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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谈影响国债销售因素及其负面效应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金融理财产品的大量推出以及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利益取向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债在金融投资市场的占有份额,国债投资追逐者逐渐减少,国债销售情况逐渐由热趋冷。为扩大国债发行的市场规模和占有率,本文拟从金融理财产品不断丰富以及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等具体情况的对比入手,分析国债销售受到冷落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关键词]金融产品;国债销售;现状分析
[论文正文]
浅谈影响国债销售因素及其负面效应
国债发行不仅仅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也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行为,国债更是一种金融商品、信用工具和宏观管理手段。国债的销售变化情况较大程度上受基准利率调整、市场资金松紧、理财产品定价及货币政策预期等市场因素掣肘。然而,随着一些收益性高、流动性强、管理灵活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不断推出和投资主体风险承受程度的提升,国债因风险定价和收益之间的确定性面临诸多投资主体投资偏好与销售主体利益取向等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国债在理财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销售态势。为分析影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抚州市影响国债销售的各类非市场性因素进行了调研分析与全面界定,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债资金筹集主体的发行频率和成本,提升国债发行资金使用效率。
1.国债销售规模快速扩大
2005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仅为565.80万元,人均购买国债1.53元,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0.18%。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增大和财政政策导向顺势调整,国债发行和销售规模均呈现快速扩容的态势。2009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达到6157.60万元,销售量为2005年的10.88倍,人均购买国债额增长到15.79元,占2009年抚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1.20%。另外,国债销售增幅大大高于同期抚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见图1),这就充分体现了“金边债券”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出国债在城乡居民投资主体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
由于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导致国债销售主体下达给分支机构的销售计划也逐年增加。但是,从抚州市各销售主体近两年来的销售率分析(见表1),各类国债销售率均低于40%,且销售率随着国债持有年限的增长而降低。因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导致销售主体被动用大量自有资金垫付所持有的国债,销售主体被动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和政策环境,因而,直接影响了国债销售主体对国债营销的积极性。
3.国债销售与其他理财产品相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调查反映,以基金投资和黄金投资为代表的理财产品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权重大幅上升。随着品种多样的保险产品和其他年收益率偏高的短期理财产品的推出,迅速改变了“金边债券”为城乡居民投资理财首选产品的局面,国债销售与理财产品销售相比呈明显下降趋势。经统计,抚州市国债销售总量从2005年的565.80万元增长至2009年的6157.60万元,增长lO.88倍。然而,其理财产品的销售形势则是2005年抚州市各类金融理财产品销售额为1.49亿元,2009年猛增至195.70亿元,增长131.34倍,国债所占比重却从2005年的3.66%下降至2010年上半年的0.25%。
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在政策环境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成熟的条件下,唯有通过畅通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来缓解目前国债销售过程中遭受非市场因素带来的冷落现象,才能真正达到国债发行成本最小化和发行方式最优化的目标。
1.国债销售总量与销售主体手续费收入不相匹配
从2009年以来的数次国债发行中,均将国债发行和兑付手续费合二为一,两者的手续费确定为7%,这部分手续费是商业银行承担国债销售任务的主要推动力。在商业银行致力于改变存贷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其中间业务收入,国债发行、兑付手续费也是商业银行获取中间利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并未对商业银行扩大国债销售总量带来积极推动作用,反而出现了国债销售总量与银行实际收益成反比的不利局面。
从抚州市各家商业银行2009年一2010年上半年国债销售的情况分析(见图2),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2009年以来分别销售国债3797.00万元、1451.34万元、1340.00万元、776万元及600万元,在各家商业银行除去销售宣传、纸张、人工等费用后,上述5家国债承销机构每销售1万元国债得到的收益分别为67.26元、62.2元、65.76元、65.66元和66.87元。不难看出,图表上并没反映销售总额越多收益越高的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各家商业银行销售环境、系统改造、网点布局、人员培训、销售对象等条件不同,导致国债销售成本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但财政部则是将各类国债销售主体的手续费统一核定为7%,这样势必会动摇国债销售主体的销售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对下一轮国债销售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2.国债销售与个人酬金间未形成有效激励机制
抚州市现有的5家国债承销机构对国债销售采取的是差异化管理措施,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采取地市分行额度管理形式,对于未完成营销任务的国债销售机构,其未销售部分由各地市分行以自有资金出资承销。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则实行省分行统一管理销售额度,地市分行不承担具体国债营销任务,对于未销售的部分国债由省分行统一出资承销。上述两种管理措施直接导致营销人员的国债销售收入差异明显。如采取地市分行承销模式的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每销售1万元国债,营销人员分别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6.22元和3.81元,而这3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完全呈现出逆向态势。采取省分行统一承销模式的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不给营销人员支付个人营销酬金,这也是2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量排名靠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债销售激励机制未有效与个人酬金挂钩,使营销人员对国债营销不积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直接影响后续国债的销售,因而,固化了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的反比趋势,增加了影响国债发行的非市场性因素。
3.国债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存在较大差异
在以往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营销人员往往是国债销售的主力军,因为大多数百姓对国债投资有一定的认知度,认为投资国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可抵押或提前支取,营销人员对国债产品的推荐和引导能对国债销售对象产生较强的驱动效应。而且,国债市场购买主体的年龄层次普遍偏大,对保险、基金、黄金、国债以及品种繁多的个人理财产品难于决策,银行营销人员对金融理财产品优、劣势特征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的决策能起到导向作用,在此时,支付给国债营销人员的个人酬金则成为决定国债销售重要的非市场性因素之一。调查发现,抚州市各商业银行营销人员销售各类理财产品所获收益差异较大(见表2)。以农业银行抚州市分行为例,该行营销人员销售1万元理财产品获得营销收益为20.00元,代售保险产品的营销收益为16.00元,吸纳1万元储蓄所获得的营销收益为2.00元,而在国债销售任务采取省行统一管理模式下,国债销售任务不纳入对营销人员的绩效考核范围,营销人员个人也得不到任何营销收益;再以工商银行为例,销售人员营销1万元国债,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也是低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因而,营销收益激励制度的设计促使高收益的金融理财产品对国债产品的“挤出效应”。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日臻完善,品种繁多的基金、黄金、保险以及个人理财产品层出不穷,且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也产生了个性化和多样化。长期以来信誉度高、收益稳定、品种限期单一的国债已不能完全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当年的“金边债券”其独特的优势将渐渐地被新的理财产品所代替。为增强国债的吸引力,扩大国债投资群体,建议在国债产品的设计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制定等方面,应摒弃指令性任务、政策性包销和期限结构简单等政策导向,通过疏通利益分配机制、优化产品设计和畅通国债投资渠道规避阻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性因素。
1.建立国债发行手续费浮动匹配机制
2009年以来,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国债主要有1年期、3年期和5年期三种。从文中表1可以看出,1年期国债最受个人投资者青睐,持有期限较长的3年和5年期国债因期限长、流动性差而销售冷淡。但3种不同期限的国债其发行手续费则统一为7%。从理论上说,财政部门发行期限较长的国债其成本相对偏低,反则国债销售成本高而利用率低,从客观上造成财政部门国债发行成本和频率增加的现实难题。为此,建议建立国债期限和发行手续费之间的浮动匹配机制,即5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高于3年期和1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通过调整不同期限国债的发行手续费来推动中、长期国债的发行,从而提高营销人员对中长期国债营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国债发行市场的健康发展。
2.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
国债期限种类的设计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喜好投资者的需求,采取长、中、短期相互结合的国债发行比例进行灵活调整,针对当前市场的需求,可适当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比例,如发行3个月、6个月、9个月等多种期限的国债种类。同时,要及时了解百姓投资理财的特点,适时调整国债发行频率,如根据每年第一期国债销售火爆的特点,可在每年的一季度加快国债发行频率,到下半年的9、10月可适当放缓发行频率,从而达到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和发行频率的目的。进一步丰富国债品种,财政部门需要对应债主体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应债主体设计特色国债品种,例如在农闲时发行农村特色国债,年底分红派息和投资回笼资金较多时发行短期贺岁国债等等,以更多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同时,可将长期国债利率与国家通货膨胀指数相结合,适当考虑保值补贴,有效消除投资长期国债者的后顾之忧。
3.国债发行手续费实行差异化管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之间国债承销比例和销售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按照统一标准支付发行手续费势必影响承销比例较高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销售积极性,在地市和县乡网点较多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国债营销成本要高于集中程度较高的其他商业银行。因此,建议对国债承销总量大、贡献大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发行手续费管理,借鉴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营销手段,适当提高国债承销总额较高机构的手续费标准,充分调动承销机构和营销人员的销售积极性。
4.允许地方国库尝试现金管理操作,吸引国债持有银行竞标国库现金存款
国债政策性包销制度导致商业银行被动持有大量未售出国债,在现行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对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目前,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已具备了国库现金存款定价机制,如个别国有商业银行具有SHIBOR实时利率浮动2%以内进行协议竞标存款的操作权限。对此,建议逐步放开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政策限制,允许持有一定数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国债投资,畅通被动持有国债的投资渠道,在丰富市场投资品种的同时抵消国债承销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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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理财产品的大量推出以及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利益取向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债在金融投资市场的占有份额,国债投资追逐者逐渐减少,国债销售情况逐渐由热趋冷。为扩大国债发行的市场规模和占有率,本文拟从金融理财产品不断丰富以及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等具体情况的对比入手,分析国债销售受到冷落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关键词:金融产品;国债销售;现状分析
国债发行不仅仅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也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行为,国债更是一种金融商品、信用工具和宏观管理手段。国债的销售变化情况较大程度上受基准利率调整、市场资金松紧、理财产品定价及货币政策预期等市场因素掣肘。然而,随着一些收益性高、流动性强、管理灵活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不断推出和投资主体风险承受程度的提升,国债因风险定价和收益之间的确定性面临诸多投资主体投资偏好与销售主体利益取向等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国债在理财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销售态势。为分析影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抚州市影响国债销售的各类非市场性因素进行了调研分析与全面界定,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债资金筹集主体的发行频率和成本,提升国债发行资金使用效率。
