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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TA 在南海问题、能源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重大而敏感的地缘战略议题上，对于维护中国经济与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运行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对我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和东亚区域竞争造成重大而复杂的影响。以自贸区战略为依托的国际竞争越来越区域化和综合化，对我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战略有着深远影响，我国应将自贸区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关键词：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 经济安全;国家利益。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下文缩写为 CAFTA)已经正式运行了三年多，这是世界上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下文缩写为 FTA)，它的创建和运行意义重大。CAFTA 不仅会促使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实现“双赢”，有助于这一地区尽快从金融危机中复兴，而且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也是个有利的契机;它不仅影响了我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关系，而且对我国的宏观战略和国家利益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将主要从地缘经济学的视角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代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是地缘经济学，即从地缘视角将经济事务与政治事务相联系，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成为地缘经济学的主体理论。[1]164在这里的“地缘”概念其实是指民族国家以国家领土作为地理含义上的竞争单位。可以说，地缘政治学家研究的是宏观地理概念上的国际关系，而地缘经济学家研究的是微观地理概念上的国际关系。[2]402地缘经济学理论的着眼点并不是单纯的国际经济问题。它试图从地缘关系的视角来探讨特定地理空间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及政治利益的互动，并为各国的区域经济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它所研究的问题是，一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如何从地理的角度出发，保护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和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它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利益、经济权力和经济安全。本文以地缘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研究CAFTA 对中国的宏观战略和地缘竞争的重大意义。
CAFTA 的建成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内贸易，减少我国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推进我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避免因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严重打击我国的贸易出口，增强我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并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CAFTA 将使中国和东盟结成一个统一市场，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并且双方实行优惠的投资政策，力促投资自由化，改善了投资环境，必将释放双方相互投资的潜力，也有利于增强发达国家的投资信心，更好地吸引区域外的国际直接投资。近年来，随着 CAFTA 的建设进程，中国和东盟的相互投资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正以每年 60 %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也保持稳定增长。[3]13据东盟专家组估计，CAFTA 的建成将减少中国和东盟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积极促进区域外贸易向区域内的转移。双方自贸区的建设也有利于中国获得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一些物资和资源。比如东盟国家贮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橡胶、木材和锡、铁、煤、镍、铜等矿物资源，使我国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而减轻了我国在国际能源和资源市场上面临的巨大竞争压力。这些将有助于减少我国对欧美经济体的过度依赖，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同时也可有效增强我国和东盟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促进地区的蓬勃发展。
CAFTA 是中国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有益尝试和良好开端。CAFTA 的成立带动并促成了日本、韩国与东盟之间、中韩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的波动效应，刺激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引发了东亚地区的一体化浪潮。一方面，CAFTA 有助于构建“中华经济圈”，促进我国与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互动增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开发和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我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有利于双方应对北美、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CAFTA 的发展前景可能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届时将形成东亚、北美和欧盟三大区域间的地缘经济竞争，战略意义颇为深远。
CAFTA 的建设将促进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涉及到三大政策体系：CEPA(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PECO(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一，CEPA、PECO 和 CAFTA 这三大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体系可以形成连接南部中国和整个东盟的经济大动脉，这是区域经贸一体化的崭新格局，并且这一经济现象越来越引人注目，经济效果越来越明显清晰，战略意义越来越不可忽略。[4]4其二，由于云南、广西等西部省区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的桥头堡，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CAFTA 的建设将促进这些西部省区的经济建设跨越式发展，为其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有助于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实施。而且，云南和广西是地处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关系到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其战略意义也不容小觑。
CAFTA 在南海问题、能源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重大而敏感的地缘战略议题上，对于维护中国经济与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其一，有利于避免扩大南中国海争端，维护我国的海洋资源权益。中国与东盟的一体化建设，显然有助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缓解紧张局势，共同开发资源。其二，拓展我国资源的进口渠道，开辟稳定的国际能源战略通道。这有助于解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能源瓶颈难题，也有助于解除我国在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上的“马六甲困境”。正是由于东盟国家扼守我国海外进口石油运输线的咽喉，所以与东盟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我国和平崛起的地缘经济环境。[5]11其三，发展与东盟国家间的紧密友好关系，有助于钳制台湾的“南进战略”，摧毁台湾当局“实质外交”的政治图谋，同时也向台湾展示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影响力，促使其积极发展与大陆的经贸关系。自从 CAFTA建成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 CEPA 谈判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继 CAFTA 协议之后，东盟也启动了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并且还与美国修订了新的经贸合作条约，这既是东盟要在东亚合作中发挥领头作用的一贯战略的延伸，同时也是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大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存在地缘经济竞争关系的反映。
(一)CAFTA 对中日之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影响。
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并力图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雁。日本在亚洲的作为，最集中体现在日本对东盟的政策方面。中曾根曾经说过“没有东盟的繁荣，就没有日本的繁荣”，“与东盟国家保持友好密切的关系”，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本政策之一”。[6]50日本把东南亚地区看作其“后院”，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率先走出与东盟建立 FTA 的跨越性步骤。
但在受到中国首先与东盟达成自贸区协议的刺激后，也增强了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并在 2003 年与东盟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拟于 2017 年建成东盟 - 日本自由贸易区。日本在亚洲的地缘经济战略目标是：在东亚实行以日本为领头的“雁行发展模式”，实现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共同体”，以抗衡来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两大区域经济集团的竞争和挑战，从而也奠定日本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以区域为依托实现日本的“世界大国”梦。
中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地区大国，为确保和扩大自身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应对欧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力挑战，中日两国都将亚洲作为依托，十分注重发展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所以，中国和日本的 FTA战略都将东亚列为首先考虑的对象。[7]62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竞争。
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从与东盟的国际贸易来看，日本比起中国来对东盟国家的影响相对更大;在对东盟的国际投资方面，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要比中国多得多;而在亚洲金融领域，日本与中国一直都在暗中争夺亚元的主导权，日本总以为自己应成为亚洲区域货币的整合中心。但是，相对于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影响力的逐步下降，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迅猛发展、国际地位的快速上升，都使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要远大于日本，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和对地区经济稳定和安全的影响力也更大。CAFTA 的建成，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战略的成功开端，必能挖掘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和相互投资的巨大潜力，实现双方经济飞跃发展的“双赢”，从而增强中国对日本的地缘竞争力，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权力，并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中的主导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CAFTA 对中美之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影响。
美国虽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但作为唯一的全球性霸国，其国家利益遍及全球，自然与东亚的地区性大国存在地缘经济竞争。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所采取的政策路径表现出三管齐下的特色。所谓三管齐下，指的是美国根据对象国的差异，分别采取双边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双边 FTA 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等三种不同的路径。[8]38此三种路径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而美国东亚 FTA战略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便是遏制中国。
近年以来，美国在与东亚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开展双边贸易谈判或 FTA 谈判时，刻意绕开了中国，很显然，美国把中国看作是地缘经济竞争的对手。美国希望增强其在东亚的影响力，削弱中国因CAFTA 的构建而获得的先机，使自己仍然保持东亚的经济中心地位，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美国仿照其在东亚地区构建的主要是防范中国的安全同盟体系做法，试图建立起与其类似的、在地缘经济上的对华包围圈。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倡导开放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和近年以来的 TPP 战略，试图干涉和控制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防止出现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一体化组织。鉴于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中国既要努力争取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利益，大力促进东亚内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增强东亚的相互依赖及国际竞争力;又要客观看待美国在东亚地区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和难以替代的作用，积极与美国斡旋、沟通与合作，减少美国在东亚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负面影响。
总之，放眼世界，全球性的 WTO 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而地区性的双边 FTA 却犹如雨后春笋，不断增多;世界经济呈现出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相互竞争的趋势，各区域集团间的洲际竞争不亚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当今世界，各大国都以 FTA 战略为依托，形成战略上的同盟或依托的区域集团，国际竞争呈现出区域化、综合化和复合化的发展态势。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政府也应将 FTA 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重视 FTA 战略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CAFTA 的建成就是我国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初步体现。CAFTA 的建设和发展，对中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和宏观战略将产生重大影响，以 CAFTA为依托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 FTA 发展，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也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区域环境，从而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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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是VC，在中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其实把它翻译成创业投资更为妥当。广义的风险投资泛指一切具有高风险、高潜在收益的投资;狭义的风险投资是指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投资。根据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一种权益资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简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风险投资从本质上来说，是风险投资机构为了获取高新技术产业因技术研发等原因所带来的垄断前景，并且凭借这一垄断市场的前景获得几倍于投资额的利润而展开的投资活动。 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正是对这一垄断前景的维护，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风险投资的资本规模以及投资能否成功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风险投资规模、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研究对象，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风险投资;垄断;知识产权保护。
1985 年 9 月， 中国大陆成立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自此以后，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迅速发展，90 年代初期我国风险资本总量达到 20 多亿元， 至 2011 年， 我国已有风险投资机构百余家， 风险资本总量1694.85 亿元。 本文将尝试通过简要分析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了解我国风险投资迅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这较大失败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以期成功后取得高额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具有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风险投资是一项蕴藏着较大失败风险的商业投资行为。 因为其投资周期长、资金回收慢， 一般的风险投资都要经历 4 到 5 个发展阶段、3 至 7年的变化，在整个投资期间需要面对来自于金融市场、产品供求市场、国际经济环境、政府政策、公司内部风险控制等各种外在条件变化的威胁，因而投资成功率也是非常低的，据美国一些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专家介绍，在他们投资的项目中只有不到 1/3 能够成功。 关于这些因素，之前有许多学者都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说明，本文将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其高额的收益性，这种收益的根本来源在于技术创新。因为创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可以为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垄断，在新技术还没有被广泛推广时，掌握这项技术的企业往往能通过卖方市场的特征快速的回笼资金甚至盈利。 邵同尧、潘彦曾对风险投资和创新因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和创新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垄断的创新技术水平才是发展的源泉，是风险投资项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保障创新企业的技术垄断地位，保护这些企业的技术专利权是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风险投资的成功与否，最终影响我国风险投资的整体发展规模与质量。 下文将具体分析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
由上文分析，可知当一国的知识产权水平较高时，人们对于风险投资会产生更高的热情，风险投资资本的规模也会呈现上升的趋势，即风险投资规模应该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正相关。
下面将用实证数据从风险投资受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影响关系的角度探讨我国这些年风险投资的发展变化。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加入了以下指标：
①风险投资资本规模 Capital。 因为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较晚，数据记载不够系统全面。 关于近些年风险投资的机构数量、注册资本、组织形式以及风险投资的资本规模都没有进行长时间的记载，本文选择对于《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可查询到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得到从 1994～2010 年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的平均管理资本规模数据，作为考察我国当年可用于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投资的资本实力。
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Pro。 一国的知识产权水平是否发达，和该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信息分享渠道建设、法律完善以及法制维持等等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本文所选择的数据是从孙旭玉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获得的。 在该文中，作者参考国际先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计算方法，例如 Rapp和 Rozek 的 RR 指数 5 等级划分、Ginarte 和 Park 的五类别计算方法等，在结合中国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执行力度不高的现实的考虑之下，参考韩玉雄、李怀祖等人的使用执法力度因子完善G-P 指数的思路， 经过大量的数据搜集所计算得到的更加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数据。
③其他控制变量指标，即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意外其他影响风险投资规模的一些因素。 从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中，我们已经清楚，风险投资的发展规模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家的素质、政府资金以及政策的支持、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完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居民需求的变化等等。在这里，我们选择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每年毕业生中研究生人数 Edu、我国综合税率 Tax、 当年上市公司数量 Dn 这几个指标来反映风险投资机构在进行筹资以及投资的内外环境影响水平以及居民的需求变化，PGDP 反映了被投资企业面临的整体经济状况，Edu 反映风险投资机构就业人员素质，Tax 代表风险投资机构与被投资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时的税负成本，而当年上市公司数量 Dn 可以体现出当年风投企业通过被投资企业上市而实现资本退出的难易程度。 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各年数据，其中综合税率是通过计算我国税务收入同 GDP 之间的比例所得。
为降低数据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设立模型如下：
lnCapital=lnPro+ln PGDP+ln Edu+lnTax+lnDn。
通过 stata 软件进行回归运算，可以得到表中的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风险投资资本规模确实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现显著相关性， 这从实证的方面证实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考虑到我国整体经济环境、金融环境、以及风险投资机构内部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后，我国风险投资规模和知识产权保护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与我们的分析是不符的。 对于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首先，数据不足。 《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关于风险投资规模最早的记载就只有到 1994 年，期间只有 17 组数据，使得我们的回归必然会出现很大的误差。 而且由于一些数据记载不完全，在分析中只能选择相近指标进行回归，比如关于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 对于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结构数据的记载最早从 2003年开始，并且期间数据没有持续录入，这会对回归分析造成影响，因而本文选择的全国毕业生中的高学历人才所占的比例来侧面反映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这必然会使得回归呈现不严谨的一面。
其次，受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实际情况的影响。与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水平处于明显的低位。 2007年修正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 3.12，仅仅同美国在 1960 年、德国在 1980 年的水平持平， 而中国人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是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这与我国不断高速发展的经济与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不符的。这样的事实也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科技人才的研究热情， 最终的结果会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的整体创新性，最终导致出现大量学术模仿研究出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当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时，因为抑制了这样的学术模仿反而对高新技术行业产生负的作用。
本文从理论分析、数据验证两方面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风险投资的重要性。 由本文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还是对于风险投资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我国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知识产权保护不加以完善，不仅将对风险投资造成影响，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而我国的风险投资，不论是投资机构的制度建设，还是风险投资项目的评判选择以及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完善，或者风险投资全程的资金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旭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理论学刊，2010，(07)：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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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03)：37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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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锋。钱 “烧 ”完了———前导软件公司下坡记[N].每周电脑报 ，1999-12-13.
[6]王浩。 风险投资的本质特征及其实践印证启示 [J]. 学理论 ，2010:1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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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海生。对我国风险投资财务管理的思考[J].银企信用 ，2007，(05)。
[9]赵振兰，高志敏。中国风险投资年鉴[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7.
