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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表现出的才能、气质、性格及道德品质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与下级干部、一般群众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对革命同志的爱与尊重是平等的、轻松的,更是富有情趣的。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能够体现毛泽东人格魅力的性格特征是多方面的,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延安时期挽救运动中冤枉了一些同志,他主动出来承担了责任,还脱帽赔礼道歉。有一次雷击死了人,有人说怪话,“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他制止了,并通过这件事了解到是公粮征得多了,农民不满意,于是决定减轻农民负担。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他指出:“在党内外要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同时还说“对于这些,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由于毛泽东对待别人的批评抱有如此豁达的态度,因此,在领导革命的狂涛巨浪中始终能够正确分析形势,正确制定方针政策,满怀豪情的预见中国革命将必然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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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其时,抗日战争坚苦卓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刚刚爆发,内战与和平、团结与分裂、独裁与民主之斗争愈演愈烈,国共两党矛盾日益尖锐。为了争取和平与民主,调停国内尖锐的政治矛盾,以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等知识精英多方奔走,自觉组织起来,在周恩来同志的积极支持与鼓励下创建了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去掉“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该派有其较完备的组织和较明确的纲领。其纲领的要点是: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加强国内团结,等等。作为除国共之外的第三方政治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民盟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促进中国民主的发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民主宪政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瞩目的大事,追求民主政治是全国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意愿和真切要求。中国民主同盟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关系十分紧密。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无法逃避作为执政党的责任,为统一抗战而暂时给人民一定自由。但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战略转向,由对外抗战转为对内控制,一方面对中共重新恢复原来的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对抗战初期给予人民的一些权利相继取消,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日益加剧,这令多年来一直渴求民主的中间党派极为不满。在人民的不满情绪下,国民党被迫召开国民参政会,中共和各民主团体便借此展开了争取民主宪政的活动。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对时局主张纲领》中明确提出:“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根据纲领的基本精神,在1941年11月召开的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政团同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人,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但该提案遭到拒绝,未能提交参政会全体讨论,为此民盟领导人拒绝再出席会议,以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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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我们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不但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一切腐朽丑恶现象,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而且公开宣告要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压迫制度。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全文如下: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纵观社会主义实践,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科学与否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与否,当今,在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强调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意义更加重大。
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人类思想的最优秀成果,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前提。
第一,我们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我们要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反映世界,以实践为认识的基础,全面地、发展地、历史地看待当今世界的各种复杂矛盾。唯物史观地创立解开了人类的“历史之谜”,社会发展的动因,既不是前人所说的英雄豪杰,也不是政治斗争或政治变革,而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而剩余价值学说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披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表达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社会主义历史趋势论揭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鉴于资本主义还在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必须要通过长期性和曲折性来实现。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而这个党最重要的是保持先进性,“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此外,马克思始终把自己的理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其主要精力是用于对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规律的研究,醉心于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他在探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规律中,对未来社会发展作出了某些预测,这就是他的共产主义论。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经历第一和高级两个发展阶段,这是同一生产方式内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后来列宁将前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后一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他还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未来社会中,人是社会的主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二,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理论和认识工具,是一个博大精深、严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有着许多不同于其他科学的特征和理论品格。首先,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马克思说:我们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不但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一切腐朽丑恶现象,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而且公开宣告要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压迫制度。
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这都说明马克主义将革命性和科学性作为其重要属性,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论。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和精华,是发展着的理论,是不断创新的科学体系,它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永不过时。最后,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完整科学体系。这个科学体系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研究自然、社会、思维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它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作了最全面、最详细、最深刻的理论论证,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础,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研究人类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规律,从而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是这个学说的“核心”内容。这三大组成部分既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三位一体、相互贯通、不可分割,统一于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因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对待,着重把握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基本原理,而不应把个别论断绝对化、神圣化,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最终落脚点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们党和国家目前所面临的时代特征、实践目标相结合,将普遍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化、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奋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如果将其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什么时候“结合”得好,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发展和胜利;什么时候“结合”得不好,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现在一百多年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时代条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条件也不断增强,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其随着历史地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当今中国的复杂问题,不可能期望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仅仅依据马克思说过什么,没有说过什么,来解决现实问题。我们只有结合当代的情况和中国的实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际结合,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如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主要是根据当时的现实需要和科学研究成果,从制度分析和经济关系本质分析中,来揭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目的是为无产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和行动指南,推翻资本主义旧制度,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今天,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如果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考虑时代背景,不考虑历史条件,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搬硬套,就理论来研究理论,是根本没有出路的。
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经过长期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但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这种认识,启发我们必须用发展的观点来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时,强调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要求人们不要机械地照搬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不要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作为教条,而是要把一般原理同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条件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今天,我们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能够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是在认识、改造世界的进程中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科学。
因此,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邓小平同志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但要讲新话,新话才能解决现时的新问题。发展有两种,一种是充实和丰富,一种是创新和突破,后一种是更大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包括经验总结、科学概括等环节。总之,坚持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坚持;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遇到历史的挑战。国际方面,和平、发展、合作依然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有所复兴。
在国内,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各种的矛盾和问题;在党内,存在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面对这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我们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立足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放眼全球,面向未来,扎根实践,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创造更加和谐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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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相关论文: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以往人们的研究视角,更多的是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即以革命史的范式来解读这段历史。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有人注意到抗日战争实际上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极大影响,于是,试图以现代化的范式来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笔者所见如:王立胜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载《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时国荣的《试论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载《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袁成毅的《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载《史林》2010年第1期)而我认为,如果以现代化的视角来解读抗日战争历史,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种结论。
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袁成毅:《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10年第1期)仅就这点来看,近代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最初历程是十分相似的。两个国家都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港的,而开港的结果同样是使本国的传统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了两国社会的强制导向。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对这一强制导向的回应。但不同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外部条件,日本很快地进行了自身调整,比较快地进入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并且学着西方列强的样子,通过对外扩张,满足了这种转型所需的资本积累。中国却不同,洋务运动并没有带来倡导和实施者所希望的结果,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十分缓慢,而且还经常地由于外部的侵略而被迫停滞。
而中日甲午战争,更拉开了两国的差距,使得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根本的不同。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强占了中国的台湾,还向中国索取了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些赔款,是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倍多。中国被迫开始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而日本却用这笔战争赔款中的一部分建立了现代化的八幡制铁厂,一部分用来发展现代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为条件的。
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第二次侵略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但严格说来,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工业化运动,还不是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化运动。尽管它对新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由于生产关系中残存了太多的封建因素,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对列强国家有很大的依赖性,使得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又受到了诸多限制。而即使是这样的对现代化进程并不完全的开启,也伴随着甲午战争而停滞。清末维新运动,也提出了有关现代化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但当时中国正处于被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列强瓜分的境地,而统治者的改良仍以维护旧有的封建秩序为前提,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下场。
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曾经趁着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的时机,有过几年的迅速发展。但大战结束后列强重新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军阀割据为表现的国家分裂,又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明显加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如果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国民党并不完全地代表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在它实际统治区域内所出现的,还只是所谓“半殖民地或半边缘化的现代化模式”(王立胜:《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但是却应当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确实有了较快发展。尤其是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税制改革和币制改革,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为例,有如下统计:电力工业从1927年的772百万千瓦增至1936年的1724百万千瓦,年平均增长9.4%;煤炭工业从1927年的14.2百万公吨,增至1936年的26.2百万公吨,年平均增长7%;水泥工业从1927年的498千公吨增至1936年的1243千公吨,年平均增长9.6%;生铁从1927年的436815吨增至抗战前的958683吨,年平均增长9%;钢从1927年的30000吨增至抗战前的556347吨,年平均增长达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42页)
另据有的学者研究,从1927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还有学者研究,1936年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值的42.7%,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46%,如果不把农民自给性的加工计入手工业产值,则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吴承明:《中国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5页)而根据这些数据,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在40年代初期,早就进入“起飞”阶段。(郑竹园:《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罗荣渠、牛大勇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却也不无道理,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假设。
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10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骆清华:《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32~233页)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革命文献》第35辑,第1328页)但至今在日本仍有人说,是由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才使东北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这种说法歪曲了事实。日本占领东北后,确实在东北进行了大量的工业投资。但是,这些投资的去向是与它的侵略政策相一致的,即发展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并把这些投资纳入了日本本国的经济体系。与其说东北殖民地经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倒不如说它是日本现代化经济的组成部分。
而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则被完全地打断了。八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了大城市的80%以上。而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因此有人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中国近代的开港以及后来洋务运动的出现,都明显地带有被动的特征。而这个特征又决定了这种现代化本身的脆弱。但是,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进程,又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关于现代化的含义,除了工业化为其核心外,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应包括在其中。而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来说,后者更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且有了参与国是的机会。
1938年3、4月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成立国民参政机关,为实现宪政做准备,并提出对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的充分保障。共产党虽然认为这个纲领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也认为它的基本精神与《抗日救亡十大纲领》是一致的。其后不久,有各个不同政治派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成立,参政员虽然不是民选,但确实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建国”的意义上去看,这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如袁成毅认为:“其实正是这个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参政会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强化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意识。”见《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10年第1期。而我认为,独裁作为一种主观意志,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却很难以民主的外壳来包容)
政治民主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国民党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因此,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为支撑,即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具备的。但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就很难占到上风了。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确实表明了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趋向。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而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则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现代化因素积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反映在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指的就是日本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着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
关于战时经济体制,学界一般认为,它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我认为这种体制的建立,确实包含了诸多新的现代化因素。如关于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关于工业结构的调整,关于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关于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尤其是被称作是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尽管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措,但其结果却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而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订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是现代化因素的间接积累。
除了上述政治与经济方面对现代化因素的积累之外,还有一个方面特别地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中国是通过抗日战争才得到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和地位。而独立的主权国家,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运权、驻兵权、租界和租借地等特权。中国人民为了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斗争多数没有成效,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了4个年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中国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
除了以上方面,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还表现在中国社会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其他重大变迁,这些变迁包括人民觉悟的提高、文化的传播、妇女的解放、中外交往的加强等诸多方面。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最后成为了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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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众模仿心理,有针对性地树立榜样人的模仿的对象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实际生活中,可引起公众模仿的榜样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正确的模仿能获得良好行为,所谓跟好人学好人。而不适当的模仿则会获得不适当的行为,如“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为他人留下笑柄。榜样模仿在施加公众社会影响的公关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日战争中军队英雄模范的榜样作用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日战争中军队英雄模范的榜样作用探析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经历了建国后保卫伟大祖国的独立和边境安宁斗争,经历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捍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严峻历史时期。尤其在抗日战争历程中,人民军队把热血和忠诚献给了祖国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涌现出了大批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民族的精英、时代的先锋,是人民解放军的骄傲和光荣。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在战争中,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顽强战斗、不怕牺牲,涌现出了许多军队英模,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奉献激励更多的战士奋勇前进,谱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诗篇。
(一)战斗英雄模范
1938 年 4 月,八路军政治部在《战时政治工作》中规定:"表扬英勇模范的例子,批评乃至处罚坏的分子。"此规定出台后,全军掀起了争当模范的运动。在抗日战争中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涌现出了很多战斗英模,如著名的平型关大捷、狼牙山五壮士、左权将军、彭雪枫将军等。1939 年 3 月,毛泽东、王稼祥等签发了《关于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的指示》:"在抗日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
(二)生产英雄模范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威胁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人民军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根据地开展劳动生产,打破经济封锁。八路军不仅能在前线奋勇杀敌,而且还能在后方劳动生产中积极带头、奋勇当先。
张思德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他在1944 年 9 月 5 日,在执行烧炭任务中,为了抢救战友,不幸牺牲。在2009年10月,他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同样在大生产运动中,359 旅 717 团政治委员晏福生,由于在长征途中失去了右臂,他独臂参加大生产。他一方面做好全团的思想发动、组织协调工作,一方面积极想办法开荒种地。在晏福生政委的带领下,当年 717 团的生产成绩排在边区之首,他也被授予生产英雄。正是因为在部队中出现了像张思德、晏福生等许多的生产模范,中国共产党才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三)其他领域的英雄模范
在抗日战争中,其他领域也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的英雄事迹,同样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映射出耀眼的光芒。1934 年,陕甘宁边区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精神,发动了拥政爱民运动。在 2 月初至 3 月初,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了拥政爱民月活动。
在活动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授予第三八五旅警备第五团第五连排长徐怀义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称号,该排还同时被授予"拥政爱民模范排"的称号。关中分区警卫部队授予门善德排"拥政模范排"称号,该排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掩护政府人员和税收人员在警戒线进行工作 120 多次。通过大力促进拥政爱民活动的深入开展,使边区党政军民空前团结,到处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互助的生动景象。
人民军队英模起到了榜样示范和精神引领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起到了三个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是人民的领袖".
(一)军队英模以自身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从军队英模身上可以看出,他们包涵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作风、坚韧不拔的意志、英勇战斗的品质和无畏牺牲的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空前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才能万众一心,浴血杀敌,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开辟了道路。在战争中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都表现出英勇顽强、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精神,都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无数英雄奋勇杀敌,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他们是中华人民的优秀儿女,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骄傲。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中华民族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战,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凝聚成战胜日本侵略者无坚不摧的力量。正如毛泽东指出:"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4].
