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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儒家文化是我国两千多年传统文化中最为耀眼的瑰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儿女在沧桑巨变中无悔追求的崇高志向。二者在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发展形成的智慧结晶。本文将梳理儒家传承的文化精髓,并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探讨如何将二者更好地培育与发展。
【关键词】儒家文化 核心价值观 培育
核心价值观是区别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它在价值观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统领和支配着一般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灵魂的表现,它为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提供了价值原则。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特征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既导致了人们价值比较选择和整合上的困难,又催生了国人在转型期间面临的文化困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三个“倡导”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全社会及全体公民的共识和自觉追求,是当前学术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党的以来,以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推向了历史新阶段。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我们民族在长期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传统具有时间性。然而时间并不是一个容器。时间是自为的存在过程。①作为自由意志存在物具有时间性。在时间中,有了家园与归属,有了生命本根。传统的时间性,既有其绵延性,亦有其当下性。其绵延性是指其民族精神,其当下性是指其时代精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传统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方向,就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儒家文化就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文化。从文化发生学角度看,任何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该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具有基础和源泉性作用,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共有现象或普遍规律。基于这种理论前提,一个民族的精神必具备历史向度的与向下向度的。历史向度的,在民族历史发展中作为出发点的那个东西;向下向度的,这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内在地包含两种价值目标,对内凝聚本国人民的力量;对外树立中国文化形象。二者共同构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体系。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的任务还在于如何在本国人民内部凝聚力量、形成共识,得到本民族广大人民的认可。而要想得到本民族广大人民的认同,就必须深入本民族认同价值形成的文化价值之中,即必须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抛开儒家文化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其最具活力和最具特色的部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既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成分,也有传统文化的成分,两者缺一不可。马克思主义是核心价值观倡导和培育的指导思想,而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则是它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基础。
(一)弘扬儒家文化,重在传播孔子和儒学的人格教育意义。
1923年,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先生在《为创办文化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中曾指出:“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②梁启超先生对于“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的确信,是基于对“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论题深入思考而得出的③。梁启超对儒家思想的精神特质和中心论题有个概述:“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至于就健全或理想的人格而言,“孔子尝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自儒家言之,必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对于这种智仁勇“三德具备”的人格,我们应该从儒家核心价值观里面的“仁”出发来加以理解:孔子所谓学,其实就是教人养成人格。何为人格?孔子用一个抽象的名来表示它,叫做“仁”;用一个具体的名来表示它,叫做“君子”,君子是一种崇高优美的人格,所以内容包含得很丰富。儒学之教,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人践行君子的标准,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二)传播儒家大同思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大同思想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儒家的社会观。它主要是儒家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内在地包含了人与他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等思想。
1.仁者爱人:人与他人和谐相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人与他人的相处就是“和谐”的一部分。因为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在当今社会由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膨胀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儒家处理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原则是“仁者爱人”思想。孔子认为“仁”的表现就是爱人,而在爱人的众多表现中首要的就是对父母亲人的爱。儒家认为,人际关系的和谐应该从家庭内部开始。“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④所以首先应“和于室人”⑤在家庭中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但是,人还应该考虑到除了自己父母兄弟之外的人际关系。因此,儒家在亲亲的基础上,又认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⑥的“推己及人”的更广泛的爱。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大力宣传“仁者爱人”精神,“仁者爱人”精神对于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自我主义、道德冷漠等现象无疑是一剂思想良药。若想要解决问题,需先从意识层面入手。
2.仁民爱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19世纪中期,恩格斯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量论述,其基本观点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有些话已经成为经典言论。例如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⑦”
我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提倡“仁者爱人”的精神,这是人所共知的。同时儒家也非常重视“生态道德”,要求人们“爱物”,从而使得儒家的仁爱精神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孔子热爱自然、热爱生命。孟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思是说,对于万物只是爱惜而不施以仁德,对于人民要施与仁德而不当亲人看待,亲爱亲人而仁爱人民,仁爱人民因而爱惜万物。由此看出,孟子认为爱己爱人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把这一爱心施与万物,应该由己及人,由人到物。荀子明确地把生态道德(外节于万物者也)与人际道德(内节于人)看成道德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并将它们的关系规定为“外”与“内”的关系。这说明,儒家不但重视人际道德,而且还把道德由人际道德扩展到宇宙万物。虽然儒家把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看成是道德的两个方面,但就重要性来讲,儒家基本观点是人际道德重于生态道德。因为在儒家看来,人是万物之灵,在万物中最为可贵,爱人应大大超过爱物。
3.克己以成人:人与自身的和谐
人与自身的和谐也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人是社会中的一份子,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如果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都不符合标准,那么何谈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呢?因此说,人自身的和谐,即道德修养的提高不仅关系到个体的道德价值,更关系到整个社会道德素质的提高。儒家处理人与自身和谐关系的思想。即“克己以成人”思想就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儒家认为,个体具有道德完善的自主性。人努力使自己的主观思想“和”于客观世界的过程,就是人的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过程。因此,人们要正确处理在道德修养提高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义与利、情与法、言与行等。
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人格实际上就是对所有关系的超越和发展。实现与天地和、与人和,使自己成为完美的人。儒家对道德修养的价值予以了高度肯定,讲“克己以成人”,以追求人内心的自我超越。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着积极的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荣辱思想是以个人的道德素质为前提的。儒家的德性修养思想启示我们,个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与完善的重要性。这为荣辱思想的培育提供了指导方法。一方面,因为道德修养具有自主性,所以,个体道德素质的提高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自主追求过程。另一方面,每一个个体思想道德的素质的提高都是成人的基础,拥有社会价值。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要把个体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放在首要位置,发挥个人的道德价值,进而为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奠定基础。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于时代发展,把握时代特征,必须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升华与超越。因此,只有扎根于历史传统并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才能凝炼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反映世界发展潮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引导社会前进方向,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一)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主导政治价值指导下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意识形态风云激荡的今天,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统一人们的思想,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社会主义性质。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顽固的教条,而是开放的理论和行动的指南,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产生,无不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吸收和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才形成的。
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繁荣为条件,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是根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这就把中华文化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道路高度统一起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优秀文化交融的过程,以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条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是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有机统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力量,又尊重文化多样性,追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的隐形的,柔和的教育是核心价值观教育努力的方向。
(二)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物质财富的历史积累和精神价值的高度凝聚,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面貌和外在影响力的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最深沉的力量,它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持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主要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更要合理地吸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有益的文化成果。
就文化本身而言,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封闭静止的系统,也不是民族性的凝固化、纯粹化、绝对化和狭隘化,而是一个开放、包容、交融和革新的动态过程,总是在交流与融合、兼容与渗透中发展与进步,体现着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联系,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具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视野和博大胸怀,总能不断地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自身以求发展进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弘扬这种文化态度,既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彰显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又要具备全球视野,吸纳其他文化中的优质成分,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崇尚民主法治、追求自由平等、讲求科学理性等一些信念和准则,可以弥补我国传统文化之不足,将这些优秀思想整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使其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世界特色。(作者单位:海南大学)
①萨特:《存在与虚无》,陈章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93页。
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2页
③朱贻庭编:《儒家文化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与孔子对话》,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④说苑?敬慎
⑤礼记?昏义
⑥礼记?礼运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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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地讲,所谓中国民族音乐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繁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从古到今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能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音乐。而广义上,中国音乐是泛指世界上具有五声调式特征的音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学科教育论文范文:在音乐教学中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民族音乐文化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在音乐教学中,促进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培养学生学习和热爱民族音乐的兴趣,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通过音乐教学的同时,还可以继承和发扬传统音乐文化,弘扬民族文化,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关键词:教学 民族音乐 民族文化
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多彩的音乐文化,朴实优美的民歌、浓郁地方色彩的说唱,还有绚丽多彩的民族器乐,无不透露着古老中国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各族人民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情和音乐文化:清新、嘹亮的云南民族歌曲;大胆、雄厚的内蒙古民俗歌曲;婉转、优美南方民间小曲;高亢、奔放、热情的陕北民歌;活泼、开朗、欢快的新疆民歌,都是民族艺术精髓。目前,学生普遍出现了自己感兴趣的音乐,但很少有人知道民间音乐,尤其一些学校的不够重视民间音乐的现象出现,这是我们音乐教学必须纠正的问题,必须在音乐教学中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突出民族音乐艺术的地位。
总体而言,中国的民族音乐的发展呈现低迷态势,多数年轻的学生喜欢流行音乐,民间音乐团体缺乏。大街小巷广播、电视都是流行音乐,加速流行音乐的传播,“追星族”越来越多,而民间音乐的歌迷越来越少,几乎所有的学生的视听领域被流行音乐所包围。市场给与民间音乐越来越窄的范围,一些地方戏曲、原生态民族音乐逐渐减少,面临灭绝的危险。应试教育对音乐教育长期不重视,多数都当成业余活动,无人问津音乐课的情况。音乐教学的规定大纲无法执行,没有专门监管,更不用说民族音乐了。目前,全球经济化浪潮汹涌澎湃,人才需求都转向经济效益。
在这种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巨大的竞争压力,民族性的东西正飞速的削弱。外来文化侵略来势汹汹,而我们缺乏“文化危机感”。为发展经济,各地方政府也努力打造文化品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其中却而忽略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所处的劣势状态明显,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继承和弘扬必须成为新一代教学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音乐老师必须在教学中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提高学生鉴赏和欣赏民族音乐的水平,让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文化作为每一个音乐教师的重要课题来承担。
民族音乐具有其独特的魅力与气质,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民族音乐具备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将民族音乐文化渗进音乐教育中,能有效地弘扬民族精神,促使优秀文化的不断传承及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就像一面镜子,以其独特视角反映了中国民族的意志、追求和幻想。民族音乐作为促进人类文明和文化交流的文化载体,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音乐教育过程中有效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精粹,发挥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十分必要。
(一)唤醒人们爱国情感,净化心灵
音乐是集世界上最好的精神于一体,它是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民族精神,可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它以其特殊的魅力感染着每一个欣赏音乐的人。音乐作为一种艺术有很强的吸引力,并能深深打动欣赏者,美妙的音乐中,蕴含着各种美好的感情,在音乐中你可以感受春天的温暖,皎洁月光,山川河流的奔腾,小桥流水的惬意,音乐在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心灵。传统民族音乐传承千百年,带着浓郁的历史文化,蕴藏着劳动人民真挚的情感,是灵魂深处真诚的呼唤。学生学习民族音乐文化仅能表达和深化的想法和感受,也唤起了巨大的情感能量,让他们有勇气面对的挫折和生活中困难。
(二)塑造学生坚定人格,开启智慧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表达了各民族勇敢、勤劳、进取、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学生在学习和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得到民族情感的熏陶,精神的鼓舞,从而培养学生的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同时学生通过民族音乐的学习,加强理想和人生信念,完善人格,体验和谐的自然之美。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润育着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对自然的理解,也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德和艺术思想。在学习民族音乐的过程中,可以最大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我们知道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美好事物,知识毕竟是有限的,让无限的想象力,推动着学生不断创新和进步,所以民族音乐文化能够启发学生智慧。
