喧嚣的闹市,而是驻足于都市市民的家庭,从中体察浮世的悲欢。
张爱玲出身名门,一方面使她谙熟古老中国这“圈里”的一切,同时她成长于公共租界,结交有外籍女友,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这些又给她提供了另一个支点,使她能够“跳出圈子”,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好友炎樱为《传奇》(增订本)设计的封面便恰如其分地传达出张爱玲观照都市的视野及角度。为此张爱玲自己也作过这样一番说明:(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的,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栏杆中那个弄骨牌的女人、奶妈、孩子等意象所构成的便是张爱玲所迷恋并热衷描写的,整个地封闭在旧的生活方式中的古老中国世界。栏杆外那个大半个身子伸进窗户向里张望的现代人正是作家本人。张爱玲就这样,侧身于都市人生场景之外,用其极具穿透力的眼睛,静静冷冷地为我们摄录下一幅具有某种静感的都市景观图,在这幅图里没有充满动和力的都市意象,有的只是静谧深邃的公馆、宅院及其发生于其间的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与张爱玲的文学眼光不同,张欣是站在街道水平面上观照广州这一改革前沿都市的。在都市的现代化进程中,身为城中人的她亲眼目睹了物的尖锐叫嚣与急剧扩张,更切身体验了物对都市日常生活的覆盖与支配。因而其小说在表现都市的时候也就特别突出都市的都市性。琳琅满目的超市、名牌荟萃的商厦、奢华气派的酒店、竞争激烈的写字楼,一这些都市形象的外在表征不仅成为其主人公不可或缺的活动场景,而且那真正能体现都市内在精神的—都市空间迅速更迭的时尚以及能够标明都市现代化特征的生活方式,在其小说里也得到速写式呈现。张欣小说里频频点缀着香奈尔、仙奴、金利来等名贵品牌以及催债公司、炒股、推销等社会转型衍生出的流行热潮,折射出都市新兴时尚。不仅如此,张欣还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况味复杂的现代都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会自恋自大,雄心勃勃地为事业、为真情、为自己而奋斗搏杀,人人又会自危自卑,游戏事业、游戏感情、游戏自我,这个世界里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当下的快乐与痛苦,这个世界里没有永远的风光或不幸,只有因人因地而不同的心境与遭遇。总之,都市的审美品格在张欣笔下得以立体呈现。其九十年代以后的小说不仅秉承了张爱玲的都市情绪,而且将都市女性写作的视胡拓展开来。
作为女性,张爱玲和张欣在打量都市之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体现她们对性别角色的自知。也正是这种都市与女性共有的写作,她们创构出了一幕幕苍凉的文学人生场景,并因此获得广泛的认同。她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面对苍凉人生时,张爱玲始终以“巫女”的眼光冷静地审视都市芸芸众生,而张欣则是采取“民众大姐”的姿态热心地救赎红尘男女。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都是有着封建背景的现代女性,身处三四十年代,都市对于她们的诱惑固然很多,但给她们开辟新天地的机会却是少之又少。因此这群女性也仿佛与时代隔绝着,时代只是她们生活的底色,她们全力以赴追求的只能是最古老最稳妥的职业—婚姻。《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既没有富裕的家庭供其衣食无优,又没有可在社会生存的知识或技能,为生存计,只能选择为再婚而奋斗的方式:在和“狡猾精刮”的华侨子弟范柳原追逐爱情的戏中,流苏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而柳原只想要一个情妇。最后还是一座城的沦陷成全了她。但是结婚后的.‘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拥有婚姻的流苏还是有点怅惘”。受过些许教育的女性的处境尚不如人意,无业可就无法自立的女性就更是只能依附于男人,宛如“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了还在屏风上”(《茉莉香片》)。于是,一个女子生下来最紧要的就是嫁.‘好”丈夫,而“好”的标准又必是家世好,有钱;最担心失嫁,嫁不出去的女子,便像川嫦(《花凋》)如花之易凋一般很快结束了生命。