(二)军队英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本色和宗旨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主席参加了张思德的追悼会,并且发表了著名的讲演《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普通战士,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们,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实践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张思德的一生虽然短暂、平凡,但是,张思德的崇高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却永放光芒。
毛泽东的这篇讲演,深刻阐述了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向张思德学习的号召。这篇著名演讲经整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为人民服务》。此后,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这是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宗旨,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1954年,"为人民服务"被写入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至此,"为人民服务"成为我们党、军队、各级人民政府的唯一宗旨。
(三)军队英模影响了千千万万个后来人追寻他们的脚步。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许多革命英烈,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以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代价的。没有数不清的中国将士的为国捐躯,也就没有中国抗战的胜利。胡锦涛和就任中共中央后,均率队到西柏坡考察学习并发表讲话,再次重申要坚持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同时坚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赋予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以杨靖宇、赵尚志、左权等为代表的抗日将领,以及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和英烈。他们为了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及其险恶的斗争环境里,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书写了民族抗战史上不屈的英雄篇章。[5]
这些英烈们用热血换来了今天的新中国,他们影响了千千万万个后来人,紧紧追寻他们的脚步。
在 2013 年 3 月,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充分发挥各方面英模人物的榜样作用,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榜样宣传教育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式,对当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要创新英模的传习方式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在当今传习英模的方式上,我们要大胆创新,于当今的思想合拍。
首先,要深入挖掘英模人物。我军英模人物虽然身处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但是他们的本质都是一致的。在 1944 年 12 月召开的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劳动模范大会"上,邓小平号召全区干部向杀敌英雄、劳动模范学习,"学习英雄们切实朴素,认真苦干,处处照顾群众的精神;学习他们民主作风和由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领导方法;学习他们眼睛向下,了解群众心理,以积极帮助表扬好的为主,而又提倡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团结干部群众".[6]
由此可见,英模人物不仅是精神的塑造者,更是与时代契合的传递者,他们是当代践行强军目标的丰厚的精神资源。
其次,要健全学习英模人物的长效机制。一是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新闻和网络媒体。英模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及时、广泛、有效地传播。广泛宣传英模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使英模人物走进广大官兵的精神世界。二是要发挥思想教育作用,要把宣传英模融入我军思想教育当中,使官兵们认识和了解英模们为中国革命各方面做出的贡献。三是发挥军事文化作用。创作更多地反映英模人物的小说、电影、歌曲等,用优秀的军事作品激发军人的荣誉感,提高官兵的战斗精神。
(二)要重视发挥英模的榜样作用
榜样就是崇拜的对象,榜样影响着一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对人民来说,为祖国而殉难的英雄是最神圣的。因此,我们要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广泛在军队和人民当中宣传我军的英雄模范人物,充分发挥他们践行强军目标中的示范作用。
其次,要产生连带的效果。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军许多英模成长历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羡慕英模、学习英模、甘当英模,从不放弃锤炼自己,争当英模的机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力宣传英模人物就能使人民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激励革命斗志,成为英模传人。
(三)走群众路线开展英模运动
军队英模是英模运动开展的力量源泉和成功之本。只有坚持走群众路线,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有效的推动英模运动的深入持久开展。这启示我们,英模运动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真正联系群众。要深入到群众中,要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来认识群众的真实想法。切实摸清群众心目中英模的样子,只有在思想上与群众合拍,才能在行动中群众与运动步调一致。
在英模运动开展中,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亲力亲为,以身作则,深入一线,各级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甩开膀子,扑下身子,转变作风,下到基层,多与英模接触,深挖英模事迹,了解英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才能有效防止推选出来的英模与群众脱节。当今,英模群体中的很多人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本身就应更好地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要让大家认识到,英模群体就在大家身边。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M]. 解放军出版社 ,2014-2(1)。
[2] 秦永春 . 红色的回响 [M]. 白山出版社 ,2013-1(1)。
[3]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M].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社 ,2011.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 ,1991.
[5] 张洪兴 . 中华民族抗战精神 [M].白山出版社 ,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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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以还,台湾省仍有大量留日学生滞留于日本,其总数达数千人之多。而此时日本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此情形之下,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此亦为国民政府接管留日学生后亟待解决之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论文如下:
日据时期,台湾曾有大批学生赴日留学。从1906-1942年,其总数达到57926人,如再加上抗战后期留学人数,总数达六七万人之多,形成了一个人数可观的留日学生群体。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开始关注台湾留日教育。然分析既往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尚未详细考证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留学状况;日本学人虽有所涉及,却仅限于抗日战争以前,对于战后国共两党对台籍留日学生的态度和政策,亦多语焉不详。
台湾留日教育史料主要集中在日本和台湾。
最具代表者,例如台湾总督府文教局编纂的《台湾总督府学事年报》(共36卷),详细记录了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1904-1937)台湾留日教育情况;台湾总督府内务局发行《台湾学事一览》(共17卷),载录1925-1941年间台湾留日学生人数情况;台湾总督府警务局整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以及台湾教育会编纂《台湾教育沿革志》,记录有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情况。台湾行政公署教育处刊行的《台湾一年来之教育》,载有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接管政策;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留学日本事务》共2卷,该书根据台湾国史馆典藏之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各留学国事务档》中有关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日本事务之史料汇编而成。此外,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亦藏有部分台湾留学教育之档案。本文拟就以上史料,详细考证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留学情况,比较分析战后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梳理台湾留日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
台湾学生赴日留学肇始于日本割据台湾之际。1895年11月,台湾总督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将台湾子弟柯秋洁、朱俊英二人带至日本,并在教育上投入相当大之心力。[2](P394)早期台湾留日学生仅为少数,且以富家子弟为主,多由日本师长、官员推荐,并寄宿于师长安排的名士家中。岛上地主、资本家、士绅阶层是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有力协力者,故日本当局对其子弟留学实行怀柔和鼓励政策。掌管台湾留学事务之机构初为日本殖民统治机关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后改为文教局。1898年第四任台湾总督桂太郎集合台湾士绅、实业家、商人等各方名流,在东京创立台湾协会,旨在协助日本政府加强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与经营。1900年该组织开设台湾协会学校,1906年该协会改称东洋协会,所办学校亦改名为东洋协会专门学校(后改为拓殖大学),开始招收、管理台湾留日学生。
此后,随着留学人数增加,台湾总督府加强了对台籍留日学生的管理。1907年台湾总督府设置留学生监督,并任命国语学校教授石田新太郎为留日学生监督,主要负责:"1.监督、指导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2.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留学生聚会;3.每三个月就全体留学生修学状况、性行、成绩、将来就业之希望等方面提出意见和报告书;4.办理其他留学生监督认为有必要之事项;5.关于留学生监督指导方,谋求加强与东洋协会及其附属学校之联络;6.东京以外各府县留学生监督事宜,委托地方长官办理。"
1911年,日本文部省颁发《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主要适用于朝鲜人、台湾人之留学。其中规定,"1.留学生须经由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及留学生监督许可后入学;2.公私立学校留学生入学、升学、卒业、变更学科、转学、退学时,东京留学生须通知留学生监督,其他地方留学生则通知地方长官;3.留学生有失体面和其他不良行为时,违反留学学校规则和不服从监督官厅之命令时,成绩不良而修学无果时,其他认为留学生应具备特别必要之行为时,应通知留学生监督及地方长官".
因台湾留日学生人数不断上升,尤其东京的留学生日益增多,1912年台湾当局委托东洋协会在其附属专门学校内设置留学生寄宿舍,并定名为高砂寮。此后高砂寮成为台湾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甚至被誉为台湾文化运动之摇篮。高砂寮表面上方便了台湾学生寄宿,实则起着监视、规训台湾学生之作用。1914年,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湾总督府外国留学生规程》,由台湾总督府挑选高等以上学校教员赴欧美留学,专门从事学术、技艺研究。
然此种留学生基本选自岛上日本人。从1924-1937年,台湾总督府先后派遣110名专门研究人员赴海外深造,台湾本岛人仅有林茂生和杜聪明2人。[7](P22)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赴日留学乃为台湾人深造的主要途径。台湾留日教育管理日臻完善、留学风气渐开以后,远赴日本留学的台籍学生不断增多。1906年仅为36人,1911年增至176人,1926年升至886人,至1937年达到2812人。以下列出1910-1937年台湾留日学生人数情况,详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从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除个别年份外,台湾留日学生数总体处于不断增长态势。明治末期台湾留日生人数尽管逐年上升,但总体人数偏少,增长并不明显。及至大正时期台湾留日人数增长迅猛,至大正末期增长近4倍。
昭和时期,台湾留日学生日趋增多,至1935年已超越2000人,形成一个较为可观的留学生群体。然而,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台湾留日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特点。明治末期,台湾留日学生不仅人数较少,而且教育程度偏低,此期留学生教育程度以初、中等教育为主,其次为实业教育和专门教育,高等教育几乎处于空白。例如1911年留日学生总数为176人,其中初、中等教育程度者117人,占总数的66.5%;选择实业学校者32人,占总数的18.2%;选择专门学校者18人,占总数的10.3%;剩余为几乎没有进入高等学校或大学深造者。从留学生出身地看,台中学生最多,共计66人,其后依次为台南、嘉义、台北等地,其他地区仅有个别留学生。
大正时期,留日学生人数迅速增加,教育水平有所上升。以1926年为例,留日学生总计886人,较1911年增长了5倍;其中初、中等教育程度者271人,占总数的30.6%;进入特殊学校者165人,占总数的18.6%;接受专门教育者153人,占总数的17.3%;高等学校以上者(含大学)146人,占总数的16.5%,教育水平较明治末期有明显上升。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有女子留日学生26人,尽管人数不多,却推动了台湾女子留学风潮。从该年度留学生出身地看,仍为台中人数最多,共计326人,台南、台北、高雄、新竹等地次之,其他地区甚少。从留学地看,留学东京者最多,共计660人,占总数的74.5%,其后为京都等地。分析此期专门学校及大学留学生所习科目,医学、法学、经济较其他学科更受青睐。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继续攀升,其数量远超明治、大正时期。以1932年为例,留日学生总数为1627人,较1926年增长近1倍。
从留学生性别看,男生1507人,女生120人,女生人数较此前有较大增幅。从教育程度看,初、中等教育程度者620人,占总数的38.1%;接受专门教育者330人,占总数的20.3%;高等学校及大学以上者308人,占总数的18.9%.
从留学生出身地看,台中最多,共551人,台南次之,共463人,高雄处第三位,共252人,其他地区相对较少。从留学地看,东京人数最多,达到1284人,接近总数的80%.此期大学、专门学校在学者合计514人,其中医科留学生最多,共计261人,超总数之一半,医科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据台湾医学留日生郭维租分析,"在台湾人士的观念认为医生职业安全,收入不错,社会地位也颇受尊敬,有铁饭碗的说法。富家小姐喜欢嫁给医生,也是社会不争的事实".台湾总督府学事年报》中关于台湾留日学生统计是目前较为详尽、精确的统计,全面调查了明治末期、大正时期、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情况,然该统计亦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譬如,表1没有统计1934-1937年初等学校及其他学校留学人数,导致此期留学生总数有所出入。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示,1935年总数为2773人、1936年为3325人、1937年为3891人,而《学事年报》统计则分别为2185人、2357人、2812人,两者对比差距明显。此外,表1未能统计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人数,抗战全面爆发后台湾仍有大批学生赴日本留学,且呈现逐年上涨趋势。依据《台湾学事一览》统计,1937年台湾留日学生总计2812人,1938年4023人、1939年5407人、1940年6015人、1941年6676人,"至1942年达7091人,1943年以后无正确统计,日本投降后估计留日台籍学生,尚有五千人".此时台湾留日学生人数已远超大陆的日伪政权派遣数,比如1942年伪满政府派遣留日学生总数为1220人,汪伪政府及其他伪政权派遣总数为1341人,而台湾派遣总数达7091人,二者相去甚远。战时台湾留日教育程度亦明显上升,专门学校留学生人数最多,中等学校留学人数降为其次,高等学校及大学留学人数较战前亦有较大增幅。
台湾留日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并赶超大陆留日学生人数,其原因如下。
其一,日据台湾初期,岛上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台湾学生由是转赴日本求学。"岛内除了比中学校、女学校程度稍低的高等普通学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外,仅有一所专科---台北医学校而已,而且其收容学生数亦有限,所以热心于子弟教育的岛内资产家,甚至把刚到达学龄的子弟也派到日本留学".
其二,大正以后,日本学校逐渐转变对台湾学生的歧视和限制,转而吸引和诱导台湾学生,以便更好地对其实行殖民奴化教育,由此扩大了对台籍学生的招生规模和人数。
其三,赴日留学便捷、费省。日本占据台湾后,强化了对台控制与经营,日台之间往来联系更加密切。尤其抗战以后,"内地及欧美各国,均以路阻,可通者,日本一处耳"."且在经济方面,即较诸就地所费亦轻微,此实系留日之一大主因也".职是之故,一个人数不菲的留日学生群体形成。台湾学生赴日留学风潮直至日本战败后开始消退。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开始接管其留日学生,台湾留日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抗战胜利以还,台湾省仍有大量留日学生滞留于日本,其总数达数千人之多。而此时日本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此情形之下,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此亦为国民政府接管留日学生后亟待解决之问题。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曾提议,"实科以外学生,不妨一律资遣回国;实科学生成绩优秀者,似可留待毕业;资遣回国学生,必须经过一定时间之补习教育,然后分别准其进入相当学级;台湾学生大抵须有较长期间补习国语之机会,不然实与日本学生无大分别".国民政府为便于管理,开始强制疏散、召回大批留日学生,至1946年5月台籍留日学生仅剩765人,1947年2月减至601人。
1946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制定《台湾省留日学生处理办法》,规定:
1.凡本省留日学生,除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农、医各科学生,志愿继续留日肄业者外,其余均以全部返台为原则;
2.志愿继续留日肄业之专科以上理、工、农、医各科学生,由本省行政长官公署(简称本署)函请东京盟军总部代办调查登记,并通知汇款接济手续,如学生人数多,由本署派专员一人驻日,负管理及联络之责;
3.前条留日学生,由本署印制留日学生登记证,送请盟军总部代发照填,已设驻日专员时,交该专员分发照填,前项登记格式另定之;
4.本办法自呈奉行行政长官核准后,函请美军驻台联络组转东京盟军总部查照施行。
对于返台之留日学生,教育处颁布《台湾省留日返省学生处理办法》,主要规定:返台学生须提交在学证明书、成绩证明书、身体检查书及二寸半身相片二张等材料,在台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申请登记;继由该处组织留日返台学生审查委员会办理审查,经审查合格者,分发于台湾同等学校、适当年级;对于转学者,其应转入国立台湾大学者由该处造具名册,函请尽量容纳;专科以上学校医科和其他理、工、农各预科学生,无省立相当学校分发时,亦由本处函请台湾大学尽量容纳;专科以上学校实科学生,如本省各学校未设立同类科系者,得斟酌情形,准予转入类似之科系;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农、医各科学生,志愿私费赴大陆各院校肄业者,由本处负责保送或介绍,并予以交通上之便利;本办法并适用于前日本文部省各"委托生".
