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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学家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艺术之研究都极重视《庄子》,与庄子并称“老庄”的老子在美学、艺术上的受关注度却远逊于庄子。如李泽厚、徐复观两位美学家分别在其代表作《美的历程》与《中国艺术精神》中,都对庄子着墨甚多,对老子则基本略而不谈。老子美学的地位及影响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些年,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兴盛和研究视域的开拓,老子哲学亦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当前老子美学的研究仍多固守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狭隘视域,如固执于老子思想的“唯物唯心”之分,止步于老子对中国美学古典范畴、命题的影响,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至于老子美学于我们,仍是一片“混沌玄冥”之域。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及艺术的影响与庄子一样,是根本性的,甚至比庄子的影响更为广泛而具体。老子美学不仅仅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人对艺术的创作、欣赏和品评,甚至影响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存在形态。
先秦思想对于后世美学与艺术有重大影响的,一为儒家,一为道家。老庄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就美学与艺术领域来讲,庄子显然更为现当代美学家看重。徐复观说:“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1]4李泽厚亦说:“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家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2]56与老子相比,庄子对治国用兵远没有那么有兴趣,对“卿相尊位”也傲然视之。庄子倒是对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更感兴趣,常常逍遥于山水之间,徜徉于林木之下,见天地之大美,悠然忘返。关于道的“本质”与“起源”,庄子虽有议论,然而他更关注现实人生的悲欢,发出“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乎,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的感叹。可以说,庄子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睥睨万物、淡去利害荣辱、遗世而独立的伟大人格,更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醉心于山水、隐逸于林间、忘情于自然的纯真艺术心灵。虽然如此,笔者认为,老子是道家源点,庄子从时间上晚于老子且不提,更重要的是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3]。老子对于中国古代美学及艺术之影响,实不亚于庄子。首先,老子美学不仅是后来“妙”、“气”、“象”、“淡”、“味”、“朴”、“自然”等大量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起点,更是后来“得意忘象”、“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澄怀味象”、“道法自然”等中国古典美学核心命题的思想渊源。其次,老子“有无”、“奇正”、“美丑”、“黑白”、“虚实”相互辩证统一的思想直接启发、影响甚至决定了后来中国古典艺术的技艺实践和存在形态。其三,《老子》“直观万物”的“体道”方式和“以象论道”的诗意表述方式,不仅启发了历代美学家和艺术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审美倾向,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古典美学不同于西方“系统化、理论化”的诗化美学形态。其四,老子美学所体现出来的“母体崇拜”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影响深远,中国美学对于“阴柔美”的认同、欣赏与老子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老子美学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实比庄子更为广泛、具体、深远。可是为什么不是老子,反倒是庄子受到当代美学家更多的关注呢?概由于老子思想太驳杂。《老子》虽只五千言,其思想却远较庄子驳杂,既有关于“道”起源的探讨,又有关于现实人生的忧虑;既有小国寡民、返璞归真的隐逸理想,又有治国用兵的谋略之术;既有对虚假的道德、仁义的批判,又有对人蒙蔽于感官欲望、知识成见以致逐物不返、不见本真的深刻洞见。对老子最有微词的,是其思想中有关治国用兵的权谋之说。宋儒多认为《老子》实为“君子南面术”,甚至阴谋诈术;钱穆亦说:“庄周乃一玄想家,彼乃凭彼所见之纯真理立论,一切功利权术漫不经心,而老子则务实际,多期求,其内心实充满了功利与权术。”[4]121显然,他也是把老子当成一阴谋家。这样就很难把老子与超拔出尘的美学、艺术联系起来。因此,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巨大影响,很容易让人误判、轻视乃至忽视。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庄子主要的思想,将老子客观的道,内化为人生的境界。”[5] 389侧重在自然、现实人生中寻找慰藉与解脱的庄子,显然比侧重宇宙玄思和政治军事的老子更能在美学与艺术上引起后人的共鸣。
当前关于老子美学的研究,笔者认为问题主要有二:其一,长期以唯物、唯心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方法进行研究,思想僵化,方法陈旧,未能打开新视域,开拓新局面,以致鲜有创获。如有学者认为:“老子说:‘有物混成’,又说‘道之为物’,这就是说道是一种物。‘道’作为太初混沌的实体,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6]5把老子的“道”当作一种物质性的实体,追问其物质性或精神性,实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老子简单化、庸俗化,实际上远离了老子哲学的问题本身。其二,研究持续聚焦于《老子》中“妙”、“气”、“象”、“淡”、“静”、“自然”等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建构作用上,或聚焦于老子 “涤除玄鉴”、“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命题的影响上。相较于这种看重《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核心话语、概念上的直接相关性的“显性”研究,另外两种更为根本、重要的研究则被相对轻视,一是对《老子》文本的美学研究,二是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及其理论的内在勾连。仅仅盯住那些与老子美学有相同、相近名词或概念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很难整体上把握老子哲学思想的全貌,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建构出来的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名词、概念上的关联,亦有落入主观臆想的危险。忽视了从微观角度透视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和理论的内在勾连,老子美学的研究则止步于相对空疏宽泛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间的流布与转化,无法看到老子对古典美学、艺术的深层影响。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与命题研究的现状其实与美学史的研究方法有关。一般来说,有三种美学史的研究方法:“一是认为美学史主要应该研究历史上关于美的理论”;“二是认为中国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三是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也就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以及由这些范畴、命题构成的美学体系”[7]2-6。美学家叶朗先生认为第一种太狭隘,第二种太宽泛,他支持第三种。显而易见,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命题的老子美学研究正是第三种美学史研究方法的直接体现。虽然笔者赞同叶先生对于老子美学地位及意义的评价,却不认同叶先生的美学史研究方法。以“美学范畴、命题”为核心的美学史研究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美学,当然,也不适合老子美学。这是因为,无论中西方,美学史中关于“美”、“艺术”及其相关的美学范畴、命题的概念常常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古典美学的非系统化、理论化的存在形态,更倾向于诗意的描述、类比和象征,而非抽象性、规范性和定义性的,这些范畴与命题也偏于直觉的感悟和诗意的启发。这些范畴、命题需要还原到文本之中,往往才能理解其涵义,而不是从中抽离出来。“美学史的构成,不仅仅依靠美学家所作的美学的明确论述,而且也依靠那些隐含在流行的趣味和艺术品中的美学涵义”[8]8,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来讲,塔塔凯维奇的把美学范畴、命题与审美意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或许更为合适。
老子崇“无”,表现为对于“无言、无知、无欲、无为”的崇尚与赞美。“无”实是对于“有”(一切既成的、限制性、规范性的)的批判。所以说,老子的哲学,其实是批判的哲学;老子的美学,其实是批判的美学,因为,老子总是能发现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的语言、思维、文化文明)的局限性,发现事物趋势、性质所具有的反面。然而老子的对任何事物的“批判”都不是绝对的批判,而是相对的批判,所以笔者不同意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否定“道德、仁义、知识……”的观点,老子不是完全否弃这些,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全然批判,而是把现存的一切都置于“道”这一完美超越的理想之境下进行关照,指出其局限性。老子哲学是对一切既成、限定性、规范性的批判,是在事物此时此地的“此在”局限性中发现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全面敞开,是在“此在”中发现其相反相成的多种趋势、联系及可能性,这是老子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力求突破有限的“有”去追求超越的、无限的、浑朴天真的“无”,却不脱离万物之表象对世界进行抽象的、概念性的、本质主义的探求,这是老子思想的根本特点。
毫无疑问,老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后来也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人们把“艺”看作“道”之象征。然而,老子最先批判的,就是“道”(言)。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刚开始“言”,就批判“言”。因为“言”虽然可言“道”,但言说的道已非“常道”;事物虽可命名,却不是不变之“常名”。朱谦之说:“老聃之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9]74正因为大道与时迁移,周流不止,老子深知对于“道”,说是一物即不中。然而,老子并不批判“道”之存在,也未否定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规律,而是批判 “道”之“可道”(言说)。言非道,可是不言,道又如何显现自身呢?那就换一种方式说,所以老子从未说道“是”什么,而总说道不“是”什么,或者说道像什么——即“道”之“象”。老子五千言,我们从未见老子说“道”是什么,最肯定的论述也仅是“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让其对于“道”的“定义”在跳跃性极大的“逝、远、返”等词语中“播撒”、“延异”开来,老子的“言”根本就是非定义的、非本质和非逻辑的,是想象性和跳跃性的,呈现出开放的和非限定性状态。道对人呈现为一种变动不居、绵延周流的“象”,可以似是而非地去“描述”其“象”,却不可以用语言去“定义”其内在的实体、结构或恒定的规律。所以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不是什么,说道像什么。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有名”——语言本身,而是“言语”的方式。所以白居易对于老子的指责(“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子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虽然聪明,却错过了老子的本意。若一字不言,以默对空,道如何呈现自身?人又如何把握玄妙精微、变动不居的道?老子没有批判语言本身,而是批判以语言、名相去绳束、规范、定义其背后的“道”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名,万物之母”,实是说“有名”(语言、名相)不仅重要,还是我们认识万物的起点,是人超越“有限”去抵达的“道”之无限的筌蹄与芦苇。所以“道”虽然“深不可识”,老子依然“强为之容”,“容”即“容貌”、“形容”,实是一种“象”之类比。“道之为物”、“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言绝不是说道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把现实中的一切存在都当作流动不居的现象之流,把万物理解为不断生成的“象”,故有“惟恍惟惚”之诗意形容。
老子批判“知”,崇尚“无知”。然而,老子对于“知”的批判,也与其对于“言”、“德、仁、义、礼”的批判一样,是一种“限制性”的批判,而非绝对否定的批判。老子不是崇尚“无知”的愚昧,而是批判以功利计较为目的的知识,崇尚淡泊清明的智慧。老子说:“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三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三十三章)老子对于“知古始、知常、知人、自知”显然有赞美之意,所以老子绝不是批判“知”,而是限定“知”。所以,“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绝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言,是老子的“愚人、御民之术”。老子之所以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乃是限制“知”,“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限定“知”,乃是深知与“不肖者不及”相比,“智者过之”,“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10]的危害与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这样的表述:“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十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其实,老子批判的“知”是理性的、规范性的“知”。老子所谓“知”“以一种批判本体论存在为基础的知识涉及到‘非宇宙论’思想:这种思想并不预设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以及各种相应的知性配备。因此,它是非理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不借助于那些决定某一种现象的存在、意义或行动的规范或原理。”[11]49老子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与道冥合的直观,以及以此推彼的类比。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都是说把个人主观的先见、欲望、观念涤除,以婴儿一样的天真无瑕去烛照逝者周流的大道,融入浑全完美的自然。所谓“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就是对“道”进行直观的内心体验,而“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则是直观把握到“道”之“精微”的内在确认。理性的、概念性的认知是明确的,只有对于“道”的直观才可能是“恍惚”的、变动不居的“象”。老子另外一种认知方式是类比,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最重要的认识方式。“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老子对于“天下”的了解、认识是通过由“身”到“家、乡、邦、天下”逐步类推的。老子认为,抽象的规范、原理、预先设定的立场可以得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与原则,却并非道之本体。与此同时,“没有无中生有的观点,没有全然外在的视角,也没有非情境化的优势立场。我们始终身处其中”[11]23。那就在道中认识道,而不要用语言、概念、理性去牢笼变动不居的道。老子相信人就是产生于道并在先天本然上是与道冥合的,与抽象出来的规范、原理相比,他更愿意相信直观中的直接经验,并以类比的方式推知“情境”中的其他。所以老子才会有“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说法。“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也是类比的方法,这种把自然之山谷、女性生殖器、门相类比的方法,是一种“象”之类比,是对“物之象”共同性质、趋势、状态的领会与体认。老子这种 “物象”类比方式与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通德”类比方式一样,都极具美学与艺术的意味。一方面,儒家、道家这两种不同的类比方式的相互作用,“儒道互补”,共同建构了中国古典文化整体的审美意味;另一方面,“通德”与“物象”这两种类比思维的差异一直存在,影响并决定着儒道两家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不同的美学取向。
老子激烈批判过度的欲望。老子认为感官欲望会妨碍人们对于“道”的体认,更会对社会与人的身心有所损害。然而,老子并未因批判欲望而走向禁欲主义。对于欲望,老子的观点与其说是否弃,不如说是限制。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腊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林语堂说:“‘腹’是指内在自我,‘目’是指感官世界或外在自我。”[9]119对于个人来讲,声、色、味、贵重物品以及“驰骋田腊”等过多的感官享受会使人骄奢淫逸、放纵欲望,纵情如幻,往而不返。对于国家来讲,“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过多的财货不仅会引起国内的混乱、争斗,更会引来其他国家的觊觎,使国家面临危险。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他崇尚的是一种“为腹不为目”的简朴清净生活。但老子并未完全否弃欲望和感官,老子反对的是不知足的“甚爱”、“多藏”,过多刺激人的欲望感官的“伎巧”、“奇物”,对于人简朴正常的欲望和感官,老子是认同的。“少私寡欲”是要求人“寡欲”,而不是弃绝欲望。所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可见老子对于朴素的欲望不仅肯定,而且欣赏、品味和支持。老子肯定的是一种“限定性”的欲望、一种非客体化的欲望,它是一种淡去了直接功利目的的欲望、一种偏于审美的感性直观。“欲望,当它是基于同这个世界的非强制性关系(无为),和对这个世界的反映性认知(无知),那么,它就不是靠占有、控制或毁灭定性的欲望,而纯粹是由赞美和欣赏塑造的,它是敬意。”[11]51
老子并不全然批判“道德”、“仁义”,老子的“无为”更不是不作为。老子批判的是虚假的仁义道德,是“非自然”的“强为”。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乍听似是毁仁弃义、弃知灭慧之言,然而老子对于道德仁义的批判竟是为了“民复孝慈”。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道德仁义本身,而是道德仁义的虚假。老子对“有为”的批判亦同理,是对于“强为”的批判,尤其是对政治者过多政策干涉、过多苛捐杂税压迫的批判。“无为”“事实上意指对个体行为域中现象之‘德’无任何干扰的行为方针。这样,没有过去知识和积习的羁绊,行为相对来说就是直接的:它们是既有包容性又是自然而然的。”[11]47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之为”就是充满创造性的、饱含审美意味的行为。
老子认为“语言”不能“言说”、“常道”,所以,老子对于“道”的论述采用了非语言的方式,其实是非定义、非逻辑的言说方式,一种饱含美学意味的意象言说方式。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无形无象,亦非语言可以把握。然而,道却以逝者周流(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的方式,把自身呈现为万物纷纭、周而复始(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现象,而这变动不居、虚灵、混莽之象却是“惚兮恍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就是说,道显现为变动不居之现象,无法靠名言、逻辑把握,却可以靠直观这虚灵变化之象体认道之“精”、“真”、“信”。老子五千言,实未着一字,因为老子把对于道的言说转化成一种“象”之言说。道不可言,道不可见,“象”却是具体可感可观的,并且启示、彰显着“道”之精微,所以老子是以“象”的方式去言说“道”。所谓“惚兮恍兮”、“窈兮冥兮”,所谓“凡物芸芸”,所谓“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有物混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非是道之“象”。“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以潜藏的方式存在,玄妙无比,不可言说,只能意会,一旦说出,便落筌蹄,失却本真,只可寄言出意,勉强加以形容,也还须随说随扫,不留痕迹。”[12]70-71所谓“随说随扫”就是批判语言,批判理性、逻辑,“随说随扫”之间,有“象”留其间,以非语言的方式言说着不可言说的“道”。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说道像什么”的言说方式,实是一种非定义性、非概念化和非系统化的思维方式的表现,这种思维方式不离万物之表象言说超越“现实”的“道”,而毋宁是在“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象”中去体味、沉吟“道”,本身就具有审美的意味和艺术的思维。虽然孔子同老子一样,亦不倚重定义性、概念化和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但只有老子强调“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重视以“象”的方式把握并言说世界。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天地之根”的认知方式,亦是以“象”之类比为基础的认知方式。老子非语言的“象”之言说方式,以及“象”之类比的认知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乃至认知方式,从而对中国古典美学、艺术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澄怀味象”、“以形写形,以色貌色”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观物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度物象而取其真”、“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象显道”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方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美,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审美理想;更重要的是,“以象言道”还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理论的书写方式和存在形态。
综上所述,老子依次批判了“言”、“理性”、“感官欲望”和“道德”、“有为”,却肯定了变动不居、虚灵恍惚的“象”。熟悉西方现代美学尤其是克罗齐美学的人会发现,老子批判美学的观点与克罗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克罗齐的艺术和美学观点,但克罗齐关于艺术非物理事实、非功利活动、非道德活动、非逻辑概念活动的认识,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些观点亦得到了现代美学家的基本认同。反观老子美学,老子对语言、欲望、知识、道德、行为的“限制性”批判与西方现代美学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老子对“言”、“知”、“欲”、“德”、“有为”的“限制性”批判,以及对“象”的肯定,决定了其对于世界采取直观和“物象”类比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不强调逻辑、理性,而强调对于世界的直接经验,这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美学的基本形态。老子的“物象”类比思维与儒家“人物通德”的类比思维,一方面划定了道家和儒家不同的美学走向;另一方面,“儒道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整体的美学意趣与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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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言:以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红高粱》则使他享誉文坛。天才般狂放的叙事和中国民间文化的奇妙结合,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
2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先锋代表作具有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精妙的叙事技能,尤其是后期作品,充满了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和朴素诚实的文风。
3孙犁:发表小说《荷花淀》等作品,受到广泛赞扬,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浓郁的风情化,使他的作品饱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
4汪曾祺:《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简洁,朴素,诗意化与人性化交融在一起,令人回味无穷。
5北岛:朦胧诗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成为多数人的格言。对时代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洞见力。
6张承志:回族作家,代表作《黑骏马》、《金牧场》。对心灵的纯洁性和理想的诗意性从来不做丝毫的放弃。
7史铁生:《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名作充满了受难意识,对生命的存在有着自身独特而尖锐的体悟。
8余光中: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一个不败的文化偶像,一个充满了感伤气息的文化表征。
9陈忠实:因为《白鹿原》而奠定了自身坚实的文学史地位。
10王安忆: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的作家,一个总是要寻找的作家。
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然而,在文学艺术这一精神领域遭遇市场冲击的时候,市场的价值是否就决定了作家的艺术价值?一位作家的走红程度是否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影响力?
