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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我们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不但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一切腐朽丑恶现象,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而且公开宣告要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压迫制度。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全文如下: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纵观社会主义实践,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科学与否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与否,当今,在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强调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意义更加重大。
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人类思想的最优秀成果,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前提。
第一,我们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我们要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反映世界,以实践为认识的基础,全面地、发展地、历史地看待当今世界的各种复杂矛盾。唯物史观地创立解开了人类的“历史之谜”,社会发展的动因,既不是前人所说的英雄豪杰,也不是政治斗争或政治变革,而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而剩余价值学说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披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表达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社会主义历史趋势论揭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鉴于资本主义还在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必须要通过长期性和曲折性来实现。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而这个党最重要的是保持先进性,“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此外,马克思始终把自己的理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其主要精力是用于对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规律的研究,醉心于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他在探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规律中,对未来社会发展作出了某些预测,这就是他的共产主义论。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经历第一和高级两个发展阶段,这是同一生产方式内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后来列宁将前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后一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他还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未来社会中,人是社会的主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二,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理论和认识工具,是一个博大精深、严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有着许多不同于其他科学的特征和理论品格。首先,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马克思说:我们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不但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一切腐朽丑恶现象,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而且公开宣告要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压迫制度。
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这都说明马克主义将革命性和科学性作为其重要属性,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论。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和精华,是发展着的理论,是不断创新的科学体系,它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永不过时。最后,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完整科学体系。这个科学体系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研究自然、社会、思维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它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作了最全面、最详细、最深刻的理论论证,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础,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研究人类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规律,从而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是这个学说的“核心”内容。这三大组成部分既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三位一体、相互贯通、不可分割,统一于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因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对待,着重把握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基本原理,而不应把个别论断绝对化、神圣化,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最终落脚点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们党和国家目前所面临的时代特征、实践目标相结合,将普遍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化、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奋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如果将其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什么时候“结合”得好,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发展和胜利;什么时候“结合”得不好,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现在一百多年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时代条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条件也不断增强,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其随着历史地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当今中国的复杂问题,不可能期望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仅仅依据马克思说过什么,没有说过什么,来解决现实问题。我们只有结合当代的情况和中国的实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际结合,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如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主要是根据当时的现实需要和科学研究成果,从制度分析和经济关系本质分析中,来揭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目的是为无产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和行动指南,推翻资本主义旧制度,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今天,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如果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考虑时代背景,不考虑历史条件,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搬硬套,就理论来研究理论,是根本没有出路的。
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经过长期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但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这种认识,启发我们必须用发展的观点来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时,强调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要求人们不要机械地照搬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不要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作为教条,而是要把一般原理同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条件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今天,我们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能够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是在认识、改造世界的进程中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科学。
因此,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邓小平同志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但要讲新话,新话才能解决现时的新问题。发展有两种,一种是充实和丰富,一种是创新和突破,后一种是更大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包括经验总结、科学概括等环节。总之,坚持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坚持;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遇到历史的挑战。国际方面,和平、发展、合作依然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有所复兴。
在国内,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各种的矛盾和问题;在党内,存在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面对这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我们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立足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放眼全球,面向未来,扎根实践,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创造更加和谐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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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全文如下:
"九·一八"是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受日本侵略的刺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直接导致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大转向。就思想文化层面而言,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救国主张纷纷亮相,国民党当局亦先后出台了文化统制、尊孔读经、提倡理工、倡导科学化运动等系列文化政策。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九·一八"前后的社会思潮如社会史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民族复兴论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研究,则大多侧重于揭露与批判其文化专制主义及其政治高压手段,诸如对进步报刊的查禁、对左翼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等,这种研究多注重于"破"的一面,而相对忽视国民党文化政策"立"的一面。
近些年来这一倾向得到不少改观,学界对于"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及其不同侧面的实践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从整体上看,目前这种研究仍多处于一种分散与孤立的状态,缺少一种整体的观照。如果仅仅从一个侧面来观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易造成盲人摸象的错解与误读,无法真正全盘明了国民党文化政策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如何从整体上理解"九·一八"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显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无意对"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进行全面的梳理,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以"中体西用"的模式来重新解读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文化政策的脉络、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反响。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于文化政策,各部门并无统一方案,政出多门,互相矛盾。以蔡元培为首的元老派主政教育文化,仍保持革命精神,又一次重申排除尊孔与教育的关系。
1928年2月,大学院对当时社会上的祀孔举措曾明令废止,禁令称:"查我国旧制,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孔子于周代布衣讲学,其人格学问,自为后民所推崇,唯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若不即行废止,何足以昭示国民……着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这与蔡元培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息息相关.
此令一出,遭到不少反对之声,四川省东川道儒分会、中华总商会、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第七师师长蓝天彬等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取消废止祀孔令,蓝天彬等称:"今大学院乃出此谬论,丧失人心,藉非别有用意,何至狂悖如斯,拟请通电全国取消大学院乱命,恢复祀孔,以顺舆情。"而儒教分会则指责:"今该大学院不明大体,竟谓祀孔之举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实不知所指为何,试问祀孔不过三鞠躬耳,并未束缚其思想,与思想自由何涉。且遍寻本党主义,书中亦无禁止祀孔一事,何至遽至悖谬。"儒教分会进而提出读经崇圣的建议.时湖南省政府委员曹伯闻向"内政部"提案,请确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训民要则,以正风俗。河北省政府提案要求提倡中国固有道德,以维风化。据此"内政部"提出"议遵照遗训发扬中国固有文化重心以端趋向而奠定国基案",强调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来发扬中国民族固有美德,以期唤醒民族特殊精神,"于旧有道德,则主张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七端,于固有智能则主张恢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此实抉出吾民族文化之重心,示党国唯一之正轨".并要求大学院首定教育宗旨,以立纲领,厘定公民道德常识课本,责成各级学校讲授。
蔡元培禁止祀孔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争议,邵元冲对孙中山三民主义重新解释,认为:"毕生最大的努力,在政治上固然要用三民主义的方法谋整个民族的独立解放与物质文明的进步。
而在精神上又努力于东方文化的复兴。因为承认东方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其本质就是仁义道德,西方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其表现则为侵略压迫,所以我们的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的民族,应该深深地致力于东方文化的复兴。"他主张只有将东方的文化复兴以后才能确立东方民族的基础,化除西方文化犷悍压迫的戾气,这样才可以造成世界的真和平。这个责任就在国民党的身上,这个使命就是国民党的文化建设。教育被视为文化建设的基础,从纵的方面,要努力于专门学术的提高,从横的方面,努力于平民教育的普及.邵元冲明显对于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下的文化教育政策不满。
不久,主持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教育文化的四元老之间矛盾爆发,蔡离开大学院院长这一重要职位,其主张并没有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得以落实。加之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权力重心一直没有稳固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一直以"三民主义"作为文化教育的纲领,但一直没有具体而统一的文化政策出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于孔孟之道还有许多政策上的抵制,随着蔡元培等退出教育文化的领导地位这一政策开始改变。"九·一八"后民族主义思想勃兴,官方更是举起民族复兴的大旗,占据了文化运动的道德高点,一再进行宣传鼓吹。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以政府首脑的名义,发动新生活运动,颂扬"礼义廉耻",使"读经"在地方教育中回光返照,试图通过重申传统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恢复民族精神以对付日益迫近的日本威胁。为此,国民党要人进行系列阐释。中央大学教授杨公达号召:"中国青年们,看到民族当前的危难以及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责任,就应该觉得,促进这种新生活,是复兴民族的基本工作。"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南京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上发表演讲,宣称:"新生活运动是民族急迫的要求,亦是时代精神的表演。"1934年7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8次会议通过《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规定每年的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是年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休假一天,由全国各地党政军警机关、学校、团体分别开纪念大会,各地政要纷纷出面组织孔诞纪念"大典"活动,讲述孔子生平事实、学说、思想。各界悬旗志庆,礼堂设灵位,置于中山先生遗像之前。尊孔祀孔,提倡读经,仪式之隆,尊崇之甚,较之历代盛典,毫无逊色。国府特派大员往祭曲阜孔庙,盛况为民国以来所未有,报纸更连篇累牍地登载,目为大典。
对于尊孔的目的,蒋介石讲得非常清楚。1935年7月1日,蒋介石在成都的四川大学演讲时,再次强调我们民族立国的基础是"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然而,尊孔与统制是紧紧关联在一起的,其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重点即放在三民主义与文化统制上了。
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理论基石。国民党执政以来,不断以"三民主义"来倡导"党化教育".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等将三民主义与儒家伦理道德联系起来,不断将三民主义儒学化,并以此作为统一中国社会思想的中心。
1931年2月,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在纪念周做了有关中国教育思想的演讲,明确地提出以传统伦理道德来统一思想问题:"中国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才能立足于世界。"这一中心思想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以戴季陶的解释为准绳,称"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到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这时蒋有意将孙中山的思想与传统的儒家思想联系起来。以蒋为代表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与三民主义相结合,在"九一八"之后成为官方的一种主导思想。
为了强化三民主义与儒学等民族文化关系,自1932年冬至1933年春,以孙科为首的国民党要人积极筹备倡办中山文化教育馆,提出"以树立三民主义文 化与教育 之基础,以培养民族文化为宗旨"瑏瑡?.1933年3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8周年纪念日,在南京中山陵内国民党中央要人孙科、陈立夫等发起成立中山文化教育馆,推举蔡元培、戴传贤、吴铁城等8人为常务理事,推举林森、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孙科等29人为理事,下设办事处、研究部、编译部和各种委员会,引导研究三民主义,其目的无非以三民主义来引领思想舆论,其出现的原因就还在于对民初以来推行新教育结果的不满,认为"所谓新教育者,徒为产业先进国家经济侵略之工具而已。
我国新教育之失败者,以此民族文化停滞不进者。"所以党国要人要秉承心理建设的遗教,发起中山文化教育馆,"遂以数年来拳拳服膺之复兴民族文化方案作一具体计划".对于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设置,时人当即指出国民党以复兴民族文化来统一思想,"中国纷乱之症结,敢一言以蔽之曰:在思想之不统一耳!""中山文化馆筹设之宗旨,即在发扬中山遗教,以党中领袖参加之众,规模宏伟,自意中事,深望能集中群力,广罗积学之士,专致力于此项研究之工作,尤望党内'英雄豪杰',勿专以争权夺利为能事,用其'争夺'之时光,致力于中山文化之探讨,庶几乎'党风'可树,纠纷可减少也".这种以三民主义来倡导"党化教育",从统一国民党内的思想开始来统一全国思想界,其效果如何,则受到当时知识界的怀疑。
如果说设立中山文化教育馆所代表的是国民党内温和的民族主义文化主张,那么,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则代表了另一激进的主张。"九·一八"后,国民党内部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借机抬头,出现了所谓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倾向。就组织而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党"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出现,其外围组织"复兴社"着力标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主张采纳德意法西斯主义,实行所谓铁血救国。在其直接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内出现一股法西斯主义勃兴的潮流,外在集中表现在当时的出版物中。"九·一八"事变后,介绍法西斯主义的刊物、书籍潮水般地涌现。自1932年底起,出现了许多专门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专刊,其共同的特点是主张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其理论的落脚点则为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瑏瑤?.
为了统一与领导这场带有强烈法西斯化的文化统制运动,国民党内部先后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1933年12月24日,在中华复兴社两个主要头目萧作霖和邓文仪的建议下,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宣言即宣称:"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准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融合各国进步文化,创建新中国文化",其主要任务与目的有二:
(1)"养成个人健全人格,个人修养重在礼义廉耻,团体活动重在负责任,守纪律","今后全国应有统一的口号:劳动、创造、武力".
(2)"引起全国人民对于革命领袖及革命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瑏瑥?.此外,1934年1月,齐集上海的国民党要人陈立夫、陈果夫、叶楚伧、潘公展等组织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其宗旨与中国文化协会如出一辙,号召文化统制,"在政府未以统制政策适用于文化事业之前,本会将以团体自行统制之意义,渗入本组织,以达到建设文化之目的。"瑏瑦?其后专门创办《文化建设月刊》作为喉舌。有研究者称这是该协会公开表明将扮演文化警察的角色,来实现"文化统制"瑏瑧?,可谓一语中的。可以说,1931年"九·一八"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国民党就开始在文化上加强统制,直到1934年这一政策才得以从制度上、组织上得以确立与保证。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国民党内部日益抬头,国民党的文化政策由此前宽泛的三民主义号召,转向更为严密的"文化统制".国民政府在控制国家文化教育的前提下,通过法律、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文化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对教育、新闻、出版、电影、广播、文艺等文化活动施行强力管制,以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的出台,表明其试图改变原来由民间社会所主导的文化事业,社会上极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变化。
1934年中央大学的学生刊物《大学生言论》即有学生撰文指出:"由最近成立的'中国文化协会'式的中国文化运动看来,我们知道中国文化运动的主体,转换了一个方向,他的素质和形态,也就大大不同。"作者接着分析,与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相比较,当前的文化运动有两个显然不同的要点:一是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是纯以文化问题为主,是以文化发展为社会的基础,现在的文化运动,从共产党的文化总同盟到最近成立的文化协会,都含有一种极强烈的政治意识,"文化运动"成为一种最尖锐的利器了。二是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发源于知识分子,激荡于学术与思想上而已,现在的文化运动,是以党国要人和军政教的名流为主脑,因而运动方式和将来的影响自亦不同,"这儿占有优势的助力,足以大量的推广".不过作者对于这种文化运动的前景也提出了怀疑,"至于究竟是否适合一种文化自然生长的条件,倒颇值得考虑?!"瑏瑨?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文化统制下的中国文化动向,因一开始即带有强烈的御用色彩而为时人所诟病。
"九·一八"以后,举国上下对于民族竞争力虚弱的担心,中国大学教育有一个方向的转变,"共以培养国力复兴民族为职志,国防方面,经济方面,需要科学人才尤亟,而高等教育亦完全转向。"瑏瑩?总的方向是提倡实科,限制文法科。
1932年5月,在广州的一次教育会议上,邹鲁等政要首先提出"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随后,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十年之内停办文法科"的教育改革方案,强调这是彻底改造教育的新方法,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中央应即依照十年内之建设计划,规定造就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才之数目,分别规定各专门学校切实训练,以便应用。(2)自本年度起,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3)各大学中必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挪用,其无农工等科,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办农、工、医等科。"陈的提案支持者颇多,反对者亦众,引发了全国性的文实之争。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文实之争背后还牵涉到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论者的政治立场与观念差异,背后的实际利益及个人之间的恩怨等复杂因素.自是以后,教育部对于实业学校之类的所谓实科,固然尽量充实,对于文法科学校,则严加限制,或禁止招生,或强迫结束。
1932年11月朱家骅代表教育部发表《九个月全国教育之说明》,对于整顿高等教育说明两点,一是大学教育必须在学术文化上领导民族活动以求复兴民族;二是文法教育不宜扩张,而理工农医诸科则力求充实。这代表着南京国民政府大学教育政策的重要转向。在1933年中,单强迫结束的专科以上学校就有华北学院、郁文学院、江南学院、广州法学院、文化学院等八校。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部对于专科以上学校的招生比率和中等学校的经费比率做出严格规定。
1933年,教育部下令各大学文、法、商、教育等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平均数不得超过理、工、农、医等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的平均数;后来又规定文法学院各系所招新生不得超过三十名。
"提倡理工",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运动的迫切需要,也是自清季以来科学主义在中国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表现;另一方面,却是直接针对当时唯物主义等社会思想的兴起,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刊物就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已是门户洞开列强环攻的一个局面,决非古时闭关时代所可比拟,欧美各国,物质科学,日新月异,而哲学文学经济政治等科学,更派别繁多,各持一说,中国接受西欧文化以后,物质上又殊少贡献,而政治上及哲学上,则唯心唯物之争,已为中国科学界最大的焦点,甚至一般醉心阶级革命的人们,非马克司[思]不谈,非唯物论不读,结果把中国弄得支离1是百思不得其解?"显然将矛头指向此时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
为了更好地将提倡理工政策落实,1932年底,陈果夫、陈立夫、吴承洛、张其昀、顾毓琇、李学清、吴大钧等鉴于中国科学的落后,在南京决定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并于次年元旦出版《科学的中国》等杂志,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他们"坚决地相信科学在今日文化上有着重要地位,尤其坚决承认科学在今日中国社会的演变占着重要的位置。"科学化运动的目标就是"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运动的方法是:一是注意宣传、印发各种刊物,引起民众的注意;二是注重编译和整理的工作,把西方有关科学的材料,作有系统有计划的输入,并将中国固有的科学材料整理起来.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活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支持和赞助,国民党"CC系"陈立夫视科学乃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前提,这一认识也在其后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得到进一步发挥.