为办理返台学生审查登记事宜,台湾教育处专门成立审查委员会,委员会主要负责"留日返台学生学历之审查及转学事宜;本省留学其他各处返台学生学历之审查及转学事宜;本省各借读生(委托生)之审查及转学事宜;其他与返省学生及借读生学历审查及转学有关事宜".[19](P475)委员选自国立台湾大学教授、中学以上学校校长、教育处高级职员。至1946年8月,台湾教育处共分发1434名留日学生,其中以专科以上学校最多,各生所习科系以医科为最多,至法商各科各校,无适当科系可以转学者,则由省立法商学院开设政治经济特别班予以收容。以后留日返台之学生,也已由省教育处函请台湾大学并通令各学校予以收容,不再由台省教育处统筹分发。与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陆组织的留日学生甄审相比,台湾审查办法比较简单,主要目的在于将留日返台学生分发岛内或大陆学校,以便继续完成学业,似无思想甄别色彩。
其时返台留日学生人数众多,台湾仅有的教学资源难以完全满足其续学要求。台湾当局遂决定考选公、自费生转赴大陆就学,其中包括部分留日学生。1946年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台湾省考选公费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和《台湾省自费学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保送办法》。前者规定考选公费生升学内地(大陆)专科以上学校之名额每年暂定100名,其中文法科名额占65%,理工农林科为35%;考选生应为高中毕业者,或在台湾旧制、日本中学毕业后继续在较高级学校读满一年或二年而确有证据者;录取后由台省训练团施以3个月训练,受训后由本署造具名册连同其他证书送请教育部免试分发内地大学肄业;其赴校旅费及在校一切费用概由本署供给,如中途退学或被学校开除者须偿还所领费用,毕业后本署得视本省人才需要情形令其返省服务。
后者规定,保送自费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之名额每年暂定300名,其中文法科名额占65%,理工农医科为35%;保送生能直接听国语讲授、经考选委员会考试及格者,高中毕业者,或在台湾旧制、日本中学毕业后继续在较高级学校读满一年或二年而确有证据者;获得保送资格后由台省训练团施以3个月训练,受训后由本署造具名册连同其他证书请教育部依其志愿免试分发各校肄业;其在校一切费用须自理,但家庭清寒或成绩优良者如学校设有免费或公费待遇得予优先核给。台湾教育处还设置考选委员会,负责考选公费生、自费生之招考命题、阅卷、录取、公费核配和其他有关事项。此种政策,解决了部分台湾学生续学要求,亦促使台胞认识祖国,增进台省与大陆各省的文化交流。
战后台湾留日学生救济问题亦为紧急要务。二战末期,日本被美军封锁,几乎断绝与大陆、台湾的交通和邮政。日本战败后留学生通汇中断,被迫过着"靠变卖度日"的生活,大多不能缴纳学费而不能升级,可谓陷入窘境。留日学生起初向日本外务省交涉,最后日方允诺对非日政府给费之大学以上官公私费生,每人每月补给200元,高等专门以上者补给180元;官费生之受补助费者,除日本原有负担部分外,对大学生学费补足成200元,高专生补足成180元。1945年秋季后,日本物价飞涨,翌年1月,留日学生复向日方作第二次交涉,结果不论官公私费,不分大学、高专,每人每月改给500元,由外务省补给,台籍学生每人每月补给150元,由厚生省实施补给。[18](P8)除此学费补给外,日本政府遵照盟军最高司令部指示,对留日学生、旅日华侨实行粮食配给制,分发少量粮食和生活用品。
1949年5月,日本政府开始核减预算,取消留日学生各项补给,甚而有收回留学生寄宿舍之议,致使留日学生再度濒临绝境。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为拉拢、蛊惑留日学生,防其思想左倾倒向中共方面,始而考虑救助留日学生。同年9月,国民政府颁行《救济留日学生办法》,包括《清苦学生紧急救济办法》和《资助优良学生完成毕业办法》两项。前项办法规定,在现有千余学生中,择其处境确实困难者、有疾病者,计200名,每名每月资助美金20元,月计美金4000元,救济1年又6个月,共计72000美元。后项规定,在现有千余学生中,择其品学兼优而经济困难者,资助学生200名,每名每月资助美金20元,月计美金4000元,救济1年又6个月,共计72000美元。资助经费由日本归还中国物资鸦片21.14吨、吗啡214620公斤之售值拨充。
是年11月,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又制定《留日学生补助金管理及支付办法》,规定"留日学生补助金,由留日学生辅导委员会(以下简称辅委会)委交本团会计室另立账目,存放东京中国银行,设立团长及会计专员共同印鉴;补助金之收入,由辅委会备具收据交与付款机关或人员,并通知会计室编制收入传票收款;每月补助之学生人数及款数,由辅委会先造具学生补助金额名册,呈经团长核准后,由补助金管理委员会送交会计室编制支付传票,由辅委会取款;学生补助金之发放,由辅委会办理,并应取具领款人签名或盖章之收据或名册存辅委会备核;补助金由美金兑换日金事务,有后勤处办理,并通知会计室入账".
依此办法,国民政府办理4个月,"计三十八年(1949)11月,补助218名,发放补助金806500日元;12月,补助299名,发放补助金1164000日元;三十九(1950)年1月,补助341人,发放补助金1456500日元;2月,补助394人,发放补助金1674000日元。又医学博士奖金10人,发放奖金50000日元".据国民党当局所制《留日学生补助金清册》,每名学生补给额度最高为9000日元,最低者3000日元。从补助生籍贯看,台籍学生最多,1949年11月份共补助131人、占总数的60.1%,12月份补助180人、占总数的60.2%,次年1月份补助198人、占总数的58.1%,2月份补助240人、占总数的60.9%.
然国民党此种补助附有鲜明政治色彩,领取补助者须进行严苛的思想言行考察。比如台籍留日生曾绍德、黄天恩、陈秋旻、陈文贵等人,因"思想不正确""言行激烈",未通过审查而被取消补助资格。1951年8月,台湾教育部又制定《教育部补助留日学生办法》,再度强化对留日学生的思想控制,规定补给生应为"留日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思想纯正,且学业成绩优良,平均在70分以上者,或家在匪区(解放区),经济来源断绝,其学业成绩及格者".且规定"留日学生思想左倾,有不忠于政府之言行者;学业已告结束,或已超过规定肄业年限者;家在台湾,可获得接济者,概不予补助".[18](P459)事实上,真正愿意领取国民党补助者为数不多。据当时留日学生回忆,"凡要领取救济金的留学生要向蒋介石总统发誓表忠诚,并在誓约书上签名盖章……有部分学生把誓约书看作是小孩过家家似的,就当它作一纸空文书写给他们,继续领取救济金。大多数学生认为,将人民的金钱用作卑劣手段不但荒谬,况且要向蒋介石表示忠诚来领取救济金,太不值得而将誓约书撕毁,放弃领取救济金".
从这段回忆可窥见,其时大部分留日学生(包括台籍学生)对国民党政策产生怀疑甚至反感,更多学生转向"左倾""亲共".当时最大的留日学生组织---留日同学总会已为左派学生掌控,"我国留日学生总会会长,原为左倾分子,驻日代表团未予承认,但为求控制该会起见,代表团曾暗中授意,受我方政府津贴之学生,策动另行选举。选举结果,左派学生陈秋旻166票战胜,亲政府学生孙德成145票落选".[18](P61)此外,尚有不少留日学生投身到共产党阵营,"据报我留日学生受匪党鼓励,参加毛匪帮在日外围组织'自然科学协会'
者日众。更有参加国际共党第五纵队,为核心之秘密组织。该项组织现由学生王振仁、关仁庆等所领导,直接受匪北平伪青年部长陈伯达之指挥,现已参加该项共匪组织之学生,为数将近一百七十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亦采取一些举措,加强对留日学生的关怀与支持。首先,向留日学生汇寄救济金。国民党当局曾记载,"查共匪留日学生总会会长刘璋温,暗中与匪郭沫若,联络郭并密派吕源水、雷达德、关西虹等三人,在东京成立'抚恤委员会',并经于本年(1952)双十节前,分由印度支那银行、荷兰银行,汇交刘璋温共美金9881.42元……又双十节时,有赴广东之学生王广德等6名,亦领到补助费共日金23000元".据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统计,1952年9月人民政府向留日学生汇寄救济金共计7900美元,11月汇寄2万美元救济金,12月汇寄127500港币,该年度汇寄救济金总额为5万美元,资助人数达560人。这些汇款一直延续到1957年。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使得留日学生对人民政府信赖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增强,学习积极性和回国热情日益高涨。
其次,积极号召留日学生回国。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全体留学生发出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你及所有中国留学生回到自己的祖国,参加建设工作,为人民服务。你们可由任何地方进入国境,根本并不须要入境证。但你们如果携带任何足以说明你们留学生身份的文件,则更能享受到许多便利".为响应此号召,留日学生竞相回归大陆。新中国肇建以来,至1952年底回国的留日学生总计达300余人。
此后仍时有留日学生回归祖国,"顷查此间留学生一批共26名,于元月31日(1953年),由此间伪东京华侨总会会长康鸣咏,不经我国使领馆,迳向日本出入境管理厅代办返大陆投匪手续,由行驶匪区及日本之湖北号轮船,自横滨启程航至天津转赴北平。另有一批共21人,亦正在向出入境管理厅申请手续,候轮仍赴北平投匪中".值得注意的是,回归大陆的台籍学生人数颇多,无不彰显其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如1953年的第一批26人中有13名台籍学生,占总数之一半;第二批21人中亦有5名台籍学生。回国后的留日学生备受人民政府重视和关心。比如回归大陆的台籍留日生陈丁茂回忆道,"我现在与我爱人都在北京市内工厂上班。我是技术员、妻子是护士,有赖于拼命工作,我设计的机械试制成功,1952年9月被选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在劳动文化宫被授予一等奖。这让我感激得难以忘怀,这在日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从日本回国努力工作的人,被一视同仁,人民会肯定的".
日据台湾时期,台湾学生争相渡日留学,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留学史上实为罕见。
台湾这一留学热潮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而暂时中止。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正式接管台湾留日学生,一方面强制召回大批学生,将其安排到台湾乃至大陆相应学校续学;另一方面对于尚未返国之留日学生进行补助,然此举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方才实行,最后竟嬗变为国民党蛊惑、分裂留日学生的政治资本。中共领导广大人民成立新中国后,以博大的胸怀感召大批留日学生(含台籍学生)回国,使得留日学生能够学以致用,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此外,人民政府还无条件地向留日学生发放大量救济金,鼓励并支持其继续深造,留日学子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由此进一步增强。
台湾留日学生在日本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思想上得以启蒙,开始在行动上为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而奋斗。
1918年,旅日台湾人林献堂、蔡惠如联合蔡培火、郑松筠等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废除六三法形成同盟",发起废除六三法运动,以取消台湾总督的律令制定权。翌年12月,林献堂、蔡惠如联合百余名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新民会,不久新民会的留日学生另立台湾青年会,并发行机关志《台湾青年》,虽声称发行主旨为提高台湾文化,实则以呼吁台湾人民发挥民族自决为趣旨。1921年,台湾留日学生响应并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至1934年9月该运动共历时14年,期间向日本当局提出请愿15次,以非暴力的政治斗争手段来反对日本在台湾的残暴统治,唤起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大规模请愿运动中,早期参与者以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为主,他们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抗战爆发后,不少台湾留日学生奔赴抗战前线,比如先赴日本大学留学、后潜回中国大陆参加战事者,有来自台北的史明、吴调和、游弥坚;来自台南的吴国信;来自云林的林顶立;来自高雄的刘兼善等人;以及进入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担任情报搜集,并返回大陆召集人士组织台湾义勇队从事抗日活动的李友邦等人,他们对于抗日运动均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亦有不少台籍留日学生冲破重重险阻,不远万里赶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甚而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相关例证俯拾即是,譬如来自台南、毕业于名古屋大学的林栋,曾奔赴山西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担任八路军野战总部卫生材料厂研究部主任兼技师,他在客观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制造出各种药品50余种,供应前线及边区数十万军民防治疾病之需;原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邱刚明,在抗战爆发之际选择放弃学业,经华南转赴陕甘宁边区,参加大别山的游击战;抗战后期,李子秀选择逃离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经朝鲜、华北进入张家口参加八路军,在一次反坦克雷实验中牺牲。抗战胜利后,部分台湾留日学生奔走于祖国的统一事业。
1946年初,两个最主要的留日生组织,即台湾学生联盟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正式合并,成立包罗全日本的留日同学总会,对于留日学生的统一团结具有极为深远意义。国共内战期间,留日学生会在争取各方救济与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和分裂留日学生伎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部分台籍留日学生选择拥护人民政府,回归祖国大陆,投身于新中国各项建设之中,比如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的许文思,返回大陆后专注于祖国的抗生素工业;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林丽韫,回国后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事业达30余年;东京工大的周光远,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要员,毕生贡献于祖国的统一事业。他们活跃于祖国各行各业,为新中国各项建设和统一大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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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态度是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及其实际形态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里反应倾向,表现为对特定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制度或肯定或否定,或赞成或反对的倾向状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全文如下:
从政治体制的内外因素来探讨政治改革和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视角。很多人会问,体制内的干部队伍究竟能否成为政治改革和发展的推进力量?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许多地方官员对政治现状和政治改革等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越来越迫切,但同时他们仍然认同现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希望政治改革走渐进理性的道路。笔者认为,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现行体制中欢迎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与动力呈现出强化趋势,这正是各地会不时冒出一些政治改革动作的重要原因,也表明政治改革在体制内其实得到许多地方干部的支持。
旅美华裔政治学家邹谠在总结中国“从全能专政政治转型到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教训”时曾指出:中国“国内讨论民主政治转型时,只是强调民主政治的结构上特点”,“但是很少直接谈到如何转变成民主政治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来一次革命,而“只能用渐进式、演化式的改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点一滴的去解决”[1]。显然,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政治改革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学者们往往把这些条件归纳为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环境等方面[2],或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角度去分类[3]。这些分类均涉及到改革推进者这一条件,即“需要有一批具有改革取向和改革意识的力行者[4]”。
2003年8月,在深圳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部分学者提出,要关注政治改革的体制资源与基础问题。有学者表示:“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文本制度中,本来就有许多民主政治的基因”,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的竞选“激活了”它[5]。笔者在以“民主选举、政治改革在体制内的动力与基础问题”为主题的发言中提出:“我们不能把体制内官员看作铁板一块,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民主发展和政治改革有要求[6]。”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洪朝辉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理论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解释与预测无不失败[7],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线性思维”;这种思维的一个特点是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当作被否定的对象,对其自我转型的空间和中共政治创新的能力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
如果从“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来认识,政治发展“就是政治当局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作用和不断调适的过程[8],亦即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互相调适的过程。在讨论影响这一过程的诸种因素时,不少学者将注意力放在国际环境、国内经济状况、民众的教育水平、政治文化及民众的政治行为能力等方面,而较少分析所谓的“体制内因素”,如现行制度对改革和变迁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官员素质状况、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态度、他们组织和操作政治改革的能力等。笔者以为,如果这些“体制内因素”对政治改革具有正向的推进作用时,它们就构成了“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以下简称为“体制资源”)。因此,研究政治改革问题时应当重视对“体制资源”的分析。在近一个时期关于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讨论中,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9]。2001年12月,笔者出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也分析过“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动力”[10]。但从总体上来看,至今政治学界对“体制资源”的讨论还远远不够。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若干实践中,从村民自治的深化,到乡镇长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竞选和县(区)长“公推公选”的实验,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自由候选人”的参选,到《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均显示出“体制资源”与动力的作用。那么,能否从这些个案的出现来推论其全局性意义呢?显然,个案本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分析地方官员的政治态度入手,看看目前地方官员对政治改革的认识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当中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推进力量的比例到底有多大?