(三)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优秀的民族音乐能够唤起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沂蒙山小调》、《解放区十唱》等民族歌曲,展现了我们美丽伟大的祖国壮丽的河山。《诗经》是我国第一部乐府诗集,是我国劳动人民爱国主义产生的渊源。学习民族音乐文化,培养爱祖国、爱家乡的精神。学生学习后可以了解祖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民族凝聚力。
如何正确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民族音乐,在音乐教学中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选择恰当的方法和手段是必要的。
(一)通过音乐鉴赏,变被动为主动学习
让学生听民歌、唱民歌,引导学生完全理解民歌,尤其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民歌。在教学中,也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欣赏以前没有欣赏过各民族民歌,让他们感觉民间的旋律之美。同时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不同形式的曲风和民歌的基本特征,激发他们学习和演唱唱民歌的兴趣,树立了民族自信心。给学生讲述一些民间音乐故事,民族音乐渊源,能够让学生体会民族音乐所蕴含的精神世界。另外鼓励学生去参加一些民间歌舞活动,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歌舞活动,像壮族的铜鼓节,感受铜鼓明快嘹亮的声音;彝族的火把节,感受年轻人载歌载舞活动,在实践中感受民族文化中的音乐文化。
(二)创新教学法,注重艺术实践
在教学中加强对于民族音乐文化学习,不能混于一般的传统教学,尽量选择创新手段,无论在内容设计还是在案例竞选上,精心安排。例如我们想让学生了解戏曲知识,就必须从几个方面,听戏剧、看片段、学唱腔、做动作模仿,几步骤下来,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还有可以针对一些民族曲目,给学生分组学习的机会,不同组阐述不同的体会和学习心得,最后一起交流和演示,让学生主动加入课堂学习,活跃课堂氛围。在音乐课堂之外,多组织课外活动也是必须的,注重艺术实践也是教学手段,让学生自己组成乐团、乐队、校内外演出,还可以作为宣传和交流的手段,也可以邀请一些民间音乐艺人来学校交流和做讲座,开演唱会等。
(三)用教师的热情,感染学生
一名音乐老师,首先自己的要热爱民族音乐,才能用自己的激情去感染学生。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优良的教师队伍必不可缺,优秀的教师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向学生讲述一个音乐的历史和代表的文化,了解民族音乐的地位,让学生了解和热爱民族音乐。
(四)热爱民族乐器
民族乐器即中国的独特乐器。现一般流行有笛、二胡、琵琶、丝竹、胡琴、筝、箫、鼓等,是代表着中华音乐文化的传统乐器。各种乐器各具特色,吹、拉、弹、打击等手法,传出不同美丽的音符。这些乐器可以独奏,也有的可以合奏。我国各民族地区还有自己独特的乐器流传,学生通过演奏乐器,借以表达、交流思想感情,把民族优秀音乐传承下去。
总之,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是年轻学生应该坚守的责任,通过音乐教学,促进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同时也可以唤起学生民族自豪感,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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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奉行德政,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轻权爱贤所致,使尧天舜日成为中国历代百姓的希望。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帝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奉行德政,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轻权爱贤所致,使尧天舜日成为中国历代百姓的希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尧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尧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影响着国人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尧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我们应该注重运用尧文化的精神,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提高其道德素质,让大学生全面协调的发展。
关键词:尧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它博大精深,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传说中帝尧的历史功绩为人们所称颂,指导其具体活动的思想内涵及尧文化更是影响着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今天,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该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有效地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对人们的行为习惯起着约束的作用。综观历史,哪个朝代不是在取得天下后就非常重视扶持主流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帮助他统治天下呢!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把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的因素,忽视了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尧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尧的时代在中国古籍中被列为第一章,因此探讨尧的贡献及其对现代文明的积极影响显得很有必要。尧文化的思想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德治思想
德治主义成为帝尧典仪治国的美德,帝尧以身作则,勤俭治国,衣食住行如同常人,老百姓都非常敬重他,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崇尚德治,并将其视为关系国家安危兴衰的思想,至今对我们治理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2.和合文化
“和合”一词的原始表达,正始于帝尧时期。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和,是指异质事物的共存;合,是指异质事物的共生。和合文化也就是和谐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等多种关系,使世界在平和自然的状态中发展。可以说,“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我们今天解决矛盾和挑战,寻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治国思想,是中华民族大统一并能持续发展数千年的基本原因。尧则是这一思想的鼻祖,尧文化是上古文化的结晶,也是农耕文化的结晶。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表明这种民本主义的治国思想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尧文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之所以能在尧舜时代产生并跃居领先地位的那种领导者的风范和良好的社会风尚。良好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来文化的广纳吸收上。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优势,其关键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近年来,“国学热”迅速升温,不仅在学术界、大众文化中掀起了一股热潮,更激发了所有国人的热情。那么,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新时期,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发掘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部分,提升大学生的德育水平,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精神文化教育,是精神文化的传授、认同、运用和创造的活动。它担负着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使命,通过社会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把民众在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实践中动员和凝聚起来,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奠定价值共识。尧文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他倡导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族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范。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增强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烈责任感。
2.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
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个人前途,轻社会思想,不是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社会;在人生的奋斗目标上表现为日益增强的个人意识逐步取代了整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盲目的自我膨胀和实际的自卑意识;重自我价值,轻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上表现为以“我”为中心。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正确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倡导尧的和合文化思想,要求大学生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应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我们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牢固的信念,这样就会少走一些弯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出一份力量。
3.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德育最基本的任务是引导人向“善”,即“成德”。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仁义礼智信”是主要的公德标准,“温良恭俭让”是主要的个人行为规范。传统社会中的德育就是维护“礼”,用“礼”规范约束个人。这样以来,传统社会中的“德”,就是从理想主义出发,把人理想化、神圣化,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强调“内圣外王”。
只有博学、审问、明辨而后笃行,“德”在人伦关系中才能呈现。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强调的“德”,主要是指培养人的完善的人格,提倡人们正确对待公与私的关系,以及诚实守信、善待他人等方面的优秀思想品德,这与传统道德教育也是相通的。
4.选择正确的教育方法
人的思想意识支配着自身的行为,产生社会活动,只有思想意识上得到了提高,才能成长为社会需要的人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是一种潜在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只有把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把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所以在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我们应该将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通过课堂授课、开设必要的选修课、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校园活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逐渐的、恰当的方法,合理的途径,通过多种教学方式,不同角度的渗透给高校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总之,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文化传统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传统对人类发展的作用。精神文化产品可以使人们在获得精神愉悦的同时,接受思想教育,提升精神境界,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寓教于乐,以文化人,以文化为载体增强思想教育的育人功能。
综观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无不依托两种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尤其重视人文资源。虽然,近几年,我们很多地方充分重视了尧文化所具备的源头文化的特色,和寻根文化的优势,研究、宣传和开发尧文化,但是我们还没有把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结合起来,使尧文化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更好地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当今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社会,这种高度发达,需要大学生全面协调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是大学生发展的两个方面,只有这两者相互促进,平衡发展才能推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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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较早,但缺乏新型文化业态特征、分类等方面的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机制、模式及“两型社会”研究新进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机制、模式及“两型社会”研究新进展全文如下:
新型文化业态是指凭借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支持而衍生出来的、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有关的文化业态,其产品附加值高,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十七届五中全会及“十二五”规划均提出,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之一就是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提出“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等。这种高层重视以及《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推动着文化产业尤其是新型文化业态及其投融资方面的相关研究与发展。“两型社会”建设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与新型文化业态及其投融资关系密切。本文拟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及其最新进展进行综述并得出相应启示。
国外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较早,但缺乏新型文化业态特征、分类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有:赵立志分析了新兴文化产业的特征以及四川的数字内容、文化旅游、版权等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克服体制障碍、加大政策扶持等对策。张君君以湖南省为例,对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含义、分类、产业特征以及湖南省文业产业新业态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盈利模式及融资模式的问题。
王晓波、郭欣、杨帆以保定市为例进行分析指出,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需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改革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赵瑞政根据山西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状况、培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相关体制机制、出台相关保障政策等对策。这些研究以局部区域为对象,对新型文化业态的特征、发展状况及对策等进行了分析,且涉及到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打下了一定基础,但不够系统、深入。杜丽芬、王国平和刘凌云对“新兴文化业态”的概念、分类及特征等进行了分析,但未涉及投融资等方面。
刘忠指出新兴文化业态所具有的“新”特点、作用、制约因素及其光明未来,提到了投融资渠道不畅的问题,但未深入进行分析。肖荣莲分析了新兴文化业态的产生背景、特点以及意义与发展路径。黄伟一提出了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需要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其发展关键是要解决融资问题等建议。郭雁鸿从系统科学、产业经济学、传媒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机理。这些对我国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状况及机理等进行了研究,但未及其它。
叶朗对2012年动漫游戏、网络新媒体等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相关情况进行了归纳与分析,还涉及到电影投融资状况等的分析,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但还不够全面。崔文贞对新型文化业态的概念、分类以及对策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要提高专业化发展水平、实施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等。这些研究涉及到新型文化业态的公共政策方面。杨宁对已有新兴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认为包括作为文化产业组成部分的新兴文化产业研究及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新兴文化产业研究两部分,并对其研究中的关注重点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综述。上述研究为新型文化业态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这些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而且缺乏关于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体制、机制和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Brinkman认为国外保险公司在文化产品不同阶段提供的完善保险服务为文化企业赢得信贷融资提供了重要保障。Robert and Merton、Riding and George认为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完善的中小文化企业担保、再担保体系为文化企业信贷融资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研究指出了保险、担保的重要性,但未具体研究投融资体制及机制等。齐勇锋以山西省为例提出了构造区域文化投融资运营主体、放宽投资准入门槛等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策略。
李贵斌和宋晓丹分析了国外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及大庆市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的策略选择,以期总结经验并探讨大庆市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模式。吴少新、张立勇、张远为提出以突破种种束缚我国文化投融资方面的体制性障碍为突破口,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推动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这些文献涉及到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体制的研究,但研究不够系统。
Phillip McCalma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在美国好莱坞电影投融资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国际资本的介入丰富了美国文化产业的融资主体构成。余晓泓基于美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的分析提出,当前解决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难题的首要办法是广泛吸收民间资金和国外资本。陈清华认为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的关键是要塑多元化投融资主体。
这些文献涉及投融资主体的研究,但分析得不够深入。关于文化产业投融资的政策支持等方面,Braedon Clark以澳大利亚电影产业为例指出,税后优惠政策较之直接补贴更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投入电影产业。Nantes Métropole认为,吸引投资的一个困难常常是因为投资者在评估风险和无形资产估价方面存在的问题。公共政策在鼓励投资者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指出西方国家常见的工具主要有贷款及担保、股权融资、税收优惠和政府资助、非货币支持措施。该研究指出了吸引投资的困难、公共政策在鼓励投资方面的作用以及西方国家常见的投融资工具。
龙怒认为我国政府应出台更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并通过有关政策引导,培育文化企业做大做强。魏鹏举指出国家政策激励及公共资金投入引导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构公共资金引导的市场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思路和建议。李华成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对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制度加以完善。这些研究探讨了政府政策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具体的支持方式,但研究不够全面。
总之,已有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发意义,但不够全面系统且可进一步深入,而且缺乏关于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体制及机制的研究。