如何来理解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倡导尊孔读经一方面提倡理工?当时社会舆论即从"中体西用"的角度来进行理解与说明,"只有一方面精研物质上的科学,以开发中国广大的富源,而解决中国的贫乏;一方面恢复精神上中国固有的文化,如忠诚信义仁爱等美德,以挽救道德的沦亡。"显然,中体西用论的登台,成为对尊孔读经与倡导科学运动的最好解释了。
如前所论,"九·一八"前后国民党先后出台了系列的文化政策,不仅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出现儒学化法西斯化的倾向,而且将"尊孔读经"与"提倡理工"这两个看似矛盾重重的文化政策置于一炉,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评论。整理当时的报刊史料,发现对于这一时期的提倡理工,社会舆论虽置词不多,倒也乐观其成;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政策"体"的一面,即尊孔读经与文化统制,下面就此来展开讨论。
首先,舆论对于尊孔与读经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批评。国民党尊孔读经政策一出台即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无论是当时北方的自由主义重要舆论阵地《独立评论》,还是南方保守主义的舆论重镇《国风半月刊》、《时代公论》均对此发表意见,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亦有之。舆论对国民党这一政策的变化,不由不发出感叹:"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抚今追昔,真令人百感丛生,觉人事变幻,殊有非白云苍狗所能喻者。孔子有知,度亦与吾人有同感矣。"对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之陈独秀诸人,倡中国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呼声,普遍全国,把孔子的思想学说,驳得体无完肤,而孔子这个偶像,不复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所崇拜,"想不到湮没了十几年的孔子,最近又走起红运来,人事变迁,殊令人有白云苍狗之感".
此时"何以又尊起孔子来了"?对于这一问题,陶希圣用社会史学的方法来回答。他认为,五四以来对于传统伦理政治思想的改革,影响只在大都市里的学术界。"说到各地的地方政府、乡村的家族制度,任何官厅里的撤销主义的精神,满都没有动摇多少。目前的尊孔,来源在于后面这几种现象。
大都市学术界多少年来,一往直前地依照欧美的都市人的学说去做,一向没有看见这些现象还在深重地存在着。"他认为拜孔教没有复活的理由,目前存在,正说明大都市学术界力量之小、努力不足。最后,他承认:"拜孔教与孔子本人及其学说不能成一件事情,原来发展孔子学说的,并不与孔子有同一的思想,孔子早就管不了孟轲董仲舒周敦颐的事了,他又有什么方法管到于今的民族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思想家张申府对于尊孔思想也提出质疑,认为它无法解决中国目前农村破产与帝国主义进攻两大根本问题,自政府倡导地方应和的尊孔潮根源在于多种因素,它是政府稳定社会粉饰太平的工具,也是前些年"打倒孔家店"的反动,同样也受现在世界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盛行的影响,还有中国受日本的复古的影响等,就最根本点上而言,"近年来,中国思想上失去了重心,也是事实。在复古潮流之下,而想找到一个重心,当然也会找到孔子头上去的。"其目的不过是"想借孔子以恢复民族的自信。"这可谓是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的尊孔政策的批评。
与尊孔相连的是读经,正如有人评论说,国民政府的祭孔命令是"国家暗示'经书不可不读'的表现。"当时即有人公开评论说,"'祀天'、'尊孔'、'读经'本是'三位一体'的中国二千余年之'帝王术',从旧的解释是'治术',从新的解释是'麻醉作用'."具体而论,"眼前盛倡学校读经之论者,凡有三人,'异曲同工',却各有他底背景。一位是伪满洲国文教部长郑孝胥,他底尊孔调子,与日本对于殖民地教育政策合上了拍,所以东四省各级学校实行了每周二小时读经,一位是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还有一位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这是两个'带兵官'."一些中央大员如蒋介石、陈立夫等和部分地方当权派如湖南的何健和广东的陈济棠纷纷倡导读经,读经也由早期文人倡导进入官方的视野。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倡导而引发的尊孔读经潮流的出现,决非一个单纯的思想动向,实际上与国民党整个政策的变动紧密相连,费正清在论述南京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中期"孔孟之道的回响"时,就指出:"在地方党部的监督下,通过地方宪兵、秘密警察、新闻检查、教育津贴、保甲制度等措施而实行的加紧政治控制,是同国民党在中国复活孔孟之道的措施一起出现的。"总体而论,尊孔读经显然是国民党借复兴民族精神加强思想控制而达到政治统一的一大举措,何健曾在1937年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提案中请明令中小学读经,其所持理由,"想拿读经来解决三个问题:'恢复固有道德'、'范围青年思想'、'陶铸民族精神'".
其次,更有学者明确指出"中体西用"是理解国民党政策的钥匙。提倡理工与尊孔读经,体现出国民党文化政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两极之间动荡,毫无疑问地激起到教育界与知识界的回应。冯友兰撰文认为这两思想似乎是不相合的,因为"理""工"既不讲 孔子之道,而孔子也从来 没 有 讲 过 "理""工".他指出,但是稍为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两种思想实在是一种思想的两个方面,这就是30年前张之洞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一般人主张读经尊孔而同时提倡理工不就是这一种思想之十足表现吗?"文中的"一般人"正是指的陈立夫、蒋介石、陈济棠、何健等国民党非一般人,他们的潜台词就是西洋超过中国的不过是物质文明,至于精神文明,还是中国占先。如果必须学西洋只可以学他们的物质方面,至于精神方面,还是保守旧有的传统道德。冯友兰先生不愧是哲学大家,他高屋建瓴地从哲学的层面提出"中体西用"是评析国民党文化政策的一体两面。这一思路,实为后人理解这一时期国民党文化政策提供了上佳思路。
最后,舆论批评的重点在国民党的文化统制政策上。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文化政策日益转向统制,与民初以来教育思想界形成的"思想自由"等观念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很多学者公开提出批评,北平故都的李旭撰文对当前的文化政策提出正反两方面分析,他认为应辩证地看国民党的文化政策,从积极方面来看,有助于"树立民族的社会的文化";但从消极方面来看,则对于文化是限制与反动,因此,他提出"反对狂妄的文化统制,主张学术思想自由。"其主要理由为:"我们根本上认定,今日中国并无多少文化可以统制!统制文化,最限制文化的自由发展!我们应当用某种教育或思想,指导社会文化的途向,但我们不应当将这种萌芽的文化,一概统制起来!使它退缩,挫折!二十余年来的国人思想,正害着固滞、迟疑、徘徊、不进展的状态,我们可以谈任何统制,如经济统制、政治统制,而独对于文化,应当绝对的放任绝对的自由,这样,学术思想才会发达,中国文化才有光荣灿烂的前途。"显然,这一批评是从自由主义的立场进行的,也对国民党这一政策的前途并不看好。
虽然,"九·一八"前后,国民党出台了头绪众多、莫衷一是的系列文化政策,但总体上仍不出"中体西用"的基本模式,即以儒学化三民主义为"体",以西方现代的科学("理工")为"用",并以体驭用,达到文化统制的目的。
进而言之,国民党当局为了统一政权,加强思想控制,在原"党化教育"的基础上,倡导"尊孔读经",并将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文化统制"的纲领,并强化儒学化的三民主义作为文化的指导思想。国民党中央要人先后发起筹设中山文化教育馆、并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希冀以三民主义来扮演文化导向的角色,虽然这种努力仍难逃"文化警察"之讥,但我们应该看到,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正充分利用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借助回归传统拓展了思想统一的道义空间,将政治的威权主义与传统主义结合起来,以争取文化领域的主导权,这也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发展中,民族主义话语也为官方文化统制政策提供了巨大的合法性资源。
"九·一八"后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一面,在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着非常强烈的回归传统的倾向,"尊孔读经"等政策的推行,就是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作为一个执政党,其制定文化政策时,面临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难题。故在教育文化领域国民党推行"尊孔读经"与"提倡理工"两大口号,看似矛盾的两大文化主张,仍可安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思维模式之中,可见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虽然有新的内容与形式,仍难逃晚清士人文化思维模式的窠臼,既表现于历史惊人的继承性一面,又表现国民政府文化教育政策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特点,其主张受到当时社会人士的广泛批评,其文化统制的目标不仅落空,更引发国人对中国文化出路更为广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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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以还,台湾省仍有大量留日学生滞留于日本,其总数达数千人之多。而此时日本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此情形之下,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此亦为国民政府接管留日学生后亟待解决之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论文如下:
日据时期,台湾曾有大批学生赴日留学。从1906-1942年,其总数达到57926人,如再加上抗战后期留学人数,总数达六七万人之多,形成了一个人数可观的留日学生群体。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开始关注台湾留日教育。然分析既往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尚未详细考证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留学状况;日本学人虽有所涉及,却仅限于抗日战争以前,对于战后国共两党对台籍留日学生的态度和政策,亦多语焉不详。
台湾留日教育史料主要集中在日本和台湾。
最具代表者,例如台湾总督府文教局编纂的《台湾总督府学事年报》(共36卷),详细记录了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1904-1937)台湾留日教育情况;台湾总督府内务局发行《台湾学事一览》(共17卷),载录1925-1941年间台湾留日学生人数情况;台湾总督府警务局整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以及台湾教育会编纂《台湾教育沿革志》,记录有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情况。台湾行政公署教育处刊行的《台湾一年来之教育》,载有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接管政策;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留学日本事务》共2卷,该书根据台湾国史馆典藏之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各留学国事务档》中有关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日本事务之史料汇编而成。此外,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亦藏有部分台湾留学教育之档案。本文拟就以上史料,详细考证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留学情况,比较分析战后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梳理台湾留日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
台湾学生赴日留学肇始于日本割据台湾之际。1895年11月,台湾总督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将台湾子弟柯秋洁、朱俊英二人带至日本,并在教育上投入相当大之心力。[2](P394)早期台湾留日学生仅为少数,且以富家子弟为主,多由日本师长、官员推荐,并寄宿于师长安排的名士家中。岛上地主、资本家、士绅阶层是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有力协力者,故日本当局对其子弟留学实行怀柔和鼓励政策。掌管台湾留学事务之机构初为日本殖民统治机关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后改为文教局。1898年第四任台湾总督桂太郎集合台湾士绅、实业家、商人等各方名流,在东京创立台湾协会,旨在协助日本政府加强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与经营。1900年该组织开设台湾协会学校,1906年该协会改称东洋协会,所办学校亦改名为东洋协会专门学校(后改为拓殖大学),开始招收、管理台湾留日学生。
此后,随着留学人数增加,台湾总督府加强了对台籍留日学生的管理。1907年台湾总督府设置留学生监督,并任命国语学校教授石田新太郎为留日学生监督,主要负责:"1.监督、指导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2.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留学生聚会;3.每三个月就全体留学生修学状况、性行、成绩、将来就业之希望等方面提出意见和报告书;4.办理其他留学生监督认为有必要之事项;5.关于留学生监督指导方,谋求加强与东洋协会及其附属学校之联络;6.东京以外各府县留学生监督事宜,委托地方长官办理。"
1911年,日本文部省颁发《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主要适用于朝鲜人、台湾人之留学。其中规定,"1.留学生须经由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及留学生监督许可后入学;2.公私立学校留学生入学、升学、卒业、变更学科、转学、退学时,东京留学生须通知留学生监督,其他地方留学生则通知地方长官;3.留学生有失体面和其他不良行为时,违反留学学校规则和不服从监督官厅之命令时,成绩不良而修学无果时,其他认为留学生应具备特别必要之行为时,应通知留学生监督及地方长官".
因台湾留日学生人数不断上升,尤其东京的留学生日益增多,1912年台湾当局委托东洋协会在其附属专门学校内设置留学生寄宿舍,并定名为高砂寮。此后高砂寮成为台湾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甚至被誉为台湾文化运动之摇篮。高砂寮表面上方便了台湾学生寄宿,实则起着监视、规训台湾学生之作用。1914年,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湾总督府外国留学生规程》,由台湾总督府挑选高等以上学校教员赴欧美留学,专门从事学术、技艺研究。
然此种留学生基本选自岛上日本人。从1924-1937年,台湾总督府先后派遣110名专门研究人员赴海外深造,台湾本岛人仅有林茂生和杜聪明2人。[7](P22)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赴日留学乃为台湾人深造的主要途径。台湾留日教育管理日臻完善、留学风气渐开以后,远赴日本留学的台籍学生不断增多。1906年仅为36人,1911年增至176人,1926年升至886人,至1937年达到2812人。以下列出1910-1937年台湾留日学生人数情况,详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从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除个别年份外,台湾留日学生数总体处于不断增长态势。明治末期台湾留日生人数尽管逐年上升,但总体人数偏少,增长并不明显。及至大正时期台湾留日人数增长迅猛,至大正末期增长近4倍。
昭和时期,台湾留日学生日趋增多,至1935年已超越2000人,形成一个较为可观的留学生群体。然而,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台湾留日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特点。明治末期,台湾留日学生不仅人数较少,而且教育程度偏低,此期留学生教育程度以初、中等教育为主,其次为实业教育和专门教育,高等教育几乎处于空白。例如1911年留日学生总数为176人,其中初、中等教育程度者117人,占总数的66.5%;选择实业学校者32人,占总数的18.2%;选择专门学校者18人,占总数的10.3%;剩余为几乎没有进入高等学校或大学深造者。从留学生出身地看,台中学生最多,共计66人,其后依次为台南、嘉义、台北等地,其他地区仅有个别留学生。
大正时期,留日学生人数迅速增加,教育水平有所上升。以1926年为例,留日学生总计886人,较1911年增长了5倍;其中初、中等教育程度者271人,占总数的30.6%;进入特殊学校者165人,占总数的18.6%;接受专门教育者153人,占总数的17.3%;高等学校以上者(含大学)146人,占总数的16.5%,教育水平较明治末期有明显上升。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有女子留日学生26人,尽管人数不多,却推动了台湾女子留学风潮。从该年度留学生出身地看,仍为台中人数最多,共计326人,台南、台北、高雄、新竹等地次之,其他地区甚少。从留学地看,留学东京者最多,共计660人,占总数的74.5%,其后为京都等地。分析此期专门学校及大学留学生所习科目,医学、法学、经济较其他学科更受青睐。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继续攀升,其数量远超明治、大正时期。以1932年为例,留日学生总数为1627人,较1926年增长近1倍。
从留学生性别看,男生1507人,女生120人,女生人数较此前有较大增幅。从教育程度看,初、中等教育程度者620人,占总数的38.1%;接受专门教育者330人,占总数的20.3%;高等学校及大学以上者308人,占总数的18.9%.