回过头看看,当代中国作家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才掉进市场十来年功夫,在此前,他们有过一段相对美妙的时光:思想解放运动与艺术回归的名义重合,真善美三根指针千载难逢地几近并拢,自由的、突破禁区的创作。但是好日子转瞬即逝,作家们猛然间发现自己受到了市场的威胁,恐惧万分。其实稍微想一想,哺育当代中国优秀作家成长的西方大作家和我国现代作家基本上都是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艺术家的传奇生涯就是从获得市场承认开始的,像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等,他们的被发现和走红就是市场的功劳,他们成功了,但是仍然对市场有诸多困惑和警惕,有的还把困惑写进了作品,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而这些作品居然大有市场。这里不能简单归功于市场的公正或趋炎附势,市场的反馈无论是即时的还是滞后的,它在复杂的精神产品的评判上都远不如对于物质产品的评判那般简易明了。
因此除了市场,艺术品同时还需要有另外一个评价体系,就是批评家和文学艺术界行家里手们多年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由于有深厚的传统和一大批专业人士维系,所以像普鲁斯特这样的奇特的作家,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难啃的长篇巨制也能占有一定的市场。关于这一评价系统,法国当代一位大批评家布尔迪厄把它们称之为“场”,由于这样一个文学或艺术场域的存在,有某种传统和惯习,才使文学成为其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一方面它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叫卖,从市场获取回报,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并不以其畅销与否来决定,决定的力量就来自市场以外的场所。这些场所包括:展出场所(画廊,美术馆等)、神圣化或认可机制(学院,沙龙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再生产机制(艺术学院等)、专业化的各种代理人(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他们都是具有场域和特殊感知和欣赏范畴客观上要求的意向的人,这些特殊范畴是不能化约为普通用法的范畴的,而能够给艺术家及其产品价值附加某种特殊尺度。一旦画作通过画面单元、生产的持续时间、使用材料的数量和价格(如金色或群青)来衡量,艺术家画家和房屋油漆工并无差别。
其实说到底,艺术评价体系或艺术场域是带有浓烈的人情味的场所,就因为它涉及到了传统和维系传统的人,所以不会像物质产品那般计算精确。所谓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等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成长的,这些和艺术打交道的人既构成了某种人情圈子,又筑成了一道屏障,使得艺术品在进入市场前和市场后都受到一定的呵护,且与一般的商品拉开了距离,任何商品一旦拥有这些人所评价和认可的艺术品头衔,它就会受到特殊的关注,受到使用功能以外的审美观照,意味深长的审视和评析等等,而作家艺术家所渴望的社会评价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圈子,光是金钱收益不能满足作家艺术家们的内心欲求,有人情味的评价是对他们的精神劳动的最佳慰藉,换句话说,市场上卖得好是一回事,还要叫得响,叫得响就是有人气。所以艺术评价体系与其说是以“真理化身”的面目来对抗市场法则,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情味”在发挥凝聚力量。如果说艺术自律的话,不是存在着一条永恒而独特的艺术规律,而应该是指维护艺术传统并且不断有所调整的人情环境,这一环境,是艺术家惟一能与市场的冷酷无情的计算相匹敌的依托。
对当代文学或当代作家来说,文学创作的困境不是市场的困境,尽管它是那么只讲效益不讲人情,尽管它是那么冷漠而又不识货。困境来自模拟评价体系,有时我们称之为“炒作”。模拟评价体系是指用金钱和其他利益手段来临时搭建一个场所,这一场所虽然没有传统的场域那么牢固和稳定,但是在形式上有场域的一切组成部分,也有批评家、有学者、有文学史家、有经济人,还有记者、编辑和大小媒体,这一体系运作的背后动力是金钱和直接利益,即它不是以文学作品本身为纽带组织起来的评价系统,而是以获取市场成功为目的的资本投入,是资本在打点各个方面。但是在表面上它和传统的艺术场域的运作方式惊人地相似,有着应景的人情味,有着权威的认可,还有批评家的批评和赞扬,学者的研讨和商榷,记者的采访和媒体的关注等,总之一切的一切都使人以为又有杰作登场。模拟评价体系虽然意在取得广告效应,但是由于它不是以广告的方式登场,所以颇能混淆视听。也就是说,人们没有办法只从形式上来区分模拟的评价和真实的评价,所以情形就更加糟糕。借助于模拟体系,资本的指挥棒就肆无忌惮地伸到了艺术场域之中。
模拟评价体系的可怕在于它和广告的合流,是披着批评外衣的广告,对此必须加以警惕。而作家艺术家必须经得住它的诱惑或造成的混乱,而辨别其中的真伪不须特别的火眼金睛,只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即可。模拟终究是模拟,一旦金钱的魔力退却,该体系便立即瓦解,长久的是人情的力量,人情虽然不那么客观,不中立,也不标准,但是在市场中它给人以温暖,就因为它来自另一场域。
当我在这样一个题目下发议论时,“市场”概念多少有一点邪恶的意味,因为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这对于有高尚文学理想的作家来说无疑有巨大的杀伤力,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曲高和寡的命运,这就是市场!这就是作家掉进市场的宿命。
不过仅仅是曲高和寡倒也罢了,有“曲高”在前,艺术价值还是能得到承认。市场的邪恶更在于,有时候它是在一批唯利是图的商家和掮客操纵之下,经常搞得鱼目混珠。所谓黄钟弃毁,瓦釜雷鸣,就是指这类情形,结果是推销技术顶替了价值判断,广告效果取代了艺术效果。如果是一般商品,本身的质量和产品功能是最后的检验标准,但是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或艺术情形就复杂得多,一时半会还真良莠难辨。所以从这一逻辑来看,作家遇到市场基本是一头雾水,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
不过,事情并不尽然,公认的艺术精品(如梵高、毕加索的画作等)在市场上占据王者的地位,说明操纵并不总是有效。市场有时也带来喜剧性效果,在顷刻之间成全艺术天才,至于赝品和次品的出现和走俏,只能说明市场受到市场以外的因素的干扰。
市场,按照比较经典的教科书上的说法,“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和交易的数量的机制”(见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一机制不仅调节着资源的配置和价格的高低,还表明市场本身是一个评价体系,市场的评价是代表一般消费者的评价,这一评价体系有其自身的运作的规律,它包含着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因为是相互作用,所以市场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不是邪恶的,也不是公正的,而是在参与各方共同作用下不断变化的,这些参与因素有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有的是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的,而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含量就是潜在的因素,很难得到物理功能方面的确认。
面对市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是痛苦的,他们居然要受市场的检验而不是缪斯女神的定夺,但是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真空般洁净的艺术环境等着艺术家的到来。在我们的教育和想象中应该有艺术自律的天堂,实际上这个天堂只是近三百年来美学家艺术家批评家们共同构筑的超级梦境,以替代宗教式微后留下的精神空白。然而不幸的是,艺术自律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市场建立和扩展的过程正好有着历史的同步关系,也就是说艺术之成为艺术,艺术品与其他商品的分野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建立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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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如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应对挑战,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那就要求我们既要从实际出发,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以开放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策略;比较优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信息广泛迅速的传播,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要受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制约的。因此,分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策略,离不开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从生产力角度看,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本国移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资本主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本质上表现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解体的必经阶段和决定性过程,经济全球化以其创造丰富的优秀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
人口众多曾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第一劣势正转化为自身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带来劳动力低工资成本的长期优势;另一方面,人口众多,使中国长期维护巨大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长期维持和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下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除了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外,还要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教育体系调整和体制改革。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要尽快培育和造就一批拥有雄厚实力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强势发展的中流砥柱。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1]张锋,肖维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J].陕西农业科学,2003(5)。
[2]王东,丰子义,聂锦芳。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周春明。经济全球化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徐鹏杰。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辨证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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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保险业的开放还是相当快的。截至98年年底,已有9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准设立分公司和合资公司。不久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又批准了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寿险公司。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WTO对中国保险业影响相关国际经济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据统计,1998年,我国保险业开放试点城市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10.22亿元,约占全年保费总收入的10%,同时外资保险公司数量达到8家,已经超过了中资保险公司的数量。
关键词:WTO 保险业 经济
WTO对中国保险业影响
关于保险业,美方要求中国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1. WTO给中国保险业带来的机遇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保险业的开放还是相当快的。截至98年年底,已有9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准设立分公司和合资公司。不久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又批准了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寿险公司。据统计,1998年,我国保险业开放试点城市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10.22亿元,约占全年保费总收入的10%,同时外资保险公司数量达到8家,已经超过了中资保险公司的数量。而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开放"了30多年的寿险市场上,外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只占到1.3%的市场份额。而在我国这个开放时间不到7年的发展中国家的保险市场上,外资保险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也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
因为《服务贸易总协定》允许发展中国家有保护性地开放保险业。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民族保险业的发展水平还很低,如果一下子全面开放保险业,势必会对我国的民族保险业带来极大的冲击,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在保险业的开放问题上,只能是坚持逐步开放的原则。从世界各国和地区保险业的开放情况看,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做到全面开放本国保险。
同样,加入WTO对完善我国的保险体系,为中国企业与个人提供更多样的保险品种,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促进国内保险业的改革和提高效率、培养人才都有巨大的作用。
2. WTO给中国保险业带来的挑战或不利影响
在加入WTO后,中国将首先开放人民币业务寿险及产险市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马永伟也表示,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大局已定,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多家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进一步提高保险业对外开放水平,引进更多的外资保险公司,开放更多的地域。外资保险公司在我国设立财产保险公司,允许其选择分公司或中外合资公司的形式;设立寿险公司的,则允许其采取中外合资的形式,且合资的中方合作伙伴必须是保险公司。在引进外资保险公司的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缓冲期",在有限的时间内,着力于提高我国中资保险公司的竞争力。适当放宽对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限制,加快其市场化进程。中资保险企业则可以采取差别化的发展战略,提高人员素质,增强创新能力,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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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同时也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互联网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随着科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在时代进步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社会中产生深远影响。近几年来,互联网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在社会中反响很大。互联网为经济发展提供平台,让经济之间的交流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不断扩大范围,减少成本。互联网是知识经济时代中生活信息化的载体,互联网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为此,本文从互联网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开始分析。
关键词:互联网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前言:互联网迅速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结构带来变革,也对生产、消费等各个领域带来重大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在当前经济发展迅速的背景下,需要对互联网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影响进行定量的分析,以此促进信息消费、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趋势。
1.互联网发展与经济增长机理
1.1壮大新兴互联网产业
1.1.1互联网产业界定
随着社会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对于互联网依然没有权威的界定。原因有两点:第一,互联网产业普及范围比较广,在诸多领域中不能对其进行清晰的辨别;第二,对于传统产业而言,互联网产业模式转变速度快,新兴产业不断衍生,因此在互联网产业处于动态的状态下对其发展的趋势难以下固定定义。互联网产业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为互联网用户提供服务的产业,在生活中常见的有互联网基础服务、内容服务以及电子商务服务等。互联网产业发展到现在,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1]。
1.1.2互联网产业类别
(1)基础服务
互联网的基础服务,是指互联网参与主体、互联网与其他高级应用服务相互结合,并提供基础服务与支持的基础性服务。按照各个服务层次的不同,主要划分为三种: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互联网应用服务提供商以及接入服务商。
(2)内容服务
网络上的内容服务商为用户提供诸多不同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在形式上较为复杂。按照性质的不同,互联网的内容提供商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大体上可以分为信息获取、安全服务、工作生活、休闲娱乐以及通信等。其中,通信交流类中主要包括QQ、邮箱、微博、微信等。而安全服务主要包括杀毒软件、网络防火墙等等服务[2]。
(3)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服务指的是为个人与相关企业提供各种互联网服务,其中,包括平台服务、工具软件服务、数据服务以及营销服务等。在电子商务服务中,如果没有平台,那么电子商务服务将不能发展。因此,可以说电子商务是指平台服务。典型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有B-B交易、B-C交易、O-O交易以及拍卖中介服务等。
1.2推动传统产业发展
1.2.1传统产业发展的契机
互联网对传统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互联网的发展需要基础资源的大力支持,基础资源又为传统产业发展带来动力,并在规模上不断扩大。例如,互联网在人群中的覆盖,不断加大互联网光纤、电缆等设备的需求;第二,互联网作为新的信息平台,让传统产业容易发现发展的机会。不仅方便了经济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还增加信息获取的便捷度[3]。
1.2.2转变传统经济方式
互联网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将人们的带到了网络经济时代中,与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中资源相比,网络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是各类知识与信息的总和。在网络经济时代中,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流与产业合作尤为重要。此外,互联网具有较高的外部特征,决定着互联网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在不同传统产业之间形成相互学习、竞争的氛围,最终在一定区域内,将产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高层次迈进。
2.“互联网+”与经济增长
2.1“互联网+”内涵
“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是两者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让互联网与各个行业相互融合,谋求新的行业发展生态形势。“互联网+”的出现相当于为传统行业发展加上羽翼,在互联网的助力下获得新的发展平台。例如,互联网金融中,基于“互联网+”背景下诞生很多理财产品,如金额宝、理财通以及P2P线上投资产品等。
2015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马化腾提交《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议案,明确表达了对经济创新的看法。以“互联网+”为驱动,鼓励产业创新、惠及社会民生。“互联网+”是指利用互联网平台、网络信息技术,将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相结合,诞生新的经济发展形势[4]。
2.2“互联网+医疗”经济发展实例
“互联网+”在医疗上的应用就是移动医疗,移动医疗有效缓解了我国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具体来说,互联网将传统医疗模式进行优化,为患者提供健康的医疗管理服务。互联网医疗的使用,患者可以对自己健康数据进行检测,在诊疗服务中,全面实现了网上挂号、购买药品、支付以及与医生进行病情沟通等。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相继发展互联网医疗产业,形成了产业布局网络,他们通过互联网的先进性不断在实现医疗行业发展的梦想。
2.2.1百度“健康云”
百度推出“健康云”,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对用户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此外,百度利用搜索优势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平台,并与健康网合作领域广阔。
2.2.2阿里“未来医院”
阿里巴巴在移动医疗中主要是“未来医院”+“医药O2O”,前者以诊疗服务为核心,后者以药品销售为主。阿里健康云平台-数据服务平台发布实施,在大数据技术领域中,医疗服务日新月异。
2.2.3腾讯“药急送”
腾讯以微信+QQ两大社交软件为依托,巨资收购挂号网和丁香园,在QQ第一时间推出“健康版”,在微信平台中,打造医疗服务互联网整合入口,“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战略更加鲜明。从企业资本运作中可以看出,从微信服务到智慧医疗,“互联网+”在医疗中的位置非常重要。2014年,腾讯携手九州通开发微信上的O2O“药急送”功能,同时开发好药师微信服务号。
结论:综上所述,互联网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改变了传统经济模式,拓宽了市场企业的发展道路,开发行业发展新形势。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发展不仅能够壮大新兴产业发展,还能在传统经济发展形势下,转变其经营模式。“互联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助力,与各行各业相结合,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刘春梅.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及实证分析[D].北京邮电大学,2010.
[2]邵骏.服务业市场结构与制度环境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研究[D].暨南大学,2014.
[3]何仲.我国电信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及可持续性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3.
[4]郑丽.我国居民信息消费及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影响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4.
摘要:《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互联网+”的概念,然后重点分析了“互联网+”与不同产业融合的发展现状,并阐述“互联网+”对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影响,最后作简要总结。
关键词:“互联网+”;现状;影响;创新
近20年来,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已深入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随着移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日趋成熟,“互联网+”作为新时期多种信息技术的集成与整合被推出并得到广泛认可。“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产业发展新的业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一、“互联网+”的发展现状
(一)“互联网+农业”:推动中国农业信息化、品牌化、现代化
农业是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互联网与农业的跨界融合源于1999年北大荒集团投资农博网,但由于农业的行业特殊性,“互联网+农业”发展相对缓慢。目前,互联网与农业的跨界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数字技术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土壤、气候等因素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通过对收集的农业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可得到某特定农业生产区域的播种、施肥、收割等相关的解决方案,其次,农业咨询服务类、信息门户网站的建设。信息时代,涉农企业与农民对相关资讯的需求更加强烈,农业信息与咨询网站能为它们提供政策、市场、价格趋势等全方位的信息。艾格农业、天下粮仓等咨询网站能够对农业数据进行专业分析,为涉农企业、农民等提供所需的查询、咨询等服务;农博网、安徽农网等商业类或政府类信息门户网能够为政府、企业和农民提供各种农业信息,并实时互动交流。最后,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农产品销售是农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电商平台为农产品的营销提供了广阔市场,蔬菜、水果等借助网络可以直接从原产地到达消费者手中,消除了以往多层中间环节,减少了损耗。例如,沱沱工社、菜管家等垂直类生鲜电商平台整合了农产品生产、仓储、物流等配套服务,使农产品销售环节简单化、信息透明化,为生产者、消费者带来便利。
(二)“互联网+工业”:推动中国工业数字化、智能化
2015年德国汉诺威IT展览(CeBIT2015)上,德国“工业4.0”与中国元素的碰撞成为最大看点,参会的中国企业达760家,阿里巴巴、华为、海尔等中国企业充分展示了中国创造的最新水平。“互联网+”与“工业4.0”,变革传统的制造方式,重新建立“互联网+工业”的行业规则,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生产模式创新,将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和水平,不但节约时间与成本,还将充分挖掘和培育新兴市场的潜力与机会。
目前,“互联网+工业”的发展现状是传统制造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相互渗透,传统制造业企业借助互联网实现智能化,新兴互联网企业则依托技术优势,不断瓜分传统制造业的市场。以海尔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企业,顺势推出互联网工厂计划,新创的无人工厂、交互式生产等模式已获得业界认可。目前海尔新的生产模式已经实现标准化、模块化、自动化,并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推进,而且海尔积极探索个性化定制,以满足用户“任性要求,个性设计”的诉求。以小米、乐视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则积极抢占电视等传统制造业市场,利用企业早先搭建技术体系、营销模式,并通过价值链重构、扁平化、快速响应市场等方式来创造新的消费模式,并逐步形成产业化趋势。
(三)“互联网+服务业”: 创新服务、消费方式与体验
1. “互联网+生活服务、零售业”:O2O的兴起
生活服务业范围广泛,给“互联网+”的渗透与发展带来广阔的空间与市场。目前,“互联网+生活服务业”融合的最典型表即为O2O。O2O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通过线上虚拟数字世界和线下现实物理世界互动协作的一种新商务模式。传统的餐饮、娱乐、家居、家装、洗衣洗车等行业的相关经营活动都在线下实体店完成,而如今O2O模式的引入,诞生了诸如大众点评、美团外卖、饿了么、龙居网、爱洗车等的网络平台及移动客户端。O2O模式下,传统的中介被剔除,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用户在客户端以时间、地点、价格等为条件寻找最合适的服务提供方,线上预订、线下体验,高效率、低成本地解决需求。而对传统的实体店来说,借助O2O平台,节省了人力与店面成本,并借助网络平台带来更多流量及利润。传统零售业也在积极探索O2O,京东商城、苏宁易购、1号店等企业以不同的形式开展线下体验线上购买的活动,未来线上支付线下体验将成为大众化的消费方式。
2. “互联网+交通、旅游业”:推动资源共享
现有的人口、道路、车辆等条件下,拥堵现象时有发生,给人们出行带来了诸多困扰,“互联网+”的出现及时有效的缓解了这一问题。“互联网+”应用于交通业,推出诸多基于GPS的交通应用APP。实时公交APP,可以帮助实时查询公交汽车的到站情况,防止长时间等待与误点现象的发生;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APP,实现了乘客与出租车司机的一次双赢,既减短了乘客等车时间,又降低了出租车空车率;易到用车、嘀嘀和PP租车等专车服务APP的推出,掀起了互联网时代交通领域的大革命,有效推动了汽车资源的共享,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而在旅游服务行业,携程、途牛旅游网、去哪儿网等在线旅游企业以不同的模式将旅游服务推向网络化、无中介化,引入的评分、分享等机制,也使得在线旅游的体验更加完善。
3. 互联网+医疗行业”:移动医疗垂直化发展
现有的医疗环境下,“看病难”已成为普遍现象。“互联网+”与医疗行业融合,推出多种网络平台与移动应用,有效缓和了这一矛盾。当前,挂号、看病甚至结算都需要长时间等待,挂号网等服务平台将挂号由线下转到线上,大大缩短了看病预约时间;而丁香园、春雨医生等轻问诊型应用消除了部分用户就诊难的困扰。专业化的移动医疗垂直化产品将成为“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方向,可穿戴监测设备取得重大突破。具有代表性的iHealth Align血糖仪、Withings Activite Pop智能手表等都是健康数据管理融合移动互联网的成功典范。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健康实时管理的兴起,传统的医疗模式将迎来深刻变革,以医患实时问诊、互动为代表的新医疗社群模式将逐步取代传统的以医院为中心的就诊模式。“互联网+医疗”将打通医药产业服务链,促进医疗移动平台化、信息透明化,为政府解决“看病难”问题助力。
4. “互联网+教育行业”:量身打造的个人教育方案
传统的教育教学面向整体、面向大众,不能充分考虑每位学生的实际情况,难以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互联网+”为教育人性化提供了重要契机,其为每位学生量身打造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案,充分尊重每位学生,赋予每位学生自主选择权、决定权。2014年,K12在线教育、在线外语培训等快速发展,推动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化增长。掌握着大量高粘性、高价值人群的传统教育机构如新东方、网易旗下的有道词典,因受互联网冲击,也开始向在线教育转型,推出诸如口语大师等产品和服务,并通数据挖掘技术,将用户需要进行多层次深入分析,从而实现差别化、个性化服务与推荐。在线教育企业不断推出风格迥异的移动终端,方便用户在各种环境利用碎片时间进行沉浸式学习,从而提高时间利用率,打破传统教育对环境、时间要求高的瓶颈。
二、“互联网+”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互联网+”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传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方式粗放、落后,已不能适应新时期、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急需注入“互联网+”的新鲜“血液”。从目前“互联网+”与各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来看,“互联网+不同产业”已产生了一些较为成熟的创新模式,并快速推动行业变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互联网+农业”将多样化的互联网相关技术融入农业全程生产活动,积极推动农产品电商营销平台建设,为涉农企业或农民提供全方位咨询服务与解决方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转型升级,增加农民收入。“互联网+工业”则是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并在未来提供规模化的个性化产品定制,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制造业借助互联网技术转型升级,而且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营销也将给制造业产品推广带来新的思路和方向。“互联网+服务业”更是以愈加成熟的商业模式、更低的成本及更及时高效的时间概念不断提高该行业的服务水平与能力。“互联网+”将作为新的引擎推动各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二)“互联网+”有助于变革服务方式,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互联网+”将互联网的技术成果大规模的应用于传统服务业,不断创新消费、支付等服务方式,以高效便捷、低成本的优势将传统服务业带入新的高度。传统服务业市场涉及居民衣食住行的各个环节,诸多互联网企业不断推出基于个人PC、手机等的客户端,将用户的需求集成于便捷的应用软件,从时间、成本等多角度为用户提供最适合地便捷服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推动“互联网+”与服务业更深层次融合。从目前的“互联网+服务业”创新成果来看,金融、教育、零售、广告、媒体等领域的“互联网+”已卓有成效,不仅整合了交通、旅游等行业资源,提高了服务的效率和水平,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服务业”因便捷与高效吸引了众多用户群体。人是消费的主体,随着“互联网+”的日趋成熟,消费人群、消费规模也将日趋扩大,无疑将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社会生产,促进全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三)“互联网+”有助于激活创新市场,营造创新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出给了亿万创业者以极大的信心,同时也给万千创客提供了市场环境,指明了创新方向。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过程中,技术进步是关键环节,而“互联网+”也扮演重要角色――将先进的技术融入到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将创新贯穿于技术进步与技术运用的各个环节。“互联网+”计划的推出,将高效推动各地区人才、资本、技术、知识的合理流动,汇聚亿万民众的创新激情,营造浓厚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新常态下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智力支持,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新的创新征程。
三、小结
“互联网+”不是否定和颠覆传统发展方式,而是将互联网融进传统产业的发展进程,找到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入口,促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与生命力,走出一条互联网创新驱动高效发展的新路子。中国经济业已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有序进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及时推出将助力中国经济再一次腾飞,推动“中国梦”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王慧.基于O2O模式下的中小企业移动商务发展策略研究[J].中国商贸,2012(23).
[2]马红春.O2O电子商务模式在我国的应用现状分析[J].科技视界,2012(09).