三、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的研究
Robert C. DiGregorio and Jr.指出,美国电影业目前已形成了诸如制片公司提供资金、独立发行商融资、代理融资、终端客户融资、贷款、预售协议等多样化融资方式。Laura Clayton and Hugh Mason认为英国创意产业中的中小企业在资金需求和融资渠道方面主要有透支、设备租赁或租购、权益融资、银行长期贷款、票据贴现等方式且各占一定比例。Bin Zhang and Xiaoyan Du基于英国目前的投融资形式得出利用资本市场积极融资、吸引风险资本等启发。高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主要投融资模式主要包括银行贷款、投资基金、并购重组、无形资本融资及跨国融资等。可见国外的投融资方式及模式是多样化的。
国内方面,罗华和方晓萍将创意产业投资模式分成国家与政府投资模式、民营投资模式、外资投资模式、基金投资模式四大类。周正兵和郑艳探讨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模式。欧培彬提出应构建不同于传统融资方式的新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高凌霁提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模式,并以华谊兄弟集团的融资模式为例进行个案分析。这些研究都分析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投融资模式。刘丽和张焕波、胡晋芳和李莉、龙怒、李童、刘学华分别对北京市、西安市、云南、陕西、上海等区域的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方式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杨靖吉提出我国文化产业初创期应以内源融资模式为主,成长期应以债权融资为主,成熟期应以股权融资为主,强调不同时期应采用不同的融资模式。
辛阳对中美文化产业的投融资机制、方式以及投融资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建议。可见,目前关于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方式的研究中,国外文化产业投融资方式更加多样化,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融资方式还比较单一,需要加快融资方式的创新等。简言之,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但仍需深入,而且缺乏关于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模式方面的研究,更缺乏以“两型社会”为视角的研究。
王克修分析了“两型社会”与新文化业态的理论关系,并对推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新的文化业态培育实践进行了分析。黄岑、邓向阳认为,“两型社会”和“文化产业新业态”两者之产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要充分发挥文化产业新业态在“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未涉及新型文化业态的其它方面。
综上可知,目前国内外关于新型文化业态的概念、特征、发展以及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模式等方面有一定的研究。相对而言,国外相关文献涉及较少,而且多表现为对文化产业个别领域如对电影业等的研究,还未能系统地研究整个产业的投融资问题。而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丰富,包括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方式等以及新型文化业态的特点、分类等,个别的涉及其与“两型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
然而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够全面、系统,未能深入的展开,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尤其缺乏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机制和模式方面的研究,更缺乏新的研究视角。而且在实践中,新型文化业态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其发展远远不够,其投融资体制障碍依然明显、投融资机制尚不成熟、投融资模式仍然不完善。
因此,基于“两型社会”这个研究视角,以相关理论研究为基础,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新型文化业态发展中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和模式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就是目前迫切需要开展的课题。
(注:基金项目: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文化产业经济研究中心资助重点研究项目(HBIR2013Z003);2012年度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青年项目(Q20123102);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湖北省重点培育学科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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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语文教学活动中,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也没有很好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贯穿到整个语文教学活动中,造成了学生对传统文化认识不足,进而导致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是我们语文教师的责任。近年来,我对“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也作了一些尝试。下面谈一下我的认识: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语文是工具。语文教学不管是语文基础知识还是基本能力都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所要传授的内容和知识,都是前人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因此语文教学本身就是传授传统文化。不管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在教材的编排上,都把“古典传统文化”和“名著名篇”放在了突出的地位。编者的意图就是要让我们重视“传统文化”的教学。这些年来,我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除了按教材内容在程序和步骤上进行课堂教学外,还特别注意分类归纳“传统文化内容”,然后有目的地重点讲解。这样处理,有助于解决在传授传统文化时容量不足的问题,也能使语文课堂真正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使学生学好传统文化,教师就要在课堂上想方设法地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在课堂上,对于古诗文的讲解和鉴赏,我不仅非常重视学生对文字的理解,还非常重视学生对于意境的理解。高中生对于古诗文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但对于作品的背景和思想内容往往不太了解。比如学习白居易的《长恨歌》时,学生对于作者“长恨”又“歌”的思想感情和写作意图不太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对白居易写作《长恨歌》的时代背景(安史之乱前后)及作者感叹“爱情悲剧”、讽嘲“重色误国”的思想感情作了重点讲解。通过这样引导就可大大激发学生对课文的学习兴趣。学生在对课本中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更加关注外,也促进了他们对课外相关内容的学习。
要发挥语文课堂主阵地的作用,就必须努力提高传统文化的课堂效率,营造课堂文化氛围,使学生领略民族文化风采,接受人文熏陶。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教室情景。在教室的墙壁上张贴古代名人的画像和书法家撰写的名言警句,在教室黑板报上专门开辟“传统文化宣传专栏”等,以此营造一种浓厚的课堂文化氛围。
(2)导语情景。创设教学语言情境,铺垫蓄势导入新课,这样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音像情景。根据课文内容选择恰当的音乐播放,利用多媒体制作相关影像材料,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湛与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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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的定义来说,颜色是由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一定光波所引起的视觉现象,是人眼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这是全世界都基本认同的一个观点,而在颜色词语的象征意义上,中西文化显示出来的差异却是很大!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中西文化中颜色词语的象征意义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摘要:汉英语言中表示各种不同颜色或色彩的词语都很丰富。我们不仅要注意观察它们本身的基本意义,更要留心它们含义深广的象征意义,因为它们的象征意义在不同民族语言中往往有不同的特点,有些特点甚至构成了人们对经过引伸、转义以后颜色的崇尚和禁忌。这种不同文化之间颜色象征意义的差异是由于各自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的不同而产生的,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去分析、探究各民族文化发展对颜色词的象征意义的影响。
在人类语言中,颜色词语表现出的独特魅力,令人刮目相看。在汉英语言中,表示各种不同颜色或色彩的词都很丰富。我们不仅要注意观察它们本身的基本意义,更要留心它们含义深广的象征意义,因为颜色的象征意义在不同民族语言中往往有不同的特点,有些特点甚至构成了人们对经过引伸、转义以后颜色的崇尚和禁忌。由于我国与绝大部分英语国家相隔万里,地理位置、自然现象、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等千差万别,人们对于颜色的感受和表达不尽相同。这样,颜色的象征意义在中西文化之间自然又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本文拟就中西文化中词语的颜色、词语的象征意义作一些对比和探讨,以求教于同行和读者。
从科学的定义来说,颜色是由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一定光波所引起的视觉现象,是人眼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颜色生成的这种定义,对经历封建社会时间相对短,且在近代和现代教育和科学得到普及和飞速发展的西方来说,是比较易于为他们所接受的。西方从文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科学理性的教育和科学方法的发现,对客观世界和客观认识采取现实的科学态度。因此,西方文化中颜色的象征意义往往比较直接,一般是用客观事物的具体颜色来象征某些抽象的文化含义,所以更易追溯其语义理据和逻辑理据。例如:西方文化中的红色(red)主要指鲜血(blood)颜色,而blood在西方人心目中是奔腾在人体内的"生命之液"。一旦鲜血流淌下来,生命之花也就凋谢。
所以red使西方人联想到"暴力"和"危险"产生了一种颜色禁忌。美国学者阿思海姆在他的《色彩论》中说:"色彩能有力的表达情感。……红色被认为是令人激动的,因为它能使我们想到火、血和革命的含义。"著名汉学家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由于意识到red可能使现代英语读者联想到“暴力"、"流血",所以采用小说原来曾使用的书名《石头记》,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但是由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及教育和科技的相对落后,在中国文化中,颜色的生成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它的发展受到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较大影响。在先秦,颜色词就已经与古人的世界观、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后来又与政治挂钩。
所以中国文化中的颜色内涵和象征意义十分丰富,而且颜色词的象征意义是多元 的。例如,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讲,中国文化中的红色源于太阳,因为烈日如火,其色赤红。我们的初祖在祭祈巫舞的过程中,对阳光有一种本能的依恋和崇拜,红色的喜庆和吉祥之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古人还认为"日至而万物生" (《淮南子·天文训》)感到阳光下万物繁茂,生机勃勃,令人振奋,因而对代表太阳的红色产生了特别亲切的感情。
再以白色为例,在人类初始阶段,我们的祖先弱小而无力,无法抗拒凶恶猛兽的攻击、光天化日的白昼使他们暴露无遗,有一种随时都有被食肉猛兽扑食的危险,因而对白色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另外,我们的初祖还观察到"月到中秋分外明",因而认为明月与萧煞的秋季连在一起,而代表秋天的颜色也就是白色了(银白色的中秋之月)。这样白色在中国文化里就成了一种颜色禁讳。可见颜色的象征意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约定俗成的,体现出某种心理功能。下面我们就中西文化中颜色的不同象征意义进行具 体描述。
1、红色
红色是我国文化中的基本崇尚色,它体现了中国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追求。它象征着吉祥、喜庆,如把促 成他人美好婚姻的人叫"红娘",喜庆日子要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红福字;男娶女嫁时贴大红"喜"字,把热闹、兴旺叫做"红火";形容繁华、热闹的地方叫"红尘";它又象征革命和进步,如中共最初的政权叫“红色政权”,最早的武装叫“红军”,把政治上要求进步、业务上刻苦钻研的人称为“又红又专”等;它也象征顺利、成功,如人的境遇很好被称为"走红"、"红极一时",得到上司宠信的叫"红人",分到合伙经营利润叫"分红",给人发奖金叫"送红包"等;它还象征美丽、漂亮,如指女子盛妆为"红妆"或"红装" ,把艳妆女子称为"红袖",指女子美艳的容颜为"红颜"等。
西方文化中的红色(red)则是一个贬意相当强的词,是"火"、"血"的联想,它象征着残暴、流血,如(1)The red rules oftooth and claw残杀 和暴力统治,(2)red revenge血腥复仇,(3)ared battle血战 ;它又象征激进、暴力革命,如(1)red hotpolitical campaign激烈的运动,(2)a red revolution 赤色革命,(3)red activities左派激进活动;它也象征危险、紧张,如(1)red alert空袭报警,(2)a red adventure story一个令人紧张的冒险故事,(3)a red flag危险信号旗;它还象征着放荡、淫秽,如( 1)a red waste of his youth他那因放荡而浪费的青春,(2)ared light district花街柳巷(红灯区),( 3)Is she really sored as she is painted?难到她真的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放荡吗?
至于红色的褒义,如red—letter day喜庆的日子,the red carpet隆重的接待等,则得益于不同文化之间 的交流和融合。据考证,red的褒义是从远东经波斯传到西方的。
2、白色
在中国文化中,白色与红色相反,是一个基本禁忌词,体现了中国人在物质 和精神上的摈弃和厌恶。在中 国古代的五方说中,西方为白虎,西方是刑天杀神,主萧杀之秋,古代常在秋季征伐不义、处死犯人。所以白色是枯竭而无血色、无生命的表现,象征死亡、凶兆。如自古以来亲人死后家属要披麻戴孝(穿白色孝服)办 "白事",要设白色灵堂,出殡时要打白幡;旧时还把白虎视为凶神,所以现在称带给男人厄运的女人为"白虎星"。白色的心理功能在其发 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政治功能的影响,又象征腐朽、反动、落后,如视为"白专道路";它也象征失败、愚蠢、无利可得,如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总是打着“白旗” 表示投降,称智力低下的人为"白痴",把出力而得不到好处或没有效果叫做 "白忙"、"白费力"、"白干"等,它还象征奸邪、阴 险,如"唱白脸"、"白脸"奸雄;最后,它还象征知识浅薄、没有功名,如称平民百姓为"白丁"、 "白衣 "、"白身",把缺乏锻炼、阅历不深的文人称作"白面书生"等。
西方文化中的白色象征意义主要着眼于其本身色彩,如新下的雪、新鲜牛奶及百合花的颜色。西方人认为 白色高雅纯洁,所以它是西方文化中的崇尚色。它象征纯真无邪,如(1)a white soul纯洁的心灵,(2)wh ite wedding新娘 穿白礼服的婚礼;它又象征正直、诚实,如(1)a white spirit正直的精神, (2)white m en高尚、有教养的人,(3)white hand廉洁、诚实;它也象征幸 运、吉利,如(1)one ofthe white days o f sb's life 某人生活中的吉日之 一,(2)whitemagic有天使相助的法术;它还有合法、无恶意的意思,如( 1) whitemarket合法市场,(2)white list经过批准的合法明单,(3)awhite lie 无害的谎言。
3、黑色
古代黑色为天玄,原来在中国文化里只有沉重的神秘之感,是一种庄重而严肃的色调,它的象征意义由于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显得较为复杂。一方面它象 征严肃、正义,如民间传说中的"黑脸"包公,传统京剧中的 张飞、李逵等人的黑色脸谱;另一方面它又由于其本身的黑暗无光给人以阴险、毒辣和恐怖的感 觉。它象征邪 恶、反动,如指阴险狠毒的人是"黑心肠",不可告人的丑恶内 情是"黑幕",反动集团的成员是"黑帮"、 "黑手",把统治者为进行政治 迫害而开列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称为"黑名单",它又表示犯罪、违法,如 称 干盗匪行径叫"走黑道",称杀人劫货、干不法勾当的客店叫做"黑店",违禁 的货物交易叫"黑货"、" 黑市",用贪赃受贿等非法手段得来的钱叫"黑钱" 等。
黑色(black)是西方文化中的基本禁忌色,体现了西方人精神上的摈弃和厌恶。它象征死亡、凶兆、灾难 ,如(1)BlackMass安灵弥撒,(2)to wear black for hcr father为她父亲戴孝,(3)blackwords不吉利 的话,(4)a black letter day凶日;它象征邪恶、犯罪,如(1)Black Man邪恶的恶魔,(2)a black de ed极其恶劣的行为,(3)black guard恶棍、流氓,(4)blackmail敲榨、勒索;它也象征耻辱、不光彩,如 (1)a black mark污点,(2)black sheep败家子, (3)a black eye丢脸、坏名声,它还象征沮丧、愤怒, 如(1)black dog沮 丧情绪,(2)The future looks black前途暗淡,(3)He gave me a black look。 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我。
4、其他颜色
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红色的一种发展变异,如旧时人们把宜于办大事的日子 称为“黄道吉日”,但是它更 代表权势、威严,这是因为在古代的五方、五行、五色中,中央为土黄色。黄色象征中央政权、国土之义,所以黄色便为历代封 建帝王所专有,普通人是不能随便使用"黄色"的,如"黄袍"是天子的"龙 袍","黄钺 "是天子的仪仗,"黄榜"是天子的诏书,"黄马褂"是清朝皇 帝钦赐文武重臣的官服。至于现在流行的与" 性"有关的"黄色"观念,有一种说法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一种现象。据说美国纽约的《世界报》用黄色油 墨 印刷低级趣味的漫画以争取销路,人们便称这一类不健康的刊物为“黄色刊物”,还有《纽约新闻》以夸大 、渲染的手法报道色情、仇杀、犯罪等新闻,人们也称这一类的新闻为"黄色新闻"。
其实中国古代的黄色已 与"性"有关。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有《黄书》,现书虽之佚,便确知该书重在"房中之术";另有唐代孙思 邈在其《千金要方》之"房内补益"中有"赤日黄月"之说。张清常 据此在他的《汉语的颜色词》一书中指出 :"则中国古代之'黄'与'性'有 关系。此说甚是,只不过中断千余年,人们早已忘记而已"。西方文化中 的黄 (yellow)使人联想到背叛耶稣的犹太(Judas)所穿衣服的颜色,所以黄色带 有不好的象征意义,它除了表示低级趣味的报刊、毫无文学价值的书籍(如 yellow press黄色报刊,yellow journalism黄色办报作风,y ellow back廉 价轰动一时的小说)外,主要表示卑鄙、胆怯,如(1)yellow dog卑鄙的人, (2)yellow str eak胆怯,(3)yellow-livered胆小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绿色有两重性,它除了表示义侠外,还表示野恶。这是 因为在人类初始时代以及其以 后的漫长生活过程中,人类借助绿色保护自己,赖以生存下来;但同时,绿色也保护着人类的天敌及其它猛残 的食人动物。这样一来,义狭是正义的,如人们泛指聚集山林、劫富济贫的人为"绿林好汉"; 恶野是邪恶,所以旧时也指"绿林"为占山为王、拦路抢劫、骚扰百姓的盗匪; 绿色还象征低贱,如汉朝时的仆役着绿帻,元朝以后凡娼妓都得着绿头巾,以示地位低下,因妻子有外遇而使丈夫脸上无光,低人一等,叫给丈夫戴"绿帽子"。西方文化中的绿色(green)象征意义跟青绿的草木颜色有很大的联系,是植物的生命色。阿思海姆说 :"绿色唤起自然的爽快的想法。"它不仅象征着青春、活力,如(1)in the green wood在青春旺盛的时代,(2)inthe green 血气方刚,(3)a green old age老当益壮;而且表示新鲜,如(1)green recollectio n记忆犹新,(2)keep the memorygreen永远不忘,(3)a green wound新伤口; 但是它也表示幼稚、没有经 验,如(1)a green hand生手,(2)as green as grass幼稚,(3)a green horn容易上当的糊涂虫;它也象征妒忌,如(1) thegreen-eyed monster妒忌,(2)green with envy充满妒嫉,(3)agreen eye 妒嫉的眼睛。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天帝居于天上的"紫微宫"(星座),故而以天帝为父 的人间帝王(天子)和以天帝 为信凶的道教都以紫为瑞。紫色作为祥瑞、高贵 的象征,更多地被封建帝王和道教所采用,如称吉瑞之气为" 紫气"、"紫电", 皇宫叫做"紫禁宫"、"紫禁城"。历代皇帝为了笼络人,往往将"紫袍"赐予 品位低的 臣下,而"著紫"则成为封建文人奋力追求的荣禄;人们还把道书称为"紫书",把神仙居所称为“紫台”。 无独有偶,英语中的紫色(purple)象征意义也跟帝王将相和宗教有关,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巧合,如(1)t he purple 帝位、王权,(2)be born in the purple生在王侯贵族之家,(3)marryin the purple嫁到显贵人家,(4)be raised to the pruple升为红衣主教。
蓝色(blue)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象征意义,相对而言,它在西方文 化中的象征意义稍多一些。阿 斯海姆在评析蓝色时说:"蓝色象水那样清凉。" 是“阴性或消极的颜色”。
它能象征高贵、高远、深沉、严 厉,如(1)blue blood 名门望族,(2)blue ribbon最高荣誉的标志,(3)blue nose严守教规的卫道 士;( 4)blue laws严格的法规;它又象征忧郁、沮丧,如(1)feel blue不 高兴,(2)a blueoutlook悲观的人生 观。(3)Things look blue。事不称心, (4)blue Monday不开心的星期一,
它也象征猥亵、下流,如(1) bluemovie 色情电影,(2)blue revolution“性解放”,(3)blue talk下流言论;它还有 突然迅速的意思,如(1)out of the blue突爆冷门,(2)have the blue晴 天劈雳,(3)blue streak一闪即逝的东西。
粉红色(pink)是红色的一种变异,可以将其视为红色的一种应合或复归。 在中国文化中,粉红色又叫桃 花色。唐代诗人崔护写下"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以桃花与女人相比,究其根由,是女子为修饰自己而施 用粉红色胭脂,脸色白中透红,可与美丽的桃花相比之故。粉红色(桃色)可以象征女性,如白居易《长恨歌 》中有:“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青年男子把心爱的女子称为“红颜知已”。称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为"桃色事件"。在西方文化中,粉红色象征精华,极致,如(1)the pink of perfection十全十美的东西或人,(2)the pink of politeness十分彬彬有礼;它又象征上流社会, 如(1)pink lady高格调鸡尾酒,(2)pink tea上流社交活动,(3)apink-collar worker高层次女秘书。