从留学生出身地看,台中最多,共551人,台南次之,共463人,高雄处第三位,共252人,其他地区相对较少。从留学地看,东京人数最多,达到1284人,接近总数的80%.此期大学、专门学校在学者合计514人,其中医科留学生最多,共计261人,超总数之一半,医科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据台湾医学留日生郭维租分析,"在台湾人士的观念认为医生职业安全,收入不错,社会地位也颇受尊敬,有铁饭碗的说法。富家小姐喜欢嫁给医生,也是社会不争的事实".台湾总督府学事年报》中关于台湾留日学生统计是目前较为详尽、精确的统计,全面调查了明治末期、大正时期、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情况,然该统计亦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譬如,表1没有统计1934-1937年初等学校及其他学校留学人数,导致此期留学生总数有所出入。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示,1935年总数为2773人、1936年为3325人、1937年为3891人,而《学事年报》统计则分别为2185人、2357人、2812人,两者对比差距明显。此外,表1未能统计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人数,抗战全面爆发后台湾仍有大批学生赴日本留学,且呈现逐年上涨趋势。依据《台湾学事一览》统计,1937年台湾留日学生总计2812人,1938年4023人、1939年5407人、1940年6015人、1941年6676人,"至1942年达7091人,1943年以后无正确统计,日本投降后估计留日台籍学生,尚有五千人".此时台湾留日学生人数已远超大陆的日伪政权派遣数,比如1942年伪满政府派遣留日学生总数为1220人,汪伪政府及其他伪政权派遣总数为1341人,而台湾派遣总数达7091人,二者相去甚远。战时台湾留日教育程度亦明显上升,专门学校留学生人数最多,中等学校留学人数降为其次,高等学校及大学留学人数较战前亦有较大增幅。
台湾留日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并赶超大陆留日学生人数,其原因如下。
其一,日据台湾初期,岛上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台湾学生由是转赴日本求学。"岛内除了比中学校、女学校程度稍低的高等普通学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外,仅有一所专科---台北医学校而已,而且其收容学生数亦有限,所以热心于子弟教育的岛内资产家,甚至把刚到达学龄的子弟也派到日本留学".
其二,大正以后,日本学校逐渐转变对台湾学生的歧视和限制,转而吸引和诱导台湾学生,以便更好地对其实行殖民奴化教育,由此扩大了对台籍学生的招生规模和人数。
其三,赴日留学便捷、费省。日本占据台湾后,强化了对台控制与经营,日台之间往来联系更加密切。尤其抗战以后,"内地及欧美各国,均以路阻,可通者,日本一处耳"."且在经济方面,即较诸就地所费亦轻微,此实系留日之一大主因也".职是之故,一个人数不菲的留日学生群体形成。台湾学生赴日留学风潮直至日本战败后开始消退。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开始接管其留日学生,台湾留日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抗战胜利以还,台湾省仍有大量留日学生滞留于日本,其总数达数千人之多。而此时日本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此情形之下,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此亦为国民政府接管留日学生后亟待解决之问题。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曾提议,"实科以外学生,不妨一律资遣回国;实科学生成绩优秀者,似可留待毕业;资遣回国学生,必须经过一定时间之补习教育,然后分别准其进入相当学级;台湾学生大抵须有较长期间补习国语之机会,不然实与日本学生无大分别".国民政府为便于管理,开始强制疏散、召回大批留日学生,至1946年5月台籍留日学生仅剩765人,1947年2月减至601人。
1946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制定《台湾省留日学生处理办法》,规定:
1.凡本省留日学生,除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农、医各科学生,志愿继续留日肄业者外,其余均以全部返台为原则;
2.志愿继续留日肄业之专科以上理、工、农、医各科学生,由本省行政长官公署(简称本署)函请东京盟军总部代办调查登记,并通知汇款接济手续,如学生人数多,由本署派专员一人驻日,负管理及联络之责;
3.前条留日学生,由本署印制留日学生登记证,送请盟军总部代发照填,已设驻日专员时,交该专员分发照填,前项登记格式另定之;
4.本办法自呈奉行行政长官核准后,函请美军驻台联络组转东京盟军总部查照施行。
对于返台之留日学生,教育处颁布《台湾省留日返省学生处理办法》,主要规定:返台学生须提交在学证明书、成绩证明书、身体检查书及二寸半身相片二张等材料,在台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申请登记;继由该处组织留日返台学生审查委员会办理审查,经审查合格者,分发于台湾同等学校、适当年级;对于转学者,其应转入国立台湾大学者由该处造具名册,函请尽量容纳;专科以上学校医科和其他理、工、农各预科学生,无省立相当学校分发时,亦由本处函请台湾大学尽量容纳;专科以上学校实科学生,如本省各学校未设立同类科系者,得斟酌情形,准予转入类似之科系;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农、医各科学生,志愿私费赴大陆各院校肄业者,由本处负责保送或介绍,并予以交通上之便利;本办法并适用于前日本文部省各"委托生".
为办理返台学生审查登记事宜,台湾教育处专门成立审查委员会,委员会主要负责"留日返台学生学历之审查及转学事宜;本省留学其他各处返台学生学历之审查及转学事宜;本省各借读生(委托生)之审查及转学事宜;其他与返省学生及借读生学历审查及转学有关事宜".[19](P475)委员选自国立台湾大学教授、中学以上学校校长、教育处高级职员。至1946年8月,台湾教育处共分发1434名留日学生,其中以专科以上学校最多,各生所习科系以医科为最多,至法商各科各校,无适当科系可以转学者,则由省立法商学院开设政治经济特别班予以收容。以后留日返台之学生,也已由省教育处函请台湾大学并通令各学校予以收容,不再由台省教育处统筹分发。与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陆组织的留日学生甄审相比,台湾审查办法比较简单,主要目的在于将留日返台学生分发岛内或大陆学校,以便继续完成学业,似无思想甄别色彩。
其时返台留日学生人数众多,台湾仅有的教学资源难以完全满足其续学要求。台湾当局遂决定考选公、自费生转赴大陆就学,其中包括部分留日学生。1946年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台湾省考选公费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和《台湾省自费学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保送办法》。前者规定考选公费生升学内地(大陆)专科以上学校之名额每年暂定100名,其中文法科名额占65%,理工农林科为35%;考选生应为高中毕业者,或在台湾旧制、日本中学毕业后继续在较高级学校读满一年或二年而确有证据者;录取后由台省训练团施以3个月训练,受训后由本署造具名册连同其他证书送请教育部免试分发内地大学肄业;其赴校旅费及在校一切费用概由本署供给,如中途退学或被学校开除者须偿还所领费用,毕业后本署得视本省人才需要情形令其返省服务。
后者规定,保送自费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之名额每年暂定300名,其中文法科名额占65%,理工农医科为35%;保送生能直接听国语讲授、经考选委员会考试及格者,高中毕业者,或在台湾旧制、日本中学毕业后继续在较高级学校读满一年或二年而确有证据者;获得保送资格后由台省训练团施以3个月训练,受训后由本署造具名册连同其他证书请教育部依其志愿免试分发各校肄业;其在校一切费用须自理,但家庭清寒或成绩优良者如学校设有免费或公费待遇得予优先核给。台湾教育处还设置考选委员会,负责考选公费生、自费生之招考命题、阅卷、录取、公费核配和其他有关事项。此种政策,解决了部分台湾学生续学要求,亦促使台胞认识祖国,增进台省与大陆各省的文化交流。
战后台湾留日学生救济问题亦为紧急要务。二战末期,日本被美军封锁,几乎断绝与大陆、台湾的交通和邮政。日本战败后留学生通汇中断,被迫过着"靠变卖度日"的生活,大多不能缴纳学费而不能升级,可谓陷入窘境。留日学生起初向日本外务省交涉,最后日方允诺对非日政府给费之大学以上官公私费生,每人每月补给200元,高等专门以上者补给180元;官费生之受补助费者,除日本原有负担部分外,对大学生学费补足成200元,高专生补足成180元。1945年秋季后,日本物价飞涨,翌年1月,留日学生复向日方作第二次交涉,结果不论官公私费,不分大学、高专,每人每月改给500元,由外务省补给,台籍学生每人每月补给150元,由厚生省实施补给。[18](P8)除此学费补给外,日本政府遵照盟军最高司令部指示,对留日学生、旅日华侨实行粮食配给制,分发少量粮食和生活用品。
1949年5月,日本政府开始核减预算,取消留日学生各项补给,甚而有收回留学生寄宿舍之议,致使留日学生再度濒临绝境。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为拉拢、蛊惑留日学生,防其思想左倾倒向中共方面,始而考虑救助留日学生。同年9月,国民政府颁行《救济留日学生办法》,包括《清苦学生紧急救济办法》和《资助优良学生完成毕业办法》两项。前项办法规定,在现有千余学生中,择其处境确实困难者、有疾病者,计200名,每名每月资助美金20元,月计美金4000元,救济1年又6个月,共计72000美元。后项规定,在现有千余学生中,择其品学兼优而经济困难者,资助学生200名,每名每月资助美金20元,月计美金4000元,救济1年又6个月,共计72000美元。资助经费由日本归还中国物资鸦片21.14吨、吗啡214620公斤之售值拨充。
是年11月,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又制定《留日学生补助金管理及支付办法》,规定"留日学生补助金,由留日学生辅导委员会(以下简称辅委会)委交本团会计室另立账目,存放东京中国银行,设立团长及会计专员共同印鉴;补助金之收入,由辅委会备具收据交与付款机关或人员,并通知会计室编制收入传票收款;每月补助之学生人数及款数,由辅委会先造具学生补助金额名册,呈经团长核准后,由补助金管理委员会送交会计室编制支付传票,由辅委会取款;学生补助金之发放,由辅委会办理,并应取具领款人签名或盖章之收据或名册存辅委会备核;补助金由美金兑换日金事务,有后勤处办理,并通知会计室入账".
依此办法,国民政府办理4个月,"计三十八年(1949)11月,补助218名,发放补助金806500日元;12月,补助299名,发放补助金1164000日元;三十九(1950)年1月,补助341人,发放补助金1456500日元;2月,补助394人,发放补助金1674000日元。又医学博士奖金10人,发放奖金50000日元".据国民党当局所制《留日学生补助金清册》,每名学生补给额度最高为9000日元,最低者3000日元。从补助生籍贯看,台籍学生最多,1949年11月份共补助131人、占总数的60.1%,12月份补助180人、占总数的60.2%,次年1月份补助198人、占总数的58.1%,2月份补助240人、占总数的60.9%.
然国民党此种补助附有鲜明政治色彩,领取补助者须进行严苛的思想言行考察。比如台籍留日生曾绍德、黄天恩、陈秋旻、陈文贵等人,因"思想不正确""言行激烈",未通过审查而被取消补助资格。1951年8月,台湾教育部又制定《教育部补助留日学生办法》,再度强化对留日学生的思想控制,规定补给生应为"留日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思想纯正,且学业成绩优良,平均在70分以上者,或家在匪区(解放区),经济来源断绝,其学业成绩及格者".且规定"留日学生思想左倾,有不忠于政府之言行者;学业已告结束,或已超过规定肄业年限者;家在台湾,可获得接济者,概不予补助".[18](P459)事实上,真正愿意领取国民党补助者为数不多。据当时留日学生回忆,"凡要领取救济金的留学生要向蒋介石总统发誓表忠诚,并在誓约书上签名盖章……有部分学生把誓约书看作是小孩过家家似的,就当它作一纸空文书写给他们,继续领取救济金。大多数学生认为,将人民的金钱用作卑劣手段不但荒谬,况且要向蒋介石表示忠诚来领取救济金,太不值得而将誓约书撕毁,放弃领取救济金".
从这段回忆可窥见,其时大部分留日学生(包括台籍学生)对国民党政策产生怀疑甚至反感,更多学生转向"左倾""亲共".当时最大的留日学生组织---留日同学总会已为左派学生掌控,"我国留日学生总会会长,原为左倾分子,驻日代表团未予承认,但为求控制该会起见,代表团曾暗中授意,受我方政府津贴之学生,策动另行选举。选举结果,左派学生陈秋旻166票战胜,亲政府学生孙德成145票落选".[18](P61)此外,尚有不少留日学生投身到共产党阵营,"据报我留日学生受匪党鼓励,参加毛匪帮在日外围组织'自然科学协会'
者日众。更有参加国际共党第五纵队,为核心之秘密组织。该项组织现由学生王振仁、关仁庆等所领导,直接受匪北平伪青年部长陈伯达之指挥,现已参加该项共匪组织之学生,为数将近一百七十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亦采取一些举措,加强对留日学生的关怀与支持。首先,向留日学生汇寄救济金。国民党当局曾记载,"查共匪留日学生总会会长刘璋温,暗中与匪郭沫若,联络郭并密派吕源水、雷达德、关西虹等三人,在东京成立'抚恤委员会',并经于本年(1952)双十节前,分由印度支那银行、荷兰银行,汇交刘璋温共美金9881.42元……又双十节时,有赴广东之学生王广德等6名,亦领到补助费共日金23000元".据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统计,1952年9月人民政府向留日学生汇寄救济金共计7900美元,11月汇寄2万美元救济金,12月汇寄127500港币,该年度汇寄救济金总额为5万美元,资助人数达560人。这些汇款一直延续到1957年。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使得留日学生对人民政府信赖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增强,学习积极性和回国热情日益高涨。
其次,积极号召留日学生回国。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全体留学生发出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你及所有中国留学生回到自己的祖国,参加建设工作,为人民服务。你们可由任何地方进入国境,根本并不须要入境证。但你们如果携带任何足以说明你们留学生身份的文件,则更能享受到许多便利".为响应此号召,留日学生竞相回归大陆。新中国肇建以来,至1952年底回国的留日学生总计达300余人。
此后仍时有留日学生回归祖国,"顷查此间留学生一批共26名,于元月31日(1953年),由此间伪东京华侨总会会长康鸣咏,不经我国使领馆,迳向日本出入境管理厅代办返大陆投匪手续,由行驶匪区及日本之湖北号轮船,自横滨启程航至天津转赴北平。另有一批共21人,亦正在向出入境管理厅申请手续,候轮仍赴北平投匪中".值得注意的是,回归大陆的台籍学生人数颇多,无不彰显其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如1953年的第一批26人中有13名台籍学生,占总数之一半;第二批21人中亦有5名台籍学生。回国后的留日学生备受人民政府重视和关心。比如回归大陆的台籍留日生陈丁茂回忆道,"我现在与我爱人都在北京市内工厂上班。我是技术员、妻子是护士,有赖于拼命工作,我设计的机械试制成功,1952年9月被选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在劳动文化宫被授予一等奖。这让我感激得难以忘怀,这在日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从日本回国努力工作的人,被一视同仁,人民会肯定的".