2005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仅为565.80万元,人均购买国债1.53元,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0.18%。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增大和财政政策导向顺势调整,国债发行和销售规模均呈现快速扩容的态势。2009年,抚州市国债销售额达到6157.60万元,销售量为2005年的10.88倍,人均购买国债额增长到15.79元,占2009年抚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1.20%。另外,国债销售增幅大大高于同期抚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见图1),这就充分体现了“金边债券”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出国债在城乡居民投资主体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由于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导致国债销售主体下达给分支机构的销售计划也逐年增加。但是,从抚州市各销售主体近两年来的销售率分析(见表1),各类国债销售率均低于40%,且销售率随着国债持有年限的增长而降低。因国债销售率低位徘徊,导致销售主体被动用大量自有资金垫付所持有的国债,销售主体被动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和政策环境,因而,直接影响了国债销售主体对国债营销的积极性。
调查反映,以基金投资和黄金投资为代表的理财产品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权重大幅上升。随着品种多样的保险产品和其他年收益率偏高的短期理财产品的推出,迅速改变了“金边债券”为城乡居民投资理财首选产品的局面,国债销售与理财产品销售相比呈明显下降趋势。经统计,抚州市国债销售总量从2005年的565.80万元增长至2009年的6157.60万元,增长lO.88倍。然而,其理财产品的销售形势则是2005年抚州市各类金融理财产品销售额为1.49亿元,2009年猛增至195.70亿元,增长131.34倍,国债所占比重却从2005年的3.66%下降至2010年上半年的0.25%。
国债销售形势的持续下滑固然有国债产品收益定价、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及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市场性因素的影响,但就作为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而言,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影响国债销售主体销售国债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在政策环境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成熟的条件下,唯有通过畅通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来缓解目前国债销售过程中遭受非市场因素带来的冷落现象,才能真正达到国债发行成本最小化和发行方式最优化的目标。
从2009年以来的数次国债发行中,均将国债发行和兑付手续费合二为一,两者的手续费确定为7%,这部分手续费是商业银行承担国债销售任务的主要推动力。在商业银行致力于改变存贷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其中间业务收入,国债发行、兑付手续费也是商业银行获取中间利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并未对商业银行扩大国债销售总量带来积极推动作用,反而出现了国债销售总量与银行实际收益成反比的不利局面。
从抚州市各家商业银行2009年一2010年上半年国债销售的情况分析(见图2),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2009年以来分别销售国债3797.00万元、1451.34万元、1340.00万元、776万元及600万元,在各家商业银行除去销售宣传、纸张、人工等费用后,上述5家国债承销机构每销售1万元国债得到的收益分别为67.26元、62.2元、65.76元、65.66元和66.87元。不难看出,图表上并没反映销售总额越多收益越高的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各家商业银行销售环境、系统改造、网点布局、人员培训、销售对象等条件不同,导致国债销售成本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但财政部则是将各类国债销售主体的手续费统一核定为7%,这样势必会动摇国债销售主体的销售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对下一轮国债销售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抚州市现有的5家国债承销机构对国债销售采取的是差异化管理措施,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采取地市分行额度管理形式,对于未完成营销任务的国债销售机构,其未销售部分由各地市分行以自有资金出资承销。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则实行省分行统一管理销售额度,地市分行不承担具体国债营销任务,对于未销售的部分国债由省分行统一出资承销。上述两种管理措施直接导致营销人员的国债销售收入差异明显。如采取地市分行承销模式的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每销售1万元国债,营销人员分别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6.22元和3.81元,而这3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完全呈现出逆向态势。采取省分行统一承销模式的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不给营销人员支付个人营销酬金,这也是2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量排名靠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债销售激励机制未有效与个人酬金挂钩,使营销人员对国债营销不积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直接影响后续国债的销售,因而,固化了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的反比趋势,增加了影响国债发行的非市场性因素。
在以往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营销人员往往是国债销售的主力军,因为大多数百姓对国债投资有一定的认知度,认为投资国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可抵押或提前支取,营销人员对国债产品的推荐和引导能对国债销售对象产生较强的驱动效应。而且,国债市场购买主体的年龄层次普遍偏大,对保险、基金、黄金、国债以及品种繁多的个人理财产品难于决策,银行营销人员对金融理财产品优、劣势特征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的决策能起到导向作用,在此时,支付给国债营销人员的个人酬金则成为决定国债销售重要的非市场性因素之一。调查发现,抚州市各商业银行营销人员销售各类理财产品所获收益差异较大(见表2)。以农业银行抚州市分行为例,该行营销人员销售1万元理财产品获得营销收益为20.00元,代售保险产品的营销收益为16.00元,吸纳1万元储蓄所获得的营销收益为2.00元,而在国债销售任务采取省行统一管理模式下,国债销售任务不纳入对营销人员的绩效考核范围,营销人员个人也得不到任何营销收益;再以工商银行为例,销售人员营销1万元国债,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也是低于其他理财产品的营销收益,因而,营销收益激励制度的设计促使高收益的金融理财产品对国债产品的“挤出效应”。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日臻完善,品种繁多的基金、黄金、保险以及个人理财产品层出不穷,且投资者的投资偏好也产生了个性化和多样化。长期以来信誉度高、收益稳定、品种限期单一的国债已不能完全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当年的“金边债券”其独特的优势将渐渐地被新的理财产品所代替。为增强国债的吸引力,扩大国债投资群体,建议在国债产品的设计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制定等方面,应摒弃指令性任务、政策性包销和期限结构简单等政策导向,通过疏通利益分配机制、优化产品设计和畅通国债投资渠道规避阻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性因素。
2009年以来,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国债主要有1年期、3年期和5年期三种。从文中表1可以看出,1年期国债最受个人投资者青睐,持有期限较长的3年和5年期国债因期限长、流动性差而销售冷淡。但3种不同期限的国债其发行手续费则统一为7%。从理论上说,财政部门发行期限较长的国债其成本相对偏低,反则国债销售成本高而利用率低,从客观上造成财政部门国债发行成本和频率增加的现实难题。为此,建议建立国债期限和发行手续费之间的浮动匹配机制,即5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高于3年期和1年期国债发行手续费,通过调整不同期限国债的发行手续费来推动中、长期国债的发行,从而提高营销人员对中长期国债营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国债发行市场的健康发展。
国债期限种类的设计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喜好投资者的需求,采取长、中、短期相互结合的国债发行比例进行灵活调整,针对当前市场的需求,可适当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比例,如发行3个月、6个月、9个月等多种期限的国债种类。同时,要及时了解百姓投资理财的特点,适时调整国债发行频率,如根据每年第一期国债销售火爆的特点,可在每年的一季度加快国债发行频率,到下半年的9、10月可适当放缓发行频率,从而达到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和发行频率的目的。进一步丰富国债品种,财政部门需要对应债主体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应债主体设计特色国债品种,例如在农闲时发行农村特色国债,年底分红派息和投资回笼资金较多时发行短期贺岁国债等等,以更多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同时,可将长期国债利率与国家通货膨胀指数相结合,适当考虑保值补贴,有效消除投资长期国债者的后顾之忧。
3.国债发行手续费实行差异化管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之间国债承销比例和销售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按照统一标准支付发行手续费势必影响承销比例较高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销售积极性,在地市和县乡网点较多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国债营销成本要高于集中程度较高的其他商业银行。因此,建议对国债承销总量大、贡献大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发行手续费管理,借鉴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的营销手段,适当提高国债承销总额较高机构的手续费标准,充分调动承销机构和营销人员的销售积极性。
国债政策性包销制度导致商业银行被动持有大量未售出国债,在现行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对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目前,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已具备了国库现金存款定价机制,如个别国有商业银行具有SHIBOR实时利率浮动2%以内进行协议竞标存款的操作权限。对此,建议逐步放开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政策限制,允许持有一定数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国债投资,畅通被动持有国债的投资渠道,在丰富市场投资品种的同时抵消国债承销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1]高坚.中国债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刘霞.从双鸭山市凭证式国债销售状况看农村国债市场开拓[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3]梁国平,徐德华.农村国债市场发展思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4]国家金库深圳市分库.凭证式国债的创新方式探索[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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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为了培育良好的性格品质、开发智力潜能、增强心理适应能力、激发内在动力、维护心理健康、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即育性、启智、强能、激力、健心、导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全文如下:
1.1不成熟性与可塑性
现代的大学生理论知识比较丰富,但社会实践知识比较匮乏,对社会的复杂与生活的艰辛估计不足,其心理承受能力不强,对社会适应性差,常常表现出情绪化、极端化、人格障碍等不成熟的心理健康现象,这表现出大学生心理不成熟现象。但是大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在校期间我们高调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大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人生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想,能使大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在工作岗位上游刃有余,当面对挫折,能用一个正确的姿态去解决问题,表现其非常成熟的一面。
1.2多样性和复杂性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对生活的适应性,情感问题,人际交往问题、就业问题,每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就失业,尤其对一些985高校的一些大学生,心理根本承受不了,必须加强正确的心理疏导,情感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由此可见,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1.3矛盾性与困惑性
适应社会市场经济和网络、视频等现代传媒而产生现代功利性的价值观和网络价值观,必将对大学生原有的价值观念产生较大的冲击,这就要求大学生有较深刻的辨析能力,否则大学生在心理抉择的过程中很可能迷失方向,产生矛盾和困惑的心理。是‘见义勇为’还是‘见死不救’,社会上道德价值观这种格外引人关注而又无休止的争论,存在于当代大学生中。”
1.4不稳定性和易变性
大学生的年龄是一个不成熟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人具有很高的心气,一旦受到挫折,心理会产生很大影响,不能正确解决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其心理健康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导思想,会很快解决其问题,心理会更加阳光。
2.1国家与社会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宣传
(1)加强宣传力度。利用新闻媒体,互联网、文艺作品等大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大学生都要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树立正面典型。对一些社会雷锋精神等要积极宣传,树立一批正面典型,比如最美女教师张丽莉等等。对这些正面典型案例,有条件让其宣讲团到学校给学生宣讲,在心灵深处理解。
2.2高校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心理健康教育的互动
