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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进行的14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同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从张学良口述史论其抗日爱国思想演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27年夏,日本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其用意是将中国东北分裂出去,变成日本的殖民 地。这一决策竟然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国策。会议之后,日本制造了“满蒙悬案”,强迫张作霖进行“满蒙交涉”,妄图攫取在东北的更多利益,以达到全面地控制东 北地区的目的。但是,令日本意外的是1916年以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始终不肯执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并且还通过省长或各县知事下达了 一系列《东北官宪排日法令》。于是,日本把张作霖视为日本在满蒙条约上利益受损的阻碍,很是恼火。由于无法容忍,最终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炸死。此后,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执掌东北军大权。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声名显赫、富有传奇色彩的 人物。虽然学界对他的研究成果是众说纷纭,但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是张学良先生在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却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自1928年东北易帜到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也正是张学良对日态度的变化,促 成了一系列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事件的发生。“近代社会的动荡和变化,激发了张学良高度的民族良知和爱国热情,他决心消除内乱,促进祖国统一。”西安事 变后,他被禁锢了半个世纪,终于在其晚年时,将自己的真实人生讲述了出来。“目前以口头访谈作为访求历史史实的路径,已成为史学界搜寻、运用史料的一个组 成部分,并被纳入学术研究之中,且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近20年来,围绕着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其中,管宁、张友坤、毕万闻、唐德刚等 人著录的《张学良开口说话》《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等多部学术著作深受关注,这些为张学良及其政治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史料。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承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并且通电全国,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关于东北易帜的原因,在《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 之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国难家仇促使张学良决心抗日,但又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认识到要御外侮,报父仇必须谋求全国的统一,一 致对外。”其实不然。当时,奉系的实力并不软弱,甚至可以说是强于南京的实力。正如张学良的部下卢广绩先生在一次接受外媒采访时曾说过:当时的奉军是30 万人,此外,还有海军、空军,而蒋介石却只有20万陆军。从实力上比较,即使不与蒋介石争雄,也是没有必要服从于南京政府的。从《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我们 发现:张学良承认,是父亲的遇害更加坚定了其实行易帜的决心。但在此之前,他一直都主张国内统一,认为中国的统一是国家不被欺辱的根本。可是,日本曾多次 拉拢张学良,要支持他在东北做皇帝,但遭到了张学良的多次回绝。正如他在自述中提到:与林权助的一次交流中,明确表示自己是中国人,是不会受日本人摆布 的。因此,日本人产生了要对付他的企图。
如此看来,张学良易帜并非是因为自身实力不足而联合南京国民政府,而是出于爱国情怀。 日本对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觊觎,深深触动了张学良的爱国之心,易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全国统一抗日。唐德刚先生对这一事件评价是:“学良于1928年底的 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223
在民族危急关头,张学良把民族 大义置于眼前,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进行易帜,维护了祖国统一。从此,张学良的思想由军阀割据进入了军阀分治的爱国统一阶段。由此,东北易帜“这一行动挫 败了日本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爱国行动,是张学良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换而言之,张学良一腔爱国热血及其 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是东北易帜的根本原因。
“东北易帜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性质是爱国的、进步的,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
张学良拥蒋、助蒋统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既危害到日本的利益,也促使东北地区的防务变得松弛。这时,日本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意图明确,要占 领东北全境,这对张学良来说是致命打击。按常理推断,实力雄厚的东北军在事变发生之后,应该全面对敌。但事实上,张学良非但未带领东北军进行抵抗,反而放 弃东北退守关内。在一些文章中,有的学者谈及到:对中村事件处理时,蒋介石曾向张学良训示—东北军面对日军在东北的任何挑衅均要采取不予抵抗的政策以避免 冲突,并要求这一政策在东北军中得到贯彻。多年以来,每当谈到“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根源就是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然而, 张学良在其自述中却多次强调:“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原因在于他自己,并非蒋介石和国民中央政府。在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到“台湾”采访张学良,当 他谈到“九·一八”事变时说:“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 下达过不抵抗指示。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后来,很多学者曾经推测,张学良之所以将东北沦陷的责任揽于自己身 上,是因为自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的处境决定了其言论,张学良的说法并非本意。直到张学良在迁居美国之后,依然坚持他当时的判断,认为日本人不会占领中 国。所以,为了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下了不予抵抗的命令。这与张学良在台湾时期的说法是一致的。另外,他还在多次的访谈中对坊间 传闻的一些事情做了澄清和更正。例如,在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记录与张学良的一段谈话中,张学良对不抵抗的事情进行了郑重的声明:很多书中一些人所说的 国民中央政府下令不抵抗是不实的,那个命令是他本人下的。他还说,因为以往处理日本的挑衅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没有预计到日本人会有如此心 思。作为封疆大吏,历史的责任在他。但在其口述历史中,又为其自己辩解,他的不抵抗并非是内心上的不抵抗,而是对时局的判断错误。张学良在自我反省的同 时,也为自己辩护:既承认“判断错误”,却又否认“不抵抗”。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根本原因,张学良的自 述给我们提供了有利的依据。虽受时局影响,但其心可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背井离乡,非其所愿。他认为政府与国联的力量是可以解决日本动武这一 问题的,所以放弃了抵抗。对此,他在口述历史中谈到日本奉还家产的问题时说:“要还,你把东三省还给国家”。也就是说,张学良当时认为,政府出面解决相关 问题,通过国际会议或者其他交涉,东北是要“还的”。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应该是本着维护国家统一,认为面对日本的“挑衅”要上升至国家层面来解 决。正如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表示,日本“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所能应付”,中央政府才是有能力解决事情的。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超越了 军阀分治统一的爱国阶段。张学良应该是经受军阀割据思想与政治统一思想的碰撞的煎熬的,既想收复东北,又想要谋求国家的统一。尤其是热河抗战失败以后,张 学良辞职放弃东北军的领导权,更加说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已经告别了易帜时期的爱国合作分治思想。
张学良辞职之后,赴欧洲考察,受到欧洲各国政治军事局势重要影响。他对国际局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欧洲各国反战情绪高涨,但大 战依然迫在眉睫。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东北问题依靠国联是不可能解决的,国民政府所提出的对日作战“准备期”是“无限期”。恰恰在此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 进一步侵略与扩张,利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甚至于文化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绑架。于是,张学良对时局进行了认真而深入地分析,确定了立即对日作战的 思想。此时的张学良,认为国内统一是抗日的必备条件,主要的想法还是与蒋介石趋于一致的。在归国后,他回答上海记者提问时明确地表示:“本人之意,惟望国 内和平统一,方能救中国。”2“张学良的落脚点始终是希望蒋介石能够统一救国,励精图治,收复被日寇占领的东北失地”。同时,张学良同意“攘外必先安 内”,并且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虽然张学良在这一时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不抵抗政策的失误,但是,他所希望的还是以国家的统一作为收复东北的前 提,将国家的统一与自己的抱负联系在一起。
直到1934年3月,张学良在武汉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调集旧部开赴西北地区与十七路军协同 作战,剿灭“匪患”。这也是张学良这一时期主流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坚信国家统一才是抗日的基础,“不安内,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 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所以,为着我们民族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以剿灭赤匪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此后,张学良带领东 北军围追堵截红军,希望通过剿共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并扩充自身实力。但在三个月的战事中,张学良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反而损兵折将,这给张学良以 极大的打击。此外,最让张学良难以接受的是蒋介石想要削弱自己,其意图明显,如减发军饷、取消被歼部队番号等,这些令张学良悲愤不已。“这个事实再次教育 了张学良,使他不仅看穿了蒋介石驱使东北军进攻红军的险恶用心,在于使其两败俱伤,而且认识到内战不已,抗日无从谈起。”由于剿匪的结果与张学良的初衷相 悖,所以,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与安内攘外的政治主张开始出现了激烈的碰撞。张学良在其自述中谈到:他与蒋介石的冲突就在于前者主张攘外安内,而后者主张 安内攘外,两人的争吵的根源也在于此。在国民党“五大”期间,张学良就已经开始谋划新的出路。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在抗日爱国的思想驱使下,对蒋的 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蒋介石思想的守旧与反动,他决定要挑战“领袖的权威”。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时,在国内公开发表,呼吁“停止 内战”“抗日救国”,即“八一宣言”。宣言的主体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张学良也由此看到了共产党的对日主张。1936年1月,张学良秘密到上海找到了进 步人士杜重远,开始与中共取得联系。中国共产党得知张学良抗日的想法之后,决定团结张学良及东北军。1936年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 德怀等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了东北军大多数是爱国的,红军愿意与东北军互不侵犯,合作抗日。1936年3月, 张学良通过上海地下党李杜认识了刘鼎,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确定肤施会谈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并将会谈要点电 告张学良,希望张学良也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真实想法。最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会谈上对停止内战问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红军集中到河北抗日问 题、派代表赴苏联问题、通商问题等,初步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学良 对联共抗日的期待。他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可以说我们俩一见面,我当时我答应了周恩来。”155由此可见,张学良已经坚 定抗日救国的决心,那么,西安事变也就成了历史必然。
当时,张学良的思想变化是由内外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张学良为了不再无故损耗东 北军的实力,不想再与红军正面冲突,产生了以和平代替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之间问题的想法;二是,中共在张学良举棋不定的时候,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来促进他 的思想转变,进一步动摇了张学良剿灭共产党的意志。到了1936年的下半年,张学良多次劝谏蒋介石“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 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1。这些说明,此时的张学良已由原本的先安内后攘外思想转换到全民族抗日上来了。特别是华北沦陷,更加让他看到,不仅 是沦亡的东北难以从日本人手中收复,而且整个中华民族都面临着被日本人灭亡的危机。于是,张学良便开始梳理自己的思路,调整了先“救亡”而后“救国”的思 维次序,逐渐抛弃了原有的“统一抗日的爱国思想”,从而转变为“全民族抗日的爱国思想”。这也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根源。唐德刚教授在采访张学良 时问到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时,张学良说:“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1这充分说明了张学良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深刻性与坚定性。
口述历史,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记述历史的方法,是一种可以更真实、更深刻、更具体地反映历史的方法,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其他史料所不能提及的一手资料。对 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对于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及其价值,学术界也是褒贬不一。中国人民大学张同新教授认为:“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基本 上没有记述者、著述者个人的格外加工、修饰,能够完整地保留了张学良口述的原意。它的优点在于给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原原本本的历史资料,给持有不同观点、不 同学术风格、从不同角度研究张学良的学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温州大学教授王海晨则说:张学良口述历史已经有几个版本在坊间流传,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有 的说,价值不大,没什么新东西;有的说,乱七八糟。王教授认为:张学良这百年人生中,老人“锁嘴”半世,90高龄之时,“竟然还有勇气将他一生的经历、感 受,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已经非常难得了! 而史家所需的正是这半个多世纪前的‘老观点’。”当然,对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很多人也都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发起者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部分学者,能否克服晚年的张学良浓重的东北话口音以及嗓音不清等问题、美国学者是否真正了解东北的近代历史,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张 学良在多次公开访谈、口述纪实以及应哥伦比亚大学学者之约口述历史中,其主流思想的演变是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也就是说,利用张学良口述历史研究其自 1928年到1936年间的抗日爱国思想的演变,依据充分,翔实可靠。
张学良说过:“人的思想永远是随着时间或空间变迁……只有随时随地把自己的思想记载下来,才能充分的了解自己,而且由于前后印证才能找出本人思想变迁的痕迹。”270我们研究张学良在中国近代的抗日爱国思想变化时,发现张学良思想的变化是具有稳定的思维逻辑关系的。
(一)张学良的爱国情怀
张学良的爱国情怀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具有时代和个人特色的。由于所处地位的特殊性,张学良认为自身具有充分的资本去爱国,他将封建军阀的地方主 义与忠君爱国相结合,形成了合作分治的爱国思想。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张学良丧失了地理空间上的支持,他的爱国思想转变为统一爱国思想,力图以全国地域的统 一换取东北地域的收复。但是,事实与张学良的设想产生了极大的反差。随着国际与国内形势的恶化,张学良所谋求的全国统一环境下的抗日局势难以形成。于是, 张学良只得顺应历史潮流,成为了爱国统一战线的拥护者。同样,迁居美国后的张学良,在90岁高龄时还依然心念国家,愿意为国家、为人民尽其力量,依然保持 着青年时代的情怀。纵向考察张学良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其一生中,爱国情怀是其思想中的主线。张学良是忠诚的爱国 者,正如其所说,“我不敢用‘爱国者’三个字,我倒是愿意接受”502。也正是这种无私的爱国情怀,促成了历史变革时期重大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 发展方向,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千古不朽的人物。
(二)张学良的仇日情节
张学良的仇日情节,没有他人的灌输,也非书 本中所学。他自幼就目睹了日本在东北的暴行,特别是成人以后遭受了多次打击,使得他更加憎恨日本。众所周知:父亲张作霖、儿子张闾琪都是死在日本人的手 中,他所管辖的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他本人也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面对这些,张学良曾说:“我自己的整个毁灭是出于日 本。”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从小就有仇日情节,他在骨子里对日本就是憎恨的,尤其是再加上杀父之仇、夺家之恨,张学良对日本的憎恨已经激化为不共戴天 的仇恨。“打击与抵抗日本侵略者”便成为了1928年以后的张学良政治思想与活动的重要核心内容,也是其一切政治与军事活动的主要目的。在1990年日本 媒体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曾反问日本记者:日本为什么将东条等人作为英雄而不是罪人?一位笃信基督半世纪耄耋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宽 恕日本,无法释怀心中的仇恨。由此可见,1928年之后的张学良政治思想中的仇日情节有多么浓厚、影响又有多么的重大。东北易帜是为求得统一,打破日本对 其威逼利诱;西北“剿匪”是为安内而后攘外,收复东北,匡复河山。但是国力不足、难以助其实现匡复东北以报国恨家仇,再加之“仇日情结”的不断升级,最终 产生了联苏联共发动事变的想法。换而言之,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张学良抗日爱国与政治现实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由此看出,张学良对日本的仇视态度影响了他 在诸多事件中的决策。
(三)张学良的本性使然
张学良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行动均是以“良心”为基本原则的。张学良在其自 述中以及诸多的电文演说中,经常强调人的本性应该是善的,人要讲良心。在他看来,“良心”是每个人区分善恶的能力,有良心者为善,去勇敢地做正确的事情。 张学良就是这样“本良心做事,为社会服务”182。同样,在东北治理方面他也是秉承良心,维护东北安宁,保护东北民众。在张学良的人生哲学中,良心是本性 使然,凡是符合本性要求的要尽量去做;反之,则要尽力克制。张学良本性根源于其成长时期的教育与实践,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标准与____普世 救人的实践观结合起来。在不断地磨砺中,他形成了以“忠孝仁义”为内核、以“普世救人”为目的、以“豪侠豁达”为外在表现的性格特点。这也是其本性的基本 要求和思维逻辑中的良心准则,这对张学良其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