日据台湾时期,台湾学生争相渡日留学,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留学史上实为罕见。
台湾这一留学热潮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而暂时中止。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正式接管台湾留日学生,一方面强制召回大批学生,将其安排到台湾乃至大陆相应学校续学;另一方面对于尚未返国之留日学生进行补助,然此举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方才实行,最后竟嬗变为国民党蛊惑、分裂留日学生的政治资本。中共领导广大人民成立新中国后,以博大的胸怀感召大批留日学生(含台籍学生)回国,使得留日学生能够学以致用,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此外,人民政府还无条件地向留日学生发放大量救济金,鼓励并支持其继续深造,留日学子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由此进一步增强。
台湾留日学生在日本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思想上得以启蒙,开始在行动上为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而奋斗。
1918年,旅日台湾人林献堂、蔡惠如联合蔡培火、郑松筠等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废除六三法形成同盟",发起废除六三法运动,以取消台湾总督的律令制定权。翌年12月,林献堂、蔡惠如联合百余名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新民会,不久新民会的留日学生另立台湾青年会,并发行机关志《台湾青年》,虽声称发行主旨为提高台湾文化,实则以呼吁台湾人民发挥民族自决为趣旨。1921年,台湾留日学生响应并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至1934年9月该运动共历时14年,期间向日本当局提出请愿15次,以非暴力的政治斗争手段来反对日本在台湾的残暴统治,唤起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大规模请愿运动中,早期参与者以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为主,他们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抗战爆发后,不少台湾留日学生奔赴抗战前线,比如先赴日本大学留学、后潜回中国大陆参加战事者,有来自台北的史明、吴调和、游弥坚;来自台南的吴国信;来自云林的林顶立;来自高雄的刘兼善等人;以及进入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担任情报搜集,并返回大陆召集人士组织台湾义勇队从事抗日活动的李友邦等人,他们对于抗日运动均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亦有不少台籍留日学生冲破重重险阻,不远万里赶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甚而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相关例证俯拾即是,譬如来自台南、毕业于名古屋大学的林栋,曾奔赴山西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担任八路军野战总部卫生材料厂研究部主任兼技师,他在客观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制造出各种药品50余种,供应前线及边区数十万军民防治疾病之需;原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邱刚明,在抗战爆发之际选择放弃学业,经华南转赴陕甘宁边区,参加大别山的游击战;抗战后期,李子秀选择逃离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经朝鲜、华北进入张家口参加八路军,在一次反坦克雷实验中牺牲。抗战胜利后,部分台湾留日学生奔走于祖国的统一事业。
1946年初,两个最主要的留日生组织,即台湾学生联盟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正式合并,成立包罗全日本的留日同学总会,对于留日学生的统一团结具有极为深远意义。国共内战期间,留日学生会在争取各方救济与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和分裂留日学生伎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部分台籍留日学生选择拥护人民政府,回归祖国大陆,投身于新中国各项建设之中,比如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的许文思,返回大陆后专注于祖国的抗生素工业;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林丽韫,回国后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事业达30余年;东京工大的周光远,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要员,毕生贡献于祖国的统一事业。他们活跃于祖国各行各业,为新中国各项建设和统一大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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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态度是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及其实际形态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里反应倾向,表现为对特定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制度或肯定或否定,或赞成或反对的倾向状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全文如下:
从政治体制的内外因素来探讨政治改革和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视角。很多人会问,体制内的干部队伍究竟能否成为政治改革和发展的推进力量?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许多地方官员对政治现状和政治改革等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越来越迫切,但同时他们仍然认同现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希望政治改革走渐进理性的道路。笔者认为,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现行体制中欢迎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与动力呈现出强化趋势,这正是各地会不时冒出一些政治改革动作的重要原因,也表明政治改革在体制内其实得到许多地方干部的支持。
旅美华裔政治学家邹谠在总结中国“从全能专政政治转型到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教训”时曾指出:中国“国内讨论民主政治转型时,只是强调民主政治的结构上特点”,“但是很少直接谈到如何转变成民主政治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来一次革命,而“只能用渐进式、演化式的改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点一滴的去解决”[1]。显然,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政治改革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学者们往往把这些条件归纳为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环境等方面[2],或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角度去分类[3]。这些分类均涉及到改革推进者这一条件,即“需要有一批具有改革取向和改革意识的力行者[4]”。
2003年8月,在深圳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部分学者提出,要关注政治改革的体制资源与基础问题。有学者表示:“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文本制度中,本来就有许多民主政治的基因”,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的竞选“激活了”它[5]。笔者在以“民主选举、政治改革在体制内的动力与基础问题”为主题的发言中提出:“我们不能把体制内官员看作铁板一块,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民主发展和政治改革有要求[6]。”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洪朝辉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理论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解释与预测无不失败[7],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线性思维”;这种思维的一个特点是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当作被否定的对象,对其自我转型的空间和中共政治创新的能力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
如果从“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来认识,政治发展“就是政治当局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作用和不断调适的过程[8],亦即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互相调适的过程。在讨论影响这一过程的诸种因素时,不少学者将注意力放在国际环境、国内经济状况、民众的教育水平、政治文化及民众的政治行为能力等方面,而较少分析所谓的“体制内因素”,如现行制度对改革和变迁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官员素质状况、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态度、他们组织和操作政治改革的能力等。笔者以为,如果这些“体制内因素”对政治改革具有正向的推进作用时,它们就构成了“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以下简称为“体制资源”)。因此,研究政治改革问题时应当重视对“体制资源”的分析。在近一个时期关于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讨论中,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9]。2001年12月,笔者出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也分析过“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动力”[10]。但从总体上来看,至今政治学界对“体制资源”的讨论还远远不够。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若干实践中,从村民自治的深化,到乡镇长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竞选和县(区)长“公推公选”的实验,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自由候选人”的参选,到《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均显示出“体制资源”与动力的作用。那么,能否从这些个案的出现来推论其全局性意义呢?显然,个案本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分析地方官员的政治态度入手,看看目前地方官员对政治改革的认识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当中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推进力量的比例到底有多大?
西方政治学界对共产党国家代际交替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精英阶层。一些研究者认为:“研究一个继承过程非制度化的社会的政治过程,主要依靠对其政治精英的分析”[11]。李诚与David Bachman、Hong Yung Lee等学者注意到中国官僚队伍从“革命家”到“技术官僚”的代际变化,并指出,始于1980年代并完成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技术官僚运动,发生在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党政官员的构成。[12]”。在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者中,通过对中国不同代际政治精英特点的梳理,以及对精英重组、观念变革、政治战略、政治资源等分析,在判断中国官员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走向”时有3种观点:其一,新兴精英主要是技术精英,他们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少与派系联系在一起,乐于重组中国的政治体系,在面对大众的压力时能及时反应;其二,新兴领导和官僚仍然会受意识形态与个人考虑的约束,因此在政治行为上会谨小慎微,很难创新和改革现存的政治体系;其三,叛逆型精英会最终成为变化的主要力量,并与现有的政治结构发生尖锐的暴力冲突[13]。在新加坡的华裔学者郑永年的看法也接近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14]。何清涟则认为,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其实比知识精英要强烈得多,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摄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15]。
境外学者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官僚队伍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背景的变迁,也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说[16],但对官员们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判断却由于缺乏必要的量化资料而带有更多的推论色彩。正如徐湘林指出的,境外及西方“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间的个人背景资料的比较,其中包括对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官员的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和社会背景的比较分析。这种对不同代群(generational cluster)、教育和职业资格以及事业成功模式的比较确实是有助于描述不同党政精英群体的不同特点。跨时期的比较也可以用来刻画政治系统不同发展时期精英的不同特征和属性。然而,这一切却很少能够说明80年代党政精英构成与技术专家治国论之间的密切联系。[17]。”
在实证研究依然严重不足的国内政治学界[18],分析官员群体政治态度的实证研究同样欠缺。1980年代末国内有学者完成了两项大型“政治文化”调查项目,其中一项对350位干部作了问卷调查,并列出了被调查者回答各项问题的统计数据,但研究者未对调查结果作进一步的分析[19]。此后,也没有其他学者使用这些已公开的数据作系统的研究。另一项调查所公布的报告仅简略比较了干部与其他职业群体在“政治意识”、“选举行为”、“基本政治态度”等方面的部分情况,而未系统地分析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状况,也未交代被调查干部的人数与级别等基本资料[20]。所以,从这两项研究的已公布结果中无法充分了解干部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态度。
近年来,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连续数年发表了“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这似乎是国内目前仅能见到的对干部态度的调查分析。这一调查的对象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司局级干部,问卷回收量达一百多份,它提供了一个窗口,以了解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但这一调查基本上属于“舆情调查”的范畴,并不以系统地分析官员们的政治态度为目的。
1990年代末以来,国内对干部政治态度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的规范分析。徐湘林对1980年代干部制度改革带来政治精英大转换的分析,得出了与境外学者不尽一致的结论。他认为,取代老干部的一大批新型的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持明显的拥护态度。新精英政策要求的革命化(政治标准)、年轻化(年龄标准)、知识化(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和专业化(职业标准)改变了过去单一政治标准的精英准入规则,但政治标准仍然是首要的。[21]”徐湘林的结论是,意识形态标准并不成为新旧干部队伍的主要区别,而改革则已成为干部队伍的共识。但是,萧功秦在一篇分析中国20余年政治发展走向的论文中却将意识形态之争作为区分“政治势力”的主要标准。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势力,先是“自由派政治势力”与“原教旨的正统派势力”(即“保守的左派”)之争,90年代以来在左派与自由派消退之后,取得政治中心地位的是新型技术官僚。后者可以摆脱左右意识形态思维的牵制与影响,能从容地以世俗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从功效与成本的因素,来决定施政方针,务实地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疑难问题。由此,中国政治进入了“由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专家主政的新权威主义”时期。[22] 这就是说,在萧功秦看来,新主政的“技术专家”呈现出“非意识形态化”趋势,对改革持有欢迎和务实的态度。
但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看法。例如,针对干部的意识形态和信仰问题,邵道生在分析“高官腐败”现象时认为,“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是其重要原因[23]。事实上,近年来中共中央对腐败分子“腐化、堕落”现象的一种解释,就是强调信仰危机的存在。杨光在谈到官员的政治改革意向时认为,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权势阶层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不能指望他们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除非有足够大的民间压力和国际压力,除非迫不得已[24]。
以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表明,究竟中国干部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如何,并没有专门的调查来回答这个重要问题。因此,通过认真的问卷设计并实施调查,搜集大量数据来作系统分析,以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定量地研究地方干部对政治改革的意向,笔者设计并实施了一项问卷调查。其目的是通过对干部政治态度与政治素质的调查,评估在地方领导干部层中政治改革与发展的空间、基础与动力,借以研判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问卷的设计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领导干部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认知,对政治现状的认同,政治信仰,民主意识,政治改革的意识与取向,政治功效感,以及政治行为方式。限于本文讨论的主题,下面主要介绍以下几个方面的设计:
第一,对政治现状的评价与满意度,从干部们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可以推断他们认为政治改革是否需要的基本态度。对政治现状的评价与满意度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任用干部的风气问题,对国内民主现状的满意度,对目前政治改革快慢的评价,对党代会和人代会中选举的评价。
第二,政治信仰与政治意识,这是影响干部们在政治改革中作不同选择的重要因素。政治信仰与政治意识主要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对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对中共和各级政府威信的认同,对国家发展的预期,对反腐败形势的预期。从回答中可以看出官员意识中传统理念与现代理念的比重,其信仰的真诚成分等。
第三,对政治改革目标、方向和路径的选择与预期。主要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民主在中国的适应度,民主与专制、经济发展的比较,竞选在中国的适应度,对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的选择,对多党制与权力分立的态度,对政府权力强化或弱化的选择,对政治改革拟重点解决问题的选择等。
笔者采用按以上框架设计的问卷,于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对N省省委党校6个领导干部培训班次(市厅级领导干部班、县处级领导干部班、中青年领导干部班、公务员班、高校县处级政工班和乡镇党委书记班[25])的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班次的培训期限,除了“中青年班”为4个月外,其他各班均为1个半月。参加这些班次培训的学员全部来自N省内,以党政部门为主,也有来自高校和企业的县处级以上干部;除了“市厅班”和“乡镇班”的学员分别为司局级和正科级外,其他各班次均为县处级。
问卷填写采用匿名填写方法,发放问卷时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发放,学员填写后再集中回收。问卷调查的时间是,除了2004年上半年向“市厅班”的一个班次作过调查外,其他的问卷调查均于2003年内完成。问卷调查的对象包括,“市厅班”4个班次,“县处班”3个班次,“中青班”2个班次,“公务员班”3个班次,“高校班”1个班次,“乡镇书记班”3个班次。共发出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571份。由于这一调查不属于抽样调查,所以其数据不适合作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分析或统计推论。
在这次问卷调查中,571位有效问卷回答者的基本情况如下(以下每一组数据的和若小于100%,其差额是“未回答者”所占比例):
性别:男性占86.3%,女性占12.6%;
