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区域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和产业转移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其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有效实现并提升区域物流能力成为普遍的共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产业转移背景下中西部物流产业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产业转移背景下中西部物流产业发展研究论文全文如下：

【摘要】：首先以河南省为例利用物流需求系数,分析得出中西部地区的物流业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其承接产业转移的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剖析了中西部地区当前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物流业存在的缺陷,最后提出了几点解决对策。

【关键词】：产业转移 中西部地区 物流需求系数 物流产业

一、绪论

物流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在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物流产业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甚至有些学者将其称作“产业明珠”，其发展水平也深刻的影响着制造业的转移和发展。近年来，美国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都表明全球经济的波动性日益加剧，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和能源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迫使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寻求产业转移[1]。在东部地区的企业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尽管在当地所支付的劳动力和能源成本大大降低，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些东部企业却认为产业转移之后综合成本反而上升了，其中成本上升最多的就是物流成本，这也成为了制约产业转移的突出问题。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深入分析了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对物流的需求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二、基于物流需求系数的中西部地区物流需求分析

经济增长的物流需求系数主要用来表示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对物流业的依赖程度，通常用GDP 的物流需求系数来表示，具体含义为每一单位的GDP 需要多少单位的物流总额来支撑。河南省作为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的中西部省份，承接了大量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因此本文以河南省为例，利用物流需求系数来分析河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对物流的需求程度。

2.1 物流需求系数变动情况。

在计算GDP 的物流需求系数时，本文以河南省历年的全省货运周转总量来表示物流总量，经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出图1。

从图1 可以看出，河南省作为中西部地区的代表性省份，自2000 年以来物流需求系数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07 年之后上升幅度更加明显，说明自2007 年之后河南省的经济增长对物流业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巧合的是，我国正是在2007 年左右开始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制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能够侧面说明河南省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需要物流业的发展作为支撑。

2.2 物流需求分析。

上一小节对河南省物流需求系数的简单描述，并不能从统计学意义上明确河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物流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河南省历年利用外资额作为因变量，以同期的物流需求系数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 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度较高，说明河南省物流需求系数的增加能够有效提升其利用外资的水平，从另一个角度讲，即物流需求的增加能够明显提升河南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

三、中西部物流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尽管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加发达，物流业也经历了多年发展，但是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过程中，物流业的协同转移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中西部地区要想更好、更快的承接产业转移，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但目前中西部地区物流业的发展远不能满足产业转移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行业规模偏小且管理不规范。

中西部地区的物流相对前几年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从全国物流业的总规模来看，中西部所占比例较低，无论是对外贸易交易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还是全社会的货物周转量，都难以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此外，从中西部地区物流业的管理来看，管理上相对混乱，各项国家政策法规执行不到位，管理部门之间存在严重的职责交叉，部门间的分工有待进一步明确[2]。

3.2 物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中西部地区地处内陆地区，生态环境相比东部沿海恶劣的多，有些地区深处戈壁荒滩，交通网络根本无法覆盖，大量的农产品和自然资源运输受阻。即使是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上仍然较少，物流业受到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难以获得快速发展。

3.3 物流业的技术和服务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所从事的物流活动仍处于较初级的货物运输阶段，而对于先进的物流理念或是物流技术关注不多，尤其是在物流管理技术以及信息技术上与东部地区差距最大。而技术水平的落后就会直接导致服务水平的低劣和低效，因此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大型商贸、制造企业都将业务外包给东部沿海地区的物流企业。

3.4 物流行业小而分散。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多数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或是资源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较早的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分工过程中，分工形式也由产业内分工过渡为产品内分工，企业往往希望在一个细分行业中追求更高的市场占有率。而目前中西部地区能够满足企业物流需求的大型物流集团较少，多数企业都是靠内部组织的自我实现满足，这种小而分散的物流业态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将会给转移至中西部的企业带来不便[3]。

3.5 高端物流人才匮乏。

中西部地区由于在物流人才培养教育上投入较少，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强，就造成了目前高端人才匮乏的局面，成为制约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快速发展、升级转型的重要因素。

四、产业转移背景下中西部物流产业发展的对策

4.1 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区域物流。

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区域物流，前提就是能够全面准确的评价区域内的市场需求，在分析市场需求时兼顾现状与未来的发展趋势。尽管从整体上看中西部地区的物流业并不发达，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区域，制约物流业发展的因素又有较大差异。在分析市场需求时要结合区域内未来整体的产业定位，综合考虑区域的产业现状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方向，有针对性的鼓励扶持不同类型的物流企业发展，优化配置现有的物流设施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投资，才能更好的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4.2 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物流企业实现良好发展的环境基础，良好市场环境的营造，需要物流企业的积极参与，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协调。为了更好的承接东部沿海企业的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针对物流业的产业扶持政策。不可否认，这些产业政策的出台对于优化区域内的物流设施资源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有部分地方政府存在过度干预的情况，反而使市场失去活力[4]。因此地方政府应当采取适度的干预措施，以市场机制为杠杆，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具体的日常工作应当由物流企业或是自发形成的行业组织来完成，政府只需在宏观层面进行引导，加强市场监管，确保各项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即可，切不可过度参与到物流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

4.3 加强中西部地区物流业的技术设施投入。

首先，中西部地区交通信息网络的完善和优化要充分结合区域内的自然条件和现有基础设施，实现不同交通运输网络之间的共存互补，在一些中心城市重点发展高速公路、航空等快速运输网，而在相对偏远地区则主要发展干线公路、铁路甚至是水运。此外，要加大农村交通网络的覆盖范围，通过实施村村通等工程，提升广大农村地区公路的实际运行质量，不仅可以满足产业转移过程中大量的劳动力需求，也可以激活农村地区的市场需求。其次，要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加大对区域内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在调研基础上结合本区域的产业以及企业实际情况选择合理高效的运作模式，优化区域内的物流资源配置，全面提升物流管理水平。

4.4 积极培育龙头企业和大型物流企业集团。

综合的大型物流企业集团以及物流龙头企业对区域内的物流业整体发展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当适当向这类型的物流企业倾斜政府资源，充分发挥其带动作用。首先，积极对企业进行宣传，鼓励商贸、制造类企业将原材料的采购、运输以及仓储等环节交由专门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完成，财政资金给予适当补贴，以提升企业的积极性;其次，不断优化区域内物流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废除区域内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或是精神的有关规定，尤其是那些涉及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的规定，要及时废除，同时要为物流企业发展营造宽松、有力的政策环境。此外，地方政府要鼓励资金实力雄厚、技术管理水平先进的物流企业对区域内的中小型物流企业进行兼并重组，积极培育大型物流企业集团。

4.5 加强物流人才尤其是高端物流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物流人才尤其是高端物流人才在行业智能化趋势下的作用日益突出，作为区位优势不明显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单纯依靠外部的人才引进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加强区域内的人才培养，提升物流业发展的软实力势在必行。首先，为了更好的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为物流企业输送更多的专业型人才，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组建专门的人才培训机构，或是采取以区域内行业协会为主、高等院校为辅的培养体系，接受物流企业的人才委托培训，培养一批既有实践经验、理论又扎实的本地高端物流人才。其次，为了鼓励高端人才在本地就业，政府要出台相应的人才计划，拨付专门的财政资金用于人才补贴，既能提升区域内物流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同时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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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经济的发展,使得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飞速膨胀,人类活动加强,大量工业废水、农药和生活污水被排入湖中,使湖泊受到严重污染,湖泊富营养化现象日趋严重。这些人类干扰因素的存在,打破了湖泊的自然演变过程,造成湖泊生态系统结构退化,功能失调,原来宜人的湖泊及滨水环境也已不复存在,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这种退化现象将日益加剧,影响湖泊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下的武汉市湖泊开发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基于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下的武汉市湖泊开发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城市湖泊是城市水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湖泊生态环境脆弱，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对湖泊的破坏性极大。本文指出了武汉市进行湖泊生态旅游的必要性，提出了城市湖泊生态旅游发展四种模式，并就如何开展湖泊生态旅游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湖泊;开发;生态旅游

湖泊是一个有着多种功能的复杂系统，尤其是纳入到城市发展版图的湖泊，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湖泊资源的开发利用在规模、速度以及强度方面都大大加强，然而城市从湖泊开发中获得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对湖泊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1]。转变城市湖泊利用途径，引入新的发展模式，打造人地和谐、宜居的城市生活环境，是现代化城市追求的目标。

一.武汉市发展湖泊生态旅游的必要性

城市湖泊是重要的城市水体形态，是城市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雅称“百湖之市”，全市共有湖泊164个，现存水域面积占武汉市总面积的11.31%，是全国湖泊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 [2]。湖泊是武汉市的名片，湖泊生态环境的状况不仅影响武汉市的可持续发展，更关乎武汉市的城市形象。

但是，在武汉市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在城市建设改造中忽视了对城市水系的总体控制和管理，城市的湖泊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围湖养鱼、填湖造地等不断上演，导致近30年武汉湖泊面积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目前中心城区仅存的38个湖泊，仍面临着继续被侵蚀的危险。在城市湖泊的开发中引入生态旅游的观点，发展湖泊生态旅游，通过资源的合理利用，既满足游客休闲旅游的需求，又能解决湖泊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问题，是合理有效、可持续地保护和利用城市湖泊，维持其可持续性发展的必然途径。

二.城市湖泊生态旅游模式的建立

当前，城市湖泊更多的是被当做城市的点睛之笔，通过绿化整治更多地发挥城市绿地的作用，以丰富城市景观和提供游憩场所;或是被开发成特色景点，发挥旅游功能，使城市湖泊湿地功能由实用功能向旅游美化型转化。根据湖泊生态旅游的性质、游客的感知方式及经营内容，武汉市湖泊生态旅游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城市湖泊休闲模式