综上而言,张学良政治思想体系是以良心准则为基础、爱国主 义为核心、仇日情结为发展动力的。日本学者西村成雄曾称赞张学良是“典型的集建设近代国民国家(救国)和救中华民族(救亡)双重课题于一身的政治家”。同 时,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双重变奏的历史环境下,其任何行动并非其冲动而为,都是在历史客观因素的推进下引起其主观思维变化。也正 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张学良的行动决策虽然判若两人,但其抗日爱国思想基础是一脉相通的。“少帅要求抗日,要求与共产党合作 却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出自爱国的动机。”准确地说,张学良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其抗日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一颗赤子心,滔滔中华情。张学良以伟大的牺牲 精神,换取了国内的和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改变历史的伟大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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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促使整个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各个时期优化的内容是不同的,但一般而论,产业结构优化应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需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其最终目标应是实现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整个旅游经济的社会经济效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演变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伴随着经济发展,在人们物质水平不断升高的情况下,旅游行业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并且开始成长为一项经济产业,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深入的分析了旅游行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并针对相关发展指标的具体数据来源展开了探讨,并且分析了相关数据的研究方式,同时针对旅游产业优化进行了系统分析,探讨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关键词:旅游行业;产业优化;经济增长
前言:通过系统分析能够得知,旅游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不仅影响着旅游行业本身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变化,如果产业结构不合理将会对经济效果产生制约作用,不仅会制约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还会影响经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针对产业结构中的各项环节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将其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以及整体变化的规律,做出详细明确的了解。
通过研究调查相关数据能够明确了解到,我国在2013年的整体国内旅游状况以及国外的整体旅游状况呈现出了持续增长势头,由旅游所拉动的经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形成了1.45亿元的经济增长,相较于往年的平均增长增加了10%。在这种盛况下,旅游行业已经开始受到各个行业的关注,并且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内容,但是受到地域性差异的影响,旅游行业会从整体上呈现出改革措施以及旅游资源方面的不同程度差异,除此之外,总体的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机遇也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区域在旅游行业中所产生的整体经济增长就会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差异。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旅游行业所产生的整体经济增长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很多时候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和影响,使得旅游行业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反差,具体来讲,我国的东部地区在所拥有的旅游资源方面并不十分丰富,可是却呈现出了十分显著的经济增长效果,在我国的西部地区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作为旅游资源,但是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却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呈现出了疲软乏力的状态。从现有的旅游业发展历程来看,这一行业能够产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市场化改革,这样一来就使得整个旅游行业从整体上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从而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率。
2.1数据来源以及具体处理措施
在继往开来的改革开放措施带动下,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进行市场化变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旅游行业的繁荣和发展,并且逐渐进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在这时政府也不失时机的针对旅游行业进行了大力的政策扶植,推动旅游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针对旅游行业的具体状况出台了很多鼓励性政策,并且强化了针对旅游行业的投资,这一系列的举措在稳定住了旅游业发展趋势的同时,也使得整体的发展速度逐渐提升。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了解,时至今日,在我国境内进行旅游的游客,已经在数量上累计达到1.56亿人次,由此产生的国际性经济收益已经累计达到529.59亿美元,相较于往年的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提升趋势。在我国境内所产生的旅游人数流动量以及远远超出了32亿人次,由此产生的总经济收益累计达到2.63亿元,同比例情况下所产生的增长率已经达到15.7%。我国国内进行国际旅游的总人数已经累计达到9800万人次,同比例的增长概率已经增长了18.9%。与此同时,旅游行业的总体生产能力也呈现出了全面增长的趋势,并且在生产要素方面在持续性扩大着总体的规模,在此基础上,旅游行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也呈现出了全面优化的效果。
2.2测度模型
产业结构的改变能够对区域旅游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方面内容进行测算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以生产函数为基本角度进行测算、以产业结构的相关具体统计数据作为依据进行测算、以投入和产出作为基本角度进行具体测算。生产函数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将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状况大概反映出来,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具体的测算很难找到拥有较强可比性的样本数据。
除此之外,尽管利用收入产出的方式进行具体测算,能够得出相对准确的结果,但是在进行具体的测算之前,需要做好详细的产出分析工作,否则将不能够进行具体测算,这样看来这两种测算方式都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产业结构中的相关统计数据来进行具体的测算,能够将以上两种方法中存在的局限性进行有效弥补,不仅能够得到客观准确的计算结果,还能够很容易得到相关统计数据。
3.1计算结果
通过具体的测算公式能够针对2005~2013年之间旅游行业的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旅游区域经济的具体增长状况,如图1示。从图中的内容能够明确了解到,旅游业已经对我国的区域旅游经济的具体增长形成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有着明显的贡献。但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所产生的推动效果以及贡献程度会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以经济周期为基本角度进行问题分析,能够将图中的曲线以2009年为节点,分成两个阶段。
3.2旅游产业地位处于提升阶段的具体贡献
通过上一节内容能够明确了解,在前一个阶段中,旅游产业的整体经济地位正处于逐渐上升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旅游行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被逐渐认可。特别在2008年奥运会在我国正式举办的期间,外国人口入境旅游的人数总流量出现激增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国的整个旅游业,使得整个行业得到了阶段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政府对整个旅游行业也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性鼓励,使得整个行业得到扶植,同时也强化了整个旅游系统的各地管理机构的具体建设,使得整个管理体系能够更加完备和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旅游已经成为各地区进行具体经济建设的支柱性产业,而且还在针对旅游的相关资源进行持续性的深度开发,在旅游产品的类型上推陈出新,具体来讲,如工业园区,还有农家乐,甚至是邮轮游等,这些新型的旅游产业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3.3发展阶段的具体贡献
在后一个阶段,整个产业已经基本上趋于成熟和稳定,呈现出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流通,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国民消费,使得区域经济在旅游带动下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
结语:针对旅游行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优化所能够形成的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总体增长进行具体研究,需要通过科学的测算方式,并能够依照测算的结果进行科学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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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绘画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距今至少有七千余年的历史。最初的中国绘画,是画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的,渐而发展到画在墙壁、绢、和纸上。使用的基本工具是毛笔和墨,以及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无数画家不断探索、创新的努力之下,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并有着自己独立的绘画美学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岭南画派具有特别的意义,它的革命性、创新性的特质,不仅为20世纪的中国画带来了新的面貌,而且在融合东洋画法方面的努力为融合西洋画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这之中难以忘却的有其开派大师,也有在这一派系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黎雄才则是与关山月相提并论的代表性画家。如果从1907年二高一陈赴日本留学开始算起,到2001年黎雄才去世,这几乎是一个世纪的岭南画学发展的历史,它见证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中国画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中,岭南的风格独秀于林,而黎雄才和关山月则成为岭南画派的终结者。
1926年,黎雄才拜高剑父为师,六年后,黎雄才和他的老师一样,赴东瀛留学。这种画学上的血缘关系,决定了黎雄才的未来发展方向。二高一陈和岭南的一些其他画家在20世纪上半叶塑造岭南风格方面的成就,使得岭南派和海派成了传统中国画发展的两翼,有了这两翼,传统中国画开始了现代化的旅程。岭南的地缘文化是岭南派发展的基础,东洋的或西洋的画法在这一基础上的结合,则是伴随着新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一个历史的机缘。黎雄才在早期所受到的教育,尽管也像同时代的许多拜师学艺的画家那样去临仿前人的画稿或古代的画谱,可是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所以,在范本和写生方面兼而有之的努力,为他日后脱离范本进入生活状态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态势。因此,他从40年代初期开始,由川渝到西北的旅行写生,为他夯实了艺术大厦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近20年行万里路的努力,1954年,黎雄才在厚积的基础上创作了《武汉防汛图》。对于黎雄才来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重要作品;而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来说,这也是具有标杆性质的代表性作品。《武汉防汛图》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中国画在表现重大的现实题材方面的能力,这在50年代改造国画的具体要求中,所显现的求证的作用超过了艺术的本体。《武汉防汛图》所表现出的宏大的叙事结构,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复杂而耐人品读,所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盛世中的繁华景象,而《武汉防汛图》表现的则是悲情中的时代精神。《武汉防汛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成就,突出了岭南画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优长,使人们看到了新时代中新技法的用武之地,而这一新技法尽管来自旧社会就已经成型的岭南风格,也说明了新社会利用旧形式、改造旧艺术的成果。
《武汉防汛图》标志了黎雄才的绘画艺术进入到成熟期。在这件作品中透露了他40年代以来不断写生的成果, 而这一成果中所表现出的“黎家山水”中鲜活的生活气息,不仅是在选材上,而且在语言上,都在一个时代的风尚中成为引领潮流的人。
1959年5月,黎雄才的韶山写生也具有特别的意义,从他开始的对于韶山这一革命圣地题材的开发,为山水画在以后的发展中开拓了一个重要的题材。虽然他以纯正的岭南风格和精细的笔墨对毛泽东故居以及周边的一些重要场景作了精细的刻划,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作品只是在“写生”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现场感,或时代所倡导的写生的意义,所以,没有能够获得本来有可能属于他的历史地位。尽管如此,黎雄才还是在这一方面具有重要的美术史的意义。加上后来的《朱砂冲哨口》等一系列革命圣地和圣迹的作品,“黎家山水”的风范显露出来,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在岭南画派二高一陈所奠立的基本规范的基础上,“黎家山水”更重视中国传统的笔墨,这种历史性的回归表现在“黎家山水”中是墨重于色。而在浓重的笔墨关系中,“黎家山水”中原本属于基本构件的树石,有时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树石为主体的作品,这在黎雄才的后期作品中作为一种标志性的题材,被他反复描绘。黎雄才的晚年,还放大了山水中的松树,成为他最爱表现的题材之一,反映了他对松的君子品格的敬仰,因此,画松也就成了黎雄才在题材方面的另一方面的成就。黎雄才画松往往被人称道,这和20世纪的一些著名画家所专长的某一题材成为画家闻名于世的一个特点一样,如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关山月画梅等,黎雄才画松也忝列其中。
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继承和发展了岭南画派的艺术,并成为这一画派体系在20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坚人物;二、创作了像《武汉防汛图》、《朱砂冲哨口》等反映时代、代表时代的作品,为20世纪中国画成就的高峰增高;三、具有个人风格特点的绘画语言丰富了20世纪中国画的内涵,是20世纪画坛上不可或缺的样式;四、对于松的表现,成就独到,是20世纪个性化题材方面的重要一家;五、为教一生,为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培养了无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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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高度概括。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全文如下: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等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并在许多方面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进入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没有直接用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但他们在很多著作中,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作过某些科学的预测,并从不同角度论述过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两段话体现出来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即马恩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俄国具体条件的差异,列宁从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首位。他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列宁还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土地、工厂等等即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全部社会财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从以上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但他们更多的是用生产关系的特征去区别于旧有的社会形态,导致后来的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是根据革命导师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阐述来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甚至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特征等同起来。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思想作出了新概括。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谈话中,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总的来说,这个概括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功能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它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从生产力角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要点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这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经途径,这个要点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社会区别开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从根本目的、最终目标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利于我们在理论上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实践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过强调在社会主义时期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述,但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个重要论断。而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作为科学社会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提了出来。邓小平在1985年接见外宾时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后来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理解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一次谈话中说到:“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进一步全面的理解,突破了我们最开始只重视发展生产力的局面,对深化社会主义改革,促进经济建设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作了科学的划分,预测了未来社会发展所必然经历的几个关键性阶段,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未再划分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