年龄:24到38岁占21.1%,39到48岁占45.0%,49到62岁占27.8%;
文化程度,大专以下占1.1%,大专占23.6%,大学本科占57.3%,参加研究生学习者占13.7%,硕士占3.5%,博士占0.7%;
行政级别:市厅级占21.7%,县处级占56.9%,正科级占21.2%;
政治身份:中共党员占97.2%,民主党派占0.7%,无党派占1.1%;
所属机构级别:省直属机构占42.4%,地级市占29.4%,县区占5.8%,乡镇占20.0%,街道占1.2%;
单位性质:党委部门占31.0%,政府部门占35.2%,人大政协占7.0%,人民团体占2.8%,科教文机构占13.0%,军队及地方武装部占3.0%,公检法占3.9%,企业占3.5%;
职称:正高职称占4.9%,副高职称占15.8%,中级职称占20.5%,初级职称占3.7%,无职称者占55.1%;
在大学所学专业:哲学13.8%,法律9.6%,政治13.7%,农业8.4%,工业3.2%,经济理论14.5%,历史1.2%,地理0.2%,数学1.4%,工程技术0,中文10.0%,外语0.5%,其他理工医8.9%,其他社会科学4.7%,其他专业4.4%。
为了解答卷者的个人情况,在问卷中还设计了一个多选项问题:自己最熟悉的业务。对这个问题的多项选回答是:有39.2%的人选择了党务,15.4%选择了政法,20.3%选择了科教,14.5%选择了农业,10.7%选择了工业,2.5%选择了金融,14.5%选择了财政,6.5%选择了商贸,12.3%选择了其他。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地方领导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在答卷者当中,具有大专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98.8%,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七成多;同时,地方领导干部的专业教育背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答卷者中此类专业背景的干部占八成左右,而具数学、地理、工程技术和其他理工类专业背景的仅为一成。这一观察与前引郑永年所述──新的技术官僚的“专业背景偏重工程学及其它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并不相符。笔者注意到,郑的判断仅以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中央委员的专业背景为依据,他分类计算时将工程学单独列出,而将经济类各专业列为“其他的科学与技术领域”,这样两者在“十五大”中央委员中合计达54.3%[26]。若按照郑的分类方法计算,则笔者的问卷调查答卷人中非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比重也只有36.4%。郑的判断与笔者问卷调查结果的差异表明,在领导干部专业背景问题上,中央层次与地方层次的情况可能不同,如果将地方干部考虑在内,则技术官僚这个群体当中理工科专业背景的人可能比例并不大。
本文的目的只是利用问卷调查结果对地方官员的政治态度作一个初步分析。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主要是作一系列描述性分析,而且是将地方官员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不可能对不同类型的被调查者进一步作比较分析了。有关不同地方官员群体之间的比较,如在不同的职务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背景、单位性质、出生地、工作经历的地方官员之间,其政治态度和观念有无差异,以及他们的看法与其他社会阶层如农民、工人、私营业主看法之间的比较,将是另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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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考察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多年以来,人们在研究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时,多数都是将各种原因并列或分列主次的形式来分析。这种研究取向模糊了妥协与不抵抗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难以深刻揭示张学良对日外交的思想根源。
妥协是国际外交领域的一种外交政策,一般来讲,通常是在客观力量不济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采用的有限退让,迅速息争,以减少损失的政策。张学良的对日妥协就符合这种情况。
(一)敌强我弱战必败的思想
东北是张学良的家乡,也是他势力最深厚、影响最大的地方,张与东北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更有着强烈保卫东北的愿望。但是,敌我力量相距悬殊严重影响了张学良的对日政策,使他很早就形成了对日忍辱负重以求他日报仇雪耻的思想。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对日本军事力量的评价就是,日本“群机狂飞,多艇跃水,……他的一切军备都强于我们”,[1](p291)因此,对于日本的威胁性行为,应该采取忍辱退让的态度。他把东北比喻成一个面对恶霸(日本)欺负的孤儿,“现在打不过他,闹出事故,他要借口来屠杀。千金之躯不死于盗贼,我们记住仇恨,发奋图强,绝有报仇雪恨之日。”[2](p301-302)所以,在发奋雪耻的思想下,张学良一面对日本保持谦恭的态度,维持亲善关系;一面积极发展东北经济,并改旗易帜,为御侮做积极准备。
东北易帜后,国家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是,中日间力量对比仍有差距,张学良认为,如果对日本采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3](p297)敌我力量的悬殊,使张学良“常以忍耐对付日本领事馆警察、军事部署及其他的不法行为”,是促成其“不与日本斗争”政策形成的最主要原因。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中也指出中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并指出战争的胜利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张学良对中日力量敌强我弱的判断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判断不仅是张学良得出必须妥协的唯一依据,而是还与张学良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判断有关。
(二)先息内争以御外侮思想
面对强敌,必须最大限度的凝聚自己的力量。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处于分裂混乱的局面当中,自顾不暇。攘外还是安内成为必须面对的选择。张学良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把国家统一当作御侮的必要条件,这就使他把息内争当作当务之急而动摇了对日斗争的坚决性。
早在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因东北处于日本的威胁之下,他很早就形成了“如欲抵抗外侮,必须国内统一。”的思想。[4](p88)从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到中原大战中对蒋介石的支持,都说明张学良的活动皆遵循这一思想。1930年9月10日在东北军入关前,张学良曾说:“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国内统一,早日停战。”[5]
1931年5月22日当国内对工农红军的武装围剿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也曾经指出:“我国今日最切要之图,莫过于和平统一。”[6](P461)可见,在张学良心中“统一”是“御侮”的重要条件,并且赞同以武力为主要手段实行统一。
然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所期望的“国家统一”并未实现,中国仍然处于分裂混乱之中。国民党方面,1931年4月,以蒋介石拘留胡汉民事件为契机,广东派另立国民政府,强烈抨击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南京(宁)、广州(粤)、上海(沪)等各地,分裂成为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中心的各派势力。胡、汪呼应批判蒋介石“独裁”,要求他下野。共产党方面,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并在1931年11月7日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更是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对于国内的分裂局面,张学良认为:“非戒除内战,无一保障统一;非剿灭赤匪,无一克定社会。”[6](p464)坚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主张尽快在政治范围内解决国民党内部问题,坚决以武力剿灭共产党,希望迅速实现国家统一以御外侮。
在1931年9月2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接见北平市民时说:“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之下,我敢云此事不会发生。”[6](p496)在此后的过程中,张积极支持蒋的剿共事业,甚至在东三省情况危机时,张学良仍然坚持不让蒋介石返回北方主持对日战事,否则“剿共事情,功亏一篑。”对当时的张学良来说,抵御日本侵略的关键是安内,安内的当务之急是剿共。这种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促使他走上了对日妥协,支持蒋武力剿共的道路。
(一)全国抗战的思想
对于来势汹汹的日本,张学良虽然惧其强大的实力,认为与日作战中方必败。但是,基于爱国、爱家乡的热诚和对日本的义愤,他又不愿意坐视东北沦丧而置之不理。张在对日妥协还是抓住一线希望全国抗战中徘徊难决,最后他将南京政府的态度---是否进行全国抗战作为最终的决定因素。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召集重要将领开会时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2](p428)张的这种矛盾态度,使他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南京政府的决策,无论是战与不战都能安心接受。张的全国抗战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抗战要求,不如说是难以决策时的一种推诿。将难题交给中央政府,同时给自己不事战守的失职以开脱。
面对强势日本的侵略,张学良提出全国抗战的口号是合乎时代要求的。“东北即全国人之东北,断非一人之力,可胜保卫之责。”[6](p200)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中央政府当然负有保卫的职责,而且由于日本的综合国力强于我国,只有实现全国抗战才能增加胜利的把握。在这一方面来说,张学良提出全国抗战的口号体现了其对日抵抗的良好愿望和要求。
但是,把实现全国抗战作为抵抗的必备条件,非全国抗战而不局部抗战,完全放弃地方长官镇疆守土的职责,则是张学良珍视自身利益的结果。从当时国内形势来看,张东北易帜后,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但是实际上是一种“分治合作”,就像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他(张学良)已经改换了他的旗帜,但要尽可能保持他在东北的实力和实权,他的易帜原来只是为了应付日本,他要中央政府支持他,并不真想把东三省的控制权交给中央政府”.[8](p41)这就使蒋张之间存在一定的猜忌和防备心理。对张来说,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单独对日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必败,败则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自身实力也会受到重创,会严重影响其政治地位,有为渔翁得利之嫌。并且作为东北地方长官,张学良对其所属的东北军子弟兵有着很强的个人感情,不愿意他们去做必死之事。出于这种考虑,张坚持把全国抗战作为其抵抗的必备条件,即“玉碎(全国)可以,瓦碎(东北)就不必了。”
(二)以不抵抗换和平的侥幸心理
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已使张本不坚决的抵抗之心完全泯灭了,摆在他面前的是无望胜利之路,另一个就是怎样减少损失的方法。抵抗难行,妥协已成必然。没有坚强的武力作后盾的一意求和,很容易将一切可能有利的因素夸大为救命稻草,成为论证其妥协的根据之一。这种情况下的对日妥协很容易滑入完全放弃积极努力的误圈,张对日推行绝对的不抵抗就是这种片面夸大的结果。
首先,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及其对军部的制约能力的夸大。
虽日本的侵略政策是既定的,但是国内意见并不统一,日本政府对发动对中战争持反对意见,军部虽然有宣战热情,但是并没有统一的计划。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从近期看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据日本军部人员的供词中说明,九一八事变的当晚仅是几个军官的个别行动,并没有统一的计划。只是事变发生后,得到了军部的默认。通过对日本国内不统一情况的了解,张学良更坚定地认为近期发生的挑衅事件,是局部事件,可以通过谈判、让步来得到解决。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态度。他以往的对日交涉经验使他相信,只要措施得当,策略得法,是可以把眼前的危机应付过去的。
“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在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2](p431)其次,对国际联盟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和诚意的夸大。
在事变发生前后,诉求国联以公理解决的呼声很强,这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9月20日召集学者、名流、政客及部属等人的会议,会上主要意见仍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3](p575-576)这种思想对张有很大影响,他在公开言论中,也多次提到要诉诸国联,如1931年9月19日上午10时,接见大公报记者云:关于沈阳新闻,“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截至上午6时半,“秩序未坏,我方官民,悉不准抵抗。”“仍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日方发表盖谓我军破坏满铁路轨,绝对无有其事。
盖我方避人挑衅之不暇,岂能出此?”[3](p575)从事变发生前后张的言论来看,他确实对依靠国联解决争端抱有很大的希望,并成为其实行不抵抗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张学良的政治阅历也是导致其下令不抵抗的因素之一。
虽然有材料说明南京政府命令张学良“力避冲突”的命令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对东北的挑衅指出的,并不是真正命令对日军的侵略行为不予反抗。但是,从事变后南京政府一心诉求国联的作为和言论来看,以及之后对日军蚕食华北的反应来看,其对日妥协的总体方针和张学良并无不同。故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只是妥协大背景下具体策略的延伸,而这种策略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张学良政治阅历的缺乏。
妥协是国际外交领域的一种外交政策,不抵抗则是妥协政策下的一种具体策略的运用,是妥协发展的极致。我们不能苛责张学良对日本的进逼采取妥协政策。长达八年的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说明,对日战争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以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力量想最终挡住日本侵华的铁蹄何异于螳臂挡车?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张学良从自身阶级立场和政治地位出发把全国统一放在首位,力求全国抗战,对日暂取妥协政策,是较为自然的一种做法,我们不能让他超越阶级界限把抗日希望寄托于广大民众身上,那么妥协是在他所处的情况下自然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但是,在妥协的具体方法上张是有失误的。无论具体策略如何运用,都要服从于整体战略或目标,即减少损失并最终打败侵略者。妥协并不代表无条件的让步,甚至放弃抵抗,相反,以积极的抵抗促进最后妥协的达成是较为常用的方式。但张学良的妥协更类似于走投无路下的听天由命。自身没有做任何积极努力,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外力上。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增加了不必要的损失,也使自己军事上遭受巨大损失,政治上也蒙上了难以洗刷的污点。
[1]方正等。张学良与东北军[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2](美)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册)[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3]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G].北京:中华书局,1961.
[5]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G].北京:中华书局,1961.
[6]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一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7]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二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8]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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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日本人活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日本人活动分析全文如下:
1861年,英国正式在营口设置领事馆,其他欧美列强也相继在营口设领,欧美势力开始侵入中国东北。1876年,日本也在营口设立了领事馆,但并未派官员管理,而是聘请美国驻营口领事佛朗斯·纳特(音译)及英国驻营口领事佛雷德里库·班基纳尔(音译)担任日本的名誉领事,负责维护日本侨民在营口的利益。这一时期,以经贸为目的的日本人的足迹尚未踏进营口,但营口港的地位已经引起日本官方的关注,把营口称作“通向大陆发展的阶梯”①。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一部分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间谍最先踏进东北,以军事间谍活动为主要目的。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前,以经商或谋生为目的的日本人相率进入东北,但人数寥寥无几。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及关东州租借权,开始了对南满的殖民地经营。随之,大批日本人流涌进东北,在经商、办厂、开发矿山以及各种就业的名义下,汇入日本殖民经营南满、并向北满渗透的殖民经营体系,构成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社会基础,同时逐渐营造出日本人强势社会的政治氛围,为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独占东北积累了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另在东北资源调查、掌控东北经济命脉、培植亲日人脉关系、操纵地方官僚等方面,铺垫了全面实施殖民统治的基石。关于此问题,学术界并未有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只是在相关的研究著述中有所涉及。
20世纪初期,日本曾编纂出版过相关问题的著述②,大多是右翼团体染指中国的记录,其中包括在东北的活动记述,但多侧重军事间谍、情报站点、随军征讨等军事性活动。此外,还有一批地理地志调查报告和满铁调查报告问世③。上述资料尽管带有明显的侵略和殖民色彩,但具有较高的史料和参考价值。战后,日本学术界围绕该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①,日本学界的研究涉及面较广,问题意识明显,资料运用比较详实,有较强的可鉴性。中国学界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侧重点多是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②。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围绕满铁史资料、日本侵华史、奉张政权、俄日早期侵略、近代东北国际关系、东北经济状况、俄侨日侨等领域展开学术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③。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学界尚存在研究日本人军事、政治活动相对充分,研究经济、文化、教育等活动略显不足;研究日本军政界活动略多,研究民间或其他社会各界略少;研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活动略多,研究早期活动略少的倾向。本文拟在以往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有益的探讨和补充。
1890年,日本邮船会社将华北航线延长到营口,辟营口为该会社汽船的停泊港。1891年,该会社又开辟一条自神户到营口的定期航线,每4周往返一个航班。此后,长崎到营口的航线也随之开通④。从日本直达营口的海上航路的开通,为日本人直接进入中国东北提供了方便,也是日本财阀及商业资本染指中国东北之始。1891年,三井物产会社觊觎东北丰富的大豆资源,派遣上海支店的营业员山本条太郎进入营口,开始了大豆三品(大豆、豆粕、豆油)的贸易经营。期间,山本蓄发留辫,穿中国服饰,学中国文字和语言,并有机会结识了广东商人潘玉田父子。潘氏父子专门从事东北大豆生意,在营口设有“东永茂”油坊。山本利用这层关系,以营口“东永茂”油坊为据点,从事大豆贸易。1896年正式开设支店,该支店便成为日本商界在营口乃至东北活动的第一个据点。山本在经营大豆贸易的同时,利用潘家油坊的地下室作为联络站,四处收集情报,窥测中国军政当局动态,为陆军部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所以在甲午战后受到嘉奖,并升任三井物产的常务取缔役(相当于常务社长)。此后,山本身价倍增,后来竟一跃登上满铁总裁的宝座(1927~1929年),并获得政友会干事长、贵族院议员等要职,成为声名显赫的政要人物。
据不完全统计,在甲午战争爆发前,进入营口的日本人有40人左右⑤,其主要商家有海仁洋行(从业员2人)、三井洋行农场(从业员4人)、松村洋行(从业员3人)、东肥洋行(从业员3人)以及日本农商务省创办的“赛珍珠”(商品陈列馆,从业员3~5人)等⑥ .