摘 要:今年以来,社会媒体和公众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互联网金融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务院于8月14日发布《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尽快出台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指导意见和配套管理办法,促进公平竞争”,这也表明国家决策层和智囊团对这一事物的重视。那么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哪些利弊呢?本文对此做了初步研究。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经济发展;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发挥民间资本作用,引导民间金融走向规范化。
我国民间借贷资本数额庞大,长期以来缺乏合理、高效的投资方式和渠道,游离于正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一定程度上需要阳光化、规范化运作。通过规范发展P2P网贷、众筹融资等方面,遏制高利贷,盘活民间资金存量,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于国家鼓励的领域或项目,使民间资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众筹股权融资也体现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对资金的要求。
2.有助于发展普惠金融,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
互联网金融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小微”层面,具有"海量交易笔数,小微单笔金额”的特点,具有普惠金融的特点并且具有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功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金融覆盖面的空白也就是小微金融领域具有独特优势。因此,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同促进、共发展,竞争中有合作,两者都是我国多层次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满足电子商务需求,扩大社会消费。
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5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要超过18万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要突破3万亿元。电子商务对支付的客观要求,推动了互联网支付的发展尤其是移动支付;电子商务所需的周转融资、客户的消费融资需求和创业融资需求,促进了众筹融资、P2P网贷和网络小贷等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发展催生了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4.有助于促进金融产品创新,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创新业务模式和改变服务方式,也契合了与传统金融之间的鸿沟。互联网金融企业依靠庞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能够更快了解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有助于改善传统金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计量客户的资信状况,提升风险控制能力,推出个性化金融产品。
5.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质量。
互联网金融利用第三方支付、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形成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明显降低了交易成本。互联网金融企业不需要设立众多分支机构、雇佣大量人员,大幅降低了经营成本。互联网金融提供的全天候、全方位、一站式的金融服务明显有别于传统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新融资渠,提升了资金配置效率和服务质量。
二、互联网金融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我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同时金融体系还不完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我国经济有有利作用,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1.推升传统金融机构资金成本。
互联网金融产品更高的利率,对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产生了竞争,而商业银行为保存款,纷纷开始通过理财产品等应对竞争,从而推高自身的融资成本。当前我区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仍处于投资高峰期,需要大量低成本资金的支撑,市场资金成本的上升将对我区建设资金的筹集形成更大的压力。
2.造成本地资金外流。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资金筹集和运用存在不对称性问题。由于互联网金融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在资金筹集端,资金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在资金运用端,资金主要投向互联网金融平台所在地及其熟悉的领域或项目。资金流出方式可能通过三个渠道:一是资金进入众筹平台,然后投入平台所发起众筹项目,;二是资金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再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购买基金进入全国性货币市场;三是资金进入P2P网络借贷平台,然后投入平台所在地的项目。
3.一些网络小额贷款正在变相发展成为单纯的高利贷公司。
一些网络小额贷款利率极高,至少达到利率年化20%以上,若加手续费用,更是高达25%-28%。让人感到更为离谱的是,有些网络小额贷款企业大胆违规操作,在放款时先扣除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也就是变相的折价放款,不是百分之百标准放贷。实际上,这些网络小额贷款已经沦落为临时性拆借、过桥融资以及生意三角债贷款。为何有人还要向这类网络小额贷款企业贷呢无非是自身资金紧张,周转困难,被逼无奈之下的做法。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要么还房贷,要么还车贷。由此可知,有相当部分互联网金融贷款难以真正流入实体经济,互联网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没有那么大。
总之,根据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央银行应该及时深入调查研究,加大金融改革力度,把这类银行贷款性质的企业纳入监管业务范围之内,使整个互联网金融体系真正规范化。央行尤其要制止这类变相高利贷、违规拆解及过高的手续费用现象。甚至有些人在银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在利用他人信用或者通过透支个人信用在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小额贷款公司之间大搞圈钱、套钱,这是极其危险的。
因而,银行正确引导互联网金融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至关重要,同时也要对那些违规行为真正加强监管,真正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宫晓林.互联网金融模式及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J].南方金融,2013(05).
[2]王国梁.互联网金融P2P网络借贷模式的风险和监管路径探析[J].科技视界,2013(25).
[3]刘亮.互联网金融现状及趋势研究[J].时代金融,2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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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TA 在南海问题、能源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重大而敏感的地缘战略议题上,对于维护中国经济与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运行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对我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和东亚区域竞争造成重大而复杂的影响。以自贸区战略为依托的国际竞争越来越区域化和综合化,对我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战略有着深远影响,我国应将自贸区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关键词: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 经济安全;国家利益。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下文缩写为 CAFTA)已经正式运行了三年多,这是世界上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下文缩写为 FTA),它的创建和运行意义重大。CAFTA 不仅会促使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实现“双赢”,有助于这一地区尽快从金融危机中复兴,而且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也是个有利的契机;它不仅影响了我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关系,而且对我国的宏观战略和国家利益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将主要从地缘经济学的视角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代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是地缘经济学,即从地缘视角将经济事务与政治事务相联系,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成为地缘经济学的主体理论。[1]164在这里的“地缘”概念其实是指民族国家以国家领土作为地理含义上的竞争单位。可以说,地缘政治学家研究的是宏观地理概念上的国际关系,而地缘经济学家研究的是微观地理概念上的国际关系。[2]402地缘经济学理论的着眼点并不是单纯的国际经济问题。它试图从地缘关系的视角来探讨特定地理空间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及政治利益的互动,并为各国的区域经济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它所研究的问题是,一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如何从地理的角度出发,保护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和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它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利益、经济权力和经济安全。本文以地缘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研究CAFTA 对中国的宏观战略和地缘竞争的重大意义。
CAFTA 的建成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内贸易,减少我国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推进我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避免因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严重打击我国的贸易出口,增强我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并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CAFTA 将使中国和东盟结成一个统一市场,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并且双方实行优惠的投资政策,力促投资自由化,改善了投资环境,必将释放双方相互投资的潜力,也有利于增强发达国家的投资信心,更好地吸引区域外的国际直接投资。近年来,随着 CAFTA 的建设进程,中国和东盟的相互投资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正以每年 60 %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也保持稳定增长。[3]13据东盟专家组估计,CAFTA 的建成将减少中国和东盟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积极促进区域外贸易向区域内的转移。双方自贸区的建设也有利于中国获得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一些物资和资源。比如东盟国家贮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橡胶、木材和锡、铁、煤、镍、铜等矿物资源,使我国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而减轻了我国在国际能源和资源市场上面临的巨大竞争压力。这些将有助于减少我国对欧美经济体的过度依赖,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同时也可有效增强我国和东盟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促进地区的蓬勃发展。
CAFTA 是中国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有益尝试和良好开端。CAFTA 的成立带动并促成了日本、韩国与东盟之间、中韩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的波动效应,刺激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引发了东亚地区的一体化浪潮。一方面,CAFTA 有助于构建“中华经济圈”,促进我国与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互动增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开发和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我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有利于双方应对北美、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CAFTA 的发展前景可能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届时将形成东亚、北美和欧盟三大区域间的地缘经济竞争,战略意义颇为深远。
CAFTA 的建设将促进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涉及到三大政策体系:CEPA(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PECO(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一,CEPA、PECO 和 CAFTA 这三大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体系可以形成连接南部中国和整个东盟的经济大动脉,这是区域经贸一体化的崭新格局,并且这一经济现象越来越引人注目,经济效果越来越明显清晰,战略意义越来越不可忽略。[4]4其二,由于云南、广西等西部省区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的桥头堡,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CAFTA 的建设将促进这些西部省区的经济建设跨越式发展,为其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有助于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实施。而且,云南和广西是地处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关系到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其战略意义也不容小觑。
CAFTA 在南海问题、能源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重大而敏感的地缘战略议题上,对于维护中国经济与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其一,有利于避免扩大南中国海争端,维护我国的海洋资源权益。中国与东盟的一体化建设,显然有助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缓解紧张局势,共同开发资源。其二,拓展我国资源的进口渠道,开辟稳定的国际能源战略通道。这有助于解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能源瓶颈难题,也有助于解除我国在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上的“马六甲困境”。正是由于东盟国家扼守我国海外进口石油运输线的咽喉,所以与东盟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我国和平崛起的地缘经济环境。[5]11其三,发展与东盟国家间的紧密友好关系,有助于钳制台湾的“南进战略”,摧毁台湾当局“实质外交”的政治图谋,同时也向台湾展示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影响力,促使其积极发展与大陆的经贸关系。自从 CAFTA建成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 CEPA 谈判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继 CAFTA 协议之后,东盟也启动了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并且还与美国修订了新的经贸合作条约,这既是东盟要在东亚合作中发挥领头作用的一贯战略的延伸,同时也是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大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存在地缘经济竞争关系的反映。
(一)CAFTA 对中日之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影响。
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并力图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雁。日本在亚洲的作为,最集中体现在日本对东盟的政策方面。中曾根曾经说过“没有东盟的繁荣,就没有日本的繁荣”,“与东盟国家保持友好密切的关系”,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本政策之一”。[6]50日本把东南亚地区看作其“后院”,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率先走出与东盟建立 FTA 的跨越性步骤。
但在受到中国首先与东盟达成自贸区协议的刺激后,也增强了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并在 2003 年与东盟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拟于 2017 年建成东盟 - 日本自由贸易区。日本在亚洲的地缘经济战略目标是:在东亚实行以日本为领头的“雁行发展模式”,实现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共同体”,以抗衡来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两大区域经济集团的竞争和挑战,从而也奠定日本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以区域为依托实现日本的“世界大国”梦。
中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地区大国,为确保和扩大自身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应对欧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力挑战,中日两国都将亚洲作为依托,十分注重发展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所以,中国和日本的 FTA战略都将东亚列为首先考虑的对象。[7]62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竞争。
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从与东盟的国际贸易来看,日本比起中国来对东盟国家的影响相对更大;在对东盟的国际投资方面,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要比中国多得多;而在亚洲金融领域,日本与中国一直都在暗中争夺亚元的主导权,日本总以为自己应成为亚洲区域货币的整合中心。但是,相对于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影响力的逐步下降,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迅猛发展、国际地位的快速上升,都使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要远大于日本,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和对地区经济稳定和安全的影响力也更大。CAFTA 的建成,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战略的成功开端,必能挖掘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和相互投资的巨大潜力,实现双方经济飞跃发展的“双赢”,从而增强中国对日本的地缘竞争力,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权力,并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中的主导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CAFTA 对中美之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影响。
美国虽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但作为唯一的全球性霸国,其国家利益遍及全球,自然与东亚的地区性大国存在地缘经济竞争。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所采取的政策路径表现出三管齐下的特色。所谓三管齐下,指的是美国根据对象国的差异,分别采取双边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双边 FTA 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等三种不同的路径。[8]38此三种路径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而美国东亚 FTA战略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便是遏制中国。
近年以来,美国在与东亚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开展双边贸易谈判或 FTA 谈判时,刻意绕开了中国,很显然,美国把中国看作是地缘经济竞争的对手。美国希望增强其在东亚的影响力,削弱中国因CAFTA 的构建而获得的先机,使自己仍然保持东亚的经济中心地位,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美国仿照其在东亚地区构建的主要是防范中国的安全同盟体系做法,试图建立起与其类似的、在地缘经济上的对华包围圈。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倡导开放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和近年以来的 TPP 战略,试图干涉和控制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防止出现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一体化组织。鉴于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中国既要努力争取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利益,大力促进东亚内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增强东亚的相互依赖及国际竞争力;又要客观看待美国在东亚地区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和难以替代的作用,积极与美国斡旋、沟通与合作,减少美国在东亚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负面影响。
总之,放眼世界,全球性的 WTO 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而地区性的双边 FTA 却犹如雨后春笋,不断增多;世界经济呈现出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相互竞争的趋势,各区域集团间的洲际竞争不亚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当今世界,各大国都以 FTA 战略为依托,形成战略上的同盟或依托的区域集团,国际竞争呈现出区域化、综合化和复合化的发展态势。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政府也应将 FTA 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重视 FTA 战略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CAFTA 的建成就是我国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初步体现。CAFTA 的建设和发展,对中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和宏观战略将产生重大影响,以 CAFTA为依托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 FTA 发展,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也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区域环境,从而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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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跨国展览公司来说,通过收购或并购,可以有效利用中国本土公司原有无形资产,如管理经验、营销渠道、品牌等,大大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实现赢利最大化;同时又可以避免合资中的矛盾和冲突,迅速提高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主要模式及其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国内外会展业的竞争加剧和城市经营等新理念的提出,会展一线城市更加重视会展产业形象和国际化品牌展会的打造。我国的会展业正朝着专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的方向发展。一些中国本土展览项目的国际化呼声越来越高,力求能在国际招商和招展上获得突围。与此同时,2004年商务部《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的出台,为外商进入中国展览市场开展业务铺平了道路。国外会展巨头公司纷纷抢滩中国市场。本文研究了外资进入中国展览市场的背景,分析了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的几种主要模式,阐述了采用这些模式的战略背景以及这些模式对中国会展业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外资 会展业 引进模式 发展趋势 影响。
论文正文:
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主要模式及其影响
2008年后中国会展的专业化水平迅速提高,主要表现在管理运营更加完善、会展人才培养更趋多元化、出国参展与国内办展同步进行。但必须看到中国会展业与外国会展业存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会展管理体制上的差异。国外会展业的管理主要依靠行业自律机制和自律规范,政府的介入一般体现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国际大型展会的协助招揽上。我国的会展管理体制是“多头审批制”。这种计划经济形成的展会审批制、展览公司资格认定制,不能与市场接轨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2)展览场馆和设施相对落后。全国展览馆总面积在100万平米左右,展场面积超过10万平米的大型展馆仅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等几家,与国际知名展馆相比,国内场馆举办特大型展览、会议难度较大。与之相配套的展馆设施如餐饮、交通、通讯等配套设施相对于国外也有很大差距,网络信息技术在展馆中的应用还不普遍,制约了国内展览水平的提高。
(3)专业性和服务管理水平的差异。国内许多展会因专业性差,定位不清晰,致使参展商和参展观众寥寥,同时,缺乏规范的服务标准和先进的服务理念是导致国内展会管理水平较低的主因。
(4)缺乏专业会展人才。国内尚未建立完善的专业会展人才培养机制,致使中国会展业发展后劲不足。
随着国内外会展业的竞争加剧和城市经营等新理念的提出,国内一线会展城市更加重视会展产业形象和国际化品牌展会的打造。我国的会展业正朝着专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的方向发展。一些中国本土展览项目的国际化呼声越来越高,力求能在国际招商和招展上获得突围。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国际展览巨头国际市场纷争白热化,亚洲市场成为了他们争夺的重要市场。尤其是在2004年1月,中国颁布了《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后,中国会展市场的大门正式向外国投资者打开。外国投资者可以在中国境内以多种形式投资会议展览公司。在2004年9月27日意大利里米尼举行的全球展览业协会(UFI)会议上,欧美会展强国“进军中国市场”成为了普遍共识。2005年以后,外资会展大规模地杀进中国。
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带来了先进的经验、技术和管理理念,为中国会展业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也对中国会展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纵观十年来中国会展业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外资进入中国展览市场主要有这样几种模式,不同模式的对中国会展业产生的影响也有诸多差异。
3.1 外资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咨询机构或代理机构。
此种形式是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准备和过渡阶段,多被2004年前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展览巨头广泛使用或被近年来刚开始进入中国展览市场的公司采用。
3.2 外资直接投资参与展览场馆的建设。
1999年初,由德国汉诺威、慕尼黑、杜塞尔多夫三家展览公司组成的德国展览集团直接投资参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的场馆建设。中外方控股各50%。中方的股权以土地形式表现,外方的50%股权以由德方现金投入方式实现。外资公司的注资弥补了中国的展览业的基础建设资金不足,也为中国的展览场馆管理提供了经验。当然,展馆的管理权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合作中,德国三家公司在展馆管理方面取得了主动权,拥有50年的展馆管理权。这样在展馆场地使用上,中外展览公司之间如何协调就成为了一个敏感话题。
3.3 国外展会品牌移植、联合办展。
外国会展公司将国际品牌会展项目移植到中国,扩大其品牌知名度,使外资在占领中国展览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外资公司在中国移植品牌展会的最迅速、便捷的方式是联合办展,即与中国政府或行业协会有关的中资公司合作办展。最先将品牌展览移植到中国的是德国汉诺威公司,2004年,德国科隆公司把五金、家具、摄影和童装等几个领域的展会移植到了中国。2005年8月,中国五金制品协会与德国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签订自2006年开始,长期在中国联合主办“中国国际五金展”(CIHS)协议。汉诺威非常著名的信息与通信博览会(Cebit),现在以“亚洲信息与通信博览会”的名称在上海举行。
3.4 外资与中资建立合资展览公司。
2000年初,意大利展览业巨头博洛尼亚展览集团与上海博华国际展览公司组建合资展览公司——上海博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2005年2月,锦江国际集团与世界排名第二旅游集团——日本株式会社JTB签约合资成立会展公司,此举标志着中国和日本两大旅游“航母”将携手开拓中国会展市场。2005年8月,英国励展博览集团出资获得中国医药集团下属国药展览有限责任公司50%的股份,成立了国药励展展览公司。与中资公司联合办展或建立合资展览公司的模式在外资公司中具有普遍性。中国很多展会都是由政府主导或是拥有“二级政府”身份的行业协会主办。这类展览会在中国的展览行业中有着相当的话语权。外资选择和行业协会或实力雄厚的政府相关公司合作,可以较为方便地获得办展批文,另一方面,外资公司可以利用中方的资金、基础设施和国内的营销网络等资源,更为便利地开展招商和招展工作,从而降低成本,攫取最大经济效益。
3.5 外资成立独资公司。
暨2004年初商务部《规定》出台后,11月21日,由香港建发国际集团全额投资的建发(四川)展览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建发(四川)展览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70万美元,总投资额100万美元。同年11月,日本最大的会展机构,康格株式会社在上海成立的康格会展(上海)有限公司正式投入运营。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国独资会展公司。据悉,康格会展(上海)有限公司选择独资公司的方式,是担心合资的方式可能会和中国的会展公司在经营理念等方面产生差距。
国外展览公司成立独资公司,单独举办展览会,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技术,加剧了国内会展行业的竞争,加快中国会展业国际化的步伐。商务部出台的《规定》中的条款如“在境内外举办展览、会议,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按国家其他规定,对于外资企业来华展览和出国展览的项目审批以及其他管理方面还有较大的限制。所以很多外资公司对于以独资公司的进场方式采取了谨慎保守态度。
3.6 收购或并购中国展览公司。
2006年以来,很多外资会展企业在华业务重点已经倾向于通过资本运作,收购或者并购国内有一定资质的展览企业或者有一定品牌影响的国内展览项目。1997年CMP公司并购上海博华展览公司;2005年全球第一大展览公司Reed 并购中国国药展览;2007年法兰克福公司与广州光亚展览公司在项目合作两年后正式进入并购。
对于跨国展览公司来说,通过收购或并购,可以有效利用中国本土公司原有无形资产,如管理经验、营销渠道、品牌等,大大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实现赢利最大化;同时又可以避免合资中的矛盾和冲突,迅速提高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此外,外资展览公司国内展览企业“大鱼吃小鱼”的趋势,对中国目前尚处于稚弱的成长阶段的展览产业来说,将使其生存环境更加严峻,加速了国内会展行业优胜劣汰的步伐。中国在2003年出台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中涵盖了一般竞争法中关于企业合并控制制度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外资的并购垄断。但是品牌并购和传统国有展会品牌的价值评估等仍是外资并购中令人高度关注的问题。很多国有展览会的品牌无形资产是在政府长期扶持和投资的背景下形成的,在展览会举办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展览会品牌并购过程中,会涉及到评估国有品牌价值、确保国家利益的问题。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进入中国的外资展览公司毫无置疑是一个帮助者。它们带来了成功的展览理念、管理模式、销售网络,帮助中国的展览业开发市场,树立品牌,推动了中国相对落后的会展业的发展。同时,外资注入中国展览市场也对中国会展业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必须审慎应对,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特色的会展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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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当前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我国与世界接轨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指出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作为贸易出口国,往往必须具备领先于其他国家较为先进的技术,因为只有技术创新,拥有了新产品与新工艺,才能保持其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具备出口的潜质,因此,对于出口国而言,国际贸易的进行是其开展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
作为贸易进口国,由于国际贸易所存在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势必会对进口国技术带来积极的影响。如果贸易双方人才、设备等技术水平差距过大,更会激发进口国去适应外来的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的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在知识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中,世界网络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形式,从静态角度出发,我国的技术创新的发展势必会提高自身的出口潜力,因而增强其国际贸易水平;同时,从动态角度出发,国际贸易的开始势必会给我国现存技术带来一定的冲击,从而给其技术创新带来动力。因此,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互相促进的关系,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其技术创新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来技术大力开展自身的技术创新,为其经济飞跃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传统贸易理论向现代贸易理论演进的过程,其中有两条主线尤为明显:一是从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二是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从传统贸易理论开始,就对技术有了一定程度的涉及。经济学认为商品的生产不仅依赖于具备各种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需要关注如何组合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这是最早的把技术作为生产要素的提法之一,这种技术可以在固定的生产要素条件与一定的规模下实现产出最大化以及产品多样化,而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以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绩效,即劳动生产率。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意识到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早在19世纪早期,Torrens(1844)就意识到在知识与国际交流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技术的发展应该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Mill(1848)对基于技术发展的国际贸易的条件进行了分析与讨论。Bloomfield(1978)系统分析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并认为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对技术差距理论中涉及的要素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将有关国际贸易中技术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定义显然与现代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对于技术的理解相对来说比较狭隘,认为技术就是提高劳动者能力和设备水平,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贸易发展中存在技术的影响,但在理论发展中对于技术创新的见解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分工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分工的改善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斯密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劳动的分工,会对国家的贸易模式及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基础上,把国家自身存在的比较优势归因于贸易所带来的外在技术创新。