张爱玲的笔下的女性,无论何种身份,尽管都曾有过充满七情六欲的情爱故事,但.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留情》,她们的命运都会归于苍凉和破坏。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感觉得到张爱玲从不愿意为残酷的人生寻找温情的遁辞,哪怕是一束幻想中的花朵她也不愿意给予。她所做的,只是站在悲哀苍凉的基石上,用其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也是一双冷得透骨的眼睛,冷峻而略带讥消地注视着笔下人物。有论者形象的将这种眼光称为“巫女”的眼光。这种眼光令张爱玲勘破人生的真相,因而她不仅无意于解救她们,而且还将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层垢积冷静地层层剥露,将生命的底部翻过来给我们看。葛薇龙的自甘堕落不单是外部环境的引诱,更是其自身欲望的驱使。她是眼睁睁看看自己走上了那条将一生悲欢强系于男人身上的浮萍之路。当然葛薇龙自甘为奴的心理最终伤害的还只是自己,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却用三四个亲人的幸福与生命抵偿了自己的不幸。七巧原本是被摧残者,是值得同情的,但长期的不幸并没有使她推己及人的关爱他人反而对别人甚至自己的儿女、媳妇实施了疯狂的报复。她折磨死媳妇后,又亲手断送女儿长安“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爱情,使之“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读来令人毛骨惊然。
与张爱玲深入古宅探询旧式女性内心不同,张欣是在飞彩的躁乱的外部世界里完成对系列都市职业女性(白领丽人)的抒写。在张欣的小说里,这些形象少了张爱玲主人公的几分苍白而多了一些明朗,即使是多愁善感的女性,也是光彩照人地出现在都市的舞台上。
九十年代的都市随着经济的转型确实给女性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文化舞台,张欣笔下的都市女性,少有传统的依附性,也不再满足于贤妻良母的角色预设,而是要在经济浪潮中与男人们同台竞技,以努力实现自我的价值。《绝非偶然》中有何丽英不满足于官办公司的“人浮于事”,愤而辞职转投私人广告公司;《首席》中的飘雪和梦烟,大学毕业后双双投身商海,争当玩具市场的首席。然而,转型期的都市既是展示自我的大舞台,也是危机四伏的陷阱,对于这群背负传统,内心高贵的女性尤其如此。飘雪兢兢业业地在外扶持乡镇企业时,其销售玩具的成果不仅被男同事趁火打劫,取代了她首席的位置,而且其人格还受到了质疑,现实使她不由感慨:“想一想,女人真是麻烦,做花瓶让人看不起,做女强人又没有爱,两者兼顾吧,就说你依靠背景,牺牲色相。总之不是因为你的努力和本事。”实际上,困扰飘雪们的远不止这些闲言碎语,让她们痛心的还有情的失落。张欣深谙女性的心理,在《如戏》中她就略带调侃地分析道:“女人总是信誓旦旦把事业看作第一生命,其实爱情一破碎,什么都变得残缺不全了。”因此张欣笔下的这群女性,无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刚强也好,柔弱也好,都视情感庄严如生命,但在“全国人民都疯了”、“时代几乎发展到抢钱阶段了”的都市社会里,她们强烈的情感呼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爱的理想在处处可见的失恋、婚变中一次次失落。《此情不再》中的朱婴和《爱情奔袭》中的茵浓,两人都是爱不计得失地付出,可她们的男友在最后时刻都难以抗拒物欲的诱惑,离开了她们。情的失落带给丽人们的伤感尚未远逝,生活中更沉重的一幕便在等待她们,那就是,即便有爱,虽然有爱,在一个充满生的紧张的现实中,“爱又如何?”《绝非偶然》中车晓铜和何丽英曾倾心相爱,但在生存的压力下,丈夫不惜挖走妻子千辛万苦觅来的广告女模特,令妻子陷入事业的困窘中。《爱又如何》中可馨和沈伟如梁祝般美好的爱情面对突如其来的生活压力,也开始猜疑、争吵,最后只能感慨,爱又如何?张欣作品中的苍凉气氛也由此生发开来。
但是张欣笔下的苍凉却不显苍白的面孔。张欣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开一扇小小的天窗”,为疲惫孤独和无奈的都市人“透透气”。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张欣的叙事文本中体现出善良、平等、善解人意和将心比心的话语姿态,也就是一个富有人情味〔而不是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的兽性爆发)的“民众大姐”的话语姿态。从这种姿态出发,张欣极少像张爱玲那样对作品中人物的不幸进行深层的探究和冷漠的嘲讽,她更多的是以一种成熟女性的体贴和宽容去理解红尘男女的言行,去抚慰她们的任何一点不幸,并试图救赎她们。体现在作品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尽管“身陷红尘”,有着凡俗的一面以及性格中的芜杂和行为失当之处,但最终都是“重拾浪漫”,奉献出至情至善的金子般的心:朱樱两任男友的爱情都被金钱买去,但当总经理欲以巨富收买她的爱情时,她毅然拂袖而去;“”《今生有约》作为私生女,受尽贫穷和白眼,她曾一度愤世嫉俗,但当伤害过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寻求她的帮助时,她最终愿意提供骨髓;《岁月无敌》中的方佩隐忍肝癌晚期病痛,为推助女儿成功,用生命实践了她所说的“爱是一种牺牲”……我们在此读出了张欣的“善良心愿”,即把都市变成诗意的“家园”,她要呼唤人性的真诚与美丽。也正因如此,张欣的这种叙事姿态给这个日渐冷漠、无奈、实际的世界带来了一丝温馨,从而也留给了人们一个关于未来都市的希望。