打造休闲湖泊，推进休闲湖泊旅游综合体建设，还湖于民，为游客提供开放式亲水空间，满足多元化的旅游消费需求。武汉市湖泊众多，资源特性各不相同，对于生态旅游潜力较高的湖泊，如梁子湖、东湖，依托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己形成规模效益较好的风景区，游览方式应由单纯的自然景观游览开始向自然与人文景观混合型转变，充分发挥其生态休闲功能，开展城市湖泊休闲旅游，坚持“绿色环保、生态低碳”的理念，突出“回归自然”的主旨，建设亲水式、开放式的旅游景观并向公众开放，通过开展湖泊休闲节、荷花观赏、环户湖自行车赛等活动，使游客能够真正走进湖泊，亲近湖泊，欣赏湖泊、喜爱湖泊。

(二)湖泊水文化休闲模式

人文景观资源为生态旅游地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成为生态旅游活动的重要部分。武汉市所处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有独特的楚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在湖泊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历史文化信息在滨水绿地景观建设中的传递，在景观布置中，注意突出历史风光、人文风光，将风土人情、楚风楚韵渗透其中，开展文化休闲体验。如月湖、木兰湖、东湖有很深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可以通过对现有文物古迹的保护、古树名木的保护、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新建绿化景观中历史胜景的再现和表达手法的运用进行历史文化信息的传递;另一方面，通过举行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节庆、民俗活动，如依据屈原的传说举行划龙舟比赛、民俗表演、古乐演奏等活动不断挖掘湖泊旅游的文化内涵。

(三)湖泊生态养生模式

武汉市近郊湖泊如木兰湖、涨渡湖、梁子湖都具有大于90%的绿化率[1]，有着优越的生态环境，这一环境所散发出的自然、绿色的气息，使之成为“养生”的天然乐土。对这类湖泊，可以充分提炼独特的湖泊湿地资源，围绕“康体养生”主题，发掘“天人合一”的养生新空间。从自然风光、生态风光着手，营造碧波荡漾、鱼鸟成群、山清、水秀、岸绿如诗如画的生态环境;恢复湖泊的水系的复合功能，增强水生态的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质，构筑人水和谐的生态之美，进而可以开展湖边垂钓、观鸟、摄影或选择适合的环保型交通工具开展水上游览等活动。

(四)湖泊湿地科普研究模式

武汉市的湖泊属于平原浅水湖，最深的梁子湖水深也不过2米，按照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的定义，这类湖泊都属于广义上的湿地，湿地物种丰富，是生物多样性的储存库 [3、4]。可以利用武汉市湖泊湿地资源，开展科普教育和研究。近几年来，随着武汉市对湖泊的日益重视，通过湖泊治理，改善湖泊质量，以湖泊为生的生物种类日益繁多，可以开展湿地科考、鸟类观赏与研究等活动。以鸟类观赏为例，武汉市许多湖泊是良好的鸟类越冬地，汤逊湖、木兰湖、涨渡湖等郊区湖泊拥有一定数量的野生鸟类群落，而东湖和墨水湖有人工养殖的鸟类群落，通过观鸟活动，一方面普及生态环保知识，让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满足游客的求知心理;另一方面进行湖泊湿地研究，可以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湿地，保护湿地。

三.武汉市湖泊生态旅游发展策略

(一)进行城市湖泊生态修复

武汉市要依托湖泊开展生态旅游，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进行水环境整治，开展湖泊修复，构建完整的水岸和水中生物多样性的环境，因地制宜地连接生物链，不断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具体可以通过湖岸种植林带草坪、河坡植绿、水中栽种植物、水中放养动物、恢复湖岸的自然多样(弯曲)化、保留与建设生态湿地以及加强湖泊生态管理等方法进行修复。

(二)加强湖泊生态景观设计

在湖泊景观设计过程中要注意将科学、艺术和社会三个方面相结合，使其成为一个包含美学、湿地功能、公众参与、教育以及工程本身等综合内容的项目。一方面，在整体上要注重绿化景观的连续性和协调性，注重保持自然地貌特征、保持良好的尺度感以及强调个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湖区修建必要的基础设施时，要注意建筑高度和密度的控制，对建筑风格和色彩进行统一管理，建筑色彩一般以中性色调和浅灰色为主，注意屋顶部分的处理，尽可能体现特色楚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体量应适中;同时，善于运用园林造景和表现手法，贯彻“城在湖中”的理念，在城市道路与湖泊景区、绿化空间、标志性建筑物等主要景观节点之间形成开敞、通透的景观走廊，充分展现秀美的景色。

(三)加强湖泊生态旅游管理

开展湖泊生态旅游有利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武汉市政府应积极推进，有效管理，做好规划、管理、服务、监控等职能。首先，政府应对湖泊水资源进行资产化管理，建立一套完善的湖泊旅游开发标准，依此标准对城市湖泊旅游开发进行科学审批严格把关，杜绝随意决策的现象，在湖泊旅游开发、经营过程中也要做好监督工作，一旦出现问题及时整改;其次，加大科研投资力度，促进湖泊生态旅游相关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生态旅游示范区，进行与旅游同步的教育与培训等;再次，政府主导战略着重点要放在树立旅游目的地城市整体形象上，通过开展湖泊生态旅游，使湖泊真正与城市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突出武汉“山水之城”的形象。

(四)继续推广生态旅游等新观念

游客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是旅游地实施生态旅游永续发展的关键条件，加强游客环境意识教育、引导游客健康绿色消费尤为重要。在武汉市湖泊生态旅游开发与经营过程中，要注意营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的氛围，借助丰富多彩的形式和手段，如富有趣味性味的宣传标识、寓教于乐的参与体验，进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意识教育，在全市掀起热爱湖泊、保护湖泊、观湖、赏湖的热潮，同时，加强城市的生态文化与法治建设，积极创建文明景区与文明城市，打造和谐大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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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败降,史称“东北沦陷时期”,亦可称作“伪满时期”。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国难痛史,是帝国主义侵华史中极为残暴的篇章。在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均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发展研究全文如下：

摘要：东北沦陷时期的教育在东北社会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小学校教育作为一种常用的教育机制，对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深刻的启迪作用。因此，研究东北沦陷时期小学校的教育，是对东北社会事业的一种发掘和再认识，以求达到新的共识。

关键词：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发展

东北地区，包括东北三省、内蒙东部及原热河地区，即日本侵略者所说的“满蒙地区”，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推行大陆政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长达14年的沦陷统治阶段，日本制定了一整套的殖民教育体系，这个时期在这殖民教育体系中，小学校教育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既具有全国一般性的特点，又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

沦陷时期的东北小学校教育，顾名思义是研究沦陷时期的、东北地区的、小学校的教育。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先具体介绍研究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意义，再详细论述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发展状况，最后归纳总结。在研究方法上，将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合起来。这样不仅研究的内容可以更丰富和深入，而且观点的得出也能够更准确和深刻。

一、研究沦陷时期东北地区小学校教育的意义

教育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任何社会和国家，如果忽略了教育的存在便不可能进步和富强。沦陷时期的东北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沦陷时期的东北小学校教育史又是东北教育史的不可忽略的部分。因此，研究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形成和发展，将会丰富和深化东北教育史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揭示东北教育史的发展规律及其在中国教育史中的地位。

沦陷时期是中国教育事业饱受苍伤和打击的发展阶段，全国范围内的小学校教育皆呈现出满目疮痍的现象。这一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既作为全国小学校教育体系整体中的一部分，又作为东北独立的教育体系而存在。因此，既呈现出全国性的一般特点，又带有很强的特殊性。

二、沦陷时期东北地区小学校教育的发展情况

小学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不管哪个国家都在积极致力于小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处在沦陷时期的东北地区，以王道立国，注重道德教育，并且，国民素质的基础始于小学校的教育。小学校的教育可以为我们传授爱国情操，培养高尚人格提供平台。所以，小学校的教育势必要求我们给予高度重视。在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地区的很多小学校都被迫停办了，加之日本的入侵，使中国社会陷入了空前危机。东北地区自大同二年起开始大力兴办新式基础教育。

(一)沦陷时期满洲帝国文教部的小学校教育

小学校修业以六年为限，分为初、高两级，前者为四年，后者为两年。要求按照当时民国时期的法规规定要满六岁才能进入小学校接受教育，但是最终都没能实现，二更多的情况是年满七、八岁或年满十一、十二岁才有机会获得进入小学校学习的机会。还有专门设立的管理小学校的相应级别的机关，有省立、市立、县立、区立和私立的区别。省立、市立、县立大多办学选址会在省城或县城，所以它们的各项设施都还比较完备，规模也还比较可观、宏大。然而，区立或是村立的设备不完备的不计其数。在这时的私立小学校是发展得最好，师资和设备都是最好的，但是能上学的儿童家庭少之又少。在这个时间段内，满洲政府制定了二十年施教的计划，力图循序渐进的普及小学校教育，已达成我国没有文盲的长久愿望。

(二)官办小学校教育的发展

按照发展后的中国东北沦陷地区对的形势来看，旧时政府制定的教育体系难以满足后来小学校教育发张的需要，迫切需要探索新的办学途径和办学理念。由此借鉴后来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初二日，清政府下诏：“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材，端在修明学术……着各省书院……县均改设小学堂。”初步决定在各省设定小学堂。接着又先后颁布了张百熙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张之洞等人的《奏定学堂章程》，确立了各等小学堂的办学章程和办学宗旨，形成了较完整的小学教育体系。1905年“奉天将军赵尔巽设立学务处，通饬各属一体兴学，以小学为教育之本也”将各州县的书院、私塾、庙宇改设为小学堂。吉林省将军达桂上奏，“兹将旧有崇文书院改为学务处，并于东西南北四处，各设初级小学堂一所，每堂共招学生二十名，计共学生八十名，教以初级浅近之学。”这是吉林省兴办新式小学堂的开始。同年，黑龙江省将军程德全颁行《为奉上谕停止科举创办学堂通行各属遵照由》，要求：“各副都统衙门及地方长官，均宜体察地方情形，将应办学堂切实开办。”第二年，黑龙江各府县开始创设小学堂。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奉天省共有官办普通小学堂2040所，学生80938人;吉林省共有官办普通小学堂160所，学生7364人;黑龙江省共有官办普通小学堂131所，学生5605。