因此,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斯密一派认为技术创新是源于劳工分工的内生变量,而李嘉图一派则认为技术创新是贸易所带来的外生变量。虽然,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是对于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分歧,没有明显的界定,所以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对技术本身缺乏系统的定义,导致技术在贸易理论中被纯粹的认定为外生变量,即便如此,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过程中有关技术的认知在日后其理论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之后的很长时期中,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技术方面的演进远远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虽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对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贸易模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少有理论再将技术创新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当中。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中,由古典贸易理论中所提出的技术的重要性被忽视,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一般均衡的背景下,以生产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进行研究,而忽略了贸易中各国间存在的技术差异,其中以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
H-O模型主要从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不同的要素禀赋及不同产品的生产函数角度阐述其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它与之前古典贸易理论的区别在于:古典贸易理论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而新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与经济增长分成两个独立的概念,忽略了技术在贸易模式中的重要性。实际上,H-O模型把经济增长排除在其模型之外,关注的只是贸易的静态层面,单考察了生产要素差异所带了的比较优势,而忽略技术之间的扩散对贸易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由于H-O模型对于贸易中技术因素的忽视,从而使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很长时间处于迷失阶段。
直到20世纪中期,众多学者又逐渐开始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即技术因素重新被纳入贸易理论模型的研究中。随着新禀赋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将R&D(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知识视为国家非常重要的禀赋之一,同时强调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技术同样视为国家重要的禀赋之一。国际市场存在的竞争越发激烈,新产品不断增加,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在经济增长中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内生技术创新对于经济进一步增长显得更为迫切,这就使众多学者从外生技术对贸易的影响转为更深一步的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其模式的变化。
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在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中,由于各个国家在产品各个环节所存在的差异,从技术创新以及传播的角度研究贸易的产生及其所带来的贸易模式的变动,为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发展奠定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新贸易理论兴起,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转变为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前提开始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Krugman(1979)开始将技术引进到贸易模型中,进一步研究了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里所指的技术创新还局限在外生的,无法对其产生的原因作以解释。
20世纪80年代所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融合,为之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之后贸易理论研究超越之前静态层次的研究,使得技术成为贸易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随着21世纪的到来,企业异质贸易理论成为当今贸易理论的代表,即新―新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Melitz(2003)提出来的,主要是在企业异质性、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基本假定下,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生产率企业之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优胜劣汰的选择使得拥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步入出口市场,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只能淡出出口市场,与此同时,同一行业内的资源也将低生产率的企业流向高生产率的企业,使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及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加,从而使整体行业生产率及整体经济实现增长。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贸易理论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领域,为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解释,企业为了追求高的生产率及利润必定会加大技术创新的步伐。由于该理论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模型框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但该理论为今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对发达国家相比,作为经济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发达国家新产品进入市场,必定会给我国的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地位造成很大的冲击,本土企业若想继续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就务必开展技术创新,赶超外来的先进技术水平,以此与外来竞争者相抗衡,因此,国际贸易间接地成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动力;其次,国际贸易开展的过程中先进的出口国在将新产品传输到我国的同时,也将其产品所具有的工艺与技术水平传递过来,由于技术溢出的发生,给我国同行企业带来了模仿的契机,在模仿先进技术的同时,使我国技术创新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第三,如果先进出口国本身的产品具有一定的领先技术水平,我们在引进这些产品以后本身就具有了先进技术设备,这可以称为有形的技术创新。
与此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产品的同时会要求具有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企业员工经过培训之后吸收了外来先进技术,这就相当于给本土企业带来一定隐形技术创新;第四,由于我国与世界接轨,国际贸易过程中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同时会影响我国积极改善创新的内外部环境机制,对引进技术的企业而言,为了更合理的使用先进技术往往需要企业在组织管理方面做出相应的创新及转变,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创新意识以及管理机制的创新会起到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起始的贸易谈判阶段,先进的出口国为了使进口国更加全面与详细的了解产品特性,促成贸易实现的目的,出口国会在合理的限制内演示产品性能,若交易失败,出口国的技术已经产生一定的技术扩散,而这种扩散也会一定程度的给进口国带来技术创新;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是贸易双方技术传播与创新的最直接方式,进口国在国际技术贸易的开展中不仅会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还会从人力资本、生产水平等其他方面认识到自身与出口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从而引发进口国的再次适应性创新。总而言之,上述的各种方式都会增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我国在开展国际贸易的同时,掀动自身的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逐渐减少对此先进技术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加之我国自身的二次创新,很有可能领先于国际市场上同产品的技术水平,成为产品垄断供给者。
因此,我国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不仅能够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激发自身的技术创新,从静态层面上看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增加自身的技术存储量;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从动态层面提高了我国技术创新意识,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加强了创新制度环境的形成,为今后我国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甚至赶超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与技术水平呈高幅度的增长,而出口能力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贸易的出口国一般具有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技术,因此,国际贸易对于作为贸易出口国的中国有关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首先,从静态层面来说,我国只有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才更有可能拥有新技术与工艺,这才具备出口产品所必需的条件,因此,我国为了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就会充分的进行技术创新,这样才能保持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其次,从动态层面来说,出口贸易必将会带来一定的技术扩散,我国的技术优势会在对外贸易的进行中逐渐丧失,因此,我们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放任其流失而无作为,在技术丧失的同时会逐渐丧失其出口国的技术优势以及出口地位,
另一种是持续的开展技术创新,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的出口地位加大创新的力度,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制胜,当然,我国遵循了后者选择;第三,在贸易双方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出口国可以根据进口国反馈回来的市场信息,寻找产品技术的不足改进技术,开展新的技术创新;第四,我国作为贸易出口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得为之后开展技术创新提供经济保障,同时,技术领先国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在资金强有力的保证下,技术领先国为了保持这种优势,更加激发了其对于技术创新的动力;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作为技术传播与技术创新的主要手段,技术的转移和扩散虽然可以给进口国带来先进的技术,看似是出口国技术的流失,实际上是出口国传播的次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在本国经济中已经明显落后,因此,适时的转移次核心技术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对于出口国进行核心技术的创新提供经济后盾。总而言之,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同时更要保持自身的先发优势,持续开展技术创新,适时的将逐渐淘汰的新技术转换成国际贸易中的利得,对于我国积累资金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的。
纵观国际贸易理论中技术的演变,由最初肯定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到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经历了相当长的迷失阶段,直到今天,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支柱之一,是我国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的源动力。不管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新贸易理论,都对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因素具有一定的肯定,在这里,我们只着重探讨了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事实上,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依存的,两者之间存在有互动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技术创新提高了我国新产品的研发水平,改变了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因此产品技术含量更高,品种更加的多样化,是我国作为出口国占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二,技术创新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善我国国际分工的地位,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促进我国工农业的大力发展,导致分工专业化,更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三,技术创新提过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与产品核心竞争力,而一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与自身优势上,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扩大我国产品价格等比较优势,促进我国生产技术与产品技术的创新发展,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地位;
第四,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模式的创新,网络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果,他们迅速的改变着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大大提高了国际贸易的效率与效益,网络技术创新更加剧了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因此,技术创新反作用与国际贸易,我国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进行就是在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中飞速发展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技术创新,还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国际贸易,都是促进世界整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为了世界整体竞技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需要各国扩大国际贸易范围,技术本身就是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而国际贸易的开展使世界可以分享技术提高整体社会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积极开展本国的技术创新,为节约稀缺的技术资源,分享资源作出努力。国际贸易的开展基于共赢的理念,达到了世界共享资源,提升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最后,对我国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方面要兼顾短期与长期的经济利益,同时要充分考虑本国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基本国情,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大程度上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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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讲,融资也叫金融,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当事人通过各种方式到金融市场上筹措或贷放资金的行为。从现代经济发展的状况看,作为企业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全面地了解金融知识、了解金融机构、了解金融市场,因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企业必须与之打交道。199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由此可看出政府高层对金融逐渐重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融资融券及其对中国股市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浅谈融资融券及其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全文如下:
“融”,就是“融通”的意思,在经济学中,也就是借贷的意思。“资”,就是资金的意思。“券”,就是证券的意思。因此,“融资融券”,顾名思义,就是资金、证券的借贷。具体而言,“融资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向具有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提供担保物,借入资金买入证券的行为。而“融券交易”指的是通过与上述相同的方式,借入证券并卖出的行为。这里的融资、融券不但包括券商对投资者的融资、融券,还包括金融机构对券商的融资、融券。“融资融券交易”又称“证券信用交易”或“保证金交易”。
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融资融券已经产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在中国,从其产生至今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新颖的概念。而从世界范围来看,融资融券制度已经是一项基本的信用交易制度。
在股指期货诞生之前,中国股市的投资者基本上只能通过做多证券的方式获得利润,而在证券下跌的过程中无法获得收益。所谓“做多”,就是所持证券价格上升即获得利润的投资行为。2010年中国股市的股指期货诞生后,股指期货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做空股指期货,在股指下跌的时候也获得盈利。所谓“做空”,就是所持证券价格下降即获得利润的投资行为。而股指期货对投资者有一定的门槛要求,必须资金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投资者才能开户,因此,对相当一部分投资者而言,无法投资股指期货。
相比之下,融资融券的门槛要低很多,只要资金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而且证券账户开户时间在半年以上,就能开设融资融券账户。因此,同样是信用交易,同样可以做多与做空,融资融券交易比股指期货交易对投资者的门槛低了许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年3月30日,上交所、深交所分别发布公告,表示于2010年3月31日起正式开通融资融券交易系统,开始接受试点会员融资融券交易申报。此后,融资融券业务正式启动了,一批又一批的券商陆续成为试点会员,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能够进行融资融券交易。
融资融券在中国产生后,融资融券的相关业务经历了一段不断发展的过程。融资融券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融资融券标的物的扩容上。所谓融资融券标的物,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融资标的,一种是融券标的。即使在融资融券产生后,也不是所有的证券都能融资买入和融券卖出的,证券交易所对能够融资买入的证券和能够融券卖出的证券的范围有界定。凡是能够融资买入的证券,称为融资标的,凡是能够融资卖出的证券,称为融券标的。一般来说,融资标的也是融券标的,所以也合称为融资融券标的。截止至2014年10月22日,融资融券一共经历了四次扩容,扩容的时间分别为2011年11月、2013年1月、2013年9月和2014年9月。经过这几次的扩容后,沪市的融资融券标的股为500只,融资融券标的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为9只;深市的融资融券标的股为400只,融资融券标的ETF为6只。
今后,融资融券标的物的范围可能进一步地扩大,届时融资融券将涉及越来越多的股票和基金。
1.对证券交易量的影响
融资融券启动后,本来无法进行融资融券交易的,现在变为了可能。这意味着融资融券使得中国股市的证券交易量增加了。
融资融券的启动会使得中国股市增加多少证券交易量呢?
从宏观上统计,截止到2014年10月23日,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约为6874亿元人民币,融券余额约为37亿元人民币。而且,在此之前的一年内,融资余额与融券余额基本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上升态势,融资余额与融券余额在不断的刷新历史新高。2014年10月23日当天,沪深两市的融资买入额约为412亿元人民币,融券卖出量约为10亿股,而两市的成交量约为3000亿人民币,融资融券交易量也被计算入沪深两市的成交量中,由此可见,当天融资融券交易量占到沪深两市总成交量的13%以上。在个股上,融资融券交易量占成交量的比例可能更高,比如,2014年5月12日,沪市莲花味精的成交量约为1650万股,其中,融资买入额大约占到了总成交量的55%,可见融资交易在成交量上的贡献之大。
从微观上分析,这个需要先看融资融券的成本。融资融券行为,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才会进行。对投资者而言,目前融资的年化利率8.6%,融券的年化利率10.6%,在不同券商中融资融券的年化利率也会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时期,融资融券的成本也可能会有变化。也就是说,通过融资融券的途径投资得来的收益需要减去融资融券的成本,才是投资者的收益。一般来说,当投资者认为,只有在投资收益大于这个成本时才会进行融资融券交易。另一方面,即使投资者认为投资收益大于成本,也不能不限量地融资融券,融资融券的额度与投资者所提供的担保物有关。担保物的价格越高,融资融券的额度也越高。
2.对投资风险的影响
融资融券启动后,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和途径都产生了新的变化,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对某个投资者而言,投资风险是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他采取的交易方式。
具体而言,如果投资者将自己本身持有的证券作为担保物,进行融资交易,而且融资买入的证券又与担保物的价格正相关,那么这样的投资方式会增加风险。这种投资方式就是杠杆交易,通过少量的资金买入了大量的证券,这种情况下,如果证券价格上升,那么投资者的收益会被放大,即收益更高。相应地,如果证券价格下降,那么亏损也会被放大,即亏损更大。 如果投资者本身持有证券,又进行融券交易,而且融券交易卖出的证券又与本身持有的证券正相关,那么会减少风险。这种交易方式就是对冲交易。比如,某投资者本身持有中国股市中的证券A,同时,他又通过融券交易卖出另一个证券B,证券A和证券B都为上市公司的股票,而且这两家公司为同一行业,一般来说,证券A和证券B在证券市场中的股价正相关,即当其中一个证券上涨时,另一个也上涨;当其中一个证券下跌时,另一个也下跌。这样,该投资者此时的投资风险,比仅仅持有证券A时要小。
3.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融资融券启动后,本来无法进行的证券买入、卖出交易都变为了可能。也就是说,证券的需求和供给都增加了,证券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也都增加了,因此,融资融券减少了证券价格的剧烈波动。所谓弹性,比如证券的需求弹性,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同一价格水平下,证券的需求量变化率与价格变化率之间的比率。同样地,证券的供给弹性,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同一价格水平下,证券的供给量变化率与价格变化率之间的比率。
此外,股票市场本身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发现的是证券的价格。融资融券启动后,证券的交易量增加,证券交易反映的市场信息也更充分,更多的市场信息通过交易行为反映出来,最终体现在证券价格上。因此,融资融券有利于股票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
4.对投资机会的影响
融资融券启动后,随着融资融券交易方式的产生,对这类交易的信息披露也变成了必要的环节。目前,凡是可以融资融券交易的股票,在交易日都会披露前一个交易日的融资融券相关信息,包括融资余额、融资买入额、融券余额、融券卖出量和融资融券余额。例如,根据深市上市公司平安银行2014年10月23日的融资融券数据,融资余额为234331.64万元,融资买入量为24814.99万元,融券余额为1062.03万元,融券卖出量为522.31万股,融资融券余额为235393.67万元。
其中,融资余额指的是投资者融资买进与归还借款间的差额,它是一个存量的概念。一般来说,融资余额越大,表示买方的力量越大。融资买入额指的是一段时间内,通过融资的方式买入该证券所花费的金额,它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这里的“一段时间”往往指一个交易日。融券余额指的是投资者融券卖出与买进还券间的差额。它是一个存量的概念。一般来说,融券余额越大,表示卖方的力量越大。融券卖出量指的是一段时间内,通过融券的方式卖出该证券的数量,它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这里的“一段时间”往往指一个交易日。融资融券余额指的是融资余额与融券余额之和。
这类融资融券相关的信息在每个交易日都会公布,给投资者带来了更多的投资信息,成为了投资活动中的一项参考因素,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投资者分析股票市场的情况,从而把握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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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变革时期, 市场机制迅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而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却相对被动和滞后, 部分政治权力利用市场的弱点,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的渗透, 社会上的以权谋私, 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现实政治失望, 对政治教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也使得部分大学生产生了消极的思维定势, 对正确的思想听不进去, 对正确的政治要求表示反感, 甚至产生对立情绪。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正面影响: 社会政治变革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也有消极影响: 大学生内化主导文化出现障碍; 政治价值取向具有功利性; 政治责任意识淡漠, 诚信观念淡化和政治心理发展不平衡等。
【关键词】社会变革; 大学生; 政治社会化
2006年7月12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作出论断: 目前,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新的攻坚阶段。围绕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 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 各项改革在不失时机地向前推进。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风险性却在加大, 改革在各领域有序展开的同时, 也使得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 直接影响到了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取向以及他们的政治行为方式。由此可见, 要使大学生们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主导文化, 以实现其政治社会化顺利进行, 必须关注中国社会改革的大背景。
有鉴于此, 我们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必须有科学的认识。
1.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定涵义。
变革是对事物的改变和革新。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就出现了非常深刻的社会变革, 表现出来的是一场维护新制度的革命, 但仍然处于农业社会、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真正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变革则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场变革使我国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 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 由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 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变, 意识形态乃至政治体制等等, 也都处在这种转变之中。
从哲学的角度讲, 变革就是对旧事物的辨证否定和扬弃。邓小平曾指出: “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 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我们说的社会变革是社会的改革, 而不是改变社会性质的革命。当代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 它来自于社会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运动, 来自于社会普遍而强烈的变革要求, 自觉地对社会的某些部分或环节所做的改善, 它是依靠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力量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 即实现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人们生活的现代化和人们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它是一个不断把外来文明的积极成果为我所用的过程, 因此, 社会变革是个全面的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社会变革的内容包括: 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体制的变革, 也包括思想层面的变革。
2.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点。
第一, 社会经济变革, 引起了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
“江泽民同志强调,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必然要求进行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社会经济变革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使得社会财富的占有形式在总体上形成了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这样的所有制结构, 引起了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 这也是当代我国社会变革的突出特点。物质利益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 也是人们为之努力工作, 追求卓越的强烈的内驱力,它体现在人们对物的占有形式、程度、范围、多寡等多方面, 是社会要素系统的内在结构的调整。
社会经济变革必然引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 社会关系是一种看不见的“网”, 它不像物质利益那样是以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然而, 恰恰是社会的本质属性所在。人的本质, 归根到底是社会关系, 换言之, 有怎样的社会关系, 便会产生怎样的人。市场经济它体现并要求人与人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独立、平等、自由的生产与交换关系, 因为市场经济必然伴随自由竞争, 而竞争需要个人的独立性与主动性。
当代大学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 他们政治人格的内涵应该体现着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即独立性、公平竞争观念、自由意识等, 因而, 社会经济变革引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 成为大学生政治人格形成的主要前提。
第二, 社会政治变革, 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社会政治变革是相对于社会经济变革而言,政治变革是以经济变革为先导的。因为社会政治变革是由社会经济和利益的变化和发展而演绎开来的, 社会经济变革引起利益关系、利益结构和利益实现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促进了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要求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涉及到诸如法令法律的修改、政治组织和制度的改革、行政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改革, 政府权力从中央高度集权转向寻求中央和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相互协调, 以及认识制度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等方面的内容, 而且也涉及到人们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等。在今天的中国, 政治民主化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头等重要的政治目标, 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与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逐步提高, 政治参与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 关心国家政策, 请愿示威、与政府要员对话、积极参加选举活动等。
当代大学生从他们出生后, 就无可选择地被置于社会变革之中, 他们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 社会政治变革程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个性的发展水平与趋向。
第三, 社会主体观念形态的更新。
观念意识是一种客观实在, 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一种精神动力。这种观念意识产生于现实社会, 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同时, 它又是指导和激励人们从事某种活动, 参与某种实践的重要思想根据。社会变革使得社会主体的观念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大学生无论在生理、心理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都处于生命进程中的高峰期, 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 反对保守, 大学生的人生观、道德观以及他们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在改革中呈现多元化和实用化趋势。”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有着重大影响, 其中既有积极影响, 也有消极影响。
1.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积极影响。
第一, 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与改革, 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 政治就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 在全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政治的制约, 也不能不受政治因素的各方面的影响。我国的社会政治变革主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 依法治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从而使我国的政治体制向高度民主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在社会主义中国, “三个代表”集中体现着政治目标的价值内涵,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传承社会主导政治文化, 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人, 即拥有一种稳定的政治心理、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 形成政治思想, 具有一定的政治能力和产生一定的政治行为, 从社会人成为政治人。
社会主义民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统治”, “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我国的政治制度、政治理想、政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进一步增强了大学生的政治情感,政治情感是大学生政治行为的内驱力, 是大学生政治心理的沉积, 主要指大学生对政治事件、政治活动等的一种心理感受和好恶倾向。良性的政治情感表现为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对集体的热爱。如1999年5月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时, 当代大学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方式声讨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再如大学生对我们党内存在的某些腐败问题深恶痛绝。大学生政治情感的表现比其他公民更为强烈, 是政治社会化的产物, 政治情感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心理现象, 它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政治行为,是政治教育和政治影响的结果, 他们的政治思想不断走向成熟。