由于叙述姿态的不同,使得张爱玲和张欣都市女性写作的意义存在着差异。张爱玲以“巫女”的眼光俯视凡人悲喜剧时做到了“冷眼旁观”,这使得她与笔下人物具有特定的审美距离,这种距离的存在赋予她穿越生活表象的能力,并令其能直视都市人性的深处,因而其文本达到一种存在主义的深度;而张欣在以“民众大姐”的姿态看取世俗人生时却是倾情投人,这无疑影响了她艺术视野的开阔和思想上的高屋建氛,因而尽管在都市女性写作的视阂及大众化叙事方面有所突破,但其写作的文学史意义仍然是单薄的、勉强的。
张爱玲写作的文学史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恰恰体现在其叙述姿态上,可以说,正是张爱玲那种不进人角色而在台下作解说的观众姿态,使她在观察彼此时众生时,拥有了比沉浸在其中扮演角色的作家更清醒更深刻的目光,因而其文本的主题意蕴便不仅仅停留与对女性黑幕世界的披露和揭示,更在于把女性人生的不幸上升为人类生存总体背景下的苍凉,并以此达到对都市人性的深层企及。
张爱玲说过:“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也许正因为这“不相干的”静穆的眼光,再加上洋人看京戏”般的惊讶和眩异,张爱玲对庸常人生才写得那么深、那么真,尽管张爱玲的作品也因此不能做到“完美无缺”,但诚如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阔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它能把他们心灵所熔铸的形象原原本本地描摹出来,而且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美,独特的力量,独特的视角。”张爱玲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巫女”的眼光虽然刻薄,但却深邃隽永,我想这或许也是其作品能超越时空再度走红,并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张欣民众大姐的叙事姿态恰好契合了新市民的阅读期待。这种叙事姿态,一方面为新市民提供了他们所吁求的场景经验的补偿。张欣笔下的广州首先是一个时代的窗口,对于充满窥视欲望的外来者而言,只要驻足一观便可抚慰平生,同时其笔下的广州又是另一个广州,一个虚拟化的广州,广州已经成了张欣构撰的意义代码。作为读者,无论是何种身份,都可以在意义化的广州场景中寻看到自己的影子,满足阅读过程中生发的种种“意念”。另一方面,作者那种“民众大姐”式的对现世贴心贴肚的关怀,确实使都市人内心的积虑、疲惫、孤独和无奈得以借这一天窗排遣,并因此调整自己的心态,获得面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作为一名感受型作家,张欣确实为我们描摹出了转型期都市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景象,并带给我们新奇的感受,可是随着经济调子的变化,杜会开始接受新的矛盾考验,公众心态和所关注的焦点也将随之发生位移,如果仅满足于对都市女性生活的单纯描写,且一直采取单一的叙事模式,这终会让读者乏味的,女性写作同样要靠理智而不是情感,只有当张欣能够超越“现在”,她才方有希望走出“现象”而进人“意义”之中。也就是说,张欣只有立足于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从现实生活中超越现实,用意象和形象去激发人人心中固有的理性,才能对外界现实有真正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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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特色而又成就卓著的女作家。在张爱玲的众多小说作品中,悲剧成为其中脱不去的主题,尤其是女性悲剧,于是,“荒凉”成为张爱玲的底色。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张爱玲小说电影改编的不足
张爱玲的小说以其丰富的电影元素,赢得不少电影编剧和导演的青睐。他们陆续把她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改编过程中,编剧和导演都力求用电影展现张爱玲小说深刻的哲理、饱满细腻的人物,但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深层韵味,始终是电影无法完美诠释的。下面将《半生缘》《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电影改编与张爱玲原著进行对比,分析在电影展现原著深层意蕴时存在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一、人物形象不够鲜明