[10]赵振兰，高志敏。中国风险投资年鉴[M].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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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当前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我国与世界接轨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指出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作为贸易出口国，往往必须具备领先于其他国家较为先进的技术，因为只有技术创新，拥有了新产品与新工艺，才能保持其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具备出口的潜质，因此，对于出口国而言，国际贸易的进行是其开展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
作为贸易进口国，由于国际贸易所存在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势必会对进口国技术带来积极的影响。如果贸易双方人才、设备等技术水平差距过大，更会激发进口国去适应外来的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的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在知识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中，世界网络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形式，从静态角度出发，我国的技术创新的发展势必会提高自身的出口潜力，因而增强其国际贸易水平;同时，从动态角度出发，国际贸易的开始势必会给我国现存技术带来一定的冲击，从而给其技术创新带来动力。因此，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互相促进的关系，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其技术创新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来技术大力开展自身的技术创新，为其经济飞跃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传统贸易理论向现代贸易理论演进的过程，其中有两条主线尤为明显：一是从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二是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从传统贸易理论开始，就对技术有了一定程度的涉及。经济学认为商品的生产不仅依赖于具备各种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需要关注如何组合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这是最早的把技术作为生产要素的提法之一，这种技术可以在固定的生产要素条件与一定的规模下实现产出最大化以及产品多样化，而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以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绩效，即劳动生产率。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意识到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早在19世纪早期，Torrens(1844)就意识到在知识与国际交流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技术的发展应该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Mill(1848)对基于技术发展的国际贸易的条件进行了分析与讨论。Bloomfield(1978)系统分析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并认为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对技术差距理论中涉及的要素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将有关国际贸易中技术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定义显然与现代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对于技术的理解相对来说比较狭隘，认为技术就是提高劳动者能力和设备水平，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贸易发展中存在技术的影响，但在理论发展中对于技术创新的见解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分工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分工的改善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斯密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劳动的分工，会对国家的贸易模式及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基础上，把国家自身存在的比较优势归因于贸易所带来的外在技术创新。
因此，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斯密一派认为技术创新是源于劳工分工的内生变量，而李嘉图一派则认为技术创新是贸易所带来的外生变量。虽然，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是对于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分歧，没有明显的界定，所以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对技术本身缺乏系统的定义，导致技术在贸易理论中被纯粹的认定为外生变量，即便如此，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过程中有关技术的认知在日后其理论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之后的很长时期中，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技术方面的演进远远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虽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对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贸易模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少有理论再将技术创新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当中。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中，由古典贸易理论中所提出的技术的重要性被忽视，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一般均衡的背景下，以生产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进行研究，而忽略了贸易中各国间存在的技术差异，其中以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
H-O模型主要从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不同的要素禀赋及不同产品的生产函数角度阐述其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它与之前古典贸易理论的区别在于：古典贸易理论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而新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与经济增长分成两个独立的概念，忽略了技术在贸易模式中的重要性。实际上，H-O模型把经济增长排除在其模型之外，关注的只是贸易的静态层面，单考察了生产要素差异所带了的比较优势，而忽略技术之间的扩散对贸易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由于H-O模型对于贸易中技术因素的忽视，从而使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很长时间处于迷失阶段。
直到20世纪中期，众多学者又逐渐开始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即技术因素重新被纳入贸易理论模型的研究中。随着新禀赋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将R&D(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知识视为国家非常重要的禀赋之一，同时强调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技术同样视为国家重要的禀赋之一。国际市场存在的竞争越发激烈，新产品不断增加，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在经济增长中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内生技术创新对于经济进一步增长显得更为迫切，这就使众多学者从外生技术对贸易的影响转为更深一步的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其模式的变化。
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在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中，由于各个国家在产品各个环节所存在的差异，从技术创新以及传播的角度研究贸易的产生及其所带来的贸易模式的变动，为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发展奠定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新贸易理论兴起，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转变为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前提开始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Krugman(1979)开始将技术引进到贸易模型中，进一步研究了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里所指的技术创新还局限在外生的，无法对其产生的原因作以解释。
20世纪80年代所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融合，为之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之后贸易理论研究超越之前静态层次的研究，使得技术成为贸易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随着21世纪的到来，企业异质贸易理论成为当今贸易理论的代表，即新―新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Melitz(2003)提出来的，主要是在企业异质性、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基本假定下，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生产率企业之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优胜劣汰的选择使得拥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步入出口市场，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只能淡出出口市场，与此同时，同一行业内的资源也将低生产率的企业流向高生产率的企业，使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及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加，从而使整体行业生产率及整体经济实现增长。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贸易理论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领域，为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解释，企业为了追求高的生产率及利润必定会加大技术创新的步伐。由于该理论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模型框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但该理论为今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对发达国家相比，作为经济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发达国家新产品进入市场，必定会给我国的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地位造成很大的冲击，本土企业若想继续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就务必开展技术创新，赶超外来的先进技术水平，以此与外来竞争者相抗衡，因此，国际贸易间接地成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动力;其次，国际贸易开展的过程中先进的出口国在将新产品传输到我国的同时，也将其产品所具有的工艺与技术水平传递过来，由于技术溢出的发生，给我国同行企业带来了模仿的契机，在模仿先进技术的同时，使我国技术创新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第三，如果先进出口国本身的产品具有一定的领先技术水平，我们在引进这些产品以后本身就具有了先进技术设备，这可以称为有形的技术创新。
与此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产品的同时会要求具有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企业员工经过培训之后吸收了外来先进技术，这就相当于给本土企业带来一定隐形技术创新;第四，由于我国与世界接轨，国际贸易过程中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同时会影响我国积极改善创新的内外部环境机制，对引进技术的企业而言，为了更合理的使用先进技术往往需要企业在组织管理方面做出相应的创新及转变，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创新意识以及管理机制的创新会起到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起始的贸易谈判阶段，先进的出口国为了使进口国更加全面与详细的了解产品特性，促成贸易实现的目的，出口国会在合理的限制内演示产品性能，若交易失败，出口国的技术已经产生一定的技术扩散，而这种扩散也会一定程度的给进口国带来技术创新;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是贸易双方技术传播与创新的最直接方式，进口国在国际技术贸易的开展中不仅会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还会从人力资本、生产水平等其他方面认识到自身与出口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从而引发进口国的再次适应性创新。总而言之，上述的各种方式都会增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我国在开展国际贸易的同时，掀动自身的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逐渐减少对此先进技术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加之我国自身的二次创新，很有可能领先于国际市场上同产品的技术水平，成为产品垄断供给者。
因此，我国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不仅能够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激发自身的技术创新，从静态层面上看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增加自身的技术存储量;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从动态层面提高了我国技术创新意识，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加强了创新制度环境的形成，为今后我国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甚至赶超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与技术水平呈高幅度的增长，而出口能力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贸易的出口国一般具有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技术，因此，国际贸易对于作为贸易出口国的中国有关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首先，从静态层面来说，我国只有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才更有可能拥有新技术与工艺，这才具备出口产品所必需的条件，因此，我国为了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就会充分的进行技术创新，这样才能保持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其次，从动态层面来说，出口贸易必将会带来一定的技术扩散，我国的技术优势会在对外贸易的进行中逐渐丧失，因此，我们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放任其流失而无作为，在技术丧失的同时会逐渐丧失其出口国的技术优势以及出口地位，
另一种是持续的开展技术创新，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的出口地位加大创新的力度，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制胜，当然，我国遵循了后者选择;第三，在贸易双方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出口国可以根据进口国反馈回来的市场信息，寻找产品技术的不足改进技术，开展新的技术创新;第四，我国作为贸易出口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得为之后开展技术创新提供经济保障，同时，技术领先国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在资金强有力的保证下，技术领先国为了保持这种优势，更加激发了其对于技术创新的动力;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作为技术传播与技术创新的主要手段，技术的转移和扩散虽然可以给进口国带来先进的技术，看似是出口国技术的流失，实际上是出口国传播的次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在本国经济中已经明显落后，因此，适时的转移次核心技术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对于出口国进行核心技术的创新提供经济后盾。总而言之，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同时更要保持自身的先发优势，持续开展技术创新，适时的将逐渐淘汰的新技术转换成国际贸易中的利得，对于我国积累资金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的。
纵观国际贸易理论中技术的演变，由最初肯定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到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经历了相当长的迷失阶段，直到今天，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支柱之一，是我国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的源动力。不管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新贸易理论，都对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因素具有一定的肯定，在这里，我们只着重探讨了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事实上，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依存的，两者之间存在有互动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技术创新提高了我国新产品的研发水平，改变了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因此产品技术含量更高，品种更加的多样化，是我国作为出口国占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二，技术创新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善我国国际分工的地位，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促进我国工农业的大力发展，导致分工专业化，更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三，技术创新提过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与产品核心竞争力，而一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与自身优势上，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扩大我国产品价格等比较优势，促进我国生产技术与产品技术的创新发展，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地位;
第四，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模式的创新，网络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果，他们迅速的改变着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大大提高了国际贸易的效率与效益，网络技术创新更加剧了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因此，技术创新反作用与国际贸易，我国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进行就是在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中飞速发展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技术创新，还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国际贸易，都是促进世界整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为了世界整体竞技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需要各国扩大国际贸易范围，技术本身就是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而国际贸易的开展使世界可以分享技术提高整体社会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积极开展本国的技术创新，为节约稀缺的技术资源，分享资源作出努力。国际贸易的开展基于共赢的理念，达到了世界共享资源，提升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最后，对我国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方面要兼顾短期与长期的经济利益，同时要充分考虑本国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基本国情，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大程度上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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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以此为契机,在1956年双方又签订了《苏中文化合作协定》,目的是推动两国间广泛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在文化艺术领域中,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苏联音乐文化在中国建国初期时的传播与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立足于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的音乐文化，从音乐文化思想和传播在中国的苏联歌曲两个方面研究这一时期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苏联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文化;1950-1960
(一)社会主义在音乐上的创作：1933年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称谓具有文学色彩。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民族主义形式方面的文化。诞生于文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手法变成了迎合时代的单一创作。强调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原则来创作音乐是有一定哲学理论思想基础的，可以保证音乐为无产阶级服务。
(二)批判资产阶级音乐：1950年，苏联代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争霸，形成了两极对垒的世界格局。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军事上、在经济上，甚至在文化上都视彼此为宿敌。苏联对20世纪出现的音乐――以勋伯格为代表的表现主义音乐、序列音乐、印象派音乐以及偶然音乐等现代音乐门类都进行批判。苏联音乐的创作目的决定了苏联音乐代表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音乐的对立面。
(三)对传统音乐风格的继承：苏联音乐要想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传统民族文化，但只是在形式上的继承，而在内容上则是要以人民群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为主。对音乐创作的要求是要承认古典音乐文化遗产，尤其是俄罗斯音乐文化进步的作用，以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继续推广苏联音乐。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两国的交流，尤其是音乐文化交流也随之变化。首先，20世纪上半叶最显著的变化是两国友好的外交政策为两国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中苏两国亲密的关系以及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苏联热”，当时值得追捧的就是学唱苏联歌曲。其次，中国派遣了大量的专业音乐人才赴苏联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学习。他们肩负起了文化传习的责任，更承担起了文化传播的功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立。
(一)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苏联学习，留苏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时期各个领域的领头人，不仅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对文化交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乐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留学生对革命的热忱以及崇高的理想使他们愿意去接受苏联歌曲，在上山下乡期间，他们将苏联歌曲带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中。
(二)书刊、媒体等对音乐文化的推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1年，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了由涅斯契也夫撰写的《论苏联群众歌曲》，这是我国建国后的第一本介绍苏联歌曲的译著，介绍了苏联20世纪上半叶群众歌曲的发展情况。
(三)1933年，苏联歌舞团首次到上海表演新兴革命艺术，而这种形式在50年代更为常见。1952年，来访的苏联各文艺团体大多都要演唱苏联歌曲，特别是合唱类的。
(一)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反映论”
“反映论”的观点阐述了音乐艺术体现的内容是客观与实际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各种音乐思想的基础，是现实的一切声音在人脑中的反映。1950年，中国在对苏联音乐的批评与译介中对“反映论”的观点已经悄然接受。斯大林在1936年1月17日的讲话中提到：苏维埃人民现实主义歌剧必须是社会主义题材、音乐语言必须是现实主义、歌剧中的角色从当代人中选取。从以上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50年代创作的《洪湖赤卫队》、《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歌剧受苏联“反映论”音乐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音乐的社会功能
苏联音乐非常注重其音乐的社会功能效用。其本质就是要利用音乐自身的教化功能构建一种异于资本主义音乐文化体系的思想统治工具来发展和巩固其社会主义政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百废待兴，此时的音乐所充当的角色同文字一样，都是呼吁和倡导建设祖国。
尽管在50年达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但外交关系上的急刹车并没有中断两国音乐文化思想的交流，中国依旧按着苏联音乐思想理论运行和发展着。整个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作为学生向苏联学习各种文化的一个时期，从苏联借鉴与融合来的音乐理想思想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理性中批判的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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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学家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艺术之研究都极重视《庄子》，与庄子并称“老庄”的老子在美学、艺术上的受关注度却远逊于庄子。如李泽厚、徐复观两位美学家分别在其代表作《美的历程》与《中国艺术精神》中，都对庄子着墨甚多，对老子则基本略而不谈。老子美学的地位及影响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些年，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兴盛和研究视域的开拓，老子哲学亦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当前老子美学的研究仍多固守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狭隘视域，如固执于老子思想的“唯物唯心”之分，止步于老子对中国美学古典范畴、命题的影响，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至于老子美学于我们，仍是一片“混沌玄冥”之域。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及艺术的影响与庄子一样，是根本性的，甚至比庄子的影响更为广泛而具体。老子美学不仅仅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人对艺术的创作、欣赏和品评，甚至影响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存在形态。