由上可知,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财阀和商业资本就以营口为据点向中国东北渗透,日本人流也随之进入营口。但是,由于俄英美等国的强势,日本在营口的人数仅几十人,对东北的贸易经营规模也处在起步阶段。但不容忽略的是,日本人流对中国东北的渗透,绝非单纯意义的普通移民,而是带有“大陆开拓”性质的特殊意义。还有日本学者研究认为,最先踏入大陆的日本人中,有一批“先驱女性”,她们应是满洲“开拓的先驱者”①。据史料记载,从1876年日本在海参崴设立“贸易事务所”起,一批日本女性就进入海参崴。
据1884年统计,当时海参崴的人口总数为1万余人,俄国人及中国人占90%以上,日本人仅有412人,其中女性为276人,男性仅119人,女性人数为男性的2倍② .这些女性大多出身于九洲岛原或天草的贫困人家。日本开港后,从长崎乘坐俄国舰船漂洋过海,进入海参崴,从事性服务业③。
随着俄国西伯利亚以及中东铁路的开通,又有许多日本女性进入大连、哈尔滨、吉林、营口等地,从日俄战争到20世纪10年代,在中国各地从事“风俗业”的日本女性骤增,达16 424人,其中在东北的人数高达14 500人④。
自然,日本“风俗业”女性以赚钱为第一目的,但是,她们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以及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很自然地将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与个人的生存发达捆绑在一起,直接或间接接受日本军部的旨令,“兼职”从事间谍活动。据日军间谍石光真清回忆,1898年,他在东北进行间谍活动时,就得到在哈尔滨从业的“からゆきさん”的协助⑤。另有史料记载,“她们(指日本女性)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来到海参崴之后,由于温柔、诚实和善良,到处都受人欢迎。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她们形成了一个‘现成的情报网',遍及俄国所有远东地区”⑥。其他如史料记载的“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都是活跃在情报战线的日本“知名”女性⑦。
问题是,日本女性的海外卖淫是得到日本政府支持和承认的,并成为日本的“传统产业”.甲午战争后,日本霸占朝鲜,侵入中国大陆,日本军人的身影出现在海外,日本国内随之唱起了为军人“慰安”的论调。日本近代思想家、炮制“脱亚入欧论”的福泽谕吉曾撰文大力主张“娼妇出走海外”.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一是“伴随着日本国民的海外移居和殖民事业的发展,必须给予’单身赴任‘的男性以’快乐‘,所以娼妇是必要的”;二是“为了安抚驻扎在海外各地的士兵,娼妇是需要的”;三是“作为娼妇自身出走海外赚钱,可以把钱寄回家乡,建造漂亮的房子”⑧ .日俄战争后,关东州都督府颁布《贷座敷规则》,所谓的“贷座敷”,即经营“风俗业”的场所,确立了日本“风俗业”在中国东北的合法性。
除日本女性外,还有一批日本人为了改变在国内的贫困现状,闯荡海外“淘金”,他们大多是在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铁路修建或通车前后,或是追随日本女性的身后进入东北的,从事为日本人服务的杂货、食品、理发、洗濯、饮料、照相、居酒屋(即酒馆)等活动,或是承包铁路工程项目。应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初是为了改变贫穷面貌,才远离家乡闯荡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因此也成为日本人最先踏足中国东北的民众群体。但是,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爆发,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地理、语言以及人脉关系的优势,或充当日本军队的翻译和向导,或从事军队的后勤供给,发了战争财,有些人甚至一跃成为显贵人物,跻身殖民统治集团的行列。
如果说,甲午战争为日本打开了闯进中国东北的大门,那么,日俄战争则为日本资本及日本人口蜂拥东北提供了最大的契机和可能。日本攫取南满权益后,为经营东北殖民地确立了四大目标,一是“大陆移民”,二是“资源获得”,三是获取“投资利润”,四是打开“商品销路”①。向中国大陆移民是日本殖民经营东北的第一目标。
1908年,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在《就任满铁总裁情由书》中提出,“如依靠经营铁路,不出10年将得以向满洲移民50万,俄国虽强亦不能向我开启战端……我们倘若在满洲拥有50万移民和几百万畜产,一旦战机对我有利,进可做好还击敌国入侵的准备,于我不利时则可岿然不动……这便是经略满洲大局的主张”②。
1909年2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在贵、众两院议会的演说中,积极主张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大量移民,他称,“关于移民问题,第一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日俄战役后我帝国的地位大变,其必须经营的地域扩大,应尽力避免任凭我民族在外国领域松散的状况,必须尽可能地将我民族集中到该地域,依靠集合一致的力量进行经营。第二需要注意的是,我对外事业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外工商业,必须致力于清除影响我对外工商业发展之障碍。政府考虑上述诸方面,对向加拿大、美国的移民,可以延续以往的既定方针,认真予以制限,而对其他地区的移民,其成绩并不明显,眼下正予以关注和研究中”③。这就是小村的“满鲜人口集中论”.同年3月19日,日本议员服部绫雄、恒松隆庆等4人向国会提交《关于海外移民处理的要务案》,内称,“海外移民事业是内地过剩人口向外移出,扩大海运贸易,增强国富的最有力事业。为振兴此事业,首先应对财政、产业、海运、外交、教育以及人口等诸问题予以研究,调和其利害关系,为此,希望设立处理海外移民要务之适当机构”④ .随之,又有39名议员联名附议该提案⑤,说明日本决策机关已将移民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为经营日本在海外的殖民地,1896年4月1日,明治政府以第87号敕令颁布《拓殖务省官制》⑥,成立拓殖务省,具体负责台湾等海外殖民地的管理事项。日俄战争后的1908年,日本又成立由政府、皇室及财阀共同出资的东洋拓殖会社,从事朝鲜及中国东北的殖民地经营事项,当时资本为1000万元,实缴资本250万元。截至1929年,东洋拓殖会社拥有资本5000万元,实缴资本3500万元⑦,分别为成立之初的5倍及14倍。
在上述背景下,满铁成立后迅即从国内招募社员,初建时拥有社员近3000人,包括日本雇员在内,满铁日本员工达9000余人,相当于日俄战争前日本在东北人口总数的3.6倍。到1929年,满铁员工的数量增长到3.4万人⑧。
随着满铁的运营,各财阀、银行、巨商等纷纷涌进东北投资建厂、开展贸易或设立支店,其他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 、“淘金者”及其女性也大批涌进东北,日本在东北的人口总数猛增。详见下表。
分析上表,从1909年到1929年的20年间,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的日本人口数量从5万余人增加到21万余人,翻了4倍多,而居住相同地域的中国人为100.5万,其他外国人不过2500余人。截至1931年末,日本人数增至22万,中国人数为103万,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比例为1比4.67.此外,居住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之外(中东路沿线及北满地区)的日本人,1909年为14 124人,1919年增至24 662人②。这样,不包括进入东北的朝鲜人,截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人口总数应为24万左右。以下,以职业类别分析在东北的日本人口职业构成情况。
由上表可以看出,从1915年到1930年,日本在东北的从业人员呈逐年上升趋势。另外,表中的“其他业”,当是从事卖淫业的日本女性居多,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内,从事“其他业”的人数竟达1.6万至1.9万之多,20世纪20年代也一直保持在5000人上下。伪满洲国成立后,进入东北的卖淫女又有所增加,总数达12 300人之多①。
与上述日本人流对比,进入东北从事农牧渔业的日本人数显然居少,一直徘徊在1000人至2000人之间。向中国东北大量移入农业人口,是日本当局早在日俄战争后就确立的经营东北殖民地的四大目标之一。但是,在“资本先行”的理念下,满铁及各大财阀首先把目标投放在经济运营领域,正式向中国东北移入农业人口是从1914年起。这一年,满铁安置7户铁道守备队退伍军人从事农业生产,每户租给20公顷已耕地,并给予低息贷款等优厚待遇。
1915年,关东都督府也在满铁附属地安置一批退伍军人,并从山口县移入32户农民(1915、1916两年),建立起日本在东北的第一个移民村,称为爱川村。但由于移居的农户缺乏经营农业的热情和经验以及其他原因所致,到1927年,移居的农业人口只剩下17户,其中,有1户主动放弃,1户去倒卖药材,2户倒卖股票,6户转让他人,还有2户病故②。截至1930年,移居东北纯粹从事农业生产的日本人口仅在1000人左右③ .
应该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流从渗透到膨胀,绝非单纯意义的普通移民,而是日本军政当局觊觎东北、大陆扩张的政策使然,后来的一系列事实也充分证明,日本人流是践行大陆侵略扩张政策的社会基础。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几十年移植东北的成绩,只不过20万人,而此20万人便操纵了东北的一切利权,原故是他们有妥善的移民政策……日本不但为他们自己安置了移植计划,就是为朝鲜人也计划得详尽无遗……日本人自身多从事工商,利用朝鲜人把持东北的农业,尤其是水旱稻田。现在的东北,俨然已被日本自认为是他们的领土,他们的大陆政策,已有大部分的实现”④。
随着日本资本对东北殖民经营规模的扩大,为了充分贯彻军政当局大陆扩张的意旨,进而在经济领域确保日本对东北的殖民垄断地位,日本政府决定在东北各地建立日本商业会议所(后改称商工会议所),作为官方与经营者沟通的桥梁,由当地最具实力的日本财阀或实业家充当头目,统一管辖日本资本在东北的经营事宜。从1906年开始,经奉天总领事馆报请,日本外务大臣批准,大连、安东、营口、奉天等商业会议所相继成立,初由各会议所自行制定《规则》及《定款》(选举办法之类),报请外务大臣批准。会议所设会头1人,副会头2人,另有议员若干人。
以奉天商业会议所的《规则》为例,该《规则》规定,“奉天商业会议所由奉天及周边在留帝国臣民公推选出议员组成”.会议所权限包括:“为谋求商工业的发展,调查必须的方案”,“对商工业法规的制定、改废、实施等向行政机关提出建议,表达商工业的利害关系”,“根据官厅的命令及商工业者的请求调查有关商工业事项,出具商品产地的价格”,“根据官厅的命令进行商工业鉴定,并推荐考核人”,“在总领事认可下,设立和管理商工业的营造物,设置有利于商工业发展的必须设施。”①由此可以看出,第一,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立的商业会议所绝非行会性质的“行业自治”组织,从其成立到《规则》制定、人员构成、领导层任命等项,均必须听命各领事馆及其外事机构②,因此,它属于半官半商性质的地方组织;第二,明确规定各商业会议所必须接受日本在东北各地的领事馆及外事机构的指挥和操纵,必须毫不折扣地贯彻落实日本的殖民地经营方针、政策及其措施,也就规定了各商业会议所必须承担贯彻殖民地经营策略,垄断东北经济命脉的根本职责;第三,协调日本资本的商(工)业布局,调整产品结构,操纵东北市场,调节可能发生的纠纷,排斥和打击西方及中国的经济利益,进而组成日本资本垄断东北经济的联合阵营。
商业会议所会员由各地工商界人士组成,但内部却分三六九等,依据财力或权势划分多个“级别”,其话语权及裁决权依据“级别”决定。以哈尔滨商业会议所为例,内部共划分8个级别,一级会员有满铁公所、东拓会社支店、横滨正金银行支店、朝鲜银行支店、三井物产出张所、铃木商店出张所、哈尔滨取引(交易)所、北满电气会社,每月缴纳“课金”150元。二级有小寺洋行出张所、白露(俄)事业公司、朝鲜银行傅家甸出张所、日本棉花会社出张所、满铁运输营业所、龙口银行支店、日清制油会社出张所、满洲制粉出张所等,每月“课金”90元。三级有中东海林事业公司、北满兴业会社、东省实业出张所、东亚烟草会社哈尔滨贩卖所、怡信银行支店、哈尔滨皮革会社、极(远)东运输会社、山口运输公司、山本商店出张所、土地建物会社、松浦商会、哈尔滨银行等,每月“课金”40元。最低一等是八级,大部分由个体经营者组成,每月“课金”2元③。
可见,在商业会议所内,唯有财大气粗、后台坚挺者才有发言权,因此一级会员大多被“国策会社”或垄断财阀所控制,会头、副会头以及议员位置也被他们独揽,更有利于贯彻和推行日本的殖民地经营策略。
除商业会议所外,日本还在东北各地设有居留民团,目的是把在东北的日本人统一在殖民地经营的总方针下。东北最早设立居留民团是在营口,拥有会员300余人④。1906年7月,奉天总领事馆以《馆令》形式颁布《居留民会规则》。同年9月,安东领事馆也以《馆令》形式颁布了《居留民临时规则》,这样,奉天和安东相继成立日本人居留民团。安东领事馆颁布的《居留民临时规则》中,明确规定各居留民团的行政委员由“领事馆指定”,“行政委员会决议事项需经领事官认可后方能实行”,费用支出“超过100美元需经领事官认可”等⑤。可见,居留民团也非日本人的“自治组织”.
1905年,日本政府正式颁布《居留民团法》,内中包括,“外务大臣认为有必要时,划定地域,由居住该地域的帝国臣民组成居留民团。居留民团的废置、分合或地域变更等事项依据命令决定之”,“居留民团接受官方的监督……设置居留民团官员及居留民会”,“居留民会组织、官员及居留民会议员的任免、选举、任期、工资及职务权限等事项,以及财产、负债、营造物、经费、课税缴收、会计等事项依据命令决定之”,“居留民团接受领事、公使及外务大臣的监督”⑥。
1907年1月,关东都督府颁布《南满洲铁道附属地居留民会规则》(关东都督令第六号),内中规定居留民团的会长、副会长以及委员人选由警务署长指定⑦。居留民团领导成员(会长、副会长及行政委员会委员)必须具备财力和权力。以营口为例,明确规定行政委员会议员的资格,必须具备年纳税60元以上的起码条件。安东首届行政委员会的委员,由安东领事馆警察署长以及横滨正金银行、大仓组、日清公司等大会社的成员充任①,小本经营的个体经营者很难谋得行政委员(议员)的职位。
日本居留民团是在中国土地上设立的基层殖民统治机构及经营单位。日本当局赋予其行政权,包括居住该地域的中国人也必须服从居留民团的一切行政立法,除征收课税外,还包括征收道路建设费、事务所费、警备费、卫生费、教育费、上下水费等。更重要的是,居留民团是身体力行大陆扩张政策的前哨阵地,通过这一组织形式将东北各地的日本人集结起来,在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统一调度下,最大限度地争取日本权益,维护殖民地经营秩序,破坏及干扰东北内政。同时,他们又是引发中日纠纷的麻烦制造者。从居留民团成立到九一八事变,居留民团在协助日本军政当局维持殖民统治秩序,集结日本侨民,欺压东北民众,攫取更大经济利益以及构建日本人强势社会,支持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军政当局难以替代的作用。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居留民团是日本当局设在各地的“殖民地化的前哨阵地”及“侵略基地”② .如后来发生的义和团事件、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中国民众抵制日货收回国权运动、万宝山事件以及中村大尉等事件中,各居留民团都在殖民当局的授意下冲在“第一线”,或集会鼓噪,或出头“抗议”,竭尽推波助澜、趁火打劫之能事,甚至频频鼓动当局行使武力保护“满蒙权益”.