在人物塑造方面,电影演绎的人物不如小说人物那样蕴涵深远。电影《半生缘》中,曼璐是一个给妹妹唱歌,让妹妹吃燕窝的好姐姐。只是当慕瑾的出现让她失去了对真爱的希望,她才在极度绝望中用曼桢去赌自己后半辈子的幸福。随着曼璐对儿子的疼爱和她的病逝,观众对曼璐的憎恶慢慢缓释。这样的曼璐与小说中的曼璐是不同的,小说中的曼璐是阴辣、可恨的,读者对这样的人物有的只是憎恶,绝无半点同情。电影的演绎淡化了曼璐的恶,实质上削弱了原著对人性自私、人间冷暖的叹息。
电影对曼桢的演绎,与小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影片中的曼桢少了几分反抗,多了几分软弱。当她被祝鸿才玷污囚禁以后,她并没有如小说中所述,极力想办法逃出去。电影展现她反抗的场面很少,并且只有一个场面表现得激烈些:当曼璐来看她时,她用破碎的瓷片威胁曼璐放她出去。在被拒绝后,曼桢并未自杀,仅仅只是在门关起时嚷道:“放我出去。”这与小说中那个要与祝鸿才一同跳窗的曼桢是不同的。小说中的那个忠于自己爱情、敢于反抗的曼桢不见了。
读张爱玲的作品不难发现,张爱玲实际上是以女性来写男性,以女性的坚韧解构男性的软弱。小说写曼桢的刚强实质是反衬世均的软弱。电影的演绎,妨碍了观众对人物的深度把握,影响了作品主旨的揭示。
《半生缘》中改编最多的人物是祝鸿才。电影中的祝鸿才,不再是那个完全不懂感情为何物的投机商。当家道败落,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后,他已变成一个慈爱的父亲,体贴的家人。荣宝生病时,祝鸿才佝偻着提着菜篮走了进来。对曼桢解释,医院费用太高所以没送医院。祝鸿才会在厨房里准备晚饭;会在吃晚饭时,殷勤夹菜给曼桢;会在夜里不惧严寒照顾孩子;会对曼桢说:“以前的事是我不好,别再恨你姐姐了”;会在第二天当曼桢醒来前,细心把买好的早点用碗盖上。电影中的祝鸿才让观众看到了担当、慈爱和体贴。
而在小说中,当祝鸿才得到曼桢后,他“对她非常失望了。从前因为她总好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想了她好几年了,就连到手以后,也还觉得恍恍惚惚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是占有了她。她一旦嫁了他,日子长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稀罕了,甚至于觉得他是上了当,就像一碗素虾仁,看着是虾仁,其实是洋山芋做的,木木的一点滋味也没有”①。小说中的祝鸿才是不懂情不懂义、卑琐庸俗的,是张爱玲对男性彻悟的结果。这样鲜明的人物在电影演绎中被中和、被弱化了,这样的改编减弱了作品对男权意识的反思和揭示。
在《倾城之恋》的电影改编中,对萨黑荑妮的塑造也没有小说那样的鲜明。首先,从她的服饰上来说,电影没有凸显她着装中的东方色彩。第一次出场时,小说中的萨黑荑妮是“脚踝上套着赤金扭麻花镯子,光着腿,底下看不仔细是否趿着拖鞋。上面微微露出一截印度式窄脚裤”②。在电影里,她却身穿宝蓝底银边衣裙,穿一双金色高跟鞋,这样大大减弱她身上的东方色彩。萨黑荑妮第二次出场时,小说的描写是:“虽然是西式装束,依旧带着浓厚的东方色彩,玄色轻纱氅底下,她穿着金鱼黄紧身长衣。”③在电影中她只是穿一套纯黑的西式晚装。当她最后一次出场,小说里描写的是:“身上不知从哪里借来一件青布棉袍穿着,脚下却依旧趿着印度式七宝嵌花纹皮拖鞋。”④但电影中却是红色衣裙,穿一双普通的鞋子,那印式七宝嵌花纹皮拖鞋一直没有出场。
在这些细节上,电影对人物外形服饰的改编处理,未能将小说映射的文化内涵呈现出来。诚如有些学者所说:“张爱玲对萨黑荑妮衣着中东方色彩的强调,透露了在其‘从外观之’的审视下,香港是个光怪陆离的殖民城市,各式人等都有意识把自身置于西方的‘他者凝视’之下。”⑤
其次,电影对萨黑荑妮的风情亦作了淡化的处理。在小说里,萨黑荑妮的仪态令人神往,非常撩人。小说中她第二次出场时,对柳原说流苏不像上海人。当柳原反问流苏像哪儿人时,“萨黑荑妮把一只食指按在腮帮子上,想了一想,翘着十指尖尖仿佛是要形容而又形容不出来的样子,耸肩笑了一笑,往里走去。”⑥在电影中这些小动作都未表现出来,她只是冷傲地笑了笑。这笑的意味太过模糊,且将萨黑荑妮的风情完全遮掩住了。萨黑荑妮第三次出场的描写是:“一群男女嘻嘻哈哈推着挽着上阶来,打头的便是范柳原,萨黑荑妮被他搀着,却是够狼狈的,裸腿上溅了一点点的泥浆。”⑦可是在电影中的萨黑荑妮没有嬉笑,更没有裸腿,而是穿着白色长裤。这样的萨黑荑妮不再以其特有的风情,与流苏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原著中人物形象的构筑是改编的难点也是重点。张宗伟曾经说:“文学名著之所以成为文学名著,往往是因为它们塑造了成功的人物形象。对文学名著进行影视改编时,能否将原著中的人物形象成功地转化为银幕形象是改编是否成功的关键。”⑧导演和编剧在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时,是否应该尊重作家的本意,更准确表现人物呢?