先秦思想对于后世美学与艺术有重大影响的，一为儒家，一为道家。老庄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就美学与艺术领域来讲，庄子显然更为现当代美学家看重。徐复观说：“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1]4李泽厚亦说：“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家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2]56与老子相比，庄子对治国用兵远没有那么有兴趣，对“卿相尊位”也傲然视之。庄子倒是对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更感兴趣，常常逍遥于山水之间，徜徉于林木之下，见天地之大美，悠然忘返。关于道的“本质”与“起源”，庄子虽有议论，然而他更关注现实人生的悲欢，发出“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乎，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的感叹。可以说，庄子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睥睨万物、淡去利害荣辱、遗世而独立的伟大人格，更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醉心于山水、隐逸于林间、忘情于自然的纯真艺术心灵。虽然如此，笔者认为，老子是道家源点，庄子从时间上晚于老子且不提，更重要的是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3]。老子对于中国古代美学及艺术之影响，实不亚于庄子。首先，老子美学不仅是后来“妙”、“气”、“象”、“淡”、“味”、“朴”、“自然”等大量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起点，更是后来“得意忘象”、“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澄怀味象”、“道法自然”等中国古典美学核心命题的思想渊源。其次，老子“有无”、“奇正”、“美丑”、“黑白”、“虚实”相互辩证统一的思想直接启发、影响甚至决定了后来中国古典艺术的技艺实践和存在形态。其三，《老子》“直观万物”的“体道”方式和“以象论道”的诗意表述方式，不仅启发了历代美学家和艺术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审美倾向，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古典美学不同于西方“系统化、理论化”的诗化美学形态。其四，老子美学所体现出来的“母体崇拜”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影响深远，中国美学对于“阴柔美”的认同、欣赏与老子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老子美学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实比庄子更为广泛、具体、深远。可是为什么不是老子，反倒是庄子受到当代美学家更多的关注呢?概由于老子思想太驳杂。《老子》虽只五千言，其思想却远较庄子驳杂，既有关于“道”起源的探讨，又有关于现实人生的忧虑;既有小国寡民、返璞归真的隐逸理想，又有治国用兵的谋略之术;既有对虚假的道德、仁义的批判，又有对人蒙蔽于感官欲望、知识成见以致逐物不返、不见本真的深刻洞见。对老子最有微词的，是其思想中有关治国用兵的权谋之说。宋儒多认为《老子》实为“君子南面术”，甚至阴谋诈术;钱穆亦说：“庄周乃一玄想家，彼乃凭彼所见之纯真理立论，一切功利权术漫不经心，而老子则务实际，多期求，其内心实充满了功利与权术。”[4]121显然，他也是把老子当成一阴谋家。这样就很难把老子与超拔出尘的美学、艺术联系起来。因此，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巨大影响，很容易让人误判、轻视乃至忽视。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庄子主要的思想，将老子客观的道，内化为人生的境界。”[5] 389侧重在自然、现实人生中寻找慰藉与解脱的庄子，显然比侧重宇宙玄思和政治军事的老子更能在美学与艺术上引起后人的共鸣。
当前关于老子美学的研究，笔者认为问题主要有二：其一，长期以唯物、唯心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方法进行研究，思想僵化，方法陈旧，未能打开新视域，开拓新局面，以致鲜有创获。如有学者认为：“老子说：‘有物混成’，又说‘道之为物’，这就是说道是一种物。‘道’作为太初混沌的实体，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6]5把老子的“道”当作一种物质性的实体，追问其物质性或精神性，实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老子简单化、庸俗化，实际上远离了老子哲学的问题本身。其二，研究持续聚焦于《老子》中“妙”、“气”、“象”、“淡”、“静”、“自然”等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建构作用上，或聚焦于老子 “涤除玄鉴”、“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命题的影响上。相较于这种看重《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核心话语、概念上的直接相关性的“显性”研究，另外两种更为根本、重要的研究则被相对轻视，一是对《老子》文本的美学研究，二是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及其理论的内在勾连。仅仅盯住那些与老子美学有相同、相近名词或概念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很难整体上把握老子哲学思想的全貌，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建构出来的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名词、概念上的关联，亦有落入主观臆想的危险。忽视了从微观角度透视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和理论的内在勾连，老子美学的研究则止步于相对空疏宽泛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间的流布与转化，无法看到老子对古典美学、艺术的深层影响。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与命题研究的现状其实与美学史的研究方法有关。一般来说，有三种美学史的研究方法：“一是认为美学史主要应该研究历史上关于美的理论”;“二是认为中国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三是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也就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以及由这些范畴、命题构成的美学体系”[7]2-6。美学家叶朗先生认为第一种太狭隘，第二种太宽泛，他支持第三种。显而易见，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命题的老子美学研究正是第三种美学史研究方法的直接体现。虽然笔者赞同叶先生对于老子美学地位及意义的评价，却不认同叶先生的美学史研究方法。以“美学范畴、命题”为核心的美学史研究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美学，当然，也不适合老子美学。这是因为，无论中西方，美学史中关于“美”、“艺术”及其相关的美学范畴、命题的概念常常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古典美学的非系统化、理论化的存在形态，更倾向于诗意的描述、类比和象征，而非抽象性、规范性和定义性的，这些范畴与命题也偏于直觉的感悟和诗意的启发。这些范畴、命题需要还原到文本之中，往往才能理解其涵义，而不是从中抽离出来。“美学史的构成，不仅仅依靠美学家所作的美学的明确论述，而且也依靠那些隐含在流行的趣味和艺术品中的美学涵义”[8]8，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来讲，塔塔凯维奇的把美学范畴、命题与审美意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或许更为合适。
老子崇“无”，表现为对于“无言、无知、无欲、无为”的崇尚与赞美。“无”实是对于“有”(一切既成的、限制性、规范性的)的批判。所以说，老子的哲学，其实是批判的哲学;老子的美学，其实是批判的美学，因为，老子总是能发现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的语言、思维、文化文明)的局限性，发现事物趋势、性质所具有的反面。然而老子的对任何事物的“批判”都不是绝对的批判，而是相对的批判，所以笔者不同意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否定“道德、仁义、知识……”的观点，老子不是完全否弃这些，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全然批判，而是把现存的一切都置于“道”这一完美超越的理想之境下进行关照，指出其局限性。老子哲学是对一切既成、限定性、规范性的批判，是在事物此时此地的“此在”局限性中发现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全面敞开，是在“此在”中发现其相反相成的多种趋势、联系及可能性，这是老子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力求突破有限的“有”去追求超越的、无限的、浑朴天真的“无”，却不脱离万物之表象对世界进行抽象的、概念性的、本质主义的探求，这是老子思想的根本特点。
毫无疑问，老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后来也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人们把“艺”看作“道”之象征。然而，老子最先批判的，就是“道”(言)。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刚开始“言”，就批判“言”。因为“言”虽然可言“道”，但言说的道已非“常道”;事物虽可命名，却不是不变之“常名”。朱谦之说：“老聃之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9]74正因为大道与时迁移，周流不止，老子深知对于“道”，说是一物即不中。然而，老子并不批判“道”之存在，也未否定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规律，而是批判 “道”之“可道”(言说)。言非道，可是不言，道又如何显现自身呢?那就换一种方式说，所以老子从未说道“是”什么，而总说道不“是”什么，或者说道像什么——即“道”之“象”。老子五千言，我们从未见老子说“道”是什么，最肯定的论述也仅是“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让其对于“道”的“定义”在跳跃性极大的“逝、远、返”等词语中“播撒”、“延异”开来，老子的“言”根本就是非定义的、非本质和非逻辑的，是想象性和跳跃性的，呈现出开放的和非限定性状态。道对人呈现为一种变动不居、绵延周流的“象”，可以似是而非地去“描述”其“象”，却不可以用语言去“定义”其内在的实体、结构或恒定的规律。所以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不是什么，说道像什么。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有名”——语言本身，而是“言语”的方式。所以白居易对于老子的指责(“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子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虽然聪明，却错过了老子的本意。若一字不言，以默对空，道如何呈现自身?人又如何把握玄妙精微、变动不居的道?老子没有批判语言本身，而是批判以语言、名相去绳束、规范、定义其背后的“道”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名，万物之母”，实是说“有名”(语言、名相)不仅重要，还是我们认识万物的起点，是人超越“有限”去抵达的“道”之无限的筌蹄与芦苇。所以“道”虽然“深不可识”，老子依然“强为之容”，“容”即“容貌”、“形容”，实是一种“象”之类比。“道之为物”、“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言绝不是说道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把现实中的一切存在都当作流动不居的现象之流，把万物理解为不断生成的“象”，故有“惟恍惟惚”之诗意形容。
老子批判“知”，崇尚“无知”。然而，老子对于“知”的批判，也与其对于“言”、“德、仁、义、礼”的批判一样，是一种“限制性”的批判，而非绝对否定的批判。老子不是崇尚“无知”的愚昧，而是批判以功利计较为目的的知识，崇尚淡泊清明的智慧。老子说：“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三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三十三章)老子对于“知古始、知常、知人、自知”显然有赞美之意，所以老子绝不是批判“知”，而是限定“知”。所以，“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绝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言，是老子的“愚人、御民之术”。老子之所以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乃是限制“知”，“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限定“知”，乃是深知与“不肖者不及”相比，“智者过之”，“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10]的危害与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这样的表述：“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十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其实，老子批判的“知”是理性的、规范性的“知”。老子所谓“知”“以一种批判本体论存在为基础的知识涉及到‘非宇宙论’思想：这种思想并不预设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以及各种相应的知性配备。因此，它是非理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不借助于那些决定某一种现象的存在、意义或行动的规范或原理。”[11]49老子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与道冥合的直观，以及以此推彼的类比。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都是说把个人主观的先见、欲望、观念涤除，以婴儿一样的天真无瑕去烛照逝者周流的大道，融入浑全完美的自然。所谓“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就是对“道”进行直观的内心体验，而“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则是直观把握到“道”之“精微”的内在确认。理性的、概念性的认知是明确的，只有对于“道”的直观才可能是“恍惚”的、变动不居的“象”。老子另外一种认知方式是类比，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最重要的认识方式。“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老子对于“天下”的了解、认识是通过由“身”到“家、乡、邦、天下”逐步类推的。老子认为，抽象的规范、原理、预先设定的立场可以得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与原则，却并非道之本体。与此同时，“没有无中生有的观点，没有全然外在的视角，也没有非情境化的优势立场。我们始终身处其中”[11]23。那就在道中认识道，而不要用语言、概念、理性去牢笼变动不居的道。老子相信人就是产生于道并在先天本然上是与道冥合的，与抽象出来的规范、原理相比，他更愿意相信直观中的直接经验，并以类比的方式推知“情境”中的其他。所以老子才会有“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说法。“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也是类比的方法，这种把自然之山谷、女性生殖器、门相类比的方法，是一种“象”之类比，是对“物之象”共同性质、趋势、状态的领会与体认。老子这种 “物象”类比方式与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通德”类比方式一样，都极具美学与艺术的意味。一方面，儒家、道家这两种不同的类比方式的相互作用，“儒道互补”，共同建构了中国古典文化整体的审美意味;另一方面，“通德”与“物象”这两种类比思维的差异一直存在，影响并决定着儒道两家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不同的美学取向。
老子激烈批判过度的欲望。老子认为感官欲望会妨碍人们对于“道”的体认，更会对社会与人的身心有所损害。然而，老子并未因批判欲望而走向禁欲主义。对于欲望，老子的观点与其说是否弃，不如说是限制。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腊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林语堂说：“‘腹’是指内在自我，‘目’是指感官世界或外在自我。”[9]119对于个人来讲，声、色、味、贵重物品以及“驰骋田腊”等过多的感官享受会使人骄奢淫逸、放纵欲望，纵情如幻，往而不返。对于国家来讲，“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过多的财货不仅会引起国内的混乱、争斗，更会引来其他国家的觊觎，使国家面临危险。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他崇尚的是一种“为腹不为目”的简朴清净生活。但老子并未完全否弃欲望和感官，老子反对的是不知足的“甚爱”、“多藏”，过多刺激人的欲望感官的“伎巧”、“奇物”，对于人简朴正常的欲望和感官，老子是认同的。“少私寡欲”是要求人“寡欲”，而不是弃绝欲望。所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可见老子对于朴素的欲望不仅肯定，而且欣赏、品味和支持。老子肯定的是一种“限定性”的欲望、一种非客体化的欲望，它是一种淡去了直接功利目的的欲望、一种偏于审美的感性直观。“欲望，当它是基于同这个世界的非强制性关系(无为)，和对这个世界的反映性认知(无知)，那么，它就不是靠占有、控制或毁灭定性的欲望，而纯粹是由赞美和欣赏塑造的，它是敬意。”[11]51
老子并不全然批判“道德”、“仁义”，老子的“无为”更不是不作为。老子批判的是虚假的仁义道德，是“非自然”的“强为”。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乍听似是毁仁弃义、弃知灭慧之言，然而老子对于道德仁义的批判竟是为了“民复孝慈”。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道德仁义本身，而是道德仁义的虚假。老子对“有为”的批判亦同理，是对于“强为”的批判，尤其是对政治者过多政策干涉、过多苛捐杂税压迫的批判。“无为”“事实上意指对个体行为域中现象之‘德’无任何干扰的行为方针。这样，没有过去知识和积习的羁绊，行为相对来说就是直接的：它们是既有包容性又是自然而然的。”[11]47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之为”就是充满创造性的、饱含审美意味的行为。
老子认为“语言”不能“言说”、“常道”，所以，老子对于“道”的论述采用了非语言的方式，其实是非定义、非逻辑的言说方式，一种饱含美学意味的意象言说方式。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无形无象，亦非语言可以把握。然而，道却以逝者周流(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的方式，把自身呈现为万物纷纭、周而复始(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现象，而这变动不居、虚灵、混莽之象却是“惚兮恍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就是说，道显现为变动不居之现象，无法靠名言、逻辑把握，却可以靠直观这虚灵变化之象体认道之“精”、“真”、“信”。老子五千言，实未着一字，因为老子把对于道的言说转化成一种“象”之言说。道不可言，道不可见，“象”却是具体可感可观的，并且启示、彰显着“道”之精微，所以老子是以“象”的方式去言说“道”。所谓“惚兮恍兮”、“窈兮冥兮”，所谓“凡物芸芸”，所谓“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有物混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非是道之“象”。“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以潜藏的方式存在，玄妙无比，不可言说，只能意会，一旦说出，便落筌蹄，失却本真，只可寄言出意，勉强加以形容，也还须随说随扫，不留痕迹。”[12]70-71所谓“随说随扫”就是批判语言，批判理性、逻辑，“随说随扫”之间，有“象”留其间，以非语言的方式言说着不可言说的“道”。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说道像什么”的言说方式，实是一种非定义性、非概念化和非系统化的思维方式的表现，这种思维方式不离万物之表象言说超越“现实”的“道”，而毋宁是在“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象”中去体味、沉吟“道”，本身就具有审美的意味和艺术的思维。虽然孔子同老子一样，亦不倚重定义性、概念化和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但只有老子强调“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重视以“象”的方式把握并言说世界。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天地之根”的认知方式，亦是以“象”之类比为基础的认知方式。老子非语言的“象”之言说方式，以及“象”之类比的认知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乃至认知方式，从而对中国古典美学、艺术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澄怀味象”、“以形写形，以色貌色”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观物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度物象而取其真”、“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象显道”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方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美，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审美理想;更重要的是，“以象言道”还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理论的书写方式和存在形态。
综上所述，老子依次批判了“言”、“理性”、“感官欲望”和“道德”、“有为”，却肯定了变动不居、虚灵恍惚的“象”。熟悉西方现代美学尤其是克罗齐美学的人会发现，老子批判美学的观点与克罗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克罗齐的艺术和美学观点，但克罗齐关于艺术非物理事实、非功利活动、非道德活动、非逻辑概念活动的认识，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些观点亦得到了现代美学家的基本认同。反观老子美学，老子对语言、欲望、知识、道德、行为的“限制性”批判与西方现代美学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老子对“言”、“知”、“欲”、“德”、“有为”的“限制性”批判，以及对“象”的肯定，决定了其对于世界采取直观和“物象”类比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不强调逻辑、理性，而强调对于世界的直接经验，这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美学的基本形态。老子的“物象”类比思维与儒家“人物通德”的类比思维，一方面划定了道家和儒家不同的美学走向;另一方面，“儒道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整体的美学意趣与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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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保险业的开放还是相当快的。截至98年年底，已有9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准设立分公司和合资公司。不久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又批准了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寿险公司。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WTO对中国保险业影响相关国际经济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据统计，1998年，我国保险业开放试点城市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10.22亿元，约占全年保费总收入的10%，同时外资保险公司数量达到8家，已经超过了中资保险公司的数量。
关键词：WTO 保险业 经济
WTO对中国保险业影响
关于保险业，美方要求中国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1. WTO给中国保险业带来的机遇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保险业的开放还是相当快的。截至98年年底，已有9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准设立分公司和合资公司。不久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又批准了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寿险公司。据统计，1998年，我国保险业开放试点城市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10.22亿元，约占全年保费总收入的10%，同时外资保险公司数量达到8家，已经超过了中资保险公司的数量。而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开放"了30多年的寿险市场上，外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只占到1.3%的市场份额。而在我国这个开放时间不到7年的发展中国家的保险市场上，外资保险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也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
因为《服务贸易总协定》允许发展中国家有保护性地开放保险业。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民族保险业的发展水平还很低，如果一下子全面开放保险业，势必会对我国的民族保险业带来极大的冲击，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在保险业的开放问题上，只能是坚持逐步开放的原则。从世界各国和地区保险业的开放情况看，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做到全面开放本国保险。
同样，加入WTO对完善我国的保险体系，为中国企业与个人提供更多样的保险品种，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促进国内保险业的改革和提高效率、培养人才都有巨大的作用。
2. WTO给中国保险业带来的挑战或不利影响
在加入WTO后，中国将首先开放人民币业务寿险及产险市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马永伟也表示，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大局已定，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多家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进一步提高保险业对外开放水平，引进更多的外资保险公司，开放更多的地域。外资保险公司在我国设立财产保险公司，允许其选择分公司或中外合资公司的形式;设立寿险公司的，则允许其采取中外合资的形式，且合资的中方合作伙伴必须是保险公司。在引进外资保险公司的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缓冲期"，在有限的时间内，着力于提高我国中资保险公司的竞争力。适当放宽对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限制，加快其市场化进程。中资保险企业则可以采取差别化的发展战略，提高人员素质，增强创新能力，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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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言：以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红高粱》则使他享誉文坛。天才般狂放的叙事和中国民间文化的奇妙结合，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
2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先锋代表作具有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精妙的叙事技能，尤其是后期作品，充满了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和朴素诚实的文风。
3孙犁：发表小说《荷花淀》等作品，受到广泛赞扬，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浓郁的风情化，使他的作品饱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
4汪曾祺：《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简洁，朴素，诗意化与人性化交融在一起，令人回味无穷。
5北岛：朦胧诗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成为多数人的格言。对时代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洞见力。
6张承志：回族作家，代表作《黑骏马》、《金牧场》。对心灵的纯洁性和理想的诗意性从来不做丝毫的放弃。
7史铁生：《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名作充满了受难意识，对生命的存在有着自身独特而尖锐的体悟。
8余光中：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一个不败的文化偶像，一个充满了感伤气息的文化表征。
9陈忠实：因为《白鹿原》而奠定了自身坚实的文学史地位。
10王安忆：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的作家，一个总是要寻找的作家。
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然而，在文学艺术这一精神领域遭遇市场冲击的时候，市场的价值是否就决定了作家的艺术价值?一位作家的走红程度是否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影响力?