颜色词的象征意义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有着很大的差异。从根本上讲,在中国文化中,颜色的象征是基于 过去中国的封建统治、封建迷信及其原始、落后的科学、教育状况而形成的,所以颜色的象征意义有相当强烈 的政治化和神秘化倾向。而西方文化中的颜色象征则更多地得益于西方民族开放性及科学、教育的普及程度,其象征意义少了神秘,多了些理性,使其语义、词义理据更易追踪。不同文化之间颜色象征意义又都是在社会 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它们能够使语言更生动、有趣、幽默、亲切, 所 以我们应该予以足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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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大,在于精神之立。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斯克纳所说:“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有效。”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高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阵地。建设和谐校园,必须有和谐文化为支撑。校园价值现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掇心和基础,大学精神与校田价值现互为表里。社会 政治 发展 对高校校田文化建设提供方向要求,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成为校园价值观的灵魂。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价值观;大学精神
【论文正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胡锦涛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谈到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 教育 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高校校园文化作为我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如何,影响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目前,高校校园中客观地存在着与建设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相抵触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的传播和蔓延。侵蚀着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因此,如何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的社会思潮,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大学精神,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一面旗帜,鲜明地亮出这面旗帜,就是要昭示人们不论在社会思想观念如何多样多变的情况下。不论在人们价值取向发生了怎样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部位是不能动摇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抓住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我们建设的和谐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为内在规定的和谐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校园和谐文化及和谐校园的建设,对社会文化具有强烈的辐射、示范和引领作用,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高校校园文化、校园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关系
按照社会大文化的观点,校园文化是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形态,在分类上属于社会文化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校园文化应该是指在高校这一特定范围中生活的每一个成员所共同拥有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意识上的具体化。校园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最基本的功能是育人(图1)。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成为校园价值观的灵魂。
(一)大学精神、校园价值观与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的结构层次,既有社会文化结构的共性,又有其鲜明的个性,其结构层次可通过下图(“果树”型校园文化结构层次图)来具体说明(图2)。
校园精神文化尤如果实的果核(种子),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层,它包括校园文化观念、 历史 传统,为大多数人认可、遵循的共同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信念等;它体现在校园文化主体身上的理想、信念、价值目标与相应的观念体系,是一种校园中独有的群体意识;它是校园文化的精髓和核心,是学校精神的集中表现。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它的主要特点是内在激励,是一种隐性文化。而大学精神更是核心层的中心,它是校园文化中的“基因”文化,由一届届学生和一代代教师、管理者传承着,保持着某一个学校文化的特质。
综合分析校园文化这四个层次,精神文化构成了校园文化的内核,这种文化深藏于学校的历史沉淀之中,反映学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精神,体现着学校的校风和学风,以一种无形但超强的内聚力传承着校园精神,激励着教师和学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可以说,关键取决于校园文化核心层的精神文化。校园文化这种结构,决定了校园文化建设的重点应在精神文化建设。
(二)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的地位和作用
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是学校教学、科研及其战略发展的导向与实施的文化核心。其作用辐射整个大学系统的各个方面。
大学之大,在于精神之立。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斯克纳所说:“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有效。”
大学精神就是大学在长期的教学、科研、管理等活动中形成的一种信念和不懈追求,是基于自身的基础条件、教育目标、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为使学校获得更大的发展,经过长期精心培育而逐步形成的。它是大学价值观体系的外化,体现出大学在一切行为、观念中的主导意识和价值取向。
校园价值观与大学精神互为表里,构成大学文化的核心。校园价值观是大学精神的内核和底蕴,而大学精神是校园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态。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是时代精神与社会价值观在高等学校的折射,处处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大学的个性与校风学风状况。文化贵在个性。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也是大学独特个性的反映。校风,为一校共同精神之所寄,是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的浓缩与精华。是其外在表现。秉承着大学的历史、发展与前途命运。每一所大学的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都秉承着自身的发展历史。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始终与大学的发展和前途命运紧紧相连。
三、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精神,是学校对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学校与教师、学生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这种价值判断,决定了大学办学的指导思想、日常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学生的成长、成才是教师价值的最高体现,也是学校价值的最高体现。
先进大学文化的精神价值在于,在处 理学 校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中,承认社会对自己存在的意义,进而主动按社会的需求调整自己的方向,努力为社会作更多的贡献;先进大学文化精神的学术价值在于,在处理学校与教师、学生的关系中,承认教师、学生对自己存在的意义,进而积极营造民主、包容、理性的人文环境,为师生的成功提供条件,创造机会。
软环境建设中所传达出的 教育 理念、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最能体现一所大学所独有的文化精神和气韵,是大学精神内核的彰显及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陶冶功能、整合功能及凝聚功能。
社会 政治 发展 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方向要求,社会 经济 发展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文化发展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文化熔炉,高校发展则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内在动力。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应坚持方向性与批判性相结合,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结合,全面建设与重点推进相结合,以及国际性与民族化相结合的原则;应以营造健康向上的育人氛围、弘扬合乎时代要求的大学精神、成为先进文化示范基地为总体要求。
在大学精神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的价值取向:
(一)大学精神应以人为本。大学的教育对象首先是人,它必须考虑到人的特殊性。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社会化的人,无视个体人的存在,何谈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曾指出:“社会在生产个人的同时,人也生产着社会。”大学应改变教授单向教学,却无任何信息反馈的局面,在师生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使课堂教学由单向转为双向流动。大学不再是培养知识的容器,而是培养勤思考、会思考、敢于提问、辩难的有智慧的人。大学应启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形成独特的思维,获得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也应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总之,我们要培养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大学生,这样的教育才能体现“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二)大学精神应引导形成先进文化。大学不只是高等学校,不只是为成年人灌输高级知识的学府,而且是国家最高文化组织和最核心的思想、学术基地。一种高级文明,既要有由下而上的文化积累和进化,又要有由上而下的文化向导和独创。这就需要一个独立的知识精英阶层,站在整个文化的象牙塔里,反省、创造、传播高级文明成果,所以大学应自觉地把大学精神引导成一种先进的文化。自古以来,大学就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以探讨深奥的 科学 知识和掌握高深学问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如果离开了高深学问的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大学就失去了它存在的认识论基础。高深学问要求忠实于真理,而真理能够站得住脚的标准就是它的客观性和先进性。因此,大学始终是先进文化自由沟通、争辩、交流、碰撞、创新的基地。
(三)大学精神应引导社会进步。超越现实,摆脱世俗生活的纠缠是大学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从高起点上结合现实,改造现实,服务现实的前提。没有超越就不能升华,没有脱离就无从发展。大学不只是认识和适应现实,而且要给予人们把握和改变现实的力量。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观,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 自然 的辩证关系,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而使人类社会具有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大学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关键和重点是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研究,直接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服务社会与引导社会应当是辩证统一的,引导社会是服务社会内涵的必然发展。因为从本质上说大学是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殿堂,是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摇篮,应当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走在时代的前列。更重要的是随着人类社会逐步从 工业 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大学正在从工业经济社会的边缘迈向 现代 社会的中心,时代强烈要求现代大学不仅要服务社会。而且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引导社会前进,这是 历史 赋予现代大学的神圣职责。
(四)大学精神应与时俱进。我们的大学是一个封闭的象牙塔,现代大学应“走向世界”。它要面向世界,吸收世界一切的优秀文明成果。为己所用,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时代的精神。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 网络 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兴起了新一轮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国际化的建设人才。
四、高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
高等院校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研究学问、追求真理、创造思想、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高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来展开。
(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又是崇高的价值目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要和根本的,就是要深刻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方法。高校的改革和发展、参与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参与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与各种各样不和谐的、不文明的、敌对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和谐是要通过与不和谐进行斗争才能实现的。当前,高校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社会上的不和谐现象或多或少对高校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高校里确实存在不和谐的现象,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和谐校园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要在高校中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目标,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成功之路。要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凝聚人心,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鼓舞人心,使广大师生坚定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以天下为己任,自觉地把个人追求与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统一起来。把个人奋斗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起来。
(三)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民族精神,支撑着伟大的民族。有没有伟大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前途的一个重要尺度。一个民族,没有伟大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意志,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某些强国的文化、经济和军事霸权的挑战,我们必须不断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弘扬中华民族的改革创新精神,借鉴历史上改革创新的经验教训,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促进改革取得更大成功。
(四)要牢固树立和认真实践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认识、评价和态度。胡锦涛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美德、高尚的革命道德和时代精神的提炼和升华,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今天,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才能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对我国的社会道德体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对青年学生产生了负面影响。高校如果没有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没有良好的道德水准,就难以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以及良好的公民,就难以成为社会良知和公平正义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更难以产生世界一流的优秀大学。因此,高校广大师生要牢牢树立和认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用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推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 法律 法规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在高校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求真理的学风和校风,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和谐校园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为代表和维护社会良知与公平正义坚守一方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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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立场的过程。它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是社会意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政治学家对政治社会化有不同的定义,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是: 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学习政治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意义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人类历史不断发展过程中,会对国际政治文化产生新的认知,而且这种认知会从发源地不断的向外扩大、传播,形成国际社会化现象,而社会化并不同于社会性,社会性是国际范围内各领域社会化的集合,其包含的内容更广泛,例如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交换、文化活动中的国际示范等,本文主要针对其政治领域的社会化而进行研究。
广义上的国际政治社会化主要指在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关系逐渐频繁中所形成的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可以经济交换为形式也可表现在社会沟通方面,所以形成多渠道的社会联系,如跨国银行、跨国企业等,针对其社会联系的议事日程不再限制于军事而是日益多元化,国际政治社会化趋势明显;
而狭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是指足够的交往使不同民族国家间自觉形成了某种国际政治文化,这种文化自产生起就会从发源地不断向外传播扩散,形成一种社会化现象,由此可见在狭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概念中更加强调国际制度的形成是多民族国家自愿并积极促使的现象,而周边国家结合自身利益会自愿接受,其推广范围越大对强权政治的制衡作用越强[1].目前国际政治社会化主要表现在国际政治体系的社会化、国际政治主题的社会化、国际大国关系的社会化、国家安全内涵和战略的社会化以及国际政治影响因素的社会化五个方面,随着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不断加深,全球维度在国际社会出现,主权国家受制于国际社会导致国际化关系愈加明显,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日益成熟会促使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向社团化方向发展,而冲突和抵抗被对话与合作逐渐取代的过程中国际民主化关系得到强化,共同繁荣发展与和平成为国际主题,知识国际政治观念、准则、机制等都要结合时代主题进行调整甚至重组,特别是国际大国结合和平发展、竞争合作、依靠互动进行战略调整,国家安全从传统的军事安全向综合社会安全转变,在向集体安全发展的同时国际社会主体成员国的安全战略目标、具体实现手段等都要进行改变[2].
(一)推动国际体系的产生
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发展,国家间的交流逐渐频繁,使帝国、城邦等发展水平不同的主权国家间形成了某种联系,当联系主体的生产力、对外贸易、人口数量和集中程度达到某种程度时,国际体系就会产生,为国际交往所必须的物质能力、社会能力的提升提供动力,当国际体系涵盖联系主体的文化领域时,其主体的联系会愈加的频繁,互动性增强,例如语言、货币、宗教等促使移民、外交等现象出现,物质力量的差异致使国际主权国家机械式的产生互动联系[3].