改革的进程, 紧紧维系着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命运, 改革每前进一步, 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就前进一步, 因此社会政治变革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论/文/网LunWenData/Com]
第二,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水平的提高。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性质是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其发展水平归根到底则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不仅政治因素直接影响和制约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 而且作为政治制度基础的经济制度、经济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制约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 给社会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使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社会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既对大学生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外部的物质技术条件, 又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结构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要求。
因此,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必然随之而发展,当今中国社会变革促进了他们政治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首先, 大学生思想解放, 富有政治上的开拓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长期禁锢中国人思想的桎梏被打破, 使大学生们拓宽了视野, 他们比以前的大学生思想更为解放, 很少受到传统观念或传统思维模式的羁绊, 富有开拓精神。例如:
1997年满怀欣喜欢庆香港回归, 洗雪百年耻辱;1998年为数百万军民抗洪救灾的事迹所感动, 大学生们纷纷捐款捐物、参与抗洪; 1999年为50年国庆兴高采烈, 喜迎澳门回归; 而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 大学生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 有组织的上街游行, 强烈谴责这一野蛮行径; 2001年大学生欣喜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 2002年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令大学生感到欢欣鼓舞; 2003年大学生同全国人民一道万众一心, 同舟共济, 战胜了非典病魔, 同时为我国首次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而倍感骄傲和自豪; 2004年我国奥运健儿在雅典再创佳绩, 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二的历史最佳成绩,大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向奥运健儿学习, 为国争光;2006年我国再次成功发射航天飞船, 扬了国威,大学生为此感到精神振奋。大学生对国家重大事件的关注充分表明了大学生以国家、民族为本位的政治意识的积极高涨, 也体现了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
其次, 大学生坚定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受到世人瞩目,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年到2004 年的26 年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 亿美元增长到16494 亿美元, 年均增长914%, 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正不断增强。大学生从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和辉煌的业绩中, 切身体会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才能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的从胜利走向胜利。1999年对云南高校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 “7213%的学生认为应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7719%的学生认为我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001年对上海市高校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 “77%的学生赞成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总体上看大学生们的政治思想走势同社会发展步法比较协调, 政治观念上, 呈乐观上进的态势。
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 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
再次, 大学生政治主体意识增强。我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 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个人与国家身份关系的旧观念。“改革的实践以生活及其利益者以最简洁、最有力的杠杆, 直接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使当代大学生在自由开放、竞争激烈的社会中, 学会审视社会, 认识自我, 能以个人主体的身份面对生活。个人主体意识觉醒的直接积极结果就是大学生们的自主性空前增强, 积极性创造性空前高涨, 要求个人与国家关系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至上原则, 因此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法治化要求也空前迫切。
最后, 大学生竞争意识增强, 政治实践能力提高。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对整个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大学校园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 也处处体现着竞争: 大学生们积极要求入党,竞选当学生干部, 学校里的比赛一个接着一个,参加者比比皆是等。在这样一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已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意识。与此同时, 他们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极为关注, 他们积极参加竞争就是为了争得一席锻炼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以期自我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对自我价值主体地位的确认, 已成为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大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愿望已渐趋强烈, 政治实践能力也随之提高,更趋于理性与务实化。
2. 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消极影响。
在社会变革时期, 市场机制迅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而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却相对被动和滞后, 部分政治权力利用市场的弱点,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的渗透, 社会上的以权谋私, 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现实政治失望, 对政治教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也使得部分大学生产生了消极的思维定势, 对正确的思想听不进去, 对正确的政治要求表示反感, 甚至产生对立情绪。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内化主导文化出现障碍。
党和国家希望通过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将我国的主导政治文化传播给大学生, 使之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利益群体分配的差距拉大, 价值观念多元化, 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反差, 使大学生在政治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和困惑大为增多。大学校园内提倡的高水平政治道德规范与社会上低水准的政治道德行为的反差, 理想教育的完善与社会现实的反差, 自身思想政治道德认识的崇高与实际实践行为的平庸和无奈的反差使得大学生们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困惑, 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学习又不够重视, 甚至一些学生认为可有可无。“大学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虽然在认识上不断提高, 但仍然存在不少模糊认识, 比如: 有一些学生对‘社会主义最终可以战胜资本主义’这一问题表示‘不同意’或‘说不清’。”再如: 对长春工业大学2002、2003、2004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表明: 大学生在面对个人利益和前途的选择上,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知行不统一。一个学生在调查问卷中写道: “在这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里, 腐败、下岗、通货膨胀、贫富两极分化等等问题,让我深深地陷入疑虑中, 我找不到自己可以信赖的精神支柱。”理论上的认识不清, 加之政治参与渠道和政治实践机会不多等原因, 表明他们在内化主导文化过程中出现了障碍, 影响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第二, 政治价值取向具有功利性。
大学生政治价值取向上自主意识增强, 但有功利化倾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大学生成长的宏观历史背景, 缘于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和西方思潮的冲击, 使得一部分政治观不坚定的大学生的政治价值取向带有不同程度的功利主义色彩。
一些大学生把“有用”与否作为政治价值判断的标准和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依据, 如一些大学生把教科书按照“有用”与否分成两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材则常被打入“无用”者之列, “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要求入党的动机是‘能够促进自己的成长’。”凡此种种, 都是政治价值取向中功利主义的表现。
第三, 政治责任意识淡漠, 诚信观念淡化。
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是政治觉悟的组成部分和鲜明反映, 是个体对一定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和使命的认识、情感和态度。“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关心国家大事、顾全整体利益、追求光明进步、乐于奉献自己的人, 就是强烈政治责任感的表现, 他们恪守坚定的信念, 为着远大的理想而矢志不渝地奋斗。相反, 那种囿于个人狭小天地,只要权利不讲义务, 就是政治责任感不强的表现”。一些大学生在发展目标上, 不关心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 表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没有社会责任感和诚信观念; 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 在生活上超现实享受, 不珍惜父母家人的劳动, 没有家庭责任感; 在个人感情上不求天长地久, 只求曾经拥有, 没有道义责任感; 还有一些大学生不刻苦学习, 盛行抄袭作弊之风, 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业, 假文凭、假证书屡见不鲜, 就连助学贷款的偿还也存在恶意拖欠甚至不还的现象,这些问题从不同侧面暴露了大学生缺乏责任意识。
大学生在承受了较大的经济差距压力的同时又面临严峻的就业竞争, 面对激烈的竞争, 诚信观念上的失范, 也是政治责任感不强的表现, 严重地阻碍着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程, 影响大学生的成长与成才。
第四, 政治心理发展不平衡。
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大学生自身特点以及在内化政治文化过程中出现障碍、政治价值观的功利性、政治责任感不强等原因, 使得他们的政治心理发展不平衡。
大多数学生带有政治理想化心理, 他们感受敏锐, 想象丰富, 甚至充满幻想, 在政治理想化心理驱使下, 幻想大于现实, 理论超前实践, 牢骚胜过满意, 因而对社会现实, 常常带有挑剔的目光。也有一些学生带有政治狂热心理。大学生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先锋作用历来为社会所公认,但是他们的政治热情的极端化便是政治狂热, 就会产生政治上的盲目, 这种状况在西方和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政治逆反心理也是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 在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况: 越是进行某种政治宣传, 有的学生越是“不买帐”, 越是进行某种政治批判,有的学生越是同情被批判者或趋同某种思想观点,这种逆反政治心理如果不加以疏导, 可能会出现反政治社会化。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必然导致行动上的回避, 在社会变革中, 大学生们更多地追逐经济利益, 认为政治是“假、大、空”的东西,或是认为政治参与活动得不偿失, 不追求政治进步, 一样可以成就学业, 以致一些大学生会有政治回避心理。大学生出现的政治理想化心理、政治狂热心理、政治逆反心理和政治回避心理体现了大学生政治心理发展的不平衡, 都影响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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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是VC,在中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其实把它翻译成创业投资更为妥当。广义的风险投资泛指一切具有高风险、高潜在收益的投资;狭义的风险投资是指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投资。根据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一种权益资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简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风险投资从本质上来说,是风险投资机构为了获取高新技术产业因技术研发等原因所带来的垄断前景,并且凭借这一垄断市场的前景获得几倍于投资额的利润而展开的投资活动。 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正是对这一垄断前景的维护,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风险投资的资本规模以及投资能否成功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风险投资规模、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风险投资;垄断;知识产权保护。
1985 年 9 月, 中国大陆成立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自此以后,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迅速发展,90 年代初期我国风险资本总量达到 20 多亿元, 至 2011 年, 我国已有风险投资机构百余家, 风险资本总量1694.85 亿元。 本文将尝试通过简要分析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了解我国风险投资迅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这较大失败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以期成功后取得高额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具有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风险投资是一项蕴藏着较大失败风险的商业投资行为。 因为其投资周期长、资金回收慢, 一般的风险投资都要经历 4 到 5 个发展阶段、3 至 7年的变化,在整个投资期间需要面对来自于金融市场、产品供求市场、国际经济环境、政府政策、公司内部风险控制等各种外在条件变化的威胁,因而投资成功率也是非常低的,据美国一些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专家介绍,在他们投资的项目中只有不到 1/3 能够成功。 关于这些因素,之前有许多学者都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说明,本文将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其高额的收益性,这种收益的根本来源在于技术创新。因为创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可以为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垄断,在新技术还没有被广泛推广时,掌握这项技术的企业往往能通过卖方市场的特征快速的回笼资金甚至盈利。 邵同尧、潘彦曾对风险投资和创新因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和创新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垄断的创新技术水平才是发展的源泉,是风险投资项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保障创新企业的技术垄断地位,保护这些企业的技术专利权是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功与否,最终影响我国风险投资的整体发展规模与质量。 下文将具体分析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
由上文分析,可知当一国的知识产权水平较高时,人们对于风险投资会产生更高的热情,风险投资资本的规模也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即风险投资规模应该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正相关。
下面将用实证数据从风险投资受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影响关系的角度探讨我国这些年风险投资的发展变化。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加入了以下指标:
①风险投资资本规模 Capital。 因为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较晚,数据记载不够系统全面。 关于近些年风险投资的机构数量、注册资本、组织形式以及风险投资的资本规模都没有进行长时间的记载,本文选择对于《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可查询到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得到从 1994~2010 年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的平均管理资本规模数据,作为考察我国当年可用于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投资的资本实力。
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Pro。 一国的知识产权水平是否发达,和该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信息分享渠道建设、法律完善以及法制维持等等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本文所选择的数据是从孙旭玉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获得的。 在该文中,作者参考国际先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计算方法,例如 Rapp和 Rozek 的 RR 指数 5 等级划分、Ginarte 和 Park 的五类别计算方法等,在结合中国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执行力度不高的现实的考虑之下,参考韩玉雄、李怀祖等人的使用执法力度因子完善G-P 指数的思路, 经过大量的数据搜集所计算得到的更加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数据。
③其他控制变量指标,即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意外其他影响风险投资规模的一些因素。 从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中,我们已经清楚,风险投资的发展规模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家的素质、政府资金以及政策的支持、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完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居民需求的变化等等。在这里,我们选择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每年毕业生中研究生人数 Edu、我国综合税率 Tax、 当年上市公司数量 Dn 这几个指标来反映风险投资机构在进行筹资以及投资的内外环境影响水平以及居民的需求变化,PGDP 反映了被投资企业面临的整体经济状况,Edu 反映风险投资机构就业人员素质,Tax 代表风险投资机构与被投资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时的税负成本,而当年上市公司数量 Dn 可以体现出当年风投企业通过被投资企业上市而实现资本退出的难易程度。 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各年数据,其中综合税率是通过计算我国税务收入同 GDP 之间的比例所得。
为降低数据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设立模型如下:
lnCapital=lnPro+ln PGDP+ln Edu+lnTax+lnDn。
通过 stata 软件进行回归运算,可以得到表中的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风险投资资本规模确实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现显著相关性, 这从实证的方面证实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考虑到我国整体经济环境、金融环境、以及风险投资机构内部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后,我国风险投资规模和知识产权保护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与我们的分析是不符的。 对于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首先,数据不足。 《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关于风险投资规模最早的记载就只有到 1994 年,期间只有 17 组数据,使得我们的回归必然会出现很大的误差。 而且由于一些数据记载不完全,在分析中只能选择相近指标进行回归,比如关于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 对于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结构数据的记载最早从 2003年开始,并且期间数据没有持续录入,这会对回归分析造成影响,因而本文选择的全国毕业生中的高学历人才所占的比例来侧面反映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这必然会使得回归呈现不严谨的一面。
其次,受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实际情况的影响。与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水平处于明显的低位。 2007年修正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 3.12,仅仅同美国在 1960 年、德国在 1980 年的水平持平, 而中国人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是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这与我国不断高速发展的经济与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不符的。这样的事实也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科技人才的研究热情, 最终的结果会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的整体创新性,最终导致出现大量学术模仿研究出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当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时,因为抑制了这样的学术模仿反而对高新技术行业产生负的作用。
本文从理论分析、数据验证两方面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风险投资的重要性。 由本文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还是对于风险投资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我国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知识产权保护不加以完善,不仅将对风险投资造成影响,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而我国的风险投资,不论是投资机构的制度建设,还是风险投资项目的评判选择以及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完善,或者风险投资全程的资金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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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为止。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相关论文: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全文如下: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权威的宪政理论家,他的宪政思想是他政治启蒙思想中最闪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一生矢志追求宪政,其主要目的是用宪政来反对封建君主制。他不光重视理论的研究,还积极投身到宪政运动中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本文试图通过介绍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宪政活动,使大家能够正确认识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并对当前我国的宪政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文关键词:梁启超 宪政 法治国家
Abstract:Liang Qichao is a modern authoritativ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oretician of China, glistening,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most in the thought that his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s his politics to teach beginners. He pledges one’s devotion and pursues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all one’s life, its main purpose is to object to the feudal monarchism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He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the theory but also joins in movement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ctively,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ovement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greatly. This text attempts to pass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ctivity of introduction Liang Qichao, enable everybody to know Liang Qichao’s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orrectly, and offer certain reference to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our country at present.
Keyword:Liang Qichao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ountry governed by law
梁启超不但是近代中国“法治主义”的重要倡导者,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宪政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是重要的立宪政治活动家。但是大多数研究者或者是把梁启超与康有为等同起来看作是戊戌维新派的代表,只讨论他们的君主立宪主张,而忽视了梁启超自戊戌之后旅日期间在思想上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宪政观点上与康有为的差异;或者虽然把康梁区分对待,但是却把梁启超看作是与革命派对立的一方来研究他的宪政思想和活动,从而忽略了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宪政运动是促成和推进辛亥革命浪潮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重要事实。
何为宪政?这是研究梁启超宪政思想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该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允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 ,可见,梁启超认为宪政的实质就是确立宪法的至上性。
对于宪法,梁启超提倡狭义的宪法概念,即指有议会的国家的根本大法。他指出:“宪法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据,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宪法“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 。
梁启超特别强调宪法的以下几点特质:
首先,宪法是政治法,是行使民权和限制君权的武器。梁启超指出:“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和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经验而得之也。”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立宪必须以民权为基础,而立宪本身又可以保障民权。因此梁启超极力主张在中国兴民权开民智,进行民主启蒙教育。
其次,梁启超强调宪法的至上性。梁启超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无宪法不足以为国。”梁启超据此把“世界之政”分为两种,“一曰宪政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 ,并把有无宪法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先进国体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国体的根本区别。梁启超还指出宪法之所以具有至上性还在于宪法是一国产生其他法律的依据,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为社会上所有个人、团体的最高行为准则。
梁启超还对宪法的稳定性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宪法的稳定性,主要指宪法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他指出:“宪法与寻常法律异,宜有永久之性质,非可以朝令而暮改,此人人所同知也。” 梁启超还深刻揭示,若宪法没有稳定性,必然造成恶果。他针对袁世凯上台执政一直到曹馄贿选,期间体制多变,宪法频繁更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国民仿徨迷惑,莫知是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立宪法以定“一切法度之根源”
梁启超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考察与研究,指出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法律体系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把宪法看作是“国家根本法”,是其它法律得以产生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认为,“采定政体,决行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欲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为第一要义” ,认为“无宪法不足以为国”。
2.设国会以确立“法治国家”之基础
梁启超认为国会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他说:“天下无无国会之立宪国”。他认为国会是人民行使立法权的重要机构,也是保障人民权利不受政府侵害的重要权力机关。在专制时代,法自君出,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一人,“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这种“自顾其利益”的法律,“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 。而现代要使多数之国民能得到幸福,只能“以立法权属于多数之国民”,尽快设立国会,以立法权还之于民。这样,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对于国会的性质,梁启超认为可以从法律和政治两个方面来界定。在法律的视角下,“国会者,为限制机关以与主动机关相对峙。”这表明,国会是作为国家的立法和监督机构而存在的,只有法律上享有对行政机关进行权力限制的机构才可以称之为国会;而从政治的角度看,“国会者,代表全国人民之势力者也” ,国会是反映全体国民意愿的民意机构。
其次,梁启超还详尽地论述了国会的组织机构。梁认为在当前的中国设立议会,应仿效英国,实行两院制,并将上院称为左院,下院称为右院。梁启超十分明确的指出中国未来的左院不能代表平民,也不能代表贵族,而应包含更多的成分。而右院则“平等代表全国国民,故必以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而成” 。
3.关于选举制度
梁启超把各国的选举制度划分为普通选举和限制选举。“普通选举者,谓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也;限制选举者,谓以法律指定若干条件,必合于此条件,或不及于此条件,乃得有选举权也”,并认为两者的分界就在于财产。那么在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呢?梁启超坚决反对限制选举制,尤其是反对财产限制。因为“财产与政治能力,决非能常相一致”,所以“财产与选举决不容有特别的关系。”他还深刻地论述了用财产限制选举权的危害,认为最终“使大多数人,不能感国家与己身之利害关系,则将流于少数政治,其反于立宪之本意甚明。” 接着,梁启超采用比较分析的办法,详尽论述了选举的方法,如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选举手续等问题,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对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见解。对于两种选举方法的优劣,梁启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而要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分别对待。一方面,梁认为直接选举能反映多数人意见,而且选举人直接面对选举,能直接感受其利害,故能热心负责的投票,所以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认为间接选举为“组织最良之国会”的必备条件。因为“第二选举人地位较高,交通又广,对于议员候选人较易周知”,故“能鉴别被选人之才能性行,择最良者而举之” 。
4.关于政党政治
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与宪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决无容政党发生之余地。政体既归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籍政党不能运用……非真立宪之国,不能有真政党,然非有真政党之国,亦不能真立宪。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对于政党的作用,梁启超主要认为可以“增进国民程度的作用。”他主张在立宪政体下,应该组建堂堂正正的政党,有了这个政党,就可以通过垄断议员多数,组成独揽大权的政党内阁,从而取代封建地主的官僚统治。
5.关于三权分立
梁启超完全接受了西方洛克、孟德斯鸿主张的三权分立制度。认为三种权力如果掌握在同一个机关或个人手中,则公民的自由就会遭到毁灭,就会使人们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三权分立就是要通过相互制约以达到防止国家机关变为专制工具保障人民权益的目的。梁启超主张在中国,立法权由国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而司法权由独立的司法审判厅行使。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进一步阐述了要在中国实行的三权分立的不同之处,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而分别行使的三权称为“用”,认为“体”是不可分的,可分的只是“用”,这有一定的独到之处。然而,梁启超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又赋予了君主,这样最终将三权又归于君主,将君主立宪的“体”重新导向了君主专制的“体”。
6.行司法独立以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政治学者关于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并结合中外历史实际,提出要建立近代法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的原则,实行司法独立以防止高度集权的专制和权力的滥用。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和王权腐败,与政治体制上的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权力支配和左右甚至垄断司法权力的制度是分不开的。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法律就只能处于极不健全和极不发达的状况。他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中指出:“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然法治国曷由能成,非守法之观念,普及于社会焉不可也。守法观念如何而始能普及,必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则自凛然而莫之犯也。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职此之由。” 因此,他说:“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也是中国建成法治国家的前提。
(一)梁启超通过言论和著述进行立宪启蒙,为立宪造舆论