而且,列宁还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多级发展的过程,将经历“最初阶段”、“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等。这表明列宁已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分成若干阶段,但由于缺少经验,他并没有准确判断俄国社会主义究竟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上。毛泽东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要经历的不同的发展阶段问题也谈论了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于要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理论通过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借鉴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在认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也是划分阶段的,并第一次提出和论述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的科学论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也是我国制定路线、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因此,根据这个实际,明确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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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工作必须在加强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的基础上。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以提高经济效益、壮大企业经济实力为宗旨,财务管理工作要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在企业经营中制止铺张浪费和一切不必要的开支,降低消耗,增加积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本科财务管理相关毕业论文:抗日根据地财经管理制度。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日根据地财经管理制度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除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外,还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苏北、豫皖苏、豫鄂边等10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加强财政金融的统一管理,先后颁布了许多法规,逐渐建立健全了包括会计、审计、金库、公产管理在内的各项资产管理制度,为支撑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会计工作是根据地财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保证实现预、决算规定的各项指标、管理好预算资金有着重要意义。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会计工作较为混乱,各地区账本和记账方法不一致,有中式账、西式账、日记账、分类账乱搅在一起,有些地区会计人员不固定,今天你干,明天他干,工作马马虎虎,账目不清,漏洞很多。这一切都给贪污和浪费提供了条件。1940年4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制定并公布了《会计规程》,明确了边区各级会计的性质和任务。边区会计分为两类,一类称政府会计(系指各级政府及边区直属机关之会计);另一类是公营事业会计(系指公营事业单位之会计)。会计之共同任务为:年度预决算分月预计之编制及执行,现金单据之出纳保管,公产公物之保管。关于会计账簿的设置,晋察冀边区会计制度规定,一般会计簿籍应备以下三类,各机关单位根据需要自行设置。
(一)账簿类:日记账,是按时间顺序记录全部收支业务的账簿;分类账,是按照收支明细科目设户、分类、记录和反映收支明细情况的账簿;总账,是总括地反映预算收支情况用以考核资金平衡和为编制会计报表提供资料的账簿。
(二)备查簿类。这类账簿是用于会计计量,核算和备查之依据。如:“预决算底簿”“编制经费表”“食粮定量与折合比率表”。会计法令记录”等均属之。
(三)报告表类。主要有“经收边区款报告表”“边区预备费支付报告表”和“收支对照表”等。晋察冀边区政府对会计制度的执行非常重视,从边区政府和地方干部中挑选了一批有业务能力和忠实可靠的同志担任会计工作。要求“会计工作者要有坚持制度的精神。合乎制度的,他便坚持执行;不合乎制度的就坚决不执行。叫做认制度不认人。会计发钱,必须有上级命令,没有上级命令分文不付。各县政府预算,在未批准时,会计是不应该付款的。同时亦不能够奉县长命令暂时借出,非得有边委会的指示,或付给款项的命令,就是杀了头也不该付出一个钱去,这是制度。”任何人都不能违反,谁若是企图破坏制度,谁就是违犯法令。即使由于战争交通受到阻碍,每月经常预算未批准以前,又时间到了,急于需用时,经过县长出具亲笔借据后,可照上月批准预算数预借一半,并要很快向上级会计机关报告,绝对不能也不准无限制的借支。审计是财政资产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
抗战时期,审计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财政管理制度在各根据地以法律的形式得到确立。当时审计工作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种:一是财政财务审计,即对财政、财务报表、会计核算簿籍佐证是否真实、合理、合法、准确等进行审计;二是财经法纪审计,面对违反财经法纪行为,当时主要是对贪污浪费舞弊行为进行审计检举。据《山东省审计暂行条例》规定,审计工作从方法上又可分为三类:一是书面审计,包括各机关团体部队收支预算书,收支决算书、公营事业之营业报告、金库之收支报告及其应附表册等。二是实地复查,即对第一类审计之书表有疑议时,或发现某机关团体部队有贪污浪费时,得派员随时进行实地检查。三是委托审查,即为事实之便利及监督之周密计,审记处得将一部分审计任务委托某些机关团体部队代为审查。审计程序主要有两种,即概算预算审计程序和决算审计程序。审计处及审计分处审核之决算如认为有问题时,即通知其主管首长提出声辩书,或派人实地审查,如发现贪污舞弊情节时,得提请同级检察委员会检举。[3]445审计制度的确立对于配合当时根据地财政工作统一领导、统筹统支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作为财政监督的一种重要手段,成为战时财政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但由于审计机关本身的基础太薄弱,审计人员缺少经验,审计执行的实际范围受到限制。
公产管理制度和金库制度是抗战时期财政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2月1日,为统一边区公产管理,增加收益,减少损失,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并公布《陕甘宁边区公产管理办法》。公产管理之目的,在于统一管理、增加收益、减少损失。该《办法》规定公产管理办法为:
(一)各县市所有之公田、学田,即责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将田地面积(即亩数)、四至及类别(如山地、川地)等,调查清楚,分别造具政府的公田、学田和抗日军人的公田清册,呈报财政厅备案。
(二)凡公田已出租者,须将承租人姓名、住址及其每年应缴的租额,分别造具政府和抗日军人的公田租粮清册,呈报财政厅备案,其未出租者,须妥为登记管理,按照边区政府所规定的租息法令或当地民间通行的租息,租给无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居民及外来的灾、难民耕种之。
(三)各县、市所有的公房,责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将公房的坐落、类别(如平房、瓦房、土窑、石窑)、间数等,调查清楚登记并呈报财政厅备案。
(四)前条公房,除公家(如党、政、军、群众团体、学校)使用者外,如是公私经营商业使用者,须缴纳房租。
(五)各县市公共森林及果木树的管理办法,除遵照边区森林保护条例办理外,由县市政府第二科与区乡政府共同管理各种果树之出租事宜。
(六)果树的出租,得以投票方法办理之。
(七)各县市所有的公牲畜,责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将牲畜的类别(如牛、羊)、头数,及承栏人的姓名、住址调查清楚,列表呈财政厅备查,其不能生育而年齿老迈的牲畜,得由第二科投标价卖。
(八)公田内所生之芦苇,每年秋末投标出卖一次,作为公家之收益。
(九)各县市境内各种矿产(如煤、铁、银、玉、石膏等矿),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调查清楚保管并速呈报财政厅、建设厅计划开发之。
(十)凡公产之收益,除已由边区政府指定用途者(如教育款产、救济基金、抗日军人公田等)不得挪作他用外,应经县市政府财政委员会的决议,报由财厅核准后方能支配之。
(十一)凡公产之收益,各县市长应检查和督同第二科按年总结报告财政厅一次。最后规定:凡对公产管理得法,成绩卓著者,由财政厅奖励,其有浪费贪污者,送司法机关惩办。[4]58-60为了加强现金保管,各根据地普遍设立了金库,负责掌管根据地财政之现金、票据、证券出纳及保管事宜。据《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金库条例》和《山东省金库暂行条例》规定,根据地金库一般分为三级:总金库,陕甘宁设于边府所在地,山东设于战工会;分金库,陕甘宁设于分区,山东设于主署和专署;支金库,设于县。金库由财政厅管理,委托边区银行代理。边区银行就金库业务对财政厅负完全责任。各级金库均设主任、会计、出纳、分金库得酌用巡视员及必需的技术人员。金库主任一般由边行总分支行长兼任,没设立分支行之地方由总库委任。《金库条例》还规定:一切岁入岁出之款,经由金库收纳或支付,无论任何机关,均不得收款不缴或于未缴金库以前擅自动用,违者金库应加干涉并报告同级政府、上级金库及边区财政厅处分之。库款之支拨非有财政厅长盖章之支付命令,总金库不得付款。下级金库非有上级机关之支票,不得拨款给任何机关。金库按月逐级上报出纳保管情况。上级金库有调度支配提取下级金库存款之权,财政厅得随时派员检查金库账簿、单据及库存现金。1941年1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第397号训令,进一步强化边区各县金库管理制度。它规定:查各县金库支库之设立非常重要,对于财政统一与财力集中有很大的关系。凡一切税收及公共物品,没收品之保管,均须经由金库。兹分述于后:
(一)各县如未成立金库,应于一月内成立县支库,金库主任由二科科长兼任,具(体)办法根据金库条例。
(二)公物及没收之仇货一律交金库集中,按月交财(政)厅。
(三)没收之烟土概不作价,每月集中由行政负责人当面封好,称过数目,呈缴财政厅。
(四)凡县一切收入(如由县收入的税款、罚款、公产的税息等),均应随时或按月交到金库,金库应按月造具收支四柱表,呈报财政厅备查。训令严申:“以上四点,仰切实执行,并将办理情形具报为要。”[4]471940年初,晋察冀边区建立金库,由边区银行代行金库职能,负责保管和办理公款之收付。库款的支付权属于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金库章程》规定:边区银行办理金库之守则是:
(一)建立金库账簿,记载公款之实存与收付。
(二)公款数额,均按边币计算。
(三)边区金库不负保管公物之责;但折成边币后,不得拒收。
(四)边区金库库存款项之付出权属于边区行政委员会。须有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主管会计员签名盖章之支付命令始得付款。
(五)边区金库必须按月向本会编送月报报表。
(六)边区银行之分行、办事处、营业所,均定为边区公款之收付转汇机关。[5]边区金库实行较为严格的收付款之解领手续。金库收到解款时,填具四联收款书,除留存根一联外,其余两联交解款机关存转,其中一联报送边委会;各机关解款时,填具三联解款书,保留存根一联,其余两联报送边委会核查,边委会核符后于骑缝处加盖印,将报告收据存查注账,余联发回解款机关存案备查,边委会发款时填具三联支付书,存根一联备查,支付命令一联交边区金库,通知一联交领款机关;领款机关收到支付通知后,填具三联领款书,留存根一联,以领款书正领据一联交金库并领款,以领款书副领单据一联送边委会;如系由银行汇转,得将领款书正领据交由汇转之分行办事处或营业所交边区金库。金库建立后,各机关经收之边区款,如数逐月上解,避免了坐支抵扣或挪借现象,使边区公款能严密保管与支付统一。[6]57金库作为根据地财政预算资金的出纳机关,在当时统筹统支,保障战时供给、减少支出,杜绝各级政府机关擅自动用公款等不良现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明确规定:励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其他各边区施政纲领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为了实现这一政纲、与贪污分子进行斗争,各根据地政府陆续颁布了惩治贪污犯罪的单行条例,主要有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1939再次修订公布);1940年12月《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5年3月再次修订公布),1941年9月《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2年2月《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1942年10月《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有关这些条例的内容,可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为例略加说明。1938年8月,该条例规定:
(一)边区所属之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者,依本条例处断。凡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经所属团体控告者,亦依本条例处理。
(二)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即构成贪污罪: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
(三)犯上条之罪者,以其数目之多少及发生影响之大小,依下列规定惩治: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百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至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
(四)犯本条例之罪,除依照规定处罚外,应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于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部分,无法追缴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
(五)犯本条例之罪,于发觉前自首者,除依第五条之规定令其缴出所得财物外,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犯本条例之罪者,由地方法庭审判,呈边区高等法院核准后执行。[4]111-112从上述规定可知,贪污罪的主体只能是边区政府的公职人员或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的对象包括公私财物。这种规定使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刑事立法中有关贪污罪的规定在内容上较为宽泛,大体包容了贪污、盗窃、受贿、敲诈勒索、挪用公款等几种罪行。1941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各根据地军民处于严重困难时期,粮食极为珍贵,因而贪污公粮者便构成严重犯罪。
为此,山东根据地于1943年8月制定了《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规定:贪污公粮500斤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300斤以上不满500斤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满300斤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按其贪污粮食数目两倍处罚。针对农村基层政权工作人员的特殊情况,晋冀鲁豫边区冀鲁豫行署还于1943年3月专门发布《关于村政权人员贪污之处理的指示》,明确规定:为了执行政府法令及行政纪律,村政权人员的贪污行为亦应受到处分。但考虑到该地区大多数村政权未经改造,决定除对罪行严重者予以惩办外,一般应从宽处理。撤销其职务,退回赃物并令其在群众大会上承认贪污罪行,道歉具结。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各根据地内的贪污案件均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如陕甘宁边区1939年查获处理贪污案360件,1940年处理644件,到1941年上半年即下降为153件,出现了政廉吏洁的大好局面。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称赞说:“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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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职称评审权限下放,职称评审有向行业全面转移的趋势,职称评审过程公开化呼声不断提高。为了体现管理部门的意志和愿望,客观评价人才,控制同一部门不同单位职称评审通过人员无较大差异,同时克服职称评审的弊端,引入量化评价方法。通过分析多年职称申报情况,总结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设定业绩成果贡献度划分曲线,引入学历学位和专业相关度、年度考核、业务表彰、论文论著、项目成果等多项评价要素,根据部门需求,将评价要素设定不同权重后,构建了职称评审的量化评价办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职称评审中业绩成果贡献度划分的研究和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研究人才评价中业绩成果的量化办法中,通过分析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材料中业绩成果与完成人排序之间关系,发现业绩成果与排名之间的一般规律。引入自然衰减函数,构建数学模型,拟合业绩贡献度划分曲线,得到相同业绩成果中不同完成人业绩成果的量化成绩计算公式,并以此编制了业绩成果查询表,在职称评审工作中得到应用。应用情况表明,本业绩成果计算方法能客观正确反映专业技术人员的业绩成果,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关键词:职称评审;量化评价;业绩成果;贡献度;数学模型
职称评审工作已经开展数十年,涉及面大,影响广泛,是涉及到我国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政策制度,有许多专家学者就职称评审工作的改革做了大量工作[1-6]。实际表明,引入量化评价方法,对职称评审工作有较好的促进作用[7,8]。但在查阅有关资料和文献过程中发现,目前的职称量化评价工作对于一些要素的量化评价还处于经验模式,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
由于当前社会分工不断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完成一项综合性任务,合作成为必然选择。就必然出现主导和协作关系。在职称评审工作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些技术人员参与完成的论文论著或项目非常多,但排名靠后,而另一些技术人员主持或参与完成的论文论著或项目较少,但排名非常靠前,在都符合申报条件、基本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如何排除人为因素,客观公正的评价以上技术人员哪些更优秀?于是给人才评价带来了业绩贡献中排名不同所带来的业绩贡献大小划分问题。以往职称量化评价的成果和文献,对于这个问题缺乏相对客观的评价办法,大多是通过经验总结,对业绩贡献进行人为划定[7,9-11]。现通过引入自然衰减函数,构造相对通用的业绩成果量化评价公式。
1.1 业绩成果量化要素的分析 业绩成果包含专业技术人员在任职期间所完成的科研业务成果、论文论著、工作总结等内容,直接反映了专业技术人员在任职期间工作质量和成果,间接体现了专业技术人员的理论水平、创新科研能力、团队协作精神,是职称评审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现用每个完成人在业绩成果中贡献度(某项业绩成果量化评价的得分比例,或可分到的分值权重)来度量其贡献度的大小。
通过对业绩成果完成情况的研究调查,可以看出:各种业绩成果完成过程中,正常情况下完成者排名基本上与其贡献是一致的,完成者排名越靠前,他们起到的作用越大,贡献度也越大,对于项目(论文)能否正常完成、达到预期结果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排名越靠前,相邻完成人贡献度相差越大,具有不可替代性,名次不可交换。而排名越靠后的完成人,他们起到的作用越小,贡献度也越小;相邻完成人的贡献差异越接近,对项目(论文)影响力越小,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相邻名次之间存在一定的可交换性;同一项成果,参与或完成人越少,每个人需要做的工作越多,每个人贡献度相对越高,参与或完成人越多,每个人贡献度相对就越低。
在这里引入自然衰减函数来模拟贡献度的曲线。
1.2 自然衰减系数对业绩贡献度的拟合 如图1引入自然衰减函数(1/exp(x),x∈N)。由自然衰减系数特性可知,(1/exp(x),x∈N)和坐标围起来的面积为1。其一阶导数为(-1/exp(x),x∈N),也即图中随着x的增加,函数值y的值不断减少,其衰减速度越来越缓慢。
自然衰减函数(1/exp(x),x∈N)曲线非常切合我们对业绩成果分解的思路。首先,曲线与坐标轴围成的面积固定,可以对应总业绩成果得分;其次,函数随着x值增大而逐渐减小,减小速度越来越缓慢,符合业绩成果中随着排名的靠后,贡献度逐步减少,贡献度差异逐渐减少,随着排名越靠前,差别越大;排名越靠后,差别越小的规律。 利用自然衰减函数来拟合贡献度。
我们设定项目总分为100,将按不同的贡献度(权重)Ki大小,划分给所有参加完成人。业绩成果计分方法,则有如下情况:■K■=1
第i个人得分参考值=100×Ki/■Kn;
Ki=■■dx(i∈N,x∈R+)
σ=Ki/Ki-1=1/e,σ:衰减系数。
由于完成人数是可知且有限的,为保证■K■=1
我们可以构造合适的公式如下:
Ki=ki/■k■;
■k■=1;
ki=ki-1*σi。(1)
ki:第i完成人的计分系数,σi=ki/ki-1,第i完成人的衰减系数,n为本业绩成果完成总人数。
在实际工作中,业绩成果中科研和技术开发项目参与人数较多,正常情况下,省部级项目主要完成人一般不超过15人,地厅级项目一般不超过8人,而在衰减函数中,n在15以内时,第一完成人与排名最后完成人贡献度将相差е15,所以,需要将衰减系数进行调整,根据需要将排名分成若干小段,在相同小段中衰减系数固定,不同排名段衰减系数微调。
由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为了便于计算,业绩成果主要完成人一般在15名以内,同时给定常用x值,给出相对固定的衰减系数σi,从而得出简便的业绩成果计分方法:
个人得分参考值=100*ki/■kj。(2)
根据情况,我们设定衰减系数如表1。
按总分100分,根据公式(1)、(2)和表1,可构造业绩成果计分查询表(表2),总完成人数(行)序号和本人第几完成人(列)序号对应的交叉表格内数据即为个人得分参考值。
图2是从单一完成人到15完成人贡献度连线图,直观反映了在不同完成人参与情况下,不同完成人贡献度大小情况。
河南省气象部门在2011、2012年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采取了本量化评价方法。限定申报人员提交论文论著每人不得超过5篇,提交科研项目限县处级以上项目;按照论文论著发表刊物级别、字数,划定若干等级,给定不同级别论文论著的分值,按照项目立项级别、完成状态、应用效果、获奖级别来划定等级,给定不同等级的项目分值,由软件按照表2中有关内容进行统计和累加计分,得到申报人员业绩成果的量化成绩。
从应用效果看,用自然衰减函数拟合的贡献度划分办法比较准确地体现了职称评审中制定的一系列指导意见。奖励、论文论著、科研项目、总成绩等平均分以上人数均在40%~60%之间,表明本量化评价办法比较协调,可较为直观的反映出技术人员强项和短板所在,对其今后努力方向有较强的指导作用。作为业绩成果的指挥棒,在精简项目参与人员,减少无关人员论文论著挂名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成效显著。
[1]刘春华,王泽善,郝大伟等.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制度研究[J].中国轻工教育,2012(2):40-42.
[2]杨丽,许成锋.专业技术职称评聘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1,31(2):161-162.
[3]车美荣.关于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制度的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8):67-68.
[4]张国方.一种客观评定科技人员职称的方法[J].科技管理研究,2002,22(3):73-75.
[5]陈鼎杰.关于职称制度的评价与创新[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7):125-127.
[6]陈文滨,翁子健.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改革与制约因素分析[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5(3):87-90.
[7]丁元.档案职称评审条件的量化评价[J].兰台世界,2003(9):17.
[8]徐璟,雷寒,刘建瑛等.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导向性研
究——职称量化测评对科研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5):62-65.
[9]陈珍.基于人才队伍建设的高校教师职称量化评价体系研究——以重庆某大学为例[D].重庆医科大学,2010.
[10]高洁,李彤,刘媛等.建立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称量化评价体系初探[J].中国医院管理,2011,31(12):65-66.