(1)转变观念,高度重视两者的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就包含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今后高校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把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共同教育学生。(2)创新两者结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大,传播媒体及互联网等为我们更新两者结合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以及提高教育效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3)注重培养两者结合的高素质教育人才。在培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同时,要注重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让二者同等重要,培养出社会认可的高素质人才。
大学生的价值观多元化,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取向指明了方向,同时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促使二者同等重要地位,现在社会也需要二者结合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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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北省为例,利用灰色理论的GM(1,1)预测模型对湖北省2014-2060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未来47年湖北省老龄化程度将逐渐加深,到2060年老龄化系数将达25.56%。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7个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分析,结果发现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等有较强的关联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小。最后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和关联度分析,对湖北省老龄化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GM(1,1)模型;灰色关联度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使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产生“未富先老”现象。2002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8.81%,从此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93%,居全国第9,这一占比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0.61%。2013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比9.91%,居全国第1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023%。老龄化社会给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给湖北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带来巨大挑战。
国内诸多学者和研究者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所研究,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王金营,梁俊香(2008)从未来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出发,对社会保障的战略设计和体系构建面临的诸多矛盾给予了分析,认为我国应该从长期的角度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的能应对未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社会保障体系。袁俊等(2007)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分异特征,揭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和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张冬敏(2010)以人口扰动为切入点,分析了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波动,并构建人口扰动模型,测定人口波动规律,判断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人口扰动的关系。侯大强(2012)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Leslie模型对湖北省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胡芬(2011)利用灰色―线性回归组合模型预测了湖北省老龄人口。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叶宁,尹文耀(2006)研究了人口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提出各项应对措施。杨雪,侯力(2011)研究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姚从容,李建民(2008)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得出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在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基础上,利用灰色预测理论对湖北省老龄化人口进行预测和分析,并运用灰色关联度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度分析,最后根据老龄化人口与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及老龄化系数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建议。
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为5799万人,城镇人口有3161.03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54.51%;乡村人口有2637.97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45.49%;出生率为11.08%,死亡率为6.15%,自然增长率为4.93%;从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上看,0-14岁的有866.37万人,占14.94%;15-64岁的有4357.95万人,占7515%;65岁及以上的有574.68万人,占9.91%。2013年湖北总抚养比达33.07%,少年儿童抚养比1989%,老年人口抚养比13.18%。湖北省人口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阶段性缓慢增长趋势。2001-2004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44%、2.21%、2.32%、2.40%,保持在2.21%―244%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阶段;2005-2009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05%、313%、323%、271%、3.48%,在2.71%―3.48%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2010-2013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34%、4.38%、4.88%、493%,保持在434%―4.93%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阶段。
第二,人口结构中少年儿童系数比大体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湖北省少年儿童系数为22.43%,而到了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4.09%和14.95%,在12年的时间里系数下降了7.48个百分点。
第三,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系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湖北省2001年的老年人口系数为6.73%,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0.76%和9.91%,2013年比2001年提高了3.18%。2001年湖北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51%,而到2013年已经达到13.18%,与2001年相比提高了3.6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少年儿童系数减少,承担养老的子女减少,这将会给社会养老方式和社会保障带来更大的挑战。
2.1 灰色GM(1,1)模型介绍
灰色系统理论的GM(1,1)模型适用于贫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的预测,抗噪声能力强,优于传统预测方法,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态、工程预测控制等领域。灰色GM(1,1)建模过程如下:
(1)设一组原始数据为X(0)=x(0)(1),x(0)(2),…,x(0)(n),对X(0)作一次累加,得到生成数列为X(1)=x(1)(1),x(1)(2),…,x(1)(n),其中,x(1)(k)=∑ki=1x(0)(i);k=1,2,…,n。
(2)生成X(1)的邻均值等权数列,且Z(1)=z(1)(k)/k=1,2,…n,其中,z(1)(k)=0.5x(1)(k)+0.5x(1)(k-1)(k=1,2,…,n)。
(3)根据灰色理论对X(1)建立关于t的白化形式的一阶一元微分方程GM(1,1):dx(1)dt+ax(1)=u(a,u表示待解参数),设Φ=[a,u]T,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则Φ��=[,]T=(BTB)-1BTY。
令Y=x(0)(2)x(0)(3)x(0)(n),B=-z(1)(2)1-z(1)(3)1-z(1)(n)1
(4)解出Φ后,即可得到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的解:(1)(k+1)=x(0)(1)-e-k+。
(5)将上述结果累积还原,即可得到预设值:
(0)(k+1)=(1)(k+1)-(1)(k)=(1-e)x(0)(1)-e-k
2.2 老龄化人口预测及趋势特征分析
根据《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4)整理了2001-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数、65岁以上的人口数以及老龄化系数的数据(见表1),对湖北省2014-2060年的老年人口总数及老龄化系数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见表2。
由以上预测分析,可知湖北省人口老龄化速度较稳,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2014年65岁以上人口达619.66万人,老龄化系数为10.71%。到2060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65岁以上人口超过全省总人口的1/4,老龄化人口将达到1601.58万人,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湖北省未来50年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比2014年增加了981.92万人,年均增加21.35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09%。从表2中的预测数据可以看出湖北省老龄化系数逐年增加,增速稳定,2011-2020年这十年的老龄化系数增速为1868%,2021-2030、2031-2040、2041-2050、2051-2060这四个十年的增速均约为18.56%。2015-2060年每年的同比增速保持在1.91%。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区域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此外,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出现城乡倒置现象,大城市的老龄化系数反而比中小城市低,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3.1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灰色关联度来分析和确定系统因素间的影响程度或因素对系统主行为的贡献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参考数列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比较数列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
(2)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初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第一个数得到的新矩阵。均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矩阵所有元素的平均值得到的新矩阵。区间相对值化。
(3)求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系数ξ(Xi)。参考数列X0,比较数列X1、X2、X3…,比较数列相对于参考数列在曲线各点的关联度系数ξ(i)η(k)=
minminX�洌�0)(k)-X(0)(k)+ρmaxmax|X�洌�0)(k)-X(0)(k)||X�洌�0)(k)-X(0)(k)|+ρmaxmax|X�洌�0)(k)-X(0)(k)|
称为关联系数,其中ρ为分辨系数,0<ρ<1,第二级最小差记为Δmin,两级最大差记为Δmax。Xi曲线上的每个点与X0曲线上每个点的绝对差值记为Δoi(k)。因此关联度系数ξ(Xi)也可简化为下列公式:
r(x0(k),xi(k))=miniminkΔoi(k)+ρmaximaxkΔoi(k)Δoi(k)+ρmaximaxkΔoi(k)
(4)求关联度。r=1n∑nk=1η(k)称为X�洌�0)(k)与X(0)(k)的关联度。
(5)排关联序。因素间的关联程度主要用关联度的大小次序描述,而不仅是关联度的大小,将m个子序列对同一母序列的关联度按大小顺序排列,便组成了关联序。
3.2 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关联度分析
通过文献研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以下7个变量,分别用X1,X2,…,X7表示,其中,X1为少年儿童系数(%);X2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3为城镇恩格尔系数(%);X4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万元);X5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X6为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人);X7为城镇人口比重;X0是参考数列,表示65岁以上的人口比(老龄化系数)。2001-2013年湖北省上述各影响因素及X0的原始数据见表3。通过MATLAB软件编程计算X0与X1,X2,…,X7各个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值的大小,结果见表4。