鉴于宪法在宪政中的重要地位,梁启超专门研究了各国的宪法,阐述了中国宪法的精神原则及相关问题,系统地论述宪法问题的就有《各国宪法异同论》、《立宪法议》、《宪法之三大精神》、《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问》等等。梁启超提出“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有没有一部好的宪法是区分立宪与专制、文明与落后的标志。实行宪政,首先必须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信守之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 ;其次必须由专门机关来立法,他认为应该由议院制定宪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权擅自修改宪法;同时他还提出,在中国制定宪法,必须根据“三大精神”,即:“国权与民权的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调和”、“中央权与地方权的调和” ;并且他还就各国宪法订立、颁行、修改的程序、方法等一一作了比较和介绍,为中国制定完善的宪法、并为宪法的实施提供了理论环境和舆论支持。不仅如此,民国成立后,他又亲自起草了“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11章95条,对国体、政体、总统、国会、法律、司法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综合反映了进步党和梁启超本人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观点和主张。
另外,他首次在中国提出了“预备立宪”的主张,认为中国实行宪政,必须参照日本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做准备。1901年他即以日本为参照系,设计了中国从预备立宪到实行完全宪政的次第程序:“第一,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第二,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第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官中,草定宪法;第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第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全民皆得辩难讨论,……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第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事实上,清政府后来的预备立宪,基本上是按照梁启超设计的这个程序推出的,只是因为辛亥革命的到来,立宪的过程中断了而已。
(二)梁启超通过组织政团和创办报刊来促进宪政运动的开展
(1)1909年,梁启超把各地在日本的立宪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成立政闻社,明确宣布政闻社的宗旨为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独立等等。政闻社成立时有300多人,后来发展到1500多人,在梁启超的安排与授意下,大批成员纷纷回国,广泛联络国内知识分子、士绅和青年学生、青年官兵等等,大造立宪舆论,宣传宪政思想,通电请愿敦促政府从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他又通过徐佛苏等人的活动,组织了国内声势浩大的立宪请愿运动。1910年各省谘议局成立时,梁策划派徐佛苏等人到国内活动,将各省驻京绅商代表联络成一体,使各地立宪首领人物如汤化龙、谭延恺等都聚集在梁启超、徐佛苏的周围。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立宪期限缩为五年后,梁启超立即撰文指出这是假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各地立宪代表聚集北京,集议决定联合全国各界请愿政府废除立宪年限,立即召开国会,拟订宪法等等,并且梁启超还建议他们在请愿后要持续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请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活动。关于这一点,徐怫苏有这样的记载:“余即于宣统元年冬赴京,启发朝野,共谋立宪救亡。
梁先生闻余北上,欣慰无极,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三日必有一通” 。立宪运动的发展,使清政府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动机进一步暴露,革命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于是一触即发,清政府的统治迅速瓦解。从这一角度说,梁启超对于推翻清政府的政权,确实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徐佛苏本人记述的那样:“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谘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与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
(2)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不仅是进行国民性启蒙、探讨新思想、新学术的阵地,同时也是宣传立宪思想、进行宪政启蒙的主要舆论阵地。对从亚里斯多德到霍布上、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三权分立、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宪法和近代法制理论等。此外,还连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宣传、剖析立宪政体246266∷ 美丽心灵·美丽人生·美丽中国 ∷246266
,“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求立宪” 。正是从这种宪政的启蒙和指导中,中国人开始有了系统的宪政和法制观念。
继《新民丛报》之后,梁启超又主持创办了《时报》,很快成为宣传宪政的著名报纸。1909年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政论》创刊,以“造成正当舆论,改良中国政治”为宗旨,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实际推动宪政步伐。1910年他又派自己的学生创办《国民公报》,自己“每三、四日便寄去文章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言论精透,胜于《新民丛报》” ,以言论和思想指导宪政运动的开展。
1910年3月,《国风报》在上海创刊,梁作为总撰稿人发表了《立宪九年恭跋》、《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系列文章,继续灌输宪政常识,精心设计指导立宪的每一个环节。《国风报》是当时中国立宪理论和舆论的主阵地,其中“半数文章皆为梁启超所撰写”。
1912年梁启超归国后,又创办了《庸言报》,倡导以政党政治推进宪政实施,继续为宪政摇旗呐喊。
(三)梁启超以其丰富的宪政理论和知识来指导宪政运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宪政理论和知识最丰富、最系统的人,他不仅精通各国宪政实施的进程,系统比较研究过欧美德日各国的宪法,还对中国当时的宪政环境、宪政模式、实施程序等都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思考,留下了一系列关于宪政的论述。粗略统计,梁启超系统论述宪法与宪政的各类文章共约65篇。 在1910年、1911年两个立宪请愿运动的高潮年里,梁启超总共发表了87篇文章,其中专题谈宪政的就有30多篇,占了1/3,《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宪政浅说》、《责任内阁释议》等一系列设计和规划中国立宪的著名篇章都是这时候发表的,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立宪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前夕梁启超关于宪政的论著,不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辛亥以后的宪政实践也有着筹谋草创之功” 。
正因为如此,清政府中奉命从事筹备立宪的官员也奉梁启超为宪政权威,也要向梁启超请教办法。考察各国宪政的五大臣归国之际,因不了解宪政理论,加上各国情形复杂,不知道如何向清政府汇报,便暗中通过联络向梁请教,梁于是代为起草了考察宪政报告、奏请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等奏章,洋洋洒洒约20万字,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另外,当时的法部尚书戴鸿慈、宪政编查馆的官员等都曾通过各种途径向梁启超请求宪政学理,希望梁能“开其闭塞”,梁启超借此灌输立宪主张与设计方案。
梁启超对宪政的宣传和影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的内容,而且开阔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眼界,传播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法制理论,更重要的是,为宪政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环境。
辛亥前夕的宪政运动是近代中国有理论、有目的、有组织、有理性、有影响的全民运动,“为吾国历史上以平民呈请君主颁行大法之创举” 。梁启超作为宪政理论和运动的灵魂,他的言论、宣传和活动是当时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不仅把近代西方的权利、政党、政团等概念引进中国,成立并联络各种民间社团呼吁、督促政府,鼓舞民气,开启民智,还在民国初年为了实现宪政理想而组织进步党参与政治,实际开始了在中国进行政党政治的实验,这一切都是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立宪报刊和团体的活动,使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绅更加了解了清政府假立宪的本质,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浪潮的汹涌壮大。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2李秀清:《“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3丁伟志等:《中体西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
5张友渔:《宪政论丛》,群言出版社1986年版
6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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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以此为契机,在1956年双方又签订了《苏中文化合作协定》,目的是推动两国间广泛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在文化艺术领域中,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苏联音乐文化在中国建国初期时的传播与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立足于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的音乐文化,从音乐文化思想和传播在中国的苏联歌曲两个方面研究这一时期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苏联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文化;1950-1960
(一)社会主义在音乐上的创作:1933年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称谓具有文学色彩。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民族主义形式方面的文化。诞生于文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手法变成了迎合时代的单一创作。强调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原则来创作音乐是有一定哲学理论思想基础的,可以保证音乐为无产阶级服务。
(二)批判资产阶级音乐:1950年,苏联代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争霸,形成了两极对垒的世界格局。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军事上、在经济上,甚至在文化上都视彼此为宿敌。苏联对20世纪出现的音乐――以勋伯格为代表的表现主义音乐、序列音乐、印象派音乐以及偶然音乐等现代音乐门类都进行批判。苏联音乐的创作目的决定了苏联音乐代表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音乐的对立面。
(三)对传统音乐风格的继承:苏联音乐要想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传统民族文化,但只是在形式上的继承,而在内容上则是要以人民群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为主。对音乐创作的要求是要承认古典音乐文化遗产,尤其是俄罗斯音乐文化进步的作用,以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继续推广苏联音乐。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两国的交流,尤其是音乐文化交流也随之变化。首先,20世纪上半叶最显著的变化是两国友好的外交政策为两国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中苏两国亲密的关系以及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苏联热”,当时值得追捧的就是学唱苏联歌曲。其次,中国派遣了大量的专业音乐人才赴苏联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学习。他们肩负起了文化传习的责任,更承担起了文化传播的功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立。
(一)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苏联学习,留苏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时期各个领域的领头人,不仅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对文化交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乐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留学生对革命的热忱以及崇高的理想使他们愿意去接受苏联歌曲,在上山下乡期间,他们将苏联歌曲带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中。
(二)书刊、媒体等对音乐文化的推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1年,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了由涅斯契也夫撰写的《论苏联群众歌曲》,这是我国建国后的第一本介绍苏联歌曲的译著,介绍了苏联20世纪上半叶群众歌曲的发展情况。
(三)1933年,苏联歌舞团首次到上海表演新兴革命艺术,而这种形式在50年代更为常见。1952年,来访的苏联各文艺团体大多都要演唱苏联歌曲,特别是合唱类的。
(一)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反映论”
“反映论”的观点阐述了音乐艺术体现的内容是客观与实际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各种音乐思想的基础,是现实的一切声音在人脑中的反映。1950年,中国在对苏联音乐的批评与译介中对“反映论”的观点已经悄然接受。斯大林在1936年1月17日的讲话中提到:苏维埃人民现实主义歌剧必须是社会主义题材、音乐语言必须是现实主义、歌剧中的角色从当代人中选取。从以上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50年代创作的《洪湖赤卫队》、《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歌剧受苏联“反映论”音乐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音乐的社会功能
苏联音乐非常注重其音乐的社会功能效用。其本质就是要利用音乐自身的教化功能构建一种异于资本主义音乐文化体系的思想统治工具来发展和巩固其社会主义政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百废待兴,此时的音乐所充当的角色同文字一样,都是呼吁和倡导建设祖国。
尽管在50年达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但外交关系上的急刹车并没有中断两国音乐文化思想的交流,中国依旧按着苏联音乐思想理论运行和发展着。整个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作为学生向苏联学习各种文化的一个时期,从苏联借鉴与融合来的音乐理想思想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理性中批判的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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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是高校学生的一门选修课,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纲要的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既是一场革命运动,又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同时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辛亥革命是一朵不结果是的花,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充分的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虽然它失败了但它开历史之先河,指明了中国今后应该走的道路。
关键词:辛亥革命 运动 意义 道路
一、 辛亥革命的背景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社会背景:(1)《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2)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3)新式学堂的兴起和留学教育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4)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思想武器;(5)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6)民主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7)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宣传背景: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章炳麟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各地次第成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
王会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出刊机关报《民报》,确定了革命纲领。
毛泽东曾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的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2)孙中山先生揭开中国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面纱,这面纱后面的革命又怎样呢?“革命可以‘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3)革命战争杀人流血是不可避免的。民主革命者进行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其又有什么历史意义呢?
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具有深远而伟大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此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再也不能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为民主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资本主以经济的发展,使随后的几年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政府还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
之害”。这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民的精神解放,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显著增加,使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列宁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4)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到推动作用,使亚洲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起的一个伟大里程碑。”(5)辛亥革命具有它深广的意义。
三、辛亥革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经验总结
存在的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6)辛亥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暴露出革命中存在的问题,证实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大告成功了,对反对封建主义认识不彻底。资产阶级革命派害怕帝国主义出面干涉,恐惧农民群众把反帝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掌权以后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群众武装,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
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7)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勾结下,革
命遭到失败是难免的。革命领导人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脱离人民群众,革命派力量显得十分弱小。而其根本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组织上不巩固,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缺乏统一信仰。
革命中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充分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外加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破坏,政党政治、议会等充分地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即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但从中我们总结很多经验,得到很多教训和启示。
辛亥革命的经验总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陷入绝境,中国民主资产阶级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前进,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那么,中国该谋求怎样的新出路,有了新出路又该怎样走?
首先,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敢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拉下马,封建专制制度不能统治中国,并且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也不能领导中国,故需探索民主共和制度,以引导中国走向富强。辛亥革命把反动的封建帝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为此后的革命积累了经验。它引领的政治风暴使一切专制的制度无法占领地位,也许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尚未形成,但中国人民心深处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政治理念已经形成。在辛亥革命后的斗争岁月中,中国人民努力践行者孙中山梦寐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国”。
其次,在经济上,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腾飞,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向了近代化的发展。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孙中山辞去大总统的职务后,认为“近日满清退位,中
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民主俱达”,“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尝矣”,此后乃是“以民生主以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虽然这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但却真的给近代化经济带来了生机。孙中山亲自制定的《实业计划》蓝图中,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的发展之路。以发展交通为重点,提出建招铁路、公路干线、疏通运河、新建港口,计划通过交通线联通工业区,走近代化工业之路,以改变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实现中国工业化。虽有些措施不切实际,但深深影响了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生命力。它也引导中国向工业化之路发展。
再次,在思想文化、社会习尚上,辛亥革命也开创了一代新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开始吹拂古老的中国大地,砸碎了“忠君尽道”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枷锁,人们开始用新的道德观念核心的价值观念思考问题认识社会,封建道德日益为人民所遗弃,思想界得以解放,为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崛起承传中山先生志业奠定了思想根基。
总之,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近代化、文化自由化,对中国的现代影响深远。
四、结论
辛亥革命及其后的斗争最后都归于失败,但它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要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必须寻找新的革命思想、新的革命政党、新的革命力量、新的革命道路、新的革命前途,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成为新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中国新的领导核心。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时期。
参考文献: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摘要]近现代思想史中对国民性的讨论批判从未停止,国民性问题关系着民族的存亡与发展。而近代民众劣根性的流弊是民族发展的严重阻碍。许多思想家均着眼于国民性的改造。现树立介绍了即为典型的思想家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并对其进行简单对比。
[关键词]国民性;近代思想
晚晴启蒙思想萌发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逐渐发起国民性讨论的热潮。严复、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有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思索与探究。国民性在政治心理学中是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将国民作为一个大群体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在一定意义上国民性与民族心理等同,包括该民族的成员个体身上所体现的心理特点。国民性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历史环境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种文化产品得以表现,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特有的、反复起作用的心理和行为特质、性格特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一个民族的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观念往往会集中地展现其民族心理特点。因此在讨论国民性本身的同时,也是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心理文化的探索,会对国民的政治行为有导向作用。
近代中国思想史中之所以发生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批判讨论,是在列强压迫侵略,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企图通过国民性的改造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摆脱民族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强大。“国民性”这一话语是从西方传人的,18、19世纪,西方以及日本对国民性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精英群体深受其影响,从中获得启示:一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可以通过培养出一些发达的民族所具有的习惯或特性,来提高本民族成员的素质,从而推动民族的文明进步;二是消除阻碍民族进步的消极因素,使人从政治、宗宗教及其它压迫体制下解放出来,能够促使民族的进步。近现代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首先要提到的是严复。“国民性”概念在晚清思想界的广泛使用和流行,是以现代“国家”、“国民”意识的出现为前导的,而中国现代“国家”意识及“国民”概念,是在晚清启蒙运动中才产生的。据梁景和考证,中国近代史上最先表达国民意识的是严复。1895年3月,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事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首先将国民的精神素质视为救亡兴邦的根本,进而提出挽救国家危机的措施,严复思考的国民性问题,是怎样能够实现民族的复兴保住民族生存的活力。在《论事变之亟》一文中,严复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中来探索中国的国民性:“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认为中国人“好古而忽今”。严复推崇进化论,其进化论来自于西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认为“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但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智者、强者才能赢得生存和发展。而个人作为国家的一个细胞在国家兴亡盛衰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成为关乎国家强弱存亡的一件大事。严复认为“民智者,富强之原”,而精神的涣散衰颓、道德心的丧失,是中国失败的根源。严复提出的启蒙“三民”说,是在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提出的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具体方案,成为近现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声。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其《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等文章中均有提到其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论断。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缺乏独立、自由之德。“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言学问则依赖古人,言政术则依赖外国。官吏依赖君主,君主依赖官吏。百姓依赖政府,政府依赖百姓。乃至一国之人,各各放弃其责任,而唯倚赖之是务。”而且奴性深重“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既然如此便罢了,但国民不能自己视自己为奴隶。并感叹“吾不解吾国之秉奴隶性者何其多也。”梁启超认为奴性导致中国数千年的腐败,而且奴性不除可能会导致亡国灭种。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当时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他对国民性的论述主要也是对劣根性的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专制压迫制度以及家族部落思想等,都是劣根性形成的动因。民主法治观念几乎没有,而且在教育上,学而优则仕的导向,后来严格的八股取士制度严重压抑了国民的思想。除此之外,我认为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一些观念发展到另一方面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中庸”,强调克制自己来达到整体的和谐,学会宽容与忍让,这样的思想理念在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同时也使国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与反抗的精神。在趋同的过程中磨损了个性。
梁启超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拯救方案。梁启超主张以“新民”来“新吾国”。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两个途径:“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不同于严复的拯救方案中,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技和思想。梁启超也看到了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继承和发扬古代中华民族精粹的同时采补外来文化中新的价值观念,学习其它民族的优秀文明以实现本民族国民性的改组。梁启超强调国民意识的塑造,除了有“国”的概念,还看到了强调国民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认为“国权”与“民权”是紧密联系的。国民个人权利的倡导将个人由以往的对君主意志被动服从的臣民而推为主动参与国家意志形成的国民,由“国”而“人”的观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前提。梁启超将国民素质的改造与提升视为社会会政治改革发展、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
晚清启蒙意识到这个国民是民族自立的根本,“国民性”的改造便是有效的方法方案。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从传统的“用民”的角度出发来倡导“重民”甚至“新民”。他们的“新民”之道,还是比较狭隘的,设想的是在旧有的文化体系内部借助一些外来文化的力量以辅助民族实现自新、自强。在严复、梁启超等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那里,“民”的概念是作为建立“民族一国家”的必备因素被提出来,其涵义与西方人道主义立场上的“人”的概念有本质差别。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用现代“人”的标准来反省国民性的弱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思想家。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是其作品思想的灵魂。鲁迅在其众多文章以及言论中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鲁迅笔下的民众盲目自大死要面子、奴性十足、麻木冷漠、愚昧无知,鲁迅一向不吝使用最尖锐的词汇也不吝以最恶来论述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世纪末思潮视现代文明为颓废、摧丧本能、造成人种退化,认为文明的再生有赖少数天才或杰出的个人。鲁迅笔下的革命者作为杰出个人,为了革命流血牺牲,课面对的是无知看客的麻木不仁,革命者为他们献身,他们非但不会理解,而且还把他的遭遇受刑当作娱乐节目。鲁迅一方面对庸愚大众进行批判,但是他又不能离开群众,他不能没有听众。鲁迅常常在文章中把自己的同胞比作虫豸,而虫豸一般是族群意向,需要相互协助完成艰难的任务。这体现出对群众的依靠。因此“超人”在情感上得依靠庸众,至于庸众,却连自己被贬为昆虫都不知情。这是一种复杂的双重情感。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而劣根性的来源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压迫,封建礼教的束缚另外还有外来侵略的刺激的因素作用在里面。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便是认为国民病的不是身体,病在国民的性格国民的素质,麻木愚昧的民众是不可能有带领其走向反抗、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希望的。
除此之外,林语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也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是近现代思想中的热门话题。这是如当时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的。我认为单从国民性本身来看,可能包含的内容会更多也更温和。近代思想中主要是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并企图通过对国民性的改造来实现民众的觉醒民族的复兴。中国国民的国民性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相关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为正统文化,其“仁”的核心并由此而来的行为导向深深的影响着中国国民的思维习惯道德风俗。道家等阴阳调和无为自然的思想也对国民性格有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本就是辩证的,有精华的同时也含有糟粕,儒家的封建等级教化的束缚等为国民劣根性的形成埋下祸根。封建专制统治的登峰造极,使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民众的性格受到严重压抑。而中国的闭关锁国在思想技艺上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后的对比更加使近代中国国民性的劣性彰显。
近现代思想家之所以均从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入手是因为国是由民组成,民众的思想行为会对国家的生存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近代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根种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的救亡图存发展复兴。所以欲救国,首先要开民智要改造国民性。
从主要思想家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中我们能够发现有发展创新之处,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下面来谈谈自己的总结归纳。
一、正如前文所诉,从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后者更多了对个人精神的探索与重视,不再是在国家一民族的构架中来,讨论因为民众是其组成部分,需要发挥民众的作用,民众的思想意识存在问题所以要对其进行开化。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更多的是从人本身来论述,看到了国民应该拥有权利。
二、陈独秀等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纲常礼教,改造国民性的要求是与反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相符合。
三、我认为对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批判由于提出反对传统文化的口号,虽然严复的思想中也有提倡西方思想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显然要更激进更偏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批判本就是深受启蒙思想家影响的,所以有很多共性字不用说。对国民劣根性产生的根源的分析都是一致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产物。思想家们都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批判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而且有破有立,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自己国民性改造的方案。都接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与刺激,而且将中西方的文化进行了对比,发现了文化中落后之处,并相应的提出了自己的改造处方。都看到了民众在国家发展中的中的重要作用,将民众作为民族发展的载体,只有民众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进而谈进步谈发展。
