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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深化的需要和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正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分化与整合上,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自主发展;在内涵与外延上,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涵发展;在传承与创新上,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新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当前,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这些必将会使全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同时也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现代性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新的思维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全球化环境带来的是一个开放、多元的信息社会,改革开放也使我国呈现出了多远化的发展趋势。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使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局限在政治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也开始渗透到经济、文化、生态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复杂的经济环境决定了人们思想的多样化,在这个前提下,个体的社会化状况也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当前所处的经济环境相适应,进而推进个体的社会化。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信息、网络得到迅猛发展,人们可以从更广阔的领域获得各种信息,信息的传播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加快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进程。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倾向于工具化和实用主义,大多数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让人们树立起服从社会,服从集体,牺牲个人利益以利于群众利益的意识,用来规范和约束人的活动。因此,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了个体的自身利益以及个体的价值诉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人文关怀为主题的活动逐渐增多,个体的主体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渐开始重视个体的生存发展需要,弘扬和培育人的主体性,培育个体自主、自立、自我负责的独立意识和能动、创造的精神。
时代呼吁着人的主体性,个体也殷切希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和培育人的主体性,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化必然会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强,世界各国联系日趋紧密,各国面临着激烈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也呈现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国际化背景下,国家发展既有基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了国际化意识,在思想观念上要更加开放,我们要打破闭关保守的思想,积极地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地交流、碰撞。在比较中,增强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积极吸收其他国家的优秀东西来提升、发展自己。在吸收别国优秀思想的同时,我们也要坚定自己的立场、观点,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对国民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过程中,不仅面临机遇,还有很多挑战。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要培养人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能力。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文化、思潮,我们要提高辨别能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国际化环境中,还要提高环境的适应能力,以积极地心态面对国际挑战。
由于当今是一个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并存发展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行为受到约束。但是,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公平、违法违纪现象,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存在,使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迫在眉睫。首先是群众认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制定相关政治、标准约束人们的不合理行为,保证人们在这些制度、政策面前人人平等,才能使得人们对制定的政策、标准积极认同,然后规范自身行为。其次,需要建立保障机制来保障制度的权威性。例如:建立评估机制,规定固定的时间对人们一定阶段的思想政治行为进行评估,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然后发扬正确点,改正不正的行为。还可以建立鼓励机制,对思想政治觉悟高的人进行表扬、奖励。对差的行为进行批评、惩罚,以此来激励人们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做守法的好公民。最后,如果制度建立的好,在群众中有好的反映,必然会引发群众的积极参与,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意识,约束自身行为,使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建立真正发挥实效。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等,虽然各个社会、各个国家都事实上存在,但把这些教育综合在一起,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体系,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这就是中国的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首先在于它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分向。不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方向,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开辟新道路。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的客体,因此,广泛的群众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其他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特征。并且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和主要的教育内容,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将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更富有时代特征。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符合中国国情,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德治、讲礼仪、重伦理的传统。正是这种文化传统,不仅留下了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形成了民族的习惯。它的合理成分和精华因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浓厚的文化基础,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巨大作用提供了条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 ,是一个全面、深刻的变革过程,也是一个系统整合运行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需要观念的现代化,实现教育观念的现代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开放的大舞台,要确立开放的教育观念,并建立开放的教育体系,才能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发展的观念,不但要继承、弘扬传统并赋予传统以新的活力,而且发展、创新并形成新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还需要创新性的观念,要在理论和实际上高度结合,思想与行为协调一致,在结果表现上要富有特色和创新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教育内容必须要现代化。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前提下,还须选择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内容和环境开展教育,用具有现代发展趋势,体现时代特点的人和事来教育引导群众,选择和创造开放环境、信息环境、创新环境的内容来感染群众、激励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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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作出了重大的理论创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针对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监控和管理不力问题,以加强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监控和管理、提升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为主线,对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适应性改革研究,探索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新模式。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多媒体技术;教学改革;课程教学
1前言
教育部教高[2005]1号文件要求:“加大教学信息化建设力度,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国家重点建设的高等学校所开设的必修课程,使用多媒体授课的课时比例应达到30%以上,其他高等学校应达到15%以上”[1]。为此,全国各高校都在过去推行多媒体教学的基础上,致力于采用多媒体教学平台进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并同时开展一些提升多媒体教学水平的相关研究,如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科学应用多媒体教学等[2-5]。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政治经济学》课程对于促进经济类专业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知识掌握、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提高显得尤为重要,面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对经济管理需求迅速增加的趋势,许多相关联的各类社会经济问题都需要《政治经济学》作为其研究的理论基础[6]。
2《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现状
文献[7]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创新,应该坚持相对稳定性和与时俱进的统一,既需要《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内容的新颖性,也需要教师能灵活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革新应从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方面入手,教师应该把传统教学方法和手段与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学生应该高度重视自学方法。文献[8]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教学过程从引入情境开始,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设计学生自主学习方案,结合学习过程实施过程性考核,对学习情况实时进行评价反思,提高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建构和创新实践能力。文献[9]从教师、学生的角度分析原因,进而探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活力、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为使学生形成一种科学的价值观,文献[10]对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文献[11]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基础上,除了实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外,还需要处理好基础性与先进性的关系,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提倡经济学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性定量分析与数理分析。文献[12]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进行时空拓展教学模式探索,该模式融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学科研究于一体,教学空间由课内向课外拓展,教学时间由一年级向大学阶段延伸,学习主体能力由个体研学向协同探讨发展,着力提高课程教学效果。文献[13]认为,提升课堂教学学术含量是建设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需要,是不断更新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需要,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以上文献综述结果表明,把多媒体课件、课堂教学、教学管理等直接对接起来的研究尚未见文献报道,而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监控和管理不力问题则恰恰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因为多媒体课件与课堂教学实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制作再精美的课件,如果没有具有精湛教学艺术的教师在课堂上展现,课件也会黯然失色;同样,没有现代的教学手段相配合,教师的满腹经纶也难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教师和学生就很难体验到教学上那种特有的酣畅之美感。因此,对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改革,加强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监控和管理,对提升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作用是不言而喻。
3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内容
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方案实施框图如图1所示。
3.1恰当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特点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实施,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是十分有利的。例如,可有机融合价值规律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者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和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等《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增加《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信息量。考虑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的是让经济管理类学生认识各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体现其地位和作用的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因此,经济管理类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课程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学习和分析能力的提升、归纳总结能力的形成和逻辑推理能力培养。而目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多媒体辅助教学往往呈现整屏展示“答案—结果”的教学模式,当然不利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学习和分析能力的提升、归纳总结能力的形成和逻辑推理能力培养。因此,合理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多信息量传播功能和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特点是指引《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教学方法提高的方向。此外,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主体是开设经济、管理和贸易类专业的本科院校,针对经济、管理和贸易类专业对政治经济学知识的需要,充分考虑到学时、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合理优化课程内容。
3.2增加《政治经济学》课程相应的实践环节
(1)举行《政治经济学》课外研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小型比赛,认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必然性,增强利用经济规律的自觉性,减少经济活动的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2)组织《政治经济学》的科技创新活动,重点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路和技巧,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3.3提升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由于有关《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的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广泛使用,可使有关《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具体化和生动化,有助于经济管理类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的学习。考虑到目前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演示图像仅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简单演绎,图像背景音乐也仅为动听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已,并不能真正有效训练经济管理类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思维能力和领悟能力,当然更谈不上提升他们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和解决具体社会经济现象能力。显然,形象地表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理论知识对于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显得十分重要与迫切。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加强语言文字表达《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理论知识,例如,教师可在播放剩余价值规律短片的同时采用富有情感色彩的语言对剩余价值产生、资本增值的规律进行形象生动的描述,启发经济管理类学生带着剩余价值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问题进行思考地学习,这样才能提高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效率,真正实现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的,有效地提升经济管理类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形象思维能力。
3.4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多媒体教学软件质量
在制作的《政治经济学》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时,教师可根据《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有效设置《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知识的重点和难点,并在每章课程教学内容结束后,对该章所讲授知识进行归纳和总结,并给经济管理类学生提供一些判断题、选择题、辨析题和材料分析题,进一步强化他们对该章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此外,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也必须不断提高Word2007、Powerpoint2007和Flash等计算机软件的操作能力和应用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多媒体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辅助教学的目的。
3.5有机融合现代教学手段应与传统教学手段
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应该将多媒体教学手段应与传统教学手段(如黑板、图片、画片、幻灯、投影仪、电视录像、电影等)相结合,并重新构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的热情。3.6建立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评价模型根据当前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特点,利用灰色模糊多层次评价理论构建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评价模型,加强多媒体教学的监控和管理,提升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
4结论
作为经济类大学生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应积极实施以学生为主体的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模式,让学生置身于一定的实践环境中,“在环境”中扮演角色,实现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将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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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形成是制度框架内、生存压力下、家庭角色合理分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种无奈、“自然”、理性的家庭决策对留守妇女自身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留守妇女问题的症结源于城乡二元体制。因此,“四化”同步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留守妇女;二元体制;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并日益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化特征:大批农村已婚男子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留守家中。2006年我国农村留守妇女规模约在4000万至5000万之间[1],2012年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发布的数据[2],我国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其中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仅占33.6%。数据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明显滞后于农村男性劳动力,而且,在这些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迁的仅为20.66%,有将近80%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家庭处于离散状态。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相比较,留守妇女承担起多种社会角色,对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影响也最大。在家庭生活中,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庭抚养责任、赡养老人责任、子女教育责任和生产劳动责任;在社会活动中,留守妇女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自身却承受着生理、心理、安全等多重负担。据调查,留守妇女最大的负担是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最大的痛苦是情感的空虚与寂寞;最大的心愿是合家团圆。劳动强度高、生活压力大、精神负担重[3],成为农村留守妇女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关注留守妇女问题,是因为留守妇女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留守妇女自身的生存状态,同时还折射出我国结构调整、体制转型、社会转变中农民工群体的境遇以及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困境。因此,了解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诉求,追踪溯源地分析留守妇女的成因,探求留守妇女问题的破解之道,对改善留守妇女处境,关爱留守妇女发展,维护农民工权益,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留守妇女的成因
农村留守妇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二元体制框架下的无奈选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与我国工业化的成长道路和发展模式有关。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体制逐步松动但并未根本破除,特别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利益和资源,如教育、就业、城市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构成了农民工进城的最大障碍。这些障碍:一方面,导致农民工低工资低福利、与“城里人”同工不同酬等种种社会不公;另一方面,抬高了农民工及其配偶、子女举家进城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农民工家庭个体往往无法突破和跨越体制的门槛,实现举家迁移,面对难以承受的高昂成本,大部分家庭只能选择一人外出,候鸟式流动。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农村传统社会伦理限制的“自然”选择。与现代都市不同,传统农村社会更加注重理治与孝道[4],“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男强女弱”等性别观念早已被农村妇女和男性内化于心,这种文化基因和传统观念导致家庭中的男性更倾向于外出务工。理所当然地,赡养老人、照料孩子、农副业生产的重担、天经地义地全部落在妇女肩上,部分妇女被迫“自然”留守。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也表明,约2/3的已婚农民工没有与他们的配偶生活在一起。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家庭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合理选择。农村性别分工具有一定弹性,留守妇女常常是农村劳动中的多面手,既能“织”也能“耕”,在丈夫外出务工后,往往能够独立承担起繁琐的家务劳动和繁重的农副业劳动。权衡比较妇女留守的优势与劳动力转移中的劣势,如生育、体能、用工需求、转移成本等,丈夫独自外出务工、妇女留守家中才是制度框架内、生存压力下、通过家庭角色合理分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行为。
二、农村妇女留守家中的影响
1.对留守妇女自身和家庭的影响
大批农村妇女留守家中,大批已婚男性农民工候鸟式流动,对留守妇女自身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首先,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地位在整体提升。留守妇女逐渐改变传统上“主内”被动的从属地位,开始承担更多家庭经营管理决策和实施,独立性增强,成就感上升,自由度更大,社会声望日益提高。其次,夫妻分居的家庭模式成为独特而长期存在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留守妇女劳动强度和生理负担加重,心理健康受损,文化素质提高受限制,发展机会减少。夫妻关系方面,夫妻间异质性增强,不利于留守妇女婚姻关系和家庭稳定。
2.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留守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在持续加大。在生产模式上,男工女耕,农业从业女性人数大幅度增加,农业日渐成为农村留守妇女主业,出现农业女性化现象,留守妇女正逐渐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力,成为农业资源和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但是,留守妇女在担负起生产、生活双重任务之后,因为中国农村广种薄收的现象非常普遍,她们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水平并没有因为丈夫外出务工为其参与社区活动提供更多的契机而有所提高。因为,几乎所有的留守妇女都把重心放在家庭角色上,完成传统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少部分妇女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和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成本提高,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难度加大。与此同时,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表明,家庭农业经济的日常生产经营与管理,特别是与家庭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决策和销售是相分离的。家庭农业经济的日常管理和经营决策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留守妇女更多从事的是农副业日常管理的事务,家庭经营决策的权力,譬如粮食作物生产品种的选择、面积数量的确定、农药化肥的使用等一些需要一定知识、经验、技术、资金、对家庭发展影响较大的事项和活动,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农业较低的收益率也使得以农业为主的留守妇女的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在下降,留守妇女对家庭的贡献下降,对男性的依赖在加重。由此可见,“男工女耕”的新型家庭分工模式和农业女性化现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经济、社会地位,甚至对留守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对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明显不利。
三、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破解之道
对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针对留守妇女问题,已有的研究在政策建议或解决路径方面已形成诸多共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良好成效。譬如,建立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5],利用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资源,减轻留守妇女劳动、家务负担和心理负担;实施鼓励农民回乡创业的政策,解决农民家庭离散问题;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尊重、支持和关心妇女。尊重、倾听妇女的意见和需求,支持妇女的选择,鼓励留守妇女积极参与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制定和计划项目的实施;开展妇女技术培训,提高妇女知识水平,组织管理能力;加强妇女组织建设,增加妇女之间的联系、交流和团结互助[6]等等。上述成果对留守妇女问题的持续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证素材、逻辑起点和理论借鉴。值得关注的是,留守妇女问题是社会排斥的结果,症结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前文已有论述)。从这个层面上看,以来大力推进“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积极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不仅为留守妇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千载难逢的好契机,更为留守妇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根本路径。根本性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才是破解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是一篇大文章,亟待深入研究。□项目基金:湖北文理学院政治学省级重点(培育)学科开放式基金项目:“四化同步”进程中汉江流域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YB201506),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变迁与政治发展问题研究(2012G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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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决策与政党执政以合法性的过程。为此,要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改革开放35年来,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民主法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民社会发育、民主意识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等。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而协商民主理论,作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党的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协商民主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笔者结合有关协商民主的阐述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作一粗浅探讨。