按照灰色关联度大小对7个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其关联序为X7>X3>X5>X6>X1>X2>X4。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口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最大,为0.94,相比于农村,城镇有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和较好的生活环境,老年人死亡率较低,这便促使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方向转变。城镇恩格尔系数与人口老龄化系数也有较强的关联度,为093,城镇恩格尔系数比农村恩格尔系数小,即城镇人口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小,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越小,地方越富有。城镇条件优越,生活交通较为便利,广大居民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用于陶冶情操的文化艺术、健身等方面的支出稳步增长,从而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必将加剧湖北老龄化进程。卫生技术人员数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关联度,为0.92,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老年人死亡率自然会降低。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为0.91,地方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人数越多越普及,人们综合素质得以提升,懂得更多健康之道,人们更加长寿。少年儿童系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高,为0.87,少年儿童系数的大小对老龄化系数起决定性作用。从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的关联度较小,分别为0.78和0.71,说明湖北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了湖北省未来47年的65岁以上人口数和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显示,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将达1601.58万人,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届时湖北省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湖北省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关联度最大,为0.94;城镇恩格尔系数、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少年儿童系数分别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的关联度,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相对其他因素而言较小。根据灰色预测模型和灰色关联度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项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第一,建立完善的以社区服务和村镇卫生院为主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卫生技术人员数有较高的关联度,说明卫生医疗保障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65岁以上人口增多,意味着医疗保障的费用将增加,极有可能造成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建立覆盖广、效益高、费用低的较公平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产业格局,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根据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的关联度最大,城镇化率对于人口老龄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完善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工作十分紧要,关键要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积极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制定政策,将老龄服务业列入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项目,创新老龄产业融资方式,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兴办老龄产业,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建设一支为老服务的职业化日常看护、医疗保健、心理辅导服务队伍,鼓励和号召志愿者参与到为老年人服务的过程中来。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需求,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要提前布局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产业链,发掘与老年人相关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产业。
第四,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表明,老龄化系数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相对于其他因素较小,可知湖北省老龄化有“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的现象。应提前做好应对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的准备,除了政府发力外,还应充分发挥个人与家庭、市场、非营利机构的积极性,健全养老、医疗等制度。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为依据,制定短期、中长期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
第五,延迟退休,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湖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不争的事实,全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在逐渐加重,这必然使得老年抚养比增加,加重社会和家庭的财政负担。因此,延迟老年人的退休时间,让有能力的老年人为社会建设继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有研究表明,“老有所为”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客观的要求,它可以消除劳动力的不足担忧,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延缓退休,可以增加社会劳动力,帮助更多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同时减少家庭、社会、政府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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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行业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工程质量水平,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生命安全,而建筑工程质量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关系到建筑企业的长久性发展,而且与工程的社会效益性也息息相关。本文将在对建筑工程质量相关情况研究的基础上,找出影响建筑工程质量水平提高的具体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展开质量管理对策研究,以提高优化工程的质量管理模式。
关键词: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影响因素
1.1工程建设程序的履行问题,在没有经过施工许可的情况下施工,属于对基本建设程序规定的公然违反,但除了这种违规现象,建筑工程中还出现施工图纸审查不严、使用不合格图纸施工、工程施工缺乏监管、质量风险失控等不正规行为,给工程项目的质量管理留下了人为隐患。
1.2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具体表现为质量管理人员职责不明确,导致质量管理的责任落实不到位,工程施工质量违反强制性的标准要求,譬如勘察技术不齐全、验收记录五无签字、勘察钻孔深度不达标、设计计算书有错项等等,工程的质量安全隐患突出。
1.3质量管理技术水平低下,不同地区、不同建设单位的质量管理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工程技术人员的综合水平不高,表现为对标准性规范理解不透彻,对技术内容掌握不深入,技术管理经验欠缺等,尤其是一线的操作人员,由于没有进行有效培训,其基本的质量安全常识普遍偏低,职业素质也未能满足工程质量管理的基本需求。
首先是施工图审查,以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为依据,审查施工图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是否符合抗震、消防等设计要求,施工图经过审查批准之后,不能够随便更改,若需更改,需要向原审批部门申请,然后由部门委托审查机构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后,方可实施更改施工图纸。
其次是质量监督,作为工程质量监督的主体,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担任质量监督的职责,但由于工程项目数量多,这些部门不可能在较长的周期内监督所有的日常检查工作,因此将委托质量监督机构代为实施监督任务。质量监督机构建立质量监督制度,并按照政府部门的委托要求,制定质量监督管理方案,对施工现场的建设主体质量行为、工程实体质量、工程质量验收等进行检查。
再次是质量检验,以建设部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为依据,对现场的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等进行质量检查,并对水泥、钢筋、砂石、混凝土、砂浆、简易土木、沥青等进行见证取样检测。
首先是勘察设计质量管理,作为工程质量的自控主体,勘察设计单位要按照国家勘察设计规定和强制性技术标准,全面展开勘察设计工作,包括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勘察设计质量的保障、勘察设计进度的控制等,满足甲方对勘察设计的质量要求,达到合同条款规定的质量要求。
其次是监督工作的质量检查,在工程实施阶段,施工的每道工序都要进行严格质量检查,包括进场的材料设备、施工的工序、工程关键部位等,监督管理人员对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等进行验收,控制工程各个环节的的质量。工程监理工程单位要结合工程实践,总结工作制度、程序和方法等,构建工程项目质量检查体系,以作为工程质量检查的保障。
最后是政府部门的质量监督,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委托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代表政府部门监督工程质量,对工程设计、建设、施工等质量管理进行引导,但质量管理职能仍然由设计、建设、施工单位承担,各级工程质量监督单位,代表政府相关部门履行职能,以第三方的身份,对工程建设进行强制性监督。
首先是人的控制。所谓人,指的就是参加工程建设的所有单位工作人员,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是建筑工程质量控制的根本方法,其中包括他们的劳动纪律、职业道德、工作能力、技能知识等。一是进行专业的技术培训,在上岗之前综合性培训,保证工作人员能够掌握合格的施工工艺和持有上岗证书,并在施工前加强施工技术质量交底工作。二是岗位责任制的健全,让所有工作人员都明确自身需要承担的岗位职责,以及岗位的具体工作内容和质量管理需求,用严格的责任制度模式,促使每个人都严格执行,确保工程各项业务活动在质量保证的范围内有序进行。三是奖惩机制的引入,综合衡量每个人的工作能力、职业道德、规范遵守等情况,以奖惩的方法,激发工作人员端正自身的工作行为,自觉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为质量管理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源力量。
其次是材料的控制。一是材料的采购,是建筑材料质量在源头上把关的措施,需要货比三家,选择优质的材料供应商,在采购之前,报监理单位审查,大宗材料可采用招标采购的方式,而瓷砖等装饰材料,尽量一次性订货,避免采购材料存在色差等质量问题。二是材料运输和储存质量的控制,根据不同性质的材料,选择合适的搬运工具,并妥善安排适宜的储存场所,委派专人管理储存的材料。三是进场材料的检验,检查材料是否有产品合格证和质量保证书等,材料使用之前,需要进行复检,经检查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四是材料使用过程中专人跟进监督,包括材料的使用、回收、丢弃等。
再次是设备的控制。一是设备采购或租赁,选择质优厂家或租赁人,采购设备要有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对于已经淘汰、存在质量隐患的设备,禁止购置和租赁。二是设备进场的时候,监理单位对设备的型号、性能和运行状况等复核检查,确保设备可以正常作业。三是设备操作人员要有特种作业上岗证,譬如垂直运输机械人员、安装拆卸人员、起重设备操作人员。
综上所述,质量是建筑工程的命脉所在,其存在的问题,制约着建筑行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规范建筑工程质量的管理行为,从施工图审查、质量监督、质量检查、质量保修几个方面入手,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对施工人员、施工材料和施工设备等的质量进行严格控制,也只有这样,建筑工程质量的影响因素方可消除,建筑市场才能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1] 洪华俊等.探讨建筑工程质量管理之影响因素及质量控制[J].科技资讯,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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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均为结构性上涨,主要推动因素包括生产成本提高、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投机性炒作和气候变化四个方面。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国物价结构性上涨的影响因素及其未来走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近年来我国物价的上涨均为由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引致的结构性上涨。2010年1月份以来的物价持续上涨,主要是由食品、居住、服务消费的支出价格上涨拉动的。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是生产成本提高、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投机性炒作和气候变化四个方面。我国物价存在长期上涨的压力,但短期内即将见顶回落。
[关键词] 物价;影响因素;发展趋势
【论文正文】
我国物价结构性上涨的影响因素及其未来走势
2010年1月份以来我国物价涨幅持续提高,从结构看是食品价格、居住价格和医疗保健价格持续上涨拉动的,但内在因素依然是成本上涨、水电燃料提价、投机性炒作和自然灾害严重。从推动物价上涨因素的变化趋势看,我国物价存在长期上涨的压力,但短期内即将见顶回落。
2003年1月份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出现三次持续大幅度上涨,分别发生在2003年1月到2004年6月、2006年6月到2008年2月和2010年1月至今三个时期。从结构看,每次CPI出现持续大幅度上涨,均是由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拉动的。2010年1~10月份我国CPl月度同比涨幅从1.5%提高到4.4%,从食品、烟酒、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和居住等八大类消费支出物价涨幅看,食品价格上涨依然是主要拉动因素,但医疗保健和居住消费价格的上涨也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总体看,本次CPI的大幅度上涨与2004年和2008年的物价上涨一样,仍然属于结构性上涨。
从八大分类消费支出价格对CPI涨幅的贡献看(见表1和图1),食品价格上涨是历次CPI涨幅提高的主要因素,如2004年、2007年和2008年CPl分别上涨3.9个百分点、4.8个百分点和5.9个百分点,由食品价格上涨拉动的CPI涨幅分别为3.28个百分点、4.02个百分点和4.67个百分点,分别占当年CPI涨幅的84.1%、83.7%和79.1%。按2005年1月份以来食品价格占CPI的平均权重(32.65%)估算,2010年食品价格涨幅从1月份的3.7%提高到10月份的10.1%,对CPI涨幅的贡献从1月份的1.21个百分点提高到10月份的3.3个百分点;1~10月份CPI累计3个百分点的涨幅中,有2.12个百分点由食品价格上涨拉动,占今年前10个月CPI累计涨幅的70.9%。