西方政治学界对共产党国家代际交替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精英阶层。一些研究者认为:“研究一个继承过程非制度化的社会的政治过程,主要依靠对其政治精英的分析”[11]。李诚与David Bachman、Hong Yung Lee等学者注意到中国官僚队伍从“革命家”到“技术官僚”的代际变化,并指出,始于1980年代并完成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技术官僚运动,发生在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党政官员的构成。[12]”。在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者中,通过对中国不同代际政治精英特点的梳理,以及对精英重组、观念变革、政治战略、政治资源等分析,在判断中国官员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走向”时有3种观点:其一,新兴精英主要是技术精英,他们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少与派系联系在一起,乐于重组中国的政治体系,在面对大众的压力时能及时反应;其二,新兴领导和官僚仍然会受意识形态与个人考虑的约束,因此在政治行为上会谨小慎微,很难创新和改革现存的政治体系;其三,叛逆型精英会最终成为变化的主要力量,并与现有的政治结构发生尖锐的暴力冲突[13]。在新加坡的华裔学者郑永年的看法也接近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14]。何清涟则认为,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其实比知识精英要强烈得多,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摄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15]。
境外学者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官僚队伍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背景的变迁,也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说[16],但对官员们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判断却由于缺乏必要的量化资料而带有更多的推论色彩。正如徐湘林指出的,境外及西方“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间的个人背景资料的比较,其中包括对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官员的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和社会背景的比较分析。这种对不同代群(generational cluster)、教育和职业资格以及事业成功模式的比较确实是有助于描述不同党政精英群体的不同特点。跨时期的比较也可以用来刻画政治系统不同发展时期精英的不同特征和属性。然而,这一切却很少能够说明80年代党政精英构成与技术专家治国论之间的密切联系。[17]。”
在实证研究依然严重不足的国内政治学界[18],分析官员群体政治态度的实证研究同样欠缺。1980年代末国内有学者完成了两项大型“政治文化”调查项目,其中一项对350位干部作了问卷调查,并列出了被调查者回答各项问题的统计数据,但研究者未对调查结果作进一步的分析[19]。此后,也没有其他学者使用这些已公开的数据作系统的研究。另一项调查所公布的报告仅简略比较了干部与其他职业群体在“政治意识”、“选举行为”、“基本政治态度”等方面的部分情况,而未系统地分析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状况,也未交代被调查干部的人数与级别等基本资料[20]。所以,从这两项研究的已公布结果中无法充分了解干部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态度。
近年来,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连续数年发表了“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这似乎是国内目前仅能见到的对干部态度的调查分析。这一调查的对象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司局级干部,问卷回收量达一百多份,它提供了一个窗口,以了解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但这一调查基本上属于“舆情调查”的范畴,并不以系统地分析官员们的政治态度为目的。
1990年代末以来,国内对干部政治态度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的规范分析。徐湘林对1980年代干部制度改革带来政治精英大转换的分析,得出了与境外学者不尽一致的结论。他认为,取代老干部的一大批新型的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持明显的拥护态度。新精英政策要求的革命化(政治标准)、年轻化(年龄标准)、知识化(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和专业化(职业标准)改变了过去单一政治标准的精英准入规则,但政治标准仍然是首要的。[21]”徐湘林的结论是,意识形态标准并不成为新旧干部队伍的主要区别,而改革则已成为干部队伍的共识。但是,萧功秦在一篇分析中国20余年政治发展走向的论文中却将意识形态之争作为区分“政治势力”的主要标准。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势力,先是“自由派政治势力”与“原教旨的正统派势力”(即“保守的左派”)之争,90年代以来在左派与自由派消退之后,取得政治中心地位的是新型技术官僚。后者可以摆脱左右意识形态思维的牵制与影响,能从容地以世俗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从功效与成本的因素,来决定施政方针,务实地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疑难问题。由此,中国政治进入了“由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专家主政的新权威主义”时期。[22] 这就是说,在萧功秦看来,新主政的“技术专家”呈现出“非意识形态化”趋势,对改革持有欢迎和务实的态度。
但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看法。例如,针对干部的意识形态和信仰问题,邵道生在分析“高官腐败”现象时认为,“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是其重要原因[23]。事实上,近年来中共中央对腐败分子“腐化、堕落”现象的一种解释,就是强调信仰危机的存在。杨光在谈到官员的政治改革意向时认为,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权势阶层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不能指望他们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除非有足够大的民间压力和国际压力,除非迫不得已[24]。
以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表明,究竟中国干部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如何,并没有专门的调查来回答这个重要问题。因此,通过认真的问卷设计并实施调查,搜集大量数据来作系统分析,以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定量地研究地方干部对政治改革的意向,笔者设计并实施了一项问卷调查。其目的是通过对干部政治态度与政治素质的调查,评估在地方领导干部层中政治改革与发展的空间、基础与动力,借以研判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问卷的设计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领导干部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认知,对政治现状的认同,政治信仰,民主意识,政治改革的意识与取向,政治功效感,以及政治行为方式。限于本文讨论的主题,下面主要介绍以下几个方面的设计:
第一,对政治现状的评价与满意度,从干部们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可以推断他们认为政治改革是否需要的基本态度。对政治现状的评价与满意度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任用干部的风气问题,对国内民主现状的满意度,对目前政治改革快慢的评价,对党代会和人代会中选举的评价。
第二,政治信仰与政治意识,这是影响干部们在政治改革中作不同选择的重要因素。政治信仰与政治意识主要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对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对中共和各级政府威信的认同,对国家发展的预期,对反腐败形势的预期。从回答中可以看出官员意识中传统理念与现代理念的比重,其信仰的真诚成分等。
第三,对政治改革目标、方向和路径的选择与预期。主要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民主在中国的适应度,民主与专制、经济发展的比较,竞选在中国的适应度,对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的选择,对多党制与权力分立的态度,对政府权力强化或弱化的选择,对政治改革拟重点解决问题的选择等。
笔者采用按以上框架设计的问卷,于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对N省省委党校6个领导干部培训班次(市厅级领导干部班、县处级领导干部班、中青年领导干部班、公务员班、高校县处级政工班和乡镇党委书记班[25])的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班次的培训期限,除了“中青年班”为4个月外,其他各班均为1个半月。参加这些班次培训的学员全部来自N省内,以党政部门为主,也有来自高校和企业的县处级以上干部;除了“市厅班”和“乡镇班”的学员分别为司局级和正科级外,其他各班次均为县处级。
问卷填写采用匿名填写方法,发放问卷时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发放,学员填写后再集中回收。问卷调查的时间是,除了2004年上半年向“市厅班”的一个班次作过调查外,其他的问卷调查均于2003年内完成。问卷调查的对象包括,“市厅班”4个班次,“县处班”3个班次,“中青班”2个班次,“公务员班”3个班次,“高校班”1个班次,“乡镇书记班”3个班次。共发出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571份。由于这一调查不属于抽样调查,所以其数据不适合作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分析或统计推论。
在这次问卷调查中,571位有效问卷回答者的基本情况如下(以下每一组数据的和若小于100%,其差额是“未回答者”所占比例):
性别:男性占86.3%,女性占12.6%;
年龄:24到38岁占21.1%,39到48岁占45.0%,49到62岁占27.8%;
文化程度,大专以下占1.1%,大专占23.6%,大学本科占57.3%,参加研究生学习者占13.7%,硕士占3.5%,博士占0.7%;
行政级别:市厅级占21.7%,县处级占56.9%,正科级占21.2%;
政治身份:中共党员占97.2%,民主党派占0.7%,无党派占1.1%;
所属机构级别:省直属机构占42.4%,地级市占29.4%,县区占5.8%,乡镇占20.0%,街道占1.2%;
单位性质:党委部门占31.0%,政府部门占35.2%,人大政协占7.0%,人民团体占2.8%,科教文机构占13.0%,军队及地方武装部占3.0%,公检法占3.9%,企业占3.5%;
职称:正高职称占4.9%,副高职称占15.8%,中级职称占20.5%,初级职称占3.7%,无职称者占55.1%;
在大学所学专业:哲学13.8%,法律9.6%,政治13.7%,农业8.4%,工业3.2%,经济理论14.5%,历史1.2%,地理0.2%,数学1.4%,工程技术0,中文10.0%,外语0.5%,其他理工医8.9%,其他社会科学4.7%,其他专业4.4%。
为了解答卷者的个人情况,在问卷中还设计了一个多选项问题:自己最熟悉的业务。对这个问题的多项选回答是:有39.2%的人选择了党务,15.4%选择了政法,20.3%选择了科教,14.5%选择了农业,10.7%选择了工业,2.5%选择了金融,14.5%选择了财政,6.5%选择了商贸,12.3%选择了其他。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地方领导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在答卷者当中,具有大专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98.8%,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七成多;同时,地方领导干部的专业教育背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答卷者中此类专业背景的干部占八成左右,而具数学、地理、工程技术和其他理工类专业背景的仅为一成。这一观察与前引郑永年所述──新的技术官僚的“专业背景偏重工程学及其它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并不相符。笔者注意到,郑的判断仅以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中央委员的专业背景为依据,他分类计算时将工程学单独列出,而将经济类各专业列为“其他的科学与技术领域”,这样两者在“十五大”中央委员中合计达54.3%[26]。若按照郑的分类方法计算,则笔者的问卷调查答卷人中非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比重也只有36.4%。郑的判断与笔者问卷调查结果的差异表明,在领导干部专业背景问题上,中央层次与地方层次的情况可能不同,如果将地方干部考虑在内,则技术官僚这个群体当中理工科专业背景的人可能比例并不大。
本文的目的只是利用问卷调查结果对地方官员的政治态度作一个初步分析。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主要是作一系列描述性分析,而且是将地方官员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不可能对不同类型的被调查者进一步作比较分析了。有关不同地方官员群体之间的比较,如在不同的职务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背景、单位性质、出生地、工作经历的地方官员之间,其政治态度和观念有无差异,以及他们的看法与其他社会阶层如农民、工人、私营业主看法之间的比较,将是另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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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工作必须在加强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的基础上。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以提高经济效益、壮大企业经济实力为宗旨,财务管理工作要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在企业经营中制止铺张浪费和一切不必要的开支,降低消耗,增加积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本科财务管理相关毕业论文:抗日根据地财经管理制度。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日根据地财经管理制度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除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外,还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苏北、豫皖苏、豫鄂边等10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加强财政金融的统一管理,先后颁布了许多法规,逐渐建立健全了包括会计、审计、金库、公产管理在内的各项资产管理制度,为支撑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会计工作是根据地财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保证实现预、决算规定的各项指标、管理好预算资金有着重要意义。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会计工作较为混乱,各地区账本和记账方法不一致,有中式账、西式账、日记账、分类账乱搅在一起,有些地区会计人员不固定,今天你干,明天他干,工作马马虎虎,账目不清,漏洞很多。这一切都给贪污和浪费提供了条件。1940年4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制定并公布了《会计规程》,明确了边区各级会计的性质和任务。边区会计分为两类,一类称政府会计(系指各级政府及边区直属机关之会计);另一类是公营事业会计(系指公营事业单位之会计)。会计之共同任务为:年度预决算分月预计之编制及执行,现金单据之出纳保管,公产公物之保管。关于会计账簿的设置,晋察冀边区会计制度规定,一般会计簿籍应备以下三类,各机关单位根据需要自行设置。