国内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无论是在译介和引入西方成果方面,还是在推进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实践探索方面,无疑陈家刚教授是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之一。根据陈家刚教授的研究,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学术热潮。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M. Bessette)首次提出“协商民主”概念,尔后众多的西方思想家都介入了对协商民主的讨论。根据陈家刚教授对国外研究进展的梳理,国外的协商民主研究一直以来都伴随着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研究成果非常丰富。1996年,圣露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教授出版了《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7年博曼和威廉姆?雷吉(William Rehg)合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 )主编的《协商民主》,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 )教授推出了《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2002年南非开普敦大学哲学教授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 发表了《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2006年德雷泽克发表了《全球协商政治》,而后2007年,马克?沃伦发表了《设计协商民主:英属哥伦比亚公民大会》,2012斯科特?威尔士出版了《夸张的民主表象:协商理想是如何削弱民主政治的》,等等。
这一段时期内是国外研究协商民主走向成熟并且成果不断丰富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并且译介外国著作,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从陈家刚教授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来看,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滞后,但是2000年以后,学术界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敏感的热点问题,从译介相关著作开始,努力跟进。2003年,俞可平教授发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从四个维度解读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发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思考》,通过分析协商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行性;2004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开辟专栏,从理论解释、基本概念、实践价值等方面介绍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随后,陈家刚教授的译文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学术研讨会”文集《协商民主的发展》相继出版。此后,可以说协商民主纳入了中国学界视野并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期。2006年,俞可平教授主编并出版了“协商民主译丛”。2007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译丛等成果不断涌现,2005~2008年,各类基金设立的协商民主课题研究也相继出现,比如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各省政协成立的研究会以及它们的研究成果、各类期刊和网络上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不断增多。
概括起来,已有研究文献中,陈家刚教授已经从政府形式、宪政体制、决策形式、治理模式[1]等方面来分析和厘定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针对对于协商民主的多维理解,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粗浅地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梳理来进一步理解协商民主的内涵与范畴。
1.作为政府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的内涵,“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毕塞特认为,协商民主的现实体现就是美国建国者设计的代议民主体制。美国政府体制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建立的,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的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梅维?库克则突出了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过程,即“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1]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2]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政府组织形式。
2.作为宪政体制的协商民主。从起源来看,协商民主是源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思考的结果。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毕塞特竭力为“美国宪法的民主特性”辩护。“在1787-1789年间的美国人看来,制宪者观点的两个方面――既需要限制大众多数,又要使多数原则有效――是一致的。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倾向的关键,存在于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明确意图之中。”通常情况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具有否决权的总统、高等法院以及选举和分权制衡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特别在美国历史以及当代的西方政治实践已经成功证明了立宪者的设计理念中就包含了宪政制度的内涵。 3.作为政府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一般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在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实施。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戴维?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作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在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讨论的结果:“在协商民主中,公民运用公共协商来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4]协商民主要求决策者要广泛吸纳每个利益相关的公民的建议、实现参与的实质性经济政治平等,实现利益相关者在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与政府决策者的平等、自由权利,并在政府与决策相对人之间实现信息公开并赋予其协商的充分理由。
4.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有学者指出,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5]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多元化。社会舆论场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分散化。作为国家理念的协商民主,就是要以公共利益为取向,通过利益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对话来形成合作共识,进而作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公共决策。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的现代民主体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的对话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和执政党以起码的合法性。其基本要义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治理形式。
5.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1987年,伯纳德?曼宁在《政治理论》第15期上发表了《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所谓合法性基础,即在政府作出特定决策、或者政党上台执政获得合法性认同之前,必须经过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观点并相互比较、借鉴、加工并优化的过程,通过比较借鉴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平等合作。这种协商合作过程既体现在集体层面的共商,也吸纳少数甚至是个人的建议,使得最后的政府决策与执政党执政获得多数认同和理性的支持。政治协商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不应该排斥任何人参与和民主协商的权利,以及有效行使这种权利所必须的充分自由。这样,合法性协商民主为政府组阁和政党执政提供了一种尽可能合理的、广泛的和理性的社会支持与认同。正因如此,科恩指出:“我们有理由确定,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不是他们业已确定的意志,而是他们决定他们意志的过程。这就是协商的过程。”[6]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多数人授权的结果,这种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在于将民主协商作为达成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对特定的政治正当性提供了共同的价值支撑,而这种共同体的价值正当性是在价值主体间的民主性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
综上所述,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民主治理形式。正如陈家刚指出的:协商民主的这一本质性规定使得“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本身隐含了多元化的理论思路,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既体现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上,也吸收了共和主义的精神内核,同时把批判性与建构性理论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协商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如陈家刚指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变革双重背景,辗转变迁于内生市场化改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社会转型与自治能力增强、制度化分权与基层民主并进、历经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党内与党外、政府与民间、组织与个体的互动推进的艰难过程,形成了自身特色模式并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给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新的深刻启示。
(一)从国家层面看,协商民主已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党的报告从三个层面系统对中国当代协商民主进行了全面定位:第一,从性质定位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第二,从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上进行了规范,即“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第三,从我国政党制度性质和人民政协功能定位上界定了协商民主的广泛内涵,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治发展的目标设计,同时也是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全面概括。 从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民政协充分地发挥了人民政协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即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联系广泛、代表性强、包容性强,在政治、组织(34界别)、制度(宪法、章程等)、职能(反映社情民意、开展协商对话、参与政治决策、加强权力监督),以及人才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与条件。可以说,人民政协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从国家制度层面到基层治理领域,体现着人民政协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听证会、社区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公共网络论坛等等。这些协商民主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绩。
客观地讲,这些制度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特征。以人民政协在推动协商民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例,中国的当代政治发展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从人民政协这个角度来看,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一方面是对人民政协在我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意味着将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民政协将担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更为重大的使命,也使得协商民主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二)从地方治理看,以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
正是在全国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并取得重大成效和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近年来,包括广东省在内的许多地方人民政协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功能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协商民主向广度和深度领域探索。早在2008年,广东省委在政协提案督办会上特别强调了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并提出广东要率先研究制定政治协商规程。201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颁发试行,2011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规程》的推出,不仅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而且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实践,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经验和成效。
第一,从制度层面和程序设计上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真正纳入了决策程序。可以说,《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一大突破,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规程》从试行到正式颁发实施,其生命力在于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设计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是人民政协“软法”机制建设中的重要实践和突出成果。《规程》明确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细化了政治协商的具体内容,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指标,首次明确将省委、省政府是否重视政治协商,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的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要求省委领导牵头,建立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并每年组织对政治协商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广东的实践过程,首次适时地提出“中共广东省委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重要文件”、“拟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草案)”、“省委或省委、省政府联合作出的有关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大局的重要决议、决定、意见”。这就不仅从制度上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也从实践上强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操作程序。
第三,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即,中共广东省委同广东省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民主协商会、谈心会、专题座谈会、通报会、书面建议等5种;省委在省政协同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9种,包括省政协全体会议、书面协商等。无论是从政策制度层面看,还是从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看,广东已经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及其重要地位。
第四,统一并规范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要程序。即,制订协商计划、做好协商准备、开展政治协商、汇总协商成果、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等5个程序。客观来讲,《规程》的有效实施更加注重行为激励机制而不依赖法则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但这种“软机制”不等于不需要“硬约束”,恰恰相反,它应当有一定的“硬约束”来保障,否则难以发挥“软法”作为法律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际效力。为此,广东省委是较早将政协提案办理作为实现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形式,要求全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都要亲自督办政协提案,并将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切实实现了“从‘关心协商’到‘必须协商’,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从‘软办法’转变为‘硬约束’”,真正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
第五,大力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2012年12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黄龙云专门召开会议,就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的提议向省委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与广东省委党校达成共识,制定具体设施方案,顺利将人民政协理论纳入省委党校干部培训课堂。
从成效来看,广东用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全国第一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在广东诞生绝非偶然,广东也必将率先从《规程》中受益。这一点也被近两年来广东各级政协的工作实践所证明:在提案办理方面,截至目前,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已经全部牵头督办政协重点提案,42个省直单位的主要领导也自行确定本单位的重点提案进行牵头领办,实现了“一把手”督办政协重点提案的全覆盖。只要被列入重点提案,所提的意见建议一定能够被落实,已经成了广东各级政协委员的共识。在民主监督方面,广东省政协采用明星委员个体监督与媒体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理性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检视
从理性的角度来反思,在看到协商民主推进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地方推进以协商民主为目标的地方治理创新取得了成效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协商实践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不给予正面应对,也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障碍,为此,笔者在此做一简要的实践检视。
第一,人民政协具有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理论挑战和实践难题。同时人民政协自身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性质及定位问题,目前在制度定位与机构性质之间没有清晰界定,导致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二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作为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人民政协尚未在《宪法》、《组织法》及相关法律保障上得到应有的体现;三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制度规范不健全,相关条例、办法及实施细则极不健全甚至缺失。四是推进人民政协广泛协商的体制机制建设滞后,相关机制的可操作性程序设计(比如广东的“政治协商规程”)离现实实践尚有距离,加上人民政协本身能力与意愿的差距及其机构民主政治文化因素,极大地制约了协商民主的深度推进。
第二,从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看,仍然还有一个过程。2004年中央提出“必须坚持把人民政协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部署和推进。”在完成改革开放这一崇高使命的伟大实践中,“人民政协应该也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05年、2006年,中共中央两度发文,明确指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2007年,“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写入十七大报告,“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这些论述本身表明,完成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仍然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三,从地方治理创新的现实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同其他改革一样,这一制度化过程同样需要磨合期,要真正实现协商民主从“程序公开”到“细化规则”也势必在实践摸索中不断完善。从广东来看,人们最关心的是广东的《规程》可以走多远?会不会因为换届等因素而弱化?客观讲,广东跟全国一样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制度安排调整利益关系、规约权力运行,扩大民主参与,既要重视单项制度的针对性,尤其要着力研究制度体系结构的合理科学,制度措施的匹配协调。因此,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由性质及定位问题,导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这一矛盾导致了协商主体的主动性还不够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同为协商主体,两者的主动性都存在一些问题。同时民主协商的反馈力度不够,政协的一些协商成果报送到党委、政府以后,没有后续信息和处理结果,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政协规程的有效实施和完善。
二是由于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使得协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随意性大、有关程序执行不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因此,在全社会建立和形成浓厚的民主风气、民主氛围,对推进“制度化”建设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就现阶段而言,广东乃至全国面临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三是人民政协由于协商活动尚缺乏法律支持,除《宪法》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用有所提及外,关于政协的组成及职责、权限仍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政协的所有活动几乎无法可依,而这直接影响了政协协商民主的过程、结果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效力。
四是《政协规程》的一些条文太原则,操作难度大,而且,在涉及“三化”建设的具体问题上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因此,体制机制建设的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从上到下对政协履行职能还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从协商民主已作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看,还是从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着眼,抑或从理性地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其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来检视,我们都无法否认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客观逻辑,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冲突也日渐突出。为提高我国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和民主冲动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有序释放,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就必须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为我们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设计。体现在: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 有机统一的民主机制建设;有助于制衡行政权的膨胀,推进法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助于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重构,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有助于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有助于构建健康政治文化,形成理性的民主对话氛围。
为此,本文就健全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党的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协工作的目标设计。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政策性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咨询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政策进行调整的;而制度性协商则是一种“程序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以及程序等都是由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整的。从本质上说,政协规程的实施推进的政治协商依然是一种政策性协商,协商的组织、形式、内容乃至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的政策进行规范的,导致作为协商的制度载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上并没有被纳入国家机构的序列。某种意义上说,政策性协商一方面体现和适应了中国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转型期,政协的性质、职能等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此,政策性协商的模式也应当相应地转变为制度性协商的模式,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来健全制度性协商。
第三,切实创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展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和方式,这也是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核心问题。目前存在两种非常接近、但又不尽相同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
商,另一种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不少地方在谈到政治协商时,都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协商混为一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政治协商功能的有效发挥。其次,要深入探索民主协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社会界别的分类与引导方面深入研究,提高界别划分的科学性及其参与的实效性。在专题协商中,要针对关涉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广泛的调研,就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协商并提出有约束力的协商建议。
再次,强化社会对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工作的积极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质是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要发挥人民政协在统一战线、协商机关这一国家政治机构的制度层面上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优势,推动建立党委、政府重大事项协商信息公开制度,发动组织社会公众全程参与和监督重大事项的协商;建立公民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提案制度等,动员组织公民以各种形式参加政协履职活动;建立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鼓励支持政协委员运用微博、博客、电子信箱等现代技术手段,通过深入所在社会组织、界别,加强与公民的沟通。
第四,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和质量。
面向未来,不断加强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是提高民主协商能力的关键。以广州为例,为了做好政治协商工作,广州市政协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强化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其中,加强区、县级市政协机构建设成为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解决区、县级市政协“编制缺、人员少”等突出问题,试行各区县级市专职主席会议成员和专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的编制在地方行政编制中单列,不占机关编制,将这部分编制用于增加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同时,广州还探索了推进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建设,着眼于推进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提高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加大提案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无疑,这些措施必将为政治协商的广州实践带来强大的后劲,也可以作为经验供其他地方进行借鉴。
第五,建议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