[11]胡修周,刘学景,刘兆民等.科研能力和效绩量化评价及其在职称评审中的应用研究[J].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2001,14(4):2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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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结构是指信贷资金的投放与运用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以及不同期限上的配置与配比信贷结构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运作的重要内容,其合理与否既关系到银行的资产安全、营运效益,也关系到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国家信贷政策的贯彻及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银行信贷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选取河北省2005年—2013年银行中长期信贷、短期信贷和总产出的季度数据作为变量,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别从相关关系和动态影响角度实证分析了河北省银行信贷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表明,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相较于短期信贷对经济增长有更明显的贡献度(0.5974>0.2851)。
关键词:银行信贷;区域经济增长;Granger因果;VEC模型;
国外对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大量理论与实证分析。巴杰特(Bagehot,1873)最早发现,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大型工业项目融资,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伯南克(Bernanke,1992)和布兰德(Blinde,1992)对传统IS―LM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信贷市场替代货币市场的CC―LM模型。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通过信贷调节企业和个人的需求和支出水平,推导出货币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结论。这些研究均认为,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信贷规模及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在国外研究影响下,我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性。林毅夫认为,金融结构及信贷结构对金融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赵兴波以深圳市1979年-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证明短期信贷与区域经济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中长期信贷与区域经济互为因果关系。崔小涛利用2000年-2009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测算。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银行中长期信贷相对其他类型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最显著。唐涓涓、尹燕海和郑兰祥、涂苗苗通过分析青海省、大连市、安徽省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认为两者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信贷扩张则区域经济繁荣,信贷紧缩则区域经济萎缩。郭为通过分析我国各地区信贷与经济增长,认为银行信贷并不总是指向经济增长,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可获得一些其他东西,比如,政治稳定等。尽管已有研究存在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正负关系之争,经济增长还是离不开银行信贷的支持。
目前,大部分研究以国家作为整体研究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作用,较少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地方产业政策不同背景下,按期限分类的不同银行信贷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差异。研究银行信贷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对银行信贷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以河北省为考察对象,根据河北省2005年―2013年季度数据,从相关关系和动态影响角度实证分析了银行信贷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1.变量
本文以河北省为考察对象,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增长,银行短期贷款(ACRS)、中长期贷款(ACRL)说明银行信贷。由于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稳特性,进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符号如下:LGDP、LACRS、LACRL。
2.数据
以河北省2005年―2013年季度数据为基础,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资讯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河北省统计年鉴(2013)》。
3.基本模型设定
经济时间序列一般是非平稳序列,为更好地研究变量间的关系,我们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分析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性。并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检验模型采用具有如下形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1.平稳性检验
首先应用ADF方法对变量LGDP、LACRS、LACRL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1的ADF检验结果可知,LGDP、LACRS、LACRL均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表明这三个序列均是I(1)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表1)
2.滞后阶数检验
将LGDP、LACRS、LACRL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根据LR、FPE、AIC、SC、HQ等各检验准则综合判断,我们选择滞后4期。
3.Johansen协整检验
由前面的单位根检验得知,模型涉及三个变量均为I(1),对这三个序列协整检验,判断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基于对应滞后1阶的VAR作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河北省经济增长与短期银行信贷、中长期银行信贷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VEC模型。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所谓因果关系是指变量之间的依赖性,作为结果的变量是由作为原因的变量决定的,原因变量的变化引起结果变量的变化。Granger从预测的角度给出因果关系的一种定义,结果如下:
河北省短期银行信贷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中长期银行信贷也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GDP并不是银行信贷的格兰杰原因。且短期信贷与中长期信贷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综合检验结果得出结论,河北省银行信贷的增长并不因GDP增长而增长,相反银行信贷的增长却在推动GDP的增长。
5.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
(1)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较为稳定的关系。中长期银行信贷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GDP增长约0.5974个百分点;短期银行信贷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GDP增长约0.2851个百分点。
(2)不同期限的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显著差异。从信贷资金对河北省产值的贡献度来看,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对GDP的贡献度明显高于短期银行信贷对GDP的贡献度(0.5974>0.2851)。
6.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解河北省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情况,我们应用前面的VEC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观察银行信贷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对GDP的影响。信贷扰动对GDP冲击的脉冲响应轨迹如图一、图二。 GDP对来自短期信贷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有较强反映,第2期(即第二个季度)时影响达最大值,GDP增长率增加了4.28%,随后影响急剧减弱,到第4期(即第一年底)时影响达到最低值0.0015。后期影响有一个缓慢的上升,但长期呈现下降趋势,到第20期(即第五年底)影响基本消除。GDP对来自中长期信贷一个标准差新息也有较强的正向反映,第2期(即第二个季度)时影响达最大值,GDP增长率增加2.99%,随后影响稍有减弱,第4期(即第一年底)时影响达到最低值0.0123后,正向影响一路高升,最终长期保持约2.8%的正向影响,且影响时间也很长。综合两图得出结论:两个季度内短期信贷对GDP有较强影响,但随后中长期信贷影响作用凸显。整体看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相较于短期信贷对经济增长有更明显贡献度。冲击图所反映的现实与VEC模型的结论基本吻合。
通过分析,银行信贷结构对河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中长期银行信贷贡献度远大于短期信贷的贡献度(0.5974>0.2851)。原因如下:
1.银行信贷结构不合理
信贷结构上,短期信贷基本稳定略有小幅增长,而中长期信贷增长率从2006年的16.67%高速增长到2009年的39.98%,随后出现急剧下降,2012年增长率仅为8.84%,形成不合理的信贷结构。
2.河北省产业结构水平较低
由于中长期信贷一般投向工业等实体经济,短期信贷一般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所需资金。2013年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为12.2:53.4: 34.4,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10.1: 45.3: 44.6,说明河北省的“二三一”产业结构仍处在较低水平,第二产业等实体经济的较高投入带来GDP总量的提升,表现为中长期银行信贷的高贡献度。
3.银行中长期信贷投放不合理
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中长期银行信贷投放存在潜在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实际投向数据显示,银行中长期信贷大部分投向了六大高耗能行业。2012年中长期银行信贷投向中,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1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1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8%;而食品制造业仅占1%、医药制造业占2%、通讯设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业共占6%。鲜明的投向反差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使得环境污染PM2.5问题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力。
对此,银行应积极优化银行信贷结构,防止信贷投放极端化。秉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信贷原则, 合理制定中长期信贷投放领域,抑制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在保证信贷效率的前提下确保经济稳步健康发展;实施区域化信贷管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分类指导的差别化区域信贷政策,在不同产业实行差异化的业务授权和产品准入条件,关注重点去产能区域及行业的信贷投放,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产业链之间的梯度分工;
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风险准备金制度,比如,建立中小企业的社区信用协会和社区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以加入协会为前提。并建立一项专门用于中小企业现金流无法偿债成本的统筹资金池――发展风险准备金,由国家、地方政府、相关企业与银行共同承担风险,采取发行优先股的形式,实行有偿使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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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理论关于静止的概念:为相对于与其宛物体不产生单方面,或双方面联系的物体,则它相对于不产生任何联系的物体是静止的。由止可见,静止与运动,都具备有绝对、相对;有条件、无条件;永恒的、暂时的一面。矛盾中的统一性与斗争性,都具有绝对的和相对的一面。矛盾双方能站在一起战斗,证明矛盾双方之间有某种“联系”,有“联系”,证明它们之间有统一的一方面。马克思理论者毛泽东、列宁并不能站在这样一个高度看待矛盾。矛盾对立的双方没有哪一方是绝对的、哪一方是相对的理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毛泽东矛盾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贡献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中国化的集大成者,其有关矛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科学揭示了矛盾学说的精髓、具体阐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提出了解决矛盾的基本原则三方面,其思想价值在当代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力。
【关键词】毛泽东矛盾思想;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贡献
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积极吸收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矛盾思想的精华,理论与实施相结合、古今中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矛盾新思想。毛泽东矛盾思想继承、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
1.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整个世界处于普遍联系当中,在联系、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矛盾,矛盾不是只存在于个别事物中,而是普遍的存在于世界万物中,这是矛盾的普遍性。普遍存在的矛盾还具有特殊性,由于事物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矛盾也有所差别,不会千篇一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普遍性可以由特殊性归纳出来,特殊性是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二者缺一不可。
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生动论述为人类开展实践活动,深化认识提供了基本准则即: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的总结归纳个性事物体现出来的特征,上升为一般理论指导,然后再将具有共性特征的理论应用于个性事物,帮助人类去认识开发以前未能涉及的领域和未能认识的事物。而今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矛盾学说的精髓,把握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
2. 矛盾发展不平衡观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首次提出矛盾发展不平衡的观点。整个世界都是发展运功的,事物的矛盾自然也在发展变动,随着矛盾双方力量的博弈,矛盾一直处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动态变化之中。所以,矛盾不肯能一直处于平衡状态暂时的平衡孕育促使新的不平衡产生的力量。
矛盾发展不平衡论要求我们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事物发展中存在多种矛盾,其中必有一种矛盾处于主导支配地位,其他处于次要地位,这就需要掌握好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要求我们区分好主流支流,强调两点论。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必须重点突出、有主有次、反对一刀切,同时还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古语有云:“相反皆相成也”。毛泽东充分借助众所周知的古语来阐释相对深奥的哲学观点,通俗易懂。
“相反”古语中是指相对立的两方面。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相反”与哲学中“矛盾的斗争性”是一致的。矛盾的斗争性也是矛盾双方相互排斥、对立的,这种斗争性贯穿于事物发展始终,只要事物存在这种斗争就会一直存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相成”古语中是指相互联系、相互扶持的两方面。哲学中的相成即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对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最具创新性的发展。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斗争性存在于同一性中,同一性也由于双方的力量博弈而紧密相连,当达到一定条件,矛盾的统一体就会破裂,演变成新的事物,矛盾双方处于新的同一体中。
中国五千年来一直追求“和”,和气、和谐、和睦,国家层面即追求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实现要求我们必须有效化解社会发展中的各类矛盾早在1957年,毛泽东主席就为我们处理矛盾提供了参考准则。
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矛盾,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完善自然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按矛盾的特殊性的方法论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矛盾不同,化解矛盾的方法自然也不同。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以批评教育为主,不能采取过激的暴力对抗;对于敌我矛盾以非对抗性方式不能解决的,必须付诸暴力性的对抗方式。
首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辩证法。毛泽东在《矛盾论》的第一节就详细全面阐述了两种宇宙观: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辩证法为人类处理社会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它主张全面、发展、联系的看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辩证法,将自身置于全球化的范畴之中,加强与外界的联系沟通,吸收消化国外发展有益成果,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
其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弊病也日益凸显,社会问题频繁多发,如:道德失范、信仰危机等等。这些社会矛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和谐社会的建设,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瓶颈。中国共产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者,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毛泽东有关处理社会矛盾的基本准则,把握好处理矛盾的方法,积极化解社会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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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考察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多年以来,人们在研究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时,多数都是将各种原因并列或分列主次的形式来分析。这种研究取向模糊了妥协与不抵抗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难以深刻揭示张学良对日外交的思想根源。
妥协是国际外交领域的一种外交政策,一般来讲,通常是在客观力量不济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采用的有限退让,迅速息争,以减少损失的政策。张学良的对日妥协就符合这种情况。
(一)敌强我弱战必败的思想
东北是张学良的家乡,也是他势力最深厚、影响最大的地方,张与东北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更有着强烈保卫东北的愿望。但是,敌我力量相距悬殊严重影响了张学良的对日政策,使他很早就形成了对日忍辱负重以求他日报仇雪耻的思想。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对日本军事力量的评价就是,日本“群机狂飞,多艇跃水,……他的一切军备都强于我们”,[1](p291)因此,对于日本的威胁性行为,应该采取忍辱退让的态度。他把东北比喻成一个面对恶霸(日本)欺负的孤儿,“现在打不过他,闹出事故,他要借口来屠杀。千金之躯不死于盗贼,我们记住仇恨,发奋图强,绝有报仇雪恨之日。”[2](p301-302)所以,在发奋雪耻的思想下,张学良一面对日本保持谦恭的态度,维持亲善关系;一面积极发展东北经济,并改旗易帜,为御侮做积极准备。
东北易帜后,国家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是,中日间力量对比仍有差距,张学良认为,如果对日本采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3](p297)敌我力量的悬殊,使张学良“常以忍耐对付日本领事馆警察、军事部署及其他的不法行为”,是促成其“不与日本斗争”政策形成的最主要原因。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中也指出中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并指出战争的胜利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张学良对中日力量敌强我弱的判断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判断不仅是张学良得出必须妥协的唯一依据,而是还与张学良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判断有关。
(二)先息内争以御外侮思想
面对强敌,必须最大限度的凝聚自己的力量。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处于分裂混乱的局面当中,自顾不暇。攘外还是安内成为必须面对的选择。张学良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把国家统一当作御侮的必要条件,这就使他把息内争当作当务之急而动摇了对日斗争的坚决性。
早在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因东北处于日本的威胁之下,他很早就形成了“如欲抵抗外侮,必须国内统一。”的思想。[4](p88)从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到中原大战中对蒋介石的支持,都说明张学良的活动皆遵循这一思想。1930年9月10日在东北军入关前,张学良曾说:“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国内统一,早日停战。”[5]
1931年5月22日当国内对工农红军的武装围剿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也曾经指出:“我国今日最切要之图,莫过于和平统一。”[6](P461)可见,在张学良心中“统一”是“御侮”的重要条件,并且赞同以武力为主要手段实行统一。
然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所期望的“国家统一”并未实现,中国仍然处于分裂混乱之中。国民党方面,1931年4月,以蒋介石拘留胡汉民事件为契机,广东派另立国民政府,强烈抨击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南京(宁)、广州(粤)、上海(沪)等各地,分裂成为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中心的各派势力。胡、汪呼应批判蒋介石“独裁”,要求他下野。共产党方面,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并在1931年11月7日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更是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对于国内的分裂局面,张学良认为:“非戒除内战,无一保障统一;非剿灭赤匪,无一克定社会。”[6](p464)坚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主张尽快在政治范围内解决国民党内部问题,坚决以武力剿灭共产党,希望迅速实现国家统一以御外侮。
在1931年9月2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接见北平市民时说:“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之下,我敢云此事不会发生。”[6](p496)在此后的过程中,张积极支持蒋的剿共事业,甚至在东三省情况危机时,张学良仍然坚持不让蒋介石返回北方主持对日战事,否则“剿共事情,功亏一篑。”对当时的张学良来说,抵御日本侵略的关键是安内,安内的当务之急是剿共。这种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促使他走上了对日妥协,支持蒋武力剿共的道路。
(一)全国抗战的思想
对于来势汹汹的日本,张学良虽然惧其强大的实力,认为与日作战中方必败。但是,基于爱国、爱家乡的热诚和对日本的义愤,他又不愿意坐视东北沦丧而置之不理。张在对日妥协还是抓住一线希望全国抗战中徘徊难决,最后他将南京政府的态度---是否进行全国抗战作为最终的决定因素。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召集重要将领开会时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2](p428)张的这种矛盾态度,使他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南京政府的决策,无论是战与不战都能安心接受。张的全国抗战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抗战要求,不如说是难以决策时的一种推诿。将难题交给中央政府,同时给自己不事战守的失职以开脱。
面对强势日本的侵略,张学良提出全国抗战的口号是合乎时代要求的。“东北即全国人之东北,断非一人之力,可胜保卫之责。”[6](p200)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中央政府当然负有保卫的职责,而且由于日本的综合国力强于我国,只有实现全国抗战才能增加胜利的把握。在这一方面来说,张学良提出全国抗战的口号体现了其对日抵抗的良好愿望和要求。
但是,把实现全国抗战作为抵抗的必备条件,非全国抗战而不局部抗战,完全放弃地方长官镇疆守土的职责,则是张学良珍视自身利益的结果。从当时国内形势来看,张东北易帜后,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但是实际上是一种“分治合作”,就像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他(张学良)已经改换了他的旗帜,但要尽可能保持他在东北的实力和实权,他的易帜原来只是为了应付日本,他要中央政府支持他,并不真想把东三省的控制权交给中央政府”.[8](p41)这就使蒋张之间存在一定的猜忌和防备心理。对张来说,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单独对日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必败,败则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自身实力也会受到重创,会严重影响其政治地位,有为渔翁得利之嫌。并且作为东北地方长官,张学良对其所属的东北军子弟兵有着很强的个人感情,不愿意他们去做必死之事。出于这种考虑,张坚持把全国抗战作为其抵抗的必备条件,即“玉碎(全国)可以,瓦碎(东北)就不必了。”
(二)以不抵抗换和平的侥幸心理
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已使张本不坚决的抵抗之心完全泯灭了,摆在他面前的是无望胜利之路,另一个就是怎样减少损失的方法。抵抗难行,妥协已成必然。没有坚强的武力作后盾的一意求和,很容易将一切可能有利的因素夸大为救命稻草,成为论证其妥协的根据之一。这种情况下的对日妥协很容易滑入完全放弃积极努力的误圈,张对日推行绝对的不抵抗就是这种片面夸大的结果。
首先,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及其对军部的制约能力的夸大。
虽日本的侵略政策是既定的,但是国内意见并不统一,日本政府对发动对中战争持反对意见,军部虽然有宣战热情,但是并没有统一的计划。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从近期看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据日本军部人员的供词中说明,九一八事变的当晚仅是几个军官的个别行动,并没有统一的计划。只是事变发生后,得到了军部的默认。通过对日本国内不统一情况的了解,张学良更坚定地认为近期发生的挑衅事件,是局部事件,可以通过谈判、让步来得到解决。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态度。他以往的对日交涉经验使他相信,只要措施得当,策略得法,是可以把眼前的危机应付过去的。
“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在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2](p431)其次,对国际联盟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和诚意的夸大。
在事变发生前后,诉求国联以公理解决的呼声很强,这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9月20日召集学者、名流、政客及部属等人的会议,会上主要意见仍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3](p575-576)这种思想对张有很大影响,他在公开言论中,也多次提到要诉诸国联,如1931年9月19日上午10时,接见大公报记者云:关于沈阳新闻,“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截至上午6时半,“秩序未坏,我方官民,悉不准抵抗。”“仍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日方发表盖谓我军破坏满铁路轨,绝对无有其事。
盖我方避人挑衅之不暇,岂能出此?”[3](p575)从事变发生前后张的言论来看,他确实对依靠国联解决争端抱有很大的希望,并成为其实行不抵抗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张学良的政治阅历也是导致其下令不抵抗的因素之一。
虽然有材料说明南京政府命令张学良“力避冲突”的命令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对东北的挑衅指出的,并不是真正命令对日军的侵略行为不予反抗。但是,从事变后南京政府一心诉求国联的作为和言论来看,以及之后对日军蚕食华北的反应来看,其对日妥协的总体方针和张学良并无不同。故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只是妥协大背景下具体策略的延伸,而这种策略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张学良政治阅历的缺乏。
妥协是国际外交领域的一种外交政策,不抵抗则是妥协政策下的一种具体策略的运用,是妥协发展的极致。我们不能苛责张学良对日本的进逼采取妥协政策。长达八年的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说明,对日战争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以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力量想最终挡住日本侵华的铁蹄何异于螳臂挡车?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张学良从自身阶级立场和政治地位出发把全国统一放在首位,力求全国抗战,对日暂取妥协政策,是较为自然的一种做法,我们不能让他超越阶级界限把抗日希望寄托于广大民众身上,那么妥协是在他所处的情况下自然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但是,在妥协的具体方法上张是有失误的。无论具体策略如何运用,都要服从于整体战略或目标,即减少损失并最终打败侵略者。妥协并不代表无条件的让步,甚至放弃抵抗,相反,以积极的抵抗促进最后妥协的达成是较为常用的方式。但张学良的妥协更类似于走投无路下的听天由命。自身没有做任何积极努力,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外力上。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增加了不必要的损失,也使自己军事上遭受巨大损失,政治上也蒙上了难以洗刷的污点。
[1]方正等。张学良与东北军[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2](美)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册)[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3]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G].北京:中华书局,1961.