(三)学制改革过程中不断成熟的小学校教育

教育，尤其是启蒙教育，无论在任何国家，以何种形式存在，归根结底都是为其本阶级利益服务的。同时，它也可以成为辅助对他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一柄利刃。这把利刃甚至比其他的侵略方式更为锋利，因为它所泯灭的是一个国家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

沦陷时期我国的教育一般没有约定俗成的用来规定其程度和模式的相关法律条例，沦陷时期，我国初等国民教育制度，分为初级小学校及高级小学校两个阶段，初高两级合校的称为两级小学校。

进入初级小学校的儿童年龄必须在七岁以上，修业年限为四年。高级小学校入学则要在初级小学校毕业之后才有资格，其修业年限为两年，我国在小学校教育制度制定之处就明确了这六年期间是完成初等国民教育的阶段。正因为这项制度最开始是由我国制定的，中途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变革，所以它的体系沿袭了旧政权时代教育制度的一些特点。因此，在中国建国之初，这些制度都有待于创新，然而在教育方面仅仅注重教育内容的变革和恢复因事变而停办的学校，不可避免的又走了原来的老路。于是到了大同二年便设立了国立教员讲习所，用来以培养建国精神为其就基本要义。并且给在职教员以再教育和训练，用以努力促进我国教育至上，提高教员素质至上。同年七月，公布了私立学校规程，期望通过此条例来统治约束任意创设的私立学校。又在康德三年一月制定小学校之教科规程为初等国民教育为依据之方针。所用的这些举措都是以革新教育和促进教育向上为目的。尤其实在康德二年到康德三年期间，在各省或一些特别市各指定一所学校为实验小学校。给予补助，配置日常主管事务的人员和优秀的教员。依照新教科规程整顿学校的教育教学内容，以期和国策相符，使我国这种独特的教育方针能在这些努力的促进下早日实现。

总之，诸多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一时期的小学校教育不论是在学制还是配套设施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的弊端，不断深入地去探讨和研究沦陷时期东北地区的小学校教育这条路还得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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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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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商民主的多维视角：简要的文献回顾

国内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无论是在译介和引入西方成果方面，还是在推进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实践探索方面，无疑陈家刚教授是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之一。根据陈家刚教授的研究，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学术热潮。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M. Bessette)首次提出“协商民主”概念，尔后众多的西方思想家都介入了对协商民主的讨论。根据陈家刚教授对国外研究进展的梳理，国外的协商民主研究一直以来都伴随着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研究成果非常丰富。1996年，圣露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教授出版了《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7年博曼和威廉姆?雷吉(William Rehg)合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 )主编的《协商民主》，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 )教授推出了《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2002年南非开普敦大学哲学教授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 发表了《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2006年德雷泽克发表了《全球协商政治》，而后2007年，马克?沃伦发表了《设计协商民主：英属哥伦比亚公民大会》，2012斯科特?威尔士出版了《夸张的民主表象：协商理想是如何削弱民主政治的》，等等。

这一段时期内是国外研究协商民主走向成熟并且成果不断丰富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并且译介外国著作，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从陈家刚教授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来看，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滞后，但是2000年以后，学术界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敏感的热点问题，从译介相关著作开始，努力跟进。2003年，俞可平教授发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从四个维度解读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发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思考》，通过分析协商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行性;2004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开辟专栏，从理论解释、基本概念、实践价值等方面介绍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随后，陈家刚教授的译文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学术研讨会”文集《协商民主的发展》相继出版。此后，可以说协商民主纳入了中国学界视野并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期。2006年，俞可平教授主编并出版了“协商民主译丛”。2007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译丛等成果不断涌现，2005～2008年，各类基金设立的协商民主课题研究也相继出现，比如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各省政协成立的研究会以及它们的研究成果、各类期刊和网络上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不断增多。

概括起来，已有研究文献中，陈家刚教授已经从政府形式、宪政体制、决策形式、治理模式[1]等方面来分析和厘定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针对对于协商民主的多维理解，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粗浅地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梳理来进一步理解协商民主的内涵与范畴。

1.作为政府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的内涵，“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毕塞特认为，协商民主的现实体现就是美国建国者设计的代议民主体制。美国政府体制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建立的，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的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梅维?库克则突出了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过程，即“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1]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2]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政府组织形式。

2.作为宪政体制的协商民主。从起源来看，协商民主是源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思考的结果。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毕塞特竭力为“美国宪法的民主特性”辩护。“在1787-1789年间的美国人看来，制宪者观点的两个方面――既需要限制大众多数，又要使多数原则有效――是一致的。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倾向的关键，存在于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明确意图之中。”通常情况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具有否决权的总统、高等法院以及选举和分权制衡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特别在美国历史以及当代的西方政治实践已经成功证明了立宪者的设计理念中就包含了宪政制度的内涵。 3.作为政府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一般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在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实施。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戴维?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作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在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讨论的结果：“在协商民主中，公民运用公共协商来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4]协商民主要求决策者要广泛吸纳每个利益相关的公民的建议、实现参与的实质性经济政治平等，实现利益相关者在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与政府决策者的平等、自由权利，并在政府与决策相对人之间实现信息公开并赋予其协商的充分理由。

4.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有学者指出，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5]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多元化。社会舆论场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分散化。作为国家理念的协商民主，就是要以公共利益为取向，通过利益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对话来形成合作共识，进而作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公共决策。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的现代民主体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的对话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和执政党以起码的合法性。其基本要义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治理形式。

5.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1987年，伯纳德?曼宁在《政治理论》第15期上发表了《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所谓合法性基础，即在政府作出特定决策、或者政党上台执政获得合法性认同之前，必须经过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观点并相互比较、借鉴、加工并优化的过程，通过比较借鉴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平等合作。这种协商合作过程既体现在集体层面的共商，也吸纳少数甚至是个人的建议，使得最后的政府决策与执政党执政获得多数认同和理性的支持。政治协商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不应该排斥任何人参与和民主协商的权利，以及有效行使这种权利所必须的充分自由。这样，合法性协商民主为政府组阁和政党执政提供了一种尽可能合理的、广泛的和理性的社会支持与认同。正因如此，科恩指出：“我们有理由确定，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不是他们业已确定的意志，而是他们决定他们意志的过程。这就是协商的过程。”[6]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多数人授权的结果，这种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在于将民主协商作为达成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对特定的政治正当性提供了共同的价值支撑，而这种共同体的价值正当性是在价值主体间的民主性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

综上所述，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民主治理形式。正如陈家刚指出的：协商民主的这一本质性规定使得“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本身隐含了多元化的理论思路，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既体现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上，也吸收了共和主义的精神内核，同时把批判性与建构性理论统一起来。”

二、理性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检视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协商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如陈家刚指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变革双重背景，辗转变迁于内生市场化改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社会转型与自治能力增强、制度化分权与基层民主并进、历经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党内与党外、政府与民间、组织与个体的互动推进的艰难过程，形成了自身特色模式并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给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新的深刻启示。

(一)从国家层面看，协商民主已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党的报告从三个层面系统对中国当代协商民主进行了全面定位：第一，从性质定位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第二，从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上进行了规范，即“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第三，从我国政党制度性质和人民政协功能定位上界定了协商民主的广泛内涵，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治发展的目标设计，同时也是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全面概括。 从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民政协充分地发挥了人民政协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即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联系广泛、代表性强、包容性强，在政治、组织(34界别)、制度(宪法、章程等)、职能(反映社情民意、开展协商对话、参与政治决策、加强权力监督)，以及人才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与条件。可以说，人民政协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从国家制度层面到基层治理领域，体现着人民政协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听证会、社区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公共网络论坛等等。这些协商民主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绩。

客观地讲，这些制度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特征。以人民政协在推动协商民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例，中国的当代政治发展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从人民政协这个角度来看，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一方面是对人民政协在我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意味着将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民政协将担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更为重大的使命，也使得协商民主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二)从地方治理看，以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

正是在全国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并取得重大成效和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近年来，包括广东省在内的许多地方人民政协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功能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协商民主向广度和深度领域探索。早在2008年，广东省委在政协提案督办会上特别强调了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并提出广东要率先研究制定政治协商规程。201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颁发试行，2011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规程》的推出，不仅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而且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实践，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经验和成效。

第一，从制度层面和程序设计上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真正纳入了决策程序。可以说，《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一大突破，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规程》从试行到正式颁发实施，其生命力在于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设计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是人民政协“软法”机制建设中的重要实践和突出成果。《规程》明确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细化了政治协商的具体内容，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指标，首次明确将省委、省政府是否重视政治协商，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的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要求省委领导牵头，建立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并每年组织对政治协商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广东的实践过程，首次适时地提出“中共广东省委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重要文件”、“拟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草案)”、“省委或省委、省政府联合作出的有关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大局的重要决议、决定、意见”。这就不仅从制度上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也从实践上强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操作程序。

第三，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即，中共广东省委同广东省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民主协商会、谈心会、专题座谈会、通报会、书面建议等5种;省委在省政协同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9种，包括省政协全体会议、书面协商等。无论是从政策制度层面看，还是从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看，广东已经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及其重要地位。

第四，统一并规范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要程序。即，制订协商计划、做好协商准备、开展政治协商、汇总协商成果、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等5个程序。客观来讲，《规程》的有效实施更加注重行为激励机制而不依赖法则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但这种“软机制”不等于不需要“硬约束”，恰恰相反，它应当有一定的“硬约束”来保障，否则难以发挥“软法”作为法律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际效力。为此，广东省委是较早将政协提案办理作为实现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形式，要求全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都要亲自督办政协提案，并将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切实实现了“从‘关心协商’到‘必须协商’，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从‘软办法’转变为‘硬约束’”，真正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

第五，大力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2012年12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黄龙云专门召开会议，就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的提议向省委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与广东省委党校达成共识，制定具体设施方案，顺利将人民政协理论纳入省委党校干部培训课堂。