(一)账簿类:日记账,是按时间顺序记录全部收支业务的账簿;分类账,是按照收支明细科目设户、分类、记录和反映收支明细情况的账簿;总账,是总括地反映预算收支情况用以考核资金平衡和为编制会计报表提供资料的账簿。
(二)备查簿类。这类账簿是用于会计计量,核算和备查之依据。如:“预决算底簿”“编制经费表”“食粮定量与折合比率表”。会计法令记录”等均属之。
(三)报告表类。主要有“经收边区款报告表”“边区预备费支付报告表”和“收支对照表”等。晋察冀边区政府对会计制度的执行非常重视,从边区政府和地方干部中挑选了一批有业务能力和忠实可靠的同志担任会计工作。要求“会计工作者要有坚持制度的精神。合乎制度的,他便坚持执行;不合乎制度的就坚决不执行。叫做认制度不认人。会计发钱,必须有上级命令,没有上级命令分文不付。各县政府预算,在未批准时,会计是不应该付款的。同时亦不能够奉县长命令暂时借出,非得有边委会的指示,或付给款项的命令,就是杀了头也不该付出一个钱去,这是制度。”任何人都不能违反,谁若是企图破坏制度,谁就是违犯法令。即使由于战争交通受到阻碍,每月经常预算未批准以前,又时间到了,急于需用时,经过县长出具亲笔借据后,可照上月批准预算数预借一半,并要很快向上级会计机关报告,绝对不能也不准无限制的借支。审计是财政资产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
抗战时期,审计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财政管理制度在各根据地以法律的形式得到确立。当时审计工作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种:一是财政财务审计,即对财政、财务报表、会计核算簿籍佐证是否真实、合理、合法、准确等进行审计;二是财经法纪审计,面对违反财经法纪行为,当时主要是对贪污浪费舞弊行为进行审计检举。据《山东省审计暂行条例》规定,审计工作从方法上又可分为三类:一是书面审计,包括各机关团体部队收支预算书,收支决算书、公营事业之营业报告、金库之收支报告及其应附表册等。二是实地复查,即对第一类审计之书表有疑议时,或发现某机关团体部队有贪污浪费时,得派员随时进行实地检查。三是委托审查,即为事实之便利及监督之周密计,审记处得将一部分审计任务委托某些机关团体部队代为审查。审计程序主要有两种,即概算预算审计程序和决算审计程序。审计处及审计分处审核之决算如认为有问题时,即通知其主管首长提出声辩书,或派人实地审查,如发现贪污舞弊情节时,得提请同级检察委员会检举。[3]445审计制度的确立对于配合当时根据地财政工作统一领导、统筹统支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作为财政监督的一种重要手段,成为战时财政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但由于审计机关本身的基础太薄弱,审计人员缺少经验,审计执行的实际范围受到限制。
公产管理制度和金库制度是抗战时期财政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2月1日,为统一边区公产管理,增加收益,减少损失,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并公布《陕甘宁边区公产管理办法》。公产管理之目的,在于统一管理、增加收益、减少损失。该《办法》规定公产管理办法为:
(一)各县市所有之公田、学田,即责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将田地面积(即亩数)、四至及类别(如山地、川地)等,调查清楚,分别造具政府的公田、学田和抗日军人的公田清册,呈报财政厅备案。
(二)凡公田已出租者,须将承租人姓名、住址及其每年应缴的租额,分别造具政府和抗日军人的公田租粮清册,呈报财政厅备案,其未出租者,须妥为登记管理,按照边区政府所规定的租息法令或当地民间通行的租息,租给无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居民及外来的灾、难民耕种之。
(三)各县、市所有的公房,责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将公房的坐落、类别(如平房、瓦房、土窑、石窑)、间数等,调查清楚登记并呈报财政厅备案。
(四)前条公房,除公家(如党、政、军、群众团体、学校)使用者外,如是公私经营商业使用者,须缴纳房租。
(五)各县市公共森林及果木树的管理办法,除遵照边区森林保护条例办理外,由县市政府第二科与区乡政府共同管理各种果树之出租事宜。
(六)果树的出租,得以投票方法办理之。
(七)各县市所有的公牲畜,责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将牲畜的类别(如牛、羊)、头数,及承栏人的姓名、住址调查清楚,列表呈财政厅备查,其不能生育而年齿老迈的牲畜,得由第二科投标价卖。
(八)公田内所生之芦苇,每年秋末投标出卖一次,作为公家之收益。
(九)各县市境内各种矿产(如煤、铁、银、玉、石膏等矿),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调查清楚保管并速呈报财政厅、建设厅计划开发之。
(十)凡公产之收益,除已由边区政府指定用途者(如教育款产、救济基金、抗日军人公田等)不得挪作他用外,应经县市政府财政委员会的决议,报由财厅核准后方能支配之。
(十一)凡公产之收益,各县市长应检查和督同第二科按年总结报告财政厅一次。最后规定:凡对公产管理得法,成绩卓著者,由财政厅奖励,其有浪费贪污者,送司法机关惩办。[4]58-60为了加强现金保管,各根据地普遍设立了金库,负责掌管根据地财政之现金、票据、证券出纳及保管事宜。据《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金库条例》和《山东省金库暂行条例》规定,根据地金库一般分为三级:总金库,陕甘宁设于边府所在地,山东设于战工会;分金库,陕甘宁设于分区,山东设于主署和专署;支金库,设于县。金库由财政厅管理,委托边区银行代理。边区银行就金库业务对财政厅负完全责任。各级金库均设主任、会计、出纳、分金库得酌用巡视员及必需的技术人员。金库主任一般由边行总分支行长兼任,没设立分支行之地方由总库委任。《金库条例》还规定:一切岁入岁出之款,经由金库收纳或支付,无论任何机关,均不得收款不缴或于未缴金库以前擅自动用,违者金库应加干涉并报告同级政府、上级金库及边区财政厅处分之。库款之支拨非有财政厅长盖章之支付命令,总金库不得付款。下级金库非有上级机关之支票,不得拨款给任何机关。金库按月逐级上报出纳保管情况。上级金库有调度支配提取下级金库存款之权,财政厅得随时派员检查金库账簿、单据及库存现金。1941年1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第397号训令,进一步强化边区各县金库管理制度。它规定:查各县金库支库之设立非常重要,对于财政统一与财力集中有很大的关系。凡一切税收及公共物品,没收品之保管,均须经由金库。兹分述于后:
(一)各县如未成立金库,应于一月内成立县支库,金库主任由二科科长兼任,具(体)办法根据金库条例。
(二)公物及没收之仇货一律交金库集中,按月交财(政)厅。
(三)没收之烟土概不作价,每月集中由行政负责人当面封好,称过数目,呈缴财政厅。
(四)凡县一切收入(如由县收入的税款、罚款、公产的税息等),均应随时或按月交到金库,金库应按月造具收支四柱表,呈报财政厅备查。训令严申:“以上四点,仰切实执行,并将办理情形具报为要。”[4]471940年初,晋察冀边区建立金库,由边区银行代行金库职能,负责保管和办理公款之收付。库款的支付权属于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金库章程》规定:边区银行办理金库之守则是:
(一)建立金库账簿,记载公款之实存与收付。
(二)公款数额,均按边币计算。
(三)边区金库不负保管公物之责;但折成边币后,不得拒收。
(四)边区金库库存款项之付出权属于边区行政委员会。须有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主管会计员签名盖章之支付命令始得付款。
(五)边区金库必须按月向本会编送月报报表。
(六)边区银行之分行、办事处、营业所,均定为边区公款之收付转汇机关。[5]边区金库实行较为严格的收付款之解领手续。金库收到解款时,填具四联收款书,除留存根一联外,其余两联交解款机关存转,其中一联报送边委会;各机关解款时,填具三联解款书,保留存根一联,其余两联报送边委会核查,边委会核符后于骑缝处加盖印,将报告收据存查注账,余联发回解款机关存案备查,边委会发款时填具三联支付书,存根一联备查,支付命令一联交边区金库,通知一联交领款机关;领款机关收到支付通知后,填具三联领款书,留存根一联,以领款书正领据一联交金库并领款,以领款书副领单据一联送边委会;如系由银行汇转,得将领款书正领据交由汇转之分行办事处或营业所交边区金库。金库建立后,各机关经收之边区款,如数逐月上解,避免了坐支抵扣或挪借现象,使边区公款能严密保管与支付统一。[6]57金库作为根据地财政预算资金的出纳机关,在当时统筹统支,保障战时供给、减少支出,杜绝各级政府机关擅自动用公款等不良现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明确规定:励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其他各边区施政纲领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为了实现这一政纲、与贪污分子进行斗争,各根据地政府陆续颁布了惩治贪污犯罪的单行条例,主要有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1939再次修订公布);1940年12月《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5年3月再次修订公布),1941年9月《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2年2月《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1942年10月《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有关这些条例的内容,可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为例略加说明。1938年8月,该条例规定:
(一)边区所属之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者,依本条例处断。凡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经所属团体控告者,亦依本条例处理。
(二)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即构成贪污罪: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
(三)犯上条之罪者,以其数目之多少及发生影响之大小,依下列规定惩治: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百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至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
(四)犯本条例之罪,除依照规定处罚外,应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于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部分,无法追缴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
(五)犯本条例之罪,于发觉前自首者,除依第五条之规定令其缴出所得财物外,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犯本条例之罪者,由地方法庭审判,呈边区高等法院核准后执行。[4]111-112从上述规定可知,贪污罪的主体只能是边区政府的公职人员或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的对象包括公私财物。这种规定使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刑事立法中有关贪污罪的规定在内容上较为宽泛,大体包容了贪污、盗窃、受贿、敲诈勒索、挪用公款等几种罪行。1941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各根据地军民处于严重困难时期,粮食极为珍贵,因而贪污公粮者便构成严重犯罪。
为此,山东根据地于1943年8月制定了《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规定:贪污公粮500斤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300斤以上不满500斤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满300斤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按其贪污粮食数目两倍处罚。针对农村基层政权工作人员的特殊情况,晋冀鲁豫边区冀鲁豫行署还于1943年3月专门发布《关于村政权人员贪污之处理的指示》,明确规定:为了执行政府法令及行政纪律,村政权人员的贪污行为亦应受到处分。但考虑到该地区大多数村政权未经改造,决定除对罪行严重者予以惩办外,一般应从宽处理。撤销其职务,退回赃物并令其在群众大会上承认贪污罪行,道歉具结。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各根据地内的贪污案件均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如陕甘宁边区1939年查获处理贪污案360件,1940年处理644件,到1941年上半年即下降为153件,出现了政廉吏洁的大好局面。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称赞说:“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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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到武汉会战结束,基本稳定了战局。进入相持阶段后,又先后与日军进行了十多次会战,并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速战亡华的迷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论文范文:毛泽东怎样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世界上任何大规模战争,对立双方必定都有自己的总战略,或者叫基本战略。 众所周知,中国抗日战争的总战略是持久战。 这个总战略,是由毛泽东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证的;持久战略也确实贯穿抗日战争始终。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这个历史过程是怎样的?