协商民主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平等理性讨论为途径,求得共识,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在政协这个平台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可以在公开、公正的程序中进行平等的协商、探讨、交流。为了使各方利益、各种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就应当引入辩论机制和程序,从而改变长期以来政治协商和民主评议的实际运作中,党委先有倾向性或实质性意见,然后通过协商赋予党委意见合法性与民意基础的做法,在具体事务的协商过程中有效引入公开辩论程序和听证机制,尽量做到协商程序的公开、透明,通过辩论,进行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沟通与交流,最终达成妥协,形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意见,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这正是协商政治的基本目的。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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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代农业是 三农 工作的重中之重,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具有更高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具有更加完备的物质保障、更加强大的科技支撑、更加发达的产业体系、更加完善的经营形式、更加先进的发展理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加快发展鹤庆县现代农业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就鹤庆县现代农业发展问题进行了认真调研,认为鹤庆县现代农业发展在县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与现代农业发展目标尚有较大差距,应着力从6方面积极推进:①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强化支农措施,构筑发展现代农业的支撑体系;②依靠科学技术支撑,稳定粮食生产;③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④严格控制农药化肥施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⑤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现代农业发展;⑥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生产经营。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2015年,农业农村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1]。新常态下的中国农村经济出现新机遇,也面临着新挑战。结合鹤庆县实际,要适应新常态,亟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从过去粗放式经营转向集约、高效、环保的生产方式。要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文就如何发展鹤庆县现代农业作初浅思考。
鹤庆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西横断山脉南端、云岭山脉以东,大理白族自治州北端,地跨东经100°01′~100°29′、北纬25°57′~26°42′。东有金沙江与永胜县分津,南与宾川县接界,西与剑川、洱源两县接壤,北与丽江市毗连。国土面积2395km2,其中山区、半山区和峡谷区面积占89.7%。县城云鹤镇居鹤庆坝中偏西,距省会昆明市476km,距州府大理市136km,距丽江市39km、丽江机场12km(丽江机场就在鹤庆县境内)。本县是农业大县,但不是农业强县,回顾本县农业发展进程,深深感受到,多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本县农业产业化有了较快发展。
(1)农业生产条件逐年改善。多年来,县委、县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生产设施建设投入,从中低产田地改造、农业综合开发、土地开发整理、农田水利、通村油路、机耕道路、农村能源等方面着手,每年投入几亿元的财政资金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本县农业生产条件,提升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全县农业生产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粮食产量连续增长。县委、县政府始终把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确保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实施高产创建、粮食间套种、测土配方施肥等科技增粮措施,提高粮食单产,确保粮食总产稳定增长。2013年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17269亩,平均单产354kg,总产147765t,人均占有粮食530kg,实现了粮食总产十连增,基本保证了粮食自给、略有外销。
(3)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初见成效。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本县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立体气候特点突出的优势,着力引导农民群众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目前已建成优质烟叶基地4万亩、丰产桑园3万亩、无公害蔬菜3.7万亩、干果80万亩、水果5万亩、花卉2600亩、鱼类养殖7774亩、药材8200亩、甘蔗4000多亩,生猪年出栏达52万头。2013年实现了高原特色农业总产值18亿元,其中畜牧业产值已达9.3亿元,烟叶、蚕桑、蔬菜产业销售收入均突破亿元,烟叶、蚕桑、花卉、药材产业还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农民收入有较快增长。
鹤庆县是农业大县,但不是农业强县,农业发展的各项指标排位还处于全省、全州后列,农业产业化的推进仍处在起步阶段,与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1)该县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但其中的主要农作物水稻种植面积日益减少,2013年仅为11.87万亩,单产493kg,总产58558t,人均占有稻谷210kg,折合大米147kg,只能基本满足全县人民的吃粮供给,稍有大一点的自然灾害,就会出现大米自给困难的问题,需要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
(2)农业产业基地小,种养殖品种多,但小、杂、乱,形不成规模,生产中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低,农副产品生产产业链较短,特色产业不特,缺乏市场竞争力。
(3)农业龙头企业少且不强,目前,全县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仅只1家、州级龙头企业仅只2家,且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支撑作用不明显,导致难以实现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化。
(4)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还普遍存在,特别是水、路制约突出,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高,防御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
(5)农民群众施用化肥、农药、饲料随意性太大,农产品质量安全很难保证,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做强农业,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1]。”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和2015年中央1号文件的出台,各级党委政府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作出了新的部署,这对本县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笔者认为应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强化支农措施,构筑发展现代农业的支撑体系。
积极争取上级投入,整合资金,改善生产条件。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是发展农业的基础,针对本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实际,紧紧抓住中央基建投资继续向“三农”倾斜的机遇,根据产业布局,切实做好农田排灌、机耕道路、中低产田地改造、基本口粮田建设等项目设计,积极争取中央、省、州农业部门的资金支持,认真组织实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要加强资金的审计管理和项目建设质量监督管理,堵住漏洞,防止截留,确保经费按时到位。经费的到位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保障。
(2)依靠科学技术支撑,稳定粮食生产。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食问题关乎国运民生。2015年的中央1号文件指出,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将口粮生产能力落实到田间地头、保障措施落实到具体项目。在全国粮食生产“十一连增”的大好形势下,中央再度鸣响粮食安全的警钟,这也给了我们一个警示。鹤庆县也和全国一样,粮食多年连续增产,但粮食播种面积相对固定甚至逐年减少,粮食生产方式粗放,自然灾害频发,农资价格居高不下,生产成本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保障粮食持续增产压力增大。
因此,决不能放松粮食生产,一方面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加快中低产田地改造,依靠科技,提高单产,确保全县粮食总产稳定在14.5万t以上;另一方面面对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要不断注入新的技术力量,充实技术推广队伍,才能满足现代农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和队伍是科学技术转化为农业现实生产力的主要载体,也是提高农民素质的依靠。一是要建立和健全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二是要巩固和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基础设施建设,添置必要的仪器设备;三是要妥善解决农技人员的工资补助等后顾之忧,稳定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四是要落实各项政策法规,健全激励机制,调动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五是要尽快转变观念,把农村信息化建设纳入农业科技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及时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市场信息服务。
(3)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
找准切入点是发展现代农业成败的关键,哪个产业适合发展,哪个不适合发展,要结合实际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生产习惯,选准产业、找准模式,按照“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把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做大做强,不能盲目套别人的模式。发展现代农业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随意发展,今年发展这个,明年又发展另一个。它是一项复杂性、长期性的任务。前几年,鹤庆县扶持发展过好几个产业,最终都没有成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年发展这个,明年又发展另一个,到头来一个也上不了规模、一个也发展不起来,而且还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建立一个长效的发展机制,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本县垂直气候特点突出、空气质量优良、土壤肥沃无污染、水利条件良好,具有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的基础。
对此,应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经纪人的扶持,培育一批连接农民的营销、加工企业和经纪人,带动特色产业发展。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引导农民加快土地流转,打造一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种养殖大户、精品农业庄园,促进特色农业规模化生产。积极帮助农业龙头企业、种养殖业大户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和知名、著名、驰名商标,加强对农产品的宣传、包装、策划,打造鹤庆特色农产品品牌,发挥品牌效应,促进特色农业发展提质增效。在产业布局上,热区重点引导发展蔬菜、水果,并逐步发展水电站库区渔业,山半区重点引导发展烤烟、干果、牛羊,坝区重点引导发展蚕桑、生猪、玫瑰、蔬菜、奶牛、淡水渔业,高寒山区重点引导发展药材、马铃薯产业。力争尽快培育5个以上带动作用强的农业龙头企业、3个以上精品农业庄园,打造生猪、烟叶、蚕桑、蔬菜、水果、玫瑰、药材等超亿元农业特色产业。
(4)严格控制农药化肥施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201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2]。对此,积极发展农村各类教育,加强农民文化知识、使用技术和经营管理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为发展现代农业培育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具体地讲,要积极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绿肥种植、农家积肥,推广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减少化学肥料施用量,切实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农药残留监测和整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突出抓好“农业标准化生产、市场准入和产地准出、三品一标认证、农业投入品监管”四项工作,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为方向,加快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5)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针对当前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农村劳动力紧缺的实际,继续开展高产创建,加大农业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和农民技术培训力度。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育种创新体系,强化种子全程可追溯管理,推广一批高产、优质、抗逆、适应机械化生产的农作物新品种。加快推进大田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主攻机耕、机耙、机插、机防、机收等薄弱环节,实现作物品种、栽培技术和机械装备的集成配套,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6)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生产经营。
继续实施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粮食作物保险保费补贴等政策,充分调动农民发展种养殖业积极性。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加强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县内外社会资本投资发展现代农业。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大力发展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竞争充分的社会化服务,推行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等服务模式,推行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引导规范运行,支持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坚决查处和纠正涉农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和加重农民负担行为,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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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中国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总结法治建设经验和教训,中国的法治之路为何如此坎坷,法治在中国如何才能早日实现?究其根本,法治的实现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讨法治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政治文化塑造着政治人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会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局面已经显现,这一变化将会推动政治体系逐步迈向民主、开放和透明,促进公民权利保护的机制建设,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变迁;政治发展
(一)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1956年,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al A. Al-mond)发表《比较政治体系》-文,把“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后来,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 Sid-ney Verba)等对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五个民主国家进行了大规模跨国调查,并写作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书,该书成为比较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1978年,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Powell,Jr)出版《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该书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组成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阿尔蒙德等人在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把政治文化建构成为一种解释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分析工具。政治文化就是指人类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精神层而的因素。
一方面,政治文化直接表现为这些作为存量的精神层而的因素;另一方而,这些存量的精神层而的因素又会对特定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政治文化的传承机制。这样,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政治文化的正向变迁会对政治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中国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整个政治变革的趋势就是君主制度不断强化,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更是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大一统观念和君权思想,这种文化极大地泯灭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白由,使现代政治理念很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内萌发出来。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也有所显现。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化,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成果又会反过来巩固政治文化变迁的积极因素,并使之制度化和进一步推动它的变迁。这一关系大致可以表示为:社会进步一文化变迁一政治发展。
(一)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多数国家都没能做到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取得了重大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公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平等、自由和民主意识逐渐增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中自由与民主的倾向成分越来越多。并且,中国人更倾向于追求知识、财富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在政治生活中,不再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态开始被摒弃,政治稳定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同的政治目标,重视秩序成为重要的政治心理。这种注重稳定和重视秩序的理性心理有利于人们摆脱各种非理性观念的束缚,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生活中最基本、最复杂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相比,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把社会成员严格地束缚在简单的身份等级划分之下而缺乏流动机会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扩展,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几乎不存在了。
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突出了作为公民政治文化主体的公民的地位,推动了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人们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的改变,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迁。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们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逐步增强。
(三)社区政治发展的影响
村民自治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兴起的农民实行自治和直接民主的社会实践。实践证明,这一形式顺应了农村社区管理的需要,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一种合适的制度安排。经过村民自治的民主实践,中国农民的主体利益意识逐渐被唤醒,规则意识、协作意识、民主意识和合作意识得到了增强。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则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最初,城市社区建设主要以社区服务为突破口和龙头,然后逐步扩展到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环境和社区治安等方而。随着城市社区政治建设的推进和发展,社区居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方而也逐步发生着变化。从目前来看,城市社区建设使民主和法治意识得到增强,对政治主体的认识更趋于客观,对白身权益和政府权力的认识更趋于理性。从而促使政治文化向着理性化和世俗化方向发展,也使他们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民主素养得到了提高。
(一)推动政治体系倾向于民主、开放和透明
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影响政治输入和政治制度运行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同 时,又被社会成员视为一种权威性的内在力量。当政治文化中理性、民主、包容的因素增多,并成为多数公民的一种心理诉求的时候,其必然会被输入到政治体系之中,政治体系也会逐步吸纳这些因素并进行相应的改造,从而推动政治体系朝着民主、开放和透明的方向发展。
随着中国政治文化转向理性、民主、开放,中国政治体系也越来越多地响应这一要求,并且,这两种转变表现出明显的互动性。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指出: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二)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
法治,即“法律的统治”,是法律制度的一种特殊状态。近代意义的法治原则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点:一是法治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法律要体现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二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一切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都必须服从法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加深和公民意识的提高,中国公民和其他政治主体的法治意识在近30多年中从弱到强,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且,通过政治实践和法治实践的具体行动,推进了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法治意识的形成与提高在法治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治建设开始迈出重大步伐。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而落实,作为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而部署。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标志着中国全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法治意识的提高与法治建设的展开表现出了良好的互动和促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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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是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是厦漳泉城市群之龙头,其经济地位对闽南地区乃至福建全省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厦门市现代服务业的现状分析及发展思路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现代服务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厦门作为经济特区和海峡西岸中心城市,有发展现代服务业良好的基础。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厦门经济和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明确厦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和有利条件,对加快厦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厦门;现代服务业;发展思路。
试论厦门市现代服务业的现状分析及发展思路
现代服务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现代经济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其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显示,服务业不仅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且其经济增长几乎全部依赖于信息服务、银行、运输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的拉动。
现代服务业是与传统服务业相对应的,是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意义上的服务业,不仅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专业化的结果,更是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并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而发展起来的服务业。它既包括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服务业,如网络通信、数字影视、网络传媒、IT信息服务、现代物流、远程教育、电子商务等;也包括以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改造和提升的传统服务业,如通信业、信息咨询、金融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的本质是实现服务业的现代化。而其核心则是发展技术、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作为一个发展的概念,它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以及人类的认识活动的逐步深化,对现代服务业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现代服务业的内涵也会不断丰富。
厦门市是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是厦漳泉城市群之龙头,其经济地位对闽南地区乃至福建全省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厦门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产业结构有效调整、一二三产业合理布局。
1、从纵向来看。
厦门市服务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地位日益显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高。厦门市服务业的增加值已由特区成立之初的1980 年的 1.31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1 003.88 亿元,增长了766 倍,三十年间年平均增长 24.8%,服务业占厦门 GDP 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由1980 年的 20.6%增长到 2010 年的48.9%,平均每年提高近 1 个百分点,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2.从横向来看。
厦门市服务业的规模取得了跨越式的增长,但与其他城市比较差距也扩大了。从服务业增加值的绝对额来看,与北京、上海、广州等服务业发达的城市相差甚远。从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来看,厦门直到 2010 年还未超过 50%,上述三大城市从 2000 年起这一比重均超过 50%。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比值在 2000 年时已达到69.04%,2003 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 75%,日本为 68%,德国为 69%。可见,厦门市服务业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但相比经济特区地位和世界发达国家而言,传统服务业缺乏竞争力、高端服务业规模较小,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不完善已成为厦门工业化、城市化乃至国际化的障碍性因素。
3.从内部结构来看。
厦门服务业的产出过于集中,行业、行政区域间差距明显。从行业来看,厦门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在厦门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现代服务业比重不高,2009 年上述四大行业的增加值为 491.6 亿元,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54.9%,说明厦门服务业内部结构尚未成熟,传统行业仍居主要地位,新兴行业有待进一步成长。从行政区域来看,2009年,思明区、湖里区、集美区、海沧区GDP较高,分别为577.63 亿元、431.24 亿元、232.08 亿元和 239.38 亿元,同安区和翔安区GDP 仅为 132.84 亿元和 129.07 亿元。同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GDP由高到低依次是思明区(81.7%)、湖里区(46.5%)、同安区(38.5%)、集美区(32.6%)、海沧区(29.4%)和翔安区(20.2%)。
可见,思明区服务业在厦门全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相比之下,其他行政区的服务业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占GDP的比重都与思明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009年厦门市六个行政区完成服务业增加值情况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厦门市统计局网站。
1、立法优势。
1980 年 10 月国务院批准厦门设立经济特区。1984 年 2 月,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随后,国务院相继批准设立海沧、杏林、集美三个台商投资区,实行经济特区现行政策。1992 年又批准设立象屿保税区。其间,国务院还批准厦门市为计划单列市,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经济管理权。
1994 年 3 月,全国人大授予厦门特区地方立法权。2000 年 3月5 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并于同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立法法》,把经济特区所在的市纳入“较大的市”范围,赋予特区所在市政府享有与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政府同样的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
2010 年 6 月 20 日,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市,并同意厦门发挥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试验区作用,扩大金融改革试点,并建立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先行试验一些金融领域重大改革措施。作为经济特区和副省级计划单列市,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给予厦门市的政策支持也强力推动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2.财税政策优势。