[5]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G].北京:中华书局,1961.
[6]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一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7]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二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8]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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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应该消失。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历史是延伸的。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那些永不磨灭的历史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实行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和灾难之中。百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苦难、屈辱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顽强斗争史。日本明治维新后走向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侵略道路,悍然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由局部转向全面侵华。[1] 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在当时已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因此抗击日本侵略者也就成为了中国当时最大的政治。[2] 同时日本还与德国、意大利结成法西斯同盟,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命运已经与世界各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安危同时也紧紧关联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大局。毛泽东就曾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3] 在国内外都极端不利的环境下,中国最终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民族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全中国军民团结一致,最早开展了与日本法西斯的顽强抗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开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战场,也逐渐使抗日战争的战场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华民族积极的抗日战争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称霸世界战略的主要内容就是其“北进”和“南进”的政策,即是“田中奏折”中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所谓“北进”与“南进”,就是日本通过打开中国的大门分别向苏联远东地区以及南洋一带扩张。但无论日本要实施“北进”还是“南进”的计划,率先占领中国是其一切国策实行的必要前提。[4] 毛泽东同志也曾深刻指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是巨大的,但为最终实现其既定战略方针,日本唯有先从中路突破中国的防线,而后方可北攻西伯利亚,南攻南洋群岛。” [5]因此在中国战场的走势如何对日本称霸世界战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致使日本北犯苏联的计划屡屡受挫。首先,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这段时期内,日本方面始终认为,只有北进苏联,逐渐解除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才能使日本重建在东亚的殖民统治秩序。早在1934 年,日本参谋本部就制订出进军苏联的计划,一经提出就得到日本天皇的批准。1936 年,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也曾指出日本只有消除苏联军备上的威胁,才能有效地阻止赤化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可以使日军顺利的推行东亚政策。1937 年6 月9 日,日本就已企图对苏开战,在当时就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认为,日方唯有先给予南京政府致命打击以消除日军背后的威胁后,方可没有顾虑的与苏开战。
其次,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遏制住了日军主力的疯狂进攻,直接导致了日军北进苏联计划的破产,也间接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6] 从苏德战争爆发前一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曾多次督促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与苏作战,但日本始终迫于在中国战场的压力,只能把战争的重心放在中国战场上。[7]正是由于日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无暇顾及苏德战争,苏联才放心把远东地区的兵力西调至苏德战场以全力抗击德军。
据不完全统计,1941 年,就单从苏联从远东调往苏德战场的兵力就有约15 个步兵师和3 个骑兵师以及1 500 架飞机和1 700 辆坦克,约占整个远东军总兵力的50%。1942 年,当德军对苏进攻日益猛烈的时候,苏联又从远东抽调了8个步兵师增援苏德战场。[8]
中国抗日战争对日军的牵制,大大延迟了日军“南进”政策的实施。在日本既定的侵略方针中,“南进”是其原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早在战争初期,日本就已制订好其蓄谋已久的计划,然后北进苏联与德国携手对苏形成夹击之势,以便形成反西斯轴心国的完美会合,同时南进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攫取该地区的殖民利益,使其地区逐渐成为日本在世界争霸中的后方补给地。中国全民族抗战对日军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抗击下,日本之前一切完美的设想终究成为了幻想,无奈之下日本只能在中国投入越来越多的兵力。
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前,日军投入中国战场的总兵力仍占到其陆军总兵力的70%以上。而在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陆军的兵力分配是:中国关内21 个师团、20 个旅团和一个骑兵团,中国东北、朝鲜一共有14 个师团,本土上仅仅留有4个师团,可供日军调往太平洋战场进行作战的兵力也不过10 个师团。通过数据可以看出,日本陆军的主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依然在中国战场上作战。正是由于日军无力在太平洋战场投入更多的兵力,致使日军进攻乏力,这样就减轻了盟军的战斗压力,客观上援助了盟军对日作战,从而大大推动了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胜利进程。
就日军在中国投入的总兵力来看,日军的主力已被牢牢地牵制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军民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乎都是孤军奋战,中国战场也是东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牢牢牵制着日本陆军总数的80%~94%。从太平洋爆发后将近三年的时间,日本在中国投入的陆军兵力一直占其总数的50%~69%。直至反法西斯战争结束时,日本在中国投入约105 万兵力,投入在太平洋战场约100 万兵力,分别占其兵力总数的51%和49%。[9]
日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中国战场上被大量消耗。由于日军被迫要在中国战场上消耗巨大的资源,因此日本长期处于过度紧张的状态。据权威统计,日军在中国战场共被歼灭约150 万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左右。同时,由于中国的全民族持久抗战,长期的战争导致日本的军费逐年递增,而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必然会使日本的经济慢慢地被拖垮,在财力物力都消耗殆尽的极端困境下,综合国力也必然下降,因此,战争基础和政治基础都会动摇,最后导致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全面失败也是在所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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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中,为人处世的基本点就是要具备人格魅力。何谓人格魅力?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人格。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和人的能作为权力、义务的主体的资格。而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个人能受到别人的欢迎、容纳,那么他实际上就具备了一定的人格魅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抗日时期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人格魅力和深远影响的时代巨人之一。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的不拘一格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以及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高瞻远瞩、勇于创新;意志坚强、不怕牺牲;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豁达开朗、宽宏待人和团结奉献精神尽展人格魅力。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迄今仍是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支撑和不竭的动力之源。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人格魅力;探微
抗日战争敌强我弱,为了战胜无论是在综合国力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比中国强大的日本,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在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确立了抗战主旋律和发展方向。他指出:“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另外“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能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不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地位;而我方,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能力比较弱,但其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大国际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援助中国的。”
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进而在军事战略上明确提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的,而不能是速胜的,确立了抗日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中国革命正是依据了这一理论创新来指导中国抗战,一步步积聚力量,克服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考验,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动力?是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对革命胜利的憧憬!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作保证。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领导才能。正是这种精神吸引和团结了广大军民,成为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曾说过:“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令人钦佩的是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面对无数次的困难和挫折的挑战,反而能激起他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去拼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在逆境中造就出来的伟人。毛泽东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头野牛,那末我们中国在山西的几万大军正在这牛的背后拖着牛尾巴,阻止它南下。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在抗大期间,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科学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八年抗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贫弱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凭借着这种面对强敌,舍生忘死,顽强奋战,前赴后继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在危难中苦斗在绝境中奋起,战胜了在经济、军事力量上远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扩大,它将激励着中华儿女矢志不渝,勇往直前。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时,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出生于贫寒家庭同学。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练意志,培养了不畏劳苦,百折不挠的精神。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安贫者能做事”。如抗日战争中根据地缺衣少食,日用品匮乏,困难到了极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党一方面领导抗日军民开展积极的生产自救工作;另一方面,毛泽东以身作则,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留下好传统、好作风,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的抗战,表示出我们的民族有这样一个作风,就是不怕一切困难,坚持下来。这就保证了我们的胜利。”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作风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精神使人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奋发向上,去创造奇迹。抗日战争中艰苦奋斗精神已成为一种民族精神,它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将一如既往地成为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
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表现出的才能、气质、性格及道德品质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与下级干部、一般群众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对革命同志的爱与尊重是平等的、轻松的,更是富有情趣的。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能够体现毛泽东人格魅力的性格特征是多方面的,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延安时期挽救运动中冤枉了一些同志,他主动出来承担了责任,还脱帽赔礼道歉。有一次雷击死了人,有人说怪话,“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他制止了,并通过这件事了解到是公粮征得多了,农民不满意,于是决定减轻农民负担。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他指出:“在党内外要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同时还说“对于这些,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由于毛泽东对待别人的批评抱有如此豁达的态度,因此,在领导革命的狂涛巨浪中始终能够正确分析形势,正确制定方针政策,满怀豪情的预见中国革命将必然胜利。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可以为书痴,为书狂,可以为了读书而不吃饭。他的卧室、办公室都放着书,就是每次外出开会也带着书。战争年代每一次转移都要精简行装,毛泽东什么都舍得精简,就是书舍不得。毛泽东读书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哲学、史学、文学……只要他碰到,都要拿来读读,而且一读就是全部内容通览。他指出:“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就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毛泽东不仅好读书,会读书,而且每一本都要做笔记,写感想。真正实现了融会贯通。他在关于整顿三风中提到:“水手是世界上游历最广的人,天天都在走,周游全球,但只是走不写笔记,经验就总结不起来。”正是由于这些,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一整套适应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路线和政策,将改造世界的蓝图付之实践,最终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江泽民同志也深刻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胡锦涛说:“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励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他所倡导的民族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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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连接过去,通向未来,指引方向,更决定命运,可以说选择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步伐,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重考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践根基和理论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三个自信”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在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期能找到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的那些理论探讨和建设经验,无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党的提出了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1]的命题。回顾建国初期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探索,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探索成果对于当下坚定“三个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主张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针对苏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毛泽东于1955年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2(] P488);他认为,应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P721)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应该学会独立思考,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适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2. 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把“民众大联合”作为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方法。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迎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问题,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切成就的重要思想动力依据。
3. 提出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发展理念。
一个国家如果要走向富强,就必须实现现代化,而工业化则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共产党逐步摸索出了发展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色。
第一,发展国民经济须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应必须把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放在经济问题的首要地位,强调发展工业也必须和农业发展相协调。这就使得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经济快速恢复互为条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同时并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二,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关系是实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原则与基础。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现提供了历史依据。
1. 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已经从一种科学构想成为了现实并在中国得以具体实践。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到了1982年,我国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我国国体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写入宪法,保证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所取得的民主成果。
2.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并没有能与新生的国家政权同步产生。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就为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宪法、法律法规的颁布,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体制上的正式确立。中国人民所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共和国政体,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共和国政体的基本原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政体和政权的坚实基础。
3.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195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中国首部宪法中得以确立:“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4(] P521)
4. 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也是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在国家中的地位作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规定,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到1956年我国基本形成全国统一的民族自治体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
5. 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尝试。
在毛泽东看来,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仍需要不断完善。同时,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P543)因此,围绕适合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比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改变中央高度集权;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等设想。