居住价格上涨是推动我国CPI涨幅提高的第二大因素。2004~2008年期间,居住价格涨幅在4.5个百分点到5.5个百分点之间,居住价格的上涨每年拉动CPI涨幅提高0.72—0.87个百分点。2009年居住价格下降3.6个百分点,但2010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居住价格涨幅再度提高,从1月份的2.5%提高到6月份的5%,6月份以后居住价格涨幅略有回落,但到10月份又提高到4.9%,前10个月累计上涨4.2%。按2005年1月份以来居住价格占CPI的平均权重(15.89%)估算,2010年前10个月居住价格上涨对CPI涨幅的贡献为0.67个百分点,占今年
2003~2009年期间医疗卫生价格波动幅度不大,对CPI涨幅影响较小,但2010年1月份以来医疗卫生支出价格明显上涨,成为推动2010年CPI涨幅提高的第三大因素。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支出价格从2010年1月份的2.3%提高到10月份的3.7%,1~10月累计上涨3%,按2005年1月份以来医疗卫生支出价格占CPI的平均权重(7,36%)估算,前10个月医疗卫生支出价格上涨对CPI涨幅的贡献为0.22个百分点,占今年前10个月CPI累计涨幅的7.4%。
除居住和医疗卫生支出之外,2003年以来其他五类非食品消费支出价格涨幅变化较小(见图2),对CPI涨幅的影响也相对较小。2003~2009年期间烟酒价格波动幅度介于-0.2个百分点到2.9个百分点之间,对CPI涨幅的影响介于-0.01个百分点到0.33个百分点之间。2010年前10个月烟酒价格涨幅基本稳定在1.6%,对CPI涨幅的贡献平均为0.18个百分点。2003年1月份以来衣着和交通通讯价格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对CPI上涨起到了抑制作用。家庭设备用品价格在2003年到2005年处于小幅度下降状态,2006~2009年有小幅度上涨,但对CPI涨幅的影响较小。文化教育支出价格在2003~2005年有较大幅度上涨,但2005年以后趋于下降,2010年前10个月仅上涨0.6个百分点,对CPI涨幅的贡献只有0.09个百分点。
2001年1月份以来我国粮食、肉类产品、水产品、鲜菜和鲜果等主要食品价格均呈周期性大幅度波动状态,且上涨幅度均大于回调幅度,使食品价格总体上呈周期性上升趋势。月度累计食品价格涨幅的趋势值从2001年1月的-0.93提升到2009年4月的8.07之后趋于回调,但周期性波动在2009年7月份以后进入复苏状态,在2010年10月份接近趋势值,即将进入周期性扩张阶段。鉴于周期性波动值的回升速度大于趋势值的回调幅度,未来一段时期食品价格仍会上升。
(一)我国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点
从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构看,2003—2007年期间,由于各类食品价格上涨的时点、幅度不同,且各类食品价格在食品总价格中权重不同,导致各类食品价格上涨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拉升作用存在较大差别(见图3、图4和表2)。如2003年鲜菜价格大幅度上涨,但其他食品价格涨幅较小,鲜菜价格上涨成为2003年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2004年鲜菜价格下跌,但粮食、肉类和水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拉动食品价格上涨10.56个百分点。2006年鲜菜和鲜果价格大幅度上涨,拉动食品价格上涨2.72个百分点,但占食品价格权重很高的粮食、肉类和水产品价格涨幅较小或出现下降,当年食品价格仅上涨2.6个百分点。2007年1月份以后鲜菜、鲜果价格下降,但粮食、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涨幅大幅度提高,导致200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7.6个百分点。
2007年6月份以后各类食品价格出现同步上涨态势,食品价格因此出现加速上涨,特别是2007年12月份以后,粮食、肉类产品、水产品、鲜菜和鲜果价格均大幅度上涨,最后引致2008年食品价格暴涨,2008年2月份到6月份食品价格涨幅一直维持在21%左右,导致我国经济出现了CPI涨幅超过8%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
2010年1月份以来,我国粮食、肉类产品、水产品、鲜菜和鲜果价格再度共同上涨,引致食品价格涨幅不断提高。特别是鲜菜和鲜果价格大幅度上涨,对食品价格涨幅的贡献显著提高:1~10月份,粮食、
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上涨共拉动食品价格上涨4.48个百分点,占食品价格涨幅的68.9%;鲜菜和鲜果价格累计上涨21.24个百分点和12.85个百分点,分别拉动食品价格上涨1.2个百分点和1.35个百分点,占食品价格涨幅的比重分别高达18.5%和20.8%。与2004年、2007年和2008年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构性因素相比,2010年前10个月食品价格上涨的主体因素仍然是粮食、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的上涨,但鲜菜和鲜果价格大幅度上涨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拉动作用明显提高。
(二)我国食品价格周期性上涨的内在因素
2003年以来我国食品价格的上涨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型特征。粮食价格上涨主要是由种粮成本提高推动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又会推动养殖成本的上升,引致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上涨(见表3)。
首先,近年来粮食价格的上涨基本上是由种粮成本上涨推动的。从直接因素看,近年来国内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对粮食市场价格的上涨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国内市场粮食批发价的涨幅基本与粮食最低收购价提升幅度一致,如2010年2月份国家将早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提高3.33%和10.53%,籼米和粳米的市场批发价分别上涨3.87%和19.61%;2010年10月白小麦最低收购价比2009年10月最低收购价提高5.56%,同期白小麦市场批发价上涨6.98%。但粮食收购价与市场批发价的提高,是由种粮成本的上涨推动,如2004年、2007年和2008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0.63%、7.69%和20.28%,加上用工成本的上涨,这三年粮价也出现大幅度上涨。总体看,近年来粮食价格的上涨基本上是成本推动型上涨。
其次,近年来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受供求关系变化影响较大,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成本推动型上涨。粮食价格的上涨会推动饲料价格上涨,最终将传导到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上。鉴于猪肉价格和其他肉类产品价格及水产品价格具有很强的比价关系,我们仅以猪肉价格为例分析肉价变动的供求因素及其与粮食价格的关系:2000年以来,由于粮价上涨、肉类价格偏低,养殖户亏损,2006年生猪存栏数和猪肉产量均出现下降,供给减少导致2007年和2008年肉类产品价格暴涨。
随着生猪存栏数量和肉类产量的增加,2009年肉类产品价格又出现较大幅度下跌,2010年2月份全国猪粮比价下降到5.87,再度下跌到养殖盈亏平衡点(猪粮比价为6)以下,2010年6月份猪粮比价一度下跌到4.76,使生猪养殖再度陷入亏损状态(见图5)。近期肉类产品价格上涨,猪粮比价恢复到2010年11月份的6.59,生猪养殖恢复微利状态。总体看,肉类产品价格与粮食价格高度相关,如果肉类产品价格偏离粮食价格过大、时间持续较长,会导致肉类产品价格出现大幅度波动。目前生猪存栏数和猪肉产量仍处于稳定增长状态,肉类产品价格的上涨仍处于粮价上涨推动下的恢复性上涨状态。
我国鲜菜和鲜果价格受季节性因素、气候因素、市场信息影响较大,但也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特征。2001年以来,鲜菜和鲜果价格波动基本表现为年初的供给淡季上涨、下半年供给旺季回调的周期性变化特点,反映了鲜菜和鲜果供求关系的季节性变化特点。但上涨幅度明显大于回调幅度,总体价格呈持续上升状态,反映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和用工成本提高等成本推动特点。2010年1月份以来,鲜菜和鲜果价格涨幅不断提高,是鲜菜、鲜果价格季节性回升的结果,但与往年下半年价格涨幅回调的走势不同,6月份以后鲜菜、鲜果价格涨幅仍居高不下,重要原因在于2010年年初的倒春寒和夏季自然灾害严重等气候因素对鲜菜、鲜果供给产生了较大冲击。同时,社会投机资金对大蒜、生姜等易于储存的农副产品进行炒作,也加大了鲜菜、鲜果等农副产品的涨价幅度(见图6)。
居民居住价格包括水电燃料、装修、租房等消费支出价格。从影响居住价格的结构性因素看,水电燃料和装修价格在居住价格中的权重大于95%,是决定居住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2002年1月份以来居住价格的三次较大幅度上涨主要由水电燃料和住房装修价格上涨拉动。其中2002年4月到2004年10月期间居住价格当月涨幅从一0,2%提高到6.8%,水电燃料价格上涨是主要拉动因素;2007年2月到2008年6月期间居住价格涨幅从3.7%提高到7.7%,是由水电燃料和装修价格上涨共同拉动的;2010年1月以来居住价格的持续上涨,则是水电燃料、装修和租房价格均持续上涨的结果(见图7)。 br>
从内在因素看,水电燃料价格上涨与资源价格改革等政策性因素和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等输入型因素关系密切。2000年以来,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加快了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次上调水电价格,煤炭、石油价格逐步转向市场化定价机制,水电燃料等资源类价格的上升推动了居住价格的上涨。同时,我国对石油、煤炭等资源的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大幅度上涨,在推动国内煤炭、石油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居住价格的上涨。2010年1月份以来居民用水电燃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即直接由国家上调水电价格和煤炭石油价格等燃料价格大幅度上涨推动。
房价上涨引致的建材价格上涨,直接提高了居住装修价格,间接推动居住价格上涨。从2002年1月份以来住宅价格、房地产投资、建材价格与居住装修价格的波动情况看(见图8),住宅价格的上涨刺激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提高,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扩张又拉升了建材价格,最终导致居住装修价格上涨。从变动规律看,住宅价格超前于房地产投资1~5个月启动,房地产投资超前于建材价格2~4个月启动,居住装修价格与建材价格基本同步变化。据此判断,2010年6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回调,10月份应是建材价格和居住装修价格涨幅的峰值。
在非食品消费支出中,2002年1月以来,家庭服务和旅游等服务类消费支出价格呈不断上涨趋势(见图9)。服务类消费支出价格上涨,是消费结构提升、居民的服务消费需求扩张的结果,也与近年来的工资上涨密切相关。
受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波动的影响,近年来以初级产品为原料的中药材与中成药、车用燃料和酒类价格也出现较大幅度波动(见图10)。车用燃料价格的上涨是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引致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的结果。酒类产品价格的上涨与国内粮食价格上涨有关,粮价上涨会直接提高酒类生产成本、推动酒类价格上涨。中药价格上涨与中药资源稀缺和国内外对中药疗效认识提高、需求扩大有关。
受规模快速扩张、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2002年1月到2005年12月期间我国工业消费品价格处于持续下降状态,但2006年1月份以后,耐用消费品、服装、西药、交通工具等工业消费品价格降幅大幅度缩小或出现小幅度上涨,价格波动区间从2005年6月份以前的一6个百分点到一1个百分点,提升到3个百分点到3个百分点(见图11)。
工业消费品价格波动重心上升,是近年来我国工业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的结果:
一是受劳动力供求格局转变影响,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2006年以来,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从过去的供过于求转向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供给不足,部分行业劳动力供给不足引致工资上涨。
二是原材料成本上涨。由于国内资源不足,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不断增加,铁矿石、原油、有色金属矿产、煤炭等产品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受我国等新兴国家需求增加拉动,加上国际投机资本炒作,近年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持续大幅度上涨,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也同步上涨。
初级产品进口价格的上涨直接推动国内采掘业价格上涨,通过产业关联,间接推动原材料、加工工业产品、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从2002年1月以来各类工业品出厂价格的波动走势看(见图12),国内采掘业价格走势及波动幅度与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一致,原材料、加工工业和生活资料价格走势也与采掘业价格走势完全一致,但波动幅度依次减小,即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产品价格的传导依次降低,重要原因是国内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上游产品的涨价因素大部分在加工生产的各个环节被消化吸收,初级产品进口价格和采掘业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只有部分涨价因素传导到工业消费品上。
从2010年前10个月的情况看,受国内经济增速回调、国际经济复苏势头偏弱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在年初迅速回升后,从5月份开始下降,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也从6月份开始回调,耐用消费品、服装、西药、交通工具等工业消费品价格降幅也趋于稳定。
总体看,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均为结构性上涨,主要推动因素包括生产成本提高、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投机性炒作和气候变化四个方面。生产成本提高包括工资或用工成本的提高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源于新兴国家需求增加和国际投机资本炒作引致的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水电燃料等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直接推高了居住价格,也通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间接推高了种粮成本和食品运输成本,对食品价格上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投机性炒作使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也间接导致居住价格和CPI上涨;特别是投机资金对部分农副产品的炒作,直接推高了食品价格和CPI的涨幅。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直接影响到鲜菜和鲜果的供给能力,是今年食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从推动物价上涨因素的变化趋势看,我国物价存在长期上涨的压力,但短期内将呈现见顶回落的发展态势。
(一)从长期看,我国物价将趋于上涨
从长期看,劳动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将推动我国物价持续上涨。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预计2015年以后劳动力供给数量将下降,而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增无减,劳动力供求关系日渐紧张,将加快工资上涨幅度,提高劳动成本。从原材料价格走势看,近两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对初级产品需求增速减缓,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压力减弱,但国际投机资本对初级产品价格的炒作依然盛行。