由此可见,国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整体实力又比较孱弱时,必然要肯定他国实力,并在采取任何措施时都会因为自身的畏惧心理,而顾及他国的反应,这就形成了国家间的力量克制,国际体系在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期必然会出现,但这种机械式的以国家自身安全和发展为基准的低层次互动关系大多存在于强权国家之间,由于国际交往程度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发展程度不够,导致目前并未形成国际范围内的共同价值观,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会形成不同的国际社会需求,例如对安全的需求,对国家互惠的需求等,国际各国为尽可能满足各自需求,自然会有意识的使国际体系机制化,有力的推动国际社会性增加,国际社会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在主权国家联系的某些领域出现,其作为人类的理性契约性行为的成果,必然会在主权国家间的联系到达某种程度的特定时间出现,是国际体系社会化的必然现象[4].
(二)推动国际社会的出现
以布尔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学派认为国际社会的产生要以国际体系存在为前提,例如在封建社会时期,我国与日本、波斯及欧洲诸国之间建立了形成了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但相互之间并未形成统一的价值观,此时虽初步形成了国际体系,但并未达到国际社会的程度,在技术逐渐深化、国际间交换关系日渐频繁过程中民族国家体系会随之形成,当世俗制度覆盖主权国家大部分或全部领土、地方语言得到广泛应用、交通工具得到改善、文化交流逐渐便捷化的过程中原本的民族国家主体范围会迅速扩大,形成国际社会[5].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社会的形成必然要建立在主体国家产生共同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并以此价值观作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所以国际社会可以看做国际体系的升级,是其发展的初步成果,其要建立在成员国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所有参与主体都必须自觉以其价值观形成的规范、制度规范各自行为,例如二战结束后,主权制度和以主权制度为核心的国际政治文化不再限制于殖民体系,全球范围内的新兴国家都受其影响,不论是军事政治力量、经济交往力量还是跨文化的移民运动都是当时较先进的欧洲国际理念进行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如民族政治、主权观念等,这种政治社会化现象为国际社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推动诸多共同安全体出现
国际政治社会学将国际社会发展分为国家、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四个阶段,而安全共同体是其最高阶段国际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共同体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固定于共同体高于社会,例如德国社会学,将共同体视为前社会的组织形式,其明显低于社会,可以发现目前虽然对共同体与社会两者地位的观点并不统一,但其都承认社会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存在,在国际范围内,所有主权国家在进行经济贸易、政治外交等活动时,在没有特殊因素干扰的情况下,都会以理性交换为基本形式,这表明国际社会状态已经形成,而且是现阶段国际政治的主要社会形式,但国际社会并不等同于国际共同体,国际共同体更强调国际上的主权国家在安全上已经形成较高的信任程度,是国际社会的高级发展阶段。
由此可见,国际共同体是处于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在发展中有意识的社会构建,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超国家或次国家并不能够成为国际共同体的成员,其只有在全体成员国的认同都发生集体转化的过程中才能够形成,这种形成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发展基础上,并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实现深化,所以其自身就体现出一种因果关系,所以其实现的途径并不单一,只要条件允许其都可能出现[6].
但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并不能够达到所有主权国家都认同共同命运的水平,甚至部分主权国家仍崇尚武力是解决区域问题、国际争端的主要手段,所以全面推行国际利益并不具备现实条件,可结合现阶段国际形式和国家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虽然国际共同体目前并未真正形成,但受主权国家对主权安全的共同愿望的影响,在安全领域上国际共同体已经以多种形式存在,并以其独特的地位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和平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组成的美加安全共同体、南美洲成员国组成的南美洲安全体等,截止目前国际上至少形成8个较成规模的安全共同体,其形成的原因,可能由于长期处于外界压迫状态,考虑安全而形成,如中东联盟体,可能由于长时间的经济往来衍生而成,如欧洲联盟体,而未来形成的共同体将使安全、经济、文化综合联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际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其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将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共同安全体三个角度推动国际社会的发展,所以各国应在全面认识国际政治社会化现象,提升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结合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和经验,有意识的将社会化的范围扩展到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1]钱春元。美国私人基金会与美中关系--兼论国际政治社会化[D].北京:外交学院,2003.
[2]刘斌。新科技革命与国际政治[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4.
[3]苗红娜。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J].太平洋学报,2014,10:12-22.
[4]李艳芳。国家形象在大国崛起中的战略作用及其建构[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
[5]周兴泰。动力、作用与反馈: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研究[D].上海:华中师范大学,2013.
[6]钟龙彪。国家社会化:国际关系的一项研究议程[J].欧洲研究,2009,02:125-137+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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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Culture conflict)是指两种组织文化在互动过程中由于某种抵触或对立状态所感受到的一种压力或者冲突。在企业并购过程中文化冲突问题的研究中,多数学者探讨的对象是指不同组织形态的公司文化之间相互排斥、对立的演变过程。它包括企业内部由于工种、背景不同引发的冲突,也包含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因社会观念、民族区域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全文如下:
摘要:科学已经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这些胜利也催生了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威,对这种权威的怀疑也逐渐产生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唯科学主义;两种文化
Abstract:The glorious victories that science has already achieved has never been done by any other knowledge system before. These victories has also produced the viewpoints of Scientism. However, with the more and more authority science obtains, suspicions on this kind of authority begins to appear as well.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which are science and humanity, has great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cience; humanities; Scientism; Two Cultures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
由于这种辉煌,科学也因此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他们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他们还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观点。[i]而80年前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则至少为此后中国社会中唯科学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某种象征。[ii]
正当科学家对科学信心十足,豪情万丈,而公众对科学一见钟情,虔心顶礼之时,哲学家们却也没有闲着。
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相当超前的。哈耶克(F. A. Hayek)早就对科学的过度权威忧心忡忡了,他认为科学自身充满着傲慢与偏见。他那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书名中的“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理性)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
一种是“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头脑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或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不受(别人)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iii]
另一种是“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iv]
前一种是有利于创新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独裁专制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
哈耶克的矛头似乎并不是指向科学或科学家,而是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哈耶克认为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几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照他的意思,一个“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者,很可能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所说的“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师(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追随者。有趣的是,哈耶克将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认为工程师虽然对他的工程有丰富的知识,但是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考虑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这一点上比工程师做得好。
哈耶克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而且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发展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v]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面对科学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权威,如果说哈耶克1952年的《科学的反革命》是先见之明的警告,那么斯诺1959年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就是顺流而下的呼喊。[vi]
斯诺(C. P. Snow)1959年在剑桥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取名《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他当时认为科学的权威还不够,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这倒很有点象中国古代的情形——工匠阶层是根本不能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斯诺是要为科学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科学能够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在随后的年代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斯诺去世(1980年)也20多年了。历史的钟摆摆到另一个端点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斯诺要是生于今日的中国,特别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学中,他恐怕就要作另一次讲演了——他会重新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
哈耶克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有大大的先见之明。在哈耶克发表他这些思想的年代,我们正在闭关自守,无从了解他的思考成果。就连7年后斯诺发表的演讲,我们也几十年一无所知。而近20年前,当我们热烈欢迎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时,实际上是从唯科学主义立场出发的。
科学既已被视为人类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来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哲学中原有一路被称为“科学哲学”,这是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类似的命名有“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这些科学哲学家们有不少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是喝着自然科学的乳汁长大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对科学有着依恋情绪。起先他们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说明科学如何发展,或者说探讨科学成长的规律,比如归纳主义、科学革命(库恩、科恩)、证伪主义(波普尔)、研究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等等。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理论,许多科学家只是表示了轻蔑——就是只想把这些“讨厌的求婚者”(极力想和科学套近乎的人)早些打发走(劳丹语)。因为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哲学理论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帮助。
然而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求婚者”屡遭冷遇,似乎因爱生恨,转而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几种:
1、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这至迟在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确定的科学方法,“怎么都行”)中已经有了端倪。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的学说(甚至包括星占学)也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
这里顺便稍讨论一下费耶阿本德的学说。[vii]就总体言之,他并不企图否认“科学是好的”,而是强调“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好的”。比如针对“科学不需要指导——因为科学能够自我纠错”的主张,他就论证,科学的自我纠错只是更大的自我纠错机制(比如民主)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论证,当然是和他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一致的。他的学说消解了科学的无上权威,但是并不会消解科学的价值。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并非至善,只会更适当地运用科学,这将既有助于人类福祉的增进,对科学本身也有好处。既然如此,费耶阿本德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敌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学的批评者,他只是科学的某些“敌人”的辩护者而已。
据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不怕荒谬,只怕不自洽”,似乎费耶阿本德也有点这样的劲头,所以宣称要“告别理性”——我想应该理解为矫枉过正的意思,不可能真正告别理性。为什么要矫枉过正呢?因为自从科学获得了巨大的权威以后,不仅“只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当然很可能会认为科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许多人文学者,也在面对科学的时候日益自惭形秽,丧失了平视的勇气。他们经常在谈到科学的时候先心虚气短地说:我对科学是一窍不通的啊……;而不少科技工作者或自命的科学家,如果谈到文学的时候,却不会心虚气短。有的人甚至对人文学者傲然宣称:我的论文你看不懂,你的论文我却看得懂。所以,有些“傲慢与偏见”,事实上是双方共同培养起来的。
再说,“理性”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这就要用到分层的想法了。技术层面的理性,谁也不会告别,因为这是我们了解自然、适应自然、改善生活最基本的工具。费耶阿本德要“告别”的“理性”,应该是在价值层面的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认为,自然科学是世间最大的价值,而其它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比如文学或历史等等,与之相比则是相形见绌、微不足道的。由于现代科学在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它确实被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应该凌驾于所有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之上。
2、关起门来自己玩。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规范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至少在国际上是如此),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在大学里也找得到教职。科学家们承不承认、重不重视已经无所谓了。既然独身生活也过得去,何必再苦苦求婚——何况还可以与别的学科恋爱结婚呢。
3、更进一步,挑战科学的权威。这就直接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
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而少数持狭隘的唯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士则以科学的捍卫者自居,经常从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来自人文的思考持粗暴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冲突,就好比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人文学者(比如哲学家)刚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的一切,为什么不能将科学本身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建构论”等等的学说就出来了。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这种激进主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科学家的反感,也遭到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评(比如劳丹就猛烈攻击“强纲领”)。著名的“科学大战”[viii]、“索卡尔诈文事件”[ix]等等,就反映了来自科学家阵营的反击。对于喝着自然科学乳汁长大的人来说,听到有人要否认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质,无论如何在感情上总是难以接受的。
索卡尔诈文事件的意义,其实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点恶作剧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学术中有许多不太可靠的东西。这对于加深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肯定是有好处的。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比如不能解决恋爱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等等),人文同样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双方各有各的使用范围,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宽容、多元的文明社会中,双方固然可以经常提醒提醒对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应该相互敌视,相互诋毁。我想只有和平共处才是正道。
如果旧事重提,那么当年围绕着斯诺的演讲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比如“斯诺—利维斯之争”,[x]在今天看来也将呈现出新的意义。十多年来,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人士也没有少谈“两种文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在事实上相亲相爱,反而在观念上渐行渐远。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眼下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学术研究(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术的价值标准之凌驾于学术研究中原有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来推论,这两个现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计划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唯科学主义。
科学本身已经取得了并且还将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无可否认的。“科学的负面效应”这种提法也是不妥的,与其说“科学的负面效应”,不如说是滥用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科学本身迄今为止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出在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问题的信念和尝试——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和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的斗争,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这一判断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是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科玄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是中国的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已经经常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不适当的地位。三是科学及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等)却已经出现。
在西方,学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讲究的是标新立异,各领风骚三五年,因此各种新奇理论层出不穷,原在意料之中。对于“建构论”等学说出现的原因,也应作如是观。上面想象的场景,当然带有一点“戏说”色彩。但是,这些在西方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学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首先,科学——以及人类的一切其它知识——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不能伤害人类。因此,人们担心某种科学理论、某项技术的发展会产生伤害人类的后果,因而要求质疑,展开讨论,是合理的。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科学永远有百利而无一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无论是对“科学主义”的质疑,还是对“科学主义”立场的捍卫,只要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事实上都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如今的科学,与牛顿时代,乃至爱因斯坦时代,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先前的科学可以仅靠个人来进行,一个人在苹果树下冥想,也可能作出伟大发现(这是关于牛顿的这个传说最重要的象征意义之一)。事实上,万有引力和相对论,都是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如今的科学则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要用无数金钱“堆”出来,而这些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广大公众有权要求知道:科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钱是怎样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
至于哲学家们的标新立异,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至少在客观上为上述质疑和要求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而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协调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关系,一个超越传统“科普”概念的新提法——科学传播——开始被引进。科学传播的核心理念是“公众理解科学”,即强调公众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欣赏,而不仅是单向地向公众灌输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事实上,这既符合“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介绍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主体属性原则,也契合了传播学中的贴近法则和创新法则。这一理念必将为进一步发展的受众市场所支持和证明。
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说,在兴起了二十多年后,大致从2000年开始,许多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学术界。200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这方面的西方著作:《知识和社会意象》(布鲁尔)、《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诺尔-塞蒂娜)、《科学与知识社会学》(马尔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巴恩斯)。在此前后,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书写生物学》、《真理的社会史》、《科学大战》等著作。已经出版中译本的至少不下十几种。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层科学官员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理论发展的大胆接纳。
例如,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2年12月18日的讲话中说:
我们要努力破除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撕破披在科学技术上的神秘面纱,把科学技术从象牙塔中赶出来,从神坛上拉下来,使之走进民众、走向社会。……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识,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问题。……而且,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特别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xi]