国民性的问题一直都在提,现如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如集体过马路便不用管红灯等也会归结到国民性问题上去思考讨论。我认为,国民性虽是一个民族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但是它还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如地域环境等,而且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会有一成不变的传统保留,但同时绝对会有发展变化。因此它包含的内同是十分丰富的。对国民性的批判是有其特定历史环境背景的,在当时,只有将国民的思想打开智慧开启,才能够求得民族的发展。我们现在再来谈国民性,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对自己的观照,能够以之为镜,进行反思,实现现代人国民性的发展。国民性问题应该重视和思考,但是不能过度。
【摘 要】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德育,可从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丰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学 德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一、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备课,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三、与时俱进,丰富德育的方法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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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2003年11月24日)[N].人民日报,2003-11-26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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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是高校的一门历史选修课,但是要学好这一门课程还需下苦功夫。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纲要2000字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形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要求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近代史纲要》理论灌输教学必须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加强学生自我理论灌输,改革理论教育工具和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理论教育效果。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理论教育法 《近代史纲要》
重视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理论教育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教育往往采取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和硬性灌输的方法,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缺乏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成为教师单向灌输的工具。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这种简单落后的灌输教育模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抨击。
一、当今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的必要性
理论教育通常也叫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帮助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这里的“彻底击中”就是指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闪电“灌输”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园地”。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认为,科学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自觉地教育,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
只有进行理论教育,才能引导人们超越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局部范围,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武装自己,认识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我们的理论始终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我们讲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去引导、启发人们通过自身体验及不断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理论。在今天,虽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灌输的理论、原则并没过时,反而对灌输的要求更高了。
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教育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复杂,他们加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利用各种途径加紧对当代青年学生进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渗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最终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
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当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例如当代大学生赞成和拥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长期性、主要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坚持和拥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坚持拥护改革,但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解和宽容。因此只有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才能帮助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理论教学法在《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近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教学中,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近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而是帮助他们从历史知识的认识上升到思想上的科学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通过国史、国情的内容教学,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理论教育法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切实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是保障教学效果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而选择教学方式和方法时要力求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互动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
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时采用启发式教学,通过问答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讲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采用参与式教学,使学生懂得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史;在讲述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时采用研究式教学,把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作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策略方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战前期和后期的作用与战果等问题的比较,用历史事实说明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此外,我们应认真组织好课堂讨论和辩论。针对一些比较重要、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组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与现实联系紧密,能够激发同学们的讨论热情,也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例如讲授怎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坚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问题时开展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应尽可能鼓励学生主动起来发言,并提倡学生不同观点的争论。由于学生都会有一定准备,因此发言时会比较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在讨论中,教师要给予适度的点评和引导,对于不正确的观点要明确地进行纠正和说明。只有准备充分,发言热烈,讨论课的效果比较好,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才能起到理论教育的良好
效果。
(二)采用理论 教育法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有 组织、有 计划地组织学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自我理论灌输。
《近代史纲要》在每个章节最后都给学生列出相关阅读文献,要认真指导学生自觉课下阅读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党的文件精神,写出读书心得 体会,作为学生平时的考核成绩记入学生的学业考核总成绩,这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章节内容,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认识,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 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学生阅读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 讲话》等,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深刻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等,学生能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以及两种命运的选择。
(三) 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改革理论教育的工具,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媒体、 网络及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多种渠道获得近代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要精心做好多媒体课件,精心选择影视作品辅助教学。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教师课件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还希望有图表,并且穿插一些视频,必须体现教师自己的特色。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把课件做得精美些。当然,课件的设计也要恰当,不能文字太多,也不能太花哨。如果课件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就可能喧宾夺主,使学生忙于记笔记或过于关注课件图片而没有听清楚教师讲课内容,从而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影响教学效果。《近代史纲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政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 专题片都非常多,讲授这门课程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丰富的影视教育资源,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一些影视作品,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提高理论灌输的直观效果。
(四)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 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
我们应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任务的分析,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在讲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必须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 环境;讲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时,必须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论教育法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 热点和感到困惑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
《近代史纲要》教学还要加强社会 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 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 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 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15-16.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
摘要: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为更好地完成《纲要》课教学任务,促进学生正确世界观的形成,教师应着力培养三种意识,即价值观引领意识、以学生为本意识以及辩证唯物史观意识。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师;意识
当下的中国,经济体制与社会风气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各种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交叉渗透,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碰撞融合,日常生活的去政治化以及对于主流舆论的过度怀疑情绪高涨,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逐利本性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也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维活跃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取向尚未定型的当代大学生。可以说,新形势下如何搞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课教学工作的教师来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教师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工作者之一,应该正确进行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更好地完成课程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着力培养并牢牢树立三种意识,即价值观引领意识、以学生为本意识以及辩证唯物史观意识。
一、价值观引领意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目前我国普通高校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必修课之一。开设这门课的用意在于使学生做到“两个了解”、明白“三个选择”,也即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应当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根据这门课程的自身定位,我们看到《纲要》课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为基础,并且融合了一定的思想性、理论性、政治性等属性。
当代青年大学生群体,有良好的知识背景,畅通的信息获得渠道,兴趣广泛,思维活跃,社会参与意识强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但由于对国史、国情、民情了解不多,社会阅历不深,思想和政治辨别力尚不成熟。同时,随着中国国力逐步增强,中外交流日渐频繁,一些西方大国也在利用他们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霸权对我国进行强有力的价值观渗透。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面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现实问题,容易受到“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军队非党化、生活西方化”等观念的影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产生怀疑,进而产生思想混乱。“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人格品质和学术旨趣的形成,深刻地影响着学生历史感的形成”。因此联系他们的思想实际,进行价值观的培养是至为关键的,价值观的塑造与培养在《纲要》课教学中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隐时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如何正确分析““””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这一重大问题上,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我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发展到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中,影响面大,危害至深。针对这一倾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所明确提出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作为高校思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努力在《纲要》课教学中发挥好价值观引领作用。
第二,大力弘扬民族精神。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优良传统在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抗争中得到了发扬和升华,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上,民族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坚忍不拔的长征精神、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威武不屈的红岩精神、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等。在教学中要不断通过这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讲述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大学生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二、以学生为本意识
以学生为本区别于以往的“以师为本”,强调各项教育活动都要以学生为主体的新教育观。当代大学生与过去的大学生已有很大差异,面对当代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若再以传统的“以师为本”,强调“师道尊严”,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学生采取训导式的教学方式,灌输一些似乎高高在上的道德、理想、主义,只会让学生愈发认为书本理论与现实相距甚远,不仅作用有限,甚至还会产生逆反心理,使《纲要》课教学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在《纲要》课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构建新课堂,让学生参与教学,教师做到有效引导,帮助学生探索适合他们的学习方法;教师不能一味地灌输,不是让学生简单地对历史事实与历史结论记忆与复述,而是让学生本人进行思考,教是为了不教。在教学中应始终了解学生、关注学生、启发学生,让学生去读、去说、去想,对此我们可以采取学生参与的方法。
学生参与法,也就是通过不同形式的教学设计,让学生自己去触摸历史,发现历史。例如,可以将一些中国近代上的著名历史人物的讲解任务交给学生,学生在课余时间搜集资料、进行备课并制作多媒体课件,然后让学生在课堂上讲授,教师进行提问与点评。这样既使学生了解了历史人物,又锻炼了实践能力。这种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生被动和机械的学习模式,为学生提供了思考、探究历史人物的空间,在学习过程中逐渐积累对历史人物进行观察、思考和探究的经验,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针对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与争议人物,教师可以在充分掌握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精心设计问题,寻找有思考价值的、有学习趣味的问题进行切入,鼓励学生通过对历史材料的理解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样不仅能促进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提高学生参与《纲要》课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也是进行启发式教学的主要方法。
三、辩证唯物史观意识
《纲要》课是通过梳理历史线索、分析重大历史事件、探讨历史得失来对学生进行唯物主义历史观、价值观的引领与培育。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于基本史实的讲授要以理服人、辩证全面,积极帮助学生掌握辩证唯物地观察、分析重大历史事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培养学生通过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抓住历史规律的能力。
对于近代历史上的一些知名人物的分析,就十分需要教师遵循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例如,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指出袁世凯在清末比较支持变法革新,尤其是在清末新政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推行警政、废除科举、呼吁立宪;同时,我们也要正确认识到民国初年袁世凯掌权后全面保守、追求独裁、背叛共和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纲要》课教学过程中,对于历史人物,绝不宜脸谱化、简单化处理,这样不仅不符合学术规范与历史实际,而且针对学生的实际心理年龄、知识背景和社会实际来说,其教育效果都是不理想的。课堂教学实践证明,展示主流正面人物的不足之处以及争议人物的可贵可取之处,全面的、辩证的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评价更会得到学生的认可。
虽然大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中国近现代历史,但是中学阶段的史实叙述比较僵硬,与史学研究相差甚远。但是鉴于《纲要》课的课程定位,我们仍然需要对于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辩证分析。通过理性思考,促进学生唯物史观的形成。例如,对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叙述源头――太平天国运动,不仅中学阶段讲授生硬僵化,《纲要》课统编教材对其存在的严重缺点也一笔带过。笔者认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伟大不会因为它的局限与缺点而丧失,也不会因为文过饰非而增加。我们大可不必过于小心,适当指出太平天国本身存在的局限性、落后性、破坏性,并不会在学生思想知识体系里面上升到否定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性,否定近代中国通过革命谋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正义性和进步性的高度,反而更有利于学生加深对于近代中国探索富强民主道路的艰巨性、曲折性的理解与认同。
总之,《纲要》课教师要真正干好本职工作,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借鉴先进方法,在教学实践中提升水平、探索规律。《纲要》课教师只有真正适应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角色定位,努力把握以上三种意识,才能切实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思想素质,更好地帮助大学生培养正确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促进《纲要》课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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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发科.试论“生本教育”[J].思想教育研究,200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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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平时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 咸丰二年,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清廷震恐。 适曾国藩因母丧在籍,奉旨前往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 团练。遂招募农民为营勇,任用儒生为将佐,朝夕训练湘军。1854年初,湘军练成水陆师1.7万余人,会集湘潭,誓师出战。湘军初战,连败于岳 州、靖港,曾国藩为此愤不欲生,投水自 杀,被其左右救起。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攻陷湖北省 城武昌,奉诏署湖北巡抚。此后用兵更为谨慎。旋因朝廷 恐其于地方势大,又被解署任,以后长期只以侍郎虚衔领 兵。
1855年初,进攻江西九江、湖口,被太平军重创,退 守南昌。1858年6月,曾国藩奉诏出办浙江军务。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败溃后,加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 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从此,不但拥有兵权,而且掌握地方大权。次年9月,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11月, 加太子少保衔,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 巡抚。1862年,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 直逼天京;命左宗棠部自江西进攻浙江;命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10月,湘军与李 秀成等部数十万太平军在天京城外激战,持续围困天京。 至1864年7月,终于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
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 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欲在黄河、淮河之 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因师 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 任。1867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6月,天津发生教 案,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戍官民数十 人,受到社会舆论谴责。9月,还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 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至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后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 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 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1872年3月在南京病卒。赠太傅,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
无论是曾国藩所生活的清朝末年,还是现在21世纪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新世界,曾国藩这个名字被提起时总会迎来一阵或嗟叹或敬仰。曾国藩,这个功高可以盖主,过繁问鼎一时的人物是怎样得到如此高的声誉呢?
从很多现代人的角度看来,曾国藩不过是清朝末年众多军阀中的一个而已,或许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冠冕一代,但在普通人的眼里,那不过是他为官从政、上下其手的手段。然而,在当时,曾国藩的为人做官之道可谓尽人皆知,无人不佩服之至。“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胡雪岩其人白手起家,到晚年终
老之时富可敌国,甚至靠自己的财力资助左宗棠将新疆收回清政府版图,将曾国藩与其相提并论,可见世人对曾国藩为官之道的尊崇。《曾国藩家书》130余封,是历史上家书流传下来最多的,曾国藩在家书中推心置腹的言谈,对子侄兄弟们的教导,堪称典范,曾家传承一百余年未出纨绔子弟,未曾家道中落,能人辈出,不得不说曾国藩家教之成功,堪为后世之楷模。曾国藩作为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其深厚,文章写作自成一家,阳刚与阴柔并济,行文流畅,思想深刻,振聋发聩。作为清末重要的军事力量,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是清政府最后一道保命屏障,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护了清王朝的统治,实现了社会安定的夙愿,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就尽忠报国而言,曾国藩的做法无可非议。当然,曾国藩并非完人,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善用酷刑,杀人如麻,也被骂为“曾剃头”。尽管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劳苦功高使他声名远扬,但是在剿灭捻军的过程中在战略上出现了问题,最终被朝廷免职。他的一生是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毁誉参半,且各趋极致,毁至卖国贼,誉则冠冕一代。
世人眼中,曾国藩功过相抵,但我们看一个人,不能将功与过扯平来计算,而是既看到他的长处,又看到他的缺点,由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能成就大业。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然而曾国藩是第一个完美的将家国天下都治理的很好的人,誉其为楷模一点也不过分。
修身养性,曾国藩是清朝末年杰出的理学大师,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在当时称得上专家。在家书中,他常教育子侄兄弟们写文章贵在气势,而他自己也的确是遵循这一规则,以气言理,发人深省,注意详略的变化,剪裁得当。他的文章总是另辟蹊径,“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在做人方面,他深知宽宏大量对人际交往的重要性,在处世交友过程中可以与人推心置腹,不因琐事而烦心。为人处世,宁可吃亏也不赚便宜,不会轻取人财。身居高位,官场往来十分繁杂,送礼贿赂更是家常便饭,能在此污浊之世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不能说他品行高洁,但足以证明其心性之坚定。尽管位极人臣,但他从不自满,也不会心高气傲,处处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家庭琐事、官场应酬、功名利禄对他而言都属于烦心之事,一笑置之,从不计较。
因此,虽然高处不胜寒,但他仍有很多朋友,这不得不说是他的交友之道在起作用。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这样的心性为他的处世帮助极大,他表里如一,没有不可言之事,因此容易为人信服;他心中没有邪念,一身正气,端庄严肃,威仪天下;心平气和,心情安静放松,不会为琐事劳心;规律的生活作息使他处事效率极高,做起事来也总是得心应手。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后世广为传颂,却很少有人可以做到,曾国藩每日写日记,都会对自己一天的言行进行反省,不断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力求把自己打造成为当时的圣贤。
人格修养说来只是一个辅助自身的东西,没有实用价值,但在于曾国藩,则是一生事业成功的关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曾国藩在家书中对多方面的问题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但讨论最多的还是家事。“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深受理学熏陶的曾国藩把孝道作为修身的准则,同时把它作为家族兴旺团结的动力。在他眼中,仕宦家庭在荣华富贵中容易没落,只有谨朴耕读、孝顺友爱之家才能长期兴旺。他经常教育子侄兄弟们敬爱长辈,与同辈和睦相处,在晚辈面前做出榜样。
在他的家教中,子侄辈除了要读好书之外,还被要求亲自参与到躬耕之中,兄弟姐妹之间必须患难与共,和睦团结,“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曾国藩自身也践行着这个宗旨,与同辈兄弟姐妹们书信往来,尊卑严缓均十分得当,使得同辈中人无不对他的话俯首帖耳,后辈更是谨遵教诲。曾国藩已逝世多年,但曾家的后代却人才辈出,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治家有方的结果。当今世界,时代不同了,但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的风气不应该失去,只有和谐稳定的家庭环境,才能为个人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做官方面,曾国藩可谓无师自通,自幼便有审判鸡蛋案的美谈,长大之后在官场更是无往不胜,做官最好,升官最快,保官最稳,每一个词用到它身上都不为过。身处晚清,他对当时社会的腐朽洞若观火,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措施。受传统礼教的束缚,他是坚定的改良派,他清楚清政府的弊端,但他不想推翻它,也不想取而代之,一心扶持清政府。他认为国家建设,首在得人,因此他坚持选贤任能是国家复兴之道,并不顾他人猜忌,举荐了一系列文臣武将,这些人后来都在清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他认为国家财政,重在清正廉洁,打击腐败,克己奉公。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农业国,他不断强调农业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大力支持农业发展。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他,对西方列强恨之入骨,但他却不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修建军工企业,创建西式学堂,有力的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加速了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速度。他是传统文化的坚定支持者,却不排斥接触新生事物。他支持清政府,却也支持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为偿还赔款,不惜压榨百姓,最终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镇压揭竿而起的起义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呼吁各地团练,发展地方武装,其中湘军就是在这期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曾国藩虽无带兵打仗之才,但训兵手段极其高明。书生治国,他的军事思想内涵丰富,确有过人才之处。他认为,兵多无用,应训练精兵,搭配先进的现代武器。他主张军政分开,购买一系列西方军械,促进了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发展。他有极其高明的战略战术,用兵灵活,用兵法而不拘泥于兵法,成功的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拥兵自重,他深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他功高盖主,深遭朝廷猜忌,在这个时候,他主动解散湘军,落得自在逍遥。不但没有招致杀身之祸,反而加强了清政府对他的信任,使其在仕途中越行越远。他镇压太平天国的行为一直广受现代人的诟病,因为他对农民起义者的残忍超出了人们所能承受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他的镇压行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又走了那么多年。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太平天国的发起者并非是典型的农民起义,洪秀全所宣扬的神权色彩使得他的政治纲领更不符合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样看来,曾国藩的确挽救了广大中华民族的未来,稳定的社会经济和快速发展的洋务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人们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人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太平天国运动,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只是一场受压迫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的起义战争。可坏在洪秀全是利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与广大无知农民对平等分配的渴望,企图建立自己的帝国。他若成功了,中国岂不硬生生地被拉回那个荒蛮的时代?代表着中国封建主义的曾国藩可不愿意,起码中国的封建主义比你洪秀全的神学教条先进。所以,曾国藩也就顺应时势地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再者,曾国藩曾说过“师夷智以制船制炮”。这“智”字可了不得,它是曾国藩比前人哪怕是同代人都高明的证明。,“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可见曾国藩眼光之远,勇气之大,思想之开放。 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人们都说,近代中国的外交是跪在地上的外交。这从现象上说,的确也是。毕竟,一张张不平等条约,打的一场场败仗,更新换代的中华帝国董事长一个个被外人牵着鼻子走。相当显然。曾国藩也不例外,人们评论曾国藩都是“软弱”、“妥协”、“投降”、“卖国”、“媚外”等等的责骂之词。在谈判桌上,说什么话怎么说,都是要条件要资本的,晚清的军队打过多少胜仗?中国何来资本?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所以说,我曾国藩容易吗?