从成效来看，广东用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全国第一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在广东诞生绝非偶然，广东也必将率先从《规程》中受益。这一点也被近两年来广东各级政协的工作实践所证明：在提案办理方面，截至目前，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已经全部牵头督办政协重点提案，42个省直单位的主要领导也自行确定本单位的重点提案进行牵头领办，实现了“一把手”督办政协重点提案的全覆盖。只要被列入重点提案，所提的意见建议一定能够被落实，已经成了广东各级政协委员的共识。在民主监督方面，广东省政协采用明星委员个体监督与媒体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理性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检视

从理性的角度来反思，在看到协商民主推进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地方推进以协商民主为目标的地方治理创新取得了成效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协商实践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不给予正面应对，也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障碍，为此，笔者在此做一简要的实践检视。

第一，人民政协具有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理论挑战和实践难题。同时人民政协自身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性质及定位问题，目前在制度定位与机构性质之间没有清晰界定，导致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二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作为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人民政协尚未在《宪法》、《组织法》及相关法律保障上得到应有的体现;三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制度规范不健全，相关条例、办法及实施细则极不健全甚至缺失。四是推进人民政协广泛协商的体制机制建设滞后，相关机制的可操作性程序设计(比如广东的“政治协商规程”)离现实实践尚有距离，加上人民政协本身能力与意愿的差距及其机构民主政治文化因素，极大地制约了协商民主的深度推进。

第二，从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看，仍然还有一个过程。2004年中央提出“必须坚持把人民政协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部署和推进。”在完成改革开放这一崇高使命的伟大实践中，“人民政协应该也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05年、2006年，中共中央两度发文，明确指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2007年，“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写入十七大报告，“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这些论述本身表明，完成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仍然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三，从地方治理创新的现实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同其他改革一样，这一制度化过程同样需要磨合期，要真正实现协商民主从“程序公开”到“细化规则”也势必在实践摸索中不断完善。从广东来看，人们最关心的是广东的《规程》可以走多远?会不会因为换届等因素而弱化?客观讲，广东跟全国一样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制度安排调整利益关系、规约权力运行，扩大民主参与，既要重视单项制度的针对性，尤其要着力研究制度体系结构的合理科学，制度措施的匹配协调。因此，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由性质及定位问题，导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这一矛盾导致了协商主体的主动性还不够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同为协商主体，两者的主动性都存在一些问题。同时民主协商的反馈力度不够，政协的一些协商成果报送到党委、政府以后，没有后续信息和处理结果，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政协规程的有效实施和完善。

二是由于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使得协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随意性大、有关程序执行不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因此，在全社会建立和形成浓厚的民主风气、民主氛围，对推进“制度化”建设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就现阶段而言，广东乃至全国面临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三是人民政协由于协商活动尚缺乏法律支持，除《宪法》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用有所提及外，关于政协的组成及职责、权限仍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政协的所有活动几乎无法可依，而这直接影响了政协协商民主的过程、结果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效力。

四是《政协规程》的一些条文太原则，操作难度大，而且，在涉及“三化”建设的具体问题上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因此，体制机制建设的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从上到下对政协履行职能还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

三、健全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建议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从协商民主已作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看，还是从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着眼，抑或从理性地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其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来检视，我们都无法否认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客观逻辑，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冲突也日渐突出。为提高我国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和民主冲动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有序释放，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就必须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为我们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设计。体现在：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 有机统一的民主机制建设;有助于制衡行政权的膨胀，推进法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助于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重构，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有助于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有助于构建健康政治文化，形成理性的民主对话氛围。

为此，本文就健全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党的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协工作的目标设计。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政策性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咨询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政策进行调整的;而制度性协商则是一种“程序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以及程序等都是由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整的。从本质上说，政协规程的实施推进的政治协商依然是一种政策性协商，协商的组织、形式、内容乃至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的政策进行规范的，导致作为协商的制度载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上并没有被纳入国家机构的序列。某种意义上说，政策性协商一方面体现和适应了中国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转型期，政协的性质、职能等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此，政策性协商的模式也应当相应地转变为制度性协商的模式，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来健全制度性协商。

第三，切实创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展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和方式，这也是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核心问题。目前存在两种非常接近、但又不尽相同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

商，另一种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不少地方在谈到政治协商时，都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协商混为一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政治协商功能的有效发挥。其次，要深入探索民主协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社会界别的分类与引导方面深入研究，提高界别划分的科学性及其参与的实效性。在专题协商中，要针对关涉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广泛的调研，就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协商并提出有约束力的协商建议。

再次，强化社会对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工作的积极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质是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要发挥人民政协在统一战线、协商机关这一国家政治机构的制度层面上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优势，推动建立党委、政府重大事项协商信息公开制度，发动组织社会公众全程参与和监督重大事项的协商;建立公民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提案制度等，动员组织公民以各种形式参加政协履职活动;建立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鼓励支持政协委员运用微博、博客、电子信箱等现代技术手段，通过深入所在社会组织、界别，加强与公民的沟通。

第四，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和质量。

面向未来，不断加强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是提高民主协商能力的关键。以广州为例，为了做好政治协商工作，广州市政协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强化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其中，加强区、县级市政协机构建设成为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解决区、县级市政协“编制缺、人员少”等突出问题，试行各区县级市专职主席会议成员和专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的编制在地方行政编制中单列，不占机关编制，将这部分编制用于增加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同时，广州还探索了推进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建设，着眼于推进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提高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加大提案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无疑，这些措施必将为政治协商的广州实践带来强大的后劲，也可以作为经验供其他地方进行借鉴。

第五，建议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

协商民主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平等理性讨论为途径，求得共识，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在政协这个平台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可以在公开、公正的程序中进行平等的协商、探讨、交流。为了使各方利益、各种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就应当引入辩论机制和程序，从而改变长期以来政治协商和民主评议的实际运作中，党委先有倾向性或实质性意见，然后通过协商赋予党委意见合法性与民意基础的做法，在具体事务的协商过程中有效引入公开辩论程序和听证机制，尽量做到协商程序的公开、透明，通过辩论，进行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沟通与交流，最终达成妥协，形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意见，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这正是协商政治的基本目的。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旅游越来越受人青睐。我国乡村旅游虽然起步较晚,发展却非常迅速,近年来更是处于快速增长的高峰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乡村旅游是近年来在国内外都有着蓬勃发展的一种旅游形式。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何使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值得探讨。文章以贵州省乡村旅游为例，论述了贵州省乡村旅游存在的几个问题，也为贵州省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及建议

乡村旅游是近年来在国内外都有着蓬勃发展的一种旅游形式。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则是以少数民族乡村社区作为旅游目的地，以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自然风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为旅游吸引物，利用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旅游产品，以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度假、娱乐、求知和购物等各种旅游需求的旅游形式。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现代旅游需求的多样化发展，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以其悠久的民族文化及淳朴洁净的乡村自然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

一、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涵义

乡村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乡村风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等为旅游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主体目标市场，利用城乡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产品，集观光、游览、娱乐、休闲、体验、度假和购物为一体的旅游形式。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旅游环境的同时，改善旅游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在开发过程中维持旅游供给地区生态环境的协调性、文化的完整性和旅游业经济目标的可获得性;保持和增强环境、社会和经济未来的发展机会。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生产形态、生活方式、民俗风情、乡村文化等)为对象的乡村旅游，其可持续发展至少应有如下内涵：

第一，旅游资源供需双方需求的持续性满足。乡村旅游发展必须与当地经济社会结合，充分利用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各种机遇，不断满足乡村旅游开发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为乡村旅游的继续发展提供动力和物质文化基础。同时，乡村旅游要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以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吸引旅游者，满足旅游者亲近自然、娱乐身心的需求。

第二，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效益并重的原则。乡村旅游具有强烈的经济性，但若把经济效益当成惟一追求，在趋利性的驱使下，乡村旅游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和乡村生活风貌将会遭到破坏。因此，乡村旅游发展必须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效益并重的原则，秉承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与方法，保证乡村旅游发展不超过乡村环境的承受能力，妥善处理旅游开发与保护乡村旅游资源、环境和乡村文化特色的关系，与乡村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相协调，借以保障乡村旅游资源利用的持续性。

第三，乡村旅游资源要共享、公享。一方面，同代人之间要共享、公享乡村旅游资源，避免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却要承担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要共享、公享乡村旅游资源，避免以旅游区环境的恶化为代价满足当代人旅游需要，剥夺后代人的社会发展能力和生活需求。其可持续发展要实现代际共享。

二、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贵州少数民族乡村旅游持续发展，取得不少成绩。少数民族旅游特色村和旅游示范镇的建设，农家乐的发展，乡村旅游度假区建设等，都推进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已成为市民和游客的重要休闲方式，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但是，贵州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制约其发展的因素。

(一)发展理念落后

许多乡村旅游经营者和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的内涵、特点等理解不够全面，对本地乡村旅游资源的优势认识不清，对城市游客的个性化需求把握不准，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乡村旅游发展观。项目上马一窝蜂，项目功能、特色雷同。

开发项目城市化倾向明显，在展示乡村差异、挖掘乡村内涵、突出乡村特色上有很大欠缺。旅游活动的内容较为单一。乡村旅游特色化不明显，乡村旅游活动单一，缺乏高层次的，多元化的文化内涵。农家乐在景观、经营与活动方面，大多未能拉开档次，同质性远大于差异性。

(二)保护与开发矛盾突出

生态环境是贵州地区发展旅游的最大资源，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了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保住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后续动力。部分旅游经营者诸如饭店宾馆乃至游船等在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产生并排出大量废水，致使周边水质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部分游客在参与乘船、划船等旅游项目时，随意往水里乱扔废弃物等，同样对水体造成了污染加之部分地区相继推出各种农家乐旅游项目，虽然部分增加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收入，但也为当地水资源的污染埋下了隐患。贵州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各族群众收入较低，生活质量相对较差，地方政府迫切希望通过加快发展，以改变当地经济的落后面貌。受此因素影响，部分政府官员对旅游资源存在重开发、轻保护或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等短视现象，决策过程缺乏应有的调查研究和全面科学的论证、评估与规划，出现了盲目开发、无序开发或重复建设等不良行为，造成许多不可再生的贵重旅游资源的损害浪费，直至出现资源退化现象。