又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xii]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表现。这些理论上的进步,又必然会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传播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2002年年底,在上海召开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办),会后发表了此次会议的“学术宣言”,[xiii]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清理。随后出现的热烈讨论,表明该宣言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xiv]
[i] Scientism通常译为“唯科学主义”,其形容词形式则为scientistic(唯科学主义的)。
[ii](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35页。
[iii](美)F. A.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108页。
[i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108页。
[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89页。
[vi] 此书最新的中译本:(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vii] 保罗·费耶阿本德的著作被引进中国,已经有三种:《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告别理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viii] 关于“科学大战”,可参阅(美)A. 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ix] 关于“索卡尔诈文事件”及有关争论,可参阅(美)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蔡仲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x] 关于“斯诺—利维斯之争”的事后评述,可见于本文注6《两种文化》中科利尼的长篇导言;斯诺本人对利维斯的抨击,可见于《两种文化》的另一个中译本(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中所收入的斯诺“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一文。
[xi] 载2003年1月17日《科学时报》。
[xii] 载2002年12月17日《人民政协报》。
[xiii] 柯文慧: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载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
[xiv] 围绕着这份宣言,出现在网上和纸媒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已经形成了大量文献。即将于2003年秋季召开的第二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将对这些讨论和争论进行回顾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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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由强调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向更强调个体和物质利益的文化过渡。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
文化传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行为意识和社会制度路径选择具有巨大影响,而文明进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社会系统演化是文化与文明两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化基于历史传承,文明基于科学进步,两者虽相互影响,却遵循着各自的规律。当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的张力保持一致时,两者会形成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和谐状态;
当文明进步与文化传承发生离变并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文明基于自身的进步规律会与文化产生摩擦。这时,制度创新成为协调文化与文明关系的内生性要求,并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引起文化的强制性变迁,以适应文明进步的价值观与制度范式要求;二是文化对文明形成掣肘,使人们的行为保持在与文化传承相适应的价值范式与制度范式之中。一种良性互动的结果是: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发展合力。
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与工业文明所必需的个体创新性不相适应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集文化变迁和文明进步于一体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对自然的依存,注重人与自然的整体协调关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并不局限于人的共同体内部,而是包容了天、人、道(客观规律)之间的根本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保持的多子分承的家庭财产分配制度、祠堂族田以及一些赈济与借贷性质双兼的仓、会经济制度,是与这种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制度安排。由于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的整体和谐理念对于民族行为意识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发展显著背离整体和谐的发展路径时,就会出现激烈的社会变迁现象。均富、和谐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意志与社会选择倾向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近代中国革命胜利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
文化缺陷往往伴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暴露出来,并成为文明进步的束缚。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相互调适,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对个人价值、自主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忽视,并导致个体盲从于整体与传统,滋长了守旧意识与等级制度观念,淹没了个体主动性的发挥。现代工业文明需要人们具有独立自主意识、创新意识,需要个体充分发挥主动性,需要人们独立决策、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而这些恰是受到传统文化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的。
因此,从这样的角度观察,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与工业文明所必需的个体创新性不相适应,以至于严重束缚了中国现代文明进步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集文化变迁和文明进步于一体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实行改革开放,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文化价值观与文明进步的要求相适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必然时期。
可见,正是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显然,这场制度创新,以彰显个体主体价值观为文化特征,以追求市场竞争主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以经济文明进步为社会发展向度,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由强调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向更强调个体和物质利益的文化过渡。
个体私营经济的独立自主意识与产权边界意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规则与自由流动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人的个体性、自主性得到了极大开发,个体主体价值观在这种经济制度创新中逐渐显性化,并对工业化、现代化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对个体主体性缺失的传统文化缺陷也具有显著的矫正意义。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值得反思的不和谐现象,其中分配不公与生态环境过度受损是两个典型的不和谐问题。这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个体主义价值观膨胀是密切相关的。
一些主体利用其占优的资源配置权,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资源配置,使得利益天平向自己一边倾斜。当这种倾斜达到一定程度(基尼系数、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是显示这种倾斜程度的指标),便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
正如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识下个体性往往容易被磨灭一样,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现象发展得过分突出,不仅会背离传统和谐文化的价值基础,而且同样会束缚社会效率与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现象,正在成为文明进步本身发展的障碍。这表明,如果个体主义放弃整体和谐是个体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一长期约束因子,就会表现出对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危害性。
因而,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值理念创新――构建个体与社会整体协同的和谐文化价值体系――已经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可见,放弃整体性前提的过度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必然要向将个体置于整体发展之中的和谐价值观发展过渡,否则任何个体最终都难以获得长久的幸福生活,任何文明进步都将因社会矛盾加剧而停止。拉美现象在本质上就是由过度个体主义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制度安排下的贫富差距扩大而引起的。这也就是新世纪初期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激发个体积极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个体价值观为基础的,这种个体价值观的凸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明进步的要求。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充分发达并暴露出大量缺陷之后的制度创新不同,中国是在一直缺乏个体主义价值观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因此,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创新必将随之而来。
由此可见,文明进步本身存在的“创新性毁灭”不仅存在于文明自身即新文明对旧文明的“毁灭”,而且也激荡着文化的演化,带来文化观念的革新。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中,个体价值观的发扬确实对工业化和现代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过度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对文明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并且已开始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产生危害。纠正过度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个体发展置于整体和谐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前提之下,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价值观条件。
这是一种和谐价值观的回归,但并非向历史上缺乏个体主体性的社会状态与文化价值观回归。这是一种经过了市场经济与个体主体价值观洗礼的和谐文化回归,是一种获得了市场经济的个体动力又指向整体利益协调的和谐文化回归。建立这样一种基于“个体―整体”统一性的和谐社会价值理念与制度架构,实现现代文明进步中的文化糅合与制度创新,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又一个必然时期,即和谐社会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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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建设目标,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战略决策。贯彻这一决策,就是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相承接,是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积极回应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以党的为标志,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现在我们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总体小康,文化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人民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越来越高。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位置。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还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步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同样,只有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更好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综观世界几千年历史,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有共同的精神家园。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进一步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撑。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发展机遇期,面临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持续推进的过程,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才能取得质的突破和巨大的成效。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党的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它鲜明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先进文化、有益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同时存在,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必须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思潮,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健康文化得到支持,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文化得到抵制,实现文化自身的和谐。
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我们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着力解决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力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切实抓好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教育,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思想文化环境,努力形成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文明礼貌的社会环境。
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始终坚持用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引领舆论。对社会热点问题、重大突发性事件,媒体要强化社会责任,维护群众利益,不回避矛盾,不激化矛盾,善意表达,科学引导,在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维护稳定上下功夫。要通过开展和谐创建活动,使和谐精神、和谐理念深入人心,从而大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倡导爱国爱家、诚信礼让等道德规范,以形成和谐社会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崭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
党的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全面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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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对伦理道德的传统高度重视,而“和谐”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主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先哲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中,不管是治国、做人、持家、人士、人文、从教、经商,都要把伦理道德放在第一位,自觉接受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关键词】和谐社会;伦理道德;市场经济
从古至今,伦理道德已成为人们价值观形成的思想道德基础,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离不开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扬弃。
针对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和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追求公平正义一直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理念的核心内容。《管子·形势解》中记载:“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管子·牧民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于“公”的解释就是“平分之,从八从厶。八犹背也”。上述这些观点,带有强烈的平等色彩。历代农民起义,所喊出的口号也是追求平等,如“均贫富”、“等贵贱”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狭隘的平等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没有上升到法权意义上的权利平等来认识,肯定具有无法弥补的缺陷。古人之所以对公平正义如此重视,一方面说明公平正义对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理想,公平正义是社会和个人的普遍追求。任何社会时代,只有公平得到体现,正义得到伸张,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繁荣进步。
在当代,公平正义观念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它要求党和政府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时,逻辑起点必须恪守公平正义的原则,必须使公平正义在社会每个阶层、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人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公平正义成为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追求和努力实现的价值取向。这里我们必须清楚,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公平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均贫富,公平体现的是人的基本权利的平等,公平是公民的社会回报与付出相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生产力总体水平的限制,社会的公平程度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越是这样,越应该尽量做到公平正义,因为公平与正义是人民的希望。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核心。社会的文明进步,来自于社会自身创建的公平正义的架构,以及生活在这一架构下的社会公民伦理道德意识中对公平正义的主张和实践。现实中,每个人都需要公平正义,希望自己获得公平正义,但是公平正义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准则.,需要每个人共同遵守,我们不能仅仅希望自己享受公平或者正义只降临在自己身上而不做公平正义的实践者,只有每个公民都为公平正义不懈努力的时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理想才能变为现实。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上至治国安邦的举措,下至个人的行为活动,无不受到礼的指导和约束。“礼”作为“法”的必要补充,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职能。从广义上说,我国古代的“礼”是泛指典章制度、社会规范以及相应的仪式节文规矩。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这纲纪也。”(《荀子·劝学》)此外,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和程颐也曾说:“礼者,人之规范。”(《河南程氏粹言》)这些都是指广义的礼,涵盖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
市场经济是一种诚信经济,和谐社会是一种诚信社会。诚信成为融洽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元素。明礼诚信是处理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乃至国家与国家关系的道德准则,缺乏诚信,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都无立身之处。《孟子·离娄上》中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韩愈在《原道》中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曾国藩在《复贺耦庚中丞》中说:“窃以业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要求,是每个公民不可或缺的个人无形资产,诚信的约束不仅来自外界,更来自我们的自律心态和自身的道德力量。
和谐,追溯其词源,意即和睦协调。和者,睦也,即和衷共济、内通外顺;谐者,合也,含顺畅协调、相辅相成之意。作为伦理道德的范畴,“和谐”一词源远流长,从孔子的“和而不同”到孟子的“天人合一”无不包含着“和”与“合”的文化伦理精华。
中国传统和谐伦理思想丰富而深刻,老子、庄子、孔子等不仅对人类生命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透辟的论述,而且在极为明晰的哲理思辨中还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原理,指出了人对自然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及如何践履这些准则的方法,提出了崇尚自然、尊重天地、无以人灭天、天人不相胜等环境伦理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德规范,开创了和谐伦理思想的先河。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人际关系的“和谐”理论是十分深刻的,它能够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适度、适时、适当的和谐状态,并为中华民族带来稳定与祥和。将“和谐”用于人际关系,则能“宽则得众”,以宽和的态度待人,就会取得众人的信任。他们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都极有启发意义。只有与自然界保持和谐,合理地利用自然界,人类社会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才能既满足代内需求、实现代际公平,又能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但是,中国古代关于和谐的思想有着它的历史局限性,它的伦理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有很多糟粕的成分,也必须进行扬弃和改造,使之成为我们构建新型的、和谐的伦理道德的一部分。
市场经济是有规则的经济,每个人必须在遵守信用和法律的条件下行事;每个企业必须在遵守信用和法律的条件下生产、经营,自由选择合作、买卖、转让,经营亏损企业依法破产赔偿;政府行为也必须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要建立和谐的经济秩序就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用制度创新促进和谐伦理构建,这是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构建的重要途径。
首先要通过信用制度创新,强化信用约束机制,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构建。信用制度包括个人信用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完善信用制度必须建立个人通过信用方式获得支付能力而进行消费、投资和经营的制度,建立资信评估、资信调查、信息咨询的中介机构,建立社会信用管理监督系统。其次是强化信用的法律保障,维护信用秩序。要从立法上明确法律责任,从司法和执行上落实法律责仟,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就可以通过制度的约束实现道德约束的硬化,使个体的道德意志上升到群体道德意志,使人们在遵守制度中,实现从他律到自律、从必然到自由的超越。显见,制度创新是伦理建构的前提和保证。
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体系,推进道德建设的现代化,是伦理建构的内容和基础。首先,市场经济的伦理建构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规律为基础。不仅要树立利益导向、等价交换、社会需求决定生产等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观念,而且要继续进行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社会主义道德的教育宣传。其次,市场经济的伦理建构必须体现市场主体的基本特征及主体间的伦理关系。要促使血缘伦理、地缘伦理、亲戚朋友伦理向适合于整个市场、社会的普遍伦理发展,实行普遍尊重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的主体责任伦理,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此外,市场经济的伦理建构必须把伦理体系的选择、继承、创新结合起来。我们需要继承传统的儒家伦理,因为它是以善为价值取向、以人的群体为价值主体的;继续发扬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公而忘私、集体协作;对西方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伦理观进行有选择地创新,吸收以功利为价值取向、以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伦理道德的合理因素。
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建构关键在于实施和运作,因此,离不开社会组织结构的道德协调。首先是通过政府进行道德调控,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不偏离市场的目标,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其次是加强社会结构包括消费者、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的道德监督管理。此外,还要营造公众舆论环境,通过教育和宣传进行道德评价、道德教育,提倡规范的伦理观念,制约和约束不守伦理的行为。
人类社会包括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方面,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固然反映并服务于社会存在,但它同时又作用于社会意识本身。这不仅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充实和完善自身的需要。当政治、法律思想借助强制的力量与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调整社会的秩序时,伦理道德可以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强化人们遵纪守法的内心信念。
[1]祝成生著.和谐文化与伦理秩序的当代重建[M].群众出版社,2008.
[2]王铎.略论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相互支撑与和谐发展[J].商业文化(上半月),2011,(3).
[3]牟永泉.崇尚伦理道德 促进人际和谐[J].经济师,2010,(7).