一旦国际经济恢复较快增长,需求增加加上投机炒作,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还会出现持续大幅度上涨局面,我国依然面临长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同时,经过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国内已积聚了大量富余资金,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未来较长时期国内流动性过剩的状况会日益严重。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历史表明,大量过剩流动性流入房地产和股市,最终会导致经济严重泡沫化。如果对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进行有效的严格管控,部分资金有可能流入实体经济流通领域,加大对初级产品和消费品的炒作力度,推动实体经济价格上涨。
(二)短期内物价将见顶回落
从短期看,服务价格趋于上涨,但食品价格即将见顶回落,居住价格趋降,成本推动型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波动重心趋于稳定,我国物价即将见顶回落。
1.食品价格即将见顶回落。
一是目前国内粮价仍高于国际市场,继续上涨的压力较小。近期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较大,2010年10月份国际市场小麦价格达到270.29美元/吨,已超过上次大幅度涨价前(2007年8月份、259.73美元/吨)的小麦价格,目前国内优质白小麦每吨2188元(327.9美元/吨),仍比国际市场价格高384元,接近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国际粮价大幅度上涨时期每吨357美元的平均价格。
二是肉类产品供给稳定,猪粮比价已处于盈利水平,在粮价不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肉类产品价格继续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三是鲜菜、鲜果价格长期处于高位平稳状态,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四是近期国家出台了平抑物价的16条措施,会有效降低农副产品的生产与运输成本,打击对部分农副产品的炒作,食品价格涨幅将因此下降。
2.居住价格趋于下降。
2010年3月份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房地产价格泡沫化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正在发挥效应,房价趋于下降,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回调,建材价格和居住装修价格即将回落,会有效降低居住价格涨幅。
3.工业消费品价格波动重心将趋于稳定。
影响我国工业品价格的最大因素是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走势。从需求因素看,国际经济复苏势头偏弱,美欧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完全恢复正常增长尚需时日,明年我国经济增速也趋于回调,需求增速下降将减弱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势头。从美元走势看,美国政府采取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会加剧美元贬值幅度,提高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但2010年10月份美元对主要货币指数已达到197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72.37),再度大幅度下跌的空间较小。
从国际投机情况看,受经济增速偏低、需求增长势头偏弱制约,国际市场投机炒作空间缩小,前期炒作资金存在获利抽逃需要。综合看,明年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较小,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降中趋稳的可能性较大,工业消费品价格将保持小幅度下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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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生命在于流动,风险投资的活力就是资金的循环流动,一旦高收益难以变现,资金就无法继续流动,风险投资就失去了其能够赖以生存发展的动力,也就无法继续发展。 风险投资退出在风险投资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与风险投资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风险投资的成功退出是其获得投资收益,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前提。文章重点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角度出发,在分析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权转让、清算三种退出方式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影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选择的各种因素,最终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关键词:风险投资 创业企业 IPO 股权转让 清算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又可以称为创业投资,是指对高科技创业企业的资本支持,同时为其提供相应的非金融服务,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从而获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风险投资的发展带来了活跃的资金,为中小创新型企业注入生命力,有利于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实现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两轮驱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风险投资的运作经历融资、投资、管理、退出四个阶段,退出是此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决定风险投资是否成功,能否获得高额风险收益决定性的一步。据估计,风险投资的20%-30%是完全失败的,60%是受挫的,只有5%~10%是可能成功的(张树中,2001)。而成功的风险投资能够促进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快速发展,孙少青(2002)对不同国家发展风险投资行业的经验进行了国际比较,认为完善的退出机制和畅通的退出渠道是推动风险投资业不断发展的基础。
本文从我国风险投资退出现状入手,先后探讨了三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优劣,并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着手分析影响风险投资退出决策的因素,最终对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作出评价和建议。
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一般可以分为四种: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并购、回购和清算。本文为方便研究,依据其性质将并购和回购统一称为股权转让方式。
(一)首次公开发行
首次公开发行(IPO)是指通过创业企业股份公开上市,风险投资机构将其拥有的私人股权转换为公共股权,交易后实现资本增值。股份公开上市一致被认为是风险投资最理想的退出方式,通过良好的证券市场,风险资本家可以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但风险投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机构所投资的创业企业中,只有少数企业能够成功上市并获取巨额利润,大约有1/3的创业企业是亏损甚至无法收回投资的,而另外1/3只能收回初始投资额。(黄大柯,2015)
图1给出了2006年~2013年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上市概况,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实现首次公开上市(IPO)的数量和融资额大体呈上升趋势,2007年和2010年分别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转折点,但在2008年和2011年却大幅回落。IPO个数和融资额在2007年的大涨幅是受当时大牛市的影响,IPO个数较2006年增加了250%,融资额增加了1264.23%。而2010年的大涨幅是受IPO重启和创业板的带动,IPO个数增幅为380.30%,融资额增幅为595.34%。2008年和2011年IPO个数和融资额骤跌分别是受到金融危机股市震荡下调和IPO市场低迷的影响,可见股市的活跃度以及金融危机均会影响风险投资选择IPO方式退出。
(二)股权转让方式
股权转让方式有两种形式,分别是股份出售和回购。股份出售最常见的形态是企业并购(M&A)。风险投资并购方式退出可以实现双方获益,一方面风险投资可以取得现金或可流通证券,从创业企业中迅速撤出,只需要付出搜寻买方和谈判的成本;另一方面战略并购者能快速有效控制相关领域的新技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并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同时由于并购者希望独享被并购企业的企业价值,通常愿意高价全部并购,风险投资能以一个较高的价格实现退出。但对创业企业而言,并购后就失去了独立性,受限于并购方的战略计划,难以维持自身的发展目标,这是创业企业家不愿意接受的退出方式。
除了企业并购,股权还可以转让给其他投资机构,多为另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即第二期收购。第二期收购是风险投资机构被迫采用的一种退出方式,是投资失败的一种表现。风险投资周期长,投资到产出需要较长时间,同时还会面临未知的风险及障碍,因此当风险投资机构错误预测投资周期时,会面对投资基金到期要退出的压力。这迫使风险投资机构将自己持有的创业企业股份转让给其他风险投资公司,由其他风险投资公司接手二期投资。此时风险投资公司议价能力弱,并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退出价格,是较劣势的一种退出方式。
回购则是指创业企业家本人或管理层出资购买风险投资机构手中的股份,可细分为原股东(创业者)回购和管理者收购。回购退出方式一方面可以使创业者或管理者获得创业企业的全部股份,有利于发挥其自主性,避免风险投资机构干涉创业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它是风险投资机构为防止创业企业在后期发展受限,资金被无效占用,无法收回投资回报而签订的一种保障性措施,保障其仍能收回全部或部分投资。
图2列示了我国2006~2013年风险资本股权转让退出方式的细分结构,从图中可以看出原股东回购是主要的股权转让形式,占比30%-60%,尤其是2009年从41.38%上升到62.28%,增幅为51.51%,这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关。金融危机导致创业企业发展受限,同时风险投资者很难从其他渠道收回投资,故采取回购方式。这进而表明回购是风险投资企业的备用退出方式。管理层收购占比在2009年骤降到3.51%后于2011年再度回升到17.31%,但2013年又有所回落。企业并购占比在2008年、2009年和2012年均处于8%的低位,其余则处于20%左右的占比,并不是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转让给其他投资机构即第二期收购的占比较高,2010年最高占比达到33.04%,仅次于原股东回购方式,可见我国风险投资机构投资效率不高,以较为不利的方式退出。我国暂时还没有形成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通过IPO退出障碍颇多,故股权转让尤其是原股东回购是我国占绝对性主导地位的退出方式。
(三)清算
清算是在风险投资不成功或创业企业经营不善,受到市场和大环境的不利影响或无法顺利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时所采取的一种退出方式。虽然此种方式将带来部分损失,但可视其为沉没成本,为避免更大的损失,风险投资应从不成功的创业企业中撤离。通过破产清算,风险投资还能收回部分初始投资,再将其投入到下一个有潜力的项目中去,实现资本增值,弥补亏损。
图3反映了我国2006~2013年风险资本退出方式分布,从中可以看出清算方式退出的比例极低,仅占6%以下,不是我国风险投资主要的退出方式。
(一)内部因素
1.创业企业的发展阶段。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资金的需求量、需求结构、运作效益都是不同的,因此作风险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创业企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相应地选择合适的退出方式。若企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则外界会看好创业企业未来发展前景,因此市场会追捧从而促使其股价上涨,此时最有效的退出方式便是IPO。若企业处于成熟期,发展稳定,股权转让将是有效地退出的方式,尤其是股份回购。由于内部人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股份回购不仅能降低谈判成本,还能使双方达成满意的价格,不仅使创业企业收回控制权,还能使风险投资机构收回资金流的同时获得高额利润回报。
2.风险基金存续期。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是基金的组织形态,同时管理几只风险投资基金,因此为了保持资金的流动性,需要合理选择投资项目,错配基金到期时间。当一只基金的存续期届满清算时,资金将会注入到新的基金中继续进行投资循环。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受到基金时间长短的影响,若基金将终止,即使风险投资运行良好,将来会带来持续收益,还是需要考虑退出。此时为了比较快速高效地实现退出,风险投资机构会选择股权转让方式退出。
3.风险投资机构的独立性。我国的风险投资业主要由政府支持和推进,风险投资机构大致可划分为政府、民营、外资及混合型四种形式,其中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机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出资,直接介入资本市场成立风险投资机构,成为主要的投资人,此时会面临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没有分开,没有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难以实施高效的投资计划;另一方面缺乏独立性,投资决策受到政策的制约,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往往缺乏效率,影响风险资本退出的效益。
4.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良好的声誉对风险投资机构而言是一项重要的资本,拥有良好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容易吸引高质量的创业企业,从而降低投资的风险。在风险投资退出时,良好的声誉可以使其投资的创业企业得到市场认可,不仅退出渠道畅通而且可以以较高的价格退出,获得更高的投资溢价。IPO是风险投资最优的退出方式,高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关系网络,熟悉IPO的退出流程,能以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审查,实现上市目的。而且高声誉会带来投资者的追随,从而可以减轻IPO折价,以较高的股价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
(二)外部因素
1.经济景气程度。经济景气程度会影响资本市场的活跃性从而影响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时,资本市场活跃,资金充裕且投资者信心增强,此时风险投资选择IPO退出成功率高,而且能获得较高投资收益;当经济不景气时,资本市场低迷,投资者会持观望态度,此时风险投资以IPO方式退出风险较大,因此大部分风险投资会选择股权转让形式退出。部分创业企业受到经济不景气影响会使得其产品滞销,发展受阻前景暗淡,此时风险投资只能选择以清算方式退出,宣告投资失败。
2.资本市场制度限制。IPO退出方式对企业的资质限制较多,尤其是主板市场的上市条件比较严苛,一般的风险企业大多属于中小型高科技企业,难以达到上市要求,只能寻求条件相对宽松的创业板的支持。而股权转让方式所依赖的产权交易市场没有诸多限制条件,只需有明确规范的产权界定规则,企业间的并购就可以在投资银行等中介组织的协助下完成。当企业的资质达不到主板和创业板的上市条件时,只能以股权转让这一次优方式退出。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使更多的风险投资能够以IPO的方式退出。