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提出了改革设想。比如,1960年3月,毛泽东对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称之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并冠之以“鞍钢宪法”[6](P89-90),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1961年,中共中央在《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使其中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逐步成为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双为、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党的领导,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成果颇多,虽然有的没能很好坚持,有的甚至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当今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法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全新的含义,使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并将“实事求是”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因此,五十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命题,就是能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和共产国际与苏联经验,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实现历史性飞跃的结果。因此,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2.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灵魂。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本党和个人的私利。”正是因为我们党很好地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才能由小变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充分发扬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1956 年,中共八大在党章的总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这是对七大关于群众路线相关论述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更是把党群上升到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就像鱼和水一样,如果党群关系出了问题,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成功。”[7](P488)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和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以贯之的核心和灵魂。
3.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这其中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作指导,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有益的先进经验,努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千方百计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尤其是他在1958年先后实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等一系列举措,虽然毛泽东想摆脱但却未能真正摆脱苏联模式,但这也说明毛泽东认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时所强调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9](P123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此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论。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离不开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的实践。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性努力,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也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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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艺术在技术上是一直伴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的。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也有少数铜版刻和套色漏印。独特的刀味与木味使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新兴版画在现代美术史上的突出贡献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兴版画是绘画的一种体裁、样式,是画种之一。有人说版画只不过是一个小画种。孰不知正是这个小画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我们称版画为新兴版画,当然是指它与古代版画不同,古代版画基本上是复制版画,画的作者与刻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新兴版画则是创作版画,从作画到制作都是作者亲自完成的。另外从内容上看,新兴版画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受到普罗美术思潮的洗礼,倾向性明显,同情劳苦大众,表现劳苦大众。我们不妨略为了解点有关情况。
新兴版画是鲁迅先生提倡的。鲁迅最初介绍欧洲版画是从1928年12月初与柔石等合组“朝华社”时开始的。成立这个社团的目的就是为了“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1〕。1929年编《艺苑朝华》计划出版12辑,结果只出版了5辑。在第5辑《新俄画选》的小引里,鲁迅介绍了多取版画的原因有二:“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
《艺苑朝华》在初创时,即已注意此点,所以自一集至四集,悉取黑白线图……”〔2〕从19 世纪末西学大兴之后,我国一直在热衷于介绍西方艺术。西方绘画传入很早,三百多年前已经开始,其主要渠道有:一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绘画的复制品;二是西方画家到中国传授西方绘画技法;三是随商品广告而传入我国的香烟牌子、布牌子、糕点盒子上面的洋画片、照相布景的景片;四是新兴办的美术教育;五是数量有限的留学生。除少数留学生能到国外去见到西方绘画真迹外,对大多数人来说接触到的多是复制品或印刷品。不少复制品就是印刷品。西方绘画一向重视色彩,而印刷的复制品,经常是色调失真,根本看不清色彩关系的油画、水彩,拿来作为临摹的范本,使人的视觉产生许多误差,所以鲁迅才说“与其变相,不如且缓”。 鲁迅“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3〕,但他认为老看那些制版未精的艺术品,对我国艺术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又考虑中国处于革命年代,版画制作起来容易得多,有顷刻能办的优点。
中国新兴版画真正兴起来确实与中国革命有密切的关系。鲁迅开始介绍欧洲版画是1929年,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标志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左翼文艺是以文艺大众化作为中心思想开展的。左翼文艺关注的是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艺术家从同情他们的遭遇到歌颂他们的觉醒。这在美术创作来说应该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虽然历朝历代的画家有接触到劳动题材的作品,但和现代画家从根本上关心劳动者的命运,寻找摆脱贫困之路,寻找彻底解放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新观念是绝对不同的。将艺术事业与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这是过去从未明确过,甚至是过去从未触及到的课题。
因此鲁迅才写出:“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zhǒng@①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4〕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中国近现代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列强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把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饱经侵略压迫之苦,而不得不奋起反抗。30年代新兴版画诞生的时候,也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民族危机又一次加剧,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的时候
。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之日,也就是新兴版画发展壮大之时。构成现代社会的魂魄,应该是救亡图存、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新兴版画正是在艺术品当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否则“新兴”二字就没有意义;仅只从复制木刻发展为创作木刻,还不能概括中国现代版画的全貌。所以有时候争论起现代木刻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的确,李叔同、丰子恺都刻过木刻,而大家公认现代版画还是由鲁迅提倡、发展壮大的,原因主要是从画作的内容来认识新兴版画。从“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上出现的胡一川的《流离》、《饥民》和汪占非的《五死者》为最有代表性。在他们之后,则有江丰的《要求抗战者!杀》、《码头工人》、陈铁耕的《母与子》、野夫的《黎明》、陈普之的《黄包车夫》、夏朋的《清道夫》、力群的《病》、张望的《负伤的头》等。这一系列作品,从题材上考察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作者们面对人民的苦难,怀抱深切的同情;对于社会黑暗,他们愤懑痛恨;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深感忧患。他们用自己的作品激发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起去反抗和战斗。因此新兴版画是时代的写照、社会的魂魄,是以清醒的意识,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中国现代美术的现实主义作品正是由新兴版画开拓的,它是以崭新姿态出现在艺坛上,发挥了它特殊的战斗作用。它虽然是艺术品,但是它是有倾向性的艺术品,在社会生活当中它就带有政治性。从事新兴版画的人就要被捕,蹲监狱,就要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作出很大的牺牲。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也就脱离不开政治,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密切起来也是从新兴版画开始明显的。当然艺术并不等于政治,鲁迅早就告诫:“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5 〕把艺术作为战斗的武器也是从新兴版画开始实践的,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着理论的认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情更加高涨。美术家到战地写生,选择与抗日有关题材作画,如徐悲鸿、司徒乔以当时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作画,唐一禾画《七七的号角》,吴作人画《不死的城》,张善zī@②以自己擅长画虎来表现《怒吼吧!中国》,王式廓也画过《台儿庄大战》,但和当时非常活跃的木刻、漫画相比较,则不仅数量少,而且也不像漫宣队的宣传画以及像李桦木刻《怒吼吧!中国》、马达木刻《保卫大西北》,那样直接宣传抗日、表现抗日,在群众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如“小画种”那样激动人心。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国美术活动中心,也从沿海城市向内地转移,由城市生活转移到深入农村和部队生活。过去在城市中想要解决而实行起来非常困难的艺术家与劳动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得到了空前的改善。艺术家更多地接触社会,接近生活,对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表现人民大众也就有了现实依据。特别是不少过去在上海从事普罗文艺运动的美术家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生活在人民政权之下,体验到了新旧社会的不同光景。他们实际参加了抗日斗争生活,成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艺术家。他们是战士又是艺术家,这在美术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八路军新四军多数是拿枪的战士,又增加了以艺术作为战斗武器的文艺战士。
把艺术作为战斗武器比起30年代初期更加明确,艺术作为武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它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版画家们到了40年代,更多地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发挥艺术的政治作用。在这一点上又较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延安木刻是这种进步的突出代表。古元的《减租会》、《哥哥的假期》、《离婚诉》、《区政府》;彦涵的《抢粮斗争》、《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快把她们隐藏起来》;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胡一川的《牛犋变工》;罗工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不仅反映出当时的斗争生活,而且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翻身作主人的劳动人民成了画面的主人。这一点也是与过去表现劳动人民题材的美术作品的不同之处。谁是美术作品的主人公,这不是小事,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人物,过去时代的美术品表现的不是王公贵族,就是士大夫、仕女形象,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地位的。
新兴版画在画面当中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劳动人民,这不能不说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新兴版画首先迎来了人民美术的诞生。这种质的飞跃首先由新兴版画来实现,是与当时的战争环境、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条件从事大幅的油画和国画制作有一定的关系的。新兴版画的作者过去也多有油画和国画的基础,从后来的发展看,一旦条件变化了,版画家也有不少转入其他画种,因此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不是什么大画种和小画种的问题,而是五四以来新美术所一贯追求的新的绘画所取得成绩的集中代表。新美术到了延安时期有了质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新兴版画来完成的。
新兴版画所起的政治作用也在周恩来同志把它们带到国统区举行的木刻展和新开辟的解放区举行的展览中看出来。起码它帮助新解放区人民认识了解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生活,看到了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对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诬蔑性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说新兴版画为新中国建立过功勋是一点都不过分的,今天看起来也仍然是优秀的历史画卷,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艺术不再是个人的无病呻吟,作者的关注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作者的自我是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融合在一起的。
另外,从艺术形式方面来考察,新兴版画也是从借鉴外来形式转向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提到这个问题,应该感谢从前“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功绩。“鲁艺”木刻工作团曾将全国木刻第三次流动展征集到的作品带到敌后,在晋西双池镇、沁县、长治等地开过多次展览会。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观众很多,当然是农民和八路军战士。
当新兴版画真的和观众见面的时候,群众并不满意,根据“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归纳集中,意见主要是两条:“第一,内容不够深刻,不够丰富,不够生动,最好有头有尾;第二,形式不美观,满脸毛,不好看,最好有颜色。”〔6〕艺术到群众中去了, 艺术家接触到人民群众的意见了,双边关系大大改善了,于是,如何作到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提出来了。光有为群众服务的愿望和感情还不够,还需要从作品内容到形式作多方努力,于是“鲁艺”木刻工作团率先向民间美术学习,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这种旧瓶装新酒的作法仍然不能让人满意,主要原因是内容与形式不统一。一件艺术品,如果不能做到新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当然还谈不上是好作品。直到古元、彦涵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问世之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才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得以突破。他们的实践体现出深入生活的重要。
在他们投身于火热斗争生活之后,从观察、体验当中认识生活,了解生活,捕捉形象,确定题材,形成主题鲜明的好作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更加明确了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条真理,延安木刻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了这条原则应是文艺创作所必须遵循的。脱离了这条原则,艺术创作的思想感情问题、群众欣赏者的关系问题、艺术形式问题,都不好解决。有了这个第一位的原则,其他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源泉问题解决之后,如何借鉴中外古今优秀作品经验,特别是向我国丰富的民间美术传统(其中如年画、剪纸等是在民间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学习,以实现让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这都是些历史经验,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企盼新的艺术能和时代同步,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从而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所积累起来的成功的经验,是开拓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所创造的经验,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必经之路。
建国以后,从战争年代逐渐过渡到和平建设时期。新兴版画又在解放区美术成绩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出现了四川版画、北大荒版画、江苏版画以及各地的新成绩。新兴版画在题材、体裁的多样化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个性化以及风格的多样化方面也有很大进步。个性风格正从群体地域特征当中突出出来,四川的牛文、江苏的黄丕漠、北大荒的晁楣、云南的李忠翔、李秀、浙江的赵宗藻、赵延年、上海的盛增祥、广东的肖映川,都为新兴版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的工业版画、农民版画、儿童版画所取得的成绩,都一再向我们揭示版画不仅不是一个小画种,而且是新中国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尽管当今版画展览看的人少,卖不出高价钱,在艺术商品化过程中不占优势,但是它所体现出的艺术规律,仍然值得重视和发挥,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自己的艺术,需要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1〕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载《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4卷36页。
〔2〕鲁迅:《新俄画选》小引,见张望编《鲁迅论美术》。
〔3〕鲁迅:“连环图画”辩护,载《南腔北调集》。
〔4〕鲁迅:《“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张望编《鲁迅论美术》。
〔5〕鲁迅致李桦信,1935年6月16日,载《鲁迅书信集》。
〔6〕罗工柳《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方》,原载1960年第23 期《版画》,收《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年》。
@①原字为土右加冢
@②原字为孑右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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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撰写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范式,扫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障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实践论》是毛泽东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本文通过分析《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进而论述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一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哲学方法论基础,二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三是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做出了贡献。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开始了社会实践领域中的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我们变革现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因为它一刻也不能离开客观现实,毛泽东同志首次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简单来说《实践论》论述了知、行统一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中国化;合理地整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化;剖析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标准中国化。《实践论》的发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所以它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把握下的产物,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党内首先提出,而一年前毛泽东所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了哲学奠基。《实践论》与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毛泽东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点已经实现了转移,由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毛泽东认为,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不在于证明物质性的世界,而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种转向的意义,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思维方式,并能为广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掌握,以应对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早期重要成果,从认识论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哲学上提供了理论支持。
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由于受到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的领导,中国革命遭受了挫折,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情国事,写成的《实践论》用的是中国民族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同时,《实践论》还揭示了实践基础上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新的循环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的“实践论”批判了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认识论的错误,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哲学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提供了哲学方法论指导,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提供了钥匙。