在国民党没有抗战总战略情况下毛泽东思索了这个问题1931 年日本侵占东北后 , 即逐步向华北蚕食,建立伪政权。 日本全面占领华北的野心已经十分明显。但当时蒋介石仍把通过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放在第一位,对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妥协和不抵抗政策,用蒋介石当年的话说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因此,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方面签订了 《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等一系列丧权辱国协定, 而根本没有考虑抗日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了。
1937 年七七事变后 , 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仍然没有提出抗日战争总战略。 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强敌,蒋介石当时的基本打算是:调动部分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以单纯防御来对付日军,迟滞日军进攻,等待国际支援。 可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华采取了所谓"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客观上姑息和纵容了日本侵华,也打破了蒋介石的美梦。 在国际援助期望落空后,蒋介石仍然没有拿出一个抗日战争总战略。他向北调动数量多于进攻之日军并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但很快就被日军击溃,没能阻止日军向南进军。
淞沪抗战中,蒋介石调动数量占优势、装备也较好的中国正规军与日军对抗,结果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 接着,蒋介石继续组织中国正规军与日本军队作战。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虽取得小胜,但并没有改变全国战场的被动局面。 上海沦陷后,接下来南京失守、太原失守、武汉失守…… 日军一步步侵占了国民党统治核心区,蒋介石不得不迁都重庆,退守西南。蒋介石抗日,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抗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后,仍没能确定一个正确的抗战总战略。
在此情况下,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 胸怀中日战争全局的毛泽东,对中国抗战总战略, 进行了认真思索,并且以超前预见性,最早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总战略。
早在 1936 年 7 月, 即抗战全面开始前一年,毛泽东就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 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 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又说,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1937 年 8 月 22 至 25 日 , 中 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 人 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 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 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 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通过并于8 月 25 日发表了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决定》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 年 11 月 太原失守 ,中国北方几乎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但在南方一线,日军进军虽然迅速,中国军队虽然被动、退却,并有大片国土沦陷,但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日军的设想已经化为泡影。毛泽东细心观察全国战局,在深入思考中进一步认识中国的抗战规律,对于自己早就形成的抗日战争持久战总战略更有信心,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
1938 年 5 月 19 日 , 日 军占领徐州。此时,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 10 个月了,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可以进一步认识战争规律性的东西了。毛泽东开始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 那段时间,毛泽东会客少了,他集中精力收集研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中国持久战略的基本要点进行深入思考,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 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晚上,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经常彻夜不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对抗日持久战的总战略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思考,最终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总的战略思想体系。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总战略进行了系统论证在包括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抗战前景迷茫,中国还没有一个抗战总战略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把自己考虑成熟的抗日战争总战略写出来。
1938 年 5 月 底, 毛泽东开始动笔写作《论持久战》。 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 一开始,毛泽东主要是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 他在写作过程中,主要是针对人们提出的问题以及各种疑虑,一个接一个地分析,一层一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竟然积累起数万字的一部着作,后来定名为《论持久战》。 据当年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在那里思考、写作。 有时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几步,然后很快又坐下来写作。
夜深了,毛泽东饿了,就叫卫士送来一块烤红薯,吃完了继续写作。有一次,毛泽东写作入了神,他的脚挨上了炭火盆,但他竟然毫无察觉。 直到炭火把鞋子烤焦了,满屋子弥漫着焦煳的气味,被卫士们发现,赶紧提醒他,毛泽东这才发觉。 卫士们帮他换了一双鞋子之后,他又继续写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写作,《论持久战》终于完稿了。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用了近 10 天的时间,讲解《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他在《论持久战》中开宗明义地说: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毛泽东首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持这两种论调的人 "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
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 他提出这个论断的根据来自对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情况的科学分析:日本方面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上的寡助。 中国方面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支援中国的。
中日双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接着,毛泽东又引用中外的大量材料,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道理:敌强我弱这种情况没有产生基本变化,在战争一定阶段上, 敌人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我坚持抗战、 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使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在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这也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 只能是持久战。
毛泽东还论述了持久战的 3 个阶段。 他说:"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 3 个阶段之中。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 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备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3 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和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 '流年'来; 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出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 中论述了实现持久战的总方针。
这个总方针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 毛泽东指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而第三阶段中,则是战略反攻战,主要任务是收复失地。 收复失地,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也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
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略成为中国抗战总战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总战略的正式形成。 它的发表,不仅提高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心,而且使毛泽东在共产党内、 在人民群众中、在包括国民党高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和尊重。 在共产党内,就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称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据当年担任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的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泽东英明、高明。
《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民党上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正确,并且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抗战部署,制定基本军事方针,实际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当年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秘书的程思远,曾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 白崇禧深为赞赏, 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据程思远回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国民党高级军官们也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十分赞叹。
应该指出,国民党方面对毛泽东提出并系统论证的抗日战争总战略,不可能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有误读。 例如,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误读为"以空间换时间",因而以大片国土沦陷的代价来推迟日军进攻;将持久战略误读为"积小胜为大胜",却不采取毛泽东提出的积极作战方针,而采取被动防守、节节抵抗的作战方针,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的代价却没能打几场胜仗;只考虑使用正规军作战,根本不考虑发动、组织、武装民众打人民战争,因而正面战场一再溃败,等等。 但是,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否定对日持久作战这个总战略,这是中国的全面抗战能够坚持 8 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更应该强调的是,毛泽东制定抗战持久战总战略,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指导。 事实上,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略的预料发展的。 在经历了毛泽东所指出的 3个阶段后,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 100 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
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后,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一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 》发表后 ,不管是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论持久战》印刷出来后不久,周恩来就从武汉把书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 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进行翻译。 经过宋庆龄等人的一番努力,《论持久战》被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 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特意为英文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 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变成了现实:《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英文版的《论持久战》,斯大林的案头上也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 《论持久战》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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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12到2014年间抗日战争史学研究成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12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 75 周年,2015 年又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自 2012 到 2014 年,学术界出版了大量关于抗战的专着,发表了诸多论文,[1]研究的角度再次拓宽,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展,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出现了大批有特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这期间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对今后的抗战史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关于通史类着作,主要有:薛庆超《从东北沦1正面战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臧运祜《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杨一民《中国的抗战》(蓝天出版社 2013)等。
(二)文献资料性质着作:大型史料丛书类有:孙燕京主编的多卷本《民国史料丛刊续编:抗日战争》(大象出版社 20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地方抗战文献资料类有:湖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济南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资料汇编》(济南出版社 2012)、中共苍南县党史研究室《苍南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永安抗战文化史料》丛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何鸣雷《绍兴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唐润明《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丛书(重庆出版社 2013)等。
(三)抗战口述史着作:叶森《东纵抗战口述史》(花城出版社 2012)、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抗日战争时期大同矿工口述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白涩《抗战亲历者口述》(万卷出版公司 2013)、湖南图书馆《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金诚峰《两岸话抗战》(台海出版社 2013)等。
(四)地方抗战史研究着作:田苏苏《华北抗日战争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李茂盛《华北抗战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杨晓林《永垂青史的滇西抗战》(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曹文奇《风雨同舟战辽东》(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薛岳《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郑洞国《粤桂黔滇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陈长捷《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唐生智《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刘永国《随枣会战》(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3)、谭飞程《赣北兵燹》(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萧培《血战衡阳四十七天》(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敖以深等《黔山抗战起烽烟》(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等。
(五)专题类研究着作:关于抗战时期军事着作主要有:马振犊《惨胜》(九州出版社 2012)、王树林《地下烽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古琳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反空袭斗争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2)、杜聿明《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等。关于抗战时期社会文化着作有:李建平《抗战文化研究 - 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程朝云《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等。另外还有一些着作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其他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抗日战争政治方面研究
1.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研究。杨启金、董平分别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因素与过程。[2]
蒋建农论述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提出、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歧、如何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大问题,重新对中共和共产国际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做出了客观界定。[3]
刘洪英则反对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归属于中国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的任何一方所领导的,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所倡导下的全民族抗战,抗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团结协作、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战的结果。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中国共产党是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从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领导者和直接组织者。[4]
徐玉凤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立场是在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同时保持中共党和红军的独立性并不断发展壮大,但最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支持。[5]
2.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问题。胡大牛以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与实践对国民党的影响为例,证明了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是实现政治领导的根本保证。[6]
汪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与干部教育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路径。[7]
崔晓彤认为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民主党派的民主政治建设三个方面,中共党的民主建设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
徐振光、齐卫平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功能发挥为视角,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实践进行了考察,认为其完善的民主政治主要组织形式,推动了边区事业的顺利发展。[9]
关于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宫正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有着一个逐步发展并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抗日战争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熟。[10]
李小刚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农村中农民群众、干部队伍、革命队伍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趋系统和完善,从而促使抗日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斗志上取得了相应的进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
吴少娴认为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文化教育、业务教育。[12]
3.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研究。董志铭认为党在抗战时期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过勤俭节约的生活、颁布反腐倡廉的法令法规、建立多种形式的监督机制,党政军领导以身作则等将反腐倡廉建设当作关系党和政权建设全局的大事,产生了很好的反腐作用。[13]
杨晨、崔瑞兰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廉政建设的基本措施有:(1)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廉政意;(2)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廉政建设提供保障;(3)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保障党员干部的廉洁性;(4)加强和完善党员干部的管理政策。[14]
此外关于抗战时期党的廉政建设还有郭钦逸《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主要经验》(《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 年第 7 期)、张燕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及启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期)、郑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法制建设研究》(《保定学院学报》2013 年第 6 期)等。
(二)抗战时期军事研究
1.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研究。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黎世红认为: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作用随着其抗战态度不同而发生变化。抗战初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对正面战场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在 1943 年 8 月以前的相持阶段,仍然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此后,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15]
胡西娜从国民党的敌后战场与其他战场的关系、敌后战场对于抗战的作用和国民党敌后战场衰败的原因三大方面对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的敌后游击战的兴衰过程进行了考察。[16]
2.关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兵役制研究。李常宝对抗战期间国统区兵役行政问题进行了探讨。[17]
龚喜林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制推行弊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寇的疯狂进攻造成中国大量兵员的需求、战时经济的贫困及社会组织的弥散使征兵制的推行困难重重;基层保甲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制约着征兵制的顺利推行;而征兵、征工、征粮之间的冲突也使得征兵制的推行捉襟见肘。[18]
3.关于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把增强学者,发表了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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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考察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多年以来,人们在研究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时,多数都是将各种原因并列或分列主次的形式来分析。这种研究取向模糊了妥协与不抵抗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难以深刻揭示张学良对日外交的思想根源。
妥协是国际外交领域的一种外交政策,一般来讲,通常是在客观力量不济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采用的有限退让,迅速息争,以减少损失的政策。张学良的对日妥协就符合这种情况。
(一)敌强我弱战必败的思想
东北是张学良的家乡,也是他势力最深厚、影响最大的地方,张与东北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更有着强烈保卫东北的愿望。但是,敌我力量相距悬殊严重影响了张学良的对日政策,使他很早就形成了对日忍辱负重以求他日报仇雪耻的思想。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对日本军事力量的评价就是,日本“群机狂飞,多艇跃水,……他的一切军备都强于我们”,[1](p291)因此,对于日本的威胁性行为,应该采取忍辱退让的态度。他把东北比喻成一个面对恶霸(日本)欺负的孤儿,“现在打不过他,闹出事故,他要借口来屠杀。千金之躯不死于盗贼,我们记住仇恨,发奋图强,绝有报仇雪恨之日。”[2](p301-302)所以,在发奋雪耻的思想下,张学良一面对日本保持谦恭的态度,维持亲善关系;一面积极发展东北经济,并改旗易帜,为御侮做积极准备。
东北易帜后,国家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是,中日间力量对比仍有差距,张学良认为,如果对日本采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3](p297)敌我力量的悬殊,使张学良“常以忍耐对付日本领事馆警察、军事部署及其他的不法行为”,是促成其“不与日本斗争”政策形成的最主要原因。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中也指出中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并指出战争的胜利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张学良对中日力量敌强我弱的判断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判断不仅是张学良得出必须妥协的唯一依据,而是还与张学良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判断有关。
(二)先息内争以御外侮思想
面对强敌,必须最大限度的凝聚自己的力量。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处于分裂混乱的局面当中,自顾不暇。攘外还是安内成为必须面对的选择。张学良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把国家统一当作御侮的必要条件,这就使他把息内争当作当务之急而动摇了对日斗争的坚决性。
早在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因东北处于日本的威胁之下,他很早就形成了“如欲抵抗外侮,必须国内统一。”的思想。[4](p88)从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到中原大战中对蒋介石的支持,都说明张学良的活动皆遵循这一思想。1930年9月10日在东北军入关前,张学良曾说:“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国内统一,早日停战。”[5]
1931年5月22日当国内对工农红军的武装围剿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也曾经指出:“我国今日最切要之图,莫过于和平统一。”[6](P461)可见,在张学良心中“统一”是“御侮”的重要条件,并且赞同以武力为主要手段实行统一。
然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所期望的“国家统一”并未实现,中国仍然处于分裂混乱之中。国民党方面,1931年4月,以蒋介石拘留胡汉民事件为契机,广东派另立国民政府,强烈抨击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南京(宁)、广州(粤)、上海(沪)等各地,分裂成为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中心的各派势力。胡、汪呼应批判蒋介石“独裁”,要求他下野。共产党方面,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并在1931年11月7日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更是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对于国内的分裂局面,张学良认为:“非戒除内战,无一保障统一;非剿灭赤匪,无一克定社会。”[6](p464)坚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主张尽快在政治范围内解决国民党内部问题,坚决以武力剿灭共产党,希望迅速实现国家统一以御外侮。
在1931年9月2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接见北平市民时说:“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之下,我敢云此事不会发生。”[6](p496)在此后的过程中,张积极支持蒋的剿共事业,甚至在东三省情况危机时,张学良仍然坚持不让蒋介石返回北方主持对日战事,否则“剿共事情,功亏一篑。”对当时的张学良来说,抵御日本侵略的关键是安内,安内的当务之急是剿共。这种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促使他走上了对日妥协,支持蒋武力剿共的道路。
(一)全国抗战的思想
对于来势汹汹的日本,张学良虽然惧其强大的实力,认为与日作战中方必败。但是,基于爱国、爱家乡的热诚和对日本的义愤,他又不愿意坐视东北沦丧而置之不理。张在对日妥协还是抓住一线希望全国抗战中徘徊难决,最后他将南京政府的态度---是否进行全国抗战作为最终的决定因素。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召集重要将领开会时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2](p428)张的这种矛盾态度,使他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南京政府的决策,无论是战与不战都能安心接受。张的全国抗战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抗战要求,不如说是难以决策时的一种推诿。将难题交给中央政府,同时给自己不事战守的失职以开脱。
面对强势日本的侵略,张学良提出全国抗战的口号是合乎时代要求的。“东北即全国人之东北,断非一人之力,可胜保卫之责。”[6](p200)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中央政府当然负有保卫的职责,而且由于日本的综合国力强于我国,只有实现全国抗战才能增加胜利的把握。在这一方面来说,张学良提出全国抗战的口号体现了其对日抵抗的良好愿望和要求。
但是,把实现全国抗战作为抵抗的必备条件,非全国抗战而不局部抗战,完全放弃地方长官镇疆守土的职责,则是张学良珍视自身利益的结果。从当时国内形势来看,张东北易帜后,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但是实际上是一种“分治合作”,就像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他(张学良)已经改换了他的旗帜,但要尽可能保持他在东北的实力和实权,他的易帜原来只是为了应付日本,他要中央政府支持他,并不真想把东三省的控制权交给中央政府”.[8](p41)这就使蒋张之间存在一定的猜忌和防备心理。对张来说,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单独对日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必败,败则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自身实力也会受到重创,会严重影响其政治地位,有为渔翁得利之嫌。并且作为东北地方长官,张学良对其所属的东北军子弟兵有着很强的个人感情,不愿意他们去做必死之事。出于这种考虑,张坚持把全国抗战作为其抵抗的必备条件,即“玉碎(全国)可以,瓦碎(东北)就不必了。”
(二)以不抵抗换和平的侥幸心理
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已使张本不坚决的抵抗之心完全泯灭了,摆在他面前的是无望胜利之路,另一个就是怎样减少损失的方法。抵抗难行,妥协已成必然。没有坚强的武力作后盾的一意求和,很容易将一切可能有利的因素夸大为救命稻草,成为论证其妥协的根据之一。这种情况下的对日妥协很容易滑入完全放弃积极努力的误圈,张对日推行绝对的不抵抗就是这种片面夸大的结果。
首先,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及其对军部的制约能力的夸大。
虽日本的侵略政策是既定的,但是国内意见并不统一,日本政府对发动对中战争持反对意见,军部虽然有宣战热情,但是并没有统一的计划。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从近期看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据日本军部人员的供词中说明,九一八事变的当晚仅是几个军官的个别行动,并没有统一的计划。只是事变发生后,得到了军部的默认。通过对日本国内不统一情况的了解,张学良更坚定地认为近期发生的挑衅事件,是局部事件,可以通过谈判、让步来得到解决。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态度。他以往的对日交涉经验使他相信,只要措施得当,策略得法,是可以把眼前的危机应付过去的。
“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在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2](p431)其次,对国际联盟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和诚意的夸大。
在事变发生前后,诉求国联以公理解决的呼声很强,这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9月20日召集学者、名流、政客及部属等人的会议,会上主要意见仍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3](p575-576)这种思想对张有很大影响,他在公开言论中,也多次提到要诉诸国联,如1931年9月19日上午10时,接见大公报记者云:关于沈阳新闻,“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截至上午6时半,“秩序未坏,我方官民,悉不准抵抗。”“仍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日方发表盖谓我军破坏满铁路轨,绝对无有其事。
盖我方避人挑衅之不暇,岂能出此?”[3](p575)从事变发生前后张的言论来看,他确实对依靠国联解决争端抱有很大的希望,并成为其实行不抵抗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张学良的政治阅历也是导致其下令不抵抗的因素之一。
虽然有材料说明南京政府命令张学良“力避冲突”的命令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对东北的挑衅指出的,并不是真正命令对日军的侵略行为不予反抗。但是,从事变后南京政府一心诉求国联的作为和言论来看,以及之后对日军蚕食华北的反应来看,其对日妥协的总体方针和张学良并无不同。故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只是妥协大背景下具体策略的延伸,而这种策略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张学良政治阅历的缺乏。
妥协是国际外交领域的一种外交政策,不抵抗则是妥协政策下的一种具体策略的运用,是妥协发展的极致。我们不能苛责张学良对日本的进逼采取妥协政策。长达八年的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说明,对日战争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以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力量想最终挡住日本侵华的铁蹄何异于螳臂挡车?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张学良从自身阶级立场和政治地位出发把全国统一放在首位,力求全国抗战,对日暂取妥协政策,是较为自然的一种做法,我们不能让他超越阶级界限把抗日希望寄托于广大民众身上,那么妥协是在他所处的情况下自然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但是,在妥协的具体方法上张是有失误的。无论具体策略如何运用,都要服从于整体战略或目标,即减少损失并最终打败侵略者。妥协并不代表无条件的让步,甚至放弃抵抗,相反,以积极的抵抗促进最后妥协的达成是较为常用的方式。但张学良的妥协更类似于走投无路下的听天由命。自身没有做任何积极努力,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外力上。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增加了不必要的损失,也使自己军事上遭受巨大损失,政治上也蒙上了难以洗刷的污点。
[1]方正等。张学良与东北军[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2](美)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册)[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3]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G].北京:中华书局,1961.