3.信息不对称。由于创业企业没有和上市公司一样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故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外部投资者由于缺乏对创业企业产品和市场的认识会低估企业价值,从而产生IPO折价问题。股权转让退出方式中,由于交易双方对创业企业的了解深入,能够真实评估创业企业的价值,故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风险投资企业达成一个合理的转让价格。如战略收购者和创业企业同属一个行业或同一个产业链,管理层和创业者属于内部人,充分掌握创业企业的真实信息,所以都能以专业的眼光评判创业企业价值。因此,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购买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
4.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没有针对风险投资形成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通过《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约束,且对股权转让退出和清算退出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如《公司法》相关条例禁止公司回购自身股票,堵住了风险投资回购退出方式的口子。《证券法》针对上市公司的收购也有相关限制条例,增加了风险资本通过并购来实现退出的成本。另外目前《破产法》不适用于大部分企业,众多创业企业只能采用民事诉讼来解决破产问题,阻碍了风险投资通过破产清算来实现退出。
本文对我国风险投资三种退出方式分别作了分析,从现状入手研究风险投资退出决策的影响因素,为增强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畅通和多样化,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多样化的退出渠道。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主板市场、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和地方股权交易市场。虽然创业板上市门槛较主板低,但大部分创业企业仍然无法达到上市条件,IPO退出渠道不通畅。针对这一问题,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在筹备战略新兴板,拟实行差异化上市条件和制度,为暂时达不到要求的新兴产业企业、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降低门槛,为风险投资退出拓宽渠道。同时,证券市场现行股票发行核准制也将改革,转变为注册制,减少监管机构的种种限制,为风险投资实现IPO退出减少障碍。我国应在现行改革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上市门槛,加强监督,根据创业企业的需求设计资本市场,使得更多的风险投资能通过IPO这一有效方式退出。同时应大力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降低股权转让的成本,提高效率,促进股权转让方式的进一步发展。
(二)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
我国缺少对风险投资的法律保障,为使风险投资更好地运作,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使风险投资业务有法可依。如完善《公司法》对创业企业股权回购的限制条款,以及《证券法》中对风险投资股份限售的条例。同时对创业企业的破产清算,应制定相应法律措施,保障各方的利益,尽可能为风险投资创建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风险投资机构的利益。
(三)增强风险投资机构独立性
政府应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干预,以确保风险投资机构的独立性。政府投资基金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应分开,由专业的投资管理人来市场化运作风险投资基金。同时政府作为引导者,不应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基金中,而应最大限度地集合公众投资人,集合社会资金来发展风险投资业。
(四)风险投资机构自身建设
风险投资机构应提高声誉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增加所投创业企业的市场估值,提升投资回报率。同时风险投资机构应提高合理安排基金存续期的能力,以减少投资失败的几率,尽量避免以第二期收购方式退出。在投资决策方面,风险投资机构要完善甄别和挑选创业企业时所用的评估体系,确保所投创业企业有较高市场潜力,从而在将来能有更多的退出渠道选择及较高议价能力。
[基金项目:杭州市软科学重点项目“杭州市‘十三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编制研究”(20140834M-203)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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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理财产品的大量推出以及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利益取向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债在金融投资市场的占有份额,国债投资追逐者逐渐减少,国债销售情况逐渐由热趋冷。为扩大国债发行的市场规模和占有率,本文拟从金融理财产品不断丰富以及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等具体情况的对比入手,分析国债销售受到冷落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关键词]金融产品;国债销售;现状分析
国债发行不仅仅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也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行为,国债更是一种金融商品、信用工具和宏观管理手段。国债的销售变化情况较大程度上受基准利率调整、市场资金松紧、理财产品定价及货币政策预期等市场因素掣肘。然而,随着一些收益性高、流动性强、管理灵活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不断推出和投资主体风险承受程度的提升,国债因风险定价和收益之间的确定性面临诸多投资主体投资偏好与销售主体利益取向等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国债在理财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销售态势。为分析影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抚州市影响国债销售的各类非市场性因素进行了调研分析与全面界定,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债资金筹集主体的发行频率和成本,提升国债发行资金使用效率。
抚州市现有的5家国债承销机构对国债销售采取的是差异化管理措施,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采取地市分行额度管理形式,对于未完成营销任务的国债销售机构,其未销售部分由各地市分行以自有资金出资承销。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则实行省分行统一管理销售额度,地市分行不承担具体国债营销任务,对于未销售的部分国债由省分行统一出资承销。上述两种管理措施直接导致营销人员的国债销售收入差异明显。如采取地市分行承销模式的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每销售1万元国债,营销人员分别可获得营销收益为8.25元、6.22元和3.81元,而这3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完全呈现出逆向态势。采取省分行统一承销模式的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不给营销人员支付个人营销酬金,这也是2家承销机构国债销售量排名靠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债销售激励机制未有效与个人酬金挂钩,使营销人员对国债营销不积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直接影响后续国债的销售,因而,固化了国债销售额与个人酬金的反比趋势,增加了影响国债发行的非市场性因素。#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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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明确早稻适合湖北省秋种(翻秋)的品种特性,选择12个早稻品种,并以2个晚稻品种作为对照,考察早稻秋种齐穗期、产量构成及其与早稻自身特性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7月8日以前播种应选用两优287和金优402;7月8~18日播种应选用金早47或两优287;7月23日及以后不宜再进行早稻翻秋种植。荣优9号、湘早籼24以及晚稻五丰优T025在预设的播期产量均较低,不宜作为湖北省抗灾补救品种。早稻正常生育期与秋种产量呈负相关。播期越早应选择穗粒数较多、分蘖能力较强的品种,反之选择穗粒数较少的品种。早稻秋种应优先选择生育期较短的品种,同时还应采取适当的栽培措施促进水稻后期灌浆。
关键词:早稻;秋种;产量形成;生育期;相关因素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省份之一,尤以旱涝灾害最为严重。受夏季风影响,每年4~10月均可能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尤其是6~7月,降水频繁、雨量集中、暴雨多,是湖北省汛期降水的主要特点[1],而此阶段往往又是湖北省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湖北省水稻生长季的降水发生了较大变化,表现为强降水发生频率增加[2,3],对水稻生产的影响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给水稻生长、产量等带来直接影响[4,5],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水稻病虫害的流行等次生灾害[6]。
2011年,全省农作物受灾达438.08万hm2,以水稻、小麦、油菜受灾为主,影响最大。尤其是干旱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全省受灾面积达298.79万hm2,成灾面积130.13万hm2,绝收面积2.17万hm2,暴雨致灾63.91万hm2,低温冻害致灾67.71万hm2。但相对于2010年受灾程度较轻,全省种植业灾害损失达到90.8亿元。
为尽可能弥补自然灾害所致损失,生产上采用将当年收获的早稻种子作晚稻种,即“翻秋”的栽培方式,作为灾后晚稻缺种的补救措施。但早稻品种感温性强,作倒种春种植时,前期气温高,营养生长期会明显缩短,影响产量;如播种过迟,出穗开花期又容易遭受低温影响,增加不实率,甚至失收。为明确不同早稻品种秋种在湖北省的生态适应性,本试验以12个不同基因型和生态型早稻品种生育进程和产量构成特征为评价指标进行研究,旨在为湖北省水稻抗灾栽培提供技术参考。
参试品种共14个,其品种名及特征特性具体见表1。以晚稻品种五丰优T025和淦鑫688作对照。
试验于2011年7~11月在湖北省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进行。试验田土壤有机质25.82 g/kg,pH 7.57,碱解氮102.33 mg/kg,速效磷12.19 mg/kg,速效钾160.83 mg/kg,土壤肥力中等。试验田交通方便,排灌条件完善。各品种分5个时期播种,播种时期分别为7月8、13、18、23、28日。播种方式为点播,每穴2粒种子,行距25 cm,株距14 cm。各品种随机排列,小区面积4 m2,3次重复。
水稻成熟后,每品种按平均有效穗数取10株植株进行考种,主要考察有效穗数、穗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等指标。另外于田间调查水稻株高,原则是选定中间行,连续测定15株,所得平均数据即为品种株高。同时每小区按平均分蘖选取3株测定水稻干物质量。
数据采用Excel整理,并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除品种淦鑫688在各播期均不能正常抽穗外,其余品种在预设播期均能正常齐穗,但齐穗时期差别较大(表2)。其中播期为7月8日时,各品种中嘉育948齐穗时期最早(8月24日),其次是湘早籼24和两优287(8月28日),其他大部分品种均在9月3日才齐穗。播期为7月13日时,各品种的齐穗期差异较小,其中陆两优996、湘早籼24、嘉育948、两优287品种齐穗较早,其他均晚4 d齐穗。播期为7月18日时,与早稻品种相比,晚稻五丰优T025齐穗时期较晚。播期为7月28日时,各品种中仅嘉育948在10月份以前抽穗,其余均较晚,受后期光温条件影响不能充分灌浆。
由表3可见,同一品种在不同播期的产量不同。其中播期为7月8日时,各品种中产量达到最高的有6个,播期为7月13日时有2个,播期为7月18日时有4个,播期为7月23日时有1个,播期为7月28日时各品种产量均最低。嘉早309、淦鑫203、陵两优268、嘉育948、金优402和两优287在7月8日播种可达到最高产量,推迟播种则产量降低;金早47和五丰优T025在7月13日播种产量最高;中嘉早17和中早39在7月18日播种产量最高;湘早籼24则在7月23日播种才能达到最高产量。
在同一播种时期,不同品种产量差异显著。播期为7月8日时,各品种产量最高的是两优287,其次为金优402;播期为7月13日时,各品种产量最高的是金早47;播期为7月18日时,各品种产量最高的是中嘉早17。与早熟晚稻(五丰优T025)比较,早稻翻秋产量均较高,各品种在7月28日播种产量均极低,失去了种植的意义。另外一个参试晚稻品种淦鑫688即使在7月8日播种也无法正常抽穗,基本上没有产量(表3中未列)。
从产量上看,在7月8日以前播种,应选用两优287和金优402;7月8~13日播种应选用金早47或两优287;7月18日左右播种选用中嘉早17或两优287;7月23日左右播种则选用金早47和陵两优268;7月28日以后各水稻品种产量均较低,不宜进行翻秋种植。荣优9号、湘早籼24以及早熟晚稻五丰优T025在现有几个播种时期产量均较低,不宜作为湖北省抗灾补救品种。
由图1可见,正常生育期(表1)与水稻秋种产量呈负相关,即生育期越长,则秋种产量越低。其中播期为7月8日时,各品种的生育期与秋种产量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P<0.05,n=13)。
由表4可见,播期为7月8日、13日时,各水稻品种产量与单株有效穗数和每穗总粒数呈极显著正相关,而与千粒重和结实率相关性不显著;播期为7月18日时,各水稻品种产量与4个产量构成因素均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播期为7月18日及以后,各水稻品种产量与千粒重和结实率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其中结实率与产量的相关性随播期的推迟而增加;7月23日、28日播种的各水稻品种产量与每穗总粒数呈弱负相关。
早稻秋种是弥补洪涝灾害稻田损失的重要措施之一,引用适宜本地区气候特点的早稻品种尤为重要。研究发现,嘉早309、淦鑫203、陵两优268、嘉育948、金优402和两优287受播期推迟产量减少,这些品种受生长高温的影响不大,而对低温较为敏感。中嘉早17、中早39、陆两优996、荣优9号以及湘早籼24对营养生长时高温比较敏感,7月13日以前播种齐穗期相对其他品种较迟,而在7月18日以后播种则齐穗期相对较早。湖北省6~7月份易发生涝灾,此时温度一般维持在30~35 ℃的高温[1]。由于早稻品种感温性强[7],因此早稻秋种栽培要特别强调适期播种,严格做到短秧龄移栽,尽可能充分利用后期的光温条件进行有效灌浆。
7月23日播种,早稻秋种产量较低,至7月28日播种,很多品种接近绝收。因此,灾年早稻翻秋在湖北省应控制在7月23日以前。
早稻不同播种时期的水稻品种翻秋产量与正常生育期呈负相关,说明自身生育期较短的品种更有利于翻秋种植时取得较高的产量。王文俊[8]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同时他建议采用陈种子以进一步缩短生育期。播期对翻秋产量的影响反映在产量构成因素。在7月28日播种,水稻产量与单株有效穗数相关性不显著,而在这之前播种均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说明7月28日后播种的水稻受光温条件影响,自身分蘖能力下降,品种分蘖力对产量影响较小,反之在此之前则影响相对较大。因此,在7月28日以前播种筛选翻秋早稻品种时应选择分蘖能力较强的品种。在7月23日及以后播种,水稻品种与产量每穗总粒数呈弱负相关(不显著),而与千粒重和结实率极显著相关,可见如需在7月23日及以后播种,不宜选择大穗型的品种。同时在栽培措施上应该重施基肥,适当加大栽插密度,争取单位面积上形成较多的穗数,以弥补穗部经济性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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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文俊.早熟早稻“4023”秋种救灾情况及问题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199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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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施工图审查,以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为依据,审查施工图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是否符合抗震、消防等设计要求,施工图经过审查批准之后,不能够随便更改,若需更改,需要向原审批部门申请,然后由部门委托审查机构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后,方可实施更改施工图纸。