在税收方面,1991 年 4 月 9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 7 条规定,“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 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无疑这是经济特区在财税政策方面享有的一条优惠政策,为厦门市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2008年1月1日《企业所得税法》颁布实施,并同时废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新法对企业税收实现了“四个统一”:内资、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对于目前,厦门经济特区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两条:一是在新税法实施(2008 年)后五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二是新设高新技术企业执行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市,企业将均能享受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依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厦门经济特区税收优惠政策规定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营业税、外商企业投资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出口企业的优惠政策等优惠政策。
3.市场优势。
厦门是闽南地区中心城市,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201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 253 元,比上年增长12%,连续多年保持福建省第一的位置。此外厦门背靠漳州市、泉州市,两市经济发展迅速,内陆龙岩、三明市发展潜力较大,厦门市服务业在周边地区支撑下发展后劲很足,发展潜力巨大。
4.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
厦门市位于中国两个发达的经济区域长三角经济区和珠三角经济区的海路和陆路中段,面对台湾省,具有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中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而且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厦门市基础设施完善,发展服务业的基础雄厚。
厦门市已建成以海港、空港为枢纽,铁路、公路、海运、空运相互衔接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厦门港也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深水良港和主要口岸,是国际物流与国内物流的交汇点,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新组建厦门港口管理局,管辖围绕厦门湾而建的所有港口和码头,厦门港的岸线资源大大加强,厦门的对外口岸地位不断得到提升,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乃至东南沿海的现代物流中心。厦门与国内外主要城市联系十分便利,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是东南沿海重要的客货运航空中心,已于国内外近百个城市开通直航航线。
5.环境优势。
现代服务业区别于传统工业的高耗能和高污染,它更需要的是一个适宜人居的环境,厦门市有二十多年的特区建设基础,2003 年获得过中国人居环境奖,2004 年获得过联合国人居奖,2007 年名列全国宜居城市榜首,是国内外知名的花园城市。
1、优化政策环境,建立健全配套法规,增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政策导向作用。
2010 年 9 月,国务院发改委正式批准厦门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为厦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厦门应尽快完善服务业相关的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对服务领域的技术创新、知识型服务业和新兴服务行业发展,将优先支持和倾斜。在税务、工商、金融等方面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现代服务业,如减免税收鼓励研发、减轻行政审批手续、提供融资便利等,形成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多级力。
2.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基础,构筑完整的产业链,带动服务业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体现在产业链的上游(可行性研究、风险资本、产品概念设计、市场研究等)、中游(质量控制、会计、认识管理、法律、保险等)和下游(广告、物流、销售、人员培训等)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全过程生产活动中。这条产业链已经成为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差异和增值的主要源泉。应该充分利用现阶段厦门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期,依托厦门便利的交通和优越的港口资源,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如现代物流业等,并使其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带动其他服务业的发展。
3.以生活性服务业为突破口,培育服务业新的增长点。
一是利用厦门优越的环境优势、人文优势和区位优势,深度开发旅游资源,大力整治旅游环境,全面推进对台旅游交流与合作,把厦门打造成为海峡西岸重要的旅游中心城市。二是重点扶持会展服务业、动漫、广播影视等文化创意产业。向从事文化创意的企业提供研发贷款、融资等优惠政策,大力建设一批专业化、产业化的文化创意园。
三是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业。
鼓励社会资本创办高端医疗机构,积极探索旅游医疗,培育健康咨询、保健服务等项目,满足市场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4.加强培养和引进现代服务业所需要的人才。
一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职业性,鼓励高等院校、社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企业内部培训机构建立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做好从业人员资格认定和岗位培训,共同培养多层次、多领域的技术专业人才。二是制定有关政策,引进吸国内外各层次高技术水平人才,建立畅通的人才流入渠道,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如专利激励、产权激励等,此外,政府对引进的人才应进行长期跟踪,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资金支持,留住人才,提高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总体素质。
5.加强区域合作和对外合作,拓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厦门应充分利用自身海西建设中心城市的优势,加大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加强与周边城市政府协商,并达成共识,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形成合理的服务业发展布局,避免恶性竞争。同时厦门也应利用开放特区的优势,吸引外国的资金、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流程,推进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和升级,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支持本土有能力的服务性企业走出去,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拓展厦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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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信息时代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人力资源将是企业制胜的关键。因此,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而合理的管理、开发,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人力资源的潜能,对于企业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未来的世纪的竞争将是针对科技和人才的竞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掌握这一生产力的是人才,将来谁能拥有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各类人才,谁就掌握了国际竞争的先机和主动。从战略的角度上讲,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壮大的一种长期财富,其价值在于创造企业与众不同的竞争优势和亮点。任何成功的企业,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和工人,才能保证企业在竞争中的突出优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1 对人的认识与管理内容的不同
在关于人的假定上,传统的人事管理是以事为中心,主要任务是人员管理、管理档案、人员调配、工资制作、发放以及调整、监督执行等等,并将人与其它物质资源同样看作是成本,是生产过程的支出和消耗,生产过程中通过精简人员,降低人力成本,以提高产出率。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则把人视为资源而且是第一资源,以人为中心,把对人的管理置于重要的位置。它冲破了传统的劳动人事管理的约束,将人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认为人力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战略性的资源、是可以无限开发的资源、是创造利润的主要源泉。
1.2 管理形式方法不同
传统的人事管理靠纪律和监督,是强制性、被动型的管理。在这种观念下,员工进入一个单位,安排到一个岗位上,完全由员工被动性地工作,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工作缺乏积极性,使工作过程变成了机械的生产线,违背了对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经济法则。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则实行主动开发型、有预见性的管理模式,给员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是强调定性与定量结合,是科学管理与艺术管理的结合。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按照市场经济法则,对人力资源的规划预测、招聘配置、工作分析、绩效考评、培训发展等进行全过程的、主动的、动态的管理,强调整体开发。
人才是科技的载体,承载着对科技的发明创造、运用和传播。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人才就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关键要素。人才是再生型资源、可持续资源更是资本性资源。在现代企业和经济发展中,人才是一种无法估量的资本,一种能给企业带来巨大效益的资本。所有劳动过程归根结底靠人的智慧完成。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以企业人力资源为中心,研究如何实现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企业只有依靠人才智力因素的创新与变革,把人的智慧能力作为一种巨大的资源进行挖掘和利用,并创造一个适合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的良好环境,建立凭德才上岗、凭业绩取酬、按需要培训的人才资源开发机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满足企业经济发展和竞争对人才的需要,从而实现企业经济快速发展。
从战略的角度上讲,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壮大的一种长期财富,其价值在于创造企业与众不同的竞争优势和亮点。任何成功的企业,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和工人。在知识经济浪潮汹涌的今天,相对于人力资本而言,传统竞争手段的有效性正在减弱,人力资源在企业整个资源结构中处于越来越活跃的状态,在企业成长中的贡献越来越突出,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才能保证企业在竞争中的突出优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加快建立适应各类人才成长的管理体制。要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起适应各类人才成长特点的新型人才管理体制,合理配置企业资源。要围绕高素质领导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四支队伍建设,全方位建立各具特色的分类管理制度,重视抓好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使用。
(2)加大对人才教育培训的投入。企业要利用培训和教育功能使企业成为“学习型组织”,创造学习氛围,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着力提高各类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在企业培训工作中应采取高科技和高投入措施,使企业人才资本不断增值。加大对人才培训教育的投资,既能满足企业经济发展需要,又能满足人才对职业生涯开发及个人能力提高的渴求。
(3)提高对人才的激励力度。激励是现代企业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机制可将人才资源的潜能最大程度的激发出来。企业在人才引进、使用中要积极研究个人需求和制度对个人需求满足感的影响以及能产生各种激励作用的机制,制定人才队伍收入待遇及其岗位责任和业绩、贡献挂钩的原则,实行按岗位、按任务、按业绩付酬的分配制度,鼓励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才积极性,最终实现企业经济发展与人才资源开发的双丰收。
当一个企业进入了和谐、协调的合作状态,这个企业就会获得稳步发展,欣欣向荣。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正常运转的润滑剂 ,良好的职能运作能使企业获得最宝贵的东西。学者廖泉文在企业内部协调系统 包括正向协调倾听与沟通,对抱怨和不满的管理、发展内部人际关系等方面做了深人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善于倾听和沟通,又充分地重视了矛盾和冲突,那内部的协调系统必能进人 良性循环,一个充满和谐、有凝聚力和有竞争力的组织必能为每个员工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和给员工最好的回报 ,而心情舒畅的员工也必能为组织创造更多的利润和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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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 (geopolitics),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地缘政治学又称“地理政治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发展战略与地缘政治中的台湾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发展战略与地缘政治中的台湾问题全文如下:
提 要:台海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力战?力和?--都需要我们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审视。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系亚太地区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利于中国不失时机和平发展。台海危机如果继续升级演化为战争,将改变亚太地区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和平发展是美国弃台湾之后的第二步棋,这种迹象已经明显。日本坐收渔利。日本加快了海洋扩张的步伐,对中国海权和海域资源构成严重威胁。不轻易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统筹考虑台湾问题,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分为阶段性的两步来走,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化解台海危机,才有望遏制日本已经剑拔弩张犯我海域的图谋,确保我国有一个“聚精会神抓发展”的周边环境。
21世纪将是世界各国争夺海洋资源的世纪。早在20世纪下半叶,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发展与资源消耗成正比,陆地资源,特别是能源已经拉响告罄的警报,世界各国纷纷把目光投向海洋。就我国的发展与资源消耗情况而言,自1993年起,我国从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如今的小康还仅仅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发展与资源瓶颈的矛盾就已经凸显出来,2003年仅石油净进口量就达到9700万吨,近4年平均年增长11.69%。我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5.7%,仅次于美国(25.7%)、日本(7.7%),居世界前三位。由此发展下去,保守一点,GDP保持8-6%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哪怕仅仅是中水平、相对全面、相对平衡的小康,专家预测,我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将达到60%,石油进口量超过3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张新华、蔡文之、〔德〕戈特瓦尔德《能源之踵--能源形势、能源安全和能源革命》,《社会观察》2004年第9期)。且不说不断加大能源进口量会使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即使排除所有制约因素(事实上不可能),世界各国愿意满足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能源需求,也会有捉襟见肘的一天。能源危机,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世界上沿海国家都把发掘新能源的重点移向海洋,纷纷划定本国的海洋专属经济区。依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1998年我国第九届全国人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二百海里”。即使拥有这些专属经济区,也仅为300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可管辖海域面积与大陆面积之比仅为0.3,是世界沿海国家平均0.94的1/3。(与我国海洋接壤的国家,日本超过11,菲律宾6.31,朝韩2.17,越南2.19。)我国人均海洋面积仅0.0029平方公里,是世界沿海国家人均海洋面积0.026平方公里的1/10。何况我国进出口贸易对海洋通道的依存度已达到80%。因此,捍卫我国领海及海洋资源权,极具战略意义。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西沙之战”就拉开了战争捍卫海域权的序幕。迄今一些南亚国家仍在我国南海海域进行资源开发。基于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我国采取了“撂置争端、共同开发”的外交战略。南亚各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源消耗小国,不足以虑。随着我国的强盛,解决南海问题轻易而举。真正危及我国海洋资源安全的是日本。日本也是现有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土面积仅37万平方公里,不及我国一个黑龙江省,但人口近1.3亿,2004年GDP约5万亿美元。作为经济强国,也是一个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制约日本发展的瓶颈也是资源。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也需要有充足的海洋资源来维系自己在21世纪的生存与发展。中日关系可以继续和平友好,但在涉及国家发展安全的问题上,寄希望日本放弃海洋扩张的国家发展战略,完全是一相情愿。中日海洋距离最宽处不及360海里,纷争地带达40海里。日本蚕食我国海洋资源的企图早已暴露无遗。中日海洋资源权的纷争是两个国家未来生存发展的根本利害冲突,何况纷争海域对日本来说同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向东进入太平洋,美国向西进入亚太,俄罗斯南下,都必经此道。日本控制这条海道,能够影响三个大国的国际活动,为成为政治大国增加砝码。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扩张企图和争夺我国交界海域权和海洋资源的行为,必将继续升级。
日本已经“卧薪尝胆” 数十年,为逐渐升级的扩张和争夺海洋资源做好了充分准备。如今正在使着日海域权纷争朝战争方向升级做舆论准备和军事准备。新华社2004年12月4日专电,日本政府在《日本防务计划大纲》第一次将中国列为威胁国家。而早在11月10日至19日,美日两国海军举行超大规模、代号为“ANNUALEX13G”的联合军演。超过11300名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兵和4400名美国海军官兵参加,还有124名神秘的“盟国观察员”,投入军演的兵器包括35艘水面战舰、战略核潜艇和约260架包括航母舰载机在内的作战飞机,6颗绝密军事间谍通讯卫星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应对日本海爆发的战争。这次军事演习,是日美之间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性质最绝密的海空军联合大军演。虽然没有任何人解释“13G”代表何物,但结合《日本防务计划大纲》来观察,暗指中国也并非空穴来风,联系近来日本首相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逐渐合法化、日本派兵伊拉克、军国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等新情况,日本已经在背弃“和平宪法”的路上走得太远,足以引起我国高度警惕。
二战期间,日本是第一个也是之后唯一的把敢把战火烧到美国本土的国家。二战结束,美国合法接管日本,肩负着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行经的国际义务。在美国的军事高压下,1947年,日本出台了“和平宪法”。这个野心勃勃、连美国本土都敢进犯的日本国,在近60年时间里,克制对外扩张,对周边邻国没有造成直接的重大军事伤害,不能不说这与美国的遏制有关。必须务实地看到这一点,惟有美国能够遏制日本的军事扩张。日本每一次突破“和平宪法”,都得回头看看美国的脸色。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美国遏止和扶持日本国的战略目的已经昭白天下。正如美国扶持以色列来制约中东局势一样,美国扶持日本是企图制约东南亚局势。随着战争结束,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为赢得二战胜利需要而结成的同盟国迅速分裂,美苏之间的较量即刻剑拔弩张。虽然当时中国的局势并不明朗,但国民党政府军早已元气大伤,加上国民政府腐朽不堪已经暴露无遗,美国政府深感难以扶持,中国共产党赢得国家政权指日可待。所以,扶持日本,不仅针对苏联,也包括应对未来中国的新局势。于是,我们看到,在审判日本战犯时,美国明显袒护日本天皇,以便赢得日本人心。美国利用占领国的优势,按照美国模式“复制”出了亲美、依美的日本政府。而美国扶持日本的战略目的要实现,必须使日本成为经济强国和潜在的政治强国、军事强国。
近60年的历史变化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战略高瞻远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形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授权美国组建联合国军阻击北朝鲜挑起的战事,新中国派出自愿军进入朝鲜直接与美军交战。从此,中美两国由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根本利益不同上升到军事对抗的高度。它应验了美国之所以扶持日本的战略意图。
必须务实地看到,中美两国虽然已经建交20多年,在各个领域已经有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但两国之间在社会制度、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不可能消除。中国国家安全教育中迄今为止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为“和平演变”、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最大威胁。在许多重大国际冲突中和重大国际事务上,中国政府不同于美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也十分鲜明。比如,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东问题。即使在“反恐”问题上,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一方面反对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活动,一方面强调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世界非常明白中国政府强调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的潜台词是什么:美国的霸权主义行经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何况,国家发展总是与能源消耗成正比的。美国是经济强国,消耗着占世界石油消耗总量的1/4。中国如今石油净进口量是9700万吨,国民经济按正常速度增长,到2020年左右超过3亿吨,成为超过美国石油消耗量的第一消耗大国。仅此一点,难以避免由于能源需求的冲突,难以避免触及美国发展与能源需求的根本利益。
中美两国存在的根本分歧和利益冲突,即使在两国交往过程中断断续续的“蜜月”期间也没有减弱。因此,国家在考虑如何处理台海危机时,不能忽视美国转向利用日本来遏制中国这一可能。
美国长期坚持在台湾问题上“不战、不独、不统”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旨在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如果台海发生战事,估计美国不会直接军事介入,甚至放弃台湾这颗棋子。一方面,美国直接介入台海战事,没有国际法支持,《与台湾安全法》纯属干涉中国内政的产物;另一方面,美中直接军事对抗,后果不堪设想,中国决不是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美国必将遭受重创。基于制约中国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会放松对日本领海扩张野心的遏制,转而明确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这已经不是逻辑推导,美日两国海军举行超大规模、代号为“ANNUALEX13G”的联合军演就是动向。日本经过近60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完全恢复战败所伤的元气,不仅是经济强国,而且是潜在是政治强国和潜在的军事强国。目前日军编制定员虽然不到30万余人,但是部队员额中的士官比例占70%,这样的配额在战时可扩充达到300万,表明日本时刻准备作战。美国放松对日本军事扩张的遏制,正中日本下怀。而日本在21世纪能不能保持经济强国的发展势头,关键在领海扩张的企图能不能实现。日本民众也非常清楚这一点。2004年一次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民意调查表明,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37%左右,与二战结束初期相比,民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战犯正在成为日本民族恢复国家尊严和大国地位的民族英雄。日本国扩张领海的野心,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军事支撑,而且有民心支撑。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西南部海域都与中国海域接壤,交界海域已经探明有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日本认为,我国东海蕴藏有60至70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相当于黑海油田的储存量,是第二个中东。如此诱人的宝藏,日本岂会轻易放手。早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2年,即1996年6月,日本国会就通过了《关于排他性经济水域及大陆架的法律》,主张“其超过部分以中间线为准”的“等距离中间线”原则。依照这一法律,日本不仅将钓鱼岛完全划在了日本国主权范围,而且向中国领海推进了数十海里,为日本今后以捍卫领海为名发动战争提供法律支撑。如今日本国根本不承认历史上、国际上和中国划定的海域疆界,扩张野心昭然若揭。面对经济专属海域的分歧,中日之间虽然多次政府部长级对话磋商,但日本国的横蛮态度表明志在必得。日本早就单方面采取行动,钓鱼岛争端、东海石油开采争端、日台海域争端,仅仅是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战争嚎叫早已甚嚣尘上。日本政府之所以把海域摩擦控制在民间范围,还不便于原形毕露,上升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冲突,关键点是要看看美国的脸色。如果美国完全放弃台湾这张牌,转而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那么,日本政府扩张领海的野心就不会如今天这样“文明”了。中日海战将不可避免。问题的严峻性还不仅如此。原本南海附近几个小国、弱国的骚扰不足挂齿,也将变得复杂起来、困难起来。台海战事爆发,必将出现这样的局势。
世界仍不安宁,但总的倾向是“和平与发展”,特别是联合国的出现,对抑制战争的爆发和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国际政治蕴涵着太多的不可测因素。2004年11月30日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在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交的报告《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把国家内部冲突列为当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因素,提出了国际社会集体应对的必要性。把内战也列入国际组织干涉的范围。所以,无论是外战还是内战,都是国际问题。且不说50年前的朝鲜战争,国际力量(联合国)即刻介入。如今一些非洲国家持续内战,国际力量也纷纷介入。虽然中国在今天的国际地位已经很高,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一旦爆发战争,就会自然向国际化转化,国际社会也会以维护地区安全、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为由进行干涉。台湾当局执意进行的“实质独立”--公选、修宪,中国政府以此作为动武的理由,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难以给出准确回答。而战争一旦进入僵峙状态,事态发展的不可测性就凸显出来。也许,正是“台独”分子清楚这一点,才选择孤注一掷,铤而走险,挑战和平。
但是,“台独”势力应该研究“萨达姆心态”。美英两国执意要打伊拉克,遭到俄、法、中(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德的明确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战争之后也明确指出“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萨达姆以为美英调兵缱将不过是武力威慑而已,因为有那么强大的国际力量反对美英动武。殊不知,萨达姆抗拒对话解决纷争,“孤注一掷,挑战和谈”的盘算大错特错了。他轻视了美英两国的意志和决心。在美英两国看来,萨达姆及其政权的存在,威胁美英两国的根本利益。要么萨达姆及其政权消失,要么彻底更弦易张,无论哪种形式,都是消除危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威胁。在这种情势下,制止战争的国际力量也无可奈何,战争如期打响。即使战后事态发展不是美英两国所期望的那样,国际社会也只好在即成事实面前尽力修复战争的创伤。“台独”也危及中国国家根本利益。中国政府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是毋庸置疑的。台海一旦进入战事,国际社会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研究伊拉克战争,会得出明确结论的。“台独”势力抱有“萨达姆心态”,结局必将一样。
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是危及世界安全与和平的三大祸水,这也是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台湾当局的“台独”企图,与世界上此起彼伏的分裂主义相呼应,加大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同时,事物总是相生相克的。为维护世界的安宁与和平发展,联盟制止三大祸水的泛滥也在国际社会逐渐达成共识。即使台湾有过或外寇统治时期或脱离中央政府时期(如近50多年来),都不可能改写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无论“台独”势力有多强大、走多远,都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任何一个对国家对世界负责任的政府都清楚,这个口子不能开。这个口子一旦撕开,就是放纵分裂主义,国家不得安宁,周边不得安宁,世界将陷入持久的战乱之中。--“台独”没有前途,没有国际空间。就连坚定不移反对中国“动武”的美国,也明确反对“台独”。
制止国家分裂,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粉碎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必将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对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台独”势力一旦宣布“独立”,就是国内分裂主义势力挑战国家主权,国家有责任平息内乱。中国政府有能力平息分裂内乱。“台独”势力对分裂国家的图谋抱任何幻想,寄希望与其他国际势力可能干涉中国政府维护领土完整和平息分裂内乱,注定会落得惨败的下场。
台湾问题是我国内政,不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无疑于认同了台湾问题国际化。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早在1950年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二天派第七舰队驶进台湾,台湾问题就国际化了。尽管美国政府与我国政府签发了三个联合公报,“一个中国”的官方态度迄今未变,毕竟美国还有《与台湾关系法》,相比之下,上升为国家法律的《与台湾关系法》比政府签署的文件更具权威性。这些都使其我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态度。
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正在崛起的中国现阶段直接与美国发生利益冲突,条件不成熟。那种坚持把台湾问题纳入中国内政的认识,无视美国的态度,不符合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要求。历史上,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把美国政府的意见纳入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内容,就已经表明中国政府默认台湾问题国际化了。直到今天,我国政府也仍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继续保持与美国政府磋商。
与美国政府高层保持对话,是巩固“遏台”联盟的基础。2004年11月20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台独”问题的严正立场,指出:“台独”将断送台海和平,并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中美双方都应站在这个战略高度来认识“台独”的危害,共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总统先生多次重申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特别是去年12月9日公开表示反对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我们对此高度赞赏。希望美方切实履行上述承诺,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布什说,美方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和宣布“独立”的言行,不会向台湾当局发出不一致的信号。这次高层对话表明中美两国在反对“台独”上是一致的。美国反对“台独”,是不可忽视、应该充分利用的力量。针对“台独”势力日愈嚣张的言行,美国政府对台湾当局的态度也日愈强硬起来。