旅游开发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先污染、再治理”的思想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也有体现，这种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的精神背道而驰，容易滋生追求经济效益而无视环境保护的不良思想，并疏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旅游资源开发方式不合理，影响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致使一些旅游地的生态环境状况恶化，旅游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近年来，旅游开发和管理经营方在景区内大兴土木，修建各类旅游设施，如宾馆、饭店、农家乐将会造成噪声、固体垃圾等污染。另外，短时间过多游客聚集，并形成人声鼎沸的现象频繁出现是造成这些污染的另一重要原因。各种因素产生的环境污染已成为生态旅游发展的严重障碍，制约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宣传工作不到位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之一就是必须解决人才问题，建设一支具有专业水平的乡村旅游管理人才队伍。贵州乡村旅游发展中专业人才短缺现象严重，因为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主要都来自当地农民，其自身文化素质偏低，又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大多数都未从事过旅游开发经营活动，对旅游的认识不够，对与旅游相关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不了解，在旅游规划、管理、经营等方面没有丰富的经验，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致使管理水平低和服务质量不高，严重制约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贵州乡村旅游形象的树立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教育宣传工作主要针对以下两个对象群体：第一是要加强对生态旅游从业人员环境意识的教育，努力对其传授生态科学知识，用可持续发展思想武装其头脑，这一方面目前做得不够;第二表现为并未找到对广大成年旅游者进行环境意识宣传教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主要依靠其自身素质进行自我约束，这是造成广大生态旅游从业人员和生态旅游者环境意识较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贵州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一)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

科学的发展理念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先导。要不断提高开发乡村旅游的认识，在贵州省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的指导下，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对农村产业布局和乡村旅游发展目标进行科学论证，在对生态环境、文化资源、客源市场等方面进行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做出科学规划，确保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贵州乡村旅游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形成特色，打造自己的品牌。发展乡村旅游，根据自身的地理优势与区位优势，在产品开发中着重保持乡村原有的特色。乡土风情是发展乡村旅游、形成品牌竞争力的要素。因此，发展乡村旅游必须注重农业特色资源和农村风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大力发掘乡村旅游资源的闪光点，把农业文化景观、农耕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传统的习俗等有机结合，引导和鼓励农户不断丰富乡村旅游内涵，开发形式多样、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乡村旅游项目，突出地方特色，营造出具有地区比较优势的乡村旅游品牌。

(二)加强环保意识教育

加强环保意识的教育，首先体现在树立生态旅游资源的忧患意识。现在乡村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开发利用与管理不足，在这一点上要教育好作为旅游主要推动者的市民，使他们意识到发展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其次，加强对旅游区的环境保护，对游人给予正确的宣传教育，号召市民科学旅游、绿色旅游。再次，对从业人员进行针对性强的专业技能培训，举办必要的学习班，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大众生态环境意识。

(三)注重环境建设

”制度，把空气质量、水环境、森林覆盖率、水土流失治理等指标作为考核官员政绩、评价当地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同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使那些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管理者、监督者乃至责任人，同步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三是构建保护与开发协调机制。应结合贵州地区保护开发实际，构建“以保护为前提、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协调机制。通过实行保护性开发，既要使贵州地区的自然或人文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又要使相应的旅游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既要注重民族地区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协调，又要维护景区的自然风貌，更要提高景点的科技含量，使旅游由单一型变为符合型项目，由自然之旅上升到文化之旅，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扩张，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产业与环境、旅游与文化的和谐统一。

(四)加强对农民的培训

加强对农民的培训，重视对农民的引导。农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乡村旅游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作为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贵州，要使乡村旅游永葆青春，就必须加强对农民的培训，重视对农民的引导。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根据各地的特色以及农民自身的条件，开展灵活多样、不同形式的专业培训，主要是指经营管理、产品加工、接待服务、环境卫生、旅游安全等方面的培训。其次要引导农民合理利用与开发乡村旅游资源。贵州的乡村旅游资源有很多是文物古迹、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资源。

因此这就要求引导农民在开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最后要引导农民正确地开展乡村旅游，要从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托当地的旅游资源，立足旅游市场，不要盲目进行开发。另外，定期请相关专家对农民或从业人员实施从宣传、接待到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全方位的培训，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农民或部分从业人员代表到乡村旅游发展较好的地方参观学习。逐步提高乡村旅游地农民和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相关

中国体育产业是一项新兴的产业,在陕北地区的发展还比较落后,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发展空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陕北地区体育旅游业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陕北地区体育旅游业发展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旅游业的发展也呈现壮大的趋势。陕北作为别具特色的旅游地区，应加大对体育旅游的投入。文章通过对陕北地区体育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对应的策略。

【关键词】陕北地区，体育，旅游

随着国家重新重视全民健身，人们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体育旅游作为旅游业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重视体育旅游的发展。陕北地区作为红色旅游重点区域，应加大对其宣传的力度，加大对体育设施的投入，以此来带动群众的体育消费水平，使陕北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

一、陕北地区体育旅游资源及发展现状

(一)陕北的体育旅游资源。陕北位于陕西省的北部，紧邻黄土高原，陕北也是中国抗日的根据地。陕北的体育旅游资源极为丰富，有宝塔山、“万众抗日清凉山”、凤凰山等自然体育旅游资源;陕北的红色体育旅游也别具特色，有毛泽东的故居杨家岭、枣园等。陕北地区地处山区，是进行体育旅游开发最好的地方。由于陕北被群山围绕，可以改进休闲体育旅游资源，如爬山、探险、攀岩等项目。陕北地区的民族特色体育也是别具一格，如安塞腰鼓、秧歌等。由此可见，陕北地区是进行体育旅游最好的去处。

(二)陕北地区体育旅游现状。从目前的陕北体育旅游看，游客没有很好的认识体育旅游的概念，整体对与体育旅游的认识不够。由于陕北是抗日革命根据地，人们大多会选择在十一或其他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日子来陕北旅游。体育旅游是人们在旅游时进行的一种集娱乐和健身为一体的运动。随着陕北地区的不断发展，陕北的旅游发展也比较迅猛，给体育旅游发展带来了生机，但体育旅游在陕北地区还没有受到人们的欢迎，没有进行专业的宣传，没有形成完善的体育旅游资源和体育旅游设施，使得新兴的体育运动项目没有在陕北这个有发展优势的地方发展起来，严重制约了陕北体育旅游的发展。

二、陕北地区体育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体育旅游资源的供给有待加强。体育旅游是体育跟旅游的结合体，应该是在旅游时进行的集锻炼和放松身心的活动。陕北地区虽处黄土高原，但是陕北地区的体育旅游资源无比丰富，但从目前陕北地区的体育旅游看，陕北地区的体育旅游资源开发还不全面，体育旅游的项目也比较少，没有特别突出陕北地区的地域特色。从红色体育旅游看，目前陕北的红色体育旅游大部分是以毛泽东故居为基础，缺少发展红色体育旅游的设施，体育旅游的产业处于一种无人管理的状态，这就制约着陕北地区体育旅游的发展。另外，陕北地区的体育旅游也缺乏专业的旅行社或俱乐部，旅行社的销售系统也不够完善，没有对地域的特色进行深入的介绍。同时陕北地区也缺乏媒体的宣传，缺少对体育旅游资源的介绍，同类的体育旅游也没有竞争性，造成了陕北地区体育旅游的供给相对不足。

(二)体育旅游资源的需求有待加强。随着陕北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越来越的人跟随潮流在节假日或周末出行旅游，这就是的体育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体育旅游作为新兴的体育产业，同时能带动陕北经济的发展，但是体育旅游也需要旅游资源来支持。随着人们生活的富裕，更多的人开始对探险、攀岩等有挑战性的项目有兴趣，而陕北地区具有天然的优势。但从目前体育旅游的发展看，陕北地区对于体育旅游项目的开发还有待加强，人们对于体育旅游的认识不足，没有形成体育旅游的经济链，缺乏对体育消费的认识，从而造成了现在人们只注重旅游，而不关注体育旅游。因此从以上方面可以看出，陕北的体育旅游资源的需求也有待加强。

(三)关于体育旅游的政策有待完善。目前，陕北地区的体育旅游正处在缓慢发展的阶段，体育旅游作为旅游的一个分支，是人们在旅行中达到健身的一种运动形式。现在出台的政策大都是为旅游而出，没有真正为体育旅游出台相关的政策。另一方面制定政策的人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旅游知识，而且又必须具有体育的专业知识，这对制定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壮大，我们在培养专业性人才方面缺少经验，这就造成了体育旅游业发展缓慢。

三、陕北地区体育旅游业区域发展策略

从以上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陕北地区的体育旅游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为进一步提高陕北体育旅游事业的发展，本研究提出了以下对策。

(一)采用互相协调的方式发展。陕北地区处于山区，有天然的自然优势和独特的地区特色旅游项目，但是陕北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比较落后，因此要扩大体育旅游的范围，集中力量发展地区特色体育旅游，这能更好的带动陕北体育旅游的发展。现在陕北地区也有城市发展比较快，也可以通过加大对发展快速地区的体育设施投入，集中资源加快体育设施的建设，以此来带动体育旅游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采用集中化方式发展。自经济学家配鲁提出了抽象的经济空间概念后，布代维尔和拉苏恩等学者又进一步从地理学角度对增长极加以肯定，并强调产业空间的地域聚集特征。其核心内容是指，在核心区域或大城市内使某主导产业部门在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高度集中，形成规模经济，通过自身迅速的增长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扩散作用的“增长极”，以带动邻近地区的共同发展。陕北地区应集中在延安和榆林这两个发展比较快的城市，加大这两个城市旅游地区的体育设施，以满足旅游者的体育消费需求。

(三)发展地区特色体育旅游项目。结合陕北地区现有的体育旅游资源，可以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体育旅游项目。陕北地处山区，可以形成山区的探险，在山的周围可以形成别具风格的攀岩运动。由于陕北是看抗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应该高度重视红色体育旅游，加大体育设施，发展抗战时期的红色体育项目，以红色与体育旅游为主题建立运动会或其他形式的运动。

物理学主要是研究宇宙间的基本组成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并分析由这些基本原则推断出的系統。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物理学发展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物理学发展史论文篇一：《试论物理学发展永无止境》

摘要：

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经典热力学形成物理世界三大支柱。它们紧紧结合在一块，构建起一座华丽而雄伟的殿堂。物理学家甚至相信：这个世界的基本原理都已被发现，物理学已尽善尽美，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说还有什么要做的事，那就是在一些细节上进行补充与修正。新的物理结论代替旧的物理结论也是必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说绝对完美，即使我们提出的理论在完美，也终会有受局限的一天，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提出十分完美，别人永远攻不破的理论，我们要做的只是使物理大厦更加完善，所以我们要做只是努力向前看!