回过头看看，当代中国作家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才掉进市场十来年功夫，在此前，他们有过一段相对美妙的时光：思想解放运动与艺术回归的名义重合，真善美三根指针千载难逢地几近并拢，自由的、突破禁区的创作。但是好日子转瞬即逝，作家们猛然间发现自己受到了市场的威胁，恐惧万分。其实稍微想一想，哺育当代中国优秀作家成长的西方大作家和我国现代作家基本上都是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艺术家的传奇生涯就是从获得市场承认开始的，像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等，他们的被发现和走红就是市场的功劳，他们成功了，但是仍然对市场有诸多困惑和警惕，有的还把困惑写进了作品，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而这些作品居然大有市场。这里不能简单归功于市场的公正或趋炎附势，市场的反馈无论是即时的还是滞后的，它在复杂的精神产品的评判上都远不如对于物质产品的评判那般简易明了。
因此除了市场，艺术品同时还需要有另外一个评价体系，就是批评家和文学艺术界行家里手们多年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由于有深厚的传统和一大批专业人士维系，所以像普鲁斯特这样的奇特的作家，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难啃的长篇巨制也能占有一定的市场。关于这一评价系统，法国当代一位大批评家布尔迪厄把它们称之为“场”，由于这样一个文学或艺术场域的存在，有某种传统和惯习，才使文学成为其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一方面它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叫卖，从市场获取回报，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并不以其畅销与否来决定，决定的力量就来自市场以外的场所。这些场所包括：展出场所(画廊，美术馆等)、神圣化或认可机制(学院，沙龙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再生产机制(艺术学院等)、专业化的各种代理人(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他们都是具有场域和特殊感知和欣赏范畴客观上要求的意向的人，这些特殊范畴是不能化约为普通用法的范畴的，而能够给艺术家及其产品价值附加某种特殊尺度。一旦画作通过画面单元、生产的持续时间、使用材料的数量和价格(如金色或群青)来衡量，艺术家画家和房屋油漆工并无差别。
其实说到底，艺术评价体系或艺术场域是带有浓烈的人情味的场所，就因为它涉及到了传统和维系传统的人，所以不会像物质产品那般计算精确。所谓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等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成长的，这些和艺术打交道的人既构成了某种人情圈子，又筑成了一道屏障，使得艺术品在进入市场前和市场后都受到一定的呵护，且与一般的商品拉开了距离，任何商品一旦拥有这些人所评价和认可的艺术品头衔，它就会受到特殊的关注，受到使用功能以外的审美观照，意味深长的审视和评析等等，而作家艺术家所渴望的社会评价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圈子，光是金钱收益不能满足作家艺术家们的内心欲求，有人情味的评价是对他们的精神劳动的最佳慰藉，换句话说，市场上卖得好是一回事，还要叫得响，叫得响就是有人气。所以艺术评价体系与其说是以“真理化身”的面目来对抗市场法则，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情味”在发挥凝聚力量。如果说艺术自律的话，不是存在着一条永恒而独特的艺术规律，而应该是指维护艺术传统并且不断有所调整的人情环境，这一环境，是艺术家惟一能与市场的冷酷无情的计算相匹敌的依托。
对当代文学或当代作家来说，文学创作的困境不是市场的困境，尽管它是那么只讲效益不讲人情，尽管它是那么冷漠而又不识货。困境来自模拟评价体系，有时我们称之为“炒作”。模拟评价体系是指用金钱和其他利益手段来临时搭建一个场所，这一场所虽然没有传统的场域那么牢固和稳定，但是在形式上有场域的一切组成部分，也有批评家、有学者、有文学史家、有经济人，还有记者、编辑和大小媒体，这一体系运作的背后动力是金钱和直接利益，即它不是以文学作品本身为纽带组织起来的评价系统，而是以获取市场成功为目的的资本投入，是资本在打点各个方面。但是在表面上它和传统的艺术场域的运作方式惊人地相似，有着应景的人情味，有着权威的认可，还有批评家的批评和赞扬，学者的研讨和商榷，记者的采访和媒体的关注等，总之一切的一切都使人以为又有杰作登场。模拟评价体系虽然意在取得广告效应，但是由于它不是以广告的方式登场，所以颇能混淆视听。也就是说，人们没有办法只从形式上来区分模拟的评价和真实的评价，所以情形就更加糟糕。借助于模拟体系，资本的指挥棒就肆无忌惮地伸到了艺术场域之中。
模拟评价体系的可怕在于它和广告的合流，是披着批评外衣的广告，对此必须加以警惕。而作家艺术家必须经得住它的诱惑或造成的混乱，而辨别其中的真伪不须特别的火眼金睛，只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即可。模拟终究是模拟，一旦金钱的魔力退却，该体系便立即瓦解，长久的是人情的力量，人情虽然不那么客观，不中立，也不标准，但是在市场中它给人以温暖，就因为它来自另一场域。
当我在这样一个题目下发议论时，“市场”概念多少有一点邪恶的意味，因为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这对于有高尚文学理想的作家来说无疑有巨大的杀伤力，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曲高和寡的命运，这就是市场!这就是作家掉进市场的宿命。
不过仅仅是曲高和寡倒也罢了，有“曲高”在前，艺术价值还是能得到承认。市场的邪恶更在于，有时候它是在一批唯利是图的商家和掮客操纵之下，经常搞得鱼目混珠。所谓黄钟弃毁，瓦釜雷鸣，就是指这类情形，结果是推销技术顶替了价值判断，广告效果取代了艺术效果。如果是一般商品，本身的质量和产品功能是最后的检验标准，但是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或艺术情形就复杂得多，一时半会还真良莠难辨。所以从这一逻辑来看，作家遇到市场基本是一头雾水，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
不过，事情并不尽然，公认的艺术精品(如梵高、毕加索的画作等)在市场上占据王者的地位，说明操纵并不总是有效。市场有时也带来喜剧性效果，在顷刻之间成全艺术天才，至于赝品和次品的出现和走俏，只能说明市场受到市场以外的因素的干扰。
市场，按照比较经典的教科书上的说法，“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和交易的数量的机制”(见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一机制不仅调节着资源的配置和价格的高低，还表明市场本身是一个评价体系，市场的评价是代表一般消费者的评价，这一评价体系有其自身的运作的规律，它包含着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因为是相互作用，所以市场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不是邪恶的，也不是公正的，而是在参与各方共同作用下不断变化的，这些参与因素有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有的是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的，而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含量就是潜在的因素，很难得到物理功能方面的确认。
面对市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是痛苦的，他们居然要受市场的检验而不是缪斯女神的定夺，但是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真空般洁净的艺术环境等着艺术家的到来。在我们的教育和想象中应该有艺术自律的天堂，实际上这个天堂只是近三百年来美学家艺术家批评家们共同构筑的超级梦境，以替代宗教式微后留下的精神空白。然而不幸的是，艺术自律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市场建立和扩展的过程正好有着历史的同步关系，也就是说艺术之成为艺术，艺术品与其他商品的分野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建立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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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如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应对挑战，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那就要求我们既要从实际出发，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以开放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策略;比较优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信息广泛迅速的传播，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要受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制约的。因此，分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策略，离不开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从生产力角度看，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本国移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资本主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本质上表现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解体的必经阶段和决定性过程，经济全球化以其创造丰富的优秀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
人口众多曾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第一劣势正转化为自身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带来劳动力低工资成本的长期优势;另一方面，人口众多，使中国长期维护巨大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长期维持和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下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除了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外，还要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教育体系调整和体制改革。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要尽快培育和造就一批拥有雄厚实力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强势发展的中流砥柱。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1]张锋，肖维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J].陕西农业科学，2003(5)。
[2]王东，丰子义，聂锦芳。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周春明。经济全球化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徐鹏杰。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辨证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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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跨国展览公司来说，通过收购或并购，可以有效利用中国本土公司原有无形资产，如管理经验、营销渠道、品牌等，大大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实现赢利最大化;同时又可以避免合资中的矛盾和冲突，迅速提高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主要模式及其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国内外会展业的竞争加剧和城市经营等新理念的提出，会展一线城市更加重视会展产业形象和国际化品牌展会的打造。我国的会展业正朝着专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的方向发展。一些中国本土展览项目的国际化呼声越来越高，力求能在国际招商和招展上获得突围。与此同时，2004年商务部《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的出台，为外商进入中国展览市场开展业务铺平了道路。国外会展巨头公司纷纷抢滩中国市场。本文研究了外资进入中国展览市场的背景，分析了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的几种主要模式，阐述了采用这些模式的战略背景以及这些模式对中国会展业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外资 会展业 引进模式 发展趋势 影响。
论文正文：
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主要模式及其影响
2008年后中国会展的专业化水平迅速提高，主要表现在管理运营更加完善、会展人才培养更趋多元化、出国参展与国内办展同步进行。但必须看到中国会展业与外国会展业存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会展管理体制上的差异。国外会展业的管理主要依靠行业自律机制和自律规范，政府的介入一般体现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国际大型展会的协助招揽上。我国的会展管理体制是“多头审批制”。这种计划经济形成的展会审批制、展览公司资格认定制，不能与市场接轨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2)展览场馆和设施相对落后。全国展览馆总面积在100万平米左右，展场面积超过10万平米的大型展馆仅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等几家，与国际知名展馆相比，国内场馆举办特大型展览、会议难度较大。与之相配套的展馆设施如餐饮、交通、通讯等配套设施相对于国外也有很大差距，网络信息技术在展馆中的应用还不普遍，制约了国内展览水平的提高。
(3)专业性和服务管理水平的差异。国内许多展会因专业性差，定位不清晰，致使参展商和参展观众寥寥，同时，缺乏规范的服务标准和先进的服务理念是导致国内展会管理水平较低的主因。
(4)缺乏专业会展人才。国内尚未建立完善的专业会展人才培养机制，致使中国会展业发展后劲不足。
随着国内外会展业的竞争加剧和城市经营等新理念的提出，国内一线会展城市更加重视会展产业形象和国际化品牌展会的打造。我国的会展业正朝着专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的方向发展。一些中国本土展览项目的国际化呼声越来越高，力求能在国际招商和招展上获得突围。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国际展览巨头国际市场纷争白热化，亚洲市场成为了他们争夺的重要市场。尤其是在2004年1月，中国颁布了《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后，中国会展市场的大门正式向外国投资者打开。外国投资者可以在中国境内以多种形式投资会议展览公司。在2004年9月27日意大利里米尼举行的全球展览业协会(UFI)会议上，欧美会展强国“进军中国市场”成为了普遍共识。2005年以后，外资会展大规模地杀进中国。
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带来了先进的经验、技术和管理理念，为中国会展业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也对中国会展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纵观十年来中国会展业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外资进入中国展览市场主要有这样几种模式，不同模式的对中国会展业产生的影响也有诸多差异。
3.1 外资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咨询机构或代理机构。
此种形式是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准备和过渡阶段，多被2004年前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展览巨头广泛使用或被近年来刚开始进入中国展览市场的公司采用。
3.2 外资直接投资参与展览场馆的建设。
1999年初，由德国汉诺威、慕尼黑、杜塞尔多夫三家展览公司组成的德国展览集团直接投资参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的场馆建设。中外方控股各50%。中方的股权以土地形式表现，外方的50%股权以由德方现金投入方式实现。外资公司的注资弥补了中国的展览业的基础建设资金不足，也为中国的展览场馆管理提供了经验。当然，展馆的管理权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合作中，德国三家公司在展馆管理方面取得了主动权，拥有50年的展馆管理权。这样在展馆场地使用上，中外展览公司之间如何协调就成为了一个敏感话题。
3.3 国外展会品牌移植、联合办展。
外国会展公司将国际品牌会展项目移植到中国，扩大其品牌知名度，使外资在占领中国展览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外资公司在中国移植品牌展会的最迅速、便捷的方式是联合办展，即与中国政府或行业协会有关的中资公司合作办展。最先将品牌展览移植到中国的是德国汉诺威公司，2004年，德国科隆公司把五金、家具、摄影和童装等几个领域的展会移植到了中国。2005年8月，中国五金制品协会与德国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签订自2006年开始，长期在中国联合主办“中国国际五金展”(CIHS)协议。汉诺威非常著名的信息与通信博览会(Cebit)，现在以“亚洲信息与通信博览会”的名称在上海举行。
3.4 外资与中资建立合资展览公司。
2000年初，意大利展览业巨头博洛尼亚展览集团与上海博华国际展览公司组建合资展览公司——上海博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2005年2月，锦江国际集团与世界排名第二旅游集团——日本株式会社JTB签约合资成立会展公司，此举标志着中国和日本两大旅游“航母”将携手开拓中国会展市场。2005年8月，英国励展博览集团出资获得中国医药集团下属国药展览有限责任公司50%的股份，成立了国药励展展览公司。与中资公司联合办展或建立合资展览公司的模式在外资公司中具有普遍性。中国很多展会都是由政府主导或是拥有“二级政府”身份的行业协会主办。这类展览会在中国的展览行业中有着相当的话语权。外资选择和行业协会或实力雄厚的政府相关公司合作，可以较为方便地获得办展批文，另一方面，外资公司可以利用中方的资金、基础设施和国内的营销网络等资源，更为便利地开展招商和招展工作，从而降低成本，攫取最大经济效益。
3.5 外资成立独资公司。
暨2004年初商务部《规定》出台后，11月21日，由香港建发国际集团全额投资的建发(四川)展览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建发(四川)展览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70万美元，总投资额100万美元。同年11月，日本最大的会展机构，康格株式会社在上海成立的康格会展(上海)有限公司正式投入运营。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国独资会展公司。据悉，康格会展(上海)有限公司选择独资公司的方式，是担心合资的方式可能会和中国的会展公司在经营理念等方面产生差距。
国外展览公司成立独资公司，单独举办展览会，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技术，加剧了国内会展行业的竞争，加快中国会展业国际化的步伐。商务部出台的《规定》中的条款如“在境内外举办展览、会议，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按国家其他规定，对于外资企业来华展览和出国展览的项目审批以及其他管理方面还有较大的限制。所以很多外资公司对于以独资公司的进场方式采取了谨慎保守态度。
3.6 收购或并购中国展览公司。
2006年以来，很多外资会展企业在华业务重点已经倾向于通过资本运作，收购或者并购国内有一定资质的展览企业或者有一定品牌影响的国内展览项目。1997年CMP公司并购上海博华展览公司;2005年全球第一大展览公司Reed 并购中国国药展览;2007年法兰克福公司与广州光亚展览公司在项目合作两年后正式进入并购。
对于跨国展览公司来说，通过收购或并购，可以有效利用中国本土公司原有无形资产，如管理经验、营销渠道、品牌等，大大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实现赢利最大化;同时又可以避免合资中的矛盾和冲突，迅速提高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此外，外资展览公司国内展览企业“大鱼吃小鱼”的趋势，对中国目前尚处于稚弱的成长阶段的展览产业来说，将使其生存环境更加严峻，加速了国内会展行业优胜劣汰的步伐。中国在2003年出台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中涵盖了一般竞争法中关于企业合并控制制度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外资的并购垄断。但是品牌并购和传统国有展会品牌的价值评估等仍是外资并购中令人高度关注的问题。很多国有展览会的品牌无形资产是在政府长期扶持和投资的背景下形成的，在展览会举办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展览会品牌并购过程中，会涉及到评估国有品牌价值、确保国家利益的问题。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进入中国的外资展览公司毫无置疑是一个帮助者。它们带来了成功的展览理念、管理模式、销售网络，帮助中国的展览业开发市场，树立品牌，推动了中国相对落后的会展业的发展。同时，外资注入中国展览市场也对中国会展业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必须审慎应对，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特色的会展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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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同时也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互联网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随着科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在时代进步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社会中产生深远影响。近几年来，互联网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在社会中反响很大。互联网为经济发展提供平台，让经济之间的交流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不断扩大范围，减少成本。互联网是知识经济时代中生活信息化的载体，互联网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为此，本文从互联网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开始分析。