[4]赵志浩.扬弃传统伦理道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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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色鹿》是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故事改编,由中国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1年出品的动画美术作品。《九色鹿》等作品弘扬和传承了丰厚的本土传统艺术,在音乐上,使用的中国独特的戏曲音乐和民乐,雅俗共赏,别具韵味。成为20世纪70、80后心中的经典动画形象,它用艺术的手法在人们向善与因果等朴素的佛理上做到了完美的阐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动画片《九色鹿》美术造型的文化象征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国产动画片《九色鹿》,1981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录制完成。该片的导演是中国动画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第一代动画导演钱家骏先生。《九色鹿》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剧本早在“”前就写好了,因为它取材于佛教故事,并且当时人们认为这部片子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因果报应”的思想,在“”期间因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而被迫夭折。
《九色鹿》的故事出自敦煌莫高窟第257窟的北魏时期壁画《鹿王本生》。北魏时期的壁画绘画风格十分粗犷大气,隋唐时期的壁画绘画风格则更加细致丰满。作为一部动画片,《九色鹿》采用了北魏画风作为基调,同时融入隋唐时期的绘画风格。虽然动画片吸收了诸多风格元素,但不论是音乐还是绘画,《九色鹿》都保留了非常浓厚的敦煌壁画的味道。
《鹿王本生》是一个经典的佛经故事,讲的是佛祖释迦摩尼前生所经历的事迹。将佛经故事绘制成壁画,又由壁画改编成动画,其背后的文化象征意义也有所不同。佛经原著中更加强调了佛祖大慈悲和大无畏的救世精神,以及轮回转世的佛教理论;而这幅敦煌壁画则更加强调善恶有报的佛学思想;而《九色鹿》作为一部动画片,弱化了佛教的味道,更加通俗,更有劝诫人们多做善事,不能见异思和迁恩将仇报的说教意味。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正统思想,也就是我那个时期的动画片里最多宣传的传统美德。
绘画是一种空间艺术,不具有时间的流动性。因而,中国古代的长卷式构图成为了用绘画讲故事经常采用的方式。5世纪,佛教鹿王本生的故事传入敦煌,这幅壁画也受到了中原绘画形式的影响,即不同于印度的圆形浮雕形式,也不同于龟兹的组画格式,而是呈现出连环画式的长卷构图。
画面整体的布局和颜色都非常和谐,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用色古朴而厚重,线条粗旷而奔放。加上岁月的磨砺,显得更加沉稳,更有韵味。国王头戴日月冠,穿着长裙,明显是受到了波斯风格的影响;采药人的缠腰是印度风格;驾马车的人穿的是我国北方的胡服。这说明这幅壁画受到了各地文化风俗的影响,艺术家把这些风格元素融合得非常协调统一,艺术家的胆量和智慧体现的淋漓尽致。
动画片《九色鹿》中的角色造型大量吸取了敦煌壁画中的绘画元素。以线条为主要表现形式,但壁画更加粗旷,动画则更加细致和完善。角色造型更具符号化,正面角色无比光辉美丽,而反面角色则丑陋不堪。
1、九色鹿
动画片中的主角九色鹿有明显的女性特质,抛弃了大漠的狂野和粗线条,变得婀娜多姿,温婉动人。身体洁白,身上有五块月牙形的彩色,具备了身为鹿王的神采,同时又又让人觉得温和亲近,不论是儿童还是大人都会喜欢这样的角色造型。这样一来,去掉了佛教壁画的严肃和深奥,更加通俗和直接,很大程度的扩展了使受众群体。正如印度的佛造像当中,观音菩萨的造像都是男性,而传入中原地区之后观音菩萨的造像全都变成了女性。这无疑体现了中原地区人的审美取向和审美习惯,认为一个充满慈爱和怜悯之心的角色,就应该是一个女性。
佛经当中的九色鹿是跪在国王面前向国王陈述的,而壁画当中的九色鹿是站着的,身姿高傲挺拔,优美自然。动画片的九色鹿继承了这一点,同时更加的温润善良,极具亲和力。
2、采药人
壁画当中的采药人在被九色鹿救了之后身体是还是白色的,此时的他还是一个普通的人,人物的形象也和其他人物的形象类似,并没有在人物造型上体现出他是一个坏人。当他把九色鹿的所在地告诉国王,并带国王来捉捕九色鹿的时候身体已经变成青色,长满了白色的赖疮。说明当它违背了他的誓言的时候,应有的报应很快就来了。而动画片中的采药人开始身体是棕色的,纤瘦弯曲的身子,尖嘴猴腮,一字连心眉,眉眼间都体现出他是一个坏人,与其他的兵士和百姓以及国王有很明显的区别。当他心生邪念的时候,身体就立刻变成了青色,蚊虫立马就上来咬他,动画片把他的坏体现到了一个极致。
壁画中强调的是“报应”这一佛学思想,所以人物造型没有明显的体现出人和人的区别,在人物角色的定位上没有明确的性格定位。而动画片在塑造角色上,更注重典型性,符号化。
3、舞伎和飞天
动画片中的舞伎和飞天都明显的借鉴了敦煌壁画当中的天宫乐伎造型。上身赤裸,身姿柔美。比起敦煌壁画来,动画片中的舞伎和飞天线条非常细致完美,色彩柔和。飞天的那一抹红裙更是非常的精彩。整个画面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也很强。敦煌壁画中的很多天宫乐伎和飞天都画了一个圆润的腹部,而动画片把这一特点更加放大和凸显,使舞伎和飞天更加的韵味十足。
4、国王和王后
动画片中的国王没有借鉴敦煌壁画,服装的样式和肩部的图案都来源于先秦时期的帝王冕服。但按照古代规定,凡穿冕服者必戴冕冠,这个国王并没有戴冕冠。王后的服装和唐朝女子穿的坦胸衫非常相似,但又不是很典型。一个先秦帝王和一个唐朝皇后,不得不说,动画片在这两个角色的设计上确实不够考究。但动画片本身没有说明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仅仅是表现身份而已,也没必要太过追究。况且《鹿王本生》壁画图本身也是五花八门的服饰。
场景造型同样是借鉴了我国传统绘画和敦煌壁画中以勾线为主的方法。线条简洁,流畅,疏密有致。粗细软硬结合。
在用色上,有较多的土红、石青、石绿、熟褐、土黄、黑、白、灰、金、银等。用色虽然不多,但却非常的丰富饱满,绚丽多彩,既古朴典雅又具神韵,且敦煌壁画的味道十足。既烘托了九色鹿的形象,又营造了叙事故事的极好氛围。
1、大漠
画面是金黄的色调,一望无垠的大漠,到处都是沙丘和沙纹,远处是彩色的山栾。线条时而柔和时而锋利,颜色古朴大气但绚丽多彩。据当时的 场景设计师冯健男先生所述,西边红色的是火焰山,东边的是秦岭山脉,象征着古代丝绸之路。
2、森林
这里采用了稍淡的土红底色,据冯健男先生说,这正是敦煌莫高窟门前的一棵高大的树,格外茂盛。动画片里把他画成了白色的树干,满树的硕果,与姹紫嫣红的鲜花对应。大树和花草的设计非常具有装饰性。花丛分前后景拍摄,把九色鹿置身于花丛之中。表现出了春意的盎然和九色鹿的神奇。
3、皇城和后宫
《鹿王本生》壁画图里并没有出现皇宫和后宫。动画片里的皇城参考了嘉峪关城楼。古朴而庄严有气势。城里的城墙用了五彩的马赛克格子,显得很华丽。
皇后的后宫里,色调阴冷。同时借鉴了敦煌千佛壁的形式,在墙上画满了九色鹿,暗示了皇后对九色鹿的占有欲和贪婪。
“敦煌――祖国沙漠中的绿洲,古代文物的宝库。莫高窟无疑是宝库中的明珠。它保存着无数古代不知姓氏艺术家的手绘真品。这里叙述的,是其中一个古老而优美的故事画赞??????”这是写在动画片《九色鹿》开头的一段话。钱家骏先生和他的团队就是怀着这样虔诚的心来到敦煌,通过不断的临摹,学习,研究,最终制作出了这部美丽的动画片。
动画片中,不论是角色设计和场景设计,还是故事剧本和音乐配音,都体现出了很深刻的文化内涵。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研究和探索,因此才会拥有那么多值得去探究的文化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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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制度,既是社会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也是各国人民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而建设宪政国家,实现社会和谐,都离不开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宪政文化的发育和成熟,根源在于“文化是体制之母”。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培育宪政文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宪政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宪政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全文如下: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宪政国家,都离不开宪政文化的打造和弘扬。宪政文化不仅为一个国家建立宪政制度提供理论支持,而且还为一个国家实现和谐社会奠定政治文化基础。因此,深入探讨宪政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学术界对宪政文化的全面关注始自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从社会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文化应包括与行宪有关的各种思想意识、制度、组织机构和一定的政治、经济状况。
二是从文化角度解释,所谓宪政文化就是人类在追求和创建宪政这一政治形式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宪政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组织机构。
三是从法律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文化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它是指一国公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宪法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宪法现象,并直接影响人们宪法行为的、具有普遍性并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和观念的总称。
四是从民主政治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潜移默化为社会大众较为稳定的思想方式、心理结构形式、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习惯,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宪政文化。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宪政文化的基本内涵,但对宪政文化内涵的特殊性缺乏深入分析,因而容易导致宪政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的混淆。
对宪政文化的解读尽管各有千秋,但中心意旨则都指向了宪法和宪政。创制宪法是实施宪政的前提,而宪政是以宪法规定的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是宪法的实施状态。但是,人类政治实践表明,并非所有宪法之花都能够顺利结出宪政之果。因为“宪政之于宪法,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就是说,作为静态的宪法要转变为动态的宪政,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宪法的实施,也取决于宪政文化。
我们认为,所谓宪政文化就是社会成员对宪政的认知、情感、态度和信仰的总体倾向。它反映着人们对民主、法治、人权、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普遍认同和坚定信仰,蕴涵着人们对政府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理念,以及对围绕宪政发生的现象与行为的政治评价。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来看,宪政文化属于政治主体的一种主观认识,它形成于各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是现代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和谐社会构建与宪政、宪政文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为和谐社会不仅包含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观,而且和谐社会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依靠的根本手段是宪法和法律。从当今世界来看,各国社会发展追求的都是和谐状态,各国政治发展追求的都是宪政形态,各国文化发展追求的都是宪政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达到了和谐状态,那么该国的政治运作一定是宪政形态,该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形式、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习惯一定表现为宪政文化。因为惟有宪政才能确保政府按照宪法和法律进行社会管理,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使社会处于和谐状态;惟有宪政文化,才能确保宪政成为调控和维护社会的权威形式,从而使社会和谐保持持续状态。
二、宪政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实现后能否持续,不仅取决于我国社会各领域的制度创新,而且取决于宪政文化的培育和形成。
第一,宪政文化奠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文化基础。
从人类社会变迁中可以发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别不仅体现在社会的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体现在社会的政治文化方面,亦即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在一种相应政治文化的支撑下,才能实现正常运作与稳定发展。只有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处于一种相互适应的良性关系,社会才具有一种既有序又和谐的发展状态。
因为政治文化不仅对现实社会起着维护和延续的作用,而且发生嬗变的政治文化还可能带来现实社会的迅速变迁。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一种新型政治文化支撑,这就是宪政文化。如果一个国家形成了宪政文化,其民众的政治权利意识强烈,对宪法和法律的认同程度较高,参与政治相当热情,政治态度比较宽容,而且善于接受社会的政治变革。因此,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社会的政治文化基础——宪政文化。
第二,建设宪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既包括社会利益层面的和谐,也包括社会文化层面的和谐。从一定意义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文化层面的和谐,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因为文化和谐是一个社会最深刻、最持久的和谐,所有社会的政治文化总是与该社会的制度,特别是与该社会的政治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不管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发展社会主义宪政国家,都需要传统政治文化的不断创新与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愈益丰富、多元,在此状况下,只有建立宪政文化体系,才能融合各种社会文化,整合人民内部不同利益诉求,化解各种利益矛盾,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第三,宪政文化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志。
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在于该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能够实现和维持一种协调性的发展。忽视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都会给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带来严重影响。相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来说,政治文明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因为没有政治文明提供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社会和谐不仅无法实现,而且物质文明提供的物质支持、精神文明提供的智力支持也不可能是持续的。我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社会制度和法律建设的程度较低,民众的民主法律意识淡薄,这就更需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建设政治文明就是要实现宪政文明,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只有建立和实行了宪政制度,才会有真正的政治文明。而宪政的基石在于宪政文化,没有宪政文化的建构与弘扬,就没有发达的政治文明,更不会有社会的繁荣与和谐。
第四,宪政文化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行为规范。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善治的社会,“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关系必定众多而复杂,要使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运行状态,就需要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和谐的社会,理应是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社会。公民与政府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保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和提高。
因为公民政治参与能够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促进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同时,它能增强政治系统的传导和反馈功能,有利于政府的正确决策,及时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证明,政治参与带来的政治稳定程度,与政治制度化成正比。因此,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就必须普及宪政文化,实现政治的宪政化。因为一个国家的宪政和宪政文化取得了根本性的发展,不仅意味着该国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且更意味着该国民众政治参与行为的理性、规范和有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公民与政府之间不仅具有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公民理性的、规范的和有序的政治参与行为有助于和谐社会的维护。
宪政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制度,既是社会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也是各国人民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而建设宪政国家,实现社会和谐,都离不开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宪政文化的发育和成熟,根源在于“文化是体制之母”。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培育宪政文化。
第一:加强宪政教育,培养和普及宪政观念。
宪政文化的形成源于宪政观念的确立和传播。培育宪政文化,建设和谐社会,首先需要对公民加强宪政教育,培养和普及宪政观念。宪政观念发端于西方,其内容非常广泛,但其核心内容在于宪法至上观念和公民权利观念。宪法至上观念是宪政文化的最基本内容,它表明社会成员对宪法权威的普遍认同,也显示人们对宪法的高度忠诚;公民权利观念作为宪政文化的基石,它既要求国家承认公民的各种权利,也要求国家保护公民的各种权利。培养我国公民的宪政观念,需要做到:首先,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宪政文化赖以发展的根基,是宪政文化得以生成的最原始动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法治、平等、权利等宪政观念会愈益深入人心。其次,加强宪政理论研究。宪政理论是宪政文化的载体,对其加强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和巩固公民的宪政观念,而且为宪政文化不断地输送新的内核。再次,普及公民的政治意识,塑造公民的政治人格,提高公民的政治能力。
第二:建设和实施宪政制度,促进宪政文化的发展。
宪政文化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对我国而言,其依赖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前提下,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就变得尤其重要。由于全国人大及其会担负着监督宪法实施的重任,因此,推进我国的宪政建设,需要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结构的完善不仅直接关涉到人大职责和功能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履行和发挥,而且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发展程度。因此,应该依据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状况,逐步扩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把竞争机制引入选举。同时,在继续理顺人大与党、政府、司法机关和各种社会团体关系的基础上,优化人大的代表结构,逐步实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制。
第三:吸收先进宪政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的宪政文化。
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在我国绵延了两千多年,与之相应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民众影响深远,造成民众具有顺从谦卑的文化性格,自我的权利意识淡漠。这说明,我们只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改造,大力弘扬公民权利文化,才能建立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宪政文化。“如果不深究西方宪政文化所反映的阶级内容,单从形式上看,西方宪政反映出一些人类宪政文化发展的共性”。因此,我们在改造传统政治文化的同时,必须吸收先进宪政文化的优秀成果,合理借鉴一切宪政文化发展的有益经验,才能使社会主义宪政文化具有特色和活力。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植根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因此,我们应以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来思考我国宪政文化的建设,对西方宪政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学习和吸收对建设和谐社会有益的理论与思想,使我国的宪政文化得到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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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对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成果有限。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摘要: 随着旅游开发的进一步深化和旅游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日益明显, 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使之成为旅游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 旅游; 社会文化影响; 理论, 研究方法; 简评与展望。