12月7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态度坚决地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做法!各位都知道美国的利益是维持台海稳定,因此美国反对任何可能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台湾当局)改变公营事业与驻外机构名称,美国认为这将会单方面改变台湾地位的现状,因此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做法。”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任何时候都把“不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言行”连在一起的,“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言行”也包括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统一”台湾的紧迫性。无论是“武统”言行,还是“台独”言行,都是单方面改变两岸先有格局的行为,都触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都不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既然我们不应该忽视美国的作用,也不必急于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紧迫性和时间表,影响美国立场的变化。
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短时间内解决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条件还不成熟。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而台湾当局过去没有接受这个前提,比如“九二共识”就回避了这一点,现在也难以接受这个前提。这个和平统一的根本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就没有和平地实现统一可言。而遏制“台独”、确保中国领土完整的条件是成熟的。
在这个判断成立的情况下,对“和平统一”过于迫切,无视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政府处置台海局势的立场,也是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都可能加重台海战事爆发的危机。即使“武统”如愿以偿,对中国(包括台湾)的震动也会是巨大的。所以,现在还不是必须支付“武统”这笔“代价”的时候。就此而言,和平化解台海危机也不妨“不惜任何代价”。不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实现国家统一分为彼此有战略关联的两步来走,当务之急是解决维护中国领土完整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筑起能够有效遏制“台独”的铜墙铁壁。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之后,回到祖国怀抱仅4年的台湾人民又处在两岸隔离、脱离中央政府的困境中。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政府的庄严使命,“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作为我国政府推行台湾回到中国大家庭的基本方针之一。自1980年代起,中国停止炮击金门,开启了和平统一台湾的新时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上升到更加突出的高度。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九二共识”的成就。“九二共识”本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机会稍纵即逝。时过境迁,现在深究哪方的责任,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如今已是台湾民进党主政时期。2004年台湾“总统”直选,为什么两岸经贸已经渗透很深、台湾民进党的“渐进台独”已经暴露无遗、中国军演已经明确预示“台独就是战争”的情况下,民进党还是再次主政?--这已经传递给我们一个确切的信息:超过50%的选民,在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上,选择了认同民进党的施政主张。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必须反省“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把生活在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经济政治文化仍在发展的台湾人民,在决定台湾前途和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选择民进党,视为完全被愚弄,持这种认识的人,只说明他对多数台湾人民的心情和感受有隔膜。这些认识不利于实现和平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对台方针。
遏止“台独”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台湾人民是重要力量。因此,“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依然是我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要使这一方针取得实效,需要了解台湾人民、理解台湾人民,改变“一厢情愿”基础上的逻辑推理结论来应对台湾局势,为台湾人民置身处地着想来调整对台政策。
自国民党执掌台湾政权起,继民进党主政,台湾当局长达50多年对中国大陆“妖魔化”的宣传,已经在老百姓心里形成深刻的偏见,要消除这些偏见,非一朝一夕之时。如今,台湾政治已进入民主政治时期,国民党主政时期一党专制给台湾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恐惧感,由于两岸长期隔离,50多年,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举世瞩目的成就,台湾人民很难有直接的感受和认知,他们接受的更多的是负面宣传。在这种情势下,选择和平统一,显然还需要一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渐进过程。任何急躁的言行都有可能被“台独”势力用来指责中国政府和谈是虚、“武统”是实的宣传,使深受“妖魔化”宣传的台湾人民加重对我国对台政策的怀疑。
我国在和平统一、促进台湾同胞回到中国大家庭的对台政策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加深两岸经济往来,据国家商务部台港澳司网站数据:在吸引台资方面,截至2003年底,累计批准台资项目6.02万个,合同台资700.3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364.9亿美元(未含台商经第三地的转投资);在对台经贸方面,2003年,两岸贸易额达583.6亿美元,同比增长30.7%,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7%,大陆自台湾进口493.6亿美元,同比增长29.7%;大陆逆差403.6亿美元,突破了400亿美元。两岸贸易的大幅增长主要由台商投资特别是IT产业的投资所带动。台湾是大陆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市场。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对大陆出口已占台湾出口总额的34%。显然,近年来大陆承受年均4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占两岸经贸往来总额的80%,没有对台湾当局限制进口大陆产品以牙还牙,相信台湾人民是能够感受到祖国的苦心和关爱的。同时,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逐年提高,也有利于增强台湾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有利于和平解决统一问题。
二是遏制台湾发展的国际空间,促使台湾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统一才有出路,才是发展的通衢大道。随着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和台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台湾已成为亚洲四小龙,台湾对国际社会的依赖更高,拓展国际空间的意愿更强。在这种情势下,台湾生存发展的国际空间越大,与祖国的距离就越远,两岸分离的鸿沟就越难弥缝,“台独”的危险就越大。所以,中国政府态度明确,坚决反对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进入的任何国际组织。同时开出一条通道,就是通过中国政府介入有限的国际活动,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以协办。
两大基本对台政策都是围绕一个目标: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但效果并非如愿以偿。即使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云笼罩下,台湾半数以上选民还是选择了民进党。表明鼓励两岸经贸并没有深刻影响台湾人民的政治选择。这一点,就连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大陆利用加深两岸经贸往来来影响台湾已经仁至义尽了,但实效不大。而在发展国际关系上,台湾当局却大做文章,诋毁中国政府阻止台湾加入诸如世卫、世行、世贸等国际组织是挤压台湾生存发展的国际空间,是排挤台湾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是压抑台湾人民的尊严。从一些在大陆学习的台湾学生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帖子可以看出,台湾百姓已经深受台湾当局的蛊惑。
这是一场博弈。我国政府对台湾百姓的影响是间接的,台湾当局的影响是直接的,这增加了我国政府争取大多数台湾人民认同祖国的难度。谁赢得了台湾人民,谁就赢得了未来。我们必须承认在这场博弈中我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如愿以偿,由此需要反省和调整现阶段的对台政策,在争取台湾民心方面有新的突破。
如今台湾当局已经在“实质独立”的路上加快了步伐,而且制定了时间表,由“台独分子”导致的台湾战争一触即发。针对“台独分子”近来愈加猖狂的言行,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4年11月14日在德国访问时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锁闭了和平谈判大门。--这样的预测,似乎有点惟恐天下不乱?“台独”没有出路。战争后患难测。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费浩伟指出,虽然中国希望统一,而且很快就有足够的军事能力达成,但战争不符合北京的长期利益。他说:中国希望与台湾统一后,不仅是在祖国多添加一个地名而已。统一一个充满烟硝的废墟,对他们没有好处。
“一个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国家情怀,不容挑战。相信台湾人民也不愿长期忍受由于分裂造成的战争阴影所造成的痛苦。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战争必将给海峡两岸都会留下深重的伤害。虽然“台独”势力的极端行为和中国政府的反应使距离战争的空间和时间在逐渐缩小,但并非没有一点空间和时间。台海危机能不能化解,取决于两岸政治家的政治智慧。
尽管“台独”在台湾社会已经成为目前台湾当局的主导思想,但放在中国的整体上看,台湾在国际政治上和两岸军事对比上都处于弱势,因此,化解台海危机,主导权在中国政府一方。沿着“不惜任何代价”包含了“武统”的含义,我们能不能在“和平统一”的努力方面也“不惜任何代价”呢?
当年邓小平留给我们留下的“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是一笔具有丰富政治内涵的政治遗产,关键在于如何注入新的内容。虽然我们遵循“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非常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不同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因而完全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解决台湾问题,肯定难以达到目的。
“一个中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中国国家主权。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虽然是高度自治的特区,依然是中央政府直辖的政府。台湾当局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直辖吗?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迹象。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国共两党政治冲突、军事冲突的遗留问题。使台湾当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的一级地方政府,这样的“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等于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这对台湾当局来说,肯定是难以接受的前提。尽管如今国民党失去在台湾的政权,但台湾现政权依承了中华民国政府曾经拥有的合法性。国民党虽然不再主政台湾,主要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这是问题的复杂性之一。
其二,1972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之后,国际社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国家主权的惟一合法代表。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另一个事实,虽然国民党败走台湾后所领导的政府不再行使中国国家主权,国际社会也没有否认台湾的国民政府在台湾行使政府权的合法性。在中国领土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国民两个政权同时存在是既成事实。区别仅在于各自的政府权在中国领土上所影响的面积的大小。这些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都是香港和澳门不曾有的,所以不能完全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历史地看,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创立的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国家政权。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政府管理中国台湾。如果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里设置一个前提条件,即一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带有历史痕迹。设置这个前提,50多年来海峡两岸无论是军事对峙还是和平对峙,都没有解决,现在这样解决,条件依然不成熟。
既然设置这个前提,使台湾当局接受的条件还不成熟,并成为台湾当局责备中国政府没有和谈诚意的借口,有学者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的框架下改“主从模型”为“平衡统一模型”(《凤凰周刊》2004年第32期,朱智勇《两岸统一新思维,“平衡统一”化解台海危机》)。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了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提议,遵循了和谈必须对等的基本原则,既可以赢得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大家风范的赞许,又可以挫败台湾当局拒绝和谈的籍口。
何况,设置一个前提条件讨论“和平统一”,还涉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和“总纲”的表述,涉及美国对台关系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无论是我国修宪,还是改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格局,都是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和平统一”远非一厢情愿那样简单,历史上任何和谈成功都是彼此痛苦妥协的结果。各自坚持自己的和谈底线,如果底线没有交叉点,就根本无法取得实质进展。
台海危机,是“台独”势力挑战中国主权、图谋分裂国家造成的。不仅牵制了我国聚精会神抓发展的战略部署,而且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变数。台海危机如果转化为台海战事,可预测的评估是:台湾问题彻底解决。负面影响也是严重的,
一是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将会打乱(有人预测经济可能倒退10多年),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和社会矛盾多发期交织一起的关键时期,战争既可能转移社会矛盾,也可能加深和激化社会矛盾;
二是维系我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格局将重新调整,美国要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必然把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考虑必然把日本推到前台,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各自维护国家利益需要将引发为领海之争,原有的中国与台湾的矛盾属于国家内部的矛盾,将转移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中日之间的海域涉及中国、俄罗斯、美国的国际通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日本力图成为政治大国、维系经济大国,对这片海域的野心只会扩张,绝不会克制。由此,中日之间的较量将演化为一场依然严峻的恶战。中国依然难以在新世纪前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里保持和平发展的地缘环境。由此,当务之急是化解台海危机,以制止“台独”为重点,把统一的问题放在下一个环节上,维持现存的地缘政治格局,力争再有一二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是最佳选择。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国际关系变化的铁律。随着利益的变化和实现利益的实力的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是必然的。美日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尽管目前美日关系密切,美日军演升级,但美国也非常清楚,放纵日本,美国也将自食其果。毕竟,历史上,只有日本,敢于把扩张的战争打到美国领土;只有美国,在日本国扔下了原子弹。日本是一个民族主义极强、自尊心极强、报复心和野心都极强的国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对美国也是不屑一顾的,当前出现一股追诉美国扔原子弹的战争赔偿的思潮,不能不说是美国放纵日本必将自食其果的前兆。日本是一个潜在的、不仅能够而且敢于与美国抗衡的对手。
所以,放纵日本,把日本推到牵制中国发展的前台,是美国失去台湾后无可奈何的选择,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战略需要。维系现存的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促使台湾留在中国,而不致于因“台独”得逞或台海战争的爆发改变现存格局,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战略需要。美国政府也多次明确地表白了这一点。同时,这也符合我国力争再有20年的和平发展时间的近期利益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中美两国在制止“台独”的问题上,基本上达成共识。我们应抓住这个历史机会,巩固这一共识,扩大这一共识,确保台湾不被“台独”势力从中国分裂出去。只要能够确保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就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的关键。无疑,发展也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日渐升级的台海危机,既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也不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在确保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前提下,努力化解而不是被动地激化台海危机,正在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多少次两岸局势走到一触即发的边缘,中国政府保持克制,理智应对,使危机一次次化解。即使在当前台海危机依然存在,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也改变了“我们绝不承诺不使用武力”的语气,改用“中国政府有能力粉碎一切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足见中国政府倾心于和平解决国家统一大业的苦心。
当前,台湾当局搞渐进式台独的企图更加露骨,台海危机演变为战争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美国尼克松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普遍认为,在近三四年内,台海危机演化为战争的可能性极大,两岸的隔膜太深。我不以为然。即使在台湾政界,形势也在时时变化。这次台湾立委选举,泛蓝阵营赢得半数以上席位,对主政的泛绿阵营的台独走势将形成直接的钳制,陈水扁因此引咎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在台湾政界“台独”与“反台独”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泛蓝阵营在“中国统一”、“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上与我国政府的立场有共同点,但是,在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如果我国政府把遏止“台独”和“国家统一”分两步走,现阶段着重处理“台独”问题,完全有可能与泛蓝阵营的爱国人士结成共同遏制“台独”的联盟,化解台海危机。
正处在新世纪头20年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太需要一个能够“聚精会神抓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和平环境了。仅此,需要我们积极地、主动地、不遗余力去化解台海危机。站在21世纪未来发展的高度,国际上陆地资源之争将转移为海洋资源之争,遏止日本的扩张野心符合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避免美日走得太近,也需要我们积极地、主动地、不遗余力去维系亚太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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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定义文化:“文化是风俗、习惯、特别是舆论”。“企业文化则是所有团队成员共享并传承给新成员的一套价值观、共同愿景、使命及思维方式。它代表了组织中被广泛接受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建设企业文化,实际上就是要重新审视企业所遵循的价值观体系,根据长远发展战略重新建立起一套可以共享传承,可以促进并保持企业正常运做以及长足发展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发展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发展全文如下:
1.1弱化了思想政治工作地位。在现有体制下,企业为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工作的积极作用,认为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作用不大,可有可无,从而弱化了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应有的地位。同时,企业职工认为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作用发挥不明显,仅起摆设作用,属于“花架子”、“挡箭牌”。
1.2思想政治工作力度不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部门认为企业强调安全生产,实行目标管理,而工作表现好坏和经济考核指标完全能够反映这一点。这就致使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不强,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缺乏人文关怀,缺乏换位思考,片面强调上下关系,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命令指示多,从而使企业员工产生较大的抵触情绪。
1.3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与时俱进。企业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建立的管理模式、运行体系、分配方式以及其他制度,使企业员工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逐渐多元化、多样化和时代化。由于原有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创新,不能紧跟发展要求,致使工作方式简单,工作针对性差而流于形式,企业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企业团队精神、奉献精神、拼搏精神、创新精神、服务精神不强。
2.1是增强施工企业效益,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需要。
在激烈的施工市场竞争中,每一个施工企业要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关键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施工企业市场的无残酷竞争,就必然要求施工企业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内强素质就要求施工企业加强企业的管理,提高施工企业的管理水平,实现施工企业自愿的最优配置,增加施工企业的创新精神,实现施工企业在技术上的自我创新、机制体制的创新,提高施工服务水平,降低施工成本,这些都是施工企业形象的根基。同时,施工企业是施工服务性企业,赢得市场的关键就是赢得消费者也就是业主认同。一个有着好的企业文化的施工企业,在实际生产经营中,必然把企业文化灌输到各个角落中去,加强对各个层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大培训、培养和教育宣传的力度,提高施工企业各个员工层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必定能在各个业主前树立良好的施工企业形象,为进一步中标获得加分。
2.2是充分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及主观能动性的需要。
企业是一个由包括员工在内的各种资源的有机组合,施工企业更是如此。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为主渠道,搞好施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员工首先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进而提高文化素养及专业素养,达到综合素质提高的目的。员工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才能提高施工企业的施工管理水平、施工工法水平以及安全管理水平。同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与自己之间的关系。通过深刻领会施工企业的文化,并在实际工程施工过程中加以运用,更能激发施工企业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3是施工企业深化体制改革的保障。
在激烈的施工市场竞争中,施工企业要想赢得主动,掌握经营的主动权,就必须进行体制改革,任何坐吃山空、不思进取的观念和做法,都将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在施工企业的体制改革过程中,只有树立起企业精神及企业文化的大旗,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每个员工的心中去,才能够消除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阻力,改革越深入,越要求施工企业的政工工作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施工企业的管理者和广大员工充分认识到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统一思想和认识,使他们都成为企业改革的拥护者和支持者。
3.1注重企业的精神培养
企业精神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柱,是企业全体员工应具有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境界。企业要生存、发展、壮大,必须注重培养企业精神。精神动力的有无和强弱,对一个人、一个单位工作的兴衰成败,有着不容低估的重大影响。人是企业最活跃的因素,只有把人的思想真正统一到企业的发展目标上,才是最大的根本。作为企业经营者和企业领导,只有大力培养和塑造具有独特风格的企业精神,把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精神结合起来,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将企业精神变成全体员工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指南,把服务人民,奉献社会转化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增强员工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企业追求和群体意识,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2推行民主管理的企业制度
充分发挥党团及工会组织的职能作用,推行民主管理,实现组织创新。通过民主管理,积极培养职工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使人才的自我价值与企业发展紧紧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力量,使他们真正成为企业内部为职工说话、为职工办实事的“职工之家”,成为能够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决策和在员工中有威信的组织,开辟民主管理的有效渠道,发扬民主作风,不专权独行,能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和见。
3.3致力于提高企业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必须为提高员工的素质和参与管理的能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要鼓励员工将实现自己的理想同企业的发展振兴联系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活动,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质,进而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因此,认真抓好员工的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不仅是创建企业文化的需要,也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同时,必须加强对员工进行企业形象教育,宣传企业品牌,播扬企业信誉,塑造企业形象,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
3.4抓好企业环境建设
企业环境建设包括民主平等和谐向上的政治环境,文明安全的工作环境,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企业环境建设对企业员工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企业形象的塑造和增强企业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企业环境建设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文体娱乐活动,通过开展音乐、舞蹈、摄影、征文、演讲和体育竞赛等群众性文体活动,让职工在紧张工作之余,在自我参与,自娱自乐之中,得到情趣熏陶和精神享受;二是福利性活动,给职工送温暖,解决生活困难,慰问伤病号等;三是技术性活动,通过岗位竞赛、技术比武等促进职工敬业爱岗;四是思想性活动,通过参观访问,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和时事形势教育,通过谈心活动进行思想教育。通过开展这些活动,真正体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爱护人,从而凝聚人心。
总之,无论是企业文化建设,还是企业的思想工作,人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主体,重视人的作用是企业文化建设胜利和企业思政工作取得一定成果的有效保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企业思政工作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同为企业的进步和发展所服务,为企业赢取竞争打下良好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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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立场的过程。它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是社会意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政治学家对政治社会化有不同的定义,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是: 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学习政治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意义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人类历史不断发展过程中,会对国际政治文化产生新的认知,而且这种认知会从发源地不断的向外扩大、传播,形成国际社会化现象,而社会化并不同于社会性,社会性是国际范围内各领域社会化的集合,其包含的内容更广泛,例如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交换、文化活动中的国际示范等,本文主要针对其政治领域的社会化而进行研究。
广义上的国际政治社会化主要指在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关系逐渐频繁中所形成的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可以经济交换为形式也可表现在社会沟通方面,所以形成多渠道的社会联系,如跨国银行、跨国企业等,针对其社会联系的议事日程不再限制于军事而是日益多元化,国际政治社会化趋势明显;
而狭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是指足够的交往使不同民族国家间自觉形成了某种国际政治文化,这种文化自产生起就会从发源地不断向外传播扩散,形成一种社会化现象,由此可见在狭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概念中更加强调国际制度的形成是多民族国家自愿并积极促使的现象,而周边国家结合自身利益会自愿接受,其推广范围越大对强权政治的制衡作用越强[1].目前国际政治社会化主要表现在国际政治体系的社会化、国际政治主题的社会化、国际大国关系的社会化、国家安全内涵和战略的社会化以及国际政治影响因素的社会化五个方面,随着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不断加深,全球维度在国际社会出现,主权国家受制于国际社会导致国际化关系愈加明显,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日益成熟会促使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向社团化方向发展,而冲突和抵抗被对话与合作逐渐取代的过程中国际民主化关系得到强化,共同繁荣发展与和平成为国际主题,知识国际政治观念、准则、机制等都要结合时代主题进行调整甚至重组,特别是国际大国结合和平发展、竞争合作、依靠互动进行战略调整,国家安全从传统的军事安全向综合社会安全转变,在向集体安全发展的同时国际社会主体成员国的安全战略目标、具体实现手段等都要进行改变[2].