关键词：互联网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前言：互联网迅速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结构带来变革，也对生产、消费等各个领域带来重大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在当前经济发展迅速的背景下，需要对互联网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影响进行定量的分析，以此促进信息消费、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趋势。
1.互联网发展与经济增长机理
1.1壮大新兴互联网产业
1.1.1互联网产业界定
随着社会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对于互联网依然没有权威的界定。原因有两点：第一，互联网产业普及范围比较广，在诸多领域中不能对其进行清晰的辨别;第二，对于传统产业而言，互联网产业模式转变速度快，新兴产业不断衍生，因此在互联网产业处于动态的状态下对其发展的趋势难以下固定定义。互联网产业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为互联网用户提供服务的产业，在生活中常见的有互联网基础服务、内容服务以及电子商务服务等。互联网产业发展到现在，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1]。
1.1.2互联网产业类别
(1)基础服务
互联网的基础服务，是指互联网参与主体、互联网与其他高级应用服务相互结合，并提供基础服务与支持的基础性服务。按照各个服务层次的不同，主要划分为三种：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互联网应用服务提供商以及接入服务商。
(2)内容服务
网络上的内容服务商为用户提供诸多不同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在形式上较为复杂。按照性质的不同，互联网的内容提供商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大体上可以分为信息获取、安全服务、工作生活、休闲娱乐以及通信等。其中，通信交流类中主要包括QQ、邮箱、微博、微信等。而安全服务主要包括杀毒软件、网络防火墙等等服务[2]。
(3)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服务指的是为个人与相关企业提供各种互联网服务，其中，包括平台服务、工具软件服务、数据服务以及营销服务等。在电子商务服务中，如果没有平台，那么电子商务服务将不能发展。因此，可以说电子商务是指平台服务。典型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有B-B交易、B-C交易、O-O交易以及拍卖中介服务等。
1.2推动传统产业发展
1.2.1传统产业发展的契机
互联网对传统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互联网的发展需要基础资源的大力支持，基础资源又为传统产业发展带来动力，并在规模上不断扩大。例如，互联网在人群中的覆盖，不断加大互联网光纤、电缆等设备的需求;第二，互联网作为新的信息平台，让传统产业容易发现发展的机会。不仅方便了经济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还增加信息获取的便捷度[3]。
1.2.2转变传统经济方式
互联网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将人们的带到了网络经济时代中，与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中资源相比，网络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是各类知识与信息的总和。在网络经济时代中，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流与产业合作尤为重要。此外，互联网具有较高的外部特征，决定着互联网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在不同传统产业之间形成相互学习、竞争的氛围，最终在一定区域内，将产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高层次迈进。
2.“互联网+”与经济增长
2.1“互联网+”内涵
“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是两者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让互联网与各个行业相互融合，谋求新的行业发展生态形势。“互联网+”的出现相当于为传统行业发展加上羽翼，在互联网的助力下获得新的发展平台。例如，互联网金融中，基于“互联网+”背景下诞生很多理财产品，如金额宝、理财通以及P2P线上投资产品等。
2015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马化腾提交《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议案，明确表达了对经济创新的看法。以“互联网+”为驱动，鼓励产业创新、惠及社会民生。“互联网+”是指利用互联网平台、网络信息技术，将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相结合，诞生新的经济发展形势[4]。
2.2“互联网+医疗”经济发展实例
“互联网+”在医疗上的应用就是移动医疗，移动医疗有效缓解了我国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具体来说，互联网将传统医疗模式进行优化，为患者提供健康的医疗管理服务。互联网医疗的使用，患者可以对自己健康数据进行检测，在诊疗服务中，全面实现了网上挂号、购买药品、支付以及与医生进行病情沟通等。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相继发展互联网医疗产业，形成了产业布局网络，他们通过互联网的先进性不断在实现医疗行业发展的梦想。
2.2.1百度“健康云”
百度推出“健康云”，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对用户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此外，百度利用搜索优势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平台，并与健康网合作领域广阔。
2.2.2阿里“未来医院”
阿里巴巴在移动医疗中主要是“未来医院”+“医药O2O”，前者以诊疗服务为核心，后者以药品销售为主。阿里健康云平台-数据服务平台发布实施，在大数据技术领域中，医疗服务日新月异。
2.2.3腾讯“药急送”
腾讯以微信+QQ两大社交软件为依托，巨资收购挂号网和丁香园，在QQ第一时间推出“健康版”，在微信平台中，打造医疗服务互联网整合入口，“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战略更加鲜明。从企业资本运作中可以看出，从微信服务到智慧医疗，“互联网+”在医疗中的位置非常重要。2014年，腾讯携手九州通开发微信上的O2O“药急送”功能，同时开发好药师微信服务号。
结论：综上所述，互联网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改变了传统经济模式，拓宽了市场企业的发展道路，开发行业发展新形势。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发展不仅能够壮大新兴产业发展，还能在传统经济发展形势下，转变其经营模式。“互联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助力，与各行各业相结合，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刘春梅.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及实证分析[D].北京邮电大学，2010.
[2]邵骏.服务业市场结构与制度环境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研究[D].暨南大学，2014.
[3]何仲.我国电信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及可持续性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3.
[4]郑丽.我国居民信息消费及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影响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4.
摘要：《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互联网+”的概念，然后重点分析了“互联网+”与不同产业融合的发展现状，并阐述“互联网+”对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影响，最后作简要总结。
关键词：“互联网+”;现状;影响;创新
近20年来，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已深入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随着移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日趋成熟，“互联网+”作为新时期多种信息技术的集成与整合被推出并得到广泛认可。“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产业发展新的业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一、“互联网+”的发展现状
(一)“互联网+农业”：推动中国农业信息化、品牌化、现代化
农业是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互联网与农业的跨界融合源于1999年北大荒集团投资农博网，但由于农业的行业特殊性，“互联网+农业”发展相对缓慢。目前，互联网与农业的跨界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数字技术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土壤、气候等因素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通过对收集的农业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可得到某特定农业生产区域的播种、施肥、收割等相关的解决方案，其次，农业咨询服务类、信息门户网站的建设。信息时代，涉农企业与农民对相关资讯的需求更加强烈，农业信息与咨询网站能为它们提供政策、市场、价格趋势等全方位的信息。艾格农业、天下粮仓等咨询网站能够对农业数据进行专业分析，为涉农企业、农民等提供所需的查询、咨询等服务;农博网、安徽农网等商业类或政府类信息门户网能够为政府、企业和农民提供各种农业信息，并实时互动交流。最后，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农产品销售是农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电商平台为农产品的营销提供了广阔市场，蔬菜、水果等借助网络可以直接从原产地到达消费者手中，消除了以往多层中间环节，减少了损耗。例如，沱沱工社、菜管家等垂直类生鲜电商平台整合了农产品生产、仓储、物流等配套服务，使农产品销售环节简单化、信息透明化，为生产者、消费者带来便利。
(二)“互联网+工业”：推动中国工业数字化、智能化
2015年德国汉诺威IT展览(CeBIT2015)上，德国“工业4.0”与中国元素的碰撞成为最大看点，参会的中国企业达760家，阿里巴巴、华为、海尔等中国企业充分展示了中国创造的最新水平。“互联网+”与“工业4.0”，变革传统的制造方式，重新建立“互联网+工业”的行业规则，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生产模式创新，将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和水平，不但节约时间与成本，还将充分挖掘和培育新兴市场的潜力与机会。
目前，“互联网+工业”的发展现状是传统制造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相互渗透，传统制造业企业借助互联网实现智能化，新兴互联网企业则依托技术优势，不断瓜分传统制造业的市场。以海尔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企业，顺势推出互联网工厂计划，新创的无人工厂、交互式生产等模式已获得业界认可。目前海尔新的生产模式已经实现标准化、模块化、自动化，并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推进，而且海尔积极探索个性化定制，以满足用户“任性要求，个性设计”的诉求。以小米、乐视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则积极抢占电视等传统制造业市场，利用企业早先搭建技术体系、营销模式，并通过价值链重构、扁平化、快速响应市场等方式来创造新的消费模式，并逐步形成产业化趋势。
(三)“互联网+服务业”： 创新服务、消费方式与体验
1. “互联网+生活服务、零售业”：O2O的兴起
生活服务业范围广泛，给“互联网+”的渗透与发展带来广阔的空间与市场。目前，“互联网+生活服务业”融合的最典型表即为O2O。O2O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通过线上虚拟数字世界和线下现实物理世界互动协作的一种新商务模式。传统的餐饮、娱乐、家居、家装、洗衣洗车等行业的相关经营活动都在线下实体店完成，而如今O2O模式的引入，诞生了诸如大众点评、美团外卖、饿了么、龙居网、爱洗车等的网络平台及移动客户端。O2O模式下，传统的中介被剔除，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用户在客户端以时间、地点、价格等为条件寻找最合适的服务提供方，线上预订、线下体验，高效率、低成本地解决需求。而对传统的实体店来说，借助O2O平台，节省了人力与店面成本，并借助网络平台带来更多流量及利润。传统零售业也在积极探索O2O，京东商城、苏宁易购、1号店等企业以不同的形式开展线下体验线上购买的活动，未来线上支付线下体验将成为大众化的消费方式。
2. “互联网+交通、旅游业”：推动资源共享
现有的人口、道路、车辆等条件下，拥堵现象时有发生，给人们出行带来了诸多困扰，“互联网+”的出现及时有效的缓解了这一问题。“互联网+”应用于交通业，推出诸多基于GPS的交通应用APP。实时公交APP，可以帮助实时查询公交汽车的到站情况，防止长时间等待与误点现象的发生;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APP，实现了乘客与出租车司机的一次双赢，既减短了乘客等车时间，又降低了出租车空车率;易到用车、嘀嘀和PP租车等专车服务APP的推出，掀起了互联网时代交通领域的大革命，有效推动了汽车资源的共享，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而在旅游服务行业，携程、途牛旅游网、去哪儿网等在线旅游企业以不同的模式将旅游服务推向网络化、无中介化，引入的评分、分享等机制，也使得在线旅游的体验更加完善。
3. 互联网+医疗行业”：移动医疗垂直化发展
现有的医疗环境下，“看病难”已成为普遍现象。“互联网+”与医疗行业融合，推出多种网络平台与移动应用，有效缓和了这一矛盾。当前，挂号、看病甚至结算都需要长时间等待，挂号网等服务平台将挂号由线下转到线上，大大缩短了看病预约时间;而丁香园、春雨医生等轻问诊型应用消除了部分用户就诊难的困扰。专业化的移动医疗垂直化产品将成为“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方向，可穿戴监测设备取得重大突破。具有代表性的iHealth Align血糖仪、Withings Activite Pop智能手表等都是健康数据管理融合移动互联网的成功典范。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健康实时管理的兴起，传统的医疗模式将迎来深刻变革，以医患实时问诊、互动为代表的新医疗社群模式将逐步取代传统的以医院为中心的就诊模式。“互联网+医疗”将打通医药产业服务链，促进医疗移动平台化、信息透明化，为政府解决“看病难”问题助力。
4. “互联网+教育行业”：量身打造的个人教育方案
传统的教育教学面向整体、面向大众，不能充分考虑每位学生的实际情况，难以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互联网+”为教育人性化提供了重要契机，其为每位学生量身打造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案，充分尊重每位学生，赋予每位学生自主选择权、决定权。2014年，K12在线教育、在线外语培训等快速发展，推动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化增长。掌握着大量高粘性、高价值人群的传统教育机构如新东方、网易旗下的有道词典，因受互联网冲击，也开始向在线教育转型，推出诸如口语大师等产品和服务，并通数据挖掘技术，将用户需要进行多层次深入分析，从而实现差别化、个性化服务与推荐。在线教育企业不断推出风格迥异的移动终端，方便用户在各种环境利用碎片时间进行沉浸式学习，从而提高时间利用率，打破传统教育对环境、时间要求高的瓶颈。
二、“互联网+”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互联网+”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传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方式粗放、落后，已不能适应新时期、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急需注入“互联网+”的新鲜“血液”。从目前“互联网+”与各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来看，“互联网+不同产业”已产生了一些较为成熟的创新模式，并快速推动行业变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互联网+农业”将多样化的互联网相关技术融入农业全程生产活动，积极推动农产品电商营销平台建设，为涉农企业或农民提供全方位咨询服务与解决方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转型升级，增加农民收入。“互联网+工业”则是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并在未来提供规模化的个性化产品定制，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制造业借助互联网技术转型升级，而且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营销也将给制造业产品推广带来新的思路和方向。“互联网+服务业”更是以愈加成熟的商业模式、更低的成本及更及时高效的时间概念不断提高该行业的服务水平与能力。“互联网+”将作为新的引擎推动各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二)“互联网+”有助于变革服务方式，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互联网+”将互联网的技术成果大规模的应用于传统服务业，不断创新消费、支付等服务方式，以高效便捷、低成本的优势将传统服务业带入新的高度。传统服务业市场涉及居民衣食住行的各个环节，诸多互联网企业不断推出基于个人PC、手机等的客户端，将用户的需求集成于便捷的应用软件，从时间、成本等多角度为用户提供最适合地便捷服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推动“互联网+”与服务业更深层次融合。从目前的“互联网+服务业”创新成果来看，金融、教育、零售、广告、媒体等领域的“互联网+”已卓有成效，不仅整合了交通、旅游等行业资源，提高了服务的效率和水平，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服务业”因便捷与高效吸引了众多用户群体。人是消费的主体，随着“互联网+”的日趋成熟，消费人群、消费规模也将日趋扩大，无疑将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社会生产，促进全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三)“互联网+”有助于激活创新市场，营造创新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出给了亿万创业者以极大的信心，同时也给万千创客提供了市场环境，指明了创新方向。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过程中，技术进步是关键环节，而“互联网+”也扮演重要角色――将先进的技术融入到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将创新贯穿于技术进步与技术运用的各个环节。“互联网+”计划的推出，将高效推动各地区人才、资本、技术、知识的合理流动，汇聚亿万民众的创新激情，营造浓厚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新常态下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智力支持，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新的创新征程。
三、小结
“互联网+”不是否定和颠覆传统发展方式，而是将互联网融进传统产业的发展进程，找到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入口，促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与生命力，走出一条互联网创新驱动高效发展的新路子。中国经济业已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有序进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及时推出将助力中国经济再一次腾飞，推动“中国梦”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王慧.基于O2O模式下的中小企业移动商务发展策略研究[J].中国商贸，2012(23).
[2]马红春.O2O电子商务模式在我国的应用现状分析[J].科技视界，2012(09).