二、心理活动不够细腻
张爱玲的小说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她作品中到位的心理描写,常常留给读者心灵的触摸和悠长的回味。将张爱玲小说改编为电影的最大障碍就在此。 《倾城之恋》小说原文中写到:“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忽然觉得有人奔过来抱住她的腿,差一点把她推了一跤,倒吃了一惊,再看原来是徐太太的孩子……”⑨流苏的心理在此表现得很微妙。而电影里在风景中呆坐的流苏,做着简单动作的流苏无法给我们传达这么多的信息。观众只会疑惑:流苏为什么发呆?她在想什么?仅仅是在看风景吗?
关锦鹏在执导《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大量采用独白与旁白的方式,就是希望人物细微的心理变化能通过主人公的低吟浅讲传达出来。这种做法虽可以弥补一些遗憾,但终究收效甚微。例如:“振保指挥工人移挪床柜,心中只是不安,老觉得有个小嘴吮着他的手。”⑩但在电影紧凑的叙事节奏下,观众无法展开联想,无法静静品味与思考,无法体会到主人公这种细腻的情感心理变化,难以产生共鸣。
小说所展现的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是电影无法企及的。或许,通过电影的特写镜头,通过专业演员的表情变化可以传达部分内容。但是要让观众理解得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具体、深刻、全面,是无法实现的。即使采用旁白的手法,电影对人物心理的展现也难以与小说作品相媲美。
三、人性传达不够深刻
张爱玲在其作品中用简单、犀利的文字揭示深刻的人性。读她的作品,读者会在与作者进行心灵沟通的同时,审视自己的人生。导演们尝试使用镜像语言把那些经典文字表现出来,但效果不佳。
例如在《倾城之恋》中,读者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车窗,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人人都关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这样能让读者思考的语句,仅仅是通过镜像的快速转换、累加来传达。这样的处理,大多数观众是很难像读小说那样走近张爱玲。银幕上给予观众的信息太少,太抽象,观众难以把握作品传达的人性深度。
《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导演深知如果不把这些经典呈现给观众,那么电影也就失去了深度感,缺乏内涵。因此导演在影片一开始就把小说中精辟的话语用画外音进行展现:“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这样的处理的确让部分观众留意到了这一段经典话语。但是,由于电影与小说不同的接受方式,使大部分电影观众没法像小说读者那样品味到作品传达的对人性的深层思索。
小说是个人的阅读,读者在纯私人的空间,按照自己的节奏阅读小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详读和略读;看到经典话语可以停下来琢磨品味;甚至可以随时停下来,重新往回翻读,回顾赏析。而电影是集体行为,电影观众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参差不齐。电影是按叙事节奏一气呵成的,不可能为了某些人中途停下来,让某些观众思考。所以,尽管有画外音进行提示,但观众对影片的画外音还来不及思考就必须跟着电影节奏往前走。对大多数电影观众来说,如此精湛的话语是需要仔细品味、慢慢回味的。没有几个观众的思维可以同伟大的小说家同步。在此意义上,电影作品的人性内涵传达必然没有小说作品那样的厚重。
综上所述,张爱玲的小说人物是丰满、鲜明的;人物心理是细腻、复杂、微妙的,人性传达是深刻、犀利、富有哲理的。张爱玲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作家,追求的是文学语言创造力的极致,这种极致形成其影视改编过程中的巨大障碍。也许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革新,改编实践的不断摸索,改编与演绎的结果会越来越好。
注释:
① 张爱玲:《半生缘》,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第1页。
②③④⑥⑦⑨ 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第60页,第63页,第85页,第64页,第71页,第 60页,第50页。
⑤ 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⑧ 张宗伟:《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⑩ 沈小兰、于青:《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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