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 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对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都只“独服”曾国藩的原因吧。
李鸿章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毛泽东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也将曾国藩作为自己一生学习的典范,他的起居作息等等很多方面都是完全按照曾国藩的行为规范。从这两位政党领袖的角度看来,无论是封建主义者、资本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曾国藩的影响力都极其深远。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尽管曾国藩的人生旅程中也曾犯过错误,甚至被称为“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但是就其功绩与过失而言,可谓功过相抵。然而,就其个人的人性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境界来看,他留给我们的是一座精神雕像,是万世皆可效法的精神楷模。,“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
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左宗棠: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毛泽东:①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梁启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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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论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人物。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袁世凯的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我对袁世凯的看法,最起初是看某部电影,对他有深印象是因为饰演袁世凯的演员很是帅气,以致前不久在图书馆看见袁世凯传记便借来翻了翻,还算对袁世凯有了个完整的认识.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争议的是戊戌告密事件,与日签署《二十一条》,洪宪帝制等。他是北洋军阀首领,在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捍卫国土,维护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式陆军,创立近代司法和教育制度。期初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并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等,后悍然称帝。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没有了首领,从此中国陷入了数十年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状态。虽然袁世凯有过,但其功劳不能被过失掩盖。
1.兴办新式教育
1905年,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 两江总督周馥等奏请朝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西式学校,得到批准。清 政府谕令从 1906 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 1000 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袁世凯还积极兴办新式学校,他建立了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他还是百年名校山东大学的建校元老,于1901年上书光绪帝,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 所,实 业学堂 20 所,优级师范学堂 3 所,初级师范学堂 90 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 30 所,小学堂 7391 所,女子学堂 121 所,蒙养院 2 所,总 计 8723 所,是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兴办新式学堂最多的省份。当时直隶有学生16.4 万多人,位居全国第二,但学务资产有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2.大力支持出国留学并重用海归
1901 年 8 月,清政府发布上谕: “前据湖南、湖北、四川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 一体仿照办理” 。 袁世凯积极响应清政府号召,在他任内,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为 解决对新式军官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他从自己每月 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 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新式军 事学堂中学生。后来,还从这些被培养出的军官中选送一些人去日本留学,其中著名的有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六、刘洵等人。因为新式学堂师资严重缺乏,也促使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后,不断选派人到日本经纬 学堂速成班学习, “以期多获教员” 。当然,他也清醒认识到速成之师是 “急于造就师资起见,不能备将来之用” ,主张“择优续派赴日,留学广岛高等师范,以备教员之选” 。1903 年,袁世凯就在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 8 人赴美留学,这是新政期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同年,他从举人或秀才中选拔吴鼎昌等 20 人赴日留学。此外,他还积极鼓励人们自费出国,以解当时因财政窘况而无法扩大留学规模的现状。他在直隶整饬吏治期间,命令一些未赴任之州县实缺官员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日本行政、司法、官署及学校、实业,回省后才能赴任新职。他认为“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 。
学有所用,是大多数出洋留学生的愿望。如能回国得以重用,几乎 没有留学生愿意不回国的,这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袁世凯也认识到: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所以他主张重用归国之士,使他们能学有所用。在他任驻朝鲜总督之时,就把早年留学美国的唐绍仪收在幕下,且不断重用。后来,袁世凯回国被提拔后,唐绍仪还在袁手下主管对外事务,特别是有关筑路交涉。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大胆提拔曾经留学国外的军事毕业生, 其中最著名就是后来成为直、皖军阀代表人物的冯国璋和段祺瑞,以及马廷亮、 陈恩涛、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詹天佑等人。
3.创建新式军队
在袁世凯的努力下,与旧式军队有着明显进步的新式军队得到组建。 军队编制由单一制向多兵种协同作战转变。袁世凯从士兵的选募着手,严格挑选,以保证军队质量,并采用新式武器。新军一改湘军、淮军以营为单位的单一作战体系,在营的基础上仿照西方军队,内设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层层节制;在兵种上,除步兵外,还有炮队、马队、工程、辎重等,多种兵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世兵制向义务兵制过渡。清初八旗兵、绿营兵都有兵藉,世代相袭,是世袭兵制。湘军开始,改暂兵制,袁世凯军队也是如此,并充分发挥其效能。暂兵制的长处就是军队能随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挑选素质优异的人员入伍,可以不断吸收社会有生力量,军队时刻处在生生不息的运动发展状态,这对于保持军队旺盛的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大有益处。袁世凯还在原来常备兵的基础上增设了续备兵、后备兵制,这就保证了兵源,避免了乌合之众,这也是后来义务兵役制的开端。同时,在军官的选拔方面,摒弃了军官出自行伍的旧制,废除武举而采用了新式的武备学堂培养将官,且在军官中实行优胜劣汰,保证了军官队伍的年轻化。
4.辛亥革命后称帝 对于袁世凯称帝,历史上几乎都是一边骂倒。袁世凯称帝是其一手造成的, 是咎由自取。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洪宪乃自己造机”, “洪宪之举, 迹近儿戏, 背叛民国, 夫复何辞?”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为实现其皇帝梦,就先后废弃《临 时约法》、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接受“二十一条”等。尤其在制定 《大总统选举法》时,不仅规定大总统能够连选连任,而且连继承人也得由现任总统推荐,推荐办法却是用“嘉禾金简”密藏于“金匮石室”,这与封建帝王的做法又有何明显区别?对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们否定袁世凯,不仅是因为他做了皇帝,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做皇帝而不择手段。”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有很多过失,如戊戌变法中的告密,对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等。袁世凯当年就是在一片唾骂声和讨袁枪炮声中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身后也留下千古的骂名。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可见,袁世凯并非一面的自私自利,心中还是抱有爱国之心。
说到北洋军阀不得不说的一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也是淮军重要将领,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深刻影响。袁世凯名字的由来也是十分的巧合。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①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而袁家的“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喻着这个家族的爱国思想,同时正如上文所说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着深刻影响,袁世凯从小耳濡目染,也一定有着爱国保家的思想。
袁世凯从小学习四书五经,但自己偏爱武术、兵法,从小立志,经常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他的豪气在他的诗中也有所表现。这也为他今后一生的戎马生涯奠定了基础。袁世凯参加过数次科举考试,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得到成功,这也因此更加坚定了他投笔从戎的决心。他仰慕李鸿章,决心效法李鸿章的淮军。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这也表现出了他的爱国思想。
袁世凯23岁那年,朝鲜发生了军乱,当时的朝鲜为大清的附属国,于是清政府派遣袁世凯率领军队支援。他作战勇猛并且极具智慧,最终帮助朝鲜平定了这场军乱,并在之后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1884年朝鲜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他的这一举动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从而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国。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间接的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中国的作用。
袁世凯回国后组建新军,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他们的部队也在中国之后的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极力拥护新政,废除了在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并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说明他高远的眼光。这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革命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停止。这也使中国进入了相对民主的时代。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维护了中国的统一。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而日本的这些要求侵害到了欧美列强在华的利益,袁世凯则努力争取欧美列强的干涉,尽可能的维护中国的利益,减小中国的损失。
袁世凯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有功之人。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袁世凯推行新政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而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袁世凯自己更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他投资了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并拥有股票。史学家唐德刚曾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由上可知,袁世凯的爱国思想是不容质疑的,他做得许多事情也对维护中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的作为对推动中国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总之,他是爱国的。
下面是张作霖。
张作霖身份卑微,没有袁世凯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道路十分的不寻常。虽然是土匪出身,但他很守规矩,讲义气,最看不惯欺压百姓的土匪。并且治军有方。
同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虽依附日本,但他痛恨日本人,没有做过卖国求荣的事情。人们都说他是最有骨气的大军阀。张作霖是绿林出身,识字有限。一次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这件事正表现了张作霖的爱国思想。
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②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当他知道日本人要趁机让她签署条约的时候,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尽管东北长期受制于日本,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这是北洋军阀中很典型的两位,除此两位之外的其他北洋军阀也有各自的传奇故事,但他们都是比较爱国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① 百度百科 袁世凯 人物生平 5月5日 更新。
② 《北洋军阀史》 下册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五章 第四节。
摘要:清末时期,袁世凯为了发展北洋集团的势力,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重视人才的重要性;广泛收罗,兼收并蓄;广泛兴学,推广新式教育;吸收新式人才,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
关键词:袁世凯 人才 人才思想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称袁项城。他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历史重要人物,他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活动二十余年,叱咤风云。从当初的一名纨绔子弟发展到清末政坛显赫有名权倾朝野的重臣,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但这并非是偶然之事。他作为一名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首领,有着自己的一套用人思想,从而使他的势力得以发展膨胀。因此,人才思想是研究袁世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就从袁世凯的人才思想去进行探析。
一、论述人才的重要性
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人才的多少关系到社会的兴与衰,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识。从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四伏,上至朝廷、达官显贵,下至知识分子、庶民百姓,朝野上下都从“天国上朝”的迷梦中醒来,看到了中日对决中的惨败,深刻的认识到人才短缺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此时袁世凯继承和发扬了李鸿章的把培养新型人才看作是“自强根基”的思想,特别的强调人才对于国家的繁荣富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于是袁世凯发出了“人才之难,古今一致”的感叹并体会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人才优势才是取胜的关键。他在给朝廷中的奏折说:“世变不足以因人才,而人才固尚足以弭世变也”;“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国强易入反掌”。这都表现了一名朝廷大员从国家的强弱来衡量人才,同时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人才的渴望及重要性的理解多了份更深刻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袁世凯进而提出:“治国之要,人才为先”,“立国之本,要在得人,而得人之难,进昔同概。方今列强环伺,国用日艰,外交内治之纷乘,世道人心之浮靡,非广罗人才,使之同心戮力,不足以持危局而至富强”。袁世凯的这种主张既迎合了清政府挽救危局,办理新政对于人才的迫切需要,也反映出了袁世凯为什么能够得到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从而迅速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权于一身,为以后推翻清政府而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的严峻形势迫使洋务派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也没有辜负清政府对他的信赖,一方面继承了洋务派前辈的思想,倡导各类军事人才的栽培,提出西法练兵的主张,他说:“差此次军兴,往往以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有调度之无方,实有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他的这种积极态度与战后清政府及全国人民的心理是一致的,因而他赢得了主政者的赞誉和支持,授予编练新军的重任。另一方面,袁世凯拓展了知识人才的外延,积极去倡导行政人才的革新。他在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标准方面,主张学粹评优,体用兼备。在培养新式人才的过程中,主张唯才是用,知人善任。袁世凯在任督抚期间,不仅重视官员的选拔任用,主张以才干做为选择标准,建立一支现用的、备用的、储用的、陪用的人才梯队,对各类人才各取所长,进行合理的利用与调控。
可见,袁世凯在人才认识上已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在人才理论的认识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有着自己的原则与主张,通过培养多层次人才,来顺应新时代的要求。
二、广泛搜罗,兼收并蓄
兼收并蓄,广泛搜罗是袁世凯援引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北洋集团从小站练兵到袁世凯出任清坛的重要人物,时间也不是很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北洋集团由地方走向中央,由一个不出名的道员而成为清政府权威的重要官员。这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他与其吸收人才的广泛性和其能力的强弱有关。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他任命的将领非常广泛,军事上有王士珍、冯国彰、段祺瑞,后来在历史上人称“北洋三杰”,他们在小站练兵期间,为使袁世凯的练兵更富有生机,在袁世凯的主持下,他们把小站练兵的经验给予总结,将一些规范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条理化,而合编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从而成为近代著名的军事著作。可以说这些成果与袁世凯的知人善任有关,在行政上,袁世凯又任命了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使这些人都成为他的幕僚,而他们也都是有文化类型的人,具有新知识、新头脑,而且都还具有一种锐意进取而甘冒风险的精神气质,使袁世凯能够运筹帏幄。
可见当时袁世凯用人思想的独特之处,为袁世凯在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上有张骞、周学熙、梁士诒等人,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实业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政期间制定了经济法规,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较快发展,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这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时局稳定,经济发展,国家的财政有好的转变,这都与当时的统治者领导有关。行政、军政、教育、外交人才无所不包,涉及到北洋集团的各个方面。这些人为袁世凯所用,那么袁世凯也舍得投资,以礼相待,礼贤下士,只要有才干,不问资历出身,都给予提拔。这表明了一个重要情况,即袁世凯爱才,特善于笼络人才。
袁世凯幕府的人才济济,能量巨大,而且随着其幕僚的出仕,他的势力也得到扩张,渗入到各个部门。袁世凯任用的人才之所以范围广泛,这与袁世凯当时所处的客观局势和自己的意愿有关,纵观袁世凯的奏疏、传记,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即他的抱负和野心非常大。袁世凯从一个纨绔子弟再到军旅生涯,使他意识到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建功立业,看到自己袁世家族中的袁三甲办团练,高官厚禄,及曾国藩创建湘军,李鸿章的的淮军,萌发出要想成为清王朝中一位权势显赫的人物那就要自己有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纵观袁世凯的传记中,从青年时代,袁世凯就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以至在他以后的十几年生涯中,广泛搜罗人才,逐渐建设和扩大自己的人才队伍。
袁世凯敢于广泛搜罗和任用人才,敢于用金钱作为资本。只要是有用人才,能为自己所用,花多少钱也不吝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袁世凯是一个干大事,有思想、有魄力之人。此外,袁世凯结交广泛,待人友好亲善,对待自己的官僚,态度不粗暴,能够礼贤下士,这在当时的晚清官场上是极为罕见的。袁世凯有一个特点“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已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这表明如无才,即使亲戚也不用。就是在这些人才策划和帮助下,北洋集团才得以发展和膨胀。
三、广泛兴学,推行新式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又加上清末统治危机的日益恶化,袁世凯不得不承认人才难得,认为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人才的需要,他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原于学校”。因而他主张除旧布新,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倡导创办新式学堂。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一千二百多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僚体制的格局,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为新式的近代学校教育在中国扎根扫清了障碍,它是清末教育制度的一场革命,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必然。此时的袁世凯在这种局面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袁世凯不仅是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者,也是新式教育的倡办者,他组建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创办新式学堂。他本人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在给清廷奏报过程中说“考各国学制,必先由小学而后升入中学,由中学而后升入大学,此通例也”。主张赶紧兴办小学,而且拟于直隶州各府设中学堂一处。这就改变了初期以少数学堂取专才的偏差,逐渐设立了大、中、小学堂,为系统的教育体制的形成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袁世凯尤其重视师范教育,看重师范学堂的建设,谓“课士之道,师范最难。”“兴学莫重于的师。如师道不讲,学术即不免分歧,人才将因以败坏,此各国师范学堂直之设,所以为意美法良也――故造就师范,诚为刻不容缓。”可见,袁世凯将师资的培养放在首位。为了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广开门路,聘请外国人担任教习,并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归国后充实师资队伍。截止1907年,直隶共办学堂8000多所,直隶地区的教育初具规模,这都表明了袁世凯的兴学是成功的。尽管入学人数于全省人口2000万相比,为数还很少,但在学堂初兴的情况下,几年时间里能办出如此成绩还是可观的。
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财力十分窘迫,远不能满足办学的处境,袁世凯为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尽力设法筹集公款,并劝导地方出资办学,以补官方之不足。同时袁世凯本人亲自带头捐款,对捐资兴学者,均以上奏,,给予鼓励。可见,袁世凯在倡导除旧布新的育才模式上花了很大的心思,这种教育新气象,不得不归功于袁世凯兴学育才的思想和实践。作为一名官吏,袁世凯之所以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不仅因为他确信学堂才是培养新政人才的摇篮,而且也看到了学堂对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世凯顶着旧的官僚体系的巨大压力,倡导了这种新的育才教育,解除了旧式科举对人才培养的束缚和障碍,对培养中国新人才,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开启明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吸收新型人才
在北洋集团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袁世凯在广泛吸收人才,大胆任用人才的基础上,还注重人才的质量,吸收懂得时务的新式人才。这是因为传统的治国安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与生存发展。要想一个国家强盛,必须要有人才创新意识,他认为:“人才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学娴于文艺,拙于政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实名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吏学、掌故、政治、各就性质所近,学之所习,分别门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擢。”
由此可知,袁世凯所认定的新式人才,要懂得本国吏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只要是有用之人,袁世凯就加以重用,在他任北洋大臣期间,重用留学生和洋人,认为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因而,他不拘清末依然重视科举功名的陈规,对没有功名的留学生礼敬有加。因此在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举荐并任用了大量留学生。如当年的詹天佑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后来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邝荣光,美国矿务大书院毕业,被袁世凯任命为矿政调查局、华总勘矿师,这些人都是科技人才,回国都被袁世凯所用,让他们安心为北洋集团服务。詹天佑、邝荣光的科学精神在那一时期名闻中外。同时袁世凯还发展了李鸿章任用外人的思想,聘用外国教员,对外国的洋顾问非常重视,不仅体现在聘请的洋人数量上超过前任,而且待遇也非常优厚。
可见,袁世凯在任用新式人才上花了很大的心血。不过,纵观北洋集团的大多数人员不是毕业于国内各军事学堂,就是留学于国外。他们毕业后为袁世凯,北洋集团努力工作,这也是北洋集团在清末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新旧斗争尖锐激烈。袁世凯生活在这种特殊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人才思想反映出晚清社会巨变、人才匮乏的事实,又体现了袁世凯有一种独特的用人手腕。他极为重视人才建设,并在人才的目标、培育和任务上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才思想。袁世凯提出了维新战略,作为思想主体,它紧扣时代脉搏,大力倡导革新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袁世凯本身的思想夹杂着许多阴险狡诈,有关于其人才思想的认识也并非完全正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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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实践论文,供大家参考。
李宗仁先生(1891年~1969年),著名爱国人士、前国民政府代总统、历经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台儿庄大战的指挥者,中华民国时期桂系势力领袖。
1965年决然从美国归来,其率先创举在统一大业中占有重要一页。1948年4月至1949年11 月,李宗仁返桂在此居住。1966年3月14日,李宗仁先生重返官邸。游览李宗仁官邸、故居,可以感受李宗仁先生起落不一、扑朔迷离的历史生涯;回归祖国的征程;一个前国民政府代总统的府邸陈设、家居生活、政治生涯的终结;其“青春戎马,晚节黄花”传奇人生。在他的故居,蕴涵着奇趣玄妙的民间风水论理与哲学、以及多姿多彩的桂北民俗文化。
桂林作为李宗仁生长的地方,留有不少他的遗迹,尤以官邸为最佳。
从中山中路的百货大楼处进文明路不远就是李宗仁官邸。这是现已不多见的民国建筑院落,占地4000来平 李宗仁官邸方米。建筑的色彩基调为橙黄色,中式屋顶,主楼及依傍两侧的副楼和家眷楼屋檐下饰一圈红砖墙,红点缀黄,庄重大方。环绕建筑的是整齐划一的冬青树带、草坪,随意的几株花木,间或几只鸟儿窜出,婉转鸣叫。 1948年4月官邸落成,正是李宗仁成为前国民政府副总统之时,故又被称为“桂林总统府”。人们常说乔迁为喜,但府邸的建成并没有给李宗仁带来喜悦和荣耀。1949年4月23日离开南京回到桂林,是他居住在官邸最长的时光。就在主楼会议室,他接见了强烈要求和平的广西民主人士和学生代表,二楼的会客室里,他一声不语,任由桂系高级人员对“战”与“和”激烈争吵,在历史抉择关头,他茫茫然,无所适从。
李宗仁毕竟是李宗仁,虽然在历史大势面前虽如张治中将军所说的“毫无定见”,但在这里,他作出了让蒋介石眦目的决定:离开蒋,远离权势。1949年11月9日,他携妻带子告别这座仅住了50天的官邸,赴美寓居。李宗仁还是李宗仁,居然在晚年还书写自己历史的辉煌篇章,回归祖国。1966年3月14日,他站在官邸,对当地官员一再说:“我对此已不以为然。”可面对陶铸特为他夫妇到后面就餐方便而架设的风雨桥,感受的那份关爱,涌上心头的就是:“我回来的路走对了。”
故居是一个有5000多平方米的家园,由安乐第、将军第、学馆和三进客厅组成,散布7个院落、13个天井、113间房。偌大的空间,徜徉其间,尽可以让时间慢慢流淌。故居的选址颇有讲法,宅地正好对着靠近天马山的穴位,引进山上的泉源,可谓风水宝地,为李宗仁成名找一些祖荫的原由。走进故居,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平和感觉,没有精巧的雕梁画栋、流光溢彩,就按桂林北部民居,用木头建成两层楼,取五开间、四开间,一进二进三进,求大、高、深,有气势就成。同样,求安祈福的要素是不能少的,安乐第老宅的厢房设计前宽后窄,有5厘米的差距,是想“光前裕后”,希望后代富足。堂屋的屋顶不得封死,是让“五福降临”,后代能出人头地。李宗仁6岁随父开蒙,一直到14岁,四书五经,之乎者也,自然是描红、死背硬记了不少,那戒尺、长鞭也挨了许多,从此他便有了文化的底子和坚毅果敢的禀赋。那使故居有几分儒雅气的学馆是李宗仁为实现乃父在家设馆教书的愿望修建的。
故居的房间太多,但有两处应顿足停留一下。一间是安乐第后一进李宗仁的婚房,新婚之夜,他教新娘认“李”字。另一间是将军第的堂屋,1940年12月4日,蒋介石夫妇以李宗仁把兄名义到此拜见李母。故居作为农家大院,随处放置的农家活计,鼓风车、脚踏的舂米器、蓑衣斗笠以及粮仓、大火灶等等,一一回访当年的热闹。最让人赏心悦目的地方应该是后院,那眼为李家带来瑞祥的泉眼就从一米来深直径不到二尺的土坑里清清冽冽地涌出,从不停息过,掬起一捧,如玉般的润软腻人,入口甜心。
历史不会淡忘李宗仁先生。他的官邸、故居1996年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弘扬爱国主义成为这里永恒的主题。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们知道自从1840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
20世纪的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此时,袁世凯、张勋等复辟帝制;军阀割据混战,民不聊生;而后又遭遇法西斯的日本的入侵„民族危难关头,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代表的两派爱国人士正积极的投身革命,意图变革中国这种混乱的局面和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由此就有了后来两次两党合作美好的局面。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像世人宣告了它是多么觊觎中国的野心。但此时我们的人民还未觉醒,他们正忙着安内,国共在经过第一北伐合作之后,国民党意识到共产党将会成为以后的大对手,在 蒋介石 的领导下就无故开始叛变并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士,他可能吸取了近代为了富国强民所做的先大力增强国内实力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我们忙着肃内,而日本正全力的为侵略中华做着充分的准备呢!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即将面对的灾难。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因为蒋的坚持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迅速侵占了中国东北,从而加快了日本侵华的进程,加深了日本嚣张的气焰,加强了日本侵华的部署,加紧了横扫亚州的动作。共产党站在时代的高度分析了当时的时局,做出了团结全国,共同 抗日 的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抗日 根据地相继建立和巩固;游击小分队陆续组成并发挥作用; 抗日 统一战线慢慢的壮大;中国军队英勇的开始阻击日军„而此时 蒋介石 也无力顾及安内的事情,也加紧投入到抵抗外来侵略的战略上来。
我们都知道, 蒋先生 小时后深受入学的熏陶,青年时代是去日本留过学的,是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而且在民国成立后追随孙先生,它在军事、政治、文学才能和素养也是相当精明的。所以在孙先生逝世后,中华民国在他领导下也具有相当的战斗力的。
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这就为后来全面团结 抗日 奠定了社会基础,也让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暂时性的安定。还有,蒋先生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民党政府的团结,以致国民党没有在党派林立的时期而走向崩溃。同时,在他执掌黄埔军校的时候,注重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指挥人才,为以后抗日输送了大量的 抗日 指挥官。而且正是由于 蒋先生 在正面战场上对日军所做的大规模的阻击,使得日寇在中国战场上吃了很多亏,消灭了大量的日军主力,也就减慢了日军侵华的进度。 在 蒋先生 的全力抗战中,我们慢慢赢得战争的主动权,在这长久的战争中,日军由于资源的匮乏也变得军心涣散,以致在最后一击中,彻底打垮了日军的主力。蒋先生 多次利用天险对日军进项阻击,从而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又使得日寇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和战最终顺应了民心,联合中共以及包括华侨在内的社会各界力量积极 抗日;为抗日战争曾在全国设立了十个战区,投入了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全国兵力进行抗战;命令国民革命军正面对敌,与日军进行了多次会战,对日军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有效阻止了日军的入侵积极寻求外援,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驼峰航线的开辟就是最好的见证;派远征军到缅甸与日寇作战,消灭了一部分日寇,打通了中印公路;943年11月, 蒋介石 出席开罗会议等国际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面对那么多的敌寇,我们的国军从未畏惧过,来看这里有一些数据,关于国军在正面战场迎敌时所消灭的日军数目。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革命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28931次。国民革命军陆军死亡、失踪321万1914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灭。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不过,亦于大小会战中,让日军损失48万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有126名日本将官阵亡于与国军会战中。(中日战争中,共129名日本将官阵亡,只有其中3名是阵亡于与八路军会战中。)
除此之外,由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 抗日 根据地民兵在内主要以在日本占领区内游击战为主。据统计,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总共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远远超过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八路军、新四军〕的歼敌数量。相比之下,八路军、新四军人数较少,条件较差。国民革命军作为当时中国正规的政府武装,战绩突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由此看来, 蒋先生 在 抗日 战争正面战场上大大牵制了日军,其对消灭日本 法西斯 的贡献是很伟大的,这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的。
我们只知道, 蒋先生 是大独裁者,这个我觉得历史自有公论,我就不去多说了,但是它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是他领导全国人民奋起 抗日 ;是他沉重打击了日寇,把日军赶出了中国的领土;也是他一步步阻击这日军的对中华国土的蹂躏;是他争取了大量大物资援助,使得抗日战争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是他联合国际社会决定对日军合作作战和成立联合国;也是他将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的提高了;也是他让当时的中国物质生活得到提高;也是他让涣散的国家团结在一起;是他把台湾等地给收回来了„„是他让我们取得了中国的主权,是他,是他。我们应该感谢他,应该佩服他,他是不朽的人。
在整个 抗日 作战中, 蒋介石先生 为中国的独立可谓是倾尽全力,如果不是他的全力抗战,可想而知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会如何,或许我们就只能称臣于小日本了。虽然他起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是他后来可真是全身心的抗日的啊,为此,他付出的代价可谓是巨大的啊。他对日军的正面阻击可是对抗战起到的是主要作用。“中正自守,其介如石” 蒋先生 的名字就是他的人生作为,他的坚守是我们应该铭记的,历史是诚实的,真相就是一个,他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是不朽的。 参考文献:李敖《蒋介石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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