摘 要：今年以来，社会媒体和公众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互联网金融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务院于8月14日发布《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尽快出台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指导意见和配套管理办法，促进公平竞争”，这也表明国家决策层和智囊团对这一事物的重视。那么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哪些利弊呢?本文对此做了初步研究。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经济发展;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发挥民间资本作用，引导民间金融走向规范化。
我国民间借贷资本数额庞大，长期以来缺乏合理、高效的投资方式和渠道，游离于正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一定程度上需要阳光化、规范化运作。通过规范发展P2P网贷、众筹融资等方面，遏制高利贷，盘活民间资金存量，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于国家鼓励的领域或项目，使民间资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众筹股权融资也体现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对资金的要求。
2.有助于发展普惠金融，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
互联网金融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小微”层面，具有"海量交易笔数，小微单笔金额”的特点，具有普惠金融的特点并且具有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功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金融覆盖面的空白也就是小微金融领域具有独特优势。因此，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同促进、共发展，竞争中有合作，两者都是我国多层次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满足电子商务需求，扩大社会消费。
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5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要超过18万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要突破3万亿元。电子商务对支付的客观要求，推动了互联网支付的发展尤其是移动支付;电子商务所需的周转融资、客户的消费融资需求和创业融资需求，促进了众筹融资、P2P网贷和网络小贷等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发展催生了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4.有助于促进金融产品创新，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创新业务模式和改变服务方式，也契合了与传统金融之间的鸿沟。互联网金融企业依靠庞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能够更快了解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有助于改善传统金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计量客户的资信状况，提升风险控制能力，推出个性化金融产品。
5.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质量。
互联网金融利用第三方支付、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形成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明显降低了交易成本。互联网金融企业不需要设立众多分支机构、雇佣大量人员，大幅降低了经营成本。互联网金融提供的全天候、全方位、一站式的金融服务明显有别于传统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新融资渠，提升了资金配置效率和服务质量。
二、互联网金融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我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同时金融体系还不完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我国经济有有利作用，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1.推升传统金融机构资金成本。
互联网金融产品更高的利率，对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产生了竞争，而商业银行为保存款，纷纷开始通过理财产品等应对竞争，从而推高自身的融资成本。当前我区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仍处于投资高峰期，需要大量低成本资金的支撑，市场资金成本的上升将对我区建设资金的筹集形成更大的压力。
2.造成本地资金外流。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资金筹集和运用存在不对称性问题。由于互联网金融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在资金筹集端，资金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在资金运用端，资金主要投向互联网金融平台所在地及其熟悉的领域或项目。资金流出方式可能通过三个渠道：一是资金进入众筹平台，然后投入平台所发起众筹项目，;二是资金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再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购买基金进入全国性货币市场;三是资金进入P2P网络借贷平台，然后投入平台所在地的项目。
3.一些网络小额贷款正在变相发展成为单纯的高利贷公司。
一些网络小额贷款利率极高，至少达到利率年化20%以上，若加手续费用，更是高达25%-28%。让人感到更为离谱的是，有些网络小额贷款企业大胆违规操作，在放款时先扣除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也就是变相的折价放款，不是百分之百标准放贷。实际上，这些网络小额贷款已经沦落为临时性拆借、过桥融资以及生意三角债贷款。为何有人还要向这类网络小额贷款企业贷呢无非是自身资金紧张，周转困难，被逼无奈之下的做法。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要么还房贷，要么还车贷。由此可知，有相当部分互联网金融贷款难以真正流入实体经济，互联网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没有那么大。
总之，根据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央银行应该及时深入调查研究，加大金融改革力度，把这类银行贷款性质的企业纳入监管业务范围之内，使整个互联网金融体系真正规范化。央行尤其要制止这类变相高利贷、违规拆解及过高的手续费用现象。甚至有些人在银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在利用他人信用或者通过透支个人信用在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小额贷款公司之间大搞圈钱、套钱，这是极其危险的。
因而，银行正确引导互联网金融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至关重要，同时也要对那些违规行为真正加强监管，真正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宫晓林.互联网金融模式及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J].南方金融，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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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亮.互联网金融现状及趋势研究[J].时代金融，2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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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讲，融资也叫金融，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当事人通过各种方式到金融市场上筹措或贷放资金的行为。从现代经济发展的状况看，作为企业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全面地了解金融知识、了解金融机构、了解金融市场，因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企业必须与之打交道。199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由此可看出政府高层对金融逐渐重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融资融券及其对中国股市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浅谈融资融券及其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全文如下：
“融”，就是“融通”的意思，在经济学中，也就是借贷的意思。“资”，就是资金的意思。“券”，就是证券的意思。因此，“融资融券”，顾名思义，就是资金、证券的借贷。具体而言，“融资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向具有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提供担保物，借入资金买入证券的行为。而“融券交易”指的是通过与上述相同的方式，借入证券并卖出的行为。这里的融资、融券不但包括券商对投资者的融资、融券，还包括金融机构对券商的融资、融券。“融资融券交易”又称“证券信用交易”或“保证金交易”。
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融资融券已经产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在中国，从其产生至今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新颖的概念。而从世界范围来看，融资融券制度已经是一项基本的信用交易制度。
在股指期货诞生之前，中国股市的投资者基本上只能通过做多证券的方式获得利润，而在证券下跌的过程中无法获得收益。所谓“做多”，就是所持证券价格上升即获得利润的投资行为。2010年中国股市的股指期货诞生后，股指期货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做空股指期货，在股指下跌的时候也获得盈利。所谓“做空”，就是所持证券价格下降即获得利润的投资行为。而股指期货对投资者有一定的门槛要求，必须资金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投资者才能开户，因此，对相当一部分投资者而言，无法投资股指期货。
相比之下，融资融券的门槛要低很多，只要资金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而且证券账户开户时间在半年以上，就能开设融资融券账户。因此，同样是信用交易，同样可以做多与做空，融资融券交易比股指期货交易对投资者的门槛低了许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年3月30日，上交所、深交所分别发布公告，表示于2010年3月31日起正式开通融资融券交易系统，开始接受试点会员融资融券交易申报。此后，融资融券业务正式启动了，一批又一批的券商陆续成为试点会员，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能够进行融资融券交易。
融资融券在中国产生后，融资融券的相关业务经历了一段不断发展的过程。融资融券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融资融券标的物的扩容上。所谓融资融券标的物，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融资标的，一种是融券标的。即使在融资融券产生后，也不是所有的证券都能融资买入和融券卖出的，证券交易所对能够融资买入的证券和能够融券卖出的证券的范围有界定。凡是能够融资买入的证券，称为融资标的，凡是能够融资卖出的证券，称为融券标的。一般来说，融资标的也是融券标的，所以也合称为融资融券标的。截止至2014年10月22日，融资融券一共经历了四次扩容，扩容的时间分别为2011年11月、2013年1月、2013年9月和2014年9月。经过这几次的扩容后，沪市的融资融券标的股为500只，融资融券标的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为9只;深市的融资融券标的股为400只，融资融券标的ETF为6只。
今后，融资融券标的物的范围可能进一步地扩大，届时融资融券将涉及越来越多的股票和基金。
1.对证券交易量的影响
融资融券启动后，本来无法进行融资融券交易的，现在变为了可能。这意味着融资融券使得中国股市的证券交易量增加了。
融资融券的启动会使得中国股市增加多少证券交易量呢?
从宏观上统计，截止到2014年10月23日，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约为6874亿元人民币，融券余额约为37亿元人民币。而且，在此之前的一年内，融资余额与融券余额基本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上升态势，融资余额与融券余额在不断的刷新历史新高。2014年10月23日当天，沪深两市的融资买入额约为412亿元人民币，融券卖出量约为10亿股，而两市的成交量约为3000亿人民币，融资融券交易量也被计算入沪深两市的成交量中，由此可见，当天融资融券交易量占到沪深两市总成交量的13%以上。在个股上，融资融券交易量占成交量的比例可能更高，比如，2014年5月12日，沪市莲花味精的成交量约为1650万股，其中，融资买入额大约占到了总成交量的55%，可见融资交易在成交量上的贡献之大。
从微观上分析，这个需要先看融资融券的成本。融资融券行为，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才会进行。对投资者而言，目前融资的年化利率8.6%，融券的年化利率10.6%，在不同券商中融资融券的年化利率也会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时期，融资融券的成本也可能会有变化。也就是说，通过融资融券的途径投资得来的收益需要减去融资融券的成本，才是投资者的收益。一般来说，当投资者认为，只有在投资收益大于这个成本时才会进行融资融券交易。另一方面，即使投资者认为投资收益大于成本，也不能不限量地融资融券，融资融券的额度与投资者所提供的担保物有关。担保物的价格越高，融资融券的额度也越高。
2.对投资风险的影响
融资融券启动后，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和途径都产生了新的变化，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对某个投资者而言，投资风险是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他采取的交易方式。
具体而言，如果投资者将自己本身持有的证券作为担保物，进行融资交易，而且融资买入的证券又与担保物的价格正相关，那么这样的投资方式会增加风险。这种投资方式就是杠杆交易，通过少量的资金买入了大量的证券，这种情况下，如果证券价格上升，那么投资者的收益会被放大，即收益更高。相应地，如果证券价格下降，那么亏损也会被放大，即亏损更大。 如果投资者本身持有证券，又进行融券交易，而且融券交易卖出的证券又与本身持有的证券正相关，那么会减少风险。这种交易方式就是对冲交易。比如，某投资者本身持有中国股市中的证券A，同时，他又通过融券交易卖出另一个证券B，证券A和证券B都为上市公司的股票，而且这两家公司为同一行业，一般来说，证券A和证券B在证券市场中的股价正相关，即当其中一个证券上涨时，另一个也上涨;当其中一个证券下跌时，另一个也下跌。这样，该投资者此时的投资风险，比仅仅持有证券A时要小。
3.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融资融券启动后，本来无法进行的证券买入、卖出交易都变为了可能。也就是说，证券的需求和供给都增加了，证券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也都增加了，因此，融资融券减少了证券价格的剧烈波动。所谓弹性，比如证券的需求弹性，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同一价格水平下，证券的需求量变化率与价格变化率之间的比率。同样地，证券的供给弹性，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同一价格水平下，证券的供给量变化率与价格变化率之间的比率。
此外，股票市场本身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发现的是证券的价格。融资融券启动后，证券的交易量增加，证券交易反映的市场信息也更充分，更多的市场信息通过交易行为反映出来，最终体现在证券价格上。因此，融资融券有利于股票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
4.对投资机会的影响
融资融券启动后，随着融资融券交易方式的产生，对这类交易的信息披露也变成了必要的环节。目前，凡是可以融资融券交易的股票，在交易日都会披露前一个交易日的融资融券相关信息，包括融资余额、融资买入额、融券余额、融券卖出量和融资融券余额。例如，根据深市上市公司平安银行2014年10月23日的融资融券数据，融资余额为234331.64万元，融资买入量为24814.99万元，融券余额为1062.03万元，融券卖出量为522.31万股，融资融券余额为235393.67万元。
其中，融资余额指的是投资者融资买进与归还借款间的差额，它是一个存量的概念。一般来说，融资余额越大，表示买方的力量越大。融资买入额指的是一段时间内，通过融资的方式买入该证券所花费的金额，它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这里的“一段时间”往往指一个交易日。融券余额指的是投资者融券卖出与买进还券间的差额。它是一个存量的概念。一般来说，融券余额越大，表示卖方的力量越大。融券卖出量指的是一段时间内，通过融券的方式卖出该证券的数量，它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这里的“一段时间”往往指一个交易日。融资融券余额指的是融资余额与融券余额之和。
这类融资融券相关的信息在每个交易日都会公布，给投资者带来了更多的投资信息，成为了投资活动中的一项参考因素，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投资者分析股票市场的情况，从而把握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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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变革时期， 市场机制迅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而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却相对被动和滞后， 部分政治权力利用市场的弱点，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的渗透， 社会上的以权谋私， 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现实政治失望， 对政治教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也使得部分大学生产生了消极的思维定势， 对正确的思想听不进去， 对正确的政治要求表示反感， 甚至产生对立情绪。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正面影响： 社会政治变革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也有消极影响： 大学生内化主导文化出现障碍; 政治价值取向具有功利性; 政治责任意识淡漠， 诚信观念淡化和政治心理发展不平衡等。
【关键词】社会变革; 大学生; 政治社会化
2006年7月12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作出论断： 目前，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新的攻坚阶段。围绕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 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 各项改革在不失时机地向前推进。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风险性却在加大， 改革在各领域有序展开的同时， 也使得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 直接影响到了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取向以及他们的政治行为方式。由此可见， 要使大学生们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主导文化， 以实现其政治社会化顺利进行， 必须关注中国社会改革的大背景。
有鉴于此， 我们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必须有科学的认识。
1.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定涵义。
变革是对事物的改变和革新。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就出现了非常深刻的社会变革， 表现出来的是一场维护新制度的革命， 但仍然处于农业社会、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真正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变革则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场变革使我国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 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 由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 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变， 意识形态乃至政治体制等等， 也都处在这种转变之中。
从哲学的角度讲， 变革就是对旧事物的辨证否定和扬弃。邓小平曾指出： “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 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我们说的社会变革是社会的改革， 而不是改变社会性质的革命。当代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 它来自于社会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运动， 来自于社会普遍而强烈的变革要求， 自觉地对社会的某些部分或环节所做的改善， 它是依靠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力量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 即实现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人们生活的现代化和人们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它是一个不断把外来文明的积极成果为我所用的过程， 因此， 社会变革是个全面的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社会变革的内容包括： 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体制的变革， 也包括思想层面的变革。
2.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点。
第一， 社会经济变革， 引起了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
“江泽民同志强调，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必然要求进行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社会经济变革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使得社会财富的占有形式在总体上形成了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这样的所有制结构， 引起了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 这也是当代我国社会变革的突出特点。物质利益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 也是人们为之努力工作， 追求卓越的强烈的内驱力，它体现在人们对物的占有形式、程度、范围、多寡等多方面， 是社会要素系统的内在结构的调整。
社会经济变革必然引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 社会关系是一种看不见的“网”， 它不像物质利益那样是以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然而， 恰恰是社会的本质属性所在。人的本质， 归根到底是社会关系， 换言之， 有怎样的社会关系， 便会产生怎样的人。市场经济它体现并要求人与人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独立、平等、自由的生产与交换关系， 因为市场经济必然伴随自由竞争， 而竞争需要个人的独立性与主动性。
当代大学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 他们政治人格的内涵应该体现着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即独立性、公平竞争观念、自由意识等， 因而， 社会经济变革引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 成为大学生政治人格形成的主要前提。
第二， 社会政治变革， 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社会政治变革是相对于社会经济变革而言，政治变革是以经济变革为先导的。因为社会政治变革是由社会经济和利益的变化和发展而演绎开来的， 社会经济变革引起利益关系、利益结构和利益实现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促进了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要求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涉及到诸如法令法律的修改、政治组织和制度的改革、行政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改革， 政府权力从中央高度集权转向寻求中央和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相互协调， 以及认识制度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等方面的内容， 而且也涉及到人们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等。在今天的中国， 政治民主化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头等重要的政治目标， 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与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逐步提高， 政治参与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 关心国家政策， 请愿示威、与政府要员对话、积极参加选举活动等。
当代大学生从他们出生后， 就无可选择地被置于社会变革之中， 他们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 社会政治变革程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个性的发展水平与趋向。
第三， 社会主体观念形态的更新。
观念意识是一种客观实在， 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一种精神动力。这种观念意识产生于现实社会， 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同时， 它又是指导和激励人们从事某种活动， 参与某种实践的重要思想根据。社会变革使得社会主体的观念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大学生无论在生理、心理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都处于生命进程中的高峰期， 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 反对保守， 大学生的人生观、道德观以及他们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在改革中呈现多元化和实用化趋势。”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有着重大影响， 其中既有积极影响， 也有消极影响。
1.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积极影响。
第一， 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与改革， 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 政治就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 在全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政治的制约， 也不能不受政治因素的各方面的影响。我国的社会政治变革主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 依法治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从而使我国的政治体制向高度民主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在社会主义中国， “三个代表”集中体现着政治目标的价值内涵，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传承社会主导政治文化， 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人， 即拥有一种稳定的政治心理、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 形成政治思想， 具有一定的政治能力和产生一定的政治行为， 从社会人成为政治人。
社会主义民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统治”， “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我国的政治制度、政治理想、政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进一步增强了大学生的政治情感，政治情感是大学生政治行为的内驱力， 是大学生政治心理的沉积， 主要指大学生对政治事件、政治活动等的一种心理感受和好恶倾向。良性的政治情感表现为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对集体的热爱。如1999年5月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时， 当代大学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方式声讨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再如大学生对我们党内存在的某些腐败问题深恶痛绝。大学生政治情感的表现比其他公民更为强烈， 是政治社会化的产物， 政治情感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心理现象， 它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政治行为，是政治教育和政治影响的结果， 他们的政治思想不断走向成熟。
改革的进程， 紧紧维系着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命运， 改革每前进一步， 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就前进一步， 因此社会政治变革推进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论/文/网LunWenData/Com]
第二，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水平的提高。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性质是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其发展水平归根到底则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不仅政治因素直接影响和制约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 而且作为政治制度基础的经济制度、经济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制约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 给社会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使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社会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既对大学生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外部的物质技术条件， 又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结构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要求。
因此，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必然随之而发展，当今中国社会变革促进了他们政治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首先， 大学生思想解放， 富有政治上的开拓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长期禁锢中国人思想的桎梏被打破， 使大学生们拓宽了视野， 他们比以前的大学生思想更为解放， 很少受到传统观念或传统思维模式的羁绊， 富有开拓精神。例如：
1997年满怀欣喜欢庆香港回归， 洗雪百年耻辱;1998年为数百万军民抗洪救灾的事迹所感动， 大学生们纷纷捐款捐物、参与抗洪; 1999年为50年国庆兴高采烈， 喜迎澳门回归; 而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 大学生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 有组织的上街游行， 强烈谴责这一野蛮行径; 2001年大学生欣喜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 2002年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令大学生感到欢欣鼓舞; 2003年大学生同全国人民一道万众一心， 同舟共济， 战胜了非典病魔， 同时为我国首次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而倍感骄傲和自豪; 2004年我国奥运健儿在雅典再创佳绩， 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二的历史最佳成绩，大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向奥运健儿学习， 为国争光;2006年我国再次成功发射航天飞船， 扬了国威，大学生为此感到精神振奋。大学生对国家重大事件的关注充分表明了大学生以国家、民族为本位的政治意识的积极高涨， 也体现了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