和发展开辟了道路,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哲学不可能一成不变,真正有价值的适合我们的哲学,一定是源自生活实际,具有民族形式,反映时代内容,指向具体问题的哲学。《实践论》正是这样一种“真正的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应用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毛泽东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实践论》就是应那时中国革命的需要,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够说明当时中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重新恢复和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所作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既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实践论》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这与毛泽东实践观的实事求是原则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综合国力是否增强,这些论述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都是对毛泽东实践观的重大发展,党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就蕴含这样的寓意: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二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综上所述,《实践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基本观点和思想,又融入了毛泽东在把握时势后的个人见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今时代风云变幻、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局势,我们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沿着毛泽东等历史伟人为我们开辟的正确发展道路,借鉴和吸收最新社会发展成果,勇于实现自我突破,扬弃与超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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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和理论宣传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和邓小平助手。他的一生,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相联。本文以有关胡乔木的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探究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一些借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时期胡乔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胡乔木是我党党史研究、新闻宣传等方面的重要领导人,曾进行了大量重要文献、会议报告以及领导人著作的起草和管理工作。他尽其一生所能,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及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全面地了解我党的历史发展情况,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胡乔木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关涉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胡乔木同志1912年6月1日出生于江苏盐城。1930年,胡乔木18岁进入清华大学,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创办《海霞》等进步刊物。1941年至“”前期,胡乔木一直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协助毛泽东编辑了《六大以来》等重要历史文献,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和助手,全心投入到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全面恢复和整顿工作中,在党的思想文化、理论宣传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胡乔木的一生为党代言,写了大量的社论,并且为领导人起草了大量文件,具有“党内第一支笔”、“中共第一文胆”等美誉。本文试探寻胡乔木同志在毛泽东时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及其主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1939年,胡乔木任《中国青年》主编,并发表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一文,由此得到毛泽东的关注,1941年2月,毛泽东亲自点名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开启了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做贡献的20年。
(一)起草重要文献
自1941年正式担任毛泽东秘书开始,胡乔木就开始负责党内重要文献的写作和起草工作,1945年,胡乔木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项决议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决议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获得广泛好评,这也让不少人知悉了胡乔木同志的才能。 1951年,胡乔木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系统论述了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是胡乔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分析中国党史的经典著作。1956年,胡乔木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讨论了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斯大林的功与过、反教条主义等问题,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遇到的一些挫折和问题。此外,胡乔木还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参编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献,科学的总结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
(二)撰写大量社论
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常常以写社论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和鼓舞广大青年。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中写作《救救大后方的青年》社论,鼓励先进青年在迎接最后胜利的阶段,振作精神,进行各种有益于抗战的工作。整风运动期间,胡乔木连续撰写《教条和裤子》、《宣传唯物论》等社论,对于我们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重要的启示。
(三)编辑《毛泽东选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重要指导思想,胡乔木自小学习马克思主义,又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把握得比较准确,自然被选为编委会成员之一,从此,他为编辑《毛泽东选集》尽心尽力,字斟句酌,为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人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四)积极参加调研
1961年,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胡乔木响应了毛泽东“各级干部要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号召,带领调查组到湖南、浙江等地,深入农村的最基层,坚持实事求是,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农民的心声,通过调研写出了《湘潭县石潭公社古云大队调查》等材料,为中共中央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重要的参考。
除此之外,胡乔木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文艺座谈会等并进行笔录和重要发言,胡乔木还参加了庐山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乔木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他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语言特点出发,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使人民群众能够更通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加顺利、科学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一)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乔木具有良好的哲学基础,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胡乔木在仔细研读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本本,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要认识这一关系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物质和精神何为第一性,何为第二性的问题,唯物论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唯心论则相反。为了便于人们理解,胡乔木用通俗的话语解释到:“唯物论就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宇宙观人生观,而唯心论则是醉汉或梦游病者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的疯狂”。胡乔木的比喻使人们认识到,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的务实的理论,而唯心论则是冲动的任凭主观臆想的,脱离了实际的幻想。包括神在内的各种观念的东西都是人脑中的产物,他们也是以客观实际为原型的,唯有物质是世界的本源。
(二)党史编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原则。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去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中国要具有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在评价党史人物时,也要实事求是,切不可因个人主观感情因素而有失偏颇。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评价,胡乔木认为:“我们应当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他们进行事实求是的分析,做出客观的评价。唯有如此,我们的党史才会真实、生动,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胡乔木从党史的文献注释、分期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党史写作的一系列原则和规范,为我国党史的编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新闻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乔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北平宣传部长,新华总社社长和新闻总署署长等职,具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也有较高水平的宣传见解。胡乔木将新闻宣传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相结合,认为新闻是一种实时更新的重要事实,“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而其他的性质都是由事实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新闻一定要坚持客观性,坚持唯物论。新闻宣传和报道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此外,胡乔木将我国的新闻宣传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相结合,提出新闻宣传要注重群众性,要能够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表达群众的情感和利益诉求,并且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使群众看的懂也喜欢看,才真正是做到新闻宣传为人民群众服务。
(四)艺术创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值得一提的是,胡乔木同志在文艺创作方面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素有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思想,胡乔木将这一思想应用于中国艺术,在艺术领域大力赞扬优秀的文艺作品,而对错误方向的文艺创作进行严厉的批判,从而坚定了艺术创作的社会主义方向。此外,胡乔木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文艺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文艺从属于政治,具有明确的阶级属性,而政治从属于人民,从属于社会主义,所以追根究底,文艺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是共产党和文艺工作者都需把握的重要原则。
胡乔木的一生是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孜孜不倦的一生,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胡乔木从起草文献、撰写社论、参加会议、深入调研、编辑《毛泽东选集》等各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党史编撰、新闻宣传、文艺创作等多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们正确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学术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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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仲马父子是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其作品跨越时空与国界,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对世界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本文介绍了仲马父子文学耕耘的历程,全面梳理了大仲马浪漫主义戏剧、小说以及小仲马的问题剧与现实主义小说,肯定了仲马父子对法国及世界文坛的积极贡献,以期引起读者对他们作品文学的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大仲马;小仲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法国文学
他与一位圣多明各的女子结为伉俪,他们爱情的结晶便是大仲马。所以大仲马也是一位混血儿。
这种血统在19世纪法国上流社会是不被尊重的。
大仲马早年父母双亡,失持失怙后家道中落,生活困顿,便离开故乡维里埃—戈特茉(Villiers-Cotterets)到首都巴黎谋求新的生活。
大仲马从小练就一手好字,便在声名显赫的奥尔良公爵府做了一名文书,衣食无忧。但这位外省青年不甘寂寞,工作之余,还勤奋写作。这位字迹娟秀的文书对戏剧情有独钟。这也并不奇怪,一方面是个人兴趣使然,另一方面受到新风劲吹的剧坛大变革的影响。
世界各国文学史上不乏父子共同活跃文坛的佳话。中国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对诗歌、散文、书法均有杰出的贡献,世称三苏。法国19世纪文坛也出了一对父子文学家,在戏剧、小说方面成绩斐然,而且都处在浪漫主义阵营之前沿,他们是仲马父子,为便于区别,父亲叫大仲马(Dumas Père,1802~1870),儿子为小仲马(Dumas fils,1824~1895)。
大仲马的父亲是一位混血儿,青年时期投奔拿破仑摩下,曾指挥骑兵转战西班牙、意大利与埃及,立下赫赫战功。升迁至侯爵后,在某些问题上与拿破仑发生龃龉,失去宠信,郁郁而终。18世纪法国剧坛死气沉沉,异常寂寞,剧作家与剧团受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束缚,在剧本创作、舞台演出方面迈不开步子,缺乏创新。对一潭死水的演出,观众并不买账。他们强烈要求看到面目一新的剧目。如何投入戏剧革新的大潮是摆在19世纪新生代剧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也为跃跃欲试的青年人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大仲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青年才俊之中,首先站出来对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发难的是斯丹达尔。他指出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已经僵化,它曾经拥有的辉煌已经是昨日黄花。他举例说,在莫里哀的古典主义剧目中,充满了戏谑的场面,这本是观众所期待的。不幸的是被嘲弄、遭讥笑的永远是傻乎乎的乡巴佬和仆人,而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戏弄下人的永远是贵族、富商、绅士和淑女。这种情节安排和表现手法或许适合当时观众的审美情趣,因为这些观众大多是达官贵人,而剧作家是依靠他们的庇护才有立足之地的。时过境迁,大批平民百姓涌入观众席中,有权有势者已经走下历史舞台,他们不应当永远占据舞台。与时俱进、革新舞台,是争取更多票房收入的唯一办法。
维克多·雨果把问题说得更加透彻、更加具体。他在《克伦威尔》剧本序言中指出,当代戏剧必须摆脱古典主义的桎梏,摒弃要求时间、地点、行为统一的三一律和僵硬的创作法则和艺术观点。应师法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自由自在、挥洒自如地表达真实。该文也被时人称为浪漫主义戏剧宣言。
古典主义戏剧巨匠拉辛、高乃依、伏尔泰已经走下了神坛。周边国家的莎士比亚、华特·斯考脱、歌德与雪莱成了新一代的偶像。大仲马在这种背景下步入剧坛,不可避免地受到浪漫主义影响,而浪漫主义的主张也与他天生的放荡不羁的性格特质十分契合。他与同道一起互相唱和,惺惺相惜,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了法国舞台新的辉煌。
大仲马最早的作品是小剧《狩猎与爱情》(la Chasse et l’Amour,1825),这是一个小剧,为他挣到第一桶金,300法郎,对他生活不无小补。这是他初试啼声。
他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处女作叫《克里斯蒂纳》(Christine,1830),在法兰西剧场首演。剧本很有激情,可惜主演女角的演员对剧本精神实质吃得不透,理解肤浅,以致整个演出失败。大仲马并不因此气馁。他再接再厉,推出《亨利第三及其宫廷》(Henri Trois et sa Cour,1829),取得巨大成功。连新奥尔良公爵也到剧场捧场。这出戏演了38场,引起轰动,并为作者带来滚滚财源,一位出版商出巨资购买了版权。
大仲马从此走红。
《亨利第三及其宫廷》是一部散文剧,分5幕,故事如下:国王宠臣圣·梅格林受星相家鲁吉埃里的盅惑与怂恿,动了一个怪念头,径自向国王对头吉斯公爵的夫人表达爱慕之意。公爵正在密谋夺取王位,即刻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设下陷阱,诱使圣·梅格林赴约幽会,将其杀害。公爵剪掉国王羽翼之后,额手相庆。但清君侧的狠毒之举反而引起国王警惕,立即自任神圣同盟盟主,大权在握,使公爵之险谋无法施展。
该剧创意甚好,布景、服装、道具均符合历史定格,具有鲜明时代感与地方色彩,充满暴力场面。但剧中反映的君臣的矛盾和纠葛与男女间的爱情纠葛结合得并不完美,使人有油水分离之感。
1831年大仲马又发表并推出经典剧《安东尼》(Antony),其艺术成就高于《亨利第三及其宫廷》。
少女阿代尔结识了安东尼。安东尼风度翩翩,一表人材,但不幸是一位私生子,处在社会底层。不久,阿代尔结婚,男方是社会地位显赫的埃尔维上校。安东尼并未放弃对昔日恋人的强烈追求。他试图说服阿代尔离开埃尔维,跟自己私奔,遭到阿代尔拒绝。安东尼追到斯特拉斯堡,在一家旅店见到阿代尔,最终点燃了阿代尔已经熄灭的爱情之火,同意与他破镜重圆。上校闻讯赶来,进屋前目睹了一幕悲剧。安东尼正用匕首刺进阿代尔胸膛,口中大喊:“她不肯从我,我杀了她。”很明显,安东尼这样做是为了保全阿代尔的名节,而把所有的社会、道德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而“她不肯从我,我杀了她”这句话也成了经典名言,流传至今。大仲马一共写了100来个剧本,较为著名的还有《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831)与《奈斯尔塔楼》(La Tour de Nesle)。
大仲马的戏剧广受市井细民的欢迎,但他的舞台演出成本很高,戏剧为他带来名声,并未带来财富。戏剧只是他文学生涯的一部序曲,是走向文学殿堂的一块敲门砖,而小说才是他登堂入室的身份证。
1893年是大仲马职业生涯的分水岭。自那时起,他告别了青年创业期而进入中年成熟期,从戏剧家成为小说家。著名作家奈瓦尔(Nerval)向他举荐了一位名叫马凯(Maguet)的文学青年。这位年轻人对历史掌故极其熟悉。而彼时,大仲马已经写过几部连载小说,生活积累和阅历也异常丰富,他和马凯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和合作伙伴。当然,马凯并非大仲马唯一的合伙人,但却是最重要的共同撰稿人,这一点毋庸置疑。
历史小说的始作俑者是苏格兰作家司各特(Watter Scott)(1771~1832)。他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脍炙人口,是浪漫主义历史小说之经典。大仲马与马凯结识后一起寻找素材,他们接触到1800年国王卫队长卡蒂安·德古尔蒂莱斯个人回忆录,之后又搜集到罗什福公爵回忆录。
经过反复构思、精心策划,推出了《火枪手系列》(Le Cycle des Mousquetaires)。这部宏篇巨著很快走红,人手一册、洛阳纸贵,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加速了法国通俗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
《三个火枪手》(Les Trois Mousquetaires,1844)是浪漫主义小说家大仲马的成名作,它很早便被译成中文,最初的译名是《侠隐记》,后又改为《三个火枪手》。而《三剑客》的说法更是不胫而走,成为许多人的口头禅。
小说以1625年枢机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出任首相到1628年黎塞留剿灭胡格诺教派、占领其根据地拉罗舍尔这段史实为大背景,以路易十三和黎塞留之间的矛盾为主线,以英国首相白金汉公爵与法国王后之间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起伏为楔子,以国王阵营的卫队、火枪手与主教阵营的骑士、间谍为敌对双方,全景式地展示了风急浪高的诡谲政治局面。故事分别在巴黎、伦敦和拉罗舍尔三地展开。
达特安是隶属国王卫队的火枪手,他的三位好友亚岛士、阿拉米、颇多斯均身手不凡,也是国王麾下的火枪手。达特安有一位情人,旅舍老板的夫人,叫波那肖夫人,是侍奉王后的女官。
王后将国王赠给她的钻石佩件私赠给英国白金汉公爵。黎塞留得到内线密报,派米拉蒂赴伦敦出席白金汉的宴会并伺机窃走组成佩件的一组钻石,携回法国。黎塞留不动声色地怂恿路易十三敦请王后在不久之后举行的舞会上一展钻石佩件之风采。情急之下,王后委托波那肖夫人请达特安作密使赴伦敦从白金汉处取回佩件。达特安约三位好友同行。主教自有情报,在他们必经路线上设下重重埋伏。四位好友奋不顾身,过五关斩六将,将重重埋伏全部扫除,渡过加莱海峡,面见白金汉,补上失窃的配件,达特安将钻石佩件在宫廷舞会举办之前送到王后手中。之后,四人又在拉罗舍尔城外英勇战斗,破坏了主教设下的陷害他们的阴谋。宫廷斗争、拉帮结派、口蜜腹剑、争风吃醋、刀光剑影、神出鬼没,正方人物仗义疏财、正气凛然,反方人物萎琐吝啬、鼠窃狗偷。故事紧凑、人物鲜明、场面热闹,赢得了大批读者。
与这本小说配套的还有《二十年后》(Vingt-Ans après)、《波拉什隆子爵或十年之后》(Vicomte de Bragelonne ou Dix Ans plustard),于1844年后在《世纪报》上连载,以后又编辑成集。
《基度山恩仇记》(Le Comte de Mont-Cristo)于1844~1845年面世。这本书介绍到中国时还有另一个译名《基督山伯爵》。这是大仲马又一杰作,可称为一部奇书。故事离奇曲折,但并非完全虚构。原始素材来自巴黎警局1837~1838年档案汇编,作者是该局档案官员贝歇。档案中记录一档冤案的始末。一位名叫比科(F.Picaud)的男子,遭仇人告密,被诬为英国间谍,致被投入监狱,遭秘密关押达七年之久。
出狱后得到一位神秘人物的馈赠,收到一大笔财产。他利用获得的钱财从一位朋友口中获悉告密者的姓名,分别予以杀害。最后比科也被这位朋友害死。正是这个人临终前良心发现,将该案来龙去脉和盘托出。大仲马与其合作者如获至宝,在细节上大做文章,绘声绘色,使故事更为完整,内容更加贴近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
青年船长埃德蒙·当代斯远航归来。在海外靠港补给时,接受了友人托带的一封密信。当代斯本人对密信内容一无所知。但正是这封信使他蒙冤受辱,丢掉了未婚妻,还差点送命。
盛大的婚礼正在进行,一群执法人员闯进礼堂,将新郎上手铐带走,当代斯锒铛入狱。他是以递交密件,协助推翻当局的罪名被捕的。之后,政权更迭、反方成了正方,当代斯理应平反,但因法官私心作祟,当代斯非但未获昭雪,反而罪加一等,被投入水松岛地牢。
当代斯根本不明白自己何以获罪。地牢隔壁另一名囚徒在挖掘出逃的地道时,因计算错误,挖通了通往当代斯狱室的墙。两人成了难友。这位囚徒叫法利亚,是一位博闻强记的神父。他听了当代斯的叙述,抽丝剥茧,透彻地分析了当代斯案情的来龙去脉,使当代斯如梦初醒。
当代斯师从法利亚,学习历法、语言、文化、历史、法律、仪表,使自己从一位船长脱胎换骨成为文武皆备的“上流人物”。法利亚年迈体衰,临终前将一张藏宝图交给当代斯,并断言自己挖地道失败后便深信除非死人,任何人只要活着便无法从水松岛逃脱。而死人之所以能够逃脱,是因为按惯例,囚徒之尸体必须抛入大海。
法利亚死后,当代斯突发奇想,将难友尸体搬到自己囚室石床上,自己钻进装尸袋里,果然,两名狱卒将尸袋投入地中海,当代斯在海中被一商船救起。
他辗转来到基度山岛,发掘出大批宝藏,以伯爵身份来到巴黎,此时他奴仆如云,腰缠万贯。报答恩人、惩罚仇人,成了他行事的法则。
新贵的出现使贵族、富豪、法官、名媛趋之若鹜,争相与之结识,但无人知道他的来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伯爵凭借手中的财富和权力,以及过人的才智和机谋,使坏人或者身败名裂,或者自尽谢世。这些人到最后才明白,伯爵原来是他们陷害过的年轻船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众人皆醉,唯一清醒的是当代斯当年的新娘。她一眼就看出伯爵的真实身份,在关键时刻,她站出来,规劝昔日的情人放过自己的独子,罪不及子孙,当代斯喟然长叹,携希腊美女,在人间蒸发。