论文正文: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
随着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迅猛发展, 旅游给目的地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 因此,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开始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 国外对旅游的社会影响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通过文献检索, 共检索到167篇文献, 研究角度主要涉及旅游综合影响、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及旅游影响的测度和方法等方面。
在旅游对社会的影响上, Qieqi ( 1978) 等人在美国Virgin岛所做的研究表明, 当地的社会和家庭结构并没有因为旅游业而产生多大的变化。L iu和Xierdun等人于1987 年在土耳其所做的一项跨国研究亦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 Luomance在1978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美国特拉化州的居民抱怨旅游导致了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逐渐缩短了, 旅游使传统形式的社交活动越来越少了。
Bisitezaruo (1989) 在对奥地利一个乡村的研究中就指出: 旅游并没有使休闲游憩设施的实用性得以增加。这一结论与大多数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与此同时, 米尔曼和皮扎姆( 1988 )也在他们对佛罗里达中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当地居民不能理解旅游对提高道德、诚实、礼貌、行为态度、人们相互间的信任等有何种贡献。
与旅游相伴而生的许多其他的社会文化问题是与旅游开发强度相关联的, 过多旅游者涌入目的地增加了人们生活的密集度, 也增加了旅游者与当地人共用设施的拥挤度。[ 1 ]过分拥挤降低了旅游经历的价值, 也给当地人造成了额外的压力。著名的以色列旅游学者Cohen (1978) 提出: 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旅游的负面影响上是过分了, 对于此问题应考虑到旅游对目的地整个社会的综合贡献。显而易见, 对于许多落后地区, 旅游可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 促进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带来的文化冲击着接待地的传统伦理观念, 使社会和家庭的凝聚力减弱、环境和生态遭到破坏, 动摇着整个接待地的社会基础。因此, 相对来说, 国外对旅游消极的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视, 也较多一些。
相比较而言, 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这一领域里, 国内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国外。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1970年代末, 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 旅游学术研究显得非常薄弱。尤其,旅游给目的地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更是如此。同时, 由于旅游影响研究从起步之初就并非建构在对旅游业发展高屋建瓴式的前瞻性防范研究上, 而是一种由于问题的暴露而不得已进行的检讨和探因式的后补性研究, 因而旅游影响研究一直滞后于旅游学研究的其他领域。[ 2 ]直到20世纪90年代, 随着人们对旅游的认识不断深化, 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 旅游经济不是旅游的领头学科, 仅仅是旅游研究的一个分支。国内的旅游社会影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91年南开大学的刘振礼教授在河北野三坡进行了有关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效应调查研究, 得出了旅游的社会影响以有利方面占主导地位, 尤其以经济方面最为突出的结论, 研究结果发表于1992年《旅游学刊》的第3 期上, 这是国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关于旅游社会影响的学术论文。但是,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 十余年间国内公开发表关于旅游社会问题的文章一共仅有20余篇。近十年间较有代表性的旅游社会影响研究有申葆嘉(1992) 的“论旅游接待地的社会压力问题”, 戴凡和保继刚( 1996) 的“旅游社会效应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为例”, 郑何敏( 1996) 的“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赵刘平( 1998) 的“再论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影响”, 王宪礼、朴正吉(1999) 等的“长白山生物保护区旅游的社会效应分析”, 王雪华(1999 ) 的“论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 李建欣(1999) 的“国外旅游社会学管窥”, 刘纬华、肖洪根(1999) 的“对西方旅游对社会学研究中新迪尔凯姆学说的分析”, 2001 年和2002 年肖洪根的“对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认识(上、下) ”等。
从统计的论文可以看出, 国内旅游社会效应以有利方面占主导地位, 但是旅游对传统文化、居民生活压力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负面作用。
1. 国外相关理论引介。
国外关于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理论成果颇丰, 主要有旅游发展阶段理论( G. V.
Doxey, 1975 ) 、旅游生命周期理论( R. W.
Bulter, 1980 ) 、社会交换理论( J. AP, 1992 ) 、社会表现理论(RL. Pearance, 1996) 、游玩理论、补偿理论、冲突理论(Bystrzanouski, 1989 ) 、分配理论( Pearce, 1989) 等。西方学者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运用这些理论来阐释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 国内研究也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一些学者在翻译和引介这些理论方面作出了努力。肖洪根对国内外旅游文化研究进行评述, 以及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动态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归纳。宗晓莲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理论、观点、流派及发展的介绍。张晓萍翻译了《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
一书。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一书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内容、理论、方法等进行梳理与评述,并提出不少独到见解。刘赵平详细引介了社会交换理论, 并将其理论化的概念模型在其对野三坡旅游研究中加以应用。“社会交换理论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理性行为的社会学理论, 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互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的满足。”应天煜较全面论述了社会心理学范畴的社会表征理论在旅游学的应用, 认为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来源与直接经验、社会互动和媒介三种形式, 并倡导运用此方法对居民群体进行划分, 以获得不同居民支持并有助于旅游发展。
2. 国内学者的理论创见。
国内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研究起步较晚, 大量的研究是建立在西方的理论之上并试图对其作出验证与回应, 理论创见不多。李有根认为应将居民群体感知旅游关系的社会知觉, 这种知觉具有选择性、恒长性、理解性和动态性等特征, 研究中应注意居民的积极反映和消极反应, 以及二者转变的条件。刘赵平划分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三个基本层次, 总结了三种理论: 发展阶段理论、涵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王妙应用比较文化理论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进行分析, 认为是主客之间的文化差距产生了示范效应。
3. 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采用的主要方法有: 系统分析法、游客属性法、时空对比法、发展阶段法—目的地生命周期模型、旅游影响尺度的量化模型———TIS模型等。
近年来我国对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成果有限。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相关成果的介绍、模仿与回应, 缺乏系统的研究理论方法和学术著作。个案研究点也相对狭窄, 尚有很多尚未涉足的地区, 如少数民族旅游地。特别是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研究有待深入与加强。
首先, 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同时, 应在实践中充分验证其对我国旅游地居民的适用性。因国内外旅游发展形态、特征等不尽相同, 吸收国外理论并使其本土化, 对于研究结果的真实性非常重要。
其次, 旅游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影响错综复杂,其中涉及文化、艺术、民俗、信仰、道德等诸多方面。研究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必然要运用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 应注重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的交叉适用, 丰富研究视角。
再次, 拓展旅游地研究区域及类型, 如乡村旅游地、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地、生态博物馆等。并应开展不同旅游类型区域居民感知的比较研究, 以揭示我国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共性与个性。
最后, 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存在渐变性, 因此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因素往往是深层次的、不易察觉的。从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角度, 以人为本, 探究居民生存境况、心理状态、价值体系等人文底蕴, 有助于真实地了解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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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大学建设在大繁荣、大发展的前提下,大学文化建设也存在一定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大学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本文主要试图从大学文化建设角度来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其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大学文化建设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竞争力,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有利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引导全社会思想道德上的共同进步。
大学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师生的不断传承和创造,为大学所积累的精神成果以及蕴含在大学制度、大学品质和大学产品(人才和知识)中的文化特色。大学文化是在大学校园这一特定场所内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物质存在的历史价值,并对社会文化起着传承、示范和辐射的作用。概括的讲,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所谓大学精神,主要指在大学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那些一贯的、持久的、为全体成员所共享的、并引以为豪的大学文化理念和文化品质,它既指大学中全体成员的言行中所渗透的一种主导意识,也指他们所具有的精神活力状况和精神气质。学精神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积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起来的。一所大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大学精神的存在。
所谓大学校园文化是指以大学校园物质形态(校园环境、教学设施等)为基础的,以师生特有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为核心的,以校园特色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由师生参与创办的报刊、讲座、社团、沙龙及其他文化活动为表征的精神环境、文化氛围。大学校园文化直接影响高校师生的软环境,对于浓郁人文氛围、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形成优良的教风学风和工作作风、激发创造力、增强凝聚力、弘扬主旋律,都能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是高等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精神和大学品牌的重要体现。
校园文化的内涵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物质文化,主要是指:校园物质环境,这是精神文化结晶方式的实体存在;第二层是制度文化,主要是指:各项校纪校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人际交往活动的方式;第三层次是行为文化,主要指师生员工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各类群体、社团的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表现出的校风、班风、学风等;第四层次是精神文化,这里主要是指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等。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大学校园文化这座大厦,应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遵循着以物质文化为基石,制度文化为屋架、行为文化为砖瓦、精神文化为砥柱的思路,着重提升大学校园文化品位,增添校园学术气息,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逐步形成文化层次多样的校园文化体系。
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精髓,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大学精神形成的载体。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如果离开大学精神就将迷失方向,大学精神如果离开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就将无所依附。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大学承担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人才、攻克科学难关、孕育精神文明成果的重任。大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关系大学能否完成使命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根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的运用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建设中,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大学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正确处理好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着力培育和发展大学文化。
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文化的精神支柱和本质所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着眼于激发和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而做出的战略部署。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着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走向,具有其他任何价值体系都不可替代的先导性和影响力。只有旗帜鲜明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师生加强自身价值体系建设正确解答师生在现实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才能不断增强广大师生的思想共识,增强学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从根本上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筑牢大学文化建设的根基。
一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保证正确的办学方向。大学文化建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建设优秀大学文化的根本保证,也是构建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应把大学文化建设纳入学校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营造良好氛围,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全校共同参与的格局。必须坚持先进性要求,突出主旋律,提倡高品位、高格调。要吸收世界进步文明成果,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努力建设既有深厚底蕴,又充满生机活力的科学民主、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大学文化。
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原则确定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和办学定位。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如何办好大学,这既是大学办学的基本要旨,也是大学文化特色的本质所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大学文化建设要着眼长远,凝炼目标,明确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注重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提炼和形成校园文化精神。
三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凝聚高层次创新人才。大学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是教师,尤其是具有人格魅力和学术造诣的大师,以及优秀的教学科研骨干。大学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学术本位、崇尚科学的理念,坚持以教师为主体,加强学科整合,大力引进高水平人才,全心全意依靠教师共同建设学校,尤其要重视中青年教师的骨干作用。在校园中要倡导学术民主精神,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倡导学术包容。
四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德才兼备的未来创新型人才。大学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努力推进思想理论课教学改革,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对国家和民族有责任感、对真理正义有执著的追求,自觉地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体现在对社会的服务和奉献之中。同时,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民族文化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社会服务意识。
五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设计大学学校制度。制度设计应该体现出激励导向,特别是人事分配制度、科研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学术评奖制度等,都应该着眼于为人的创造才华提供展示的舞台。同时,制度设计应该体现民主治校理念,保证师生对学校重大事项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断创新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和载体,注重校园文化建设的先进性、时代性和实效性,不断增强校园文化活动对学生的吸引力。
总之,大学文化建设任重道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其提供了原则与方法,并将成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 剡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与对策分析[J]﹒新学术论坛﹒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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