其次， 大学生坚定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受到世人瞩目，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年到2004 年的26 年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 亿美元增长到16494 亿美元， 年均增长914%, 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正不断增强。大学生从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和辉煌的业绩中， 切身体会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才能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的从胜利走向胜利。1999年对云南高校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 “7213%的学生认为应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7719%的学生认为我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001年对上海市高校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 “77%的学生赞成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总体上看大学生们的政治思想走势同社会发展步法比较协调， 政治观念上， 呈乐观上进的态势。
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 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
再次， 大学生政治主体意识增强。我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 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个人与国家身份关系的旧观念。“改革的实践以生活及其利益者以最简洁、最有力的杠杆， 直接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使当代大学生在自由开放、竞争激烈的社会中， 学会审视社会， 认识自我， 能以个人主体的身份面对生活。个人主体意识觉醒的直接积极结果就是大学生们的自主性空前增强， 积极性创造性空前高涨， 要求个人与国家关系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至上原则， 因此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法治化要求也空前迫切。
最后， 大学生竞争意识增强， 政治实践能力提高。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对整个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大学校园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 也处处体现着竞争： 大学生们积极要求入党，竞选当学生干部， 学校里的比赛一个接着一个，参加者比比皆是等。在这样一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已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意识。与此同时， 他们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极为关注， 他们积极参加竞争就是为了争得一席锻炼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以期自我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对自我价值主体地位的确认， 已成为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大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愿望已渐趋强烈， 政治实践能力也随之提高，更趋于理性与务实化。
2. 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消极影响。
在社会变革时期， 市场机制迅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而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却相对被动和滞后， 部分政治权力利用市场的弱点，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的渗透， 社会上的以权谋私， 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现实政治失望， 对政治教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也使得部分大学生产生了消极的思维定势， 对正确的思想听不进去， 对正确的政治要求表示反感， 甚至产生对立情绪。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内化主导文化出现障碍。
党和国家希望通过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将我国的主导政治文化传播给大学生， 使之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利益群体分配的差距拉大， 价值观念多元化， 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反差， 使大学生在政治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和困惑大为增多。大学校园内提倡的高水平政治道德规范与社会上低水准的政治道德行为的反差， 理想教育的完善与社会现实的反差， 自身思想政治道德认识的崇高与实际实践行为的平庸和无奈的反差使得大学生们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困惑， 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学习又不够重视， 甚至一些学生认为可有可无。“大学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虽然在认识上不断提高， 但仍然存在不少模糊认识， 比如： 有一些学生对‘社会主义最终可以战胜资本主义’这一问题表示‘不同意’或‘说不清’。”再如： 对长春工业大学2002、2003、2004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表明： 大学生在面对个人利益和前途的选择上，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知行不统一。一个学生在调查问卷中写道： “在这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里， 腐败、下岗、通货膨胀、贫富两极分化等等问题，让我深深地陷入疑虑中， 我找不到自己可以信赖的精神支柱。”理论上的认识不清， 加之政治参与渠道和政治实践机会不多等原因， 表明他们在内化主导文化过程中出现了障碍， 影响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第二， 政治价值取向具有功利性。
大学生政治价值取向上自主意识增强， 但有功利化倾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大学生成长的宏观历史背景， 缘于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和西方思潮的冲击， 使得一部分政治观不坚定的大学生的政治价值取向带有不同程度的功利主义色彩。
一些大学生把“有用”与否作为政治价值判断的标准和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依据， 如一些大学生把教科书按照“有用”与否分成两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材则常被打入“无用”者之列， “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要求入党的动机是‘能够促进自己的成长’。”凡此种种， 都是政治价值取向中功利主义的表现。
第三， 政治责任意识淡漠， 诚信观念淡化。
大学生的政治责任感是政治觉悟的组成部分和鲜明反映， 是个体对一定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和使命的认识、情感和态度。“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关心国家大事、顾全整体利益、追求光明进步、乐于奉献自己的人， 就是强烈政治责任感的表现， 他们恪守坚定的信念， 为着远大的理想而矢志不渝地奋斗。相反， 那种囿于个人狭小天地，只要权利不讲义务， 就是政治责任感不强的表现”。一些大学生在发展目标上， 不关心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 表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没有社会责任感和诚信观念; 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 在生活上超现实享受， 不珍惜父母家人的劳动， 没有家庭责任感; 在个人感情上不求天长地久， 只求曾经拥有， 没有道义责任感; 还有一些大学生不刻苦学习， 盛行抄袭作弊之风， 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业， 假文凭、假证书屡见不鲜， 就连助学贷款的偿还也存在恶意拖欠甚至不还的现象，这些问题从不同侧面暴露了大学生缺乏责任意识。
大学生在承受了较大的经济差距压力的同时又面临严峻的就业竞争， 面对激烈的竞争， 诚信观念上的失范， 也是政治责任感不强的表现， 严重地阻碍着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程， 影响大学生的成长与成才。
第四， 政治心理发展不平衡。
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大学生自身特点以及在内化政治文化过程中出现障碍、政治价值观的功利性、政治责任感不强等原因， 使得他们的政治心理发展不平衡。
大多数学生带有政治理想化心理， 他们感受敏锐， 想象丰富， 甚至充满幻想， 在政治理想化心理驱使下， 幻想大于现实， 理论超前实践， 牢骚胜过满意， 因而对社会现实， 常常带有挑剔的目光。也有一些学生带有政治狂热心理。大学生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先锋作用历来为社会所公认，但是他们的政治热情的极端化便是政治狂热， 就会产生政治上的盲目， 这种状况在西方和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政治逆反心理也是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 在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况： 越是进行某种政治宣传， 有的学生越是“不买帐”， 越是进行某种政治批判，有的学生越是同情被批判者或趋同某种思想观点，这种逆反政治心理如果不加以疏导， 可能会出现反政治社会化。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必然导致行动上的回避， 在社会变革中， 大学生们更多地追逐经济利益， 认为政治是“假、大、空”的东西，或是认为政治参与活动得不偿失， 不追求政治进步， 一样可以成就学业， 以致一些大学生会有政治回避心理。大学生出现的政治理想化心理、政治狂热心理、政治逆反心理和政治回避心理体现了大学生政治心理发展的不平衡， 都影响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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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拉美是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的。在一段时间里，拉美的有些国家譬如巴西等的现代化进程推进的比较顺利，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则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走向过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来看，拉美国家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依靠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比较优势，大量的引进外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进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巴西“拉美化”问题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第20届足球世界杯落下帷幕已近一年，在享受完这场足球盛宴后，人们不禁开始考虑这场盛宴给巴西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研究的 “拉美化”问题又一次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 “拉美化”这一概念一般用来描述拉美在经济发展中出现各种问题，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失调。关于 “拉美化”问题，国内学者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做出了广泛深入的研 究，研究成果颇丰。学者程凯[1]认为，“拉美现象”可以理解为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后退的现象，而这个阶段一般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学者金城[2]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 “拉美化”问题的实质，他认为由于拉美国家选择了“外资主导型”发展道路，在获得阶段性快速发展的同时，丧失了对于本国经济和资源的控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问题。学者崔效辉[3]则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了 “拉美现象”,即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不合理的金字塔式，经济增长的成果被人数很少的主导型阶层分享殆尽，而城市贫民和农村无地、少地农民没有机会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在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结构失衡的现象被称为 “拉美现象”.这些研究为认识和思考 “拉美现象”及其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和理论依据。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研究 “拉美化”问题，现拟在结合历史资料，以社会学视角分析巴西近三十年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运用社会分层理论进一步理解 “拉美化”问题，探讨 “拉美化”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拉美化”问题的特征和影响
至今，学界关于 “拉美化”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同领域的学者站在自身学术背景下对其定义做出了相当全面的概括，这里就不加赘述。我们可以通过对拉美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回顾发现诸多问题。[4]从历史上看，多数拉美国家自19世纪取得独立后，便开始发展民族经济。
20世纪30年代后，多数拉美国家开始走上了依靠进口替代本国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通过大量举债从而迅速发展起来。50年代到7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年均增长为5.4%.这一时间段，外资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推动着整个拉美经济的发展。到了80年代，虽然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GDP已达到了1500美元，但由于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单纯依靠外资而忽视本国工业化发展的拉美各国开始纷纷爆发债务危机，因而80年代也被称为拉美 “失去的十年”.进入90年代，拉美各国又都采取各种改革，主要的政策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起初经济有所好转但后期起伏较大。就巴西而言，在20世纪尤其是70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大起大落的境地。在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后，虽然国民收入有所上升，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通货膨胀、就业困难、外债累累等问题。进入21世纪，巴西政府积极进行改革，并试图通过加入国际合作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由经济发展不稳定导致的社会问题也日渐暴露，且一直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类问题：
1.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
整个拉美国家的基尼指数一直保持在0.5~0.6之间，这比世界各国平均指数0.4要高出很多。另外，少部分的富人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导致贫富差距悬殊。这一现象至今在拉美国家中普遍存在，成为社会的顽疾。
2.政治上的动荡
拉美地区是一个历史上军事政变频繁的地区，近几十年来发生过一百多次军人哗变事件。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很多拉美国家都经历了从军政府统治到推翻军政府开始组建民选政府这一过程。动荡的政治使得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3.社会治安的混乱
动荡的政治局面必然会引起社会治安的混乱。拉美国家枪支泛滥，其地区的自杀率和绑架率一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据美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每年拉美地区由于暴力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为1 680亿 美 元，占 到 其 地 区 生 产 总 值的15.0%.
4.环境污染严重
在整个拉美地区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和民众缺乏一定的环保意识以及相关环境保护法律的缺失，导致环境问题不断恶化。据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拉美地区每年减少森林面积大约为590万公顷，这个数据大大超过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造成的例如疾病、自然灾害等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如同一片巨大的乌云笼罩在拉美上空，驱之不散。
(二)社会分层理论
西方国家对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不仅分析社会的发展，更能指导着社会的前进。拉美等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反映出社会阶层的差异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不均衡。社会分层一直以来都是衡量社会变迁的维度，也是引发社会变迁的力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始终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美国着名学者戴维波普诺教授[7]认为，社会分层是将社会中的人们按一定标准，划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西方对社会分层的研究由来已久，其真正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当属卡尔·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
二者对社会分层的本质、社会分层的原因以及划分标准的阐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思想，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奠定了对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式。马克思[8]认为，阶级现象的产生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关系是阶级划分的标准。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韦伯[9]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则集中于阶级、身份群体、政党这三种权力分配的形式，这种“三位一体”的分层理论也即将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划分不同层级的标准。
社会分层的差异导致拉美国家大多处于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处于社会顶层的人数很少，却拥有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越往下层社会阶层越低，人数却越多，占有的社会财富越少，由此也体现出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一巨大的不平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较大的动荡。社会的动荡不安带来了拉美国家经济的频繁波动。由此也折射出社会分层的不合理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的来说，“拉美化”还无法用一个确定的概念来定义，一般来说是将拉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为其中。但是不管概念如何，在整个拉美地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
巴西作为拉美地区面积最大，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最为雄厚的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其经济总量在拉美位列第一，成为了当今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金砖四国”之一。研究拉美化以及当前拉美地区的社会发展等问题，把巴西作为一个观察对象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的。
(一)经济波动幅度较大
巴西的现代化发展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据统计，1931~1950年巴西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在4.6%左右，高于其他主要的拉美国家。自1951年起，巴西进入了历史上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6.8%的年增长率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持续了30年之久。其中，1968年~1973年间，巴西的经济增长达到了11.2%.但时间进入1980年之后，由于受到国际油价疯涨等外部因素以及巴西国内自身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内部因素共同影响，1981年开始，巴西经济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巴西的外债也迅速增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飙升，最高达到43.1%之多。[10]
20世纪80年代末，巴西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有所复苏，但是通货膨胀率却又一直居高不下。
1994年，巴西开始实施着名的 “雷亚尔计划”,对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单从通货膨胀率上看，1993当年为289.0%,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字回落到了9.1%.进入21世纪，2003年~2008年，巴西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7%,人均GDP也上升到了8298美元。
2008年之后，受到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巴西经济开始了 “过山车”似的发展，增长和负增长交替出现，以至于到了今年，出现了前文所介绍的1.5%的增长预期。[11]从巴西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的经济状况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巴西经济的发展一直不够稳定，尤其在拉美地区陷入拉美陷阱的时间里，巴西的经济也如同陷入了泥潭中一般。
(二)日益衰落的传统文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巴西民族主要由最初的印第安人、葡萄牙人和非洲人混血组成。这就决定了巴西传统文化就是在各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兼具印第安文化、葡萄牙文化和非洲文化特点的巴西文化热情又不失厚重。桑巴舞，狂欢节，足球， “黑人文学”等都深深的影响着整个世界。其中，非洲文化对于巴西文化起到了更为深刻的影响。主要以废除奴隶制为题材或以黑人、混血儿为主人公的 “黑人文学”作品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思想高度。但是近二十年来，由于欧美强势文化的入侵以及巴西自身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传统的巴西文化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此巴西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大对于文化市场的投资力度，但无奈于经济形势。据巴西 《伯南布哥日报》2006年11月22日报道，巴西文化产业的产值仅占GDP的5.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0%.而整个拉美地区和非洲地区的文化产值只占全球文化产值的4.0%.[12]可以说，振兴巴西的文化产业任重而道远。
(三)复杂的政治局势
巴西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政治上主要以权威主义统治为主，坚决镇压反对势力，实现了政治稳定及经济发展。1985年，军政府还权于民，巴西步入了现代民主化进程。一直以来，巴西实行的是多党制和联邦制，导致总统与议会的关系十分复杂，政治僵局频繁出现。虽然巴西总统有着广泛的权力，但是却不得不考虑来自各个方面的约束。近年来，巴西政府在腐败问题、经济改革、社会保障及通货膨胀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大多收效甚微。在民主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巴西社会，政治稳定和政府执政水平的提高成为人民的期许。
(四)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分化严重
从巴西自20世纪80年代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也能看出拉美化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首先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人口大量涌入中心城市，被称为都市化趋势;二是随着中心城市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边缘地区，造成大面积贫民窟的存在，被称为边缘化趋势。这两个问题不断发展，最后衍生的问题就是边缘地带很难享受到GDP增长带来的福利，导致与中心城市地区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中心城市面临着环境污染，失业率高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的制约;而广大的边缘地带居民长期经受着贫困，疾病，犯罪等问题的困扰，无力改变这样的现状。其次，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一直制约着巴西经济的发展。在整个巴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两极分化最快速的时期。
1979年~1990年期间，巴西的基尼指数由0.493提高到了0.535,同时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一期间几乎翻了一番。[13]进入新世纪，巴西政府做过许多尝试，但都没能改变两极分化的难题。最后，过多依赖外部投资，导致巴西社会的稳定性差。由于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选择了 “外资主导型”的发展道路，使得自身对于本国的经济、资源的控制力大幅度减少，经常发生由外部因素导致的经济危机，使得社会在一个不稳定的前提下发展。
可以说拉美化不仅在经济方面给了巴西一个惨痛的打击，更是深入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导致整个巴西社会笼罩在一种阴霾的大环境下。这就如同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所见是一样的，足球场内，群星闪耀精彩不断;而场外各种绑架，凶杀等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充满矛盾的巴西社会也许就像巴西的足球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任何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定的问题出现，这是客观规律。马克思对发展做哲学定义时就曾总结过，发展是具有普遍性、曲折性、过程性和规律性这四个特点。[14]如何看待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就 “拉美化”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思考。
(一)“拉美化”不是发展的必经之路
“拉美化”这一问题能否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必经的一个过程?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能从“拉美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例如贫富悬殊扩大、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等而简单地将一个社会定义为 “拉美化”.因为 “拉美化”具有拉美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背景。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拉美国家大1国工业化道路的发展。加上历史上拉美国家大多属于殖民地，本土经济文化遭受冲击严重。在脱离殖民统治后军政府又统治了较长时期，导致权力缺少制约，腐败现象严重，民主长期缺席。推行民主和改革后，又受到了全球化大环境的冲击，导致出现了以上列举的问题。
(二)如何避免 “拉美化”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时，怎样避免类似于“拉美化”问题的出现?当今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各国各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全球化趋势的影响，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怎样面对新环境下出现的各种问题成为了各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会简单地存在一条各国普遍适用的发展道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结合拉美地区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看到，避免出现 “拉美化”问题可以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定发展道路;二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市场和法律的地位;三是不能忽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例如两极分化扩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四是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自身市场。
(三)“拉美化”对我国发展启示
由于同为发展中大国，又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巴西的发展问题常常被我国学者拿来同我国的发展对比。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 “拉美化”问题对于我国的发展有何警示作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自那时起，中国是否陷入了 “拉美陷阱”就一直被人反复讨论。前文已经阐明过， “拉美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地域和时间限定。也就是说我国现在所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 “拉美化”问题，但我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结合我们对于巴西发展道路的回顾和讨论，可以对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出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是我国的发展道路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不能生搬硬套。这里的具体国情，需要大量的实践和调研来得出，而不是纸上谈兵。二是我国要继续突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建立社会收入分配新机制，缩小两极分化。四是健全法律体系，“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五是扩大本土市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让本土市场在竞争中增强创造力和竞争力。此外，对于环境的保护，加大反腐力度，保持城市和农村的和谐发展等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方面。
总之，“拉美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在面临类似于 “拉美化”这样的发展问题出现时，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要正视这些问题而并不是躲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科学地将 “拉美化”现象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运用于实践中，对于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发展思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1]程凯.“拉美化”谁的错 [N].中华工商时报，2004-07-13(05).