《基度山恩仇记》是一部令人匪夷所思的奇书。一位青年船长在婚宴中被捕,丧父失妻,关在不见天日的地牢之中,最后上天眷顾,使他富可敌国,将坏人一个一个送入地狱,这难道不是上帝的安排吗?这难道不是反映了善良人民的愿望吗?惩恶扬善,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都报。在这本小说中,普通百姓的善恶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得到读者的首肯是理所当然的事。
1850年大仲马发表了《黑色郁金香》(LesTulipes noires),这本小说情节较为简单,但更富浪漫主义气息。这是发生在17世纪荷兰的一则故事。医生拜尔勒因参加革命运动被捕入狱,与狱官女儿卢莎相恋,发出爱情火花,在热恋中培育出稀世珍品:黑色的郁金香。
但质疑大仲马的也大有人在。欧仁·德米尔古尔(Eugène de Mirecourt)的话最为严苛:“这个混血儿用鞭子驱使想法古怪的黑奴为他干活”。其实大仲马自己并不讳言,他有许多合伙人,除马凯外,还有加伊阿代(Gaillardet)等人。但大仲马并没有坐享其成,他也出点子,润饰、加工文字。而且按照当时出版界不成文的规矩,小人物的稿子是不可能出版的,只有署上大仲马的大名才能与读者见面。这也和现代商业上的贴牌行为相类似,而且知识产权(包括版权)也只是20世纪以后的新鲜事。
大仲马小说的成功还因为他博采众长,而不孤芳自赏。《三个火枪手》中9位主人公各有一名侍从、跟班,主仆相得益彰,这种手法是从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中学来的。
吉诃德与桑科这对主仆的相互配合,令读者忍俊不禁。他还借用勒隆日《吉尔·布拉斯》这部流浪汉小说中描述游民、无赖的习性,以所谓的“黑吃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处理手法也十分到位。
大仲马的文学成就,尤其是100多部浪漫主义小说确实令人叹为观止。而“子未必不如父”,大仲马的私生子小仲马(Duma,1824~1895)的文学造诣也十分深厚。
大仲马的社会地位,使小仲马受到许多长辈的庇护。小仲马对自己的身份十分敏感,步入文坛之后,他首创“问题剧”,宗旨是揭露时弊、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小仲马有两个诉求:一、重建父系制度以杜绝卖淫丑行;二、允许夫妇离异以消除通奸行为。小仲马尊崇女性,谴责玩弄女性而生了孩子却拒绝履行责任的男子。对其父大仲马的性行为与不检点,他深恶痛绝。他呼吁“戏剧应当为伟大的社会变革服务,为拯救人们的心灵服务”。
小仲马早年信奉浪漫主义,后来又倾向现实主义。他是法国戏剧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剧作家。
小仲马的剧作有《半上流社会》(le Demi-Monde,1855)、《金钱问题》(la Questiond’argent,1853)、《私生子》(le Fils naturel,1858)、《一个挥霍无度的父亲》(Un pèreprodigue,1859)、《妇女之友》(l’Ami desfemmes,1864)、《百合花狄安娜》(Diane delys,1853)、《奥布莱夫人的主张》(Les idéesde Madame Aubray,1867)、《乔治公主》(laPrincesse George,1871)等。
小仲马的剧本中往往有一位善于推理、串通剧情的角色,用自己的独白阐明全剧的主题。
提出希望观众接受的格言式说教是小仲马戏剧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小仲马对剧情的安排合情合理,语言朴素、接近生活,想象丰富但不夸张。
与小仲马齐名的埃米尔·奥日埃(EmileAugier,1820~1889)也是问题剧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反对浪漫主义,在主要问题上和小仲马看法一致,剧作也带有警世目的:主张维护正常婚姻制度,和破坏家庭生活的害群之马作坚决的斗争。
著名评论家萨尔赛(Sarcey,1827~1899)认为奥日埃和小仲马的剧作介乎悲剧和喜剧之间,或许是戏剧的最佳形式。
问题剧的用意是善良的。但无论奥日埃和小仲马,他们的作品均存在简单化倾向,题材过分严肃,说教意味浓重,久而久之便不受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了。此后欧洲各国出现了易卜生、斯特林堡、白里欧、萧伯纳等戏剧大师级人物,他们运用高超的艺术,才将问题剧推向极致。
小仲马的作品数量远远不及乃父。但他的思想境界远比其父高尚,而且他扛起问题剧的大旗,独树一帜,最终写出一部小说《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1848),并搬上舞台,赚取了法国及全世界无数读者和观众的同情之泪,成了另一种类型的不朽之作。从这一点看,小仲马的文学成就并不比大仲马逊色。
自古红颜多薄命,痴心女子薄情郎。这是中外文学作品最喜欢运用的题材。小仲马的《茶花女》也沿用这个题材,但作者手法新颖,不落俗套。
《茶花女》中的主角叫玛格丽特·戈杜埃(Marguerite Gautier)。她的原型是玛丽·杜帕莱西斯(Marie Duplessis)(1824~1847),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小仲马的情妇,以后两人分手。杜帕莱西斯于1847年2月3日因肺结核不治逝世,小仲马曾赋诗致哀。
1848年《茶花女》小说出版,次年搬上舞台,先在历史剧院(Le Theatre-Historique)上演,后来移师小剧场,演出取得巨大成功。
《茶花女》的故事梗概如下:
1847年3月12日叙事者得知人们正在出售一位最近去世的著名交际花生前用品。在叙述者记忆中这位姑娘花容月貌,常用山茶花作头饰,因患肺病,皮肤白里透红,显示一种病态美,其保护人是一位老公爵。
他在拍卖品中挑了一本小说《马农·莱斯科》,这是普雷沃于1731年出版的一部爱情小说。书的扉页上有一行神秘的题款:“罪恶是一种自负,一种轻视善的态度,重要的是不能绝望。”题款的用意显而易见,也表明了作者对善恶的看法异于常人。
两天后,叙述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一位青年,名叫亚芒·杜伐尔,他身上带了交际花玛格丽特·戈杜埃临终前写给他的一封信,内容委婉凄清,令人不忍卒读。亚芒承认玛格丽特是他情人,《马农·莱斯科》是他赠给玛格丽特的礼物,题款的作者是他本人。亚芒取回小书,并答应叙述者在恰当时间再上门拜访,并把他与玛格丽特的交往过程和盘托出。但此后亚芒杳无踪影。最后,叙述者打听到亚芒卧病不起,便去拜访。原来亚芒做出了惊世骇俗之举,将旧情人的尸体从墓中挖出,以图再叙旧情。此后他精神恍惚,生了一场大病。
亚芒对作者说,早年,他对玛格丽特一见钟情,并请玛格丽特的女服装师代为引见。玛格丽特同意和他交往,但这位貌似清丽的女郎也染上了上流社会的一些恶习:平日生活糜费、开支极大。为了跟亚芒去乡间度假,向老公爵开口要钱。亚芒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与玛格丽特绝交。玛格丽特原谅他后,亚芒相赠《马农·莱斯科》。他们到乡间小住。伊甸园般的生活使这对情人乐而忘返。玛格丽特又向老公爵要钱。答复是钱可以给,条件是离开亚芒。玛格丽特拒绝要挟,回乡跟亚芒享受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美好生活。但用钱的窘迫使玛格丽特不得不变卖财物。亚芒决心挑起生活重担。亚芒父亲赶到乡下,命令亚芒离开玛格丽特,未果。一天晚上,亚芒发现人去楼空,伊人不知所踪,只留下一封信,劝他忘记“堕落的女子”。亚芒回到巴黎后得知玛格丽特又重操旧业,便选择玛的挚友奥林帕为自己的情妇来刺激对方。玛格丽特再度返回亚芒身边。亚芒旧病复发,妒心未泯,又发狠话。玛格丽特三度失踪,亚芒去了东方。
玛格丽特的遗书写道:我始终爱着你,不辞而别是无奈之举,是你父亲的要求“别让亚芒破产,别让亚芒家族声名狼藉”。
叙述者说:“我并非罪恶的吹鼓手,但我要站出来为那些受尽苦难的高贵灵魂呼唤。”故事以两句话结束:安息吧,玛格丽特,你永远会得到上帝的宽容,因为你为爱付出了太多。
仲马父子在各自文学创作领域中独领风骚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大仲马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戏剧家、小说家,为浪漫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浪漫主义这个文学术语在法国文坛出现在17世纪末叶。这个词的含义与“幻想”、“传奇”相当接近。斯塔尔夫人在“论文学”一文中指出,浪漫主义的对立面是古典主义,从而人们把一切与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决裂的文艺作品均纳入浪漫主义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1840年前后,浪漫主义的轮廓才逐渐明晰起来。
浪漫主义在戏剧领域主要表现为:故事复杂曲折、惊险刺激、耸人听闻;对人物的身份、人品、社会地位寥寥数句,一笔带过;人物首次亮相时由乐师演奏相应乐曲作为气氛的烘托:年轻貌美之女子配以轻松欢快的曲调、面目可憎的反派人物配以嘈杂刺耳的乐曲;布景场面宏伟壮观,道具、灯光、音响采用透视原理,远景、近景层次分明;在舞台装置上利用机械操纵,缩短换景时间,煤气灯、煤油灯的应用使照明效果今非昔比;暴风骤雨、雷鸣闪电、战场风云、火灾地震均可在舞台上再现;演员还可利用舞台机关、地道或上天或入地,令观众瞠目结舌;化妆、服装也更富时代气息;剧场数量迅速增加,座位宽敞舒适,装潢富丽堂皇。才貌双全的男女演员,惊险刺激的热闹剧目,使浪漫主义戏剧在法国舞台大放异彩。大仲马作为剧作家及剧院经理功不可没。
浪漫主义思潮使小说创作迅速繁荣,缪塞、维尼、斯丹达尔等人迎合读者对作者本人生活经历、性格言行、男女恋情的好奇在小说中叙述自己或好友、亲朋之遭遇、幻想或希望,时人称之为浪漫主义隐情小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及乔治·桑的乡村生活场景被称为浪漫主义现实小说,当然巴尔扎克后期思想更接近批判现实主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也可归属这类作品。最受读者欢迎的则是浪漫主义异域小说。它们的作者有大仲马、梅里美、诺迪埃。大仲马以《三个火枪手》、《基督山恩仇记》名声显赫,成为领军人物;梅里美以短篇小说见长,《卡门》的故事由于作曲家比才所作同名歌剧而红遍世界。诺迪埃的梦幻小说至今还拥有许多读者。
到了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已逐渐衰落,现实主义已作为一种美学原则摆在文学家面前。现实主义的倡导者们既反对古典主义,又反对浪漫主义,认为文艺作品必须反映现代生活,作家应当客观地、无偏见地、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现实,既不使用艺术手段美化或歪曲生活,也不回避消极黑暗的悲惨场面,从而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及小仲马早期或多或少都崇尚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之后,他们的作品与现实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小仲马的问题剧与小说兼戏剧《茶花女》体现得最为充分。
《茶花女》和《包法利夫人》、《恶之华》并列为三大伤风败俗的文艺作品。人们指责小仲马、福楼拜和波德莱尔违反了世俗的道德准则。但在民间,《茶花女》却受到普遍喜爱。其中译本在中国面世时,十分畅销。这本书由著名学者林纾(林琴南)主译。有过《卖油郎独占花魁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蔡锷与小凤仙》、《桃花扇》等传奇的中国文坛,用双臂欢迎海外传来的同类传奇。
不过“交际花”的地位与职业与中国的青楼女子毕竟不同。直到五四运动之后,十里洋场的上海才出现了类似的角色,也有了“交际花”这个称谓。曹禺在《日出》一剧中安排的女主角陈白露就是著名的交际花。现在这种称谓、这种职业似乎又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小仲马的文学成就使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是大仲马未曾获得的光荣。生活放荡、债务缠身的大仲马晚年靠小仲马的接济度过余生。
但大、小仲马都是法国19世纪文学殿堂的重量级大师,而且都以自己的不朽著作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叩开中国读者的心扉。父子作家的佳话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1]法语文学词典[M].巴黎:包达斯出版社.
(Dictionnaire des Littératures de Langue Francaise,Bardqs)[2]小拉鲁斯词典[M].巴黎:拉鲁斯出版社.(LePetit Larousse,Larousse)[3]英国简明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4]法国文学史,法国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5]法国文学[M].巴黎:拉鲁斯出版社.(LittératureFrancaise,Larousse)[6]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7]英汉大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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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12到2014年间抗日战争史学研究成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12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 75 周年,2015 年又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自 2012 到 2014 年,学术界出版了大量关于抗战的专着,发表了诸多论文,[1]研究的角度再次拓宽,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展,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出现了大批有特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这期间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对今后的抗战史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关于通史类着作,主要有:薛庆超《从东北沦1正面战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臧运祜《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杨一民《中国的抗战》(蓝天出版社 2013)等。
(二)文献资料性质着作:大型史料丛书类有:孙燕京主编的多卷本《民国史料丛刊续编:抗日战争》(大象出版社 20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地方抗战文献资料类有:湖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济南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资料汇编》(济南出版社 2012)、中共苍南县党史研究室《苍南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永安抗战文化史料》丛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何鸣雷《绍兴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唐润明《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丛书(重庆出版社 2013)等。
(三)抗战口述史着作:叶森《东纵抗战口述史》(花城出版社 2012)、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抗日战争时期大同矿工口述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白涩《抗战亲历者口述》(万卷出版公司 2013)、湖南图书馆《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金诚峰《两岸话抗战》(台海出版社 2013)等。
(四)地方抗战史研究着作:田苏苏《华北抗日战争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李茂盛《华北抗战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杨晓林《永垂青史的滇西抗战》(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曹文奇《风雨同舟战辽东》(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薛岳《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郑洞国《粤桂黔滇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陈长捷《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唐生智《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刘永国《随枣会战》(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3)、谭飞程《赣北兵燹》(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萧培《血战衡阳四十七天》(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敖以深等《黔山抗战起烽烟》(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等。
(五)专题类研究着作:关于抗战时期军事着作主要有:马振犊《惨胜》(九州出版社 2012)、王树林《地下烽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古琳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反空袭斗争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2)、杜聿明《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等。关于抗战时期社会文化着作有:李建平《抗战文化研究 - 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程朝云《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等。另外还有一些着作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其他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抗日战争政治方面研究
1.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研究。杨启金、董平分别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因素与过程。[2]
蒋建农论述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提出、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歧、如何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大问题,重新对中共和共产国际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做出了客观界定。[3]
刘洪英则反对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归属于中国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的任何一方所领导的,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所倡导下的全民族抗战,抗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团结协作、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战的结果。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中国共产党是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从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领导者和直接组织者。[4]
徐玉凤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立场是在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同时保持中共党和红军的独立性并不断发展壮大,但最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支持。[5]
2.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问题。胡大牛以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与实践对国民党的影响为例,证明了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是实现政治领导的根本保证。[6]
汪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与干部教育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路径。[7]
崔晓彤认为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民主党派的民主政治建设三个方面,中共党的民主建设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
徐振光、齐卫平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功能发挥为视角,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实践进行了考察,认为其完善的民主政治主要组织形式,推动了边区事业的顺利发展。[9]
关于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宫正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有着一个逐步发展并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抗日战争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熟。[10]
李小刚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农村中农民群众、干部队伍、革命队伍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趋系统和完善,从而促使抗日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斗志上取得了相应的进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
吴少娴认为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文化教育、业务教育。[12]
3.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研究。董志铭认为党在抗战时期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过勤俭节约的生活、颁布反腐倡廉的法令法规、建立多种形式的监督机制,党政军领导以身作则等将反腐倡廉建设当作关系党和政权建设全局的大事,产生了很好的反腐作用。[13]
杨晨、崔瑞兰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廉政建设的基本措施有:(1)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廉政意;(2)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廉政建设提供保障;(3)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保障党员干部的廉洁性;(4)加强和完善党员干部的管理政策。[14]
此外关于抗战时期党的廉政建设还有郭钦逸《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主要经验》(《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 年第 7 期)、张燕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及启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期)、郑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法制建设研究》(《保定学院学报》2013 年第 6 期)等。
(二)抗战时期军事研究
1.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研究。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黎世红认为: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作用随着其抗战态度不同而发生变化。抗战初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对正面战场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在 1943 年 8 月以前的相持阶段,仍然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此后,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15]
胡西娜从国民党的敌后战场与其他战场的关系、敌后战场对于抗战的作用和国民党敌后战场衰败的原因三大方面对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的敌后游击战的兴衰过程进行了考察。[16]
2.关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兵役制研究。李常宝对抗战期间国统区兵役行政问题进行了探讨。[17]
龚喜林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制推行弊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寇的疯狂进攻造成中国大量兵员的需求、战时经济的贫困及社会组织的弥散使征兵制的推行困难重重;基层保甲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制约着征兵制的顺利推行;而征兵、征工、征粮之间的冲突也使得征兵制的推行捉襟见肘。[18]
3.关于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把增强学者,发表了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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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表现出的才能、气质、性格及道德品质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与下级干部、一般群众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对革命同志的爱与尊重是平等的、轻松的,更是富有情趣的。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能够体现毛泽东人格魅力的性格特征是多方面的,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延安时期挽救运动中冤枉了一些同志,他主动出来承担了责任,还脱帽赔礼道歉。有一次雷击死了人,有人说怪话,“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他制止了,并通过这件事了解到是公粮征得多了,农民不满意,于是决定减轻农民负担。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他指出:“在党内外要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同时还说“对于这些,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由于毛泽东对待别人的批评抱有如此豁达的态度,因此,在领导革命的狂涛巨浪中始终能够正确分析形势,正确制定方针政策,满怀豪情的预见中国革命将必然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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