物理学的开端源溯深远，但若说物理学真正意义上的征服世界还是在19世纪末，他的力量控制着一切人们所未知的现象。古老的牛顿力学城堡历经岁月磨砺风雨吹打依旧屹立不倒，反而更凸显他的伟大与坚固。从天上的行星到地上的石头，万物皆毕恭毕敬的遵循它的规律。1846年海王星的发现更是它取得的伟大胜利之一。光学方面，波动论统一天下，神奇的麦式方程完美的诠释了这个理论并将其扩大到整个电磁领域。热学方面，热力学三大定律已基本建立，而在克劳修斯，范德瓦尔斯的努力下，分子动理论和统计热力学成功建立。

当然，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切似乎都彼此包含，形成了以经典物理联盟。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经典热力学形成物理世界三大支柱。它们紧紧结合在一块，构建起一座华丽而雄伟的殿堂。

那当然是一段伟大而光荣的日子，是经典物理的黄金时代。科学的力量从这一时期开始才真正变得如此强大，如此令人神往。我们认为自己已掌握了上帝造物的奥秘，在没有遗漏，我们所熟知的一切物理现象几乎都可以从现成的物理理论里得到解释。力，热，声，光，电等等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被同一种手法控制。物理学家甚至相信：这个世界的基本原理都已被发现，物理学已尽善尽美，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说还有什么要做的事，那就是在一些细节上进行补充与修正。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说：“物理学的未来，将在小数点第六位后面去寻找.。”而普朗克的导师甚至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去研究这个已经高度成熟的体系。

但历史再次体现了他惊人的不确定性，致使19世纪物理世界所闪烁的金色光芒注定只是昙花一现，而那喧嚣一时的 空前繁盛的经典物理终究要像泡沫那样破败凋零!

其实，今天回头来看，赫兹1887年的电磁波实验的意义远比实际得出的结论复杂而深远。它一方面彻底的建立了电磁理论，为经典物理的繁荣添加了浓重的一笔;另一方面，它又埋下了促使经典自身毁灭的武器，孕育了革命的种子。当赫兹在卡尔斯鲁厄大学的那件实验室里通过铜环接收器的缺口爆发的电火花证明电磁波存在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有光照射到这个缺口上时，似乎火花出现的更容易一些。

显然赫兹是伟大的，他甚至为这个现象写了专门的论文，但不幸的是这并没有一起太多人的注意，更没有人会想到这样一篇论文的真正意义。或许甚至连赫兹自己都不知道，量子存在的证据就在他眼前，几乎触手可得!不过，或许是量子的概念太过爆炸性，太过革命性，命运冥冥之中将它安排在新世纪出现。只可惜赫兹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它的诞生，也没能目睹它究竟给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

但该来的终究会来，在经典物理还没来得及多多体味一下自己的盛世前，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情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连续发生，仿佛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1895年，伦琴发现了X射线。

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了铀元素的放射现象。

1897年，居里夫妇研究了放射性并发现了更多的放射性元素如钋，镭。

1898年，汤姆逊研究了阴极射线后认为它是一种带负电的电子流。

1899年，卢瑟福发现了元素的嬗变现象。

如此多的新现象的涌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同时，让人开始觉得不安。虽然经典物理的大厦依然耸立，依然那么雄伟，一眼看起来牢不可摧。但天边这小小的乌云，虽然不起眼，却给人一场暴风雨将至的感觉。事实上这种感觉十分准确，随着乌云的扩大，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相继诞生，经典力学的大厦就此轰然倒塌。有人说物理学学到最后清一色是在学哲学，那么以哲学观点：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一种必然!新的物理结论代替旧的物理结论也是必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说绝对完美，即使我们提出的理论在完美，也终会有受局限的一天，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提出十分完美，别人永远攻不破的理论，我们要做的只是使物理大厦更加完善，所以我们要做只是努力向前看!

近代物理学发展史论文篇二：《近代光学发展简史-几何光学时期》

在这个时期建立了光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同时为了提高人眼的观察能力，人们发明了光学仪器，第一架望远镜的诞生促进了天文学和航海事业的发展，显微镜的发明给生物学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荷兰的李普塞在1608年发明了第一架望远镜。开普勒于1611年发表了他的著作《折光学》，提出照度定律，还设计了几种新型的望远镜，他还发现当光以小角度入射到界面时，入射角和折射角近似地成正比关系。折射定律的精确公式则是斯涅耳和笛卡儿提出的。1621年斯涅耳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入射角的余割和折射角的余割之比是常数，而笛卡儿约在1630年在《折光学》中给出了用正弦函数表述的折射定律。接着费马在1657年首先指出光在介质中传播时所走路程取极值的原理，并根据这个原理推出光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综上所述，到十七世纪中叶，基本上已经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

关于光的本性的概念，是以光的直线传播观念为基础的，但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发现有与光的直线传播不完全符合的事实。意大利人格里马第首先观察到光的衍射现象，接着，胡克也观察到衍射现象，并且和波意耳独立地研究了薄膜所产生的彩色干涉条纹，这些都是光的波动理论的萌芽。

十七世纪下半叶，牛顿和惠更斯等把光的研究引向进一步岁展的道路。1672年牛顿完成了著名的三棱镜色散试验，并发现了牛顿圈(但最早发现牛顿圈的却是胡克)。在发现这些现象的同时，牛顿于公元1704年出版的《光学》，提出了光是微粒流的理论，他认为这些微粒从光源飞出来。在真空或均匀物质内由于惯性而作匀速直线运动，并以此观点解释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然而在解释牛顿圈时，却遇到了困难。同时，这种微粒流的假设也难以说明光在绕过障碍物之后所发生的衍射现象。

惠更斯反对光的微粒说，1678年他在《论光》一书中从声和光的某些现象的相似性出发，认为光是在“以太”中传播的波.所谓“以太”则是一种假想的弹性媒质，充满于整个宇宙空间，光的传播取决于“以太”的弹性和密度.运用他的波动理论中的次波原理，惠更斯不仅成功地解释了反射和折射定律，还解释了方解石的双折射现象.但惠更斯没有把波动过程的特性给予足够的说明，他没有指出光现象的周期性，他没有提到波长的概念.他的次波包络面成为新的波面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它们是由波动按一定的位相叠加造成的.归根到底仍旧摆脱不了几何光学的观念，因此不能由此说明光的干涉和衍射等有关光的波动本性的现象.与此相反，坚持微粒说的牛顿却从他发现的牛顿圈的现象中确定光是周期性的.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中，在以牛顿为代表的微粒说占统治地位的同时，由于相继发现了干涉、衍射和偏振等光的被动现象，以惠更斯为代表的波动说也初步提出来了，因而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几何光学向波动光学过渡的时期，是人们对光的认识逐步深化的时期.

近代光学发展简史-波动光学时期

19世纪初，波动光学初步形成，其中托马斯·杨圆满地解释了“薄膜颜色”和双狭缝干涉现象。菲涅耳于1818年以杨氏干涉原理补充了惠更斯原理，由此形成了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惠更斯-菲涅耳原理，用它可圆满地解释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也能解释光的直线传播。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观察到了光的偏振和偏振光的干涉。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菲涅耳假定光是一种在连续媒质(以太)中传播的横波。为说明光在各不同媒质中的不同速度，又必须假定以太的特性在不同的物质中是不同的;在各向异性媒质中还需要有更复杂的假设。此外，还必须给以太以更特殊的性质才能解释光不是纵波。如此性质的以太是难以想象的。 1846年，法拉第发现了光的振动面在磁场中发生旋转;1856年，韦伯发现光在真空中的速度等于电流强度的电磁单位与静电单位的比值。他们的发现表明光学现象与磁学、电学现象间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1860年前后，麦克斯韦的指出，电场和磁场的改变，不能局限于空间的某一部分，而是以等于电流的电磁单位与静电单位的比值的速度传播着，光就是这样一种电磁现象。这个结论在1888年为赫兹的实验证实。

然而，这样的理论还不能说明能产生像光这样高的频率的电振子的性质，也不能解释光的色散现象。到了1896年洛伦兹创立电子论，才解释了发光和物质吸收光的现象，也解释了光在物质中传播的各种特点，包括对色散现象的解释。在洛伦兹的理论中，以太乃是广袤无限的不动的媒质，其唯一特点是，在这种媒质中光振动具有一定的传播速度。

对于像炽热的黑体的辐射中能量按波长分布这样重要的问题，洛伦兹理论还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并且，如果认为洛伦兹关于以太的概念是正确的话，则可将不动的以太选作参照系，使人们能区别出绝对运动。而事实上，1887年迈克尔逊用干涉仪测“以太风”，得到否定的结果，这表明到了洛伦兹电子论时期，人们对光的本性的认识仍然有不少片面性。 光的电磁论在整个物理学的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指出光恶化电磁现象的一致性，并且证明了各种自然现象之间存在这相互联系这一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使人们在认识光的本性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此期间，人们还用多种实验方法对光速进行了多次测定。1849年斐索(A.H.L.Fizeau，1819--1896)运用了旋转齿轮的方法及1862年傅科(J.L.Foucault，1819--1868)使用旋转镜法测定了光在各种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近代光学发展简史-量子光学时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光学的研究深入到光的发生、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围观机制中。光的电磁理论主要困难是不能解释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某些现象，例如，炽热黑体辐射中能量按波长分布的问题，特别是1887年赫兹发现的光电效应。