1915年,奉天民众为收回国权,自发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日本奉天居留民团先是在奉天召开居留民大会,强烈要求中方赔偿经济损失。接着,各地的日本居留民团也纷纷效尤,并与国内的“东京国民外交盟会”遥相呼应,掀起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运动,人为制造“满蒙危机”的假象,以混淆视听,挑衅滋事。日本决策层中的“大陆扩张积极派”正是利用居留民团的“民意”,煽动军政当局动用军事手段。可以说,从日俄战后到九一八事变,东北一直处在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风雨飘摇的风口浪尖上,这其中,日本居留民团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觑。
日本在东北人口比例的增长,无疑成为构建日本人强势地位的社会基础。在东北的日本人群中,以关东州、满铁及满铁附属地公职人员、财阀机构人员、日本企业厂矿领导层或技术人员、中小工商业经营者以及个体经营者(包括女性)为主体,纯粹以体力劳动谋生的工农阶层甚少。这些人长年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以亚洲老大和殖民统治者自居,狂妄傲慢,鄙视中国和中国民众,甚至凭借治外法权和日本军政当局的袒护,不把中国法令法规放在眼里,肆意强租土地,偷税漏税,欺行霸市,走私毒品,盘剥中国百姓,成为糜烂东北社会最重大的不安定因素。其中,土地商租纠纷是引发中日冲突的一大焦点。
日本占据南满后,官民一致瞄准东北的土地,除满铁采取各种手段扩张附属地外,其他财阀、工商资本也千方百计蚕食东北的土地,引起中国政府及地方当局的警惕。
1914年,外交部派出交涉员前往吉林调查日本人侵占东北土地情况。交涉员在报告中指出,“日本自胜俄灭韩以后,朝野一致主张满韩合并……于是第一注意即在我土地产业之所有权,近年东三省内,彼国银行、会社设立渐多,营业主旨即在出贷押款,吸收我土地契照。以吾国劝业垦殖等银行概未筹备,益令彼业务扩张,重之以低利多贷,伥徒勾合,始尚施之于延边一带,今且无地不愿受抵,始犹押贷,今竟永租,不堪设想”③。交涉员的报告指出日本侵占东北土地的严重性,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29年2月,中国政府颁布《关于土地盗卖严禁条例》,内中规定:“日本侧之土地侵略,将来有拟并合东省之阴谋野心,应对管下各商民严密告知唤醒之”,“东省各地之商民,非经官宪认可,不得擅将土地卖却外人”,“东省各地商民,不得未经官宪认可,擅与外人暗通为买卖土地之运动”,“违反以上二项者,应处死刑”④ .尽管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三令五申,禁止日本商民私购土地,但日方依仗军事实力,非法商租事件仍然频频发生,屡禁不止。
1928年至1929年期间,关东州大连农事会社采取“物色信用可靠之人收买”的手段,在旅顺和貔子窝收买了2564町步土地,另有“官方下放的土地”366町步,总计2930町步①。对此,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在《呈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兹查日人自去年起,用关东州农事株式会社名义,在金县普兰店管内朝阳寺会剑家屯逼买民地七百日,杨树房会八百日,又用农事会社名义,在皮口清水河会逼买民地六百日,宋屯一百日,松树底八百日,赞子河会六百日,夹心、子会五百日。城子疃七百日,东老滩会二百日,以上共逼买民地五千九百日。其手续系于未买之先,私将文契作妥,地价备齐,传令被买地主来领地价,设若地主不予领价,即行拘留,认可后方能开释。地价按日本坪数,每中国亩日本坪一百八十坪,一等每坪现小洋四角一分,二等三角四分,三等二角五分”②。日本人“收购”东北土地的手段无异于明火执仗。
类似情况在复县也有发生,据复县县长给张学良的报告称:“窃于(1931年)3月31日据职属第一区分局长吴鸿宾禀称……兹探悉该日侧于客岁在租界内距职所20里之剑家屯地方逼买民地八百余日。迨至去夏七月间,大举土木,建筑房屋十六所,每所三间,共计四十八间,由该国移来农民十余户,并招我国农民耕种地亩……视其用意,却系实行侵略之意,其移民鬼蜮显而易见。并调查其逼买民地的办法尤其凶横,将地主拘传到警署,立逼签字盖章,其地价由该日署规定……照时值价额不及半数。
该地主均为华人,所有财产俱在租界之内,处其势力之内,不敢不卖,即忍泣吞悲,亦无处申诉耳”③。与此同时,日本人还把手伸向松花江沿岸、延吉路以及吉敦路沿线,在这些地域盗买了大片土地。他们还采取“贷款”或“合办”的形式拉拢内蒙古王公,先后攫取了科尔沁左翼后旗、巴林旗、扎赉特旗、白音太来(通辽)以及郑家屯的大片土地④ .
1929年5月,辽宁新民县民为日本人侵占土地,甚至行凶作恶之行径,愤而向中央及省县各级政府发出《呼吁书》,内称:“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二十日,日人劝业公司主任飞田隆率人百余名,竟无故霸占(新民县三区)七公台村会产二百四十亩,雇工筑堤,旁若无人……村会代表屡以温语力争,而日人仍不退让,置若罔闻……飞田隆于十八年(1929年)五月十一日率日警十余人,雇华工数十人,强迫掘壕如故。经村公安分所警士与村长等将华工首领三人招来,说明理由,晓以大义。而飞田隆竟率日警携枪实弹,汹汹然至公安分所,强迫将三华工交出……复将七分台村民数人拽去。其中有韩锡奎者,稍与争辩,日警遂用枪射击之,韩某当时毙命,其余均负重伤。未几,飞田隆又派警士三十余人,将该村村民拽去百余人……一时兵来马去,络绎沿途,附近诸村,莫不汲汲遑遑,异常惶恐。”⑤日本人欺压东北民众、强占土地的穷凶极恶从中可见一斑。
除土地商租纠纷事件外,还有一些日本人依仗治外法权及日本当局的袒护,以君临东北的统治者身份自居,肆意欺压东北民众,甚至故意寻衅滋事,制造了多起中日争端事件。诸如郑家屯事件、宽城子事件、珲春事件、榊原农场事件、龙井事件等,都是日本侨民寻衅滋事的造势,军政当局乘机推波助澜拼凑武力侵占东北的口实,酿成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同时营造了日本人强势蛮横、中国人退避三舍的政治氛围及社会心态。
另外,还有日本人公然蔑视中国法令,秘密从事鸦片走私活动。据载,1917年,在中东路陶赖昭居住有8户日本人,其中有5户以经营药品为掩护秘密从事鸦片生意。在东宁的三岔口镇,一位叫大久保杉子的日本女人,因从事鸦片走私发财,被当地人称为“鸦片王”.在安达,有一家池田杂货店,“表面上经营杂货,实际上是一座鸦片烟馆”.另有媒体报道,在中东路沿线车站,经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穿洋服的日本女人,手里提着大大的旅行袋或提包,见到下车的行商模样的人就上前搭讪,她们中十之八九是吗啡贩卖者”⑥。日本人走私鸦片,公开贩毒的行径成为东北社会烟毒久禁不止的祸根之一,也积淀成东北社会久而难以治理的沉疴。为此,有日本学者把日本在中国经营鸦片的行径称之为 “日中鸦片战争”,斥之为(日本)“国家的犯罪”①。
九一八事变前,大批日本人涌进东北,在日本当局殖民经营的总方针下,构成营建东北地区日本人强势社会的重要因子,他们在攫取东北资源、侵占东北土地、侵凌东北民众、糜烂社会秩序、祸乱中国政局,进而促动九一八事变等方面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前涌进东北的二十几万日本人,与东北人口对比,不过是区区少数,之所以能够构建起日本人强势社会的政治氛围,与日本的武力强势、经济强势以及侵略扩张政策休戚相关。日本凭借武力攫取了满铁经营权及关东州租借权,同时在武力的淫威下,强制行使非法的驻军权、警察权、行政权以及司法、课税、教育、邮电等一系列凌驾中国主权之上的权力,成为日本资本顺利展开殖民经营、日本侨民为所欲为的强力后盾。相对日本而言,中国社会长期动荡,积贫积弱,东北地区又久处对日依赖、纠缠、对抗、交涉的循环怪圈之中,陷于疲于应付、独木难支的弱势地位,客观上为日本积蓄强势、恃强凌弱,进而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占东北提供了可乘之机。
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立的商业会议所及居留民团,是日本执政当局直接设计、操纵和指挥的殖民经营的前哨机构,名义上属于日本人内部组织,实际上已经渗透到东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统一号令、统一组织、统一行动之下,把在东北的日本人最大限度地集结到日本执政当局的旗下,编织起一张日本人强势的社会氛围网,从而实现日本殖民经营东北的最大利益,并为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经营东北殖民地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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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进行的14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同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从张学良口述史论其抗日爱国思想演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27年夏,日本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其用意是将中国东北分裂出去,变成日本的殖民 地。这一决策竟然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国策。会议之后,日本制造了“满蒙悬案”,强迫张作霖进行“满蒙交涉”,妄图攫取在东北的更多利益,以达到全面地控制东 北地区的目的。但是,令日本意外的是1916年以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始终不肯执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并且还通过省长或各县知事下达了 一系列《东北官宪排日法令》。于是,日本把张作霖视为日本在满蒙条约上利益受损的阻碍,很是恼火。由于无法容忍,最终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炸死。此后,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执掌东北军大权。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声名显赫、富有传奇色彩的 人物。虽然学界对他的研究成果是众说纷纭,但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是张学良先生在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却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自1928年东北易帜到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也正是张学良对日态度的变化,促 成了一系列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事件的发生。“近代社会的动荡和变化,激发了张学良高度的民族良知和爱国热情,他决心消除内乱,促进祖国统一。”西安事 变后,他被禁锢了半个世纪,终于在其晚年时,将自己的真实人生讲述了出来。“目前以口头访谈作为访求历史史实的路径,已成为史学界搜寻、运用史料的一个组 成部分,并被纳入学术研究之中,且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近20年来,围绕着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其中,管宁、张友坤、毕万闻、唐德刚等 人著录的《张学良开口说话》《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等多部学术著作深受关注,这些为张学良及其政治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史料。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承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并且通电全国,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关于东北易帜的原因,在《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 之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国难家仇促使张学良决心抗日,但又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认识到要御外侮,报父仇必须谋求全国的统一,一 致对外。”其实不然。当时,奉系的实力并不软弱,甚至可以说是强于南京的实力。正如张学良的部下卢广绩先生在一次接受外媒采访时曾说过:当时的奉军是30 万人,此外,还有海军、空军,而蒋介石却只有20万陆军。从实力上比较,即使不与蒋介石争雄,也是没有必要服从于南京政府的。从《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我们 发现:张学良承认,是父亲的遇害更加坚定了其实行易帜的决心。但在此之前,他一直都主张国内统一,认为中国的统一是国家不被欺辱的根本。可是,日本曾多次 拉拢张学良,要支持他在东北做皇帝,但遭到了张学良的多次回绝。正如他在自述中提到:与林权助的一次交流中,明确表示自己是中国人,是不会受日本人摆布 的。因此,日本人产生了要对付他的企图。
如此看来,张学良易帜并非是因为自身实力不足而联合南京国民政府,而是出于爱国情怀。 日本对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觊觎,深深触动了张学良的爱国之心,易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全国统一抗日。唐德刚先生对这一事件评价是:“学良于1928年底的 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223
在民族危急关头,张学良把民族 大义置于眼前,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进行易帜,维护了祖国统一。从此,张学良的思想由军阀割据进入了军阀分治的爱国统一阶段。由此,东北易帜“这一行动挫 败了日本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爱国行动,是张学良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换而言之,张学良一腔爱国热血及其 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是东北易帜的根本原因。
“东北易帜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性质是爱国的、进步的,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
张学良拥蒋、助蒋统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既危害到日本的利益,也促使东北地区的防务变得松弛。这时,日本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意图明确,要占 领东北全境,这对张学良来说是致命打击。按常理推断,实力雄厚的东北军在事变发生之后,应该全面对敌。但事实上,张学良非但未带领东北军进行抵抗,反而放 弃东北退守关内。在一些文章中,有的学者谈及到:对中村事件处理时,蒋介石曾向张学良训示—东北军面对日军在东北的任何挑衅均要采取不予抵抗的政策以避免 冲突,并要求这一政策在东北军中得到贯彻。多年以来,每当谈到“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根源就是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然而, 张学良在其自述中却多次强调:“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原因在于他自己,并非蒋介石和国民中央政府。在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到“台湾”采访张学良,当 他谈到“九·一八”事变时说:“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 下达过不抵抗指示。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后来,很多学者曾经推测,张学良之所以将东北沦陷的责任揽于自己身 上,是因为自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的处境决定了其言论,张学良的说法并非本意。直到张学良在迁居美国之后,依然坚持他当时的判断,认为日本人不会占领中 国。所以,为了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下了不予抵抗的命令。这与张学良在台湾时期的说法是一致的。另外,他还在多次的访谈中对坊间 传闻的一些事情做了澄清和更正。例如,在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记录与张学良的一段谈话中,张学良对不抵抗的事情进行了郑重的声明:很多书中一些人所说的 国民中央政府下令不抵抗是不实的,那个命令是他本人下的。他还说,因为以往处理日本的挑衅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没有预计到日本人会有如此心 思。作为封疆大吏,历史的责任在他。但在其口述历史中,又为其自己辩解,他的不抵抗并非是内心上的不抵抗,而是对时局的判断错误。张学良在自我反省的同 时,也为自己辩护:既承认“判断错误”,却又否认“不抵抗”。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根本原因,张学良的自 述给我们提供了有利的依据。虽受时局影响,但其心可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背井离乡,非其所愿。他认为政府与国联的力量是可以解决日本动武这一 问题的,所以放弃了抵抗。对此,他在口述历史中谈到日本奉还家产的问题时说:“要还,你把东三省还给国家”。也就是说,张学良当时认为,政府出面解决相关 问题,通过国际会议或者其他交涉,东北是要“还的”。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应该是本着维护国家统一,认为面对日本的“挑衅”要上升至国家层面来解 决。正如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表示,日本“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所能应付”,中央政府才是有能力解决事情的。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超越了 军阀分治统一的爱国阶段。张学良应该是经受军阀割据思想与政治统一思想的碰撞的煎熬的,既想收复东北,又想要谋求国家的统一。尤其是热河抗战失败以后,张 学良辞职放弃东北军的领导权,更加说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已经告别了易帜时期的爱国合作分治思想。
张学良辞职之后,赴欧洲考察,受到欧洲各国政治军事局势重要影响。他对国际局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欧洲各国反战情绪高涨,但大 战依然迫在眉睫。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东北问题依靠国联是不可能解决的,国民政府所提出的对日作战“准备期”是“无限期”。恰恰在此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 进一步侵略与扩张,利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甚至于文化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绑架。于是,张学良对时局进行了认真而深入地分析,确定了立即对日作战的 思想。此时的张学良,认为国内统一是抗日的必备条件,主要的想法还是与蒋介石趋于一致的。在归国后,他回答上海记者提问时明确地表示:“本人之意,惟望国 内和平统一,方能救中国。”2“张学良的落脚点始终是希望蒋介石能够统一救国,励精图治,收复被日寇占领的东北失地”。同时,张学良同意“攘外必先安 内”,并且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虽然张学良在这一时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不抵抗政策的失误,但是,他所希望的还是以国家的统一作为收复东北的前 提,将国家的统一与自己的抱负联系在一起。
直到1934年3月,张学良在武汉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调集旧部开赴西北地区与十七路军协同 作战,剿灭“匪患”。这也是张学良这一时期主流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坚信国家统一才是抗日的基础,“不安内,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 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所以,为着我们民族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以剿灭赤匪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此后,张学良带领东 北军围追堵截红军,希望通过剿共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并扩充自身实力。但在三个月的战事中,张学良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反而损兵折将,这给张学良以 极大的打击。此外,最让张学良难以接受的是蒋介石想要削弱自己,其意图明显,如减发军饷、取消被歼部队番号等,这些令张学良悲愤不已。“这个事实再次教育 了张学良,使他不仅看穿了蒋介石驱使东北军进攻红军的险恶用心,在于使其两败俱伤,而且认识到内战不已,抗日无从谈起。”由于剿匪的结果与张学良的初衷相 悖,所以,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与安内攘外的政治主张开始出现了激烈的碰撞。张学良在其自述中谈到:他与蒋介石的冲突就在于前者主张攘外安内,而后者主张 安内攘外,两人的争吵的根源也在于此。在国民党“五大”期间,张学良就已经开始谋划新的出路。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在抗日爱国的思想驱使下,对蒋的 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蒋介石思想的守旧与反动,他决定要挑战“领袖的权威”。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时,在国内公开发表,呼吁“停止 内战”“抗日救国”,即“八一宣言”。宣言的主体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张学良也由此看到了共产党的对日主张。1936年1月,张学良秘密到上海找到了进 步人士杜重远,开始与中共取得联系。中国共产党得知张学良抗日的想法之后,决定团结张学良及东北军。1936年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 德怀等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了东北军大多数是爱国的,红军愿意与东北军互不侵犯,合作抗日。1936年3月, 张学良通过上海地下党李杜认识了刘鼎,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确定肤施会谈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并将会谈要点电 告张学良,希望张学良也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真实想法。最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会谈上对停止内战问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红军集中到河北抗日问 题、派代表赴苏联问题、通商问题等,初步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学良 对联共抗日的期待。他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可以说我们俩一见面,我当时我答应了周恩来。”155由此可见,张学良已经坚 定抗日救国的决心,那么,西安事变也就成了历史必然。