(一)推动国际体系的产生
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发展,国家间的交流逐渐频繁,使帝国、城邦等发展水平不同的主权国家间形成了某种联系,当联系主体的生产力、对外贸易、人口数量和集中程度达到某种程度时,国际体系就会产生,为国际交往所必须的物质能力、社会能力的提升提供动力,当国际体系涵盖联系主体的文化领域时,其主体的联系会愈加的频繁,互动性增强,例如语言、货币、宗教等促使移民、外交等现象出现,物质力量的差异致使国际主权国家机械式的产生互动联系[3].
由此可见,国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整体实力又比较孱弱时,必然要肯定他国实力,并在采取任何措施时都会因为自身的畏惧心理,而顾及他国的反应,这就形成了国家间的力量克制,国际体系在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期必然会出现,但这种机械式的以国家自身安全和发展为基准的低层次互动关系大多存在于强权国家之间,由于国际交往程度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发展程度不够,导致目前并未形成国际范围内的共同价值观,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会形成不同的国际社会需求,例如对安全的需求,对国家互惠的需求等,国际各国为尽可能满足各自需求,自然会有意识的使国际体系机制化,有力的推动国际社会性增加,国际社会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在主权国家联系的某些领域出现,其作为人类的理性契约性行为的成果,必然会在主权国家间的联系到达某种程度的特定时间出现,是国际体系社会化的必然现象[4].
(二)推动国际社会的出现
以布尔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学派认为国际社会的产生要以国际体系存在为前提,例如在封建社会时期,我国与日本、波斯及欧洲诸国之间建立了形成了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但相互之间并未形成统一的价值观,此时虽初步形成了国际体系,但并未达到国际社会的程度,在技术逐渐深化、国际间交换关系日渐频繁过程中民族国家体系会随之形成,当世俗制度覆盖主权国家大部分或全部领土、地方语言得到广泛应用、交通工具得到改善、文化交流逐渐便捷化的过程中原本的民族国家主体范围会迅速扩大,形成国际社会[5].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社会的形成必然要建立在主体国家产生共同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并以此价值观作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所以国际社会可以看做国际体系的升级,是其发展的初步成果,其要建立在成员国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所有参与主体都必须自觉以其价值观形成的规范、制度规范各自行为,例如二战结束后,主权制度和以主权制度为核心的国际政治文化不再限制于殖民体系,全球范围内的新兴国家都受其影响,不论是军事政治力量、经济交往力量还是跨文化的移民运动都是当时较先进的欧洲国际理念进行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如民族政治、主权观念等,这种政治社会化现象为国际社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推动诸多共同安全体出现
国际政治社会学将国际社会发展分为国家、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四个阶段,而安全共同体是其最高阶段国际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共同体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固定于共同体高于社会,例如德国社会学,将共同体视为前社会的组织形式,其明显低于社会,可以发现目前虽然对共同体与社会两者地位的观点并不统一,但其都承认社会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存在,在国际范围内,所有主权国家在进行经济贸易、政治外交等活动时,在没有特殊因素干扰的情况下,都会以理性交换为基本形式,这表明国际社会状态已经形成,而且是现阶段国际政治的主要社会形式,但国际社会并不等同于国际共同体,国际共同体更强调国际上的主权国家在安全上已经形成较高的信任程度,是国际社会的高级发展阶段。
由此可见,国际共同体是处于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在发展中有意识的社会构建,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超国家或次国家并不能够成为国际共同体的成员,其只有在全体成员国的认同都发生集体转化的过程中才能够形成,这种形成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发展基础上,并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实现深化,所以其自身就体现出一种因果关系,所以其实现的途径并不单一,只要条件允许其都可能出现[6].
但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并不能够达到所有主权国家都认同共同命运的水平,甚至部分主权国家仍崇尚武力是解决区域问题、国际争端的主要手段,所以全面推行国际利益并不具备现实条件,可结合现阶段国际形式和国家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虽然国际共同体目前并未真正形成,但受主权国家对主权安全的共同愿望的影响,在安全领域上国际共同体已经以多种形式存在,并以其独特的地位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和平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组成的美加安全共同体、南美洲成员国组成的南美洲安全体等,截止目前国际上至少形成8个较成规模的安全共同体,其形成的原因,可能由于长期处于外界压迫状态,考虑安全而形成,如中东联盟体,可能由于长时间的经济往来衍生而成,如欧洲联盟体,而未来形成的共同体将使安全、经济、文化综合联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际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其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将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共同安全体三个角度推动国际社会的发展,所以各国应在全面认识国际政治社会化现象,提升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结合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和经验,有意识的将社会化的范围扩展到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1]钱春元。美国私人基金会与美中关系--兼论国际政治社会化[D].北京:外交学院,2003.
[2]刘斌。新科技革命与国际政治[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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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意义探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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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战略即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全局性、决定性、长远性的有关农业发展重大问题的筹划与决策。通常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战略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在实际应用中农业发展战略就是农业发展的长期规划。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加强协同创新,推动现代农业科技发展途径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加强协同创新,推动现代农业科技发展途径探讨全文如下:
近年来,我国在超级稻、转基因抗虫棉、矮败小麦、禽流感疫苗等方面取得了一批世界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农业科技在保障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支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防控重大动植物疫病虫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53.5%,成为驱动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一要素。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农业科技研发手段应进行从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以及从单项技术研发向生物、工程、信息等多学科技术集成创新的转变,研究内容应从重点关注生产环节技术向全面关注农业全产业链技术转变。
2011年4月,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里,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出发点,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他指出,“政、产、学、研、用”各主体都要瞄准世界一流,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资源共享,开展协同创新[1]。
“协同”一词最早由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确立,并定义为一门关于“各类系统的各部分之间互相协作,结果整个系统形成一些微观个体层次不存在的新结构和特征”的学问”。“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
协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其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和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系统叠加的非线性效用[2]。
农业科研单位协同创新目前主要依赖于政府的引导和机制安排,以产学研协作、高校院所协作及产业链协同创新三种组织形式,通过联合攻关项目、联合申报重大科技成果、联合建设科研平台和科技园区,以及培养人才等方式,促进涉农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科学定位,合理分工,发挥各自的能力优势、整合资源,实现各方的优势互补,加速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形成功能上下衔接、工作相互支撑、人才有序流动、信息彼此共享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
原始创新能力的匮乏是导致我国农业科技水平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制约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互相排斥,导致很难产生有影响的科技成果。我国农业科技领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已经不再是某个学科、某个单位、甚至整个行业的封闭发展,而是需要从思想认识和机制体制上突破现有的障碍,真正实现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根本提升。
2012年1月,科技部、教育部和江苏省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推动科教紧密结合支撑江苏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为江苏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增添了新的动力。江苏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现代农业,为促进协同创新,进一步推动重大科技成果产出,江苏省积极发挥顶层设计和科学引导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1 以专项经费引导协同创新
2009年江苏省政府批准设立了产学研联合创新专项资金,专项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攻关,开展以应用为导向的原创性和前瞻性技术开发和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研究。当年首批支持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58个,截止目前共获得授权专利158件(其中发明专利81件),软件著作权30项,结合项目实施在各类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676篇、科学引文索引198篇、工程索引205篇,制定技术标准13项,开发新产品40项、新工艺32项,参与研发的高校和企业科研人员达到900多名。
省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以高校院所与企业合作且企业已有经费投入为项目申报前提,旨在引导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改变过去P-to-P(论文到论文)的科研思维定势,围绕企业需求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3]。5年来,累计实施和在研项目达666项,省拨经费3亿多元,带动企业、高校及地方配套资金投入研发超过8亿元。自2009年实施以来,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日益显现,项目申报数以每年翻番的速度递增,2013年申报项目数达到560多项,相比去年增幅接近50%。通过项目引导,极大地调动了高校院所专家教授与企业开展合作研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和自身创新能力提升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2012年起,以推动江苏现代农业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设立了产业体系类项目,旨在加强科技资源整合力度,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切实解决制约江苏特点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难题。产业体系类项目通过顶层设计,针对农业生产应用中的重大关键技术开展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示范基地联合攻关,形成可利用,可复制,可推广的体系模式,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支撑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集成度、显示度与影响力,着力打造可以引领和支撑江苏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协同创新团队。目前,已斥资3500万元,围绕畜禽(猪)规模生态养殖、农业资源(秸秆)综合利用、设施蔬菜(番茄、辣椒)、优质多抗广适性水稻和海涂农业五大领域设立产业技术类项目。
2.2 以条件建设支撑协同创新
江苏省各级政府加强政策导向,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和配置资源的优势,积极搭建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1)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促进江苏省产业集群发展,以自主创新支撑我省转变产业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经济转型,从2010年开始,启动全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计划,重点围绕产业集群创新需求部署建设了一批新型研发机构,主要目的在于围绕产业聚集区,以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为重点,以一流创新人才和管理人才为依托,建成“国内一流、体制机制创新”的新型创新载体。截至2012年底,江苏省共启动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10家,规划总投资28.04亿元,先期投资18.17亿元,其中省拨款6000万元,引导社会投入17.57亿元。
(2)企业研究院。为加快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从2006年开始,重点围绕全省创新需求,启动全省企业研究院建设计划,旨在整合优化全省科技资源,加强重点产业领域的布局,着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截至2012年底,我省依托龙头骨干企业共启动建设企业研究院24家,规划总投资69.1亿元,其中省拨款2.19亿元,引导社会投入66.91亿元。9家企业研究院已成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2家企业研究院成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基本覆盖了江苏高技术“双十”产业的16个产业领域。
(3)企业院士工作站。为引进高端智力团队服务于企业技术创新,开展产业及企业发展战略咨询和技术指导,江苏省设立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致力于围绕企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关键技术难题,组织院士及其创新团队与企业研发人员开展联合攻关;引进院士及其创新团队的技术成果,在企业共同开展转化和产业化,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与院士及其创新团队共建研究生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企业创新人才,推动企业加快发展。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326家企业院士工作站,总投入44.9亿元,其中省拨款2.71亿元。
(4)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促进我省企业科技创新为目标,加强工程化研发平台建设,开展工程技术研究、试验和成套技术服务,开发产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持续提供成熟配套的技术、工艺、装备和产品,促进成果转化和技术辐射,带动相关行业的技术提升和科技进步,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有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141家,总投入406.77亿元,其中国家拨款1.13万元、省拨款3.25亿元、引导社会投入402.39亿元。其中,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有25家。
(5)专业技术服务中心。围绕科技园区、特色产业基地、创新专业镇、现代农业科技园等产业集聚区和中小企业的需求,找准产业技术创新链的关键环节,为中小企业提供研发设计、共性加工、检验检测、试验验证、模板制作等技术服务,旨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推进产业提档升级。 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有省级专业技术服务中心197家,建设总投入34.59亿元,其中国家拨款1850万元、省拨款3.2亿元、各类运行补贴810万元,引导社会投入31.12亿元。
(6)公益资源服务中心。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致力于激活存量科技资源、有效控制新增资源,构建布局合理、开放共享、高效运行的公益性研发和资源共享的服务平台。从2004年开始,我省先后重点建设了大型仪器、工程文献、农业种质资源、知识产权和实验动物等16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和19家公益研发服务平台,建设总投入6.92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投入1550万元、省拨款1.31亿元、政府财政运行补贴4780万元,引导社会投入5.45亿元。其中江苏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先后建设16家专业测试服务中心,入网机组448台/套,年服务总机时达69万小时,在各自专业领域内为社会民生、群众关心的 热点问题、社会公共事业提供技术支撑,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
(7)转移转化服务中心。面向地方产业发展特色和需求,为中小企业提供科技成果对接、综合信息、创业孵化、投融资等中介服务,搭建地方汇集人才、成果转化、技术流动的重要平台。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有省级科技转移转化、科技金融等服务中心64家,总投入3.79亿元,其中省拨款9297万元、引导社会投入2.86亿元。其中,在苏北、苏中各市、县普遍建立的区域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成为转移转化服务平台建设的一项重要特色,已逐步成为地方汇集人才、成果转化、技术流动等信息和地方科技工作的重要平台,科技融资服务平台的投融资业务也在逐步做大做强。
通过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累计吸引两院院士334名,院士团队2600多人,2012年,培养博士生323名、硕士生1044名;引进“__”12名,91人获省“双创人才”;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保持全国第一;2012年科技创新平台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31项,获国家拨款5.6亿元,分别占全省的59.6%、60.2%;承担973计划项目10项,占比52.6%;承担江苏重大成果转化资金项目78个,占比67.8%;承担重大招标项目4项,占比20%;;开发新产品953个、新工艺561项、新技术639项;申报专利2182项、授权专利1131项;制定标准194项;2012年主持或参与科技进步奖占据我省科技奖励半壁江山。
2.3 以科技园区带动协同创新
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园区及相关产业聚集区建设也是推进江苏省产学研合作深入的有效方式之一。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坚持“一区一战略产业、一县一主导产业”的创新发展格局,集聚优质科教资源,推动产学研共建载体和创新服务机构建设,提升产业创新发展的能力。江苏省各级政府积极对人园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强化政策支持、保障项目用地、给予税收扶持、创新创优服务等措施,引导相关研发机构及企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集聚,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平台,通过相关政策的支持和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良好公共服务来推进产学研合作。
2010年以来,江苏以创建一流创新型园区为重点,构筑全省创新高地,加快推进创新型园区建设,重点规划建设6个国家创新型园区和10个省级创新核心区,推进创新型园区的新发展。2010年江苏国家高新区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居全国前列,国家高新区总收入占全国56个高新区的25%,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高新区的30%,出口创汇占全国高新区的40%。从产业布局来看,江苏已形成了与全省生产力格局相适应的沪宁线、沿江、沿海梯次推进的科技园区产业布局[4]。
江苏科技园区聚集了全省5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世界500强的密集度已大大超过了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大部分省区,已形成了特色化、规模化、集群化的产业发展态势。截至2010年底,全省科技园区形成3万家企业群体,从业人员70万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有1万名,研究生以上学历有2.5万人,大学学历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40%,共吸引留学归国人员1万人,其中约有2/3的海外归国人员都选择落在科技园区创新创业,营业总收入突破了2万亿元。收入在亿元以上的企业已经达到了350家,占到科技园区内企业总量的10%。
省级农业科研单位作为地方农业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和农业科技创新的关键中上游单位,担负着全省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推广的重任。协同创新,科企联合和产学研合作对于省级农业科研单位的事业发展尤为重要。
如何更好地联系农业技术的上下游单位成为省级农业科研单位面临的重要课题。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以平台建设为抓手,形成研究所-工程中心-企业的协同创新体,对全省农业科技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例如,在江苏省农业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江苏省优质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江苏省农作物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平台基础上打造的,由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经济作物研究所和江苏明天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协同创新体,在全省农作物优良种质培育和产业化推广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十二五”以来,承担国家级项目30余项,主持部省级项目70余项,审定农作物新品种品种19个,获国家和部省级成果奖9项;明天种业依托研究所的科研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种业骨干企业”、“中国种业50强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是“江苏省主要农作物种子技术创新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
以“明天”、“江蔬”等品牌为依托,经营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蔬菜等20余类作物200多个品种。在全国范围内的生态适应区域建立了制(繁)种基地20余万亩,配备各类设施,设备条件齐全的仓储、加工、检验、包装、物流中心及分中心。产品销售区域遍及全国,设立区域代理、直销点及配货中心近1000个,形成了稳定、有序、快捷的营销体系、强大的品牌和品种推广能力。
同时致力于国际市场开拓,开展种子出口业务,产品销往1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在国家兽用生物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一国家级平台基础上打造的,由院兽医研究所和南京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协同创新体,在畜禽重大疫病及人畜共患病研究领域形成了研发-中试-推广的完整产业链,在全国生物兽药领域占据一定的话语权,十一五以来,获得国家新兽药证书6项,获科技成果奖6项,承担各类国家、部省级科研项目200余项;通过与科研单位的紧密联合,南京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其雄厚的研发力量,成为农业部指定生产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疫苗的企业。