1900年，普朗克从物质的分子结构理论中借用不连续性的概念，提出了辐射的量子论。他认为各种频率的电磁波，包括光，只能以各自确定分量的能量从振子射出，这种能量微粒称为量子，光的量子称为光子。量子论不仅很自然地解释了灼热体辐射能量按波长分布的规律，而且以全新的方式提出了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整个问题。量子论不但给光学，也给整个物理学提供了新的概念，所以通常把它的诞生视为近代物理学的起点。

1905年，爱因斯坦运用量子论解释了光电效应。他给光子作了十分明确的表示，特别指出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时，光也是以光子为最小单位进行的。

1905年9月，德国《物理学年鉴》发表了爱因斯坦的“关于运动媒质的电动力学”一文。第一次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基本原理，文中指出，从伽利略和牛顿时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古典物理学，其应用范围只限于速度远远小于光速的情况，而他的新理论可解释与很大运动速度有关的过程的特征，根本放弃了以太的概念，圆满地解释了运动物体的光学现象。 这样，在20世纪初，一方面从光的干涉、衍射、偏振以及运动物体的光学现象确证了光是电磁波;而另一方面又从热辐射、光电效应、光压以及光的化学作用等无可怀疑地证明了光的量子性——微粒性。光和一切微观粒子都具有玻璃二象性，这个认识促进了原子核和粒子研究的发展，也推动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光和物质的本质，包括实物和场的本质问题。为了彻底认清光的本性，还要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近代物理学发展史论文篇三：《浅析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历程》

【摘 要】应用物理学是建立在古老物理学上的一个相对年轻的专业，但在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研究它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将基本的物理学理论性的基本规律、实验方法、最新的物理成果运用与实际。转化为现在所需要的实用生产力，再从实践反馈的信息中反过来推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本文就物理应用在不同物理历史时期中扮演的角色来看应用物理的发展历史，简述应用物理发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应用物理学;发展

1 应用物理的起步和发展

在古时候，虽然人们对自然界中事物的认识只依靠直觉和思辨性猜测，但是此时已经有了物理知识的应用。从刀耕火种之中就能看到物理力学的基本应用，由此可见应用物理在生活中的普遍性，以及应用物理发展的必然性。这个时期，得到较大发展的是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力学，诸如静力学中的简单机械、杠杆原理等在农业和狩猎之中有广泛的应用。在该过程中很多的经典物理理论得到实践。而后的时期中更是有了电磁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和发展，指南针就是电磁学方面应用于实际生活的重要代表作。声学方面，唐朝的编钟闻名世界，优美的音律让人们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自古时候到近代，总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物理学的应用，这就是最初期的应用物理的起步和发展。在应用物理没有成为专门化的学科时，它早已经融入了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贯穿于生活的每个角落。

2 应用物理在经典物理学时期的发展和贡献

15世纪末，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和技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在该时期特定历史需求下诞生了。物理学增加了系统的观察实验和严密数学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引发了17世纪在物理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大发展。牛顿建立力学体系，开启了近代物理学的大门。到了18世纪时期，应用物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大大的提升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出现了发明和使用机械大时代。如尔顿于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孙发明蒸汽机车;玻尔兹曼，吉布斯等创建了统计物理学，使得热机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结束了二类永动机的辉煌时期。在18世纪应用物理的发展也使机械论的自然观成为当时物理学的主导思想。19世纪，物理学得到了快速和重大的进展，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不断被挖掘出来。如新数学方法与物理研究不断联系，并建立了热力学、分子运动论、波动光学、经典电磁场理论等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奥斯特发现在实验中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到安培提出分子电流假设，再到电磁感应定律的发现，最终麦克斯韦总结出的位移电流假定，创建一套完整的电磁理论体系。同期的应用物理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从第一台电动机的制作，到电力工程、电磁通讯的迅速发展。无疑是应用物理在历史中的逐步登台，应用物理正从现在中的平民角色变为更为人们熟知的明星形象。应用物理的重要性正在不断的凸显，在历史的科技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占有了更加重大的地位。

3 物理应用指出了近代物理的不完备性

18世纪在统计力学和热力学及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建立后，经典物理学发展达到一个历史的至高点。经典物理学取得了比之历史看来十分突出的成绩，令不少当时的物理学家萌生了一种错误的认知：物理学的知识已经完备，物理学最基本的、核心的问题都得到了应有的解决，只有需要更深层次细化和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细节上需要作出一小部分的补充和修整，从而令已有的公式更加的贴近最真实的物理本质。但在19世纪，生产技术的发展，随着各种精密、大型仪器的制作，研究对象由宏观到微观、从低速到高速，并不断的触及到神秘的宇宙和物质内部的结构。让人们对宏观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物理应用于现实的过程中，在进行科学实验时发现了一些不能用当时经典物理学解释的现象。从开始的电子、X射线和放射性现象被人们所发现。到黑体辐射的“紫外灾难”和无结果的“以太漂移”。此类与经典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有强烈的冲突的实验，使传统的经典物理学观念受到了重大的质疑，这正是物理应用引起的物理学的一场新的历史进程。在矛盾被提出后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相继的薛定谔、海林堡等物理学家提出了量子力学的观点，由此结束了经典物理学深受质疑的局面，将理论物理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该物理学理论性提升的过程中，物理应用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正是将理论付诸于应用才将理论深层次的不完备性挖掘出来，进一步推动物理学的理论化进程。

4 应用物理专业化的正式确立

4.1 正式确立

在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随着物理学的不断发展，核技术的逐步崛起，此时应用物理作为一个领域从整体物理中被专门挑选出来，相对于更加注重结合数学的理论研究的物理专业而言，应用物理更注重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用。确立了应用物理的地位，表明了对应用物理态度的改变。是应用物理正式走向专业化的标志。在20世纪以来应用物理在航空航天、电子电信、声、光等基础开发和应用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4.2 独立化意义

应用物理在现在的应用面不断拓宽，在医疗、宇航、新能源开发等方面都有广泛应用，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代，在发展新型能源的今天，人们对医疗条件和能源供应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应用物理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只有不断发展应用物理才能满足当代人们的生活需求。曾经的蒸汽机极大程度的解放了劳动力，电子通信的发展拉近了人们的距离，让一个个新兴娱乐产业萌芽，极大的加速了经济的发展。在现有的科技水平上不断的发展应用物理才能加速一个时代的进步。

5 应用物理学未来发展展望

就应用物理的发展来说在这里引用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前辈的一句话来说：“今后二十物理学的成就会远远不及100年前，每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有起伏的。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物理学不会在理论上有大的突破，此时的物理学很多新领域出现了，为我们打开了很多门，每一个门走进去都能大有作为。”无疑应用物理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领域，在理论无法取得重大突破的现在，应用物理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在物理理论近乎停滞的近些年，各国相继在应用物理的指导下将各种航天器送入太空，不断的探索宇宙的奥秘。在信息传递方面不断的革新，将信息的传递变得简单化和便捷化。从巨型的计算机到mini iPad，每一次的进步都带来了更大的惊喜。应用物理的研究方向是顺应历史需求的，就应用物理今后的进程很多学者有自己的理解，就当前时代的需求：对宇宙的开发。新型航天器的研发将会是每一个国家努力的方向。再次应新时代能源的需求，核反应进一步的可控化也将是一个研究的大方向，同时新型能源开发必不可少。

6 总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应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比较重要的几个时期，我们要不断的回顾和总结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发展经验，为应用物理学的日后发展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王东亮.浅谈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J].物理期刊，2012.

[2]潘永晴.应用物理学发展历史探究[J].湖北教育周刊，2012.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社会经济也在不断的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经济发展的论文范文篇一：《浅谈我国的绿色物流》

一、我国发展绿色物流的必要性

实施绿色物流是一项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措施，绿色物流可以降低企业的原料成本，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1.绿色物流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物流建立在维护地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强调在物流活动的全过程采取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理念和措施，减少物流活动对环境的危害，避免资源浪费，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绿色物流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据分析，产品从投产到出售，制造加工时间仅占10%，几乎90%的时间处于存储、装卸、信息处理等物流过程中。当前我国的物流基本还是“高投入大物流，低投入小物流”的运作模式，而绿色物流强调的是“低投入大物流”。显而易见，绿色物流更重视绿色化和由此带来的节能高效少污染，能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

二、我国发展绿色物流存在的问题

1.绿色物流观念尚未普及。现代物流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各级政府的认可，但是，绿色物流的理念尚未普及。经营者和消费者对国外绿色经营和绿色消费的理念还很淡薄，绿色物流的理念几乎没有。有些企业认为绿色物流只是一种环保理念，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为企业带来任何经济效益，还会增加物流成本。也有些企业认为

绿色物流是政府的事情，和企业无关。从长远来看，绿色物流是绿色产品与绿色消费之间的绿色通道，必须引起政府及企业足够的重视。

2.法制建设缺乏。绿色物流是当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绿色物流的实施不仅是企业的事情，而且还必须从政府约束的角度，对现有的物流体制强化管理，构筑绿色物流建立与发展的框架，做好绿色物流的政策性建设。

3.技术落后，管理水平较低。发展绿色物流的关键所在，不仅依赖物流绿色思想的建立，物流政策的制订和遵循，更离不开绿色技术的掌握和应用。但我国目前的物流技术和绿色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如我国的物流业还没有什么规模，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没有很好的规划，存在物流行业内部的无序发展和无序竞争状态，对环保造成很大的压力;在机械化方面，物流机械化的程度和先进性与绿色物流要求还有距离;物流材料的使用上，与绿色物流倡导的可重用性、可降解性也存在巨大的差距;另外，在物流的自动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环节上，绿色物流更是无从谈起。由于绿色物流强调绿色设计、绿色材料、绿色工艺、绿色包装、绿色处理在产品生命周期内的有效集成，因此与传统模式下的供应链相比,绿色物流的供应链的运作与控制的内容与范围要广得多。其次，绿色物流模式强调在供应链成员内实现知识创新，而由于知识具有区别于传统的要素特征，因此在其管理上对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