当时,张学良的思想变化是由内外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张学良为了不再无故损耗东 北军的实力,不想再与红军正面冲突,产生了以和平代替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之间问题的想法;二是,中共在张学良举棋不定的时候,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来促进他 的思想转变,进一步动摇了张学良剿灭共产党的意志。到了1936年的下半年,张学良多次劝谏蒋介石“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 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1。这些说明,此时的张学良已由原本的先安内后攘外思想转换到全民族抗日上来了。特别是华北沦陷,更加让他看到,不仅 是沦亡的东北难以从日本人手中收复,而且整个中华民族都面临着被日本人灭亡的危机。于是,张学良便开始梳理自己的思路,调整了先“救亡”而后“救国”的思 维次序,逐渐抛弃了原有的“统一抗日的爱国思想”,从而转变为“全民族抗日的爱国思想”。这也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根源。唐德刚教授在采访张学良 时问到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时,张学良说:“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1这充分说明了张学良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深刻性与坚定性。
口述历史,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记述历史的方法,是一种可以更真实、更深刻、更具体地反映历史的方法,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其他史料所不能提及的一手资料。对 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对于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及其价值,学术界也是褒贬不一。中国人民大学张同新教授认为:“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基本 上没有记述者、著述者个人的格外加工、修饰,能够完整地保留了张学良口述的原意。它的优点在于给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原原本本的历史资料,给持有不同观点、不 同学术风格、从不同角度研究张学良的学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温州大学教授王海晨则说:张学良口述历史已经有几个版本在坊间流传,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有 的说,价值不大,没什么新东西;有的说,乱七八糟。王教授认为:张学良这百年人生中,老人“锁嘴”半世,90高龄之时,“竟然还有勇气将他一生的经历、感 受,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已经非常难得了! 而史家所需的正是这半个多世纪前的‘老观点’。”当然,对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很多人也都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发起者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部分学者,能否克服晚年的张学良浓重的东北话口音以及嗓音不清等问题、美国学者是否真正了解东北的近代历史,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张 学良在多次公开访谈、口述纪实以及应哥伦比亚大学学者之约口述历史中,其主流思想的演变是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也就是说,利用张学良口述历史研究其自 1928年到1936年间的抗日爱国思想的演变,依据充分,翔实可靠。
张学良说过:“人的思想永远是随着时间或空间变迁……只有随时随地把自己的思想记载下来,才能充分的了解自己,而且由于前后印证才能找出本人思想变迁的痕迹。”270我们研究张学良在中国近代的抗日爱国思想变化时,发现张学良思想的变化是具有稳定的思维逻辑关系的。
(一)张学良的爱国情怀
张学良的爱国情怀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具有时代和个人特色的。由于所处地位的特殊性,张学良认为自身具有充分的资本去爱国,他将封建军阀的地方主 义与忠君爱国相结合,形成了合作分治的爱国思想。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张学良丧失了地理空间上的支持,他的爱国思想转变为统一爱国思想,力图以全国地域的统 一换取东北地域的收复。但是,事实与张学良的设想产生了极大的反差。随着国际与国内形势的恶化,张学良所谋求的全国统一环境下的抗日局势难以形成。于是, 张学良只得顺应历史潮流,成为了爱国统一战线的拥护者。同样,迁居美国后的张学良,在90岁高龄时还依然心念国家,愿意为国家、为人民尽其力量,依然保持 着青年时代的情怀。纵向考察张学良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其一生中,爱国情怀是其思想中的主线。张学良是忠诚的爱国 者,正如其所说,“我不敢用‘爱国者’三个字,我倒是愿意接受”502。也正是这种无私的爱国情怀,促成了历史变革时期重大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 发展方向,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千古不朽的人物。
(二)张学良的仇日情节
张学良的仇日情节,没有他人的灌输,也非书 本中所学。他自幼就目睹了日本在东北的暴行,特别是成人以后遭受了多次打击,使得他更加憎恨日本。众所周知:父亲张作霖、儿子张闾琪都是死在日本人的手 中,他所管辖的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他本人也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面对这些,张学良曾说:“我自己的整个毁灭是出于日 本。”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从小就有仇日情节,他在骨子里对日本就是憎恨的,尤其是再加上杀父之仇、夺家之恨,张学良对日本的憎恨已经激化为不共戴天 的仇恨。“打击与抵抗日本侵略者”便成为了1928年以后的张学良政治思想与活动的重要核心内容,也是其一切政治与军事活动的主要目的。在1990年日本 媒体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曾反问日本记者:日本为什么将东条等人作为英雄而不是罪人?一位笃信基督半世纪耄耋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宽 恕日本,无法释怀心中的仇恨。由此可见,1928年之后的张学良政治思想中的仇日情节有多么浓厚、影响又有多么的重大。东北易帜是为求得统一,打破日本对 其威逼利诱;西北“剿匪”是为安内而后攘外,收复东北,匡复河山。但是国力不足、难以助其实现匡复东北以报国恨家仇,再加之“仇日情结”的不断升级,最终 产生了联苏联共发动事变的想法。换而言之,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张学良抗日爱国与政治现实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由此看出,张学良对日本的仇视态度影响了他 在诸多事件中的决策。
(三)张学良的本性使然
张学良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行动均是以“良心”为基本原则的。张学良在其自 述中以及诸多的电文演说中,经常强调人的本性应该是善的,人要讲良心。在他看来,“良心”是每个人区分善恶的能力,有良心者为善,去勇敢地做正确的事情。 张学良就是这样“本良心做事,为社会服务”182。同样,在东北治理方面他也是秉承良心,维护东北安宁,保护东北民众。在张学良的人生哲学中,良心是本性 使然,凡是符合本性要求的要尽量去做;反之,则要尽力克制。张学良本性根源于其成长时期的教育与实践,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标准与____普世 救人的实践观结合起来。在不断地磨砺中,他形成了以“忠孝仁义”为内核、以“普世救人”为目的、以“豪侠豁达”为外在表现的性格特点。这也是其本性的基本 要求和思维逻辑中的良心准则,这对张学良其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
综上而言,张学良政治思想体系是以良心准则为基础、爱国主 义为核心、仇日情结为发展动力的。日本学者西村成雄曾称赞张学良是“典型的集建设近代国民国家(救国)和救中华民族(救亡)双重课题于一身的政治家”。同 时,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双重变奏的历史环境下,其任何行动并非其冲动而为,都是在历史客观因素的推进下引起其主观思维变化。也正 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张学良的行动决策虽然判若两人,但其抗日爱国思想基础是一脉相通的。“少帅要求抗日,要求与共产党合作 却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出自爱国的动机。”准确地说,张学良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其抗日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一颗赤子心,滔滔中华情。张学良以伟大的牺牲 精神,换取了国内的和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改变历史的伟大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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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多数大学生在遭遇心理问题时,即使在能够获得专业帮助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向心理咨询专业人员求助,致使心理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因此,如何改善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帮助他们有效地应对心理危机,已成为心理健康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的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目的:了解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和应对策略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探究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方法:运用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男生大学生在心理求助态度中的需要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2)文科学生在需要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理工科学生,理工科学生在预期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文科学生;(3)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4)心理求助态度在预测应对策略的两个维度时都是显著变量。
大学生心理健康及其心理健康教育一直是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大学阶段是整个人生发展阶段的关键期,是学生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期,个体在心理发展上发生着巨大变化,面临学习、生活、人生规划、情感等方面的挫折和困惑,极易出现诸如抑郁、自卑等心理问题。大学生在面临这些问题时,性格各异的大学生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有的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主动向他人或者专业人士求助,及时解决困惑;有的则选择逃避问题,悲观或极端面对。如果大学生能够顺利解决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难题,就会掌握到处理问题的策略和方法,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否则,学生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问题,对其社会、家人和自身而言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目前我国各大高校在就如何改善大学生寻求心理帮助的态度、有效地应对危机上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了解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分析持不同心理求助态度大学生的应对方式,探究大学生的求助心理,对帮助解决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困惑至关重要。
2.1 对象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从某师范大学的大一到大四共选取被试330名,有效回收问卷281份。其中,男生83名,女生198名;大一学生66人,大二99人,大三54人,大四学生62人;独生子女103名,非独生子女178人;文科164人,理工科117人;家庭所在农村219人,家庭所在城市62人。 2.2 研究工具
(1)大学生心理求助问卷:量表包含20个题目,4个因子,分别是预期、需要、接纳、信任,主要指标是总分和4个因子分,适合我国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的调查,它的内部一致性系数a为0.8(p<0.01),分半信度系数为0.74。
(2)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包括20个条目,采用多级评分,结果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和消极应对平均分。重测相关系数为0.89,a系数为0.9;消极应对量表的a系数为0.78;效度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对因子模型作方差极大斜交旋转。
3.1 求助态度、应对策略的描述统计
如表1和表2所示,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总分均值为27.929,标准差为6.633;应对策略总分均值为0.005,标准差为1.303。
3.2 心理求助态度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发现:不同专业的被试在预期和需要上差异显著,结果如表三所示,理工科生在预期得分的均值上显著低于文科(t = -2.011, p<0.05),而理科学生得分均值显著高于理工科学生(t = -2.006, p<0.05);男女大学生在需要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得分(t = 3.735,p<0.001)。另外,男生在接纳、信任维度上得分也略高于女生,但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应对策略的两个维度(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上,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和专业差异。
3.3 相关分析
心理求助态度及其各维度与应对策略之间的相关分析如表4所示,心理求助态度总分与应对策略总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204,P<0.01)。心理求助态度总分与应对策略两维度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积极应对与心理求助态度中预期、信任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与需要、接纳、信任呈显著正相关。
3.4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各因子及总分与应对策略各因子及总分之间的关系,将心理求助态度各因子及总分作为应对策略的预测效标变量,以逐步进入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预期与接纳在预期应对倾向时都是显著变量,两者的显著性P均小于0.001。预期与接纳两个变量的联合解释量为44.5%。从回归方差分析对回归方程的检验结果看,F值达到极显著水平(p<0.001)说明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T检验表明,接纳对应对倾向起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预期对应对倾向起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由此得出以下回归方程:应对倾向= 0.80-1.67*接纳;应对倾向=-0.15-0.16*接纳+0.10*预期。
4.1 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在本研究结果中,在心理求助态度总分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仅在需要维度上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与以往研究结果不符。在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接纳、信任维度上,男生得分也略高于女生,但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其他维度均偏向中性,也可能与社会所赞许的男性处理问题、情绪表达的方式有关,女性可以比较随意地表达自己的不良情绪,而男性在面对心理困扰时,更多采取自己解决心理困扰或压抑的方式,这就使得在实际心理求助上,男性对心理求助态度的需要得分高于女生。此外,在互联网、电子产品高度发展普及的时代,网络交流成为普遍流行的交流方式,人们都通过QQ等交流工具向朋友、网友表达发泄情绪,因此在总的心理求助态度上,性别差异呈现不显著的结果。
不同专业类别的学生在心理求助态度中预期、需要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因为文科学生擅长表达、喜欢和别人沟通,理科生谨慎内审,遇到心理问题时,文科学生便比理工科学生有更高的心理求助需要。
4.2 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的关系分析
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倾向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积极应对与心理求助态度中预期、信任呈显著正相关,与需要、接纳呈负相关但不显著;消极应对与需要、接纳、信任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心理求助得分高的大学生更容易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这是因为大学生在面临困境时通常对自己处理问题缺乏信心,过度依赖他人解决心理困惑,向他人寻求心理帮助的需求高,而自身实则是消极躲避。因此,各大高校在心理咨询辅导中,应着重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个体积极面对并解决心理问题。
应对策略中积极应对维度、消极应对在预测心理求助态度时都是显著变量,一方面,心理求助态度可以直接预测应对策略;另一方面,应对策略还可通过其他变量直接或间接影响心理求助态度。接纳程度高的个体更容易消极应对,这与以往的研究不符,可能是因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出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其心理状态更加复杂,面对问题时个体欣然接纳可能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个体消极应对,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大学生面临困扰时风平浪静,而后却做出自杀等不可挽救的过激行为。这为各大高校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危机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定期心理测评,对辅导员进行心理咨询培训,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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