实践表明,省级农业科研单位应充分利用现有平台资源,创新驱动战略,结合地方特点和学科优势进行顶层设计,促进产学研合作和科企对话交流,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体,协同创新,不断推动现代农业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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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流指的是将信息、运输、仓储、库存、装卸搬运以及包装等物流活动综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集成式管理,其任务是尽可能降低物流的总成本,为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我国许多专家学者则认为:“现代”物流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以最经济的费用,将物品从供给地向需求地转移的过程。它主要包括运输、储存、加工、包装、装卸、配送和信息处理等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东莞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东莞市基础交通发达,为发展现代物流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东莞市物流业“ 十五” 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包括虎门港、常平大京九和松山湖三大物流基地。现代物流产业发展有了一定成效,但从整个行业看仍有部分出现短板。推动东莞市现代物流业有序发展,将加速东莞市产业升级的步伐。
关键词:东莞;现代物流;发展现状。
现代物流业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配送、流通、加工、逆向物流、客户服务及物流信息处理等各种环节综合起来的一种复合型产业。现代物流的目标是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管理降低物流的成本,为消费者提供更为廉价高效的物流服务。
现代物流打破了传统物流服务中个别企业的边界,整合了物流供应链上的上下游企业。物流系统的整合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革新。现代信息技术支撑起现代物流的发展,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密不可分。
现代物流的特点,首先是现代物流实施标准化服务,传统物流没有统一的服务标准。物流标准化是现代物流的重要标准。再者,现代物流专业化程度更强,从运输到仓储、从包装到装卸、从搬运到配送物流的各个环节分工越来越明细。现代物流利用现代信息科技确保物流管理的效率性和准确性,方便客户查询和适时了解发运信息和库存信息,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东莞地处珠三角腹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推动物流业成长,同时物流业的成长促进经济发展。东莞市经济总量在广东省各市中排名第四,对外贸易量紧随深圳市全省排名第二。2009 年东莞市物流业产值增加到73 亿,在全省仅排名第七,全省占比2.2%,与其经济规模、对外贸易水平的发展不相称。
三、东莞三大物流基地。
东莞市物流业“ 十五” 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包括虎门港、常平大京九和松山湖三大物流基地建设。
常平大京九物流园。2002 年大京九物流园区在常平镇东部设立,大京九物流园是东莞市重点发展的大型物流基地之一,园区用地面积4500 亩,总投资30 亿元人民币。大京九物流园以现有铁路货场、仓储设施、传统物流服务为基础逐步拓展商品采购、货物配送、加工包装、时效性运输、现代仓储、综合物流管理等方面的物流业务。约有500 多家快递公司入驻园区,其中包括DHL、UPS 及邦德等国际知名快递公司。
虎门港物流基地。虎门港是国家一类口岸,拥有珠江口53 公里可规模开发的深水岸线,海域面积79 平方公里,航道水深-13.5 米;规划控制区32 平方公里。现有的34 个深水泊位中,已有25 个深水泊位分别获得核准,总吞吐能力达7000 万吨。现已有15 个项目、12个深水泊位投产,包括集装箱、油气化工、散杂货、煤炭和粮食等码头项目,码头泊位齐全。位于虎门港的东莞首个享受国家级特殊政策的东莞保税物流中心顺利封关运作,虎门港还成功成为中国物流实验基地和国家港口物流业标准化试点,跻身大陆首批对台直航港口行列。
松山湖保税物流园区建设面积0.5 平方公里,启动快件监管中心、空港物流中心和VMI 配送中心三大项目,提供的平台包括物流基础设施平台、信息网络平台、管理服务平台、环境政策平台。
后来东莞市保税物流中心转移到虎门港,只预留100 亩地用作发展物流配套设施和项目。总体来说,由于定位不够清晰,配套仍未完善,管理措施和招商力度有待加强,三大物流基地的建设都比较缓慢。
东部———铁路物流产业带主要包括常平大京九物流园、石龙红海物流园和茶山铁路物流园,重点发展集装箱的铁路运输和水铁联运、海铁联运等现代运输方式。利用铁路轨道交通资源,在大京九铁路的常平和樟木头沿线,发挥铁路客货运站场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集群作用,通过企业的收购、兼并和联盟,做大做强铁路物流。
中部城市物流产业带以主城区为核心,涵括松山湖产业园、生态产业园及寮步、大朗、大岭山、高埗等周边镇。由于东莞处于珠三角腹地,毗邻香港、深圳和广州等中心城市,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交通系统。利于建设专业物流中心、物资配送中心、快件分拨中心和城市生活物资分拨配送中心。可以有效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消费品配送效率。配送技术和设施设备的改造升级,推进商品配送操作自动化、仓储立体化、配送网络化和服务标准化。
西部- 沿海物流产业带以虎门港为重心。涵括长安新区、沙田镇、虎门镇、麻涌镇和洪梅镇。虎门港重点有三大区块,首先,沙田港区西大坦商贸主港区:主要发展多用途泊位运输、保税物流、专业物流、港口城市综合性配套服务等。其次,沙田港区立沙岛石化基地:主要发展石化码头运输、石化仓储,以安全环保、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为特色的精细化工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麻涌港区新沙南作业区:主要发展散杂货码头运输、仓储以及粮食、粮油加工业。虎门港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与周边的广州南沙港、深圳港和香港港形成优势互补。
1.快递行业。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快递行业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东莞市快递公司总数为780 家,其中,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法人企业309 家,从业人员共计5 万多人,是广东省快递业务量最多、从业人员最多的地区之一。快递企业多集中在经济发达的镇街,其中一半企业进驻在南城区、东城区、虎门、长安和寮步。
根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统计数据,2013 年前11 个月,东莞快递累计业务量在全国排名第8,快递业务量累计2.46 亿件。在广东省内排名第三仅次于广州深圳。东莞市快递业务收入排名第7,累计收入为41.43 亿元,与第6 名苏州差距仅为3.28 亿元。
2.港口航运。
东莞依托外向型制造业,拥有丰富的内河水系,地处珠江入海口,虎门港更是国家一类口岸。在东莞市港口航运方面,虎门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1 年,虎门港港口吞吐量均实现平稳较快增长,总货物吞吐量达3400 多万吨,同比增长50%。其中新沙南散杂货吞吐量约2422 万吨,同比增长30%,立沙岛石化吞吐量450 万吨,同比增长15%,西大坦集装箱吞吐量达347.6 万吨。
东莞制造产业发达,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依托于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近年来,东莞物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整个行业仍然存在着一些短板。推进东莞物流业进一步发展可以重点关注几个方面。首先是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提供物流服务质量,扩大物流增值服务功能。其次,加大物流人才培养。一方面依托地方性院校培养应用型物流人才,另一方面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吸纳物流高级管理人才。最后加强本地区的物流基地建设。东莞市政府虽然规划虎门港、常平大京九和松山湖这三大物流基地,但三大物流园区并未充分发挥优势作用,需要进一步加强物流基地建设推动现代物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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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数据为我国国际渔业权益谈判提供了重要支撑。在“目前我国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尚未有扭转,水域环境恶化还在加剧”〔81的形势下,以及受《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以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签署和生效的影响,远洋渔业可能是我国下一个重要的渔业经济增长点。因此,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不仅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更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考察船是开展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手段,是发展远洋渔业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仅有两艘海洋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远不能满足远洋渔业发展需要。尽快立项建设一批渔业科学考察船,加快我国现代化渔业科学考察船体系建设迫在眉睫。此外,为加强内陆渔业资源环境考察与观测,也迫切需求配备一定规模的内陆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以及采样车、采样艇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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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因民族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政治学上(以及媒体)倾向注意这些极端类形的民族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全文如下:
自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以来,学界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尤其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更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关注的四大社会政治思潮之一。围绕这一问题的相关研讨此起彼伏,异常激烈。经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在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方面,成果令人瞩目。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已经取得的丰富研究成果不仅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思想建设具有很强现实指导意义。理论上,研究中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论点、新问题、新观念,进一步丰富了民族主义的内容,拓展了专家学者研究的领域。实践上,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的政治思想状况结合起来认真加以研究并对青年政治观念变化情况的剖析,这对引导青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研究述评。
国内学界诸如王小东、萧功秦、房宁等资深专家及相关学者就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研讨,仅199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就发表了题目中有“民族主义”的文章30余篇,研究成果可见一斑。如:吴仲柱论文《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演化的现实导因》(广西民族研究2004/4)从国际格局重组、经济全球化浪潮及社会变迁与政策互动等多维视角,探讨了冷战后民族主义再度兴起的根源;王小东论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5)从生存空间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尚武精神、精英与平等、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等几个方面论述民族主义在当下的重要性;萧功秦论文《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战略与管理1996/2)从外力压迫、儒学文化、国人意识、话语体系等方面分析了制约当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因素;任丙强论文《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原因、特征及其影响》(学海2004/1)指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向:建构和平的民族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设和保障公民权利、以和平的方式谋求国家利益。
另外,亦有学者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思想观念相结合进行探讨的,如龚超论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对青少年政治观念发展的影响》(湖北社会科学2010/2)。观国内论著,特点有:1.从内容上看,研究多集中在对当代中国民族义的起源、成因、因境、发展走向等方面,而对其性质、影响与作用方面探讨不多,特别是没将其与青年政治思想相结合来进行研究;2.从研究方法上看,注重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而对实证研究法、案例分析法重视不够;3.从学科结合上看,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多学科相结合明显不足。
(二)国外研究述评。
美国学者皮克、拉铁摩尔、费正清、杜赞奇等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如(美)Cyrus H? Peake.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Howard Ferting, 1970)从民族主义与教育的关系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开创了民族主义研究中运用西方中心范式的先河;(美)拉铁摩尔发表了《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等文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另外(日)猪口孝等学者也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有所涉足。通观国外研究状况,研究视角独特、方法新颖,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因掌握资料有限且欠实地考察与实证分析,不仅缺乏系统性、连续性,而且个别结论有失偏颇。
总体观之,研究存在局限性,以致于有学者已注意到在当代民族主义浪潮下,青年政治思想引领机制的“缺失”现象(非理性民族主义思潮在青年人群中的漫延),却未能对这种“缺失”现象进行合理分析。
国内外关于当代民族主义研究基本上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始终贯穿“问题意识”与“解决问题意识”,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计划研究议程基本完成,达到了预期效果,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概念界定。对此问题,国内学者亦是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概而论之,有两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一是“阶级论”,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突出强调民族主义的阶级性特征,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特有的民族观,是资产阶级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二是“效仿论”,受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规约,一味地盲从西方,仅是对西方学者各色民族主义定义的改头换面,既没有体现中国民族的特色,也缺乏应有的新意。所谓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指泛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群体成员以民族认同为基点,以民族情感归附为纽带,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以追求民族利益、维护民族尊严为指向的意识形态或实践运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时表现为心理状态,有时表现为意识形态,甚至还体现为这种观念形态影响下的实践运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是多种因素复杂媾和的结果。
(二)泛起原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激活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记忆。在数千年封建社会演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老的文明而走在世界其他民族的前列。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和大工业爆发,在短短数百年内,中华民族却从世界民族前列一退再退,最后沦落到遭受苦难民族的行列。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纷纷东侵,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将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面对衰亡的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绝不放弃、重树自信,积极地为之奔走、呼告。经百余年的努力,摆脱了民族危机,实现了国家完全独立和人民彻底解放,重新找回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各民族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从此,各族人民踏上新的征途,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在这条路上,成功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引发了人们的深刻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了孳生土壤。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迎来了新的春天。所谓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相关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相应体制。所谓开放,就是要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束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要开放,要对所有地区和所有国家开放,是全方面、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
在这个时期,传统的与现代的、国内的与国外的各种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处在不断震荡与碰撞之中,整个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变动不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推动着人们思绪起伏波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想体系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为各种社会思潮的萌发提供了适宜土壤。在新中国成立后消声的民族主义借势而起,乘着西方国家霸权思维对国人羞辱伤害的东风,迅速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进而对社会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困惑、迷惘与“十字路口”的思考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撕开了新的裂口。禁锢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闸门一旦开阀,其结果可想而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踏上改革开放的路程,亲西热、“出国热”迅速席卷全国。但是亲西方的愿望和向西方学习的激情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对华的敌视态度,西方经验也没有解决中国的突出问题。面对残酷的现实,国人亲西热的心态悄然生变,越来越多的人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怀疑甚至质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政政治治等各项改革的深入,中国面貌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而且更加突出和具体。对此,人们倍感失落、困惑,转而以自己的认识解说着今天的中国。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汲取了西方的人本主义观念和个性自由解放思想,引发了他们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后来这种反思和批判演化为对过去历史的歪曲与否定。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继而与西化思潮媾和,终于酿成了惊世的。这场将中国的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所带来的震撼迫使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进行重新思考。
(三)依据其性质的不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健康民族主义、病态民族主义两种基本类型。健康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重个人意愿的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生存和发展利益的正确体现和维护。健康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觉醒以及“对民族自重、自立、自强的认识和实践”,是对国家、民族共同利益的正当维护。病态的民族主义是与健康民族主义相对应的民族主义,它是封闭的、激烈的、盲目的、情绪化的、忽视个人意愿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宣泄。
(四)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受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和影响,沉寂数年的中国民族主义种子崛地而起,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以其夺目耀眼之光吸引着众人的眼球。客观地说,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中居于非主导地位,但其蕴藏的潜力却不容小觑。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面对诸形色的民族主义思潮倍感迷茫,或趋而从之,或刻意避之。种种迹象表明,重新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理论上不断完善自我,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逐步走出病态民族主义的误区,让植根于当代中国特定语境下中的民族主义实现转向,逐渐走向温和、务实理性,形成适合中华民族特点、具有自身特色的健康民族主义。具而来讲:1.就类型而言,逐渐由被动、自卫型转向主动、自强型;2.从性质上看,实现由情绪化、非理性向温和、务实理性过渡;3.从内涵分析,民族主义以博大胸襟取其他政治思潮之长。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仍是一把“双刃剑”,对广大青年政治思想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既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带来负面结果。
正面影响: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利于培育和提升当代青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社会发展的期待和对民族生存状况的担忧意味着一种更具责任感的爱。强烈的责任感要求当代青年审视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正视社会现实,以理性批判的精神痛下兴利除弊之决心,要求人们忠于自己的的祖国,甘愿为祖国服务、奉献。在这个意义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起到了重新强化民族意识之效果,有利于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提升;
(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引发了当代青年对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当代青年立足于本民族利益,极力维护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对外争取独立发展的平等机遇,对内抑制肆无忌惮的精英主义,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
(三)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激起了当代青年对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内重视普通民众自由、民主,反对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对外要求“我族”与“他族”平等,反对别国干涉中国事务。
负面影响:
(一)病态民族主义对抗性思维扭曲青年政治思想,过激言行致使国际环境复杂化。病态民族主义的过激言行,不仅无助于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和平使者的树立,反而损害了国家间关系,引发国外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是对和平国际环境的最大破坏;
(二)病态民族主义非理性、情绪化倾向会使当代青年丧失理智,引发极端政治行为。青年的担忧与抱怨无限积淀,幼稚的心理天平终将失衡,转而被野心家所利用。在野心家的怂恿下,当代青年可能丧失理智,站到民族、国家利益的对立面,做出一些影响社会稳定或破坏祖国统一的极端行为。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多种因素复杂媾和的结果。当下必须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性质做出科学判断,对其演进历程、复杂内涵、多面特征、表现样态及其社会效应做出理性分析,实现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动回应和有效引领。