4.增强绿色物流人员的知识创新。由于在目前的情况下，创新收益还不能完全归创新者所有，于是就存在供应链各环节的成员在创新动机上存在激励不足。同样由于上面的原因，即使某个成员实现了有效的创新，经济人的理性也会使其在一定范围内限制其创新成果的扩散，从而其成果就不能及时有效地在供应链成员间共享。

三、我国发展绿色物流的对策

1.加强政府的指导作用。政府在发展绿色物流应采取的措施，绿色物流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来有效地规范、监督和激励物流企业的行为。

2.应加快绿色物流公共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要重视现有物流基础设施的利用和改造，通过对其规模、布局、功能进行科学的整合，提高现有设施的使用效率，发挥现有设施的综合效能。要加强新建物流基础设施的宏观协调和功能整合，应从整体战略的高度协调物流相关规划，理顺各种规划的关系，使物流规划、不同运输方式的场站建设规划、工业及商贸流通行业的仓储设施规划能够有机衔接和配合，防止重复建设，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要继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加大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管道和城市配送等设施的建设力度。对基础性、公益性设施，政府要增加投入，对经营性设施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扩大投融资渠道，鼓励企业经营。

3.应促进物流信息系统发展和标准化体系建设。完善的物流信息系统是发展绿色物流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提高物流资源的利用率和经济性。首先，政府应引导企业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包括全面质量管理(TQM)、电子数据交换(EDI)、射频技术(RF)、全球定位系统(GPS)、企业资源计划(ERP)等技术，全面提高企业信息管理水平。其次，政府应大力支持建设公共网络信息平台，加快构筑全国和区域性物流网络，实现不同物流部门、物流企业的资源共享、数据共用、信息互通，为物流信息交流的畅通和高效创造条件。

4.加强消费行为引导。于消费者来说，要积极倡导绿色消费，通过绿色消费行为迫使企业进行绿色物流管理，通过绿色消费舆论要求政府规制绿色物流管理。然而消费者个体比较分散，如果不联合起来的话力量就十分薄弱，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而且一般消费者对物流的认识还很不够，根本谈不上去关心绿色物流，因而必须依靠消费者的联合代表——消费者协会或建立类似的机构来代表消费者参与当前的绿色物流发展。

5.加强对绿色物流人才的培养。绿色物流作为新生事物，对营运筹划人员和各专业人员要求面更广，要求层次也更高。因此，要实现绿色物流的目标，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熟悉绿色理论与实务的物流人才是当务之急。对绿色物流人才的培养涉及到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参与，也是企业成功实施绿色物流的基础保障。

社会经济发展的论文范文篇二：《关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及发展趋势》

[摘 要]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问题，而我国虽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面,制定众多规范性条例,初步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仍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仍很窄，因此我国不仅要立法强制执行，还要在资金管理、扩大覆盖面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关键词] 社会保障制度

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历史仅仅60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国开始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我国先后有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1987年国务院发布《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1988年国务院颁布《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1990年国务院《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关于做好提高三条保障线水平等有关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同年,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2000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同时《完善城镇社

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并决定在辽宁全省及部分城市进行深化改革试点。2003年国务院颁布《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所有企业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工伤保险制度,由用人单位交纳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实行社会统筹,设立工伤保险基金,对工伤职工提供经济补偿和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截止2005年3月底,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6554万。全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12708万人。其中,参保职工人数为9238万人,参保退休人员为3470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0441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411万人。全国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7009万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为29万人。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为4488万人。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参保人数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但由于各种立法、资金来源少等原因，还有很多方面亟待完善。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1. 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建立严重滞后。

从1883年德国建立《疾病社会保险法》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在世界各国逐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险法》，1999年1月22日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并不能解决社会保险的诸多问题。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虽然越来越丰富，但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做保障，导致资金出现亏空，巨大的账务负担未来二十年估计达到我国GDP的30%到60%。

2. 社会保障管理资金混乱

在养老保险方面,除大量企业逃避参保外，目前较为普遍的问题是提前退休以及退休人员死亡后由家属继续领取养老金等。在失业保险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难以有效甄别参保人员尤其是登记失业人员的实际就业状态,造成了己经重新就业仍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现象。

3. 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窄且难以扩大

目前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单位绝大多数仍为原来的国有、集体企业,从人员构成看,个体、私营经济组织只占总数的。大量涌现的个体、民营经济不参保或参保不缴费的现象十分严重。

三、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趋势

为建立健全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规范社会保障关系,要从依靠政策转为依靠法律,充分发挥法律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作用,从而提高制度的权威性、执行的严肃性、适用的强制性。

1. 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国家主要的经济社会制度,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来看,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以国家立法为基本前提,并依靠法制来保证实施。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程,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虽然改革开放前后我国颁布了与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法规、条例、决定、通知等,但由于立法层次低,约束力有限,而且由于“政出多门”,有时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直接影响了这些法规、条例、决定、通知等在实际中的贯彻执行。因此,必须由国家的立法机构制定社会保障法律。

2. 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法律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的运作必须有资金的支持,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分两部分:一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基金,属国家责任。二是社会保险基金,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筹集。我国虽颁布《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但没有系统地制定社会保险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方式,未通过立法手段强制推行社会保险制度,致使社会保险资金难以及时足额征缴,导致社会保障基金的亏空。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通过立法来加大强制征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或拒缴法定保险费的,要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

由于历史经济城镇经济为先，农村为后的原因，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很不完善，由于农业人口众多,解决农业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真正建立社会保障的关键，目前农业人口的社会保障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近年来的农村社会保障越来越重视之际，但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例如农村养老问题、社会保险问题等，因此以社会公平为基本原则,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成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 史探径：世界社会保障立法的起源和发展[J].外国法译评,999,(2)

[2] 国务院：失业保险条例[Z].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Z].1999-01-22.

[3] 林嘉：社会保障法的理念、实践与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76

[4]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

社会经济发展的论文范文篇三：《新常态下信息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1引言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整体呈现“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新常态特征。在此背景下，信息化作为一项发展趋势，在稳定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产方式等方面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基于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信息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促进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信息化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国外学者已经进行了不少探索，纵观其文献，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被认可。Ding和Haynes(2004)研究表明，通信技术与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正相关，通信技术的提高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改善区域间的不平等现状。然而，信息化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全然相同：尽管Diego Martínez(2010)等利用一般均衡方法验证了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具体技术的改变为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35%之多，而Gust和Marquez(2003)通过对13个工业化国家1992―199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信息技术对美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但对其他的工业化国家却未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信息化在促进社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同样被我国学者承认。从经济总量角度看，张跃胜(2015)通过构建包含信息化水平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VAR模型，说明信息化、劳动、资本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且信息化与经济增长具有统计显著的正相关性，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持续一段时间后趋于消失;从经济结构角度看，陈琪琪(2013)通过比较信息化程度不同的国民经济部门的产出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验证了信息化对产业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积极效用。

综上，尽管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上对信息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丰富研究，但大多基于全国范围内的时间序列数据或某经济部门的微观数据，而对于幅员辽阔的我国，省份间的差异不容忽视。另外，基于经济新常态视角探讨信息化水平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文献也较为欠缺。为此，本文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200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进一步探讨信息化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与进一步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2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2.1样本选择与模型建立

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3年30个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的面板数据样本中不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与中国台湾的数据，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的比较多，所以本文也将其予以剔除。，构建如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2.2指标与数据说明

在选择衡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时，本文借鉴刘华军(2015)的相关做法，将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作为衡量指标。同时为消除省级规模差异，选取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具体各变量指标定义及其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年度分地区)。表2报告了上述11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各省份之间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互联网普及率均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其中，互联网普及率最大值为73.57%，而最小值仅为2.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GDP比重、贸易规模等指标的地区差异也较为明显。

3实证结果与分析

借鉴主流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并在具体分析中采用逐步回归方式。进一步地，为验证信息化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分东、中、西部对数据进行了回归。

从表3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普及率在全部模型中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具体来看，模型(1)中，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为0.468;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指标，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为0.206;在进一步控制政府规模、民生支出水平两个指标后得到模型(3)中，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降为0.197;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控制了城市化水平指标、劳动人口比重指标，互联网普及率系数是0.181;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GDP比重指标、贸易规模指标，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是0.174;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又控制了失业率指标、城乡收入差距指标，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为0.159。由此可见，控制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后得到的互联网普及率的估计系数是比较稳健的，这说明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对地区的发展与民生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在较为稳健的模型(6)中，互联网普及率每提高1%，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平均提高0.16。

从表3的控制变量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民生支出水平、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GDP比重、贸易规模对地区发展与民生具有积极的影响。就模型(6)而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提高1%，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平均将提高3.704，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则平均提高0.408。由此可见，相比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城市化水平对于改善地区民生的作用，互联网普及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这也说明我国对互联网信息的利用效率不高。 表4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分东、中、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2)、(3)、(4)、(5)中互联网普及率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6)中互联网普及率系数不显著。可以看出，东、中、西部互联网普及率都对地区发展与民生具有正向影响，模型(6)的互联网普及率系数不显著可能与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较低有关。互联网普及率的影响作用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弱。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落后地区的地区发展与民生更少地依靠信息化拉动，这与经济不发达地区其他资源的不充足有关。另外，相较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处于资源丰富但经济发达程度居中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化对地区发展与民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就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而言，东、中、西部地区皆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在三个地区均达到了规模经济效益。就城市化水平对地区发展与民生的影响而言，仅在东部地区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于地区发展与民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差异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程度优于中西部地区，而只有当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对地区发展与民生带来积极影响。而中部地区在政府规模对地区发展与民生的影响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但是东、西部地区这一指标的系数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可能主要是由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同所导致的，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政府引导。而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GDP比重与城乡收入差距指标上也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发达程度不同。

4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互联网普及率与地区发展与民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互联网普及率每提高1%，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平均提高0.16。同时，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后发现，信息化并未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应有作用。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经济结构仍以技术含量不高的第一、第二产业为主，信息产业所占比重小、发展水平低，从而使得地区经济增长难以通过信息化水平提高的方式被促进。此外，信息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中部最强，东部次之，西部最弱，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经济较落后地区对信息的利用效率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