其次是质量监督,作为工程质量监督的主体,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担任质量监督的职责,但由于工程项目数量多,这些部门不可能在较长的周期内监督所有的日常检查工作,因此将委托质量监督机构代为实施监督任务。质量监督机构建立质量监督制度,并按照政府部门的委托要求,制定质量监督管理方案,对施工现场的建设主体质量行为、工程实体质量、工程质量验收等进行检查。
再次是质量检验,以建设部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为依据,对现场的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等进行质量检查,并对水泥、钢筋、砂石、混凝土、砂浆、简易土木、沥青等进行见证取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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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理财产品的大量推出以及国债销售主体的商业银行利益取向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债在金融投资市场的占有份额,国债投资追逐者逐渐减少,国债销售情况逐渐由热趋冷。为扩大国债发行的市场规模和占有率,本文拟从金融理财产品不断丰富以及国债销售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等具体情况的对比入手,分析国债销售受到冷落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关键词]金融产品;国债销售;现状分析
国债发行不仅仅是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也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种行为,国债更是一种金融商品、信用工具和宏观管理手段。国债的销售变化情况较大程度上受基准利率调整、市场资金松紧、理财产品定价及货币政策预期等市场因素掣肘。然而,随着一些收益性高、流动性强、管理灵活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不断推出和投资主体风险承受程度的提升,国债因风险定价和收益之间的确定性面临诸多投资主体投资偏好与销售主体利益取向等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国债在理财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销售态势。为分析影响国债销售的非市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抚州市影响国债销售的各类非市场性因素进行了调研分析与全面界定,以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债资金筹集主体的发行频率和成本,提升国债发行资金使用效率。
国债政策性包销制度导致商业银行被动持有大量未售出国债,在现行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对持有的国债缺乏投资渠道。目前,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已具备了国库现金存款定价机制,如个别国有商业银行具有SHIBOR实时利率浮动2%以内进行协议竞标存款的操作权限。对此,建议逐步放开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政策限制,允许持有一定数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国债投资,畅通被动持有国债的投资渠道,在丰富市场投资品种的同时抵消国债承销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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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面临新型城市化、工业化,正在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流动人口约2.36亿,其中75%由农村流向城市,在工程建设中,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约2700万人。移民问题正是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工程移民的安置,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大规模移民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公共服务供需变化,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地区经济增长要素的改变等亟需解决,所以,移民研究势在必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移民政策的影响因素与启示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移民政策的影响因素与启示探讨全文如下: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全球化显得最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国际移民的数量持续增长。 从联合国 2013 年 9 月 11 日公布的世界移民报告数据来看,2013 年全世界共有 2.32 亿移民,占全球总人口的 3.2%,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占 69%,发达国家占 31%. 这一数据表明世界移民的规模日益庞大起来, 移民问题体现着全球化的特质,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Howard F.Chang(2007)在研究国际人口自由化迁移的过程中 ,发现 国际人口自由迁移不仅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得到增长,缩小了国际收入差距,还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对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普遍上升。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技术移民的净效应表现为积极的,它能促进知识创造和经济增长(Mark C. Regets,2001)。
移民问题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关系着一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政策制定者逐渐重视移民政策对国家人口迁移的影响,看到了国家这一主体在人口迁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国家政府的强制性手段,最大限度地影响人们的迁移决策,决定移民的发展、规模与迁移方向。 移民政策开始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并日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当下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新的议题。
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针对移民是如何发生的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比较着名的有 E.Ravenstien 的推拉理论、OdedStark 的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以及刘易斯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21 世纪以来,学者们纷纷以具体的国家为例对迁移的动机进行了新的探索。 Thomas K. Bauer 和 Magnus Lofstrom等(2001)对 12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移民的跨国迁移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报酬,最大化收入总量。 迁移过程中的难民则是由自己国家的政治状况导致的,社会动荡、战乱等因素迫使人们背井离乡。 另外,影响国际移民的重要因素还包括地区工资差异、移民的成本、连锁迁移以及政府的经济激励 (Barry R.Chiswick,Timothy J. Hatton,2002)。 Mathias Czaika 和 Marc Vothknecht(2012)还认为移民相比非移民来说具有更远大的目标,他们进行迁移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收获未来的幸福生活。 除了政治、经济的影响,迁移行为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EmekBasker(2002)认为教育因素对迁移有着重要影响 ,他讨 论了美国公民的教育程度和迁移行为之间的关系, 把教育作为自变量研究迁移的变化,发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人们迁移的倾向也增加。
国家制定的移民政策是决定移民迁移、 以何种形式迁移的重要因素。 个人的迁移愿望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家庭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国家的移民政策最终决定人们的迁移行为能否实现,移民政策的制定同样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
(一)政治因素
移民政策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政府以及各种政党势力由 于 政 治 原 因 , 对 人 口 迁 移 进 行 规 范 和 强 制 . CarineGuerassimoff(2003)对法国的移民政策进行了研 究 ,他认为移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因素, 指出法国的不同政党对移民问题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右翼党派极力排斥外来移民,左翼势力则坚决支持外国移民的进入。 此外,欧洲其他国家如荷兰、意大利等,政党政治对移民政策的影响也是颇为显着的。极右派具有强大的民族正义感和排外心理,为了迎合本国公民,获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禁止接受外来移民和难民。
利益集团对移民政策的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 传统的移民国存在着不同的种族和民族,由于种族主义的盛行,白人与黑人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 黑人通过成立协会组织来反抗白人的歧视与压迫,保障自身的利益。 19 世纪以来,美国的工会组织持反对移民的态度,原因是外来移民的流入,使当地人的就业遭受了极大的影响,因此,这些工会、教会等组织对政府提倡的鼓励技术性移民持反对态度。
(二)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各国制定移民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国在考虑移民政策的过程中, 往往结合当前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以及人口的数量和结构,通过政策来删选所需人才,确保所需的人力资源。
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老龄化问题尤其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影响较为突出。 因此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劳动力需求这一现实因素。 法国最初对移民实行无限制政策,就与法国的人口数量密切相关,需要大量的外来青年以满足本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此外,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制定与加拿大长短期目标有关, 加拿大的长期目标是实现经济和人口数量的增长,短期目标是满足当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还发现,移民对接收国的就业和福利有很大影响, 政府不得不重视这一问题。 Tim Krieger 和Steffen Minter(2007)发现有些国家的移民政策中强调限制非技术移民的进入,原因是一方面他们认为移民是净福利接受者,担心移民对本国的工资水平和失业率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本地人有严重的排外情绪,政府担心移民会带来一系列安全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
(三)社会文化与民众心理
不同国家因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信仰,对移民政策的制定也有很大差异,这其中涉及到了移民的同化问题、民众的态度等。 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在对待移民问题上,也是自由、不加干预的。 种族主义盛行的国家,会采取各种手段限制移民的流入。
Carine Guerassimoff(2003)在分析法国移民政策时指出 ,在文化这一层面上,法国对移民政策有很大争议,实质上是法国存在的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所导致的,是对民族融合理念的严峻考验。 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学者就移民数量增长这一现状,对群众进行了民意测评。 结果表明,将近一半的公民认为当前法国的外来人口过多,他们无法顺利融入法国社会中,若政府不能很好地对移民进行控制,社会各不同种族团体之间的关系会造成紧张,整个社会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民众对移民的态度也影响着移民政策的制定。 民众普遍认为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威胁,他们往往采取行动抵制外来者的进入,并对政府施加压力,希望政府对移民进行限制以保护他们原有的权益。Timothy J. Hatton,Jeffrey G.Williamson(2009)发现发达国家的公民比较敌视外来人口,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都促使公民在选举中对限制移民的政策进行投票。 此外,接收国家中还存在着一类特殊的群体---移民群体,事实证明大批的国际移民对接收国的社会经济影响也是十分重大的。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成为了接收国的说客、国家议员,在该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大批的移民还可能影响一国的文化认同、选票结构以及政治势力分布。 这类群体则坚持支持外来移民进入,反对政府限制移民的政策。
一个国家和地区政策的制定都是为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所服务的,移民政策也毫不例外。 移民政策是否合理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社会能否稳定,民族能否和谐。 如果说个人的迁移意愿受个人思想和家庭成员所支配,那么他能否顺利迁移、以何种方向迁移、迁移到何处去都取决于国家的移民政策。 从美国的移民政策变化来看,每一时期移民政策的制定都是政府当局充分考虑当时的形势所采取的最有效手段。 国家的劳动力短缺时,就会打开国门,鼓励外籍劳工进入;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排外主义情绪又使得接收国关起大门,多次限制移民。
总之,移民问题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各国政府应正确看待这一问题,根据本国的发展状况和所处的形势,充分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更好地引导和规范国家人口的迁移行为,发挥移民政策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应尤其注重对高科技人才争夺,采取吸引高技术人才的移民政策,对于促进各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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