(一)确定好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
引领青年政治思想,更重要的是,从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出发,准确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自觉遵循民族主义发展规律,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国族民族主义,统领其思想意识中的混杂观念,强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并纠正种种错误认识和思想偏向,防止给西方国家别有用心论者以某种口实。坚持:
1.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原则,引领青年政治思想,要求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作出准确判断和科学评估,对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对国家、民族发展有利的方面,应当让其自由表达,充分发展;反之,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对国家、民族发展不利的方面,则要具体分析、因势利导,力争将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
2.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的原则,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以开放、民主的现代方式,在斗争中逐步提高青年的鉴别力和免疫力;
3.遵循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规律的原则,对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一方面要从纷繁复杂的表现样态中研判其性质,科学预测其发展走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要敢于直面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并且在研究中不断创新思路,改进方法,从中找出符合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性东西,而不是绕着道走,有意避开问题。通过研判,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要义,在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实践中自觉遵循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
(二)建立好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有效机制
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为使青年政治思想发展不致偏离正常轨道,既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创新,增强理论的内在魅力和社会感召力,更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引领机制。
1.根据世情和国情的发展变化,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在引领方式和引领机制等方面大胆创新,始终牢牢掌握对国族民族主义的话语权。营造顺畅的沟通交流机制,解决青年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坚持以平等的姿态,以民主的方式,积极与他们对话沟通,主动与他们进行思想交流。在沟通交流中,善于调动青年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他们不要有所顾忌,允许他们自由争鸣、畅所欲言,可以围绕着议题进行激烈辩论、广泛讨论,不同观点、不同意见都可以得到充分表达;
2.建立科学的评估反馈机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辨析其性质,把握其本质,在此基础上对青年政治思想进行科学的评估。通过评估,才能弄清楚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有何影响和影响程度;通过反馈,才能全面把握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状态,从而为科学决策提供理论资料;
3.构建有效的预测预防机制;要具体分析研究青年心理特点的变化情况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政治思想影响情况。只有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通盘考虑,才会有科学的预测,以便在决策时做到有的放矢。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经20余年的演变发展,存在问题仍不容讳言。客观地说,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中居于非主导地位,但其蕴藏的潜力却不容小觑。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面对诸形色的民族主义思潮倍感迷茫,或趋而从之,或刻意避之。种种迹象表明,重新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勃兴于冷战结束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学术歧见,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探讨远不及实践层面,因而指导实践有限。
就理论层面而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缺乏系统、比较稚嫩;就实践层面来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实践运动不够理性。既便如此,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人们民族精神的培育提升、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及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却是不容质疑的。科学把握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合理引导其未来走向,是当前学术研讨的题中之意,只有在内涵上彻底突破狭隘封闭的种族或文化局限,注入经传统转化而来的,更为开放的现代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和政治内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希望成为现代工业化运动中的动力资源和精神砥柱。学术界应该继续加强以下方面的深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不论作为社会思潮还是实践运动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个“烫手的山芋”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二)基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面性”效应,应当主动回应、科学引领;
(三)针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的正面、负面影响,应当构建科学而合理的引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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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技术是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它首先在医药领域中得到应用,改变了化学药物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为传统制药工业提供了新技术、新方法、新思路,促进了化学、生物学、医学紧密结合的生物药学模式的形成和药学由化学模式向生物药学模式的转变,促进了药学各领域的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现代生物技术与药学发展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为了提高现代生物技术与药物的发展,为人类的健康提供保障,利用传统的生物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的结合,凭借巨额资本、先进的工艺技术、优良的制药设备和受到专利保护的新药、新剂型及丰富的国际市场营销经验,以20世纪生物学与其他各学科上的结合和应用的发展之路,探讨了以单纯仿制为主的企业将难以立足,要发展提高,现代制药企业必须加强自身的创新能力,以适应新的挑战,积极向世界医药市场挺进,获取医药市场的更大份额和巨额利润,控制国际医药市场,为发展我国现代的生物技术与药学产业指明了方向。
纵观历史,人类对药物的开发经历了从天然药物到近代化学合成药物,再至现代采用生物技术开发新型药物的历史过程。以治疗疾病,维护健康为目的的药物开发和研究,无疑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为药物的研究和开发开辟了一条前景广阔的道路,近几十年的发展史虽很短暂,但进展神速,内容丰富。回顾现代生物技术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是由于受到药学进步发展的影响;这中间体现了社会因素、现代生物技术及药物发展的相互促进;因此,探讨分析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就要从药学应用的历史背景入手,通过系统的分析,对现代生物技术在药学中应用,利用高科技手段,才能做出客观的评价,使现代生物技术为小康社会服务,并总结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充实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史学内容,有助于应对现代生物技术革命和药学发展中的挑战,期望还可以为生物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生物技术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由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于健康保健的需求,促进了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使现代生物技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得到高速发展。近年美国已经形成五大生物技术产业区,他们的产品会在一段时间里,会继续在全球的科技革命中保持领先地位,引领世界冲向科技界的高峰。同时,在现代生物技术里,产品中下游的分离技术、纯化技术多与化工技术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预见,生物技术产业将会成为化工产业的重中之重。相信在不久,就会有许多新型的、利用现代生物技术的高档新型活性微生物及制品,成为世界人民的主要食品的添加剂。
2.1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化的影响
在近十几年间,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已经被世界科技界认定为重点发展领域,美国生物技术已经成为投资热点。在2000年美国的生物技术工业,就获得330亿美元投资,2001年提高到410亿美元,从投资额的增长中,可以看到美国投资者对生物技术企业前景的看好,也认定现代生物技术比其他高技术企业,在今后的几十年,一定具有更长期的利润空间。从金融市场的投资倾向分析,人类基因的发展由于得到各国的重视,成为股市中的概念股,得到股民的追捧。中国,应用基因工程对优良农林牧渔新品种的创新,也得到高速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必将取得重要作用,培育新产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如新型兽用疫苗、活性蛋白与多肤、医药用酶、微生物次生代谢产物(抗生素等),已经成为我国开拓新领域的必由之路,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对策。
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现代生物产业发展,必将通过不同方式促进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现代生物产业的发展,丰富了国民经济的产业构成,并在整体上增强了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将在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中,改善其在世界经济交往中的形象,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市场的竞争力。
2.2生物技术产业市场竞争的影响
近年来,为提高我国医药企业自身竞争能力,为了保证人民的身体健康,我国在医疗保障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制药企业的发展中实施了联合或重组,可以使我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化,转变为以市场为动力、以资本资源优势配置为中心的市场模式。可以预见,我国在医药领域的生物技术的发展,通过企业的联合或重组,必将很快形成现代生物技术与药学发展合作的优势,在世界领域的生物药品市场与国外大公司同台竞争。
2.3中国有不断增大的医药消费市场。
人均不到10美元,这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当前中等发达国家人均药物消费达到40~50美元,美国的人均药物消费更高,可以达到300美元。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实现,为健康买单的理念,将会激发现代生物技术与药学的发展,未来的医药领域的生物技术的市场必将十分广阔。1998年全国药品消费总额约为1000亿元,人均用药80元人民币左右。从我国消费对象的结构来看,我国社会正逐渐步入老龄化,从1979年我国的独生子政策实施30多年,到201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
在高科技时代,发展现代的生物技术与药学产业,为人类的健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已成为世界制药企业谋求发展的战略重点。这一发展趋势一定要引起我国制药产业的重视,同时,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的速度加快,现代的生物技术与药学产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我国的现代的生物技术与药学产业也必须迎头面对市场竞争之中,发展我国的现代的生物技术与药学产业。为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为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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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考志愿填报:九大备受争议的大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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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是判断学生思想政治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验的总结,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一直坚持的指导思想。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日俱增,尤其是新时期的年轻学子,正处于形成价值观、人生观的关键期,高校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理论教育意义重大。
高校教育目的是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全方位人才,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是培养全方位人才的重要措施。因高校的政治思想理论内容比较抽象,学生在进行深入理解和接受方面比较困难。实际教学时,学生常常会如此发问:“我们为什么非要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学习这些理论知识的作用是什么”,基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大多从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方面进行回答,这种回答也非常准确,但却并未真实反映学生的需求和学习动机,应该深入展开分析。从学生需求的角度来说,高校开展的政治思想理论课程是必修课之一,学生需要认真的学习并考到合格证书方可得到学分。对这个方面,不管是教材上还是老师都未过多的提及,但这却是多数学生关注的要求,若说学习上述课程可以达到学生的不同需求,这种需求则是最真实最基础的,也是所有教学老师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从认知角度来说,即使学习这些了理论知识无法与其他专业知识一样获取可操作性的技能,但学习这些理论知识可以锻炼学生的辩证思维,日积月累有助于提升学生日后的研究能力。同时,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高校开展政治思想教学的价值体现。
所有真正的理论知识,都不应该是乏味枯燥的理论,应该包含兼容性、涵容性为一体。本质上来说,进行理论教学应该讲出理论的历史感和逻辑力量。如果老师都把理论当作是枯燥的内容,并以此开展空洞的教学,学生必然提不起学习兴趣。因此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强化教学的吸引力,是当今高校政治思想教学老师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拥有坚实的理论知识吸引学生。老师是否可以使用理论说服学生,首先老师自身必须掌握足够的理论知识。也就是说老师要克服教学中把理论当作现成理论,从而更好地展现教科书的内容。学生对理论的学习不能单单一开填鸭式的灌输,学习理论的过程应是潜移默化的过程。政治思想教育老师应该研究马列理论,对其中的问题、观念、逻辑关系等展开深入分析和把握。同时,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内容与教学内容相互结合,从不同方面传授给学生。可以从当前政治思想领域的热门问题入手,广泛涉猎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及发展情况,逐步更新并填充教学内容。
(二)拥有广博的知识拓展学生视野。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兴趣与自身的理论视野有着很大联系。学生的理论视野越宽广,就可以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问题。这就要求老师拥有深厚的知识为基础,在实际教学中积极引导学生。老师应跟随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强化理论知识的创新。每一种理论知识对于其所处的时代都有相应的滞后性,所以导致编制的教材内容和任课老师的备课内容在某一程度上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有所遗漏,进而影响实际教学效果。老师要在实际教学中增设新的内容,去除无法满足现实生活的旧内容,把最新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政治思想理论并非空中楼阁,任何时候的理论教学应以科学为基础,单一向学生阐述抽象的理论知识,使学生感到无法理解、知识过于空洞,授课老师应该合理引用相应的科学理论加以论证,达到有理有据让学生心悦诚服。老师应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热点文帝,更好的引导学生。重视使用马克思观点、方法对问题展开分析,合理引导学保持清醒的头脑,强化学生对政治的敏感性和洞察能力。
(三)合理运用教学艺术培养学生理论思维。高校政治理论教学必须讲理,上文讲到的理论知识就是有理,只有理还无法形成巨大的教学魅力。老师只有在实际教学中激活理论知识和成果,把理论知识深入讲解,从而获取更好地教学效果。老师要具有一定的教学技巧,拥有组织学生、课堂讲授等技巧。在进行政治思想理论教学中,必须根据教学的实际需求入手,重视收集学生的情况,做到有的放矢的进行教学。实际教学中,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达到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老师可以运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经典的历史故事展开政治思想理论教学,把枯燥无味的教学氛围转变为轻松活泼的学习环境。政治思想理论考试实际教学时要倾注最大的教学热情,明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配备精湛的教学办法,从而消除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障碍,强化政治思想理论的感染力,为促进高校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的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高校开展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其日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老师应合理运用教学方法,让学生对该课程充满兴趣,积极、主动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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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与发展历经了一个动态的嬗变过程,其研究范式和理论内涵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扬弃与更新。它通过自身独特的视角对中国民众的政治生活世界进行了思辨地考察,并将这种考察的结果诉诸一种系统的哲学表达,指导人们建立合理的政治思维,最终成为中国哲学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般而言,政治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则意味着统治和服从,统治和服从的顺利实现就标志着基本的政治秩序的形成。问题在于,谁有资格拥有这种统治的权力,人们凭什么服从统治者?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儒家政治哲学的建构正是从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追问中开始的。儒家认为,政治的合法性在于“道”。“道”是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则,而单独的个体是不能体现和代表“道”的,个体必须在“群”的立场上来正确把握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最终实现“道”。这显然具有浓厚的“王道”政治意味。随之,儒家将对政治秩序之建构的探索具体落实为对“君子”问题的探究,认为社会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恰是由于作为政治中人的“君子”越来越少,“小人”则日益得势。在儒家的思想中,倘若“小人当#p#分页标题#e#
政”,天下必然大乱。因为,“小人”是远离“道”的,他们的生活仅受动物性“欲望”的支配,而遗忘了对“精神性”的诉求。为了实现“道”,儒家将“礼”作为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手段,认为人需以“礼”而“定命”,而“庇身”,而“定位”。儒家在对“礼”的意义阐释中,将人之生命价值安顿在“名位”之上。由此,“正名”成为“为政”的根本。儒家“正名”的根本目的在于礼制秩序的重建,而秩序的建构必须要尊“道”、合“道”、护“道”。这既是一个严肃的伦理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关涉到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稳固,关涉到“治”、“乱”这个秩序的根本。
在解决了政治如何才能具有合法性问题后,儒家进一步构建出自身政治哲学的本体论。儒家将政治与人性相联系,认为政治始终是人的政治,人是什么样的,必然决定政治是什么样的。孔子首先提出了“仁者爱人”的类概念,并且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出于建构完整明晰的思想学说的需要,战国时期儒家不再满足于孔子的这一说法,他们试图对人性的善恶做出明确的判断,于是便出现了思孟学派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无论是性善论者,还是性恶论者,都认为人的本性是先验的。秦汉以后,人性的善恶一直是人们争论的主题。从两汉至明清之际,历代儒家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主要出现了“善恶混说”、“性三品说”、“禀气说”等。但毫无例外地,儒家代表人物都在逻辑上默认了人在道德品质方面先验的等级差别,进而在本原的意义上认定了人是不平等的。人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社会政治的不平等。儒家将社会中的人进行了“君子”与“民众”的区分。认为君子是道德品质良好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一定不是社会底层的大众。“君子”可以成为社会中的“圣王”,社会政治权力应该由“圣王”来掌握。儒家将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的追求完全寄托在“圣王”身上,所以“人治”便成为儒家治国方略的核心。
儒家认为,个体人格的完善具有无限可能性,只要权力主体都能做到“反求诸己”,一心向善,带动全民从事道德实践,就可以化解一切社会纷争,达成整个社会秩序的完满和谐。正是对于人性可臻完美境界的执着信仰,儒家在对权力制约的思考上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个体内在约束机制的建构,集中于权力主体利他偏好的塑造,并由此将“人治”演化为一整套自成一体的“德治”政治哲学。“德治”不仅意味着形成了一种比外部制度规范更为有效的约束机制,而且意味着一种更高的政治境界。这样,政治实践的根本问题就演变成了一个道德教化问题,政治与人性道德之间出现了一种内在的关联,“内圣外王”成为儒家政治思维的基本模式。“内圣外王”是儒家整个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它既是一种价值信念,又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实践模式,更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儒家政治哲学创造出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首先,教民与化民。作为国家治理的模式,内圣外王之道不仅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服人,不是以力服人,而且还强调将道德作为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儒家认为社会中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只能是仁与礼,而非其他。因此,儒家强调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其次,德化。统治者要以身作则,以道德感化天下。再次,立信。统治者取信于人民,才能赢得人民的亲近,才能使臣忠于君。最后,大同社会理想设计。儒家认可的终极社会政治目标,是实现社会大同。这种大同社会,不只是百姓安居乐业和丰衣足食,更重要的是道德风俗美好、人与人关系相处和谐。
可以看到,儒家政治哲学与儒家道德学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完善作为政治目的;将个人的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经世纬国,德济苍生,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政治任务。在天民合一、天德合一、天礼合一的基础上,儒家政治哲学完成了自己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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