[5]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G].北京:中华书局,1961.
[6]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一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7]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二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8]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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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中,为人处世的基本点就是要具备人格魅力。何谓人格魅力?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人格。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和人的能作为权力、义务的主体的资格。而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个人能受到别人的欢迎、容纳,那么他实际上就具备了一定的人格魅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抗日时期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人格魅力和深远影响的时代巨人之一。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的不拘一格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以及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高瞻远瞩、勇于创新;意志坚强、不怕牺牲;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豁达开朗、宽宏待人和团结奉献精神尽展人格魅力。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迄今仍是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支撑和不竭的动力之源。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人格魅力;探微
抗日战争敌强我弱,为了战胜无论是在综合国力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比中国强大的日本,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在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确立了抗战主旋律和发展方向。他指出:“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另外“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能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不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地位;而我方,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能力比较弱,但其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大国际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援助中国的。”
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进而在军事战略上明确提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的,而不能是速胜的,确立了抗日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中国革命正是依据了这一理论创新来指导中国抗战,一步步积聚力量,克服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考验,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动力?是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对革命胜利的憧憬!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作保证。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领导才能。正是这种精神吸引和团结了广大军民,成为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曾说过:“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令人钦佩的是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面对无数次的困难和挫折的挑战,反而能激起他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去拼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在逆境中造就出来的伟人。毛泽东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头野牛,那末我们中国在山西的几万大军正在这牛的背后拖着牛尾巴,阻止它南下。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在抗大期间,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科学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八年抗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贫弱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凭借着这种面对强敌,舍生忘死,顽强奋战,前赴后继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在危难中苦斗在绝境中奋起,战胜了在经济、军事力量上远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扩大,它将激励着中华儿女矢志不渝,勇往直前。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时,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出生于贫寒家庭同学。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练意志,培养了不畏劳苦,百折不挠的精神。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安贫者能做事”。如抗日战争中根据地缺衣少食,日用品匮乏,困难到了极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党一方面领导抗日军民开展积极的生产自救工作;另一方面,毛泽东以身作则,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留下好传统、好作风,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的抗战,表示出我们的民族有这样一个作风,就是不怕一切困难,坚持下来。这就保证了我们的胜利。”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作风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精神使人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奋发向上,去创造奇迹。抗日战争中艰苦奋斗精神已成为一种民族精神,它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将一如既往地成为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
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表现出的才能、气质、性格及道德品质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与下级干部、一般群众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对革命同志的爱与尊重是平等的、轻松的,更是富有情趣的。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能够体现毛泽东人格魅力的性格特征是多方面的,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延安时期挽救运动中冤枉了一些同志,他主动出来承担了责任,还脱帽赔礼道歉。有一次雷击死了人,有人说怪话,“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他制止了,并通过这件事了解到是公粮征得多了,农民不满意,于是决定减轻农民负担。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他指出:“在党内外要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同时还说“对于这些,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由于毛泽东对待别人的批评抱有如此豁达的态度,因此,在领导革命的狂涛巨浪中始终能够正确分析形势,正确制定方针政策,满怀豪情的预见中国革命将必然胜利。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可以为书痴,为书狂,可以为了读书而不吃饭。他的卧室、办公室都放着书,就是每次外出开会也带着书。战争年代每一次转移都要精简行装,毛泽东什么都舍得精简,就是书舍不得。毛泽东读书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哲学、史学、文学……只要他碰到,都要拿来读读,而且一读就是全部内容通览。他指出:“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就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毛泽东不仅好读书,会读书,而且每一本都要做笔记,写感想。真正实现了融会贯通。他在关于整顿三风中提到:“水手是世界上游历最广的人,天天都在走,周游全球,但只是走不写笔记,经验就总结不起来。”正是由于这些,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一整套适应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路线和政策,将改造世界的蓝图付之实践,最终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江泽民同志也深刻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胡锦涛说:“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励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他所倡导的民族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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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进行的14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同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从张学良口述史论其抗日爱国思想演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27年夏,日本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其用意是将中国东北分裂出去,变成日本的殖民 地。这一决策竟然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国策。会议之后,日本制造了“满蒙悬案”,强迫张作霖进行“满蒙交涉”,妄图攫取在东北的更多利益,以达到全面地控制东 北地区的目的。但是,令日本意外的是1916年以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始终不肯执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并且还通过省长或各县知事下达了 一系列《东北官宪排日法令》。于是,日本把张作霖视为日本在满蒙条约上利益受损的阻碍,很是恼火。由于无法容忍,最终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炸死。此后,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执掌东北军大权。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声名显赫、富有传奇色彩的 人物。虽然学界对他的研究成果是众说纷纭,但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是张学良先生在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却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自1928年东北易帜到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也正是张学良对日态度的变化,促 成了一系列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事件的发生。“近代社会的动荡和变化,激发了张学良高度的民族良知和爱国热情,他决心消除内乱,促进祖国统一。”西安事 变后,他被禁锢了半个世纪,终于在其晚年时,将自己的真实人生讲述了出来。“目前以口头访谈作为访求历史史实的路径,已成为史学界搜寻、运用史料的一个组 成部分,并被纳入学术研究之中,且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近20年来,围绕着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其中,管宁、张友坤、毕万闻、唐德刚等 人著录的《张学良开口说话》《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等多部学术著作深受关注,这些为张学良及其政治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史料。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承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并且通电全国,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关于东北易帜的原因,在《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 之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国难家仇促使张学良决心抗日,但又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认识到要御外侮,报父仇必须谋求全国的统一,一 致对外。”其实不然。当时,奉系的实力并不软弱,甚至可以说是强于南京的实力。正如张学良的部下卢广绩先生在一次接受外媒采访时曾说过:当时的奉军是30 万人,此外,还有海军、空军,而蒋介石却只有20万陆军。从实力上比较,即使不与蒋介石争雄,也是没有必要服从于南京政府的。从《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我们 发现:张学良承认,是父亲的遇害更加坚定了其实行易帜的决心。但在此之前,他一直都主张国内统一,认为中国的统一是国家不被欺辱的根本。可是,日本曾多次 拉拢张学良,要支持他在东北做皇帝,但遭到了张学良的多次回绝。正如他在自述中提到:与林权助的一次交流中,明确表示自己是中国人,是不会受日本人摆布 的。因此,日本人产生了要对付他的企图。
如此看来,张学良易帜并非是因为自身实力不足而联合南京国民政府,而是出于爱国情怀。 日本对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觊觎,深深触动了张学良的爱国之心,易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全国统一抗日。唐德刚先生对这一事件评价是:“学良于1928年底的 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223
在民族危急关头,张学良把民族 大义置于眼前,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进行易帜,维护了祖国统一。从此,张学良的思想由军阀割据进入了军阀分治的爱国统一阶段。由此,东北易帜“这一行动挫 败了日本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爱国行动,是张学良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换而言之,张学良一腔爱国热血及其 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是东北易帜的根本原因。
“东北易帜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性质是爱国的、进步的,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
张学良拥蒋、助蒋统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既危害到日本的利益,也促使东北地区的防务变得松弛。这时,日本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意图明确,要占 领东北全境,这对张学良来说是致命打击。按常理推断,实力雄厚的东北军在事变发生之后,应该全面对敌。但事实上,张学良非但未带领东北军进行抵抗,反而放 弃东北退守关内。在一些文章中,有的学者谈及到:对中村事件处理时,蒋介石曾向张学良训示—东北军面对日军在东北的任何挑衅均要采取不予抵抗的政策以避免 冲突,并要求这一政策在东北军中得到贯彻。多年以来,每当谈到“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根源就是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然而, 张学良在其自述中却多次强调:“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原因在于他自己,并非蒋介石和国民中央政府。在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到“台湾”采访张学良,当 他谈到“九·一八”事变时说:“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 下达过不抵抗指示。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后来,很多学者曾经推测,张学良之所以将东北沦陷的责任揽于自己身 上,是因为自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的处境决定了其言论,张学良的说法并非本意。直到张学良在迁居美国之后,依然坚持他当时的判断,认为日本人不会占领中 国。所以,为了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下了不予抵抗的命令。这与张学良在台湾时期的说法是一致的。另外,他还在多次的访谈中对坊间 传闻的一些事情做了澄清和更正。例如,在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记录与张学良的一段谈话中,张学良对不抵抗的事情进行了郑重的声明:很多书中一些人所说的 国民中央政府下令不抵抗是不实的,那个命令是他本人下的。他还说,因为以往处理日本的挑衅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没有预计到日本人会有如此心 思。作为封疆大吏,历史的责任在他。但在其口述历史中,又为其自己辩解,他的不抵抗并非是内心上的不抵抗,而是对时局的判断错误。张学良在自我反省的同 时,也为自己辩护:既承认“判断错误”,却又否认“不抵抗”。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根本原因,张学良的自 述给我们提供了有利的依据。虽受时局影响,但其心可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背井离乡,非其所愿。他认为政府与国联的力量是可以解决日本动武这一 问题的,所以放弃了抵抗。对此,他在口述历史中谈到日本奉还家产的问题时说:“要还,你把东三省还给国家”。也就是说,张学良当时认为,政府出面解决相关 问题,通过国际会议或者其他交涉,东北是要“还的”。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应该是本着维护国家统一,认为面对日本的“挑衅”要上升至国家层面来解 决。正如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表示,日本“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所能应付”,中央政府才是有能力解决事情的。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超越了 军阀分治统一的爱国阶段。张学良应该是经受军阀割据思想与政治统一思想的碰撞的煎熬的,既想收复东北,又想要谋求国家的统一。尤其是热河抗战失败以后,张 学良辞职放弃东北军的领导权,更加说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已经告别了易帜时期的爱国合作分治思想。
张学良辞职之后,赴欧洲考察,受到欧洲各国政治军事局势重要影响。他对国际局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欧洲各国反战情绪高涨,但大 战依然迫在眉睫。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东北问题依靠国联是不可能解决的,国民政府所提出的对日作战“准备期”是“无限期”。恰恰在此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 进一步侵略与扩张,利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甚至于文化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绑架。于是,张学良对时局进行了认真而深入地分析,确定了立即对日作战的 思想。此时的张学良,认为国内统一是抗日的必备条件,主要的想法还是与蒋介石趋于一致的。在归国后,他回答上海记者提问时明确地表示:“本人之意,惟望国 内和平统一,方能救中国。”2“张学良的落脚点始终是希望蒋介石能够统一救国,励精图治,收复被日寇占领的东北失地”。同时,张学良同意“攘外必先安 内”,并且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虽然张学良在这一时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不抵抗政策的失误,但是,他所希望的还是以国家的统一作为收复东北的前 提,将国家的统一与自己的抱负联系在一起。