[2]金城.中国轿车走上 “拉美化”不归路 [J].中国市场，2000(7):30-32.
[3]崔效辉.警惕中国社会的 “拉美化”倾向 [J].决策咨询，2002(2):25-26.
[4]孙洪波.“拉美化”命题研究综述 [J].拉丁美洲研究究，2005(1):44-47.
[5]黄其轩.巴西 “经济奇迹”为何中断 [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115-120.
[6]张宝宇.巴西现代化的起始与社会转型 [J].拉丁美洲研究，2003(5):8-13.
[7]戴维波普诺着，李强译.社会学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4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97-225.
[9]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7.
[10]周志伟.从 “永远潜在大国”到 “崛起的金砖”[J].世界纵横，2009(11):54-57.
[11]张宝宇.巴西500年历史嬗变 [J].拉丁美洲研究，2000(3):1-8.
[12]吴志华.巴西文化产业政策初析 [J].拉丁美洲研究，2007(4):35.
[13]黄其轩.巴西 “经济奇迹”为何中断 [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115-120.
[14]吴晓明.马克思发展理论的本质特征与当代意义 [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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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因民族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政治学上(以及媒体)倾向注意这些极端类形的民族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全文如下：
自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以来，学界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尤其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更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关注的四大社会政治思潮之一。围绕这一问题的相关研讨此起彼伏，异常激烈。经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在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方面，成果令人瞩目。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已经取得的丰富研究成果不仅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思想建设具有很强现实指导意义。理论上，研究中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论点、新问题、新观念，进一步丰富了民族主义的内容，拓展了专家学者研究的领域。实践上，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的政治思想状况结合起来认真加以研究并对青年政治观念变化情况的剖析，这对引导青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研究述评。
国内学界诸如王小东、萧功秦、房宁等资深专家及相关学者就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研讨，仅199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就发表了题目中有“民族主义”的文章30余篇，研究成果可见一斑。如：吴仲柱论文《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演化的现实导因》(广西民族研究2004/4)从国际格局重组、经济全球化浪潮及社会变迁与政策互动等多维视角，探讨了冷战后民族主义再度兴起的根源;王小东论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5)从生存空间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尚武精神、精英与平等、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等几个方面论述民族主义在当下的重要性;萧功秦论文《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战略与管理1996/2)从外力压迫、儒学文化、国人意识、话语体系等方面分析了制约当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因素;任丙强论文《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原因、特征及其影响》(学海2004/1)指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向：建构和平的民族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设和保障公民权利、以和平的方式谋求国家利益。
另外，亦有学者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思想观念相结合进行探讨的，如龚超论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对青少年政治观念发展的影响》(湖北社会科学2010/2)。观国内论著，特点有：1.从内容上看，研究多集中在对当代中国民族义的起源、成因、因境、发展走向等方面，而对其性质、影响与作用方面探讨不多，特别是没将其与青年政治思想相结合来进行研究;2.从研究方法上看，注重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而对实证研究法、案例分析法重视不够;3.从学科结合上看，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多学科相结合明显不足。
(二)国外研究述评。
美国学者皮克、拉铁摩尔、费正清、杜赞奇等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如(美)Cyrus H? Peake.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Howard Ferting， 1970)从民族主义与教育的关系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开创了民族主义研究中运用西方中心范式的先河;(美)拉铁摩尔发表了《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等文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另外(日)猪口孝等学者也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有所涉足。通观国外研究状况，研究视角独特、方法新颖，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因掌握资料有限且欠实地考察与实证分析，不仅缺乏系统性、连续性，而且个别结论有失偏颇。
总体观之，研究存在局限性，以致于有学者已注意到在当代民族主义浪潮下，青年政治思想引领机制的“缺失”现象(非理性民族主义思潮在青年人群中的漫延)，却未能对这种“缺失”现象进行合理分析。
国内外关于当代民族主义研究基本上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始终贯穿“问题意识”与“解决问题意识”，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计划研究议程基本完成，达到了预期效果，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概念界定。对此问题，国内学者亦是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概而论之，有两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一是“阶级论”，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突出强调民族主义的阶级性特征，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特有的民族观，是资产阶级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二是“效仿论”，受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规约，一味地盲从西方，仅是对西方学者各色民族主义定义的改头换面，既没有体现中国民族的特色，也缺乏应有的新意。所谓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指泛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群体成员以民族认同为基点，以民族情感归附为纽带，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以追求民族利益、维护民族尊严为指向的意识形态或实践运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时表现为心理状态，有时表现为意识形态，甚至还体现为这种观念形态影响下的实践运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是多种因素复杂媾和的结果。
(二)泛起原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激活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记忆。在数千年封建社会演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老的文明而走在世界其他民族的前列。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和大工业爆发，在短短数百年内，中华民族却从世界民族前列一退再退，最后沦落到遭受苦难民族的行列。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纷纷东侵，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将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面对衰亡的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绝不放弃、重树自信，积极地为之奔走、呼告。经百余年的努力，摆脱了民族危机，实现了国家完全独立和人民彻底解放，重新找回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各民族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从此，各族人民踏上新的征途，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在这条路上，成功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引发了人们的深刻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了孳生土壤。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迎来了新的春天。所谓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相关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相应体制。所谓开放，就是要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束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要开放，要对所有地区和所有国家开放，是全方面、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
在这个时期，传统的与现代的、国内的与国外的各种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处在不断震荡与碰撞之中，整个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变动不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推动着人们思绪起伏波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想体系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为各种社会思潮的萌发提供了适宜土壤。在新中国成立后消声的民族主义借势而起，乘着西方国家霸权思维对国人羞辱伤害的东风，迅速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进而对社会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困惑、迷惘与“十字路口”的思考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撕开了新的裂口。禁锢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闸门一旦开阀，其结果可想而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踏上改革开放的路程，亲西热、“出国热”迅速席卷全国。但是亲西方的愿望和向西方学习的激情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对华的敌视态度，西方经验也没有解决中国的突出问题。面对残酷的现实，国人亲西热的心态悄然生变，越来越多的人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怀疑甚至质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政政治治等各项改革的深入，中国面貌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而且更加突出和具体。对此，人们倍感失落、困惑，转而以自己的认识解说着今天的中国。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汲取了西方的人本主义观念和个性自由解放思想，引发了他们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后来这种反思和批判演化为对过去历史的歪曲与否定。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继而与西化思潮媾和，终于酿成了惊世的。这场将中国的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所带来的震撼迫使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进行重新思考。
(三)依据其性质的不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健康民族主义、病态民族主义两种基本类型。健康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重个人意愿的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生存和发展利益的正确体现和维护。健康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觉醒以及“对民族自重、自立、自强的认识和实践”，是对国家、民族共同利益的正当维护。病态的民族主义是与健康民族主义相对应的民族主义，它是封闭的、激烈的、盲目的、情绪化的、忽视个人意愿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宣泄。
(四)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受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和影响，沉寂数年的中国民族主义种子崛地而起，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以其夺目耀眼之光吸引着众人的眼球。客观地说，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中居于非主导地位，但其蕴藏的潜力却不容小觑。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面对诸形色的民族主义思潮倍感迷茫，或趋而从之，或刻意避之。种种迹象表明，重新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理论上不断完善自我，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逐步走出病态民族主义的误区，让植根于当代中国特定语境下中的民族主义实现转向，逐渐走向温和、务实理性，形成适合中华民族特点、具有自身特色的健康民族主义。具而来讲：1.就类型而言，逐渐由被动、自卫型转向主动、自强型;2.从性质上看，实现由情绪化、非理性向温和、务实理性过渡;3.从内涵分析，民族主义以博大胸襟取其他政治思潮之长。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仍是一把“双刃剑”，对广大青年政治思想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既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带来负面结果。
正面影响：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利于培育和提升当代青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社会发展的期待和对民族生存状况的担忧意味着一种更具责任感的爱。强烈的责任感要求当代青年审视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正视社会现实，以理性批判的精神痛下兴利除弊之决心，要求人们忠于自己的的祖国，甘愿为祖国服务、奉献。在这个意义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起到了重新强化民族意识之效果，有利于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提升;
(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引发了当代青年对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当代青年立足于本民族利益，极力维护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对外争取独立发展的平等机遇，对内抑制肆无忌惮的精英主义，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
(三)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激起了当代青年对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内重视普通民众自由、民主，反对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对外要求“我族”与“他族”平等，反对别国干涉中国事务。
负面影响：
(一)病态民族主义对抗性思维扭曲青年政治思想，过激言行致使国际环境复杂化。病态民族主义的过激言行，不仅无助于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和平使者的树立，反而损害了国家间关系，引发国外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是对和平国际环境的最大破坏;
(二)病态民族主义非理性、情绪化倾向会使当代青年丧失理智，引发极端政治行为。青年的担忧与抱怨无限积淀，幼稚的心理天平终将失衡，转而被野心家所利用。在野心家的怂恿下，当代青年可能丧失理智，站到民族、国家利益的对立面，做出一些影响社会稳定或破坏祖国统一的极端行为。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多种因素复杂媾和的结果。当下必须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性质做出科学判断，对其演进历程、复杂内涵、多面特征、表现样态及其社会效应做出理性分析，实现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动回应和有效引领。
(一)确定好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
引领青年政治思想，更重要的是，从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出发，准确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自觉遵循民族主义发展规律，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国族民族主义，统领其思想意识中的混杂观念，强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并纠正种种错误认识和思想偏向，防止给西方国家别有用心论者以某种口实。坚持：
1.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原则，引领青年政治思想，要求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作出准确判断和科学评估，对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对国家、民族发展有利的方面，应当让其自由表达，充分发展;反之，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对国家、民族发展不利的方面，则要具体分析、因势利导，力争将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
2.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的原则，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以开放、民主的现代方式，在斗争中逐步提高青年的鉴别力和免疫力;
3.遵循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规律的原则，对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一方面要从纷繁复杂的表现样态中研判其性质，科学预测其发展走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要敢于直面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并且在研究中不断创新思路，改进方法，从中找出符合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性东西，而不是绕着道走，有意避开问题。通过研判，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要义，在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实践中自觉遵循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
(二)建立好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有效机制
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为使青年政治思想发展不致偏离正常轨道，既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创新，增强理论的内在魅力和社会感召力，更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引领机制。
1.根据世情和国情的发展变化，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在引领方式和引领机制等方面大胆创新，始终牢牢掌握对国族民族主义的话语权。营造顺畅的沟通交流机制，解决青年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坚持以平等的姿态，以民主的方式，积极与他们对话沟通，主动与他们进行思想交流。在沟通交流中，善于调动青年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他们不要有所顾忌，允许他们自由争鸣、畅所欲言，可以围绕着议题进行激烈辩论、广泛讨论，不同观点、不同意见都可以得到充分表达;
2.建立科学的评估反馈机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辨析其性质，把握其本质，在此基础上对青年政治思想进行科学的评估。通过评估，才能弄清楚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有何影响和影响程度;通过反馈，才能全面把握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状态，从而为科学决策提供理论资料;
3.构建有效的预测预防机制;要具体分析研究青年心理特点的变化情况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政治思想影响情况。只有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通盘考虑，才会有科学的预测，以便在决策时做到有的放矢。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经20余年的演变发展，存在问题仍不容讳言。客观地说，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中居于非主导地位，但其蕴藏的潜力却不容小觑。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面对诸形色的民族主义思潮倍感迷茫，或趋而从之，或刻意避之。种种迹象表明，重新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勃兴于冷战结束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学术歧见，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探讨远不及实践层面，因而指导实践有限。
就理论层面而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缺乏系统、比较稚嫩;就实践层面来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实践运动不够理性。既便如此，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人们民族精神的培育提升、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及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却是不容质疑的。科学把握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合理引导其未来走向，是当前学术研讨的题中之意，只有在内涵上彻底突破狭隘封闭的种族或文化局限，注入经传统转化而来的，更为开放的现代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和政治内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希望成为现代工业化运动中的动力资源和精神砥柱。学术界应该继续加强以下方面的深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不论作为社会思潮还是实践运动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个“烫手的山芋”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二)基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面性”效应，应当主动回应、科学引领;
(三)针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的正面、负面影响，应当构建科学而合理的引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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