直到1934年3月,张学良在武汉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调集旧部开赴西北地区与十七路军协同 作战,剿灭“匪患”。这也是张学良这一时期主流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坚信国家统一才是抗日的基础,“不安内,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 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所以,为着我们民族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以剿灭赤匪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此后,张学良带领东 北军围追堵截红军,希望通过剿共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并扩充自身实力。但在三个月的战事中,张学良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反而损兵折将,这给张学良以 极大的打击。此外,最让张学良难以接受的是蒋介石想要削弱自己,其意图明显,如减发军饷、取消被歼部队番号等,这些令张学良悲愤不已。“这个事实再次教育 了张学良,使他不仅看穿了蒋介石驱使东北军进攻红军的险恶用心,在于使其两败俱伤,而且认识到内战不已,抗日无从谈起。”由于剿匪的结果与张学良的初衷相 悖,所以,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与安内攘外的政治主张开始出现了激烈的碰撞。张学良在其自述中谈到:他与蒋介石的冲突就在于前者主张攘外安内,而后者主张 安内攘外,两人的争吵的根源也在于此。在国民党“五大”期间,张学良就已经开始谋划新的出路。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在抗日爱国的思想驱使下,对蒋的 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蒋介石思想的守旧与反动,他决定要挑战“领袖的权威”。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时,在国内公开发表,呼吁“停止 内战”“抗日救国”,即“八一宣言”。宣言的主体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张学良也由此看到了共产党的对日主张。1936年1月,张学良秘密到上海找到了进 步人士杜重远,开始与中共取得联系。中国共产党得知张学良抗日的想法之后,决定团结张学良及东北军。1936年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 德怀等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了东北军大多数是爱国的,红军愿意与东北军互不侵犯,合作抗日。1936年3月, 张学良通过上海地下党李杜认识了刘鼎,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确定肤施会谈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并将会谈要点电 告张学良,希望张学良也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真实想法。最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会谈上对停止内战问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红军集中到河北抗日问 题、派代表赴苏联问题、通商问题等,初步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学良 对联共抗日的期待。他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可以说我们俩一见面,我当时我答应了周恩来。”155由此可见,张学良已经坚 定抗日救国的决心,那么,西安事变也就成了历史必然。
当时,张学良的思想变化是由内外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张学良为了不再无故损耗东 北军的实力,不想再与红军正面冲突,产生了以和平代替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之间问题的想法;二是,中共在张学良举棋不定的时候,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来促进他 的思想转变,进一步动摇了张学良剿灭共产党的意志。到了1936年的下半年,张学良多次劝谏蒋介石“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 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1。这些说明,此时的张学良已由原本的先安内后攘外思想转换到全民族抗日上来了。特别是华北沦陷,更加让他看到,不仅 是沦亡的东北难以从日本人手中收复,而且整个中华民族都面临着被日本人灭亡的危机。于是,张学良便开始梳理自己的思路,调整了先“救亡”而后“救国”的思 维次序,逐渐抛弃了原有的“统一抗日的爱国思想”,从而转变为“全民族抗日的爱国思想”。这也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根源。唐德刚教授在采访张学良 时问到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时,张学良说:“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1这充分说明了张学良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深刻性与坚定性。
口述历史,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记述历史的方法,是一种可以更真实、更深刻、更具体地反映历史的方法,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其他史料所不能提及的一手资料。对 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对于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及其价值,学术界也是褒贬不一。中国人民大学张同新教授认为:“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基本 上没有记述者、著述者个人的格外加工、修饰,能够完整地保留了张学良口述的原意。它的优点在于给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原原本本的历史资料,给持有不同观点、不 同学术风格、从不同角度研究张学良的学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温州大学教授王海晨则说:张学良口述历史已经有几个版本在坊间流传,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有 的说,价值不大,没什么新东西;有的说,乱七八糟。王教授认为:张学良这百年人生中,老人“锁嘴”半世,90高龄之时,“竟然还有勇气将他一生的经历、感 受,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已经非常难得了! 而史家所需的正是这半个多世纪前的‘老观点’。”当然,对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很多人也都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发起者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部分学者,能否克服晚年的张学良浓重的东北话口音以及嗓音不清等问题、美国学者是否真正了解东北的近代历史,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张 学良在多次公开访谈、口述纪实以及应哥伦比亚大学学者之约口述历史中,其主流思想的演变是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也就是说,利用张学良口述历史研究其自 1928年到1936年间的抗日爱国思想的演变,依据充分,翔实可靠。
张学良说过:“人的思想永远是随着时间或空间变迁……只有随时随地把自己的思想记载下来,才能充分的了解自己,而且由于前后印证才能找出本人思想变迁的痕迹。”270我们研究张学良在中国近代的抗日爱国思想变化时,发现张学良思想的变化是具有稳定的思维逻辑关系的。
(一)张学良的爱国情怀
张学良的爱国情怀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具有时代和个人特色的。由于所处地位的特殊性,张学良认为自身具有充分的资本去爱国,他将封建军阀的地方主 义与忠君爱国相结合,形成了合作分治的爱国思想。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张学良丧失了地理空间上的支持,他的爱国思想转变为统一爱国思想,力图以全国地域的统 一换取东北地域的收复。但是,事实与张学良的设想产生了极大的反差。随着国际与国内形势的恶化,张学良所谋求的全国统一环境下的抗日局势难以形成。于是, 张学良只得顺应历史潮流,成为了爱国统一战线的拥护者。同样,迁居美国后的张学良,在90岁高龄时还依然心念国家,愿意为国家、为人民尽其力量,依然保持 着青年时代的情怀。纵向考察张学良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其一生中,爱国情怀是其思想中的主线。张学良是忠诚的爱国 者,正如其所说,“我不敢用‘爱国者’三个字,我倒是愿意接受”502。也正是这种无私的爱国情怀,促成了历史变革时期重大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 发展方向,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千古不朽的人物。
(二)张学良的仇日情节
张学良的仇日情节,没有他人的灌输,也非书 本中所学。他自幼就目睹了日本在东北的暴行,特别是成人以后遭受了多次打击,使得他更加憎恨日本。众所周知:父亲张作霖、儿子张闾琪都是死在日本人的手 中,他所管辖的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他本人也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面对这些,张学良曾说:“我自己的整个毁灭是出于日 本。”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从小就有仇日情节,他在骨子里对日本就是憎恨的,尤其是再加上杀父之仇、夺家之恨,张学良对日本的憎恨已经激化为不共戴天 的仇恨。“打击与抵抗日本侵略者”便成为了1928年以后的张学良政治思想与活动的重要核心内容,也是其一切政治与军事活动的主要目的。在1990年日本 媒体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曾反问日本记者:日本为什么将东条等人作为英雄而不是罪人?一位笃信基督半世纪耄耋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宽 恕日本,无法释怀心中的仇恨。由此可见,1928年之后的张学良政治思想中的仇日情节有多么浓厚、影响又有多么的重大。东北易帜是为求得统一,打破日本对 其威逼利诱;西北“剿匪”是为安内而后攘外,收复东北,匡复河山。但是国力不足、难以助其实现匡复东北以报国恨家仇,再加之“仇日情结”的不断升级,最终 产生了联苏联共发动事变的想法。换而言之,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张学良抗日爱国与政治现实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由此看出,张学良对日本的仇视态度影响了他 在诸多事件中的决策。
(三)张学良的本性使然
张学良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行动均是以“良心”为基本原则的。张学良在其自 述中以及诸多的电文演说中,经常强调人的本性应该是善的,人要讲良心。在他看来,“良心”是每个人区分善恶的能力,有良心者为善,去勇敢地做正确的事情。 张学良就是这样“本良心做事,为社会服务”182。同样,在东北治理方面他也是秉承良心,维护东北安宁,保护东北民众。在张学良的人生哲学中,良心是本性 使然,凡是符合本性要求的要尽量去做;反之,则要尽力克制。张学良本性根源于其成长时期的教育与实践,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标准与____普世 救人的实践观结合起来。在不断地磨砺中,他形成了以“忠孝仁义”为内核、以“普世救人”为目的、以“豪侠豁达”为外在表现的性格特点。这也是其本性的基本 要求和思维逻辑中的良心准则,这对张学良其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
综上而言,张学良政治思想体系是以良心准则为基础、爱国主 义为核心、仇日情结为发展动力的。日本学者西村成雄曾称赞张学良是“典型的集建设近代国民国家(救国)和救中华民族(救亡)双重课题于一身的政治家”。同 时,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双重变奏的历史环境下,其任何行动并非其冲动而为,都是在历史客观因素的推进下引起其主观思维变化。也正 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张学良的行动决策虽然判若两人,但其抗日爱国思想基础是一脉相通的。“少帅要求抗日,要求与共产党合作 却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出自爱国的动机。”准确地说,张学良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其抗日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一颗赤子心,滔滔中华情。张学良以伟大的牺牲 精神,换取了国内的和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改变历史的伟大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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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多数大学生在遭遇心理问题时,即使在能够获得专业帮助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向心理咨询专业人员求助,致使心理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因此,如何改善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帮助他们有效地应对心理危机,已成为心理健康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的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目的:了解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和应对策略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探究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方法:运用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男生大学生在心理求助态度中的需要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2)文科学生在需要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理工科学生,理工科学生在预期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文科学生;(3)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4)心理求助态度在预测应对策略的两个维度时都是显著变量。
大学生心理健康及其心理健康教育一直是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大学阶段是整个人生发展阶段的关键期,是学生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期,个体在心理发展上发生着巨大变化,面临学习、生活、人生规划、情感等方面的挫折和困惑,极易出现诸如抑郁、自卑等心理问题。大学生在面临这些问题时,性格各异的大学生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有的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主动向他人或者专业人士求助,及时解决困惑;有的则选择逃避问题,悲观或极端面对。如果大学生能够顺利解决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难题,就会掌握到处理问题的策略和方法,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否则,学生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问题,对其社会、家人和自身而言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目前我国各大高校在就如何改善大学生寻求心理帮助的态度、有效地应对危机上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了解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分析持不同心理求助态度大学生的应对方式,探究大学生的求助心理,对帮助解决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困惑至关重要。
2.1 对象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从某师范大学的大一到大四共选取被试330名,有效回收问卷281份。其中,男生83名,女生198名;大一学生66人,大二99人,大三54人,大四学生62人;独生子女103名,非独生子女178人;文科164人,理工科117人;家庭所在农村219人,家庭所在城市62人。 2.2 研究工具
(1)大学生心理求助问卷:量表包含20个题目,4个因子,分别是预期、需要、接纳、信任,主要指标是总分和4个因子分,适合我国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的调查,它的内部一致性系数a为0.8(p<0.01),分半信度系数为0.74。
(2)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包括20个条目,采用多级评分,结果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和消极应对平均分。重测相关系数为0.89,a系数为0.9;消极应对量表的a系数为0.78;效度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对因子模型作方差极大斜交旋转。
3.1 求助态度、应对策略的描述统计
如表1和表2所示,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总分均值为27.929,标准差为6.633;应对策略总分均值为0.005,标准差为1.303。
3.2 心理求助态度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发现:不同专业的被试在预期和需要上差异显著,结果如表三所示,理工科生在预期得分的均值上显著低于文科(t = -2.011, p<0.05),而理科学生得分均值显著高于理工科学生(t = -2.006, p<0.05);男女大学生在需要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得分(t = 3.735,p<0.001)。另外,男生在接纳、信任维度上得分也略高于女生,但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应对策略的两个维度(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上,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和专业差异。
3.3 相关分析
心理求助态度及其各维度与应对策略之间的相关分析如表4所示,心理求助态度总分与应对策略总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204,P<0.01)。心理求助态度总分与应对策略两维度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积极应对与心理求助态度中预期、信任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与需要、接纳、信任呈显著正相关。
3.4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各因子及总分与应对策略各因子及总分之间的关系,将心理求助态度各因子及总分作为应对策略的预测效标变量,以逐步进入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预期与接纳在预期应对倾向时都是显著变量,两者的显著性P均小于0.001。预期与接纳两个变量的联合解释量为44.5%。从回归方差分析对回归方程的检验结果看,F值达到极显著水平(p<0.001)说明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T检验表明,接纳对应对倾向起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预期对应对倾向起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由此得出以下回归方程:应对倾向= 0.80-1.67*接纳;应对倾向=-0.15-0.16*接纳+0.10*预期。
4.1 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在本研究结果中,在心理求助态度总分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仅在需要维度上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与以往研究结果不符。在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接纳、信任维度上,男生得分也略高于女生,但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其他维度均偏向中性,也可能与社会所赞许的男性处理问题、情绪表达的方式有关,女性可以比较随意地表达自己的不良情绪,而男性在面对心理困扰时,更多采取自己解决心理困扰或压抑的方式,这就使得在实际心理求助上,男性对心理求助态度的需要得分高于女生。此外,在互联网、电子产品高度发展普及的时代,网络交流成为普遍流行的交流方式,人们都通过QQ等交流工具向朋友、网友表达发泄情绪,因此在总的心理求助态度上,性别差异呈现不显著的结果。
不同专业类别的学生在心理求助态度中预期、需要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因为文科学生擅长表达、喜欢和别人沟通,理科生谨慎内审,遇到心理问题时,文科学生便比理工科学生有更高的心理求助需要。
4.2 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的关系分析
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倾向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积极应对与心理求助态度中预期、信任呈显著正相关,与需要、接纳呈负相关但不显著;消极应对与需要、接纳、信任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心理求助得分高的大学生更容易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这是因为大学生在面临困境时通常对自己处理问题缺乏信心,过度依赖他人解决心理困惑,向他人寻求心理帮助的需求高,而自身实则是消极躲避。因此,各大高校在心理咨询辅导中,应着重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个体积极面对并解决心理问题。
应对策略中积极应对维度、消极应对在预测心理求助态度时都是显著变量,一方面,心理求助态度可以直接预测应对策略;另一方面,应对策略还可通过其他变量直接或间接影响心理求助态度。接纳程度高的个体更容易消极应对,这与以往的研究不符,可能是因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出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其心理状态更加复杂,面对问题时个体欣然接纳可能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个体消极应对,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大学生面临困扰时风平浪静,而后却做出自杀等不可挽救的过激行为。这为各大高校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危机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定期心理测评,对辅导员进行心理咨询培训,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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